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汉朝的一位皇帝（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给了儒学以官方认可，也就是把儒学确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正是这种思想学说会增强他的权威。既然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那样得纷繁复杂，其中就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更为真实的是，还有一种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主张，认为儒学自身把它的最终成功归因于如下事实，即儒学受到了普通大众的青睐，而正是普通大众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才几乎是强迫他们的统治者接受了儒家学说。
难得有两种政治观点如此明显地相互对立，并且经过了如此彻底的交锋——这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孔子的思想，认为政府的合理与否必须由它能够给予人民的满足（不仅仅是福利）的能力来判定，而国家则是一项协作性的艰难事业。为此，教育一定要普及开来，而政府则必须由那些选拔自全体人民中间的、被证明是最有能力和最有德行的人们来管理。另一方是与此相反的法家的学说，认为每件事情都必须由君主指定和裁决；人民不必理解什么，只需要服从；他们不应该受教育，只要被弄得惧怕法律。对于后一种观点，韩非子作了简洁的表述：“那些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们说：‘君主必须赢得民众的善良意志。’……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服从民众的命令！但是，民众的‘智（慧）’是无用的，他们都像婴孩一样（无知）。” [258]
问题清楚地摆在这里：要想建成一个成功的政府，民众的善良意志是（或不是）必要的？秦始皇采纳了法家的极权主张，认为不是。可是，这并非意味着秦始皇就是一个彻底的法家哲学家，他是否完全理解了法家思想是很让人怀疑的。在接受和表现法家思想方面，秦始皇受到了更多的个人动机的促动。
秦嬴政（后来的秦始皇）早在13岁时，就继承了君位，而此时的秦国正在进行扩张战争。他的地位使他不可能过上从容宽松的少年生活。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据说曾是个高级妓女。无论她是否做过妓女，反正在与嬴政之父结婚之前，这个女子是与一个名叫吕不韦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而且，受人赞美的是她的美貌而不是她的德行。嬴政（无疑是在他母亲的坚持之下）大量赐封他母亲后来的情人嫪毐，并授予这个男人相当可观的权力。 [259] 在嬴政20岁时，他的身为一支部队之将帅的弟弟发动了武装叛乱，但被嬴政极其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次年，嫪毐也策划叛乱，并带领军队进攻嬴政在首都的卫队，可到最后同样遇到了失败。无论是对是错，嬴政认为他母亲是这次阴谋的同党。诸如此类的事情无疑会使秦始皇深信，周围的任何人都是他信不过的。这样的常人很难遇到的经历，无疑还得加上他对专制控制的生性喜爱，必然使嬴政易于接受法家的思想。因为法家宣称，君主应该怀疑每一个人，并把所有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当嬴政的统治地位彻底稳固之后，秦帝国就被唯一的一个人的意愿所控制，换句话说，这个强大的帝国完全服务于秦始皇一个人的想法。如果有人胆敢与秦始皇的意见相左，或者把任何秦始皇不喜欢的事情告诉给他，这个人很可能会丢掉性命，所以，秦始皇几乎听不到不同意见和不悦之事。但这并未妨碍他做出极大的努力，目的是要依照他个人的意愿治理一个大帝国。他下令在石碑上刻下对他的颂辞，并把这些石碑树立在全国各地。在这些碑文中，秦始皇告诉我们，他如何消灭了强力和残暴（“烹灭强暴”），他的仁慈如何扩展到一切东西（“赏及牛马”） [260] ，以及他如何为帝国的利益而辛勤工作。事实上，是他自己做出所有重要的决策，而只允许他的官员们作一些小得可怜的创新。据说他坚持亲自监督政府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天要亲自审阅重达一百磅（竹简）的政府文件，直到阅罢才去休息。秦始皇死的时候才50岁，但从表面上看，他确实是为了不懂得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民而工作致死的。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个人的心智无论如何卓越，个人的工作无论如何辛劳，都不足以领导一个国家。
然而，就外在表征而言，秦始皇的政治事业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从他在公元前221年完全征服中国算起，到他公元前210年死去时为止，全天下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武装叛乱。只是在一个受宦官（赵高）控制的软弱无能的少年（秦二世）的统治下，秦帝国的分崩离析才接踵而至。不过，即使秦始皇还活着，大规模的叛乱也迟早都会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当和平在多少年无休止的战争之后来到时，确实是有过普天欢庆的时刻，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任何和平似乎都好于战争。战争结束后，始皇帝没收了天下人手中的武器，并把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或者有能力造反的人迁徙到首都附近，以便于监视和约束。然而，即使是有了这些预防措施和最残暴的镇压手段，也保证不了完全的平安无事。在他极其残酷的政治压制之下，相当多的人逃到深山老林，变成了亡命之徒。 [261] 那些因为害怕杀头而蛰伏不动的人们，以及因为等待机会而保持缄默的人们，都在积蓄着他们的仇恨。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以儒家传说中的“真王（真命天子）”反对他们的统治者。
事实上，正因为秦始皇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人物，他也就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反儒者。他确实是杀戮了一些儒生，那是因为他要消灭那些有批评他之嫌疑的人。但是，他在树立一块自我歌颂的石碑之前，曾就碑文的内容“与鲁地的儒家学者们进行商议” [262] 。在他的种种碑文中，他把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和语句相混杂。他使用《诗经》和《尚书》的措辞，而其中一处竟婉转地提到了《论语》。 [263] 秦始皇把所有思想派别的学者都召来为他服务。即使在儒书被禁之后，他还继续让儒家学者待在他的朝廷里，直到他生命终结之时。 [264] 秦始皇并不反对儒家的学问本身，而是不赞成民众拥有这种学识，因为这样的民众会制造出使他怒火中烧的麻烦。
不论秦始皇对儒学的真实态度如何，儒生们却对秦始皇日渐厌烦起来。至少有一些儒生批评秦始皇没有分封他的亲戚、子弟。在此问题上，孔子可能会与秦始皇站在一边。因为，如果在秦代还继续实行西周封建制，就容易导致政治混乱，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这个时候的儒生却远比他们的孔夫子更保守。秦始皇可能更注意这样的事实：某些儒生具有足够的勇气批评他的整个政策，并“在普通百姓中煽动怀疑和混乱”。这导致他下令禁止普通人拥有儒家的书籍和禁绝儒生宣传儒家的学说。 [265] 另一方面，儒生的影响之所以受到各方的重视，可能是源于这样的事实：据记载，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经警告他的父亲说，对孔子追随者的迫害会“使帝国动荡不安”。 [266]
作为惩罚，扶苏最终被他的父亲流放到了北方。不久之后，秦始皇去世，宦官赵高就与法家人物李斯共谋，伪造了一封秦始皇的书信，迫使公子扶苏自尽了。他们接着扶植起了扶苏的软弱的兄弟做皇帝，这就是秦二世。
首先举起造反大旗的是一位农民，他的名字叫陈涉（胜）。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陈涉被朝廷征用去服劳役，但在路上被大雨所阻，从而耽误了时间。根据秦朝的法律，陈涉本人，以及与他一起被征用之人因此就得被处死。陈涉说服了他的同伴，既然他们无论如何只能一死，就要尽量以昂贵的价格付出他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燃烧起造反的熊熊大火。陈涉他们揭竿而起，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东部地区。人们踊跃加入陈涉的队伍，而陈涉马上就得到了“楚王”的称号。
尽管陈涉只是个农民，但他却是野心勃勃和聪明能干的。他深知，以他的出身，要想赢得领袖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甚至想方设法地利用迷信手段争取他的追随者的思想共鸣。一方面，陈涉竭力让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他受到了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他拥护的是被谋杀的公子扶苏的事业。 [267] 秦始皇的这个儿子之所以被人喜欢，是因为他批评了他的父亲，这也使人想起，他曾被认为替儒生作过辩护。可能是因为儒生很得人望，所以，陈涉就命令孔子的第八世孙做了他的一名顾问。 [268] 据说，在陈涉的义旗刚一举起时，东北地区的儒生和墨者就汇聚而来。 [269]
客观地说，关于儒学早期历史的资料是相当缺乏的，而如果考虑到这些资料在后来的重要性，这种缺乏就更令人惊讶了。《史记》上说，从孔子时代到秦朝，除东北地区的齐鲁之地以外，儒学在其他地方并未受到尊崇。 [270] 不过，儒家思想也在逐渐地传播，它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富有阶层和有权者中间了。比如，在现在江苏省北部，有一个非常卑贱的人（可能是个农夫）的儿子，在秦代就曾跟随荀子的一位弟子学习《诗》。 [271] 儒书被禁和儒家学者被秦始皇所镇压，可能极大地增加了儒者的知名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谁，只要是秦始皇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朋友。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加入他的造反队伍的许多儒家学者，陈涉都非常欢迎，并把孔子的一位后人当作“有广博学识的学者（博士）”官员安排在他的行政机构中。不久以后，当事实证明秦国的军队要比农民之王的力量更强大，而且陈涉也兵败被杀之时，孔子的这位后人就随他死去了。 [272]
可是，这场革命还在继续。就在秦王朝极权政府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尽管相对来讲的可谓民主统治的首创者已经死去，然而，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拥护它们的两个新的卫士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每个人都身处革命者的行列之中。
陈涉死后，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应该自然地归于项羽，可是，他并没有去承继这种有名无实的统治。项羽的祖先世代是楚国的将军，并在楚国享有封地。项羽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将帅，据说由他亲自指挥的战斗从来没有失败过。项羽极其气势逼人，“当他进入军营时，没有人不用膝盖前行，也没有人敢抬头看他”。 [273] 我们被告知，在战斗中，他只要一眼扫过去，就足以吓倒最强大的敌军，并使马匹因恐惧而飞奔。他很喜欢屠杀，事实上，他是历史上的大屠杀者之一。有时他公开杀人，有时是暗杀，有时他成批屠杀投降了的士兵（据说有一次是20万人），而有时还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残杀占领区的全部人口。特别是那些没有对项羽表现出勇敢和忠诚的人，就会被项羽烹死或烧死。有一次，一个13岁的孩子劝止了他对一个被围城邑的人民的屠杀，这个孩子指出，这种屠杀只能加强另一个城邑的抵抗。实际上，他自己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史书的记载中，项羽似乎没有什么高尚的或无私的举动。
在临死之时，项羽宣称：“是上天毁灭了我，我没有犯过军事上的错误！”令他一直都不能理解的是：尽管他战无不胜，为什么那些支持过他的人都逐渐离他而去？但其他人却是能够理解的。在下一个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做法，其实是要用残暴的力量征服和治理天下。” [274]
要做一个相对的民主统治的斗士，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的角色。在那个时代，这一角色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汉高祖。汉高祖本是个农家子弟，既懒惰又傲慢，是那种“不是被推上绞架就是要登上王座”的少年。因为具有领导才能，他担任了管理几个村庄的小官。不幸的是，他还是一不小心犯了“罪”，根据秦律，他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就逃到荒山野岭，成为匪首。反秦革命爆发时，他加入其中，并被推举为将领。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和项羽打了4年多的仗，以决定谁来做皇帝。
最初，项羽占有优势，他拥有较大的权威，控制着更多的军队，也比汉高祖更有军事谋略。但是，汉高祖更为明智，这使他情愿并且急于得到别人的良好劝告，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部下和普通百姓中取好。汉高祖通过多种方式使人民感觉到他是他们的朋友。项羽一直在劫掠和屠杀人民，而汉高祖则尽力约束他的士兵，要求他们善待人民。汉高祖每到一个城邑，就召集当地的老者座谈，向他们解释他的目的，以便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基础。他给他的士兵提供棺木，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家乡。他做了皇帝之后，就解放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 [275] 并一再宣布种种大赦和免除赋税。他允许人民使用那些秦统治者对他们关闭的猎场和鱼塘。所有这些都与秦朝皇帝和项羽的做法形成最尖锐的对比。
汉高祖能够较为令人相信地做一个“普通人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并且自己也从未忘掉这一点。他的源于普通之人的粗鲁作风明显伤害过有教养的人，但他无疑也使他的大多数臣民很快活。一位官员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而奢华的宫殿，他反对道：“许多年来，天下充满了受苦受难者的呼号。……为什么你要建造这些超出标准的宫殿呢？” [276] 这些话语中透露出了真诚的声音。
汉高祖并非因此就完全成为一个可钦可佩和仁慈宽厚的人。他是个机敏的政治家，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些他认为威胁到他的权力的人。但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懂得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权威，就不要让人觉得他是专横的和暴虐的。在以前的统治者们激发恐惧的地方，他尽力制造友情；在他们惩罚不忠者的地方，他经常尽力以宽厚去化解或缓解之。 [277]
当汉高祖第一次占领包括秦朝都城咸阳在内的关中地区时，这个基调就已定下。他可能想过用利剑对待当地的居民（后来项羽就这样做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并宣布他要废除秦朝的法律。他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在秦律下遭受苦难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我就将与你们约定一个新的法律规章，它有三项条款。” [278] 在此，重要的词语是“约定”。因为是对秦朝人的重新征服，汉高祖完全可以如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样制定法律，但他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的“约定”。在此问题上，当时的民众根本没有真实发言权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汉高祖对民众的这种态度是没有先例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汉高祖又让他的官员在每个地区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让他们代表当地民众说话，并辅助行政官员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推动与项羽进行斗争的宣传。然而，不管怎么说，民众在政府中还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机会。 [279]
在得到江山之后，汉高祖曾当众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谋士、大臣和将军们，并声称他自己只有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用人的才能。 [280] 甚至在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已经稳固之后，他还坚持这个托辞。这种说法至少是说他奉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冲动而是别人的建议。当然，处在像汉高祖那样的地位，如果他要得到他想要的建议可能并不困难，但是，这种做法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才是带有根本性的。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政治原理（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就是，“皇帝自己不管理日常工作，但他挑选和监督他的大臣，让他们去做……” [281] 在紧接着汉高祖的几个汉朝君主的统治下，这项原理从理论上限制了皇帝在实际政治中的绝对权力。当然，这种原理是相当儒家式的。
德效骞指出：“汉高祖的登基标志着儒家思想的胜利，这种思想是说，帝国的权威是有限的，它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其权力，并且应该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这就超越了法家的专横和绝对君权的观念。” [282] 他指出，汉高祖开始时是一个轻视儒生的粗鄙的农民，但是，他最终却身处儒家影响的漫长历程之中，而儒生们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 [283] 汉高祖可能从未克服掉某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对书呆子的猜疑。 [284] 然而，他的一个弟弟——一位随荀子弟子学习过的儒生（刘交），却是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而他的一些最好的谋士也是程度不同的儒家人物。他们一直以非凡的努力使他们的君主儒家化，有一位（陆贾）甚至为此目的而写了一本书（《新语》），并深得汉高祖的欣赏。 [285] 既然汉高祖认为纯粹的学究没有什么用，他也就不会与这样的学究相处。但是，大部分能使汉高祖接受其劝告的儒士都谙熟社会常识及其作用，能够为汉高祖出谋划策。毫无疑问，正是后一种事实才吸引了汉高祖。
在与项羽的长期斗争期间，有人劝告汉高祖（其用语使人骤然想起《论语》和《孟子》的语言），要宣称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对手的圣战。汉高祖马上依计而行，发布了一个公告，断定项羽是“无道”的。用这种方法，汉高祖能够为他的事业招集无数的归附者。以汉高祖的名义发布的另外一些公告也具有明显的儒家倾向。另外，这种儒家倾向还真实地表现在他的属下请求他做皇帝的话语中。对于这个请求，高祖在以贴切的自贬语言作了一番推辞之后，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接受了下来。 [286]
汉高祖之所以如此让步于儒学，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将是深得人心的，因而也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麻烦的时候，高祖确实认识到，儒学的这一特点已经变得特别清楚了。事情的起因是，高祖显然逐渐不喜欢他的妻子吕氏了（她后来表现为一个极端残忍和疯狂复仇的人）。而且，他也担心他的儿子太软弱（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他想改变君位继承人，但却受到了大臣们大规模的劝阻。这种劝阻的出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某些没有被高祖本人吸引过来的儒生（“商山四皓”）现在成了太子的支持者。德效骞说：“因此，高祖最终屈服于儒学的影响力了。” [287]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派别的哲学家都被弃置不顾了。道家思想尽管到此时更缺乏哲学味道而成了种种粗陋迷信的混合体（即“黄老之学”），但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领域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想潮流，甚至在前汉时代的某些时期，这种思想还在宫廷中占据了优势。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被朝廷所容纳。法家思想虽然从未形成一个受到广泛拥护的“学派”，但却依旧是政府的许多实际政策的思想基础。苛繁的秦律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有效，尽管高祖也曾发布命令废除这些法律。例如，禁止拥有书籍的法律，直到他死后才被取消。
实际上，政府必不可免地仍旧实施着法家的治国之道，因为儒者没有治理一个大的中央帝国的经验和方法。官吏的使用和具体的管理措施不得不沿用秦朝的惯例和制度，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许多工作作风依然是秦法家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被清楚地划归为儒生或法家人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儒家哲学早已开始承受其对手的巨大影响了。
不过，儒学思想的影响力在稳步增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儒生是宫廷礼仪的保存者，为此，即使是粗野的农民汉高祖，最终都认识到必须得召见他们，以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长处。更重要的是，儒生几乎是古代文献和文化的唯一的看护人，所以，他们通常会是年轻皇帝（太子）的私人导师，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力易于代代增长。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主张建立相对温和的甚至是相对民主的政府，反对暴虐的和专制的统治。尽管普通百姓并不知道像《论语》和《韩非子》这样的书，但他们对于温和之政与暴虐之政之间、对于轻徭薄赋与实质上的剥夺其生计之间的不同，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就有许多儒家学者告诉他们说，在上述的不同之中，前者是古代圣人和孔子的方法，后者则是法家和秦朝的做法。另外，许多儒生出身贫贱， [288] 这使得他们的言语能够被人民所接受。
在汉高祖之妻吕后（雉）的家族企图继承王位时，汉王室建立起来的民心所向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出来。汉高祖死后，吕后逐渐巩固了她的家族在朝廷之中的权力，并最终利用欺骗性的手段，让吕氏家族中的一个人（据说仅仅是个婴儿）做了皇帝。可是，大臣们并不认可吕氏的这个举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下问题：帝国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呢，还是只有得到了大臣们的同意，这种权威才能贯彻执行？当吕后在公元前180年死去时，她的家族与汉室之间立刻爆发了冲突。此时此刻，一支部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成了问题的关键。士兵们被要求在吕氏和刘氏两个家族之间做出选择，结果是他们宣布忠于刘氏的汉室。 [289] 接下来，大臣们就全部消灭了叛乱的吕氏家族，并邀请汉高祖还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代王刘恒）来首都继承皇位。这位皇子害怕这是个阴谋，但他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有以下理由：“汉朝兴起之时，去掉了秦朝的苛刻而令人烦恼的东西，减少了一些法律和条令，并表现出了他的德行和仁慈。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并且任何力量都难于动摇他们的忠顺。”这位官员提请皇子注意这样的事实：普通士兵都宣布忠于汉室。他又劝说道：“即使大臣们想改变（汉室），普通百姓也不会答应让他们役使。……您的贤明、您的圣德、您的仁厚和您的孝顺（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的美德）是哪里都知道的。因此，大臣们是根据普天下人的愿望而自愿欢迎您并要您继位的。”这位皇子终于继承了大位，成为汉文帝。 [290]
在所有的中国皇帝中，汉文帝很可能与孔子最为投缘。这并不是说汉文帝是个教条式的儒士。汉文帝不是这样的儒士（孔子也不是这样的的儒士），但是，他的治国精神却真的是孔子式的。 [291] 德效骞认为：“汉文帝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就应该为他的臣民谋福利，并把儒家学说付诸实施。他减少税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节约个人开支，避免任何形式的好大喜功。……他请求人民对他的施政提出批评（他的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他还寻求有才能的平民帮助政府机构工作。他……对饥荒和经济萧条极其忧虑，甚至取消了耕种田地的土地税，而他的继任者则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以前的做法。” [292] 汉文帝制定了由政府开支赈济饥荒的具体措施，并为上了年纪的人提供养老金。他为了这些目的而使用的方法部分仿效了《孟子》推荐的做法，他的一些诏书也引用了这本书，尽管没有直接点出书名。 [293] 他颁布了一个解放政府奴隶的诏书。 [294] 他取消了对批评政府和皇帝的人施以处罚的法律，认为这样的法律使得君主不可能“听到对他的过错的议论”。他废除了毁伤肢体的刑罚，并大力整顿司法秩序，使死刑在当时变得很少见了。他严肃认真地考虑过把王位传给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干的人，而不是他的儿子。根据他颁布的遗诏，他的葬礼要精简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不希望因为他的丧葬搅扰人民，并认为他的死应该使人感到喜悦而不是忧伤，这是因为他做到了不犯严重错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95]
这样的一个皇帝似乎是好得有些不太真实了，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样的场面是真实可信的。汉文帝在位期间，人民的生活无疑比过去（或不久的将来）更能过得下去了。整个国家繁荣昌盛，人口稠密。然而，如果说文帝是讲究道德的，那么，他也具有儒学的不足。尽管孔子不是绥靖主义者，但他还是更信仰道德的主动力量，而不是被迫做出的保证，而在儒生们那里，这种信仰变得很高大。汉文帝止住了国家在社会安定和经济活动两方面的衰退，而西北的匈奴则利用这种内强外弱的形势，日甚一日地展开了深入内地的武装袭击。
汉文帝是很迷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半儒生相区分。在他的朝廷里，既有儒家学者，也有其他哲学派别的学者，而且他还任命了一位法家人物做太子的私人导师。 [296] 但这位继承人（汉景帝）在位时的表现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只有以下事实除外：在他的法家导师的鼓动下，随着帝国政府实力的大增，曾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存在于汉代的封建主义几乎被扫除干净，再也不是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了。可是，下一位皇帝，他在位初期却是处在强大的儒家势力的影响之下的，这位皇帝就是声名赫赫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所有中国皇帝中最重要的几位之一。他在位期间对儒学的历史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他使儒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这一举动堪与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对基督教的信仰相提并论。汉武帝 [297] 受过很好的文学训练，他的诏书具有明显的儒家偏向。这些诏书一再讲到他对普通大众的关切，强调了礼、乐和学习的重要性，还引用了《易经》和《论语》。 [298] 在他的文化政策激励下，人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
在他继位的头一年，汉武帝批准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提议：在一批被推荐做官（“举贤良”）的学者中，去掉了那些研究法家学说的人。他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的每一部经典都设立了“博士（博学的学者）”的官职，并为每一位博士提供了教授50名学生的生活费用，而这些学者则是朝廷中的官方学术代表。这项政策为帝国大学（太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政府中的大半低级官员都要从太学那里选拔，这个事实确保了政府能够日渐被儒学所渗透。汉武帝在位时，还利用不断考试的方法选拔有学识的人员进入政府，他还给孔子的两位后人封了官。他任命的政府宰相以前是猪倌，而现在却以其对《春秋》的精深研究而获此殊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学者都把汉武帝的在位时期确定为儒学的凯旋时代。
然而，与秦朝以来的政府相比，汉武帝的统治也是更为集权、残暴和专制的政权之一。汉武帝反对以前的宽松统治，因为他认为，在较为宽松的政策之下，帝王不得不严重地屈服于大臣的劝谏。所以，汉武帝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把政府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既然在这种倾向明确出现的同时，儒学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那么，就无疑会有大量的学者（包括某些最具批评精神的学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并且是一直这么认为），那种认为皇帝应该进行专制统治的理论是儒学的学说。其实，在汉武帝朝廷中，有一位并非儒生的高级官员就声称，在儒者看来，“君主定调，大臣奏乐；君主前行，大臣随后” [299] 。
从汉武帝时代以来，许多儒者确实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较早的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被曲解为抱有这种态度。因此，既然汉武帝的统治对于人们如何解释和理解儒学甚至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就必然要求我们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审视在这个时代实际发生的事情。
汉武帝15岁时登基。那时，他的主要大臣都是儒生。正是在这些儒生的影响下，汉武帝去掉了被荐做官的那些法家和别的学派的学者。这些儒生大臣还把一位受人尊敬的儒者（申公）请到朝廷，而武帝则向他请教如何治国。但这位老学者有些奇怪，他曾被一个皇亲严厉惩罚过（可能是宫刑）。他简短地回答说，搞政治是行动的问题而不是多说话的问题，而这位少年人君此刻正热衷于文学研究。汉武帝虽然被这种回答给触怒了，但还是很客气地招待了这位年迈的客人。 [300] 不久之后，儒家集团就被皇太后剥夺了权力，而这位皇太后是道家的信徒。尽管在不久之后，特别是这位皇太后死后，儒生们又回到了朝廷的高层职位中，但汉武帝对儒学的热情却变冷了。
汉武帝对于儒学之态度的变化是有几个基本原因的。除了与宫廷政治中的争权夺利不无关系以外，儒学的一贯主张也是重要原因，那就是：君主的职责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幸福，一旦他不去这样做或不能这样做，他就不配在位。这种学说为革命者所用，并且汉王朝的缔造者也曾使用过这种思想。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学说对于当朝的皇帝肯定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如果他想要进行专制统治的话。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的朝廷中，一位道家人物主张：古代圣王们（他们是受到儒生赞扬的历朝历代的缔造者）事实上只是弑君篡位者。一位儒生就此问道：这样一来，汉代缔造者的地位会是什么样的呢？汉景帝马上制止了这场辩论，这就强烈地暗示着，那些避开这个主题的学者会寿命长一些。一位当时的史学家写道，“从此以后，没有学者胆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尽管那位同样率直的儒者被推荐给了汉武帝，但他在汉武帝的朝廷上却并未得宠。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 [301]
所有伟大的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明确主张，君主应该把政府行政管理托付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则必须首先忠诚于原则，忠诚于大道，而不是忠实于君主个人。他们也都认为，如果君主行为不当，称职的大臣就应该站出来反对。 [302] 对于一个像汉武帝那样日渐表现出专横和暴虐倾向的人来讲，这种主张自然是令人厌恶的。
不过，假如儒生们真的具有实际管理政府的能力，他们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们早已逐渐专注于纯粹的书本研究了，这与孔子的明确警告是背道而驰的。 [303] 这样的儒生还深深地沾染上了道家形而上学的习气，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管理政府的技能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魔法体系。儒家的敌人，有时甚至是儒家的朋友，都把这样的儒生看作是思想狭隘的学究，认为他们要么是没有经历过政治实践的训练，要么是对于管理伟大帝国所必需的政治事务缺乏理解。 [304] 儒生们也轻视了王国周遭蛮族大兵压境的真正危险，还把汉武帝雄心勃勃的军事策略谴责为使国家不必要地陷入穷困的纯粹的帝国主义。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皇帝一门心思地增进他的德行，并支持和偏爱像他们这样的儒生，蛮族之人就会甘愿俯首称臣。 [305]
对汉武帝来讲，儒生们确实是让人头疼的，这种感觉与当年的秦始皇一样。但是，汉武帝很熟悉秦始皇这位专制前辈的经验，那就是，只要儒生参与了对他的王朝的破坏活动，他就镇压和处死他们。但是，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整体策略显然是更为巧妙和有效的。
汉武帝的这些策略明显地表现在了他对待儒家学者董仲舒的态度和做法上。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知名学者。在上一代皇帝的统治下，汉朝廷发展出一套制度，就是让各级地方政府把学者们从全国各地推荐到朝廷做官（举贤良文学之士），有时还要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者才加以任用。汉武帝继位初年，董仲舒是几百位被推荐给朝廷并由皇帝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的学者之一。这场考试和董仲舒的答卷被保存至今。
在这场考试中，汉武帝开头就说，他最勤奋地专注于思考关于良好政府的问题，但当他考究以往的历史进程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是否可以说认真仔细地“效法上古之制是无益的”。他希望聚集而来的学者们就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评议，而不要有任何隐匿。 [306]
董仲舒在他的答卷中告诉皇帝说，他根据《春秋》的例证发现了治国的方法。他解释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唯一必须要做的是观察自然现象，并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寻求与自然现象的警示保持一致。如果政治无道，上天就用降下比如洪涝、饥荒或冰雹之类的自然灾害来警告君主。他坚持认为，《春秋》这部书就包含了关于政治哲学的深奥学说。他引述该书的话说：“在春天，第一个月（正月，‘春王正月’）是由皇家历法规定的。” [307] 依靠一个双关词语——“正”，董氏解释了这类字的深刻含义。 [308]
董仲舒也激烈批评了政府管理，认为汉代保持了秦朝法家的做法。“现在的做法是，废除那些运用先王之德教的官员，把对人民的治理完全交给了那些使用刑法的人的手中——这就不是完全依靠刑罚治国了吗？孔子说：‘不首先教育人们就把他们处死，这是残酷虐待的行为。’” [309] 尽管董氏接着就用对皇帝之德的称赞弱化了这种批评，但他还是主张，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化，其他的政治作为都是无济于事的。他提出应该为此目的而建立一个国立大学（太学），并要求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汉武帝并不十分满意这样的回答，所以，他要求把这场考试继续进行下去，并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批评意见。他说，受到学者赞誉的先王们事实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法。这些治国之道，有的是积极进取的，有的是宽松无为的；有的时候使用严刑峻法，而在另外的时代，监狱却是空空荡荡的。汉武帝说，他对此大惑不解。他说，学者的论文并没有给予他多少帮助。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的建议“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难于付诸实施的”。他要求他们再来一次。 [310]
对此，董仲舒还是以同样的指导思想进行了策对。他认为，圣王之间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再次主张，为了造福于人民，应该设立太学，以便支持学者的研究和教学。他也提出，应该建立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以便任用良好的官员。皇帝对此回答还是不满意，他说，学者博学于古，但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对当今的事务却那么糊涂呢？” [311] 他再次要求他们做出回答。董仲舒重申了他的主张：过去与当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也再度抨击了政府的一些措施，谴责了暴虐的执法。董氏认为，皇帝宠信的官员靠着从事只能由政府掌握的垄断贸易而发了大财，但人民却饱受折磨。最后，他请求禁止除了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所有学说。 [312]
要是换了秦始皇，会因为这种批评而活埋了董仲舒。但汉武帝并不想让这样一位杰出的儒生成为殉道者。汉武帝有更好的办法，他给了董仲舒一个高的官职。但是，我们一定得问一问，这是个什么官职？
汉武帝有一位兄长，他的封国在东南地区。这位兄长是个武夫，一个喜欢招揽刺客的狂妄自大的寻衅滋事者。要是让他待在皇帝身边，肯定会招惹出种种麻烦。汉武帝派董仲舒去做这位兄长的丞相，也许认为把这位喜欢布道的学究派到他的傲慢的兄长那里肯定是个极有趣的玩笑。另外，既然这个封国之王经常杀掉那些惹他不悦的大臣，汉武帝很可能也希望，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必见到董仲舒了。如果武帝真是这样想的，那他就错了，因为董氏最终驯服了这头“狮子”，并在他的职位上大获成功。后来，由于董仲舒的一个政治对手的怂恿，汉武帝又把董仲舒派到了另一个封国，而这个封王是汉武帝的一个更为残暴的兄长。这一次，董仲舒不久之后用辞职救了自己的性命，理由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此后，董氏以一位退休学者的身份赋闲在家。武帝倒是不断派使者来向他请教对国事的意见。可是，这位皇帝是否会按照董氏的意见行事却是令人怀疑的。 [313]
汉武帝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免受董仲舒的执着抗争的严重打扰，同时，武帝不仅避免了使董氏成为烈士，而且还享有这位著名学者的保护人的美誉。事实上，这位皇帝还曾宽宏大度地“救了他的命”，那是因为董氏写了一部“愚”书而被判死刑，而武帝则赦免了他。 [314]
汉武帝主持的另一次考试策问也被保存下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喜欢的那种儒生。这次是对公孙弘的策问。此人年轻时是个监狱看守，但却因为某次失误而丢掉了这个职位，并且不得不去养猪。他40岁时开始研究《春秋》，60多岁时因被举荐而得到了官职。他因为轻率地不迎合汉武帝的看法而被免职，但随后又一次受到举荐，并在公元前130年得到了策对的机会。
在这次策对中，汉武帝虽然使用了儒家的语言，但却是明确地为学者们表达非儒家的观点开了一个头。他问道，为什么在古代圣人的治下还有灾害？而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行又如何才能付诸实施呢？ [315]
公孙弘以正统儒家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策对，强调的是诚信的重要性。然后他列举了“政治的八项原则”，不过，他的这些原则中的后两项——罚和赏——明显是法家的主张。由此开始，他的文章读起来像是一篇法家的文章。他也叙述了仁、义、礼、智等儒家四德，但其用词更像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他使用的多数专用术语直接出自《韩非子》。他认为，为了治理好国家，国君必须立法，并使用“术”（法家词语）。君主必须“垄断控制生死的手柄”（《韩非子》第48篇中一节的意释），并严格保持君主个人对政府的控制。 [316]
评定策对之名次的官员无疑很反感公孙弘的这篇隐藏着法家真义的文章，就把它列在了一百多篇对策文章的最后。这个排序发生在把这些文章送交汉武帝审阅之前。可是，汉武帝却很欣赏公孙弘的文章，并在审阅后把它的排名挪至首位。 [317] 这一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到那时，汉武帝实际上是越来越厉害地使用着法家之术。早在他考查董仲舒之时，汉武帝就显示出了对于《韩非子》的相当了解。 [318] 几年之后，在一份诏书中，汉武帝引用了法家人物李斯的奏议和《韩非子》， [319] 但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每次引用的来源。因为在当时，承认自己是法家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而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是很机敏的。但他在私下里却无疑越来越倾向于这个方向。如果他不想暴露自己的意图，他就不过是遵从了《韩非子》的告诫：“君主一定不要流露出他的思想。……听到了却没听到，知道了却不知道。” [320]
汉武帝之所以喜欢公孙弘这位前任狱吏，是因为公孙弘事实上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法家的作为， [321] 但他的真正被看重，是因为他名义上还是儒生。身在汉武帝朝廷做官的史学家司马迁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说，令汉武帝极其满意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公孙弘“能用儒家的学说装饰政府管理中的法制和官吏作风”。 [322] 埃森·盖尔（Esson M. Gale）在写到前汉皇帝特别是汉武帝时指出，尽管“在实际的治国之道上，他们恢复了秦朝法家政治家的令人沮丧的政策”，但为了取得声望，“他们用了一些与‘儒学’相一致的东西来装点门面” [323] 。
对于这样的虚饰门面而言，像公孙弘这样的纯粹徒有其名的儒生是完美的材料。在某些时候，作为对汉武帝剧烈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反对，公孙弘立场坚定并在某一场合得到了汉武帝的让步。 [324] 可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双方看法不一致时，汉武帝则完全不理会公孙弘的意见。公孙弘小心翼翼地很少表现出这种不一致，并且从未与皇帝有过公开的争执——这确实与孔子的告诫背道而驰。在《论语·宪问十四》中，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
司马迁可能认识公孙弘，他称公孙弘“是个多疑之人，外表上宽宏大度，内心里却诡计多端”。他假装与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很友好，但到最后总是要施以报复。 [325] 像董仲舒这样的耿直儒者，则称公孙弘为阿谀奉承者。据记载，某位学者就是因为对公孙弘的逢迎拍马发出了公开指责而获得了极大的名望。可是，公孙弘的行为极端小心，人们根本挑不出他的毛病。他的孝行已经无以复加，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还因为用自己大部分的薪俸帮助别的学者和朋友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326]
皇帝很快便提拔了公孙弘。在几年之内，他就位居众官之首，做了丞相，还被封了侯（平津侯）。这种没有先例的提升给所有儒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公孙弘又成功地（而董仲舒则失败于）让皇帝建立了一所太学，这就意味着50多位儒生获得了生活保障。 [327] 这显然有利于“精明的”儒生与帝国政府进行合作。
尽管公孙弘平步青云（他周围却有许多人身首两分），并且一直担任丞相到他自然死亡，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府中发挥过任何有效的作用。相反，他显然是汉武帝个人专制统治的合宜的“儒家”装饰。 [328] 在汉武帝的手下，另有一些人帮助其建立和贯彻他的实际的治国计划，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占据着政府的高位。汉武帝真正能听得进去的谋士是那些精通财政、刑法和军事的人，亦即熟知皇帝的政治利益领域的人。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位是桑弘羊。桑弘羊是个公认的法家人物，他称赞秦始皇，瞧不起儒生，甚至轻视孔子本人。 [329]
在像桑弘羊这样的官员们的辅佐下，汉武帝推行了以下的治国之道：帝国主义式的征服，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及对人民的法家式的压制。汉武帝的军事措施起初以蛮族的威胁作辩解，后来则扩张为好大喜功的开拓疆土。这样的南征北战耗尽了国库。为了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建立了对生活必需品（如盐和铁）的经营垄断权，货币也被贬值。为维持“纪律”，法令和惩罚成倍地增加；为充实国库，就提高地租并增加新的政府奴隶。官员们因得不到薪俸而无法生活，这种状况逐渐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什么人再想做官了。汉武帝后来又建立了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已经被任命做官的人，为避免其清白受到怀疑，就得付钱给政府。 [330] 这些给国家带来了权力和光荣的措施，意味着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是，对政府政策的任何批评或“妨碍”，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331] 到了汉武帝长期统治的末期，对政府的不满引发了暴乱。有趣的是，这种暴乱在孔子家乡一带很盛行，而事实上这是当时的中国最儒家化的地区。当政府对这种暴乱予以镇压时，通常都会处死上千人。 [332]
不过，如果汉武帝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武力并且不在乎公众意见的话，很怀疑他还能维持他的权力。不，他不是的。汉武帝制造了极大的仁慈的借口，把他的意在巩固自己之权力的种种行为说成是有着最大的利他主义动机。他的最精明的消除公众怨恨的做法就是对大批儒生的支持和资助，这些儒生中既有政府官员，又有享受国家津贴的学者。秦始皇活埋儒生，汉武帝则尽力用糖浆糊住儒生的嘴巴。
儒学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从此时起，研究儒家经典的人数骤增。一位汉代史学家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因为现在这无疑是升官发财之道。” [333] 然而，在这种动机下，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的新加入者，都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对当局的顺从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转向了“安全”的研究和主张，远离对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危险”的批评，这种表现成了那个时代的儒学的特征。汉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擢至第一名的行动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通过这样的例子，政府显示出了它是如何看重正确观点的。所以，儒学内部早就在很好地进行着的专注于古书的研究是个相对无害的追求，政府则利用在策对中强调文献之重要性而对这种研究加以鼓励。沙畹写道，正是从汉武帝时代起，“中国思想界开始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古典文献中寻求所有的智慧原则” [334] 。
那些研究非儒家经典的学者倒是没有得到官方的任用和提拔，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起到维持儒学纯洁性的作用，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有大批的学者，虽然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别处，却想方设法变成了专业儒生，接着就用他们原初的道家、法家或其他哲学的立场来解释儒学。还不仅仅是这些。正如胡适所指出的，汉武帝统治下所产生的这种儒学事实上是“一种合成的宗教，其中混杂了无数的民间迷信和礼仪崇拜的因素……上面薄薄地覆盖着儒家和早期儒家经典的伪装，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显得受人尊敬并具有权威性”。但是，“这种儒学根本不是孔子所教导的或被孟子哲学化了的学说……” [335]
这个论断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可是，同样真实的是，流行在汉代的孔子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此后千百年间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甚至在当今时代，人们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影响。实际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思想界的一切事情都受到了当局的左右，包括那张隔在我们与任何对孔子的真正理解之间的不透明的幔布。我们在此不必在意那些包括超自然事物在内的传奇的丰富发展，比如那些声称孔子出生时有龙和精灵在天空盘旋的故事，这些传说本身就是不可信的。但是，出现在汉代著作中的孔子的其他故事，尽管它们事实上简直是不能相信的，却仍然为人们所接受。作为例证，我们现在只考察两部书，《史记》和《礼记》。
《礼记》是大部头的儒家经典之一，由若干篇主要是讲述礼仪之用法的文章组成。它由汉代儒生集成，其中无疑包含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的较早的文献记录。某些人有意图地想把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的产生时期归之于早至接近孔子的时代，因此，《礼记》中的某些部分一般被认为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材料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书中的最好的那些部分，至少在后来也有过很多的重新编订和增补插入，这就使得它们值得大受怀疑。比如说，篇名叫作《中庸》的那篇文章包含有法家的思想，而根据另外的一些理由，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庸》之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世的作品。 [336] 然而，从宋朝开始，《中庸》就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家“四书”之一，其他三部“书”是《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另一篇叫作《大学》的文章。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大学》是完成于很早时期的作品。 [337]
《礼记》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孔子，但并未给人以多少的可信度。其中的一些有关孔子的观点可能是依据了真实的传统说法，可是，它们经过了那么多人之手，使得现存的表述形式颇为令人怀疑。其余的则是相当明显的纯粹杜撰。 [338] 《礼记》的那个长篇文章《檀弓》经常被作为有关孔子的可靠资料来使用，然而，尽管其中包含了一些颇为真实的资料，但整篇文章却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其中有太多不可靠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所描写的孔子在其最后日子里的行为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讲迷信的老人的表现，这与《论语》相关篇章中所记载的身患重病时的孔子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339] 根据这篇文献的记载，孔子完全是按照汉代儒家君子的颇具贵族气派的准则而行事的。正如中国的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也是与《论语》中的孔子的行为相冲突的。 [340]
出现在《礼记》中的许多地方的孔子并不是生活在鲁国的普通人，确切来讲，这本书里的孔子是在几个世纪的传统说法中被精细制作而成的圣人，以及儒家轶话中的英雄和神人。这样一来，《礼记》中孔子的一举一动当然也就像因循守旧的汉代儒生那样了。孔子先前被改宗道家和法家思想，现在则被改信了汉代儒学。
在这些著作的作用下，汉朝诸如此类的关于孔子的说法被后世之人认为就是孔子当年的真实情况。而在这些汉代著作中，没有一本能比《史记·孔子世家》编撰的孔子传记更有影响力。多半的中国及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传记尽管有某些缺陷，但还是不失为我们现在理解孔子生平的基础。 [341] 这样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史记》中的这篇传记的首要企图，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把孔子的生平事件缀联为编年顺序。《史记》是由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共同完成的，他们两人都是汉武帝的廷臣，而这部书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并且正因如此，它“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占据的位置仅次于正统的儒家经典” [342] 。《史记》中的一些传记篇章无疑是文学佳品，在这些作品中，各种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行为动机，人物性格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偶然事件被津津有味地联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
然而，与《史记》中的那些上乘作品相比，孔子的传记却是粗糙而杂乱的。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什么人物的动机，也几乎没有首尾一致的孔子性格的发展。事实上，它包含了一系列集自儒家、道家和法家资料来源的事件。对于这些不同来源的事件，作者既没有进行认真的批判考证，也没有把它们理顺为和谐一致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所谓的编年顺序杂凑在一起的。结果是，在整篇传记描述中，孔子像木偶一样地活动。时间和时代的错误并不是例外，而几乎是通则。孔子被描绘成与死去很久（有一次是100年）的人们交谈。有两个人（被认为是他的第一批弟子）据说是受人劝导而跟随孔子学习的，然而，他们却在尚未出生时就在孔门实际求学了，这显然有悖史实。作者似乎没有能力记住故事中的孔子到底身在何处。他说孔子离开了某国，然而却继续讲述他在这个国家的行动，随后又突然讲述了孔子在另一个国家参与了某件事情，但却没有提过孔子已经到了那个国家。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在《孔子世家》中发生的事件的年代又经常不同于《史记》其他篇章的记载。 [343]
这个孔子传记也充满了荒唐之事。一位负责军事的大臣（宋国的司马）想杀死孔子，但却使用了一种新奇的方法：他砍倒了这位圣人在下面讲过学的一棵树。但是，尽管发生了这种危险事情，孔子还是悠然而去，而这个阴谋策划也就这样被挫败了。虽然这篇传记中有上述的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如果它所描绘的是关于孔子的一幅前后一致的、可以令人相信的人物图画，并且能与像《论语》和《孟子》这样的较早作品合理地保持一致的话，这可能还是一个让人基本可以接受的传记。但它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它所表现的孔子是一位明察秋毫的圣人，并且经常是冗长地讨论超自然的东西，这当然就与《论语》的记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344]
《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多半故事肯定是采自其他著作。作者把这些故事合在了一处，并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是根据某种既定的手法编辑而成的。根据这种编辑手法，作者巧妙地并且几乎是难以让人觉察地有意破坏了作为一个可钦可佩的个人的孔子的品格。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传记中，孔子被描绘成了说谎者。作者先引述孔子说的两段话，肯定了孔子对于军事活动一无所知，但在这两段之间，作者却又引述孔子弟子冉求的话说，孔子教授过冉求军事谋略。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被描述为公然毁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当子路对此感到震惊并表示反对时，孔子被认为是这样作答的：“那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言；神灵对此并不在意。” [345] 然而，一些学者的考证结果是，这个事件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346]
这部传记中的许多事情显示出了隐含的但却确实是对孔子含有敌意的看法。这一点在它转引《论语》章节的选择上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章节的内容都是与历史事实相抵触的，比如它作为精华地引用了《乡党第十》中的一节：“如果席子不摆正，他就不坐下（席不正，不坐）。”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使孔子在2500年中受人爱戴的那些亲切、真诚和有人情味的章节。可以说，这部传记中所引《论语》的章节中几乎没有一条是这样的。 [347]
为什么这个传记的品质如此低劣呢？钱穆力图用归咎于后人对原初文本的改变和插入来解释它的不足之处。 [348] 这个传记的原文肯定被窜改过， [349] 但这并不适合于解释如下事实：它甚至没有一本良好传记的痕迹。当崔述说这个传记“十之七八是诋毁”之时， [350] 他非常突出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这本传记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是贬损了孔子的名誉。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是为什么呢？
《史记》的两位作者都是汉武帝的朝臣。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人物，在收入《史记》的一篇论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儒学。 [351] 至于他的儿子司马迁是否也是道家人物，学者们是有意见分歧的。不过，有证据表明，司马迁至少是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的。 [352] 然而，我们无法区分这部书的哪些部分是父亲写的，哪些部分是儿子写的，这个无法逾越的困难使得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地来证明各自的看法。
尽管不能确定究竟是父亲还是儿子主笔撰写的《孔子世家》 [353] ，但是，从它选取的事件和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传记大量吸收了道家著作并体现出了许多道家思想。它记述说，孔子找到了道家圣人老子，并受到老子的训导。这个事件并不是历史事实，它的首创者可能是道家著作《庄子》的某一篇章的作者，其目的是提高道家的声望，损害儒者的声誉。 [354]
在这部传记的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道家思想的倾向。《史记》的两位著者均是汉武帝的大臣。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他们钦佩那种坚定持守其原则的儒家学者，但他们却非常藐视那种专门向其暴虐的主子献殷勤的儒生，他们在《史记》中把这种儒生称为“从谀之儒”。 [355] 《史记》以最直率的语言谴责了公孙弘这样的升至高位的“儒家”式的走狗。它指出，自从公孙弘做了丞相，人民所受的压迫不断加剧，执法也日趋酷烈。“皇帝把那些有贤才、有德行和有学识的人士召集到朝廷，并对他们表示敬意，其中的一些人还升至公侯、大臣和高级官员。身为御史的公孙弘被皇帝推崇为官员的榜样。尽管他盖的是棉布被，每餐只吃一盘子饭，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却讥讽道，“这种做法并没有改进道德状况，反而使民众变得更加热衷于争权谋利了。” [356]
有人主张，《史记》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批评汉武帝之政。 [357] 但这是个危险的游戏，因为司马迁有过类似的教训，那就是因为他斗胆批评了汉武帝的一个决定而被处以宫刑。当像公孙弘这样的喜欢复仇的“儒生”大权在握时，不可能在一部当时的中国通史中不写孔子，但是，要是公开批评孔子，便是最不明智的举动了。所以，《史记》的作者们很可能就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方法：表面上是赞誉这位圣人，而事实上却是在巧妙而有效地攻击孔子。实际上，他们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油嘴滑舌而又狡猾伪善的“儒者”，就像挤满汉武帝朝廷的那种儒生。这父子二人机敏地预料到，这些绅士们根本不会觉察出这种巧妙的批判。
沙畹曾认为，司马迁对孔子肯定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把孔子的传记放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很高的荣誉地位”，也就是放在了“世家”这一类中，而这一类本来是记载世袭君主的。 [358] 但是，沙畹又指出，《史记》是一部讽刺性的作品， [359] 它把孔子放在他本不应该待的地方，这可能具有打趣的妙处。
说《孔子世家》是一篇精心伪装的讽刺性作品的假说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这就是：沙畹很难翻译司马迁称颂孔子的那段赞语的开头的句子。在1895年出版的译文中，他把它解释为对孔子的热情的颂辞，10年之后他又把这同一句话改译为用冷淡的称赞表现了对孔子的贬责之意。 [360]
总之，这篇传记的迄今为止的本质是：2000多年来，尽管一些人对它有异议，但还是被看作是对孔子生平的确切描述。
儒学在汉武帝治下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从那时起，在时有起伏之中，当政者继续拉拢和收买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儒学，而这种拉拢和收买常常是极其慷慨的。那些自称为儒者中的一大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颇为积极地对当局的愿望做出回应，而儒学也时常被政府用来作为控制甚至压迫人民的工具。政府对学术的收买在许多时期会导致“思想统一”的不幸结局。
被官方完全认可和全盘接受了的孔子思想是远离实情的东西。这种转变是难于控制的。然而，每一位研究《论语》的学者，以及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透过繁难的注释和官方解释的幕幛，了解到这位孤独的鲁国学者力图要道出的真实思想。当满族人在17世纪征服了全国并把一个极其残暴的政权强加给这个国家时，他们也把官方的儒学继承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思想控制术。可是，这个时期的一些最有才能的学者不仅拒绝在满族人的治下从政，而且猛烈攻击近2000年间发展起来的新的儒家学说的整个精致的结构。他们谴责埋头于单纯的学习书本，坚持认为学者应该像孔子那样，一定要要求自己关切普天下的实际政治事务。这些学者怀着充沛的活力和学术才干回到了《论语》和《孟子》的基础文本上，并反对许多早期道家人物对于有关孔子的真实记载的败坏和窜改。他们认为孔子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也没有建立那种支持帝国暴政的学说，相反，孔子是一位最诚挚的、实事求是的和看重经验的真理的求索者。这些17世纪的学者们的开拓性的努力当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为一直持续到当今时代的中国学术界的伟大的批评运动打下了基础。
汉武帝擅长用拉拢、收买，用任何可以获得完全成功的方法去尽力控制儒学，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一个皇帝堪与汉武帝相比。政府的意图是吞食掉儒学，但问题是，究竟谁吞食了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手段来选拔官员、充实政府机构的做法确实能够使朝廷影响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但也保证了多半官员和皇帝将要接受这些儒家经典的沉重影响。而且，在具有专制性质的政权看来，有些儒家经典明显是危险的书籍。
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后来的其他皇帝，都没有能力把儒学与其早期的作用相分离，这种作用就是：儒学是人民反对暴政的正义斗争的卫士，是一种赞成社会和政治改良（如果不是革命）的力量。作为整体的儒家并没有把他们的良知卖给汉武帝，以换取皇权对这个集群的青睐。其实，汉武帝在世时就受到了儒生的反对。在他死后，尽管历史记载把儒家的凯旋归功于他的在位，但是，大多数儒者对他的评价却很低。 [361] 汉武帝死后15年，他的曾孙汉宣帝宣布了一个计划，想用赞颂汉武帝的卓著功勋来表示对他的怀念，而在他的功勋中就包括了他对儒学的支持和赞助。可是，当时在朝廷任职的著名的儒生夏侯胜——《论语》的一个版本的作者——却批评了这个计划。尽管他知道惩罚是在所难免的，但他还是宣称，汉武帝不应该受到赞誉，因为他是个挥霍者和压迫者，“没有给予人民什么利益”。 [362]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儒生把汉武帝的做法与孔子的原则进行了对照后说道：“当孔子说‘如果有人要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的时候，他是要效仿成汤、文、武（所有这些推翻王朝的革命者），立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根绝残暴和消除邪恶。” [363]
如果皇帝能够使用某种手段控制儒学，那么，儒家学者也确实具有控制皇帝的种种手段。如果这些手段能够更精致一些的话，它们经常会是相当有效的。董仲舒详加说明的手段是最为陈旧的，那就是用《春秋》的原理分析当前的政治事件。它以一种典籍的记载为根据，指出皇帝的左右亲信或者皇帝本人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轻视必要的社会改革，就必定会发生灾变之事。根据《春秋》的类推法，自然灾害被解释为上天赐下的警告，以表示对不公正的政府的不满。
满清政权的第二个皇帝康熙表达了对这种“迷信和无知”思想的忍无可忍。我们不可能不钦佩他的理性作风，也不可能不怀疑这可能是部分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促动：儒家学者对他的统治的批评使他很恼火。1699年，康熙皇帝指派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要求他们编写一个《春秋》注释的新版本，并务必“消除与‘（《春秋》）经’意不一致的每样东西”。这项工作完成后，皇帝表示很满意。他指出，即使是当年的孔子弟子，对孔子之所述也会有种种不同的传承，那么，几千年之后的儒生又怎么能确定孔子的思想呢？在这个新注释本的序言中，康熙皇帝说，它的编者仅仅是“选择了符合正义的内容”。 [364] 翻开这本书，我们会看到编写者所谴责的“不义”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所述，一个不贤明的和暴虐的君主没有资格得到臣民的忠诚，因而也是可以被赶下台的。 [365]
尽管儒学对政治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时大时小，但这种影响还是普遍性的，并且在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在过去的2000年里，可能没有别的大国能如此继续不断地接受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给人民带来福利和满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该受到批评甚至可以被推翻。这一理论明显增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
孔子坚持的原则是，一个国家应该选择最有才能的人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而选才的基础是他们的德行和所受的教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最终产生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是从汉代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它的具体做法在各个朝代不尽相同。在清朝，它由三级考试组成，即地方（县、府）、省和国家级的考试，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在每个级别上，候选人要连续竞争三次才能升级。这种竞争是激烈的，在每次考试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望通过。其间当然也有舞弊现象，但也有防止这种不正当做法的措施。在中国帝王治下的较好时期内，这一制度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科举制中最低等级的拥有者（秀才），尽管他可能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名望。在某种情形下，他们会得到政府津贴或者担任地方机构中的下级官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以完成他们进一步的学业。虽然获得最高级别的人（进士）并不是总能保证被委任做官，但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中的大部分重要职位却总是被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表现突出的人担任。尽管人们也可由其他方式得到官职，但是，至少在许多时期，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显然最有希望到达官僚等级的顶峰。 [366]
可是，有个重要的例外必须被指出，那就是在由外族入侵者建立的王朝中，统治者自然而然地会把许多最高层的职位留给他们本族的人，无须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不过，即使是有了这些特殊情况，中国仍在总体上是被一个深受儒家理想教育浸润过的官僚阶层所统治，并通过在全体人民中的考试选拔来补充新成员。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最高官职都由农夫的儿子来担任。暂时撇开具体运作中的徇私舞弊不谈，一部分官僚贵族的后代有天然的有利方面，比如说他们的家庭有条件提供良好的教育，并且他是在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所以，有大批的重臣是官僚贵族或各级官员的儿孙，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一些重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从那些没有上述有利方面的寻常之人的行列中晋升上来的。尽管我们的资料并不完全，但至少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较低的官僚阶层，显然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大众中汲取了分量可观的新鲜血液。 [367]
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首要的（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所掌握的儒家经典的知识。孔子从未见到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并且肯定会激烈地反对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孔子也会谴责此类仅仅是看重书本知识的考试（例如，见《论语·子路十三》“诵诗三百”章）。一大批生机勃勃的儒家学者谴责了这种考试，但从未取得可观的或最终的效果。
尽管科举考试具有种种缺陷，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造就了一种具有许多优点的独特的政府。它使这个国家中的许多最有才能的人士在政府供职。就其效果而言，它保证了官员们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而不仅仅是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废物。因为它的真正的基础是儒学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原则，所以，它就给全社会反复灌输一种利害共享的理想，从而产生出一种极其不同凡响的集体精神。尽管它缺乏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政治民主，但却使普通大众在政府中有了某种代言人，因为在每一代人中，按正常情况来讲，他们的一些成员都会赢得官职。既然教育会自动提高它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所以，科举制度并未造就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个有等级的社会民主体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在这里，尽管仍有某种限制设置了社会的分层，但是，每个农民的儿子在理论上都有希望成为政府中最有权的大臣，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也确实不无偶然地达到了这样的地位。
这会使人回想起孔子所坚持的观点：一位大臣应该把忠于原则看得高过忠于君主，而且必须无所畏惧地对君主提出批评。这种观点在御史的职位上得到了机制上的表现。御史的责任就是检查政府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的行为，并且不偏不倚地批评任何人的玩忽职守。这种义务的履行当然会随着御史的正直和勇气程度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在某些时代，他们也会被专制皇帝利用为工具。不过，某些御史无疑是怀着最高尚的理想主义而尽到了他们的职责。皇帝确实经常会把一个难以约束的御史流放到边远苦寒之地，或者甚至是处以死刑，但这种做法却不得不甘冒创造一个难以约束的殉道者的危险。
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事情造就了一个民主制的等级社会，这在一个从理论上讲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社会中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个社会在实际上却远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孔子为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能够为他所建立的原则添砖加瓦的东西太少了，更不用说仅有原则也是不够的。对于有效的民主政治来说，全体人民必须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具有实际有效的发言权。这就要求为此目的所创造的特殊的技术手段。但是，这样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这样的成就，最终出现在了世界的另一边，不过，在与这种出现有关的因素中，儒学扮演了一个有益的和意义深远的角色。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必须得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