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连载小说的读者中，绝大多数都只读报纸，不会在其他地方阅读我的小说。我由此事生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既感到心神疲惫，一篇都不想动笔；同时又涌起创作欲望，偏想写出来试试。
此前我在《东京新闻》创作连载小说《花妖》，失败了。负责销售的报社人员告诉我，读者反响不好，让我中途截止。然而此事到了《朝日新闻》一个S姓的前学艺部长 [1] 口中，味道就彻底变了：“坂口倒是想给小说凑出个结尾来，但那个反响实在太差劲，所以报纸那边直接半道儿咔嚓一刀，给他腰斩啦。”S先生或说或写，大肆宣扬，有如亲睹。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东京新闻》报社人员来问我“能否以二十回左右的篇幅勉强结束小说”，而我回答道：
“哪有这样的好事。剩下的内容还有七十回，你让我压缩到二十回，小说就变成四不像了。虽然你说读者反响不好，但我身为作者，并不认为小说本身不行；反倒是如果二十回强行完结，那就真不堪入目了。所以，既然你要停载，咱今天就停。”
于是，连载就在当天中止了。
相应地，我向《东京新闻》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登一个小声明，把我的意思传达给读者：以二十回完结后面的故事，小说会变成四不像，如今决定中止连载，辜负期待，还请见谅。池田太郎一口答应下来，却没有兑现承诺。我感到很愤怒，但想到有四个可怜的文化部员工，一直为我辛苦奔波，为这事儿最后有的被炒了鱿鱼，有的处境相当窘迫，于是我也就没有作声。《朝日新闻》的S先生以一副当事人的嘴脸四处耍笔杆子，虽然面目可憎，不过小说作为报纸连载一败涂地，毕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所以我也认了，不去多说什么。
当时《读卖新闻》的文化部长原君（今任社会部长）对此深表遗憾，称如果换作《读卖新闻》，一定会让我写完。我当时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全日本所有的人都说不好（个人看来就是如此），原君安慰并建议我卷土重来，在《读卖新闻》上创作新连载。我对此十分感谢，但一时没有创作的心情，于是与原君说好，日后如果还在报纸上连载，第一部一定写给《读卖新闻》。那之后我也不时收到约稿，但对报纸连载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了，每次都说“再等等”，结果在拖拖拉拉的过程中，反倒有那么一点儿想写了。
毕竟报纸连载与其他小说不同，销售成绩上的责任一半要由作者承担，所以写起来很痛苦，有时就会感到厌烦。
前些日子，文艺春秋新社组织了一场热海远足活动，我也受邀赴宴。当时走廊里有几个侍宴的艺伎在闲聊：
“还文艺‘春秋’呢，不就是文艺‘HaruAki’ [2] 嘛，真够逗的。”
“就是，非要弄个奇怪的读法，显摆什么呢。”
接下来又愤愤不平地念叨社员对三味线一知半解。据我观察，热海艺伎中“文艺HaruAki”党似乎不在少数。
报纸连载小说的读者当中，此类人群也占据一部分比例。而且他们是最为浮游不定的那类读者，一旦觉得小说无聊，立刻就转投其他报纸。作者所负担的销售责任，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人群的喜好。一想到自己的读者将是“文艺Ha⁃ruAki”之流，这辈子都不想再写报纸连载了。
不过，有时我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念头：正因为读者是这类人，反倒有点想写。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先入为主的文学批评观念，对于作者本人也一无所知。这些人从未考虑过何谓小说，阅读小说的方式也未曾受到他人诱导。在这层意义上，他们是一张白纸。他们会如何阅读我的小说？我对此很感兴趣。总之，这是一群把“文艺春秋”读作“文艺HaruAki”的人，而且认定自己的读法正确，从未想象过还有其他正确读法。
身为作者，想到这伙人也会读自己的报纸连载，有时还挺开心，感觉别有一番风味。
有一点可以确定：一方是先入为主的文学批评家之流，另一方是只知围绕自己生活打转的一张白纸；两相比较之下，反倒是为后者写作干劲更足。
写小说也是一种生意，而且庸俗程度不下于中尊寺 [3] 的干尸。干尸的庸俗，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炫耀，总之，先披金戴银，再派出使者，远渡重洋，极尽奢华之能事，最后围之以百堂伽蓝，企图在金碧辉煌的佛堂之下得到如同永生的长眠。可悲可怜。当然了，干尸的战斗精神或许堪称不俗，与不畏天仙的猪八戒也可算作一路。
艺术必须要超越自然。东方画家笔下是山水花鸟，西方画家笔下是女性裸体，两者都好得很。画家会去描绘某样东西，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美。然而，画家只是将现实女性身上所具备的妖媚形诸纸上，有几个人曾去尝试描绘超越现实的妖媚女性呢？当然也有那种稀世的天才，比如肖邦，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有时表现出的是超越现实的甜美，有时表现出的是与甜美相对的深沉绝望。但在大部分———包括那些备受好评的艺术中，做到了超越自然的少之又少。
超越自然的愿望，最为庸俗。绝大多数人已经放弃，唯有少数干尸尚不死心。这种愿望实属异常。
就连精明、现实的理性主义者织田信长，也曾有过异常的构想：他打算在安土城建造一座日本第一寺院，名为总见寺，寺中把佛像换作信长本人的雕像，接受所有日本人的膜拜。据说信长死于非命时工程开始还没多久，仅停留在平整地面的阶段便作罢了。 [4] 后来秀吉建造大佛殿 [5] ，或许属于某种仿效。
干尸宣示了他们的心理：更伟大的是寺院而非干尸自己。他们俯视世人，却总是输给世人；只有造一座世人造不了的巨大寺院，他们才能安心。可怜的干尸们。
创造艺术也是同一回事儿，是件庸俗透顶的生意，总要为客户服务。有人说“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庸俗”“基督不庸俗”，错了；最庸俗的偏偏就是他们。 [6] 他们拥有最广泛的客户群，我们见到的只是庸俗的灵魂变成干尸的样子。
渐渐地，我不再将“死亡”看作一件大事。倒也不是说“想死”，而是“没兴趣寻死”。我随时都能死去，就像随时入睡一样。睡眠与死亡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不见了。
只是如此一来，我又会产生一种猛烈的欲求，想做点庸俗的生意。我变得越来越浪漫，越来越觉得女人好看。干尸的心或者说欲望，我渐渐懂了。
也许大家都不信：我对美食没什么兴趣，总是粗茶淡饭；也几乎不怎么出门。
但我时常端坐家中一室，双目放光，凝神静思：“好咧，我可要长命百岁哩。”松永弹正 [7] 殉城自杀前，还在接受延寿针灸，此事不必大惊小怪。在干尸看来，死前当然都是生活。
自己一旦成了干尸，再看世间众生的肉体，总是越看越美丽。做点庸俗生意的念头，就会一路水涨船高。
也许怪我艺术家气质不够。举个例子：干尸是衰朽之躯，就算谈上一场恬不知耻、令人作呕的恋爱，也很难像青年那样，如梦如痴地说些情话；但这些情话在小说里就说得出口，尽管内容令人作呕，也能把它表现得甜似蜜糖。干尸的这种手法，与建佛堂如出一辙。建佛堂需要耐性，不过耐性似乎也在与日俱增，过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耐性说不定就很优秀了。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断言：干尸的心境不该用来讲述，而该用来打造一间金色堂。
对脱衣舞秀与新街头流莺的诞生，我持欢迎态度。
从性质上讲，杂耍和书籍不该遭到禁止。面对娱乐，人们的反应很单纯：有意思就看，没意思就不看。不管哪里的穷乡僻壤，都是一个道理。任何商品都得靠实际品质讲话，单凭广告无法吸引客人。先不说娱乐，且看看药品市场：广告打得震天响，一旦品质跟不上，则有伤人害命之虞；普通人没法看出药的好坏，只有服用才知分晓。如今对药品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把矛头对准娱乐，真可谓本末倒置。
青少年犯罪率增长，并不是受凶杀电影、侦探小说影响，恰恰反映出青少年教育是何等无力；反映出笼罩在不安下的日本，政治是何等无力。拿电影和小说来做替罪羊，滑天下之大稽。
相扑中含有某种要素，类似于男性脱衣舞秀。风月女子观看相扑是情非得已；而在明治时期，据说有些家庭制定家规，称良家女子不该观看相扑。其实，就算不去禁止，只要那些女孩有正常的见识，就不会产生危害。两个裸体巨汉扭打成一团，我没听说过谁家女孩子踊跃观战。力士那种圆胖体形是病态美而非健康美，如果有两个魁梧女子身着汗衫进行相扑比赛，我等男子不会感兴趣；女性不爱看男性相扑，说不定也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日本女性对宝冢的热衷程度来看，她们在性方面的鉴赏能力恐怕不高。
总之，身着汗衫的魁梧女子在浅草进行相扑比赛，想必无人问津；要是换作脱衣舞秀，很可能就座无虚席了。原因很简单，这种表演属于健康美。有些人鉴赏能力高，他们从脱衣舞秀中看不出美来，那么不看便是。如果日后所有观众的鉴赏能力都得到提高，都表示不屑一顾，那么脱衣舞秀自身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了：要么关张大吉、要么提高自身品质、要么退缩到冷清的角落去苟延残喘。三种结局，没有其他出路。
一切与娱乐修养相关的事物，都必须谨防一种错误倾向：忘记问题出在修养不足上，只通过暴力来打压、禁止娱乐本身。人们只要接受正确的教育，自然会做出正确的评判。该看还是不该看，得由看的人自身做出选择。选择该看，当然也没什么奇怪，他会看上一段时间，直到腻烦。所以小黄书、脱衣舞秀的读者、观众群体，虽然浩浩荡荡未曾断绝，但并不是同一批人；他们只是在腻烦之前暂时成为观众。观众时常在流动，旧的人走，新的人来。脱衣舞艺人也是一样，她如果对“单纯通过性表现魅力”感到不满，也许就会去拓展更高层次的魅力了。
街头流莺也是同样的道理。随着男性审美意识的提高，她们也必须在三条出路中择一而行：要么提升自我、要么被时代抛弃、要么沦落至冷清的角落。美和艺术，最早都来自这些最卑微的层次，经过一步一步的自我提升，最终才得以升华。这个过程，总要费一些工夫。
不过，美和艺术升华之后，恐怕也不会无欲无求、神韵缥缈、如璀璨星辰般高高在上。美和艺术离不开鲜活的食色本性，与充满喜怒哀乐、时而妒火中烧的现实生活也从来密不可分。
一般大众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热爱艺术，比如为恋情伴奏，少不了爵士与布吉—乌吉 [8] 。在他们心里，艺术很实用；庸俗的艺术生产者也明白这一点。艺术必须具备生活用品的实用性、高品质。肖邦也好，莫扎特也好，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爵士与布吉—乌吉，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必需品。
不管是法隆寺 [9] 、金色堂，还是东照宫 [10] ，建造的背后都打着小算盘：以威严堂皇的建筑惊慑香客之余，顺便从他们身上捞一笔香油钱。它们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庸俗精神之产物，充满了人间烟火的铜臭气，臭不可闻，俗不可耐，与把玩古董的闲情雅致完全扯不上关系。
晴耕雨读的心境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乞丐的心境。人类永远离不开食色、物欲与妄执，艺术属于现实世界，无法脱离现实世界而生存。
干尸注视的只有现实世界。他们心里或许想过留名千古，但注视的只有现世，以及妄执。妄执投射在现世之中，就表现为法隆寺，表现为金色堂，表现为东照宫。在这其中，不存在任何高雅的精神。
然而，如我这般缺乏艺术家天赋，如果不去尝试变成干尸，怎么也无法做到彻底庸俗。总是不自觉地幻想高雅，或是屈服于自己的丑陋现实，无法真正将庸俗精神铺张开来。而像契诃夫、肖邦，不需要去变干尸也能彻底发挥庸俗精神，所以他们是天才。
我好像在变成干尸的道路上，终于看清了人类。也有另一种可能：我走上的其实是变成人类的道路。真正的人类。
数学家、物理学家，通常是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完成他们的新发现，余生用来对发现进行拓展与补充。
作家嘛，也差不多。二十几岁基本就能看出极限所在，其后的时间要么用来打磨技术，要么在迷宫里打转，按着自己的风格扩充下去。
至于“小说的技术”，除了打磨之外，也需要一种发现。我称之为“发现庸俗”。吸引世人庸俗的本性，存在一根底线，作者必须发现它，并且踩在上面，来一出走钢丝的表演。换句话说，作者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至少，也得注视着现实世界。
我走上干尸的道路，也只是最近的事情，连半吊子都算不上，所以也没什么耐性。一具半吊子干尸，双眼放光、执迷不悟———此番图景，实在蠢态百出。
仙人会跌落云端，干尸却不会，因为干尸匍匐在地上，比人类更低、更充满妄执、更臭不可闻，所以干尸可能升格为人，却不会堕落为人。干尸的生活中，永远会像入睡一样死去，永远会在女人身后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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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艺，即“学术与文艺”。某某部长，相当于我国报社某某部主任。
[2] 文艺春秋的“春秋”二字应按音读读作“ShunJū”，此处艺伎无知，故误按训读读作“HaruAki”。
[3] 中尊寺，天台宗寺院，位于日本岩手县西磐井郡。1950年，经专家团队调查，确认了收藏于中尊寺金色堂的四具干尸为藤原清衡（1056—1128）等奥州藤原氏贵族。
[4] 安吾在《明日天晴》一文中提到，这一构想见于外国传教士传回本国的报告。今天的安土城遗迹亦有总见寺，但与文中提到的信长构想已无关联。
[5] 大佛殿，指京都方光寺。丰臣秀吉仿照奈良东大寺建造，1586年始建，1595年竣工。
[6] 安吾酷爱陀氏作品。“作家庸俗无害”说，在《玩具盒》《俗物性与作家》二文中亦反复提及。安吾认为，庸俗（指为金钱、名声或应杂志社要求写作）实际上为作家提供了激励，并以陀氏为例，称陀氏在不遇时代（指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未能写出优秀作品，晚年重新成为流行作家，却为稿费写出多部杰作。
[7] 松永久秀（1510—1577），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曾任弹正少弼。1577年与织田军作战不利，困守信贵山城，最终放火烧城，剖腹身亡。
[8] 布吉—乌吉（Boogie－woogie），一种音乐风格，在爵士、摇滚等音乐形式中都有所应用。19世纪20年代起风靡于美国，日本亦于战后流行开来。
[9]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据传始建于607年。
[10] 东照宫，祭祀德川家康的神社。日本各地皆有东照宫，其中位于栃木县日光市的日光东照宫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