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学的经济行动诸范畴

篇首提示

下面无意阐述任何意义上的“经济理论”，而是仅仅试图定义某些常用概念，并分析经济领域内部某些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像第一章一样，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便利的考虑。这已经证明可以完全避开有争议的“价值”[1]概念。在论述劳动分工的相关段落中（见十五），只要是我们的讨论所需，这里的用法就会偏离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的术语。就目前来说，所有动态过程的问题都将搁置不论。

一、经济行动的概念

根据行动的主观意义，只要它是为了满足对“效用”（Nutzleistungen）的欲望，就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经济行动”（Wirtschaften）是指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其主要动力就是以经济目的为取向。这种取向中的“理性经济行动”——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行动——需要具备工具合理性。我们将把自主的经济行动叫做“经济”（Wirtschaft），把一种有组织结构的持续性经济行动系统叫做“经济经营”（Wirtschaftsbetrieb）。

1．前面（见第一章，一，B）已经指出，经济行动本身未必就是社会行动。

2．经济行动的定义必须尽可能具有普遍性，而且必须表明，一切“经济”过程和对象的特征，都是完全决定于它们作为人的行动的目的、手段、障碍或者副产品所具有的意义。然而，有时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认为经济行动是一种“心理”现象。此说大谬不然。货物的生产，定价，甚或对货物的“主观估价”，如果它们都是一些经验过程的话，那就远不仅仅是个心理现象。然而，这个误人视听的表述后面却有一个正确的洞见：这些现象属于一个独特的主观意义类型。唯有这一点才能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应过程，也唯有这一点才能比较容易地对它们做出主观解释。

此外，阐述“经济行动”的定义必须把追求利润的现代商业经营的操作考虑在内，因此，这种定义不能直接以“消费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满足”为出发点，而是必须从以下两个事实出发：一是存在着对效用的欲望（要求）（即使纯粹的金钱追求也是如此），二是存在着为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供应手段（即使是“满足最低需求”的最原始的经济也是如此，不管这种供应手段多么原始和传统）。

3．与“经济行动”不同，“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则适用于指称这样两种类型：（a）虽然主要以其他目的为取向，但在追求这些目的时也重视经济上的考虑，即自觉认识到必须在经济上善自经营；（b）虽然主要以经济目的为取向，但却使用物理暴力作为手段。因此，所有受到经济考虑影响的非经济行动与非和平行动，都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因此，“经济行动”是经济考虑的一种自觉的、主要的取向。它必定是自觉的，因为重要的并不是进行经济准备的客观必要性，而是相信它有必要性。罗伯特·里夫曼（Robert Liefmann）突出强调了正是这种主观上可以理解的行动取向产生了经济行动，这很正确。然而，他却不正确地把相反的观点归到了所有其他作者的名下。[2]

4．每一种——包括使用暴力的——行动类型都可能会以经济为取向，例如掠夺性远征和贸易战这样的类战争行动。弗朗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尤其正确地把“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作了区分。[3]把后者与经济行动区别开来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毫无疑问，使用暴力和通常意义上的经济获取精神是极不相容的。因此，直接使用暴力占用货物以及使用暴力直接对他人进行强制，就不能叫做“经济行动”。同时，不言而喻，交换并不是惟一的经济手段，尽管它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此外，形式上以和平手段进行准备，以使有计划地使用暴力获得成功，比如军火生产和战时经济组织，也同样是经济行动。

任何理性的政治行动进程，在涉及准备必要手段时，都会具有经济取向，而且政治行动始终都有可能服务于经济目的。同样，如果没有国家合法强制力对经济资源控制权的支持，就是说，如果形式上的“合法”权利没有暴力威慑的支持，任何经济系统都将难以为继，现代条件下的现代经济秩序更其如此，尽管不是必定如此。不过事实上，一个经济系统依赖于暴力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使用暴力的样板。

如果坚持认为，不管如何定义，经济——例如与国家相比——都只是一种手段，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显而易见，对国家本身进行定义，也只有根据如今已被它所垄断的手段——暴力的使用——才是可能的。如果说一定要作出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就实践目的而言，经济行动就是在各种目的之间进行审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是以当前就能得到或者为了各种目的而可能得到的手段的稀缺程度为取向的。

5．并非任何理性选择手段的行动类型都可以叫做“理性经济行动”，甚至不能叫做任何意义上的“经济行动”，尤其是应当把“经济”与“技术”（technology）区别开来。[4]一个行动的“技巧”（technique）指的是它所使用的手段，这与行动最终要以之为取向的意义和目的是正相对立的。“理性的”技巧是一种对手段的选择，是自觉而系统地以行动者的经验和思考为取向的，而科学知识乃是具有最高合理性程度的理性技巧。因此，具体什么东西应当被看作是“技巧”，这并无一定之规。一个具体行为的终极意义，就行动的总体背景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技术”秩序中的意义，亦即在更大的背景上说，它仅仅作为一个手段才是重要的；此时这个具体行为的“意义”（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也就在于它的技术功能，而被用来依次实现这种功能的手段就是它的“技巧”。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能够设想到的行动类型都有它们的技巧，祈祷的技巧、禁欲的技巧、思维和研究的技巧、记忆的技巧、教育的技巧、实施政治支配或僧侣支配的技巧、行政技巧、性爱技巧、作战技巧、音乐演奏技巧、雕刻与绘画技巧、做出法律裁决的技巧等等。所有这些都能达到极为不同的合理性程度。“技术问题”的存在始终意味着，对于达到目的的最理性手段的选择总会存在某些疑问。总之，衡量一种技巧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大概就是“用力最少”的著名原则，即在所支出的手段与结果的关系上达到了最优化（而不是用绝对最低限度的手段达到了一个结果）。当然，同样的原则看来也适用于经济行动，或者任何类型的理性行动，但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只要行动是这里所说的纯“技术”行动，它所关心的就只是在具有同样性质和确定性、能够带来同样持久的效果、相比而言能够用力最“经济”地达到一个既定目的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所谓相比而言，就是在达到该目标的不同方法上存在着完全可以直接比较的手段支出。如果目的本身被公认为无可置疑，那么纯技术的考虑就可以忽略其他的需要。因此，假如就一台机器在技术上所必需的某个部件是用铁还是用铂来制造的问题作出决定，如果这两种金属用于特定目的所需要的数量均有保证，那么惟一的技术根据大概就是使用哪一种才能最好地达到既定效果，同时又能把其他可比的资源消耗——比如劳动——降到最低限度。但是，一旦这种考虑又进一步涉及这两种金属就其潜在用途——这是今天的任何一个技师都会在化学实验室里不断关注的问题——而言的相对稀缺程度时，由此产生的行动就不再是这里所说的纯技术行动了，它还是一种经济行动。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技术”问题始终包括了对“成本”的考虑。这对经济目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此时就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这种特定手段不被用来满足上述既定需要，而是去满足其他需要，那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个“其他需要”可能与当前的需要有着质的不同，或者与将来的需要有着质的相同之处（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尔德（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见《社会经济学概论》（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Part Ⅱ，2；R.里夫曼（R Liefmann）的《国民经济学基本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äftslehre）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杰出的论述，见该书第一卷[第三版]第322页及以下诸页。试图把所有的手段都简化为“劳动的最终消耗”是错误的。）

对于一个既定的技术目的来说，使用不同的手段比较起来要支付什么样的“成本”，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要取决于这些手段对其他目的的潜在效用，劳动力的情况尤其如此。例如，这里有个我们所指的技术问题：为了移动某个特定的重物或者把矿石从特定深度的矿井中运送出来，什么样的设备才是必需的，以及选择哪种设备才是最“合适”的，就是说，其中哪一种设备能够以最少的劳动消耗达到预定的成效。另一方面，这又是个经济问题：市场经济考虑的是能否通过产品的销售以货币形式偿付这些消耗；计划经济则会考虑是否能够提供必要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又无碍于满足其他被认为比较迫切的需要。这两种情况都是一个对目的进行比较的问题。经济行动的取向主要是个针对某事物的目的选择问题，技术取向则是个为既定目标选择适当手段的问题。出于对技术合理性进行理论（当然不是实践）定义的目的，一个技术过程的产物是否在什么意义上都是有用的，这完全无关紧要。用这里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设想某种理性技巧，它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谁去欲求。例如，可能会有人出于技术乐趣而应用一切最现代的方法去生产大气层的空气。这种行动有着纯粹的技术合理性，对此没有任何人会表示哪怕丝毫的异议。但是从经济上说，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做法显然是无理性的，因为没有人需要这样的产品（请参阅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尔德的《社会经济学概论》前引部分）。

现时代的所谓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经济上的赢利为取向的，这是技术史的基本事实之一。然而，无论这种经济取向多么重要，却并不是它独自决定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发挥了作用，部分是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们的游戏和沉思，部分是对来世的关切以及形形色色的幻想，部分则是对艺术问题的全神贯注，以及其他各种非经济动机。所有时代的主要重点都是从经济上着眼于技术的发展，这在今天尤其如此。假如不是理性的计算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础，假如没有非常独特的经济背景作为条件，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理性的技术。

一开始定义时没有把经济取向和技术明确区分开来，这是社会学出发点的必然结果。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在可供选择的目的之间以及在目的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乃是一种“连续性”的结果，至少在成本的支出并不仅仅意味着完全放弃某个目标而去支持更为迫切的目标时，情况就是如此。但是，一种经济理论从起点上就强调这一准则，那就会做得更好。

6．把控制与处置权（Verfügungsgewalt）[5]标准纳入社会学的经济行动概念中乃是必不可少的，先不谈其他原因，至少，现代市场经济（Erwerbswirtschaft）的实质就在于一个完整的交易契约网络，就是说，在于审慎而有计划地获得控制与处置权。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它是经济行动与法律之间关系的主要来源。不过，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活动组织也会对控制与处置权进行某种事实上（de facto）的分配，无论它们的主要原则多么不同于现代私人经营的经济，而后者对这种权力的法律保护，是掌握在自治与自主的经济单元手中的。无论是社会主义的中央权威还是无政府主义的辅助机构，必然都会依靠对必要劳动和生产资料拥有某种控制权。调度文字手法可以掩盖这一事实，但却无法否认它的存在。至于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这种控制权，这对于定义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无论是依靠惯例还是法律，也无论它是否根本就不享有外部制裁的保护、而仅仅依赖于习俗和自我利益基础上的实际预期来保障。这些可能性必须被考虑在内，无论法律强制对于现代经济秩序来说是多么重要。因此，控制权在社会行动概念的经济方面之必不可少，并不意味着按照定义法律秩序就是那个概念的组成部分，不管从经验上认为这有多么重要。

7．这里采用的控制与处置权概念，也包括行动者控制自身劳动力的可能性，无论这是以某种方式从外部给予保障的还是纯粹客观存在的。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理所当然，奴隶的情况即可表明这一点。

8．社会学的经济行动理论必须在开始阶段就把“货物”（goods）概念考虑在内（第二节就要这样做）。因为这个理论涉及一种由于行动者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具有了特定意义的行动类型，而这种深思熟虑本身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分析，但无法进行经验观察。经济理论的理论洞见可以为经济行动的社会学提供基础，但是它很可能（或许）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后者可能会发现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架构。

二、效用的概念

“效用”（Nutzleistungen）将始终是指可以在当前或未来加以利用的、特定而具体的、真实或想像的机会优势（Chancen），因为它们被一个或者更多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估计并当做进行特定准备的对象。这些个人的行动之取向，就是这种效用作为手段在达到他们经济行动的目的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效用可以指非人类的实物、无生物或者人本身的用处。非人类的实物则是无论什么“货物”的潜在效用之源。而人的效用之源就存在于主动的行为之中，应当叫做“劳务”（Leistungen）。然而，社会关系也是进行经济准备的对象，因为它被认为是当前或未来的效用处置权的潜在来源。对于一个经济单元的目的来说，通过习俗、利益格局、惯例秩序或法律秩序得以利用的获取经济优势的机会，将被称为“经济优势”。

关于以下评论，请参阅E.冯·伯姆-巴威克（von Böhm-Bawerk）的Rechte und Verhältniss vom Standpunkt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Güterlehre（[Innsbruck]，1881）。

1．货物与劳务（goods and services）的范畴并没有穷尽这样一些外部环境因素：它们对一个个体的经济目的来说可能很重要、因而可能成为经济关切的对象。“信誉”（good will），或者有条件干预经济措施的个人对这些措施的容忍，以及无数其他的表现形式，都可能具有同样的经济重要性，也都可能成为经济准备——例如签订契约——的对象。然而，如果把这些内容也纳入这两个范畴中的无论哪一个当中，都会导致概念的混乱。因此，对概念进行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便利的考虑。

2．正如冯·伯姆-巴威克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及日常用语中的所有具体对象统统不加区别地称之为“货物”，然后把好处（good）的概念与物质的效用相提并论，同样会造成概念的模糊。按照效用的严格含义来说，一种经济上的“好处”并不是一匹“马”或者一根“铁棍”，而是按照特定方式赋予它们可取的实际用途，例如牵引重载或支撑重物等等。用这里的术语来说，我们也不能把经济交易中作为交换对象的、潜在的未来机会（Chancen）叫做货物，比如“信誉”、“抵押权”、“财产权”等等。相反，对于这种由传统秩序或法律秩序给予承诺或保证的、对货物和劳务之效用的潜在控制与处置权，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应当把它的用处叫做“经济机会”（Chancen），或者干脆叫做“机会”，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引起误解的。

3．仅仅把主动的行为而不把单纯的“默认”、“许可”、“忽略”看做有“用处”，这只是为求便利起见。但是必须记住，由此亦可看出，货物和劳务并不是一个能够把一切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效用一览无遗的分类。

关于“劳动”概念，见下文，十五。

三、行动的经济取向模式

经济取向可能是出于传统，也可能出于以目标为取向的合理性。即使在行动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情况下，以传统为取向的因素也仍然相当重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理性的取向对于“管理”行动具有首要意义（见下文，十五），不管那是在何种组织形式之下。理性经济行动是从寻找食物的本能反应、相沿成习接受下来的传统技巧以及惯常的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取决于非经济的事件和行动，包括那些超出常规的事件和行动[6]，同时也取决于越来越严重的绝对或相对的生存局限，即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压力。

1．从原则上说，诸如“原初经济状态”这样的概念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科学标准。也许可以根据特定的技术水平——例如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工具设备为特征——去武断地认定某种经济状态，把它看做最原始的状态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根据低下的技术水平去观察现存的原始民族，从而得出结论说，历史上所有处在类似技术水平上的民族的经济组织都和维达人或者亚马逊地区某些部落的经济组织如出一辙，这是没有任何科学说服力的。因为，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技术水平既可与大规模的劳动组织，也能与极端分散的小型群体相容（见下文，十六）。单纯从自然环境的经济方面推论更有可能会出现哪一种经济组织，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非经济因素——例如军事因素——也会带来重大差异。

2．战争和移民本身并不是经济过程，尽管——特别是——在初期它们可能主要以经济考虑为取向。然而，在所有时代，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它们往往都会给经济体系带来激烈变革。在气候变化、沙漠侵袭或者森林砍伐等等因素导致生存手段绝对缩减的情况下，人类就会根据利益结构，根据非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适应这种变化。然而，典型的反应则是降低生活标准和绝对缩减人口规模。同样，在特定生活标准以及获利机会的分布导致了生存手段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广泛的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应付这种局面的往往是经济活动的日益理性化。不过即使对于这种情况，要想一概而论也是不可能的。18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有了极大增长（如果说那里的“统计”信息可信的话），但其影响却与同一时期欧洲的类似现象正好相反。然而其中的原因至少还是有话可说的（见下文，十一）。阿拉伯沙漠中的生存手段严重匮乏，却只是在个别时期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在非经济（宗教）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变革才最为突出。

3．现代初期劳工阶层的生活习性仍是高度传统主义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经济经营日益理性化。不过同时，它也与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埃及公共财政理性化相容。然而，也只有当这种传统主义态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之后，西方世界特有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理性经济行动的典型举措

以下是理性经济行为的典型举措：

（1）系统地分配行动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认为可望控制的当前和未来效用（这是储蓄的本质特征）。

（2）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按照所估计的各种潜在用途的相对迫切性，系统地分配可供利用的效用。

这是两种最明显的“静态”情形，在和平时期会得到高度发展，今天大都采取分配货币收入的形式。

（3）通过这种效用的生产或运输而系统地获利[7]，行动者本人为此而控制所有必需的生产手段。如果行动是理性的，那就会出现这种行动类型，就是说，按照行动者的估计，他对预期的行动结果的需求之迫切性超过了必需的消耗，这可能包括：（a）对必要劳动劳务的厌倦；（b）必要货物可能具有其他潜在用途，这也包括潜在替代产品及其用途的效用。这就是广义的“生产”，其中也包括运输。

（4）通过与现时的拥有者或者竞相出价者达成协议（Vergesellschaftung），系统地获取有保证的效用控制与处置权。这种控制权可以或者不可与他人共享。原因就在于这一事实：效用本身控制在他人手中，或者他人控制着获取的手段；或者第三方也想获取这些效用，从而危及行动者自身的供应。

行动者可以与现时的控制与处置权拥有者达成相应的理性联合体（Vergesellschaftung），即要么（a）按照某种秩序建立一个组织，以该秩序为取向以获取和利用这些效用，要么（b）进行交换。在第一种情况下，该组织的目的可能是对获取、使用和消费进行配给，以便限制获取者们的竞争。这时它就是一个“调整型组织”；或者它的目的可能是确立一个统一的权威，以便系统地管理过去一直容易被分散控制的效用。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一个“行政型组织”。

“交换”则是当事各方之间的利益妥协，在这种妥协进程中，货物或其他优势被转手以作为相互间的补偿。这种交换可能是出于传统，也可能出于惯例，[8]特别是后一种情况，就不是经济理性的；或者，也有可能，从意图和结果来看又是经济理性的。任何具有理性取向的交换都是通过妥协的手段解决以往公开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妥协中化解的利益对立，原本有可能把行动者牵扯到两种不同的冲突之中。一方面是与交换伙伴商定价格时的冲突，其典型方式就是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可能是与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当前的或者未来的对手的竞争，他们是同一个市场上的竞争者，其典型方式就是竞相喊价或发盘。

1．效用以及作为效用之源的货物或劳动，如果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能够事实上不受他人干预地、以他自己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方便的方式对它们加以利用，这就是处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Eigenverfügung），不管这种控制能力是基于法律秩序、惯例、习俗还是某种利益组合。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际上说，对这种处置权的法律保障决不是惟一具有决定性的保障，但从经验上说，今天它已经是需要物质生产手段的经济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2．如果货物仍然不可消费，其原因就可能是，虽然它们本身已是成品，但却尚未处在能被消费的地方。因此，货物的运输——这自然不同于变更了货物控制权的贸易——就可以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3．如果个人没有得到对欲求之效用的控制权，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典型因素阻止了他去强行干预他人的控制权，即无论这些因素是法律秩序、惯例、习俗、他的自我利益还是他自觉坚持的道德标准，这在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

4．在绝大多数环境下都可能存在获取的竞争。这在依靠占领获得供应时尤其重要，例如狩猎、捕鱼、伐木、放牧、垦荒。它也可能——而且最常见的是——存在于一个对局外人封闭的组织内部。于是，为限制这种竞争而确立的秩序就总是要配给供应，而且往往还会同时为了某些个人、更多的是为了某些家族的利益而保证他们占用获取的机会。所有中世纪的公地(1)和渔业联合体，对公共土地和水面的垦殖、放牧和森林采伐权的调整，阿尔卑斯山牧场的放牧权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种调整最终发展出了各种类型的土地世袭财产权。

5．凡是能够以任何方式从此人的控制下转归彼人控制、且彼人乐于为此做出补偿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交换对象。这并不仅仅限于货物和劳务，而且包括所有潜在的经济优势，例如“信誉”（good will），它完全是由于习俗或者自我利益的存在才存在的，不可能被强制保障；然而，这里也特别包括在某种秩序下可以被强制保障的各种优势。因此，交换对象未必只是当下存在的效用。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任何经过形式上的自愿同意、为了得到任何一种效用的回报而提供任何一种当前、持续或未来的效用作为交换，都是最广义上的“交换”。因此，这包括货物或者货币效用的周转，以交换同样货物的未来回报；也包括允许或容忍以“租金”或“工钱”作为回报使用某个对象，或者提供任何一种劳务以换取工资或薪金。最后这个情况，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今天就意味着下文第十五节所定义的“劳动者”服从于某种形式的支配，一如借和买的区别一样，这里也暂且搁置不论。

6．交换条件可能是传统的，可能是通过惯例坚持下来的、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也可能是理性的。朋友、武士、首脑、君主之间交换礼品，就是按照惯例进行的交换——比如狄俄墨得斯与格劳科斯交换甲胄(2)。具有理性取向并且受到高度控制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例如特勒-埃尔-阿马尔纳文书(3)中记载的情况。只有当双方都希望从中受益或者一方受自身的需求或他人经济权力所迫时，理性的交换才会成为可能。交换既可以服务于消费目的，也可以服务于营利目的（见下文，十一）。因此，它的取向可能是为了行动者的个人之用、也可能是为争取营利机会预作准备。在头一种情况下，它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具体情况而异，在这个意义上说，那就是无理性的。比如，家族的多余物资会按照特定家族经济的具体边际效用进行估价，有时可能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被出售，在某些情况下，偶然的欲望就可能在很高的水平上确定该物品的边际效用。因此，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交换比率是相当起伏不定的。理性的竞争只有在出现了“适合在市场上销售的货物”（见下文，八）时才能得到发展，只有在货物按照营利方式被使用和售出时（见下文，十一），理性竞争才能达到极致。

7．前面第4点提到的调整型系统的干预模式并非惟一可能的模式，而只是与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方面，因为它们都是供应紧缩的直接后果。关于对销售过程的调整，见下文的论述。

五、经济组织的类型

根据同经济体制的关系，一个具有经济取向的组织可能是：（a）一个“经济能动组织”（wirtschaftender Verband），如果以它的秩序为取向的、主要是非经济的组织行动还包括经济行动的话；（b）一个“经济组织”（Wirtschaftsverband），如果受其秩序作用的组织行动主要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自主经济行动的话；（c）一个“经济调整组织”（wirtschaftsregulierender Verband），如果其成员自主经济活动直接以作用于该群体的秩序为取向，就是说，如果在这方面的经济行动是他治行动的话；（d）一个“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组织”（Ordnungsverband）[9]，如果它只是以形式规则为手段来保障其成员自主和自治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获得的相应经济优势的话。

1．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类型之外的国家以及所有其他组织——比如教会和自愿联合体——都是经济能动群体，如果它们还处理自己的财政事务的话。这也包括教育机构以及主要不是经济组织的所有其他组织。

2．我们这里所指的“经济组织”的范畴，并不仅仅包括商业公司、合作联合体、卡特尔、合伙公司等等，而且包括所有常设的经济组织（Betriebe），那里涉及许多人的活动，从两个手艺人的作坊直至可以想像到的世界共产主义组织。

3．“经济调整组织”包括：中世纪的乡村联合体、行会、工会、雇主协会、卡特尔，以及所有其他通过指令性权威贯彻某种“经济政策”以图管理经济活动之目的和过程的群体，包括中世纪的乡村和城镇，以及遵循这种政策的现代国家。

4．可以叫做“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群体之范例就是纯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它会让每个家族的经济活动和经营得到完全自由，它的调整只限于一个形式职能，即调处涉及履行自由契约义务的争端。

5．“调整经济活动”或者仅仅“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组织，原则上说，它的存在是以经济活动领域中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为前提的。因此，从原则上就存在着一个自由处置经济资源的范围，尽管这个范围将会由于行动者以之为取向的规则手段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此外，这也意味着行动者（至少相对地）占用并以自治的方式控制经济优势。因此，只有人的所有行动就其内容而言是自治的行动时，而且仅仅就形式而言是以调整为取向，以及所有非人的效用之源均被完全占用、因此个人对其拥有自由处置权、尤其像在现代财产权制度下的情况那样可以进行交换时，才会出现最纯粹的“强制保障形式秩序”的群体类型。任何其他形式的对占用和自治的限制都暗含了对“经济活动的调整”，因为它约束着人的活动的取向。

6．“对经济活动的调整”和单纯的“强制保障形式秩序”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很自然，“形式”秩序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对行动产生实质性影响。无数现代法律条规都是仅仅确立了一些形式规则，但它们被制订出来以后却在现实中发挥着实质性的影响（见“法律社会学”，第二部分，第八章）。实际上，严格局限于形式规则，只有在理论上才是可能的。许多公认为“高于一切”的法律原则——这是不可或缺的——就意味着在可以觉察的程度上对于经济活动内容的重要限制。特别是那些“授权条款”，有些情况下——例如公司法——就包含着对经济自治的完全可以觉察到的限制。

7．对经济活动的实质性调整，如果导致了（a）某种经济活动被放弃（例如征收营业税导致了耕种土地仅够消费之需），或者（b）规避行为（例如走私、非法交易等等），那么这种调整也就走到极限了。

六、交换媒介、支付手段、货币

出现在交换中的实物即可称为“交换媒介”，只要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以下事实而足够典型地得到了公认：接受者认为在相应时期内可以用它在另外的交换中按照可以接受的交换比率获得其他货物，不管那是可以交换的所有其他货物还是单单某种特定的货物。交换媒介与其他特定货物的既定比率得到公认的概率，可以称为它在和这些货物的关系中的“实质效力”（materiale Geltung），其用途本身则可以叫做“形式效力”（fomale Geltung）。

只要某物是因得到惯例或法律保障而被公认为可以用来报偿经过同意或强加的义务，那就可以称为“支付手段”。这是支付手段的“形式效力”，也可以作为一种交换手段而表明它的形式效力。如果（a）(4)它们是一些人工制品，由于具有特定的形态，在某个群体成员或地域的范围内具有明确的、合乎惯例或法律、经过一致同意或被强加的形式效力，而且，如果（b）它们是可分的，然后能够代表特定的面值单位，而它们或者是该单位的倍数、或者是其分数，由此可以使用它们进行算术计算，那就可以叫做“国币”(5)（chartal）[10]。

我们叫做国币支付手段的“货币”，也是一种交换手段。

一个组织如果在其命令权威所及的范围内有效地把惯例效力或法律（形式）效力强加给一种交换手段、支付手段或者货币手段（这些应当称为“对内”交换手段），它就可以叫做“交换手段”群体、“支付手段”群体或者“货币”群体。用于和非成员进行交易的手段应当叫做“对外”交换手段。

非国币交换或支付手段都是“天然”的手段。可以（a）从技术角度对它们加以区别，即根据它们的物理特性——可能是首饰、服装以及各种有用物品——或者根据它们的功效是否可以计量；也可以（b）从经济角度对它们加以区别，即根据它们是否能被主要用做交换手段或体现社会声望（因拥有而带来的声望）。还可以根据它们能否被用做对内对外交易的交换和支付手段加以区别。

只要没有或者不再具有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之外的价值，作为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就是一些“象征物”。同时，只要它们的价值本身受到了它们在其他目的上的可能用途的影响，或者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它们就是一些“物质”手段。

货币可能是铸币，也可能是纸币（票据）。纸币通常都要适应一个铸币系统，或者它的名称在历史上就是衍生自一个铸币系统。

（1）如果铸币是根据任一造币厂所有者的提议、由造币厂使用造币材料铸造而成，同时又没有产量限制，就可以叫做“自由”货币或“市场”货币。这种手段的实际发行总量决定于市场交易各方的需求。

（2）如果这种金属转化为国币形式（造币权）要服从于某个组织的统治权威在形式上完全是任意的决定，并且实际上主要以该组织的财政需要为取向，它就应当称为“限定”货币或“行政”货币。

（3）虽然发行受到限定，但如果这种货币的种类和总量有效地服从于规则，就应当叫做“受调整”的货币。

“流通手段”一词应当用于指称发挥“纸”币作用的票据，条件是在正常交易中它被公认为“临时”货币，可以随时兑换为“最终”货币，即铸币，或者可兑换为造币金属的特定重量单位。如果得到了规则的保障——这需要维持铸币或金银的库存以提供全额保险，它就是一种“凭单”。

我们把由惯例或法律强加的、在一个组织内部对不同的“天然”交换或支付手段均有效的交换比率叫做“换算比”。

“通货”则是在一个组织内部通过有效的安排而具有支付手段之效力的货币，其总量在需要时将不受限制。“造币材料”即制造货币的材料；“造币金属”则是市场货币使用的材料。“币值比”指的是对各种币值单位、包括“纸”币或“行政”货币的不同材质作出的比较估价；用不同金属制造的市场货币类型的同一比率，我们称为“交换比率”。

“国际”支付手段是用于不同货币制度之间平衡账目的那些支付手段，就是说，如果没有因为短期债务转为长期债务而推迟支付的话。

一个组织对货币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必定要考虑到这一事实：某种支付手段以往曾被用于清偿债务。要么必须承认它们能够继续合法地用作支付手段，要么强加一种新的支付手段。这就是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的所谓“历史”定义原则。这里不可能讨论该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作为一种交换手段的货币同货物之间的交换关系。

应当强调指出，这里的讨论并非阐述什么货币理论，而只是打算尽可能简明地阐述一套下面必须频繁使用的概念。此外，这种讨论主要涉及的是货币的使用所带来的某些十分基本的社会学结果。在我看来，最为可取的货币理论就是米瑟斯[11]的论述。G.F.克纳普（G.F. Knapp）[12]的《国家货币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则是这个领域最不同凡响的著作，它以独到的方式出色地解决了形式问题。然而，正如后面就要看到的，它对货币本质问题的论述是不完整的。它在术语和概念的系统分类方面作出了很有价值的出色尝试，这里暂且搁置不论。

1．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从经验上说往往是——尽管决非始终是——重合的。然而，在原初条件下，它们尤其不太可能重合。用做嫁妆、贡品、强制赠与、罚金、赎罪金(6)等等的支付手段，惯例或法律上往往会有明确的规定，但却并不考虑和实际流通当中的交换手段有什么关系。只有在用货币手段管理一个组织的经济事务时，就是说，甚至国家也试图把支付手段仅仅用做一种交换手段时，冯·米瑟斯的论点才是站得住脚的。那些把支付手段主要当做社会地位的标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请参阅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urtz）的Grundriss eine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Geldes，1898年版。）随着国家实行货币调整，支付手段变成了法律概念，而交换手段则成了经济概念。

2．如果购买一种“货物”（good）只是为了日后把它转卖出去，那么乍一看，这种“货物”和一种交换媒介之间的界线就是模糊不清的。然而实际上，即使在并非原始的条件下，也总是存在一种有力的倾向，即由某些特定之物彻底垄断交换媒介的功能，从而使它们作为交换媒介的地位变得无可置疑。按照合同进行小麦期货贸易，这意味着总会有一个最终的买主，因此，小麦不可能被看做是支付手段或者交换媒介，当然就更不是货币了。

3．只要不存在法定货币，那么用什么作为交换手段，就要取决于交易各方一致同意作为取向的习俗、利益和惯例。这里不拟讨论某个特定之物何以会成为公认的交换手段。不过其中原因极为多样，而且一般都是决定于最为重要的交换类型。即使在使用某种交换媒介的社会群体内部，也决不是每一种交换类型都会普遍接受这种媒介。例如贝壳，尽管可以用来购买其他物品，但用于购买妻子或牲畜却是不可接受的。

4．在货币发展到具有特殊地位的过程中，那些并非普通交换手段的支付手段有时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G.F.克纳普指出，各种债务类型的存在，比如从纳贡、陪送嫁妆、婚前聘礼、给君主的惯例献礼或者君主间的相互馈赠、赎罪金等等衍生出来的义务，以及它们时常可用某种特定媒介来支付，便给这些媒介——依靠惯例或法律——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往往都是一些特定类型的人工制品。

5．按照这里所用术语的含义，巴比伦文献中提到的带有商家标志的五分之一谢克尔(7)硬币可能就是货币，假如它们被实际用做交换手段的话。相反，并未铸成硬币、而是按重量计算的金条，在这里就不能看做货币，而只是一种支付和交换手段。然而，按重量计算对于经济上精打细算的习惯的发展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这里存在着许多过渡形式，比如按照重量而不是按照单位接受硬币。

6．“国币”是克纳普在《国家货币理论》中引入的一个术语。所有类型的模压或铸造货币，只要经由法律或一致同意而具有了效力，就都属于这个范畴，不管它们是金属的还是非金属的。然而，只承认国家规定的概念，而不包括由惯例或者一致同意所强制接受的概念，这好像没什么道理。此外，把是否由国家实际铸造或者是否在政治当局控制下铸造货币当做决定性标准，也并非言之成理。因为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在中世纪欧洲也非常有限。克纳普大概也会同意，只有调整货币形态的规范的存在才是决定性的。下面就要谈到，在政治权威的管辖范围内，可以通过法律强制使它作为支付手段而具有效力，并在私人交易中作为交换手段被正式接受。

7．天然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有时可能会更多地用于内部交易，有时则会更多地用于对外交易。这里无需详细讨论。货币的实质效力问题将在后面谈及。

8．此外，这里也不是详细阐述与价格相关的货币理论的地方，因为这个话题属于经济社会学范畴。就现在的目的而言，说明货币以若干最重要的形式被使用这一事实，以及由此产生出了某些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学结果，这就足够了，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货币的使用仅仅是个形式问题。不过必须强调指出，货币决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无害的“凭证”，或者，只要它还是货币，就决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名义上的会计单位。对它的价值评估也总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取决于它的稀缺程度，在通货膨胀时期则取决于它的过剩程度，这在现时代尤其突出，不过在所有时代也都是如此。

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会发行凭证以报偿既定数量的社会有益“劳动”，用它们可以有效购买某些类型的货物。它们大概也可以储蓄或者用于兑换，但遵循的可能是物物交换规则而不是货币规则，尽管那里的交换可能是间接的。

9．造币金属的货币用途和非货币用途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后果，这在中国货币史上大概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那里发行铜币，其生产成本高昂，而且这种造币金属的产量极不稳定，这很便于特别清晰地观察到有关现象。

七、货币使用的主要结果以及信贷

广泛使用货币的主要结果是：

（1）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之手段的所谓“间接交换”。货币的使用让获得这样的货物成为可能：它们由于空间、时间、涉及的人员、非常重要的还有有关交易各方提供的数量不同，因而与待交换的货物处在分散隔离的状态下。这就为各种可能的交换关系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领域。

（2）以货币形式估价延期履行的义务，特别是在交换中产生的补偿义务（即债务）。当然，这与第（1）点密切相关。

（3）所谓“保值”，就是说，以同类货币或以有权要求随时收回应付款的方式积累货币，作为保障未来能够控制优势经济交流机会的手段。

（4）越来越把一切经济优势转变为控制货币量的能力。

（5）消费质量的个性化，而且间接扩大到那些拥有货币、要求支付货币或者有机会获得货币的人。这意味着能够提供货币作为得到任何货物和劳务的手段。

（6）根据货币量的边际效用获取各种效用的取向，这在今天已经是随处可见了，而一个经济单元的领导人则总会指望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能够控制这样的货币量。

（7）由此而将获利活动的取向扩展到所有因可能进行的交换在时间、空间、人员范围（一如前述）上的扩展而产生的可以利用的机会。

（8）所有这些结果从原则上说都要依赖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进行货币计算的可能性；就是说，给所有以任何方式进入买卖交易的货物和劳务定出货币价值的可能性。

与形式关系不同，从实质关系上说，货币计算意味着，人们并不只是按照货物的效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仅仅对于特定人员的直接重要性去估价货物。毋宁说，不管是为了消费还是为了生产，人们都是在把货物同所有潜在的未来利用机会或者得到回报的机会进行或多或少的系统比较，包括它们对人数不定的其他群体的可能效用，只要这些群体是现时物主的货物处置权的潜在买主，他们就会进行这样的比较。当货币计算成为典型方式时，这就确定了有关货物的“市场行情”。（以上陈述仅仅是说明了任何对“货币”的讨论都要涉及的最简单而又众所周知的要素，因而无需进一步置评。“市场”社会学的问题此处不赘。关于形式概念，见下文，八、十。）

最一般意义上的“信贷”，将被用来指称任何以当前拥有的效用处置权换取未来处置权转让承诺的货物交换，不管那是什么货物。同意提供信贷首先意味着以这样的概率作为行动的取向：这种未来的处置权转让将会实际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一个经济单元有可能用预计未来将会有所剩余的货物或者货币的控制权去交换其他经济单元当下还不打算使用的货物控制权。如果行动是理性的，双方就都能期望自身的地位比资源的当前分配条件下没有进行交换时的可能状况有所改善，不管这种改善表现在什么地方。

1．刚刚谈到的这种益处未必只是经济上的益处。提供和接受信贷可以为了一切能够设想到的目的，比如慈善事业的目的和军事目的。

2．提供和接受信贷可以采用实物形式或者货币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承诺支付的都可以是具体的货物、或者是劳务、或者是货币。然而，用货币形式进行信贷交易则意味着，这些交易将成为涉及一切附带结果的货币计算问题，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3．这种（对货币的）定义相当符合常用的定义。显然，信贷关系可以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组织之间。如果有若干在经济上不是自给自足的群体同时并存，这种信贷关系就不可避免。如果完全不存在货币的使用，[13]那就会面临一个难题：找到一种理性的计算依据。因为，仅仅这种包括了未来补偿的交易可能性，并没有告诉我们当事各方所达成的付款条件、尤其是就长期信贷作出的约定有着多大程度的理性成分。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会处在与古代家族经济单元（大庄园[oikos]）一样的情境之中，即用他们的剩余物资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在当代的条件下，大众的长期利益将会受到威胁，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来说，当前消费的边际效用就特别高，因此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概率，即只能按照不利条件得到急需的货物。

4．获得并使用信贷可能是为了满足当前尚不能充分供给的消费需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供信贷的行动是经济理性的，那也只有为了换取优势才会提供。不过从历史上看，这并不是最早的消费信贷、尤其是紧急信贷的惯例，那时提供信贷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义务。这一点将在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二节讨论。

5．不言而喻，为了利润而提供货币或实物信贷的最普通的根据就在于这一事实：贷方通常比借方有着更好的经济状况，与当前边际效用相比的预期边际效用也高于借方。但是应当指出，构成“更好”状况的因素都是高度相对的。

八、市场

任何交换对象的“市场行情”（Marktlage），都意味着那是交换关系的参与者都知晓的、同时又影响了他们在价格竞争中的取向、用该对象换取货币的全部机会。

“市场适销性”（Marktgängigkeit）则是某一对象成为市场上的固定交换对象的程度。

“市场自由”就是市场关系中的当事各方在价格斗争以及在竞争中享有的自治程度。

“市场调整”则相反，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事态：对某些潜在交换对象的市场适销性、或者对某些参与者的市场自由施加某种实质性限制，同时根据秩序的规定去落实这些有效限制。市场调整可能会决定于（1）传统，即行动者可能会习惯于根据传统而接受对交换的限制，或者习惯于传统的条件；（2）惯例，即如果把某些效用当做买卖对象或者把某些交换对象投入自由竞争并自由定价，或者一般地说当某些人员群体参与交换时，将会受到社会的非难；（3）法律，即普遍地或针对特定人员群体或特定交换对象实施合法的交换限制，或者限制自由竞争。法律调整的方式可以是通过价格调整影响交换对象的市场行情，或者是限定只有某些特定群体才能拥有、获得、交换某些货物的控制与处置权，比如法定的垄断权或者对经济行动的合法限制；（4）利益格局产生的自愿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会存在实质性的市场调整，尽管在形式上市场仍是自由的。如果市场的某些参与者凭借他们占用某些效用或者获取这些效用的机会的绝对控制权或近乎专有的控制权——就是说，凭借他们的垄断权力，从而处在一种能够影响市场行情、以致消除了他人市场自由的地位上，就会产生出这样的调整类型。特别是，他们可以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典型的交换伙伴达成协议去调整市场环境。市场份额协议和价格卡特尔就是典型范例。

1．出于实用的目的——尽管并非必需，这里所说的“市场行情”仅限于用货币进行交易的情况，因为只有这时才有可能统一对各种关系进行数字表述。以实物进行交换的机会，最好还是简称为“交换机会”。即使在货币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地方，不同种类的货物也一直有着程度极为不同且极不确定的市场销路。这里不可能对此详述。总的来说，以标准化方式大规模生产并被广泛消费的物品最有销路；稀有货物、仅仅偶有需求的货物则销路最低。能够长期使用的耐用消费品，能够长期或无限期利用的生产资料，首先是耕地和林地，它们的销路就远远不如那些日用制成品，也远远不如那些或者能被迅速消耗、或者只能一次性使用、或者能够迅速得到回报的生产资料。

2．从历史上看，市场调整的合理性始终就是与形式上的市场自由的扩大和货物畅销范围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的。最初的市场调整有着各种各样的模式，部分是传统的和巫术性的，部分是受到亲属关系、身份特权、军事需要、福利政策、尤其是组织的统治权威的利益和需要的规制。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支配性的利益集团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市场本身的参与者获利机会的最大化，也不是为他们提供经济准备，实际上还常常与此背道而驰。（1）结果，有时就会把某些对象永久或暂时排斥在市场交易之外。巫术性的排斥是靠禁忌；亲属关系式的排斥是靠不动产的限嗣继承；还有在社会地位基础上的排斥，比如骑士的封地。在饥荒时期，谷物的出售会暂时遭到禁止。在其他允许出售的时期，则会附加条件要向某些人——比如男性亲属或者身份团体成员、同业公会成员、城市社团成员——优先提供好处，或者规定最高限价（这在战时很常见），或者规定最低价格。因此，为了不失尊严，巫师、律师、医生会不容接受某种最低标准以下的报酬。（2）有时会把某些类别的人——比如贵族成员、农民、有时甚至还有手工业者——普遍排除在任何市场贸易之外，或者排除在某些商品的贸易之外。（3）有时会通过规章条例限制消费者的市场自由，比如通过节约法令（sumptuary laws）调整不同身份群体的消费，以及战时或饥荒时期的定量配给。（4）另一种类型是根据某些群体——比如同行或者行会——的市场地位限制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自由。最后，（5）把某些经济机会保留给政治当局（王室的垄断）或者从这种当局那里获得特许的人；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垄断的典型特征。

在这当中，第（5）种市场调整类型有着最高度的“市场合理性”（market-rationality），第（1）种最低。我们这里所说的“合理性”指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推动有意在市场上买卖货物的阶层以市场行情为取向从事经济活动。其他调整类型——就其对合理性的阻碍作用而言——则恰好处在这两者之间。相对于这些调整方式来说，各种群体最关心的就是市场自由，它们的利益所在就是最大可能地扩展货物畅销范围，不管那是为了供消费之用还是为了寻求销售机会。最早出现的广泛而持久的自发性市场调整，只是出于营利性利益的高度发展。为了确保垄断优势，这种调整可能会采取若干种方式：（1）单纯对买卖机会的调整，典型表现就是那些普遍的贸易垄断现象；（2）对运输工具的调整，比如船运和铁路运输的垄断；（3）对某些货物的生产垄断；（4）对信贷和资金融通范围的垄断。后两种类型一般都伴随着组织对经济活动越来越多的调整。但是与初期的无理性调整形式不同，组织的调整有着条理化地以市场行情为取向的趋势。自发性市场调整的起点一般来说在于这一事实：某些对经济资源拥有广泛而实际的控制权的群体，已经处在一种能够利用形式上的市场自由确立垄断权的地位上。另一方面，自发的消费者联合体——比如消费合作社——则往往产生于处在经济弱势地位的群体当中，他们常常能够为成员节省费用，但却只能在个别的、局部的特定地方建立某种有效的市场调整系统。

九、经济行动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经济行动的形式合理性”将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计算或者核算的程度。另一方面，实质合理性则是指按照某种（过去、现在或潜在的）终极价值观（wertende Postulate）的标准、通过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向（不论什么范围的）既定人员群体供应货物的程度，不管这些标准的性质是什么。这其中可能有着极多的变数。

1．以上提到的术语只是被看做在这个领域使用“理性的”一词时能够确保更多前后一致性的手段。实际上，它只是在对“国有化”以及货币与实物形式经济计算的讨论中连续再现的那些意义的一种更确切的形式。

2．供给需求物乃是任何理性经济所必需的，如果这种供给达到了能够以数字计算的方式加以表述、并且实际上就是这样表述的程度，那么一个经济活动系统就应当被称为“形式”理性的。首先，可以完全忽略不计进行这种计算的技术形式，特别是可以不管进行估价时是以货币形式还是实物形式。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用货币形式进行表述可以在形式上达到最高程度的可计算性，这个概念是明确的。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还有其他事物也是同样情形的话。

3．另一方面，“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却十分模糊。它仅仅传达出一个任何“实质性”分析所共有的要素：这些分析并不满足于指出一个纯粹在形式上（相对）明确的事实——行动的依据是用技术上最充分有效的手段进行的“具有目标取向的”理性计算，而且还要应用某些终极目的的准则（不管是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封建等级（ständisch）的还是平均主义的等等）去评价经济行动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在正确计算的意义上说可能多么具有形式“理性”，都是与“价值合理性”或者“实质目标合理性”的尺度背道而驰的。这种类型的合理性有着无数可能的价值尺度，而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标准只是构成了其中的一组。后者的尺度本身尽管决非一清二楚，但却始终包括了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要素。其他的尺度则是一些身份差别的标准，或者某个政治单元的权力能量标准、尤其是战争能量的标准；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尺度都具有潜在的“实质”意义。然而，这些观点只有作为评判经济行动的结果的根据时才会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完全有可能单纯从伦理的、禁欲的或者美学的观点去评判经济活动的精神（Wirtschaftsgesinnung）以及经济活动的手段。所有这些观点甚至可能会对现代特有的计算态度的结果不置一词，就把“纯形式”合理性的货币计算看作是完全次要的、甚至与它们各自的终极目的根本对立的东西。在这个领域，毫无疑问要论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但必须确定什么叫做“形式”并为其划出界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实质”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形式”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类概念。

十、货币核算的合理性。管理和预算

从一种纯技术的观点来看，货币乃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就是说，它在形式上是为经济活动导向的最理性手段。因此，以货币形式进行计算——不是实际使用货币——就是进行理性经济准备的特有手段。就其是完全理性的而言，货币计算就会产生以下主要结果：

（1）根据当前的或预期的市场行情，对一切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进行估价。这些手段包括：当前需要的或预期未来将会需要的一切；行动者实际支配的、可能支配的、通过与他人的交换而可能得以支配的一切；丧失了的或者处在损毁危险中的一切；所有类型的效用、生产资料或者任何其他经济优势；

（2）以账面形式比较货币成本与货币回报，以及比较从不同行动中应得的估计纯利，从而量化陈述（a）任何有计划的经济行动进程的预期优势，（b）任何已完成行动的实际结果。

（3）将一个经济单元在特定时间段内控制的所有货物和其他资产，定期同某个时间段开始时所控制的货物与资产进行比较，且都是以货币形式。

（4）对收支进行事先估计和事后核实。这些收支可以是货币本身，也可以是能用货币估价之物，它们是一个经济单元在某个时期内可用的，如果它要保持它所用手段的货币价值完好无损的话。

（5）以这些数据（1—4项）为取向安排消费，即利用核算期内可用的货币（在第4点的基础上）、根据边际效用原则获取必需的效用。

无论是通过生产还是交换，一个经济单元为了自身的供给，或者为了获得其他货物以供消费，而持续地利用和获得货物，将被称为“预算管理”（Haushalt）。[14]对于具有这种经济取向的个人或群体来说，只要还存在合理性，那么这种合理性的基础就是“预算”（Haushaltsplan），它系统地表明了一个核算期的预计需求——对效用的需求或者对获取效用之手段的需求——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由预期收益（income）去满足。

一个“预算单元”的“收益”就是以货币估价的货物总量。按照第（4）点给出的原则进行估价，它们在过去某个时期内是可以得到的，或者是该单元在对当前或未来一个时期进行理性估价基础上认为可望得到的。在一个预算单元处置下可以长期正常利用的货物的估计总值，将被称为它的“财富”（Vermögen），[15]不管那是直接利用还是作为收益的来源。对于一个预算单元来说，进行完全货币预算的可能性要依赖于这样的可能性：它的收益和财富就是货币、或者是能够随时兑换成货币的货物，就是说，这些货物是绝对有销路的。

一个预算单元的理性管理和预算也有可能是用实物单位进行计算，下面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能够单纯用货币量表明的“财富”，也没有能够单纯用货币形式体现的“收益”。计算是按照由具体货物构成的“财产”和仅限于用和平手段获得的具体“收入”（receipts）进行的，这些收入来自可用的实际货物和劳务的消耗，对它们的管理则是以得到最佳供应、满足需求为目的。如果这种需求是确定的，只要无需以大量极不相同的利用方式对可用资源进行配置的比较效用作出非常精确的估价，那么从技术观点来看，这就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了。如果明显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即使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单个家族，也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可以通过计算而得到形式上正确的解决。实际的解决办法通常是部分使用纯粹传统的标准，部分是进行非常粗略的估计；当然，在相关需求的条件已为众所周知且易于进行比较的情况下，这样做也就足够了。如果“财产”是由异质的货物所构成（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必定会如此），那么对一定时期开始和结束时的财产状况进行形式上正确的可计算比较，或者对各种确保收入的可能方式进行比较，就只有在同质的货物范畴内才是可能的。这时的典型结果则是，所有的可用货物都被认为构成了实际财产的总量，而且，只要这些可用资源看上去不是在长期递减，那么一定数量的货物就会被认为可以用于消费。但是，生产条件（例如农业歉收）或者需求的任何变化，都会必然要求进行新的配置，因为它改变了相应的边际效用。如果情况比较简单且一目了然，那么适应起来就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否则，与使用货币相比，就会面临更多的技术难题。如果是使用货币，那么价格行情的任何变化，原则上说只会影响到这样一些需求的满足：它们在相对迫切性的刻度上处于边缘位置，而且用最后一笔增加的货币收益即可满足。

如果以实物形式进行核算是完全理性的并且不受传统的束缚，那么，按照需求的相对迫切程度去估价边际效用，就会面临严重的复杂性。相反，如果是用货币财富和货币收益进行核算，事情就会相对简单些，这时，问题就只是一个“边际”问题了，即是否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是否满足或牺牲一种或多种需求而不管其他需求。因为，当用货币形式体现预算管理问题时，这就是“成本”[机会成本]所采取的形式。但是，如果以实物形式进行计算，那么除了考虑需求的迫切程度之外，还必须考虑（1）一切生产资料的替代利用方式，包括迄今为止所消耗的劳动总量，这意味着满足需求和资源消耗之比（根据利用方式）会出现各种差异和变化，因此，（2）这就需要考虑付出额外的劳动量和劳动类型，这是当事人为了确保额外收入而必须付出的，而且（3）还要考虑物质消耗的利用方式，如果所获取的货物是五花八门的话。这样，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进行这些理性估价时可能采取的各种方式，而经济史的一个任务就是探究实物条件下的预算管理在各个历史时代的进程中是如何实际完成的。总而言之可以说：（1）这种形式合理性的程度，一般而言都达不到经验上可能的水平，更不要说理论上的最大化水平了。事实上，无货币（money-less）预算管理的计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会受到传统的有力束缚。（2）在这种类型的较大预算单元中，正是因为日常需求的扩大和精细化尚未起步，所以始终存在着一种把剩余物资用于非日常性目的——尤其是艺术目的——的趋势，这是具有强烈的“自然经济”时代文化风格的艺术之重要基础。

1．“财富”的范畴并不仅仅包括实物，毋宁说，它包括了一个预算单元能够牢牢控制的一切经济优势，不论这种控制是通过习俗、利益作用、惯例还是法律实现的。一个营利组织的“信誉”也属于所有者的“财富”，不管该组织是个医院、律师事务所还是个零售商店，如果这种财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如果是合法占用的，那就构成了第一章第十节所定义的“财产权”。

2．即使没有实际使用货币，或者货物被双方交换时仅在不可能以实物形式结清余额的情况下使用货币，也能看到货币计算的情形。这在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记载中就很常见。汉谟拉比法典、罗马行省的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法律，都允许使用货币作为实物支付的核算手段，就是说，债务人可“以任何其所能的方式”（in quo potuerit）用货币形式支付一定额度的应付款。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按照传统价格或者法律裁决所规定的价格进行换算。

3．如果不提出这一点以便阐述理性预算单元的确切概念，那么以上讨论就只是一些老生常谈，因为这个概念不同于理性的营利性经营概念——现在就来谈谈后者。重要的是需要明确指出，这两者都可能具有理性的形式。满足需求的愿望并不比追求利润的愿望更“原始”；“财富”与资本相比、“收益”与利润相比，也未必就是更原始的范畴。然而从历史上看，预算单元确实出现在前，并在以往绝大部分时期都是主导形式。

4．至于什么样的单元才是预算管理经济的载体，这无关紧要。一个国家的预算和一个工人的家庭预算都属于同一个范畴。

5．从经验上看，预算单元和营利并非互相排斥、非此即彼。例如，一个消费合作社的生意通常都是以从经济上供应需求物为取向，但就其活动形式而言，它又是一个不把追求利润作为实质目的的“营利组织”。在个人的行动中，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密不可分，这在过去尤为典型，因而只有最后的行为——产品的出售或消费——才能作为解释行动之意义的依据。对于小农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交换是为了获取消费品和处置剩余物资，这样的交换就可能是预算管理过程的一部分。一个君主或地主的预算经济可能会包括下一节讨论的意义上的营利性经营，事实上它们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庄园主、修道院和君主们为了开发自己土地和林地的物产而开办了各种他主和他治的附属性经营，整个工业就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今天的所有营利性经营都是地方当局甚或国家这样的预算单元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如果预算单元的管理是理性的，那就可以正当地把这些经营的净利润——仅仅是净利润——看做是该预算单元的“收益”。反过来说，为了养活奴隶和工资劳动者，营利性经营也有可能在它们的监管下建立各种类型的他治预算单元，这是它们自己的“福利”组织，可提供衣食住行之便。本节第（2）点意义上的净利润就是扣除了全部货币成本之后的货币盈余。

6．分析实物形式的经济计算对于社会总体发展的意义，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最基本的起点。

十一、营利的概念与类型。资本的作用

“营利”（Erwerben）[16]就是偶尔、反复或持续以谋求货物新控制权的机会为取向的活动。“营利活动”则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营利机会为取向的活动。如果是以采取和平手段获利为取向，营利就是“经济的”，它可能是以利用市场行情为取向的。“营利手段”（Erwerbsmittel）就是那些为了经济营利而被利用的货物和其他经济优势。“营利交换”就是以市场行情为取向、为了增大货物控制权而不是为了确保消费手段所进行的交换（预算性交换）。“商业信贷”则是作为一种手段而被提供或得到的信贷，以便增大对营利活动之必要条件的控制权。

理性的经济营利有一种特有的货币核算形式：资本核算。资本核算就是估价与验证营利机会和营利活动的成功机会，其手段是估价一次营利活动开始时经营的总资产（货物与货币），并在营利过程结束时对现存与新增资产进行同样的估价，然后对两者加以比较；如果一个营利组织是持续运转的，那么一个核算期就是要做这样的估价和比较。这两种情况都要对最初和最终的资产状况做出平衡。“资本”就是经营者在账面上结存的可用营利手段的货币价值；“利润”与相应的“亏损”则是最初的结存和该核算期结束时的结存之间的差额。“资本风险”就是进行这种平衡时所估计的亏损概率。经济“经营”（Unternehmen）就是具有资本核算取向的自主行动。这种取向是通过“计算”手段表现出来的：事先计算可能的赢利风险和机会，事后计算以核实实际的盈亏结果。“赢利性”（profitability）如果是理性的，那就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之一：（1）那是通过事先计算被估计为可能的利润，获得这种利润乃是经营者活动的目标；或者（2）那是经事后计算而实际显示的在特定时期获得的利润，而且可以用于经营者的消费却又无损于他的未来赢利机会。这两种情况通常都用与最初的结存资本相关的比率表示，在今天则是用百分比表示。

以资本核算为基础的经营，可能会以利用市场提供的获利机会为取向，也可能以其他获利机会为取向，比如基于权力关系的机会，像包税或者买卖官职。

理性的营利性经营所进行的每一次具体操作，都会以根据计算手段所估计的赢利性为取向。在市场的营利活动中，资本核算要依赖于：91（1）根据事先的估计，经营中获得的货物存在着足够广泛的、有保障的销售机会，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有着高度的适销性；（2）从事经营的手段——比如潜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劳务——也能在市场上按照被估计的成本获得，而这种估计成本有着足够程度的确定性；最后，（3）从获得生产资料到最终把产品销售出去的整个过程——包括运输、产品制造、储存等等——所需要的技术和法律条件，它们构成了原则上可以计算的货币成本。

最大可能程度的可计算性，作为有效资本核算的基础，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在对经济活动的社会学条件进行讨论的整个过程中将会反复谈到这一点。这远不是说只有经济因素才对资本核算具有重要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形形色色外在和主观的障碍导致了这样的事实：作为经济计算的一种基本形式，资本核算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

与适合于预算单元的那种计算不同，市场经营者的资本核算和计算并不是以边际效用、而是以赢利性为取向。诚然，赢利的概率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消费单元的收益，由此也取决于消费品的最终消费者可支配的货币收益边际效用结构，正如一般所说，要取决于他们对相关商品的“购买力”。然而从技术观点来看，营利性经营的会计计算与消费单元的会计计算是根本不同的，就像它们致力于满足需求的目的完全不同于营利的目的一样。对于经济理论来说，是边际消费者决定着生产的方向。但事实上，在现代的环境下，鉴于权力的实际分布情况，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这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消费者处于不得不买的地位，他的需求也是由经营者“激发”和“调度”的。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理性计算，尤其是资本核算，都是以对价格及其变化的预期为取向的，因为它们要取决于讨价还价中的利益冲突和竞争，以及这些冲突的解决。这一点在按照簿记制度进行的赢利性核算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从技术观点来看，这种簿记制度今天已经在所谓复式簿记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通过一种单独核算制度，就可92以假定经营活动中的不同部门或单独账户之间彼此在进行交换，从而可以根据技术上最完善的方式，对每个单独步骤或措施的赢利性进行稽核。

因此，资本核算在形式上最理性的表现，是以人与人的斗争为先决条件的，这又会涉及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没有任何经济制度能够直接把主观的“需求感”转变为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是必须考虑通过货物生产去满足的。因为，一种主观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一方面取决于它的相对迫切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为满足需求而被估计实际可得或潜在可得的货物。如果这种满足所需的效用被用于其他更为迫切的用途，或者，如果这些效用要么根本不可得，要么只能贱卖劳动与货物以致未来的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而这些需要从当前来看仍被认为更加迫切，那就不可能出现需求的满足。任何经济制度——包括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消费，莫不如此。

在一种采用资本核算因而以个体单元占用生产资料——拥有“财产权”（见第一章，十）——为特征的经济中，赢利性就要取决于“消费者”根据其收益的货币边际效用所能够并且愿意支付的价格。只有着眼于符合这些条件、从而有着足够收益的消费者，生产才是有利可图的。一种需求之所以没有得到满足，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身先前已经有了对其他货物的需求，但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人对所有类型的货物都有更大的购买力。因此，市场上人与人的斗争，就是理性的货币核算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这一事实还意味着，经济过程的结果会受到这样一些人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有能力得到更充足的货币供应、因而可以开出高于他人的价格，或者他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因而能够使生产成本低于他们的卖方对手。特别是后者，他们能够得到更为充足的生产所必需的货物供应，或者更为充足的货币供应。尤其是，理性的货币核算要以实际价格的存在、而不光是以便于专业核算目的使用的虚拟价格为前提，就是说，要以能够发挥有效交换媒介功能的货币为前提，这种货币是实际需要的、而不光是用作纯技术性核算单位的货币。[17]因此，以货币价格和利润为取向的行动就会产生以下结果：（1）只要这些货物的生产是由营利性经营进行的，那么货币或者适销货物在市场上有关当事各方之间的分布差异，在左右生产的方向时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只有使已有的购买力得到和能够得到满足，需求才会成为有效需求。而且，（2）什么样的需求类型可以通过货物的生产予以满足，又要取决于生产本身的营利性。的确，营利性在形式上属于理性范畴，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对实质要求漠不关心，除非这些要求能够以充足购买力的形式在市场上得到体现。

“资本货物”不同于一个预算单元全部或部分拥有的财富，它是在资本核算基础上被管理的所有货物。“资本利息”则不同于各种可能形式的贷款利息，它是：（1）使用物质营利手段的估计最低正常营利；（2）营利性经营能够据以获得货币或者资本货物的利率。

这个讲解只是以更加精确一点的形式重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关于资本核算的技术问题，可以参阅例如莱特纳（Leitner）、谢尔（Schär）等人的会计学标准教科书，其中有些内容非常精彩。

1．资本的概念是参考具体的私人经营并按照私人商业会计惯例严格定义的。实际上，这是最便于这里使用的方法。这个用法同日常用语没有多少抵触，反而同社会科学中以往常见的、而且决不是前后一致的用法有更多冲突。为了验证一下这个如今重又在科学文献中日益流行的商业会计用语的益处，唯须提出的问题就是：（1）如果我们说一个法人拥有100万英镑“基本资本”（净值），这是什么意思呢？（2）如果说这笔资本的账面价值“降低”了，这意味着什么？（3）如果公司法规定了什么对象可以作为资本“投入”并且规定了投入方式，这又意味着什么？第（1）点意味着，只有在严格的盘存控制与验证之后显示在决算表上超过100万英镑的资产负债余额部分，才能被计为“利润”并按照股东的意愿进行分配（如果是一个人的经营，只有这个余额才能作为家庭消费之用）；第（2）点涉及严重的营业亏损问题，这意味着利润的分配未必会推迟到资产余额的积累大概在多年以后重又超过100万英镑时进行，而是根据较低水平的余额分配“利润”。但为此就必须“降低”资本的账面价值，就是说，“降低”资本账面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分配较低水平的“利润”。最后，关于基本资本（净值或所有权）如何通过投入有形资产而得到“补偿”，以及如何“提高”或“降低”它的账面价值，法律的规定便给了债权人和股东一个保证，即按照理性的商业会计规则“正确”分配利润，就是说，（a）保持长期的赢利性；（b）保证债权人不受损失。关于“投入”的规则，则无不关系到作为缴入资本之对象的资格与价值。（4）如果说由于无利可图而致使资本去“寻求其他投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能是在谈论“财富”，因为“投资”是一个财富管理的范畴，而不是营利性经营的范畴；或者（比较罕见地）意味着实际资本货物要么不再作为——比如——剩余物或者废物出售，要么就是在其他用途上重新恢复了资本货物的性质。（5）我们所谓“资本的权力”又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生产资料和经济优势——它们可以在一种营利性经营中被用做资本货物——的控制权拥有者，因拥有这种控制权，并且因经济行动以资本主义的商业计算原则为取向，从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地位。

在理性营利活动的最初阶段，资本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只是作为一种货币量被用于进行核算，尽管那时没有“资本”这个名称。在康门达（commenda）(8)的关系中，各种类型的货物就被托付给一个行商在海外市场出售，并采购其他所需的商品带回国内出售，然后在行商和提供资本的业主之间按特定比例分配利润和分担亏损。为此就必须以货币形式对货物进行估价，就是说，在这项冒险开始和结束时进行公平结算。康门达或者海上合伙（societas maris(9)）的“资本”就只是这种货币估价，它仅仅服务于当事各方之间的结算目的，而不是其他。

我们说的“资本市场”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存在对某些“货物”、尤其是货币的需求，目的是要把它们用作资本货物，同时还意味着营利性经营的存在，尤其是某种特定类型的“银行”，它们的利润就是得自提供这些资本货物。所谓“借贷资本”就在于按照约定移交货币——日后将等额偿还，不管有息还是无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借物是一种营利性经营的对象，我们就应当使用“资本”一词，对于其他情况则仅仅说是“货币借贷”。按照日常用语的习惯，只要是支付利息，那就是“资本”，因为利息往往是表示一个基本数的百分比；正是由于这个计算功能，贷款或存款额才被叫做“资本”。当然，事实上，该词的起源就在于：capitale（资产）是贷款的本金总额；据说——尽管无法证明——该词是源于计算贷出的牲畜头数。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即使在很早以前，实物借贷就是以货币形式进行估价的，然后据此计算利息，因此，资本货物和资本核算在这里就已经像后来一样具有典型的相关性了。至于普通的借贷，如果它只是作为管理预算内财富的一个阶段，而且只要它被用于预算单元之需，那就不能使用“借贷资本”一词了。当然，对于借方来说，也同样不是“借贷资本”。

除了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资本核算取向以外，“经营”的概念与日常用语中的说法显然并无二致。这样说是为了强调指出，只有能够以资本核算为取向才能构成一种“经营”，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本身，不管这种资本核算的规模是大是小，也不管实际上是否按照理性原则进行理性核算。同样，只有针对以资本核算为取向的经营，才能使用“盈利”和“亏损”这样的术语。像作家、医生、律师、官员、教授、职员、技师、工人那样并非利用资本赚得的货币，自然也能叫做“获利”（Erwerb），但它不应叫做“利润”，即使日常用语也不会称其为利润。“营利性”是一个可以应用于任何分散行为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些根据商业核算技术能够单独估价其“盈”、“亏”的行为，比如雇佣一位特定的工人，购置一台新机器，确定工作日期间的休息时间，等等。

以偿还任何类型借贷时的约定利息为起点去定义资本利息的概念，这并不是个方便的做法。如果有人为帮助一个农民而借给他种子，然后要求得到增值的回报，或者借给人家钱并要求还款时另外付息，我们几乎不会把这个过程叫做“资本主义的”过程。如果行动是理性的，这个贷方就可能很有把握得到额外的回报，因为他的债务人从使用这笔借款中得到的收益可能会大于需要支付的利息，就是说，与不得不放弃借贷相比，那时债务人的状况会变得更好。同样，贷方也会意识到这种状况并加以利用，因为将来的还款加上利息的边际效用要超过他当下控制的、就要被借出的货物的边际效用。这实质上属于预算单元及其财富的管理范畴，而不是资本核算的范畴。即使有谁因为个人急需而从一个“夏洛克”那里得到一笔紧急贷款，他要支付的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利息，放贷人接受的也不是这种资本利息，毋宁说，那是借款的回报。一个做了一笔贷款生意的人，如果他的行为是理性的，他就会专注于他的生意资本的利息，并且肯定会认为，如果从贷款中得到的回报达不到这个赢利比率，他就是蒙受了“亏损”。这种利息我们才能认为是“资本利息”，前者只能称之为“利息”。因此，用这里的术语来说，资本利息始终是按照资本计算的利息，而不是为资本偿付的利息，它始终是以货币估价、因而是以这一社会学事实为取向的：营利手段的处置权——不管是否通过市场——总是掌握在私人手中，亦即被私人所占用。如果没有这一点，资本核算、从而还有利息的计算，都将是不可想像的。

对于理性的营利性经营来说，利息就是最低限度的赢利性，这种利息要被记入资本总量。判断这种特定的资本货物利用方式是否可取，就是要看能否达到这个最低限度的赢利性。这个背景下的可取性自然是从赢利性角度来看的。众所周知，这种最低限度的赢利性比率只是一个近似值，只能根据在资本市场上即时得到的贷款情况而定。但是，何以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计算，其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的存在，正如市场交换的存在是用不同账目做账的基础一样。经营者一成不变地乐于为借贷资本支付利息，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之一。要想说明这个现象就只能这样来理解：一般的经营者都会希望长期赚取利润，或者一般来说，经营者赚到的利润事实上都会高于他们必须为借贷资本支付的利息——就是说，通常在理性的情况下，现在的100可以换回将来的100加X。

经济理论是根据现在和未来所控制的货物的边际效用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顺利。但是社会学家此时想要知道的是，这种假设的关系在人的什么行动中会得到这样的反映：行动者能够以“利率”的形式[对现在和未来货物]作出不同估价，并以这种估价的结果作为他们自身活动的准绳。因为显而易见，这样的情况决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出现的。正如我们所知，这确实出现在营利性经济单元中。然而，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营利性经营和预算单元（家族）之间经济权力的分配（Machtlage），后者既消耗所提供的货物、又提供某些生产手段（主要是劳动）。只有在预计能够赚取最低限度的资本利息时，营利性经营才能（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具备基础并持续运转。这样，经济理论就完全可以说，只有这个按照“利息”标准从事经营的特定阶层的经济行动者，才有可能利用这种权力分配（这本身就是货物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一个结果）。当然，经济理论也有可能沿着另外的路线发展。

2．对预算性“财富”的管理和营利性经营，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二致。实际上，也只有根据相应经济活动的意义取向的差异，才能在分析中把它们区别开来。后者是以保持并增加营利性和以该项经营的市场地位为取向，前者则是以财富和收益的安全与增长为取向。然而，要说这种基本取向始终会在某个具体情况下坚持此一方向而排斥彼一方向，这也决非必然，有时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经营者的私人财富就等于通过生意控制其公司的生产手段，并且他的私人收益也就是那种生意的利润，这倒可以把两者看做同一回事。但是这样一来，所有的私人考虑可能都会导致经营者制订出——按照经营行为的合理性要求来看就是——无理性的生意政策。然而，私人财富和生意控制权往往并非同一回事。此外，业主的个人债务、对较高当前收益的个人需求、遗产的划分等等因素，往往会对该生意产生一种——就生意上的考虑来看——高度无理性的影响，这种状况往往成为采取措施以彻底消除这些影响的起因，例如把家族生意组成公司。

因此，把私人事务和生意分离开的倾向就并非偶然。其缘由在于这一事实：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维护所有者私人财富的关切往往是无理性的，正如从经营的营利性角度来看他对任一既定时间受益的关切也是无理性的一样。和一个生意的营利性相关的考虑，也不等于那些作用于相关劳动者或消费者私人利益的考虑。反过来说，有权控制一项经营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对于自己私人财产和收益的关切，也未必与经营的营利性最优化及其市场权力地位这一长远考虑相一致。当一项营利性经营是由一个生产者合作联合体（produc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控制时，这一点就尤其确凿无疑。对商业经营进行理性管理所产生的客观利益，与控制该经营的那些个人的私人利益决不是同一回事，且往往还是背道而驰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即使在涉及控制权和被控制的对象时预算单元和经营活动是同一回事，两者在原则上也是分离的。

预算单元和营利性经营的这种明确区别也应当在术语上明确表现出来。一个希望消费其收益的私人投资者购买有价证券，这不是一种“资本投资”，而是一种“财富投资”。一个个体为了获得利息而提供货币借贷，从贷方的角度来看，完全不同于一家银行给同一个借方提供的贷款。另一方面，从借方的角度看上去，给一个消费者提供的贷款和给一个经营者提供的用于商业目的的贷款也是完全不同的。银行是在投入资本，经营者是在借入资本。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借方可能只是用于预算管理的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贷方可能是在进行私人财富的投资。私人财富和资本之间以及预算单元和营利性经营之间的这种区别，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如果不作这种区分，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理解那些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受到的限制。（关于这一点，罗特贝图斯[Rodbertus]的著名论文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其中有着种种谬误和缺陷，不过卡尔·比歇尔的出色论述可以补其不足。）[18]

3．决不是所有进行资本核算的营利性经营都会具有双重的市场取向，就是说，既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又在那里出售它们的产品或者最终劳务。包税以及各种金融业务也在进行资本核算，但并不出售任何产品。由此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结果，这将在以后讨论。这是一种并不以市场为取向的资本主义营利活动。

4．为求便利，这里将把获利活动（Erwerbstätigkeit）和营利性经营（Erwerbsbetrieb）加以区别。任何以特定方式力图获取尚未拥有的货物、货币或其他物品的人，都是在从事获利活动。这也包括官员和工人，而不光是经营者。但是“营利性经营”一词将只限于指称那些持续以市场机会为取向的获利活动，因为它们把货物用做确保营利的手段，其途径是：（a）生产和销售有需求的货物，（b）提供有需求的劳务以换取货币，它可能是通过自由交换，或者是利用第3点业已指出的被占用的优势。凡是仅仅作为私人财富出借人或投资者的，都不是从事这里所说的营利活动，不论他在多么理性地管理着他的资源。

5．不言而喻，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营利性经营按照有利可图的方向生产货物，决定的因素则是最终消费者根据自身收益所认为的边际效用。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那就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经济在大规模地（a）创造着新的需求并使旧的需求不断萎缩；（b）通过进攻性的广告策略使资本主义经营对消费者的需求功能发挥着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这一点主要适用于并非最迫切的需求，但即使对食品与住宅供应这样的需求类型，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者也在发挥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

十二、实物形式的计算

实物形式的计算有着极为多样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货币经济”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使用货币是那里的典型情形，那里的行动则典型地以体现在用货币计算的市场行情为取向。另一方面，“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一词指的是不使用货币的经济。历史上已知的不同经济系统都可以按其更接近货币经济还是自然经济而加以分类。

然而，“自然经济”的概念并非十分明确，因为它可以涵盖结构极为不同的各种系统。它可能意味着（a）一种根本不会出现交换的经济，或者（b）物物交换而不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经济。第一种类型可以是一种在纯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个体经济单元，或者是某种明确分配参与权的个体经济单元，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有关各方都完全没有自治或自主权。这可以叫做“封闭的家庭经济”。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些自治与自主的个体单元的组合，但它们全都必须以实物形式向一个为行使权威或者作为一个共同体机构而存在的中心组织缴纳贡赋。这是一种“以实物支付为基础的经济”（大庄园经济，“以公益性派捐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群体）。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符合这种纯粹类型，就只会存在实物形式的计算。

关于第二种类型，（b），那里倒是包含了交换，但作为自然经济，其中的交换只是物物交换，既不使用货币，也不以货币形式进行计算。或者是一种以实物进行交换的经济，但偶尔甚或典型地以货币形式进行计算，这是古代东方(10)的典型情形，并且随处可见。

就分析实物计算的目的而言，只有（a）项类型的情况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里要么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单元，要么是在理性组织起来的固定单元中产生公益性派捐，试图把现代技术用于全面“社会化”的经济中时，大概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形。

实物形式的计算实质上是以消费——满足需求——为取向的。当然，它也完全有可能类似于在实物计算基础上的营利。这可能表现为（a）无需借助于交换而在计算的基础上把可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系统地用于货物的生产和运输，按照这种计算而得到的需求满足状态，相比没有这些措施或者资源被用于其他方面时的状态，就可以判断出它是最有利的做法。或者（b）在物物交换经济中，可以通过交换——也许是在系统地反复以货易货中——来处置或者获取货物，尽管严格说来这并不使用货币。这种行动可能会系统地以确保货物供应为取向，与没有这些措施的状态相比，这被认为将会更充分地为单元的需求进行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同质的货物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就是说，才能明确地和完全不带主观评价地用数字进行比较。当然，也有可能建立一种实物工资制，其中包括各种典型的消费品（Konsum-Deputate），例如尤其是古代东方的实物薪金和俸禄（它们甚至会成为交换对象进入交易，类似于我们的公债）。对于非常同质的商品，比如尼罗河流域的谷物，要求就一定量的商品完全采用记账制进行储备和贸易，这在技术上当然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同班可币值（banco-currencies(11)）条件下的银条。[19]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用数字来表述一个生产过程的技术效率，从而与其他类型的技术过程进行比较；或者，如果最终产品是相同的，还可以比较不同生产过程对于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类型的相对需求；再者，如果生产资料是相同的，也可以对出自不同生产过程的不同产品进行比较。这样就常常有可能对一些重要的——尽管可能是局部的——问题的意义进行确凿的量化比较，虽然并不是总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一旦要对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它们的不同使用方法以及最终产品的不同质量进行比较，更大的计算难题也就接踵而至了。

诚然，任何资本主义经营都会不断遇到实物计算的问题。比如说，已知有一台特定类型的织机和一批特定质量的纱线，如果其他相关数据业已确定——诸如机器的功率、空气湿度、煤耗、润滑油消耗等等，那么这时需要弄清的问题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量是多少，从而单位时间内可以归到任何个别工人名下的总产量是多少。对于那些会产生典型的废品和次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即使没有任何货币核算，这也是可以测定出来的，并且事实上也就是这样测定的。同样，在特定情况下，即使不使用货币，根据这种经营活动的专业生产能力、建筑物和机器的折旧周期、由于损坏以及其他形式的浪费造成的典型损失，也可以算出它在正常情况下原材料的预计年消耗量。然而，在今天，根据不同种类原材料的用途以及处理这些原材料的不同方式来比较不同种类的生产过程，采用的办法则是根据货币成本去计算相比较而言的盈利。但是，对于实物核算来说，这方面就存在着一些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经营活动即使在没有面临这些难题时也倾向于使用货币术语进行资本计算，这一点乍看上去好像并无必要。但是，这决非偶然。例如，在折旧冲销时就要使用货币核算，因为这是保障未来商业生产力所需条件的措施，它把变化着的环境中最大限度的确定性和最高程度的灵活性结合了起来；而采取任何实物库存的储备手段或者其他实物准备，这种灵活性都可能受到无理性的严重阻碍。如果没有货币核算，那就很难看出怎么才能逐步建立起无法得到详细说明的“储备”。而且，一项经营始终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会不会无理性地运作，即会不会无利可图，如果会，原因何在？这意味着需要确定该项经营的哪些实际有形消耗（即资本核算意义上的“成本”）能够节省下来，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才能随时随地都更加理性地去消耗。事后的货币计算可以相对容易地确定这一点，即以货币计算去核算“成本”——这尤其还包括利息负担——与“收益”的关系。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完全以实物形式进行计算就会格外困难，事实上那只有在非常简单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到。可以相信，这不是个在技术上改进计算方法就能克服的问题，而是有一些根本性的限制，这使得用实物形式的计算进行真正准确的核算，从原则上说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的确，这一点很可能会受到质疑，尽管质疑的根据当然不会是出自泰勒制的论点，也不是因为采用一种不使用货币的分红制有可能提高效率。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才能发现这个组织在什么样的临界点上采取这些措施还能有利可图，因为到了那个临界点就会存在一些无理性因素。在寻找这样的临界点时，实物形式的核算就会碰到一些如果以货币计算进行事后计算就未必能碰到的困难。以实物核算作为经营的计算依据——这种类型也包括他主和他治的计划经济生产单元，在碰到追究责任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它的根本局限，在这样的系统中，根本不可能按照事后计算账面盈亏的简单方式去追究责任，而只能采取边际效用理论所给出的莫衷一是的形式。为了使理性利用生产资料成为可能，一个实物核算系统就不得不确定一些适用于具体资本货物的“价值”指标，使之能够在现代商业核算的账面估价中发挥“价格”作用。但是，如何才能确定这样的指标，尤其是怎么才能进行稽核，却根本不得而知，例如，它们应当随着每个生产单元（根据经济区位）而变化、还是根据“社会效用”——（现在和未来的）消费需求——为整个经济确定统一的指标？

有人认为，只要足够严肃地解决了非货币经济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或者发明一种适宜的核算方法。这种假设将会一无所获。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全面的“社会化”都是一个根本问题。只要在这个决定性的方面我们找不到办法系统阐明一种理性“计划”，那就不能谈论什么理性的“计划经济”。

如果从有效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观点去考虑把一种具备既定生产功能的经营活动放在此地或彼地是否理性的问题，那么实物核算的困难就会更加显著。如果我们从最理性地利用可以得到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这一角度出发，希望确定一个特定经济单元获得某些产品是通过与其他单元进行交换还是自己生产这些产品更合算，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确实，各行业选择区位的标准乃是一些“自然的”考虑，其最简单的数据也能用非货币术语表达出来。（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Part Ⅳ[英译本为《区位论》[The Theory of Location]，C.J. Friedrich trsl.，1929，Chicago]）。然而，根据特定区位的相应环境具体确定一个具有固定产能或不同产能的生产单元是否理性，要想用实物计算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进行非常粗糙的估计，除了在少数事例中可以根据某种自然特性——比如独一无二的原材料来源——给出解决办法。但是，以货币计算，尽管可能会出现种种未知因素，原则上却始终是一个确凿的解决办法。

最后还有一个单独的问题，即在特定条件下，当为满足这些需求预做准备同样可行时，对满足不同需求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归根结底，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涉及一个生产单元的每一个单项计算环节。在货币核算的条件下，它对一项营利性经营的盈利、从而对该项经营的生产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在仅仅以实物计算的地方，原则上只有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之一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遵循传统，要么通过一种任意专横的调整，这种调整不管所持的依据何在，都要规定一种消费模式并强迫人们服从。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会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生产要素和不同的行政决策对一个经济单元的总产出分别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像如今以货币形式计算盈利性那样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大规模生产为大规模需求做准备的过程已是当代的典型情形，在这种过程中，实物计算会遇到最大的困难。

1．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博士论及近些年来“社会化”趋势的众多著述[20]，以特别透彻的方式提出了实物核算的问题。这在任何关于全面社会化的讨论中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它可能会导致有效价格的消失。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找到理性的解决办法，只是有助于指出实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必定会付出某些“成本”，其中也包括经济成本，但却没有触及这类方案的正当理由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这样的运动并不是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基于一些伦理假设或者其他形式的绝对价值，对这些东西进行“反驳”并不是任何科学的分内之事。然而，从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理应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只有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特定地域之内的特定人口密度。如果确实能够做到这一步，那么维持一个有效价格体系的必要性，就会给社会化的可能程度施加一种限制。不过此处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可以看出，正是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加以区别——如果还存在这种区别的话。

2．当然，以下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是对单个经营还是一批经营乃至所有经营来说，即使有了用货币计算体现出的最完备的物流统计信息，单纯的货币核算也根本无法告诉我们究竟做出什么样的实际准备——提供什么样的实际消费品——才能满足一个特定群体的需求。此外，人们常常谈论的以货币计算去估计“国民财富”，也只有在服务于财政目的时，就是说，用于确定应征税财富时，才会受到严肃对待。当然，这一责难并不在任何类似的程度上适用于货币术语的收益统计——假如货物的货币价格为众所周知的话。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没有可能按照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去核查实际福利。而且，事实上，正如西斯蒙第和松巴特[21]以罗马平原（campagna）的粗放农业为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的那样，那个大平原上出现了使所有参与者都心满意足的赢利性，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赢利性与充分利用可以得到的生产资源为特定人口提供消费品供应却毫无关系。占用的方式，特别是土地占用的方式（应当承认，弗兰兹·奥本海默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22]导致了一种专以各种实物收取租金和获得收益的制度，因而充分利用生产资源的技术手段之发展便受到了永久性的严重阻滞。不过，这种技术问题还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质所在。特别是，为了获利而对生产施加的限制在中世纪经济中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现代劳工运动谋取权力地位的努力可能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对此人们已经有了大量讨论。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现象也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之中。

货币流量统计（或估计）的存在，并不像某些作者常常认为的那样阻碍了实物数量统计的发展。事实就是如此，不管我们用合乎理想标准的统计进行衡量时会发现后者有多少缺陷。经济统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概都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数量进行统计的。

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工作，几乎都在全神贯注地批判经济行动的赢利性取向对实物供应的影响。总的来说，所谓“论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全部工作都是完全着眼于此的。不过，他们用做判断标准的是以社会福利为取向的社会改革模式，这与无货币经济相比就意味着，不论现在或者任何时候，在处于大规模生产阶段的经济中，达到这个标准的惟一可能的办法，是有效价格的继续存在，而不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点看做是一个折中办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荒谬态度。事实上，非货币经济的问题，特别是以实物计算的理性行动的可能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他们关注的绝大多数都是历史问题，而不是现实。但是这次世界大战，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一样，以战时经济和战后调节的方式把这些问题推上了显著地位。的确，奥托·诺伊拉特的功绩之一，就是最早、而且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这些问题，不管他的分析在原则上和细节上有多少为人诟病之处。“同行”们很少注意到他的工作，这并不奇怪，因为到现在为止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些激励性的启示，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它们很难成为深入分析的基础。在他截止到最近公开发表的看法中，这个问题才刚刚提出。

3．把战时经济的结果和方法用做依据来评论各种形态经济组织的实质合理性，只有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才能这样做。在战争期间，整个经济都要以原则上是单一的明确目标为取向，而且当局的地位可以使它采取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可容忍的方式运用权力，除非那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臣民都是该国家的“奴隶”。此外，战时经济总是带着一种“濒临破产”的固有态势：直接目标的极端紧迫性几乎会压倒对战后经济的一切考虑。只有在管理层那里才会存在计算的精确性，但是对消耗——特别是不会立即受到枯竭威胁的劳动力和所有物资的消耗——的经济限制却只能是极为粗陋的。因此，计算主要是具有一种技术特性，尽管这不是惟一的特性。如果它具有真正的经济特性，就是说，不光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重视可供选择的目的，那么从精确的货币计算角度来看，那也只是限于根据边际效用原则在相对原始的水平上进行计算。从类型上说，它属于一种预算式计算，并不意味着能够保证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既定配置具有长期合理性。因此，无论声称战时经济与战后调节的经验对于分析各种可能的经济形态变化多么富有启示，如果从实物核算的类型得出结论认为，它也能长期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这就失之轻率了。

可以坦率地承认：（1）对于那些没有市场价格的生产资料，在货币核算中也必然会作出随意的假定，这在农业核算中尤其常见；（2）在综合经营的不同分支之间分摊间接成本时，也存在着差不多类似的情形；（3）卡特尔协定的形成会直接削弱根据资本核算进行精确计算的动力，不管这种协定与市场行情有关的依据多么理性，因为在缺少对计算的强制性客观需要的情况下，计算就会减少。然而，如果以实物形式进行计算，就可能普遍出现第（1）项所说的那种行情，而任何精确分摊间接成本的做法都将变得不可能（这在今天已经由货币计算实现了，不管它有多么粗略），最后，任何进行精确计算的动力都将消磨殆尽，从而不得不创造某种新的人工手段，而它的有效性将会令人生疑。

有人认为，私人经济部门的庞大职员班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计算有关，应当把它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统计局，发挥用实物进行统计核算的职能，以取代现行制度下货币形式的商业核算。这种念头不仅没有考虑到“统计”与“商业核算”背后具有根本差异的动机，而且没有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功能。这种差异正如官僚和经营者的不同一样。

4．实物计算和货币计算都是理性的技术。然而，它们绝没有详尽无遗地涉及全部的经济行动。有些行动类型尽管也是以经济考虑为取向，但却并不知道进行计算。经济行动可能会以传统为取向，或者受到情绪因素的决定。人类觅食的行为就是经济行动中比较原始的一面，这与动物觅食非常近似，但后者却是受本能支配的。具有经济取向的行动如果受到一种宗教信仰、好战激情或者个人忠诚以及类似取向的支配，很可能就只会进行非常低水平的理性计算，尽管在动机上是完全自觉的。“兄弟之间”是排斥讨价还价的，不管他们是血缘上的兄弟还是一个行会或者一个宗教群体内的兄弟。家庭成员、亲密同伴或者门徒之间通常不会进行这样的计算，最多在必要时诉诸比较粗略的分配，这是计算的朴素开端。第二部分第四章将会讨论计算逐渐渗透到早期形态的家庭共产主义的过程。货币在任何地方都是计算的传播者。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实物计算的技术水平始终就低于解决它的固有难题所必需的水平；因此，在这方面，奥托·诺伊拉特显然是正确的。

在本书排印期间，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些问题的论文。见他的“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载《社会科学文献》第47卷（1920）。[23]

十三、货币经济形式合理性的实质条件

由此可见，货币计算的形式合理性要依赖于某些非常特殊的实质条件。它们对于这里的目的有着特殊的社会学重要性，其中包括（1）至少是相对自治的经济单元之间的市场斗争。市场价格是利益冲突与妥协的产物，因此也是权力较量的结果。货币并不仅仅是“未具体说明效用的凭证”，好像可以随意改动而不会对人与人的斗争带给价格体系的性质产生任何根本影响。毋宁说，“货币”主要就是这种斗争的武器，价格则是这种斗争的表现方式，它们仅仅是对这种利益斗争中的相对机会进行量化估计的计算工具。（2）货币核算作为经济行动的计算性取向的手段，当它被应用于资本核算的形式中时，要达到最高度的合理性水平。这里的实质前提是彻底的市场自由，就是说，不存在强加于人的、经济上无理性的垄断，也不存在自发的、经济上理性的（即以市场为取向的）垄断。在这种状态下，争夺消费者的斗争就会发生大量支出，特别是销售与广告组织的支出，这在没有竞争——比如计划经济或者全面垄断——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发生。严格的资本核算进而还与“工场纪律”（shop discipline）和生产资料的占用等等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和一个“支配体系”（Herrschaftsverhältniss）的存在联系在一起。（3）从实质上说，不是对效用的“需求”（渴望）、而是对效用的“有效需求”调整着营利性经营通过资本核算这一媒介安排货物的生产。因此，在既定的财富分配状况下，生产什么就要取决于偏爱并有能力购买既定效用的收入群体之边际效用结构。以上陈述，连同在资本核算形式下所达到的最完备的形式合理性对所有实质性前提的完全漠视（在市场是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这种漠视是绝对的），使我们看到了内在于货币经济的计算合理性结构中的根本限制。毕竟，这是一个纯形式的特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后者——原则上始终是两回事，尽管从经验上说它们在许多（根据某些人为的假设甚至是在所有）情况下也是吻合的。因为，关于货物的实际分配状况，货币核算的形式合理性并未揭示出任何东西。这一点始终应当另作他论。然而，如果使用的标准是用最低限度的给养供应最大规模的人口，那么最近几十年的经验看来就会表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是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达成一致的，其原因就在于，仅仅适合于货币计算的、具有经济取向的社会行动类型使那些刺激因素发挥了作用。不过事实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如果不同时分析收入分配的状况，那么关于真实需求的满足，形式合理性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东西。[24]

十四、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通过以自我利益基础上的交换优势为取向的行动，并且仅仅通过由这种交换过程达成的合作，而使需求得到了满足，就应当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结果则是，经济行动在系统地以一种既定的实质性秩序为取向，不管该秩序是一致同意的还是强加于人的，它在一个组织内部是有效力的。

通过市场经济满足需求，一般都是——与合理性程度成正比——以货币计算为先决条件的。运用资本核算的先决条件则是预算单元（家庭）和经营在经济上相分离。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满足需求，则要依赖于按照需求的不同性质和程度，把实物计算用做经济行动实质取向的根本依据；然而从形式上说，从事生产的个体的行动要以一个行政班子的指令为取向，而这种班子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单元都是自主的，它们的行动具有自治的取向。在预算单元（家庭）的管理中，其行动取向的基础是货币财产及预期货币收益的边际效用；对于断断续续经营的工商业者（Gelegenheitserwerben）来说，其行动取向的基础是市场获利的概率，而营利性经营则以资本核算作为行动取向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中，只要“计划”得到了切实贯彻，那么所有的经济行动都会以他治的严格“预算”方式为取向，这些规则会责成某些行动模式而禁止另一些行动模式，并且会建立一套奖惩体系。在计划经济中，即使个人的额外收益前景被当做刺激自我利益的手段，能够得到报偿的行动类型和方向实质上也还是受到他治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中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事情，尽管形式上是自愿的。事实上，只要财富的分配、特别是资本货物的分配不平等，无产者为了获得市场上能够提供的任何效用回报，就要被迫完全服从于他人的权力——或者服从于财富所有者的权力，或者服从于资本所有者或资本代理人以资本核算为取向的决定。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中，这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动力包括以下这些决定性因素：（1）对于那些没有殷实财产的人来说，（a）随时都会面临的完全衣食无着的危险——包括他们本人和他们的被抚养人，即孩子、妻子、有的还包括父母，因为这些被抚养人完全要依靠他们来维持供给；（b）不同程度地在主观上把经济生产性劳动看做一种生活方式。（2）对于那些由于财富和受教育程度——通常正是依靠这些财富才能受到教育——而享有特权地位的人们来说，（a）从有利可图的事业中获取大量收益的机会；（b）野心；（c）把某些享有崇高声望的劳动类型看做一种“天职”，诸如脑力劳动、艺术表演以及需要高级专业技能的劳动。（3）对于那些分享营利性经营的财产份额的人们来说，（a）个人自有资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个人营利的机会，以及（b）把理性获利活动看做一种“天职”的价值观念；后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个人成就的证明，或者是一种对服从他的权威的个人实现了自主控制的象征或手段，或者是一种控制经济优势的象征或手段，而这些优势对于一个规模不确定的人群有着重要的文化或物质意义，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权力。

一种以满足需求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如果它能得到彻底推行，那就必定会削弱劳动的动力，即只有在面临生计难以为继的风险时才会劳动。因为，如果那里至少还存在着一个供应需求物的理性系统的话，那就不可能听任一个劳动者的被抚养人承受该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效率所带来的全部后果。此外，有组织的生产单元的管理，其自治性也必定被大大削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因此，也就不可能看到资本风险并通过形式上自治的成就证明其能力。针对他人及其经济状况重要特征的自治性权力也同样如此。计划经济在控制着给予某种特定物质报偿机会的同时，还会要求人们怀抱某些最广义的利他主义类型的理想动机，以求刺激经济生产达到从经验上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达到的水平，相比之下，后者则是以营利机会为自治性取向，通过生产活动满足有效需求。凡是彻底推行计划经济的地方，随着消灭货币和资本核算，必定会进而承受形式上的计算合理性之不可避免的萎缩。应当重申，实质合理性和（准确计算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经济系统中这一根本的——归根结底也是不可避免的——无理性要素，乃是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下论述适用于第十三和十四节。

1．以上讲解显然不过是以更切当的形式阐明了一些广为人知的问题。市场经济乃是典型而普遍地主要以“自我利益”为取向的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表现。这种行动类型使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乃是经济理论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一般了解则是我们这里的先决条件。使用“计划经济”（Planwirtschaft）一词当然并不意味着接受德国前经济部长的那些著名提案。[25]之所以选用该词，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日常用法并不相悖，同时也因为它的正式用法已被普遍接受。这使它比奥托·诺伊拉特使用的、在其他方面倒也适用的“管制经济”（Verwaltungswirtschaft）一词更为可取。

2．如果是以营利为取向，那么组织的、或者由组织调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包括在“计划经济”的概念之内，无论该组织是一个行会、一个卡特尔还是一个托拉斯。“计划经济”所包括的仅仅是以供应需求物为取向的组织的经济活动。任何以营利为取向的经济活动系统，不管受到多么严格的调整或者受到一个行政班子多么明显的控制，都是以有效价格为前提、从而以资本核算为行动依据的，包括全面的卡特尔化这种并不多见的情况，那里的价格要决定于卡特尔集团之间的谈判，以及卡特尔集团与劳工组织议定工资协议的谈判。纯粹作为一个预算单元被管理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全面社会化，与保持资本核算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局部社会化，尽管它们的目标一致，但从技术上说却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凡是配给消费品的地方，或是采取措施“以实物形式”直接分配货物的地方，就会看到预算式计划经济的端倪。一种有计划的生产指导，不管它是来自自愿的或者官方强加的卡特尔，还是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进行理性组织，而就其自身的条件来说，那就不可能没有价格，至少暂时不能没有。因此，“定量配给型”的社会主义会完全排斥“工厂委员会”（Betriebsräte）类型的社会主义，这决非偶然，因为后者肯定会违背其领导人的意志去追求工人的收入利益。

3．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开始详细讨论卡特尔、法人或者行会等等经济组织的形成。它们一般都是以调整或垄断利用营利机会为取向。它们的出现可能是通过自愿的协议，但更常见的是强加于人，即使那在形式上是自愿的。最一般的讨论请参阅第一章第十节，以及本章第十九节以下各处对占用经济优势的讨论。

自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发表以来，两种对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停止过冲突。一种类型是秉持进化论并以生产问题为取向，其中特别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另一种类型则是以分配问题作为出发点并主张实行理性的计划经济。后者如今已被称为“共产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实际上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的激烈争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竞争领导权和“俸饷”有关，伴随着这些争端的仍是同一些问题。特别是，战时经济的经验给一种计划经济观念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刺激了利益占用的发展。

采取这种方式提出是否应当引进一种计划经济——不管其意义和内容如何——的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在科学的基础上只有可能这样提出问题：任何特定的具体方案会带来什么可能的结果？如果进行这样的实验，不得不接受的又将是什么结果？这需要所有各方坦率地承认，尽管某些因素是已知的，但重要的是更多的因素仍然未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讨论就不可能得出具体的结论性意见。只有在涉及组织形态——特别是国家形态——时才能对这些要点进行一些零散的讨论。这里只有可能（无法避免地）简要讨论一下一些最基本的技术问题。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这里还不能论及受调整的市场经济现象。

4．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活动组织，其先决条件一方面是占用效用的物质来源，一方面则是市场自由。这些效用之源——特别是运输与生产手段——的占用程度越高，市场自由的功效就会越大。因为，产品适销程度越高，经济行动就越是要以市场行情为取向。但是，如果占用仅限于效用的物质来源，那么占用的程度越高，市场自由的功效也就越大。任何通过奴隶制或农奴制对人的占用，或者通过市场垄断对经济优势的占用，都会制约以市场为取向的人的行动。费希特在《封闭的商业国》（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Tübingen，1800）中便正确地把仅限于指称物质货物的“财产权”概念，以及包含在这一概念中的对物的控制权的越来越大的自治，看做是现代市场取向的制度特征。市场关系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在关注财产权的这种扩张，因为这使他们的行动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以市场行情提供的营利机会为取向。因此，这种类型财产权的发展应当归因于他们的影响。

5．为了精确表述起见，我们避而不用其他人[在1918—1920年间德国人的讨论中]常用的“共同体经济”（Gemeinwirtschaft）一词，因为它把一种“共同利益”或者一种“共同体感情”（Gemeinschaftsgefühl）的存在妄称为一种常态，这在概念上无此需要：一个厉行徭役劳动的封建主的经济组织，或者像“新王国”法老王那种统治者的经济组织，都和家庭经济组织一样属于同一个范畴，两者同样有别于市场经济。

6．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来说，经济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行动，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以资本核算为取向，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也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即那里需求的满足是受到货币经济影响的。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必定会成比例地伴随着货币经济中越来越高度的需求满足，这就错了；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必定都会采取西方世界那样的形式，这就更加错误。事实上，相反的说法倒是正确的。货币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和某个君主的大庄园（oikos(12)）经济并行不悖，而后者会越来越多地垄断更大的利润源。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就是一个突出范例。根据保存下来的文献证据可知，那里的货币经济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但是它的核算仍然是预算式核算，并没有发展为资本核算。也有可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会出现一个财政优势“封建化”（Verpfründung）的过程，从而产生一个处于传统主义稳定状态中的经济系统。中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一点将在别处讨论。最后，资本主义式的利用货币资源，可能会表现为投资于潜在的利润源，这并不是以自由商品市场中的交换机会为取向，因而并不是以货物的生产为取向。这在现代西方经济秩序所及的地方以外几乎随处可见，其中原因将在下文讨论。

十五、劳动的经济分工类型

一个以经济考虑为取向的群体中的所有社会行动类型，以及所有具有经济意义的联合体关系，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有助于生产的、特定模式的人的劳务分工与组织。只要瞥一下经济行动的这些事实就会看出，不同的人们在以极为多样化的方式互相组合并与非人类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从事着不同类型的工作，同时也服务于共同的目的。这些现象极为复杂，但仍有可能区分出若干类型。

用于生产目的的人的劳务可以区分为（a）“管理型”劳务，（b）以管理者的指令为取向的劳务。为了下面讨论的目的，后一种类型将被称为“劳动”。

不言而喻，如果劳动指的是时间和努力本身的支出，那么管理活动就是这种最明确意义上的“劳动”。然而，上面定义的“劳动”与管理活动非常不同，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该词的用法已被普遍接受，而且这里的讨论也将遵从这种用法。如果是为了更一般的目的，将会使用“劳务”或“工作”等词。

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部，从事劳动或其他工作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1）技术性的；这意味着，众多协作的个人的劳务被分别互相结合并与非人类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以完成生产的技术程序；（2）社会性的；首先，可以按照特定劳务是否属于自主与自治经济单元的管辖范围并根据这些单元的经济性质进行分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劳务、不同的物质生产资料以及经济营利机会是否被占用的方式或范围进行分类，因为它们都是利润源或者获利手段。这些要素决定了职业分化的方式和市场的组织，前者是一种社会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经济现象；（3）最后是一个经济准绳；我们必须分别探究，劳务的互相结合以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同类型经济单元之间的分工以及占用的模式，究竟是在预算管理还是营利性经营背景下被利用的。

对于本节以及下一节的内容，请参阅卡尔·比歇尔的权威论述，见他的“职业”一文，载《政治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wiss enschaften），另见他的《国民经济的兴趣》（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26]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著述。只有在为求便利起见而显得必要之处，其中的术语和分类才会与比歇尔的不同。没有理由再去援引其他资料了，因为以下讲解并不试图得出新的成果，而只是为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1．应当强调指出，目前的讨论仅仅是对这些现象的社会学方面所做的简要概括，因为它们与这些讨论的来龙去脉有关。经济方面的讨论则仅限于可用形式上的社会学范畴加以表述的内容。只有在涉及价格与市场条件时——目前只是对此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讨论——才能作出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描述。但是，这些实质性方面只能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进行概括的介绍，其中可能包含某些非常含糊的曲解。纯经济的说明方法很有诱惑力，但也很容易误人视听。兹试举一例：人们很可能认为，中世纪那种由法人调整、然而是“自由”的劳动，其关键的发展时期应该是在10到12世纪的“黑暗”时代，在熟练劳动力（农民、矿工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以封建主的税收机会为取向的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后者享有对土地、人身和法庭的领有权利，这是争夺各自的利益和竞争税源的权力。据称，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乃是16世纪缓慢的价格革命。这种论点可能是说，这场大革命导致了西方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的绝对和相对上涨，因而——根据众所周知的农业经济原则——为市场化生产、也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这在英格兰表现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形式，在易北河与俄国之间的地区则表现为徭役制庄园的形式。对于非农产品来说，这种膨胀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绝对价格的上扬，但可以认为，相对价格却很少如此；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则是下降的，因此，只要具备必需的组织前提和外部与主观前提，就会刺激人们去开创能够在竞争条件下站得住脚的市场经营。如果断定德国并不具备这些前提，那就可以说明从那时以来开始的经济衰落的原因。接下来的说法则是，所有这一切后来产生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的发展，其必要前提则是大规模市场的发展。这一点已经实际发生的标志就是英国商业政策的某些变化，更不必说还有其他现象了。

为了验证对经济结构得以发展的实质性经济条件所作的理论推断，这些以及类似的命题也许都会被利用起来。但这样做是完全行不通的。这些以及众多其他有争议的理论，即使并不能证明完全错误，也不可能引入目前的讨论范畴，因为后者是个特意仅限于社会学概念的范畴。然而，由于放弃了任何这样的尝试，本章以下的讲解会明确拒绝进行任何具体“说明”，而是仅限于提出一种社会学的类型学。前面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因为它有意识地略而不谈货币与价格决定论。这一点必须特别加以强调。因为，只有经济状况的事实才能为真正说明与社会学理论相关的发展过程提供新鲜血肉。这里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个适足于用相对清晰明确的概念进行分析的框架。

不言而喻，这里不会考虑试图充分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种可能形态的发生顺序类型。现在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大纲性的分类系统。

2．通常的经济学术语普遍遭到了一项言之有理的责难：它往往对商业“企业”（Betrieb）和“公司”（Unternehmung）不加区分。[27]在具有经济取向的行动领域，“企业”是个技术范畴，指的是某些劳务类型的相互结合以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相互结合的连续性。与这个范畴相对的则是间歇性的行动或者结构上不连续的行动（正如在每个家族中都能看到的那样）。相反，与“公司”这一具有经济（营利）取向的范畴相对的则是“预算单元”（Haushalt），它在经济上是以供应需求物为取向的。不过，按照“公司”和“预算单元”来分类并不能包罗一切，因为存在着一些并不能归入“公司”范畴的获利取向的行动。所有纯粹由于“工作”而得到收入的活动，比如作家、艺术家、公务员的活动，就是既非此也非彼。然而，租金和年金的收支则显然属于“预算管理”的范畴。

尽管存在着[“企业”与“公司”的]这种区别，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凡是谈到持续、协调、不间断的经营活动时，仍然使用了“营利性企业”（Erwerbsbetrieb）[28]这一说法，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企业”的体制，如果只是一个经营者独自活动而没有一个班子的辅佐，这样的活动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这里关心的主要是突出家庭（预算单元）和持续的、有组织的商业企业的分离。现在应当指出，使用“营利性企业”一词替代“持续性组织的商业公司”，仅仅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才是恰当而清晰的，在那里，技术单元“企业”和经济单元“公司”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未必是这种情况，因为若干在技术上分离的“企业”能够组合为一个单独的“公司”。当然，后者的构成并不是由于若干技术单元与同一个经营者的关联，而是由于这些单元都在被利用来以某种协调的计划为取向而赢利，因此，出现过渡的形态是可能的。在单独使用“企业”或“经营”（betrieb）一词时，始终就是指的这样一些由建筑、设备、劳工和一种技术管理构成的技术单元，后者可能是一些他主和他治的单元，它们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是存在的（正如目前使用的术语也承认的那样）。因此，“营利性企业或经营”一词仅仅用于指称技术单元和经济单元（“公司”）是同一回事的情况。

在分析“工厂”与“包出制(13)经营”这样的范畴时，“企业”与“公司”的关系尤其会提出棘手的术语问题。非常清楚，“包出制经营”就是一种“公司”类型。从“经营”角度来看，它包括两种类型的单元：一种是商业企业，一种是以劳动者的家庭成员作为构成成分的企业（在没有较大型工场的情况下，可能会由工匠师傅加以组织，这是“雇佣老板”制的过渡形态）；家庭企业为商业企业履行某些特定功能，反之亦然。单纯从“企业”角度来看，整个这一过程就完全不可能被理解，因此必须要使用另外一些范畴：市场、公司、（个体劳动者的）家庭、对已经购买的劳务的商业利用。

“工厂”的概念完全可以像前面提议的那样从非经济角度定义为一种技术组织的模式，且不管劳动者的地位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不管涉及内部技术专业化程度的劳动分工采取了什么样的模式，也不管生产手段的类型是机器还是工具。就是说，它只是被定义为一种有组织的工场。然而，生产场所和生产资料的占用模式——它们属于同一个所有者——看来也必须纳入到定义当中，否则这个概念就会变得像可租赁作坊（ergasterion[29]）一样模糊。不过一旦这样做了，原则上说似乎更便于把“工厂”与“包出制经营”划分为根据资本核算从事经营的“公司”的两个严格的经济范畴。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工厂”的范畴大概就会像“包出制企业”一样罕见了，而只会出现这样的范畴：各种各样的车间、建筑、工具、商铺劳务和家庭劳务。

3．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只在绝对必要时才会予以考虑，而且只作附带说明。以下要点对于目前的讨论已经足够了。所幸的是，把经济体系的类型与经济政策类型加以区分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30]由舍恩贝格（Schönberg）首先提出并以略有变化的形式归到施莫勒（Schmoller）名下的那些阶段——“家庭经济”、“乡村经济”、又和更进一步的“领主与诸侯家产制家族经济”、“城镇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31]有关的那些阶段，在他的术语中就是根据调整经济活动的组织类型进行定义的。但这并不是断言，甚至调整的类型——被调整的经济活动隶属于不同的组织，因而按照这些组织的管辖范围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所谓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承袭了城镇经济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措施。此外，已经出现的这类革新与那些已经达到高度合理性水平的家产制国家的“重商主义”革新政策也并无太大的不同；它们也许相当于“国民经济政策”，但要使用这一日常用语却并不非常恰当。而且，这样分类显然并不能断言，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劳动角色的指派、区分与结合模式，在独立经济单元之间划分不同功能的方式，以及对劳动、生产资料、营利机会控制权的占用模式，无论如何都会与作为某项经济政策（潜在）代理人的组织维度有关；至关重要的是，这样分类并不能断言，它们始终会随着这些组织维度的变化而发生同一方向的变化。对西方和亚洲的比较以及对现代西方和古代西方的比较可以证明，这样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考虑经济结构决不意味着理应无视拥有调整经济活动实质权力的组织之存在与否，也决不意味着理应无视这些组织进行调整的实质目的。营利活动的模式总会受到这种调整的强有力影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只有政治组织才会具有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4．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讨论的目的是要确定经济活动之形式合理性的最适条件，以及它与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各种类型的实质需求的关系。

十六、劳动的技术分工类型

从技术观点来看，劳动分工可以分类如下：（1）首先，它可能随着工作劳务（work service）的划分与结合而变化，比如（a）可能随着同一个人承担的功能（Leistungen）类型而变化。他可能既承担管理工作又从事执行命令的劳动；或者他可能是专门从事此项或彼项工作。

这里的区别自然是相对而言的。常见的就是那种通常是进行监督但也不时参与工作的个人，比如拥有大片土地的农民。兼有两种功能的类型是：小农、独立工匠或者小船工。

此外，一个特定的个人可能（b）承担若干技术上不同的并带来不同结果的功能，或者仅仅承担技术上专门的功能。在头一种情况下，专门化的缺失可能是因为工作的技术水平不允许进一步的分工，也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或者是因为在不做主业时把劳动劳务（labor service）用于副业。在第二种情况下，其功能可能会根据产品的情况、以这样的方式而专门化：同一个劳动者会完成该产品所必需的所有工序，尽管这些工序在技术上各不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涉及不同功能的结合，可以叫做“功能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功能可以根据工作类型加以区分，就是说，只有把多人的工作同时或相继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该产品。此即“功能的专门化”。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对的，但在原则上说是存在的，从历史上看也是重要的。

由于技术水平低下而没有劳动分工的情况，那就是典型的原始家族经济。在那里，除了性别角色的差异之外（这一点将在第二部分的第三章详论），每个人都要承担临时出现的每一种功能。常见的情况是随着季节变化在夏季做农活、冬季做手工。做副业的例子就是城市里的劳动者在某些时候去从事收割之类的农活，以及在其他闲暇时间承担次要功能，这在现代的办公室里甚至也很常见。

中世纪的职业结构是功能具体化的典型情况：众多的行会，其中每个行会都在专门从事单一物品的生产，完全不受技术上的相关功能多样化的干扰。因此便有了各种功能的结合。另一方面，功能专门化对于现代劳动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即使是最高水平的专门化，实际上也从未走上绝对自行其是的极端，这里面有着重要的生理和心理原因。几乎始终存在着相关功能具体化的因素，但它并不像中世纪那样以最终产品为取向。

（2）不同功能的划分与结合，也会随着把众多人员的劳务结合起来达致某种协调性结果的模式而变化。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可能性：（a）功能的“累积”；让多人全都承担同一功能以达致一个结果。采取的方式可能是，把许多相同但技术上独立的努力加以平行协调，或者，把相同的努力从技术上组织成单一的集体努力。

多人平行劳动的刈割工或铺路工承担的功能就是第一种情况的范例。第二种情况可以在古代埃及看到宏大的范例，比如成千上万的劳工运送巨石，让大批的人们以相同的动作——诸如用绳索拖曳——作用于同一个对象。

第二种可能性（b）则是功能的“结合”，就是说，把不同质的、因而是专门化的努力结合起来以达致某个结果。这些努力可能在技术上是独立的，是同时或相继进行的，也可能是技术上有组织的合作以同时作出技术上互补的努力。

1．经纬平行地纺一块特定织物，就是同时履行技术上独立功能的特别简单的范例。同一种类的过程可谓不胜枚举，从技术角度来看，它们都是独立进行的，但又无不是同一最终产品的生产之组成部分。

2．纺、织、缩绒、印染、后整理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些技术上独立的过程相继进行的类型范例。类似的范例在每个行业都能看得到。

3．专门功能的结合可谓俯拾即是，比如从铁匠打铁时帮他夹持铁块（这在每个现代铸铁厂里也都屡见不鲜）到各种复杂的情形（虽然这并非现代工厂所特有，但却是它们的重要特征）。除了工厂之外，最高度发展的类型之一是交响乐队的组织或者戏剧演出时的阵容。

十七、劳动的技术分工类型（续）

从技术观点来看，劳动努力的分工还会随着与补充性的物质生产资料进行结合的范围和性质而变化。

1．分工的方式要看它们是纯粹的人工劳务——比如洗衣女工、理发师的情况和演员演出的情况——还是通过“加工”或运输原材料去生120产或改造货物而定。后者在建筑行业——比如泥水匠、装修工、粉刷工的情形——以及在商品的生产和运输行业都是随处可见的。在它们之间有许多过渡方式。

2．还可以按照它们在从原材料到消费品的产生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加以区分，即从初级农产品和矿产品到各种货物的产生过程，这些货物不仅已经可供消费，而且在需要消费的地方也能够得到。

3．此外，分工的方式还会随着它们使用的手段而变化：（a）固定设施与装备（Anlagen）。这些可能是动力源，即利用能量的手段，或者是水力、风力、火力等等自然力，或者是由机械产生的力，特别是蒸气和电力，或者是在专用的工作场所，它们也可能使用（b）劳动器械（Arbeitsmittel），包括工具、设备和机器。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只能使用此种或彼种生产手段，或者全都不用。“工具”是用来辅助劳动的，它们的设计适合于体力劳动的生理和心理条件。“设备”则要由工人来照料。“机器”则是机械化的设备。这些相当模糊的区别对于确定工业技术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机械化动力源和机器的使用乃是现代工业的特征，从技术观点来看，这应当归因于它们特殊的生产率以及节省人力的结果，也应当归因于它们的性能在质和量上的规则性与可计算性。因此，只有在对特定种类的产品有了足够广泛的需求时，机械化动力源和机器的使用才是理性的。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相关货物有着足够的购买力；而这要取决于一定类型的收入分配。

要想在这里勾勒出一种哪怕是最简要的工具和机器的技术与经济进化论，也是完全做不到的。诸如脚踏织机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装置，都属于“设备”的概念。就机械过程而言，由于和人力——在某些情况下还与畜力——的功能有别，它们已经包含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如果没有这些设备，特别是如果没有在矿山矿井运送物料的各种装置，在现代工业技术中举足轻重的机器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利奥纳多（Leonardo）的著名发明就是这种类型的设备。

十八、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

从社会角度来看，劳动分工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类：首先，随着质的不同，特别是按照功能互补的方式，在多多少少是自主和自治的经济单元之间进行分工，更进一步，还可以按照它们是预算单元还是营利性经营而从经济上加以区分。这里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可能性：

（1）“统一”经济（Einheitswirtschaft），在那里，功能的专门化（或者具体化）完全是内部的，也是完全他主和他治的，并且取决于纯粹的技术基础。功能的协调也同样如此。从经济角度来看，统一经济要么是一个预算单元，要么是一种营利性经营。

共产主义的国民经济也许是最大规模的统一预算经济了；最小规模的则是原始的家庭单元，它囊括了“封闭式家族经济”的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生产功能。纯内部的功能专门化与功能协调类型的“统一”营利性经营，自然是大规模的纵向结合[32]，它只是把局外人看做一个整体单元。用这两个区别谈论自治性统一经济的发展，目前来说已经足够了。

（2）另一方面，在自主性经济单元之间也会出现功能的分工。（a）他治但又自主的、以某种协商建立或强加的秩序为取向的单元之间功能的专门化或具体化。而这种秩序实质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取向。它的主要关切可能是为了供应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单元——可能是一个领主、一个大庄园的预算单元（家族）——的需求，也可能是以某个受政治实体或领主控制的经济单元的营利活动为取向。另一方面，该秩序所关心的可能是供应某个封闭性群体（genossenschaftlicher Verband）成员的需求。从经济观点来看，这要通过“预算”（家族）或者“营利”模式才能得以实现。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组织可能会局限于单纯地调整经济活动，或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在同时参与经济活动。（b）另一个主要类型是，市场经济中的自主和自治单元的专门化，这些单元实质上仅仅以它们的自我利益为取向，形式上则仅仅以某个组织的秩序为取向，该122组织仅负责形式规则而不是实质规则的贯彻落实，比如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见第二章，五，d）。

1．这种组织的功能仅仅限于调整经济活动，表现形式是预算单元，由2（a）那种情况下的成员联合体进行管理，印度的乡村手工业组织（“企业”）就是典型范例。领有自主而他治单元的组织，其经济活动以领主家族为取向，比如2（a）那样的情况，依靠从臣民、侍从、农奴、奴隶、佃农、有时还有“公共手艺人”(14)（见下文）乡村工匠的个人财产中敛取贡赋，以供君主或领主之需求（对君主还包括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这在世界各地都是随处可见的。勒索劳务或产品以供地主或城市法人之需，一般都属于“单纯的经济活动调整”，因为通常它们只是服务于财政的而非生计的目的。那里也存在着市场秩序，有着以给领主营利为取向的单元，包出制类型的生产任务以合同形式重新分派给各个家族。

在许多源远流长的小规模行业中常见的专门化，可以用来说明由合作性组织主办的他治单元之间功能的专门化和具体化类型。佐林根的冶金行业最初就是由一个按照协议确定劳动分工的自愿联合体组织起来的。只是到了后来，它们才按照宗主权加以组织，也就是一种“包出制工业”。无数由乡村共同体和城市法人为调整贸易而确立规则的情况，可以用来说明仅仅服从于某个组织调整的自主经济单元的类型，而这些调整至少对于生产过程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市场经济中自治与自主单元之间的专门化分工，其最好的说明就是现代经济秩序。

2．还可以详细补充几点。在预算基础上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组织的秩序，是一种特殊方式的“预算”，就是说，是以个体成员而不是以有组织的群体——比如乡村本身——的预期需求为取向。这种专门化的劳务义务可以叫做“公共手艺人公益性派捐”，[33]相应的，这种供应需求的类型就叫做“公共手艺人供应”。这始终是个作用于劳动分工、某些情况下还作用于劳动劳务的结合模式的团体调整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基于支配还是自愿的合作——是为了自身利益从事经济活动，为它缴纳的贡赋要在某种专门化基础上进行再分摊，这就不能叫做公共手艺人供应。这个范畴的类型就是徭役庄园、领主庄园和其他类型大家族单元中的专门化和具体化的贡赋。但是，再分摊的义务在并非主要以经济目的为取向的各种类型的组织中也很常见，比如王室、政治集团以及地方共同体的预算管理。这些税赋通常都是为了统治权威的预算需求，或者是为了团体的目的。这些以实物形式加诸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劳务与产品义务，如果是归于某个个人的家族企业，就可以叫做“实物形式的大庄园公益性派捐”，如果是应付给一个组织本身的预算单元，那就是“实物形式的法人公益性派捐”。供应一个被卷入经济行动的组织的预算需求时，作用于这种供应模式的原则就叫做“公益性派捐供给”。这种组织模式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下面还会不断谈到这一点。在政治组织中，它处于现代“公共财政”那样的地位，在经济群体中它使主要家族的分权成为可能，因为供给该家族需求的是那些不再由其供养和利用的行动者。每个次级单元都在经营自身的事务，但要承担义务为核心单元履行某些功能，因而具有对它的依附性。例如农民和农奴就要支付各种劳役和实物；手艺人则要依附于某个庄园；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罗德贝图斯（Rodbertus）[34]是最早把“大庄园”这一说法用于古代大型家族经济的。他把利用家族成员和依附性劳动者的劳务、以及利用非交换基础上可以得到的物质生产资料而基本自给自足地满足需求，作为一个主要尺度。事实上，古代的土地庄园、更常见的是古代王室，尤其是在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它们的绝大部分需求都是靠劳役和实物供给，这是那些依附性家族单元的义务，尽管接近纯粹类型的程度各不相同。在那时的中国与印度，以及在较低程度上我们自己的始于capiutulare de villis[35]的中世纪，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事实上，与外部的交换通常并非完全阙如，但是一般都有预算性交换的特征。货币支付的情况也并非罕见，但在供给需求物的过程中一般只发挥次要作用，而且易于受传统的束缚。承担公益性派捐义务的经济单元参与交换关系也并非罕见，不过关键在于，这些单元的生计大都可以靠实物补贴来维持——或者是一定配额的产品，或者是使用土地，这是它们由于不得不承担公益性派捐而得到的补偿。当然，其中有着诸多过渡形式。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存在由一个与劳动分工及劳动合作有关的组织对各项功能的某种调整。

3．以经济上的营利考虑为取向而调整经济活动的组织，中世纪欧洲的公社、中国的行会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控制着能工巧匠的数量、功能以及行业工艺，使得劳动要以手艺为取向。只要它们的规则主要不是为了保证向消费者供给工匠们的产品，而是为了——尽管并非始终如此——通过保持工作质量、通过分享市场以保证手艺人的市场地位，那么它们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像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调整一样，这种调整也包含着对市场自由的限制，因而包含着对手艺人完全自治的经营取向的限制。毫无疑问，它的意图就是维护现存同业的“生计”，因此，尽管表面上具有“商业”特征，但和预算式取向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4．除去以上所论包出制工业的纯粹类型不谈，以营利为取向而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本身，可以用德国东部的农业庄园作为示范，一个劳动力持有庄园的几小块耕地，因为提供劳务而拥有了使用权，且完全以庄园的秩序（Instleute）为取向；德国西北部的情况也是一些例证，那里的近似类型是佃农（Heuerlinge），不过他们是在租赁基础上持有土地。像包出制工业一样，农业庄园也分别是领主和经营者的营利组织。佃农和家庭工业工人的经济单元，就其被迫的功能分工与劳务结合模式而言，主要都是以庄园秩序和包出制关系强加给它们的义务为取向。除此以外，它们不过就是一些家族。它们的获利努力不是自治的，而是以领主或经营者的经营为取向的他治努力。在这种取向实质上所能达到的标准化程度基础上，功能的划分可能会接近于在同一项经营——典型的工厂——内部那样纯粹技术上的分工类型。

十九、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续）

从社会观点来看，劳动分工的模式还可以进一步按照经济优势的占125用模式加以分类，而这些优势被认为是不同功能所应得的回报。占用的对象可能是：支配人力劳务（Leistungsverwertungschancen）并从中获得回报的机会；物质生产资料[36]；从管理功能营利的机会。[37]（关于“占用”的社会学概念，见第一章，十。）

当劳动劳务的利用权被占用时，劳务本身可能会（1）归于个别的接受者（领主）或者某个组织，也可能（2）在市场上被出卖。也许会出现以下四种极为不同的可能性之一：

（a）个体劳动者自身垄断占用劳动劳务的处置机会，这是“行会自由劳动”的情形，占用权可能是世袭的，并且可以让渡，其中上述类型（1）的情形可以用印度的乡村手艺人来说明，类型（2）的例子是中世纪某些非个人的行业权利；或者是严格属于个人的、不可让渡的，比如类型（1）中的一切“任职权利”；或者，最后，可能是世袭的但不可让渡，比如类型（1）和（2）中某些中世纪的、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的行业权利，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世纪“官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用都可能是无条件的，或者附带某些实质性条件。

（b）第二种可能性是，劳动劳务的利用权被劳动者的“所有者”占用——“非自由的劳动力”。把劳动者作为财产而产生的财产权，既可能是世袭的，同时又是可以让渡的——奴隶制正是这种情形。或者，虽然是世袭的，但不可自由让渡，而是——例如——只能与物质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一起让渡，这包括农奴制和世袭依附制。

一个领主占用劳动的用途可能会受到一些实质条件的限制，比如农奴制的情况。劳动者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摆脱他的身份，但这种身份也不能被任意剥夺。

所有者可能会为了预算管理的目的而使用所占用的劳动劳务处置权，把它作为实物收入或者货币收入的来源，或者作为家族劳动劳务来源，比如家奴或农奴。也许会把它当做营利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附者就必须交纳货物，或者用所有者提供的原材料做工。这样，所有者就会出售产品。这就是不自由的家庭工业。最后，他可能会在一个有组织的工场——奴隶或农奴工场——中使用劳动者。

这里所说的“所有者”可能会以管理者资格亲自参与工作过程，甚或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劳动者，但这未必确凿。也许，他作为所有者的地位——正是这一事实——使他成为管理人员，但这决非必然，而且通常也并非如此。

把奴隶和农奴（后者包括各种类型的依附者）用做预算管理过程的组成部分和租金收入来源，而不是营利性经营中的劳动者，这在古代以及中世纪早期都是典型情形。例如，楔形文字铭文中提到一个波斯王子的奴隶们立约外出学徒，大概就是为了日后被用做家族劳动劳务，但也许是在实质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顾客开始工作，以便为他们的所有者（早期的希腊语对应词是，俄语是obrok，德语是Hals-或Leibzins）提供固定回报。虽然决非没有例外，但这是希腊奴隶遵循的规则。在罗马，这种拥有特有产（peculium）或者特有品（merx peculiaris）的独立经济活动——当然，要向所有者付出回报——也反映在各种法律制度当中。在中世纪，人身控制（Leibherrschaft）往往只是意味着一种向那些在其他方面几乎是独立的人们要求回报的权利。这在德国西部和东部都是很寻常的现象。在俄国，事实上也是仅限于从在其他方面都是独立的农奴那里接受这些回报（obrok），尽管这些人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不确定的。

为了“商业”目的而使用非自由的劳动力，特别是在领主庄园——包括各种王室庄园、其中大概也包括法老们的庄园——的家庭工业中，主要采取的是以下形式：（1）以实物回报的非自由义务——以实物交付，其原材料是由劳动者本身产出并加工，例如亚麻；（2）强制性家庭工业——加工由领主提供的材料。这样的产品至少有一部分将被领主变卖为货币。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古代，这种市场销售的做法还只是偶尔为之。然而，在现代之初，特别是在德国与斯拉夫民族交界的地区却不是这种情况，那里——尽管并非只是那里——的家庭工业是靠着领主庄园发展起来的。一个连续性组织可能会采取若干形式利用劳务，比如非自由的家庭工业劳动或者非自由的工场劳动。这两种形式都很常见。后者是古代各种可租赁作坊的形式之一。在法老的庄园里，在寺院的作坊里，（根据墓穴壁画表明的）在私人所有者或者领主的庄园里，在东方、在希腊（雅典狄摩西尼的工场）、在罗马的庄园作坊（见古默鲁斯的描述）、在加洛林王朝的“女人之家”（genitium，那是一种gynaikeion(15)）以及更晚近的在俄国的农奴工厂（见图干一巴拉诺夫斯基[Tugah—Baranovskii]论俄国工厂的著作），[38]都能看得到。

（c）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存在任何占用，即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劳务就是一种基于形式上双方自愿的合同关系的127对象。然而，这种合同实质上要通过作用于劳动条件的惯例秩序或者法律秩序而受到各种调整。

自由订约的劳动可能被用于各个方面。首先是在预算单元里被用作临时劳动（比歇尔称之为Lohnwerk），或者是在雇主家里（Stör），或者是在劳动者自己家里（比歇尔的术语是Heimwerk）。也可能那是长期的、反复从事的劳动，比如在雇主家里的家庭劳务，或者是在劳动者自己家里，典型的就是科洛尼（colonate）(16)。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在临时或长期基础上被用于营利，要么是在劳动者自己家里，要么是在雇主提供的场所里；在庄园或工场、但尤其是在工厂里的劳动者就是后一种情形。

受雇于一个预算单元的劳动者，就是直接服务于一个监督他劳动的雇主。在其他情况下则是为从事营利活动的经营者提供劳务。尽管其表现形式在法律上常常是相同的，但在经济上却有着根本差异。科洛尼可能会兼有这两种身份，但更典型的则是大庄园里的劳动者。

（d）第四种可能性则是由劳动者组织占用劳动劳务的处置机会，要么是不让劳动者个人有任何占用，要么是对这种占用加以重要限制。这可能意味着对局外人的绝对或相对封闭，还有就是禁止资方在未经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解雇劳动者，或者至少对这种解雇权加以某种限制。

中世纪时劳动者的排外性社会集团或者采矿业中的矿工联合体，以及不时可见于宫廷中的那些有组织的集团或侍从，或者日耳曼庄园中的“专职打谷人”（Dreschgärtner），都是带有群体封闭性的占用类型的范例。这种类型的占用贯穿于世界各地的社会史，其表现形式可谓数不胜数。限制解雇权的第二种类型也非常普遍，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工会的“仅限于雇用工会会员制”，尤其是“工厂委员会”。

劳动者占用营利性经营的工作岗位，或者相反，所有者占用劳动者的劳务，都包含着对自由吸收劳动力的限制。这意味着劳动者不可能只是由于自身的技术效率而被选择，从而也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形式理性化。工作岗位的占用也会导致对技术合理性的实质性限制，因为（1）无论是通过传统、惯例还是合同，如果劳动产品的利润之利用是由一个所有者占用的话，就会逐渐束缚劳动的努力，而且还会使劳动者自身发挥最佳努力的兴趣逐渐萎缩，直至完全丧失（如果劳动者完全被别人所有的话，比如一个奴隶）；（2）如果产品的利润之利用也由劳动者占用，那就可能产生劳动者的自我利益和雇主之间的冲突，前者的自我利益在于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的意图则是让劳动者以最佳技术水平进行生产或者使用其他生产手段代替劳动。对于雇主来说，把对劳动的利用转化为纯粹的收益来源，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因此，一般来说，由劳动者占用对产品的利用权，如果其他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导致或多或少地完全剥夺所有者的管理资格。不过通常这也会使劳动者处于一种依附状态，即依附于那些他们不得不与之进行交易且享有比较有利的市场地位的人们。于是这些被依附者——比如包出制经营者——就会逐渐居于管理地位。

1．然而，劳动者占用工作岗位的形式和所有者占用劳动者的形式虽然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有着非常近似的结果。这并不值得奇怪。首先，这两种趋势通常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如果一个所有者占用劳动者与一个封闭的劳动者组织占用工作机会恰好重合，情况就是如此，比如采邑联合体的情况。因此，很自然，劳动劳务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形成固定的模式，工作努力则会受到束缚，劳动者在产出上的自我利益也就微乎其微，通常的结果则是，劳动者会不断抵制任何技术上的革新。即使在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所有者占用劳动者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利用这些特定的劳动力。他并不像现代工厂的经理人那样处在一个能够根据技术需要而选择劳动力的地位上，而是必须无可选择地利用这些劳动力。奴隶劳动尤其如此。任何试图从被占用的劳动者身上强求超出约定成俗的劳动成果的做法，都会遭遇传统上的障碍，只有使用最无情的手段才有可能克服这些障碍，而这从所有者的自我利益角度来看，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那将瓦解所有者权威的传统主义基础。因此，被占用的劳动者的工作努力，几乎到处都表现出一种受到制约的趋势。在现代之初，尤其是在东欧，即使在领主的权力打破了这种趋势的地方，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也仍然因为缺少选择过程、缺少自我利益要素、被占用的劳动者缺少承担风险的能力而受到了阻碍。如果形式上是由劳动者占用工作岗位，那么同样的结果甚至会来得更快。

2．由劳动者占用的情况，典型地见于中世纪早期（10—13世纪）的发展。卡洛林王朝的Beunden[39]以及所有其他大规模农业经营的萌芽都在萎缩乃至消失。交纳给拥有人身控制权的领主的租金和税费固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农业与矿业的实物产品以及产生于手工业的货币落到劳动者手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这项发展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成为西方世界所特有的现象。以下则是对它有利的主要环境因素：（a）有产阶级大量卷入政治与军事活动；（b）缺少一个适当的行政机构。这两个环境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不把劳动者当作租金来源加以利用；（c）潜在的雇主为了得到劳动者的劳务而进行着竞争，劳动者在他们之间的自由流动不易受到限制；（d）开辟新土地、新矿山、新市场的机会大量存在；（e）技术传统的原始水平。由劳动者占用营利机会越是取代由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占用，所有者就越是会丧失对劳动者的控制权而只是成为租金和税费的接受者。典型范例是采矿业和英国基尔特的情形。即使在初期阶段，这个过程也很快就因为“市民即自由人”这一原则而出现了分界点：履行还是拒绝回报领主的义务。所有这一切几乎立刻就导致了通过市场交易而营利的机会差异，这要么是产生于劳动者群体内部，要么是由于从外部通过贸易的发展。

二十、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用

物质生产资料可能会由劳动者个人或组织、所有者、或者构成一个第三方的调整性群体所占用。

由劳动者占用时，可能那是已经成为物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者个人；也可能由完全或相对封闭的劳动者群体加以占用，虽然其中的劳动者个人不是所有者，但那个组织是。这样一个组织可能会作为“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经济、或者以占用股份的形式（genossenschaftlich）发挥其功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用的目的都可能是以下两者之一：预算管理，或者是赢利。

在一种小农、工匠、船工、卡特尔享有完全市场自由的体系中，或者在某个调整性群体庇护下，可能就存在着劳动者个人占用生产资料的情形。在生产资料并不是由个人、而是由组织所有的地方，其间有着非常多样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变化范围之大，既可以使该体系具有预算特征，也可以使之具有营利特征。家族经济大体上说未必就是天生的或者事实上的共产主义经济（见第二部分第三章），它可能会完全以供给自身的需求为取向。只是偶然的情况下它才可能处置某些类型由于地利之便而积累起来的剩余原材料，或者出自某些特定技术工艺的产品，作为更好地供给需求物的手段。这种偶然的销售活动也许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常规的营利性交换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就是“部落”行业随着种族间的功能专门化和部落间的贸易而得到发展，因为，有机会找到一个市场往往要依赖于维护一种垄断地位，而世代相传的商业秘密通常又会反过来保证这种垄断地位。由此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流动性的行业或者贱民行业[40]，这些群体会团结在一个政治架构之内，而且有着种族因素之间的礼制屏障，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

群体成员拥有已被占用的股份，这种情形就是“生产合作社”。[41]随着货币核算的发展，家族经济就会接近于这种类型。另外，在劳动者组织中偶尔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中世纪早期的采矿业就是一个重要范例，其意义非同寻常。

鉴于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的占用已如上述，那么“所有者”或者有组织的所有者群体的占用，就意味着剥夺劳动者——不仅是个体、而且是整体——对生产资料的占用。就此而论，一个所有者可能会占用以下某个或者多个对象：土地（包括水体）；地下资源；能源；工作场所；劳动器械，诸如工具、设备、机器；原材料。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可能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所有权之下，或者被不同的所有者占用。所有者可能会把他们占用的生产资料用于预算管理，作为供给自身需求的手段，或者借用出去以作为收益来源。在后一种情况下，借用者就会把借用物用于预算目的，或者用作没有资本核算的营利企业的牟利手段，或者作为资本货物（在他们自己的经营中）。最后，所有者可能会把它们用作自己经营活动中的资本货物。

占用者可能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做出刚刚谈到的所有各种选择。

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生产资料由一个组织占用，但该组织仅仅是调整经济活动，并非组织本身把它们用作资本货物或者收益来源，而是由组织的成员加以处置。

I．当土地由个别经济单元占用时，通常都是限于直到收获为止的实际耕作期，就此而论，由于开垦与灌溉，在连续耕作期间，土地本身也是一种人造物。只是在土地变得明显稀缺时，耕作权、放牧权、定居群体成员留作备用的林木的使用权以及使用的范围，才会普遍受到限制。

（1）这时可能就会由组织来实施占用。按照土地的使用模式——园地、草地、耕地、牧场、林地，占用的规模会各不相同。这些将被越来越大的群体占用，从单独的家庭直到整个部落。典型的情况则是由一个血缘群体、邻里群体、通常是一个村庄来占用耕地、草地和牧场。林地通常是由边界地区的群体占用，其性质和范围大不相同。单个家庭的典型做法就是占用园地和宅院周围的空地，以及分摊耕地和草地。这种分摊制的表现可能是，（i）“流动”耕作的新垦田地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分配（比如所谓的田—草农耕制(17)），或者（ii）第二轮耕作时进行理性而系统的再分配。后者通常是财政需要所带来的结果（这就要求乡村成员共同承担责任），或者是出于乡村成员的政治需要：他们要求平等。生产组织的单元通常都是家族（见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

（2）土地的占用者也可能是一个领主或地主（Grundherr）。后面将会谈到，这种主人地位主要是基于在血缘群体中的个人权威或者作为部落首领，因而有权强行使用劳务（见第二部分第四章）；要么是基于财政或军事权威；要么就是基于某种组织形式以便系统地开发新土地或灌溉工程。使用不自由的奴隶或农奴劳动，可以使领主对土地的支配（Grundherrschaft）成为效用之源。反过来说，这也可以作为预算单元的组成部分——通过交纳实物或提供劳动劳务——加以管理，或者作为赢利手段，即作为一个“种植园”。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借助自由劳动加以利用。这里同样可以把它看做是预算项目，就是说，以实物回报的方式从土地上获取收益，要么与承租人收益分成或者从承租人那里收取货币租金。这两种情况下使用的设备既可能由承租人自己提供，也可能由庄园主（科洛尼）提供。一个领主也有可能以大规模的理性经济经营形式把他的财产用做赢利的来源。

在利用不自由的劳动力把土地用做预算经济组成部分的地方，领主对土地的开发往往会在两个方面受到传统的约束，一是他的劳动力构成成分（无可选择），一是他们的功能。在营利性企业——“种植园”——中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只在少数情况下出现过，比较突出的是古代迦太基和古罗马，在现代则出现于殖民地和北美南部各州的种植园。在大规模营利性经营中利用自由劳动使用土地，仅仅出现在现代西方世界。这是中世纪领主权或庄园（Grundherrschaft）的发展模式，特别是这种模式被打破的方式，成了决定土地占用的现代形式的最关键因素。已知的现代纯粹类型只有如下范畴：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的承租人，无财产的农业劳动者。但是这种纯粹类型很罕见，主要见于英国。

Ⅱ．适于通过采矿得到开发的财源，可能会以如下方式被占用：（a）被土地所有者占用，他们一般都是过去的领主；（b）被政治霸主占用，他们是王室特权或者“特许权”的所有者；（c）被任何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Bergbaufreiheit）的人占用；（d）被劳动者组织占用；（e）被营利性经营活动占用。领主和“特许权”所有者可能会亲自管理他们的这份财产，中世纪早期就能偶然见到这种情况；也许会把它们作为收益来源出租给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或者出租给任何发现者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成员。这就是中世纪“自由矿山”（gefreite Berge）的情况，而且是“采矿自由”制（Bergbaufreiheit）的起源。[42]

在中世纪，有组织的矿业劳动者群体都是典型的封闭性群体，成员分享股份，每个在矿上劳动的成员都有义务对领主所有者或者对其他负有连带责任的成员负责。与这种义务相应的则是分享产品的权利。还有一种类型是纯粹的“所有者”联合体，人人均沾收益或者均摊由于亏损而需要做出的贡献。这种趋势使领主所有者不断受到剥夺，而使劳动者得益；但是反过来说，由于需要投资以增添设备，劳动者会越来越依附于控制着资本货物的群体。因而最后，这种占用便采取了资本主义矿业联合公司（Gewerkschaft）的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

Ⅲ．作为固定设施的生产资料，比如能源（特别是水力能源），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磨坊”，工场（有时还包括其中的固定装置），在过去——尤其是在中世纪——一般都是以如下方式之一被占用：（a）被君主或领主占用；（b）被市镇（或者作为经济能动组织，或者仅仅是调整性组织）占用；（c）被劳动者联合体占用，比如基尔特（作为“调整性群体”），但这些联合体不可能发展成统一的生产组织（Betrieb）。

在前两种情况下，它们通常都被用做收益来源，就是说，使用这些设备要支付费用。这往往会伴随着禁用具有竞争力的设备并且强制使用属于领主的设备。而每个生产单元都会根据需要或在某些条件下使用这些设备，这就促成了封闭的调整性群体的垄断。烘烤炉、各种脱粒或榨油的磨坊、缩绒设备、磨光设备、屠宰场、染厂、漂白设备、铁匠店（当然，一般都是用于出租）、酿酒厂、蒸馏厂、其他设施（特别包括汉萨同盟城市所拥有的造船厂）以及各种市场摊位，都是以这种前资本主义方式被占用的，因为它们都可以允许劳动者以付出一定回报的方式加以使用。所以，它们是被用做预算财富（Vermögen）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所有者（个人或组织，包括城市法人）的资本。这种类型的生产以及把固定设施预算式地用做所有者个人或群体的投资收益来源，或者生产合作社群体的生产，都是在个体生产单元“固定资本”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些所有者使用这类设施，总的来说，部分是把它们当做满足自己家庭需求的手段，特别是烘烤炉、酿酒与蒸馏设备，就更其如此，部分是进行营利活动。

Ⅳ．海运方面的典型情形，过去都是由众多所有者占用船只，他们会越来越界线分明地有别于实际的水手。海运业的组织可能会逐渐发展出一种与托运人共担风险的制度，船东、高级船员甚至普通水手会作为货物托运人而结合在一起，但这一事实并不会产生任何全新的占用方式。它只会对结算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营利机会的分配。

Ⅴ．如今，各种设施与工具统统由同一个控制者占用已是普遍现象，这对现代工厂来说实为必不可少，但在过去却是例外。特别是古希腊和拜占庭的可租赁作坊以及古罗马的ergastulum(18)，其经济特征是极为模糊的，历来的史学家们对此一直视若无睹。这是一种“工场”（workshop），它可能是，（i）预算单元的组成部分，在那里，奴隶们为了所有者自身的需求——比如为了庄园的需求——而从事生产，或者从事供销售的货物的副业生产。不过（ii），这种工场也有可能被用做租金收入的来源，成为私人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财产的组成部分，后者可能是一个城市，例如比雷埃夫斯的可租赁作坊就是这样。这种作坊会被出租给个人或者有组织的封闭性劳动者群体。因此，如果说一个作坊——特别是一个市属作坊——在被利用，那么，必然就会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它属于谁？谁是工作过程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那里存在自由劳动吗？他们是为自己的利润而劳动吗？如果那里是奴隶劳动，那么必然会知道谁是他们的所有者，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还是向他们的主人偿付（税费），或者直接为主人劳动？从这些方面去回答问题，将会得出完全不同于经济学观点的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后来的拜占庭和伊斯兰类型那样，可租赁作坊看来主要就是一种租金收入来源，因而根本不同于现代工厂的情况，甚至与现代工厂的前身也大相径庭。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由于可以作出模棱两可的经济学解释，这个范畴最有可比性的就是中世纪各种类型的“磨坊”。

Ⅵ．即使工场和生产资料是被雇佣劳工的个体所有者占用，从经济学观点来看，那也未必可以叫做今天通常所说的“工厂”。因为，工厂必然还会包括使用机械动力、机器，包括对内部功能的详细分解与组合。今天的工厂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因此，在目前的讨论中，“工厂”的概念仅限于指称这种类型的企业：它们至少有可能会处于拥有固定资本的营利公司控制之下，因此会采取一种有组织的作坊形式，其内部有着功能的分化，占用了全部非人的生产资料，其工作过程由于使用了机械动力和机器而具有很高的机械化程度。就像后来的民谣中所唱的那样，16世纪早期“纽伯里杰克”[43]的大型工场并没有任何这样的特征。据说那里拥有数百架手动织机，那是他的财产，他为那里的劳动者购买原材料，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安排。但是每个劳动者就像在家里那样都是独立工作。当然，在埃及、希腊、拜占庭或者穆斯林的作坊里也存在内部的功能分化与组合，主人带着他那些不自由的劳动者一起工作。但是希腊的文献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主人通常也都是满足于从每个劳动者那里得到的回报，以及从工头那里得到更高的回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知道，不能把这样的组织看作是工厂甚或“纽伯里杰克”工场的对等物。皇家的制造厂倒是最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工厂，比如中国的皇家瓷窑和以它们为样板的欧洲宫廷奢侈品制造厂，特别是那些军需生产厂。任何人把它们叫做“工厂”都是无可指摘的。俄国那些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场乍看上去甚至也很接近于现代工厂，那里所占用的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有劳动者本身。不过，出于业已说明了的原因，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工厂”概念仅限于指称那些有组织的工场，它们的物质生产资料由某个所有者完全占用，但劳动者并没有被占用；那里存在着内部的功能分化，所使用的必须是人“照料”的机械动力和机器。所有其他有组织的工场类型都将用带有适当形容词的术语来指称。

二十一、劳动分工的社会表现：对管理功能的占用

（1）所有对传统预算（家族）单元的管理，其典型表现就是占用管理功能，占用者或者是名正言顺的首领本人，比如家长或族长，或者是受命管理该单元的行政班子成员，比如家臣的劳务封地（service fiefs）的情况。

（2）营利性经营则会出现以下情况：（a）当管理和日常劳动完全或非常接近一致时，通常也会出现由劳动者占用物质生产资料的情况。这种占用可能是无限制的，就个人来说那是得自继承并且是可以让渡的，而不管是否存在有保证的市场。另一方面，管理功能也可能随着个人的占用而归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占用，此时个人的占用就仅限于任期之内[44]，或者要服从各种实质性调整，因而是有限的并要依赖于各种条件。而且，市场可能是有保证的，也可能没有保证。（b）那里的管理和日常工作是分离的，也许会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垄断性占用经营者的功能，这在那些封闭性成员群体中比较突出，例如基尔特，或者由政治权威特许的垄断组织。

（3）还有一些情况，那里的管理功能从形式角度来看完全不被占用，而是占用生产资料或者占用为确保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必需的信贷，实际上就等于是以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占用管理功能的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者就可能通过亲自管理或者通过任命实际的管理者来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如果那里存在若干所有者，他们将会通过选拔进行合作。显而易见，这几点无需评论。

只要占用了从技术角度来说具有互补性的生产资料，一般也就意味着在选择管理者时至少能够发出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声音，并且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劳动者的管理权。然而，对个别劳动者的剥夺未必就是对劳动者的普遍剥夺。尽管他们在形式上会受到剥夺，但是一个劳动者联合体却有可能在实际上为自己争得参与有效管理或者选择管理人员的权利。

二十二、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剥夺

剥夺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以下情况中就要决定于纯技术性因素：（a）如果生产资料需要众多劳动者同时或连续提供劳务；（b）如果动力源只有在统一控制下同时用于多种相似类型的劳动才能得到理性的利用；（c）如果只有在持续的共同监督下通过若干互补性的过程才有可能对劳动过程进行技术上的理性组织；（d）如果需要专门的技术训练以管理合作性的劳动过程，而这种劳动又只能在成为大规模劳动时才会得到理性的利用；（e）如果对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统一控制产生了使劳动服从严格纪律的可能性，从而有可能控制劳动节奏并获得标准化的劳动努力和产品质量。

然而，这些因素并不排除一个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比如生产合作社——占用的可能性。它们只能迫使个体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开来。

普遍剥夺劳动者——包括文职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首先有着以下诸方面的经济原因：（a）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而管理层广泛控制着对劳动者的选择与使用方式，那么与占用劳动岗位或者存在参与管理的权利所产生的局面相比，一般都可能达到更高水平的经济合理性。后面这些条件在技术上说会产生一些无理性的障碍，并导致经济的无理性。特别是，与小规模预算管理相伴而生的种种考虑，以及劳动者维护劳动岗位（“生计”）的利益考虑，往往会与组织的合理性相冲突。（b）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不受劳动者任何既定权利牵制、对可抵押的货物和设备拥有不受限制的控制权的管理层，总是有着高度的信贷资格。如果管理者的成分是一些擅长经营之道的个人，并且从持续的经营活动中积累了良好的“保险”声誉，就更其如此。（c）从历史上看，16世纪以来，在一种以市场体制广泛深入的不断扩张为特征的经济中，就已经出现了对劳动的剥夺，因为以特定市场行情为取向的管理者类型拥有了绝对的优势和实际上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也因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结构。

除了这些一般条件之外，经营活动以市场优势为取向，也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有利于这种剥夺的影响：（a）因为它鼓励资本核算，与此相比，其他任何经济行动都较少理性核算程序，而只有在所有者充分占用资本货物的情况下，资本核算才能受到技术上最理性方式的影响；（b）因为它重视管理者的（与技术品质相对立的）纯商业品质，并且鼓励技术保密和商业保密；（c）因为它有利于投机性的经营策略，这同样需要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且，归根结底，不管技术合理性的程度如何，这种剥夺都会成为可能；（d）通过绝对的讨价还价优势实现的，这表现在任何类型的财产所有权在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对劳动者具有这种优势，按照资本核算运转、拥有资本设备和借贷资金的商业组织，则会在商品市场中对那些计算方法的合理性程度较低或者资本与信贷来源较弱的竞争者具有这种优势。只有在劳动者服从于经营者支配的地方，资本核算的形式合理性才有可能达到最大化，这一事实乃是现代经济秩序中特有的实质无理性因素。最后，（e）这种剥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经济原因：自由的劳动力和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用创造了最有利138的纪律条件。

二十三、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剥夺（续）

对全体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剥夺尤其可能会采取如下若干形式：（1）由一个组织的行政班子实施管理。特别是在所有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就更其如此，它会保持对全体劳动者的剥夺，只不过是通过剥夺私人所有者而彻底实现了这一点的。（2）由所有者或所有者任命的人员，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用履行管理功能。对那些按照所有权的利益行使管理权威的人员，可能会采取如下形式占用对他们的控制权：（a）一个或多个经营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实行管理，即直接占用经营者的功能。然而，这种情形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管理策略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并不从事经营的力量手中，因为他们拥有放贷或筹资的权力，比如能够为经营提供资金的银行家或金融家；（b）管理功能与被占用的所有权分离，特别是通过所有者任命管理者时的功能限制，以及通过名义资本（股本、矿业股份）的份额体现出来的对经营的共同自由（即可以让渡的）占用。这种状态通过种种类型的间接形式与纯粹的个人占用形式相关，就其能够允许的形式意义而言，它是理性的，因为，与通过偶然继承财产而对管理者本身永久性世袭占用相比，它是按照盈利观点选择那些具有最佳品质的人员把他们置于管理岗位上的。不过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有许多问题，例如，对管理职位的控制权可能会通过占用而落入“外部势力”之手，他们代表着预算单元的资源、或者仅仅代表着财富（Vermögen，见第二章，十）并以追求高收益率为要务；或者，对管理职位的控制权会通过临时购股而落入只想以转售股份获利的投机性“外部势力”之手；或者，对管理职位的处置权会落入外部商业势力之手，因为他们拥有市场权力或者信贷权力，比如银行或“金融家”，他们会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但往往与组织本身的利益毫不相干。

我们所说的“外部势力”，指的是它们并非主要以长期的经营赢利性为取向。任何预算性“财富”势力都是如此。如果这些势力不是把139控制用于经营的设备与资本货物或者股份当做一种永久性投资，而是作为一种手段去谋求纯粹短期的投机性盈利，那就更其如此。这种外部势力类型仅仅是追求收益（食利者），它们最容易和那些既关注当前赢利性也关注长期赢利性的经营类型一拍即合。

这种“外部”势力能够影响到对管理职位的控制模式——尤其是在它们的选择达到最高程度的形式合理性时，这构成了现代经济秩序特有的更进一步的实质无理性要素。它们可能是纯粹的私人“财富”势力，可能是一些目标取向同组织目标毫不相干的商业势力，或者最后，是一些纯粹的冒险势力。通过获取对股份的控制权，所有这些势力都可能控制对管理人员的任命，更重要的是把商业策略强加给管理者。投机性势力在生产组织本身之外对市场行情、尤其是对资本货物的市场行情、因而对货物生产的取向发挥影响，乃是众所周知的现代市场经济“危机”现象的根源之一。不过这里不可能对此详论。

二十四、职业概念与职业结构类型

“职业”（Beruf）一词将被用于指称一个人的功能专门化、具体化与结合的模式，因为这是他持续获得收益或收入机会的基础。职业的分布可能会表现为如下形式：（1）在一个调整经济活动的组织内部，他治地分派功能与生活必需品——这是不自由的职业分化，或者通过自治地以职业劳务的市场行情为取向——这是自由的职业分化；（2）以功能的具体化或者专门化为基础；（3）职业人在自主或他主的基础上对劳务进行经济利用。

职业分化与职业收入的机会在结构上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将在论述“阶级”和“身份”分层问题时加以讨论。

关于作为身份依据的职业，以及关于阶级的一般论述，见后面第四章。[45]

1．不自由的职业组织，比如一个王室庄园、一个城邦、一个封建采邑或者一个公益性派捐基础上或大庄园结构类型的公社组织内部，就会存在对功能的强制分派。自由的职业分布则是产生于职业劳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要价，或者成功地申请到一个自由的“位置”。

2．一如第十六节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手工业是功能具体化的典型；专门化则是现代理性商业组织的特征。市场经济中的职业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上无理性的功能具体化，而不是理性的功能专门化，因为这种经济是以市场行情、所以是以购买者与消费者的利益为取向。这种取向决定着特定生产单元提供的全部劳务的用途，其使用方式往往不同于[特定劳动力的]功能专门化，因而使得技术上无理性的功能组合模式成为必需。

3．一个工匠、医生、律师或者艺术家的独立“经营”，是自主性的职业专门化。工厂的工人和政府官员则是置身于他主性的职业岗位。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职业结构可能会以如下方式发生变化：（a）根据明确、稳定的职业的发展程度而定。就此而论，以下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消费水平的发展，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不自由的职业组织中大规模预算单元的发展，或者自由的组织中市场体系的发展；（b）根据具体经济单元的职业具体化或专门化模式与程度而定。对于专业单元的劳务或生产来说，这将受到市场行情的决定性影响，而市场行情又会依赖于适当的购买力。它还会受到资本货物控制权的分配模式的影响；（c）根据职业身份的连续性或变化的程度与性质而定。至关重要的是这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专门功能所需的训练，二是由此获得收入的机会稳定性或不稳定性程度。后者则要依赖于收益分配的类型和稳定性，同时还依赖于技术状态。

最后，研究职业结构对于了解身份分层始终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伴随着由身份决定的受教育类型以及它为某些专门技术性职业创造的其他优势与机会。

只有那些需要最低限度的训练并有机会持续获得酬报的功能才会成为独立而稳定的职业内容。职业的选择可能是基于传统，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世袭性的；也许是基于目标取向的理性考虑，特别是获取回报的可能性；或者是基于超凡魅力或情感原因；最后，尤其可能会基于和身份特别相关的声誉原因。更直接的具体“天职”（callings）最初主要还是基于超凡魅力（巫术）的因素，而职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只要它们完全以某种分化的形式存在着——都是由传统固定下来的。那种必需的超凡魅力品质，就其并非专属于个人而言，往往都会成为封闭性群体的传统“训练”内容，或者成为遗传性代代相传的内容。并不具有严格的超凡魅力性质的具体职业，最初都是在王室和领主的大家族公益性派捐基础上出现的，然后又出现在城镇的市场经济之中。然而，除此以外，文人的教育形式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因为这种教育是紧随着巫术、礼仪或神职（“牧师”）的职业训练出现的，得到了高度的尊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职业的专门化未必就意味着持续地提供劳务，不管是在公益性派捐基础上为某个组织（比如王室家族或工场），还是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持续地提供劳务。其他形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常见的：（1）无财产的专职劳动者可能会被临时雇用，以满足相对稳定的群体——家庭单元的消费者或者营利性经营的雇主——对劳务的需求。在为家族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至少是剥夺劳动者原材料的可能性，从而看到了支配最终产品的可能性；据此，劳动者既可以在消费者的场所提供劳务（Stör，在雇主家里做活），他们或许是流动的劳动者，或许是在顾客住家附近活动的定居劳动者，也可能在劳动者的场所——店铺或家里——提供劳务（“工资劳动”[wage work，比歇尔的术语][46]）。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消费者家庭提供原材料，但工具通常是劳动者自己所有，例如收割者的镰刀、女裁缝的缝纫设备等等。在雇主家里做活意味着成为消费者家庭的临时成员。

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是劳动者自己拥有全部生产资料，按照比歇尔的说法就是“计价劳动”（price work）。

职业专门化的劳动者可能会临时受雇于营利性经营，这时，至少是原材料、从而还有对产品的控制权就都属于雇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会在不同的单元之间流动、受雇于各种不同的雇主，在劳动者家里为雇主从事临时性或季节性工作。流动收割的劳动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表现。第二种类型可由任何临时的家庭劳动来说明，它们是工场劳动的补充。

以上所述职业专门化而又得不到持续雇用的类型，也有可能存在于以下情形中：（2）经济活动是利用被占用的生产资料进行的，并且（i）存在着资本核算和所有者的局部占用，尤其是所有者仅仅对固定设备的占用。例如加工他人拥有的原材料的工场和工厂（Lohnfabriken），首先是那些按照契约为某个外部经营者进行生产的工厂，他负责销售并承担着一些其他的经营者功能（verlegte Fabriken）；工场早已有之，工厂则是最近才变得常见起来。（ii）劳动者完全占用着生产资料，这可能表现为：（a）一种没有资本核算的小型单元，要么是为家族进行生产（为消费者提供“计价劳动”），要么是为商业经营进行生产。后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家庭工业。这样的劳动者从形式上说是个自由的工匠，但实际上却要受制于其产品的买主——垄断性商人群体；（b）一种有资本核算并为一个固定的买方群体进行生产的大型单元。这通常都是——但也并非始终是——卡特尔进行市场调整的结果。

最后，必须指出，并非每一种获利行动都必然是职业性营利活动的组成部分；而获利行动无论多么频繁，也未必就意味着那是具有恒久性、有意义取向的、持续的专门化。关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所说的“临时性获利”可以被看做是处置预算单元剩余产品的结果。与此相应的则是大型预算单元——特别是领主庄园——进行的临时性货物交易。从这个起点开始，就可能发展出一系列持续不断的“临时性获利行为”，比如一个食利者的临时性投机，一个并非职业作者的人不时发表一篇文章或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现象，这样的情况就会构成一种“副业”（Nebenberuf）。

关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应当记住，那里有着不断变动且完全不稳定的谋生方式。一个人可能会不断地从一种“临时性”获利活动类型转向另一种类型，甚或会在合法牟利与乞讨、偷窃、拦路抢劫之间打主意。

以下情况则必须用专门术语进行讨论：（a）得自纯慈善的资助；（b）靠一个非慈善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惩戒机构——为生；（c）凭借暴力调整获利；（d）通过犯罪获利，即通过违反秩序规则以暴力或欺诈获利。（b）和（d）的情况相对来说不那么令人关注；（a）的情况对于僧侣政治群体——比如托钵僧教团——来说极其重要，而（c）的情况对于许多从战争中获取战利品的政治集团来说尤为重要，这两种情况都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它们的特征就是都在经济活动领域之外发挥作用。因此这里不再作更详细的分类。其形式将在另外的场合加以讨论。由于部分相同的原因，下文（三十八）谈到公务员（包括军官）的收入时，也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劳动收入的一个次类型，而不再进一步详述。为此，必然要讨论作为这些收入类型之背景的支配关系的结构。

二十四a、占用及市场关系的主要形式

按照从第十五节开始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就技术和组织方面而言的占用模式的分类以及市场关系的分类，都是极为复杂的。但实际上，诸多理论上的可能性只有很少几种能够发挥实际的支配作用。

（1）关于农业用地：（a）家族单元的“流动”耕作，一俟地力耗尽，他们就会迁往别处。这样的土地通常是由部落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则是由邻里群体暂时或永久占用，单个家族只是暂时占用土地的使用权。

家族群体的大小可能会出现变化，从夫妻组成的单个家庭，通过扩大了的各种类型家庭群体，直到有组织的亲属群体或者更大规模的家族共同体。（一般来说，只是在涉及可耕地时，农业才是“流动性”的，场院的流动性就非常罕见，间隔时间也更长。）

（b）定居农业。耕地、草地、林地、牧场和水资源的使用权，通常都是由区域性或乡村的联合体在小家庭之间进行调整。紧邻房屋周围的庭园和土地一般都是由房主家庭直接占用；耕地、大部分草地、牧场则由乡村组织占用；林地则由更大规模的区域性群体占用。土地的再分配通常可能会根据法律进行，但总的来说并未得到系统的实施，因此一般都被废弃了。经济活动一般都根据适用于整个乡村的规则体系加以调整。这就是“原始的乡村经济”。

由扩大了的亲属群体构成一个经济单元，这只是一种例外，比如中国的情况。那里普遍采取的是一种理性化组织的形式，比如氏族联合体。

（c）伴有一个核心的领主庄园（Fronhof）及若干依附性农场（它们必须承担实物贡赋或者劳动劳务）的领主对土地的权利（Grundherrschaft）和对人身的权利（Leibherrschaft）。土地本身及劳动者由领主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和工作的权利则由农民占用。这是基于实物收益的采邑组织的简单情形。

（d）领主或财政性垄断土地的控制权，农民共同体对履行财政义务负有连带责任。这就导致了对土地的共同控制和规律性的、系统的土地再分配。因为和财政负担有关，土地便注定了要由有组织的农民共同体永久占用，而不是由单个的家族占用；后者仅仅享有使用权并且可以进行再分配。经济活动由领主或政治势力所强加的规则加以调整。这是采邑共同体或财政区共同体（Feldgemeinschaft）。

（e）不受限制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利用依附性农民作为租金收益的来源。土地由领主占用，但从事实际经济活动的是科洛尼（colini）[47]、分成制佃农或缴纳货币租金的租赁人。

（f）种植园。土地被自由占用并由买来的奴隶从事劳动。所有者在利用不自由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营中把他们用做营利手段。

（g）“庄园经济”（Gutswirtschaft）。土地由所有者占用，他们或者把土地租给大佃农以获取租金，或者亲自经营以获利。这两种情况下使用的都是自由劳动力，他们或者住在自己家里，或者由领主提供住所，并且——同样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从事某些农业生产，或者，在边缘状态下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所得。

（h）领主所有权（Grundherrschaft）缺席：一种由农夫（农民）占用土地的农民经济。实际上，这种占用形式可能意味着，所耕种的土地主要是继承得来的土地，或者是一些可以自由买卖的地块。前者的典型是那些散布着农庄和大规模农民业主的聚落，后者的典型则是乡村中的聚落，且规模较小。[48]

凡是佃农支付货币租金和农民业主能够买卖土地的地方，必定已经存在着地方性的农产品市场。

（2）在工业和运输业（包括采矿与贸易）领域：

（a）家族工业，主要是作为偶尔交换剩余产品的手段，其次才是盈利的手段。这可能包括种族间的劳动分工，因此有时就会发展出种姓职业。在这两种情况下，占用原材料、因而占用原材料的生产就是正常现象；购买原材料以及加工非自有原材料（“工资劳动”）则是附属现象。在种族间的专门化情况下，往往不存在形式上的占用。然而，一般都是按照亲属或家族群体的专有功能世袭占用收入机会，在种姓制度下则会始终如此。

（b）直接为消费者从事“特约”工艺生产：在为一个有组织的消费者群体提供劳务中形成功能的具体化。它可能是一个支配性群体（大庄园或领主的具体化），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成员身份群体（公共手艺人的具体化）。

这里不存在市场销售。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在预算基础上对功能的组织，或者在一个工厂里对劳动力的组织，比如领主的可租赁作坊。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对劳动者身份的世袭占用，然而，这种身份是可以让渡的，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一个被占用的顾客群体（消费者）。存在着以下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非常有限：（i）被占用的（形式上不自由的）劳动者，作为一种行业具体化功能的载体，可能会被用做支付给他们的所有者的收益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享有实质的自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他们自己的顾客劳动（租金奴隶），尽管形式上表现为奴态；或者，他们可能会被用做不自由的家庭工艺生产者，为所有者的盈利进行生产；或者最后，作为所有者工场或作坊中的劳动者，也是为盈利进行生产。（ii）也可能发展为一种为了财政目的而形成的公益性派捐式功能具体化，类似于种姓职业的类型。

在采矿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形式，突出的表现是在君主或领主所有者控制的生产单元中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比如奴隶或农奴。

在内陆运输业中，通常都是由领主所有者占用运输设施[道路]作为租金收入的来源。于是，养护的劳务就被强加给指定的小农来承担。另一个可能性是由封闭的成员身份群体调整的小型商队贸易，因而商人就可能占用货物本身。

在海运业领域，（i）自己经商的大庄园主、领主或者贵族占用船只所有权；（ii）合作建造船只并占用所有权，船长和船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参与贸易，小行商们则构成货主，所有各方共担风险，远航的“商队”受到严格调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贸易”也就等同于跨地区的贸易，就是说，等同于运输。

（c）自由的非农贸易。自由地为消费者生产以换取工资，或者在消费者提供的场所，或者在劳动者自己的场所。原材料通常由消费者占用，工具由劳动者占用，而占用场地和设备的则是地主（作为收入来源）或者有组织的群体（轮换使用权）。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材料和工具均由自行安排工作的劳动者占用，而场地和固定设施则属于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比如基尔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通常都是由基尔特对营利活动进行调整。

在采矿业，矿床一般都是由政治当局或者领主所有者占用，以作为租金来源，开采权则由有组织的劳动者群体占用。采矿作业在行会基础上进行调整，参与工作的成员对矿主和劳动群体（Berggemeinde）承担义务，矿主关心的是租金，劳动群体关心的是收益并对前者负有连带责任。

在内陆运输业，船运行会和货运行会则会安排其成员定期轮作，并调整他们的盈利机会。

在海运领域，随处可见的典型表现则是共享船只的所有权，共同护航，行商们则是留在岸上的商人的康门达合伙人。

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诸阶段：

（a）经营者对货币资本的有效垄断，以此作为预支劳动成本的手段。与此相关联的是凭借信贷的延伸而掌握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权以及对产品的控制权，尽管在形式上是劳动者持续掌握对生产资料的占用，比如手工业和采矿业的情形；（b）在上述对市场知识从而对市场机会以及货币资本的垄断基础上占用产品的销售权。这要强加一种垄断性的行会调整制，或者以定期支付税费或提供信贷换取政治权威赋予的特权才有可能；（c）处于包出制体制依附关系中的劳动者，由于经营者提供原材料和设备而具有主观的纪律性。理性的垄断性家庭工业组织则是特例，那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利益所赋予的特权基础上或者是人力开发基础上的。因此，劳动的条件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强行调整作为让步的一部分，这使营利活动成为可能；（d）由于经营者占用全部的物质生产资料使工场得到了发展，但是没有生产过程中理性的劳动专门化。在采矿业，这还包括由单个所有者占用矿藏、巷道和设施。在运输业，船运企业会落入大所有者之手。普遍的情形就是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e）向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最后步骤则是生产和运输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它的资本核算取向。所有物质生产资料都变成了固定或流动资本；所有劳动者都变成了“手”。由于经营活动逐渐过渡成为股票持有人的联合体，经理人员本身也会遭到剥夺并且具有了形式上的“高级职员”身份。即使是所有者，实际上也成了信贷供应方（即银行）的受托人。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均可由以下事例加以说明：

1．在农业领域，类型（a）乃是普遍现象，即流动性农业。这种亚型的有效单元是大型的家族或亲属群体，不过在欧洲只是偶尔才能看得到，但在东亚、尤其在中国却屡见不鲜。类型（b）是由乡村共同体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定居农业，在欧洲和印度都很常见。类型（c）是一种必须相互承担义务的土地领主权，一直随处可见，在某些东方地区至今仍很常见。类型（d）是伴以农民对耕地进行系统再分配的土地领主权或财政权，在俄国较常见的是领主权，在印度则表现为各种地租的再分配，[49]在东亚、近东和埃及多为财政权。类型（e）是从小佃户那里获取租金的不受限制的领主土地所有权，爱尔兰是典型情形，但在意大利、法国南部、中国以及古代希腊化世界的东部地区也比较常见。类型（f）使用不自由劳动力的种植园，这是古代迦太基和罗马、现代殖民地以及美国南部各州的特征。类型（g）在英格兰的典型形式是“庄园经济”，那里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是分离的；在德国东部、奥地利部分地区、波兰以及俄国西部的典型形式则是所有者进行管理。最后，类型（h）则是农民拥有所有权，在法国、德国南方和西部、奥地利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在西南俄国（在某些限度内）、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和印度（的变形）都是如此。

农业组织最终采取的形式所产生的这些广泛差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经济学的解释，比如林地的开垦和灌溉区的开发这样的差别因素。特殊的历史环境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政治与财政义务和军事组织所采取的形式尤其重要。

2．在工业领域，可以给出以下类型分布的概括。我们对运输和采矿业的了解尚不足以对其做出这样的概括。

（a）第一种类型随处可见，即部落行业；（b）基于职业种姓制的组织仅仅在印度得到了普及，在其他地方只是偶有存在，且被视为不光彩的、甚至是玷污礼制的；（c）基于大庄园的工业组织可见于早期的所有王室家族，但只有在埃及才出现了最高度的发展。它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领主采邑中。公共手艺人行业的生产到处都能偶有所见，包括在西方世界，但只是在印度才发展出了一种纯粹类型。支配不自由的人身将其用做租金来源，这样的特殊情况在古代地中海沿岸比较常见。公益性派捐式的功能具体化则是古代埃及、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罗马帝国晚期的特征，在中国与印度也时有所见；（d）由行会调整的自由手工业组织可以在欧洲中世纪得到典型说明，并且只有在那里才变成了主导形式。然而，它在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特别是行会，在中国与近东得到了尤其广泛的发展。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类型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期却完全没有形成过经济组织。在印度，处在行会位置上的则是种姓制度。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第二阶段在149西方世界以外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差异完全不可能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二十五、劳动生产率的可计算性所依据的诸条件

1．有三种典型的共产主义组织形态是由非经济动机发挥主导作用的（见下文，二十六）。但是撇开这些情况不谈，在实现具体化中从事的劳动，它的可计算的绩效达到最优化，要受到三个主要条件的影响：（a）对功能的最大适应性；（b）通过实践获得的最佳技能；（c）从事工作的最佳意向。

无论是遗传、环境还是教育的产物，适应性都只能通过检验而得到确认。这在市场经济的工商企业里，一般都是采取试用期的形式。泰勒制就是要创造一些理性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践以及随之产生的技能，只能通过理性、持续的专门化而得到完善。今天，它主要是在经验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主要考虑的是为了盈利而把成本降至最低，并且受制于这些考虑。与生理条件有关的理性专门化还只是刚刚起步（仍可以泰勒制为证）。

工作意向可能会具有任何其他行动模式都会具有的取向之一（见前文第一章，二）。但是，就实施个人计划或者实施监督其工作的他人的计划这一特定意义来说，工作意向必定取决于就结果而言的强烈的自我利益，或者取决于直接或间接的强制。在完成由他人部署的工作时，后者就尤其重要。强制可能会包括物理暴力或其他不良后果的直接威胁，或者是令人不满的绩效可能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种强制类型乃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显然是更有力地关系到劳动者的自我利益。这就必然地有了根据数量和质量的绩效进行选择的自由，尽管很自然地这是从牟取利润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技术考虑的观点来看，它比任何直接的强制劳动都有着更高度的形式合理性。它的前提是所有者在暴力的保护下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比，这种体制意味着，除了（家庭）再生产的责任以外，还有对根据适应性进行选择的一部分担忧，都被转移给了劳动者自身。而且，与使用不自由的劳动力相比，资本需求和资金风险都会降低，并且更易于计算。最后，通过大范围地支付货币工资，作为大众消费对象的商品将会有着更广阔的市场。

在其他因素相同时，如果没有直接强制，积极的工作动机就不会遇到不自由的劳动力在同样情况下所遇到的那些妨碍。不过事实上，一旦技术上的专门化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极端单调的操作往往就使激励因素局限于纯物质报酬的考虑。只有在计件工资率的基础上按照绩效支付报酬时，才能刺激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使人乐于劳动的最直接的基础，就是高计件工资率的收益机会和遭到解雇的危险。

关于自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情况，可以做如下观：（a）如果其他因素相同，在功能具体化而不是功能专门化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乐于在情感基础上进行工作。事实上，这是因为个人自身的工作成果会更加显而易见。当然，几乎同样真实的是，成果的质量无论在哪里都是重要问题；（b）传统的工作动因在农业和家庭工业中尤其常见，在这两种情况下普遍的生活态度也是传统的。它的特征是，绩效水平或者以产品的固定数量和质量为取向，或者以传统的收入水平为取向，或者两者兼备。凡是存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地方，那就很难在理性基础上对劳动力进行管理，生产也不可能靠计件工资那样的刺激因素得到增长。但另一方面，经验表明，与领主或所有者的传统家长制关系却能够保持一种高水平的情感型工作动力；（c）基于绝对价值观的动因通常都是宗教取向的产物，或者是由于特殊的工作形式本身得到了高度的社会评价。观察似可表明，所有其他指向终极价值观的动机源都只是过渡现象。

不言而喻，劳动者对自己家庭的“利他主义”关切，一般都有着典型的乐于工作的义务奉献成分。

2．占用生产资料和（哪怕在形式上）亲自控制劳动过程，会构成最强烈的刺激因素之一而使人无条件地乐于劳动。这是农业领域的小单元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根本依据，无论那是小规模所有权的形式还是希望上升到所有者地位的小佃户。中国是这种组织类型的传统中心。从功能上得以具体化的技术性行业中的相应现象，在印度最为突出，但在整个亚洲地区以及中世纪欧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欧洲，绝大多数决定性的冲突都是在个体劳动者的形式自治问题上得到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小农的存在，其直接原因就是没有资本核算，以及为了保持家族和经营的一体化。他的功能是具体化而不是专门化的，他会为此投入比较密集的劳动，并约束自己的生活标准以维持形式独立。另外，这种农业体制使得利用家庭的各种副产品乃至“废料”成为可能，而它的利用方式却不可能出现在大型的农业单元中。我们能够获得的全部信息都表明，由所有者进行管理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对于周期性波动远比那些小型农业单元敏感得多（见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Juristentags第二十四卷中笔者提供的数字）。[49a]

在工业领域，相应的小规模类型直到机械化时代和最精细的功能专门化与功能组合时代仍然保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到了16世纪，像“纽伯里杰克”那样的工厂完全能够予以禁止，而不会给劳动者的经济状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英格兰实际发生的情况[1555年]。事实上，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由所有者占用并由劳动者操作的单独的织布作坊，如果没有劳动功能日益广泛的专门化与合作，其组合就不可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好的利润前景以确保抵消经营过程中不断增长的风险和成本。至关重要的是，在固定资产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的工业经营，不仅会像农业领域那样对周期性波动非常敏感，而且对公共行政和司法的所有无理性形式——缺乏可计算性——都会保持最高度的敏感，而这些无理性形式在西方世界以外可谓俯拾皆是。因此，与俄国的“工厂”以及任何其他地方进行竞争时，分散经营的家庭工业便有可152能得天独厚。事实上，这一点还在引进机械动力和机器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由于市场机会的扩展，严格的成本核算与产品的标准化就已经成为突出的需求。和具有技术理性的设施——比如利用水力和马拉绞盘——相结合，则导致内部实现了专门化的经济经营的发展。然后是引进了机械动力和机器。达到了这一点之后，建立大规模工业企业才成为可能，虽然它们此前在世界各地也曾偶有出现，但都复归消失，而且与它们有关的所有人的经济状况都没有受到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只是在工厂出现之后才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工厂的劳动力来说，乐于劳动主要还是因为维持生计的责任被转嫁给了劳动者本人，并相应地对工作形成了一种有力的间接强制，比如英国的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制度就是一个标志，而且它长期以来始终是以财产制度的强制保障为取向的。现时代的劳动意愿显著衰退即是明证，原因就是这种强制力在[1918年]革命中土崩瓦解。

二十六、共产主义的若干形态

对于那些并不关心计算的共同体或联合体劳动组织来说，进行共产主义的安排并不是基于用什么手段才能获得最佳供给这样的考虑，毋宁说是基于休戚与共的直接感受。因此，到现在为止，它们的历史始终就是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价值观所具有的主要是一种非经济的性质。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建立在传统和情感基础上的家族共产主义；（2）军队同袍们的军事共产主义；（3）建立在宗教共同体的仁爱与慈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

第（2）、（3）项情形主要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情感或超凡魅力的基础。然而，它们始终会（a）与它们所处环境中那些理性的或传统的、经济上专门化了的组织发生直接冲突；这些共产主义群体要么会亲自参加劳动，要么则相反，纯粹指望赞助者的资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b）它们也许会组成一个享有特权者的预算组织，统治着被排除出该组织的其他家族单元，并以后者的自愿供奉或公益性派捐为生。（c）最后，它们是一些消费者家族单元，有别于任何营利性经营，但从这些经营中获取153收益，因而与之有一种联合体关系。

第一种资助模式（a）的典型是那些基于宗教信仰或某种世界观的共同体，比如遁世的或者从事共同劳动的僧侣共同体，教派群体，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

第二种模式（b）的典型是那些依靠某种完全的或片面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军事群体，比如许多原始社会中的“男人之家”、斯巴达人的共餐制（syssitia）、利古里亚的海盗集团、哈里发奥玛尔的仆从、所有时代的军队在消费和征用时的共产主义。在那些威权主义的宗教群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事态，比如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托钵僧共同体。

第三种模式（c）的典型是市场经济中的家族（family household）。

在这些共同体内部，乐于劳动和不加计算的消费乃是它们非经济观念的特有结果。军事和宗教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与日常的俗世相疏离并与之冲突的情感基础上的。旨在建立共产主义群众组织的现代共产主义运动，所依赖的是对其信徒的“价值理性”吁求，以及它们的[对外]宣传中出于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的论据。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会根据特别理性的考虑、根据和日常的平凡世界（Alltag[50]）有关的考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与那些军事和宗教共同体相反。它们在日常环境中获得成功的前景就要依赖于完全不同的主观条件，而不是依赖于那些以异常活动、来世的价值观或者其他主要是非经济的考虑为取向的群体的条件。

二十七、资本货物与资本核算

资本货物的萌芽，其典型形态是地区之间或部落之间的交换中用以进行贸易的商品，前提是，这种“贸易”（见二十九）活动明显不同于在家族（预算）基础上单纯地获得货物。因为，家族经济的交流（Eigenhandel）——卖掉剩余产品——不可能以资本核算为取向。部落之间出售的家族、氏族或部落的手工业产品虽然是商品，但只要获得产品的手段仍是自家所出，那它们就仅仅是工具或原材料，而不是资本货物。农民和封建领主销售产品与生产资料，即使像老加图的庄园管理指南中刚刚出现的那种最原始的形态，只要经济活动不是以资本核算为取向，也同样不是资本货物。

显而易见，封建领主或大庄园领地内部的物流，包括偶然的交换和常见的内部产品交换形式，都是以资本核算为基础的贸易的对立面。大庄园所从事的贸易，比如法老们从事的贸易，即使并非仅仅与供给需求物有关、因而不是像预算单元那样行事，而是以牟取利润为取向，就我们现在的讨论而言，那也未必就是资本主义的贸易。如果它以资本核算为取向，特别是以对交易的赢利机会进行事先货币估价为取向，那才可能是资本主义贸易。这种估价是由职业行商做出的，不管他们是在康门达基础上为他人从事销售，还是处置一个有组织的群体联合销售的货物。正是在这里，在这种“偶发”的经营形式中，才看到了资本核算以及把货物用做资本的源头。

由领主所有者用做租金来源的所有类型的人（奴隶和农奴）与设备，毫无疑问只是产出租金的家族财产，而不是资本货物，它们类似于今天希望用个人财富获益的私人投资者获取额外利息或股息、或者某种投机收益的证券。这种家族类型的投资显然不同于一个经营者的临时性商业资本投资。一个拥有土地或人身的领主，因其领主权力从对他履行义务的依附者那里得到的、然后又去销售的货物，用我们的术语来说，那不是资本货物，而只是商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从实际上说，即使从原则上说，资本核算——至关重要的是成本估价——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果奴隶被用做在经营中获利的工具，特别是，如果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奴隶市场和广泛的奴隶买卖，那么这些奴隶就构成了资本货物。使用不能自由让渡和转让的（世袭）依附者从事劳动的徭役制生产单元（Fronbetriebe），我们就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企业，而只是使用受束缚的劳动的营利性经济企业，无论那是农业生产单元还是不自由的家族工业。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束缚是不是相互的——领主是不是也受到劳动者的束缚。

在工业领域，自由劳动者为了销售产品而使用自己的原材料和工具从事生产（“计价劳动”），这就是小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情形。包出制工业是资本主义的，但却是分散的，而所有实行资本主义控制的有组织的工场，都是集中制的资本主义组织。临时性劳动者的所有“工资劳动”类型，不管是在雇主还是在劳动者家里劳动，都不过是随机性的工作形式，它们有时被用于预算经济，有时则被用于雇主的盈利目的。

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那些经验事实，毋宁说是利用资本核算的理论可能性。

二十八、贸易的概念及其主要形式

除了业已讨论过的各种类型的专门化和具体化功能以外，所有的市场经济（通常还包括易于进行实质性调整的经济）还有另一项功能：即调停一个生产者自己对货物控制权的处置过程或者从他人那里获得这种控制权的过程。这种功能会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发挥作用：（1）通过一个有组织的经济群体的行政班子成员，并按照他们所完成的劳务给予固定的或不同的实物报酬或者货币报酬；（2）通过一个专为其成员的买卖需求而特设的有组织群体；（3）通过一个专门化的职业群体的成员，他们为自己的盈利而工作，得到的酬报是手续费或佣金，自身并没有得到对经手货物的控制权；他们只是作为代理人而行事，但却有着多种多样的合法形式；（4）通过一个专门化职业群体从事作为资本主义营利性经营的贸易（自营贸易）。他们抱着日后将会盈利的预期买进货物，或者由于预期能在可盈利价格出现之前偿付债务而卖出未来交割的货物。可以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买卖或者服从实质性调整做到这一点；（5）在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群体支持下，通过持续的调整过程有偿剥夺货物，以及自愿或被迫把货物处理给消费者——同样是有偿的：强制贸易；（6）通过专业的货币借贷或者信贷的获得以实现商业支付或者赊购生产资料；这种交易可能是与商业企业或者其他有组织的群体——特别是政治实体——进行的。信贷的经济功能或者是为了财政上的经常性支付，或者是为了获得资本货物。

第（4）和第（5）两种情况——而且只有它们——可以叫做“贸易”。前者是“自由”贸易。后者是“强制垄断”贸易。

类型（1）就预算单元而言可以negotiator和actor(19)为例，他们为了君主、领主、修道院等等的利益行事；就营利性经营而言，可以各种类型的行商为例；类型（2）可以各种各样的购销代理人为例，包括消费者合作社；类型（3）包括经纪人、代理商、转运商、保险代理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代理人；类型（4）中的自由市场交易情形可以现代贸易为例，实质性调整的情形可以各种类型的他治性强制划分市场或自治性协议划分市场为例，这是为了分配与某些消费者的交易或对某些商品的交易，也可以一个政治实体或某种其他类型的合作群体的秩序对交换条件进行的实质调整为例；类型（5）可以谷物贸易的国家垄断为例。

二十九、贸易概念以及贸易的主要形式（续）

现在单独谈谈独立进行的自由贸易（类型4），它始终是个营利性经营、而决不是个预算管理的问题。因此，在所有正常条件下，它是一个通过购销合同谋取货币利润的问题，尽管并非始终如此。然而，从事这种贸易的可以是（a）一个从属于某种预算经济的组织，或者（b）这种贸易是某种总体功能中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由此使货物进入一种可在某地消费的状态。

情况（a）可以预算单元的成员为例，他们受专门指派而独立处置该单元的剩余产品。然而，假如这只是由不同成员在不同时间内的“临时”销售，它甚至还算不上附属经营，但是，如果上述那样的成员专门并独立对购销承担财政责任，那就是类型（4）的范例，尽管形式上会有些变化。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是代表整个单元行事，那就是类型（1）的情况。

类型（b）可以小贩和其他小商人为例，他们带着自己的货物流动推销，因此，他们的功能主要是把货物转运到销地。前面讨论运输的功能时已经谈到了他们。流动的康门达商人则是类型（3）和（4）之间的过渡形式。究竟运输劳务是主要的、贸易利润是次要的还是相反，一般来说界线非常模糊。总而言之，所有包括在这些范畴中的人都是“商人”。

个人自营的贸易（类型4）始终是在占用采购手段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使他的控制权只有靠借债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商人始终是在独立承担着资本风险，相应地，由于他占用着采购手段，他也享有了赢利的机会。

自营的自由贸易领域中的功能专门化和具体化，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按照由商人充当中介的经济单元的类型区分这些形式：（i）拥有剩余物资的家族（预算单元）同消费这些物资的家族之间的贸易；（ii）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商人的营利性经营者同消费其产品的家族（预算单元）之间的贸易。当然，后者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组织，特别是政治实体；（iii）营利性经营之间的贸易。

头两种情况接近于通常所说的“零售商”，那意味着向消费者出售货物而与货物的来源无涉。第三种情况相当于“批发商”。

贸易可能会以市场或消费者为取向。头一种情况可能是消费者的市场，货物通常是实际存在的。另一方面，那可能是商业经营的市场，货物可能会实际存在，比如在交易会和展览会上（通常都是——但也未必是——季节性的），也可能货物不在现场，比如商品交易所的贸易（通常都是——但也未必是——永久性的）。如果贸易直接以消费者为取向，供给一个相对固定的买方群体的需求，它可能会供给一个家族（预算单元），就像零售商那样，但也可能供给营利性经营。后者又可能是生产单元，还可能是零售经营，或者最后，其他的批发经营。在这个意义上说，会存在不同等级的中间商，有的几乎就是生产商，有的则是向零售商推销。

按照被处置货物的地理来源，贸易可以分为“地区间”或“地区”贸易。

商人事实上所处的地位可能会保证他按照自己的条件从向他推销的经济单元那里购进货物——包出制贸易，或者能够把他的销售条件强加给从他那里购进货物的经济单元——贸易垄断。第一种类型与包出制158工业组织密切相关，且一般都是相伴而生。第二种类型则是“受到实质性调整”的贸易，是类型（4）的变种。

不言而喻，任何具有市场取向的工商业经营必定都会处置自己的货物，即使它主要是生产性经营。然而，这种经销类型并非以上所定义的“中介”，假如它的行政班子成员无人专门负责这项事务且不是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犹如推销员）的话。只有这样的中介才有专门的“贸易”功能。当然，其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

作为贸易活动之基础的计算，如果是以可能性为取向，而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又是偶然的，那就应当叫做“投机性”计算，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可计算的。因此，商人便承担着“不确定性”的风险。[51]从理性的计算到这种投机性计算的过渡是个连续性的过程，因此，任何预测未来行情的计算都不可能彻底弄清楚那些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所以，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合理性程度的差异。

贸易功能的技术与经济专门化和具体化形式，和其他领域的形式并无实质性不同。百货商店由于最大程度地发展了内部功能的专门化，因此也相当于工厂。

二十九a、贸易概念以及贸易的主要形式（续）

“银行”一词将被用于指称那些营利性“贸易”经营的类型，它们的专门功能就是管理或筹措货币。

货币的管理可能是为了私人家庭，即为了私人存款或保管私人个人的财产；也可能是为了政治实体，比如银行为政府开立帐户；还有可能是为了营利性经营，即承办商业存款及其往来账户。

货币的筹措可能是为了预算单元的需求，比如向私人个人提供长期的私人消费信贷，或者向政治实体提供长期信贷；也可能是为了营利性经营，目的是向第三方支付，比如设定汇票或者提供支票或汇兑；还有159可能是为了使消费者预支未来的应付款，特别是以汇票贴现的方式；最后，也有可能是为了提供信贷以购买资本货物。

银行是否（1）用自有资金预付这样的货币或者承诺有求必应，比如为往来账户提供透支，借方是否要为这样的贷款提供抵押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保证，（2）银行是否以某种类型的担保或其他方式影响他人提供资金，这在形式上都是无关紧要的。

实际上，银行的经营策略一般都是再借出被借给它们或交由它们处置的资金来牟取利润。

银行借出的资金可能有若干来源：使它得以提供信贷的金银储备或者现有铸币厂的铸币储备；它自己设定的凭证（banco-money，即银票）或流通手段（bank notes，即钞票）；最后，交由银行处置的私人存款。

无论银行是靠自己借贷获得能够放贷的资金还是设定流通手段，如果它要理性行事，那就必须尽力预留能够维持其折现能力的信贷准备金，就是说，它必须维持足够的现金储备，或者以这样的方式安排信贷条件：保证它能始终有效履行正常的支付义务。

一般来说，设定货币（即发行纸钞）的银行注重流动资产比率，就成为组织（商人行会或政治实体）进行强制性调整的规定内容。同时，这些调整一般都是为了保护一个地区的特有币制，以便尽可能防止货币的实质效力发生波动，从而保护预算单元经济计算的（形式）合理性，至关重要的是防止政治实体以及营利性经营陷入（实质）无理性。特别是，人们通常都会竭力使自己的货币保持同其他已经发生或希望发生贸易或信贷关系的货币区相比最稳定的汇率。这种试图控制货币领域无理性因素的货币政策，按照G.F.克纳普（G.F. Knapp）的说法，应被叫做“债务解除”政策（“lytric”(20)policy）。在不折不扣的自由放任主义国家，这是国家处理经济政策领域的问题时最为重要的功能。这种政策类型的理性形式完全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

中国关于铜币和纸币的政策措施以及罗马的铸币政策，将在适当地方予以讨论，但是它们并未构成一种现代的债务解除货币政策。只有中国行会的银票政策——堪称汉堡马克银票的楷模——达到了现代的合理性标准。[52]

“融资”（Finanzierungsgeschafte）一词将被用于指称工商业经营中以获得盈利良机控制权为取向的所有商业交易，无论这些交易是由银行还是由包括个人在内的其他机构进行的，也不管这些交易是被当做临时的利润来源、当做一项副业还是当作一个“金融家”投机活动的组成部分。获得上述控制权可能会通过以下途径之一：（a）通过直接获得证券或者（c）项所述的附属经营把营利机会占用权转变为证券或者其他可流通的手段；（b）通过系统地提供（或者偶尔拒绝提供）信贷；（c）通过强制联合那些迄今仍处于竞争中的经营活动——如果是必需或者合宜的话，途径包括（i）对那些处于同一生产阶段的经营进行垄断性调整（卡特尔化），（ii）在统一管理之下对那些迄今仍处于竞争状态的经营实行垄断性联合（兼并），目的是淘汰那些最无利可图的经营，（iii）对那些处于一个生产过程中相连各阶段上的专业经营进行并非必不可少的垄断性联合（纵向结合），最后，（iv）通过股份运作（即托拉斯、控股公司）力图支配众多经营或创办新的经营，以增加利润、或者仅仅为了扩张个人权力（就融资本身而言）。

当然，融资活动常常是由银行进行的，而且作为普遍规律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它们的参与。但是主要的控制权往往会操于证券经纪人（比如哈里曼）或者个别从事生产的大规模经营者之手（比如卡内基）。卡特尔的形成往往也是大规模经营者（比如基尔道夫）的作用所致；托拉斯的形成更是少不了“金融家”的作用，比如古尔德、洛克菲勒、斯汀尼斯和拉特瑙。下文将对此作出详论。

三十、资本核算达到最高度形式合理性的若干条件

以下是生产性经营的资本核算达到最高度形式合理性所必需的若干主要条件：（1）所有者完全占用一切生产资料，而且完全不存在任何对市场营利机会的形式占用；就是说，市场是自由的；（2）所有者选择管理者时的完全自治，因而完全不存在对管理职权的形式占用；（3）完全不存在劳动者对工作岗位和收入机会的占用，同样，也不存在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占用。这意味着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劳动者的选择都是自由的；（4）完全不存在对消费、生产和价格的实质调整以及其他限制契约自由或规定交换条件的调整形式。这可以叫做实质性契约自由；（5）生产过程之技术条件的完全可计算性，也就是机械学的理性技术；（6）公共行政的完全可计算性，以及由政治当局提供的法律秩序和对所有契约的可靠的纯形式保障。这是具有形式合理性的行政与法律；（7）经营及其成败条件同家族或者私人预算单元及其财产关切的最彻底分离的可能性。特别重要的是，经营活动所处置的资本应当与所有者的私人财富截然区分开来，不应因继承而分割或流失。对于运输、制造和采矿业的大规模经营来说，如果它们以合作方式——可以自由转让的股份以及有限责任——加以组织，对于农业领域的大规模经营来说，如果它们是订有长期租约的大型生产单元，那么这一点从形式角度来看几乎就是最佳条件；（8）一个具有最大可能程度形式合理性的币制。

只有几个要点需加评论，尽管前面已经有所触及。

（1）关于劳动力和工作岗位的免于占用：的确，某些不自由劳动力类型，特别是成熟的奴隶制，曾经保证了与支付工资以雇佣劳动相比在形式上对劳动者更彻底的处置权力。但它远不如雇佣自由劳动力那样富有合理性和效率，其原因如下：（a）人力资源投资所必需的资本——购买并养活奴隶的资金量——要大大高于雇佣自由劳动力所需的投资；（b）伴随奴隶所有权而来的资本风险不仅更大，而且各种各样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将使奴隶劳动的无理性程度达到极致；（c）奴隶市场以及相应的奴隶价格特别易于出现波动，这使理性基础上的盈亏平衡变得极为困难；（d）出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涉及政治变局时，补充奴隶劳动力就会成为一大难题；（e）如果奴隶获准享有家庭生活，使用奴隶劳动的费用就会变得更加高昂，因为奴隶所有者必须负担奴隶娶妻生子的成本，他根本无法把这些要素加以理性的经济利用、使之成为其劳动力的组成部分；（f）因此，要想最彻底地利用奴隶劳动，只有让他们同家庭关系隔绝并接受无情的纪律约束才有可能。一旦如此，补充奴隶的难题将会更加恶化；（g）一般来说，不可能使用奴隶劳动去操作工具和器械，因为那种劳动的效率要求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并涉及操作者的自我利益；（h）也许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可能进行选择，不可能在工作岗位上试用之后再雇用，不可能根据行情的浮动或者在人的效能衰退时予以解雇。

因此，总的来说，仅仅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雇用奴隶劳动：（a）能够以非常低廉的费用养活奴隶；（b）存在一个供应充足的奴隶市场、从而有机会经常性地补充奴隶；（c）用于大规模种植园式的农业生产或者非常简单的加工工序。迦太基和罗马、各殖民地、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以及俄国的“工厂”，都是这种类型的最重要范例，它们使用奴隶都相当富有成效。奴隶市场由于罗马帝国的绥靖政策而枯竭，这导致了古代种植园的衰败。[53]在北美，同样的局面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寻找廉价的新土地，因为不可能再同时负担奴隶的成本和土地的租金了。在俄国，农奴“工厂”则不再可能应付kustar（家庭手工业）式家族工业的竞争，而且根本不可能与自由的工厂劳动进行竞争。甚至在解放农奴之前就常有人请愿，要求能够获准解雇劳动者，随着引进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工场，这种“工厂”便衰败了。

当劳动者是为工资而受雇时，显然就会给工业的盈利与效率带来下列益处：（a）资本风险和必需的资本投入降低；（b）再生产和养育子女的成本完全由劳动者承担，他的妻子儿女不得不为了自身利益而去寻找工作；（c）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会成为劳动者追求最大劳动绩效的重要刺激因素；（d）按照工作能力和意愿挑选劳动力便成为可能。

（2）关于经营与家族的分离：在英国，租赁土地并根据资本核算而运作的农业生产经营与限定继承的土地所有权相分离，这决非偶然，而是若干世纪不受干扰地发展的结果，其特征是缺少对农民地位的有效保护。这同时也是岛国处境的结果。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的结合，在在都会把土地转化为该经济单元的资本货物，因而会不断增大它们的资本需求和资本风险。这就阻碍了家族与经济企业的分离，比如解决财产继承的支付问题就会加重经营的资金负担。它降低了经营者的资本折现能力并给他的资本核算带来了许多无理性因素。因此，从形式角度来看，土地所有权与农业生产组织相分离，乃是提高资本核算合理性的重要一步。不过显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实质性评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其结论也许会因为进行判断所依据的价值观而完全不同。

三十一、资本主义营利取向的主要模式

营利活动的“资本主义”取向（在合理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以资本核算为取向）可以采取多种具有质的差异的形式，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一个明确的类型：

1．通过自由交换、以持续的市场购销活动（“贸易”）中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就是说，其中并不存在形式的、至少是相当缺少实质的强制去影响任何特定交换；或者，通过资本核算、以经营中的持续性货物生产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

2．通过接受各种支付功能和创造支付手段、以不同通货的贸易与投机中的营利可能性为取向；通过专业展期信贷以供消费或营利也具有同一取向。

3．以从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那里获取掠夺性利润的机会为取向，这包括以财力和物力为战争、革命或政党领袖提供资金。

4．以凭借暴力支配或政治当局所保障的权力地位而出现的持续性商业活动中的盈利机会为取向，这有两个主要的亚型：通过强迫供货或者强迫劳动、垄断贸易或者强迫贸易以经营种植园而获取殖民利润，以及在国内或殖民地外包税收、买卖官职获取财政收益。

5．以与政治实体进行非常交易时的营利机会为取向。

6．以如下类型的营利机会为取向：（a）对标准化商品或证券经营的纯投机性交易；（b）承办政治实体的连续性财政业务；（c）以向投资者出售证券的形式为新的经营筹集资金；（d）资本主义经营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为了有利可图地调整行情或者谋取权力而进行的投机性融资。

类型（1）和（6）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现代西方世界所特有的。其他类型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地一直屡见不鲜，到处都有可能出现交换与货币经济（就类型2来说）以及货币金融活动（就类型3—5来说），除了个别地区和相当短暂的时期（特别是战时）以外，它们作为营利模式在西方世界并不像在古代那样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凡是保持了长期和平的广大地区，比如中国以及晚期的罗马帝国，这些类型都已走向衰微，只留下了贸易、货币兑换和贷款等资本主义的获利形式。因为，以资本主义方式筹集政治活动所需的资金，到处都是国家间争夺权力以及相应地争夺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资本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只是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才告终的。

如果笔者记忆无误，这里谈到的观点先前已由J.普林格在其《从贴现政策到对金融市场的支配》（Von der Diskontpolitik zur Herrschaftüber über den Geldmarkt，Berlin，1913）中以最为清晰的方式作出了表述，此前大概只有笔者的“古代农业状况”（1909）一文提出了相近的看法[见GazSW，1924；cf 275ff.]。

只有在现代西方世界才能看到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它们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拥有固定资本和自由劳动力，有着理性的功能专门化及其结合，在资本主义经营基础上分配生产功能。换言之，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劳动力组织，就其形式关系而言是完全自愿的，是供给大规模人口需求的、占支配地位的典型模式，它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由证券所有者占用企业。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看到了以发行政府债券的形式出现的公共信贷，商业经营的“股票上市”，不定期地发行证券和融资成为理性商业经营的专门功能，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商品和证券交易，货币与资本市场，垄断性组织成为经营者货物生产、而不光是从事货物贸易的理性商业组织形式。

对这种区别需要作出说明，但不可能仅仅从经济角度作出这样的说明。类型（3）到（5）所概括的情况应当统称为“具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以后的讨论将要特别着重于说明这种区别。总的来说，也只有可能作出以下表述：

1．从一开始就能看出，那些具有政治取向，即向政治资本主义提供了营利机会的事件与进程，从经济角度——从市场机会、因而从预算单元消费需求的取向——来说都是无理性的。

2．更加清楚的是，纯投机性营利机会和单纯的消费信贷，从满足需求和货物生产这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无理性的，因为它们要决定于所有权和市场机会的偶然分配。在某些条件下，推销和融资机会也同样如此，但未必始终如此。

除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以外，币制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的证券表现出来的对经营中的共同所有权的商业化，则是现代经济秩序所独有的。这两方面的特殊性理应予以讨论，首先是币制。

三十二、现代国家的币制以及不同的币种：通货

1．（a）现代国家普遍依照法令对币制实行垄断性调整，（b）几乎毫无例外地垄断货币的设定，至少是垄断铸币。

最初是纯财政的考虑决定了这种垄断的产生——铸币税（法定收费）和其他铸币利润，其动机是为了禁用外来货币。不过，即使到了现代，对货币发行的垄断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因此，直到[1871-1873年的]币制改革，外国铸币仍在不来梅流通。

（c）随着国家税收以及自身经济经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家通过自己的支付机构或者作为国家代表而维持的支付机构，成了社会中的最大收款人与付款人。完全撇开对货币调整与发行的垄断不谈，因为国家融资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国库在货币交易中的表现对于币制来说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它们实际控制了、因而能够支付的是何币种，它们强加给大众的法定货币是何币种，再进一步，它们实际接受以及部分或完全拒收的是何币种。

因此，如果关税必须以黄金支付，那么纸币就会遭到部分拒收，而法国革命期间的指券（assignate）、美国南部联邦的货币以及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中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就会遭到完全拒收。

就其法定属性而言，货币可以定义为每个人——尤其也包括公共支付机构——必须按照既定数额或者无限制地接受并用于支付的“法定支付手段”。就国家的表现（regiminal）而言，货币可以定义为公共支付机构接受支付以及在支付时强制接受的货币；法定的强制性货币尤其是指强制支付的货币。如果存在着执行货币政策的合法当局，那就可能出现这种“强制”，比如[1871和1876年]停止银币铸造——众所周知，这从未真正生效过——之后[德国的银]泰勒和[法国的]5法郎银币的情况；或者，在国家无力使用其他支付手段进行支付时，也会出现这种“强制”。在后一种情况下，现有的合法当局就会开始被用来实行强制，或者为此而创设专门的合法当局，这在采用纸币时几乎莫不如此。这时通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先前可以依法或事实上能够兑换成规定货币的交换手段，无论它是否曾被依法强制接受，如今已被事实上强制接受并使用，但事实上已不可兑换。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适当法律把任何实物变成“法定支付手段”，把任何国币（chartal）实物变成具有支付手段作用的“货币”。国家能够为它们规定任何所要求的“价值尺度”（value scales），或者为“市场货币”（market money）规定“币值关系”[见前文第二章，六]。然而，在这些情况下，币制会受到某些形式的干扰，对此，国家要么根本无力遏制，要么会遇到重重困难：

（a）在使用行政货币（administrative money）的情况下会出现伪造纸钞，这几乎总是非常有利可图；（b）凡是使用各种形式的金属货币的地方，就会出现该金属作为原材料的非货币用途，这将使该金属制品身价倍增。当该金属处于一种和其他通货相比被低估的通货中时，情况就更其如此。另外，如果是市场货币，那就极难阻止该金属的铸币流向其他国家——如果该金属在那里有着更高价位的话。最后，也很难强行供应法定铸币金属——如果其价值低于通货（铸币或纸币）的话。

如果中止纸钞的可兑换性，那么，一个金属货币单位与同等面值的纸币单位的汇率就总是对该金属非常不利，如果不再可能用金属货币进行支付，情况就会如此。

确定多种市场货币间的汇率，可以通过（a）调整每个具体情况间的关系；（b）定期订定比率；（c）合法订定长期比率，比如复本位制。

（a）和（b）的情况通常只有一种金属在有效流通（在中世纪就是白银），其他金属则根据不同比率用作贸易铸币。不同类型市场货币的具体使用模式完全隔离，这在现代币制中极其罕见，但在过去却是屡见不鲜，比如在中国以及中世纪。

2．把货币定义为法定支付手段和政治实体“债务解除（lytric）”行政的产物，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并没有穷尽其含义。按照G.F.克纳普的说法，这个定义产生于“债务的实际存在”，[54]尤其是向国家缴纳的捐税债务和国家负担的利息债务。合法免除这种债务，至关重要的就是货币名义单位的连续性——尽管铸币金属可能有变；如果名义单位也发生了变化，至关重要的则是新生名义单位的“历史定义”。此外，今天的个人会把他的货币名义单位看作他名义货币收益的一定比例，而不会看作国币（chartal）性质的铸币或纸钞。

实际上，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或者国家行政机构通过其支付机构的实际表现——监管它所治下的货币区“通货”的形式效力。

这是假定国家运用现代行政方法时的情况。然而，并非在所有时代都有这种可能，比如在中国就不可能。过去总的来说不可能，是因为就总体交易范围而言，由政府支付和向政府支付的规模太小。即使到了最近，中国政府也未能根据黄金储备使白银成为“限定货币”进入流通，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力量遏制那些肯定能够安然无虞的伪造货币行为。

然而，这不仅仅是个处理现实债务的问题，还是个处理当前交换和未来支付的新债务的契约问题。但在这方面，当事各方主要还是以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的地位为取向[见前文第二章，六]，因而是以这样的概率为取向：它在未来某个时间就特定或非特定货物——其价格比能够大体估算出来——的交换中是可以接受的。

1．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从收益中向国家或私人个人偿付紧急债务的概率也会大量出现。不过这里对此将不予考虑，因为它只是出现在紧急状态中。

2．显然，在这一点上，G.F.克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是不够完善的，尽管它在其他方面堪称出类拔萃、因而始终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此外，国家也需要通过税收和其他来源获得货币用作交换手段，尽管不单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是常常用于大规模地支付它的债务利息。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的债权人则希望把货币用作交换手段；事实上这是他们渴望货币的主要原因。几乎始终不变的事实是，国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有时甚至完全是——需要把货币用做交换手段以偿付未来的货物采购和市场供应。因此，无论在分析中辨认出支付手段有多么必要，事实毕竟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货币同其他特定货物进行交换的可能性，有赖于对货币与可销售货物之间关系的估价，这就是它的“实质”效力，不同于它作为支付手段的形式效力和法律效力，而且，往往存在着法定的强制力以保障它被正169式用做一种交换手段。

原则上说，作为一个能够观察到的事实，一个货币单位只是在涉及明确的货物类型时，而且只在每个不同的个人随着自身收益的变化而在货币的边际效用基础上进行估价时才具有实质性价值。这种边际效用会随着由个人处置的货币量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因此，当货币发行当局——不仅，而且尤其是——设定了行政货币、且通过交换用它获得货物，或者迫使公众用作支付手段，那么对当局来说，货币的边际效用就会下降。对于那些同国家做交易的人以及由于公共事务机构的货币边际效用降低导致更高价格而成为更大货币存量的占有人来说，在同一方向还有一个次要变化。现在由他们处置的“购买力”——就是说，对于那些占有人而言货币边际效用的下降——转而又会在他们向卖主进行支付时引起价格的上涨，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收回它所接受的流通中的部分纸钞，就是说，它不再把它们支付出去而是予以销毁，结果可能就是它已经减少了的货币存量的货币边际效用得以提高，它将不得不相应地削减开支，即相应地降低需求价格（demand price）。也许会出现一些恰恰相反的结果。因此，行政货币很有可能对任何特定货币区的价格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决不会仅止于此。（这里不可能讨论此种影响出现的速度以及对不同的货物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3．铸币金属的生产如果价廉而又供应充足，或者相反，成本高昂而又供应短缺，也会对所有把它用于铸币目的的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金属的铸币和非铸币用途是紧密相连的，但金属的非铸币用途对它的货币价值具有重大影响的惟一情况，就是中国的铜。只要铸造成本较低的金币被用做货币区之间的支付手段，并且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国家货币区的市场货币，那么黄金就会与金币的名义单位等值。白银在过去也是这种情况，假如今天它仍然和黄金处在同一地位，情况依然会如此。一种并不被用做货币区之间的支付手段、而是在它们之间充当市场货币的金属，自然就会根据这些地区的名义货币单位而具有明确的价值。但是，按照增加供应时所产生的成本、按照流通的数量以及按照所谓的“收支平衡”，这将导致与其他通货的交换关系产生波动。最后，一种普遍用于有限铸造为行政货币、但又不被用做市场货币的贵金属，主要还是根据它的非铸币用途进行定价的。这里的问题始终是，该金属的生产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利可图的。如果被彻底禁止作为货币流通，它的价值就要完全取决于它的货币生产成本，这要计算在与对它的非铸币需求相关的国际支付手段之内。另一方面，如果被普遍用作市场货币和国际支付手段，其价值就要取决于主要与对它的铸币需求有关的成本。最后，当它被有限度地用作市场或行政货币时，其价值就会长期决定于对它的两种需求之一，从国际支付手段的角度来说，就更能负担得起生产成本。如果它只在限定的某一货币区被用作市场货币，其铸币用途就不可能长期对它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种特定标准区对其他货币区的汇率将会趋于下降，只有在国际贸易被完全切断时才不会影响到国内价格，就像过去的中国与日本以及战后的今天那些实际上仍在相互隔绝的地区那样。一种用作调整性[即限制铸造的]行政货币的金属也同样如此；只有在该金属有可能被大量用于铸币时，严格限制该金属用作货币的可能性才会对它的价值产生决定意义。然而，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长期后果，也会类似于那种仅仅在特定地区用作市场货币的金属。

尽管中国曾经一时间实现了对铸币金属的总产量和用途的垄断，但这实质上却是一个理论上的限制性个案。如果事涉若干相互竞争的货币区并且使用了工资劳动力，不管抱有多高的期望，都不会改变上述局面。因为，如果政府机构根据这种金属进行所有的支付，那么，一切限制用它铸币或者对其高额征税的企图（这将带来巨大利润），都会产生与中国极高的铸币利差那种情况下的同一结果。最初，与该金属相比，该金属货币就会变得价值极高，如果使用了工资劳动力，采矿业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变得无利可图。由于流通总量下降，结果就是“反通货膨胀”（contra-inflation）；这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实际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时甚至导致了铸币的完全放任自流，这很可能导致货币替代物的使用以及大范围的自然经济。这同样发生在中国。如果市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长期的货币政策几乎不可能让自由铸币看起来是合法存在的。惟一的差别是，利益攸关的各方不会再有铸币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对于完全的社会主义来说，货币问题大概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贵金属也几乎不再可能生产。

4．从历史上看，贵金属成为货币本位和铸造货币的材料，乃是它们作为装饰品、特别是礼品的功能所致。不过除了纯技术因素以外，该用途还取决于这一事实：它们是典型的称重货物。乍看上去，这种功能的继续在今天并不明显，除了极少量用于支付外，人们一般都使用纸钞，特别是银行支票，并希望以此接受支付。然而，在保留金属本位的后面有着重要的动机。

5．在所有现代国家，不仅以合法调整的纸钞形式发行货币，而且概由国家垄断。或者是由国家本身直接实施垄断，或者是由一个或多个享有专门特权并易于被国家控制的代理机构实施垄断，比如发行银行。

6．“官方通货”（regiminales Kurantgeld）[55]一词仅用于指称由政府机构实际支付并强制接受的货币。其他任何货币，如果支付时无需强制接受、但由于形式上合法供给而被用于私人之间的交易，则应叫做“附属标准货币”。在私人交易中依照法律仅在规定的最大数额内必须接受的货币，应当叫做“代币”（Scheidegeld）。（这些术语来自克纳普。用在下文中显然将更加贴切。）

“限定性”通货就意味着是官方通货；凡是事实上可以有效地与限定性通货进行兑换或兑现的货币，应当叫做“临时性”通货。

7．从长远来说，官方通货自然必须等于有效通货。它不能成为一种有可能独立的、仅仅用作清偿手段的“正式”法定货币。然而，有效通货必须是以下三种之一：（a）自由流通的市场货币；（b）不受调整的或者（c）受调整的行政货币。国库不能仅仅由于决意运用对自身来说似乎是理想的币制规则就进行支付，它的行为要取决于自身的财政利益和那些重要经济群体的利益。

就其国币形式而言，一种有效的标准货币可能是金属货币，也可能是纸钞。[56]只有金属货币能够成为自由市场货币，但未必所有的金属货币都能如此。

当债务解除式（lytric）行政机构将任一数量的标准金属铸成货币，或者可以用该金属同国币铸币进行兑换——“材质汇率（hylodromy）”，[57]那就是自由市场货币了。于是，根据被选定为货币本位的贵金属，就有了有效的金本位、银本位或铜本位。债务解除式行政机构在事实上所处的地位能否维持实际的材质汇率制，这并不单纯取决于它自身的愿望，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对该铸币金属有兴趣。

因此便很有可能，“正式”存在的材质汇率却不能“有效”存在。无论它的正式地位如何，只要是以下两种情形，那就不是有效存在：（a）如果既定的材质汇率涉及若干种金属，其中一种或多种铸币的官方价率参照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被低估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有价值被高估的金属才会被提供给铸币厂作铸币之用，以及提供给债权人作支付之用。如果公共支付机构没有加入这一趋势，那么价值被高估的铸币就会大量滞留在它们手中，直至它们的其他支付手段也荡然无存。如果足够严厉地维持这种价格比，那么价值被低估的铸币终将被熔毁，或者按重量作为商品去兑换价值被高估的金属铸币。（b）如果进行支付的人们——尤其包括处于必需品压力下的公共事务机构——凭借自己的正式权利或篡夺的权力持续或大规模地强迫他人接受另外的支付手段，无论那是金属货币还是纸钞——眼前并非临时[即可兑换的]货币，而是或者一直就是附属货币，或者先前曾是临时货币、现在由于发行机构的破产而不可兑换，那么材质汇率也不是有效的。

（a）项情形中的材质汇率总是会终止的；如果货币的附属形式或者那些不再临时有效的形式被长期大规模地强加给公众，（b）项情形中的材质汇率也会出现同样的结局。

（a）项的结果就是维持被高估的金属的固定费率，因而使它变成了惟一的自由市场货币；最终则是出现新的金属本位。（b）项中不再临时有效的附属金属货币或纸钞会变成本位币。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限定货币”本位，第二种情况则是纸货币本位。

从合法规定的意义上说，材质汇率也有可能不是正式的、但却是有效的。

例如中世纪不同铸币当局的竞争，它们受铸币利差中的财政利益驱动，尽其所能地使用铸币金属铸造货币。当时的材质汇率并无形式上的规定，但实际情况却俨如成规。

根据前述种种，可以说，一旦某种金属依法成为材质汇率金属，那就是出现了一种“单金属法定本位”，比如金本位、银本位或者铜本位。但如果使用了不止一种金属（可能是两种或三种），并且按照固定的相互比率自由铸造，则是一种“多金属法定本位”。如果多种金属可以在没有固定比率的情况下自由铸造，这时出现的就是“平行法定本位”。只有那种成为有效的材质汇率金属、因而在实践中能够构成实际的自由市场货币的金属，才能谈得上是一种本位金属和一种金属本位。

从法律上说，随着[1871年]德国货币改革，直到暂停自由铸造银币之前，拉丁同盟的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复本位制。但是一般来说，实际上只有当时的价值被高估的金属才能成为本位金属。然而，由于汇率受到了强有力的法定平抑，变化往往不易觉察，因而看似都在实行着有效的复本位制。但在这个比率浮动范围之内，价值被低估的金属货币便成了附属货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克纳普完全一致。）至少那里有着若干自主而又自治的铸币机构的竞争，虽然复本位制成为一种有效的币制状态，但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通常只是一种合法的、而不是有效的事态。

价值被低估的金属不会被出售给铸币厂，这一事实自然不是行政行动的结果，而是变化了的市场行情的结果，这与金属的法定铸币利率的持续时间有关。当然，铸币厂也有可能持续亏本铸造该金属的行政货币，但是，由于该金属的非货币用途更加有利可图，这种行政货币就不可能在流通中保持存在。

三十三、限定货币

任何不是材质汇率金属的金属货币类型，如果它是通货，就应当称为“限定货币”（Sperrgeld）。限定货币可能会作为附属货币流通，即与同一货币区的其他通货有着固定的价比。后者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限定货币、纸币或者市场货币。

限定货币可能以某种国际标准为取向。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应当是本货币区内的惟一通货，并已准备好成为国际支付手段，能够得以在国外进行支付——或者用铸币、或者用金银。这是一种外汇储备基金支持下的“可自由兑换的限定货币”本位。

（a）如果它是本货币区的惟一通货但不以国际标准为取向，则应称为“特殊”限定货币。

这样，限定货币在充当国际支付手段或者购买外汇时，就要逐次接受国际上的估价；或者，如果可能的话，规定一个与国际标准的固定比率。泰勒和5法郎银币就是与各该国家的通货有着固定比率的限定货币，它们都是附属货币。由于限制铸币，荷兰的银盾曾一度成了“特殊”限定货币，之后就始终以国际金本位为取向；卢比现在也是同样情况。中国在1910年5月24日颁布了铸币条例，但只要法规中并未提及的材质汇率事实上也不存在，那么中国的元也是“特殊”限定货币。美国的委员会曾建议以国际金本位为取向，但遭到拒绝。

在“限定”货币的情况下，对于贵金属的私人所有者来说，按照固定汇率自由铸币将是极为有利可图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就需要维持对铸币的限制，因为担心引进限定货币金属的材质汇率将会导致与它相比定价过低的另一种金属的材质汇率因无利可图而被抛弃。如今已经“受阻”（见下一段）的限定货币金属的货币存量，可能会被用于更加有利可图的非铸币目的。为什么一个理性的债务解除行政机构竟会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这另一种有可能被迫出局的金属乃是国际支付手段。

（b）与刚刚谈到的情况相反，如果自由铸币是合法存在、但对私人经营来说无利可图因而并未实际存在，这时的限定通货就应称为“受阻”的市场货币。这种缺少赢利性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该金属的市场价格与它对市场货币——如果是金属的话——或对纸币的货币比价的不利关系。这种货币在过去的某个时期肯定是市场货币，但在多本位制下该金属的相对市场价格的变化，以及在多本位或单一本位制下财政灾难的发生，必将使政府不再可能用金属货币进行支付，并将迫使政府采用纸币，而且不可兑换。结果就是，私人经营的先决条件——有效的材质汇率——不复存在。于是，至少在理性的行动中，这种货币便不再被用于交易。

（c）除了限定通货（这里仅称作“限定货币”）以外，可能还会出现限定“代”币（“change” money），也就是仅在规定数额内必须接受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一般——但不是必定——都会有意按照高于本位币的价格比铸造这种货币，以防被熔毁。因此，通常它会具有临时货币的地位，即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兑现的。（这种情况乃是一种日常经验的现象，对于我们的讨论并无特别的重要性。）

所有“代”币以及诸多类型的限定金属货币，在币制中的地位都类似于纸钞（今天则是纸币）。它们与纸货币的不同仅仅在于，铸币金属有着某些重要的非铸币用途。限定金属货币在成为临时货币时，就非常近似于一种流通手段——如果有足够的准备能够兑换为市场货币的话。

三十四、纸钞

毫无疑问，纸钞始终是一种行政货币。对于社会学的货币理论来说，它始终是特定的国币凭证形式，带有表示特定形式意义的印记——这一点就构成了“货币”，并不对另外一些它可能——尽管未必——代表的东西提出要求。实际上，如果是不可兑现的纸币，这种要求根本就不会存在。

从形式法律的观点来看，纸钞可以包括（至少正式地）可兑换为现款的债务凭证，为私人个人所承认，比如17世纪英国金匠们的情况；为享有特权的银行所承认，比如银行券；为政治实体所承认，比如政府期票。如果可以有效兑换、因而其功能只是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者临时货币，它就可能被全额兑换，因而成为一种凭证；或者仅在充分满足正常兑换要求时才保证兑换，这就使它成为一种流通手段。兑换率可能会根据规定的金银重量（比如班可币值*的情况）或金属货币的重量而定。

纸钞最初发行时几乎总是一种可兑现的临时货币形式。到了现代，它已经成了一种典型的流通手段，几乎始终是银行券的形式，因此都是根据现行金属本位的单位对它们命名的。

1．在一种纸钞形式被另一种取代时，上面最后一段的前一部分自然就不再适用，比如政府期票被银行券取代或者相反。但这并非初始的货币发行时的情形。

2．当然，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存在可能并不采取国币的形式，就是说，它们可能既非铸币、亦非纸钞或者其他有形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时就不宜称之为“货币”，而应使用“计算单位”这一说法，或者根据不同情况采用其他适当的名称。货币的特征在于，它是与一定量的国币人工制品结合在一起的。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对外的或次要的财产。

如果先前的临时货币被中止了可兑现性，那么重要的就是作出这样的区分：有关各方是把它当做一项临时措施，还是他们预计的未来期间确定不移的措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由于金属货币或金银是所有的国际支付都在争取的形式，那么一般来说，纸币和它的名义金属等价物相比就会出现折扣，不过这并非绝对不可避免，而且这种折扣往往比较温和。但是，假如对外汇的需求非常紧急，这种折扣就会变得很大。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将会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纸货币本位”，这时就不宜再谈论该货币单位的“折扣”，毋宁说——至少按照过去的用法——那是“贬值”。

很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如今已经受阻的前市场货币铸币金属的市场价格，与国际支付手段相比显著下跌，但是在这之前据其发行的纸币价值的跌落却不会那么明显。由此便肯定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正如奥地利与俄国实际发生的那样）：早先根据该金属（在奥俄两国都是白银）的重量而定的名义单位，如今只能用较低面额且独立于该金属的纸币去购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即使在其纯粹纸货币本位的初期阶段，纸币单位的定价在国际交易中大概也会毫无例外地低于同一面额的银币，因为这始终是无力进行支付的结果，就奥俄两国的情况而言，随后的发展就要取决于国际收支的发展——它决定着国内支付手段对外汇的需求，还要取决于纸币的发行规模，以及发行当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卓有成效地获得国际支付手段的充足供应。这三个要素的成因可能是（实际上有时就是）：纸币与国际支付手段（在今天就是黄金）的汇率日益稳定甚至提高，同时，与国际标准相比，先前的本位金属价格下跌。白银（相对于黄金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因为白银的产量在不断增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也因为日益普遍的黄金非货币化。如果未来根本就不可能按照以前的比率有效恢复与金属货币的兑换，那就会确定不移地出现一个独立的纸货币本位。

三十五、货币的形式效力和实质效力

事实上，在今天，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行动来保证某种货币类型的形式效力，以此作为其管辖权范围内的标准，前提是国家始终处在能够使用这种货币进行支付的地位上。

如果国家允许先前的附属货币或临时货币成为自由市场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情况下）或者成为自治的纸币（使用纸钞的情况下），它就不可能始终处在那样的地位上。因为，这些类型的货币将会不断积聚到政府手中，直至成为政府所能拥有的惟一货币，从而使政府自己在进行支付时被迫把它们强加于人。（克纳普强调指出，这在“阻滞性”代币本位的情况下是正常过程。他是正确的。）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形式权力根本无法说明货币的实质效力，即无法说明在进行商品交换时该货币将以什么比率被接受。它也根本无法让人了解货币管理当局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该货币的实质效力。经验表明，通过定量分配消费品、控制产量、颁布最高或最低限价法令之类的措施，政治当局有可能实现对这种实质效力的高度控制，至少在涉及它的管辖范围内出现或生产的货物或劳务时，情况有可能如此。然而，经验同样可以证明，这种控制的有效性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对此将另作论述。但无论如何，这些措施显然并不属于货币管理的范畴，恰恰相反，理性的现代货币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它的倾向就是试图根据外币来影响对本币的实质估价，就是说，以外币单位表示的本币市场价格通常都会保持稳定，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达到最大可能的高比价。对这种政策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包括声望与政治权力的利益。但从经济方面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乃是融资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就未来的外国贷款而言，以及其他实力强大的工商业界的利益，其中突出的是那些进口商和不得不使用国外原材料的产业。最后，还包括购买进口货物的消费者的利益。毫无疑问，今天的“债务解除”政策事实上主要还是与外汇的调整有关。

这一点和以下所论，均与克纳普的观点高度契合。就其形式与内容而言，他的著作堪称德语文体和科学敏锐方面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但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专业评论家都在专注于那些被他有意忽略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并不多（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并非完全无关宏旨）。

英国大概仍然是有些勉强地保持着金本位制，因为官方的金银比价对要求成为法定本位的白银估价过低，而现代世界上所有其他具有现代组织形态的国家，在选择它们的货币本位时都寄望于同英国的金本位保持最大可能稳定的汇率关系。它们选择的或者是纯粹的金本位，或者是辅以有限附属银币的金本位，或者是有限的银本位或受调整的纸货币本位——这两种情况都会辅之以债务解除政策，主要还是为了保持黄金储备以供国际支付。采取纯粹的纸货币本位始终都是政治灾变的结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应付原来的本位货币无力支付问题的惟一途径。这种现象如今正在大范围地发生着。[58]

看来，为了稳定与黄金有关的外汇，按照自身币制的黄金固定汇率自由铸币，的确不是惟一可能的手段。材质汇率国币性质的黄金铸币，其不同类型之间的平价兑换，事实上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混乱，尽管获得国际支付手段的可能性——如果需要就通过输出与改铸黄金——始终能够依靠国内的材质汇率得到极大改观，并且仅仅通过黄金输出的天然贸易屏障或禁运就能临时取消——只要这种材质汇率确实存在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经验所示，在正常的和平环境下，一个地区如果有着秩序井然的法律制度、有利的生产条件以及深思熟虑以获得充足的外汇供国际支付为取向的债务解除政策，那就完全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当稳定的汇率。然而，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这一点显然会给国家财政以及需要黄金的个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当然，如果白银成为国际交易中的主要支付手段并得到世界各主要工商业国家的承认，情况也会同样如此。

三十六、货币政策的方法与目标

与外汇相关的债务解除政策中比较基本的典型方法（这里一般不涉及具体措施）一如下列：

（a）在实行黄金材质汇率的国家：（1）只要不兑换成黄金，就可以用商业有价证券作为流通手段的后盾，就是说，它是索取已售出货物应付款的凭证，这种凭证再由可靠人士，换句话说，由可靠的经营者作保。为自身利益计，纸钞发行银行则会尽可能限于从事以下交易：经营这种票据，以货物库存作担保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结算支票支付，最后，充当国家的融资代理人；（2）发行银行的“贴现政策”。这意味着，一旦对国外的支付所引起的黄金需求可能威胁到国内的黄金储存，特别是威胁到发行银行本身的黄金库存时，就要提高以汇票贴现的利率，目的是鼓励国外结存的所有者从更高的利率中得益，并阻止国内的借贷。

（b）在实行非黄金限定金属本位或者纸货币本位的地区，将会采取以下主要措施：（1）类似于（a：2）所述的贴现政策以遏制信贷的过度扩张；（2）黄金溢价政策。这在辅以限定附属银币的金本位地区也是很常见的措施；（3）审慎的黄金收购政策以及通过买卖外汇审慎地控制外汇汇率。

这种政策起初都是纯粹以债务解除考虑为取向，但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导致对经济活动的实质性调整。纸钞发行银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占据着极有实力的地位，因为后者往往要依赖于发行银行扩大信贷。这种发行银行会影响其他调整货币市场的银行，就是说，统一订定短期信贷条件，由此继续审慎地调整商业信贷，从而影响着货物的生产方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构内，这一点最接近于计划经济。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个自愿调节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在有关政治当局控制区域内对经济活动的实质性调整。

这些措施在战前都很典型。采用这些措施的依据就是一项货币政策，该政策主要以稳定通货为取向，在要求变革的情况下——比如那些限定货币或纸货币本位国家的情形，至多就是逐步提高外汇币值。因此，归根结底，它是以那些最重要的工商业国家的材质汇率币制为取向的。

但是，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求的恰恰是相反的政策。它们支持以下这些类型的债务解除政策：（1）能够导致本国货币外汇价格下跌的措施，以图改善出口利益集团的地位；（2）除了自由铸造金币以外还要自由铸造银币（这可能意味着取代金币）以增加货币发行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意增发纸币，以降低与国内货物相比的币值，因而同一个做法又提高了国内货物的货币价格。这样做的目标是改善国内货物生产的赢利前景，而按照国内货币计算的国内货物价格的上涨，则被视为国内货币流通总量上升以及随后其外汇比价下跌的第一结果。这个有意为之的过程就叫“通货膨胀”。

以下要点需要注意：（1）尽管贵金属的数量重要性问题仍有争议，但极有可能的是，不管采用什么类型的材质汇率，贵金属生产价格大幅度下降或者其他来源使之供应增长（比如通过非常便宜的暴力夺取），都将导致一个突出的趋势：以该金属作为货币本位的地区至少会有诸多产品的价格上涨，然后是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会不同程度地上涨。（2）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采用独立的纸货币本位的地区，在财政严重拮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战时，其货币管理当局压倒一切的政策取向就是战时的财政需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采用材质汇率或者限定金属货币的国家，在类似的环境下不仅会中止其流通中的纸钞的兑现，而且会进一步建立一个明确的纯粹纸货币本位。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已经变成附属货币的金属货币，由于其对纸币的贴水被忽略不计，便只能用于非货币目的，由此而从流通中消失。最后，这种向纯粹纸货币本位的过渡，相伴而来的则是纸币的无限制发行，带来种种巨大后果的通货膨胀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所有这些过程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只要存在自由铸造的市场货币，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事实上，首先从物理原因上说，可用于铸币的贵金属数量尽管有些弹性，但终究是有固定界限的。其次是经济原因，因为这里所指货币的制造，乃是产生于私人利益集团的主动，就是说，这种铸造货币的要求是以市场体制对支付手段的需求为取向的。如果为限定金属货币（诸如今天金本位国家的银币）打开了自由铸造之门，那么通货膨胀就是惟一可能发生的情形。然而，如果这种限定金属的生产价格非常低廉且产量巨大，其影响也将非常巨大。

“流通手段”数量的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只有作为由于信贷期延长而在流通中缓慢增长的结果，才是可以想像的。增长的限度是有弹性的，但是，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保持纸钞发行银行清偿能力的必要性，将会对这一过程定出严格的限度。只有在银行将要丧失清偿能力时，才有可能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只有在战时的需要产生了纸货币本位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战时瑞典由于战争物资的出口而引发的黄金通胀，就是这种特定环境造成的结果，此处无需考虑。）

独立的纸货币本位一旦得以确立，通货膨胀本身可能就不会产生更大的危险（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战时迅速建立了纸货币本位），但是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的后果却有可能更加引人注目地发展下去。财政困难、要求提高工资和薪金以及其他方面的高额费用等等压力，都会强化财政当局继续推动通货膨胀的倾向，尽管并无绝对必要这样做、尽管做出一些重大牺牲就可能遏制住通货膨胀。在这方面，纸币和其他货币的差异——即使仅仅是量的差异——无疑是突出的，比如[战时与战后]协约国、德国以及奥地利与俄国的财政举措所表明的那样。

因此，尤其是在附属性限定金属货币或纸币的情况下，债务解除政策就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像美国那样的国家，由于相对来说极少关心外汇币值，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一度确实没有任何源自国家财政需求的动机。那些在战时采取了通胀措施的国家，由于迫不得已而在战后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阐述通货膨胀理论。首先，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增强某些利益集团购买力的特殊路径。我只想指出，任何以某种计划经济的实质合理性为取向的债务解除政策，都会更加轻而易举地借助于行政货币、尤其是纸货币而得到发展，同时也更有可能有利于那些从稳定汇率的角度来看都是无理性的利益集团。因为，债务解除政策（市场经济类型）、从而还有币制的形式合理性，按照这里一以贯之的“合理性”定义，就只能意味着把所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排除在外：它们既没有市场取向——比如国家的融资利益，也不关心保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并以此作为理性计算的最佳依据，而是恰恰相反，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借助并维持通货膨胀以便为某些利益集团创造购买力，即使从财政角度来看已经毫无必要增发新币。当然，特别是最后这一点，究竟应当予褒予贬，不是一个能够在经验基础上解决的问题。不过从经验上说，它的存在却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一种以实质性社会理想为取向的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在以下事实中发现资本主义的重要开端：货币与通货的设定，在纯市场经济中乃是仅以盈利为取向的利益集团的游戏对象，没有人在乎货币的“恰当”数量和“恰当”类型。他们也许有理由争辩说，能够加以“管理”的只有行政货币而不是市场货币；因此，使用行政货币、特别是使用能够以任何需要的形式和规模廉价生产的纸币，从实质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不管其目标如何，都是解决货币问题的惟一正道。这种观点颇具形式逻辑的说服力。然而，毫无疑问，它的价值有限，因为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统治这个世界的都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经济管理的“观念”。[59]因此，这里所指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与债务解除当局——它完全没有义务去维持一种金属的材质汇率——理论上构想的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是进行这项讨论的惟一目的。

不言而喻，以上对货币问题的全部论述都是在与克纳普的杰作《国家货币理论》进行商榷，但是仅限于讨论同这里的问题相关的诸要点，而且是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完全忽略了比较细节的问题。尽管作者本身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但与作者的意图截然相反，该书甫一问世便立即被用来支持一些价值判断，且很自然地受到了偏爱纸币的奥地利债务解除行政当局特别热烈的欢迎。这种事件并不能在任何方面证明克纳普的理论不成立，尽管——已如前述——他对货币的实质效力的论述并不完备。现在已经有必要更详尽地证明这一点了。

三十六a、补论：《国家货币理论》评注

克纳普卓有成效地证明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努力采用金本位或者尽可能接近于此的其他本位的国家本身，以及受国家指导的代理机构，最近的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就是它们的通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英国通货的兑换价值，其目标是与英国金本位保持一定的兑换平价，因为这个世界最大工商业地区的货币已被普遍用做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为此，德国首先停止了银币的流通，然后是法国、瑞士和其他拉丁同盟国家、荷兰、最后是印度不再把银币用做市场货币，并使之成为限定货币。此外，它们还间接采取了黄金材质汇率措施，为对外支付黄金预做准备。奥地利与俄国也亦步亦趋，因为它们的债务解除行政184当局（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采取了间接的黄金材质汇率，目的是至少能够随时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因此，它们最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外汇汇率保持最大可能的稳定。克纳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就特定铸币金属和材质汇率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惟一因素就是外汇汇率。他断言，纸币管理机构（比如奥俄两国）的间接材质汇率措施，能够与直接材质汇率措施一样卓有成效地服务于保持外汇汇率稳定这一目标。当然，对于使用同一金属货币、彻底实行材质汇率的地区来讲，如果其他条件相同（ceteris paribus）的话，那么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的主张就不能成立。因为，只要坚持同一金属材质汇率铸币的两个地区不对该铸币金属的输出实行禁运——不管它们是金本位还是银本位国家，双方存在同一材质汇率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维持兑换平价。当然，在正常条件下，克纳普的结论还是相当正确的。但它并不能证明，在选择铸币材料时这一点是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考虑，而至关重要的是，今天的铸币材料只能在一种金属——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白银——和纸钞之间进行选择。（涉及复本位制和限定货币的特殊环境已如前述，此处不赘）。

这样的主张可能会暗示，纸货币本位和金属货币本位在其他方面也会以同样方式发挥作用。但即使从形式观点来看，其间也有着重大差异。纸币当然是行政货币的一种形式，金属货币也许同样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纸币不可能“自由铸造”。贬值的纸币（例如指券）与可能会由于将来被废止、最后仅仅用做工业原料而现在就开始贬值的银币，其间的差异决非微不足道。当然，克纳普间或也确实承认这一点。纸和贵金属一样始终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直到今天（1920年）仍然如此。但是，就增加产量的客观可能性以及满足潜在需求的生产成本而言，纸和贵金属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因为金属的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矿藏的存在。这一差异恰好说明，一个债务解除行政当局在战前为什么能够处在随心所欲无限量生产纸币的地位上。即使与中国的铜币相比，这也是一个重大差异，和银币的差异当然就更大，和金币的差异尤其大。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则微不足道。此外，纸钞的面值可以任意确定，而且与纸的用量毫无特殊关系。如果是金属货币，只有在被用做“代”币时，最后这一点才能办得到；因此，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意义上说，都没有任何可比性。铸币金属当然不同，它们可以得到的数量的确是有一定弹性，但是与纸的可产出量相比，所受到的限制无疑是非常苛刻的。这一事实为货币政策的任意性规定了限度。当然，如果债务解除行政当局的惟一取向就是最大可能地保持外汇汇率的稳定，那就确实易于对货币的设定形成非常明确而规范的限制，尽管不存在技术上的限制。可能这正是克纳普想要给出的答案；如果是，那么他就是正确的——虽然只是从形式角度而言。完全“独立”的纸币又是什么情况呢？克纳普也许会说，并无二致，比如奥地利与俄国，连铸币金属短缺而受到的“惟一”的纯技术限制也不存在。问题是，这个不存在是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差异吗？克纳普未置一词。他可能会说，一种货币的“死亡尚无药可救”。如果忽略不计目前（1920年）造纸生产受到的完全反常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某些因素始终并将继续会导致纸币的无限量发行。从根本上说，因为既存在着政治当局中的利益集团，他们——克纳普也认为——对货币政策负有最终的责任，同时也存在着某些私人利益集团。他们主要考虑的未必是保持外汇汇率的稳定，事实上，他们的利益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这些利益集团可以从政治与货币管理机构内部、或者通过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克纳普力避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只是把它叫做不“可取”的货币发行，因为它并不以国际汇率为取向。

从根本上说，诉诸通货膨胀有着财政上的诱惑力。由于通货膨胀，就最重要的国内商品和财产权对象而言，德国马克平均贬值到了原来的1/20，如果利润和工资向这个价格水平看齐的话，那就意味着——这里可以假设——所有的国内商品和劳务价格在名义上都会比过去上涨20倍。这还意味着，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人们来说，战争债务将会缩减到原来水平的1/20。由于名义货币收入的增长，国家的税收收入则186会大幅度提高，至少能够从这个资源中得享重大助益。这的确是个诱人的前景。显然，有人将不得不蒙受损失，但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两种类型之一的私人个人：经营者与工资收入者。甚至还有更加诱人的前景：可以随意炮制货币单位去偿还过去的外债，其成本却微不足道。这除了有可能遭到政治干预以外，当然还有这样的反对意见——用这种政策对待外债将会危及未来的贷款。但是，国家更加关心的往往是现在，而不是多少还比较遥远的未来。此外，经营者们也只是乐于看到他们的产品价格由于通货膨胀而上涨了20倍，假如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仅仅”增长了5倍或者10倍的话——如果他们缺少讨价还价之力、不明就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一般来说，制定经济政策的专家们都会断然拒绝出于这种动机而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它与克纳普以货币政策为取向的形式不可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有意但非常缓慢地扩大流通手段的规模，往往作为一种刺激投机态度的手段而被看好，有时中央银行就会这样做，办法是为信贷扩张提供便利。提供一个能够获得更大利润的前景，被认为可以刺激进取精神，并由此鼓励闲置资金向营利性经营、而不是向固定利息的证券投资，以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比较保守的政策对于稳定汇率会产生什么影响？其直接影响——刺激进取精神的结果——大概就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收支，至少是遏制了国内通货的外汇地位的下降。当然，这一点会多么经常地发挥作用以及会产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也不拟讨论国家对货币的需求引起的通货总量温和增长是否具有类似的影响。这种通货存量的扩张相对来说并无损于外汇地位，其扩张成本将会由在剧烈通胀中很容易被“没收财产”的同一群体逐步承担，这些群体包括所有那些维持同样名义收入的人，持有不变面值证券的人、尤其是债券的固定利息收入者，以及只有通过激烈斗争才有可能提高“固定”工资的工资收入者。因此，不能这样解释克纳普，认为只有把稳定外汇作为纸币管理的准则才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他并无这样的主张。而且他还认为，如果相信这一点从经验上说极有可能成为惟一的准则，这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不可否认，它实际上可能会成为克纳普所说的完全理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债务解除政策准则，就是说，它会尽最大可能阻止价格比由于货币政策而受到干扰（克纳普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是决不能认为——克纳普也不认为，这种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仅仅限于外汇汇率的稳定问题。

这里是把通货膨胀看做价格革命或者至少是价格水平缓慢上涨的根源的，并且指出，促使价格水平发生如此变化的要求，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毫无疑问，一场能够导致价格革命的通货膨胀，将会无可避免地打破外汇的稳定性，尽管流通媒介的逐步增加未必会造成这一结果。克纳普大概也会承认这一点。不言而喻，他有理由认为，他的理论并不涉及关于商品价格的货币政策，不管那是革命性的、渐进式的还是保守的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出于下列形式上的原因：

两个或者更多国家货币本位之间的汇价关系，每天都会体现在通货市场价格的一个小数目中，它在形式上是明确而统一的，可以被用做理性债务解除政策的一个向导。还有可能，一个债务解除当局——特别是关注流通手段的当局——会根据未来一定时期与市场比价相联系的既定人口规模，对所需要的、只是用于支付目的的特定支付手段存量可能出现的浮动作出估计（但仅仅是根据定期观察到的先前的市场需求状况作出的估计）——假如有关条件大体上接近于保持不变的话。但要在同一意义上对那个未来一定时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的价格将会受到什么影响进行量化估计，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那是革命性的、渐进式的还是下降的价格。就通货膨胀（这里仅限于关注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另外一些事实：（1）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2）与此相关，从事经济活动的不同个人对现行政策的推论；（3）通货膨胀的运行路线，即谁是新发货币的最初接受者、谁是它的后来接受者。这需要了解名义收入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后果，以及这后果会达到什么程度；（4）对货物的新增需求将以什么方式被用于消费、用于增加财产投资或者用作新增资本。这可能具有重要的数量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质量意义；（5）随后的价格变化方向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变化方向，更进一步则是无数相伴而生的购买力再分配现象，还有（可能会）受到刺激的货物生产的增长规模。所有这些信息都要完全依赖于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的个人所作出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反过来又会对其他个人的价格期望值产生影响；只有随后的利益斗争才能决定未来的实际价格。在这种形势下，显然根本无法以这样的预测方式作出预言：额外发行10亿货币单位可能就会使生铁价格上涨到“X”，或者使谷物价格上涨到“Y”。这种期望甚至会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渺茫：虽然有可能对国内商品临时进行有效的价格调整，但也只能限定最高而不是最低价格，而且这种限价措施的效力肯定也是有限的。不过，即使能够完成计算具体价格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对来说也几乎没什么用处。这只能用来确定作为支付手段所需要的货币总量，但除此以外，对货币更大规模的需求是以获得资本货物的手段——信贷——的形式出现的。这样，建议采取通货膨胀措施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就成了根本无法准确预料的事情。因此，如果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运用通货膨胀的价格政策，有可能使之成为可与保持外汇稳定相媲美的审慎而理性的政策，那么克纳普对此给予了断然否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历史上也的确存在过这样的政策。毫无疑问，在货币经济雏形时期并且条件非常原始的时，中国的铜币曾经反复尝试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尽管总是以惨败告终。美国也曾建议实行通货膨胀。然而，克纳普想做的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忠告：国家在采用独立纸币时理应谨慎行事——因为他的著作只是在他所说的可以证明的假设基础上谋篇的。由于他完全以稳定汇率这一准则为取向，所以他的忠告就显得相当明确；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和外汇降价往往密切相关，但两者并非同一回事，而且远非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外汇形势所致。包括银币自由铸造（free silver）运动期间美国的白银生产商和要求使用“绿背纸币”（“greenbacks”）的农场主在内，都曾为了价格政策的原因而强烈表示支持一种采用通胀货币的制度，而且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克纳普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但也没有否认。不过也许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做法从来没有获得过长期的成效。

但是，问题决非如此简单。无论是否有意提高价格水平，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都会不时地发生，即使在远东也会看到像指券（assignats）(22)那种绝非鲜为人知的灾难，更何况欧洲。这是一种实质性货币理论必须面对的事实。毫无疑问，克纳普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银币的贬值和指券的贬值并无区别。因为，即使从形式上说也并非如此。贬值的并不是银币，恰恰相反，而是用做工业目的的原料银，但有限铸造的国币银币却常常有着相反的运气。另一方面，用于工业目的的纸并不会“贬值”，贬值的只是国币指券。事实上，克纳普很可能会正确地指出，只有在国家最终抛弃它们时，它们才会变得一文不值，或者只是在收藏家或博物馆那里才有价值。因此，即使这一点，也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对此不妨予以承认，但是，当它们在形式上被抛弃之前，尽管仍然具有可以偿付公债的名义效力，但它们的实质价值却已跌到了与过去相比微不足道的程度。

不过，即使完全撇开这种灾难不谈，历史也还是提供了不胜枚举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的范例，比如中国就曾因铸币金属被用于非货币目的而造成通货紧缩。某些货币原先并非附属货币，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的货币，且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国家手中，结果是阻滞性代币本位出现。但是，必须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一点。一种实质性货币理论至少应当阐明，这种情况下的价格与收入、从而还有整个经济体制会受到什么影响，尽管由于已经提到的原因使人不易确定这种货币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找到理论上的求解之道。同样，这一事实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银价相对于金价或金价相对于银价下跌的结果，比如形式上实行着190复本位制的法国，就是此一时只用金本位、彼一时又用银本位，另一种金属货币就成了附属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注意因货币来源而产生的价格变化就不足以说明问题了。改用其他铸币金属的情况亦复如此。我们还希望知道贵金属供应的增长来自何处，不管那是来自掠夺（比如科尔特斯与皮萨罗(23)的情况）、贸易（比如公元纪元之初以及16世纪以来的中国）还是来自产量的增长。就最后一种情况来说，仅仅是产量增长了、还是价格也更低廉了？原因何在？该金属非铸币用途的哪些变化也发挥了作用？也许某个特定经济区域——比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了对一个完全不同地区的出口，比如公元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对中国或印度的出口，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或者，原因可能完全或部分在于货币使用习惯的变化——比如用于小型交易——而引起了货币需求的变化。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可能性会对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乃是货币理论理应讨论的问题。

最后还应当讨论一下对市场经济中的货币“需求”进行调整的问题，以及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显然，就市场关系的有关各方而言，它是一种对支付手段的实际需求，而这种市场关系决定着自由铸币情况下自由市场货币的设定。此外，就市场的参与者来说，它是对支付手段的有效需求，至关重要的是对信贷的有效需求，同时还有发行银行对清偿能力的关注以及为此而确立的准则，这决定着现代发行银行对流通手段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以有关各方的需要为取向的，符合现代经济秩序的一般特征。

在我们经济体制的形式上合法的条件下，只有这一点可以正确地称之为“货币需求”。因此，这个概念不像对货物的有效需求那样，它完全不关心实质性标准。市场经济仅仅对于金属货币的设定有着与生俱来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的存在是严谨的，前面已经指出，它构成了贵金属对币制的重大意义。仅限于使用某种不得任意无限量生产的金属——特别是贵金属之一——铸造本位货币，结合该本位下的流通手段191 “准备金”，便构成了设定任何货币时的界限。尽管这里并不排除一定程度的弹性，也无法完全排除渐进式的信贷通货膨胀，但是确实有着很高程度的刚性界限。凡是出于实践目的而使用能够无限量生产的材料——比如纸——制造货币时，就不会存在这种机械界限。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调整货币数量的乃是政治当局的自由决定，根本不受机械约束的妨碍。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要根据政治当局对财政利益的考虑作出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纯粹以行政班子成员的私利为基础作出决定，比如俄国红军给印刷机安排的用途就是如此。准确地说，金属本位的重要性如今就在于消除这些利益对货币形势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于从一定程度上约束这些利益的膨胀，因为它们始终都会试图影响国家使其放弃金属本位，实行纯粹的纸货币本位。尽管金属本位的运行带有机械特性，但在市场经济中却能够达到更高程度的形式合理性，因为它允许行动完全以市场优势为取向。当然，奥地利与俄国的经验也确实表明，在纯粹纸货币本位的情况下，债务解除当局的货币政策也未必以当局或行政班子的纯粹私利或者国家的财政利益为取向（后者可能意味着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可能的支付手段规模，而不去关心作为交换手段的通货会发生什么情况）。然而，这种取向占据支配地位的危险，在纸货币本位下仍会继续存在，而在材质汇率制（自由市场货币）下就不会存在具有可比性的危险。从市场经济的形式秩序角度来看，这种危险乃是存在于任何币制形式、而不光是材质汇率本位下的“无理性”因素，尽管事实上很容易看到，由于具有机械特性，这样一种币制本身仅仅有相对的形式合理性。这也是克纳普能够并且应当承认的事实。

无论旧时的总量货币理论如何粗糙，但无可否认的是，由国家财政需求决定的纸币发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总是存在引发通货“贬值”的危险。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甚至克纳普也无法否认。但他把这个问题看得无足轻重，却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所谓每个个人的“双向回归”地位，意思是说人人都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克纳普十分严肃地认为这就证明了任何通货的“贬值”绝对都是无关紧要的，[60]但我们的亲身经验却在在表明，这是一种幻觉。不仅是食利者、而且还有每一个固定薪金收入者，如果他们的收益保持了名义单位不变，或者充其量由于国家财力允许和官僚机构兴之所至而提高了一倍，但他们的名义单位支出却增加了20倍，就像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么他们的双向回归地位会变得如何呢？那些长期信贷的债权人又会处于什么境地呢？尽管许多经营者仍然能够从国际外汇形势中获利，某些（极少数）劳动者仍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自己的名义工资继续增长，但货币（实质）效力的这种剧变如今已经产生了不断诱发社会革命的趋势。当然，任何人都有权欢迎这种革命性的影响以及接踵而至的市场经济的巨大骚乱。这种态度是无法给予科学反驳的。无论对与错，某些人都会希望这种趋势引领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某些人会指望证明这样一个命题：只有由小规模生产单元组成的受调整的经济才具备实质合理性，不管建立这种经济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让科学来裁定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它有责任尽可能清晰客观地说明与这些影响有关的事实。克纳普假设人们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他以这种广义的形式提出的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能把情况弄得扑朔迷离。他的著作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但上述问题看来是他的理论中最重大的缺陷。这一点也使得某些找不出其他理由反对其著作的学者，转而从“原则”基础上攻击他的理论。

三十七、政治实体对经济秩序的非货币意义

对于经济体制来说，自治性政治组织的存在除了影响货币秩序以外，其至关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以下诸方面：

（1）在于这一事实：在其他条件近乎相同的情况下，它们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的臣民作为它们所需效用的供应来源。这一事实的影响越大，这些政治实体的经济就越是具有垄断性质或者以预算方式满足需求的制度性质，所以目前这种影响才会不断增长。

（2）在于可能会根据某些实质性准则而有意鼓励、限制或调整跨境贸易，即实行某种外贸政策。

（3）在于政治实体可能会以不同的严厉程度和方式对经济活动进行各种形式调整或实质调整。

（4）在于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结构、密切相关的行政与社会阶层的结构，特别是那些享有最高声望的社会阶层的结构，以及从这些结构中产生的对收益和盈利的态度的极大差异所带来的重大后果。

（5）在于各政治实体的管理当局为扩大自身权力并以自己的权威向其成员提供消费与获利手段、提供相应的收益和盈利机会而进行的竞争。

（6）在于这些政治实体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存在的差异。有关这一点请参阅下一节。

三十八、政治实体的财政

经济体制和基本上是非经济性质的组织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就在于它们获得从事共同活动本身的手段时所采取的办法，这些活动就是行政班子本身的活动以及在它指令下的活动（见第一章第十二节）。这种供给方式可以叫做最广义的“财政”，其中包括实物的供给。

财政就是为共同活动供给经济上稀缺的手段。仅就其最简单的类型而言，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加以组织：

（1）间歇性地以纯粹自愿的或强迫的贡献或劳务为基础。自愿的“间歇性”财政可能会采取如下三种方式之一：

（a）大批的馈赠或捐助。[61]典型的就是与慈善、科学以及其他主要既非经济亦非政治目的相关的馈赠或捐助。

（b）乞讨。典型的是某些古代的禁欲主义共同体。

然而，在印度我们还能看到世俗的乞丐种姓，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则能看到有组织的乞丐群体。这些情况下的乞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地域划分而被垄断和系统化的。而且，由于乞讨被视为一种义务和功德，它也可能失去间歇性特征，事实上成为一种类似税收的收入来源。

（c）形式上自愿地向那些公认的政治或社会权势人物送礼，这些人物包括酋长、君主、庇护人、封建领主等等。由于已经成为惯例，它们事实上也非常接近于强制支付了。但通常这并不是在工具理性基础上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基于某些传统的场合，比如特定的纪念日、家庭事件或者政治事件。

不过，间歇性财政也可能基于强制性的贡献。

强制类型的“间歇性”财政可以南意大利的Camorra(24)和西西里的Mafia(25)这样的组织为例，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有组织群体。印度存在着各循其礼道的“贼”、“盗”种姓，中国则有采取类似经济供给方法的教派和秘密会社。这种收入仅仅在表面上是“间歇性”的，因为它们在形式上是非法的。实际上它们往往具有定期“认捐”的性质，用来交换被提供的某些劳务，特别是被提供的安全保障。大约20年前，我曾在Camorra对商业经营的影响问题上表示了担忧，一位那不勒斯工厂主回答我说：“先生，Camorra一个月从我这里拿走10里拉，但是却保证了我的安全；国家拿走的要10倍于此，但什么保障也没有。”非洲秘密会社的典型——大概是过去那种“男人之家”的残余——也是以类似方式运转的（比如私设法庭），因而保证了安全。像利古里亚“海盗国家”那样的政治群体，大概主要是靠掠夺获利，但这决不可能长期成为惟一的供给来源。

（2）另一方面，财政可能会具有永久性基础。

A．即使组织本身没有任何独立的经济生产，这一点也是可能的。在货币经济的情况下，它可以得自货物税。这就意味着可以征收税款，并以货币购买必需品的效用而获得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班子成员的报酬就会采取货币薪金的形式。另一方面，货物税也可以在195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加以组织。那里的成员则被课以特定的实物税。这个范畴存在以下亚型：行政班子靠封地得到实物供给，群体的需求也以同样方式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以实物征收的税可能全部或部分变卖为货币，并以货币价格供给需求物。

无论货币税还是实物税，其主要类型一如下列：

（a）税收，即按照全部财产（在货币经济中是财富）或全部收益（在货币经济中是收入）的一定比例、或者只是按照生产资料的一定比例或从某些类型的营利性经营中征收（所谓“收益税”）。

（b）收费，即因使用或利用组织提供的设施，以及因使用或利用组织的财产权或劳务所支付的费用。

（c）在特定的商品使用或消费类型、特定种类的交易、至关重要的是货物的运输（通关）与货物的流转（货物税与营业税）等方面的“关税”。

税可能是由组织本身征收，或者是租与他人包收（“包税”），或者是出借或抵押给他人征收。以固定的货币总额租与他人征收（“包税”）对于财政体制可能具有理性的影响，因为这大概是惟一可能的编制预算账目的方式。从财政角度来看，出借或抵押大都是无理性的，通常那都是由于财政拮据或者行政班子被篡夺所致，是缺少一个可靠的行政组织的结果。

由国家的债权人、军费或税款的私家担保人、无薪的雇佣军首领（condottieri）和士兵、最后还有担任官职的权利之持有人长期占用税收收益，叫做俸禄授予（Verpfründung）。它采取的形式可能是个人占用或者集体占用，他们享有自由可以从实行集体占用的群体中挑选替代者。

组织本身没有任何经济生产，其财政亦可通过课征个人劳务而得以实现，即课以直接的个人劳务，将工作具体化。

B．与上述情况相反，长期财政可以进而以组织直接控制下的生产机构为基础。这种机构可能是一个预算单元，比如一个大庄园（oikos）或者一个封建领地，也可能是与其他营利性经营自由竞争的或者垄断性196的营利性经营。

同样，它可以在组织的管理下被直接利用，也可以被出租、出借或抵押利用。

C．最后，有可能利用与特权相结合的负担手段，“以公益性派捐方式”组织财政。这些特权可能是“正面特权”，比如某个群体免于负担特定的税赋，也可能是（与前一种情况相一致的）“负面特权”，比如把某些负担加诸特定的群体。后者通常都是一些身份群体（Stände）或者有产阶级或有收入的阶层。最后，也可以把具体的垄断权与承担某些劳务或者供应某些货物结合起来，对公益性派捐类型的财政加以“关联性”安排。这可能会采取“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即按照财产与职业强行把组织的成员纳入世代封闭的公益性派捐阶层，每个阶层都享有其身份特权。或者是采取资本主义方式，建立行会或卡特尔，享有垄断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缴纳货币捐赋的义务。

这种非常粗略的分类适用于所有种类的组织形态。不过这里仅仅以政治实体作为范例。

无需从事经济生产而借助于货币税的供给体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表现。不过在这里，即使对现代税制进行扼要分析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得不详尽讨论税收的“社会学位置”，即详尽讨论典型地导致了某些税收形式（例如收取手续费、征收消费税或者各种税）之发展的支配结构类型。

即使是手续费、关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整个中世纪所习见的也都是实物税，代之以货币支付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交付实物货物的典型表现就是依附性经济单元的进贡或者产品的摊派。实物税的运输只对小型政治单元来说或者在十分有利的运输条件下——比如尼罗河与中国的大运河——才是可能的，否则就必须转换成货币才能使税赋的最终接受者获益。这在古代是常见的现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按照运输距离把它们调换成具有更高性价比的物品。据说古代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提供个人劳务的义务则包括，服兵役、为法庭服务和参加陪审团、铺路架桥、筑坝采矿，以及所有为了法人目的而必须提供的强制性劳务——这在各种类型的组织中都能看到。“徭役国家”（corvee state）就是这种类型的情况，其最典型的范例则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情况。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某些时期也有，在印度出现的范围较小，在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许多组织中仍有小范围的存在。俸禄授予的情况有如下几种：（1）在中国是集体性地授予官职候补人群体；（2）在印度是授予兵役和税赋的私人担保者；（3）授予无薪的佣兵队长（condottieri）和雇佣兵，比如哈里发帝国晚期以及马穆鲁克(26)统治下的情况；（4）授予国家的债权人，比如随处可见的买卖官职。

从组织自己的在预算基础上进行管理的生产机构那里获取供给，这种情况包括利用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地，以及像在古埃及那样把强制劳务用于生产宫廷所需的货物，或者为了政治目的而直接控制生产企业。现代的范例则是国家经营的军需工厂或被服厂。

为了盈利目的而利用生产企业与私人经营者进行自由竞争的情况非常罕见，但也偶有出现，比如[普鲁士]Seehandlung[62]的情况。另一方面，垄断式的类型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非常普遍，但只是在16到18世纪的西方世界才达到了最高度的发展。

公益性派捐基础上的正面特权，可由豁免了封建义务的中国“士人”的情况作为范例。特权群体免于比较低下的劳动，这在世界各地都是通例。许多国家受过教育的人们则会免服兵役。

负面特权见于古代民主制额外加诸财富的公益性派捐负担。这种负担会加诸并不享受刚刚提到的豁免权的那些阶层。

前述（C）项下的“关联性”安排包括：特权阶层要在正常纳税之外系统地供给公共需求，这是特定公益性派捐义务最重要的形式。在中国、印度和埃及这些最早发展出“水利”官僚制的国家，公益性派捐组织都是基于实物供给和劳务的义务。希腊城邦和晚期罗马帝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它们的影响，当然，在很大范围内则是采取了支付货币而不是实物税的公益性派捐义务形式。这种供给类型始终与形成了职业分化的各阶层对人口的组织有关。在现代世界，如果以税收为基础的公共供给宣告失败，私人需求通过资本主义经营得到满足变成了由国家进行大规模调整，那么这种类型的重新出现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现代国家的财政困难，都有可能通过强行建立生产卡特尔得到充分缓解，这些卡特尔因其货币贡献而换取了垄断权，西班牙的火药工厂就是一个范例，它们在强制性控制下得到了垄断性保护，从而阻止了新厂的设立，并源源不断地向国库提供了高额税赋。这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可以进一步以同样方式对各行其是的资本主义经营进行“社会化”，即强行组建承担高额税负的卡特尔或联合体，据此有助于实现财政目的，同时又能使生产继续以市场行情为取向。

三十九、公共财政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影响

政治和僧侣政治实体满足自身共同需求的方式，对于私人经济活动的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通过自身的行政班子征税（而不是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仅仅出于政治和司法目的才要求个人作出劳务贡献、单纯依靠货币税运转的国家，会给一种具有理性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提供最佳的发展环境。一个通过包税制实行货币化税收的国家，则为具有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但不会鼓励以市场为取向的营利活动。授予税赋的征收与分配权以作为俸饷，由于会产生一些维护现存收费与税赋来源的既得利益者，从而倾向于把经济体制定型化和传统化，这通常都会钳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个纯粹基于实物交货的政治实体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它会对生产结构形成僵硬的束缚，从而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营利性经营的角度来看，这种束缚的形式则是无理性的。

一种依靠强制性实物劳务的供给体制则会阻碍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会把劳动力充公、因而阻碍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不利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排除了能够使它得以发展的典型的预期优势。

以垄断的营利性经营作为财政供给的手段，通常都是利用可变卖为货币的实物税以及对财富施加公益性派捐义务，事实上它们全都不利于自治性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相反，它们会采取一些——从市场角度来看——无理性的财政措施，比如设定一些通过其他渠道赚钱的特权和机会，从而抑制了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某些条件下它们也会有利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

对于拥有固定资本并进行严谨的资本核算的营利性经营来说，其形式意义至关重要的是税负的可计算性。从实质上说，其重要性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式的资源利用不应加以过分沉重的负担，而这尤其意味着对市场成交量不应加诸沉重的税负。另一方面，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与任何并不试图通过公益性派捐义务直接禁止商人把货物当做商品加以利用的财政组织形式都是和谐相容的。

尽管由公共财政强加的义务之组织形式非常重要，但它并不足以完全决定经济活动的取向。虽然看上去并不存在任何这种类型的重大障碍，但理性资本主义在大范围和长时期内却没有出现重大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尽管出现了由财政体制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障碍，但资本主义却得到了大发展。看来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从实质上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经济目标为取向的。各知识学科、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另外，产生于伦理和宗教方面的某些价值观则会构成诸多障碍，限制某些地区发展出现代类型的自治性资本主义体系。而且，决不应忘记，和技术产品一样，企业与公司的形式也是必须去“发明”的。在进行历史分析时，我们只能指出某些环境因素，它们对相应的思想进程产生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前者是一种妨碍甚至阻滞思想进程的影响，后者则是一种有利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可能证明在这种事例中存在着严格的、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完全是个别的事件中证明这样的因果关系。[63]

关于上面的最后一句陈述，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严格归纳出具体事件中的特定因果成分。因此，从原则上说，行动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64]

政治实体的组织与行政方式同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有着根本的重要性，这里暂时只能给出若干提示。

1．从历史上说，把公共税赋变成私人享有的俸禄、从而阻滞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最重要的范例就是中国。常常与此并无差别的是，把税赋赏赐给封地，这在哈里发时代以来的近东也有着同样的影响。这两种情况将在适当场合进行讨论。在印度、近东、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西方世界都可以看到包税制。然而，特别是在古代，比如在古罗马包税金融家阶层——骑士团——的发展过程中，它成了决定着资本主义获利取向模式的关键因素。但在印度和近东，它的更重要的作用是决定着财富、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和分配。

2．历史上由于公益性派捐财政组织的存在而阻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范例，就是西方古代晚期的情况。大概佛教产生之后的印度以及某些时期的中国所出现的情况也很重要。这将在后面讨论。

3．资本主义走入垄断性歧途的最重要的历史范例，是亚历山大以后的古希腊时期，尤其是托勒密的前辈们统治时期，以及近代之初的王室专卖权和垄断性特许权。这也将在后面的适当场合进行讨论。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国王——大概以拜占庭为楷模——所采取的某些举措，以及在斯图亚特王朝与长期国会的冲突中所出现的决定性斗争，就可以看做是这种发展的先声。[65]

以这样一种抽象方式进行的全部讨论，只是为了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一种大体准确的表述。但在转向经济活动的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所需要的条件问题之前，必须对那些非经济成分进行严格的社会学分析。

四十、经济因素对组织形成过程的影响

如果组织的管理权威与行政班子需要得到酬劳（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例外），那么经济考虑对于组织的形成就有着非常普遍的社会学重要201性。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极为强烈的经济关切就会与组织的存续息息相关，尽管其原初的意识形态基础可能会同时不复存在。

所有类型的组织，即使在其成员看来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因为某个执行秘书或其他官员要以这种方式“谋生”，除此之外就会衣食无着，那么该组织也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一种日常现象。

任何被占用的优势，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形式上的占用，都有可能使现有的社会行动方式变成定例。在以和平方式供给日常需求的领域所存在的经济营利机会或收益机会中，一般来说只有对那些构成了自治性力量的营利性经营开放的机会，才是理性意义上的革命性机会；但实际上也并非始终如此。

例如，银行界收取的佣金就长期阻滞了汇票背书获得承认。具有形式理性的制度遭到既得利益——它们很有可能关心资本主义利润——阻滞的类似情况，后面将会经常碰到。不过它们的阻滞作用显然要大大少于那些占用俸禄、身份优势之类的因素以及各种经济上的无理性势力。

四十一、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

市场经济中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观念利益或物质利益而从事和进行的。当经济活动以组织的秩序模式为取向时，自然同样如此，不管组织本身是部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还是主要就是从事经济活动、或者仅仅是调整经济活动。非常奇怪的是，这一事实往往被忽略不计。

一个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经济体制，在这方面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然，决策权会集中在中央权威之手，个人从事货物生产的功能则仅限于承担“技术性”劳务，就是说，仅限于这里使用的术语意义上的“劳动”。只要个人是在接受“专政”式的管理，即自上而下的独裁管理，而他们根本没有发言权，情况就会如此。但是，只要给予全体人口任何“共同决策”的权利，那就可能立即导致——也是形式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斗争，而冲突的焦点将是决策方式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则是有多少应被节余下来（即从当前的生产中节余）。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也会根据这些条件首先发问，那些分配给他的份额和指派给他的工作，与其他的可能性相比是否符合他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他据以确定自己行为取向的准则，而激烈的权力斗争就会成为一种常态：为改变或维持既定份额而进行斗争，例如争取重体力劳动的定额补贴，占用或剥夺可享受额外报酬或舒适劳动条件的岗位，中止劳动——罢工或闭厂，联合抵制和暴力驱逐不得人心的管理者，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占用过程和利益斗争就会成为生活中的日常现象。这些斗争绝大部分可能都会通过有组织的群体而进行，那些承担最实质性劳务以及最强健的劳动者则会享受到各种优势，这一事实大概只是现状的反映。但无论如何，隐藏在一切行动背后的大概都是个人的利益，而许多个人的相同利益集合起来与其他有组织的个人利益相对立。利益结构和相关情境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也有可能存在着其他追求利益的手段，但是这个根本因素却会保持不变。当然，事实上，经济行动也会在纯意识形态基础上以他人的利益为取向，但更加确凿无疑的是，大部分人并没有如此作为，而且由经验可知，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也决不会这样做。

在完全社会主义化的计划经济中，大概只能看到以下情景：（a）在有计划的定额需求基础上进行实物分配；（b）按照生产计划生产这些实物。作为货币经济范畴的“收益”（income）必将消失，但是定额“收入”（receipts）还有可能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收益必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驱动力。只要是在要求获得货物与效用，而这些货物与效用又不是行动者以他乐于使用的完全现成的方式唾手可得，那么任何处置权就都是以对未来收益的获得与处置权为前提，而实际上，任何对货物与劳务的现存控制权都是以过去的收益为前提的。经营活动的全部商业利润都会在某个阶段以某种形式转化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收益。在一种“调整性经济”中，调整的主要目的总的来说就是以某种方式影响收益的分配。（在“自然经济”中我们看不到这里所指的“收益”；那里存在的是货物与劳务形式的“收入”，它们不可能按照统一的交换手段被估价。）

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收益和收入会采取以下主要形式，并产生于以下主要来源：

A．按照专门化或具体化功能而得自个人劳务的收益或收入：

（1）工资：（a）按照合同约定的每个周期的固定费率而自由确定的收益或收入；（b）按照某种规定级差而确定的收益或收入（文官或公务员的薪金或实物报酬）；（c）雇佣劳动者按合同约定的计件工资率的劳动所得；（d）完全随机的劳动回报。

（2）营利：（a）在经营基础上由于获得货物或劳务而产生的自由交换利润；（b）同样但受到调整的交换利润。这两种情况下的“收益”被计算为扣除了成本后的净回报。（c）掳掠所得；（d）因政治权威的地位所得、职务收费所得、贿赂所得、包税所得，等等，即由于占用权力而获得的收益。在（c）（d）两种情况下，只有当这些活动成为持续的有组织获利模式，计算“收益”时才会扣除成本，否则通常就会把总收入视为“收益”。

B．由于利用了对重要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得自财产权的收益和收入：

（1）其中的“收益”一般指的是扣除成本之后的“纯租金”。（a）从对人——比如奴隶、农奴或自由民——的所有权中获得的租金。这些可能是货币或者实物收入；可能会有固定数额，或者对扣除生活资料成本之后的全部所得进行分成。（b）由于政治权威的地位而占用的收入（扣除行政管理成本之后）。（c）得自土地所有权的租金收入（扣除土地税和生活资料成本之后的土地收益分成（métayage），或者每个时间单位的固定租金，领主的租金收入）。（d）扣除费用之后的房租收入。（e）得自己占用的垄断权的租金收入（封建banalités(27)、扣除费用之后的专利使用费）。

（2）通常并不需要从总收入中扣除成本的那些财产权的收益和收入：（a）投资收益（家族或者营利性经营以其资源或资本的利用权换取他人支付的利息，见上文第二章，十一）。（b）得自牲畜借贷（Viehrenten）的“利息”。[66]（c）得自其他实物借贷的“利息”，合同约定的“实物年金”（Deputarenten）。（d）货币借贷的利息。（e）抵押借款的货币利息。（f）得自有价证券的货币回报，这可能是固定利息，也可能是随着盈利浮动的红利。（g）其他的盈利分红，比如在“临时”的营利性冒险活动中、在理性投机活动的赢利中分红，以及在所有类型经营的长期理性营利活动中分红。

所有得自股份的“收益”和红利都不是事先由合同（按照比率或数额）约定的收益，或者只是间接的合同收益（即通过价格或计件工资率的协议）。固定利息与工资、地租和房租都是合同约定的收入。得自行使权力、得自对人的所有权、得自土地所有权以及得自掳掠的收益，都是与暴力占用有关的收益。得自财产权的收益可能与任何职业都无关，因为这种收益的得主是在让他人利用财产权。另一方面，工资、薪金、劳动盈利以及经营利润都是职业收益。其他类型的财产权收益或利润既可能是职业所得，也可能不是，这里无意进行详尽的分类。

在所有这些收益类型中，得自商业盈利以及得自合同约定的计件工资率或者自由劳动的收益，对于经济生活特别具有动态的革命性意义。其次则是得自自由交换的收益，以及某些情况下采取了截然不同方式的“掳掠性”收益。

按照预先规定的级差确定的收入，即按照每个单位工作时间确定的薪金、工资，职务权力所得，以及一般来说所有类型的固定利息和租金，对于经济活动都会产生静态的保守性影响。[67]

（交换经济中）“收益”的经济来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取决于货物和劳务的市场交换行情。因此，归根结底，它要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这还涉及市场关系中有关各方或强或弱的自然或法定垄断地位。

（自然经济中）“收入”的经济来源，一般而言就在于对利用财产权或劳务获取回报的机会的垄断性占用。

所有这些收益所依靠的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使用暴力以保205护被占用的优势（见上文第二章第一节第4点）。掳掠性收益以及相关的获利模式则是实际使用暴力获得回报。这里的概述十分粗略，不得不放弃详尽的分类。

尽管对里夫曼著作中一些不同寻常的观点存有许多异议，但是我认为其中论“收益”一节乃是他最有价值的贡献。[68]它所涉及的经济理论问题不可能在此展开讨论；后面还会一再论及经济动力与社会秩序的相互关系问题。

注释

除非另有说明，注释均为帕森斯所作。

[1] 就经济学意义而言。

[2] Robert Liefmann，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vol.I，3rd ed.（Stuttgart，1923），p.74 ff. and passim.（Wi）

[3] 见Franz Oppenheimer，System der Soziologie，Part Ⅲ，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Ökonomie，5th ed.（Jena，1923），pp.146—152.（Wi）

[4] 韦伯这里用的德文词Technik包括了英文词“技巧”和“技术”两个意思。由于韦伯的术语中没有作出明确区分，因而在翻译时不得不根据上下文关系确定用词。

[5] 韦伯大量使用的Verfügungsgewalt一词是个具有法律渊源的术语，指的是法律认可的控制权或处置权。当然，这在纯经济学的概念系统中并没有地位，但是用于对经济制度进行社会学讨论却必不可少。这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说，纯粹的经济行动要依赖于一种财产关系制度。

[6] 这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诸多差异之一，韦伯认为这与两种文明的宗教差异产生的经济活动取向的差异有关。见其《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H.H. Gerth译（Glencoe，Ⅲ. 1951）。

[7] 获利（procurement），韦伯的用词是Beschaffung，它可以有各种译法，比如“making available”、“bringing forth”、“providing”等等，在这一章中一般都是与今天所说的“生产”组合在一起，我们通常就是循此方式翻译该词的。然而，除了狭义的生产以外，该词还指称一切能够获得货物、劳务、货币以及任何有用之物的活动方式，即运输（一如这里指出的）、贸易、金融业务等等。凡需明示这种广义用法之处，我们一律将其译为“获利”。（Wi）

[8]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特别在原始社会，大量具有经济意义的交换都是被正式看做交换赠礼。适当价值的回赠则是明确的义务，但是，纯粹经济理性的交换——讨价还价——的特性不仅不存在，而且特别会遭到禁止。

[9] 对于这个类型的情况，韦伯考虑的是国家与现代财产权和契约制度的关系。平民是否从事任何特定的活动并非由法律决定。法律仅限于实施某些对从事这种活动者进行治理的形式规则。

[10] 这是一个在德国经济学中并不通用，而是韦伯——正如他在下面注明的——采自G.F.克纳普的术语。看来没有合适的英文词可用，因而保留了这个用法。

[11]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Munich，1912）。英文版为《货币与信贷理论》H.E.巴特森译（伦敦，1934；第二版，纽黑文，1953）。（Wi）

[12] 英文版为《国家货币理论》，H.M.卢卡斯与J.博纳节译（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abridged ed.，trsl. by H.M. Lucas and J. Bonar），皇家经济学会出版（伦敦，1924）。（Wi）

[13] 本章将会越来越清晰地表明，韦伯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一样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存在货币及货币范畴（比如货币价格、货币工资等等）。当然，结果是，这些范畴在共产党国家都得到了应用，尽管那里实质上都不存在自由市场，尽管这些范畴的应用都伴随着许多困难、而且在确定理性的价格方面至今仍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国家（并存的“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关于韦伯时代的争论状况，见F.A. Hayek（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1935），其中对韦伯的贡献表示了赞赏，p.32ff。（Wi）

[14] Haushalt概念不同于Erwerb，对于韦伯在这个语境中的分析具有核心意义。他实际上是以此指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家政管理”（乔伊特[Jowett]译）。这是个对可供一系列特定需求之用的资源进行理性分配的问题。预算和预算管理的概念看来是日常用法中最为恰当的英文对应词了。

[15] 相应于Haushalt与Erwerb的区别，韦伯也对Vermogen与Kapital作出了区分。当然，就它们在一个经济单元的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而言，它们属于不同的财产分类。在这个意义上说，Vermogen并没有英文对应词，看来必须使用更加一般的说法，“财富”。凡在有可能造成混淆的地方，该词将被扩展译做“预算财富”。

[16] 在日常的用法中，Erwerben一词译做“获利”大概最为妥当。不过此处没有采用这个译法，因为韦伯这里是在技术意义上、作为Haushalten的反题使用该词的。“营利”（Profit-Making）则能够更加清晰地表明这种含义。

[17] 自韦伯著书立说以来，关于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那里不存在通过竞争而独立确定的价格——是否有可能理性分配资源的问题便出现了广泛的争论。这种技术观点的主要价值，现在看来就是采取了与韦伯这里所辩护的立场正相对立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见Oskar Lange and F.M. Taylor，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editedby B.E. Lippincott（Minneapolis，1938）。此书包括一个有关这个主题的参考书目。

[18] 关于K. Rodbertus的重要论文，见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第四、五、八卷（1865—1869）；K. Bücher，Industrial Evolution，均为S.M. Wickett译（New York，1901）。（Wi）

[19] 关于banco-currencies，见Economic History，189f；关于埃及的“谷仓银行”，同前，59。（Wi）

[20] Otto Neurath，Bayerische Sozialisierungserfarungen，Vienna，1920；Vollsoziali-sierung. Von der nächsten u. ubernachsten Zukunft（Deutsche Gemeinwirtschaft，vol. 15；Jena，1920），以及那里给出的参考书目。值得一提的是，诺伊拉特不仅为经济社会化著书立说摇旗呐喊，而且一度出任过1919年春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或巴伐利亚革命政权“苏维埃”阶段负责社会化计划的机构——巴伐利亚中央经济局局长；革命遭到镇压后，他被送上法庭时，韦伯曾为他作证辩护。见A. Mitchell，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Princeton，1965），pp.293—305；Marianne Weber，Max Weber（Tübingen，1926），pp. 673 & 677；Ernst Niekisch，Gewagtes Leben（Koln，1958），pp.53—57。（Wi）

[21] J.C.L. Simonde de Sismondi，Essay X（“De la condition des cultivateurs dans la Campagne de Rome”），载于他的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vol. Ⅱ（Paris，1838）；{L-End} W. Sombart，Die römisxhe Campagna. Eine sozialokonomische Studie（Leipzig，1888）。（Wi）

[22] 奥本海默的生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亨利·乔治运动息息相关的，他在土地的占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源，他本人就是“自由土地”运动的奠基者。

[23] 英译载F.A. Hayek（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1935）。（Wi）

[24] 韦伯在这一段中似乎是以稍为复杂的方式谈到了比较挑剔的经济学理论家和福利经济学家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最大满足说也提供了一种陈述相同观点的类似方式。这里说的是——用韦伯的话说——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恰好吻合的条件。一般都认为，这些条件当中不包括某些类型的财富不均。对这个问题最出色的论述之一当属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的论文“竞争的伦理”，此文重印于同名选集中。然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在韦伯看来有着更广泛的派生影响。

[25] 指魏玛共和国第一任经济部长、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魏泽尔（R. Wissell）及其副手维夏特·冯·默伦多夫（{L-End} W.v. Moellendorff）1919年初夏提出的引入计划经济的议案。魏泽尔的计划遭到否决之后，他于当年7月辞职并由一位计划经济的反对者取代。参阅Arthur Rosenberg，A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public，trsl. I.F.D. Morrow and M. Sieveking，London 1936，108ff.。这些提案的文本可见于魏泽尔对自己职务行为的辩护书，Prak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Unterlagen zur Beurteilung einer fünfmonatlichen Wirtschaftsführung（Berlin 1919），Deutsche Gerneinuwirtschaft，第九、十两卷（Jena，1919）也有一部分。（Wi）

[26] 英文版Industrial Evolution，莫利·威可夫（S. Morley Wickoff）译（自德文第三版）（New York，1901）。（Wi）

[27] 在韦伯的大量讨论中，他使用Betrieb一词时，就上下文的关系而言，这种区别并不重要。为了避免术语混淆，一般来说把Betrieb译做enterprise最为便当（参阅第一章，十五，“enterprise”定义，即持续的理性活动）。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关系中有时做出这种区别就很重要，这时就要使用“establishment”。出于同样原因，Unternehmen则译做“firm”。（Wi）

[28] 见上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看来最好还是把Erwerbsbetrieb译做“enterprise”。

[29] 见下面第二章，二十，V。（Wi）

[30] 韦伯这里表明了赞同卡尔·比歇尔、反对主要由古斯塔夫·施莫勒提出的发展208阶段论，后者是从统治群体的角度定义各个阶段的。参阅施莫勒的“Städtische，territoriale und staatliche Wirtschaftspolitik”，载Jahrb. f.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 Volkswirtschaft，Ⅷ（1884），4ff. and Ⅱ（1904），668ff；比歇尔的“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见Industrial Evolution，op. cit. 83—149。关于施莫勒与比歇尔的争论，见Jb. f. G.，{L-End} V. & V.，ⅩⅥ and ⅩⅧ（1893—1894）。另见第二部分，第十六章，（一）：四。（Wi）

[31] 相应的德文词分别为：Hauswirtschaft、Dorfwirtschaft、grundherrliche and patrimonialfürstliche Haushaltswirtschaft、Stadtwirtschaft、 Territorialwirtschft以及Volkswirtschaft。

[32] 韦伯这里显然是想到了控制着从原材料到制成品这个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托拉斯”类型。例如我们的许多钢铁企业就不仅拥有高炉和轧钢厂，而且还有煤矿、焦煤窑、铁路、船舶和铁矿。韦伯时代最著名的德国范例就是施廷内斯（Stinnes）联合企业。

[33] demiurgoi是古代希腊的公共工匠（“为人民而劳动的人”）。他们是不是的确以年度定金为生而不是干一次活拿一次报酬，至今仍有争议（参阅M.I. Finley，The World of Oddyseus[New York，1959，51f.）；韦伯本人一般都是援引印度乡村的公共手艺人为例（比如《经济史》，34f.，103f.）。（Wi）

[34] K. Rodbertus，“Zur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Tributsteuern seit Augustus tus”，载Jahbucher f. Nationalok. u. Statistik，Ⅳ（1865）；另请参阅《经济史》，108。（Wi）

[35] 规定了皇家庄园（villae）详细管理程序的加洛林帝国章程。（Wi）

[36] 见下文第二十节的讨论。（Wi）

[37] 见下文第二十一节的讨论。（Wi）

[38] 关于狄摩西尼的工厂和加洛林王朝的女人之家（英文women's house，德文genitium），见《经济史》，104ff.；关于罗马的庄园作坊，见H. Gummerus，Der römische Gutsbetrieb als wirtschaftl. Organismus nach den Werken des Cato，Varro und Columella（Leipzig，1906）；关于俄国的农奴工厂，见Tugan-Baranovskii，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Fabrik，transl.B. Minzes（Berlin，1900）。（Wi）

[39] Beunden是免受乡村（公地）联合体耕作规章制度调整（轮作、放牧权等等）的小块土地；与通常的耕地不同，它们可以用栅栏围起来。Herrenbeunden，或者由一个专门官员管理的不受限制的领主农场，均可见于早期的文献。J. & {L-End} W. Grimm，Deutsches Wörterbuch，I（Leipzig，1854）。（Wi）

[40]韦伯是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贱民”一词的，指的是与其他群体同处一地、但因严格限制群体之间社会交往的礼仪屏障而与他们隔离开来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都有专门的职业，特别是在社会中受到鄙视的那些职业。

[41] 通常所谓“生产者合作社联合体”可能就包括在这种类型之中，不过韦伯设想的类型更加宽泛，比如在某些方面，中世纪的乡村共同体就被认为是一个范例。

[42] 关于“自由矿山”和“采矿自由”，见Economic History，142f.。（Wi）

[43] 其真名是约翰·温什科姆（John Winchcombe）。见{L-End} W.J. 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Ⅱ（London，1893），229f.and 255f.，另见Economic History，132。（Wi）

[44] 即没有继承权或转让权。见上文第一章，十。

[45] 然而，那一章只是一个残篇，韦伯本来曾打算扩展为与其他各章类似的规模。因此，他这里提到的绝大多数内容可能根本就未曾写出。

[46] 关于对Stör——“工资劳动”和“计价劳动”——的讨论，见Karl Bücher，Industrial Evolution，op，cit，chap. 4。（Wi）

[47] 关于科洛尼（coloni），见Economic History，56、73。（Wi）

[48] 韦伯这里的分类没有谈到已在美国、加拿大主要农产品生产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农业组织类型，这显得有些奇怪。这种类型最接近于欧洲的大规模农民业主，但更加明确地以市场为取向生产单一大宗农产品，比如小麦。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农场在许多方面非常接近于某些小规模的工业经营。

[49] 关于这一独特现象，见Economic History，35。（Wi）

[49a] 关于小农的农庄免受法律执行的一项法律规定问题备忘录（“Empfiehlt sich die Einfuhrung eines Heimstättenrechtes，insbesondere zum Schutz des kleinen Grundbesitzes gegen Zwangsvollstreckung?”），见Deutscher juristetag ⅩⅩⅣ（1897），Verhandlungen，Ⅱ15—32。（Wi）

[50] 韦伯是在技术意义上使用与超凡魅力形成对照的Alltag一词的。这一对反题在第三章中将要发挥主导作用。然而，他对这些术语的用法却出现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模糊性。在某些语境中，Alltag指的是常规现象，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例外的或者异常的、因而也是短暂存在的事物。比如先知领导的超凡魅力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如果它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就必须找到一个常规的组织基础。在另一些语境中，Alltag则是指俗事，与之相对的是圣事。关于这种模糊性的理论分析，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第十七章。

[51] 无力根据完全的确定性预测未来事态，这其中涉及若干不同的因素。对这些因素最著名的分析当属F.H. Knight在其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中的分析。

[52] 关于中国与汉堡的银票（存款凭证），见Economic History，189f.。（Wi）

[53] 在一篇著名论文“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Deca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J. of General Education，V，1950. 75—88）中，韦伯认为这个因素在罗马帝国经济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4] 克纳普《国家货币理论》，11。（Wi）

[55] 关于“通货”的确切定义，见克纳普《国家货币理论》，100ff.。（Wi）

[56] 关于纸钞的讨论，见下文第三十四节；金属货币的讨论见本节及下一节。（Wi）

[57] 这里使用的多数专用术语均为克纳普所创，但从未真正被广泛使用。“lytric”来自希腊语的lytron，支付之意，专指与支付或调整支付手段相关联的机构或制度。“hylodromy”的字面意思为铸币金属（mauer=hyle）之间的汇率（Kurs=dromos），克纳普的定义是具有“为某种铸币金属审慎定价”特征的状态（克纳普《国家货币理论》，79）。（Wi）

[58]应当记住，此话写于1919或1920年。自那时以来的形势发展显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59]这里应用了韦伯关于利益和观念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它在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拒绝接受那种常见的两难推理，即一种既定行为是出于利益动机还是观念动机。毋宁说，只有在用观念解释追逐利益的情境时，才能看出观念的影响。除了韦伯本人的著作以外，这一观点在[帕森斯]“The Role of Ideas in Social Action”一文中也得到了发展，见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年10月号。

[60] 克纳普《国家货币理论》，48。（Wi）

[61] Mäzenatisch。这在德文中是个常用词，但韦伯在这里给定的确切含义并不常用。英文中似乎没有对应的单词，只好用一个短语表达。

[62]关于这个机构——后来的普鲁士国家银行——的复杂历史，见{L-End} W.O. Henderson，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1740—1870（Liverpool，1958），117—147。Seehandlung由腓特烈二世始建于1772年，最初是个政府所有的海外贸易机构，最终变成了一个完全为政府所有的商业银行，以发行国债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发展筹集急需的资金。

[63] 这里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在GazW的各卷文集中有深入讨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韦伯认为，自然或社会领域的科学分析决不可能穷尽经验世界的具体个性。借助这些分析所能获得的科学概念系统和因果说明，始终就是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抽象。

[64] 参阅韦伯的论文“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okonomie"，载GAzW，2 nd ed，1951，56，64ff.。（Wi）

[65] 见Economic History，213及256f.。（Wi）

[66] 关于牲畜借贷，见Economic History，56及201。（Wi）

[67] 关于对经济活动分别具有动态和静态影响的各种类型经济利益，这里作出的区分明显类似于帕累托在“投机者”与“食利者”之间作出的区分；见The Mind and Society，尤见secs. 22，34ff.。

[68] 见Robert Liefmann，Ertrag und Einkommen auf Grundlage einer rein subjektiven Wertlehre（Jena，1907）；Liefmann，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Stuttgart，1919），vol.11，parts Ⅷ—Ⅸ，esp.636—710。（Wi）

* * *

(1)Mark，中世纪日耳曼村社所共有的大片土地。

(2)希腊神话中柏勒洛丰的孙子格劳科斯是吕喀亚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曾帮助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当他发现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友人、80艘希腊战船的统帅和最受尊敬的领袖狄俄墨得斯时，他们便停止了战斗并交换了甲胄。由于格劳科斯的装备是金制的，而狄俄墨得斯的装备是铜制的，故“以金换铜”遂成为一句俗语，用来表示不划算的交换。

(3)Tell-el-Amarna document，1888年在埃及中部特勒-埃尔-阿马尔纳发现的埃及国王阿孟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外交档案，均用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两国王分别于公元前1417—前1379年和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后者在位6年后把自己的姓氏改称阿肯那顿，以倡导埃及艺术的创新风格和追求哲理著称，但史称他也因此丢掉了埃及帝国，在他的统治结束时，除了巴勒斯坦一角外，埃及丧失了在亚洲占有的全部土地。

(4)英译本此处没有“（a）”，系中译者根据上下文所加。

(5)这个词的德文原文即后面括号中的chartal，请参阅中译本第313页英译者注10。毋庸赘言，该词同样没有中文对应词，第78页第6小节韦伯本人对它的含义作了简要评述，另外，J.M.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也概括了克纳普的所指，即“国家担保在其偿付处所中接受的任何东西都是货币，不论是否已在公民中宣布为法币都是一样”（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正文第8页脚注1）。据此，中译者勉强译为“国币”，请读者明鉴。

(6)Wergild，在中世纪日耳曼法中，由造成他人伤害的人向受害人、或者在造成死亡时向死者家属支付的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赎罪金制度以金钱赔偿方式取代了报复方式，标志着向废弃血亲复仇制度迈出了第一步。起初的赎罪金数额并不确定，后来逐渐由法律和中世纪的法典予以确定。在某些国家，一个人的赎罪金与其社会地位相关，贵族的赎罪金要比平民的赎罪金多得多。后来，由于王权日益加强，逐渐不再许可以赎罪金方式赎罪，而是由国王或领主对加害人予以惩罚，但受害人及其家属仍可要求损害赔偿。

(7)shekel，古希伯来、巴比伦的重量或货币单位，约合1/2盎司。

(8)欧洲中世纪使用的信托方式，就是为特殊事业（如在国外销售）将货物托付给他人，这种经营方式调度的资金一般用于远程海上贸易，不常用于陆上贸易。

(9)这是康门达的一种变化形式，出海航行的合伙人提供三分之一资金，不出海的合伙人提供三分之二，双方平分利润。

(10)韦伯在本书中大量使用的地理名词“东方”（orient）或其形容词“东方的”（oriental），均指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及马拉群岛，并不包括东亚。

(11)银行在政府通货贬值期间发行或利用的通货的比值。

(12)希腊文，原意为“家”或“居所”，后指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大庄园或大农庄。韦伯在第十二章对此有专门论述。中译一律译为“大庄园”。

(13)putting-out system，又称家庭包工制（domestic system），一种曾盛行于西欧的生产制度，即商人兼雇主将原料“包出”给农村的手工工人，后者一般在家里工作，有时也在作坊里工作，也可以将原料转包给他人加工。制成品交还雇主后，按产品件数或工作时间取酬。这种制度不同于家庭生产的手工业制，承包工人自己并不买进原料，也不卖出产品。这种制度破坏了城市行会的限制性行规，并且首次在工业中广泛雇用女工和童工。商人兼雇主方面的获利则是手工工人的工资较低，又由于行业内部分工较细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产业革命中，这种制度普遍被工厂制度取代，但在某些行业中至今犹存，最典型的包括瑞士的钟表业、德国的玩具业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它又普及到了许多后发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等。

(14)demiurgoi，此处为其形容词形式demiurgic，参阅英译者注33。

(15)拜占庭帝国皇后们的住所，是大皇宫的一翼，用珍贵的白色大理石和稀世斑岩装饰，皇后用自己的班子管理自己的房产，从事规模可观的经济活动，甚至铸造刻有自己形象的硬币。

(16)这个术语并无确切对应的中文词。主要指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依附于大地产主的农业劳动者，地位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可勉强译为“隶农”，但实际上这类人并无中文意义上的隶农身份。有关这个阶层的形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农业小生产者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日益恶化的结果。这个概念本身最初见于公元前2世纪，指具有公民身份、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地产承租者，被称为“科洛尼”（coloni）。自公元1世纪始，科洛尼地位因欠租等原因而恶化，不得不留在承租地上，直至清偿债务后才可离去。3世纪危机期间，社会动乱，人口流失，罗马政府和大庄园主为维持足够劳动力，利用各种手段将贫困的科洛尼束缚在他们租佃的土地上，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公民的自由身份受到限制，由是开始出现隶农属性。4—5世纪，罗马皇帝出于保证生产和税收的需要，颁行一系列限制科洛尼权利的法令，科洛尼的私有财产甚至本人均可当作庄园财产的一部分，逃亡者应戴枷送还原主，可当奴隶处理，但仍保有一定程度自由，如在法庭上不能像奴隶一样被拷打，可以服兵役；另外，主人为鼓励其生产积极性，也会授以小块田地，令其独立经营，交纳剩余产品。这个阶层是韦伯分析身份群体时的重要范例之一，所以在书中的出现频率较高，中译本统一译为“科洛尼”，请读者明鉴。

(17)field-grass husbandry，古代日耳曼人的一种农耕方法，源自定居初期，史称他们经常使用一块地作为牧场、另一块地作为耕地。后来土地所有者普遍采用了每年让一半土地休耕长草、一半土地播种耕作的方法，以及根据农时交换耕地以便谷物轮作。

(18)拉丁文，指古罗马强迫债务人或奴隶劳动的作坊。

(19)均为拉丁文，前者指商人，尤其是钱商，后者指财产或资金管理人。

(20)关于这个词的词义，请参阅韦伯下文第三十二节第2小节的说明以及英译者注57。

(22)1789年至1796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法国作为通货发行的纸币。1790年开始，法国政府开始以发行债券的形式发行指券，直接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并带来了反复的粮食短缺。

(23)Hernan Cortes（1485—1547年），16世纪征服墨西哥与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Francisco Pizarro（1475—1541年），西班牙冒险家，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者。

(24)意大利的一种民间秘密组织，通常指为了不正当或不光彩目的而结伙的一帮人。

(25)泛指政治恐怖分子的秘密团体或者秘密犯罪集团，但多用于指称黑手党。

(26)Mameluks，又译马木鲁克，意即奴隶或奴隶出身的人，是构成穆斯林军队的主要成分，最早出现于9世纪，由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塔西姆在巴格达发起组织，不久即传播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中世纪的穆斯林王朝都使用这种由掠夺或购买来的奴隶组成的军队。逐渐地，这些军队利用军权控制了政权，马穆鲁克的将军们往往左右着哈里发的拥立废黜。13世纪时他们在印度和埃及都建立过自己的王朝，曾击溃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蒙古人势力，从而使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免于毁灭。

(27)付税使用领主磨坊、面包烘炉等设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