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终究也产生了远大宏伟的美好愿望，打算在风光明媚之处建它七八幢别墅，于是决定动笔写《捕物帖》 [1] ，并在《小说新潮》 [2] 同人的邀请下，来到了位于箱根山谷最底部的温泉旅馆。
这一带有不少谷间溪流，但是完全没有溪水的样子，都是成段的瀑布，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百尺飞瀑，从四面八方飞流直下。如果客人对声音敏感，恐怕会被烦得不行，搞不好还会头痛；我这人反应迟钝，只感觉安静得无以复加。隔壁的讲话声、账房里的收音机声、宴会厅里的喧闹、蝉鸣，世间万籁，皆不入耳。女佣拉开纸门走进来时，我连走路和拉门的声音都听不见。忽然，她就出现在眼前。她掌握了忍术的要领。在文明国度里，绝找不出如此静谧之处。我工作时最烦的就是收音机的声音，在这里总算安心了。这家旅馆实在合我胃口。不过安静也有安静的问题：就算有人进行谋杀，旁人也听不见。在这样的旅馆写《捕物帖》，难免总往那方面想，毛骨悚然之余，也平添了几分《捕物帖》的心境，总有些真把自己当成侦探的感觉。
旅馆的庭院被大量数百贯 [3] 重的石头砸得面目全非，始作俑者是所谓的“Ione台风” [4] 。
这条河在小田原市一个叫作早川口的地方入海，我曾在那里的堤坝下遭遇过洪水，与利根川的洪水景象大为不同。利根川的洪水漫无涯际，如同巨人一般，充满死神国度苍茫而寂静的妖相；早川的洪水则不同———哪有这么吵的洪水。
早川的洪水呈暗褐色，从箱根山上海拔千米的芦之湖奔流直至眼前的河口处，形成一座巨大而笔直的防波堤，比太平洋的海面高出四五米，冲入海中一英里多远。太平洋的恶浪向着这水造的防波堤迫近、拍打、喷涌翻腾，但笔直的暗褐色水势太过浩大，海洋的小小恶浪完全无能为力。随着恶浪的喧嚣在眼前屈服，笔直的暗褐色奔流猛地腾起数米高，如长蛇一般，向着遥远的海天一线直冲过去。远处海面上，不时可见恶浪撞上这座防波堤，喷涌翻腾，隆起一座座水山，飞沫四溅。
然而，最惊人的还不在此。远雷轰鸣般的巨响，轰隆隆地接连不断从河底传出。就算千万辆坦克碾过河底，也不会有此等声音。与坦克碾轧柏油路的声音不同，河底的轰鸣沉闷而厚重。
声音的原理，我原本并不清楚，直到几天后洪水退去，露出河底来，我才终于明白。
河底原本只有些小沙粒，洪水一到，就会带来一批数百贯，甚至可能千贯不止的岩石，铺满河底，层层堆积。这些岩石无疑会随着洪水冲入海中一英里多远，滚入太平洋的海底。岩石反复不断地从山上冲入海里，碰撞冲击过程中产生的声响，就是河底的轰鸣。洪水退去后，河底留下无数岩石，人们用小推车把它们运出来，用在建筑上，算是洪水带来的某种补偿。不等下一次洪水来，岩石很快就运光了，河底重新变回只有小沙粒的状态。由于河并不大，层层堆叠的岩石虽然铺满河底，其数量仍然有限；又或许是人类对岩石的需求量太大，达到了超自然的地步，洪水凭借神力也无法满足。总之，人类战胜了自然，这也算是一项小小的佐证。
战争期间我在日映工作时，曾经接到命令，被迫要为一部名叫《黄河》的纪录片写剧本。
上面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战争宣传片，情节如下：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败走之际，决黄河大堤引水而逃 [5] ，导致黄河河口移动数百里，甚至流入了长江；于是日本军队担负起了治水的重任。电影的意图就在宣传治水上。
这部电影分作上下部，宣传片是下部；上部只是纯粹的纪录片，主要是通过艺术效果展现黄河是条怎样的河、黄河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格。说白了就是为表现治水事业的艰难埋下伏笔。雄壮的黄河有其独自的特色，所以人们明知艰难，仍要坚持治理。我接下的活儿就是上部。
然而，我接到命令的时候，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为新闻及其他目的拍摄的影像资料有不少，如果把它们编辑一下，稍微加加工，说不定能做出下部来；但我负责的上部这样可行不通。
当时本土的许多城市已经饱受轰炸、疮痍满目，战场也开始转攻为守。情况不允许我边走边摄影，优哉游哉地深入黄河流域腹地。
不过那段特殊时期，万事都是破罐子破摔，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更是家常便饭。如果中气十足地报告“是！此类电影我们已在拍摄中”，那上头也更容易接受；而一旦照实回答“是！由于该地无法继续拍摄，计划已搁浅”，搞不好军人会大骂一声“战败主义者”，向社长饱以老拳。台面与水下、理想与现实，工作上的一切都在自相矛盾。但发布命令的若无其事，服从命令的泰然处之，当时日本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彻头彻尾的矛盾之中。
反正战时酒是喝不上，表演性质的东西也看不到，实在闲得发慌，人生乐趣就在于看书了。战败近在眼前，每天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此时被安排任务研究黄河，其实意外有些幸运。我立刻前往中国研究所，向学者们请教黄河的相关问题。但在日本的汉学者眼中，黄河似乎并非他们的研究对象：
“我还想问呢，现在黄河流到哪儿去了？”
学者反问了一句。当时黄河水流入了长江，不过没有明确公布过，学者应该也不清楚。
有关黄河的文献当时实在不多，学者们各方网罗，最终能拿到的也只有三十本左右。我每天都在空袭的间隙中反复研读这些书，越读越觉得黄河有趣，自然而然地，对华北的农业、风俗、文化、生活和历史也想多去了解一些。于是我将工作扔在一边，在这些文献中埋首半年，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黄河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暴发大洪水。到陕西潼关为止的河段由于多山，不会受洪水影响；而从潼关直到入海口这五六百公里地势低平，北至天津，南至南京对岸，都有黄河流经的痕迹。
潼关上游的三千多公里，则流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黄土层。
华北并没有固定的雨季。有时三到十天左右暴雨不断，多出现在早春，其他季节也有。暴雨在黄土地带持续下去，最终就会导致黄河大洪水。
所谓黄土地带多是草木不生的秃山。一旦下起暴雨，山体就会出现无数裂痕，泥水从裂痕中奔流而过，溅起飞沫，形成湍急的水流，自斜面奔涌而下，汇入黄河。于是十余米深的泥流，伴着飞沫奔流入海。有句俗话说“一斗水，半斗泥”，黄河水中大约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黄土，并非水流，而是泥流。
这些泥在黄河的底部堆积，大雨过后，河床就会高出一米多，不久就会高出平地十多米。河堤建得再高，也赶不上河床抬高的速度，二三十年下来，洪水暴发自然就无可避免了。就黄河已有的历史来看，洪水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过程。
历代统治者无不面临着黄河水患的难题，直至今日，也没有人治理成功。两千年前，有位学者 [6] 对此无计可施，于是提出高论：建堤防水实属下策，水不可逆，与水争地的思路才是错误根源；不如将潼关下游的百姓全部迁徙到其他地区，对洪水放任自流才是上策。原来如此，上策、上策。如此一来洪水的悲剧确实不会再次上演，只不过最肥沃的农业区也会颗粒无收而已。
现在还存在一种荒谬的论断：中国人口原本就多，繁衍过盛，过盛的繁衍带来大量多余人口，自然导致国运疲敝；还好有个洪水呀、干旱呀，每年天灾死个五十来万百姓，算是稍稍平衡一下。意思就是老天爷调节人口，天灾可顺不可逆。黄河水患是数千年来的难题，学者们似乎总有那么点自暴自弃的意思。历朝历代虽然不乏学者纸上谈兵，却没有真正成功的前例，因而也就产生了许多破罐子破摔的高论。
每次暴发洪水都会引起改道，入海口常常一下子移动数百千米。虽然洪水会持续数年淤积不去，但随着洪水而来的黄土堆积一米至三米厚，有时会形成一片新的沃野供庄稼生长。不过，天灾不只有水灾，还有所谓的旱灾，无论是暴晒还是暴雨，黄土地带的农民都很痛苦。
中国的历史就是黄河的历史，黄河乃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温床。大禹治理黄河十三年，孜孜不倦，过家门而忘归，终因治水之功被推举为王。自禹而后，孔子于此宣扬王道；唐三藏自此逆流而上，志在天竺；群雄逐鹿的所谓“中原”指的也正是这片黄土地带。更可上溯远古的北京人，下及赛珍珠的《大地》 [7] ，自人类文明诞生开始，至与欧洲文明交流为止，黄河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文化史的中枢。
在日本王朝及整个日本文化的发祥之地———大和的土地上，也有一条象征着古代日本的河流。其名曰：飞鸟川。
万叶诗人将变幻无常的人世比作飞鸟川，咏叹“昨日深渊，今朝浅滩”，朴素地表现出一件事实：在他们的生活中，河流是变化最剧烈的东西。古代既没有地毯式轰炸，也没有火枪，河流在他们眼中无异于怪物，最能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带来变化。鄙人虽数经地毯式轰炸，对此仍表示无条件赞同。早川口、利根川的经历已使我心惊胆战；在书中读到黄河，更使我舌挢不下了。
然而，飞鸟川的宽度不过三间左右。虽说是从山上流下，也不过是缓缓流经耳成山、天香具山、亩傍山这些庭院盆景规模的小山，然后涌入古时帝都的盆地而已。
就拿我在小田原时感到心惊胆战的早川来讲，即便算上谷底千回百转的部分，全长也不过五里七里而已。只不过它从海拔千米的芦之湖流下，又冲入海中，虽然只有五里七里，大雨一到，仍然能将一个饱尝地毯式轰炸的男人吓得魂飞魄散。
飞鸟川只是条小河，顶多也就是玉川上游那个规模。
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经受过大黄河的千锤百炼，而日本文化的起源却将变幻无常的感怀寄托于飞鸟川，像是走了极端，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显得过分狭小、可怜、可悲、可笑，甚至有些怪异。
我在报纸上读到，金阁寺纵火犯曾说自己“对美心怀嫉妒”“反感观光客人”。报道或许准确记述了犯人“当时说的话”，但如果认为犯人内心的想法仅限于此，恐怕失之草率。我不是指罪犯就不会讲真心话，而是人类原本就很难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有时很努力地想要讲述事实，语言组织却不如人意，口中所讲与心中所想存在很大差异，自己都感觉说出来的话空洞无物。像是“你是否犯了罪”这类问题，犯人当然能够正常作答；我指的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表达。就拿本人来说，虽然吃的就是“表达思想”这碗饭，仍然需要花费时间、打磨技术，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落个拾人牙慧，写出来的东西奇奇怪怪，与自己内心所想相去甚远。
像是“对美心怀嫉妒”“反感某一阶级”这类想法，张口就来一句话，然后主张其真实性，实在是太过微妙。即便是娴于思考之人，仔细分析过自己的思想，也很难猝然之间断言自己的想法，并当众讲出来。
更何况遭到逮捕的罪犯之中，老实交代的不如撒谎扯皮的多，撒谎扯皮的不如虚张声势的多。犯人耸着肩膀讲“我说的是实话”，报纸上就会登出“他如此说道”。“他如此说道”确是事实，报纸报道事实无可厚非；而那些当以启蒙为天职的文人、学者、社会评论家们，个个声名显赫，也把它当作真相评头论足，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此时首先需要做的是“怀疑”。不是怀疑别人，而是必须怀疑先入为主作此假设的自己。
对美心怀嫉妒、反感观光客人云云，犯人也不是没有此类想法，很有可能确实这么想过。值得怀疑的是：下定决心放火的根本动机，究竟是否具备此等思想性。
我以为，人们（包括出色的文人、学者、社会评论家、艺术家在内）太过关注被火烧的金阁寺这一建筑本身，故而判断有失公平。如果被烧掉的不是金阁寺，而是个名气小一点的建筑，那么就算犯人陈述一个更加深远的动机，估计人们也不会大惊小怪，认为犯人的自白“富有生气”了。
我认为这种青年人遍地都是。或许他心理扭曲，同住的人、主人家的人，都不喜欢他。报复的怒气悄悄在心中积聚，最后他决定放火。由于他恰好住在金阁寺，于是结局就变成了火烧金阁寺；如果他在一家姓田中的豪门大户当仆人，结果恐怕就是火烧田中家了。
恰好有这样一个青年住在金阁寺，所以金阁寺才被烧了，仅此而已；并不是金阁寺这一建筑本身的特性促使青年纵火。
比如有的男人被女人背叛了，就往人家脸上泼硫酸。不管背叛他的是哪个女人，他都必然会泼硫酸；而她背叛的如果不是这个男人，就未必会被泼硫酸了。
住在金阁寺的青年，因为憎恶寺内众人，最终下定决心纵火，那么对他而言最解气的，莫过于烧掉众人的饭碗，烧掉众人赖以生存的骄傲———金阁寺。憎恶、复仇这一类事情，最重要的当然是选择合适的对象。
某人往女人脸上泼硫酸，或者在田中家的仓库纵火，或者用剃刀砍伤棒球选手的手臂；无论哪一种情况，他的内心除了复仇怒火之外，还会根据所犯的罪不同，与社会层面的指责稍作一番心理斗争。从结论来看，他无疑能够说服自己，找到正当性。比如“放过那种荡妇，只会伤害更多男性”，或者“田中家代代榨取农民血汗，他们有多少财产就有多少罪恶，太可恨了”，又或者“那个选手的右臂在欺骗世人”。
那么金阁寺的这个人呢，烧的是国宝金阁寺，所以心理斗争的对象就与金阁寺的特性有关。虽然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找了个特殊一点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但在与罪恶感作斗争的过程中，他恐怕也确实假戏真做，真切感受到了“对美心怀嫉妒”“反感观光客人”之类的心理。那些泼硫酸的男人心中，同样也能真切体会到“替社会制裁荡妇”这类迷失自我的正义感。
另外，不少有识之士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言，称金阁寺的烧毁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我对此极不赞同。
在金阁寺烧亡一事上，我赞同《方丈记》里的思想，甚至是两千年前那位黄河学者的所谓“上策”。生者必灭，木焚于火，理所当然。与火斗、与地震斗并不明智，今后人类都会搬进钢筋水泥的房子里住，木制的建筑任他烧了也好，塌了也罢，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我不像两千年前那位黄河学者一样出于自暴自弃而已。
最近，某位植物学博士提出这样一种论调：只见川上游山地一旦建成堤坝，尾濑一带的沼泽就会沉入水底，然而此处某些植物为当地独有，不见于日本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堪称贵重的文化宝库；政府建坝，只与眼前企业同流合污，无视文化保护，实属荒谬绝伦。我读报纸及其他一些报道，发现为这位植物学博士摇旗呐喊之辈为数不少。
但是，建造大坝、将尾濑沼泽沉入水底的计划并非始于战后，战前已经有这个计划了。从那时起，报纸上就产生过“是否可以牺牲珍稀植物宝库”的争议。
尾濑的珍稀物种发现至今，也有好几十年了，植物学博士仍没有彻底研究，这是博士的怠惰。在我看来，怠惰的植物学博士要比政府、企业更加反文化。不过是十几种植物，要把它们的生态问题研究个一清二楚，几十年完全够用了。开发尾濑的事情，社会上也讨论了十几年了，植物学博士不仅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研究，反而以区区十几种植物做挡箭牌，非要让广阔的高原保持原始状态，拿着高原当研究室，供自己悠闲的研究使用。这位博士的愚昧程度，真不可以道里计。也没听说过博士努力尝试将植物移植到研究室或是其他山区。纵使原物保存不下来，那又如何？如今已不是保存干尸的时代，而是多多少少复原干尸的时代。区区十几种植物，利用科学手段模拟出生态模型，将模型留诸后世就好。此类研究不存在时间紧张，存在的只是植物学博士的怠惰。不，空举文化、学问之大旗，对研究却毫无诚意、敷衍了事，这岂止是怠惰，已然是缺德。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是政府，打算开发尾濑，提高日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植物学博士，企图为了区区十几种植物浪费大面积的高原，供自己悠闲的研究使用。如果你问我这两者谁更忠于文化，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政府。植物学博士曾说除了尾濑之外，还有好几个适合建坝的地方。日本国土如此狭小，博士难道还真以为能找出好几个来吗？专业内的区区十几种植物都研究不过来，却在专业外不懂装懂，滑天下之大稽。
有人说金阁寺的消失是文化遗产的一大损失。其实此类国宝级建筑物，我也大体游览过一圈，金阁寺也好、银阁寺也好、法隆寺也好，都完全称不上“美”。当然，它与历史、美术史等勾搭在一起，各方面再理出个说法，勉强可以认为它有一种历史美。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
至于建筑的历史纪念意义，可以整理出充足的资料，传诸后世，供后人随时复原。此事不会太难。只要资料足够准确，此类建筑通过模型保存下来也就够了。法隆寺的和尚连拍照都不让，但那与我没什么关系，此时正该相关专家为文化挺身而出，与和尚战斗到底。结果专家们忘记了与和尚战斗的本分，反而盼着坐享其成，让他人来给自己灭火。日本的美学家呀、历史学家呀，“文化”二字讲得好听，张口“金阁寺烧毁”，闭口“政府之怠惰”，满嘴奇谈妙论；而我不管怎么看，都是学者比政府更加怠惰，更加愚不可及。
也有人认为金阁寺是日本的一大旅游资源。从这个角度上，我也承认，历史遗产的确存在吸引游客的能力；不过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建设酒店、公路等配套设施，积极推进旅游景点公园化。如果要说哪里的历史遗产更有吸引游客的价值，那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地要比金阁寺强得多，会有多少国际游客慕名而来实在难以想象。与其在这里悲叹金阁寺烧毁，不如去积极保护广岛、长崎爆炸中心地，推行公园化计划，保证游客络绎不绝。
我记得战后国际上曾有一个计划，准备动用世界各国的资源及科学力量，彻底完成黄河治水工程。但是后来中国爆发内战，这个计划似乎也成了黄粱一梦。
我感觉，早川的洪水化为一道暗褐色的防波堤，冲入海中一英里远，那种充满力量的景象有一种法隆寺、金阁寺之流无法比拟的美。至于大黄河喷溅着泥沙俱下的水花，掀起滔天洪水，我想那种浩大的景象更是雄伟壮阔，无与伦比。
黄河是个历史性的怪物。如果人类集聚五千年的智慧，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造出伟大的设施，能够征服黄河；那这座设施才是真正的文化纪念碑。我认为，人们的所有努力，都必须投入到这种设施的建设中去，即使失去所有古代遗迹之流也在所不惜。所谓文化，更重要的不是追寻过去，而是建设未来。
我们必须认清文化的正确目的：征服一切人类生活的障碍，提高并稳定我们的生活水平。
终有一天，当征服大黄河的设施完成之际，那将是比万里长城更加壮观的工程。
至于烧毁的金阁寺，有识之士虽然会齐聚一堂，慨叹哭诉；但究其实际价值，符合那些慨叹的只有一星半点儿而已———无论是作为美的具象、作为历史纪念物，还是作为旅游资源。其程度大抵不过是为水鸟振羽之声而惊异，为飞鸟川之洪水而咏叹罢了。
在我看来，治理利根川的水害、建立只见川的发电站，虽然比不上征服黄河，无疑也惠泽全民，值得着手处理。我认为：所谓文化，必须建立在此类积极力量的基础之上；从容不迫地玩赏古意，则是后话。
* * *
[1] 指《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1950年10月开始连载于《小说新潮》。
[2] 《小说新潮》，新潮社于1947年9月创刊的月刊小说杂志。
[3] 日本旧重量单位。1贯等于3.75公斤。
[4] “Ione台风”，Ione，西太平洋台风，1948年9月登陆日本关东地区，造成数百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5] 指1938年6月9日发生的国民党军队“花园口决堤”事件。
[6] 指西汉水利家贾让，事见《汉书·沟洫志》。
[7] 《大地》（The Good Earth ），美国旅华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的长篇小说，1931年出版。小说中有主人公因洪水逃亡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