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思考人类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各种时代及其革命变革的人，愉快地看到充满欢乐和各种变化的情景，也惊奇地看到不同时代巨大变化所引起的同样引人注目的种种风貌、习俗和意见。不过，无论如何在政治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比学术史、科学史里要大得多的一致性；同一个时代的战争、谈判和政治，比起人们在趣味、才智和思辨原理方面的类似程度要大得多。利益和野心、荣誉和羞辱、友谊与敌对、恩惠和报复，是一切公共事务的原动力；这些感情都有一种非常难以驾驭而又难以探寻的本性，同那些容易由教育和事例来改变的感情和理智不同。哥特人在鉴赏力和学术上比罗马人要差得多，但在勇敢和美德上却并非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拿来比较的民族差别不大，就能观察到人类学术的晚近阶段在许多方面同古代有一种相反的特征。如果说我们在哲学上比古代强，那我们不论还有多少精致的东西，在雄辩上还是远不如古人的。
在古代，人们认为任何天才的作品都比不上对公众发表演说那么伟大，那么需要多方面的才华与能力。有些杰出的作家被认为有才能，但是甚至伟大的诗人或哲学家同善于演说的人相比也还是被看作略逊一筹。无论希腊或罗马都产生了一种成熟的演说家，可是尽管别的著名演说家得到了种种赞扬，他们在同具有伟大典范的雄辩家相比时仍然相形见绌。仔细观察一下就能看到，古代的评论家几乎从不认为任何时代的两个演说家在水平上完全相等，值得给予同等程度的赞美。卡尔弗斯、凯利乌斯、库利奥、霍滕修斯、恺撒，一个超过一个，但是这时代最伟大的还是比不上西塞罗，他才是罗马前所未见的最善于雄辩的演说家。善于鉴赏的评论家说，罗马和希腊的演说家在雄辩上超过了前人，不过他们的艺术仍远不完善。雄辩艺术是无止境的，不仅超出了人类已有的能力，而且超出了人类可以想象的程度。西塞罗对他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甚至对狄摩西尼 的也不满意。他写道：“浩瀚无垠的艺术啊!我(的听觉)对你的仰慕多么如痴如狂，多么思念渴望。”
在一切文雅有学问的民族里，唯有英国已经有了一个受人民欢迎的政府，它容许很多人进入议会担当立法者的工作，从而可以认为它会处于雄辩的支配之下。可是英国在这方面有些什么可以夸耀的呢?让我们数数在我国享有盛名的伟大人物。不错，我们出了诗人和哲学家，这使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有什么演说家值得一提呢?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们天才的不朽作品呢?确实，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物指导过我们议会的决议，可是无论他们本人或别人都没想到应当花点气力把他们的演说词保存下来；而且他们的权威，好像都是借助于他们的经验、智慧乃至权力来建立的，较少凭借他们的演说才能。现在上下两院里有半打以上的发言人，他们在评述公共事务的时候，有些神气、声调颇近于雄辩，但是没有人认为他们比其他人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确实的证据，说明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位在雄辩艺术上超出平庸的水准，他们的雄辩没有唤起心灵中庄严崇高的情感和能力，只不过凭着普通的才能稍稍运用了雄辩术。伦敦众多的木匠能造出同样好的桌椅，可是没有一位诗人能写出像蒲柏 那样传神的优美诗句。
我们知道，当狄摩西尼演说时，才智之士从希腊最遥远的各个地方聚集到雅典来，好像参加世界上最值得庆贺的盛典。在伦敦，你可以看到人们在办事机关里耗光阴，最重要的争论都在上、下两院进行；可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要是他们有著名演说家的雄辩可听，那么不吃午饭是完全值得的。在老西伯 演出时，那些戏迷的激动，比听到我们首相面临攻击弹劾时所用的辩护词在感受上甚至会更强烈些。
一个人即使不熟悉古代演说家留下来的高尚作品，只要稍有接触与印象，也能评判古人的雄辩在风格和特色上无限优于现代演说家。在运用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艺术手法上，高贵的狄摩西尼受到昆体良 和朗吉努斯 的许多赞扬。他在谈到喀罗尼亚战役 失败时慷慨陈词道：“不，我的同胞们;不，你们没有错。我以英雄们的英灵起誓，他们为了同样的理由而战，英勇牺牲在马拉松 和普拉蒂亚 的原野上。” 可是我们的稳健平静的演说家们，在运用这种艺术上显得多么滑稽可笑啊!西塞罗的演说何等豪放雄浑富有诗意，他在用最悲壮的语言描写了一位罗马公民所受的苦难之后写道：“这恐怖的情景，我要描写出来，罗马公民听了谁能忍受?不，不仅你们不能，我们国家的盟友们不能，那些听到过罗马英名的人们不能，甚至一切人类都不能忍受，只有残忍的野兽才能。啊，要是我站在荒漠孤寂的原野上，把我的言语向群山和巨岩倾诉，就是这些自然界里最粗犷、最不通人性的东西，我也确信它们会为这个故事所动，感到恐怖和愤怒。” 试问，现在有谁还能保持这样的文采风度?这种文句所洋溢的雄辩光彩给它多大的魅力，引起听众何等的印象!它需要有多么崇高的艺术水平和卓越才能，凭借多么豪放过人的感情!它点燃了听众心中的火焰，使他们同演说者一起处于强烈的激情和高尚的思考之中;而具有这种效果的奔放的雄辩，又是由多少人们看不见的精心推敲造成！要是这种感情在我们看来显得有些过分，有如它有时表现出来的那样，那至少也能使我们对古代雄辩的风格得到一个概念，由于它那种整体的宏伟气概，我们对这类过分的渲染也不致产生反感。
与这种思想和表现力的热情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雄辩家在行动上的热情。他们以一种他们所习惯的最普遍、最适度的态度来行动，这就是他们借以站立的土地；虽说他们的这些行为态度，不管是在元老院里、在法庭上，还是在讲坛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显得过于激烈，我们只是在剧院里才能接受那种最强烈激情的表现。
在近代，雄辩的衰落是我们可以明白感觉到的，可是对于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人们却没有搞清楚。在一切时代，人类的天赋本是大致相等的。现代人把自己的天赋用到其他种种技艺和科学方面，他们十分勤劳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一个讲求学术的国家还具有一个民众的政府，这样的环境条件似乎足以充分发挥人们的各种可贵才能，可是虽有这一切有利条件，同所有其他的学术的进步相比，我们在雄辩上的进展却很小。
我们能否断言古代雄辩风格已经不适应于今天这个时代，现代的演说家不应模仿它了?无论提出怎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我还是要劝人们相信，这样的理由如果认真检查一番，都是不健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一点，有人会说，在古希腊罗马的学术繁荣时期，城邦共和国内部的法律，在所有国家里都既少又简单，所以做出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靠执法者们的公正权衡和健全理智。因而研究法律不是一个吃力的职业，无须一辈子辛辛苦苦地盯着干，同从事其他的各种研究或事业全不矛盾。罗马的大政治家和将军们都是法律家。西塞罗在掌握法律知识上显得多么驾轻就熟，他说他在忙于各种要务当中仍能抽出少量时间从事研究，使自己成为完备的法律家。可是今天的律师要使自己的论断公正，如果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展示他的辩才，那就没有力量钻研严密的法律条文、实际情况和以往的案例了，但是后者才是他进行论证时最必要的依据。在古代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许多条件，照顾到种种个人的打算甚至爱好、脾性。演说家把这些都考虑在内，运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和雄辩使之协调配合，才能装出一副公平正直的模样来。但是现在的法律家哪有闲工夫丢开他繁重的工作，到帕纳索斯山 去采集花朵呢?他有什么机会在严密精细的论证、反驳与答辩(这是他必须运用的)之中，展现他的文学才华和雄辩艺术呢?最伟大的天才，最伟大的雄辩家，如果想在刚学过一个月法律的领导人面前宣讲一番，都只能陷于一种可笑的境地。
我乐于承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法律，这对雄辩是不利的；不过我还是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这门高贵艺术的衰落。在威斯敏斯特市政厅里也许可以不用演说，但在上、下议院里就不能没有。在雅典人那里，阿雷奥帕果斯 会议上明确禁止一切诱惑的雄辩。有些人说希腊人的演说词是用合乎法律审判程序的方式写出来的，没有像罗马人表现出来的那种豪放和善于辞令的风格。但是，雅典人在详细讨论城邦事务时，在争论有关自由、幸福和公共事业的尊严、荣誉问题时，他们把深思熟虑、谨慎周密这类雄辩发展到了何等辉煌的顶峰!这些主题的辩论，把天才提升到一般人之上，使雄辩得到了最充分发展的天地；而这类问题的争论，在我们今天的国家里仍是时时发生的。
第二点，有人说雄辩的衰落是由于现代人有很高水平的健全理智，他们蔑视一切用来诱惑判断力的辩术伎俩，在争论任何需要慎重审议的事情时，只承认可靠的论据，此外一概加以拒绝。如果有人被控告犯了杀人罪，那必须靠真凭实据来证明这是事实，然后用法律条文来衡量判决对这一罪行的刑罚。在这里，如果用些强烈的色彩来描绘这一杀人行为多么恐怖残酷，让死者的亲朋好友出场，用暗中提示的手法要他们用眼泪和悲伤央求法官秉公判决，那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想靠对流血事件的描绘，把它说成是一种多么悲剧性的情景，来改变法庭的判决，那就更加荒唐可笑了。虽然我们知道，这套伎俩有时古代的演说家们确实用过。今天，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不再受这类伤感情绪的影响，演说家们所应有的只是现代的雄辩，这就是指诉诸良好的理智，用恰当的表达方式进行陈述。
我愿接受这样的意见，就是我们今天的习惯和良好的理智，能使我们的演说家在试图煽起听众的激情或提高他们的想象力上，做得比古人要更加谨慎稳健一些；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他们绝对地取消这个意图。这只应当促使他们加倍再加倍地改进他们的雄辩艺术，而不应完全否定这种艺术。古代雄辩家似乎也已经由于要对付听众的严重戒备心理而提防自己别出错误，可是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避免错误的方法。他们把崇高雄壮和悲惨动人的言辞滔滔不绝地倾泻到听众耳朵里去，使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发觉受骗上当的伎俩；或者更正确些说，他们并没有被任何伎俩欺骗住，因为演说家的天才和雄辩力量，首先点燃的是他自己胸中的怒火、义愤、怜悯和悲伤之情，然后他才把这些激动传达给他的听众。
难道有什么人能自称比尤利乌斯·恺撒的良好理智更强吗?可是我们知道，这位傲慢的征服者还是被西塞罗雄辩的魅力所折服，以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他既定的目的和决定，并赦免了一个犯人，而在这位雄辩家演说之前，那个犯人原是要判死罪的。
我承认，这位罗马雄辩家尽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在某些地方还是可以指摘的。他过于注重辞藻和文采；他的风格过于华丽触目;他行文的章节划分主要是按学院的那套格式；他虽看不起一些小手法，可他的机智里也有这些东西，甚至有某些双关的俏皮话、同韵语和叮叮当当的小玩意儿。希腊演说家的听众不像罗马的元老或法官们那样有教养。雅典的下层平民是全权统治者，是他的雄辩的裁定者 。可是他的姿态风度还是要比民众更纯朴和简洁；如果能模仿的话，就是放到现代集会上也会无误地获得成功。它是敏捷麻利的和谐，准确无误的理智；它是热情的论证，显不出任何人工做作的技巧；它是高傲、愤怒、粗犷、自由的感情流露，渗透在一个川流不息的论证之中。在一切人类的产品里，狄摩西尼的演说向我们提供了最接近于完美的典范。
第三点，有人会说古代政治混乱，错误罪过很多，公民们时常自觉地看到这些问题，这就给他们的雄辩提供了大量主题和材料，而今天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要是没有威勒斯 或喀提林，就不会有西塞罗。但是很显然，这个论点没多大意义。在今天，像腓力那样的人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一位狄摩西尼呢？
但是，难道我们只能指摘我们的演说家，说他们由于缺乏天才和判断力，没有能力达到古代雄辩那样高的水平；或者，把它看作不适合现代条件和精神的事而放弃一切努力?只要这种努力有少许成功，就可以唤起我们民族的天才，激发年轻人起来仿效竞争，使我们的听觉习惯于一种比我们迄今所乐意听的要更高尚、更富于情感的雄辩声调。在任何民族里，艺术的最初产生和进展，都确实是某种偶然的事件引起的。虽说古罗马人接受了希腊一切优秀的成果，但是为什么他们原先并没有艺术的训练，却唯有他们才能在雕塑、绘画和建筑艺术上达到如此优雅洗练的地步?对于这个问题能否有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我是怀疑的。一旦现代的罗马从古代废墟里发现了少数遗物并为之激动，它就产生了最杰出、最卓越的艺术家。要是有一位像诗人沃勒 那样有教养的雄辩天才出现在内战时期，当时自由刚刚充分地建立起来，人民在集会中讨论和争辩政治上各种最重大的问题，那我就可以十分明白地说明，一个榜样能使英国的雄辩得到转机，使我们能达到古代典范那样的完美。这样，我们的演说家就能获得国人的尊敬，有如我们的诗人、数学家和哲学家那样；英国也会出现它的西塞罗，就像它产生了自己的阿基米德和维吉尔一样。
如果对诗歌和雄辩的错误趣味在所有的人中间普遍流行，那就很难或几乎不会有人通过比较和反省来选择一种真正的趣味。这种错误低下的趣味之所以盛行，只是由于对真正的趣味无知，缺少完美的典范来引导人们获得比较正确的理解力和对天才作品比较精致的欣赏力。一旦这些典范出现了，人们马上就会联合起来投赞成票。由于它那种天然有力的魅力，它会赢得人们的喜爱和赞美，即使最有偏见的人也不例外。任何一种激情和感受，其本原存在于任何一个人心中，只要正当地给予触发，它们就会在生活中发展起来，温暖人们的心胸，并且把这种快感传达出来。天才作品正是靠了它，才同由随随便便的机智和幻想凑合起来的虚假的美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这个观察对于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真实的话，它也必然完全适用于雄辩。由于雄辩只是为公众、为世人的，毋庸讳言，它不能指望人们有多高的判断能力，它必须顺从公众的裁决而不能有什么保留或限制。不过比较起来，如果有谁被一位普通读者看作最伟大的演说家，那么学识渊博的人所做的这类评价就应是更确实无误的。虽然一个并不出色的演说者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热烈欢迎，得到民众的交口赞誉，说他有才华，找不出他有什么缺点，可是只要真正的天才出现了，就立刻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明显地胜过他的对手。
用这条规则来评判，古代的雄辩，即崇高和激情的雄辩，比现代的或论证说理式的雄辩，是更富于正当的趣味的；如果正确地加以贯彻，将永远能博得人类更多的同情和崇敬。我们满足于我们的平庸，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到比它更好的东西，而古人对这两方面都经验到了；他们进行了比较，挑选出那种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我们称赞的典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认为我们现代的雄辩在风格和类型上同古代批评家称之为阿提卡雄辩的一样，也就是说，是一种平静、优雅和精巧的东西，它讲授道理而不能唤起激情，除了论证和一般议论就没有别的音调。吕西阿斯 在雅典人中和加尔乌斯在罗马人中发表的雄辩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它们在当时都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不过同狄摩西尼和西塞罗一比，就好像是正午阳光下的一支即将熄灭的蜡烛，显得黯然失色。后两位作家同前两位一样优雅、精巧、论证有力；不过他们受人称赞的地方主要还是伤感和崇高的感情与风格，他们在适当的场合把这些注入他们的行文中去，并且依靠这种力量来左右读者的决定。
这种类型的雄辩，我们在英国几乎找不到任何实例，至少在我们的公众演说家里是如此。我想，我国作家中有些享有盛誉的实例，也许能使有志青年在试图复活古代雄辩方面增强信心，争取到和古人同样的光荣甚至超过古人。博林布鲁克子爵 的作品，连同其中论证与方法上的缺点以及不准确处，都有着一种力量，而我们的演说家却几乎从不注重这一点；但实际上很显然，这样一种昂扬的风格正是演说家胜过写文章的人的一种特权，并能使他更迅速地获得惊人的成功。此外，演说还有这样的特殊优点，就是演说者和听众之间有语言和情态上的各种反应的不断交流。在一个大规模的集会上，大家倾听一个人演讲，必能使他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昂扬精神，使最有力的姿态、表情充分得到表现而又合乎礼仪。确实，人们对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往往怀有很大的戒心；如果一个人背诵稿子，像一个学童背诵课文那样，根本不考虑他所说的某些地方会引起什么疑问和争议，那他就免不了受人讥笑。但是，难道陷入这种可笑的困境是必然的吗?要做一个公众演说家，就必须事先弄清争论的问题。他可以把所有的论点、质难和回答组织在一起，他应当想到这些正是他演说里最本质的东西。如果发生了新的疑问，他还应该随机应变想到如何加以补充，使他精心推敲的稿子不致和当下的演说差距过于明显。人心总是自然地被相同的原动力或力量所推动，它有如一条船，一旦被摇起的桨橹驱动，就会在一段时间里沿着它的道路继续向前运动，即使那最初的推动已经暂时搁置下来。
现在我再谈一点意见，以便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观察到尽管我们现代的演说家还没有提高他们的风格，还没有唤起一种与古人比高低的竞争心，不过，在他们多数的演说词里，有一个重要的缺点还是可以克服的，这也用不着改变那种限制着他们野心的论证和推理的气氛。即席的讲演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能使他们挣脱所有那些对说理似乎必要的程序和方法，虽说没有它们就几乎不能使人心得到完全的确信。这并不是说人们会喜欢在一篇公众演说词里有许多不连贯之处，除非所谈的主题对人们来说原是一目了然的；而只是说，摆脱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就容易注意到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唤起听众的注意力，他们在看到论证很自然地从一个上升到另一个时，会感到十分愉快，也能在心中保持住这种论证的透彻说服力，那是比把最有力的论证胡乱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效果要强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