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21日—30日，隆美尔从昔兰尼加直至卡扎拉实施反击；4月2日—5月10日，德国空袭马耳他岛；5月26日，隆美尔组织德意联军发起新的攻势；6月11日，占领比尔哈凯姆；6月21日，占领图卜鲁格；6月23日，隆美尔穿过埃及边境；7月1日，隆美尔进入亚历山大港西南约60英里的阿拉曼；德意攻势受挫；8月30日—31日，隆美尔试图在阿拉曼发起新的攻势，但最终失败；10月23日，英国反攻，阿拉曼战役开始；11月5日，隆美尔撤退。
当我抵达地中海战区时，隆美尔已经开始从图卜鲁格撤退到苏尔特湾。在必要的休整和维修之后，他又于1942年1月21日发起了反攻，一直打到卡扎拉（El Gazala）。这两次行动都是隆美尔最擅长的。我对此印象尤其深刻，他的打法让我大开眼界。在这两次行动中，我都要充当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隆美尔之间的调解人。如果隆美尔能够主动向意大利方面做出让步，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会使他们的针锋相对变得缓和或隐晦一些。隆美尔的撤退本身就对意大利的非洲司令部以及罗马统帅部造成了打击，而且无论对与错，卡瓦莱罗伯爵和巴斯蒂科元帅都认为隆美尔的决定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是对轴心国伙伴关系的威胁。
我们于1941年12月17日在贝尔塔（Berta）举行会晤，但会上没有达成一致。尽管隆美尔无视意大利人对他的机动战略的反对，但也承诺将来会调整机动部队的行动，使之与其他兵种相协调。我试图从中息事宁人，向他们保证在意大利步兵开始撤退之前，我不会放弃德尔纳及其邻近机场等要地。
这次行动实际上是按计划执行的，没有造成致命的损失。就像通常类似的撤退一样，步兵师很快就退下来了，隆美尔无须对原计划进行重大修改就能把战线拉直。不用说，我们的空军和高射炮手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1月21日，隆美尔决定反击，这是他的作战指挥官韦斯特法尔（Westphal）提出的主意。有一天，韦斯特法尔驾驶着他的“白鹳”式侦察机飞越敌人防守松散的前线时产生了这个想法，并马上得到批准，以最快的速度和保密的方式开始准备和实施。隆美尔习惯于对意大利军队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们自己的行动计划。毫无疑问，奇兵制胜的首要条件就是绝对保密，而为此所做的一切手段当然都是正当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行为会增加联军指挥的难度——毕竟，隆美尔还是隶属于巴斯蒂科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开始行动后，我把进攻的消息通知了在罗马的卡瓦莱罗。他担心会再次失败，情绪变得异常激动起来。在我的建议下，他于1月22日同我一起飞往非洲。不过，他没有去见隆美尔，而是先去了意军总部，我也把精力放在了我的空军和后勤工作上。
1942年1月，我们对英国军队的实力、部署和战斗素养都有了清楚的了解。我向卡瓦莱罗保证，隆美尔的攻势，即使被遏止，也不会成为一场豪赌。英国军队部署分散，资源供给紧张，因此我们有机会占领班加西，这反过来又将确保我们的补给线。在与意大利人进行了一番争论之后，大家终于在攻击有限目标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我在这些讨论中发挥了调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这场行动，这与我自战争以来所思考的一致。卡瓦莱罗在他的日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不希望再冒任何风险，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承受新的挫折。
尽管达成了一致，但我知道隆美尔会做什么。在节节胜利之时，他不会停下脚步，直到迫使敌人放弃抵抗为止。我是对的。我们疲惫不堪的部队再次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发起了攻势，并得到了非洲战区空军指挥官的大力支持，从1月30日开始一直推进到所谓的“卡扎拉防线”。这次胜利的荣耀属于隆美尔，他在装甲集群和大胆突袭方面成了当时无与伦比的领袖。
尽管在非洲的德意空军力量很弱，但他们仍然优于英国。德国战斗机控制了战场，英国人对俯冲轰炸机的恐惧与我们士兵对其喜爱程度不相上下。然而，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英国飞机在班加西上空使用照明弹进行“魔法照明”。这种举措给我的印象是，对方正在使用强大的轰炸机部队，照明区域内的所有行动都要停止。
我讲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只是因为它非常特殊。1月23日，我自己驾机载着卡瓦莱罗出席会议。因为停机坪上只剩下这架飞机，所以卡瓦莱罗坚持要我陪同他。会议持续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所以我们在返程起飞时太阳已经下山，而在阿格海拉降落时，天色已经完全漆黑。就这样，一名德国元帅驾驶着一架不适合夜间飞行的飞机载着意大利元帅飞越了沙漠，将这位心惊胆战的乘客安全送到他众多将军的怀抱之中。他们在着陆后拥抱亲吻，热情之高超出了我的想象。
1942年2月初，随着隆美尔在卡扎拉防线上的反攻被遏止，德意联军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处境与英军第8集团军在班加西的处境大致相同。这一成功的进攻震撼了敌人。英军恢复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兵员和物资的补给情况，尤其是当前这个不适于作战的季节即将结束，而且他们的补给线也在逐渐缩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整修班加西和德尔纳的港口。在占领后的几天内，第一批船就可以卸货了。特别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之前德军遗留的完好无损的弹药和其他物资，这算是海上补给之外的一笔意外之财。
尽管出现了这种出乎意料的有利情况，但现在迫切需要加紧完成我们对马耳他岛的空袭准备。鉴于非洲的局势，拖拖沓沓其实是紧张的表现，只有成功地占领才能使得一切拖延都变得有意义。
在西西里岛第2航空大队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相信每个人都理解了这次袭击的详细指示。当我检查编队时，我发现他们充满自信和渴望。第2航空大队接到的命令基本是突袭并摧毁敌军的战斗机，至少要重创它们，使它们不会对随后的轰炸空袭带来重大威胁；并且要在很短的间隔内攻击3个机场，可以使用重型炸弹、轻型杀伤炸弹和机关炮来摧毁地面上的飞机，保证跑道暂时无法投入使用。
轰炸机进一步空袭的目标是机场、港口的设施和运输队，城市本身将得以幸免。白天的攻击是集中、连续的，并得到战斗机强有力的保护，不仅使轰炸机远离英国战斗机的袭击，而且能将它们一扫而光。
在夜间，主要使用单架飞机不断进行骚扰性袭击，阻碍对方的清理和维修工作。该方案还计划使用俯冲轰炸机击沉驶往该港口的几艘补给船，并布设水雷以封锁港口入口。
这项方案使各有关方面都承担了艰巨的任务，但是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完成的。有几个因素加大了这场攻岛战斗的难度。首先，在机场和港口周围，敌方利用岩石开凿出一些天然掩体，可以保护飞机和仓库，即使是最重型的定时炸弹也不能对它们产生真正毁灭性的影响，甚至我们试图使用战斗轰炸机来炸毁入口也没有成功。只有使用小口径炸弹（接触引信）进行地毯式轰炸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英军强大的防空力量都集中在海岸边，并受到海军防空炮的支援，它们共同保卫港口，形成了一道火力屏障，只有勇敢的飞行员才能穿过，而我们就在此损失了许多飞机。
俯冲轰炸机最脆弱的时刻是俯冲随后拉平的时候。这些动作限制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且无法保持队形。此时此刻，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只有派遣战斗机同时一起俯冲，并派遣专门的战斗机在拉平阶段来保护它们。英国战斗机的勇敢精神和操控技巧也值得肯定，尤其是它们从高空（3万～4万英尺）俯冲穿过德国轰炸机编队时，其完美操控飞机的能力令人敬佩。我们还必须对卸货的组织工作表示敬意。进入港口的船只和油轮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卸货，然后这些货物就可以储存在海边的地下放炸弹仓库里。
第2航空大队在这次袭击的策划和执行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们足智多谋的杰出参谋长戴希曼（Deichmann）中将在这里值得大书特书。
对马耳他岛的空袭暂时中断是由于我们让攻击部队转而攻击其运输队，而击沉运输队是成功占领该岛的必要条件。通过艰苦的战斗，除了几艘船外，这些运输队基本都被摧毁了。
1942年4月2日，主攻开始了。到了5月10日，我认为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任务成功完成，我们从意大利到非洲的海空补给线得到了保证。本来在空袭后占领该岛是易如反掌的，但事实上无人去做。这是德意联军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后来自食其果。在战斗中，德国空军的袭击都限制在纯军事目标上，这是值得赞扬的，并已得到英国人的承认。
由于这次进攻的成功，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认为紧张的局面已经缓和，因此把我们空军大部转移到了东线。当然，在地中海也留下了足够多的部队来监视马耳他岛，遏制敌人的海上运输活动，保护我们自己的交通线，这样就不需要求助于非洲战区空军指挥官了。然而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队实力越发不足，无法摧毁岛上的要塞，也无法阻止其获得补给。
意大利在战斗开始时错失了占领该岛的机会，这将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被载入史册。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很快就认识到该岛的极端重要性。然而，尽管我不断重申占领该岛的理由，并在后来得到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隆美尔的支持，但他们在空袭该岛后就安于现状了。他们故意拒绝纠正前一个错误，但这种做法却导致了第二个根本性战略错误，使得地中海战区司令部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与南方战区司令部的态度相反，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一直表现得犹豫不决。1942年6月26日，在西迪拜拉尼（Sidi Barrani）召开了极其重要的元帅会议。在占领了图卜鲁格之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偏离了我们最初既定的战略方针，同意隆美尔关于继续向尼罗河（Nile）进发的建议。这一决定改变了北非的命运。总结一下我的反对理由：
隆美尔之前向我们汇报过当前局势。他宣称，实际上没有任何重要的反对力量，他可以在10天内就带领他的军队开进开罗。对此我回答说：
“即使我承认隆美尔对地面上的局势有更深入的了解，但这仍然无法打消我的疑虑。当然，我同意，如果确定不会遇到新的抵抗，就应该尽可能地追击败退的敌人。但是，如果继续前进，即使只有最低限度的战斗，装甲车辆和机动车辆的故障率也肯定会大幅提高。到目前为止，这一数字一直高得惊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指望找到替补部队。即使目前英国在埃及还没有值得一提的后备军事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来自近东的第一批增援部队已经在路上了。
“不过，我有资格代表德国空军发言。我的飞行员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在尼罗河沿岸得到休整。他们的飞机也要大修，但供给完全不够。他们的对手活力十足，并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进一步增援。作为一名飞行员，我认为攻击一个防御完善的空军基地是疯狂的行为。鉴于空中支援的重要性，仅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必须拒绝继续向开罗推进的提议。”
隆美尔在卡瓦莱罗的要求下重新考虑了他的观点，但他坚持自己的乐观看法，仍然保证在10天内进入开罗。
巴斯蒂科和卡瓦莱罗表示同意。当军队进入埃及首都时，“领袖”来到了非洲。
希特勒给我发无线电报称，这一决定的做出与我无关。我仍然感到遗憾，因为占领开罗对于缓解我们的供给困难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只有在占领亚历山大港后，我们的补给线才能称得上是安全的，而且要想挫败来自亚丁和叙利亚的攻击，还需要轴心国提供足够的防御部队。而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部队，也没有足够的兵员。
在1942年春季，南方战区司令部和非洲战区装甲集团军一致认为，下一个行动目标必须是马耳他岛和图卜鲁格，而且如果不占领马耳他岛，只占领图卜鲁格是不够的。从雅典到克里特岛和从克里特岛到图卜鲁格的海上航线，都处于英国驻埃及的海空军基地有效打击范围内。这要求调用强大的护航部队，但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因为我们还需要保护从意大利出发的运输队。此外，东线的紧急局势使得经由希腊运送补给品和替补部队尤其困难。
隆美尔和我之间只有一个分歧点，就是这两项行动的执行顺序。保护海上航线和接收港口属于我的管辖范围，因此我向希特勒建议，占领马耳他岛应具有优先地位，以此为基础再对图卜鲁格发动地面进攻。尽管希特勒同意这一顺序，但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1942年4月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表示支持隆美尔的计划，即首先从卡扎拉发动地面进攻。我对于地面战术也很熟悉，能够理解隆美尔的急切，而且对马耳他岛的进攻准备还没有彻底完成，不足以立即开展行动。我想这可以为我的让步辩护，因为要让留给英国人集结部队的时间越短，我们就应该越早达成我们的最终目标，即稳定意大利和埃及边境。在非洲取得胜利后，对马耳他岛的进攻就顺理成章了，届时我们的准备工作也能够完成。因此，隆美尔和我之间的意见冲突直到占领图卜鲁格后才变得尖锐化。
希特勒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必须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共同为这一错误决定负责。诚然，一旦隆美尔让他的宣传机器运转起来，他们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就会急转而下。
德国最高统帅部一直以来就习惯于从大陆战争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海外战场并不合意。它完全没有理解地中海战区的重要性和非洲战场的特有困难。它没有制订出任何明确的计划，自然也无从遵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个人感情也使他无法干预地中海战事的进展，并且即使是在必须干预的时机也会放任不管，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他的口头语是：“墨索里尼在开罗。”
在那段时期，隆美尔对希特勒几乎产生了催眠般的影响，使得希特勒几乎无法客观地看待当时的局势。这一奇怪的现实无疑解释了我之前收到的那条命令，当时希特勒在对图卜鲁格战役胜利的期待以及可能还有隆美尔的喉舌贝恩特（Berndt）博士的鼓动下，他对我说：“不要干涉隆美尔的作战计划，要全力支持他。”
后来，希特勒当然很高兴，因为在图卜鲁格的胜利给了他一个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取消令他不快的马耳他计划。在这一点上，他找到了唯唯诺诺的戈林。戈林担心这会变成第二次代价高昂的“克里特岛战役”，产生“巨大”的伤亡，尽管这两场行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我一再告诉他，经过4月和5月的空袭之后，我们可以用最少的兵力和最低的损失占领马耳他岛。如果我们把袭击向后推迟，那么需要付出的努力会更大且代价更高。与此同时，在意大利方面，其最高统帅部也不得不面对海军统帅部重新出现的犹豫。
由于决定向尼罗河推进，“马耳他行动”被搁置。结果我们试图进军埃及却损失惨重，并且由于将准备派往马耳他岛的陆空部队都转移到非洲，最终导致这一计划化为泡影。
总之，这是一个让战争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失败对整场战争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1942年冬季攻势的巨大胜利以及对卡扎拉前线的巩固，缓解了1941年12月撤退的不利影响。隆美尔已经发现了英国军队的弱点，于是他对自己领导力和军队实力的信心再次高涨起来。他认为时间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必须考虑到英国军队的实力会大大增强，士气也会恢复。他也知道，自己军队的锐气在沙漠中打阵地战是难以长久的，此外，牵制敌人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毫无意义。继续拖延会妨碍既定攻势的实施，这一点我也认可。同时，基于我们对马耳他岛的成功袭击，他要求增加供应的要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到5月初，隆美尔的军队，包括其所辖的意大利军团都已齐装满员，甚至还有一定的后备力量。
作战计划是隆美尔拟订的，并与非洲战区空军总司令霍夫曼·冯·瓦尔道中将进行了讨论。后者有义务与意大利空军指挥官共同作出安排，我对他们充分信任。海军合作也纳入讨论之中，决定由海上迂回攻击敌方，然后又讨论到补给问题，这些问题交由海军上将魏肖耳德（Weichold）解决。
这次行动的核心是出其不意。目标是对英国前线实施毁灭性打击，同时从沙漠发动侧翼进攻，随后从海上运送小股精锐突击队作为补充。
第二阶段是对图卜鲁格的包围和占领。隆美尔打算加入决定性的侧翼纵队，但仍然保持对整个行动的指挥。前线指挥官是克鲁韦尔（Cruewell）将军。
作战计划简单明了，虽然已经得到巴斯蒂科元帅的批准，但我不太喜欢其中关于命令传达的安排。曾有一次由于隆美尔留在了侧翼，结果他没有在现场指挥战斗。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固定的作战指挥部。
突袭开始后，部队与隆美尔的联系遭到切断。对我们的飞行员和克鲁韦尔将军都同样重要的报告也出现了偏差。坦克之间的攻防大战已经混作一团，这加剧了空中侦察的难度，投下的每一枚炸弹都像是一次赌博。尽管如此，我们不断的空袭没有落到我们自己部队的头上，对空军司令部来说，这前两天称得上是黄道吉日。
5月29日清晨，克鲁韦尔将军驾驶他的“白鹳”式侦察机迫降在敌后并被俘，前线突然群龙无首。因为克鲁韦尔的作战指挥官冯·梅伦廷（von Mellenthin）少校无法承担起这个职责，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陆军指挥官，在各方的坚持下，我同意接管前线指挥权。于是我便了解到这个位子上的指挥官会面临什么样的难处，他时刻被一个不发布命令又无法联系到的司令部所掣肘。此外，隆美尔身处决定性侧翼，他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也无法代替在战斗中实时出现的各种胜负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定听过目击者的描述，知道在第一天坦克大战中隆美尔的参谋团队发生的混乱。但第二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我们的装甲部队及其指挥官取得了胜利。
我反复给隆美尔打电话，要求他时刻与我保持联系。战斗爆发于南侧，但该侧部队牵连着正面的行动，形势一度非常紧张。观看隆美尔在指挥沙漠作战中展现出来的高超技巧充满乐趣。情况并不完全乐观。我驾驶着“白鹳”式侦察机前往意大利总参谋部参加一个会议，当我即将降落时，我突然受到来自地面的射击，但这些机枪和2厘米炮弹所在位置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控制范围！我在这次飞行中收集到了第一手的观察资料，并据此下令在天黑前执行一次空中打击，目标是一支冲破隆美尔的交通线、正在向西移动的敌军部队，他们可能已经摧毁了非洲战区装甲集团军的补给车队。我直接飞向具体编队，对他们拉响警报，并派出了俯冲轰炸机、Me-110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等编队，这其实已经是停机坪上所有可用的飞机了。袭击很成功。敌人伤亡惨重，不得不折回。但是，当我们的飞机在苍茫暮色中降落时，我发现失去了两名最优秀、最年长、最积极的沙漠机组成员，这让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
后来，我和隆美尔在比尔哈凯姆（Bir Hacheim）据点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该据点由柯尼希将军（General König）领导的“自由法国”（Free French）军队牢牢控制，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隆美尔呼叫空中支援，最后用俯冲轰炸机发动了猛烈的汽油炸弹袭击。没有空袭的同时开展地面攻击是造成本次袭击和随后步兵进攻失败的原因。不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消除了误会，不久之后，我就祝贺隆美尔占领了比尔哈凯姆。
隆美尔的精力之旺盛在此刻展现得一览无余。在占领比尔哈凯姆这片绿洲之后，他和我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谈，随后就带着他的装甲部队开往图卜鲁格，并很快把该地围得水泄不通。
德国陆军和空军在这一时期及以后所取得的成就，一定能彪炳史册，成为军事史诗般的壮举。这一连串的战斗，也是隆美尔军事生涯的巅峰。同样，意大利军队发挥得也很出色。
挟着前期一系列胜利之威，我们对图卜鲁格发起了进攻。这是隆美尔和霍夫曼·冯·瓦尔道共同制订的大胆计划，并勇敢地付诸实施。我从希腊和克里特岛调来了所有可以进行俯冲轰炸行动的编队。在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我驾驶飞机走访了每一支编队，并作了非常简短的发言：“先生们，如果明天上午你们能各司其职，那么明天晚上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都将播报这则消息：图卜鲁格陷落了。祝你们狩猎愉快！”
这次进攻是严格按照时间点实施的。空军刚把最后一枚炸弹投向地面，陆军就在俯冲轰炸机和火炮的密切支援下，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把整个港口都纳入我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尽管如此，在一些关键点上还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我们赢得了胜利。图卜鲁格落入我们手中，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霍夫曼·冯·瓦尔道被授予铁十字骑士勋章，隆美尔将军被晋升为元帅。这让意大利人愤愤不平，认为如果给他一个较高的荣誉而非升职，可能会更合适。为数众多的敌军被俘虏，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种战争物资极大地补充了我们的供给储备，同时对港口的占领也保障了我们交通线的畅通。
胜利的获取很轻松，但这对敌人的抵抗力量来说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失去图卜鲁格使得敌军在撤退后更加难以解决供给问题。英国指挥部确实面临着一个绝望的局面，此时要不是隆美尔过于得意扬扬，早就应该乘胜追击，因为现在看来的确有可能消灭整个英国军队。但这需要速度。1942年6月22日，我在图卜鲁格的总部拜访了这位新任元帅，当时他正在向他的军官们训话，要求当天上午就向西迪拜拉尼推进，该计划符合我的想法，而且没有损害对马耳他岛的进攻。
霍夫曼·冯·瓦尔道已经和隆美尔协调了战术安排，冯·波尔正把地勤机构转移至图卜鲁格地区，那里有众多机场，不过其中埋有大量地雷，必须清除后才能使用，而且还要部署高射炮防御系统，所有这些工作都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意大利海军统帅部和魏肖耳德上将已经下令修复图卜鲁格的港口设施。不论是船只直接靠码头停泊，还是必须靠驳船卸货，我都把图卜鲁格视为最重要的接收港。因为即使我们的汽油库存有所增加，停车场里也塞满了缴获的卡车，但从班加西或的黎波里到前线的道路实在太远了，无法保证随时都有源源不断的供应。虽然在占领西迪拜拉尼之后，这个小港口也投入使用，但如果不占领马耳他岛的话，北非战区就不会有可靠的保障。
按照计划，进攻该岛肯定是在随后进行。自2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计划中的兵力分配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所以行动不可能失败。隶属于斯图登特将军的两个空降师已经调来，其中包括意大利第2空降师“福尔戈雷师” 。还有大量用于运送兵员、物资和坦克的运输机。此外，还有2～3个意大利突击师、负责炮击岛上防御工事和护送运输船与突击艇的舰队，以及规模更大的空中编队。
行动计划草案大致如下：
1.空袭以空降部队占领南部高地为起点，然后对机场本身和防空阵地进行轰炸袭击，紧接着夺取城镇南部的机场和港口城市瓦莱塔（La Valetta）。
2.海军和登陆部队对瓦莱塔南部的各据点发起主攻，同时空降部队配合海岸炮兵的炮击对港口开展攻击。
3.从海上转而攻击马尔萨什洛克湾（Bay of Marsa Scirocco）。
与此同时，进攻埃及的第一阶段战斗正在按计划进行，其胜利证明了隆美尔是对的。但是不久之后，敌人的抵抗越发顽强，我们不得不设法投入新的部队，或者加快对现有编队进行补给。战斗变得更加激烈，我们的攻势一直持续到阿拉曼战役爆发，然后我们转而处于守势。在有些关键时刻，只有依靠装甲侦察部队和德国空军的视死如归精神才能撑过。我们的陆军和空军都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急需增援部队和物资。此外，隆美尔还在强烈要求补充新的编队，但实际上只能从希腊和意大利调派，此外还增援了一支德国步兵师和德意联合空降师，而这两个师本来是指派向马耳他战场的。由于这些部队没有携带任何车辆，那么首先要做的是从德意两军的储备中来进行补充，但这进一步限制了所有部队的行动。结果还要为高炮部队和空军找寻大量机动车辆，这不仅是供应新部队的问题，而且对我们的后勤保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占领马耳他。然而，把本来要投入战斗的部队撤出来，最终使这项计划化为泡影。甚至最终我也被迫反对这项计划，因为胜利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取消这项计划对于整个北非战事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几天以后，敌人的反攻也逐渐减弱了。英国军队显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发动决定性反攻的程度，他们并没有抓住意大利军队溃败的机会。
前线现在已经稳定在一个区域之中，侧翼阵地的兵力得到了增援，目前占据着优势，其宽度也适合展开进攻。我现在极力敦促恢复进攻。在之前图卜鲁格战役之后，也曾出现过进攻中断，当时我也进行了干预。可以想象，地中海和北非的局势已经变得很不稳定。在东线，我们正面的英国第8集团军实力得到了增强，获得了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安全且物资丰富的补给基地。在西线，局势发展的威胁程度尚不可知。在后方，我们的供给线被大幅拉长。随着马耳他岛实力的提高和埃及基地的加强，灾难的时刻加速逼近了。
要想在两条战线上打赢这场战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可能性上，即在与第二个敌人算账之前就先与正在交手的第一个敌人结算清楚。纯粹的防御行动有种种巨大的缺点，最重要的是无法解决供给问题。因此，如果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就必须选择进攻方案。轴心国集团在进攻中具有主动权，我们可以决定攻击的时间。一切都取决于隆美尔能否尽快发起进攻，以便在英军还在积蓄力量的时候就打击他们。在我看来，这一时间的极限是1942年8月底。
德国的交通线不够稳定，导致我们无法保证满足所有的供给需求。我承诺尽我所能，并利用我对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影响力，让供给尽量顺畅。我现在深信，只有埃及和地中海港口在我们手中，北非的局势才能稳定下来。我们的补给线受到来自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港的双重威胁，这意味着将难以走出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因为开罗近在咫尺，隆美尔断然拒绝放弃进攻开罗的目标。尽管他全神贯注于进攻计划，但他同时认为阿拉曼防线的防御工事足够强大，足以抵挡英国的大规模反攻，而且他一再向我保证，英国一定会反攻。工兵们的任务很繁重，但是隆美尔相信他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当然他也尝试了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新办法。
英国第8集团军正在试探德军前线，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种形势对我们不利。他们很快就会摸清楚我们的防御方案和炮兵阵地部署，而随着这些小规模冲突的积累，许多物资——更不用说生命——将被消耗殆尽。另外，英军必然能从我方前线的兵力推断出，隆美尔已经放弃继续采取攻势的想法，正在考虑防御战略来谋求决战。因此当他发动攻击时，将会更加出其不意。
进攻计划于8月中旬已经成形，但直到最后一刻才做出决定，这一天是8月29日。攻击开始于8月30日至31日，首先出击的是由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所组成的强大右翼。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南方战区司令部竭尽全力保障足够的汽油。在图卜鲁格附近有一艘油轮被击沉，至少南方战区司令部无须为此而承担责任。经过这次损失后，作为空军总指挥官，我立即用我们自己的储备来进行增援。尽管我保证将500立方米优质航空汽油提供给陆军，但汽油仍然十分短缺，更过分的是，甚至这一部分汽油都没有交付，我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我愿意为此负责，但直到战后我才了解到这个情况，不过我认为这一疏忽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事实上在9月6日之前，我们所有的机动部队都在或多或少地实施机动防御作战，这都是要依赖汽油供给的，而这也充分证明了当时还有足够的汽油来维持攻势，尤其是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即与过去情况一样，备用汽油也可能来自被我们占领的油库。这次失败可能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当时我坚信这场战役对于过去的隆美尔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要不是由于在非洲的连续作战导致他的健康饱受摧残，当他已经完全包围敌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撤兵。当时被英军称为“最后希望”的阵地已被突破。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的所有部队都不理解为什么要下令撤退。
隆美尔一直喜欢待在决定性侧翼部队里。在前几个小时中，因为敌军布设了密集的雷区，地面战斗的推进速度并不理想。此外，敌人连续、突然、猛烈的空袭造成了一些伤亡，更是扰乱了军心。这影响了隆美尔的决策，他取消了在早上6点到7点发起的进攻。然而在我介入之前，他经过重新考虑，又在下午早些时候决定恢复这项行动。当然，如果仍然坚持按时开展进攻，也很难说能否达到目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胜利仍在隆美尔的掌握之中，这次中止进攻给了敌人一个喘息的机会，相应减少了装甲部队获胜的可能性。
蒙哥马利（Montgomery）在这些地区密集布设雷区表明，他仍然认为隆美尔会从沙漠中再次出击。英国人的这一假设是有道理的，他们在德军左翼和中路的前锋控制区域中大量布雷，导致我军无法从那里发起进攻。因此，我们的部队必须把主要精力转向对抗英军的左翼部队。英军通过布设雷区来让第8集团军有充足的时间来组织反击，并把德军的进攻部队钉牢在一条狭窄的走廊上，从而为英国皇家空军提供了良好的靶子。姑且不论对错，如果我们之前坚定地实施进攻，那么这一瓶颈可能很快就会突破，我们就可能最终部署在较为安全的区域，避免受到来自空中的打击。我们还是缺乏那种不屈不挠的铁一般决心，要是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很清楚这场赌博的风险，似乎这场进攻本来就不应该开始。
从蒙哥马利对德军1942年8月攻势的态度来判断，这次行动原本是有成功希望的。当它最终失败时，我意识到北非战争的命运已成定局。我已经看不到有任何解决办法的曙光，只能尽可能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坚守住非洲军团的阵地。从那时起，我的当务之急就是巩固我们的阵地，尽可能久地阻止盟军在南方战线上对欧洲战场产生影响。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们的交通线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再安全。在南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时间站在了敌人那一边。
在我看来，英美联军长期谋划的登陆行动，很可能会在北非随后实施，很可能会是一场钳形攻势。尽管盟军各集团军之间相隔数千英里，但这次行动必将导致轴心国军队的崩溃，并对非洲的孤军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无论如何，蒙哥马利战胜了隆美尔，其意义远超它的表现，德国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这只会帮助英军优化其未来的作战行动。
英国皇家空军取得了制空权，从此刻起，它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援海上行动，马耳他岛也变得几乎无懈可击。有了更强大的空军做后盾，英国第8集团军就有能力执行最艰巨的任务，而且官兵在防御战取得胜利后更是信心大增。
在这种情况下，静等英军来进攻阿拉曼阵地是否正确？战后文献把这一决定的责任推到我的肩上。我首先明确宣布，我作为一支航空队的司令和南方战区总司令，拥有建议和干预的权利，但我并不是隆美尔的上司。隆美尔当时隶属于巴斯蒂科元帅，后来转为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还对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有责任，并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的影响也不应被低估。通过对这一事实进行阐释，我并不是质疑我的建议职责落实情况，因为隆美尔能够充分听取建议意见。兴登堡（Hindenburg）曾经说他自己偶尔会有胜利的功劳，但总是在为失败负责。这些话在我身上同样适用。我清楚地记得在1943年5月突尼斯战斗结束后的一件事。我的两名参谋长敦促我出面驳斥针对我在战争中行为的诽谤，既无理又不公正。我拒绝了，“在世人的眼中，必须有人要承担起责任”，“无论如何，当此战的历史付诸笔端的时候，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并且，这种心态也使我在受审时也大有裨益。
在明确了我的立场之后，我认为必须要补充的是，对于撤退到后方防线，只要隆美尔严正地提出他的意图，无论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还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都不会表示强烈的反对。隆美尔总能设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他太相信阿拉曼防线的实力。他的军队兵强马壮，并且以之前非洲战场的标准来看，在数量上足够强大。此外，在开始时，他的供给也很充足。以此来看，我相信只要不孤注一掷地冒险，这条防线完全可以抵挡住对方的进攻。
现在回头来看，我发现留在那里是个错误。无论危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几百英里以外，抑或我们在抵抗蒙哥马利的进攻时是否太过拖沓，这些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阻止英国第8集团军，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的黎波里和图卜鲁格之间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补给基地。但是要记住，德国和意大利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已基本上没有机动能力，或者没有充分的机动能力。由于无法长时间进行机动作战，这让指挥官也束手束脚。此外，英军的空中优势可能会摧毁正在机动的军队。至于蒙哥马利的战略是谨慎还是勇敢，在以前的战役中没有可供判断的依据。我们迄今为止的印象是，他会仔细权衡所有风险。最大的未知因素是盟军登陆西地中海的时间和目标。无论如何，局势的发展都没有呼应隆美尔及其副手施图姆（Stumme）对于阿拉曼防线的绝对信心。对于在有限区域内实施机动战略，隆美尔可能要比施图姆更加熟练，后者不幸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上午就去世了。然而从各方面考虑，全军最好是撤退到后卫部队身后的一个较易防守的阵地，例如哈法雅隘口（Halfaya Pass）就比较合适。或者，我们可以假装要在阿拉曼防线上实施主要阻击，却在此地以西约20英里远的一个被称为富卡（Fuka）阵地的地方进行决战，那里比阿拉曼地区更加得天独厚，并且左翼受到更好的地形保护。
无论采取哪种方案，我们都应该及早采取行动，侦察阵地并立即着手进行加固。然而隆美尔或施图姆都没有向我提过这样的计划。没必要在主要决策之外另作部署，因为在西地中海的登陆行动必然决定了以后的所有行动。在夏末的几个月里，隆美尔和我经常广泛地讨论未来的发展，当时我们考虑撤离北非，把德国军队撤回到亚平宁山脉（Apennines）或阿尔卑斯地区（Alps）。我在权衡了政治战略的利弊后告诉隆美尔，我持反对意见。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再述。
无论对错，都已做出了决定。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意大利陆海空等各军的总司令、巴斯蒂科及其陆军和海军上将们、隆美尔和南方战区司令部，都已经竭尽全力地来准备这场决战。在隆美尔因健康原因休假回家时，施图姆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接管了所有事务，并对防线进行了有效的改进。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坦克指挥官，曾在苏联战场上功勋卓著。作为一个比隆美尔更平易近人的人，他除了设法与意大利统帅部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外，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他的身体的确不太健康。
虽然相关方面都在绷紧所有神经来提高接收港口的效率，包括的黎波里、班加西、图卜鲁格、西迪拜拉尼和马特鲁（Marsa Matruh），为它们配备了更好的战斗机和高射炮部队，组织了新的运输方式并在意大利—希腊地区囤积了大量的补给储备，但是在我方与敌方的海上交通战中，局势却让人更加愤怒。
战斗的双方都损失惨重，但都达到了目标。在非洲的轴心国部队得到了足够的补给，装备和兵员都达到了所需的要求，而另外，英国也对马耳他岛上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充分恢复。我们的运输队受到的袭扰日益增多，这表明在地中海上的自由行动不能单靠防御来保障。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些袭扰战术，再加上英美联军即将在这一地区大规模登陆，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补给线。最重要的是，对方将会直接打击我们在非洲和克里特岛的空军基地。
我不会放任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等死。到9月中旬，我已清楚地知道，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必须尽力改善我们的供给现状，哪怕只是暂时地空袭马耳他岛。我很了解这项行动的难度。该岛防御完善，并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机部队，而英国的航母舰载战斗机转场很快，我们却没有任何有效措施可以阻止它们。尽管我们能够通过雷达发现它们的逼近，但我们的战斗机总是来得太晚。我们总是无法克服如何让战斗机快速进入该地区这一难题。随后，就相对实力而言，局面对我们不利，德国和意大利的编队都必须参与保护我们的运输队。最后，英军吸取了第一次马耳他空战的教训，他们扩建了基地，针对轰炸机空袭打造了最高水准的防御体系。
德国空军总司令对拟议的行动方案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但仍然不能满足每一项要求。然而，编队的训练有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战斗机联队擅长对付英国飞机，轰炸机编队也有多年的作战经验。然而，由于意大利轰炸机和战斗机已经过时，而且轰炸机机组人员缺乏足够的夜间作战训练，因此几乎不可能依赖他们。
第2航空大队再次指挥了这次空袭，然而10月中旬的空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我于第三天中止了行动，因为我们的损失太大，并且更要考虑即将到来的登陆行动。
这次空袭没有成功，我们的轰炸机也没有袭击他们的空军基地。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对抗敌人在空中的战斗机和地上的防弹掩体。英国人使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伎俩，即空投锡箔纸条来干扰我们的雷达仪器，这破坏了我们战斗机的战术安排，影响对轰炸机的保护效果。他们确实极大地改进了防御方法。
1942年10月23日，对阿拉曼阵地的大规模进攻开始了。因为副总司令意外身亡，陆军总部曾经一度慌乱，直到隆美尔回来才稳住大局。所有人都知道在一场防御战中，首批命令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不难理解失去施图姆将军对整场战役意味着什么。第二个坏消息是隆美尔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第三个坏消息是英军在空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优势。顺便说一句，所谓的“魔鬼花园”（Devils’Gardens）——英军遵照某种计划而布下的雷区——并不符合他们所做出的承诺。
1942年11月3日，阿拉曼的局势几乎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我想再次拜访隆美尔，与他谈谈当时的情况。在飞往旦巴（El Daba）的途中，由于引擎故障，我不得不改变航向，于下午晚些时候降落在克里特岛最近的机场。11月4日清晨，我飞到非洲，迎接我的是赛德曼将军，他是新任的非洲战区空军指挥官，立即带我去见隆美尔。
隆美尔向我描绘了当前局势已经极度恶化，他被迫下令撤退。右翼部队已经从所处阵地上撤了回来。希特勒在收到他的行动报告后，给他发了一份无线电报，说不同意这种“懦弱的逃避”，必须要坚守防线。 隆美尔的情绪异常激动，他下令取消撤退，所有部队必须服从命令，拼死战斗。我当着他的作战指挥官的面告诉他，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愚蠢的，必须把希特勒的这条命令抛到一边，因为那将导致德国非洲集团军的灭亡，并将最终失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我还告诉他，我会和他一起共同承担不执行命令的责任，并立即向希特勒呈报消息，说明这个情况。根据当时的局势，我说希特勒肯定是基于某种错误的假设，认为我们的士兵已经不在前线，而是散在开阔的沙漠上。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他的这条命令是不能执行的。
我用无线电向元首简要汇报了情况和执行命令的后果，同时请求允许隆美尔全权安排他的行动。隆美尔也设法传达了类似的信息。 就在当天下午，在我返航起飞之前，我提出的请求就已得到了批准，但这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为什么就是在这次飞行中，我的引擎出了故障，而在此之前几乎从未发生过？我在11月4日所做的事情，本来是3日的头等大事，甚至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在隆美尔及其副手的巧妙领导下，再加上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他们就有希望重创敌人后突围而出。
我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回到手头的紧迫工作上，关注西地中海的局势并努力维持补给线的畅通。这是一段非常艰苦时期的开始，由于隆美尔的态度和过度的要求，这段时期的确让人感到度日如年。
多亏了非洲军团中的那些老兵，轴心国的部队才得以避免分崩离析。我在远处注视着结局。在我记忆中残存的战争画面包括拉姆克空降师（Ramcke’s Parachute Division）的撤退，他们从追兵手中缴获车辆，然后自己驾驶；在巴尔比亚（Via Balbia），我军和敌军参差交错乱作一团；以及其他一些事件。幸运的是，敌方的空军还没有受过如何消灭撤退敌军的训练，从而浪费了许多机会，在哈法雅隘口的战斗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