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二十年前，我初步意识到，在战国时代思想史上星罗棋布的人名中，“申不害”绝非无足轻重的等闲之辈。于是，我开始爬梳相关资料，进而汇集所有渊源于其思想的文献表述。渐渐地，我深信申不害诚为先秦之巨擘也。
下一步的工作便是整理文献并进行翻译，这更是步履维艰。十二年前，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但因文字过于晦涩，所以我不希望在未彻底思考之前便将之付梓。我用这些资料作为几门课程的基本题材，面向高年级的学生们讲授，历经诸多校订工作，直至觉得译文已尽善尽美。
尽管如此，即便容许不厌其烦地添加注脚，但展现这些文本与翻译似乎仍时机未到，也难以指望读者就能恰当理解这些文本。如果我关于申不害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要真正理解申不害，人们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对自身关于战国思想的整体观念有所矫正，包括道家、法家，甚至早期儒家的历史。于是，为了展现我对申不害佚文的翻译，似乎有必要撰写这么一本关于申不害的书，职是之故，终成此作。
由于很多片段文本具有隐晦性，我不得不在我的译文中添加很多原文未予表达，而我相信为文本所蕴涵的内容。在附录三的译文陈述中，我已经谨慎地将这些添附的内容加上括号以示区别。不过，遍布括号的文段有碍阅读，在本书主体部分我所引用的佚文则省略括号。
有些佚文段落也包含在诸如《韩非子》与《战国策》的译本中，已经有前人做过翻译。我尝试在注释中标明哪里可以检索到这些译文。有时，这些译文对我颇有帮助，但在很多情况下，我自己的翻译与前人相当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当存在这些分歧时，我偶尔会专门论述，并给出不同的理由。但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不会以扩充注释（已经足够繁冗）的方式对这种问题予以辨析。我对申不害思想的理解迥异于一般观点，这种分歧往往就解释了我对其思想的独特阐释，而无须更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自始至终还充斥着大量其他中文文献的译本。每一处，都基于我自己对中文文本的阅读。这些中文文献的译本，市面上已有不少。我在注释中往往参考已出版的译本来引用中文文献。从二手文献援引，纯粹是为读者能够按图索骥。然而，相比书中所引用的已出版译本，读者还是能发现我的翻译往往不乏微妙差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实质性不同。
在这番长达二十年的思索研讨历程中，实在难免叨扰诸多同事、学生以及其他朋友，以求取他们的理念、建议与帮助。对此，我无以为报，难表谢忱。
正如其他著作的出版，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顾乐贞博士（Dr. Lorraine Creel）。我们殚精竭虑地谈论层出不穷的难题，她为我的整部书稿贡献了许多的洞识与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建议用“武梁祠”的拓印作为封面设计。
如果没有我的同事钱存训（T.H.Tsien）教授的帮助，这本书将很难完成。尤其是在申不害佚文的搜集工作中，他的帮助不可或缺，若无这番贡献，我的这本钩沉集将残缺不全。还得感谢他借助通讯渠道完成一番穷尽的检索工作，由此可以确证，尽管《申子》一书直到1616年仍流传于世，但如今确已亡佚。这意味着，尽力复原《申子》一书残篇的这项工作极具价值。
还有很大部分的贡献拜前同事穆辛·马赫迪（Muhsin Mahdi）教授所赐。他不仅是伊斯兰哲学［我曾引用他关于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研究］的杰出权威，还是一位资深的政治科学家。每当纠结于申不害难题之际，我便与穆辛讨论，而他也阅读了佚文翻译的初稿。那时，我认为申不害是一位饶有趣味的行政技术家，仅此而已。穆辛则强调申不害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从而启发我更应知人论世，这一提醒真是一针见血。
在与几个班级的高年级同学研读《申子》佚文的过程中，他们关于改善翻译与拓充对申不害哲学理解的宝贵意见也让我获益良多。1968年，我在多伦多大学主办了一场研究这些文献的小型研讨会，很多学生与部分学系成员都参与其中，完成了一番妙趣横生的研讨。至少目前看来，我研究的这一主题仍可谓艰苦卓绝，所有曾对此予以启蔽发聩的帮助，我都感激不尽。
在这番研究的方方面面，我还得到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柯睿格（Edward A.Kracke）教授、许倬云教授、邹谠教授、陶天翼（Tao Tien-yi）教授的鼎力相助。
我还得隆重拜谢钱存训的夫人在书写汉字方面为本书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欣赏中国书法的人想必会对她那别具一格的雅致书法与曼妙神韵留下深刻印象。
琼·沃克（June Work）女士已经帮我印制书籍超过三十年，但她对这本书的贡献超乎此前。为本书搜集材料，进行细致入微的一校与二校，堪称一番煞费苦心的繁重工作，整副重担均系于琼一身。此外，她不仅制作人名术语索引（Index），还编定原文献索引（Concordance），这些都是更为吃力的工作。对待所有这些工作，她总能体现出一如既往的乐此不疲与令人惊叹的干净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