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岳 [1] 又死人了。在各式各样死人的新闻中,谷川岳算是一抹清凉,能使人感到生活的平和。

凡是人类惹出来的事情,无论红事白事,莫名地有一种阴郁的感觉。人情味这个玩意儿,不管何时何地都牵挂在你身边,如影随形,怎么也摆脱不掉。不过,如果是自然惹出来的事情,那反倒会有些神性显现在人类身上。

我几乎没爬过什么像样的山,倒是有一次差点死在山里。说起来真是丢人。叫它是一座山,那是抬举它,其实就是一座随处可见的小山丘,村里人都懒得给它取名字。而且我差点死掉的地方,还是在山脚的入口处。

有个姓伴的同乡前辈,是个律师。他似乎从小就向往梦幻般的生活。从青梅内侧的日阴和田 [2] 向山上出发,渡过一条小溪,到达半山腰;记得那里有一处一町步 [3] 见方的草地,四周被小山丘环绕,阳光十分充足。那里既没乔木也没灌木,只有杂草四处丛生;也有可能是树木全被伴氏砍掉了。

或许他打算在那里放放牛,过上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他曾把自己的梦想写成文章,投给了二十多年前的《改造》。那段时间,人们最爱读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文学上则出现了新感觉派。共产主义与浪漫主义一道崭露头角,齐头并进。

他并不是仅仅向往梦想,还曾将梦想付诸实践,在那个半山腰建了一座小屋,住在里面。小屋完全是纯手工打造,建得很不错。周围的山上杉树很多,他就砍来做建筑材料;屋顶虽然是用杉树皮葺的,却从未漏过雨。小屋只有一室,十二叠 [4] 左右;不过屋外还有个土间,没有墙壁但是有房顶。土间有个做饭的地方,中间挖了一个洞,可以生火,放上个简单的小锅。据说他习惯一边煮饭一边读书,土间里摆了个书架,上面有二百多本书。这些书虽然在土间里,但是靠着小屋那侧的壁板,所以没有被风雨打湿的痕迹。其实这都是些颇有价值的书,但是山里面似乎没有窃贼;我在那座小屋借住时,屋主已经离开一年多了,里面的书、锅、被子、蚊帐仍然一如原样。屋内同样堆满了书籍。

他曾对我讲,建造小屋其实还好,从谷间溪流引水才最煞费苦心。他弄了一个露天浴池,为了随时得到溪流的水,挖了一条小引水渠,从溪流上游穿过林子,七弯八拐地连到他的浴池里。不过我去借住的时候,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水渠已经堆满了落叶,连接溪流的导水口部分又被风雨破坏掉了,已经无法继续使用。露天浴池积了雨水,还有青蛙住在里面,我煮饭时只能自己去小溪来回打水,很不方便。那一带蜘蛛非常多,我踏着蜘蛛窝好不容易到达小溪,打了水往回走时,蜘蛛已经把窝修好了。来回都像走在蜘蛛窝的海洋里。

他在这所小屋过了几年返璞归真的日子,我不太清楚。他靠山中的野生动植物为食,凭着一时意气过上了一段神仙生活,结果却生下了一个先天软骨病的孩子。看来所谓返璞归真,对人类而言并不是健全的生活方式。黄昏时,小屋附近有飞鼠出没,据说他会引弓搭箭将它们射下来,煮了吃掉。我在小屋借住时,见到了那张弓,是一张手工制造的竹弓,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但是我不吃飞鼠,天生不吃任何奇怪的东西。飞鼠本名叫“鼯”,长了猫的四蹄与蝙蝠的翅膀,怪异得很。黄昏时出没这一点与蝙蝠一样,另外似乎还有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捕食的习性。

我二十岁那年,在东京近郊的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是一名代用教员 [5] 。那地方现在是东京都内的繁华街区了,当时却纯粹是武藏野,村子里到处是田园与天然林木。伴氏离开返璞归真的山中生活后,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常常戴着土耳其帽四处闲逛。有一次,我领着一群小孩子往树林那边走,打算让他们画画;结果就遇到了他,戴着一顶土耳其帽。在那个村子居住期间,我俩开始了短暂的交游;后来我在他的山中小屋借住了一个夏天。

做小学老师,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学生家长的袭击。家长盲目地认为自家的孩子与众不同,叽叽喳喳向我说个不停,却对我做出的公平判断充耳不闻。家长充满主观臆断,丝毫没有听我讲话的谦虚态度。我曾坦白告诉伴氏,小学老师挺有意思,只有家长最难办。于是他微笑着说道:

“这个嘛……您看这一招怎么样。跟那些家长说话的时候,一开始先把声音放低,故意让对方听不清楚。然后对方就会‘唉’一声,仔细听到底说了什么,对吧。这个时候再慢慢提高声音,对方自然就会听下去了。”

虽然从他那里学到了高招,但我实在不会跟家长打交道,所以最终好像也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后来留下了负面影响。我与人讲话时,每当意识到自己声音不大,虽然并不是有意压低声音,仍会想起他传授的高招时,感到十分不舒服。好像自己在做坏事、搞诈术一样,心里很不愉快。不过对他本人,我只觉得好笑,以及有些怀念,并没有不愉快的感觉。

记得是小田岳夫与海音寺潮五郎获芥川奖的 [6] 那次,颁奖仪式在彩虹 [7] 举行,许多文人应邀前往。席间每个人要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站起来自报姓名,对面的菊池宽就朝我喊道:

“你,声音大点儿。”

此前我与他毫无交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却不知道当时脸红成了什么样子。每当想起伴氏传授的高招时,这一次的经历最让人浑身不痛快。

那个村子里还住着伴氏的一个好友,是个姓藤田的画家。我对他的画不了解,据说是画了一辈子的鲇鱼。印象中他好像自号“鲇鱼”二字。此人为人天真乐观,或许是个有恒产者,不过看起来很贫穷。他天生手脚都只有三根指头,但我对此毫不在意。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场吞吐异物的杂耍表演,旁边有个手脚各三根指头的男人,也在供人参观;对此,我却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因为同样都是三根指头,藤田画伯不仅没有任何异状,还是个极其健康的乐天主义者。

藤田画伯生性超脱;至于伴氏,我感觉恰恰相反。特地跑到山里搭建小屋、引溪取水,生性超脱之人估计只会嫌麻烦;反倒是天性鄙俗之人,才会刻意为之。不过伴氏毕竟没有滞于空想,在付诸实践这点上,无论是他的梦想还是伐木的水平,都不可等闲视之。战争期间,他变得极为癫狂,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癫狂的论说文。我读过后产生了一种感觉:如此狗屁不通、毫无逻辑的狂人之论,恐怕天下少有。我甚至有时会想,那些军人、政客、打手、农夫,表面上动辄气血上涌、满口狂言,背地里是否也都是些精打细算、工于心计之徒———比如讲话时先细声细气,让对方听不清楚。每当想到那所山中小屋的主人已经变得如此癫狂时,我都会感到一阵凄凉。也许那所小屋,就是他一生的最高成就了。

我决定去他的山中小屋借住一夏时,曾产生过一个念头:假如住得舒服,我就辞掉代用教员的差事,到山里过一段蛰居读书的生活。

出发的那天有暴风雨的气象警报。由于不是普通的旅行,多少算是出家遁世了,所以尘世的警报我没有放在心上。我离开家门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但是还有些山中生活需要注意的细节要问,所以中途绕道去了一趟他家,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到他家时,他不在,等他回来这才耽误了时间);从青梅站下车时,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雨中的多摩川水量已经涨了起来,混浊的河水冲击着大坝,我走过青梅的万年桥时,甚至有些发慌,害怕桥体会随时坍塌。过了万年桥,就是青梅町的尽头了(现在是不是,我不清楚);那里有一家卖食品百货的店,也是这条街道的最后一家。我想尽量轻装上阵,所以像米呀、味增呀这些,就没从东京背来,而是向伴氏打听到最后一家商店的位置,打算在这里采购。从家里带出来的只有书、衣服和罐头。

一口气买够一个夏天的食材,实在是沉得要命。买的东西有大米、味增、酱油、两贯红豆、砂糖、盐、土豆、南瓜、卷心菜,等等。这么多东西没法全放进背包里,于是我在背包两侧吊了两个麻袋,把蔬菜类的食物全放了进去。

两贯红豆做什么用呢?我对食物兴趣不大,尽量不想在做饭上花时间。只要能果腹,饿不死,不管好不好吃,越省事越好。我天性就是这么懒散。如果要煮米,肯定就要配上小菜;主食加上小菜,得分开煮两三锅,实在麻烦。而红豆这玩意儿,既是主食,又是小菜;做一锅煮红豆,撒上砂糖,这就是一餐了,简单方便。我当时的构想是:吃一天米、吃一天红豆,这样交替着来,既不会饿死,吃红豆的那天又能省去做饭的麻烦。

我并不爱吃南瓜,但是店员告诉我南瓜不容易坏,我就买了。爱不爱吃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起来不麻烦。不过到最后,这些南瓜我也一口没吃。这也难怪,毕竟不爱吃嘛。

离开店里时,我的身上背了大约十贯重的行李。雨下得越来越凶,这一天山里的降水量足足有四五百毫米。在暴雨与行李的鬼使神差下,我险些横死山中,又好歹捡回一命。

我走到日阴和田,那里有条溪流。据说那一带有个供奉狸猫的祠堂,从祠堂出发沿着山谷拐进山中,就能到达目的地。我一边走,一边到处向村民打听狸猫祠堂,村民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最后甚至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冒着暴雨追了上来。警察询问了我的来意后,答应把我带到狸猫祠堂;但他推着自行车健步如飞,我却身负重荷,步履维艰地跟在他身后,到达狸猫祠堂时,感觉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

从祠堂出发,终于算是进了山里。按照计划,沿着山谷前行,渡过一座圆木桥,往山上走,就能到达他的小屋。只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座圆木桥已经被暴雨冲走了。

我沿着山谷登上了一条山路,却发现山路与山谷已不再有区别。这些所谓的山路其实就是岩石,大量降水从山上流下,将岩石冲落到谷底,哪是山路哪是山谷完全分不清了。还没缓过神来,山路已经被彻底冲没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刚才的分岔口,去走另一条山路,然而结果也是一样,最终全部被大雨冲成了山谷。

按理来说,条条道路就算不都通罗马,至少也该通向村庄,通向人烟所在;然而山路却不在此例。绝大多数山路只有樵夫会走,不通向任何地方,延伸到山里面就自然消失了。我走了好几条山路,发现都是通向山里的死路,连圆木桥的影子都没见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桥已经被大雨冲走了。于是我又想到,对岸肯定也有通往小屋的小路,只要涉水到对岸,找到那条小路就行。然而那是一条伴氏专用的小路,连樵夫也不知道;伴氏一年半没有回来过,小路已经看不见了。黄昏渐近,我也精疲力竭;突然心下一凛,脚底一滑,跌入了深深的谷底。

坠入谷底的瞬间,我的头脑中只闪过一个念头:啊———我也迎来死期了,死亡原来是这种感觉。然后又想:死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当时确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疲劳困惫之至,身体失去了一切力量后,自然而然地坠入谷底而已。

然而我却没死;不仅没死,身上连一点伤也没有。救命的是那十贯重的登山背包。摔落的地方明明是岩石,最终却像是从登山包上摔下来。我踩滑的地方是个斜面,所谓坠落其实是以极慢的速度滚入谷底。如果我还有一点力气,滚落的途中随时都能自己停下;但我当时却没有一丝抵抗的意志。滚落到最后,我又在想:这次一定会死了,死亡真没什么特别的嘛。于是又往下滚了一丈远,最终坠入了溪流当中。

我正好落在两块岩石的夹缝中间。

又捡回一命。如果位置偏了一尺,我就必死无疑。掉进水里的位置巧得很,登山包正好卡在两块岩石之间,只有鼻子露出在水面之上。我当时完全是坐以待毙的状态,假如鼻子没露出水面,我也没有坐起来的力气,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应该坐起来。突然回过神来,我才发现自己还在呼吸着,只有鼻子在水面之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哎呀呀,没死成呢。

我在水中发了一会儿呆,渐渐恢复了意识,随之感到一阵尿意。此时我的身体和四肢还泡在水里,于是就直接在水里解开裤扣,正准备小便时,却发生了出乎意料之事。我用手摸来摸去,怎么也摸不到那根排尿用的玩意儿;睾丸和阴茎统统不见了,变成了平坦的一片。

据说人在疲惫至极点时,那些玩意儿都会缩进肚子里;我当时泡在水里,这种情况似乎就更加严重一些。但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些,只觉得如五雷轰顶,震惊得无法形容。我挣扎着想站起来,结果一使劲儿,发现没那么容易;体力还没恢复到那个程度。坠入谷底,直面死亡之时,我都没有一丝慌张;那玩意儿突然没了,却使我惊慌失措,阵脚大乱。

我开始认定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某种恐怖的异变。把手从水里伸出来,放到眼前一看,整只手连着指甲全部变成了暗紫色,像是一只被切下来的恶鬼之手,完全无法想象是人类皮肤的颜色。我没来得及多想,当场陷入悲伤之中:自己已经不是男人了,现在连皮肤都没了正常颜色。正在我独自伤悲时,小腹处流出了一股温暖的尿水,这才好歹让我找回一丝勇气与希望。我开始意识到,或许这些都是极端疲惫产生的暂时现象。

我在水中又泡了一会儿,黄昏逐渐笼罩山谷,力气终于恢复了过来。我之前因为怎么也没力气往山上爬,已经放弃了生还的希望;随着力气恢复,那点儿尘世的智慧也找了回来。我当即做出判断:虽然山路是没劲儿爬了,但溪流本身就是一条最清楚的路;山路可能走着走着就变成死胡同,溪流却必然会通向人烟所在,可谓是最佳选择。而且还可以涉水过溪,边走边睁大眼睛观察对岸的情况,搞不好还能找到当初架设圆木桥的地方。于是,我奋力从两块岩石中间坐起身来,最终在彻底天黑之前,费尽辛苦到达了山中小屋。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浑身上下鼓起了大包,几乎一动不敢动。砂糖、盐和味增打湿了原形,变成一摊糊状物,但我总觉得它们很可敬、很可怜,毕竟它们救了我一命。我连续一两天起不了身,只能舔着那摊糊状物度日,像穴居蝙蝠一样眼巴巴地盼望着太阳东升西落、斗转星移。

但我最终没能在小屋久居下去。由于暴雨的缘故,屋后的悬崖部分有些断裂,小屋本身虽没有异样,厕所却坏掉了。另外还有一条蛇,不知是不是由于巢穴被毁了,每晚都缠在我的屋梁上。白天找不到它,一到傍晚,就在梁上出现。仔细观察,似乎像是蝮蛇。我害怕半夜被蝮蛇袭击,睡觉时只能挂起蚊帐,再搬来百十本书,把蚊帐脚密不透风地压住。通过这些事情,我也明白了山中生活并不是那么快活,最终放弃隐居,回归了尘世。

后来有个姓山添的共产党人,也是我的老乡,出狱后听说在那所小屋住了下来;似乎一住就是好几年,也许更久。据说他的妻子最终被蝮蛇咬了,所幸没有性命之忧。

谷川岳美极了。我的家乡就在它的另一侧,每次往返时从车窗看出去,一年四季总不变妩媚多姿,使我看得如痴如醉。冬天的谷川岳格外美,或许所有的山都是冬天更美一些。尽管我常常仰望,却从未亲自攀登过。

我早早就在青梅附近的无名小山入口处,体验过安乐平静的死亡经历。也许是此事的印象太过鲜明而令人怀念,每当我听到有人死于山中时,心里总是莫名的一阵清凉,完全感受不到死亡的阴郁气息。

不过这次山难有些不同。据一个女性生还者讲,之所以会发生遇难事件,是因为有人把标示方向的路标弄反了。如此一来,事态就严重了。

我对犯罪问题很感兴趣。对人类怀有的兴趣,自然而然会延伸到犯罪问题上。很多情况下,当事人是感到自己被逼到了死角,走投无路,才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有时你会感到他们并没有那么无药可救、面目可憎。当然,从旁人的角度看,体会不到走投无路的感觉,难免会认为除了犯罪之外还有其他化解手段。但是当事人在事发当时,往往无法冷静地进行全方位思考。无论多么理性的人,也无法单凭理性来解开复杂的感情纠葛。

犯罪之人深深为悔恨所苦之时,就已经从罪恶中得到了拯救。恶人也长了一颗会悲伤的心。然而当下还有一种善人之犯罪,而且善人本人丝毫没有犯罪意识。有一些人,满嘴家国天下,豪言壮语,做的却是暗杀高官的勾当,不仅不知悔改,还暗自以救国英雄自居———这伙人无须多论;单看某些教师、领导、父亲,对学生、仆人、孩子抬手便打,张口便骂,可知善人之犯罪委实不在少数。

自古以来,人们就将违逆主人、反抗父母看作大逆不道之举。仆人和孩子的心里,也有他们自己充满凄凉的道理;而居高位者只知凭着特权盛气凌人,对他们的道理嗤之以鼻。于是,他们的感情日益郁结,心理渐趋压抑,最终发展为弑主、弑亲事件,往往是最有不得不动手的苦衷。有些人不顾他们的道理,认为凡是弑主、弑亲,统统罪加一等;此等人已经被封建残余观念遮蔽了双眼,失去了判断能力。一项法律从制定开始就在偏袒主人、父母,它就不配继续存在于文明开化的社会,只不过是牛鬼蛇神的余孽而已。可悲的是,日本的法律仍然处于被牛鬼蛇神盘踞的状态。

丈夫从战争中归来,带回一个外国女子;原配妻子与这个外国女子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去留问题。这时有一名女议员,她曾经历过与这个妻子相似的处境,并且选择了与丈夫离婚;于是,她便找上这个原配妻子,苦口婆心地劝道:我当初的情况和你一样,你还是快快放手吧。女议员此举虽出自热心与善意,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可悲可怜。自己与他人是两回事儿。两个不同的人,从人际关系到生活环境,一切都各不相同,因此你永远也找不出一个公式,来解答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各走各的阳关道,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自顾自地讲“咱们情况一样,所以你也得这么办”,这种善良实在是无药可救。善人之罪,就是如此可悲可怜。

单纯幼稚也是同罪。比如调换路标的方向,只是个恶作剧,却能够导致可怕的后果。想不到这一点,属于愚蠢;虽然没有恶意,但愚蠢本身已经是罪恶。这种情况仅仅是没有恶意而已,无药可救的事实仍然没变。

我本以为,此次谷川岳路标事件的真相,怕是永远无法水落石出了;没想到现实却像一本严丝合缝的侦探小说,谜团一个接一个解开,最终伴着一抹清凉感,带给我一个与谷川岳之美相得益彰的结局。

这个结局中的罪恶,虽然同样是生于愚蠢,却更有几分悲凄伤感的色彩。

其实是法师温泉的老板,在无意之中将路标写错了。那是个正反两面的箭头形路标。他先在箭头朝左的那面,写了“仙之仓平标” [8] 五个字;然后把路标翻过来,又同样写了“仙之仓平标”五个字。他将路标翻面的时候,没有竖着翻,而是横着翻———因为如果竖着翻,另一面的字就会头朝下。但是他只注意到竖着翻不行,却没有注意到横着翻也有一个大问题:如果正面写的是“仙之仓平标”,那么横着翻面之后,背面就必须写“标平仓之仙”;否则正面与背面就会指向相反的方向。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两侧写的都是“仙之仓平标”,于是这块路标就变成了如下图所示的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正反两面的箭头完全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不是这块路标位置放错了的问题,这样一块正反面自相矛盾的路标,放在天底下任何地方都没有用。这想必不是法师温泉老板蓄意为之,他只是两面都写上了同样的文字,没有注意到正反面自相矛盾了而已。

得知这一可怕的真相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姐夫。此人名叫村山红村 [9] ,是越后山区一家酿酒厂的老板,平时也爱吟诗弄对。他家是世家大户,在山里已有约六百年的历史了,他本人同时也是个杂学大家。大抵乡下的世家大户,特别易出杂学大家。本以为不过是片乡下山区,没想到里面还有些留洋回来的学生,甚至还有人在西洋生活了十年之久。这些都是些闲人,也没别的什么事情好做,每日除了睡觉,便是邮购些杂志新刊来读,权当打发时间。我的姐夫(本人长姊之夫君)红村同样也是个闲人杂学家,以他的学识,假如去别人家做客,保持谈话不冷场倒是能够轻松胜任;但乡下的杂学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思考问题抓不住中心。说理时最重要的是抓住“理”的中心,他就做不到。他的思维有多么脆弱呢?假如让他来写谷川岳的路标,他能注意到“竖着翻,字会头朝下”,头脑里也会提醒自己“不能头朝下,两边儿得保持一致”,但横着翻过来后,“两边的字不能完全相同”这一点,他就意识不到了。

所幸红村住在山里,还是一座深山,云深雾绕,大雪纷飞;周围也没有什么吸引都市人的名山。假如谷川岳在他家附近,当地的什么青年团呀、负责人呀,要立路标的时候,一定会请他挥毫泼墨。于是他全神贯注、满怀热情地写下一块牌子,或许你就会发现正反两面一面指南、一面指北,有一天终于害死了登山者。

红村来写那块牌子,很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我虽曾庆幸那块牌子不是出自他手,但一想到这一点,仍然感到一阵悲凉与伤感。

假如换成我来写呢?恐怕不会犯这个错误。不过那只是单纯的程度问题。这块牌子虽然不会出错,但如果换作更加复杂一点的东西,或是存在盲点的事情,我也必然会出错。不单单是我,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出错。不存在没有盲点的人。

这同样也是愚蠢之罪。不是小孩子恶作剧,把路标翻个面;当事人对此诚心诚意,丝毫没有恶作剧的念头,所以我才从中感到悲凉。自相矛盾的路标,夺走了整整五条生命。这是可怕的愚蠢之罪,同样又是所有的人难以避免的可悲之罪。假如有人说自己不会犯下这种罪过,那是不了解它的可怕;他非但不会知道自己将在何时何地犯罪,甚至还意识不到“犯罪”这一事实本身。

谷川岳已经死过许多人了,这样的山上,似乎没有什么针对山难的设施,令人匪夷所思。设置路标的责任,本应落在当地的县观光科,或是日本登山家协会等专门机构组织身上;他们对此不管不问,只交给当地的普通人来办就万事大吉,这是最大的疏忽。他们的疏忽,我们可以去问责;而写路标的普通人,他身上背负的可悲之罪,我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我只恨自身的笨拙,为自身感到悲哀与凄凉。人们无论怀着怎样的善意,都无法避免犯下这种可悲之罪。避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做了。

自从人类发明了原子弹,不少观点认为我们的文明走到了尽头。其实原子弹只是把人杀死的道具而已,而杀人再简单不过了。人类从全未开化的半兽半人时期起,拿一根粗木棒把人打死就不算什么麻烦的事情。

然而换一个角度,从治病救人的医疗方面来考虑,我感觉所谓的人类文明,其实仍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我们甚至没有完全弄清楚人体的功能。世界上有许多哮喘病人,哮喘的原理却至今未明,也没有专门治疗哮喘的药物。肝脏究竟有什么功能?脑浆的功能又是怎样?这些都不清楚。消除贫困的方法呢?还是不清楚。我们的所谓文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就连今天的法律,还残留着“弑亲”这样一项特殊的罪名。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乡了,与美丽的谷川岳也已阔别了许久,此次的事件让我回想起那秀丽的山容,频频涌起怀念之情。人类的笨拙、愚蠢与可悲之罪,如同那山的一抹清凉般,沁入人心;与遇难五人的在天之灵一道,使我心伤,不能自已。

杂志那边对我说,这期是新年第一期,希望我谈一谈与“风流”有关的话题。不知道我这篇算不算得上“风流谈”,实在惭愧之至。

文章结尾,在这里说一句:新年快乐。撒谎,今天都几号了?哦,管他几号呢,总之新年快乐咯。再会!

* * *

[1] 谷川岳,日本名山,位于群马县与新潟县交界,海拔1977米。谷川岳是日本登山遇难人数最多的山峰,有“魔山”之称。

[2] 日阴和田,地名,又称“日影和田”,与“日向和田”并处东京都青梅市多摩川两侧。1967年改称“和田町”。

[3] 日本旧面积单位。1町步约等于0.9917公顷。

[4] 日本面积单位。1叠约等于1.6562平方米,但不同地区略有差别。

[5] 日本旧制,无教师资格证的教师称“代用教员”。

[6] 小田岳夫(1900—1979),小说家,作品多涉及中国题材。海音寺潮五郎(1901—1977),小说家,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小田于1936年获第三届芥川奖;海音寺潮王郎并未获芥川奖,而是获得了同年的第三届直木奖。

[7] 饭店名,全名“RainbowGrill”。其时文艺春秋社迁至大阪市内幸町的大阪大厦,该饭店位于大厦的地下楼层。

[8] “仙之仓”与“平标”是两个地名。箭头向左的牌子上写着“仙之仓平标”五个字,意即平标在右、仙之仓在左,欲从平标去往仙之仓则向左走。

[9] 村山真雄(1885—1959),号红村,《暗哉,东洋》中提到的自杀外甥女之父。下文称村山为“本人长姊之夫君”,实际上村山之妻是安吾第五姊,但在同母姊妹中排行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