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由北、中、南3个集团军群发起入侵；北方集团军群通过波罗的海诸国进攻列宁格勒 ，南方集团军群进攻乌克兰；中央集团军群当时包括2个（后来增至3个）步兵集团军和2个装甲集群，7月初结束了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包围战；7月16日占领斯摩棱斯克；8月初包围在奥尔沙—维捷布斯克地区的苏联军队；8月9日—19日，戈梅利之战；9月9日—19日，协同南方集团军群参加基辅包围战；10月2日—12日，联合3个步兵集团军和3个装甲集团军对莫斯科发起迟到的进攻，参加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地区的双重包围战。11月2日，古德里安在图拉进攻受阻；第4装甲集群在莫斯科前的莫扎伊斯克进攻受阻；苏联首都的危机。
“巴巴罗萨”（Barbarossa）行动是为准备进攻苏联而制定的代号，属于绝密。没有任何信息泄露出去。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参谋人员和各个部队全都被蒙在鼓里。曾有一两个月，我也认为我的参谋人员不应该总是忙于这方面的工作。1941年2月20日，在戈林亲自指示下，一支小范围的计划参谋团队在柏林附近的加图空军学院成立了。此后这支团队的领导者洛贝尔（Löbel）上校时不时会向我报告进度或咨询意见。1941年初我飞往华沙与那里的总司令冯·克鲁格（von Kluge）进行会晤，并对其辖区内的地面部队部署给予进一步的指导。我在5月返回后又去东部对我空军司令部的备用机场进行巡视，发现建设工作明显受到天气和复杂地形的影响而进度缓慢，事实上在6月初的确难以完工，只能在“巴巴罗萨”计划更改后的发动日期6月22日前及时完工。另外通过检查，我感到戈林派给我的部队实力不足，难以满足集团军群所需的支援要求。后来在巴黎北部戈林的专列上，我在他的参谋长、我的老朋友耶顺内克的支持下，与戈林进行了激烈争执，终于有所收获。他向我保证至少会满足我一直坚持的对增加飞行人员和防空火炮的最低要求。在他谈到我并不是唯一向他要人要物的将领的时候，我可以理解戈林激动的心情，因为我们毕竟还要继续同英国战斗。但是我坚持己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从两场战役中认清了地面部队非常需要空中支援；第二，我很怀疑随着人员的急剧减少，对英空战还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第三，我相信我的坚持会为我们空战实力的增长带来新的助推器。
1941年6月12日—13日，我离开海峡沿岸，回去参加希特勒关于“巴巴罗萨”计划的最终会议。官方声明中显示我仍会留在西线一段时间，这个说法是为了让世界相信大批的德国空军仍然在凯塞林元帅的领导下进行着对英作战行动。
我在上文中曾提到，准备实施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在波兰战役前夕告诉我，苏联与德国已达成互不侵犯条约，当时这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那时候是1939年8月23日，而现在已经是1941年中期了。在这短短的两年中，形势急剧变化，现在的我是否已经卸掉了曾经压在我心头的担忧？迄今为止，欧洲大陆强国已经从盟军的防线上溃败，而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再也恢复不了大规模作战的实力，英国皇家空军也无力参加大型作战行动。我们的北部由法尔肯霍斯特（Falkenhorst）的部队和驻扎在挪威的施通普夫空军部队防护，南部由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意大利军队防护。最近一次的闪电战已经肃清了敌人在巴尔干（Balkans）前线的军队。美国的军事介入是个问题，但看起来更像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因此在1941年南北方向的现实危险性都已经大大弱于1939年。那么这时就应该要进攻苏联吗？希特勒在6月14日向将军们作了最后的演说，重申了苏联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我们不想在难受的时候被苏联人进攻，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发起攻击。他再一次提醒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苏联和德国的友谊看起来没有可能持续下去。例如，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对抗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同时，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和西部边境上的各种动作，怎么看也像是战争动员；以及苏军对边境居民的挑衅行为日益加剧，不断向边境附近地区调遣部队，并且在国内大规模兴建军工厂，等等。
在苏联边境200英里纵深区域内，1939年9月驻扎了65个苏军师，1939年12月变成了106个，到了1940年5月则有153个师和36个摩托化师，总兵力估计达到了189个师。苏军的兵力部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在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突出部驻扎了大约50个师，这似乎显示了他们要进攻的意图。而且，苏联空军的地面单位设施也大张旗鼓地兴建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摆出了一副积极进攻的样子。
希特勒的观点是，苏联人会对我们先发制人，这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克里姆林宫（Kremlin）会轻易捏造出借口然后就发动突然袭击。时间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在把握时机方面是个好手。我从德国空军工程师那里得到的报告称，他们近期曾前往苏联，发现苏联人已经开启了一项大规模兴建工厂提升军备的计划，这将导致我们很快就会落后于他们。不幸的是，戈林和希特勒曾认为他们联想过多。我相信到了今天，只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才会相信，苏联会在与波兰的战争结束后就满足了现状。
如果当时一场战争已箭在弦上，那么在1941年的军事状况是怎样的呢？不利的方面是，计划进攻的日期已大大延迟，尽管这一缺点可以通过降低战争预期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有利的方面是，通过两次大型战争和两次小型战争，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苏军在这一点上则相去甚远。我们军队的老兵们，对于行军打仗已经了如指掌。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我们研发的坦克飞机就已经追平了苏军，而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多年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相比之下苏军在芬兰战争中则表现得脆弱不堪。至于空军，我对我们的飞行员有着百分百自信，而且对于需要第2空军司令部配合的冯·博克集团军群也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
打仗绝非易事，危机可能一个接着一个，后勤补给问题也必然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们的目标——把共产主义驱逐出西欧——难道不才是最重要的吗？才是让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去完成的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 Mein Kampf ）一书中称两线作战是一个危险的错误。但至少我个人认为，这并不能表明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而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或许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一直在思考“中心打败四周”的方式，他相信择机摧毁苏联之后能够让他及时转回头来，再集中全力打败来自西部的威胁。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绝对没有计划通过地中海沿岸国家来给苏联一记沉重或许是决定性的打击，这些地方甚至也能同时在英国的软肋上给予致命攻击。他太执着于大陆思维，从而异常悲剧地低估了地中海区域的重要性。
1941年6月15日或16日，我乘机降落在华沙北部一座修葺一新的机场，亲眼感觉到我们总部内部的组织工作在新的参谋长赛德曼（Seidemann）将军领导下进展迅速，参谋人员和作战部队大都已就位，其他部队如冯·里希特霍芬领导的第8近战大队正从克里特岛（Crete）赶来的路上。各个机场上的飞机排列得非常拥挤。如果在面对苏联的空袭时，我们良好的伪装工事、完善的飞机报告制度、强大的高射炮部队等防御措施仍不能做到高枕无忧，这些飞机也完全可以把其危害降到最低。
虽然每位指挥官的职责在名义上看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压力很重。证据便是，当时我非常能干的通信部队高级军官赛德尔（Seidel）博士在冲突开始之后不久便自杀了，显然他已无法再继续承受职责的重压。他的继任者是曾经的驻莫斯科（Moscow）空军武官阿申布伦纳（Aschenbrenner）上校，对此安排我十分满意，因为他非常了解苏联人。正是由于他灵活的风格和敏锐的控制，空军司令部才能始终掌握住局势。
通过多次驾驶双体双发FW-189（福克·沃尔夫）侦察机进行侦察，我逐渐熟悉了苏军集结区域的范围和纵深，并首次体验了暴风雨的威力。即使巴尔干地区的部队没有迟到，我们也要因为这狂风骤雨而被迫推迟进攻的日期。空军司令部早已下令对行动严格保密，因此在前线附近的机场中，飞机只能选择低空飞行。在6月20日之后，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幻想局势不会继续恶化，所以对停在机场上的苏军空军进行战术突袭将更具有打击效果。
我与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元帅的会晤没有浪费多少时间。我们彼此很了解。当我于6月21日晚返回与他讨论一些彼此可能都产生的疑问或想法的时候，正好发现他的情绪与之前各次战争中的表现相反。他当时情绪很低落，一直在沉思，表现出一位负责的指挥官在等待决战开始的样子。我再次感受到那种同道中人在如此境况中偶有思想相通的欣慰。在这场充满变数的战争中，我打算与集团军群总部建立更加密切的沟通，并安排一名出身陆军的德国空军参谋军官来保持联络。这名军官需要在每天晚上向我的司令部报告一天之内的“陆军形势”，讨论次日可采取的对策，并听取相应的“空军形势”，以便能详细地报告给集团军群总部。
作为空军指挥官，我会对陆军的机动进行大范围的调研，并从航空大队（空军联络部队）和高射炮军那里听取直接报告。有时我会发现这些报告与来自陆军总部的报告相去甚远。在每天晚上的形势分析会上，我都会对陆军形势报告进行点评，并指示我的传话人于贝（Uebe）把我的点评内容传达给集团军群总部。如果是紧急情况，我还会亲自或者让我的参谋长打电话给冯·博克进行交流。冯·博克知道我这并不是要教训他。我发表意见都是作为一名搭档应尽的本分，我们是一条线上的友军，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会出于共同目的而随时准备提供帮助。每天早晨，通常在晚上还有一次，我都会与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进行详细会谈，讨论当日的安排和次日的计划，以便促使戈林在元首主持的形势分析会上为空军争取更多的利益，并将之用于军事意图的实现上。在个别战事中，如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或莫斯科，这种联系有助于把我个人的具体用兵方案传达到决策制定最高机构中。而本章的主旨就是：陆空两军合作的范例。基于这样的默契，我指示我的空军将领和高射炮将领们要在不违背我的要求的前提下，把陆军的需求当作我的命令，除非空中局面极度恶化导致如此服从命令已经不切实际或者有害无利。我和我的指挥官们都能够切实配合陆军的想法，对于所有合理需求都能尽心尽快地完成，对此我们引以为傲。
苏联战争的目标在命令中很明确，就是摧毁苏军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势力，也就是从边境线到第聂伯河（Dnieper）之间的区域。因此我们主要的重心就是，由冯·博克的集团军群进攻苏军的集结区域，通过闪电战摧毁对方，使他们来不及突出重围，逃回到广袤的东欧平原上。同时也要把苏军轰炸机赶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的后方基地，这样它们就再也无法对德国本土进行空袭。我从空军总司令那里得到的命令主要是夺取空中优势。如果能够获取空中优势，就继续对陆军部队尤其是装甲集群在与苏军作战时进行支援。但如果再有更多的命令，则会带来不必要的损耗，因此在收到时就要坚决抵制。即便如此，这个主要任务在我看来，显然也无法立即完全实现，只能一步一步地完成。
至于第2航空队当前可用的兵力，我在上文中说过我曾坚持争取最低限度的需求，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得到了满足。除了空军司令部直属远程侦察中队外，还包括：
第2航空大队〔指挥官勒尔策（Loerzer）〕，包括1个侦察中队、2个轰炸机联队、1个俯冲轰炸机联队、1个下辖四中队的战斗机联队、1个驱逐机联队、1个通信营、1个专门战时编制的航空管制区参谋团队。菲比希（Fiebig）指挥的第2近距离支援航空司令部就从这些部队中进行抽调组建。
第8航空大队（指挥官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包括1个侦察机中队、1个轰炸机联队、2个俯冲轰炸机联队、1个对地攻击机中队、1个战斗机联队、1个驱逐机联队、1个通信营、1个专门战时编制的航空管制区参谋团队。
战斗打响之时设在黎明时分，这一决定是出于地面战术需要，毫无疑问，但是不符合空军的要求，因为这一时间意味着单引擎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无法编队飞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但我们还是设法克服了它。
借助于精准的航空照相，我们成功地在前两天保持住了空中优势。在空中和地面被摧毁的敌机数量据报告达到了2500架之多，对于这一数字，帝国元帅甚至在最开始表示拒绝认可。但随着我们的推进，他对此进行了审查，然后告诉我，我们的报告只比实际数字多了200架或300架。从第二天起，我就密切关注由苏联腹地飞来的苏军重型轰炸机。在我看来，攻击这些毫无战术队形、垂死挣扎的飞机，几乎是一种犯罪。它们隔着一定的时间和距离一架接着一架地飞来，一头扎进我们战斗机编织的罗网，这简直就是纯粹的“谋杀婴儿”。苏军轰炸机群的根本基础就这样被摧毁了，后来在整场战争中，苏军轰炸机事实上再也没有出现过。
经过前两天的战斗之后，俯冲轰炸机部队对敌方前线军队进行的攻击，逐渐从其他空军司令部的编队中获得了大规模扩编，执行的任务包括：瘫痪敌方空军，这项任务无须其他任何部队再来执行；支援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扫平局部抵抗力量或清除敌人的侧翼威胁，这项任务主要由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中队执行；消灭或遏制苏军增援前线或撤出战斗的企图，这项任务由俯冲轰炸机、对地攻击机、战斗机、轻型轰炸机或其他所有适合的部队执行；破坏敌人的铁路输送行动；以及不间断侦察行动。在发起进攻几天后，我独自驾驶FW-189侦察机安全飞越了苏军区域，这也证明我们在前两天对苏联空军的攻击效果有多么彻底。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6月24日，我们用一枚2500磅的炸弹轰开了对方的堡垒。同时装甲集群也继续向前推进，为取得明斯克（Minsk）和比亚韦斯托克战斗（6月26日—7月3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共俘虏了30万名敌军，但这并未完全消灭其中所有武装力量。当我们大量装甲部队开往第聂伯河和“斯大林防线”（Stalin Line）时，决战的时刻逐渐明朗，而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非机械化部队只是在一点一点地加厚包围圈。这场战斗给口袋中的苏军带来了重大伤亡，并策应了德国装甲集群为横渡第聂伯河的机动作战。
由冯·里希特霍芬航空大队支援的第3装甲集群于7月9日占领了维捷布斯克（Vitebsk），由此为在斯摩棱斯克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成功开展作战行动获得了一个有力的跳板。苏联的公路网络十分落后，道路残缺不全，而间歇性的恶劣天气更进一步阻碍了我军的机动。苏联战区的真相由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全履带车辆，包括坦克以及大部分供给车辆，都必须依靠主干道，这一现状倒有助于向部队警告前方的困难。
第聂伯河沿线的战斗（7月10日—11日）表明了苏联抵抗力量正在减弱，但也体现出他们拥有数目庞大但参差不齐的后备军。
德国空军在这些成功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编队集中攻击了沿公路、小路、铁路向前方或后方机动的苏军部队以及他们驻扎的营地。后来俯冲轰炸机、对地攻击机和战斗机对前线沿岸区域的各处防线进行了低空攻击。我们的地勤单位在向前推进中遇到了比陆军更加突出的困难，因为我们的地勤人员机动性不够，并且没有足够的履带车辆。此外，除了少数已投入使用的机场外，其他未受陆军部队直接保护的机场都需要进行勘察和整修。
6月23日，空军司令部将指挥部移至布列斯特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中，以更好地掌握战事动向；并在7月初再次移至明斯克东部的一个汽车运输指挥所，方便与部队保持密切的联系。
战争爆发的前几周内，我们难以置信地攻占了大片领土，但很快进攻可持续性这一问题就要摆到桌面上来了。我支持集团军群，力荐现在已经实施几周的歼灭作战应该继续推进到第聂伯河对岸，一劳永逸地消灭苏联西方面军。但是，最高统帅部并没有充分认清当前的局势，因而没有立即给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当然这种犹豫不决在当时对于前线来说还并不明显。
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包围战（7月中旬至8月初）中达到白热化，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再次俘获了30万名俘虏，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堵死斯摩棱斯克东面的缺口，结局也许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当时最高统帅部没有理睬戈林和我提出的紧急建议。在几天之内，大量敌军在夜幕下穿过了几英里的狭窄间隙，那里有一条在小山谷中流淌的溪流，地面植被掩盖了他们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对地攻击机能够在白天坚持不懈地攻击，限制住这种渗透，那么苏军就无法如此充分地利用晚上的时间了。我猜测超过10万人逃出包围圈，他们将来成了苏军新组建部队的核心力量。后来我们在对抗这些部队时失利—我记得仅仅是在7月30日—9月5日爆发的叶利尼亚突出部（Jelnia salient）战役就让我们损失惨重，需要为此过失负责的并不是前线的德国军队及其指挥官。我们的部队，包括德国空军，都已超负荷工作，而且远离补给中心，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所以，最贴切的字眼便是：前进，战斗；战斗，再前进。差不多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向纵深推进了接近500英里，这还是在天气有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参与了与敌军撤退部队以及从后方调来的苏联生力军的正面战斗，参与了德军多次对陷入不同包围圈中苏军的进攻，参与了围剿游击队的行动（却导致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也参与了对低空飞行、装甲厚重的苏联对地攻击机的战斗，这些飞机在苏联空军序列中是以单独编队形式出现的。任何想脱离前线休息片刻，甚至是喘口气，或者进行常规装备维护等正常愿望，都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奢望。
1941年下半年对苏军的包围
敌人向德国集团军群毫无防护的右翼进行迂回机动，这给我们出了个新的难题。从8月1日起，我的空军司令部便开始为位于罗斯拉夫尔（Roslavl）地区的古德里安装甲集群提供空地支援和高射炮防护（俘虏3.8万人），然后几乎同时为冯·魏克斯（von Weichs）将军指挥的第2集团军在戈梅利（Gomel）附近发起的战斗提供支援（俘虏10万人），并在8月底全力出动，协助清除位于大卢基（Velikiye Luki）以东、斯摩棱斯克和伊尔门湖（Lake Ilmen）之间低地区域内的残余苏军（俘虏3万人）。指挥这些战斗的指挥官，包括在戈梅利的冯·魏克斯、在罗斯拉夫尔的古德里安、在大卢基的施图姆，他们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我们空军也获得了骄人的战绩：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了126辆坦克，数千辆机动车辆和15座桥梁，更不用说给苏联前线部队带来的惨痛伤亡。
在这些战斗打响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指挥所搬到了斯摩棱斯克，我军轻型编队的作战基地坐落在“沙塔洛夫卡（Shatalovka）—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沿线。但同样在这条线上，对于重型轰炸机编队来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尽量创造起飞的机会。而对于“巨人”重型运输滑翔机，则是第一次投入使用，从奥尔沙（Orsha）运送补给到沙塔洛夫卡。我们俘获了苏军的机动车辆，感觉很适合越野行动，于是开始装备与使用当地的车辆。我们的地勤单位甚至凭借所俘获的苏军坦克，打退了敌军针对机场的坦克突袭。
在1941年8月间，我们这些位于中部前线的指挥官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如何”以及“何时”继续向莫斯科方向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整天都在无所事事地踢石子，而令我们极为恼火的是，最高统帅部在经过一番犹豫不决之后，居然让我们把主攻方向转向南方，这一天是1941年8月21日。
关于在9月初转而向南进攻布琼尼（Budjenny）的集团军群，可能存在两种意见来解释其必要性。事实上，冯·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和我的航空队中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朝向南方的战线上，我们又进一步建立了一条南方战线，这样就可以协助冯·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顺利包围布琼尼的部队。经过4个多星期（8月28日—9月26日）的战斗，布琼尼的军队以及整个基辅（Kiev）的命运都已走到尽头。冯·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于9月13日在基辅以东125英里处会师。我们俘获了超过65万名俘虏、接近1000辆坦克，以及超过3500辆机动车辆。
如果我对第2航空队的决定性表现忽略不提的话，那将是对德国空军不公平的。如果没有强大的轻型战斗编队，包括之前被划归到南方第4航空队的几支编队，那么整个战斗的局面将必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苏军已经吸取了之前交战的教训，几乎完全压制了我们在白天的通信。恶劣的天气使得空军无法以密集编队飞行。我们的机组人员展现了高超的技能，战绩之一就是把战场区域内的铁路网络完全切断。其中在一小段铁路线上拥堵了二三十列火车，随后它们就被驱逐机轰成了碎片。到了战斗的最后几天，对方开始改用公路，但很快也成为我们所有编队的目标；当敌军上路的时候，立即就会受到我们无情的攻击直至毁灭。
1941年8月21日，当我们接到命令向基辅方向发起进攻，关于叶利尼亚突出部战斗的争论便结束了，它似乎已被忘却。无线电通信已经建立，飞机和炸弹也装配完毕，由此轰炸机编队的准备工作完全结束，此后远程轰炸机的主要目标将是莫斯科的政府机关、军备工厂和通信中心。其他目标还包括位于沃罗涅日（Voronezh）的大型飞机制造厂、位于图拉（Tula）和布良斯克（Bryansk）的工厂、位于布良斯克已挤满火车的铁路编组站等，这些仅仅作为天气恶劣或临时改变战术时的备选目标，通常由战斗机单独执行空袭。
对莫斯科的空袭行动让我忧心忡忡。飞机被击落就意味着牺牲，苏军防空炮火和探照灯部队的实力之强，让我们这些即使参加过英国空战的飞行员们也要绷紧神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防空战斗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天空中，不过幸运的是，它们只能在白天出动。战斗的结果并未太过超出我的预计，然而考虑到目标规模庞大，我们的军队实力还是不太够用。眼花缭乱的探照灯干扰了我们的行动效果，而为了携带更多的燃油，炸弹重量也必须大幅减少。但在多年之后，当我于1945年在蒙多夫战俘集中营接受审问的时候，一位担任翻译的苏联妇女突然提到了“德军轰炸带来的可怕场景”，我很庆幸，这改变了我当时的想法，维护了我们英勇的飞行编队和机组人员的形象。无论如何，持续的空袭除了带来巨大的物质破坏外，还为后续瓦解这座城市做好了铺垫。很可惜，最终没有攻陷它。
8月和9月上半旬的天气复杂多变，我们一直在集团军群的两翼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日子很快过去。我和冯·博克都认为，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所占领的阵地并不适合冬季作战，尤其是我们对面的敌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增强。如果打算在这样的前线上再一次凭运气作战，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能够开展一次成功的围歼战也许可以大量消灭苏军兵力，确保我们在冬季的战术行动。至于该战胜利之后是否能够向莫斯科方向推进，则取决于我们军队的实力和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天气这个未知因素。
在9月15日开始继续准备新一轮的进攻，但大家的士气已经消退了。赫普纳将军是我从梅茨时期就结交的老朋友，他现在指挥着第4装甲集团军。他似乎受到北方集团军群战果较小的影响，显得信心不足。我向他解释过两次，中央集团军群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让他认清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突破作战和迂回作战的机会正摆在他的面前，并向他保证加大空中支援力度。他逐渐恢复了信心。当我在战斗期间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直都保持着笑容。
至于我自己所辖的各个编队，战术体系很明确。高射炮军的主要任务是对地攻击。他们参与右翼的主攻行动，当作支援和突击炮兵使用。空地支援战斗机的作用早已经过战火的检验，他们的任务是为陆军部队轰开一条道路。重型轰炸机则主要用来封锁敌人的后方区域。在近期大多数战斗中，我们很少观察到敌机的行动，但相比之下，这一次它们在南方战场上空表现得非常活跃。
右翼的战斗影响着整个战役的发展，我们共俘获了65万名敌军，算得上又是一次“常规”胜利。9月初，第2装甲集团军在南方遭遇了非常糟糕的天气，并因此破灭了经图拉向莫斯科进行大范围迂回机动的打算。可怕的天气阻碍了空中支援行动，雨雪交加的环境使原本就布满弹坑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再经过重型全履带车辆的碾压破坏，直接结果就是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幅下降，直至10月5日他们都几乎在原地停滞不前。我们曾经试图使用高射炮牵引车来运送单人飞机，但却因为牵引绳或履带时常断裂而作罢。当第2装甲集团军的补给耗尽的时候，空军只能采取空投的方式来对其部分部队进行保障。由于陆军部队没有任何过冬物资，所以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从此之后东线的各场主要战斗急转直下。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古德里安将军作风硬朗、处事坚韧，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我的老友，但眼下这种形势以及日渐严重的精神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的战略进攻目的已经难以实现。本来之前我们占尽优势，但糟糕的天气彻底扭转了这一切。地面部队的状况惨不忍睹，才刚刚11月初就已经遍地霜冻，而官兵们却没有配发任何冬装。苏军的西伯利亚（Siberia）部队现在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拥有大批非常适合这种环境的T-34坦克和对地攻击机。
本来对于赫普纳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来说，横扫莫斯科甚至更远的地方也是小菜一碟，当时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雨神朱庇特（Jupiter Pluvius）换了另一种安排。苏军因此有时间在莫斯科西部构建起一条稀疏的防线，并把最后的预备队全部派了上去，甚至还包括工人和学员。他们英勇战斗而我军深陷泥潭，最终我们的攻势被遏止了。
在10月的时候，苏军西伯利亚师还没有赶到前线。有一点我至今迷惑不解。根据我们的远程侦察，尽管报告称苏军的公路机动非常频繁，但是我绝对没有收到关于远东苏军战略集结的任何警告。但是在10月底我们收到苏军铁路运输大幅增多的报告，这一报告本应该直接警告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加以注意的。他们也本应该在11月中旬就下令撤退并构建一条冬季防线，至迟也不能晚于陆军报告西伯利亚部队到达前线之时。
然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受到基辅、布良斯克—维亚济马等包围战胜利的激励，下令继续进攻莫斯科。这一命令让人忧心忡忡，尤其是那些主要负责执行的指挥官们。如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只是受到前线部队不屈精神的鼓舞下才逐渐提起精神，而赫普纳在与我一次私人谈话中则透露出他对这一计划非常沮丧。克鲁格抱怨赫普纳在指挥部队的时候优柔寡断，但听起来很勉强，底气不足；赫普纳向我解释说他的部队实在是物资匮乏。转机出现在11月底，我和我的航空队参谋人员撤离了苏联前线，乘火车回到柏林，几天后第2航空大队的参谋人员也回来了。
我意识到我们将不得不在苏联战场上度过这个冬天，当即申请冬季装备供给。我的运输主任带领各个办公室高效运作，没耽误几天就把物资运到了。我们还获得了芬兰人的帮助，他们指导我们建造了专门的加热装置，可以确保我们的飞行编队即使在最严寒的天气中也能随时出动。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部队已经装备齐全，可以适应这个冬季的作战了。
是不是德国空军不够强大，无法挽救已经疲惫不堪的陆军，或无法加快向莫斯科推进的速度？对此，第2航空队用数字进行了回答：在6月22日—11月30日，共击毁6670架飞机、1900辆坦克、1950门火炮、2.6万辆机动车辆、2800列火车。但是，自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中旬，连续不断的出击已经严重消耗了我们的实力，而苏联秋季的天气变幻莫测，大雨、浓雾、严寒轮番上阵，将我们彻底吞噬。
在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包围战之后，敌人方面实施成建制的机动已非常罕见。我们没有观察到精锐的西伯利亚师的集结，或者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苏联的抵抗变得零星分散，小型地堡分布得到处都是，这让我们高速飞行的飞行员们几乎无法认清和攻击它们，尤其是在能见度很低的天气中。
现在T-34坦克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在战场上，它们甚至能够在最糟糕的地面上行驶。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对地攻击机飞行员非常头疼，它们必须舍命飞越森林、树丛和村庄去攻击它们。陆军部队也频繁呼叫支援保护，要求消灭那些超低空突袭的苏联对地攻击机。我们必须出动肃清它们，但往往效果不佳。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战果非常好，远超以往。事实就是这样，尽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困难，我们仍奋力从空中去攻击那些苏军坦克，不过我们确实难以给它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应付所有可能的危险，我们向前移至毗邻前线的机场，大约是沿奥廖尔（Orel）—尤赫诺夫（Yukhnov）—勒热夫（Rzhev）一线。即使如此，我们的胜利也微不足道。实力再强大的空军都无法挽救饥寒交迫的德军前线，无法对隐藏在冰雪之后的敌人给予致命一击。那对于一支已经精疲力竭的空军，还能指望战局好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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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作战本身是一个错误行为而不被广泛接受，但以很多人的观点，这并不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因此我们必须自我反省，在苏联战争中凭借我们有限的部队，能否在1941年底前占领莫斯科并摧毁苏联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摧毁苏联军队、军事中心以及位于其欧洲部分的军备工厂等。但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必须是希特勒已经采纳了这一战略规划。我非常了解这个核心因素，并确切地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即变幻莫测的糟糕天气和泥泞不堪的道路网络，尤其是在1941年，否则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占领了莫斯科。不过，因为狂风骤雨的天气及其糟糕的后果在苏联战区内司空见惯，所以难以得到足够重视。但如果希特勒之前没有浪费几周时间进行冗长的思考和各种小型战役，我们仍有可能实现最初的目标。如果我们在9月初斯摩棱斯克包围战结束之后稍作休整就继续攻打莫斯科，我认为我们会在冬天之前或在西伯利亚部队到达之前就把莫斯科攻陷。那样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其东面抢建一座综合型桥头堡，遏制苏军袭击我们侧翼或向其前线运送补给。占领莫斯科还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使苏联的欧洲部分与其亚洲部分完全隔断，并且在1942年完成夺取列宁格勒（Leningrad）、顿涅茨煤田（Donets basin）、迈科普油田（Maikop oil fields）等经济中心的任务也将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但即使以此计划作战，我们还是不能对布琼尼元帅的基辅集团军群置之不理。在那条战线上的战斗会非常激烈和重要，但并不足以对整个战争起到决定性影响。另外，夺取莫斯科会瓦解苏联最高统帅部，解散苏联政府部门并切断其与远东地区的联系。在8月底或9月经过适当的休整和必要的重组，继续向前进攻莫斯科，是严格按照既定战略目标的做法，也是更加正确的选择。这样，我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开展进攻，而至于布琼尼，只需要对其进行有限规模的交战即可。
希特勒把作战思想改成了由中央集团军群沿第聂伯河进行防御，然后增援两翼的集团军群，这样他们就可以各自攻占前文所述的重要经济目标，但这一思想比夺取莫斯科更加正确吗？
当我们抵达第聂伯河的时候，有两个疑问得出了答案。第一，对第聂伯河西岸的苏军部队进行完全包围和歼灭的行动失败了。第二，很明显在莫斯科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范围内仍然继续存在并不断产生新的生力军，他们可以为苏军提供必要的增援和补给。据估算，中央集团军群面临的对手多达150万至200万人之众。冯·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面对布琼尼军队，两者势均力敌，而北方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对手则相对较弱。
对于苏军部队由中部前线向各主攻点进行的大规模调动，我们即使有再多的时间也无法阻止。如果把我们中央集团军群的非绝对主力部队和除预备队之外的所有位于战区前线（即西部和北部前线）的空军部队都抽调出来支援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群，这样两翼的战斗最晚在1941年7月底或8月初展开，那么德军也只能寄希望于两翼的集团军群取得快速有效的胜利了。现在已没有必要猜想这些战斗能否在冬季来临前结束，尤其是同样面对初冬，南方和北方的应对方式就没有必要一样。但是我在1941年产生的一个疑问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那就是我们占领列宁格勒、顿涅茨煤田和几处油田的行动是否比夺取莫斯科这个政府、军备和通信中心更有价值。所以，首要的战略目标必须是莫斯科，即使这样会导致两翼集团军群不得不收缩他们的目标定位。
连续进行包围作战，如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基辅、布良斯克—维亚济马等，浪费了大量时间，也迟滞了我们装甲部队的推进速度，使他们无法完成突破敌人防线、冲击敌方目标的任务，而那才是一往无前的装甲部队擅长去做的事情。如果通过缜密的计划和严格的执行，这一目标难道很难实现吗？
1941年的我还没有学到1942—1945年带给我的经验，但即便如此，我也相信第2装甲集群和第3装甲集群能够快速突破苏军防线。但我认为随之而去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步兵部队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打败或者全歼百万人之众的苏军部队，而且他们还必须及时跟上装甲集群并为之运送补给，换言之，他们要赶在装甲集群弹尽粮绝之前取得胜利。
以此来看，装甲集群还是显得太脆弱了。机械化部队要发挥战略作用，必须与征服土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敌人的实力相匹配才行，但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的坦克等全履带车辆并不够用，而且还存在技术局限，无法持久行动。要通过敌人重兵把守的土地，深入敌境1000千米实施运动战，需要强大的补给能力，尤其是当前还无法从敌人那里获取大量的实用物资。我们的通信线路和机场，大都设立在敌国境内，并且缺乏足够的保护力量。出于我个人不得而知的原因，精锐的空降部队几乎没有得到部署和应用，但他们本应是这种大规模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总而言之，要想成功地占领莫斯科，至少需要装甲集群暂时停止两场战斗（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战斗），然后让他们与步兵军团一起扫除西部的敌军部队。只有这样才能在后续的进攻中没有后顾之忧。
最后，我们来评论一下关于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问题。在1941年8月或9月初，第6集团军指挥官冯·赖歇瑙元帅提议组建白俄罗斯师和乌克兰师。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提议，虽然他对赖歇瑙的评价极高，但他当时说的是：“让赖歇瑙管好自己的部队问题，其他的事不要管。”后来，大家都看到苏军背后拥有成千上万勇猛积极的人民做后盾，并对希特勒的态度感到遗憾。从1943年直至战争结束，我一直亲自领导着德国俄裔编队。他们虽然没有希望实现自己宝贵的追求，即把祖国从布尔什维克人的手中解救出来，但他们仍然排除万难，坚持奋斗。如果我们可以更加广泛地获取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目标就更有可能得以实现。因此，无论是游击作战还是在正面战场，希特勒及其幕僚们实施的错误种族政策，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苏联人力资源和军备工厂即时制订了收编计划，将有可能缓解我们在1942年之后必须要忍受的生产停滞情况，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们物资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