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一个范围很广、含义极多的概念。人们爱自己的事业，爱自己的同志，爱自己的朋友。他们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有实际的、见诸行动的爱。也有抽象的、并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爱——对人类、对自然界等等一般的爱。保加利亚哲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的这本书里谈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浪漫派的小说家和诗人、作曲家和画家把爱情捧到支配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万能力量的高度。事情自然并非如此。然而爱情可能排挤掉其他一切事情而成为，并且是长时间地成为人生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怀着毫不衰退的兴趣探索爱情的本质，试图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
现有的文献是怎样回答这种探索的呢？除了关于爱情的生理学（或者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性学）的书籍之外，在图书馆里只能找到极其有限的几本书。这就是司丹达尔优秀的专著《论爱情》，不过这是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环境的著作。还有切尔特科夫一本同名的小册子，副题是《哲学家同作家的谈话》，出版于1964年。最后，是七十年代出版的留里科夫的几部著作，他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概括。
这一点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不错，在由于评价这个细腻微妙的问题时超越了分寸，损害了情趣而受到应有的批判的切尔特科夫的那本书里，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爱情的某些新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第一次把爱情放到哲学的范围内加以探讨。不过这只能说是轻笔勾勒的似有若无的轮廓。
自然，还有浩瀚无边的艺术和文学的海洋。戏剧、电影、音乐、绘画、雕塑都提出过对爱情的不同一般的见解，直接培育过爱情的文明。文学对爱情做过生动、丰富的多方面描写，提出了许许多多睿智的思索、深刻的议论和精辟的箴言，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可以编成厚厚的几本书。
这真使人目不暇接，不过那都是选段的形式，零散而缺乏系统。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需要严格的系统性呢？这种系统性又是否可能呢？要知道，爱情是一种无拘无束，而又个性极强的情感！爱情能够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吗？
不可知论宣称爱情是人类关系中最神秘的一个领域，说爱情容不得直射的光线，是靠莫名其妙的东西维持着的。说爱情很神秘，这话固然不错。但是，马克思指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神秘关系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得到坚决、坦率、毫不含糊而鲜明的表现。世界上不存在从原则上说是不能被认识的事物，爱情这种现象当然也不例外。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知识才能认识这种感情的实质，有哪些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生理学（包括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心理学、具体社会学等等学科只能探讨爱情的物质基础及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是这些具体的学科（更不用说新出现的性学）不能认识爱情的本质。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爱情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完整的，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个别学科只是“抓住”爱情的生理学和社会作用中反复出现的常见现象，把爱情分解成各个部分而不顾爱情的个性，认为用科学的手段是无法认识爱情的。而要设想一门关于爱情的专门学科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好在学科和认识并不是一回事。每日每时的思索是一个辽阔无垠的、活生生的领域，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爱情、对关于爱情的议论做出了自己的一分贡献，而其中最崇高、最鲜明、最精辟的部分都在社会经验的无穷宝库中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阶级和阶层、一切职业和年龄的人，只要是体验过爱情的，他们日常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就构成艺术，特别是文学的最重要的源泉，而艺术和文学就把对爱情的认识加以系统的整理。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性。它并不是表现在箴言、思索和警句本身之中，而是表现在最广义的艺术形象性之中。个别和典型的形象统一是准确地概括了爱情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爱情的悲剧和喜剧、它的升华和凋萎，直到爱情最细腻的些微差别，而更主要的是概括了爱情的意义及其社会作用。
同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比较起来，爱情在艺术中占有统治地位。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认为爱情是对人的试金石。然而，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根据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总的文明程度，马克思还在托尔斯泰之前就指出了这一点。爱情的艺术描绘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同时，借助于它的反射，爱情自身的实质也清晰地显示出来。
乍看起来，艺术就足以使人认识爱情了。然而，形象的系统性恰好在接近于认识爱情的深刻本质的地方停步不前。艺术的概括是具体的，因而是初步的。艺术的概括保存了同爱情的具体的统一，但是不能揭示爱情的社会必然性，也就是说，不能揭示支配爱情的那些规律。爱情的规律，尤其是在有社会对抗的时代，在艺术上被看成是笼罩着爱情的无法抗拒的命运。而如果不能确定事物的规律，认识事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总之，具体学科、日常思维和艺术在认识爱情方面都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思维划出了一个圈子，从这个圈子里似乎看不到通向爱情实质的出路，于是不可知论仿佛可以宣布胜利了。
然而，这个圈子并没有被封死，因为还有科学的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物质和意识两者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和世界被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现时达到白热化程度的世界观斗争的中心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可能也必须在认识和历史的意义上得出最终的唯物主义的解决。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思维对世界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建立，采取哪些形式，以哪些最一般的规律和原则为基础。由于物质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社会实践和认识在不断进步，由于哲学的规律和范畴不断地充实新内容，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处于无穷尽的状态。思维并不仅仅是个别个体的抽象智力认识。它是概念的和形象的东西、感情、情绪、体验，意志活动的总汇，它具体地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之中。在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哲学方面并不排除作为普遍的积极感情和关系的爱情和爱情关系，而是以这种感情和关系为前提，
科学的哲学能够，也应当把对爱情的概括再加以概括，既把日常生活的经验，也把具体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艺术想象力的发挥和小说文学的箴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是科学的哲学在今天负有找出爱情的规律性的使命。这方面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爱情和爱情关系的社会本质是什么，什么东西产生爱情，什么东西破坏爱情，什么东西决定爱情的充分发展或是奴隶式的屈辱，决定爱情的勃发和凋零，爱情、婚姻和家庭之间是怎样联系着的等等。这方面既需要具体学科做出新的努力，也需要哲学知识的整个系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伦理学、美学、科学的无神论做出新的努力。
瓦西列夫的首创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本书首先就是一本独具一格的文选，它汇集了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爱情的见解，而且加以恰当的评论。书中分析了各种种类和形式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包括从荷马直到现代的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和保加利亚文学。瓦西列夫的这本书介绍了世界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单是这项费力的工作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这位保加利亚哲学家勾划了爱情问题的广阔范围：爱情社会表现的多样性、各种矛盾的和谐、情感和认识的相互关系、爱情的美感问题、理想和标准，幸福和悲剧等等。）他甚至注意到美容术的运用，这表明他力求全面地把握研究的对象。
如果在这里把本书的内容复述一遍，这对读者说来不啻是一种剥夺行为。所以，我们只是简略地介绍一下瓦西列夫提出的各种问题，而详细谈谈他没有涉及的问题：对书中汇集的许多材料没有做出应有的分析。
爱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司丹达尔把爱情叫做文明的奇迹。爱情是同作为个性的人的形成过程紧密联系着的。但是，爱情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得以取代原始人对异性个体或群体的动物依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文明时代的开始是同第一次的阶级压迫，同女性受到男性奴役相吻合的。奴隶制和爱情！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但却反常地结为一体，而且不仅在奴隶制时代，也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结为一体。在这种条件下，爱情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逃避监督。不过，其成效微乎其微。在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或是巴尔扎克的《姐妹的奢华与穷困》中，青年人完美的扣人心弦的爱情都由于受到资产阶级舆论的谴责而变成了极大的悲剧。由于永远失去了所爱的人，维特和漂亮的艾丝特宁愿死去而不愿生活在空虚之中。但是，在他们做出的决定的背后是不决定于他们的、无法推翻的判决，他们的结局实际是被迫的。
从哲学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爱情的秘密不是产生于某种崇高的、天上的东西，而有其平凡的、尘世的根源。爱情被迫变成一种秘密的爱情，结果使爱情不能认识它自身，而给爱情的本质披上一层神秘的罩衣。
在对爱情的研究中也象其他研究工作中一样，视本的原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瓦西列夫遵循的是这条正确的途径，他依据的主要是观察和直观的结论。但是他没有提出那个最最困难的命题，在爱情的研究中，什么是抽象的，什么是具体的。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假设：作为科学哲学研究出发点的抽象就是在现实主义的艺术角度看来具有生动的、具体的规定性的东西，也就是相爱两方的个人感情。
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
在发展了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出现之前，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长期探索。比如说，浪漫派的艺术家把爱情理想化了，把它描绘成一种抽象的、几乎是充斥着整个宇宙的感情。对进步的浪漫主义者（雪莱、拜伦、雨果）来说，这是一种把人的无私的本质同贪财好利的世界对立起来的方法。但是，这也有它的消极面。米·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结尾部分用十分沉痛的笔调告诉读者，非尘世的“永恒”爱情，其最高的幸福就是两具木乃伊似的死寂的安宁。社会的真空的确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不过是浪漫主义想象力的逻辑一艺术虚构，所以进步的浪漫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超越了这种虚构的范围，进而探讨爱情的社会意义问题。
现实主义文学摒弃了抽象、空洞的爱情观念，而用处在爱情之中的有血有肉的形象来体现爱情。现实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往往从爱情奇特的内在表现进而描写爱情存在的社会环境，描写爱情在社会舞台上进行的拚死搏斗。正确地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探索的实质。然而，必需提防对恩格斯的这个经典公式的不确切而又广为流传的理解。据列宁的观察，艺术性的“关键”始终在于个别性。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想一想她第一次在舞会上出现时，她对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爱情和迷恋着冷酷无情的安纳托尔·库拉金的娜塔莎。对于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来说，这两者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卡利京娜在小说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形象。他们真挚的、不顾一切的爱情不单是碰到了外部环境（拉夫列茨基是有妇之夫）的障碍，而且遇到了他们无力克服的、内在的道德障碍。屠格涅夫把丽莎送进了修道院，他借此表明，个人的社会存在在他本人心里造成了最严厉的精神监督。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要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就要从认识恋人“纯粹”孤立的个人世界转而认识他们的社会一个人世界。
哲学和艺术不同，对哲学来说，爱情的生动的个别性，哪怕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个别性，是具体化了的抽象。这是由哲学研究的具体目的所决定的。哲学依据的是以其发达的根系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之中的爱情的大量表现形式及其赖以生存的条件，依据的是文学和艺术中反映的，千百年来爱情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及其悲惨教训，哲学据此由研究爱情的个人意义，由研究它的特殊性和典型性进而研究爱情的一般社会意义及作用，认识爱情的社会矛盾。对哲学来说，爱情的具体性应该具有普遍的，得到全面解释的社会感情和社会关系的形式。
我们从爱情的最抽象（哲学意义上的最抽象）的表现谈起。
没有性欲就不可能有爱情。但这是不是说，爱情可以归结为一种生理因素呢？从二十年代的“杯水主义”起直到今天，不少人持这种观点，认为满足仿佛是爱情全部内容的性本能就象饮水止渴一样。而精神上的共同性、一致的爱好等等不过是掩盖主要目的的手段而已。把爱情归结为动物本性的这种庸俗见解是很顽固而又流传很广的，其依据就是存在两种性别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缺乏高级阶段意识的动物并没有爱情。爱情不能仅仅归结为肉体的快乐，生活也往往毫不留情地驳斥那些认为爱情只有单纯生理本质的看法。
还有把爱情归结为生理问题的种种比较完备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前提是肉体和精神的二元性，或者说是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两者各有自己的要求，而且是无法协调的要求。由此产生了声名狼藉的性问题。弗洛伊德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使人的精神服从性欲，按他的说法，性欲是人的其他能力的本原。弗洛伊德主义的强大而长期的影响表现在西方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也表现在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法学的各种流派之中，更不用说性学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潮之所以夸大动物本性在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爱情中的作用，而且把这种作用绝对化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人的特性和品质完全来自遗传，那么阶级的划分，还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就被自然界本身证明是正确的了。为生产人类新的世代所必需的性行为（在种族不混杂和保持阶级之间的隔绝的条件下）就成了私有制关系稳定的象征和保证。
瓦西列夫是坚定地反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但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生物一社会的”本质必然影响到他解决肉体和精神的相互联系问题，使他夸大性欲在爱情中的作用。
“生物一社会的”观点现在吸引了许多按马克思主义思维的研究者。这种观点首先就是对庸俗粗浅地解释人的社会本质的一种反应，那种解释把人的社会本质归结为一些贫乏的抽象，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无论在劳动中，还是在政治、科学和艺术中，活动着的是具有肌肉系统和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以及能思维的大脑的活生生的人。不过，驳斥这些荒唐见解是一回事，哲学和社会学中利用弗洛伊德主义的所谓合理成分的暗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既然承认生物的本质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取消”了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以及其他的本质，他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人依靠劳动而形成的社会本质“取消”了人的生物本质。“生物一社会”的问题不是精神和肉体的二元性问题，不是笛卡儿和康德的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性的生物性问题。这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科学实质。
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得具体一些，我们还是回到对一个有思维的、活生生的人产生的爱情上来。马克思指出，由于男子和妇女的共同劳动和斗争，连性本能也人化了。问题的实质自然不在于引证权威的意见。问题的实质在于爱情中肉体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人类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爱情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然赋于人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分解了爱情的完整性。这样一来，问题就保留了二律背反的形式，也就无法解决。与此相反，如果把爱情作为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来研究，研究它的和谐和矛盾，那就可以使科学的思想日益接近真理。
瓦西列夫的书中援引了艺术家和思想家关于爱情怎样产生的许多观察和议论，推翻了生物一社会的观点。激情、生理的欲望并不是爱情。爱情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状态，只有这种精神状态才使人有肉体上接近的权利。爱情的火焰可能燃烧得很缓慢，一点一点地燃烧起来，就象卡斯伍德夫人对忠于她的家庭教师的柔情（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但是，一见倾心的爱情能够揭示爱情的深刻本质（我们是这样看的），这种爱情的勃发特别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确，为什么素昧平生的一男一女彼此会突然产生如此炽烈的感情？钦佩赞美的目光第一次相遇就仿佛把罗米欧和朱丽叶联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还在塔基扬娜认识奥涅金的精神品质之前，奥涅金就已经成了她理想的情人。这些文学主人公的爱情最后是一场悲剧。可是，如果没有外部的障碍，一见倾心的爱情也可能是幸福而长久的，就象神话人物菲利门和波息司的忠贞不渝的感情那样。
这些情况该如何解释呢？通常提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这种感情同在此以前暗自怀抱的理想是否真的一致；被爱情迷住了眼睛，因而往往把情人的缺点也看成是他特有的诱人之处。人们于是得出结论，似乎爱情的产生和发展是违背理智和逻辑的，似乎爱情从原则上说是非理性的。
但是这样说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心灵的乖张任性。对情人的直觉评价有时是惊人的透彻和准确，它使心灵和理智都预感到幸福，这种透彻和准确并不违背理智。直觉就是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对于人们究竟为什么彼此相爱的问题，不应当简单地斥之为不适当、不含蓄的问题。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种种答案都是极其含混不清的。把爱情说成是对彼此的精神品质和体格品质的倾慕，或者说人们相爱是因为在彼此身上发现了人性的崇高表现，这些说法或者只是泛泛的议论，或者是显而易见的假话。世界文学描写、研究了爱情的几千种表现形式，却只能确定爱情的唯一共同特点——严格的选择性。但是，从哲学观点加以整理的前景还是存在的。当一方的品质可以补充、中和或者改正另一方的品质时，双方即使志趣不同，相异甚至截然相反，也可能产生爱情。然而，人们也因为性格、兴趣等等相似、相同而相爱，这就使双方在严峻的生活环境里能更加坚定。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它大致描绘了深刻的矛盾的轮廓，同时又指明了爱情的某种规律，这种规律还有待于从其无数的表现中加以揭示。
我们接近了爱情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文学和艺术告诉我们，爱情容不得任何强制、任何外部的从属性和专横。强制成婚或者购买婚姻是完全可能的。但爱情是买不到的。马克思说，爱情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事物，这个说法已经被人类许多世纪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爱情可以找到摆脱奴隶状态的上千条途径，爱情是自由的特殊领域，这正是它的深刻本质的标志之一。爱情的自由和必然存在于爱情本身之中。因为除了物质方面的考虑之外，构成爱情最崇高的精神美德的不是清醒的选择，而是产生于理性了解之上的真挚感情。
爱情的自由自然而然地表现为爱情丰富多彩的形式，这一点在瓦西列夫的书中谈得很多，也很有意思。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即使倾心、怜悯、仰慕、甚至是虚荣这些使爱情带上各种个人色彩的成分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也是爱情选择性的一些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不会犯错误和被迷住眼睛的。可能导致错误的恰好是对对方的精神及其他品质的理智的评价，还应该指出，如果说激情、肉体的欲望本身并不排除理智，那么真正的爱情是摒弃理智的。直接的、本能的感觉首先注意到的是情人潜在的精神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可能永远得不到体现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些极端的例子。“堕落”而又迷人的曼依·莱斯戈的乖戾任性和喜怒无常对于热恋着她的格里欧骑士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但是他感到被这一切掩盖着的是她无可比拟的精神上的完美，是她对真正的爱情、对母性的憧憬，因此不顾一切地始终忠实于她（普雷沃《曼侬·莱斯戈》）。一些美貌而有道德的妇女对遭人非议的唐璜的热恋初看起来是无法解释的。实际上这种爱情与其说是由他“勾人魂魄”的漂亮外貌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他本性的开朗和坚定而唤起的，他无论是在习俗和舆论面前，还是在法律和宗教的绝对统治面前，在灵魂将万劫不复的威胁面前，都从来没有低头屈服……曼侬·莱斯戈和唐璜是在寻求幸福，而且看来也会给别人以幸福。但是他们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他们徒劳无功地追求被分割成一些片段分散在不同的男子和妇女身上的肉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完美无缺，因此他们自己也是不幸的。人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畸形的，而爱情被扭曲成玩弄诡计、作践别人的命运，对此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社会环境——欧洲封建主义腐朽没落时代的环境。
我们还见到爱情的另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人的无限可能性及其在生活中实现的局限性之间的对立。这使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回到爱情的稳定性、唯一性和“永恒性”的问题上来。
在爱情上升到顶点时，它总感到自己是永恒的。这听起来很离奇，但事情只能是这样。难道在倾心相爱的时候，在一个人抛却了私心，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会想到这种幸福有朝一日会完结吗？但是，迟早会有清醒的一天，那时往往是双方都感到失望。杰克·伦敦对这种场合的心理状态作了全面的揭示。那么，又该怎样解释爱情（虽然性的感情已经自然冷却）持续到老年，持续到死，直可说是持续到永久这种情形呢？难道这仅仅是由于选择得合适吗？
谢切诺夫成功的心理推测使我们能够弄清楚菲利门和波息司的情形：爱情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双方必然发生变化的状态，而正是“亲爱的形象的变化”本身防止了厌烦。如果双方的变化是相互适应的（在情趣上、目的上、事业的共同性上或者任务虽然不同，但却可以互相补充），那么爱情作为个人身上的人性不断完善的总和，是能够保持并获得胜利的。
这种情形极为罕见并不是由于爱情内在的“必亡”，而是由于一些社会性的原因。从原则上说，一个人的潜能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无穷无尽的，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完全专业化了的活动，这种无限性转到了反面，成了片面性和局限性。
爱情的熄灭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的问题。它几乎从来就不会同时发生在相爱的双方身上。一方想“摆脱”爱情，另一方则保留着依恋之情而生出忌妒之心，这样就产生了爱情的痛苦，就是恩格斯称之为最高尚、最崇高、最因人而异的那种痛苦。“爱情破裂”的悲剧虽然在心理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却具有不同的形式，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上，爱情破裂的典型情况是因为物质利益或者与物质利益有关的其他利害关系。瓦西列夫从世界文学中举出了许多例证，表明在这种场合受害的一方首先是妇女。不过，妇女也可能抛弃社会地位比她低的情人（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由于这种决裂并不是爱情的消失所引起的，所以尽管有种种借口，其真实原因却是背叛了爱情。这种背叛造成许多恶果（从爱情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即仇恨，直到自杀和杀人），引起对人性的信任危机，而这种危机又并不总是能象托尔斯泰的《复活》中那样，以恢复信任而结束。
社会主义给爱情带来了新的希望。社会主义排除了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强制，为相爱双方的平等，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明确性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在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中经济平等还是不完全的，而在社会主义原则遭到歪曲的时候，这种不完全又可能达到极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自私的选择，也会有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毫无道理的破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典型的则是兴趣不合、失去了精神的一致性，这些我们稍后再专门讨论。
从哲学的观点说，把生活和艺术中爱情熄灭的种种事实加以系统整理，把爱情的冲突和决裂中陈腐的因素和新的因素截然分开是研究爱情和义务之间某种程度的二律背反的必要前提。这对爱情关系的道德方面进行伦理分析具有特殊意义。
具有抽象一个人形式的爱情和义务的二律背反典型地表现在如何划分（通常是不等的划分）相爱双方对没有实现的感情，对丧失了的可能性应负的责任问题。上。而具体一历史形式的爱情和义务的二律背反则首先表现在爱情作为用法律肯定婚姻关系的家庭的推动力的社会作用中。实际上，这不是二律背反，而是一种明确而公开地表现出来的、被认识了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以不同的方式在对抗性社会形态中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起作用。
从奴隶制社会中对偶家庭成为制度以来，这种家庭就一直在制造或者是私有财产的继承人，或者是使私有财产增值的劳动力。而私有制范围内的婚姻，即使是自由选择对象的婚姻，也始终是强制夫妇在家庭中同居的法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肉体的幸福和精神的幸福很难达到和谐。压制一方（特别是妇女）的爱好、兴趣和习惯的自由发展，整个生活程序日复一日的强制和种种繁琐的细则——这就是资产阶级私有者家庭生活的准则（狄更斯的《董贝父子》，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家史》等）。这就造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最忠实的爱情也会窒息而死。情夫或情妇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正常的”补充，但自私的动机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莫泊桑的《俊友》）。私有制也使劳动者的家庭关系变了形。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格里戈里·梅列霍夫那一声愤怒而又毫不掩饰的叫喊：“给你找了个女人，你就和她厮守一辈子吧！”正是这样，别人给找的，而且是强加的。可是娜塔利娅却是一个忠实的、懂得爱情的妻子。然而虚伪从一开始就在夫妻关系中扎下了根：婚姻是不自由的，是出于某种盘算，因此就把另一方作为自己的家私、财产来“占有”。于是格里戈里的一生都受到阿克西尼娅、她的形象、她的榜样的约束（无论是在她身边还是离得很远），直到在昏黑的阳光下被葬进坟墓。
完全以法律准则，而不是以道德准则为依据的强制性义务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排斥而且抹煞了爱情。
家庭应该成为对儿童进行身体和道德培养的健康细胞，成为夫妻双方用劳动道德、诚实、爱情、对祖国忠诚、国际主义进行自我教育的健康细胞，这对社会主义是休戚相关的。这方面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家庭关系中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但是新事物诞生的过程也是历尽艰难的。列宁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一封信里指出，首先就应该使爱情摆脱物质方面的操心。是首先！由于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婚姻的选择就往往不能摆脱同爱情无关的其他一些考虑：未来的丈夫在经济上宽裕这一点本身对某些人就很有吸引力。但是，典型的是随着世代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这种结合，而认为爱情的幸福是不能被取代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爱情在家庭关系中占据首位。但是物质因素的作用仍旧存在，而且不仅表现为卑鄙的自私形式。孩子的利益（这是主要的）要求保全家庭，甚至不惜牺牲夫妻个人的爱好和感情。容忍、“磨掉”相互关系中的稜角就可能用相互的依恋、尊重和困难时刻的互相帮助来代替爱情。但是，如果矛盾达到了对抗的程度，家庭中已经不可能恢复和睦，那么，孩子和夫妻本身的利益就要求解除婚姻关系。这时物质的和法律的理由就转化为道德的理由，以道德的形式出现。在这方面妇女比男子具有更坚定的道德感情。斯丹达尔指出，一个同自己的爱情搏斗的妇女所表现的坚定性，是世间最灿烂的事物。心灵同理智的分歧、爱情同义务的分歧是受历史制约的、实际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每次都因人而异，但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矛盾总的说来也并没有“消除”。如果真正的爱情起了破坏家庭的作用，成了别人不幸的根源，那么，对这种爱情来说，不可能有其他出路，而只能牺牲自己，服从道德的义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尖锐地提出了放弃爱情和保留爱情的道德动机互相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取代爱情的问题。这在瓦西列夫的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苏联文学从革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起到七十年代尤里·特里丰诺夫的中篇小说止，揭示了由于“爱情破裂”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冲突。我们来看看这些冲突的最“纯粹”的形式，因为它们并不涉及孩子和其他需要经常获得物质援助的家庭成员。当一方的爱情确实已经熄灭了的时候，另一方的道德义务就是不再拖住他。事情也往往就是这样，不过这是理想的情况。即使爱情的破裂是由于被抛弃一方的过失，他由于因循守旧、对精神价值冷漠无情而受到公正的处罚，离去一方的感激之情和对相爱岁月的回忆也会产生精神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以及良心的折磨。这些东西有时会无法遏制地妨碍个人幸福。而这也还不是最复杂的情形。
我们再看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长篇小说《活动地点》(1980)和《永恒的城市》(1981)。从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和性格的错综的心理活动中，可以把主人公的爱情关系这条线索分离出来。
《活动地点》中的玛莎·戈尔舍宁娜和普什卡列夫都是超群出众的人物。她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女演员，而他是西伯利亚一处大工程的经理。玛莎温柔而富有同情心，忠实于爱情，对流言蜚语处之泰然；普什卡列夫勇敢、聪明、声势逼人，但不是为了抖威风，而是为了工作。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精神上也如水乳交融。但是，他们还是经历了破裂的悲剧；玛莎回到丈夫身边去了。
玛莎向自己和普什卡列夫提出的许多（而且不是轻率的）破裂理由（有才干的人们很难彼此相处得亲密无间）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她对丈夫的怜悯，看来她丈夫离开了她简直就不会生活。不过，用什么样的天平才能衡量出被她抛弃的普什卡列夫遭到的打击呢？……大家都知道良心的准则；现实的事物必须同应有的状态一致。而要在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确定应有的状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部小说主人公的爱情没有如愿以偿，不过这场悲剧却得到了良心的补偿：使自己的感情服从于他人的感情和幸福（如果还可能有幸福的话）的人是高尚的。这是使人难以忘怀的爱情所建立的功绩。
在《永恒的城市》中，很有才干的建筑师扎维亚洛夫被妻子抛弃了。她投向了他的敌手，一个精神上十分渺小、毫无原则、但却官运亨通的野心家。出人意料的是，扎维亚洛夫创作上的成功及物质生活的优越并没有使妻子回到他身边。为什么呢？扎维亚洛夫在怀念心爱的妻子而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时，认识到了自己有负于妻子的地方。因为正是他，热衷于设计未来城市的宏伟方案而疏忽了同妻子的精神交流，而失去精神交流，爱情就凋萎了；正是他沉醉于自己高尚的创作，而听任妻子无所事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扎维亚洛夫如果为了挣一点外快，为了满足妻子无穷无尽的奢欲而埋葬了自己的天赋，那他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普罗哈诺夫的这两部小说从多方面描绘了我们的同时代男女充满尖锐矛盾的精神世界，回答了我们的生活提出的新问题。从社会主义出现的时候起，道德和义务在爱情中无疑占有首要地位。无论是玛莎·戈尔舍宁娜，还是普什卡列夫和扎维亚洛夫，都因为自己尽到了生活的主要义务，享受了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劳动的幸福而感到轻松，感到问心无愧。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爱情的主要替身，也就是劳动、创造，卓有成效的活动。
社会主义消除了那种认为爱情的高尚道德产生于宗教信仰，只有教会才是道德的真正捍卫者的神话，无论是基督教会，还是其他教会，都不会抛弃反映在把爱情斥为原罪的神话中的那种对人类道德的贬谪，不会抛弃那种视妇女为“罪恶渊薮”的不道德观念，不会抛弃使爱情和家庭关系服从男性私有者的专横的主张。任何一种宗教“改革”运动，更不用说某个教派的“改革”运动，在这方面不会做任何原则性的改变。
对爱情的合乎科学的哲学评价只有一个：真正的爱情本身总是一种善。社会主义推崇爱情，而资本主义的本性却是与爱情为敌的。
拿破仑和叔本华的名言典型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否定爱情的两个极端。拿破仑认为爱情是一股魔鬼的力量，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科学方面都妨碍作为征服者的男子的意志品质的发展。所以爱情是有害的，必需把爱情局限在生理范围之内。叔本华则认为人的最高潜力是属于艺术和哲学的，在他看来，生理恰恰是最令人讨厌的。爱情是每个人和全人类的敌人，因为它迫使人们象傀儡一样去生产类似自己的人……乍看起来，这两种意见似乎是不能并存的。但是，这位军事统帅粗鄙的唯物主义和这位哲学家悲观的唯心主义不过是认为爱情不配称为人的感情这种看法的正反两面。
现代资产阶级的西方对爱情的否定更进了一步，提出了爱情不可能存在的理论根据和消灭爱情的实际形式。
我们以萨特的“几种爱情方案”为例。第一个方案是“暴虐狂方案”，它的前提是“我”征服“对方”，使对方丧失自由。第二个方案是“受虐狂方案”，它表现了相反的意向，用放弃“我”的办法来取悦于“对方”。但是，由于萨特认为自由是不能剥夺的（人“注定要拥有自由”），因此这两个方案都是站不住脚的……存在主义根据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这个前提，宣称爱情是不可能有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在社会不平等的条件下，正是爱情作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导致了爱情自身在实际上完全被消灭了。
把资产阶级社会中失掉信心的年青人和不太年青的人卷入旋涡的现代“性革命”，也就是退回到群婚时代，不过是试图在埋葬爱情的时候为它唱一曲挽歌而已。但是，埋葬爱情就意味着埋葬人类。西欧和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了许多崇高的、真挚的男女之爱的形象，他们不顾一切地、虽然只是短时间地为摧毁设置在爱情之路上的陷阱和障碍而挣扎（弗里什、海塞、马奎斯、怀尔德等人）。
社会主义并不是费尔巴哈式或者托尔斯泰式的博爱的天国，也不把男女之爱奉为至尊，推崇膜拜。能不能把那种狭隘的、满足于自身的爱情看做是真正的爱情呢？这只是爱情刚产生时的一个短暂而必要的时刻。如果爱情排挤了最高的利益，它就可能变成一种丧失了爱情的尊严的轻佻的感情。
妇女比男子更多地遭受爱情不自由的痛苦。在对抗性的社会中，按赫尔岑的说法，妇女实际上是被驱赶进爱情中去的。但是，仅仅指出这个事实还不够。马克思说过，把妇女看成是猎获物，是供社会淫乐的仆役，这表明人类自身处于不断的退化之中。所以，必需强调指出：过去谈论得很多，而且在瓦西列夫的这本书里也谈得相当多的妇女解放问题，其解决办法不能只限于规定男女在家庭、劳动、政治、科学、艺术及所有其它活动中享有法律的和实际的平等权利。从最高的含义上说，这是所有的人，也包括男子在内的社会解放问题，是在人身上培养人性的问题。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新闻经常指出那些亟待解决的尖锐冲突。因为即使是实际上的平等，如果被理解得简单而庸俗，也会变成对妇女的不平等，因为妇女在体力上弱于男子。列宁曾经指出过，要求男女平等并不是说在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劳动时间长度、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向妇女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在这些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在个人生活中，在千百年来的心理偏见和残余的范围中要容易一些。
爱情是容不得不平等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出现种种妥协。许多男子“看不起”妇女，“慷慨地”把家务中大部分繁重劳动和教育子女推给妇女，这种习惯应该遭到谴责。但是，真心相爱又能够忍让的妇女往往甘愿受剥削，而且从中感到一种特殊的乐趣，——这表明心理上的残余在妇女的意识中也是存在的。在法律上平等的条件下，实际的平等有时也会变成女权至上的奇怪现象——不劳动的、任性的、娇滴滴的妇女在家中主宰一切，剥削着丈夫……一般说来，妇女应该在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在劳动的职业分工的各个部门中占据同她的才干和天性相适应的位置，使得女性的温柔和体贴能够创造那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准则的精神气氛。
瓦西列夫的这本书中没有专门探讨政治因素和世界观因素在爱情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过，从前的文学，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对于被争取社会自由的斗争所激励的爱情做了艺术上的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卡拉维洛夫的《是命运的过错吗？》、伏尼契的《牛虻》等）。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马雅可夫斯基和巴格里茨基的诗，肖洛霍夫、列昂诺夫、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爱情和政治的联系。第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描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小说和影片更充实了这个题目。＿
如果社会目标不同，政治观点，世界观、审美观和道德观不一致（往往反映为习惯和情趣上的差别），男女之间的爱情就会受到损害，不够完整，甚至根本无法存在。
苏维埃人的爱情产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内战的烽火之中，产生于第一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热情之中，它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年代得到了巩固。这种爱情还很年轻，它的发展只经历了三四代人，还不可能达到完善的境地。爱情的本质要求男女之间有自由的同志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在它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被正确地认识，而爱情的历史发展过程距这一点还很遥远。但是在考察爱情地位提高的现代趋势时，我们不妨假设性地探索它的深刻本质。
虽然爱情不能和肉体的欲望分开，虽然爱情要求结婚和建立家庭，而且产生感激之情，虽然随着爱情必然产生义务感，但是无论是肉欲还是婚姻，无论是感激之情还是义务感，其本身还都不是爱情。在上述所有的场合中，爱情都有屈从于清醒的、谨慎的打算的危险。作为肉体和精神欲望的和谐的爱情，按乌赫托姆斯基的说法，其本身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转到关怀另一个人，目的是使相爱双方的内心世界变得高尚，变得纯洁。这对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无所顾忌的互爱不仅能克服自私心理、误入歧途和残忍凶暴，甚至能挽救犯罪分子。爱情本身的完美可以反衬出环境的不完美，从而激起改变环境的愿望。爱情不单单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活动。
对爱情的审美观不应局限于一个人的外在美，限于容貌美丽。把爱情狭隘地归结为对人的自然主义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外貌的完美无缺只有和精神的完美溶为一体时，才是真正的美。如果外在的美和灵魂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外在美本身对爱情就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它是虚假的，它不能给予人它应该给予的东西，它导致爱情中的疯狂、奴役和丧失人性。在世界文学中，最有说服力的艺术抉择大约要算《战争与和平》中在上流社会的美女艾伦和并不漂亮的公爵小姐玛丽亚之间的抉择了。艾伦的冷酷和堕落令人痛恶，而玛丽亚的真挚激情却使她并不吸引人的外貌透出了真正的人的完美。
按马克思的说法，审美观的出发点是劳动。人在劳动过程中，也按照美的规律改变着世界，这就是说，不单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程度，而且按其他的尺度改变着世界；人用自己的行动使环境更趋完善，更为协调，同时也就使自身更为完美。爱情的实质也是一种美感的创造性活动，而且是每一次表现都具有个人创造性的活动，是不会重复的独特的创造性活动。相爱双方的互相补充和互相完善使他们更能互相体谅，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日常琐事之上。无怪乎艺术和爱情被认为是一种两位一体。契诃夫说过，爱情告诉每个人，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爱情的直觉一文艺透视揭示出爱情的本质——按某个异性的尺度来完善自己。所以，这就是爱情最深刻的规律，这些规律掩藏在相爱双方在劳动的目的性、智力、道德准则和习惯、健康和体力的协调一致等方面艰难的，甚至是矛盾的相互完善过程之中。
爱情的理想整个说来都是审美方面的。这里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和它自己的辩证法。要想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到绝对的完美无缺自然是徒劳的，因为取代心灵激情的清醒理智同爱情的本质是互相对立的。具有一切优点的全面发展的人至少在目前是并不存在的。但是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榜样，一种社会珍品，因为在相爱双方实际体现的相对不完全之中掩藏着某种绝对的东西，高于一般水准的东西。爱情既是目的又不是目的这种微妙的辩证法构成了爱情富有成果的矛盾；对某一个人的爱越是深刻，越是积极，越是丰满，那么经过这个人而对其余的人的爱也就越富有活力，越加可靠。不论爱情会受到什么样的考验，不论理想的爱情在今天看来还是多么抽象，爱情发展的主要历史趋势就是这样的。
摆脱了一切不平等和压迫的爱情，可以充分表露的无拘无束的爱情，这是只有未来的人才能享受到的。正如马克思精确地指出的那样，受制于粗糙的实际需要的感情只有极其有限的意义。因此，爱情的自由也是处于物质生产的彼岸。这自然不是说人的物质需求将会消失，而是说这些需求将成为高级的精神需求及其实现的基础。使当代人获得哪怕是短暂的最高幸福和博爱的爱情，是将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型。
在关于爱情和友谊的陈词滥调里，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会有什么，又不会有什么。要替未来的人们规定生活形式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从现代趋势来看，认为爱情的自由就是无休无止的更换恋人，这种观点是大成问题的。叶甫图申科的长篇小说《产浆果的地方》（一九八一）中的主人公、地质学家科洛梅采夫认为自己有权同许多女人亲近又“跨过”她们，而毫不考虑其后果。但是，读者一旦认识到科洛梅采夫的两重性，他在事业上勇于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就完全不足以为他的唐璜作风辩解。我们的时代有广阔而又丰富的社会联系，其中包括同其他民族的联系，这就使现代人比从前更容易找到一个意中人。在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整个人类的海洋，而爱情中的精细算计又被高度的理性所取代，这就使我们可以指望，永恒的爱情——不是对另一方的控制和占有，而是真正的爱情——不是文学和艺术的虚构，而是可以实现的人类理想。在我们看来，这条道路上的最大困难是丢掉和获得男女之间的精神上的平等。
爱情中的二律背反，这不单单是意识上的范畴，而且是表现在其中的爱情的实际“割裂”。克服了生理方面和社会方面、感情方面和义务方面的对抗性对立，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二律背反变成一种推动进步的矛盾。但是，有矛盾的地方，就存在着本质，存在着规律。哲学归根到底应该研究爱情，不过应该把爱情看作一种最难于分析综合的对象。
爱情和人性是同义语，所以爱情的秘密也就是人的一般秘密。我们和《情爱论》一书的作者瓦西列夫一样，只是指出某些常见的普遍特征，而不企求发现爱情规律层次繁多的体系。我们只是想指出，这些规律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