依我之见，恐怕没有人“厌恶人类”。有人说我厌恶人类，那是天大的误会。我极度喜欢人类，只是厌恶交际。当然，性情相投的二三好友，还是时常聚一聚；厌恶的只是那些素昧平生的访客而已。
据说前几天，电台的某个时段播放了一段问答，提问者似乎是个大学老师，回答者是一个落语家。这段问答我没听，但读到了一篇相关评论，作者是另一个大学老师。记忆有些模糊，以下所录的提问未必准确。
您对战后的社会风气有何看法？
交通工具，变得方便多了哪。
关于日本政治您又作何感想？
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
评论对此愤怒不已：“与该落语家行径类似之辈不在少数，日本之前途实在堪忧！”
我倒觉得，提问的那个老师有些怪；至于这个批评家老师嘛，更是个奇人了。
我之所以不见访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提出这类问题，而我一旦回答“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他们又火冒三丈。
向素昧平生之人提问政见，我认为很不像话；但所谓文化人尽是些罕见的闲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人们都该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落语师傅对政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见解，但面对如此夸张的问题，当然不会一一作答。
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
诚为妙答，且不失辛辣。大学老师装模作样的蠢态如在目前。
交通工具，变得方便多了哪。
这个回答也挺有意思，很有真情实感。落语师傅讲的是他自己的话；而大学老师的话就像是笔记本撕下的碎片，东拉西扯，不知所云。
登上破损的电车，在拥挤的车厢中奋力前行———从战时到战后，不难想象这个师傅有着多少痛苦的回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落语从不是个赚大钱的行当，师傅恐怕只有同时接下数份活，挤着电车奔波于各家寄席 [1] 之间，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报酬。很显然，他们不可能坐着轿车拜访各个席亭 [2] 。
落语师傅用自己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学老师要是感到丢人，还算不笨；但他岂止不觉得丢人，还一再抛出“社会政治”之类的话题。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
这类话题就是一把诡异的匕首。文化人，或是什么别的满心忧国之士，多半会在怀里藏上一把，然后若无其事地找上门，突然亮出匕首，架到对方脖子上。这样的问题，谁会去一一作答呢。
木匠也好，落语师傅也好，都是老百姓，又不是些闲人，没有自我陶醉到与陌生人谈政见的地步。因为他们很有自己的生活。
而所谓文化人则是一群自我陶醉的闲人，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跑到我这里来，给我大讲一番政见；我又没求他们讲。就算我表示厌烦，下了逐客令，他们仍然不明所以，只会愤愤不平地想：连我的政见也不听，真是岂有此理。顺带认为我不学无术、头脑愚钝，只知官能享乐与颓废生活，被问及“社会政治”，连个像样的答案也没有。好了好了，怎么想都好，快快回去吧。只要你们别再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段时间，我在连载一部叫作《火》的小说，其中出现了一些政治家角色。于是就有一些人胡思乱想：“哎哟哟，那小子竟然谈论政治，怪哉怪哉！”“混账，难道想参加竞选吗？”另外还有几个人信以为真，给我打气，劝我参选。
试想有一个家伙：连访客都懒得见，岂会企图玩弄社会政治；被大学老师问起政见，只会回答“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又岂会不知天高地厚，妄图立于议政台上鼓唇弄舌。
然而我毕竟是小说家，小说中什么角色都会出现，政治家当然会有，社会政治当然也要谈论。在小说里描绘世间百态是我的饭碗，我还不至于没有自知之明，想在小说以外的领域大发议论。
我并不是说，文人就不能做政治家。歌德在魏玛共和国做过枢密顾问；维克多·雨果也曾担任议员；夏多布里昂 [3] 擅长感伤小说，文风甜美细腻，却仍官拜大臣；前驻日大使保罗·克洛岱尔 [4] ，同样也是与瓦勒里 [5] 齐名的法国诗坛名宿。
当然，文人也并非只能做政治家。比如我就深有自知之明：不仅懒于见客，被问及社会政治也只是笑而不答———此等性格绝非搞政治的料。
世间众人形形色色，每个人做适合自己的事就够了。
激进派这一等人，无论见到谁总要演说一番，其执念甚至有些疯狂。就算我跟他们素不相识，他们也要问上一句“战后世风有何感想”“阁下持何种政见”。可以说，在“文化人”这个自我陶醉的闲人群体中，有一撮尤为自我陶醉，且没有自己生活的闲人，他们就是激进派。
至于批评家，也是份奇怪的生意，我甚至怀疑它究竟算不算生意。不过世上毕竟存在一批人，把文学批评当书读，就算把批评家添进《生意往来》 [6] 里，或许也说得通。
有些人原本搞的是文学，想当小说家，却写不出理想的小说，于是做了批评家。这种情况我可以理解。而有些人打一开始就立志做批评家，着实令人费解。立志投身于批评别人的事业，选择批评别人作为自己的饭碗，这类人的想法岂不奇怪。
换言之，“文化人”这个自我陶醉的闲人群体中，还有一撮特别自我陶醉、同样没有自己生活的闲人，他们就是批评家。批评家与激进派，实乃自我陶醉之闲人群体中的哼哈二将。
面对这群牙尖嘴利之徒，我向来关门闭户，一概不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针对我的攻击：混蛋、蠢货、厌恶人类的狂人，等等。但我必须要澄清一点：我喜欢人类，最喜欢的就是人类。毕竟我们是同类嘛。不过，激进派和批评家是两类自我陶醉而又没有自己生活的闲人，我实在不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不和他们往来。
至于大学生，虽然也是闲人，不过尚不是一种职业，所以倒也无可深责。不过，无可深责不代表放弃原则，我天生就是不与闲人交往的脾气，会时刻提醒自己不与他们产生交集。我不是大学老师那样自我陶醉的闲人，实在没什么可教给你们。我以写作为业，灵魂的一切都写进了书里，本人只剩下个空壳罢了。你们若想从我这里学些什么，只须读读我的书，随你们怎么理解都行。
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我正住在一家叫“红叶”的旅馆。有四个女大学生昨天来这边玩儿，也住在这家旅馆里。
她们的唱片持续响了一个小时，然后几个人来到走廊上，探进头来：
“请问，唱片打扰到您了吗？”
“确实有点。”
“我们几个是大学新闻社的，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不行，不行。”
她们退了回去。过了两三分钟，又伸进头来：
“来跳支舞吧？”
“不行，不行。”
又退了回去。
她们是些闲人，的确有些自来熟。不过她们还不是资深闲人，没有纠缠不休的执念，也不会亮出匕首来威胁；算不错了。那些闲人动辄提问“阁下持何种政见”，完全身处空中楼阁；而女大学生提出“跳支舞”，是出于她们的切身生活，与那等闲人相比，岂不要强上数个档次。
听起来我就像个十足的懒汉，什么都不想干，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也曾产生过写剧本、拍电影之类的念头。
前年、去年，直到今年的一段时间内，我曾三次动笔写剧本，三次半途而废。如果仅仅追求可读性，倒也能写出来，而且我身为戏剧外行，就算剧本写得只有可读性，应该也会被宽待。不过一旦动笔，不自觉地就会围绕表演来思考，总是在意舞台；其结果就是中途卡住，写不下去了。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剧本要表演给观众看，首先就会受戏剧的慢节奏影响而使笔锋变钝，进而在近代戏剧形式等各方面的制约下，产生诸多疑惑而难以动笔。
写小说，不必考虑什么读者在什么地点阅读；戏剧则不同，只有在舞台上才能表演，作者甚至要考虑到剧场的氛围，考虑到等待开幕的观众。创作剧本需要如此巨细无遗的思考，我却不是什么剧团的专职作家，实在是难以下笔。况且，剧场也好，氛围也好，创作剧本时还都是空谈呢。
我也曾想过拍个电影。因为电影与小说的创作方式完全不同，反而勾起了我的兴趣。两者的构思方法、表现角度、把握现实的手段，统统不一样；这使我时不时地冒出念头：真想拍个电影呀。
我在日映工作过，虽然仍属外行，但多少也算对电影圈有所了解。拍电影要找人做助手，还得跟音乐家密切协作，这些人际关系方面的辛苦，单是想想就够了。
结果，我只能写写小说，没办法做别的了。想象和操作之间，果然还是存在差距。我绝非懒汉，只是时常去做一些事情，最终没有完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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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弟子”这个身份。我从不是谁的弟子，也不想收任何人为弟子。
况且，弟子的技艺与师傅趋同，那就是不及格，离及格线还远得很。看着别人像自己，多痛苦。
不过，既然我接下了芥川奖评委这个差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打算尽量把同人杂志大略过一遍。我能为他人做的仅仅是这种程度而已，自己都感到少得可怜。
芥川奖评委会中，我感觉最有意思的是佐藤春夫 [7] 先生与岸田国士 [8] 先生。两位虽然都是抒情派，作品表现幅度不广，但作为评委的眼界却极为开阔，难能可贵。佐藤先生的弟子大约不似厥师，良莠不齐，而佐藤先生身为评委，诚可谓不偏不倚，眼界阔大。
岸田先生做评委，无论哪一届，总是表示“所有作品都很优秀，作者们写得都很好，实在难以选出一个最好的来”，每次都将所有作品夸赞一遍，为抉择烦恼不已。有才华的艺术家，不管别人身上的才华多么微小，他都会表示夸赞。我想岸田先生的行为，正是他才华横溢的证明吧。
有一点我很明确：才华出众的作者，就算错过了芥川奖，我也不想使之错过世人。我希望尽这份义务。因此诸位毫无必要自己硬送上门来，说要拜我为师。将写出优秀作品之人举荐于世人，算是我一件微小的工作。我不爱弟子，只爱出色的才华与优秀的作品。
也请诸位不要再给我寄送稿子，催促评价了。若是未有回音，当作落选便是。另外，切勿登门来访。如上所述，我不愿意见人。而且我也不是教师，见了面也帮不上什么忙。如果想从我这里学点什么，就去读我的书，任意领会便是。
我虽然不见人，但不会忘记发掘有才之士。如果有人像我，却不是件开心的事情。
有人给我来信，抗议“三岛由纪夫为什么没获芥川奖”。对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这个抗议实属理所应当，因此我想借此机会，解释清楚。芥川奖恢复 [9] 时，三岛君已经在许多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表现出众，因此评委会全员一致认为，三岛君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不必再授予芥川奖。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战后派奖” [10] ，这个奖项由战后派的人担任评委。得奖的是岛尾君，姑且也就算了；而第二提名者那栏居然明晃晃地写着三岛君的名字，真让我目瞪口呆。
让这伙人当评委 [11] 是个错误。评选他人作品这事儿，小孩子干不来。他们的眼光极端幼稚，甚至认为“战后派”是一种特别的美学标准，根本无法对大气的艺术做出正确判断。这些评委大多是上面提到的那类文化人、自我陶醉的闲人，即所谓激进派与批评家之流———一群无知无畏之徒。
承担起推荐、评选他人的责任，事后想想，其实有点心惊胆战。
不过我心里明白，自己能为别人做的只有这点事儿，时刻将公正尽责的念头放在心上。在不为私情左右这点上，我多少还有些自恃，这才接下了评委的工作。既然接了下来，为了尽量不漏掉佳作，无论收到的是蜡版杂志还是手写稿，只要情况允许，我都努力读完。
不管是头脑僵化、充满偏见的小孩子，还是自我陶醉的闲人，都没有甄选作品的能力。而那些对弟子及流派徇私之人，我认为同样不配充当评委。艺术是更为开阔、更为广大的东西，不知对自身的渺小心怀恐惧之辈，无法对事物的真正面貌做出认知与判断。
评审有所误差，或许亦属正常；而像战后派奖这样颠倒黑白者，实在有些过于反常，令人哑口无言。艺术当然存在见仁见智的一面，不过过分失当的评选只能令人啼笑皆非。打个比方：假设要评选最能代表人类的民族，最终霍屯督人 [12] 或布须曼人 [13] 荣登榜首，屈居次席的却是雅利安人。
我曾暗自高估过这批战后派，认为他们年纪轻轻就饱受战争及冷酷现实的折磨，或许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大智慧；甚至还曾对他们抱有期待，幻想其偏颇只是表面的扭曲，内在或许很有见识。
结果他们完全就是头脑僵化的文化人、自我陶醉的闲人、没有自己生活的文化无赖。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千万别失掉广阔的心胸。一定要谨记，在自己的生活里，清楚明白地选择自己的话语来表达想法。
到我这里邀请跳舞的女大学生，都比你们心胸广阔吧。她们有自己的生活，而你们却没有。虽然你们总想演说一番，但始终不过是一群自我陶醉的大闲人。
我希望：至少艺术，能够作为自由人的东西存在；至少在艺术的世界里，没有流派与党羽。
须对世间多保持一分敬畏。普通人或许有谨小慎微之处、软弱无力之时，却是在脚踏实地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他们的目光与灵魂，你们应当敬畏。
要知道，比起大学老师提问“社会政治”，老百姓的“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才是更加猛烈的批评。
老百姓不懂那些复杂的高深理论，他们只知凭自己的眼睛来承认“三岛由纪夫”其人。你们通晓高深理论，从理论那里借取眼睛来观察事物，至今不知自己的眼睛能看到些什么。换言之，你们不是在活着，只是在闲着。
动辄心急火燎地想要演说一番，总想着启蒙世人，这类自我陶醉的闲人，既不可能有什么见识，也没有做评委的资格。
我虽然吊儿郎当、性情乖僻，又是个厌恶交际的偏执狂；但我清楚自己应尽的职责，如能帮助到别人，我也会尽自己能尽的那份力。虽然我不会从厌恶交际的壳里钻出来，但我隐于壳中时，也决不会忘记善意与努力，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
我反躬自省，认为自己确有做评委的资格。接受评委这项工作时，我经过深思熟虑，找到了自信，才决定接下。这份自信很简单———我能为别人做的，只有这一点点罢了。
我个人认为，自己算是认真尽责了。我生性懒散，过去拿到同人杂志，连一页也懒得翻开；如今却姑且大致浏览了一遍。无他，单单因为我能为别人做的，只有这一点点罢了。
说实在话，我作为一个社会人，能尽到的责任也只有这点儿了。税金都不缴纳的话，连选举也不能参加。 [14]
* * *
[1] 寄席，表演落语、讲谈等大众娱乐艺术的戏院。
[2] 席亭，寄席的老板。
[3]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曾出任波旁王朝外交大臣。
[4] 保罗·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外交官。1922年至1928年任法国驻日大使。
[5] 保罗·瓦勒里（1871—1945），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代表作为《海滨墓园》。安吾早年热衷象征主义诗歌，曾翻译过瓦勒里的一篇文章《斯特凡·马拉梅》。而在晚年杂文《教主展览会》中，安吾讥讽象征主义为邪教，马拉梅为第一代教主，瓦勒里则为第二代教主。
[6] 《生意往来》，江户时代面向商人群体的入门教科书，汇集与商业及商人生活相关的词语，并加以注音、解释。
[7] 见《安吾人生谈》第一章。
[8] 岸田国士（1890—1954），剧作家、小说家。
[9] 芥川奖于1945年至1948年曾中断评选，1949年恢复时为第二十一届，获奖者为由起繁子与小谷刚二人。
[10] “战后派奖”，正式名称为“战后文学奖”，由月曜书房主办，只举办过两届（1949年、1950年）。第一届获奖者为岛尾敏雄（1917—1986），获奖作品为《出孤岛记》；三岛由纪夫凭借小说《假面的告白》居于候选名单第一位。
[11] “战后文学奖”评委为佐佐木基一（1914—1993）、椎木麟三（1911—1973）、野间宏（1915—1991）、花田清辉（1909—1974）等人，皆与激进派关系密切。
[12] 今称“科伊科伊人”（Khoikhoi），生活于非洲西南地区的民族。“霍屯督人”（Hottentot）这一称呼来源于早期欧洲殖民者，带有歧视色彩。
[13] 今称“桑人”（Saan people），生活于非洲西南地区的民族。“布须曼人”（Bushmen）这一称呼来源于早期欧洲殖民者，带有歧视色彩。
[14] 1949年4月，蒲田税务局认定安吾滞纳税金，因其正在住院，暂缓上门查封。安吾出院后，向税务局提出异议申请，称1947、1948年度因救助朋友及生病住院，收入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