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的一个冬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签署了一份注定对芸芸众生产生深远影响的诏书。一个如此年幼的男孩并不常有这种机会决定人们的命运，但是这个男孩原本就非同寻常。他正是汉武帝，他开启了一段令中华帝国战乱频仍的统治，直至五十五年之后驾崩为止。
他所签署的诏书是常谓为“儒家胜利”的第一步。汉武帝统治时期，是一个中国政府与儒学旗帜进行名义上联姻的进程，这段婚姻将随着分合兴衰持续长达两千年。公元前141年，当汉武帝掌权伊始，儒家大臣们无疑意识到，必须充分利用他们对这位刚愎自用的男孩的暂时支配优势。他们主张罢免一些治异端学说的贤良，奏请汉武帝准许。在这串被宣布禁止的异端学说名单中，第一个名字便是申不害。
那我们也许会追问，申不害是谁呢？不仅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的西方人会有此一问，而且即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可能同样对这位人物闻所未闻。一些中国哲学史家甚至也对其置若罔闻。其实，申不害并非从来就默默无闻，可颇为讽刺的是，公开宣显申不害之名的高光时刻，正是公元前141年下诏禁止其学之时。
作为一位履历辉煌的韩国国相，申不害于公元前354年开始掌权。在经过约十五年或更长的持续执政后，他在职位上自然去世，这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可谓非同寻常。申不害不仅是一名从事实务的行政官员，还是一位行政哲学家。这一事实，不仅体现于与其有关的记述与轶事，还可以从以他命名的书中得到印证。 尽管这本书是本人亲著，还是由后人集其言论所撰，如今已无法确证。
无论如何，显然这本名为《申子》 的书于其时非常流行，有很多人自谓继承其学。申子提倡一种高度集权、紧密组织的政府类型，这在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仍未曾被付诸实践。公元前221年，秦国扫六合完成一统，并建立了一个在诸多方面符合申不害所倡特质的政府。
秦政府受到普遍的误解。人们常认定秦政府的运转几乎纯粹建立在恐怖统治的基础上，即便对轻罪也施加重刑，以迫使人们遵从统治秩序。诚然，存在这样一种恐怖统治。它基于一套“赏刑”的统治哲学，由申不害同时代的商鞅所发明。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像秦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有效统治可以仅仅立足于“赏刑”，就算只持续十五年。秦政府理念的发明家李斯曾清晰指出，刑事法的运用导源于商鞅，同时秦也借助于申不害（这方面全无“赏刑”话语）关于政府组织与技术的哲学。
公元前206年，汉朝取代秦朝，秦朝依赖的酷刑被全盘清算。但与此同时，这一鼎革又引导汉政府正确地沿袭秦代政府组织与技术，并任用许多曾仕于秦政府的人士。这些现象引致了儒家持续而尖锐的批判。然而，这仍指引着汉政府，在竭力公开斥责“暴秦”并与之划清界限的同时，未曾抛弃秦朝的行政组织与技术。当然，他们也做不到。 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秩序上，且易于遽尔倾塌陷入混乱。能使这台巨大机器保持经济、政治、军事全方位运转的其他行政系统，可谓付之阙如。
于是，汉代早期申不害哲学仍相当流行便不足为奇。其书之抄本显然相当富足，我们也能看到学者们、政客们甚至皇帝们研习其学说。申子位于公元前141年的禁止名单之首，无疑也是这股潮流的势所必然。
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几乎使申不害的名字、思想与存在本身被束之高阁。于是，人们的焦点都集中于所谓儒学经典的研究上，儒学成为通往所有职业中最具殊荣之职官阶层的独木桥。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公元前124年公孙弘从养猪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丞相，据说就是因为精通《春秋》。这事发生后，《史记》载：“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其中长篇列传用以记载重要程度不及本纪、世家的人物。不过，作者司马迁只在一篇列传中以屈屈六十八字处理申不害。申不害的诸多行政哲学被那种称为“官学儒学”（orthodox Confucianism）的奇妙学说所汲取，这种学说对先秦孔子来说非常陌生，正有如佛教之于乔达摩本人。但是这种汲取并没有予以相应名誉，儒者既无视又否弃申不害。他的学说也许就是在无意之中被误解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到公元一世纪真正理解其学说的人已屈指可数。申不害不再是一个知名人物，也不再如过往那般被铭记。
但申不害之学绝非再也无人问津。的确尚有其人，只是已缩聚为一个直接攸关政府运转的位于统治顶层的小圈子。汉宣帝（前73—前49）就特别好观《申子》中的《君臣》篇， 并令一名官员订正文本。著名政治家诸葛亮（181—234）也将《申子》奉为集中研究的书目之一，据说还亲手抄写。通观那几百年可以发现，不时会有一些身居高位者关注申不害的哲学，只是其影响难以评估。《申子》一书有时被列入正史的经籍志或艺文志，有时则被忽略。直到1616年，在一份私人藏书目录中仍可见《申子》一书，但自那以后该书似乎就完全佚失了。
不管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学人更是极少提及申不害。冯友兰在其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中，以不到一段的文字对申不害进行了评论。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思想》中，我自己也只用六行予以处理。
如果申不害的理念及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均稀松平常，这么做就无可非议。但是，他的思想却可谓独树一帜。
中国人的智识和精力主要用在了政治机构发展上。在行政机关方面，中国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他们就运用在现代之前其他地方尚未具备的纷繁技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进行控制，从而巩固一个几千万人口生活的国家。范·德·斯普林克尔（O.B.van der Sprenkel）写道：“几乎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在行政组织问题方面仍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 这里可以提出两种技术作为例证，也顺便可直接追溯到申不害的影响：官员考试与官员考绩制度。
中国行政技术的影响远超中国版图，对东亚国家以及很多中亚国家政府系统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较少检验的是对欧洲的影响。这最早仍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随着现代官僚统治国家在西方的发展，这种影响也变得愈发重要， 甚至已持续到二十世纪。
当然，若把这种卓著的中国行政系统归为申不害或某位人士的发明，纯属天方夜谭。那是在他的时代以前，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检验试错的结晶。只是看起来申不害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察觉这一发展进程中隐含的原则，并予阐幽抉微。他对后世政府结构及其实践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因而，在中国行政系统的创造方面，申不害的影响就比其他人物高出一筹。
申不害思想的重要性还有另一个理由，不仅对研究中国而言，对于研究一般的政府问题也是如此。真正抽象的行政理论犹如凤毛麟角。作为关于西方古典政府的重要理论，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往往恰如其分地被引用，不过他们倾向于假定城邦是唯一合适的政府单元。于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一个恰当规模的国家必须限制其公民数量，使国家足够小，从而人们可以“了解每个人的品格”。 城邦的观念继而影响罗马人，甚至持续到他们统治一个庞大帝国之后。奇怪的是，罗马人虽如此渴求开疆拓土，却似乎对行政原则兴趣索然。
不管如何，在我们的时代，在主要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辟发展出来的研究之前，真正抽象的行政理论难以找寻。而即便在韦伯的分析中，也有某些倾向源于他自身的时代背景，而非纯粹严密检验的结果。
诚然，我们都不可能生活于真空，各自理念固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或抗争所处的环境。申不害也不例外。然而，他能从塑造绝大多数中国政府哲学家的思想因素中解放出来，这种程度已经引人瞩目。他从未求诸宗教力量、历史传统、家庭纽带、忠诚品格。他的政府系统几乎完全基于行政技术及应用心理学。若将其言论与我们同辈的社会科学家们相比，就会惊讶地发现，申不害所应对的往往是同样的问题，有时也达致类似结论。
这平添了申不害理论的独特旨趣。时空疏隔如此，申不害却几乎为我们所身处的状况给出某种隔绝的“实验室”结果。虽然他处理的并非组织城邦的任务，而是如何管理广袤土地上众多人口的问题，但就人这一本质要素而言，这些问题是共通的。
留给我们的资料并不可观，且充斥着对申不害的扭曲理解。关于申不害的评价，包括其同时代的那些评语，有时带有偏见痕迹。其人生平资料极为匮乏，其书则似乎不可逆转地亡佚，所以为了理解其思想，我们必须立足于其言论的引用，以及在其他著作中保存的原书引述。后者已被视为伪作，然而，通过谨慎考证可以发现，有理由相信其中很多不伪，当然并非全部。这些申不害的口述或文字非常艰深，蕴涵于其中的理念相当晦涩。这一难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混合于一个事实，即申不害选择以最隐晦的语言（这对挣扎的译者来说似乎是种虐待之乐）进行自我表达。
也罢，这一思想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发现申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