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1月9日，德国首批部队空降突尼斯；巩固突尼斯桥头堡；1942年12月—1943年1月，隆美尔指挥的整个意大利北非军团放弃北非；英国第8集团军从东向西推进。1943年2月，德军从突尼斯桥头堡发起反攻，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境进攻英国第1集团军和美国军队；反攻失败，未能试图遏制英国第8集团军的主动权；1943年3月—4月，盟军从西、南两侧发动钳形攻势，逼近突尼斯要塞；1943年5月12日，突尼斯战斗结束，残余德军投降。
登陆之前
盟军登陆北非之前，首先进行了一场紧张激烈的战争。几个星期以来，相互矛盾的谣言和报告不断涌入我的指挥部，分别把登陆目标、登陆兵力及其组成结构描述得天花乱坠却又各不相同。对方海军在西非海岸附近的行动表明，他们可能会在那里登陆，然后径直横穿非洲大陆。另外，进入直布罗陀的部队和船只拥挤不堪，这表明他们在地中海内有一个登陆目标，而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船的突然出现，也证实了其主力登陆地点可能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岛、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等地的攻击距离之外。大量船只不断从直布罗陀驶入地中海，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在对获取的所有情报进行批判评估之后，我作出了如下总结：
登陆行动将与英国第8集团军的北非行动在战略上相呼应，因此不太可能在非洲西海岸登陆。那将是一次没有先例的行动，而且美国军队缺乏战斗经验。
盟军肯定知道，在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上有相当数量的空军，单靠航母舰载战斗机可能不是它们的对手。因此，在离这些岛屿或意大利本土很近的地方登陆并不可行。出于同样的原因，要突破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的海峡似乎也不太可能。
如果敌人在非洲的北部海岸登陆，那么它肯定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Sardinia）的机场足够远，甚至超过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编队的最远航程。这样可以给登陆舰队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在如此远的距离上，敌人也不需要顾及意大利舰队从本土海军基地发动的攻击。因此，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及其邻近领土是最有可能的登陆地区。法国会持多大程度的反对态度，这尚无定论，但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象征性抵抗，对我们也可能是有利的。
在西西里岛登陆当然是个十分诱人的想法。这将切断意大利和非洲之间的交通，并把战火直接烧向亚平宁半岛。尽管这样的行动可能对战争产生决定性影响，但由于登陆舰队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不太可能。
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Corsica）登陆能够带来显著的优势，可以为随后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登陆搭建一个跳板，而且这种占领将使意大利处于盟军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在战略上显得野心太大，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同样法国南部似乎也是一个诱人的登陆目标，但是登陆舰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实力太弱，不足以支撑起如此独立的行动。
基于这些考量，我开始采取适当的对策。德国空军总司令批准了我所要求的对第2航空队的紧急增援，其中包括几个在海外接受过作战训练的中队。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整修、加固和补给。在传统鱼雷轰炸机基地格罗塞托（Grosseto），也要求对鱼雷轰炸机进行类似的检修。我们还做了计划，与驻扎在法国南部的德国空军师进行合作，并与意大利空军建立起了必要的联系，不过不幸的是，意大利人能给我们唯一的帮助就是提供几架鱼雷轰炸机。空中和地面侦察活动也得到了加强。德军U型潜艇已经布置好，能够攻击进入地中海的大型运输队，并把这些计划与意大利海军统帅部进行了讨论，以防盟军舰队在意大利海岸发动突然袭击。
我还要求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向西西里岛至少增派一个师，它可以在那里随时待命，要么向突尼斯推进，要么在西西里岛抵抗可能的登陆。因为在西西里岛，沿海防御被忽视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不过，为了使我在当地除了警卫营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部队可供调用，一个伞兵加强营受命保持战备状态。我对意大利在该岛和本土的防御部署也进行了详细检查，所目睹的一切让我大开眼界，所以我还带去了德国的工程人员。
在北非登陆的前一天，我收到戈林的来信。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正住在贝希特斯加登。作为元首的代言人，他告诉我，我对局势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在元首总部，他们完全相信攻击会发生在法国南部。我的职责就是确保整支航空队能够参加到战斗中去。
我的空军编队确实是按照正确形势进行的部署，执行的首批任务就是攻击那些尚在海上的舰船。下一步是使用运输机向科西嘉岛、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运送地勤人员、工程人员和物资补给。但总的来说，我不相信盟军会对法国采取行动。
特工人员和U型潜艇不断报告，称登陆舰队从直布罗陀出发并穿过了海峡，详细说明了它的实力、组成和部署，还提到它们运载了远距离侦察机等其他情况。连续的报告证实，这支舰队正驶向东方，因此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可以得到排除。
隆美尔已经在仓促撤退。除了一些孤立的意大利哨所和要塞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已没有其他战斗部队。补给的难度大大加剧，除非放缓撤退的速度，否则相当数量的补给品就只能标注为遗失。德军和意军在突尼斯都没有做任何准备，鉴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相互仇恨，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对于南方战区司令部来说，法国殖民地是禁地。那里禁止在任何一个港口停泊，补给品也不得经由突尼斯城和比塞大运送，当然更不能将任何德国驻军调往突尼斯来防备突然袭击。即使这一切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提出的至少派一个师到西西里岛的纯粹军事要求也遭到拒绝。虽然德国空中突击部队得到了有限的增强，但这既不能抗击在其航程范围外的登陆行动，也不能在没有空降部队或陆军支援的情况下阻止或消灭登陆部队。
我从来没有洞悉过希特勒及其国防军作战参谋的想法。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完全误判了地中海战区的重要性。他们没有也不会看到，自1941年底以来，殖民地战争已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非洲战区对欧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准确判断出盟军登陆的目标。或许希特勒认为，这不会对欧洲战场立即产生任何威胁，因此无须为此劳神费力。我认为他不想把主动权留给意大利人，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信任法国人。
如果德国不派出生力军来抵抗盟军的登陆部队，那将意味着德意军队在非洲将完全失败。因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英国第8集团军和登陆部队的联合，这样其就拥有了强大的空中力量和无可匹敌的海上优势，也就没有任何希望再把他们赶出去。此外，这还意味着失去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殖民地也不会做出任何有效抵抗就会投降，盟军可以和平地占领那里。这样盟军将在1943年初获得一个理想的跳板，用于在未来登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以此就可以消灭作为轴心国一员的意大利。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尽一切努力推迟这种有可能决定战争动向的登陆行动及其后续结果。由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因此必须先采取临时措施来度过最初的危机，以便制订最终的行动计划。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占领阿尔及尔（Algiers）和突尼斯之间的港口和机场来阻滞盟军的登陆和扩张，以及如何保护突尼斯。同样重要的是在比塞大和突尼斯城的防御圈中建立一个我军的桥头堡，在那里法国军队和总督的行为可能是举足轻重的。此外，还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建立一个高效的补给基地。
也许我的计划与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认为我试图将上文概述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做法一定是错误的吗？
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英军在埃及的攻势使我对蒙哥马利的战略有了很好的了解。简而言之，他的行为以安全为主，相应地也很有条理，这对隆美尔的撤退不无好处。如果隆美尔能够突围得足够快足够远，就能够逐渐形成一个更加系统的计划。
与此同时，必须记住，即使胜利的军队也不能一口气追击千里。军队越强大，供给的困难就越大。之前英军曾在追击中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落败。避实就虚的缓慢行动可能会使他们无法利用图卜鲁格、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港口设施，而英国还缺少一个强大的空中运输部队。同样地，英国皇家空军能够提供的近距离战术支援也很有限。如果蒙哥马利在正面进攻或侧翼包抄中选择用较少的机动部队进行追击，那么就可以击退这些部队，从而会为大部队的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
这项任务并不容易，但配得上一场隆美尔式的胜利。尽管困难重重，但如果不是他自己在潜意识里有所抵制，他还是能够成功的。他想回到突尼斯，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就再远一点，到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地区去，但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蒙蔽了他的战略眼光。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登陆部队当然装备精良，他们渴望战斗，但他们没有战斗经验。只要英国第8集团军还在远方作战，他们就缺乏侧翼支援。即使是一支羽翼未丰、对非洲水土不服的德国部队，也能在复杂、多山和沙漠地形中对付这个敌人，但首先是要把这支部队齐装满员地及时派过去。
在对登陆部队的判断中，轴心国各方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对于非洲集团军的战略定位却存在着分歧。争论和命令都没有对隆美尔产生过影响。他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就是在1942年12月初，他说他认为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防止自己的军队被击败”。我曾经在一项对“隆美尔装甲部队”军官调研中了解到，他的这种想法使得“除了后卫部队在参加战斗外，败退的装甲部队在从阿拉曼撤往布雷加（Brega）途中，被认为或多或少像是在‘拉练行军’，只是在陆地和空中有一点来自敌人的压力，增援部队就在从后方区域源源不断地涌来”。
对于隆美尔的特立独行究竟是政治作秀还是“致命的违背命令”，我在这里不发表意见。有一件事肯定是个错误，那就是放任隆美尔完全自主地行动。只要他人在那里，就不可能消除这种不和谐及其对作战产生的全部后果。从基本的战略计划到政治和战术上的考虑，意大利和德国的司令部不可能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
对指挥权进行划分也不是为了使事情简化。根据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规定，我全权负责打击登陆行动，而其他陆军海军部队都隶属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我会及时通知卡瓦莱罗伯爵和领袖，同样在没有征询我的意见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就非洲战区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绝不是一个理想的安排，我不得不在一堆烂摊子之中尽力而为。
北非战役（1942年11月—1943年1月）
对敌人登陆舰队的空袭，揭开了这场战役的序幕。尽管用于空袭的飞机都已尽可能地调往西部，如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但还是要飞到最大的航程才行。在最初的几天里，对方的防空网主要由航空母舰和高射炮组成，但很快就得到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机场的战斗机增援。尽管我们的飞行员舍生忘死地战斗，但结果还是低于预期。
根据我所得到的报告，登陆行动并没有遭到法国人的明显抵抗。截至11月11日和12日，布日伊（Bougie，今贝贾亚港）和波尼（Bone，今安纳巴港）等港口和机场已落入敌人手中。
直到11月9日上午，希特勒才在达尔朗（Darlan）上将的广播讲话中惊醒，亲自与我通了电话，授权我在突尼斯便宜行事，不过后来他又食言了，禁止我本人前往那里。当时德国国防军作战参谋是独立于希特勒的，由于他们的干预，我最初采取的节制措施被推迟执行。在贝当（Pétain）同意德军介入突尼斯之前，一切事务都不得不暂停。
占领突尼斯的首批部队是在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保护下的一支兵力不足的空降团和我的直属营，哈林豪森（Harlinghausen）上校和勒尔策将军也同样在11月9日完成了外交谈判。人们希望，同法国总督埃斯特瓦（Esteva）上将的谈判可以使法国陆军和海军部队加入我们，或至少保持中立。
会谈开始得很顺利，法德两军的关系起初很好。我们的伞兵开着法国装甲车外出巡逻，打击敌人。但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支意大利战斗机中队违反了一项明确协议，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突尼斯城附近降落。朋友立刻变成了敌人。随后我就介入此事，卡瓦莱罗立即把中队调回撒丁岛，但已于事无补。更令人不快的是，由于卡瓦莱罗的声望更高，他的这一行为让其他人对我的意图产生了误解。后来贝当下令让法国殖民部队和德军共进退，我相信要不是这次事件，这条命令会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来执行。由于事与愿违，我很快就不得不对巴雷（Barré）将军所辖的各师采取行动。这位先生的意图和行为神秘莫测，我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经过我们领事莫里森（Moellhausen）的大力斡旋，也没能把这位狡猾的将军拉到我们这边来，我只好派俯冲轰炸机去对付法国师，结束了这种忍无可忍的局面。在战争中与靠不住的友军讨价还价是徒劳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们最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小桥头堡，驻扎了一支减配的德军师，但对其加强了高射炮兵。11月15日，内林（Nehring）将军接管了突尼斯的指挥权，并得到了未来驻意大利大使拉恩（Rahn）博士及其同事莫里森的大力支持，并且在与法国海军上将德里安（Derrien）的交往中得到了海军上将门德森—博尔肯（Meendsen-Bohlken）的同样支持。内林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对这位年轻的将军来说，这是一项让人兴奋的任务。对他的任命常被人看作我充满乐观的体现。我从来没有轻视过敌人，但我承认我会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乐观是一回事，但低估对手又是另一回事。举一个例子，也是战后媒体一直在错误评论的一个事件：1942年11月26日，60辆敌方装甲车突然袭击了朱代伊德（Djedeida）的俯冲轰炸机机场。内林给我打电话时情绪非常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从这次袭击中感到了绝望。对于他心底的恐惧，我无法给他排遣，只能告诉他冷静下来，我第二天就会赶到。
这时候大部分盟军已经登陆，法军的沿海防御工事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抵抗就已崩溃。现在盟军这些新手部队必须花时间来集结阵形，并与法国人进行协商，当然他们急于避免形势反弹，一刻也不浪费。在突尼斯的法国人以及阿拉伯人的态度，表现得令人生疑，至少是对盟军存在潜在敌意的。而敌人知道德军的弱点所在，他们可能会因此发动突然袭击，来消除突尼斯城中的威胁。还有一个未知因素是交通问题。敌人前方500英里的位置，有一片陌生、危险和多山的区域。即使铁路正常运行，也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更不用说他们还处在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并不担心马上就有重大行动，但绝对能够预料到会有袭击和侦察行动。
综合上述及其他各种因素，我认识到，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所有小股部队都必须置于陆军总部参谋的指挥之下。我要求在装甲集团军总部组建一支参谋团队，最终于1942年12月初得以实现，此时由冯·阿尼姆（von Arnim）将军率领的第5装甲集团军正好赶到。希特勒为冯·阿尼姆指派了一名副将齐格勒（Ziegler），他“没有职务”，会根据需要，为他焦头烂额的上级充当合格的挚友、顾问和副手等角色。这种安排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位将军的相互了解程度，而这一次就成功了。
与此同时，隆美尔继续指挥撤退，并以各种不切实际的增援要求对我“狂轰滥炸”，对此我毫无办法。海上补给线已被切断，通过突尼斯的交通线尚未组建起来，我没有办法再剥夺自己的空运编队。马耳他岛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威胁着周围的一切。从我的编队发来的报告中越发明显地看出，即使在实力占优的地方，部队也放弃了战斗。巴斯蒂科元帅向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没有拐弯抹角。卡瓦莱罗和我都非常清楚，如果这场“马拉松比赛”回到了突尼斯城，那么意大利军队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港口又将落入英军的手中，他们会立即加以使用，而筋疲力尽的德国军队则会一蹶不振。马雷斯防线（Mareth Line）位于突尼斯的最南端边境，现在还指望不上，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与此同时，巴斯蒂科和隆美尔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有可能发展成公开的不和。1942年11月底，卡瓦莱罗试图在阿科菲勒涅（Arco Philene）的一次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会上双方的敌对情绪得以缓和，但没有消除。卡瓦莱罗阐述了意大利方面的观点，即的黎波里塔尼亚必须尽最大可能进行防御，而且不要对意大利步兵师的能力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是对巩固突尼斯南部边界防御线所设置的两个必要条件。此时此地，一切工作开始进入白热化，轴心国部队的补给也将开始重点保障突尼斯。
截至11月底，盟军的登陆部队已逐渐展开。11月25日，第一支实力较弱的美军纵队挺进迈贾兹巴卜（Medjez-el-Bab）。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的陆、空增援部队赶到，进一步巩固了阵地。随着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减配的步兵部队调至加贝斯（Gabès），通往的黎波里塔尼亚隆美尔部的补给线就打开了。8～10个英美法师遭到5个轴心国师的抵抗，后者中至少2个意大利师与高射炮部队被整合为一个师，由诺伊弗（Neuffer）将军指挥。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侦察机编队足以应对紧急需要，由前奥地利飞行员科施（Kosch）将军指挥。
西线战线长达250多英里。尽管使用如此有限的部队似乎不可能将其守住，特别是缺乏炮兵部队（一开始我们甚至都凑不出100门火炮），但是我不仅是要守住它，更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我们要运用游击战术，避免被不断取胜的敌军把我们推到大海里去。地形对我们有利，唯一的公路和铁路网络都在西线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至于中部的三分之一地区，从盟军阵地进入难度较大，并且在沿海平原上也会被易守难攻、几乎没有过道的山脊拦住。而在南部的三分之一，沙漠挡住了去路。我想，由于没有沙漠作战的经验，盟军的这些毫无经验的部队不会立即向那些偏远地区推进。而且朝南的南线是留给隆美尔军队的，对此我无须加以考虑，目前其还没有受到威胁。在中部地区，意大利师足以确保安全，同时我很清楚，如果敌人突破，德国部队将不得不被派上去。上路三分之一将由德国军队把守。我的计划是，用不同兵力的部队不断地向北方和中部区域的不同地方发动攻击以欺骗敌人，掩盖我们的军队是软弱无力的，这将牵制敌人的集中攻势。
就这样，第5装甲集团军负责防守一条主要的防线，大致从阿布罗德（Dj.Abrod）—巴杰（Bezha）—特博苏克（Tibursuk）开始沿着锡勒亚奈（Siliana）地区向斯贝特拉（Sbeitla）—加夫萨（Gafsa）方向延伸。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我考虑过部署“波尼—苏格艾赫拉斯（Souk Ahras）—泰贝萨（Tebessa）—富里亚奈（Feriana）—加夫萨—吉比利（Kebili）”防线。这是距离海岸约150英里的第一个阵地，可以最终用于发起反攻。它的位置得天独厚，易守难攻，而且拥有在南部地区少有的交通网络，而敌军方面则无此便利，即使在北部地区，对手的交通也不如轴心国控制的地区好。如果在登陆之初就有一个德国师，或者法军没有那么反复无常，这项任务该是多么的简单啊！我们就可以用现在兵力的一半，取得双倍的战绩，甚至可以在开始时达成四倍的效果。
几周之后，英军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穷追猛打有所放缓。埃及的大雨阻碍了蒙哥马利的推进。当隆美尔在1942年11月底到达阿格海拉隘口时，非洲集团军已经脱离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由于苏尔特沙漠支离破碎，缺乏水源，而且布埃拉特（Buerat）的防御工事很坚固，看起来更值得依靠一些。当我在1942年圣诞节前和新年前两次飞到前线时，切身感受到士兵们的确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任何沮丧的表现，只是对于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畅快战斗而感到不快，当然依旧强烈渴望获得更多的补给。
1月15日，盟军对布埃拉特阵地发动了一次攻击，不过被击退。而在遮姆遮姆（Zemzem），非洲集团军没有与在南方集结的敌军接触。在攻占的黎波里之前，盟军一再重复同样的战术。举个例子：从1月16日至1月22日的7天里，撤退的集团军走了220英里（直线距离），平均每天走30英里。即使没有接受过总参谋部培训的人也能猜到战斗败局已定。显然，1942年11月24日的元帅会议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简而言之，卡瓦莱罗和我反对开展一场可能导致非洲集团军全部或大部覆灭的战争。然而，我们都深信，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一些有限的反击，这就是战斗的精神。如果领导得好，即使是少得可怜的供给也足以完成这项有限的行动。我们被迫进行一场“穷人的战争”，但隆美尔在1941年出色地掌控着这场战争，着实令人惊讶。
1943年1月德军在突尼斯的作战行动与作战目标
随着从的黎波里撤离，我们不得不抛弃许多宝贵的物资，为意大利殖民地的战斗实际上已经结束，结果意军的行动热情变得比以前更加缺乏了。不过，隆美尔在1月25日还是决定将7个意大利师重组为3个师派往突尼斯南部前线，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并得到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南方战区司令部的批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冯·阿尼姆领导的第5装甲集团军总部的参谋人员在头几个月里采取的战略则完全符合局势发展。如果当时投入战斗的是强大的德国军队而非意大利部队，那么把前线推进到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原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了。由杰出指挥官穆勒（Müller）将军领导的第10装甲师与第5装甲集团军频繁出击，缓慢却坚定地推进西部战线，德国军人的训练有素不断得以体现。由于我们突击部队的撤退，突尼斯前线的右翼遭到一定的削弱，但仍在德国军队的控制之中，没有丝毫损失，盟军只是在进攻意军防守的阵地。
虽然盟军进攻意大利部队总能成功地攻城略地，有时甚至会有相当大的突破，但德军的反击也很成功，如在1943年1月25日就俘虏了4000名敌军。不过这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原本有条不紊的进攻计划已经得到了严重的损害。不容忽视的是，盟军在月底从费德山口（Faid）向斯法克斯（Sfax）发起的攻势意义重大。这表明，如果美国人具备了应对棘手局势的领导能力和战斗能力，那么这场攻势很可能就会决定突尼斯的命运。当然情况并非如此，结果这种出色的战术行动只是带来了盟军的溃散和我军防线的推进。如果德军司令部还不能从这种暂时优势中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显得太业余了。
德国空军仍然控制着突尼斯上空的空域，他们的低空攻击常常给羽翼未丰的美国军队带去毁灭性的打击，而德国空军在西地中海的战略也并非没有取得成功。但相对于广袤的作战区域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相对太弱了。这段时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但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却极不重视时间，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元首总部。
在同戈林的会谈中，我强调了以下需求要点：加大燃料供给，补充一种更强大的机载武器、更有效的轻型（5厘米口径）和重型高射炮，增加分米波雷达、地基雷达以及应对远程侦察机的搜索雷达。
在元首总部，我描绘了亲身经历的时局战况，指出赢得法国人支持的机会被搞砸了。德军有机会把战线推进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但由于兵力不足，无法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们已经成功了，”我对他们说，“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建立起桥头堡，并把前线往前推进，不过这个前线还无法抵挡猛烈的进攻，需要进一步巩固。为此，需要新的增援力量。两三个意大利师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用现有的三个半德国师来向前推进至我们的目标前线，是毫无希望的，这里面只有一个装甲师，也就是第10装甲师，在超过250英里长的前线上，总共才有整整100门大炮。现在还有时间，但已经不多了。只要一有好天气，艾森豪威尔就会设法夺取主动权，发起攻势。作为进攻方，他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和地形。通过在次要战线打消耗战，他就能集中起足够的兵力来进行决战，而我们对此却无法及时应对。”
“第5装甲集团军还没有占领要害地区，不能保证一旦出现变故就能控制住突尼斯。对此，依然需要进一步增援。”
“我们像认真的海狸一样努力加强马雷斯防线及其侧翼阵地，但是指望在6～8周内完成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认为隆美尔不应该快速撤回他的德意联军。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我认为应该阻止英国第8集团军与登陆部队建立联系，并阻止两侧的盟军空军司令部在突尼斯的狭长区域上空实施协同行动。那样的话，迄今在突尼斯城和比塞大等港口一直在顺利进行的卸货工作将会中断。”
“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务必把对方两军分开，内部开花，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他们。我反对立即撤回隆美尔的军队，因为这样做将与防御突尼斯的地面计划相冲突，但我同意撤回一部分，条件是隆美尔不要把主力部队的投降作为消极避战和加快撤回突尼斯的借口。我必须十分坦率地说，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他并没有像以前为我所熟知的那样一往无前地进行反击。”
我接着解释说，非洲装甲部队在2月初或2月中旬以前，不可以撤退到突尼斯边界的后方，因为这受限于巩固边界阵地的工作速度。此外，应该采用一种新的指挥体系：组建陆军集团军群司令部，我建议由隆美尔指挥；再组建陆军统帅部，考虑到威望，应该交给意大利人指挥。这项工作必须在2月初准备就绪。此外，我要求增援两个至三个师、几个炮兵连和迫击炮连，以及各种火焰喷射器营和反坦克营。最后作为目前的权宜之计，我要求加强海上交通，积极改进作战方式。
战略计划获得批准，我的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承诺，增援部队很快就会派出。隆美尔主动提出从他的军队中提供两个摩托化师，但是我认为这是他加速撤退的借口，因此拒绝了。如果我们同意了，他很可能会放弃一个师，然后明确约定，所有的后果都不应该影响战斗的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其他承诺或多或少都烟消云散了。显然，他们认为隆美尔单打独斗已足以让我保持沉默。我充分了解统帅部的难处，我相信我对他们的态度既不轻浮也不傲慢。但是，一个指挥战区级战争的人必须知道他所处的立场，否则他脚下的根基很快就会动摇。当我与希特勒进行私人谈话时，他很少食言；但我一离开，他对地中海战区的兴趣就消退了。这件事太过遥远，即使很多兢兢业业的人也感到它遥不可及，更不用说其他有些人根本不了解它。
突尼斯战役（1943年2月—5月）
2月在马雷斯防线前进行的战斗，其显著特点是，防御战斗不是发生在一条连续的前线上，而是接连从后卫阵地发起的。在这一行动中，炮兵和俯冲轰炸机发挥得非常出色，但主要还是要归功于后卫的第15装甲师，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英勇战斗，确保了突尼斯要塞在整个2月都安然无恙。2月20日，当英国第8集团军推进至马雷斯防线后，德意军队就被困在这一片宽阔的地区里，即使后来海、空军前来增援，也没有改变这一局面。
两支盟军部队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他们在空中也没有明显的行动协调迹象。另外，他们针对我军海运和空运的袭击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盟军的四引擎轰炸机从3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对我军的卸货港口进行了首次空袭，这将空中战斗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如何用战斗机和高射炮击退它们成了一个永恒的难题。
自1942年10月底以来，英国第8集团军已经跨越了半个北非，走了1500多英里。他们要在严酷的冬季沙漠中行军，克服各种供给上的困难。此外，由于道路缺乏，他们的部队被拉开得很长，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并排行军。因此可以肯定，在这一侧的前线，平静至少还会再持续几周。
在西线，登陆部队的战略集结进展很快。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领先于蒙哥马利，但在战斗力方面，两人的军队却得到了相反的评价。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想到，应该从西线开始先后进攻这两支盟军部队，通过一系列攻势把他们的进攻计划至少推迟几周甚至几个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须首先使对方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遭受极为重大的损失，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海外增援的到来。在敌军准备进攻时，大胆地以攻为守，是取得胜利的最大希望。但是现在从第8集团军那里夺取主动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在南部防线上仍有可能避免与敌人发生接触，而我们在西线的目标，除了摧毁敌人外，还要把战线向前推进到一个安全的区域，既有利于防守，也便于最大限度地应对战争中各种意外因素。我们要想牵制住敌人的前线部队，并利用一切机会巩固我们自己的阵地，正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取得更大的战果，则需要实施迂回机动，中部地区（斯贝特拉、卡塞林）的地形适合行动，因为这里有以下优势：
向西北推进具有战略意义。附近的泰贝萨是一个重要的铁路公路枢纽，有各种大型仓库，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在这里取得突破将为打开交通线铺平道路，并使敌人那些缺乏战斗经验的菜鸟部队陷入危险境地。
隆美尔的摩托化部队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出发阵地，由于该国人口稀少，因此可以确保行动保密。
同样，冯·阿尼姆的西线部队要走的路线也不存在什么困难。由于美军前线尚未巩固，这一行动很容易实施，而且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次突击要求全程保持高速。每一天都很宝贵。为了加强突击集群的力量，甚至可能需要把每一名士兵都带离防线。在突尼斯西线出现的所有损失都可以靠在敌人后方取得胜利而得以弥补。届时，我们应该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行动自由，可以集中所有力量再向蒙哥马利的军队发起攻势。英军不太可能赶得上在关键时刻对马雷斯防线发起进攻从而遏止了这次行动，但如果蒙哥马利受艾森豪威尔军队失败的影响，可能会冒险试图过早进攻，那么第90轻型师将不得不赶回来。任何反攻都必须经过出发阵地，而蒙哥马利对马雷斯防线的进攻也不可能突然展开。并且该阵地是由碉堡和据点加固的天然防线，即使对其成功实施了正面突破也不会产生什么战略上的效果，因为从马雷斯防线向前推进，即使穿过了阿卡里特（Akarit）防线，最终也只会进入杰里德大盐湖（Chott Djerid）。马雷斯防线已经是我们最先进的防御工事，但它也有弱点，而且英军也十分强大，足以战胜立足不稳的我军，这一点在英国人进攻时已得到证明。该防线的弱点是可以从右侧迂回绕过，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因为当地地形难以通行，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能够给德国部队以充足的时间来重整旗鼓。而且英军的迂回行动无法隐匿，可以通过空中和地面的反击来遏制其速度。最后，把两支盟军部队分割开来的恶劣荒漠环境，更加有利于防御。
这个浅显易懂的想法却遭到了很多反对意见。指挥系统的设置不适合非洲战区的情况。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确实已经宣布同意组建一个陆军集团军群，但又明确规定指挥权应留给隆美尔。尽管我军对盟军登陆部队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纸面上和口头上都确定下来，而且毫无疑问地也正在采取措施为发动主攻而做着准备，但仍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指挥部。不幸的是，在最重要的两天里，我缺席了元首的总部会议，所以没能及时找到补救的办法。我的参谋长试图让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下令让顶层按照计划进行变动，却终归徒劳。因此第5装甲师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想当然地认为英军的迂回行动也必须顺应环境。另外，隆美尔也觉得他有权保持行动自由，他只会根据局势的发展才做出改变，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我的目的是让隆美尔以他沙漠作战的经验，在击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后，接着对英国第8集团军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打击。1943年2月22日，我在卡塞林附近的作战指挥部与隆美尔进行了一次长谈，发现他的心情非常沮丧。他的心思没有放在任务上，并且在任务实施过程中也表现得几乎没有信心。令我特别震惊的是，他毫不掩饰他急于把尽可能多的部队完好无损地尽快带回到南方防线，而梅塞（Messe）元帅自2月初以来一直在那里负责指挥。他的冷淡态度表明他不愿或不能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泰贝萨战斗的意义。我命令第5装甲集团军总司令到机场与我会面，而与他的对话结果却更糟糕。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最终我在位于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指挥部重新审视了局势之后，取消了进攻泰贝萨的行动。
鉴于两位总司令—隆美尔和冯·阿尼姆—的固执态度，我同时启用了新的指挥系统，从而相信我为隆美尔向英国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我有意不去干涉后者的行动计划，以维护他的独立自主性。在精心设计的两条建议中，他决定选择跨越山区进行远程机动。齐格勒将军设想在海岸附近发起攻击，在此基础上，隆美尔形成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这两项计划草案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如果能有效且隐蔽地执行，每一项计划都可以且应该能够取得成功。
突然袭击并未成功实施。隆美尔发现蒙哥马利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于是停止了进攻。争论这件事的对错毫无意义，因为据我当时所知，行动有可能被泄露，这一点似乎可以从战后我所读到的资料中得到证实。如果是这样，那么意大利陆军司令梅塞就应该是背信弃义的海军上将毛杰里的从犯。
我们从2月中旬开始的所有攻击（包括泰贝萨和梅德宁）都没有取到我们预期的成功。登陆部队的艰苦境地证明了我们在战略上有取胜的希望。但是战术上的成功并不能延缓战争的进程。第1德意装甲集团军对梅德宁（Médenine）的攻击，打击敌人的同时也对轴心国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这暴露了我们的指挥部和作战部队都存在着明显弱点。我现在很清楚轴心国军队已经失去了主动权。陆军集团军群在新任总司令冯·阿尼姆的带领下不得不后撤，并从此转入守势。
1943年3月初，隆美尔顺理成章地离开突尼斯。我很高兴能够推荐他获得钻石骑士十字勋章，但不幸的是，我为这个英勇的战士争取意大利最高勋章的努力没有成功。
只要不让两支盟军部队接触，并阻止他们空军之间开展协同作战，我们还是有机会成功保卫突尼斯要塞的。我们的右翼由久经沙场的德国军队把守，左翼也有一个防守严密的纵深区域。轴心国部队的内部两侧则全面较弱，部分防御兵力由意军单独组成。虽然这一部分防线上的部队，如“半人马座”（Centauro）装甲师和“帝国”（Imperiali）旅，按照意大利的标准已是第一流的部队，但如果让它们单打独斗，他们是无法阻挡盟军进攻的。如果没有3个后备的德国摩托化师（第10、第21、第15装甲师），可能就只能避开所有重大的战斗，撤退到只在计划中但尚未建成的昂菲达维尔防线（Enfidaville Line）。这样也就实现了隆美尔最喜欢的想法。这个行动的优点也是明显的：沿着海岸的侧翼部队会得以收缩，而防御区域的减小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纵深防御梯队，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突尼斯城防线本身的弱点。
就陆战而言，这些都是事实，但没有涉及细节问题，比如该地区的纵深不够以及英国海军对外部两翼的威胁等。
我只强调决定性因素，例如港口和机场在受到空海双向集中攻击的压力下，我们的补给线以及整体防御力量会在几天内处于停滞状态。敌人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是继续进攻扩大战果，还是满足于现状从而争取到时间进行准备，甚至开始用主力部队进攻意大利或希腊。
盟军没有把握住机会，随后德军对盟军登陆部队发起了反攻，虽然后来被迫撤退但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伤亡。历史学家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我们在突尼斯行动中即使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也有其合理性。
马雷斯战役：1943年3月19日—29日
1943年3月20日，英国第8集团军对马雷斯防线发动进攻，这决定了轴心国在突尼斯的命运。英国最初取得了胜利，随后我方第15装甲师成功实施了反击，这是一场经典战斗，不过最后的胜利代价太大。英军从西南方向威胁着马雷斯防线的侧翼，他们从沙漠迂回绕过迈特马泰山（Matmata Hills）。德国陆军和空军并没有立即对此实施猛烈打击，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这片沙漠并不适合像新西兰军从塔塔维纳（Foum Tatahouine）开始的大规模部队调动。我们还了解到，英国第8集团军的各师在对梅德宁的正面进攻失败后，已经由哈卢夫（Hallouf）向西方更远的地方移动。最后我们获悉德国的侦察部队已无力阻止新西兰师的行动，而由马纳里尼（Manerini）将军率领的几支沙漠营虽然也可能实力不错，但他们正驻扎在塔巴加山（Djebel Tabaga）和梅莱博山（Djebel Melab）之间的脆弱阵地中，实在称不上一支现代化的突击力量。
由于对马雷斯防线的实力过分自信，我方采取防御措施的行动已为时过晚，对于这些措施本应更早做出决定并得以更早实施的。此外，我们的空中行动也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由于在米那西—加夫萨—盖塔尔地区（Maknassy-Gafsa-El Guettar）不断发生战斗，局势不断恶化，我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例如在米那西，多亏了朗（Lang）上校的熟练指挥，德意联军才得以突出包围。总而言之，在3月21日—27日，轴心国军队内部衔接部分出现了一些关键问题，这清楚地暴露出军部的问题，他们缺少一个灵活的参谋团队进行指挥。我经常提出要组建一个参谋团队，但从来没有实现。
3月27日，第8集团军对哈迈（El Hamma）地区持续施压，于是我们在此前方匆忙集结高射炮部队构建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阵地。北方局势的发展日益令人担忧，迫使我军放弃了马雷斯防线，从南方前线撤军到盐湖防线。4月7日，这一坚固防线突然崩溃，意大利军队像无根的芦苇一样脆弱不堪，突尼斯战役开始走向尾声。虽然德军纵队在正面和右翼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还要抵挡空中连续不断的空袭，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作战队形，行军120英里撤退到昂菲达维尔防线，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坚韧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
一旦我们从盐湖阵地开始撤离，我们的行动空间就急剧收缩了。众多的作战参谋、后勤保障等人员，对于实施反击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在拖我们的后腿。他们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方的伤亡数字。我再次要求对人事工作进行有系统的清理，相当于一种人员撤离，但又被希特勒拒绝了，因为他担心会影响士气，所以我只能先撤离一些重要的人员。飞行编队和水面舰艇几乎全部撤离，以协助准备保卫西西里岛。我和我的指挥部人员在发布命令时，当然应该更加全面地通盘考虑。
1943年4月16日，昂菲达维尔防线前的第一次战斗开始了。我们在4月21日—22日的反击非常成功，完全压制住敌人，导致蒙哥马利的军队没有在这一地区继续进攻。在调查了前线的各个区域后，盟军司令部把这一段防线定为决战地点，因为这部分从一开始就最重要的，它是通往突尼斯城的必经之路。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从4月7日发起进攻，要夺取所谓的“长停山（Long Stop Hill）”，但直到4月27日它才最终落入英国第1集团军的手中。我们同样向进攻部队表达敬意，尤其是英国第78师。在占领了这些高地之后，通往突尼斯平原的门户就洞开了。经由此地，从5月5日至5月8日，四个半的盟军师在空前的炮火支援和地毯式的轰炸下，同时发动了不可阻挡的进攻。这个强力的突击箭头同时受到纵深的保护，右翼有法国部队，左翼是美国部队，而且美国部队已从早期那些惨痛的作战中获得了一些经验，现在正沿着大海向比塞大推进。
在突尼斯城被攻占之前，大部队进行了突围。截至1943年5月9日，只有零星的部队仍在继续抵抗，到5月12日，最后的残余部队放下武器。在此之前，我在罗马一直同驻突尼斯的德国指挥部保持着无线电联系。冯·韦尔斯特（von Vaerst）将军作为军队指挥官，一直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空军克奇（Koechy）中将仍在率领最后一支空军中队作战；还有高射炮师指挥官诺伊弗，他们给我发来了最后的报告，都充分体现了突尼斯保卫者的英雄主义精神。
只要两支盟军仍然在分开作战，我们的空中支援，特别是对第5装甲集团军的支援，一直十分得力。我们在南线的战斗机飞行员击落了多架敌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也发挥出色，直到他们在敌军先进的现代化俯冲轰炸机面前毫无优势可言才不得不撤退。我们从意大利临时借调了第2航空大队轰炸机编队，用于在英国第10军迂回穿越沙漠时对其进行攻击或空袭敌人的机场，但这也无法扭转劣势，因为这些人员并没有接受过沙漠作战的训练，几乎无法开展导航和地面侦察。
由于战场收缩迫使大多数飞行编队从突尼斯转移到西西里岛，我们的出动架次和所获战果都大幅下降。相比之下，盟军却能够将其两个空军司令部麾下的重型轰炸机集中起来对德国运输船队以及突尼斯城和比塞大两个接收港口发动空袭，并将所有轻型飞机投入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中，而且几乎不会遇到对手。当时的战况就是这样，我不断地要求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提供更多的增援和物资，隆美尔和冯·阿尼姆也将他们手头严重匮乏的资源发挥到了极致。
我以简短的概括来结束本章：
在我看来，突尼斯战役是一项极其严重的战略误判。正如上文所述，我认为，第一个错误，在于完全低估了非洲和地中海战区的重要性。
第二个错误，是对我们海上运输队的保护不足，导致我们的补给线逐渐崩溃。
第三个错误，在我看来，是在两国联合作战中存在种种障碍。太多的让步和太过明显的针锋相对同样有害。当卡瓦莱罗接替前总司令安布罗西奥将军成为总参谋长时，局势已经变得难以扭转。卡瓦莱罗和我之间的信任关系急剧恶化，越发不可收拾。在此任命之前，我曾警告过“领袖”，而且由于我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我还提请解除自己的职务。不幸的是，我屈从于“领袖”的坚持，他保证说我们会“像兄弟一样彼此信任”。即使在那时我就已经怀疑，并且现在已可以肯定，我们的盟友随后实施的叛变行径在当时已经在政府最核心圈子里进行着讨论。
第四个错误，或许也是最灾难性的错误在于我们对法国的态度。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希特勒固执地认为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是禁地，并命令我们也持同样观点。
在总结这些错误根源时，决不能忽视我们的确犯了战略性错误这一事实。很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突尼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战败了，以及为什么盟军早在1943年就能够在欧洲建立新的南方战线，并对我们的总体局面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些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令人非常痛惜。
盟军，终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最后的那些战役让敌人产生了巨大的优越感，并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继失去的黎波里塔尼亚之后，在突尼斯的失败对意大利统帅部及其军队来说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在此之前，意大利本土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随着殖民意愿丧钟的敲响，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德国，作为轴心国集团的核心，并没有意识到战争必然会扩展到地中海区域，从而错过了在英国的核心利益区域对其进行致命打击的机会。一个可以进行广泛战略规划和全面修订政治目标的机会，被永远浪费了。在这一阶段结束后，轴心国集团失去了战略主动。
英国，这个典型的地中海强国，在美国的帮助下，终于有能力建立起一个从南方进攻欧洲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