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警视总监的笑》与《芥川奖杀人》二文，感觉都很无趣。两个作者都顽固得可怕，文章话说得太尽，一股倔强劲儿扑面而来。读这两篇文章，好似一匹悍马出现在眼前，与你面面相觑；如果这种惊异感也算得上趣味，那么称作有趣也未尝不可。
在《警视总监的笑》当中，蕴含着作者极大的愤怒，而故事却十分简单：女主人公的姐姐离婚后，留下一个女儿归前夫抚养；这个女孩患有佝偻病，过着不知父母关爱的悲惨生活。女主人公找到警视总监，希望他能想想办法；而警视总监似乎与前姐夫早有交情，听到前姐夫的名字后，态度陡然一变，只是发出奇怪的笑声来敷衍了事。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幕场景：佝偻女孩准备离家出走，从房顶扔下了两件大型行李；站在下面的女主人公却说了一句，“我从出生到现在，双手从没拎过这么沉的行李”，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将佝偻女孩留在屋顶上，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不知在孤立无援的佝偻女孩看来，这个残酷无情的姨母是何等恶鬼形象；而女主人公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凉薄与冷酷。等到她自己求人时，警视总监背过身去，发出奇怪的笑声敷衍了事，她却为对方的冷酷大怒不已。也许警视总监也有自己的理由，比如“双手从没拎过这么沉的行李”。不对，恐怕不会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这样还不至于背过身去，头也不回。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最栩栩如生的部分，不是警视总监的笑声，而是女主人公离去的背影。女主人公抛下一句“双手从没拎过这么沉的行李”，然后便一言不发，将患有佝偻病的外甥女丢在身后，头也不回地离去———整篇小说只有这一幕活了起来。这一幕所表现出的无情与冷酷，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因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光辉，璀璨夺目。
人们处世常有两套标准，自己错了则毫无反应，别人错了便愤愤不平。这谈不上异常，反倒可以说是平凡、普通、随处可见的一种心态。说白了，就是任性，而不够机灵。女人———不对，人有的时候，任性显得嫣然不俗，机灵反而面目可憎。比如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旦坠入爱河，娇蛮成了别具风情，愚鲁成了憨态可掬，不能以正常情况论处。小说虽然要严格公正，但也不至于否定这些。说到底，恋爱的单纯盲目与文学的严格公正，或许有着同等程度的偏执，同样不能以常理而论。
人们说文学要有文学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又由谁来决定？小说不是物理、数学，口味永远没有一个严格的尺度、公正的答案。泰西有谚曰：味与色，不可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出现一个顽固、任性、冷酷无情却又敏感纤细的女杰 [2] ，文学界也不是不能给她腾出一席之地。
菅原通济 [3] 是堂堂男子汉，又是一个通达世故的行家，想必不会连这点儿宽容都没有。女人在任性之中，自有其百般思量。一名女子，即使泼辣任性、冷酷无情、敏感纤细、独断专行，却也总比圆滑周到、八面玲珑来得可爱。Toma先生 [4] 似乎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度过了充满爱恨情仇的一生。
所谓通达世故的行家，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一等人，太为人情所溺。人不够坏，心不够黑；任性妄为的时候倒是有，却不懂怎么运用到论战中去。真正怒火中烧的是女杰，而不是行家；且看两人的笔战继续打下去，胜出者定是由起繁子女士。女杰的怒火毅然决然，任性恣肆，凡得理处，绝不饶人。
此类行家往往很看重朋友；不为其他，单纯因为是朋友而已。人情世故要求如此。同样，他们憎恨与朋友为敌之人；不为其他，单纯因为与朋友为敌而已。不过世上也有一种说法，叫作冤家对头分外亲———搞不好，这才是那个朋友心底最隐秘的真实想法呢。当然，没有必要考虑得这么细；这类行家做事最为考虑不周。他们的思路受到人情世故的支配，早已漏洞百出。
最为漏洞百出的还属《Toma先生的一生》 [5] 这篇小说。一读之下，令人捧腹。诸君且思：Toma先生的小姨子是个痞气十足的女学生，她写了一封荒诞不经的密信，Toma先生读后鬼迷心窍，竟与爱妻离了婚。如此看来，Toma先生岂非幼稚得过头？还不如那个“Oh，mistake”的山际君成熟。然后故事继续下去，荒诞不经的女学生得了芥川奖，成了女作家，于是擅自发表了一篇痞气十足的小说，叫作《警视总监的笑》；而这篇小说，就是杀害Toma先生的凶器。
“Oh，mistake”大师手持一把折叠刀坐上车，令三个大男人束手就擒，轻松抢走了近二百万。看来战败后的大男人萎靡不振，已经不成体统。三人面对一把折叠刀，未作抵抗便束手就擒，这幅败走图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而惨遭流氓小说暗杀的Toma先生却更胜一筹，走在了战后派的最前端，甚至有些神韵悠远、捉摸不定之感。
我平时也写侦探小说，为了方便剧情需要，杀人方法及凶器曾自创过不少。不过我却从没想过，荒诞不经的小说也可以充当凶器。如果把这件凶器写进侦探小说里，读者怕是不会买账吧。
《Toma先生的一生》写得随心所欲，尽抒胸中不平，从头到脚处处是漏洞。如此考虑不周的小说实属罕见。
不过，所谓杰作，看起来都有考虑不周的特点。一件周全详备的工具，会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一部面面俱到的作品，却无法成为艺术的杰作。无论男女，一旦坠入情网都会变得盲目而考虑不周；而人之一生，最为芬芳四溢的也正是这一时刻。况且，艺术的存在意义不是家具，无法给人们冷静理智的那一面提供无微不至的舒适生活；它只是一件魔术道具，给人们考虑不周的那一面提供梦想与安慰而已。
比如近松 [6] 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往往就不会面面俱到。杀人没有必要，死亡没有必要，甚至爱情也没有必要。如果有人拿这番话进行生活咨询，咨询师一定会以为他要自杀，然后狠狠教育他一番。总而言之，不备不至、考虑不周之处，难以尽数。但是它们与《Toma先生的一生》却略有不同之处。略有———只是略有。
无论是近松还是莎士比亚，都对作品中的主人公怀有极大的同情；这一点与《Toma先生的一生》相同。略有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同情从何而来。虽然他们都将笔下的角色视作自己一体同心的挚友，但菅原行家此举，是出于Toma先生与自己在现实中的友情；而近松、莎士比亚此举，则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爱与肯定。现实中与Toma先生情谊甚笃，作品里就与Toma先生同仇敌忾，这完全说不过去。文学史上的诸多杰作，虽然与《Toma先生的一生》同样考虑不周，但它们并不是被现实中的友情蒙蔽了双眼，而是通过创作技法去突出主干，无视成百上千的旁支末流。
当然，现实世界充满混沌，繁复多姿，想来也不至于严格公正、斤斤计较到规定只有大文豪才配写作。充分表现世俗人情，拿仇恨做卖点，这也算一种创作路线。靠着世俗人情来写小说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而人生的多姿多彩恐怕不能看作是坏事。咱是个性情乖僻之徒，找个角落，一碟小菜，一杯小酒，日子就舒坦得很。世上存在乖僻之徒不是件坏事，清浊共生、黑白并存，才是自然常态。
行家老兄乐此不疲，人情小说信手拈来，此事亦无不可；然而那个荒诞不经的女杰本非敌人，行家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失成熟。或则所谓世故之行家，原本便是极不成熟的一类人，总爱鸡蛋里面挑骨头。俗语称某些人“读《论语》不知《论语》” [7] ，此等人或许可说是“闻道理不晓道理”了。行家们动辄火冒三丈，或许也算是稚嫩可爱？此次论战中，无论是须眉还是巾帼，在不明事理这一点上，难分伯仲。不过，巾帼的字里行间暴露出冷酷无情的本性，令人眼前一亮；而须眉只是暴露出自己火冒三丈而已。荒诞不经的女杰唯一的问题是锋芒太露，总体仍然生机勃勃，熠熠生辉。如果把这场“杀人案”闹上法庭，行家老兄怎么也不会有胜算。
据由起繁子女士讲，她的丈夫（不知是否已离婚）I画伯 [8] 曾向人表示：芥川奖她能拿下，老子就不可能拿不下。于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开始着手创作小说，而且写的就是她的故事。
我感觉这事儿挺有意思，于是问道：
“如果真能写出芥川奖水平的小说，那可是一段佳话哪。您觉得能写出来吗？”
“他这个人特别聪明伶俐，无论做什么，总是比我出色，小说肯定也是一样。既然我能拿下芥川奖，他一定也能拿下。”
她如此回答道，表情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于是我迅速联系了某杂志的编辑，煽风点火道：
“你去联系下I先生吧，跟他约一下稿，弄不好能拿到很有意思的稿子。”
编辑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应该联系过I先生，不过后来便石沉大海，再无音信。假如是I先生觉得自己不成熟，主动放弃了，那可诚为憾事。这桩公案由芥川奖而起，还提到了“杀人”，也算是民事案件；其中自私任性者何人、不明事理者何人，若由I先生大挥健笔，将其内外款曲娓娓道来，日本之文运无疑亦将由此一振。画伯、才女、行家，交织混杂，虚实相生，好不壮观；且又极富格调，绝无读者颦眉之虞，不良少年少女的“Oh，mistake”手记又岂足与之并论。
至于“Toma先生”，其一生之轨迹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同，算得上是稀有的素材，使人想要借来创作一篇小说。当然，Toma先生的早年经历，学生时代的由起繁子也无从得知，只能靠想象弥补；当初两人只在巴黎的某个晚上见过短短一面，无法了解Toma先生的为人究竟如何。
《Toma先生的一生》将由起繁子打造成纯粹的反面角色；与此相似，由起繁子的小说中，姐姐、姐夫都是一等一的正面角色，而对唱白脸的Toma先生，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恨，有些鲜血淋漓的感觉。
两部作品对Toma先生的描述中，只有一点共通之处，双方都称：Toma先生做出离婚的决定并非出自本人意愿，而是听从了他母亲及姐姐的意思。由起繁子是否相信这个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死去的姐姐似乎相信———或者是在Toma先生的“诱导”下相信。也很难说菅原行家就没有受到过Toma先生的“诱导”。人这一辈子进棺材时，谁都会多少带着点儿谎言。这种“诱导”在谎言中算是可爱的那一类，除了当事人谁都不该为此发火。
一个男子风流如Toma先生，却由于家人的反对，不情愿地与爱妻诀别，其后一生闷闷不乐，始终难忘妻子的倩影———这种故事，一个字儿我都不信。这是个天真的故事，或许Toma先生自己很喜欢，把它看作一座虚构的城堡，躲进去不愿出来。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自欺欺人的同时，必然也有实事求是的一面。Toma先生所幻想的那种天真之人绝不存在。
假设Toma先生所言属实，那么本次芥川奖谋杀应该如此结案：Toma先生的亲人无视本人意愿强迫Toma先生离婚，是为主犯；Toma先生本人同意了亲人的主张，是为从犯，恐怕也难免同罪论处。从法文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法医学”，在此不妨假定也存在一门“法文学”），原告的诉状讲了一台大戏：曾经荒诞不经的女学生，今日获了芥川奖，摇身一变成为流行女作家，靠着一支笔将敌人斩尽杀绝，报仇雪恨。我作为一介看客，不管内心再怎么希望，也很难相信那是事实。
不过，鄙人绝非认为菅原行家的诉状荒唐无稽。至于由起繁子呢，对人对己两套标准，警视总监或是其他人也有“两手提不动行李”之类的理由，她却浑然不顾，只知自己宣泄怒火———我也没认为这就错了。人们尽管常常摆出一副相互理解的脸孔，骨子里还是不明事理、自私任性。闹他个天翻地覆才好。行李到底提得动还是提不动，争论下去呀。都加把劲，别输掉了。
像Toma先生这样选择自杀，其实就是输掉了。失败者随便埋掉也就是了，守夜的老兄们却不罢休。他们醉醺醺地围绕在故人床前，发奋报仇，或许也是一种天真的战斗精神。泉岳寺的四十七士 [9] ，追根究底与此也是一路。今日之镰仓，亦出现了一批四十七士，可谓时代之庆事。不过他们的敌人却凶悍得多———不再是吉良之辈，而是女人。你打了她，她会连抓带咬；你杀掉她，她会化作厉鬼。更兼善使一手好薙刀，头缠巾带英姿飒爽。她若听到山鹿流阵太鼓，可不会像吉良那样躲进堆房，反倒会一脚踢破大门，提刀冲入街市之中。软脚虾如镰仓四十七士之流，只怕是小命难保。
不过Toma老兄估计输而无悔。泰西伦敦，有美一人，乃是位伯爵夫人。Toma老兄曾轻拥柳腰，共沿古城徐徐而行，忧心如酲。
结庐古城下，
时登古城上。
古城不畴昔，
今人自来往。 [10]
后来岁月更迭，年华渐逝的Toma先生独自结庐于古都之地，或曾追缅往昔、耽于沉思、借酒浇愁；然Toma先生毕竟曾于泰西之土，拥城主夫人之柳腰步于古城之侧，此生又有何憾。
且Toma先生之脑海中，“深爱之弃妻”面影始终萦绕不去，虽获伯爵夫人倾心，众人艳羡，却仍日日怀忧，未有竟时，只得铁下心肠，诀别恋人，飘然而去，重成天涯孤客之身。好不凄美哪，Toma先生！
不过，依我之见，这类东西还是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好。凡是风流男子，总爱弄出这么一段甜美伤感的传说，躲进里面不愿出来。比如亨利·贝尔的玛蒂尔德夫人 [11] ，比如某某安吾的某某姑娘，比如某某某某的某某某某。他们时常把这些故事挂在嘴边，为之如痴如醉，笑逐颜开；但其实他们本人并不相信。他们的目的，只是在死后继续欺骗世人罢了。单凭在世时的种种故事，似乎人们还无法满足。至于“深爱之弃妻”这话，读起来虽然顺口，仔细想想，却充满复杂奇怪的矛盾，足以使一个老实的总理大臣大惊失色 [12] 。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实中不存在此等程度的复杂怪奇。比如另一个日本首相曾因希特勒与斯大林而大惊失色 [13] ，我记得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国际条约从来都不会被严格遵守，同样地，想要百战不殆，就要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去相信看不到的那一面。既然一脚踏入了小说这行，可万万不能再像那个首相一样头脑单纯。
镰仓四十七士对“义”有些过于奋勇，这让我感到畏惧。“义”这种东西，元禄时期或许还真正存在过，如今早已随着战败烟消云散；看透这一点的人，才算得上明白事理。当然，我也不是在吹毛求疵，说什么今天的大石假戏真做，沉浸在一力茶屋无法自拔。战争期间的司令、参谋也曾沉溺于花天酒地，却并没有忘了打仗。
不过，自杀之人无论多么天真，我们最好还是将其看作自欺欺人、亦以欺世。Toma先生死前喝光了一整瓶威士忌，从这一点看来，他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赴死，而非如马拉一般出其不意地死在女子的匕首之下。
我很喜欢死去的Toma先生。面对他悲情的一生，我洒下的热泪绝不比他人少。只是自杀是个败笔。无论是通过自杀为人生谢幕，还是安安静静地告别世间，Toma先生的一生永远都充满悲情，又岂会有一丝损益？
Toma先生正是达拉斯贡的达达兰 [14] ，身体内又住了一头情欲之鬼，不受自我控制，变幻多端，充满不确定性。恋情如何？真耶伪耶，影耶梦耶？他了如指掌，又一无所知。既难断执念，又达观旷然。真正的自己究竟何在，Toma先生并不清楚。为什么死去，Toma先生也不明白。活着的时候拼尽全力，充满不确定性；死时却显得尤为简单、纯洁。镰仓四十七士奋勇仗义，又有什么仇可报呢。
何况报仇的对象还只是一介女流。新宪法颁布以来，自由都市镰仓似乎弥漫着男子的杀气。
“可恶的女人……绝对……”
镰仓群山的森林中，无数男子的诅咒化作一道妖云，腾空而起。
“不可轻饶！”
不过，各位去圆觉寺参禅也是白费功夫，女人已经化身为龙了。女人原本就气魄凶猛，又精通武艺，练得一手杀人剑；天性嗜血好斗，随时摆出架势，近身者格杀勿论。男子之剑术，不过就是挥刀劈向敌人脑袋，只须关心脑袋便是；女子之剑术却与此不同。看似挥刀劈向脑袋，实则或许攻其下盘。非也，乃是挥刀同时，一脚踢向各位的睾丸；嘴里吐出针来，向各位的眼球扎去。镰仓四十七士之流，毫无招架之力。诸士此番丧失理智之举，既不清楚敌人实力，同时又没有秉行大义。
诸士如果想要告慰朋友在天之灵，应该大摆宴席，邀请由起繁子前往镰仓，按禅僧拜祖师之礼对其顶礼膜拜。当然，她一腔怒气，多半不会应邀；但诸士切不可由此而失敬拜之念，须日遣一人，邀其赴宴，虽每每徒劳，然不可中断，直至她去世。如果诸士一代不及完成大业，子孙当承其志，直至她去世为止。那时诸士想必会意识到：当年在圆觉寺枯坐数日也于事无补，今日总算要化龙了。这同样意味着Toma先生也已成功化龙。至于她嘛，人家本来就是龙，那没办法。
Toma先生是位一生充满不确定性的勇士，如果他有敌人，那么真正的他应该就居住在那敌人的体内。他所肯定之事物，同时也使他绝望；他不断流浪，却永远没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地方。现实自始至终都在离他而去。
有一件事，吹牛大王 [15] 或堂吉诃德也无法做到。那就是憎恨。他会将风车看作敌人、看作恶魔，纵身上前作战，直至丧身殒命；但那不是出于憎恨，而是他在敌人与恶魔之中发现了自己的生命。
风车夺走了堂吉诃德的生命。爱着堂吉诃德的人，是否会憎恨风车？我持否定意见，甚至认为他们会爱着那架风车。勇士的肉体早已死去，而他的灵魂仍然在怒吼、在战斗、在哭泣，在那架风车里虽死犹生。夺去勇士生命的东西，不是他的仇敌，而是他最大的纪念碑。
不过，夺走Toma先生生命的“风车”究竟是不是由起繁子，我对此深感怀疑。因为Toma先生自白的那些烦恼，我不会从字面上去相信。
* * *
[1] 1949年，由起繁子凭借小说《书的故事》摘取第二十一届芥川奖桂冠，同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警视总监的笑》。该小说以其前姐夫户祭正直为原型，问世后使户祭遭受到社会上许多非议。同年10月3日，户祭身着泳衣死于镰仓市材木座海岸。其时以菅原通济为首的镰仓文人群体多与户祭交好，认为户祭之死属于自杀，而由起的小说则是将其逼上绝路的主因。于是菅原作实名小说《芥川奖杀人》，指责由起繁子获芥川奖而间接杀死户祭正直。
[2] 由起繁子（1900—1969），小说家。由起繁子1949年凭《书的故事》获芥川奖时，作为评审委员之一的安吾在评审意见中不吝赞美，认为日后若经打磨，将成为仅次于樋口一叶的天才女作家。
[3] 菅原通济（1894—1981），企业家，随笔作家。以镰仓市为中心，活跃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4] 户祭正直（1886—1949），电气工程师。留英归国后，寓居镰仓，与菅原通济等镰仓文人相善。昵称“Toma先生”，由其姓氏“ToMatsuri”简化而来。
[5] 《Toma先生的一生》，即《芥川奖杀人》，又题《户祭正直的一生》。
[6]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江户时代剧作家，以净琉璃与歌舞伎作品闻名。
[7] 朱熹《论语序说》引程颐语：“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
[8] 伊原宇三郎（1894—1976），画家，1924年与由起繁子结婚，自1945年起处于分居状态。画伯，对画家的敬称。
[9] 指元禄赤穗事件中的四十七名武士。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703年1月30日），以大石良雄为首的四十七名原赤穗藩武士，杀死幕府官员吉良义央为主报仇。由于菅原通济等为户祭“报仇”、声讨由起繁子之人，多属镰仓文人群体，故安吾以“镰仓四十七士”揶揄之。下文“吉良那样躲进堆房”“山鹿流阵太鼓”及“大石假戏真做，沉浸在一力茶屋”等，皆出自赤穗事件史实。
[10] 裴迪《辋川集二十首·孟城坳》。
[11] 亨利·贝尔，法国作家司汤达的本名。此处的“玛蒂尔德夫人”指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一位女革命者。1818年，司汤达于米兰结识玛蒂尔德，苦苦追求，但未被接受。这份苦涩的恋情催生了《论爱情》一书，亦是《红与黑》中侯爵小姐玛蒂尔德名字的来源。
[12] 指平沼骐一郎（1867—1952），1939年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同年8月，德国无视日本的作战计划，擅自与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平沼对此深感震惊，发表声明称“欧洲天地复杂怪奇”，率内阁总辞职。
[13] 指东条英机（1884—1948）。希特勒于1941年突袭苏联，被日本视为背叛行为；斯大林于战争末期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
[14] 达达兰，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性格开朗善良的冒险家，有些爱吹牛的毛病。
[15] 吹牛大王，指德国童话故事《吹牛大王历险记》中的闵希豪森男爵（Baron Münchhau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