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永世的夏娃身上的诅咒
爱情把两个个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各个方面都联结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双方同时是爱情的主体，又是爱情的客体。这种交往的形式自然首先就是十分亲昵的。
爱情的基础总是相互的好感、彼此中意。这适用于作为肉体和精神、遗传和文化的整体的任何一个人。
但是，对异性的认识总是主观的。这不仅决定于必然产生的爱的激情，而且决定于各种社会因素。显赫的社会地位会提高一个人作为亲昵友谊客体的价值。
同时，对爱情客体的评价又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是对异性的天赋品质和长处的评价。
作为相互吸引和理想化的自然客体的两性之间的相互评价在历史上是矛盾的，也是曲折的。这首先涉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女性的品质和长处。妇女作为社会成员和男人亲昵感情的客体所应有的真正的人的价值长期受到恶意的损害、破坏和贬低。
在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里，妇女一直受到氏族群体的尊敬。妇女抚育子女，维持原始聚居处的秩序，保持火塘里的火种不至熄灭，采集果实，使男猎手服从“家规”。在氏族群体里，妇女是主人，是受人尊敬的母亲。
但是原始社会的解体自然而然地导致了阶级制度。男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私有主、一切尘世财富的占有者，妇女则沦为男子永世的社会附属物。女人成了平庸的俏皮话的笑料和道德指责的对象。不错，诗人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歌颂妇女迷人的魔力，画家也不断地再现妇女的美丽。但是这些都不能取消男女不平等这种历史的不公。妇女被剥夺了拥有谋生手段的权利，遭受着阶级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压迫，世世代代沦为自己丈夫的奴隶，成为没有个人尊严，只是为了丈夫享乐和生儿育女的生物。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发挥了一种思想，认为在未来的理想国里无论男女都应该从事同样的工作和手艺。妇女甚至要同男子一样去效命疆场。但是，照柏拉图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男女的价值是相等的。男子“在各方面都超过妇女”。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价值是不相等的。他们参加这种或那种活动的程度是不相同的。柏拉图说，“妇女在数量上超过男子的程度相当于她们的本质按长处说不如我们男子的程度”。这位哲学家指出了这一点，于是在理想国中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他认为，使有许多欠缺的女性生物成为男性获得尘世幸福的工具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亚里士多德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政治论》一书中有时也为妇女鸣不平，但他认为妇女只不过是软弱的、不完善的人，亚里士多德通常持“中间路线”。他不把妇女和奴隶等同起来，但是他把妇女归入儿童、未成年人一类。因为妇女也有思维能力，不过“程度极浅薄”。一般说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是发育不全的人。因此，他给予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丈夫是名符其实的一家之主。亚里士多德说，“丈夫象一个国君一样统治着妻子，象一个皇帝一样统治着孩子。”
古代雅典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文学中也有描述。倍倍尔在考察女性的这场悲剧的历史时指出：“妻子自然可以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不能和他同桌进餐。她对丈夫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老爷’；她是丈夫的仆役。她绝对不能出现在人前……丈夫可以把她当做奴隶出售。”
在古代的雅典，妻子处于未成年人的地位。法律规定她的义务是，用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话来说，做自己老爷的一条“忠实的狗”。有些古代的哲学家甚至“证明”，妇女“不属于人类”。她常常被看成是动物，有时甚至被说成是植物。
富裕的希腊奴隶主的妻子通常是足不出户的。她们被禁止出门。雅典的贵妇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被饲养在，几乎是被监禁在自己丈夫老爷的家里。据阿里斯托芬说，甚至用体型高大的猛犬来看守她们。
出嫁后的雅典妇女由于不得不在个人自由受到种种限制的条件下生活，通常都有自卑感。她们习惯于对丈夫唯命是从，做一名家庭牢笼里的囚徒，直到死去。合乎男子口味的一个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谦恭、忠实、不声不响、象蜜蜂一样吃苦耐劳。布泽斯库尔引证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话指出，即使在希腊奴隶制民主的极盛时期，只有男人们既不夸她好，也不说她坏的妇女，才能被认为是一个贤慧的妻子。
当时，妇女只有不受家庭羁绊，才多少感到一些自由。高等艺妓可以公开地表现自己的个人品质和优点。她是爱情的祭司，是亲昵的情诗的预言家。
笼罩在妇女头上的歧视和诅咒到罗马帝国时期依旧保存着。妇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俯首贴耳仍旧被宣扬为妇女最崇高的美德。古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建议丈夫们给这头“桀骜不驯的牲口”带上笼头。罗马的法律禁止妇女担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职务）。
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也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和反对女权的精神。这种道德观念也不断地咒骂女性，从而贬低女性的人的本质。在奴隶制时期卫道士的詈骂之外，现在又加上了封建制时代的宗教咀咒。教会人士把女性的吸引力看成是魔鬼的手指。这就使他们喋喋不休地咒骂爱情的美妙和它巨大的生命力。
基督教把妻子的奴隶地位、受压迫，以及她依附于上帝规定的丈夫的合法权力，看成是合乎教规的神圣的东西。对教徒的思想一贯有影响的圣经，宣称一夫一妻制是得到至高的上帝批准的。圣经的创世纪中说，在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教训而犯罪之后，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第三章，第十六句）
新约中使徒保罗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也完全符合这个判决：“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第十四章，第三十四——三十五句）
使徒保罗在致以弗所人的信中又一次强调了这个永远有效的判决：“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第五章，第二十二——二十四句）
大约一千四百年前，马康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一本正经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女人是不是有灵魂。出席的教会人士中有将近一半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的回答。基督教的这次会议最后以仅仅一票的多数认定，虽然妇女是低级生物，但毕竟还是拥有类似灵魂的东西。这可真算得上是宽宏大量了！
中世纪的僧侣哲学加深了传统的男人对妇女的歧视。贞操被郑重其事地宣布为人类最崇高的美德，而同妇女发生性关系则是最大的罪过。僧侣和处于心理变态边缘的禁欲主义者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笃信宗教”的男人同“罪孽深重”的妇女隔绝开来。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肉体诱惑的危险性。宗教书籍里记载了许许多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对妇女的评价。
天主教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不断地向笃信基督的丈夫灌输对女性要处处提防的思想。基督教的神学家为了诋毁妇女，把古代最有权威的思想家对妇女的不良评价统统汇集起来。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必需使人们牢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箴言：“自然界总是力求创造男人，它只在力不从心或是偶然的场合才造出女人。”
乔尔丹诺·布鲁诺不无嘲讽地描述了亚里士多德保守的追随者的观点。在他写的《论原因、本原和一》中，老学究波里尼宣称妇女是“消极的物质”，而男子则是“积极的、有创造力的形式”。这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用于男女两性。波里尼说：“物质和妇女是缺乏理性的混沌，是犯罪物，是强盗的森林，是肮脏的物体……我要说，女性是调皮的、脆弱的、朝三暮四的、娇滴滴的、渺小的、不正派的、受人鄙视的、低贱的、卑劣的、遭人唾弃的、不体面的、凶狠的、有害的、可耻的、冷漠的、不成体统的……这是铁锈，是荨麻，是莠草，是瘟疫……”
封建制度的立法鲜明地表现了反对男女平等的倾向。妇女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意见的权利。妇女完全被剥夺了签订契约的权利。法律体谅丈夫的通奸行为，而妻子，按照尤士丁尼安法典，即使在受到丈夫鞭挞的情况下也无权同丈夫离异。
伊斯兰教也同样歧视妇女。古兰经毫不隐讳地颂扬男子，反对男女平等。伊斯兰教的妇女要把自己的面孔遮盖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也不让阳光照射。
伊斯兰教的男信徒肆无忌惮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他遵循的是安拉的这番教导：“丈夫高踞于妻子之上……安拉赋予男性的优点远比女性为多。”安拉主张对“淫荡的”未婚伊斯兰女子处以“一百下鞭挞”。背叛丈夫的女子，按安拉的要求，应该“用石块砸死”。（古兰经，第四卷，第五十八节）
文艺复兴时代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妇女的屈辱地位有所缓和。妇女又象古代那样，成了美感欣赏的对象。路德狠狠地打击了僧侣哲学。他恢复了肉体快感被践踏了的权利，宣称由于生命的“自然需要”，“一切为夫者都应有妻，而一切为妻者都应有夫”。
但是传统的夫权仍然保留下来了。妇女还是从属于自己的老爷、永世不移的一家之主。连资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预言家也认为妇女是价值不大的个人。卢梭强调说，男子和妇女的能力“正在逐渐平衡”。可是他同时又赞成传统的男性权力。卢梭说，“妇女的第一个品质，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温顺。”“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者男子的见解。”卢梭最后必然会得出基督教的信条：“妇女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听命于男子，因此妇女自幼年时起就应该学会容忍，甚至不公平也要容忍。”
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除玷辱了妇女人格尊严的历史诅咒。千年的悲剧还在继续。资本主义开始了可耻的买卖妇女的勾当，资本主义给妇女象商品一样贴上商标。它保护男子的权利，保护这种权利的各种细则。
拿破仑·波拿巴对妇女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是很典型的。这位皇帝的绝对立场表现在他制定的一部新法典之中。这部法典不只是反映了他的观点，而且用他那令十九世纪初期思想动荡不安的欧洲肃然起敬的名字命名。
女权问题的权威学者利利·布朗认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改革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进妇女的教育。他鼓励而且支持坎彭夫人在圣热尔曼和埃库安创办寄宿学校。在他的影响下，意大利办起了第一批女子学校。1810年，波拿巴任命了一名妇女（德·让利斯夫人）为巴黎的督学。
虽然如此，也不能否认，拿破仑在女权问题上也背弃了革命的成果。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接近卢梭。他声称，培养妇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养育下一代英雄人物。波拿巴是以一个独裁者的傲来看待妇女的。他“……对一切有天分、有学识的妇女都感到厌恶”。他把热尔曼娜·德·斯塔尔驱逐出法国。
对地球上一半人口的这种蔑视也渗透在拿破仑法典的字里行间。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由历史决定要取得胜利的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捍卫的是私有制所尊崇的男权思想。这部法典完全承认男子在继承方面享有特权，践踏了人道主义的革命法律，这些法律使所谓的“私生”子女和“合法”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所谓的妇女低能的伪科学理论层出不穷。这样一来，有世代传统的男权同偏见极深的个别人的现代庸俗哲学就结为一体。在敌视妇女的知名人物中，我们知道有叔本华、尼采、斯特林堡等人。
叔本华下面这段话表现了他对妇女的敌视：“只有因为性欲的冲动而使理性变得迷惘起来的男子，才会认为体格矮小、窄肩宽臀的女性是美丽的。女性的全部美貌就在于这种性欲……妇女就其本质而言，是注定要听人差遣的，她需要一位主人……女性最出类拔萃的代表也从来没有生产过……任何堪称伟大和独具风格的作品。”
“老派的法国式风流和德意志基督教的愚蠢使人们对妇女有一种荒唐的崇拜，这种崇拜的结果只是使妇女狂妄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们就象是贝拿勒斯的圣猴一样，由于知道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放肆到了极点……
妇女终生都只是些孩子……
大自然用尖爪和利齿武装了狮子，用长牙武装了大象，用獠牙武装了野猪，赋予公牛以尖角，赋予墨鱼以搅浑水的物质，而赋予妇女的则是……装腔作势的本领。从这个天生的根本缺点……派生出虚伪、不忠、背叛、忘恩负义。”
叔本华是从理论上为节欲和禁欲主义的与世隔绝辩护的。他认为亲昵的感情是灵魂玩弄的狡黠“骗局”，主张进入佛教的涅槃境界。
叔本华对妇女所持的充满敌意的观点有它客观的社会基础。这些观点是时代特点的产物，是时代的道德观念的产物，是许多世纪以来“男权”、男子在家庭中的专制传统的产物。但是，叔本华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土也反映了他个人的遭遇，反映了他总的悲观主义情绪，是他病态的阴暗心理、害怕别人的心理发作的结果。
另一个狂热地仇视妇女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和叔本华不同的是，他并不蔑视两性在肉体上的结合。他鼓吹肉欲方面的暴戾行径，宣称为了实现超人的理想，应当不停地生孩子。在这出神秘的性奇迹剧中，男子通常是“圣者”，而妇女不过是“母鹅”。
但是，这还不是尼采在《扎拉图斯拉如是说》一书中对受他鄙视的女性的全部心理描绘。他接着写道，妇女不懂得“友谊”，妇女是“猫”，充其量也只是“奶牛”。“一个真正的男子有两重愿望：占有玩具和经历危险。因此他才需要女人，因为女人是最危险的玩偶……男子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则是‘他要’。”尼采还写道：“妇女最大的本领是撒谎。”她求解放的愿望来自“有学问的愚钝公驴”的影响。妇女一旦革除了“怕男子”的习惯，希望获得自由，她就丧失了自己“最富有女性的本能”。尼采认为，男人应该把女人看做“占有的对象、应该关锁起来的私有物”。
这套理论的结晶就是尼采的那句名言：“是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尼采把所谓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基础（醉酒和性欲、受孕和破坏、本能和下意识）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反对妇女解放，反对自由主义。他维护的是道德上的野蛮行为和两性之间的等级制度。
尼采关于妇女低能的观念有它的心理基础。这种基础的根源看来和叔本华的相同，在于一种病态。尼采的生活悲剧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象狄奥尼索斯那样赞赏肉体快感的奥秘，另一方面因为个人生活不如意而经常感到不满足，又害怕日益临近的疾病。
这种病态的复合体有传染性。阴暗的叔本华和疯狂的尼采成了每一个想从理论上补偿自己生活中失意的哲学家效法的榜样。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当推悲观主义者奥托·魏宁格。他畅销一时的书《性别和性格》，在他突然悲惨地自杀而死之后的五年内用欧洲各主要语言出了十三版。
魏宁格独特地利用了亚里士多德对有创造力的形式和消极的物质的观点。他声称，男子是形式，也就是存在的积极基础，而妇女则是缺乏自身内部运动的物质。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对立两极的客观发展。魏宁格写道：“妇女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她造成任何一种东西，而男子则只能获得他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可是魏宁格实际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这个基本理论观点。他认为，妇女哪怕是在男子实体形式的影响之下，也不能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任何东西”，或者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魏宁格建立了纯形而上学的，而在形式上是禁欲主义的关于所谓的两性对立的理论。女性遭到贬低，而男性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形式”和“物质”的哲学就不知不觉地被改换成一种新约中启示录式的理论，一种反对女权的阴森咀咒的貌似科学的公式。
按魏宁格的说法，男子是精神生物，而妇女则纯粹是肉体生物，男子的性生殖器官数量很少，而且限于严格的部位，而妇女则是“性欲本身”。男子首先是创立存在的纯精神领域，而妇女却“只关心性生活”。
魏宁格说，妇女“没有本性”，“这种缺乏本性就是妇女唯一的本性”。妇女也许正因此而显得难以捉摸。一个纯粹的女人是“一具空的容器”，是绝对的“子虚乌有”，是虚构。“男子对妇女的关系犹如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妇女是男子的所有物或是孩子的所有物”。这个幼稚的动物性别是不懂得什么叫人的自由的。
男子的各种感觉都比较细腻，区分得比较明显。唯一的例外是触觉。妇女则“缺少幻想力”，缺少想象力，缺少对各类艺术：音乐、诗歌、绘画、建筑的审美观。男子总是“力求深入事物的本质”，而不计较细节，可是妇女的思想却老是“在事物之间”游移，却不去研究，也不去认识这些事物。一般说来，妇女完全“没有了解客观真理的愿望”。她老是拘泥于细微末节，因为她本质上是不郑重其事的。“女人能够说话，可是不会议论”，“女人老是说谎，连她在客观上说的是真理时，也是在信口雌黄。”
不仅如此，魏宁格还认为妇女没有原则。她通常是轻信别人的，实际上是她自己“缺乏逻辑”。女性排除了天才。至于妇女做出的种种发明，魏宁格认为那不过是“把别人的思想据为己有”。
在描绘妇女的道德面貌时，魏宁格使用了他调色板上最阴暗的色彩。“妇女没有道德”，缺乏同情心，没有自尊感，不识羞耻，不知礼节而又好奇心重。
魏宁格认为，妇女的自然体现实际上只有两种类型。由于“妇女需要的是性交，而不是爱情”，因此，她看待性交其一是作为母亲（获得孩子的手段），其二是作＂为妓女（获得快感的手段）。
魏宁格反对女权的哲学，其最终结论是什么呢？男子“有如上帝”，而妇女被贬低为动物。他说：“不论某个男子何等卑贱，他总是大大超过最高尚的妇女。而且大到无法比拟的程度。”
魏宁格是从设想理想的男子和理想的妇女的基本品质的结合开始的，是从解释选择爱情的对象等等开始的，可是他后来却背离了客观的学者的严谨立场。他逐渐失去了内部的平衡，得出了人类发展的远景凶多吉少这种令人沮丧的怀疑论的观点。他试图从理论上论证人类是在走向自杀，文明最终会遭到毁灭。
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也是一个著名的反对女权的人。他用文学自然主义的手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然而他对社会的批判逐渐改变了方向。这表现为他对妇女的恶意讥诮，也表现为他对欧洲当时正在兴起的女权运动的猛烈抨击，这种讥诮和抨击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狂人辩词》中。他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概括的怪诞的妇女形象，她完全受着本能的支配，言而无信，自私自利，被病态的性欲搞得神志不清；小说的结尾仿佛是一声警告：“当心女人！”斯特林堡是向社会发出警告，相去如此悬殊的两性一旦获得平等权利，将产生极大危险。人类应当保持警惕。斯特林堡说，“两性平等，这是退步，是荒谬绝伦的事，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梦呓。妇女是男子必不可少的附庸，是他精神的产物，妇女不能获得丈夫的权利，因为妇女只在算术上构成人类的‘一半’，而从相对的观点来看，充其量只占六分之一……”敌视妇女的种种“理论”根据经不起科学的批评。这些论据是成见、偏见和病态感情的产物，毫无合理的基础。
关于妇女低能的伪科学理论，其主要论据（虽然并不总是公开加以强调的根据）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具体实现两性价值的事实从前被人过分绝对化了。妇女的长处遭到怀疑，甚至被完全否定，根据是妇女在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达到男子的智力水平。
但是这种逻辑有宿命论的形而上学的缺陷。这种逻辑的基础是这样一条原则；过去没有过的事，今后也不会发生。
然而历史却记载着文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性质发生的深刻变化引起人的潜在禀赋在具体实现时的变化。昨天还是文化落后的民族今天在现代文明的舞台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稳固的平等条件下，一个人的客观的社会地位决定于他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是丰富还是贫乏。
这也完全适用于妇女的历史发展。妇女在社会中的无权地位也是她在文化方面显示才能的主要障碍。如果男子也被迫在类似的条件下生活，他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
叔本华、尼采、魏宁格、斯特林堡等人反对女权的主张表现了一种偏颇、一种成见，它试图用精神方面的谴责来代替客观的科学论证。这些观点掩盖着某种痛恨，反映了补偿男子心灵上受到的创伤的意图。
在各方面感到自己低能这种复合体在所有仇视妇女的恨世人的心理上都占有主要地位。他们的生活哲学不仅包含着认识论上的思惟变异，而且几乎是病态的思惟变异。对种种病态的复合体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受到的创伤。强烈的反对女权的主张通常是在某种个人悲剧的基础上产生的。
对男子的赞扬及后来的贬损
几千年来对妇女的社会歧视只不过是反映了两性关系体系中一种内在的、合乎规律的矛盾趋势。同这种趋势一样合乎规律的另一种趋势是经常地赞扬男子，说他是万能的主宰，他毋庸置辩地体现了人的智力的、体力的、美感的和道德的本质。
这种趋势是由社会发展的总体，首先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的。男子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原始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角色。而且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的国家组织通常也掌握在男子手中。他按照历史规律成为神秘地压在人们头上的、异化了的人的力量的体现。
诚然，阶级社会历史的主要分界线是各对抗阶级。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封建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奴隶主的妻子是男奴隶的女主人，她高踞于他之上，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但是，在各个阶级成员的家庭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另一些冲突关系。在社会的这个缩影里，丈夫是妻子的主人。因此，可以把两性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体系。
把男子神秘化和对男子的赞扬起初是神话般地推崇男子，把自然力幻化为男性神祇。于是现实的事物具有了超现实的形式，人间的事物获得了非人间的形式。在妇女眼中，男子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可以触摸到的、习以为常的事物。他逐渐变成了超尘世的现实，变成了一种威严的历史神话。许多世纪以来，“强有力的”男性一直统治着世界。西蒙娜·德·比维尔写道：“妇女自己也承认，世界是属于男子的……妇女则局限于自己的肉欲、自己的家庭，而在决定目标、规定价值的这些具有人的外貌的神祇面前，感到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因此，说妇女永远是婴儿，这话不无道理……妇女注定应当对男子俯首贴耳……她习惯于承认男子的权威……所以，男子的世界在妇女看来是一种先验的现实，是无条件的存在。”
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崇拜的是女性神祇。后来，这些神祇随着男子权力的建立而逐渐消失，或者沦为新主宰唯命是从的附庸。高踞于一切超自然的神灵之上的是万能的男性神祇，即人间阶级势力的代表。他在古埃及被称为太阳神或奥西里斯，在印度被称为毗湿奴，在腓尼基叫巴尔，在古希腊是宙斯，在罗马称尤皮特，在阿拉伯则是安拉等等。这是由历史决定的。在古代神话中，我们还可以遇到闪烁着母系氏族时代余辉的女神（阿佛罗狄忒、德墨忒尔、伊西达、阿斯塔尔达等）的优美灵魂。而在男子权力被理想化了的阶级社会里，恶魔则基本上都是女性。这里清晰地表现了社会心理体系中价值对比关系的变换。
母系氏族时代“至高的母亲”（在克里特岛是赫卡蒂，在福里吉亚是基贝拉等等）的地位被宇宙的合法主宰“至高的父亲”所取代。对妇女的崇拜让位于对威严的男性神灵的崇拜。母系氏族时代的传统成了对往昔的模糊回忆。从此开始了贬低妇女的时代。妇女的长处遭到轻视或者被看成是男子的影响。宗教、宣传、艺术、科学、权力统统都集中在男子强有力的手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写神话，制造社会舆论，伪造真理，确定美的标准。男子醉心于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身影投向宇宙中的天体，自奉为神明，以宇宙的中心，甚至是妇女的创造者的面目出现。他自负到如此地步，甚至想和妇女争夺做母亲、生孩子的权利。圣经里说，上帝起先创造了一个男人，就是神话般的始祖亚当。但是他没有劳动的“帮手”。“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句）
古希腊神话关于这场分娩说得更加离奇。雷神宙斯吞下了即将生下一个女孩的智慧女神墨提斯之后，感到头痛欲裂。他向自己的儿子赫菲斯托斯求救。这位打铁业的守护神重重的一锤砸开了他的颅骨，于是英姿勃勃的女神、绝顶聪明的帕拉斯出世了。宙斯从而证明了男子即使在分娩方面也优于妇女。
值得一提的还有某些氏族的一种有趣的风俗“库瓦达”。在孩子生下来以后，立即把母亲移开，而让丈夫躺到床上去。他装模作样地呻吟喊叫，仿佛是在经历分娩的痛楚。这时人们都在门外等着。最后，房门打开了，有人把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假冒产妇的父亲躺在床上接受大家的祝贺。
对这种风俗的社会意义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塔尔德说，有些人认为这是母系氏族的遗风。男子模仿产妇以取得“家庭里的权威”。但是塔尔德本人却倾向于施塔尔凯的解释，认为这种奇怪的习俗是把“父亲的勇敢”传给孩子的一种方法。这种习俗的意义在于巩固父亲的尊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由男子扮演的这出喜剧，其目的在于取代产妇，从而欺骗在这时向产妇袭来的魔鬼。
“库瓦达”这种习俗显然是象征性地体现男子的愿望的一种仪式，企图破坏妇女做母亲的权威，剥夺妇女天经地义的荣誉，赋予男子强行建立的主宰权利以更大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男子不仅能支配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虽然这种风俗滑稽可笑，但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它无疑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过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
在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忒斯》里，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社会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对男子的赞扬。被奉为古代美学文献典范的这部作品，其主题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而展开的。三部曲的第一部里描写了特洛亚战争的英雄阿伽门农得胜归来，回到阿耳戈斯。他狡猾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却并不象佩涅洛佩那样独守空闺等着他。她找了一个丈夫的替身。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了阿伽门农。借口是他把自己的女儿伊菲格涅亚供献给了神祗。
三部曲的第二部是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式斯回到阿耳戈斯。他得知父亲被害以后，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她的情夫。在第三部里厄里倪厄斯（复仇女神）紧紧追赶着奥瑞斯忒斯，他只好躲进阿波罗神庙。后来在帕拉斯的神庙里进行了审理。主持审理的是智慧女神、男子权利的维护者。复仇女神控告奥瑞斯忒斯杀害了生母，阿波罗则为被告辩护。
贯穿《奥瑞斯忒斯》全剧的思想是男子占主要地位，同时贬低了妇女，甚至是作为母亲的妇女的作用。《奥瑞斯忒斯》捍卫了奴隶制的男子权利，实际上是对男子的一曲美学和精神的赞歌。奥瑞斯忒斯对妇女们说道：“你们只是在家里坐享丈夫的劳动果实而已。”
从这个观点来说，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辩护人厄里倪厄斯同为奥瑞斯式斯辩护的阿波罗之间在帕拉斯神庙的一场争论是很有意思的。厄里倪厄斯站在母权制的立场上。她们力图证明，奥瑞斯忒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治，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生母，而克吕泰墨斯特拉则是无罪的，因为她杀死的是丈夫，而“丈夫并不是血亲”。阿波罗提出了相反的伦理主张。他宣称，奥瑞斯忒斯杀死的是母亲，却并不是自己的血亲，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只同父亲有联系：
孩子并不是被称为母亲的人所生，
她只不过抚育播下的种子。
孩子是父亲所生。而母亲只是保存果实，
就象保存客人的馈赠。
我可以证明我的话正确。
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帕拉斯，她是奥林波斯的宙斯的女儿。
她并不是由母腹中出世的——
哪一位女神能生育这样的孩子？
最后，帕拉斯以仲裁人的身份裁决说：
现在轮到我了。裁决要由我来做。
我投下我的石子，支持奥瑞斯忒斯。
因为生我的并不是母亲。男子的一切
对我都更亲近可贵。只有婚姻令我生厌。
我是父亲的女儿，我当对父亲忠诚，
我不怜惜杀害了丈夫的女子。
丈夫才是一家的主人。
奥瑞斯忒斯得救了，
虽然两造秋色平分。
厄里倪厄斯在绝望中齐声长叹，
啊，年青的神灵！你们践踏了古老的律令。
唉！你们把凶手从我们手里夺去。
啊，多么可耻！啊，气愤难平！
厄里倪厄斯的失败标志着奴隶制时代妇女权威的衰落，证明了私有制的胜利。杀死了生母的奥瑞斯式斯的得救表明了男子权利、男子意志、暴力的胜利。拉法格写道：“体力是荷马时代父权制的英雄人物的首屈一指的美德。”
作为主宰的男子在当时还并不占有智力上的优势。据神话中所说，连宙斯本人的知识也极其有限。他拿不出聪明的主意来。他虽然力大无比，智能却很贫弱。按拉法格的说法，宙斯在奥林波斯山上不得不解决难题的时候，往往求教于母权制时代的女神们。他把智慧赋予帕拉斯。当时妇女是人的智力的体现。
这就是生活中的反常现象。男子威风凛凛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寄希望于自己健壮的体格、诡谲和夺得的权力。男子作为奔跑和投掷的能手、开拓者、祭司、立法人、先知而享有盛名。艺术则颂扬他的功绩和发现。埃及的巨型雕塑像、菲狄亚斯和伯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像完美地体现了男子的形象。荷马的长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罗马的镶嵌图案里表现的也是男子的形象。
对男性的推崇反映在衣着上、反映在作为饰品的荣誉徽章上和各种象征性的奖品上。男子的外貌必须是威严的。男子是自然界、动物及其他人的征服者，他用各种战利品：猎获的熊的爪子、杀死的野牛的角、射杀的雄鹰的羽毛骄傲地把自己装扮起来，他把狮皮或是豹皮披在肩上。在古希腊，男子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他竭尽全力来颂扬自己这种纯粹是力士的、“肌肉的”荣誉。三次获胜的竞技者的塑像可以供在神庙里。竞技的优胜者可以得到月桂枝，穿着考究的服装。诗人歌颂他们的功绩。雕塑家把他们变成半人半神的大理石雕像，受人膜拜。拉克拉的竞技者欧菲米甚至把自己的塑像也当做神灵而供上祭品。
男子编织了桂冠，把它们戴到自己头上，象征永世不衰的荣誉。凯撒和拿破仑，维吉尔和歌德，伏尔泰和拜伦头上都有桂冠作装饰。力量的权杖握在男子手中。紫罗袍①披在男子的肩上。皇冠虽然偶尔也戴在妇女头上，但却是为男子的头颅而制造的。一切都是为了突出永世的主宰的力量和显赫。男子是社会历史中的太阳。妇女只能托他的荫庇。
男子是战士，是骑手，腰间挂着宝剑，这是他权力和永远旺盛的体力的象征。他身着铁甲，头戴铁盔。他仿佛是从天而降的雷神。他的功绩令人惊异。古希腊罗马时代在两性之间掘下的这道鸿沟，几千年来不断地加深着。
男子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这个半神秘的世界，不让妇女染指。这是战车、利剑、盔甲的残酷世界，发明的诱人魔力的世界，流血的战争和科学的奥秘的世界。男子，这是世界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是伟大的诗人荷马，是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揭开宇宙秘密的布鲁诺，是领导农民战争的闵采尔，是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是深知人心的天才莎士比亚。
许多世纪以来，男性自我表现的这个世界是严酷、神秘而又光焰夺目，令人心醉。它应该获得客观的评价。然而，男性的一切长处早已被神秘化了。历史的主宰想永世为神，他不愿同妇女分享荣誉。长期以来，男子的灵魂就象神话中妄自尊大的人那样，在时间的长河中赏玩自己的倒影。他踌躇满志，不知谦逊为何物。他的力量是极度夸张、不断地赞扬和神秘地歌颂的对象。
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一个极端通常是要导致另一个相反的极端的。颂扬被指摘所取代，而指摘又代之以颂扬。过份的吹捧引起不公正的侮辱，接着又是不适当的赞扬。这仿佛是一种补偿，借此不断地维持社会生活进程的平衡。
对男性的颂扬给作为恢复平衡的形式的对男性的指摘准备了条件。然后又开始了不适当的赞扬。这仿佛是一种补偿，借此不断地维持社会生活进程的平衡。对男子的敌视有时甚至达到怪诞离奇的地步。卡赞吉耶夫在严肃地批判魏宁格反对女权的主张时，丑化了男子，把男子描绘成可怕的妖魔。他写道：“男子不仅强奸了各种年龄的妇女，而且往往为了达到性欲的目的而撒谎。男子常常做出种种允诺，赌咒发誓，装模作样，以达到占有的目的。事后他却卑鄙地逃避或是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他声称：“男子的小算盘比妇女多得多”，“男子在性关系上的不知羞耻……毒化了社会风气、书籍、杂志等等”。卡赞吉耶夫编制的这份“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全归妇女，而负债方全归男子。
几千年来妇女经历的悲剧的罪魁无疑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历史的复仇女神正在他头上盘旋。男子受到讥笑，遭到讽刺的皮鞭无情的抽打。男子的命运就是恶毒的、不留情面的奚落。按法国女权运动者克莱门斯·罗耶的说法，男子正在逐渐退化。这是自然界的报复。而妇女则无论在智力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在日益进化。据这位热诚的女权运动者说，将来妇女迟早要取代男子，掌握独裁的权力并支配整个世界。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一篇讨论男女两性的前途的文章里，详细引证了某位勃兰特的话，他描绘了一副阴暗的前景：男子注定要丧失自己的权力；妇女则将高踞于男子之上，而且“像高卢黄蜂中独身的雌蜂那样生活”。
过去反对女权的人总是强调妇女作为人在生物学上是“低能”的，如今事情翻了过来，反对男权的人“证明”自然界成批生产的男子是“价值不大”、“质量粗劣”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起劲地收集历史的、风俗的、统计的、医学的以及其他论据。
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在现代某些妇女组织的活动中有气势汹汹的反男子倾向。比如说，美国女权运动的激进派不遗余力的攻击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以至这一派的极端分子宣称男子的出现是生物学上的偶然，原因是男子的遗传基因（和女性的遗传基因不同）由于染色体不足而不够格。现代美国的阿玛宗人声称，如果缺少作为生产要素的男子，机器将来完全可以补偿。看来，历史又在重演。
当然，不能否认男女社会平等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进步趋势。但是，这个必然的过程应该排除对任何一方的羞辱、报复、奚落和不尊重。这方面的过份是很危险的，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诸如出现令人望而生畏的口号：“小心男人！”
性别不同，价值相等
由于科学在理论上的进展，关于男子和妇女的长处的争论逐渐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偏颇。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研究始于一百多年前。
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指出，“人身上两性之间的差异比大多数猿猴类更为明显”，并且具体地谈到，“男子通常比妇女身材高、体重大而且强壮有力，肩膀较宽，肌肉发达”。
实际上，表明人类雌雄异态的那些差异早在妊娠期中就逐渐形成了。首先，两个胚胎的大小以及身体器官的发育是不同的。新生婴儿的差异就更显著一些。据统计，男婴平均体重比女婴大。男婴身材也较高。观察还表明，女婴的骨骼通常发育得比较好。婴儿的颅骨结构也有差异。
尔后，在身体结构的发育过程中，差异逐年扩大。这些差异不仅包括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而且涉及与生殖无关的整个身体器官和机能。据有些学者说，这种两性分化很可能不单是器官上的差异，而且是组织的、细胞的、分子的差别。
男女生殖器官构造上的特点是同两性在繁殖后代上职能的分化、同经常的生育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人体的体质部分并不是离开人的生殖系统而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生殖器官表明外形及其特殊职能的某种分化。
两性在解剖学方面（身体方面）的差异不可能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身材、体重）。这些差异涉及身体的构造及其特殊的造型。男子的胸骨比较宽阔，身材的轮廓较为清晰，肌肉比较发达。妇女则往往胸骨不太发达，但乳房较大而隆起，肌肉也较柔弱。妇女的体型比较优美，线条比较柔和。骨盆宽阔，胯股呈圆形。手足稍小而柔软。
头颅结构，首先是颅腔大小，也不相同。男子头颅通常较大，面部轮廓严峻，棱角分明；肌肉组织富于弹性。妇女头颅则较雅致（前额、嘴唇、下颏）。颜面组织柔软而妩媚。男子的身体上覆盖的毛发较多。男子的胡须是区别于妇女的第二性征。
两性不仅有解剖学上的差异，而且有生理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同内分泌系统的活动有内在的、功能上的联系。生理上两性的差异（除了最显而易见的，如妇女有月经以及与妊娠、生育、喂养孩子有关的特征之外）直接涉及所谓“人的生命活动的主要职能”实现的力度和速度。
这首先就指新陈代谢，指总的潜在的能量。巴涅特写道：“男子通常不仅比妇女魁梧。男子新陈代谢的程度较高，也就是说机体内的化学变化速度较快，因此他才需要较多的食物。”
两性的区别（解剖学上的和生理上的）还表现在其他某些方面。男子的内脏比较大，也比较重。但女性的体温通常要高一些。妇女的脉搏平均每分钟比男子快八至十次。红血球的数量也不同。妇女的红血球通常比男子少。大体少百分之十左右。呼吸方法也不尽相同。妇女基本上只用胸腔呼吸，男子则借助横隔膜，用胸腔和腹腔同时呼吸。
男女之间在体力的自然积蓄方面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男子的潜在能量比妇女大。肌肉发达的必然结果就是力量上占有优势。
两性在生理上的主要自然差异还表现在运动的速度和灵巧程度上。具体的研究表明，男青年在投掷方面比少女灵巧。原因在于手的形态结构不同。但是妇女的灵巧程度并不比男子差，甚至往往超过男子。观察表明，妇女从小就能很快地习惯种种复杂动作。她们比较容易学会要求准确而谨慎的手部运动和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某些体力活动。女孩往往较早就能自己穿衣服。巴涅特指出，“由此可见，认为女性‘软弱’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平均起来看，妇女比男子要弱得多（虽然妇女也同样灵巧），但这基本上是由遗传所决定的。然而，在许多方面还是应该承认男子才是弱者。”
艺术自古以来就用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两类人的特征。人的两性分化出色地、优美地体现在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像中。只要回想一下米洛的阿佛罗狄式优美的线条和雕塑家格利康制作的赫拉克勒斯孔武有力的形象，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这是典型男子和典型妇女的永恒形象。米洛的阿佛罗狄忒体现了赏心悦目的和谐以及神话般的女性的妩媚。赫拉克勒斯刚劲的体态则是力量和严峻的美的体现。他强健的身体微微弯曲着，肌肉丰满，仿佛是一团团铁疙瘩，这是足以翻天覆地的生命力的威严的凝聚。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也使男子和妇女的类型特征予人以美的享受。我们只消举出两个形象就够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蒙娜·丽莎仿佛神话般地出现在自然的背景上，她温柔、优雅、含情脉脉，她含蓄的微笑令人心醉。大卫匀称的身材大胆地裸露着，神态安详，对自己的体力和道德力量充满信心。
两性的差异也表现在声带上。这方面的差异相当清楚，所以很容易察觉。男子通常声音比较洪亮，而且是喉音，声调的变化比较急剧而粗犷。男子的自然声是低音和中音。妇女的声音较为温顺、柔和，歌唱时声调的变化很优美。妇女的声音特点是中音和高音。
意见最为分歧的是男女之间在精神、心理（情绪、智力、审美、道德）方面的差异问题。科学应当促进克服这方面传统的对妇女的轻视，弄清客观真理。可是，在努力摆脱保守思想的时候，不应当完全否认男女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武断的态度只会忽略现实中的细微差别和生动情调。
首先，在气质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心理反应的遗传性特征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这种特征有一定的摇摆幅度。
“纯粹的”人的气质有四种基本类型：暴躁的、活泼的、沉静的和忧郁的。这一点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神经活动类型。它的特征是神经活动的力度、平稳性和机警性。巴甫洛夫科学地证明了，气质的特点取决于大脑皮层中两个对立过程（兴奋和抑制）的对比关系。因此，每个人的综合心理反应是有一定生理基础的。
暴躁的人气质火暴、急躁，有炽烈的激情，工作顽强，有意志力，性格刚毅，精力充沛。但这种人容易动怒，自我约束力较差，容易偏激、执拗。
活泼的人灵活而有朝气，他的每个行动、每个思想都是轻易而随便的，他不断地追求变化，他容易与人接近，工作迅速而干练。但是这些特点也可能表现为不能持久、草率、不够刻苦、不能信守诺言。
沉静的人气质基本上是缓慢、平稳，甚至有些迁腐，无论置身何种环境，他都能镇定自如。这种人无疑有他的长处：精神上稳定，有自制力，能对人对事做出客观的评价。但是，他可能无所追求，不能当机立断，墨守陈规，这些应该说是缺点。
忧郁的人反应迟钝而微弱，犹豫不决。这种人缺乏暴躁的人和活泼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刻的信心。他往往沉默寡言、抑郁不欢。但是他也有长处：工作上他能做到有条不紊，善于分析各种事实，有预见性而且信守诺言。这种人的缺点是迟缓、犹豫、夸大困难、不爱交往。
古代希腊的科学是这样描述四种基本气质的；暴躁的气质是火，活泼的气质是空气，沉静的气质是水，忧郁的气质是土。这些古典的比较作为哲学原理，作为本体论的原理虽然是十分幼稚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表现的天才的形象性和联想力。
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不同年龄时期生理和心理的优性相适应的。早就有人指出，儿童的反应通常象沉静的气质，青少年则象活泼的气质，成年人象暴躁的气质，老年人则象忧郁的气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在具体的人身上，绝不会存在“纯粹的”某种气质。存在的只是几种气质的混合。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每一个人归根到底都具有暴躁的、活泼的、沉静的和忧郁的某些特征。问题只在于哪些特征占主导地位。各种气质类型的成份在每个人身上的结合是由遗传信息决定的，但是，这些成份的一定变异却同性别和年龄有关。遗憾的是现代人体生理学和遗传学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透。
不过，观察表明，在男子身上暴躁气质往往占上风。男子常常是反应强烈，有意志力，刚毅，感情炽烈，精力充沛。正因如此，暴躁的气质也可以被看做是“男子的气质”。换句话说，从统计资料来看，男子通常表现出更多的正面攻击的力量，雄心勃勃，同时也比较顽强，能抗击粗暴的压力。形象地说，他是“长波电合”。
自然，不应该把这个公式绝对化。有不少男子缺乏暴躁气质的主要特征。相反，有许多妇女却十分强烈地表现出心理反应的这种形式。不过，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典型的、规律性的趋势。
妇女的本性同活泼的气质最相适应。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种气质的特点是灵活，感情的表现很强烈，情绪容易波动。
如果说男子的特点是顽强的积极性，妇女则相反，她行为的典型趋势是精神的和身体的优雅，反应灵敏，举止灵活而委婉。妇女的情绪甚至在抑制不住的时候，也往往是内在的、含蓄的，不象男子那样爆发外露。妇女比较细腻、脆弱、温柔，虽然有时也很顽强。可以说，妇女在接收和传递信息时，往往是“短波电台”。
这自然只是极其粗略地勾勒了男子和妇女的比较。不过，其中不无道理。男子的性格实际上表现为斗争，而妇女的性格表现为温柔。
西蒙娜·德·波伏姓提到过在发掘被火山熔岩和灰烬所掩埋的庞贝城时发现的一个事实。“……被烧焦了的男尸都处于反抗状态，仿佛他们是在与天抗争或者试图逃避，而妇女却蜷缩着，匍伏在地上”。
男女之间的差异也表现为感觉的水平不同。视觉能力的强度和深度通常和神经系统的类型相适应。在正常情况下，妇女比男子能区别更多颜色上的细微差别。这可能有种系发生方面的（无条件反射的）原因。根据苏联的最新研究材料，“作为心理和生理功能的视觉敏锐度在女孩身上较早地表现出来。”视野的开阔度及其结构也有差异。女孩对物体运动的反应比较准确。某些材料表明，“妇女的个人速度比男子要快一些。”
男子和妇女皮肤的敏感度也有差异。某些权威心理学家证明，对皮肤刺痛的反应，妇女通常比男子要强烈一些。由此可见，这个心理特点也使妇女接近儿童。
人们还普遍认为，妇女的运动速度比男子快，但容易疲劳，妇女对外界的经常刺激因素反应较快，因而易于适应环境。伊什隆茨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指出：“就知觉和精神运动的速度而言，妇女明显地超过男子。例如，妇女的阅读速度超过男子，而且在复述阅读内容时优于男子。年龄很小的女孩在言语方面也比男孩灵巧得多。我们不妨指出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妇女很少有口吃的……妇女的面部表情比男子丰富。如果在一座大城市的街头观察过往的男子和妇女的面孔，就可以发现，男子通常是面容凝滞，表情固定，妇女则相反，她们的表情经常变换，嘴角的折皱变动尤其频繁……”
妇女的神经系统不如男子稳定。因此妇女容易从一种情绪转变到另一种情绪。妇女在一瞬间转变到另一种心理状态的能力优于男子。
妇女的高度敏感性是引人注目的。甚至最小的不幸也会使妇女哭泣，而男子只有在特别悲惨的场合才会落沿，任何一件高兴的事都能使妇女立即表示她的欢喜。男子则即使在这种场合也不急于表现自己的情绪，他的反应总是比较缓慢的。感情的持久程度也是有差别的。一个正在哭泣的妇女能够比较容易地止住眼泪，忘掉痛苦。而一个痛哭失声的男子很难平静下来。妇女的笑声大都象一阵轻风，一掠而过。男子的笑声不常听到，但却往往是很有感染力的。
高尔基讲述过，列宁对事情的反应是热情而激昂的，他的激情很能感染人。列宁笑起来时，“全身都在抖动”，一面发出“嘿、嘿”的声音，直到“笑出眼泪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喝，他真能放声大笑。笑到眼泪也掉了下来。他笑起来身子朝后仰着。声音洪亮而深沉，但并不刺耳。”
男女两性在所谓的心理等稳性和“坚定性”方面也有某些差异。男子通常在生活中有较多的自主性，能较好地抵制社会环境的影响。男子的反应版式一旦形成，其改变就很缓慢。为此需要有社会和教育的积极干预。妇女则相反，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妇女的心理较为游移不定。在环境急剧变化时，妇女容易适应新的环境。许多学者指出，妇女容易受到感召力的影响。
男女之间的智力差异问题直到今天还引起最激烈的争论。上面已经说过，从古代直到今天都有许许多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声称妇女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不合逻辑的），认为妇女唯一的命运就是生育和感觉。另一些人较为宽大，承认妇女有思维，但范围极其狭窄，认为妇女的智力只不过是男子智力的模糊残迹和拙劣的复制品。
有必要逐一考查男女两性智力活动的各个方面，记忆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洞察力、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等等。对妇女和男子的这种综合性活动的比较研究目前还处于草创时期。
首先应该指出记忆力方面的差异。对人类的这种基本智能的仔细研究可以得出某些主要结论。许多学者深信女性在这方面占优势。伊什隆茨基指出，“较强的记忆力……是妇女的固有特性，是妇女的第二性征”。在许多所男女合校的中学以及大学生中进行的大量观察都证明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伊什隆茨基在概括具体材料时，得出结论说：“例如，医科女大学生在解剖学、生理学和普通病理学的考试中成绩突出，她们能十分准确地叙述各种事实及其依存关系。但是一进入临床诊断，她们就明显地不如男生了。原因很清楚。要做出正确的诊断，只凭记忆力是不够的，需要有高度的分析综合能力。正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男生的优势。”
伊什隆茨基的一般性结论是很明确的：一、就掌握并记忆具体事实、现象、文字等等以便日后再现而言，女子的能力和潜力都比男子发达；二、对女子来说，更为典型的是机械记忆，而对男子来说，则是逻辑记忆，内部联想记忆。
毫无疑问，这种广见于专门文献中的一般性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尽管这种结论偏重于差异，但它具有一定的道理是无可否认的。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如巴涅特断言，一般说“女孩记忆较好，特别是在早期童年”，她们“语言能力较发达”。他并且强调“男孩差异很大：在他们中间往往可以见到截然相反的典型——既有智力商数非常高的典型，也有痴呆的典型”。
现代研究成果表明，在通过实验所查明的语言联想反应能力方面，女孩占有优势。她们到了成年依旧保持着这种优势。
女子容易理解，认识事物，这符合她们以活泼的气质为主的特点。但是，既然以气质特性为依据，那么自然还应该指出另一个事实。一般说，活泼气质的人记得快，但也忘得快。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女子。迅速记忆材料是女性的长处，但同时又是她的短处。对于男性智力来说，则刚好相反。他的弱点是，在记忆材料方面比女性来得慢一些，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具有一定的优点。记忆得慢在正常情况下也意味着忘记得慢，可以更深刻地记住知识。
对智力的创造性活动来说，记忆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然而良好的记忆力毕竟还不能说明思维能力强。一些记忆能力很强的人，其才能并未超出平庸的水平。
是智能的哪一种特性内在地决定着它的启发力呢？是和人的创造性想象力的发达程度有关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来科学地探讨女性和男性的智力活动特征。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一些专门的研究。
在理论和价值论的这一领域，千百年的陈习仍旧起着作用。女性被视为富于情感而缺乏逻辑的人，或者思维活动比较低级的特殊类型的人，她们只善于在日常生活水平上运用概念，而不能深入男子所能达到的高级领域，即智力的（美学的和科学的）创造领域，人的高度自我表现的领域。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虽然相沿成习，却和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尽管有种种学说断言女性注定处于悲惨的无权地位，但妇女却早已证明，并且千百次地证明自己有理性，有逻辑性，有才华，既能够领悟已知，也能够揭示未知，能够继往开来。
当然，不应当把两性现存的智力差异几乎视作千百年来在精神上把男子和妇女隔开的鸿沟。事实上这种鸿沟并不存在。其实男人和女人智力上的天然差别既不是质量上的，也不是悬殊的，更不是绝对的。两性都可以不断地发展自己的逻辑思维（分析、综合等）能力、想象力、直观能力和开拓者的胆略。差异只在于两性智力活动的个别要素的数量方面。
显然，妇女在生活中“更讲究实际”，在自己的思维活动中更注重具体。她们在认识事物和现象方面更多的是持分析态度。应用科学和接近实际的科学一般说是女性智力的用武之地。男子则更倾向于在思维抽象的领域内驰骋。他们更喜欢以综合的态度对待现实，更喜欢概括的本领。男子以较高的热情从事抽象科学（数学，哲学，逻辑学等等）。
许多作者都曾指出过智力活动的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傅立叶曾说过：“妇女长于运用个别观念，而不是概括、抽象。她们注意的主要是事实和细节。”妇女一般“不喜欢作哲学议论”。她们的观念，对客观存在的认识成果，“与其说是在因果联系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在彼此接近的基础上相互发生联系的”。她们的直观思维，“直接”观察各该“现实总合”的能力较为发达。
妇女更留心的是整体的各个部分，总体的各个细节。这种趋势显然从早期童年就逐渐开始显露。一些考察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列宁格勒大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室曾考察了六百幅学龄前儿童的绘画。不同性别的孩子在绘画取材和画法上都表现出一定的趋向。例如，男孩更多的是画工业风光，而女孩则更爱画树木花草。在题材处理方面也存在着差别。女孩在画人物时，总是“精心描绘服装、发式，运用各种各样的装饰成份……”。
女性思维的特点是，立论优美和谐，更讲究典雅，分析细腻，直观深刻，在探索事物和现象的奥秘方面表现天真率直。作为研究成果和创作成果，妇女的逻辑推理往往以论据之有力、解决课题方法之别致、想象力之丰富、头脑之机智而令人叹服。妇女的确是男子在一切科学领域中的伙伴。在诸如教育学、语言学、表演艺术、美学、新闻学等专业中，妇女毋庸置疑地占第一位。在最为典型的生活情势中，男性思维较为抽象，而且往往是乖谬、狂妄的。他们的特点是，任凭想象力纵横驰骋，具有启发式的果敢精神。
艺术创作趋向和艺术作品理解趋向也具有性别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创作才能方面。妇女虽然具有细腻而丰富的审美感，但在这方面却始终居于男子之下。在所有艺术领域中，男子的创作才能无疑更强些。但是，女人作为表演者，在许多艺术领域中却胜过男子。就舞台表演深度而言，当首推妇女。由于天生体态轻盈，容貌俊秀，身段优美，妇女在芭蕾艺术方面也超过男子。妇女作为音乐表演者也有很高的建树，尤其是在声乐技巧方面。
妇女的创作才能之所以较差，首先是由于她们在生活中长期受奴役所致。毫无疑问，如果她们在创造美学财富方面也拥有同男子一样的客观工作条件，她们本来是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的。
一些作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更象是妇女天赋擅长的领域中，妇女也居于男子之后。通常都以音乐为例。妇女对这种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她们千百年来一直用摇篮曲哄孩子睡觉。但最优秀的摇篮曲却都是男性作曲家创作的。
当然，现代研究人员已经有了新的资料。在美学创作方面，妇女今天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们中间有著名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即使在今天，妇女也主要是在表演艺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创作方面，男子保持着已夺取的阵地。这倒并不能证证妇女就是低能。她们在艺术再现生活这一领域中的创作成就虽然较低，却完全可以由迅速再体现、善于共同感受等方面的优势来补偿。
曾经有人试图划分两性在道德方面的差别。有的作者认为男子是不道德的或不够道德的人，有的作者则认为女子是不道德的或不够道德的人。这种区分是违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的。道德不取决于遗传因素。道德形成的基础是社会环境（经济、人与人的交往、教育等等）。除了个别的病理状态之外，要说“性别决定”男子或女子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就未免太天真幼稚了。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具体情况下性别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性的差别深刻地影响着人性，几乎是影响到人性的各个方面。可以把男人和女人视作生物和社会共同体中的两个互为补充的变体。康德第一个用哲学的深度描写了两性共存这种无与伦比的和谐。
他写道：“第一个称女子为美丽的性别的人，也许只是想恭维她们，其实他表达出来的意思超过了他自己的预料。我们姑且不说女性容貌清秀，线条柔和，她们面部表现出来的友好、戏谑、和蔼比男人更强烈、更动人……除此之外，女性心灵结构本身首先是具有独特的、和我们男性显然不同的并且以美作为主要标志的特征。如果并不要求高尚的人推让荣誉，将美称割爱给他人，我们就不妨自称是高尚的性别。但是，切不可把这番话理解成这样：妇女似乎缺少高尚品德，而男子似乎缺少美。恰恰相反，倒是可以认为无论男女都是二者兼而有之，只不过女人身上的其他一切品德都是为了衬托其美的特性而组合在一起，而在男子的各种品格中，以作为男性的显著标志的崇高最为突出……
妇女有较强的爱美、爱优雅、爱漂亮的天性。女性自幼就非常喜欢穿得漂亮，以修饰打扮为乐趣。她们有洁癖，对凡是使人反感的东西都很敏感。她们喜欢谐趣，只要她们的心情好，可以拿些小饰物哄她们开心……妇女非常会体贴人，心地善良，富于恻隐之心，讲究美而不注重实用……她们对极其微不足道的羞辱都十分敏感，对一丝一毫的怠慢和不尊重，也能觉察出来。总之，多亏有了妇女，我们才能识别人性中美的品格和高尚的品格；女人甚至使男子也变得较为精细……
女性的智慧同男性的智慧不相上下，差别只在于。女性的智慧是美的智慧，我们男性的智慧则是深沉的智慧，而这不过是崇高的另一种表现。
一种行为之所以美，首先是因为它轻松自然，仿佛无须费力；而花费气力和克服困难，总是令人赞叹的，因而属于崇高行为之列……
美最忌讳的是使人反感，而和崇高相去最远的是令人失笑。因此男子最感难堪的是被人骂为蠢才，女人最感难堪的是人家说她丑陋。”
毫无疑问，频繁强调“女人智力差”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风气对康德的观点有一定影响，但他的这番议论总的说来是很有道理的。他的话表明他对人的奥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索，对两性的生活中内在的、隐秘的辩证法有着精辟的见解。对妇女心理特征的刻画尤其具有很大价值。
如果在各种现象的平均统计水平上来评价两性的品质，我们便可以了解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男女之间性的差别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必须作为两个价值相等的方面结为一体。反之，没有差别，结合也就变得不合目的了。个别的不同倾向总是相互补偿的。
男子身体较笨重，妇女体态轻盈。男子较健壮，妇女较娇弱。男子较理智，妇女较重感情。男子较“刚劲”，妇女较“柔顺”。男子较注重逻辑，妇女则凭借直感行事。男子严峻，妇女较热情。男子偏重概括，妇女偏重分析。男子好斗，妇女富于同情。男子更热衷于抽象概念，妇女则关心具体事物。男子始终不渝，妇女变化无常。男子较易激动，妇女完全受心境支配。男子的感情更富于戏剧性，妇女的感情乐观。男子较果断，妇女较审慎。男子更“威严”，妇女更文雅。男子“敢作敢为”，妇女勤奋不懈。总之，这一切都表明男子更具有男性气概，妇女更具有女性温柔。
上述对两种特性的描写中，“较为”和“更易”之类的限定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例如，说男子“更易激动”，仅仅是和女子相比而言。不应当把这理解成激动在男子的心理状态中占主导地位。又比如说“较注重逻辑”，这决不意味着男性的这种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女性身上就很差。关于直感的提法也同样如此。全部问题在于细微差别，在于比例搭配。男子和妇女是大自然用同样的生物物质创造出来的，是由同样的心理要素构成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搭配不同，这种倾向或那种倾向表现的程度不同。
这里所谈的不是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所描述的两性一般特征是指一种中间状态而言。它们的措辞无疑过于笼统、概括。这种特征可以看作平均统计数值。因此，现实生活的情景是千差万别的。有比男子更爱激动、更严峻、更威严的妇女，也有比某些妇女更重感情、更温顺、更怯懦的男子。这对于我们的假说无伤大雅。各种偏差只是基本的。合乎规律的趋势的种种变异。
鉴于这个原因，不能不强调指出这样一种情况：“男”、“女”两个范畴都具有理想、抽象的意义。它们只反映现实的一般特点、属性和趋势。实际上在活生生的世界中存在着的是千差万别的男男女女。
魏宁格指出，在描述个体时不妨使用“理想男人”（用“男”字表示他的品质）和“理想女人”（用“女”字表示她的品质）这两个概念。两性异态在客观上表现为各种指标的某一种个别组合。所以每个男人身上除了以“男”、“男”、“男”等品质为主外，还存在着“女”、“女”等品质。这些品质的组合完全因人而异。同样每个女人身上以“女”、“女”、“女”等品质为主，但也有“男”、“男”等品质。
现代科学证实了这一假说。就这一点而言，内分泌学领域的新发现是十分有意义的。现已完全查明，血液中循环的荷尔蒙决定个体的身高和比例，胖和瘦，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归根结底，荷尔蒙对人的爱好、情感特征、智慧特质有着强烈的影响。
过去的相面师认为，女象男人阴险，而男象女人暴躁、不驯，但她们胸襟坦白，光明磊落。事实究竟如何呢？可以指出的是，有些男人在一定的场合中举止浑似女人。也有不少女人显然杂揉着男性气质。这并不总是使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文明提出的标准和大自然的巧妙安排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谈到一个具体男人时，指的是男性品质和女性品质在一个统一的“实体”身上的特定结合。这是一个男人，但他是百分之几的男人呢？这种说法虽然未免过于粗略，但就其根本而言，毕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又是符合实际的。同样，在谈到女人时，我们则指的是“女”、“女”、“女”同“男”、“男”的特定组合。既有缺少女人气、筋骨强健、精力旺盛、说话瓮声瓮气、明显地带有“男低音”的女人，也有缺少男人气、不长胡须、体质纤弱的男人。
米开朗基罗这位“经常狂怒”、不断燃烧着创作的火焰、苦于精力过剩的天才，长得肩宽腰阔，肌肉发达。他缺少达·芬奇的英俊、威武。米开朗基罗高傲、自负，怒火不可遏止。贝多芬这位创作了充满阳光并具有火山爆发之势的音乐的才华超群、威风凛然的乐圣，具有坚强不屈的意志。马克思是勤奋、旺盛精力的化身，长得“矮小，敦实，目光斓炯有神，一头漆黑的长发有如狮鬣”。据保加利亚作家伊万·伐佐夫说，保加利亚革命诗人赫里斯托·波特夫有着男性的严峻，他体格匀称，身材高大，长着一头茂密的黑发，有着鹰一般锐利的目光；这是一个有用不完的精力、渴望“在整个宇宙中造反”的人物。
不过，虽然许多男人的面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男性所特有的“刚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人类文化的富有进取心的创造者。这就是那些情感细腻、气质温和，想象力分外丰富的男子。
拉斐尔容貌俊秀，有一双漂亮的杏眼，全身线条柔和，留着女人般的长发。他直到生命的最后始终象个少年。如果说可以把米开朗基罗同贝多芬相比的话，那么拉斐尔可以同莫扎特相比。萧邦也是一副女象。文弱典雅，体形优美，手指纤细。他展示了美妙的音乐世界，用和声，用细语编织出迷人的“花边”。保加利亚诗人迪姆乔·德贝良诺夫的容貌和心灵都富有女性特征。这位一向“低声低气地”吟咏的幻想家，他的脸上总是浮现出温柔和善良的光彩。诗人具有“高度的敏感”和“女性的直感”。他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兼有活泼型气质和忧郁型气质。
同样，女人既可能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也可能具有某些男性特征。马克思的忠实战友和伴侣——燕妮·马克思的形象充满了迷人的女性美。她曾是特利尔最漂亮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温顺柔和的性格，明亮有神的眼睛——这一切使她富有“娇媚公主”的魅力。
乔治·桑则具有某些男性特征。这位有才华的女作家在三十五岁以前简直是一个“漂亮的蛮女”。她有一些“男人习气”，因此人们都不把她看作女人。她穿男式服装，极力模仿“男子风度”。这一切不仅表明环境的影响，而且表现了个人的癖好。
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男女典型人物的百科全书，一幅集丰富多彩的人性之大成的鲜艳夺目的全景图画。
科里奥兰纳斯骄横跋扈。亨利五世毅力无穷。理查三世的勇敢却变成恶魔般的凶险。奥瑟罗则毁于自己的轻信、狂躁和强烈的情欲。
从莎士比亚塑造的形象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秉性温顺柔和的男人。国王亨利八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他容易受人左右，而且喜怒无常。甚至从罗马军团的统帅、凯撒的军事长官安东尼身上也可以看到某种慈悲心肠和心情不稳定的活泼型倾向。克莉奥佩特拉往往显得比安东尼更果断、刚毅。
莎士比亚通过艺术形象刻画了温柔女子的迷人魅力。他就象炼丹师一样，把一滴滴各种不同气质的神奇汁液搅拌在一起，创造出奇妙的和谐美。朱丽叶性情温柔，富有高尚美。犹如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笔下的诞生于海水和阳光之中的维纳斯一样，朱丽叶充满甜美音乐的魔力。她那明朗而又神秘的形象是理想的女性美之化身，而且这种形象可以由想象力随时添上几笔优美的线条，使它更完美、更丰富。科里奥兰纳斯的妻子维吉利娅容貌柔媚而娇羞。《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活泼乐观，饶舌而又机智。俄菲莉娅的形象充满着夭折了的女性美的悲剧性纯洁。苔丝德蒙娜、贝雅特里齐则象诗一般娴雅。
然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充满着富有男子气的女人形象。如《亨利六世》中凶残的女王玛格莱特，残忍的麦克白夫人，狂热的克莉奥佩特拉等人的形象。
个体的类别和性别本质总是赋予个体的存在以这种或那种价值。男人身上最受重视的是男子气概，女人身上最受重视的是女性温柔。如果异性的品质积聚在个体身上，而又并不过份，那它们会很自然地丰富类别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保持平衡。
男子的真正力量在于他的男子气概杂揉着些许女性温柔。男性的品质绝对地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这种极端的片面性就会令人望而生畏。男子出生并具体生存于极其不同的“比例”之中。这使男子变得更丰富、更有趣、更富特色、更“威武”。
另一方面，妇女的面目也是千差万别的。许多古代故事都反映了妇女的美色和魅力。历代画家不惜心血和笔墨，通过各种细节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女性美。
必须把作为抽象形式的统计指标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同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具体体现加以区别。这就是说应当区别性格中的下述两类基本要素：遗传和教育，个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修养。
由于所受教育不同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不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必然具有两种不同的、从价值定向观点来看截然相反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个性的这种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次生的分化是具有阶级基础的。
强大的意志力和男性气质可能表现为坚强不屈的性格，也可能表现为粗俗卑劣的行径。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修养。同样，易于受外界印象所左右和脆弱的女性气质可以在高度道德水平上实现个性，也可以使个性表现为在坦率掩饰下的十足虚伪。社会因素影响着人的行为，在这方面也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作为性格特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离开特定的社会制度是不存在的。它们的社会实现有两种基本形式：积极的社会实现和消极的社会实现。这是一个个性价值定向问题。
过去总是把男女看作毫无相似之处的两种绝对不同的人。传统的偏见给两性的品质之间掘了一条人为的鸿沟。但是，在妇女解放的今天，对这一问题的形而上学态度又导致另一极端。
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根本无视性别的特点。他们事实上不仅仅把男女看作是价值相等的人（这是完全符合科学资料的），而且把他们看作是气质相同、一切基本品质相同以及这些品质的具体表现机会也相同的人。两性的心理差别几乎总是被解释得过于简单，说这是由于在阶级社会里，在剥削制度下，在人与人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男女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的。
根据这一被当代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是科学的和进步的见解，目前尚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别，在不久的将来会同社会不平等的因素一起消失得几乎不留痕迹。男女品质的差别实际上将变得微乎其微。
当代两性的职能正在接近，这个过程有它的进步意义。这是妇女解放的过程，是妇女和男子一样参与各个文化领域的过程。由历史所形成的性别的各种品质和属性，无疑大多数都有其社会原因。这些品质和属性都和阶级社会生活、剥削制度的特定方面有关。奴隶般的顺从，缺少人的自尊感，与世隔绝，一系列的低能现象，并不是妇女的天生品质。历史地看，这些品质是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傲慢，粗鲁，作威作福，也并不是男子天生的、一成不变的品质。这些品质是在阶级社会制度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在剥削制度下产生的。
但是，男女的各种性格并不仅仅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的性格中某些特点也来源于两性的生物学特性。当今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消除人类两个变异体的全部现存差别而归于划一。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生产方式具有首要的、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两性差别的作用决没有化为乌有。这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曾引证过的下述事实就够了：若干万年前男女之间之所以产生了第一次分工，正是因为在生理上男子授胎，而女子生育。换句话说，在当时的生产资料发展水平上一方自然而然地承担了主要谋取生活资料的职能，而另一方则承担了从事全部“家庭”劳动，包括教育子女在内的职能。在阶级社会制度下妇女变成无权者并非由于生理上的低能，而是由于为了生儿育女不得不关在家庭生活的小天地中。当然，也正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性的差别再加上客观规律才导致了社会差别。尽管如此，人的性别影响着人的社会地位，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共产主义并不会消除两性之间现存的差别。它将为男女特有的素质最合理的发展提供广阔天地。男女两性所固有的长处和短处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它们相互补充、相互补偿，形成人的完整画像。
社会主义革命使男女权利趋于平等。因而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政治、经济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她们掌握和创造文化财富的能力以及积极建设新生活的能力，再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了。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男女之间生理上的不平等。照顾到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别和心理差别，在生产领域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捷列先科在分析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妇女对各种奖惩形式的反应比男人更强烈、更敏锐。”对这一估价不应该加以绝对化。在实践中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偏差，但这些偏差反而实际上印证着规则。
捷列先科写道：“尽管经济条件相等，但是生理上的特点（比如体力），还有心理上的特点使妇女在一些行业中劳动效率比男子高，而在另一些行业中则比男子低。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电子工业中在传送带旁工作的主要劳动力都是妇女，专家们认为，这是因为她们在处理小零件方面胜过男子。有些专家说，这是因为妇女的“手指更敏感”；有些专家则断言，就长时间从事单调的处理小机件的本领而论，她们在心理上更善于全神贯注……
调查表明，在从事广告事业富有成效的企业中，大多数都是由妇女领导的。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开玩笑说：‘广告事业靠的是独出心裁，花样翻新，而妇女是深通此道的。’尽可以怀疑这些解释是否都有科学道理，但男女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并且决不违背平等原则，这个事实终究是事实。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和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有关的纯社会因素有时也起作用。美国尽管女教师的百分比很大，女医生却不多，女医生在医生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也不见增加。这说明人们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劳动威信和能力看法不同：美国人除了看女牙医外，是很少向女医生求医的。”
性别对于职业定向的影响，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实践问题，甚至是一个旧思想残余问题。过去由于男人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而为他们所垄断的许多职业，妇女本来也可以胜任。但毕竟有一些生理差别和心理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是否适合这种或那种职业。
个性之形成同个体的性别品质之生理表现和意识有关。同时，这一过程又是通过接受特定的、具有社会内容的男性角色或女性角色的途径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的。
两性的心理差别早在儿童时期就萌露出来。男孩子选择男性“学习榜样”，女孩子则选择符合她们天赋的女性榜样。在一个新的个性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总是“阻力最小”原则，即用最少的气力去掌握这种或那种社会角色。儿童就是这样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逐渐了解和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是属于哪个性别的。心理上的这一“初级元件”进而被“置入”个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个体性别意识的严重迟钝或丧失必然导致内心平衡的破坏，导致心理失常。这种病症所固有的情绪不稳定可以造成悲剧性后果。
由此可见，应该把两性划一（妇女“男性化”和男子“女性化”）看作是一种由于不了解妇女解放的真谛而产生的一种时髦风气，一种人为地改变形体的作法。“挣脱”旧的社会枷锁并不是要消除男女之间现存的、先天性的生理差别。
当今时代男女社会角色必要的再分配必须照顾到两性的差别。遵循生活的这一要求，对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高效率，对于形成当代的具体历史实践，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所表现的乃是人的本质的特定形态，人的本质作为发展了的和社会化了的本性而存在的特定形态。世代袭传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丰富着人的内在本质。它们构成了人的生命力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