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进驻意大利参战；9月12日，意军（格拉齐亚尼第10集团军）进攻埃及，在西迪巴拉尼前线受挫；12月8日，英国发起反攻；12月17日—1941年2月8日，意军撤离昔兰尼加以及塞拉姆、巴迪亚、图卜鲁格和班加西等港口，被俘虏了13万人。1941年2月组建德国非洲军团，由隆美尔将军领导；2月24日，隆美尔发起反攻；1941年3月至4月，夺回昔兰尼加；4月11日，包围图卜鲁格；1941年7月，英军在塞拉姆发起第一次反攻（失败）；1941年秋，英国海军和空军成功袭击德意两军的北非补给线；11月18日，英军在北非发起第二次反攻（成功）；11月28日，德国第2空军司令部调至地中海战区；12月10日，图卜鲁格解围；1941年12月—1942年1月，隆美尔从昔兰尼加撤退到阿格海拉地区。
1941年9月的一天，当耶顺内克给我打电话时，我第一次对地中海战区产生了兴趣。他问我是否愿意去意大利或非洲。如果我们要防止意大利在北非的崩溃，他确定我们应该很快就要在这片地区投入更多的精力。几周过去了，我什么消息都没听说。就我而言，东线的指挥问题就让我忙得不可开交，让我无暇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当德国空军参谋长霍夫曼·冯·瓦尔道（Hoffmann von Waldau）上将第一次提醒我要移防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虽然我可能会喜欢前往阳光更明媚的地方执行新的任务，但在情况仍然不明朗的时候离开冯·博克的集团军群以及我自己的一些编队，无论如何都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我飞到柏林，在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德国空军总部获得了新的命令。他们告诉我，前任德国驻罗马空军武官霍夫曼·冯·瓦尔道、现任者冯·波尔（von Pohl）上将和德国武官冯·林特伦（von Rintelen）上将都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空军统帅部（Superareo）进行了对话，为我在意大利的行动铺平了道路。因此我感觉，我的职位已经得到明确，而且最紧急的移防预备工作也已着手开展，尤其是飞行编队已开始进驻西西里岛。为我安排的头衔是南方战区总司令，这似乎比较符合我的任务的范围和性质。希特勒在戈林和耶顺内克的面前对我进行了最后的训话。他告诉我，要扭转我们在北非补给线方面遇到的不利局面，必须要摧毁英军的海空中枢——马耳他岛。对此我反驳称，我们应该彻底占领马耳他岛，但是他用直白的话语打断了我的话，即我们没有兵力用于此处。尽管我在稍后的时候仍有机会重提这一意见，但因为与我的工作不相干，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纠缠。
1941年11月28日，我抵达罗马，当时我的参谋团队还没有到。不久我便发现，要组建一个联合指挥部，面临着重重困难。墨索里尼完全按照我的意见改组了意大利空军统帅部，任命我的一位老朋友福吉埃中将担任国务秘书，他曾在佛兰德斯（Flanders）战役中负责指挥意大利空军；但意大利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伯爵（Count Cavallero）不愿意向我移交所有的意大利陆军、海军和空中编队，因为他已经策划了一场新的攻势。他抗议说这种安排等于放弃了独立指挥部。他的最大让步是把他的空军划给我指挥。
这种折中的做法毫无益处，所以我决定抛开希特勒的指示，放弃整体指挥权，作为交换，我坚持要求意大利方面在联合行动中要采取比最初计划更紧密的合作。卡瓦莱罗向我保证，如果没有我的口头或书面同意，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不会向非洲战区的意大利军队发布任何作战命令，这是他们的承诺。现在来看，当时的谈判关乎着意大利的国家声望及其高度的自豪感，我做出的这种让步成了我们成功合作的主要基础。我一直赞成基于相互信任的自愿协作而非强迫性的服从，因为后者必然会引起怨恨。在我们与意大利海军统帅部（Supermarina）、空军统帅部、最高统帅部及其内部负责陆、海、空部队的军官等部队和个人的接触中，意大利军人向德国同行们展现了同志般的助人精神，这样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当我们与海军统帅部的交流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海军上将里卡尔迪（Riccardi）和海军上将圣佐内蒂（Sanzonetti）的大力指导。在最高层面上，我与卡瓦莱罗伯爵的合作充满了友善和忠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1943年安布罗西奥（Ambrosio）将军接替他之后，这份合作就转向了阴谋和欺诈。至于我本人的上级，只有国王和“领袖”（Duce）墨索里尼。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我提出了一个条理清晰、类似于德国国防军模式的组织结构。所有三军部队都隶属于总指挥官巴斯蒂科（Bastico）元帅，隆美尔也不例外。但这只是纸上谈兵，注定无法付诸实践，因为隆美尔和巴斯蒂科一直处于争执状态，并且隆美尔寸步不让，哪怕这会惹恼了敏感的意大利人。隆美尔的声誉很高，后来更是达到顶点，这成了引入变革的绊脚石，但与此同时，它又有助于摆平某些微妙的情况。
在1941年11月底的军事行动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我们的跨地中海通信系统难以胜任。我们每天都能更清晰地看到英国军队在这些水域占据着海空优势。事实上，非洲战役对于隆美尔来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他正在对德尔纳（Derna）以东的敌军大举压上，但主要由于意大利师的战斗力低下，作战行动一波三折，甚至我们都不得不考虑最终是否要撤离昔兰尼加（Cirenaica）。
与此同时，马耳他岛作为一个战略要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初期的主要目标是拿掉这个马蜂窝，来保护我们的补给线。这样我们就需要时间在西西里岛建立地面设施，前移我们的空中编队，调配摧毁马耳他海军和空军基地所需的物资，并确保意大利空军在我们的进攻中予以合作。就当前而言，除了能够对最重要的运输队加强空中掩护外，无法采取更多的行动。
隆美尔的部队不断提出要求。我们已在德国南方司令部和意大利空军统帅部之间，以及在非洲战区空军总指挥官和意大利北非航空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联络，但这都无法减轻德国空军在战斗中所面临的主要压力。沙漠中的装甲部队抱怨说，我们孱弱的中队虽然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就，但对他们的支援仍然十分匮乏。不过可以说，如果不是我们空军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隆美尔的军队很可能在苏尔特湾（Gulf of Sirte）还要继续撤退（例子还包括1941年12月24日在阿格达比亚和1942年1月13日在马尔萨·埃尔·布雷加等）。
应卡瓦莱罗元帅的要求，我的第二项任务是消除在战场上意德两军指挥官之间反复出现的基本分歧。
德国三军部队的战斗力都是第一流的，只是数量不足。他们装备精良，在很多方面都优于敌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于战术需要而以多取胜。此外，由于在海上运输过程中存在巨大损失，本来就很有限的补给品就不得不尽量满足各个地方的需求，因此到了各部队手中已所剩无几。
每一场战争都会面临全新的纯地理问题。在北非，我们的部队首先必须习惯那里独特的气候、地形和植被。他们必须在战斗战术方面学会适应大自然以及新的敌人。一旦部队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就能胜任任何任务。
总体来说，我们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同志情谊还是很好的，只是我们的这位盟友在参谋业务和战场行动方面效率低下，时常使我们感到恼怒，破坏了友好的氛围。
虽然这场战争是由罗马直接指挥的，但意大利军队对此毫无感觉。战争给我的印象就是，意军没有认真履行他们对前线士兵应承担的责任。在紧急情况或需要齐心协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敷衍了事。
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意大利人不愿充分发掘他们的战争潜力。对于我的抱怨，墨索里尼经常回应说，意大利人民在漫长和疲惫的殖民战争中流了太多宝贵的鲜血，现在已经变得厌倦了。我们两人的说法可能都是对的。但到了1944年，我感觉意军似乎在公然抗拒动用他们的人力储备。
卡瓦莱罗和安布罗西奥在同我交涉时，都以缺乏物资作为借口，为他们没有向军队提供合适装备以及没有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进行大声的辩驳。这也许是真的。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了一种故意囤积物资的政策，这让我完全无法理解。在1943年意军倒戈时，还有大量未曾使用的战争物资被发现，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一政策的抠门。
他们的动员机制既不适合百万大军的需要，也不适应长期的紧急状态。我发现了太多现成的例子，即使在战争最危急的时期，平时的工作状态仍然占据上风。尽管卡瓦莱罗接受了全面战争的思想，并在最开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各个民生部门拼接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战争机器，但这个机器很快就垮掉了。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意大利人民在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我认为，他们是随着战争不断拖延，并且不断遭受空袭和领土损失，特别是在北非战区的失利，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意大利城市与德国城市的差别迥然，以致我需要想办法才能抹去对它们的印象，例如我只有在职责所需时才会前往意大利的城镇和村庄。我永远忘不了在安齐奥战役和内图诺战役期间罗马依旧歌舞升平的场面。如果墨索里尼不能激发国民的战争精神，他就应该早早放弃参战的想法。不过后来，意大利游击队对德国国防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从中倒可以看出意大利人民并不是完全缺乏战斗精神的。
意大利军队的表现并没有超出我们对于南欧人的意料，他们的训练更像是花架子而非为了战斗。他们的军营不适合作战训练；他们潜艇的潜水表演和空军的特技飞行都不适合真正的实战。他们也没有足够重视小型编队到整个军种的合同作战训练，当然后者也是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共同缺点。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他们缺乏大型训练场地。而更糟糕的后果是，在战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仍缺乏良好的武器和装备。因此，要求一名士兵在只装备了4厘米反坦克炮和仿真坦克等低劣装备条件下去阻止重型坦克的进攻，或者驾驶装甲过薄、火力不足的坦克去冲击敌人的现代化部队，或者在与敌人现代化舰队作战中操作没有夜战设备或仪器的船只去定位并攻击潜艇，或者使用速度较慢、弹药不足的战斗机去与配备最大功率发动机的飞机进行战斗等，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在城市中，甚至连装样子的防御力量都不存在，只有一些中世纪的火炮和一个形同虚设的空袭防御系统（其中没有雷达，没有相应的通信系统，也没有便捷的防空洞），这实在是高估了个人勇气和平时纪律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不加区别地谴责意大利士兵素质低下或不适合长期顽强战斗，那是错误的。墨索里尼及其和平时期的国务大臣们必须为此负责。如果他们了解这些严重的缺陷，最初就应该远离战争。他们的另一个错误是太依赖于意大利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却从来没有生产过，他们应该采用经过战火洗礼的德国武器，并获得许可进行生产，例如德国最新型号的坦克和9厘米防空炮。
尽管意大利军营明显缺乏作战训练设施，但他们的军队纪律远远达不到我作为一名德国军官所持的标准。只要简单地观察一下卫兵的换岗，就会发现意大利士兵对他的职业毫无热情。也许身为一名完全不同的北方人，我用来判断的标准是错误的，但我认为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把这种令人不满意的情况首先归因于官兵之间缺乏接触。意大利军官的生活与部下互相隔离，并且由于对部下的需求一无所知，他就无法在必要时满足他们，因此在危急情况下也就失去了控制。意大利列兵的口粮，即使在战场上也与军官大不相同。口粮的数量与军衔成正比，更不用说，随着数量的增加，各种珍馐美味也会越来越多。军官们单独吃饭，常常不知道他们的士兵吃了多少或吃了什么。这破坏了同生共死的战友之间应该普遍存在的同志情谊。野战厨房车有助于消除这种差别，却无法受到意大利军队的青睐。我经常向卡瓦莱罗指出，这种现象会严重影响士气，但没有得到全力支持。事实上，我自己发现，我们德军的野战厨房车已经完全被意大利士兵所包围了。另外，当我在意大利军官餐厅里接受款待时，那里伙食标准比我自己的参谋食堂提供的食物要好得多。1944年，格拉齐亚尼（Graziani）元帅被迫采取果断措施，确保其他所有军衔的军人都能按时获得全额薪水。在我看来，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最需要特别干预的。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不是要夸大意大利军队的错误，只是为了说明他们的部队经常出现的问题。我并不是说，他们的官兵关系无论如何都处不好。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错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意大利的普通士兵天生正直，并且可以成长为一名坚强而优秀的战士。我见过太多由意大利部队或个人缔造的英雄主义事例，如在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中的“福尔戈雷”（Folgore）空降师，在突尼斯（Tunisia）战役中的炮兵部队，在海军突击艇和鱼雷艇上奋战的船员，在鱼雷轰炸机编队中英勇的飞行员等，都令人无法忽视他们拥有的绝对信念。但在战争中，起决定意义的并不是这些孤立的英雄主义行为，而应该是军队的日常训练和战斗精神。
另外，意大利采取了中欧军事强国普遍运用的战略原则。我见过许多三军指挥官，他们都是一流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我发现意大利军种部门的工作制度与其他国家都是一致的。当时有个普遍观点，认为意大利初级军官基本不了解军种的规章制度，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进行印证。我并不认为他们在运用这些规章方面缺乏实践，相反，我认为是最高统帅部的活跃直觉与执行单位之间存在不协调，这应该是造成大量失败的原因。行政工作也许制定得很细致，但执行情况却很糟糕，无疑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他们南方人的性格特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居然严重忽视了岛屿甚至是本土的沿海防御工事，而在巴尔博离开之后，现代化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也变得停滞不前了。
毫无疑问，我需要抓紧时间熟悉自己的新战线。我视察了德军部队，并与隆美尔和意大利指挥官保持着联系。我的第一次视察是前往西西里岛。那是一次糟糕的经历，因为冯·波尔在飞往那里见我的途中，迫降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直到他从困境中获救，我才放下心来。不过，意大利海军和空军的帮助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接下来是前往北非。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对隆美尔的不满，并了解到了德意两军的不同之处。我也遇到了非洲战区的空军指挥官、经验丰富的弗洛里希（Fröhlich）将军，他正面临一个麻烦，即第10航空队的总部在雅典，接受命令的距离太过遥远。我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还认为，能力出众的空军中将盖斯勒（Geissler）对隆美尔产生的影响太小，所以我现在让非洲战区空军指挥官直接接受南方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我又拜访了克里特岛的指挥官安德烈（Andrae）中将，借此了解了那里的问题所在。
这些走访的结果让我进一步确认了必须要消除马耳他岛对我们交通的威胁，并让我真正认清了地中海战区对整场战争的决定性意义。如果我当时知道海军上将雷德尔在放弃“海狮”计划之后也看到了对抗英国的战争重心位于地中海，我们就可以共同努力，这样或许能够成功地将我们的主力部队转移至这个战区。在此时此刻，又是希特勒的保密政策发挥了作用。
我们当时还不能对马耳他岛发动决定性空袭，因为我们在西西里岛的空军基地尚未准备好接收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而这些部队也还没有开始分配任务。通过对英国岛屿开展一系列空袭以及加强对我们运输队的保护，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由于德国军队训练有素，结果出人意料的好。在1942年1月和2月，我采用统计学数据向位于罗马的帝国元帅报告，局势已经得到扭转，我们的航运损失从70%～80%降低至20%～30%。然而，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尽管我们可以为隆美尔的胜利感到沾沾自喜，这也使隆美尔更容易决定采取攻势，但就北非而言，供应问题仍然前景不明。
一次又一次，有时还是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支持下，我敦促戈林和希特勒通过占领马耳他岛来稳固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我甚至说服了隆美尔支持我。但直到1942年2月我的计划才成功地获得批准。当时是在元首总部的一次会晤中，大家逐渐变得激动起来。会晤结束时，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用他的奥地利口音对我说：“沉住气，凯塞林元帅。我马上批准！”这也从侧面彰显了总部内部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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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供给情况。为什么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提问很有趣，值得详细地讨论一下地中海战区的局势。
人们会本能地认为，意大利人凭借强大的舰队以及位置优越的西西里岛和潘泰莱里亚岛（Pantelleria），能够控制住他们的地中海，或至少可以封锁突尼斯城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峡。我带着这种纯粹理论性的信念来到意大利，但很快就发现理论和事实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我们的运输队要顺利成功地完成任务，必须需要各种前提条件。首先，它需要一个头脑清醒的指导机构。这在一开始就不存在，不过卡瓦莱罗并没有对建议充耳不闻。从1941年底开始，他几乎每天都会举行会议，出席者包括所有重要的国务大臣和部门首脑。我也会亲自参加，如果我无法到场，就换成冯·林特伦将军，卡瓦莱罗则担任会议主席。海军统帅部组建了一个后勤常务委员会，由各兵种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在理论上坚持一项原则，即前线随时需要的每一种补给物资必须在地中海两岸的仓库和存放点中都保持满载状况。而事实上，这一预期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在1942年和1943年，尤其是非洲的港口和仓库遭受了大量空袭，让这一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意大利的后勤情况比我们的稍好一些。他们的优势是在自己帝国范围内行动，他们的补给来源相对较近。毕竟，他们只有一个战区要补给。在和平时期，的黎波里塔尼亚有自己的驻军，因此也有配套的商店。由于缺乏直通列车，殖民地曾建设了一个效率不错的重型汽车运输系统并配备了相应的柴油车辆库存，这在燃油问题仍很严峻的情况下，成了一笔额外的资产。更大的困难是，民众和军队都必须从海外获得补给，甚至连木材也是如此。当地产量在不断提高，但仍然不足。
不幸的是，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武器装备不一致，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都无法通过彼此交换来相互支援。甚至是口味上的差异都让伙食配给变得更加复杂，德军士兵只好艰难地放弃统一的德式口粮，转而被迫接受热带地区的伙食标准。
在海上运输方面，我们可以集结一支强大而多样化的意大利商船队，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德国船只。这些德国船只性能完好，是在宣战之时被困在地中海的。除了横跨亚得里亚海通往希腊和海上小岛的交通线之外，当时的海上航线并不畅通。按说拥有如此多的船只应该够用了，但很不幸，事实并非如此。依我看来，导致这一状况主要是以下这些原因：意大利造船厂沿袭和平时期的工作方法；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码头分配不完善；意大利船东不愿意承担风险，担心一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无法要回自己的船只，但他们没有想过，如果意大利战败了，他们同样可能会失去自己的船队；没有把商船队编入海军；商船停靠的港口分散遥远，而且各船的速度差异较大，难以组成运输队；最后是燃油和煤炭非常短缺。
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只能慢慢地加以弥补，甚至可能无法都补上。全民动员的概念完全不符合意大利人的性格。
抵达阿拉曼阵地后，由于可用的船只仍然太少，我们无法长时间维持被拉长的补给线。在这个节骨眼上，尚不具备夺取马耳他岛的条件，使用突尼斯城和比塞大（Bizerte）作为补给基地的计划被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出于体谅法国的原因而否决，而从克里特岛到图卜鲁格的新开航线又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缓解，所以此时必须采取新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调集U型潜艇、炮艇和驱逐舰来帮助运输体积较小的补给物资，使用空中运输编队，最后甚至还征募了适于航海的近岸帆船来进行单次运输。
此外，还有一个大规模建造小型船只和平底船只的方案。基于我们的经验，航行能力为15～16节的小型船只和6～10节的微型船只，例如海军的驳船和西贝尔渡轮，是不会受到鱼雷攻击的。给它们装上小口径武器，并在其中搭配火力强大的西贝尔渡轮，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损失。在平静和温和的海况中，它们可以安全渡海而不会冒什么风险，甚至在紧要关头还可用于风浪等级5～6级的情况。而且，它们可以更容易地提高卸货作业的速度，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避开受到空袭威胁的港口，在海岸边卸货。如果在黑暗的掩护下能调用快速船只来执行一部分任务，那将是极大的助力，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造这些船只。
南方战区司令部下令优先建造至少1000艘小型船只（即海军的驳船和空军的西贝尔渡轮），还包括一种约400吨的新型木制船只和500～600吨的海军特种船只。然而，尽管建造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但德意两国装备制度之间的无休止摩擦却拖了后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地中海战区
油轮问题自始至终都是重中之重。由于油轮是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对它们进行专门保护就成了必要条件。由于单靠伪装几乎毫无作用，我们不得不尽快找到新的弥补办法。汽油本就非常稀缺，如果损失掉一艘4000～6000吨的油轮，就意味着这个缺口几乎无法补全。潜艇、炮艇和驱逐舰几乎都用来运送燃油，甚至连小型船只都征用，还有空中运输联队每天也会运输200～500吨的载荷。
装甲部队和机动车辆对航空汽油的消耗也必须加以考虑。正如海上的油轮一样，地面上的汽油库和运输燃料的机动车队也是敌军眼中的“香饽饽”。这样一来，我们短缺的燃料供应中又会有一部分损失。即使我们在1942年8月以前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挫折，但我们的汽油短缺对战斗造成了致命的影响，结果甚至连最基本的行动也往往无法进行。
意大利舰队的庞大规模足以保护他们所有的运输队，但德国军队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是在1942年底，才有一艘在希腊船厂建造的驱逐舰服役，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德国的U型潜艇部队——勃兰特（Brandt）上尉就是其中的一名优秀指挥官——会根据情况在地中海的东部或西部，主要是在直布罗陀（Gibraltar）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等主要港口附近，伏击英国的护航队，这间接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们的成功次数不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在护航工作中，通常只使用轻型军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动用巡洋舰。小型船只的适航性是有限的，因为在5级风浪的海况中，它们大多数就会掉队。鉴于这种局限性，就导致了在海况平静时，也就是在好天气里，英国海军和空军部队会集中它们所有可用的兵力，从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埃及和叙利亚等地蜂拥而至，这时如果运输队中没有护航部队的话，仅凭自身少量的反潜和防空火力，在面对敌军的袭击时，将会变得无所适从。
除非船长很善于对付鱼雷，或者我军有足够的时间或兵力来拦截敌人，否则运输队中至少会有一艘船被击沉或被击伤。另外，虽然暴风雨天气能够起到相当大的掩护作用，有时甚至能完全阻隔敌军，但此刻运输队也无法出航，因为护航舰船经受不住大风。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呼叫巡洋舰为运输队提供快速支援。我们陈旧的炮艇和驱逐舰一直忙而不休，要进行全面检修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这些浪费的时间会严重影响我们护航舰艇的调配，甚至无法满足最低需求。结果，由于运输队在港口滞留，导致许多十分急需的补给物资的运输被严重延迟。
通过接管和调配在法国南部港口停泊的船只，重新启用这些船只，确实帮助我们在极其关键的时期（1942—1943年）取得了暂时的改善。然而关于能否使用泊在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的潜艇和三艘大型快速驱逐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这其实就意味着拒绝给我们使用。这也体现了联合指挥部的一个弱点，它看重的是名声和战后情况，而非如何充分调用所有的海军资源。
但是我们还是尽全力想了一个办法。为了应对短缺，我们呼吁德军通过为意大利舰船安装定位仪器、培训炮手、派遣德国教官等方式来换取燃油、原材料和零部件，不过这些措施落实得太迟了。
地中海战区的另一个特点是敌方间谍系统的出色发挥和广泛的破坏力，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影响程度，可能连里卡尔迪和圣佐内蒂海军上将也不知道。我们怀疑我们的护航时间被泄露了，但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
总之，我们的反制措施总体是有欠缺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许多舰船被击沉，很多人丧生，这都是海军上将毛杰里（Maugeri）的叛变所造成的。
意大利海军都是宝贝疙瘩，因此使用起来很谨慎，这在内部也带来了特殊的麻烦。不过我们还是有3次设法克服了这些困难，让它们出海执行任务。更麻烦的是它们分散驻扎在不同的港口，要集结它们既费时费力又浪费燃料。结果，这些战舰要么没有准备好出海，要么燃料不足，要么就停进船坞中。同样由于缺乏燃料，大型编队的演习也无法得以开展。射击训练也极少组织。此外，意大利海军还存在严重的技术缺陷，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晴天舰队”的绰号。这些舰队的适航性总是让人不放心，需要加强空中保护，而且由于轴心国空军在地中海战区的力量有限，所以这些荒谬的要求就落在了德国空军头上，但德国空军已经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保护运输队上，飞行员的出动架次已占所有总数的75%～90%，潜力也被完全榨干。即使意大利舰队意外进入英国舰队的最远射程并进行了零星交火，它们也会不得不在黄昏来临之前结束战斗，然后逃往最近的港口，如塔兰托（Taranto）或墨西拿，因为它们毫无夜战的能力。
意大利的造船政策是另一个让人愤怒的原因。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舰队，尤其是他们的主力舰队，已经毫无用武之处，这时船坞中挤满了战舰但同时物资也很短缺。这时他们还是选择让“罗马”号战列舰的建造完工。墨索里尼毫不在意他的军备政策已濒临破产，反而对此充满自豪，在亚得里亚海检阅了他的这一“技术奇迹”（该舰于1943年从拉斯佩齐亚港叛逃至马耳他岛的途中被一枚德国制导炸弹击沉）。我相信其他主力战舰也会完工或投入服役。即使是外行人也可能看出来，按照目前的情况，本可以采取一项符合实际的建设政策，通过多种途径来缓解供应问题。墨索里尼宣称他会在决定性时刻派遣整个舰队参加行动，但我早就不相信他有机会实现这一意图。
总之，我只希望我已尽最大的努力来客观地描述局势。我无意提出攻击性的批评意见，我非常珍视意大利人向我展示的战友情谊，我有太多的机会来见证他们无私的工作。我与空军统帅部国务秘书福吉埃以及许多其他意大利飞行员建立了亲密友谊，这都切实保证了我对他们空军的批评是客观的。
意大利战斗机只能用于纯粹的保护目的，参加作战行动的是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偶尔还有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我已经坦率地表达了我对他们技术的看法，换言之就是效率低下。
我的结论是，意大利战斗机在威胁较小的地区尚堪使用，包括第勒尼安海以及在班加西（Bengasi）和的黎波里（Tripoli）附近的海岸地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亚得里亚海和帕特雷湾。地中海、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南部以及爱琴海上空的危险区域则要交给德国战斗机中队，包括Ju-88和Me-110等夜间战斗机编队，它们也适合执行部分任务。我们为非洲前线的行动分担了压力。从1942年春季起，我们的运输队开始增加1～3架携带深水炸弹的战斗轰炸机来护航，负责发现和对付敌人的潜艇并执行警戒任务。他们也会得到鱼雷艇的支援，或用深水炸弹——有时也用航炮进行攻击。对于浮在水面上的潜艇，使用2厘米航炮至少可以起到使对方下沉的效果。
行动的指挥权掌握在第2航空队作战参谋手中，他们向第2、第10航空大队以及非洲战区空军指挥官发出命令，并在需要时呼叫意大利空军统帅部联合行动。
所有德国飞机都配备了副油箱，所有空海搜救飞机随时准备起飞，所有搜救船只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出海，雷达也指向了主要战斗方向。运输护航队的实力部署受危险程度、天气状况、时间以及运输队的速度、规模和重要性决定。黄昏时分，备用的战斗机（Ju-88和Me-110）将单独接管护航工作，因为其他战斗机必须在夜幕降临前着陆。空中掩护的兵力少则2架飞机，多则16架飞机。在局势困难时，试验型飞机（Ju-88和Me-110）也会被征用，这发生过几次，当时编队必须需要一架配备有测向仪的飞机进行引导。如果发现敌机接近，所有做好准备的战斗机都会在敌方袭扰运输队之前出动拦截它们。当然，由于我们战斗机的航程有限而飞越海洋的距离遥远，出动这些架次都需要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同样如果报告说航线中出现了英国海军舰艇，那么所有可用的战斗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编队都会起飞。
这些架次要突破敌方强有力的防空弹幕，这对飞行编队造成了难以置信的压力。被击落通常意味着葬身海底，但不时也有轰炸机机组人员成功获救，而且盟军舰船也报告说，他们搭救了在海上跳伞的飞行员。无论如何，我们把敌军飞行中队拦在了运输队之外。
这份对于运输队保护制度说明足以显示，轴心国的空中力量已经不堪重负，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在高负荷运转，更不用说遭受的破坏或损失了。从战术的观点来看，使用空军来保护运输队是事倍功半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宝贵的飞行时间。然而，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且也无法避免其糟糕的副作用，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越来越难以出于纯粹的战斗目的而进行分配。由于对编队的整体要求不断提高，机组人员的休息时间也不断被蚕食，这一切都是拜频繁的海上飞行所赐。
在1941—1942年，德国和意大利都没有组织过任何专门的空中运输编队，每个战斗机中队都只能依靠自己的运输机来满足本地的需要。这种做法第一次用在挪威和克里特岛的军事行动，后来又用于1941年至1942年冬季的苏联前线，而对荷兰的空降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则属于准备阶段。从那时起，运输机飞行员就在他们自己指挥官的组织下成立了飞行联队，其中有两个至三个联队来自西西里岛、意大利、希腊、克里特岛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它们在我的指挥下参与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中，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由于这些飞行不完全是在夜间进行，所以必须有战斗机护航，或至少在拂晓时进行护航，并在目标机场做好防御。它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有一次六引擎的“巨人”号运输机出航执行任务，它的效果更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飞行没有任何损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春天。当时一个由Ju-52组成的运输机联队和一个由六引擎“巨人”号组成的中队在突尼斯附近被敌方战斗机捕获，几乎全军覆没。我们的损失给了美国记者大肆发挥的机会，但这次失利并不是由于第2航空队的缺点或鲁莽所造成的。
尽管有所谓的动员物资储备，但这绝对是相当不够的。意大利的煤和石油几乎不够满足自身的需要，在这两方面都需要德国的帮助，当然德国自己也因战争需求而缺乏石油。结果是虽然双方都选择了易货贸易，但大家都不满意。另一个后果是，微薄的石油库存分散储藏在相距遥远的仓库里，无法随时凑齐一支运输队所需的油量，因此会造成延误。如果确实短缺，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意大利公海舰队的储备物资，甚至有一两次还清空了战列舰的油箱，以便能够优先满足护航舰队的迫切需要。当然这同样又造成了新的延误和其他问题。总之值得赞赏的是，雷德尔海军上将慷慨地回应了意大利海军的求助，而德国第2航空队也同样帮助了意大利空军统帅部。
煤的重要性略微次之，因为我们能够足量满足此地货船和运输船的需要。
很难说这些情况本来能做得更好，那成了“事后诸葛亮”。当然，只有德国人一直在付出更多，而意大利人则在节俭地使用他们的资源。但毫无疑问，由于上文所述的困难，必要的护送难以及时组织，因此在地中海战区白白错过了很多次可以运输的有利时机。
现场装卸控制并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但我通过一些间接隶属于我的德国机降军官了解到了货物短缺的情况，并在走访港口时证实了这些抱怨并没有错。我向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提交的报告促使希特勒于1943年派戈林——后来又派过邓尼茨（Doenitz）前往意大利，以支持我对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空军统帅部提出的要求。戈林召开了很多次会议，进行了多次视察，并召集了商船建设委员会成员来解决最显著的缺陷。情况有所改善，但一直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物资装卸部门的工作太松散了。他们对于物资运送和装载的协调能力极差，令人恼火。空袭警报也被不必要地拖延。卸载的物资无理由地长时间停留在码头上，有时就这样成为炸弹的牺牲品。
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在此地配齐了足够的高射炮防御，几乎所有的高射炮都来自德国。但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前线机场和装甲部队的防空水平。
南方战区司令部已经在突尼斯配备了一支后勤管理参谋团队和一名德国空军供给处的前高级军需官，我必须承认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在班加西或的黎波里，装载一艘运输船需要2～5天的时间，而在突尼斯城或比塞大，同样的工作只需要半天至两天。如果接到猛烈空袭的预警，船只会被拖离码头，停进港口或海湾，因此避免了许多损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艘油轮贸然驶离防守严密的图卜鲁格港，结果遭到摧毁，这一战术失误逆转了此前隆美尔从阿拉曼发起攻势而打下的有利局面。
由于大船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而且我们在卸货方式上存在缺陷，所以我更加青睐于建造小型甚至微型的船只。这样的小船只有少部分会损失在运输途中，并且几乎不会在尚未卸货时就在港口被击沉。这还促使我发布了另一项命令，即坦克等贵重货物只能用渡轮或平底船运输，在大型船只上最多只能装载6辆。对付空袭最有效的防御办法就是部署两支高射炮部队并给它们配备6～20门高射炮。
运输队必须适应各种形式的空海护航情况。来自特工、U型潜艇、飞机和无线监测部门的侦察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在制定决策时过分重视这些无法核实的报告，结果想完全回避所有冒险行动或主动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优秀的侦察工作还是要与灵活的领导和适用的舰船相一致。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供给保障值得称赞。要知道，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陆军和空军部队已经被击溃，他们退到了位于苏尔特的阵地，却没有任何物资库存，唯一的补给只能取自被困在阿格海拉（El Agheila）湾中的一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