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过一种单纯的动物式的生活，而致力心灵的种种活动；这些人可以区分为学者和爱交际的两种类型。学者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所选择的是从事比较高级和困难的心智活动，需要许多闲暇时间来从事单纯的个人思考，要是没有长期的准备和严格的劳作，就不能完成这种工作。社交界则是由喜欢交际的人的种种兴趣爱好汇聚而成：愉快的鉴赏，轻松优雅的理智，对各种人类生活事务明白的思考，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感，对具体事物的缺陷或完美的观察，把这些人们聚集在一起，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光凭个人孤寂地进行是不行的，需要有同伴，需要与同类的人交流谈话，以获得心智上应有的训练。这样做能使人们结合成为社会团体，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以他力所能及的最好方式发挥他对种种问题的见解，交流信息，彼此得到愉快。
学者与社交界脱离，似乎是上个世纪的一大缺陷。这对于学者的著述活动和对社交界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因为，要是不借助于历史、诗歌、政论和哲学中种种明白的道理，还会有什么交谈的题目能适合于有理性的人的需要呢?那样，我们的全部交谈岂不都成了无聊乏味的唠唠叨叨了吗?那样，我们的心智还能有什么增益，除了老是那一套：
没完没了的胡吹瞎说、琐屑之谈，
张家长，李家短，
搞得糊里糊涂，意乱心烦。
这样消磨时间，在同伴间是最不受欢迎的，也是我们生活中最无益的事情。
另一方面，学者的活动由于关闭在学院的小房间里与世隔绝，缺乏很好的交流与伙伴，也同样受到很大的损害。由此产生的恶果是，我们称作belles lettres (文采)的一切都变成生硬艰涩的文字，毫无生活和风度上的情趣，也毫无思想和表述上的流畅机智，这些只能从人们的交谈中才能得来。甚至哲学也会由于这种沉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研究方式受到严重损害，要是它的陈述方式和风格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它的论断就会成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确实，如果人在推理时一点也不向经验请教，一点也不研究经验(这些经验唯有在公共生活和交谈里才能得到)，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些别的什么呢？
我高兴地看到，本世纪的文人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这种使他们同人们保持距离的羞答答腼腆的脾气，同时世人也从各种书籍和学问里得到他们最适当的交谈主题。可以期望学者和社交界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愉快的联盟，会进一步增进彼此的收益；就这个目的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我努力奉献给公众的那些随笔更为有益的了。从这个考虑出发，我认为自己颇像从学者的国度迁居到社交界“国家”的侨民或是派出的使者，我的职责就是促进这两个有重要依存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我要把社交界活动的消息报道给学术界，并且可以把我在自己“国家”里发现的适于社交界“国家”需要的那些商品，输入到这个“国家”。对于贸易平衡问题我们无须担心，保持这种双方的平衡也没有什么困难。在这种商品交换中，原材料主要是由社交界和公共生活领域提供的，而加工产品的工作，则属于学者。
一名大使如果不尊重他出使国家的君主，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玩忽职守的错误;同样，我若是对于社交界的女性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尊重，也是不可宽宥的，因为她们是社交王国的女王。我在接近她们时一定要非常尊敬，不能像我本国人那样的作风。学者是人类中最坚持独立性的人，他们极端珍视自由，不习惯于顺从，而我则应当对文雅公众的这些有权威的女王表示顺从。做到这一点以后，我的进一步使命无非就是去建立某种攻守联盟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即反对理性和美的敌人，亦即愚钝的头脑和冷酷的心肠。从这时起我们就可以用最严格猛烈的火力来追击这些敌人，不要宽恕它们。我们的宽容只适用于健全理智和美好情感这类东西；我们可以认为这类品质总是不可分离地存在在一起的。
抛开上面的比方，认真地说，我以为有理智和教养的妇女们(我只对她们表示敬意)对于各种文艺作品的品评能力，比同等水平的男子往往要强些；我也以为男子们不妨对有学识的妇女开点适当的普通玩笑，有些人连讲点这样的笑话都十分害怕，以致对女友们绝口不敢谈论各种书籍学识，这实在是无谓的恐慌。其实，对这类戏谑的担忧，只是在应付无知的妇女时才有意义，她们不配谈论知识问题，对于她们，男子们是避而不谈这类知识的。而这种情形也会使某些徒有虚名的男子装出一副比妇女优越的样子来。不过我想我的公正的读者们会确信，一切有健全理智的熟谙世事的人，对于他们知识范围内的这类著作都能做出种种不同的评判，并且比那些卖弄学问的愚钝作者和评论者更相信自己的优雅的鉴赏能力；尽管他们的鉴赏力缺乏规范的指导。在我们邻近的那个国家 里，良好的鉴赏力和风流豪爽同样著称，那里的女士们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学术界的权威，正如她们在交际界那样；要是没有她们的赞扬和卓越的评判，任何文艺作家都休想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她们的评判确实有时也叫人感到头痛，例如我发现那些欣赏高乃依的 贵妇们，为了抬高这位大诗人的荣誉，当拉辛 开始超过他时也要说他比拉辛更好。她们总是这样说：“真没想到，人都这么老了，还要同一个这样年轻的人作对，争什么高低，计较什么评价。”但是这种看法后来被发现是不公正的，因为下一代似乎承认了这样的判决：拉辛虽然死了，仍然是优雅女性们最宠爱的作家，这同男子们给予的最好评判是一致的。
只是在一个主题上，我不那么信任妇女们的评判，这就是有关风流韵事和献身信仰的作品应当如何评价的问题。对于这类事情，女士们通常感情过于激动，她们大多数人似乎更喜欢热烈的情感而不能保持适度。我把风流韵事同为信仰献身的事情并提，是因为实际上她们对待这两者感情激动的方式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感情有同样的气质作为依据。由于优雅的女性都富于温柔和热情的秉性，这类情景就会影响她们的判断力，即使作品的描述并不得体，情感并不自然，她们也很容易受到感动。所以，她们不欣赏艾迪生关于宗教所写的优美的对话而喜欢那些讲神秘信仰的书籍；由于德莱顿先生 的挑剔，她们拒绝了奥特维 的悲剧。
倘若女士们的鉴赏力在这一方面有所矫正，她们就会稍微习惯于鉴赏各种类型的书籍，并能给有健全理智和知识的人们以鼓励，促进他们之间的交际，诚心诚意地协调一致，为我所提倡的学者和社交界的联合而尽力。否则，尽管她们也许能从随声附和者那里得到许多谦和的顺从，但学者们是不会附和她们的，她们也不能合理地期待诚实的反应。我希望，她们不至于做出那么错误的选择，以致为了假象而牺牲实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