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复杂性，给对它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构成爱情的要素，内在地表现着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独特完整性。要了解这种情感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理性的，首先必须明确它的结构。
性爱的结构
爱情作为一种完整的感受是由各种不同因素形成的。爱情的深刻基础是由生物因素（性欲、延续种属的本能）和社会因素（社会关系、两人的审美感受和伦理感受、对亲昵的追求等等）构成的。这就是把男女双方结合在一起的亲昵关系所特有的二重性。人的延续种属的本能因此而具有了社会性。
爱情的个别因素可能是它内在固有的，也可能是从外部附加的，即非内在的。属于前者的是：性欲，爱慕，交往的欲求，对于亲昵情感对象的选择，男女双方之间的伦理和审美关系等等。但是，爱情也有非内在的、非一成不变的因素。这些因素一般涉及面很广，是爱情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同全社会的文化水平有关。
爱情必然受到人置身于其中的道德环境的影响：思想、感情、理想、志趣、价值体系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生活的这一最隐私的领域的构成。爱情的复杂结构同心理生活各个领域有着直接关系。爱情的各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着。这就形成了一整套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则构成爱情的本质。
爱情产生于性能力的基础上，但性能力单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体选择特定的异性对象。性能力的勃发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一种无目标的内在本能力量。只有在获得关于某人的具体信息之后爱情才开始形成。这种相互“侦察”起初是在感官水平上进行的，但是有理智的参与。
感性资料被不断地分析和综合。心理总是作为整体发挥作用的。男女双方都把异性对象的形象同自己头脑中早就存在的思想、观念、价值定向、观点加以对照。感官的知觉经过逻辑处理。这是一个对知觉进行思考的过程，是根据理性标准对这些知觉加以评价。每一方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对方的外貌和品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自己的观念和理想。
被感知并经过处理的信息具有了感情色彩。如果直观对象符合主体的欲念和心意，就必然产生一定的感情。这种感情为感受提供特殊的情绪氛围。一个开始博得爱慕的形象就逐渐成为心理满足的实在内容。感情使对待恋爱对象的态度中的认识因素带有主观性。
与此同时，相爱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变成审美关系。意中人的形象逐渐成为美的源泉。这个形象的个性特征被对方根据个人审美体系所感知。
但是，这一切虽然直接反映了感受的内在直观性，却并未穷尽爱情实现的全过程。爱情还激发着人的能动性。它挑起交往和相互了解的欲望和追求。
最后，男女双方的交往必然要求他们遵守相互间一定的道德义务。这不是法律上规定的，而是大家公认的道德规范。离开了这种自愿遵守的道德义务，相互爱慕的感情也就不可能存在。
上述爱情的基本因素并不是规则和行为的总和，下一阶段并不严格地在上一阶段结束后才开始。各种因素是综合地、同时地起作用，彼此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深刻的相互联系。例如，男子在情绪水平上理解一个所爱的女人时，他总是在认识和价值定向的各个水平上评价或者能够评价她的品质。除此之外他还体验到一定的情感，感知心爱的女人会给他带来美感的满足，但他也承担了道德上的义务。
爱情因素的多样性，爱情的整体性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理性所不可企及的领域。从古至今都认为人的内在本性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认识的。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文艺作品之中。
保加利亚女诗人叶里萨维塔·巴格良娜曾描写过人的心理生活的神奇的谜，人的内心世界尚未被探明的奥秘。
你面前这个人，
他和你并肩劳动……
用什么听诊器才能探测到他的心灵？
驾上什么车才能驶入他理想的苍穹？
如何破译出
他思想的大气现象？
如何计算出
希望的东升，
激情的月圆，
悲伤的月蚀，
失望的深度？
然而爱情并不是理性完全不可企及的领域。爱情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正如人类生活中任何其他具有生物社会特征的领域一样。不过，这要求许多学科的专家如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伦理学家等的通力合作。
爱情的复杂结构包含有性质迥异的因素，因此对爱情的真谛也存在着种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爱情冲动似乎没有明确的坐标。有些作者认为，视具体情况不同，关于爱情要么可以谈得头头是道，要么一句也谈不出。爱情的本质是多义的、不可理喻的、不合逻辑的。
对爱情的理论上的阐释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彼此抵触的、互不相容的（爱情是理智的——爱情是疯狂的；爱情使人高尚——爱情使人卑下；爱情赐予快乐——爱情带来痛苦；爱情使人丰富——爱情使人空虚）。一般认为，这些对立的评价中，每个命题都能够得到具有同样说服力的证明。
千百年来关于爱情本质的争论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呢？爱情究竟是疯狂的还是合乎理性的呢？我们就从问题的这一角度出发，把爱情作为人的隐私生活的一种现象，对其社会心理本质试作阐述。
是“疯狂的”，还是理智的？
要想对这个问题做出有科学根据的回答，必须明确我们将使用的一些概念。首先是什么叫理性？对于心理学和认识论范围内这一合乎情理的问题，人们的回答是各式各样的。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只在谈到认识论方面的传统问题时才使用这一概念。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指出，“理性是用来揭示真理的（并非揭示事实，而是用来进行推理的）。”在霍尔巴赫看来，理性乃是“借助于经验、论断和思考而发生变异的我们的本性”。
康德把悟性和理性视为思考的阶段或方式。悟性是“对感性直观对象的思维能力”，而理性则是抽象思维能力。康德认为这是智力活动的等级。他写道：“我在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整个高级认识能力，因而我把理性同经验对立起来。”
黑格尔也提出悟性和理性这两个等级。判断在这一体系中居于特定的中间位置。这是由片面定义到辩证定义的必由之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理性是纯粹思维的第三级，即最高级，理性力求“了解……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共同基础。哲学家谈到理性时，一般都认为人的思维能力相对如实地展示事物的本质、存在之要素，认为人能够合乎逻辑地，恰当地解决实际任务，预见到后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理性行为都或多或少地由意识来安排和修正。这种行为乃是思维能力的实现，是在合理的基础上，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和人所面临的目标而实现的。不言而喻，这里所谈的乃是认识的途径，逻辑法则的实际应用。
理性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思维，这种形式恰如其份地、纯净无瑕地实现并揭示思维的普遍辩证本质，它内在的创造性质”。它体现着人对现实的具体内容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的认识能力。
至于说到“疯狂”，这里不是从精神失常的意义上，而是从机体无理性根据的行动这一意义上来加以探讨。而且这里是指受自发力量的支配，受无意识支配，宿命地、往往是对人不利地、客观地去实现必然。“疯狂”是理性行为的对立物。它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如下：对必然缺乏认识；做出一些其后果和意义不为人所理解的行动；丧失了同思想相互作用的感情占主导地位；对特定的情境做出不适当的反应。
对于爱情，不可把它单纯地形容为“疯狂的”或者合乎理性的。它是由人的心理各个领域中的相互矛盾的因素构成的。从认识的逻辑来看，它是不合逻辑的、矛盾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每个人通常都极力回避思维中的矛盾，都极力把事物和现象的复杂本质加以简单化。当我们只注意爱情的一种因素时，它看上去好象是“疯狂的”，而当我们注意到爱情结构的其他一些相反的因素时，它看上去又好象是合乎理性的。认识的这种片面性能顺利地绕过事物的矛盾。
在爱情中，非理性成份和不理智成份表现尤为突出。爱情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借助人的认识来预见、培养和控制。冷眼看上去，爱情是因为颠倒了理性的一切规则才得以生存。它通常给人带来许多不合乎逻辑的意外，仿佛是嘲弄理性和优良品德。
十四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说过，醉汉和恋人“属于同类”。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生活哪怕暂时驱逐理性的光明，也会给人带来欢乐。
对于人的这种“非理性”本质的暴烈表现，十七世纪波斯作家伊那亚杜拉·坎布在《忠贞妻子和不贞妻子列传》中曾作过如下描写：“毫无疑问，一旦心被全能的爱情霸主所主宰，一旦心把情欲的大旗高举入云并播响疯狂的战鼓，那么理性卫士便无计可施，只能忍受奇耻大辱，对这位君主的武士们退避三舍，因为他们在疆场上是最强悍的勇士。爱情……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理性只是闪烁的砂粒，欲火是洗劫世界的飓风，悟性不过是摇曳的灯光。疯狂的爱情的镖枪所留下的创伤，用蘸着理性油膏的棉球是无法治愈的。”
由于爱情没有得到满足而被烧得象火焰一般炽热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曾慨叹道：“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另一位比她早一百年的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谈到“甜蜜而慵倦的小爱神”时说，这位小爱神自己“征服胸中的心灵，并使所有的人丧失理智”。
荷兰文学家埃拉斯穆斯认为爱情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愚蠢的凯歌。他在所著《愚人颂》一书中写道：“男人在谈情说爱时习惯于胡说八道，为了迫使女人委身于他的情欲，他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
卢梭说过：“我一生中，在我所爱的人身边，曾不止一次地被丧失理智的情欲所引诱，从而变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兴奋得全身战……”
爱情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和自发性，它不问原由，不顾一切，不计利害。虚幻朦胧仿佛是笼罩爱情王国的气氛。爱情从不虑及后果。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认为炽烈的爱情总是盲目的。歌德在自传著作《诗与真》中曾写道：“萌动的春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既不意识自己的产生，也不考虑自己的终结；它是那么欢乐而明朗，竟察觉不到它会酿成灾祸。”
恋爱的人是从不向良知求教的。从保加利亚诗人雅沃罗夫的一首著名诗篇中我们可以读到“心儿无须向谁求教，
它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
它自由自在地飞翔，
它无拘无束地歌唱。斯丹达尔对爱情的力量和狂热是深有所悟的，他在《红与黑》一书中曾这样描写玛特尔满怀激情地向于连·索黑尔倾诉爱情：“我情愿抛弃自己的理智，让你来做我的主宰！”
善发怪论的大师王尔德在他所著长篇小说《道林·格雷肖像》中宣称，爱情不过是“梦幻”。在爱情的影响下，人必然丧失对生活的真实感。在王尔德看来，爱情是一朵毒化人的意识的、充满幻想的美丽兰花。
千百年来，作家、诗人、哲人、智者、宫廷小丑、讽刺作家，无论是情场上的胜利者还是被库比德的箭所射伤了的，都竞相证明爱情是“疯狂”的。
关于爱情的矛盾本质的各种各样的言论，显然都是把人的这一隐秘情感的某些真实特征夸大了。这些言论往往具有感情的、偏颇的、主观的色彩。
恋人（病态者除外）虽然被感情“搅昏了头”，但他并没有停止其为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并没有丧失判断能力，他能够预见一定的后果，克服困难，能够自觉地遵循他所接受的价值和理性法则体系的道德和审美标准去行事。他既不是一个自动行走的梦游症患者，也不是一个屈服于愚蠢的身不由己的奴仆。尽管他的感情是强有力的，但他的智力并未停止起作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钟情者往往表现出非凡的机智，而有时竟显露出天才头脑所独具的创造“慧眼”。在这种美妙的激情影响下，人们做出科学上的发明，创作出美的杰作。
性爱代表着人的精神高尚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文明为性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有些哲学家站在理性主义的片面立场上来规定爱情的定义。他们把男女间隐私生活的纯智性本质加以夸大。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便是理性主义情爱论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位动摇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悲剧性贤哲不喜欢暴烈的情感。他把由神明的火花点燃的理性力量看得高于一切。
帕斯卡尔写道：“人是为了思考才被创造出来的。”按照帕斯卡尔的说法，理性的明达导致激情上的明达，只有伟大而明达的智慧才爱得热烈，才看得清他爱的是什么。爱情来自理性并由理性支持着。爱情就是把思想集中于特定的对象。据帕斯卡尔说，即使最强烈的感情也带有理性的印记。
毋庸置疑，思想和感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人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一个运动着的完整体系。但爱情和理性本质上果真是相同的吗？情感的力度真的可以用思想的力度来衡量吗？帕斯卡尔认为一切均来自理性，爱情是明智的，它同丧失理智的种种乖戾行为是格格不入的，这种见解正确吗？
生活本身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历史驳斥了理性和情爱是同一性这个论题。
甚至于连歌德这位魏玛的阿波罗，这位在创作中把思想和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天才，也把爱情和纯智性加以区别。他在同他的秘书艾凯尔曼谈话时曾打趣说：“难道爱情同智慧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在一个妙龄女子身上，我们所爱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我们所爱的是她的美、青春、泼辣、轻信、个性，是她的错误、乖僻以及许多其它莫名其妙的东西。”
照歌德看来，女人的智慧如果是“很出色”的话，我们是“尊敬”它的。但智慧“决不是能够在我们心中点燃和唤起激情的那种属性”。歌德说：“智慧能够使我们眷恋，假如我们正在爱着的话。”
但是，帕斯卡尔的观点却十分接近于其他一些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斯宾诺莎强调说，在一切场合“欲念、感情、认识、爱等等都是思维着的实体的个人方式”。斯宾诺莎接下去说：“由此可见，爱产生于我们对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事物愈美，我们愈爱。”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也用十分抽象和夸张的手法来探讨爱的理性内涵。
康德认为在人与人关系的这一领域里发挥作用的是无上命令，即普遍的抽象必然性。在康德看来，性生活之所以具有爱情性质，并不是为了使某一个体得到快乐，而只是因为它是一种有目的的、合乎规定的行为，其宗旨是维持种属这一自然目标。爱情存在于由法律加以神圣化的婚姻之中只是为了达到这一自然目标。康德还认为，这里也体现着义务的种种约束（道德规范和法规）。
费希特也是从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来探讨男女关系的。他也同康德一样，认为爱情只存在于神圣的婚姻范围之内。爱情是按照理性的发展规律，是由于男女双方认识到自己在婚姻中的崇高作用而产生的。他们被这种义务感结合在一起，理应来延续后代，实现最高的终极目标——“理性的统治”。
黑格尔从婚姻的神圣内容引伸出爱情的合理性。这既符合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原则，也符合他观点的普遍保守性。他说，爱情只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情况下才是合乎理性的。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之外，爱情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看法低估了情感的作用，低估了爱情为了人的个人幸福而给他带来的那种快感的意义。可见这种看法强调共同性、抽象性和个性这些观念是第一性的。然而，对事实所作的科学解释却证明亲昵关系在客观上既符合种属的某种职能，也符合个人的特定欲求。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爱情只具有纯精神方面的本质，这是一种关于爱情非理性内容的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论。事实证明，客观真理居于这两种极端看法之间。
爱情既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理性，既是出于本能又受到思想的鼓舞，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它把人的本性的许多方面结合起来。如果爱情仅仅出于本能，即仅仅具有生物性，而不合乎理性，那么它就不会蕴含着精神文明的魅力，它就会仅仅表现为一时的激情。如果爱情仅仅是理性的，仅仅是来自于思想，那它就永远无法振奋心灵，它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
爱情把理性和非理性、本能和精神美结合在一起。这种欲求的生命力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升华。
然而，绝对非理性的、丧失理智的爱情会使人失去人性。无意识的爱情事实上不再成其为爱情，而堕落为放纵的、本能的、盲目的、野蛮的兽性发作。
男女间的性欲出于自发性，但毕竟是能够施以教育的。别林斯基曾写道：“爱情之需要理性内容，犹如燃烧之需要油脂。”人对自己的日常言行是了解的。真正的爱情必须仰赖于“相互尊重、人的尊严，而不仅仅仰赖于感情的放纵和怪念的驱使”。
但是也不应忘记构成爱情的种种因素是互相对立的。对于爱情的生命力，在理论上不能只用情侣相互尊重的道德规范来解释它。
斯捷潘·希帕乔夫在《心儿与理性》这首诗中写道；
在这场谈话中，我的诗哟，
恐怕你也左右为难，
当理性与心儿发生争吵，
是非曲直怎么判断？
相信心儿吗？可谁都知道，
它在爱情上太轻信，
只要把情人的芳名提到，
它就在胸中坐立不安。
相信理性吗？它倒是——
处事谨慎，考虑周全，
但它既不理解心儿，
又有什么可谈？
真正的爱情就仿佛是在理性和非理性的迷离交错的小径上做富有浪漫色彩的、神话般的漫游。爱情的本质是由个人的生理、审美、伦理和心理价值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的。
非理性和理性经过相互渗透，可以说是酿成了一杯令人心醉的爱情琼浆。两性的相互诱惑，感情、幻想之具有美感等等，以不同的比例混合于爱情之中。
爱情是本能和思想，是疯狂和理性，是自发性和自觉性，是一时的激情和道德修养，是感受的充实和想象的奔放，是残忍和慈悲，是餍足和饥渴，是淡泊和欲望，是烦恼和欢乐，是痛苦和快感，是光明和黑暗。爱情把人的种种体验熔于一炉。
性本能和意识
人的再生产本能（性的本能）同意识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系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这是一个充满假说、推测、初步科学设想的领域。
许多理论家都把性生活看作是大自然的一个大骗局，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服务对象并非个体，并非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种属，而种属必须弃除遗传的缺陷，世世代代沿着自然选择的道路前进。被人们认识的是发展的这种内在趋势的改头换面的形式。大自然的作用被令人惊愕的感情激流掩盖起来。人在轻信地领受爱情的恩惠时，却事实上沦为大自然的牺牲品。
钟情者的欣赏趣味在客观上实现了自然界延续人类的本能，自然界的要求和准则。保持并改善生物种属才是目的。
叔本华正是着眼于问题的这一方面。他把爱情神秘化，使之变成一种始初的、实体的、宇宙的意志力。不过，他的思想也包含有合理的内核。
在谈到把爱情的无意识的、本能的成份加以绝对化的种种观点时，是无法回避弗洛伊德的所谓精神分析学说的。这种学说非常重视人类生活中的两性关系。
弗洛伊德观点的基础是关于人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着特殊的无意识的内容这种假说。这一学说的基本假设如下。“被意识到的”意识在每一瞬间只触及到人的“精神生活”的微乎其微的部分。它只是模糊的非理性情结——“无意识心理状态”的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由思想、情感、理想构成的小小孤岛。据弗洛伊德说，这个未知领域正是我们意识不到的那个意识，尽管这听起来很荒唐。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必须宁肯设想我们不仅有第二意识，而且具有第三意识，第四意识，也许有无穷无尽的为我们所不知晓的意识状态”。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精神是由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构成的。第一个系统包括“潜伏的”、“暂时未被意识的”、即“被压制的”欲望、情感、本能。第二个系统具有中间性质，在向第三个系统——意识过渡时充当一种“检查官”的角色。因此，意识的运动表现为两个基本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精神行动尚未被意识，因而属于无意识系统。如果精神行动被“检查官”驳回，它就不进入第二个阶段，不被意识，受到“排斥”，因而仍旧是无意识的。如果精神行动经受住检查官的考查，它就变成有意识的行动。
即令精神行动通过了严厉的“检查官”的考验，也并非必然变成“有意识的，但它获得了变为有意识的行动的能力……即它在各种情况的巧合时能够变成意识的对象。鉴于意识有这种能力，我们把这个意识系统叫作‘前意识’”。检查具有在教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道德监督的性质。这种检查不允许那些违背道德原则的观念和形象进入人的意识领域。
但是“检查官”无法完全阻止和消灭深部本能的冲击。这些本能经过检查之后便丧失不良的、使意识的声誉受到败坏的那种特性，而借助于乔装打扮的、为“检查官”所能通过的新观念表现出来。违禁的东西改头换面之后又冒了上来。
精神分析法特别注重所谓里比多，即性欲。弗洛伊德说，这种本能在婴儿身上就已经表现出来。婴儿的性欲也寻找对象，一般趋向于最亲近的人。男孩通常选择母亲，女孩选择父亲。所以，男孩发育过程中的第一个“爱的对象”是母亲。但是性欲也可能集中在另一个方面。男孩可能选择妹妹作为爱的对象，小女孩可能选择她的哥哥。
这就是所谓里比多的自发的、无意识的、幼稚的固定作用。随着儿童的成长，在儿童受教育的过程中，道德检查便在他们的意识中开始起作用。这种检查会压制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表现了早期的、而此时已变成可耻的那种性欲固定作用。
里比多转向新的目标，转向出现在视野中的、为“检查官”所准许的新观念。按照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的说法，这就是代替观念。性的欲望可以通向各种渠道。它可以成为艺术创作以及一般精神作品的蓄积者，这就是里比多的升华。
人的性欲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再受直接快感原则支配，而是受现实原则支配，这个原则从根本上讲也是以获得快乐为目的的，只不过它照顾到现实的要求。
但是，据弗洛伊德讲，里比多能够找到经社会和道德允准的新目标。形成以里比多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潜能为基础的男女之爱情。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许多论点都是应该否定的。在本书中，由于论及性欲和意识的相互关系，所以我们才提到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我们并不奢望对精神分析法的各个方面作出科学的评价，只是就人的两性关系的动机问题谈几点想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片面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杜撰的。这一自相矛盾的学说的某些论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认为存在着由被排斥和被压制的思想、感受、欲望所构成的无意识精神内容，这些思想、感受、欲望同良心的呼声，同道德规范、精神文明的毫不含糊的“检查”是不相容的。
二、认为人的无意识的、被压制的欲望、主要是性欲，同人的道德观念是相互冲突的，认为这些欲望是通过可以接受的文明的（审美的和道德的）形式在外部实现的。
三、认为性欲是强有力的，性欲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是由种种条件直接决定的，认为性欲经常为被“检查”所禁止的对象或在生活中不能得到的自然对象寻求“代替物”。
四、认为个性的精神发展受到深藏的、隐秘的、来自里比多的种种刺激，认为性欲在社会水平上从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得到特殊的实现。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一种体系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弗洛伊德把“排斥”和“压制”欲望的机制说成是绝对的。他认为仅仅因为这样或者主要是因为这样才形成潜意识、无意识的领域。但是，有不小一部分的欲望和感受自然地隐匿在精神的深处，这倒不是因为这一部分欲望和感受同意识的道德“检查”是相悖逆的，而只是因为记忆的容量由于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其他方面的缘故而受到了限制，如此等等。在无意识的领域中，既有“被排斥的”、“被压制的”感受、情感和欲望，也有被遗忘、被筛除的感受、情感和欲望。上述各种成分并不全都和道德“检查”发生冲突。
把精神分析法变成社会学、变成社会学说的作法，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弗洛伊德企图把奥狄浦斯情结说成是探索艺术史、神话史，文明史等奥秘所普遍适用的概念，这种作法应当被看作是随意推断。当然，精神分析法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个别的合理成分。性欲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升华”。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创造性活动总是带有社会性质。因此它必然积累无意识的素材，并把这种无意识的素材转化成对待现实生活的有意识的看法。
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原理，他强调无意识的里比多的意义，被压制的情结的意义，而贬低意识在人的生活中和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主义创立了泛性欲历史哲学，这是一种有利于非理性的变态哲学。
弗洛伊德谈到人的精神的永恒悲剧，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人渴望光明，却注定生活在黑暗之中，因为最终获得胜利的是非理性、无意识。
这种观念是同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进步、科学昌盛、理性胜利大相径庭的。
至于被弗洛伊德从理论上提到和生活的欲望同样高度的死亡欲望，那么这个错误的概念和作为思维片面的产物的其他概念一样，在科学上已经声名狼藉。
卡尔·荣格、奥托·朗克、埃利希·弗洛姆、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发挥了精神分析法的个别方面。对这一自相矛盾的学说所作的最新研究，主要是随意夸大各种无意识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夸大它们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的作用。
赫伯特·马尔库塞试图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用本能领域把经济学同心理学联系起来。他在所著《生命本能和文明》一书中完全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论点：文明史起始于对各种欲望、首先是对性欲的压制；各种欲望的自由而充分的满足同社会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个体力求适应这些次生条件；个体习惯用“现实原则”来取代即刻而又充分满足快感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变相地获得所期望的快感，限制和推迟获得这种快感；由此则产生空想、幻想、艺术、理想等等。
马尔库塞从理论上使弗洛伊德“适应”现时代。他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现实原则”由“经济效益原则”加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欲望在劳动过程中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但是，“快感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的对立必将消失。马尔库塞指出，被压制的欲望领域中所产生的空想式思维和幻想在人类社会中逐渐形成抗议的根源。这种空想式的思维和幻想导致作为不可压制的内在力量的生活本能的胜利，导致个人自由。
马尔库塞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根本不同于今天。人的原始本性获得解放的时期将会到来。马尔库塞写道：“本能从压制它的理性的暴虐下解放出来之后，渴望实现自由而牢固的关系，本能产生着新的现实原则。”
由于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类精神的反叛，千百年来压制本能的文明将告终结。这是马尔库塞的武断结论。“里比多将自由化”，并将压制人的内在本性所受的种种“习俗约束”，而人的内在本性正是由于这种“习俗约束”才得以保持同现实原则的一致。
马尔库塞认为，与千百年的“压制性升华”的理性文明相对立的是本能不受压制的、生命本能自由地独自发展的未来文化。人的肉体将变成生理上最完善的享受快感的工具。里比多将具有实现自由的、道德和精神上不受压制的自我升华的无限可能性。人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将摆脱作为必要性和压制力而发号施令的理性，过渡到自发的享乐，这后者乃是人的内在本性最高度文明、最高度审美的实现。
马尔库塞的学说几乎把当代的全部政治问题和革命问题都归结为“受压制的”性欲本能，归结为追求破除一切“禁忌”而达到自由的自我升华。他实际上是用十分非历史的、含糊不清的，纯抽象的方式宣告本能居于支配地位，而“逻各斯”、理性、社会监督正在退化。
这仍旧是弗洛伊德的那个妄图对当代文明的全部经济、政治、美学、道德等任务作出科学阐释的泛性欲主义。马尔库塞的超革命观点实际上变成了某些青年极端分子集团乌托邦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口号，这些青年极端分子想一举消除压抑状态，即哲学上所谓的“逻各斯”（泛指一切必然性），从而自发地改造世界。
性欲本能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可以被看作是人的行为的两种调节系统的相互作用。但是两者的作用并不是等值的。这一点已为人类历史以及史前史所证明。
具有大脑的活机体，是一个复杂的、概率的自我调节的运动系统。这个系统的机能是通过由本能（无条件反射）和习惯（条件反射）构成的次系统加以控制的。这是机体内部过程调节和机体适应周围环境的两种彼此深刻联系着的形式。
各种本能是一系列刻板的、由遗传决定的行动，如饮食、血液循环，性欲冲动等等。本能保证机体刻板地执行机能。条件反射是在特定的客观情势反复出现的条件下产生的个体的适应性反应。条件反射更具有动态的性质。随着环境的变化，机体的一些条件反射消失，代之而产生的是符合具体环境的一些新条件反射。
人和其他一切动物所不同的是他具有意识。意识就是组成各该社会集体的诸个体反映现实和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即受制于一定程序的控制）的最高级形式。除了自然界其他高级有机体所固有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本能和习惯之外，人的意识还具有一些补充的机制，借助于这些机制可以更加完善地适应周围环境。人的意识的本质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几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意识具有社会性质。它依据一定的价值体系，即是说也考虑本社会集团其他成员的利益，来调节和协调人的行动；
二，意识具有跨入未来情境的能力。它不仅从现在的角度、而且从未来的角度调节和协调人的行动。它能够规定目标，即预测和规划行动。
人的意识并不排斥生物本能，只是使这些本能服从自己的高级调节。然而这种服从的具体程度和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某些机能几乎是完全自主的。例如，血液循环、体温调节等便是如此。
人体的其他机能是半自主的。这些机能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调节——加快或减慢，当然是在由本能决定的生物学限度之内。例如，人的呼吸便是如此。当代学者认为呼吸是典型的半随意机能。
最后，人的其余行动与其说是无意识的，毋宁说是有意识的。行走、劳作，语言等等便属于这类行动。人体上述活动的有意识调节是以疲劳的出现为限度的。性欲本能服从于一定的有意识的调节。它应当属于机体第二组机能和第三组机能之间的中间领域。类人猿也有性欲本能，但那只是作为一种生物机制，为保存种属提供保障。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凭这种本能自由发挥作用，就会使社会体系有解体的危险。这种本能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适应社会关系，而是适应动物的群居关系。正因为如此，人的意识逐渐把性欲本能纳入自己的社会调节系统。
这就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的意识要压抑性欲本能的那些违背本社会集团共同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又不时刺激性欲本能的那些符合道德价值体系的趋向。不应该象弗洛伊德那样，把这种关系仅仅看成是本能和文明之间的内在冲突，水火不相容，绝对对立（敌对）；我们承认深度本能是可以调节的，动物性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惩罚和爱抚使之变得高尚起来。人的意识就仿佛是一手握着皮鞭，一手拿着“诱饵”，即高尚享受的许诺。本能逐渐“驯化”，社会化。希布塔尼强调指出：“在所有社会中一般都认为，某些冲动是“必须’加以控制的，至少要使它们处于理性的监督之下。”
这完全适用于两性关系。社会监督逐渐变成自我监督。每个正常人都是根据一定的价值体系抑制某些欲望。这有时会引起深刻的内心惨剧，至少会引起精神上的隐痛。希布塔尼指出：“一个对自己好友的丈夫产生情爱的妇女通常都克制自己的冲动，而安于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意识便把已经产生的本能欲望封锁起来。
对形象的感知
爱情总是具有一定的认识内容。这使我们有理由谈论它独特的认识论基础。爱情中第一个必不可少的精神接触就是男女双方相互感知，相互直感个人品质。离开人的心理，离开了具体内容，就不可能有情绪。情感、理想、希望、美和道德价值。
主体对某一知觉对象的反应（肯定的或否定的）总是以一定的认识内容为前提的。黑格尔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要使某种感情作为体验而产生，必须从人的意识中寻求一定的、“来自直观或表象的内容”。欢乐、快感、希望都具有认识前提，后者客观地产生于对现实感知的过程中。
爱情的认识内容并不是对某个人的单纯知觉，而是对他的深刻认识和了解。否则就根本不会有相爱双方的情感和道德的适应。相互深入了解要求在亲密关系中信任、纯洁、坦率。
对所企望的形体以及精神形象的知觉，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被美所吸引的过程。这是因为在以感觉为基础的直观行为中出现了审美的、道德的以及其他联想。想象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从而为完整地、从审美和道德方面体验爱情创造了条件。
孟德斯鸠写道：“文雅之士是那种在每一表象或知觉之外还有许多补充的表象或知觉的人。那些粗俗的人只体验到一种感觉，因为他们的心灵既不善于化合，也不善于分解。他们对于造化所赐予的一切，既不增添什么，也不扬弃什么。反之，文雅之士则自己在爱情中创造爱情的大多数快乐。”
孟德斯鸠过于夸大了这些差异。即使是一个原始人也会产生某些联想，也就是说他也能够把表象和感觉结合起来。问题在于这一美好的精神能力发达程度如何。一个精神组织细腻、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人，在情爱体验发生时会产生许多生动的、感奋的联想。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变成相互发现。其所以是发现，是因为随着爱情的产生，情侣的个人品质在双方心目中必然获得更高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
女人会因为男人没有理会她的一件新衣、她漂亮的发式而感到委屈。但使她更感到难堪的是男人不关心她的精神本质、她的知识、习惯、情绪、兴趣等等。这种粗心会造成彼此深刻的疏远感。如果男女之间相互了解的愿望仅仅限于性接触的直接要求，那么爱情实际上就只是似是而非的爱情，或者干脆就是感情的欺骗。
当我们直观我们的情感对象时，我们感觉到他（她）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给我们带来喜悦和幸福。由此可见，相互了解乃是认识自身存在这一事实的源泉。费尔巴哈写道：“对于恋爱对象来说，最大的幸福就在于爱情以自身的存在而使他（她）感到快乐，就在于爱情能够让人直观它。爱情怀着要面对面地看到无形的恩赐者这一热切愿望……只消瞥一眼心爱的人，我们就会心醉。目光是爱情的保证……”
人们有时说，爱情并不要求双方的关系具有心理深度，并不要求彼此完整地了解。只要他们彼此喜欢对方的外貌、只要他们有相互交往的愿望就够了。但生活却证明，如果不了解一个人，那是无法爱他的。我们可以怜悯一个陌生人，在他遭遇不幸时帮助他。我们的这种行为在这个典型情境中表现了人道主义。但是，爱，包括性爱在内，是有鲜明的个性的。一个人如果不事先对另一个人的个人品质作出估价，是不会爱他的。这就要求一个人能够把情感的对象感知为具备独特品质的个性，要求他对情感对象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而且要求这种了解愈益加深。
这种必要性对于爱情有重大意义。相互了解过程的本身照例会加深亲昵的情谊。法国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在短篇小说《提香之子》中以皮坡和贝阿特里策两人的关系为例表现了这种依存关系。“他们彼此了解得越深，爱得也越深。”
在爱情上，最初的一瞥往往只是一颗火星。长期观察才能点燃情感的火焰，形成燎原之势。列夫·托尔斯泰以他那十分细腻的观察力刻画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产生的经过。“她越是了解伏伦斯基，就越是喜欢他……他在身边总是使她感到愉快。她对他的性格了解得越来越多，对他性格中的每个特征都感到亲切。”
男女双方愿意相互观察是爱情的第一个征象。一旦双方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从对方身上寻求有趣的、使人感奋的东西，不再相互了解，不再彼此重新发现对方，这就意味着双方关系的有生命力的火焰已经趋于熄灭。男女双方经常的相互观察是滋补爱情的营养。
情绪
爱情中的亲昵接近赋予人的精神以兴奋，加强他意识中的更新过程。这主要是由于种种感受在情绪上达到了白热化，情感达到了炽烈化。极其温柔的，体贴的相互关系气氛，以其特殊的激动在半是现实、半是幻想的令人陶醉的爱情世界中创造了适于情侣交往的气候。
人的情绪是他对周围的现实（人、事物）和对自己本身的感受。情绪的“职能是反映外部和内部情境对主体实现生命活动所具有的意义，以调节主体的活动”。情绪创造人的对立（两极）体验：快感——不快，欢乐——痛苦，赞赏——反感，恐惧——信心，等等。此外，情绪可能是低级的，这种情绪同本能的实现，同机体的机能，同感觉有关，情绪也可能是高级的，这同意识在特定情境中的智力活动、审美活动以及道德活动有关。
心理学家认为情绪是人的感受的复杂的组合。根据感受的强烈程度（内力强度）、持续时间以及特定性，情绪分为：心境——持续时间较长、给意识涂上色彩的、并不太深沉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使心理生活具有某种气氛；感动——短暂而强烈的、令人震动的情绪；激情——同人的意志领域有关的深刻而又稳定的情绪；应激——当身心负荷过重时，为了应急而自发产生的超紧张情绪。
许多研究者把情绪和情感混同起来。但在文献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有区别的。有些心理学家则把情感看成一种特殊门类的情绪，这种情绪具有“鲜明的对象性”，并且同关于具体对象或概括对象、抽象对象（对人、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对敌人的仇恨之情等等）的意念或观念有关。
为什么情绪生活建立在相互联系而又相反的体验上呢？为什么满足和不满足，快感和非快感、愉快和不愉快构成心理的最深沉的基础呢？为什么一个人在某种生活情境中体验到一种情感（情绪），而另外一个人在相同的情境中却体验到另一种情感呢？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项轻松的理论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既可以把科学思维引入生物学适宜性的迷宫，也可以把它引向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史规律。
阿诺欣写道，情绪产生于进化过程之中，它是一种保证最迅速、最有成效地恢复已被破坏的机体恒定状态的手段，也就是满足机体需求的一种手段。这样来，情绪的对立性就可以解释了。情绪是生物界发达体系中的一个调节环节。情绪使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评价正在产生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满足。受大脑支配的各种情绪并不是局部发生的。它们波及整个机体，把机体视作它的各种机能的特殊的完整系统。
当某种需求状态（饥渴、性欲本能等等）出现时，具有发达的神经系统的机体便感到一种紧张，感到一种不满足。机体开始寻找能够满足需求的对象。这要求情绪反应和适应。在辨识所寻求的对象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紧张自然消除，机体便感受到一种满足、快活等状态，这种状态逐渐达到饱和。机体被破坏了的平衡于是得到恢复。机体重新处于所谓稳态，即内在恒定状态。
因而一切情绪都是发达的生物系统的行为机制。它们在认识现实、逃避灾难、寻觅和摄取食物、止渴、完成性行为等过程中起着发信号、定向、选择、刺激和制动的生物作用。
根据苏联心理学家西蒙诺夫的看法，情绪是一种特殊的“补偿机制”，它弥补人在满足进食、消渴、防御、性交等需求时的信息不足。这个别树一帜的假说决不是没有争议的。西蒙诺夫强调说，对于一个充分获得信息的系统来说，情绪在原则上是多余的。情绪只有在人缺少知识并且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如果我们缺少合乎逻辑的论据，“我们就借助情绪手段来施加影响”。但是，这种职能关系又有它相反的一面。当我们对某种事物的知识增加时，人的“情绪动员程度”则有所减弱。
西蒙诺夫的假说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一系列心理现象。正是当我们了解到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生活的这种或那种需求的重要情况时，我们的意识中才产生情绪。我们认识世界时才有感觉。否则，获得信息最少的人反倒会具有最强烈的情绪了。文化的发展并不导致情感的减弱、热情的枯竭。恰恰相反，文明人在情绪上越来越细腻。
一个人如果不感知，也就是不认识某个主体，是不会对它产生任何情感的。没有信息也就没有情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感知和了解越是充分，对他的爱也就越深。毫无疑问，神秘性会加强情感。但是，人的情绪是在已经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才被激发的。从被认识的（被感官知觉的）形象的特征中找到的关于理想的观念会加强情感。
由于特殊的生命活动的结果而在某一时刻存在的情绪并不会消失得不留痕迹。它们同个体的其他体验一样，转入记忆之中，在出现相应的、即类似的情境时，会以某种方式再现出来。在个体发育中形成的独立经验会减轻下一个为了满足机体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定向过程。情绪会在神经系统中留下能够影响基因的痕迹，从而使动物在环境中采取适当行为的遗传储备更加丰富。
当然，人的情绪和动物的情绪是不同的。社会生活创造了由最高级的精神状态构成的丰富的上层建筑。动物的情绪反应是由满足生物需求（饥渴、性欲本能、自卫等）的机制来调节的，而人的欲求就要复杂得多，可塑得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还产生新的、高级的、与当时文化水平相适应的个体需要。根据性质不同，这种需求可划分为：认识需求——求知欲望，解决复杂科学课题的欲望；审美需求——对美的直观的渴望，对某种水平的艺术的需求；道德需求——对高尚品德的追求，等等。满足社会生活中这些需求，就要求个人意识具有一定的情绪奋发和明确的志向。
乌赫托姆斯基据此创立了人的心理在特定的情境中具有优势中枢的学说。这个学说可以说明知觉主体为什么会把注意力分别集中于现实中各种不同的当前对象上。乌赫托姆斯基认为，“优势中枢”通过一定的心理情绪为人的意识定出焦点。这种刺激中枢在特定时刻最为活跃，它一方面借助于派生冲动支持自己的兴奋状态，同时又及时地抑制其他各种反射。
情绪作为意识的一种特殊反应，它所表现的是人对周围现象和事物给予优先考虑的态度。情绪巩固心理的“优势中枢”，排除或削弱偶然的和派生的影响。例如，由于亲近的人在场而使你产生的喜悦和欣慰感使你只看到他身上那些令人愉快的特征。这种喜悦和欣慰感同时又消除并压抑那些和已形成的心理优势相对立的刺激。
对于大脑的活动或者对于大脑皮层内的特殊抑制机制来说，情感起着刺激因素的作用。因此维戈茨基认为，可以把情感列入人的行为的所谓“动机”。确切地说，如果将思想比作“空中即将化作词汇之雨的云朵”，那么情感就是“吹动这个云朵的风”。
前面谈到了调节个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鼓励”、“支持”、“警告”的机制，这种机制的生理学原理还没充分揭示出来。
情绪和情感的功能是在不同的水平上实现的。这种功能可以被导入调节系统，以满足“低级的”、即生理性质的需求或者“高级的”、即社会的、精神的需求。希加罗夫就是根据这种客观差别来区分情绪和情感的。情绪属于人的生理需求（活动的需求、饥渴、性欲本能等）的满足，而情感则属于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同道德、劳动关系、审美关系以及其他关系有关。
但是人的所有“高级”和“低级”需求，都是由人的行为的统一调节系统来满足的。而且，这个系统的“高级”领域在一定的参数中使“低级”领域受自己节制。
爱情中的情绪和情感是十分不同的。它们综合起来也可以被看作“高级的”和“低级的”，因为它们既表现性欲，同时又表现道德、审美方面的高尚感受的总和。
然而这种令人激动的形形色色的恋爱情感，“高级的”和“低级的”情绪，并不具有分散的形式。它们是作为个体感受的不可分割的、彼此深刻联系着的整体而存在的。不过，“低级的”情绪，即与生俱有的情绪，事实上被“高级的”情感所“吮吸”，所吸收。这样就形成了特殊的心理“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中占优势的总是感受、修养和技艺的亲密的高尚性。
爱的情感（情绪）就其强度和质的特性而言则因人而异。它们反映出由鲜明的声调和最柔和的声调构成的美丽动听的音阶。哪一种情绪在整体的感受中占优势，取决于爱情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体情境，并部分地取决于气质和教养。
由于情境（有利的或不利的）、关系的具体阶段（关系的初始或者发展过程之中）、神经系统的特定类型（气质的特点）各有不同，主体的爱的情感也存在着强烈程度不同和性质不同的许许多多组合。然而伴随着欲望的实现而产生的情绪优势在所有场合下都是身心的快乐、享乐感。这种情感就其特点和作为感受的内在特定程度而言，具有许许多多的色彩，甚至具有某些变异。
早在古代人们就注意到了情绪优势的丰富多彩。伊壁鸠鲁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在伊壁鸠鲁看来，要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不该选择品尝珍馐美味、满足肉欲所带给的快乐，而要选择节制、适度、审慎的快乐。“如果生活得不合乎理性、不合乎道德、不合乎情理，也就不会生活得愉快……”
柏拉图指出，既有因向生活索取知识而得到的快乐，也有从各种感觉中得到的快乐。前者更高尚，它产生于智能发展的过程中。第欧根尼·拉尔修指出快乐有四种类型：怡然自得、幸灾乐祸、享乐、佚乐。只有怡然自得才能使人高尚。享乐是一种“不节制的倾向”、放纵的倾向；佚乐是“违背德行”。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把德行同快乐对立起来。只有从人的灵魂的恬静的高尚中才能够获得幸福，这一观念是他的伦理学的基础。塞内加写道，快乐虽然外表很有吸引力，但它是一种“诱惑”。它引诱轻信的意识，点燃欲火，引发激情，继而引起厌腻。
十八世纪英国心理学家霍布斯把快乐和不快乐加以区分，说前者是善的感觉或表象，而后者是恶的感觉或表象。人的这些感受表示一定的心理状态。同表象相联系的快乐（或享乐）叫作喜悦。隐含在感觉中的不快乐，按照霍布的说法，叫作痛苦，“其余的不快乐是对后果的等待，叫作悲苦”。
康德把这种感受划分得更细，他把快乐分为三种：愉快、美、善。康德指出第一种和第三种同利害有关。愉快是从各种感觉中（消除饥、渴等）得到的享乐。善是从个体所珍重的某种事物中得到的满足。美，照康德的说法，是人喜欢某种事物时的感受。美所带来的快乐是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自由的快乐。
现代科学批驳了许多古代学者关于一切感官享乐都应该被否定的观念，也批驳了康德关于美具有纯内在性、主观性的论断。然而有一个情况很重要：在伦理学史和心理学史中逐渐揭示出快乐及其正面的、明朗的情绪音阶的各个方面，甚至变异。
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卢克莱修就曾指出，快乐刺激性欲，其中蕴含着富有魔力的生活的甜蜜，促使两性繁殖种属。
情侣的快乐是一种复杂的感受。它总是既包括同性欲本能、同感觉密切相关的最基本的情感，也包括同人的精神生活的审美、道德等高尚内容有关的那些情感。
与此同时，尊重、友谊、好感、赞赏、敬慕、陶醉、眷恋、自我牺牲、纯洁、细腻等情感完全主宰着肉体接近感，皮肤敏感，主宰着本能的生理实现。高级的爱的情绪包含着低级的情绪，但使后者处于一定的从属地位。每一种肉体（身体）接触形式都有精神等价物。接触、亲吻、性交，所有这一切并非造成纯属“低级的”情绪，而是激发那些离开爱情就不复存在的优雅的、深刻的感受。情侣总是在敬慕对方的心灵的情况下才去接触其身体，他把性欲本能变成两性亲密交往的深刻的、纯粹人的审美和道德形式之组成部分。
爱的满足作为调节机制，推动、促使、引导主体去寻找特定的对象，以符合生物的和社会的目的性。满足越是深刻和持久，这一过程就越积极、越强烈（伴有对障碍的克服）。
然而这一过程有其内在的辩证法。满足是特定的生物应力和社会应力的目的性的结果。如果这一过程的自然实现受到阻挠，就会导致不良的情绪。应力加大，逐渐转化为不满、痛苦。这种情势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失恋会变成真正的不幸、深刻的悲剧。
有的时候，情侣的不满足和满足，欢乐和痛苦就象情绪优势的两股洪流同时并存。爱的情绪这种对立结合的例子既见于生活本身的某些情境，也见于文学作品。
缪塞的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的主人公便体验到这种情绪的分裂。他感到自己对一位他既爱又恨的女人“着了魔”。“我下决心永远不再同她见面，可是没过一刻钟的功夫，我又转回来了……我暗暗怀着再一次占有她的欲望……我深深地鄙视她，却又爱慕她；我感到她的爱给我带来毁灭，然而离开这个女人我又无法活下去。”
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既爱又恨，这种心理情绪分裂的悲剧性事例证明爱的情感具有综合性质和特殊的内在辩证法。现实的各个方面，爱的对象的各种属性，无疑是引起这种情绪的根源。一个妇女的外貌有时会给人一种快感，但她的某些行为却使人反感。反之，一位妇女在一定的情境中会敬仰一个男人的某些才能，但她同时又可能对他的怯懦很感不满。
情绪上升到一般组合，上升到具有各种略有差异的要素的统一整合情感。经常在这个整体范围内相互作用是爱情的典型特点。相同的或性质相近的情绪是相互增进的，而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立的情绪则相互抵消、相互削弱。这就好象发生了正负组合，而正面的情绪逐渐增长。其实这也就是衡量爱情的尺度。整合情绪的数量决定感受的丰富程度。
好感和恶感在人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情绪作用。这一问题早已列入有待解决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问题之中。有些社会学者使用“empathy”(移情作用、同情）这个术语。这个词表示人“洞察他人心理、同情他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意识在亲昵关系的水平上跟另一个人的意识是同一的。用希布塔尼的话说，这叫作“亲近感”，即感受完全一致。
好感产生自然的眷恋之情，产生交往的愿望。这是人们的情绪相互作用，人们的心理“亲合”的一种特殊表现。
然而好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好感的本质具有多样性和矛盾性。只有兴趣、教养、生活环境相似和相同，才能产生好感。两个人如果对生活意义的看法相同，如果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而努力，他们就很容易彼此产生眷恋之情。这个道理很明显，是无须证明的。
好感是爱的要素。它使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的价值。好感可以冲破个人的内心世界单独的日常存在的樊篱。
如果对另一个人没有好感，即没有同情他的愿望，进入他的个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就不会爱他。事实上爱情正是在社会接触的这种无形的心理传播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产生和存在的。因此表示性欲强烈程度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有无好感。
在爱的情感光谱上，赞赏的作用（兴奋作用）也显得很突出。赞赏表示由于对美的直观或意识而获得的精神上的高度满足。康德指出，赞赏乃是不断重复的惊奇，这种惊奇并不随着新鲜感的丧失而消失。
赞赏表现人的意识力图理解处于感觉和表象之外，而属于审美价值范畴的美与和谐。
赞赏感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类文化千百年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具有自我完善的无限能力的见证。赞赏表示人的一定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完整地认识爱的对象的品质，引导他建立高尚的审美和道德关系。赞赏充满着柔情。一个人如果缺少这种情感，他在两性关系中必然表现粗暴无礼。
爱的柔情具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人性的不同领域。它可以表现为轻轻的抚摸，微笑，亲吻，拥抱，善意、柔和和温存的目光，等等。柔情是爱的空气。它不仅包含着相互关系中本能的柔和，而且包含着美感、精神陶醉感和想象力驰骋的全部“上层建筑的”丰富性。
性爱中的柔情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柔情的发展同它的最直接的、人人都理解的外部表现——人的充满真挚和美的微笑，有着内在的联系。爱的微笑象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打开心灵的迷宫。它的光芒照亮周围的一切，给周围的气氛增添了温暖和同情、殷切的期望和奇妙的幻景。杰出的诗人们曾讴歌这种生活的魔力，伟大的艺术家曾表现它的难以捕捉的诱惑力。微笑是大自然从动物的本能达到高级生物的优美抚爱所经历的漫长历程之见证。
羞怯感通常伴随着高尚的亲昵之谊。这种情感几乎总是出现在爱的感受的总和中。
性的羞怯或腼腆这个概念是有它完全特定的内涵的，它同羞耻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前者表现的是两性关系的一个方面，后者表现的则是人与人的道德关系的一个方面。人的羞耻感同人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有关，而性的羞怯则是害怕伤害两性关系的精神美。
羞怯就是极力掩盖男女两性接触和亲昵温存。羞怯往往表现为谈论这种关系时的拘谨。羞怯是一种“道德和审美反射”，自我监督的表现，即使和所爱的人单独在一起，即使在亲昵的环境中，也避免直接提到有关肉欲、色情的一切。因此，这种文明社会所固有的情感担负着特定的文化功能。羞怯是心灵的一种特殊反应，表示它比肉体优越，羞怯是人的道德观念对性的裸露所持的批判态度，是人高于动物的特定形式。哲学著述中对这种情感的社会和道德意义、审美意义早就有所阐述。
康德写道：“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它顺乎自然的召唤，但永远同善、德行和谐一致，即使在它太过份的时候也仍旧如此。”但是，康德又指出，这种在两性关系审美化的情况下产生的亲昵情感还有另外一种功能。他强调说，人的羞怯“还有一个用途，那就是给大自然最合乎情理（ geziemends -ten)、最必不可少的目的也要蒙上一层神秘的罩纱，以免由于过份粗鄙地了解这些目的而对人的本性苏醒的终极目的造成反感或至少是冷漠，而人的本性最精微的和最强烈的倾向都是和这种苏醒联系着的。”
羞怯具有特定的外部表现。突然脸红，血液涌向面部的条件反射，是羞怯的第一个标志。性的羞怯的第二个标志是，用手、衣服或其他东西掩盖身体的某些部位。
甚至在特别推崇裸体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就一直存在着表现一定的内心活动的女性羞怯反射。一些伟大的艺术品——时代的审美观和道德观的遗迹便是见证。伯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克尼德的阿佛罗狄忒”和梅底奇的阿佛罗狄忒都是裸体雕塑。但是，它们都反映了羞怯感、拘谨感，虽则表现得很含蓄隐约。最高尚的妇女形象——米洛的爱神阿佛罗狄忒也闪烁着娇羞的魅力。那随便披在身上的衣服从大腿上滑落下来，袒露出女神那美丽动人的裸体。一些古希腊艺术史专家认为，米洛的阿佛罗狄忒雕像那只短缺的左手本来是在托着从腿上滑落的衣服。可见，古希腊的大师们很懂得羞怯作为女性美的属性是多么重要。
留里科夫曾着重指出，羞耻是“防御情感”，是人的一种使“自己生活中的某些角落”避开别人的愿望。留里科夫说：“野兽并不知羞耻，只是到了人类阶段，大自然中才出现了羞耻。而且是在人类脱离了原始状态以后，是在人类朦胧地意识到应当摆脱他同动物的近似之处以后。”
人们把性的神秘变成生理和心理享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之后，不能不认识到这一发现给文明带来的危险。人类存在的一个神奇的宝藏被打开了。人们成了使身心陶醉的强烈享乐的主宰。
但是这种享乐会对人产生危害，对它应当有所节制。不加节制的、直接的性刺激会使异性处于长期兴奋状态，导致双方关系混乱无度，最终将损害人的健康，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组织。
掩盖身体的某些部位，数千年前就已成为至关紧要的事了。宗教和神话所宣扬的道德，对此已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因此也必然产生了羞怯。
许多民族对裸体的歧视是十分严厉的。印度南方，自古以来就有妇女必须连嘴巴也要遮盖起来的习俗。穆斯林妇女的这类戒规是非常严格的。有男性外人在场时，穆斯林妇女必须用特制的罩纱蒙住手腕以上的臂部以及除眼睛、眉毛、额头以外的整个面部。
羞怯不仅仅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反射，不仅仅是控制性欲的一种形式。它还执掌另一种极其重要的职能。羞怯抑制肉欲因素的直接作用，给它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因而推动着想象力。换句话说，羞怯唤醒两性关系中的精神因素，从而减弱了纯粹的生理作用。
爱情的实现要求双方的肉体关系及精神关系具有一定的和谐。妇女（她是“诱惑”的主要对象）的羞怯促使两性关系获得具有高尚情操的、社会性的发展，促使爱情在恋爱双方交往中的身心因素和谐配合的基础上充分发展。
爱情同表现极不相同的嫉妒心有关。这种情感在学术著作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嫉妒心究竟是什么；是一剂缓慢奏效的剧毒呢，还是经过千百年证验的衡量爱情的尺度呢？
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人们就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旧为那些体验到爱情的欢乐和痛苦的男男女女所关心。性的嫉妒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它那令人痛苦的冲动，在诗歌和小说中，在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中都有所描写。
研究者对嫉妒的地位和意义看法是不一致的。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情感是性爱的组成部分。它证明精神欲望的强烈程度。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嫉妒并不是爱情所固有的一种情绪，而是两个人关系中的阴影，是他们关系的毁灭性和悲剧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霍布斯探讨并阐释了人的亲昵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他写道：当一个人担心“爱情得不到报答”的时候，这种情绪就“叫作嫉妒”。事实上这种情感始终看管着性欲，仿佛对它实行监护。
斯宾诺莎指出嫉妒的两个方面：既怨恨爱的对象，又妒忌那个对占有爱的对象造成威胁的人。这一切都造成情绪的特殊分裂，给美好的爱情罩上了一层阴影。长期的折磨破坏了人的最甜蜜的感受。
嫉妒是恋爱者的复杂的内心感受。这种情感在不同人的身上具有十分不同的色彩。它给意识造成致病的伤害，可能表现为如下几种基本感受：由于遭冷遇而感到自尊心受折辱，由于缺少所爱的人或者由于环境不利而感到不满足，对已失去的一切感到惋惜，对所思慕的人依依不舍，有时甚至怨恨，对造成自己痛苦的人表现出仇视。
许多伦理学者说嫉妒是两性关系中的自私表现。这种情感的自然表现是愤怒，惋惜，欺骗、说谎等等。它是男尊女卑传统的产物。
拉法格从历史角度论证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男子的嫉妒有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它是“私有心的变态”。很难否认嫉妒同男子权利、同私有制的道德方面有关。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探讨这一问题，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嫉妒都可以被形容成“野蛮的情感”、“动物的遗迹”、“利己主义”等等。这些评语不足以概括生活中的各种事例。真正的爱情并不排斥某些可以归入性嫉妒范畴的情感。其实就内容、就含义而言，这两个概念是部分吻合的。
莎士比亚在他那篇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中写道；“在爱情统治的王国，以拨弄是非为能事的嫉妒自愿充当着卫道士”，“它是一个告密者、一个不祥的奸细，是引起纠纷、诽谤和烦恼的祸根”，“它时而是谎言的传播者，时而又是真情的报信人……”。
洛贝·德·维加说，嫉妒“是天赐的奖赏”，“它是爱情的保证”，象“阴影”一样，象征着强烈情感的来临，喜剧《霸占草料的狗》中的狄安娜吐露真情说：“爱神真狡猾……我爱是因为我嫉妒……”
博马舍笔下的主人公、活泼快乐的费加罗，根据苏姗娜的嫉妒，确凿无误地发现了她的爱情。所以他无疑有权当着那些伪君子们高呼：“嫉妒万岁！”
显然，嫉妒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恰成对照的表现形式。这使得三个世纪以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把嫉妒划分成不公正的嫉妒、无根据的嫉妒、公正的嫉妒、情理之中的嫉妒。第一种嫉妒以无端的猜疑为出发点，第二种嫉妒起因于“缺乏信心”。
这个问题从伦理学和社会学观点来看是研究得很不够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把作为锺情者（男人或女人）的自然情感、作为其精神文明的某种表现的嫉妒和作为自私情结、作为“野蛮情感”、作为对人的动物般的野蛮仇恨和不信任感的嫉妒加以科学的区分的。这两类嫉妒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见到。某些人身上的自私的嫉妒，可以称作醋意。愤怒和疑心、自私和仇恨发泄出来就会给爱情造成创伤，就会虐杀亲昵情感的生命力。
酷意有它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它的根源首先应从下列几个方面探索：小市民的教育，把恋爱对象视为私有物的观念，对男子和妇女人格的扭曲认识，有些人性情孤僻，过份敏感等等。有时嫉妒是由于纯粹病原因素引起的，如严重的神经系统障碍、顽固的偏执狂、虐淫狂等等。对性生活中的这种反常现象应该作具体的、个别的分析。
和具有不良后果的醋意相反，嫉妒作为自然而正常的情绪通常只触动人的心理的微妙琴弦。
自然的性嫉妒在爱的情感的总综合体中起着激励作用。法国作家安德雷·莫洛亚说过：“最能使人产生眷恋之情者莫过于嫉妒。”瑞典作家斯特林堡所著《婚姻的悲喜剧》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曾开导她的女婿如何才能验证妻子是否爱他以及如何唤起她的爱情。这个女主人公说：“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古老方法：激起她的嫉妒心。这是一个立杆见影的方法：如果她的爱情还没有熄灭，它在这种情况下总要表露出来的。”
美国诗人朗费罗《西班牙大学生》中的维克多里昂说：“我嫉妒世上所有的眼睛，让它们都瞎了吧！”
嫉妒感就其细腻而文明的表现而言，乃是一种纯洁的隐痛，一种完全相互溶合的愿望，以及由于这种愿望无法实现而给爱情幸福带来的一丝哀愁。这种深藏在意识中的潜在忧虑使亲密之谊的感受变得更加宝贵。
嫉妒心只要坚持高尚情操的立场，就不会导致猜疑、侮辱、暗中监视、相互仇恨，不会造成自寻烦恼、对意中人的不信任气氛。它只意味着由于失去交往的分分秒秒而感到伤心和惋惜，由于意识到可能失掉亲爱的人而感到潜在的忧虑，渴望亲密的关系永远圆满。这种嫉妒是爱情的一个组成部份。
爱情作为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象享乐主义信徒们所强调的那样，仅仅是痛苦的反面。在人的生活中，满足具有一些社会要素，这些社会要素起着价值的、行为上有效的作用。满足不仅仅是肉体的享乐，它还是审美的、道德的、心理和生理的完整享受。
爱情的快乐如同人类所有的快乐一样，需要一定的刺激——愉快感的对立面。这种快乐决不会长期“晴空万里”（连一片透明的薄云也没有）。如果没有不快乐作陪衬，则快乐也会显得平淡。感受总是一幅色彩比较鲜艳的情感镶嵌图画。“晴空万里”的爱情幸福一般都是很快就要消失。爱情的幸福是不能离开陪衬的感受而单独存在的。正因为如此，爱情需要薄薄的一层忧伤，需要一点点嫉妒、疑虑、戏剧性的游戏。换句话说，使人的心境略添烦恼的嫉妒是爱情所固有的。它表示男女双方关系深厚，并且通过无形的途径促使双方相互追求。至于说表现为互不信任、暗中监视、跟踪、举止粗暴的那种不可遏止的嫉妒（或者说是醋意），就其本质而言同爱情是水火不容的。它破坏恋爱双方的关系，侮辱他们的人格，玷污亲密无间和相互尊重的情谊。
爱情仿佛能加快时间的流逝。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曾经用这个例子风趣地解释相对论：如果一个热恋着的青年同心爱的姑娘坐在一起，他会感到一个小时就象一分钟那么短，然而如果这个青年在灼热的炉台上坐上一分钟，他就会感到这一分钟长得没有止境。当然，爱因斯坦这句笑谈并不能说明相对论的物理学含义。但是，就特定的心理学范畴而言，它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情感在性爱的整个综合体中起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情感同主体内在固有的人类再生产本能的种种机制，同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首先是对爱慕对象的感知，以及同精神生活的高级领域（审美价值系统、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连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着。各种辩证从属关系的这一复杂的综合体可以概略地划分为如下几类。
一、爱情无疑是在人类再生产本能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爱情属于高级的情感，但它毕竟决定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决定于平衡的破坏和恢复，决定于性欲的发生和满足。再生产的本能决定着身心高度兴奋、快感和平静这几个实现爱情的自然阶段。它给性欲“充上”情绪的“电流”，为相爱双方的身心交流规定了亲密无间的、受社会的和生物的限定的形式。
二、爱情使人在这种情境中主观上感觉时间特别“紧凑”。这表现了人的意识一种倾向，即人对于快感流比非快感流的感受更富有运动感、更为集中。
三、爱情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从对欲望客体的各种感觉中，从由于为了满足人的性要求而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知觉中吸取养料。这就从客观上印证了主观动机。爱的对象越是能够适应爱情主体产生的要求，情绪也就越是强烈、越是富有生命力，越是持久不懈、越是包容一切。反之，如果客体不能适应主体的性要求，那么每个不适应的组成部分都会减弱这种穿透一切的“磁力”。
四、爱情还依赖于意识的高级领域。人的联想能力越强，精神文明越丰富多采，爱情也就越高雅。审美见解、智力见解、道德观念形成自我意识的自然深度，形成整个心理状态的等级结构。这些见解还可使感受具有最高的情绪性。
五、丰富多彩的爱情反过来会使人类再生产本能变得高尚起来，把这种本能同对兴奋、对高尚的心理快乐的体验结合在一起。
六、爱情把主体的注意集中在所选择的对象上，并且按照美的法则为完整地感知所选择的对象创造条件。
七、爱情刺激人的高级智力一心理领域。它有利于男女双方交往中的认识因素、审美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形成和发展。赞赏、同情、温情不能不激起最深刻的联想，思维的精神美和智慧的闪光。
情绪组成统一而完整的感受，使本能奇妙地溶于理智，而理智奇妙地溶于本能。情绪点燃爱之火焰、亲昵情谊之火焰。它使人直接体验到快感和幸福的快活。
主动性和稳定性
亲昵关系不仅仅限于性欲，男女双方相互直观和相互了解的必然过程，兴奋情感和一定的心境的表露。它还要求主体做出具有一定目的的行动，实现关于情绪交流、关于充实而完整的亲昵情谊的理想。这个方面是同人的心理的意志过程相关联的。它体现在一个机制系统中，这些机制具有生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意志就是人有意识、有目的地调节自己的实践活动。它的存在和功能是对内在的（心理的和生理的）障碍和外在的（植根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活条件中的）障碍之克复。正因为如此，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或多或少地要求精神上的自勉，一定程度的毅力。
人要实现某种行为或遏制某种行为和惰性，必须具备内在的条件。前者的生理基础是相应的大脑皮层运动机能中枢的兴奋，后者的生理基础是神经刺激的抑制，是对某些反射机制的“克制”。
意志是人的活动有意识的自我调节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同活机体承担着某种有目的的机能的那种随意的、自发的反应系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早就说过，意志是人的“理性意向”。他们认为愿望和欲望有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人的意志、理性意向的表现，后者则是本能，是机体无意识冲动的形式。动物只有欲望（饮食欲望、满足性欲的欲望等等）。它们没有自我意识和意志。各种动物都受制于本能的强大威力。唯独人有意志，有在必然性的范围内决断的能力。意志作为人的属性，并不是存在之盲目而又不可遏制的力量。它表现在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的决断自由中，表现在有意识的要求中，表现在理性行动中。
意志是作为人类行为自我调节的完整、复杂的过程而存在的。概括起来，意志的基本要素如下：（一）需求，即人作为一种系统所特有的“恒定状态”被打乱；（二）对于这种需求能否被满足的意识，即提出一定的目的、某种任务；（三）动机，如果这些动机是对立的，它们往往会造成心理状态的动摇；（四）采取具体的决断，以达到既定目的；（五）主体的实践行动，即对行为的某种惰性之“牵制”。
意志是作为有意识生物的人得以实现的形式。它使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创造性思维和实际行动的自由，增加自己的行为同客观相适应的成份以及合理地支配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支配历史的成份。
意志使爱情具有一定的内在行动性和主动性。如果没有它的“杠杆”的深刻运动，亲密的接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意志规定目的，选择情感对象，决定采取行动和克服障碍，激发一定的愿望，使力量动员起来，引导主体去主动地实现爱情。
古希腊神话说，女神阿佛罗狄忒有两个儿子，一是埃罗斯（恋爱），一是希默罗斯（愿望）。他们两个终生形影不离。爱罗斯点燃爱情和幻想，希默罗斯则激起交往的愿望。
爱情的接触有一定的内在动机。它是主体对于心目中的对象所怀抱的思想和感情的客观表现。这种接触中体现着爱情的丰富多彩的精神因素。各种色彩不同的情感则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有目的地客体化。好感要求一定的行动来表现它作为情绪的实质。情人的赞赏也必须得到相应的实际表现。
温存情感的主动表现为亲昵关系开路。没有这些行动就没有真正的爱情。情绪无论多么深厚，但它们是秘藏在内心的。
只有人的主动性才能使美好的爱情理想变成充实的亲昵交往方式。维克多·雨果在逝世的前一天曾写下“爱就是行动”这句话。这句格言揭示了人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爱情所固有的主动性包含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彼此难以区分，因为它们表现为一个整体。第一个过程具有无意识的本能性质，它的影响十分强大。这就是性欲。第二个过程（或者叫流程）具有理性、意识性质。这就是爱情愿望。两个流程共同构成男女的亲密交往。
斯宾诺莎强调愿望和欲望之间没有差别，因为二者都表现行动的意愿。而这种主动性则代表着“人性本身”。不过斯宾诺莎也指出，事实上“愿望是同对愿望的意识相结合的欲望”。在一种情况下，是人的自发性反应，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受愿望指导的比较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意志行为。
性欲赋予爱情愿望以巨大的内在力量。它是爱情愿望的潜意识动机。爱情愿望反过来则从规定目的和达到目的角度指导着性欲冲动。它赋予人的行为以意识的坚定性，使性欲同人的审美、道德、社会本性的高级领域结成和谐的统一体。性欲以“被取消的方式”蕴含在爱情的愿望之中。
爱情愿望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可以作为衡量感情深度的客观标尺。换句话说，主动性在两性关系这一领域也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希布塔尼曾写道：“看一个人如何评价某一对象，不是看他如何议论对象的价值，而是看他为了得到对象并使其保持完整而付出多大的努力。”
主体的主动性同克服障碍是联系着的，这些障碍的阻力大小和方式都是各不相同的。正是这种阻力能够表明，或者确切地说，能够测量意志力的强度，归根结底是测量动机、情感的具体内容、信念的力量和坚定性、个人负值系统的现实价值和适应程度。爱情愿望的种种表现不仅仅是一个人确认所选择对象的巨大价值的结果。它们同时也对爱情的动机、对爱情的情绪审美和道德内容产生影响。这样一来，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人的已实现的主动性就形成一个有效的反馈，
两性关系的这个方面早已被人们所认识，而且反映在民间箴言、诗歌和小说中。障碍和困难如果没有超过人的意志的极限，通常只会加强爱情。
爱情所独具的行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起初通常是盼望会面、谈话、交往。然后主动性必然转到更加亲昵的情绪基础上。它要求满足恋爱者的其他自然需求。这是完整实现爱情的几个阶段。
两性间的亲昵友情的自然发展（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克服内在的、纯心理的障碍，如羞怯、偶尔还有恐惧、对另一个人的萦怀、担心自己的情感遭到拒绝等等。此外，在双方接近方面几乎总是存在下述一些大大小小的客观困难：社交礼仪的陈腐要求，空间距离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妨碍约会的身体障碍等等。
轻而易举的占有一个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降低爱情的亲昵意义。交往显得犹如家常便饭那样平淡无奇。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说，如果在恋爱时缺少形成一定阻力的障碍，那么就应当故意制造出一些来。这样一来，意志的自然振奋会赋予情感很大的价值，加速情感的内在冲动，在双方的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回忆）。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歌颂了爱情的巨大内在力量，它使相爱的人勇敢地面对困难，鼓舞他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一个人在他追求既定的目标，追求朝思暮想的、能够带来幸福时刻的感情共鸣的时候，会觉得生活中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
千百年的爱情关系史证明，在富有戏剧性的复杂环境中，爱情的行动是永无穷尽的、聪明机智的，充满浪漫情调的。人类意识无形的冲动可以战胜自然的内心窘迫，调动巨大的潜在意志力去达到既定目的。富有戏剧性的恋爱现实，其客观情势是纷繁复杂的。这些情势是由时代性质、当地条件、变幻无常的机缘所决定的。
爱情坚贞、顽强克服一切障碍的情人形象在世界文学作品中得到极其不同的再现。这一形象仍旧活在薄伽丘、萨凯蒂、阿里奥斯托、马格里特·德·纳瓦尔、龙萨、莎士比亚、洛贝·德·维加、塞万提斯、拜伦、歌德、斯丹达尔、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中。
爱情中的坚持不懈会创造奇迹。成功的秘诀多半在于交往的发起者顽强执着、百折不回的主动性，在于他善于细腻而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在必要的时候甘冒风险发动果敢的进攻。
当然，坚持并不总是能够摧毁抵抗。但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人类生活极亲昵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情感的旗帜下发动进攻，要有极大的分寸感、热情、美德。否则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爱情中的主动性毋宁说是男性的品质。主动权通常握在自封为“主宰”的男性手中。不过女方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她也进行选择，掌握主动，当然她有她的独特方式，十分讲究策略，半吞半吐，委婉含蓄等等。有些情况下，要由女方冒风险，采取果敢大胆的行动。
爱情所特有的意志力并不总是表现为行动，并不总是表现为克服阻力的积极活动的心理因素。它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等待、忍耐、与岁月抗争、与短暂的腐蚀抗争。恋人渴望相见，但他们也善于旷日持久地等待幸福的未来。奥维德说，坠入情网的人“靠等待过日子”。这种心甘情愿接受时间考验的决心是惟独人类才有的品质。朗戈斯所著关于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的传奇小说中，这一对恋人经常“希望相会”，因此总是盼望第二天快一点到来。
有时一等就得许多年。这种等待对于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厉而可怕的考验。令人惊奇的是，一个爱动感情的娇弱女子竟会表现出非凡的刚毅和无穷的耐心，长时间地、年复一年地期待着幸福的光顾，盼望着与爱人重逢的良辰佳期。这种出自情愿的、充满浪漫情调的坚韧不拔精神可以万无一失地验证亲昵情感是否强烈，是否有生命力。这种精神证明对所爱的人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证明所选择的对象在一定的价值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久别之前，情侣们总是相约等待重逢。
荷马的《奥德修纪》描写了佩涅洛佩——奥德修的妻子为了等待丈夫征服特洛伊之后归来，整整等了二十年的情形。尽管众多求婚者百般殷勤，她都不为所动。佩涅洛佩虽然体现了她那个时代对宗法制家庭的崇拜，但她却成为历代夫妻感情忠诚和坚贞的楷模。奥德修既钦佩而又深受感动，他慨叹道：“主宰奥林波斯山的天神们赐给你的不是一颗女人的心，不是一颗动摇的心，而是一颗坚强的心。”
易卜生的话剧《培尔·金特》所描写的也是这种情境。温柔的索尔薇格以她那迷人的魅力和恭顺多情令人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像，她等待着流浪在外的心上人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时，这位“最纯洁的妇女”穿上节日的盛装，唱着催眠曲让疲惫不堪的培尔·金特入睡。
爱情作为对特定的人的选择，作为有意识的交流愿望，具有甘心情愿、深思熟虑、动机明确的行为的各种特性。换句话说，爱情是人性的自由表露的形式，是生活隐秘领域中美好和高尚、理性和善的观念的实际体现。爱情容不得强制和命令，从外部对人施加暴力是不会产生爱情的。爱情的实质是精神的自由振奋，是主体的自我实现。塞万提斯笔下的一位女主人公，牧羊女马赛琳娜，向安布罗西奥解释她为什么不能爱一个她所不爱的人时说：“我可是听人说过，真正的感情是拆不散的，逼着人去爱也是做不到的。既然是这样，又怎么可以叫我勉强交出自己的心呢。”
爱情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但它表现出来却又是个人的感情。爱情作为必然范围内的自由意志的表现，是情感的高度的、大胆的倾泻。然而她又随时发挥着在亲昵情谊中的道义责任感。
现代人可以作为个人而自由地选择情投意合的对象，在没有任何强制、没有别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自主地幻想、想象、热情追求、评价另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心意和价值系统来思考、决断、行动，这就使得他更看重自己的道德威望。爱情是肯定人的个性达到成年的形式，是个性现实化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性爱的多样性
爱情作为社会现象，它的实现总是采取特定的、因人而异的形式。可以这样说，爱情对于每个钟情者来说都有其独特的形象。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可以试加分类。个性特征相近的爱情“标准”可以归纳为几个典型类别。这些类别的总和概括了男女间亲密交往的高级形式的各种变态。
每一个别的、具体的爱情实例中，理智和激情的比例都完全不同，它说明个人生活的丰富或贫乏，强烈或脆弱，平衡或不稳定，说明各该心理状态的综合特点。
爱情中的自觉成份和非自觉成份的比例首先取决于人的个性和气质。这一点决定着各种类别的特性。
爱情的情绪对比作为气质特点的表现，也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保加利亚作家斯拉维伊科夫用诗歌表现了理智与情感的平衡。雅沃罗夫笔下的爱情炽烈，富有魔力，充满美和悲剧性，令人销魂，不可驯服。这种爱情正符合他那暴烈而又活泼的气质。伐佐夫笔下的情感以稳健著称。德贝良诺夫笔下的爱情是活泼一忧郁型。利利耶夫描写的情绪犹如用真丝织就，就象蝴蝶的翅膀，只见其振颤而不闻其声。
在爱情中，情绪的旋风和思想的平静之间，“疯狂”的火焰和理智的冷静之间的对比关系也取决于气候条件（虽则其程度并不总是相同的）。我们并不赞成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观点，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个因素的作用。观察资料表明，居住在北方的各民族更能用理智控制爱情，他们的爱情更晶莹透明，更明澈而宁静。然而在南方各国，爱情是情感的疯狂，是汹涌奔放的、使人燃烧的激情。当然这里所指的只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通过种种偏差表现出来的。但是，上述情况可以用民间文学宝库中的实例和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来印证。因为在爱情中，心理的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意识的动态特征和“温度”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
例如，有这样一个典型的北方（冰岛）童话，说的是一位叫赫尔佳的姑娘站在光秃秃的山崖上，心事重重地眺望着远方。突然她发现身旁有一位“英俊非凡的青年”。他“那双碧蓝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她”。后来他们俩交谈起来。故事发展得缓慢。赫尔佳向陌生人伸出手臂，那个陌生人原来是林中仙女的国王。赫尔佳爱上了他，于是他们就成亲了。
接着又是一幅安闲恬适的家庭生活情景。“傍晚，赫尔佳躺在苔藓上，这时神奇的林间仙女国王在她身边坐下，他拿起七弦琴，奏起美妙动听的歌曲。”这是一种纯洁的、“北极地区的”爱情。
易卜生把爱情比作永远“生长在冰雪下面”的花朵。和谐和纯洁，音乐和憧憬，这就是爱情的本质。
那么南方的童话又讲些什么呢？它们把爱情描绘成巨大的激情、可以使人毁灭的疯狂。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恬静的爱情，找不到平稳发展的情感。激情犹如闪电行空。所有的人都在转瞬之间不顾一切地陷入情网。《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几乎都是这种结局。这部充满美妙的爱情幻想、充满南国激情的书中所描写的是不受理智约束的炽烈情感。
因此，可以这样设想，在不同的地理纬度上，爱情的情感因素和思想因素的搭配中，气候条件影响着人的气质。它们赋予这一社会现象以独特的色彩。根据费雷罗的看法，南方民族产生亲昵情感的方式是和北方民族不相同的。他在《拉丁文明和日尔曼文明中韵爱情》一书中说：“南方人的爱情主要是赞赏女人的形体美并希望品尝这种形体美。日尔曼式的爱情主要是满足于同所爱的人一起生活、劳动，以便给所爱的人带来……欢乐。”
这意味着什么呢？南方人“用情感去爱”，而北方人则用“头脑”去爱。前者沦为“疯狂情感”的奴隶，后者则用思想控制自己的感情。北方的爱情有更多的理想，南方的爱情中有更多的情感、更多的激情沸腾。
费雷罗写道：“总的说来，一个南方人哪怕只在短暂的时间内离开自己的心上人，就会陷入绝望境地，因为他的爱情不断地要求直接的感官享受，然而一个德国人或英国人可以长期远离爱人……而并不因此感到有所失……他满足于想象所带来的快乐。”
爱情中思想感情是否丰富充实，归根结底取决于个性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个人总的文化修养。一个人的意识只能发挥他所具备的那些价值。爱情是衡量文化修养的尺度。小市民的爱情粗鄙庸俗，联想力贫乏，不超出感官的享受。歌德给自己炽热的爱注入了精神美和强大的智慧。卡赞诺娃在她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谈论“女人的芳香”。普希金则用爱情创造了令人心旷神怡的仙境。
爱情的多种形式还具体地表现在它的产生方式上。这是一个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文学早就感兴趣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的实现直接涉及到一个人总的个性特征，涉及意识的各个方面。屠格涅夫用富有诗意的笔触描写爱情的神出鬼没。他通过罗亭的口说道：“爱情啊！它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它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又如何消失。它时而突如其来，是那么确定无疑，犹如白昼一样令人快乐；它时而又象灰烬下面的炭火在阴燃着，当一切都被烧毁时，它又在心中燃起熊熊火焰；它时而象蛇一样钻进心房，时而又突然逃得无影无踪。”
在距此许久以前，莎士比亚曾在《威尼斯商人》中这样歌颂爱情：
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
还是在脑海？还是在心房？
它怎样发生？它怎样成长？
回答我，回答我。
爱情的火在眼睛里点亮，
凝视是爱情生活的滋养，
它的摇篮便是它的坟堂。
有没有可以测定爱情发生时间的科学方法呢？我们往往无法把它和同情、习惯、友谊、尊敬区别开来。在这方面，科学所面临的是一个心理学难题。我们无法把人的目光装进试管里拿到化验室去化验。目光对化学试剂是没有感应的。
爱情可以感知、可以确认，而且多半是靠直感。它轻轻地拨动人的最微妙的心弦。人怎样才能了解爱情已来到他的心田呢？
爱情的开端通常是伴有许许多多令人奇怪、惊愕的情感、心绪。但是，在这诸多情感、心绪中有一种是主要的。爱情产生的第一个表现是迷醉。它那明净的光辉甚至会照进梦境。
一个人如果没有体验到由于迷醉而产生的战，他就不会堕入情网，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就是这样开始恋爱的。起初，这两个年轻的牧人居住在雷斯博斯岛上不过只是两个朋友。忽然有一天赫洛亚开始用另一种目光看达夫尼斯。她惊奇地突然发现他很美。她感到迷醉。朗戈斯的小说中写道：正是这种迷醉“成为爱情的开端”。
但是，迷醉还只不过是开端。它只是使人身心为之振奋。接着发生的是爱情，而爱情几乎是无法加以严格分类的，因为人对爱情的体验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气质、教养、气候、实现爱情的可能性，等等。
医生们常说，疾病是不存在的，只有病人，疾病作为一种现象，完全因人而异。性学家也可以说（当然只是相对而言）：爱情本身是不存在的，只有恋人。恋爱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燃起希望，有的人满腹愁肠，有的引吭高歌，有的委靡叹息，有的欣喜若狂，有的不思茶饭。不过，大多数坠入情网的人都爱长嘘短叹。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在他的小说《金驴记》中写道：长着山羊脚的潘恩大神看见可怜的普叙赫徘徊在路上寻找小爱神库比德时，说了一句充满睿智的话：“你步履蹒跚，常常踟躇不前，你全身苍白，唉声叹息，更主要的是你哭得两眼红肿，这就是说你害着相思病。”
歌德认为，女人的心情无须加以理论分析，单凭直感就能猜得出来。陷于苦闷的维特给绿带的信中说：“噢，我知道你爱我，从你满含深情投来的第一个目光，从第一次握手，我就知道了……”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人物雅葛丽纳和奥里维由于爱情而感到头昏目眩；他们抱在一起，边哭泣，“边听音乐”。雅葛丽纳“久久地坐在那里……全身蜷缩着，屏住气息，一动也不动，生怕动一动就会把幸福吓跑。”罗曼·罗兰说，爱情是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
爱情有时使人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怡然自得，进入非理性的心理涅槃境界。人简直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如何是好。例如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就是如此。“他们见面时快活，分手后忧伤；他们盼望着，可又不知道盼望什么……”
意识上的这种捉摸不透的、若有所盼的状态，往往是初恋的特点，它具有不同的色彩。罗曼·罗兰笔下的人物雅葛丽纳春情萌发时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她看到爱情“象一个深渊，展现在她脚下”。她被爱情的力量弄得失魂落魄，她问自己：“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爱他？我真是爱他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一点：爱占有了她，充满了她。”
初恋的感情中包含着对美的“感知”。一个人着了迷时，他就是在恋爱。情人眼里看到的是心上人的秀丽、完美、无与伦比的人品和德行。爱情许诺于他的是幸福和欢乐。
那么爱情自然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果真凡是恋爱都必然经过爱情的初萌、幸福的顶点和期待的结尾吗？
许多作者认为，性爱有其发展的自然阶段。如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样，爱情也经由蓬勃发展，繁花似锦而到衰老枯萎。
俄国心理学家谢切诺夫指出，完整的爱情的发展有“三个自然阶段”。最初，男女青年为自己创造一个抽象的理想。这实际上是个人爱情的必要前提，是在幻想王国里忍受折磨。男青年仿佛在梦中看见“公主”的身影在天空闪耀，女青年则日夜盼着自己的情郎。
那个朝思暮想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小伙子突然遇到一个女人，非常符合他完美的理想。谢切诺夫在描述这个幸福青年的情感变化时说：“在我们看来，他是把自己的热情理想同现实中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在这种爱情中，性方面的特征还很微弱，因为和鲜明的、因而是强烈的视觉和听觉感受并存的只是模糊不清的、还显得很隐隐约约的性欲望。”
“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说法，在这里只是姑且用之。谢切诺夫的观点同索洛维约夫以及其他神秘主义者的学说相去甚远。谢切诺夫肯定爱情在这第一个必然阶段也有“性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还十分胆怯，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还深深地“隐蔽着”。
第二个阶段是激情和热恋阶段。谢切诺夫是这样描述爱情的这一必然阶段的逐步发展的：“男人从此开始占有理想的情人。他的激情燃烧得更加旺盛，更加明亮，因为隐约模糊的性的欲望如今被鲜明的、令人忐忑不安的爱情感受所代替，况且女方也显露出前所未见的光彩。”
时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流逝。甚至在男女双方相得益彰的“幸福美满”的情况下，汹涌的、炽烈的激情也会丧失先前的力量。这时爱情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感情变得比较平静了。
谢切诺夫写道：“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这样～个规律：激情的强度只能靠热恋的形象不断变化来维持。一年，两年，生活彼此雷同，双方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早已悉数以尽，强烈的激情也随之消失。但爱情并没有毁灭。由于以女方的表象及其某些属性或全部属性为心理内容的反射频繁重复，女方的形象可以说同男方内心的全部活动结合在一起，因而她实际上已成了他本人的另半部。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爱情，即友谊。”
谢切诺夫断言，一个人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历了“完整爱情的所有自然阶段”，“他就很难再次热恋”。如果产生新的“情欲”，就说明以前的“情欲”没有得到满足。
但是，也有这样的事例：爱情变成冷漠，有时还会变成仇恨。这是情侣双方的意识发生了深刻的情感变化。
的确，为什么爱情有时会凋谢？为什么爱情之火会突然熄灭？为什么节日般的欢乐会变成平淡无味的生活？是哪个恶魔用他那件黑色斗篷遮住了人的眼睛并悄然无声地熄灭了幸福的星光呢？难道爱情果真是转瞬即逝，好景不长吗？这是许多人都关心的重大心理学问题之一。
阿申·兹拉塔罗夫写道，爱情是如此娇嫩，有时温存也会使它受到伤害。寂寞逐渐腐蚀着爱情的发光组织。这时就会产生淡漠，接踵而来的是失望。爱情的金色透明的光焰会象童话里讲的那样，迅快地暗淡下来。美好的兴奋心情将不知不觉地被烦恼的沉重阴云所取代。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毁灭一切的寂寞呢？唯一的抗毒剂就是善于象初次相见那样去观察一切，重新发现已知，摆脱陈规旧套的禁锢。爱情的实质在于不断重新发现理想，永远感到情感的“饥渴”，在接触到美时感到无限的令人陶醉的快乐。
要想始终保持“相爱如初”，首先爱情的对象必须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善于做到永不枯竭，只有这样对它的不断感知才能令人感到兴奋而又神秘；其次，钟情者必须具备善于观察的能力、丰富的想象力、细腻的心灵。没有这些品质水乳交融般的结合，即使最热烈的爱情也注定要毁灭。
爱情既要求所爱的人品质恒久不变，同时又要求这种品质具有可塑性、不断翻新。它崇敬传统、习俗，但又渴望理想的美，渴望生活的完美，渴望双方关系文明化。
永不衰败的爱情，其秘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性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由于环境的丰富多彩，由于思想和感情的日臻完美，由于意识的不断更新。停滞会毁掉幸福，把清澈透明的活水变成死水一潭，把欢乐和迷恋变成烦恼。生活的单调乏味会虐杀爱情的蓬勃生机，破坏憧憬的金色图案。
但是，还有另一些情况，也会最终使最温存的情感归于毁灭。例如，爱情可能毁灭于庸俗无聊、赤裸裸的兽性、情欲的狂放、本能的放纵、人性的缺乏、道德冲突、生活的贫乏。
缺少深刻的情感内容、缺少一般精神内容，会使爱情贬值。爱情会逐渐流于半人半兽的交偶。法国作家都德在《小弟弗罗蒙与长兄黎斯雷》这部小说中就描述了这种荒唐而虚伪的假爱情。都德在书中写道：“黎斯雷用一种荒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情：他象玩布娃娃似地戏弄妻子，一会儿拧拧她的脸蛋或是下巴，一会儿‘汪、汪’叫着在她身边兜圈子，要不就是象一只忠实而温驯的看家狗一样瞪着两只乞怜的大眼睛望着她。她对这种愚蠢的爱情方式感到羞耻，因为这种爱情把她变成了一个陶瓷玩艺儿。”
只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才能防止亲昵情感退化。否则爱情将被禽兽的生物本能所取代。
理智战胜疯狂
每一桩真正的爱情中都独特地交织着不同的心理因素——从低级范畴到高级范畴。理智和疯狂、思想和感情是按照美的规律和社会生活的准则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密切地相互联系着，构成完整的感受，形成心理的和谐平衡。
在今天，感情对隐私生活的智能成份起着什么作用的问题，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情感的共鸣是爱情必不可少的。没有共鸣也就不会有亲切的感受，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荷兰画家凡·高写道：“我是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欲的人。我要和女人在一起，没有爱情我就无法生活，我要有个女人，否则我将冻僵，变成石头。”他接下去又说：“我认为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一种罪孽的和不道德的状态。”
理智必然要给激情让路。但是，如果说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会变成铁石，那么失去理智控制的炽烈感情就会烧毁心灵。无怪乎莎士比亚在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中警诫世人说：“情欲犹如炭火，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指出，斯丹达尔是遵循古老的波斯美德的：“对于狂喜的心儿在它陶醉时所倾诉的一切，总要用清晰的头脑去思考一番；他是自己情欲的最忠心的奴仆，但是由于他有理智，因而又是自己情欲的君主。要了解自己的心，赋予自己隐秘的情欲以新鲜的诱惑，用理性来测量它的深度。”
当然，在爱情关系中，学究式地拘泥于其理智方面只能使想象和思想过份地、病态地集中于情感对象本身的秘密。学究式的迂腐往往会损伤爱情印象的瑰丽。
情感放纵无度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是，过份冷静的思考，缺乏感情冲动，也必然使人的心理变态。社会一心理生活的这两种极端都会对爱情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柏拉图在对话《斐多篇》中说，心灵象一驾马车，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取者和两匹马。一匹是听话的好马，一匹是不驯的劣马，驭者是理智，好马是意志冲动，劣马是情欲。好马“能自制、知廉耻”，是“正确见解的朋友”，“他无须用鞭子驱赶”，“只用感激和言语”就行。那匹劣马寡廉鲜耻，而且又“耳聋”，因此“靠鞭打才能勉强驯服。”这匹马朝着肉欲的宴席疾驰。人强烈地希望亲吻、拥抱别人的身体，沉醉于享乐之中。可是驭着和那匹好马“难为情地反抗着”，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纯洁的、高尚的、合乎理性的爱情。
柏拉图这番议论显然同《奥义书》中的训诫近似，“须知，自我即阿特曼，象一个君主乘坐着叫作躯体的马车，布迪即理性是驭者，悟性是笼头，情感是马匹，而目标是道路。当自我、情感和理性齐心协力时，它们的所有者便被称为贤者。”
拉达克里希南在他所著《印度哲学》一书中评论上述这段宗教一哲学文字时，着重指出人类理性的决定性作用。这也直接涉及到爱情关系。他说：“理性的存在告诉我们有着某种高于一般自然的东西，要求把我们的自然存在转变为人的存在，有思想、有目标的存在。”
弗洛伊德虽然是根据不同的理由，但他也把情感比作马，把理智比作骑手。然而他不承认意识、人的思想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社会生活（以及爱情）的发展道路取决于那匹马本身，即取决于无意识的情感，本能。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观点应当受到严肃的、原则性的批判，因为理智并不是美国作家梅恩·里德小说《无头骑士》的主人公，听凭那匹烈马把他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
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人的爱情表现机制具有综合性质，它包含着文化修养和本能，意识和潜意识，思想和感情。在这个复杂的综合体中，理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不是脱离必然的范围而随意地选择路线和方向，而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人这一系统中的制高点上。文化史的“最高宗旨”是通过它的职能而得到具体实现的。它内在地具有这样一种高尚的能力：窥探生活的秘密，照亮人性的非理性深渊，及时地发出危险警告，纯洁情感，使它变得更深沉、更富于目的性、更富于理性。
人是世界上最高级的生物，有着极其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其中也包括亲密关系范畴。费尔巴哈认为，人性有三个“显著标志”：“理智、意志和心灵”。这就是那个通过抽象方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人的这几种力量使他成为“统一体”，因此应当把它们看作“给人活力的、起决定作用的、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理智不可能没有感情，也就是说不可能没有爱情，而爱情也不可能没有理智，换句话说，爱情不可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