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准备写这篇稿子，平息已久的胃痉挛复发了。刚刚夜里十一点半，还能听见舞厅里乐队的声音。
我有一套工作习惯：每天傍晚五六点钟开始喝酒，喝到七八点钟，倒头便睡；大概十一点半到十二点醒来，然后开始工作。
坐在桌边，胃就开始疼。我感觉可能是胃受凉了，于是拿布缠在肚子上，躺下打算休息一会儿，结果却疼得更厉害了。最后实在受不了，让人去药店跑了一趟。
如果请医生给我注射一下吗啡，估计立刻就能止疼。但是我正在连载报纸小说，一天一回，交稿十分紧张。吗啡的注射量如果不够大，对我就不管用；如果量够了，虽然管用但会睡着，而醒来后则会呕吐一天一夜，痛苦不堪。我的吐意实在太强，常常连医生都要吓一跳。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通常不会选择注射吗啡。
胃疼得十分严重，虽然没到满地打滚的程度，但身体已经蜷缩成一团，嘴里不自觉地呻吟起来。这种情况实在应该注射吗啡，但偏偏还有连载。注射了虽然能止疼，但是会睡着，醒来后又会痛苦地呕吐，没法动笔工作。无奈之下，只能拿一些成品药将就，继续把工作做完。这其实不是个好主意。
到了早晨，新一回的连载写出来了。胃疼看起来轻了许多，实际上却像大爆发过后的火山一样，表面虽然不再喷烟，内部的熔岩却仍在画着波纹，冒着热气，剌剌作响。我就像抱着一座火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弯腰稍一不注意，就会一下子疼起来。实在没办法再伏案写作了，于是我派人前往东京，向新潮社请求稿子是否能够宽限几日。
他们最终没有答应。从那之后过了三日有余，直到今天，胃里面仍然像住着一座火山。每次弯腰都要小心翼翼，当然酒也不喝了。就连喝一滴水，都会不自觉地屏气凝神，紧张地等待胃是否有反应。不喝酒就睡不着觉，于是我就邮购了二三十本书，这三天里一直躺着读书。其结果是：眼睛开始疼了。这条街道从晚上十一点左右开始，电灯就变得很暗，对眼睛是个折磨。胃不那么疼、能够直起腰板坐在桌前的时间，又全部用来写连载了，实在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到今天，这篇稿子不能再拖了，无论如何也必须坐起来写作。可是一旦坐起来，总觉得头脑运转不够迅速，既难以持续思考，又总是注意力涣散。总有一部分心思挂念着胃的情况，无法长时间保持精神彻底集中的沉浸感。无奈之下，我只能躺下思考，再坐起来动笔。就这么颠来倒去，浪费了不少时间。
今天的《夕刊读卖》登载了山际（日大司机，一百九十万日元抢劫犯）的狱中手记。我读过之后，偶有所感，于是决定写一写山际的事情。
登载出的手记并不是全文。当然，我也没见过他本人，对山际的了解，仅仅是通过报纸而已。山际刚刚被捕时，有关他的报道全都是新闻媒体千篇一律的观察与老调重弹的论断，没能真正表现出山际的个性。此类时事文章，我原本不爱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论述感想，然而以我目前的状态，无法集中头脑思考，也只能就偶然想到的东西谈两句了，实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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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许多人说三道四，说我们这一代人、这一Gen⁃eration是“Aprèsguerre”，就是俗话所说的战后派。他们虽然没说错，但是这次的案子里，我们被认为尤其战后派，这让我很不愉快。（原文照录）
这是手记的开头部分。在那些寄稿子给我，或是写信请求拜我为师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确实无药可救的蠢材，往往会写出这类文章来。其开场白大抵不外乎“莫要将我视为单纯的战后派”“我心中的烦恼更加与众不同一些”之类。
当然，并不是说怀有这种想法就都是蠢材。只是机灵人不会写出来；就算写出来，想必也写得更加巧妙，看起来不会如此荒唐可笑。
根据新闻媒体的一般说法，山际是战后派特有的那类罪犯。他们异口同声地抱怨：真不知道这些战后派罪犯脑子里在想什么。然而帝银事件 [2] 的犯人与这个山际相比，究竟谁才是战后派？帝银事件的犯人，其心理虽不是不能了解，但还是这个山际的心理更加平凡普通，一目了然。把战后派看作一拨特殊人群，这种思考方式大错特错。正因为成年人安于这种不过大脑的划分标准，才会在思考时产生错误的前提：他们是战后派，这一代人本质上跟我们不一样。如此以偏概全、投机取巧的看法出现在新闻媒体，倒还可以理解；而《近代文学》的评论家也开始发表此种奇闻谬论，真让我感到新一代的日本文学前途灰暗。《近代文学》的论调与山际等人的论调，虽然在文笔和修辞方面水平不同，但在一竿子打翻一代人这点上，两者的愚蠢别无二致。也可以说两者是同伙，是精神上的同族。
山际的想法十分单纯。提前摸清日大运钞车的到达时间和行驶路线，在路边埋伏好，车来了就坐上去———虽然夸张了些，毕竟也算是有计划。然而更夸张的在后面：他打算坐上副驾驶座之后，单凭一把小刀，从旁边的司机与后座的两名男子手中抢夺一百九十万日元。结果他真的成功了，不可思议。如果山际本人也相信自己能够成功，那他就不只是单纯，甚至有些荒诞了。然而比这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车上三个大男人面对抢劫几乎毫无反抗。如果“战后派”这个说法真的成立，更加属于战后派的难道不是这三个奇怪的大男人吗？警察一度怀疑三人是山际的共犯，合情合理。他们的诡异程度值得警察怀疑。当然，也许三人是另一种心理：一百九十万虽然不是小数目，不过反正不是老子的钱。
山际被捕之时模仿外籍日裔，说了一句“Oh，mistake”。这当然很蠢，但当时山际一直在假扮外籍日裔，早已将身份吹嘘出去，因此这句话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蠢。
如果要说谁才是真正的蠢，那非刚才提到的三个大男人莫属。他们的表现比山际本人更加离奇与荒谬。光天化日之下，先是其中两人在大手町的某某省前被赶下车；随后在神田桥，司机也被赶了下来。这可不是荒郊野外，而是东京的市中心，某某省也是个车水马龙的政府机关。三个大男人在这些地方被赶下车来，却想不出半个点子捉拿犯人，何等蠢头蠢脑，近乎不可理解。
山际靠着一把小刀挟持三人，又在东京市中心分别把他们赶下车去。此举实在单纯幼稚，简直是在作茧自缚。如此憨傻的坏蛋可不多见。然而那三人头脑简单，四肢也未见发达，竟坐失大好良机。三人虽非同一代人，令人咋舌之处却异曲同工，实属不可多得的呆瓜，比山际更胜一筹。在我看来，这三个大男人的心理才更值得大书一笔。
登载手记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标题———“恋爱也需要Geld（注：指钱）”，好像是在揭露战后思想之一隅，而手记的内容如下：
（前略）看看今天的社会，年轻人与他们梦想中的人生（这里的梦想决不是指美好的童话）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鸿沟、多么大的矛盾。一旦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太深，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无可能。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社会太物质了吧。就算怀有几分浪漫，说到底也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与时代的洪流作对，永远都不过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可以这么说吧：我和她的恋情，一开始也是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充满诗意，最终渐渐地走向了现实主义。极端一点讲，一切好像都充满了矛盾，没有Geld（注：指钱）连恋爱也谈不成。我们的想法从何而来，大人们确实不理解。我认为不应该简简单单地以一句“Gabar族 [3] ”或者“战后派”就加以概括。（后略）（原文照录）
提取一下重点，山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尽管年轻人对今天的社会怀有梦想，但由于社会太过物质，浪漫主义的梦总会碎裂，被迫滑向现实主义。反抗时代也只是白费力气。我和她的恋爱开始是少年维特，如诗如画，但维特的烦恼渐渐变得现实起来，最终难免陷入一种始料未及的矛盾：原本是出于浪漫的梦想而谈恋爱，结果维持恋爱却需要现实的钱。表面上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但这背后的根源大人们并不理解。”
也就是说，“恋爱也需要Geld”并非他们期盼的结果，反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终点站。成人的世界确实充满铜臭，但他们在人生旅途的启程时，却仍然对未来怀有梦想。不过，无论多么浪漫，反抗时代也只是白费力气，于是他们最终输给了成人的思想———恋爱也需要Geld。我认为山际的那番话应该如此理解，报社记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平凡得很。
由于梦想人生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太多的隔阂与矛盾，年轻人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无可能。但根据山际的看法，并不是“梦想与人生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悲观厌世，而是对这些矛盾“想得太深”，因此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无可能。如果不去深入思考，那就绝不会悲观厌世了。观点实为清晰明快，完全符合逻辑顺序：无论梦想与人生之间的隔阂多深，只要不去管它，当然永远不会悲观厌世。
关于身世，他如此写道：
十多年来，我在一个他人看来 极其平凡的家庭中成长，这给我带来了幻灭感，至少使我对“幸福”这一人生主题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家里多低沉，在外面就多开朗，努力假装开朗与人交往。我在其中付出了许多汗水，也曾感到十分痛苦。人们常常提到什么虚无主义、什么颓废主义，但我并没有受到这些的不良影响；不过，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十分寂寞的事实。当然，我和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有过一段堪称真爱的感情。但是每当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总会发现，虽然我在思想上会去考虑一些大人的事情；但在思想体形（系）下的行动方面，仍然没能脱离孩子的阶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在提到成长于平凡家庭时，特地加上了“他人看来”这一限定条件。从手记全文中也不难窥见，他将“自我的认知”与“他人的看法”划得黑白分明，思考问题时总是难免拘泥于此。简单来说，他的一生中最关心的一点，永远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或者说是“自己在人们眼中印象如何”。
山际曾与恋人佐文的父亲见过面。在那段见面的记述中，他同样表现出了这一心理：
后来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极其道德败坏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肮脏，浑身汗毛直立。事出偶然：我和她同处一室时，她父亲回来了。现在想想，我当时一定是方寸大乱，失去冷静了，没敢看她父亲的脸就冲了出去。她之前对我讲过她父亲的性格，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在路上差一点就决定回去找他，向他说明我们的关系，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帮助。不过一想到自己曾做下那种事情，最终还是负罪感占了上风，不敢再去见她父亲了。（中略）我当时最忐忑的就是她父亲对我的看法。后来那天晚上，我和她见了面，从她口中听到了最可怕的消息。她说她父亲大谈“天下男人都是如何如何”，我似乎感到自己完全被看作了轻薄之徒。四十岁男人对社会的看法，足以伤害一个年轻男人的自尊心。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掺杂了她自己的想法。随后我们开始试探对方的心思，相互确认过后，发现我俩的感情仍然忠贞不渝。
见到恋人的父亲，逃掉了———他把这件事情形容为“极其道德败坏”“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肮脏，浑身汗毛直立”。但是后面又提到“一想到自己曾做下那种事情，最终还是负罪感占了上风”，于是不敢再去见她父亲了。这里的“负罪感”，恐怕是指夺走了她的处女之身吧。
他在上一节中也曾提及，“我和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有过一段堪称真爱的感情”，明确将“女朋友”与“真爱”区分开来。这其中的意思似乎是：真爱指的是达到肉体关系的女朋友。
但是随后他又自我剖白，“虽然我在思想上会去考虑一些大人的事情”，“行动方面，仍然没能脱离孩子的阶段”，我感觉这其中有几分辩解的味道：我对男女关系的看法确实早熟，但是说白了没有能力闯下大祸，又不是同时拥有好几个真爱，我没有人们眼中那么坏。然而，与直接的辩解相比，这番话又有独特之处。我虽然不如自己宣称的那么品行端正，但既没做出，也做不出什么大奸大恶之举———他似乎对自己的这番看法深信不疑，而不是单纯地以此作为辩解的借口。
山际因夺走了佐文的处女之身而“不敢再去见她父亲”，然而同时又打算中途折返，“向他说明我们的关系，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帮助”。他的想法并不是乞求她父亲的原谅，也不是恳请将女儿嫁给自己，仅仅是“说明情况，希望得到理解与帮助”而已。在这一方面，他认为双方处于平等立场，甚至没把对方看作父亲。将此事概括为“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云云并不准确。正是因为年轻气盛，有着独立自主的意气，才会产生这种想法，人们不该对此感到排斥。而另一方面，他提到“负罪感占了上风”，我认为这也是句实话。
通观手记，山际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坏蛋。面对佐文的父亲时，除了“她父亲”这个身份之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该处于下风。所以，在听说自己被她父亲评价为轻薄之徒时，他才会感叹“四十岁男人对社会的看法，足以伤害一个年轻男人的自尊心”。
然而在这段自我剖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紧接下来的一句：
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掺杂了她自己的想法。
直白得酣畅淋漓。他时常怀疑恋人的心思，担心她会不会也把自己看作“轻薄之徒”“所谓战后派”。所幸接下来的情况是“我们开始试探对方的心思，相互确认过后，发现我俩的感情仍然忠贞不渝”。对他来说，这算得上是个大团圆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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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际在手记中对这份恋情的描述，与佐文对二人爱情的自白之间，形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对照：
我感觉，无论是与左文的相遇，还是麻烦事的发生，都可以看作一种偶然。我的说法可能像是怪异的小说，但我和她之间，怎么说呢，确实存在着某种宿命般的因缘。第一眼见到她时，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我俩就以几何般的数（？）展开了热恋。
他把恋人佐文的名字都写错了，说明他从来没有给这个“宿命般”的女子写过一封信。与山际充满神秘主义的叙述相比，佐文的自白要真实、明白得多：
我来到东京后没几天，因为早晨会去一楼的值班室取信，总是遇见山际先生，于是就和他认识了。后来直到七月底，有一天休息日，我有事儿要去银座，结果走到水道桥附近，他就从后面追了上来，说有话对我讲，把我叫到了旁边的小路。他说“自从见你第一眼之后就忘不了你”，然后追问我的想法。我之前也不讨厌山际先生，所以就回答了一句“我也是”，然后那天我俩就一起去银座玩到了很晚。
两人交往了两个月后：
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上个月十日的晚上，我在山际先生的要求之下，将处女之身交给了他。这件事情，我决没有感到后悔。
将两人的自白对照来看，不难发现佐文沉着冷静，而山际紧张慌乱，与恶棍的形象不符。当然，在处事和恋爱问题上，并不是说恶棍就不能搞神秘主义，恶棍就不容易沉浸于感伤。只是从两人的自白中能够清楚感受到：佐文很成熟，山际与之相比既冒冒失失，又单纯幼稚。
两人的自白中，完全一致的唯有一处，且此处恰恰暗示了此案中的核心部分。
山际的手记：
于是我大体定下了作案计划。虽然我们也可以单纯地离家出走，但从现实角度来看 ，就算两个人一起赚钱 ，也 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 ；而且时间也紧迫得很。如果我走向犯罪道路，会辜负许多人的信任，而每当我彻底认清自己是个罪犯时，心里有多么苦闷、煎熬，在女人与自己中间左右为难……我越是尝试理性思考，内心就越痛苦。一想到她现在的窘迫都是我的错，我就彻底不知如何是好了。说到底，我是个软弱的人，实在不懂如何维持爱情。
山际在讲述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时，提到“现实角度来看，就算两个人一起赚钱，也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这确实是个现代人会关注的问题。
当下社会勤勤恳恳工作拿到的薪水，与物价相比确实太低了。当然也不是说一个人的工资无法糊口，吃配给粮的话还不至于挨饿。不过在现代人眼中，单单填饱肚子活下去，算不上“稳定的生活”。在山际看来，即使两人一起赚钱，他对生活的稳定仍然没有信心。
再看一看佐文的自白，事情就更加清楚了：
父亲每个月只给我固定数目的零花钱，就算我不够了，向他再索要一点，他也不会理睬。父亲这个样子，让我不想跟他再在一起生活了。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选择了去找工作。
总结下来：佐文的零花钱数目有限，花光了之后再去索要父亲也不给，于是就产生了离开父亲、独立赚钱的想法。此处“索要”这个说法有趣得很。似乎她深信钱花光了再去索要是理所当然之事。
她对待恋人，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对恋人也好、情人也好、丈夫也好，恐怕统统都是“索要”。假如对方无法满足她的“索要”，那么她自然就会断定此人没有成为恋人、情人或丈夫的资格。
山际手记中那句“就算两个人一起赚钱，也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对他而言是何等惨痛的现实，只要读了佐文的自白，就很容易理解了。想要满足佐文，仅仅是一起赚钱远远不够。然而山际却把它归罪于自己，这种一以贯之的荒诞无稽与单纯幼稚使我印象深刻。
那么，在本文的结尾，不妨引用一句前言：
恋爱也需要Geld。
虽然心怀梦想，充满浪漫情怀，想要像维特一样谈一场纯情的恋爱；却在世道艰辛、金钱万能面前败下阵来，备尝“恋爱也需要Geld”的苦楚，最终在现实的逼迫下走向了始料未及的命运。山际的故事概括下来，不外乎如此。
他把佐文看作命中注定的女孩，怀着深沉的爱去怜惜她，所以对“恋爱也需要Geld”的可悲现实，似乎并没有报以诅咒。或许他把自己的情况割裂了出来，只是在谈社会普遍的风气而已。
尽管山际没有意识到，我却意识到了：“恋爱也需要Geld”的性格，似乎是佐文背负的宿命。她是个持重的女孩，却把处女之身交给了山际；不过一码归一码，在她的思想中，恋爱不如钱重要，比不上华美的生活，这种性格又要如何评价呢？为了Geld，山际连可憎的四十岁男人的话也会听，似乎他不仅仅是对佐文，而是对所有的女性怀有一种悲哀的肯定。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他这样做，是因为感觉到了佐文身上背负的宿命吗？我觉得他很可怜，同时又感到无比滑稽可笑。至于佐文看重Geld更胜于恋情这点，我认为这种性格或许并不属于坏人，而是属于既可悲又可爱的女人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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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0年9月22日，日本大学运钞车遭劫，劫犯山际启之，时年十九岁，在日大担任司机。日大教授之女藤本佐文与山际相恋，作为从犯共同被捕。山际假扮外籍日裔，被捕时用日式英语说了一句“Oh，mistake”，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战后派犯罪的典型代表。
[2] 1948年1月26日，东京都丰岛区帝国银行发生银行抢劫案，造成12人死亡。警方判定某画家为犯人，并于同年8月实施逮捕，但证据并不充分，至今仍留有诸多疑点。
[3] Gabar族，1950年前后流行的词语，与“战后派”指的是同一批人。由于常常身着华达呢（Gabardine）裤子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