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多夫的“灰笼”；纽伦堡；达豪集中营；“肯辛顿囚笼”；1947年2月—5月，威尼斯审判；阿德堤尼墓穴与复仇；判处死刑；保护意大利古迹和艺术珍品；韦尔监狱；结局。
监禁初期
现在谈判正在进行，以便使“无条件投降”文书生效，但我还远不能从投降后的那段时期中恢复过来，发生了太多令人痛苦的事情。我认为，必须消除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让我们这个正走向崩溃的古老欧洲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学会相互理解，找到一条欧洲统一之路。这个统一的欧洲将取代各个小国分裂的历史。我一直相信白里安（Briand）的观点，但当我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之后，对于有必要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所有怀疑都烟消云散了。1934年，人们驾驶着慢吞吞的飞机从柏林出发，为了避免飞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在飞行1小时后还不得不查阅一下地图，这个例子就已经足够了。在1948年初，我向美军历史研究部门的一名军官解释道：“如果我选择了西线，在我有限的行动范围中为实现一个欧洲联邦而奋斗，顺便也为美军历史研究部门做了贡献，这对我来说意义深远，尤其是我认为英国法庭的死刑判决是不公正的。”
尽管这对个人来说很难，但我们必须学会遗忘。但是，已经发生的和有争议的许多事情仍然需要进行讨论，不是为了相互指责，而是要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造福未来。
我的生活现在充满了痛苦，经历了各种类型的盟军集中营和监狱。蒙多夫的“灰笼”（Ash Cage）集中营，多么形象的名字啊！1945年，我在这里见到了德国政府、军队和纳粹党的诸多要员。可以说，德国财政部部长什未林·科洛希克（Schwerin Krosigk）伯爵和我一起已经安抚了那些不安的灵魂，让他们彼此更加亲近。守卫我们的军官和军士都是富有同情心的人，这与集中营指挥官安德勒斯（Andrus）上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被任命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监狱的指挥官。我们所有人都发现，这位美国军官毫无国际礼节的意识。年轻的美国军官认为我不属于这座集中营，曾出于好意想把我转到另一个不这么阴森的集中营去，对此我不胜感激。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印象，他们都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
在上乌瑟尔（Oberursel）集中营，我的处境好多了，只是其中有几天在这一处临时审问营中经历了一些无事生非的情况。但我在那里看到的并不让人舒心。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即情报机构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当你与它打交道的时候，你可能会抑制不住地产生一种厌恶和恐惧，这类工作会给这个人留下深刻的烙印。如果不是招入了那么多的德国移民，很多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些人是在历经苦难之后被迫出走他国，对他们的客观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就不要期望过高了。
作为一个在押候审的战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纽伦堡这个地方。自1945年12月23日起，我被无故单独监禁了5个月！在运动或做礼拜时，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在此期间，我在审讯戈林时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长时间的盘问。律师们对我说：“终于换了一个经典证人出庭！”我在出庭做证时，发生了两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在一次冗长的解释中，我正在为波兰战役的头几天空袭行动进行合法性辩护，德国航空部已经根据《海牙陆战公约》为空中战斗制定了恰当的规章。检察官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Sir David Maxwell Fyfe）在交叉讯问结束时，就这一点表示：“这么说，你允许如此多的波兰城镇受到违反国际法的攻击？”
在死寂的法庭上，我提高了嗓门。“作为一名已经服役40多年的德国军官，我已经提交了我的证言。”我回答道，“我还是一名德国元帅，并且进行了宣誓！如果我的陈述得不到尊重，我将不再做进一步的供述。”
法庭上再次陷入沉默，最终这名检察官打破了寂静：“我无意冒犯。”
后来，辩护律师拉特恩泽尔（Laternser）博士想了解一些关于意大利游击队的情况。苏联检察官鲁登科（Rudenko）立即跳了起来。“这位证人，”他宣称，“在我看来，似乎是最不适合谈论这个话题的。”（关于这件事，我其实有太多话要说了！）关于鲁登科的职业经历，我是相当了解的！但很遗憾，法庭上的其他人都不知情。不管怎样，经过法庭外的长时间讨论，这个话题结束了。
纽伦堡之后，我便被送去了达豪（Dachau）集中营。与我同行的同志被警告说不要同我谈话，我也得到过类似的警告。结果，我一到达豪集中营的地堡，就开始与我所有的室友交谈起来，与我挤在一个小牢房的包括冯·布劳希奇元帅、米尔希元帅、国务秘书博勒（Bohle）、冯·巴尔根（von Bargen）大使和一位下级部队指挥官。我们的看守是一个吉普赛人，他对我的手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地堡里，我重新学会了静坐的艺术，我的思想也变得更加活跃了。
后来我们因为身体虚弱被转移到一间小屋里，并获准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这时党卫军战俘对于我们的命运更加好奇了。
此后我又回到了纽伦堡，然后又到了朗瓦斯尔（Langwasser），在这里，我和许多同志进行了短暂的重聚，又有幸与斯科尔兹内同住一间栅栏森严的监狱小屋，此处的优势是有舒适的住宿、最好的美国食物和友善的狱警。然而，我很快又被转移到另一间小屋，在那里，即使是在最私人的活动中，也有3个人在监视我，两个人拿着汤姆冲锋枪，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我的生活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两天后，我拿着元帅名单，与冯·魏克斯和一名初级军官一起，坐着一辆豪华轿车被带到了美军历史研究部门在阿伦多夫（Allendorf）的营地。护送我们的是一名军官和一位绅士，他的善意使我们感到非常放松。历史研究部门的指挥官是优秀的波特（Potter）上校，军官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排除了营地里一贯存在的部分困难。在阿伦多夫，我开始说服一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一起参与编写战争史。我的主要目的是，这是我们向德国军人致敬的唯一机会，同时也能促使盟国的历史学家们正视真相，而记录我们自身的经历，则作为次要目的。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文献材料。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作对于这段时期内的任何定论都是重要的佐证材料。在历史研究部门中值得我感谢的军官实在太多，我无法一一点名致谢，他们非常理解我们的处境以及我们家人的处境。几乎无一例外，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也是友好和亲善的大使。
1946年秋，我在伦敦著名的“肯辛顿囚笼”（Kensington Cage）里住了一个月，在那里，苏格兰（Scotland）上校掌握着大权。许多人都对这个“囚笼”发表过观点，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其中得到了用心的对待。我几乎每天与苏格兰上校进行会面，这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也让我意识到他的公平公正（事实上，他为了我的获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天晚上，有个小喽啰对我无礼，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上校，结果后来再没有人违反过正常的规定，包括这个军士。
这里我想顺便引用一段简短的对话。在这段时间，我曾与一名犹太血统的审讯官交谈过，话题是反犹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以及后来在同盟国地区的秘密表现。
“你忽视了时代的征兆，”我对他说，“你可能正在错失一个良机，这个机会可以为犹太人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其跻身至世界强族之列。你们确实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惩罚那些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人，并让他们为所有的伤害进行赔偿。每一名德国人和整个世界都理解这一点，全世界的人都会积极伸出援手。但是，如果被复仇的思想所控制，这将是致命的，因为这种心态只会导致新的不公正。”
他显然被这句话打动了，回答说：“是的，但这样对我们犹太人太过苛求了。”
“我理解。”我表示同意，“但是，为了实现最终的和平，难道不值得冒这个险吗？”
在阿伦多夫的优势是我们被恩准可以有访客，所以我们可以在1946年庆祝圣诞节和迎接新年的时候与家人一起度过，这些探望对我们的妻子来说意义重大，让她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勇气面对忍辱负重的生活。
1947年1月17日，我经由萨尔茨堡被送往里米尼，对我的审判要开始了。波特上校和另一名上校护送我到法兰克福，在那儿把我移交给两名非常和善的英国军官，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混乱。在萨尔茨堡，我们在一位美国人的私人家里住了一天，只是晚上住宿的地方曾经是个马厩。在里米尼，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军官代表团。通过这些短暂的间歇，我欣慰地看到，国别或胜负身份并没有影响到热情的同志关系。
我总是乐于认为军人担任政治家，往往比那些自认为有从政资格的人更优秀、更敏感，而讽刺的是，军人经常遭到全世界的唾弃、污蔑和嘲笑，但到了紧急关头，却又被赋予领导职位，备受追捧。这一点从美军的例子中也可见一斑，如马歇尔（Marshall）、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MacArthur）。难道这不能引导人们减少对军人的敌意和偏见吗？
对我的审判
在清晨6时动身前往威尼斯—梅斯特雷（Venice-Mestre）时，集中营里的战俘们给了我一个感人的送别，他们都支持我，我也答应会为他们和德国的荣誉挺身而出。由于我的律师因事而推迟到庭（此事与德国人毫不相干），检察官想在我没有代表在场或只有一名法官协助的情况下开始诉讼，而这名法官又已被传唤作为诉讼证人。一名英国军官出面干预，他告诉检察官：“不能让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变成一场闹剧。”
1946年11月，冯·马肯森和迈尔策（Mälzer）在罗马先行接受了审判。两人和我一样，被控于1944年3月24日在罗马附近的阿德堤尼墓穴（Ardeatine catacombs）枪杀了335名意大利人。1946年11月30日，两人被判处死刑。我代表我的下属提交了证词，但每次都是徒劳。
1947年2月—5月，我在威尼斯—梅斯特雷的审判持续了3个多月，这比我在罗马证人席上度过的6天还要紧张。审判结束了，在死刑判决通过的那一天，一名英国军官与我进行了长谈，之后他对我说：“元帅，在您的审判期间，尤其是今天，您不知道我们所有英国军官有多么尊重您。”这也许是因为我坚持了自我。我回答道：“少校，如果我表现得稍有差池，我就不配作为一名德国元帅了。”
除了军事法律顾问之外，这里军事法庭的组成都与罗马法庭不同。大法官是唯一的法律官员，他的职责是向没有受过司法训练的军事法官们提供意见建议，在其他所有重大审判中，他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些审判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死刑判决而告终。如果大法官在最后的发言中说我“已走向末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那明显的偏见并没有走向末路。一家瑞士报纸当时写道，他是“第二检察官，也是最好的”。
法庭不是根据国际惯例而设立的，除了一位哈克维尔—史密斯（Hackwell-Smith）将军外，还有4名英国上校。到了审讯的后半段，法官似乎已经很享受这个随心所欲的审讯角色。在任何审问中，他都不会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而我却无法避免。苏格兰上校现已把“凯塞林案件”编辑成了一个小册子，其中提到他对法庭的印象，大意是：在英国和德国，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能对这两场审判的受害者做出自己的判决，可以说这是国王陛下敕令召集的最糟糕的两场审判……
现在回到这个案子。提交给我的起诉书有两部分：罪名一，指控我参与杀害上文所述的335名意大利人；罪名二，指控我通过两项命令煽动我所指挥的部队以报复的方式杀害平民，并违反关于陆战的法律和惯例，这些命令的结果是总共杀死了1087名意大利人。起诉书虽然简短，但字字如刀，后面附上了证人的宣誓证词，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宣誓书”，但再无其他内容。
军事法律顾问在总结陈词时建议法官们，如果他们同意所有报复行为的责任已经从武装部队头上转移到了党卫军保安处（S.D.），那么他们必须判我无罪。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罪名一的关键要素。我的最终判决是“有罪，执行枪决”，从中我可以推断出，法庭认为这一点的证据并非确实充分。然而，正如负责德国官方日常战争记录的办事员后来证实，我的参谋长和作战情报军官发誓称，希特勒明确下达过命令，把实施报复的权力移交给了党卫军保安处。在审讯过程中，即使保安处指挥官也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面对这些证据，为什么还会判决“有罪”呢？我们只能猜测，我们军官的宣誓证词被认为是不可信的，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理解。最后，我告诉自己，这也许是因为对誓言含义的不同解读吧。在这两次审判中，我越来越相信，在盟军的诉讼程序中，宣誓并不是作为一种激励获取真相的手段，而是施加压力的工具，从不幸的受害者那里榨取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诉讼所需的真相。
我有理由设想，法庭肯定能认定该案件在根本上至少是无法证实的，这一点在证据方面不存在问题，而按照国际公认同时也被英国法庭所采用的“疑罪从无”原则，我几乎不可能被判决有罪。
目前还没有任何理由来证实这一判决。根据诉讼程序和大法官向军事法庭所做的指示可以进一步推断，报复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得到认可。此外，冯·马肯森和我并没有“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批准任何报复行为，而且希特勒已经下令收回了我们的这种职责，恰恰相反，我们还处决了一批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人，以图形成一种威慑效果，这一点法庭肯定能认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故意违抗希特勒命令的行为，至少应该被法庭视为一种真诚的人道主义行为。
希特勒的敕令将报复的比例定为1:10，并指派党卫军保安处执行。通过这一命令，武装部队就被剥夺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发言权。我们曾试图减少这一比例，但法庭对于我们的努力熟视无睹。他们似乎没有就这一比例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至少都认为这一比例超过了法律允许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令人惊讶了。众所周知且经证实，盟军指挥官曾下令以相同甚至更高的比例进行报复行为，而且他们当时既没有遇到危急的军事局势，也不存在罗马这样的“紧急事件”作为前提。我不想在这里就盟军指挥官所定的报复比例是否合理发表意见，因为所有这些报复问题，无疑是存在争议的，并且我在本书第21章中也已详细讨论过。无论如何，在事件过去数年后，在不了解当时主要背景的情况下，是难以对一个案件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的。如果我的法官们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哪怕只是因为他们以胜利者自居，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事实上，在一个意大利的法庭上，也就是受枪击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设立的法庭，曾经对保安处成员卡普勒（Kappler）的案件做出了无罪判决，这可能会让英国法官的良心感到不安。我至今仍然认为他们是在试图弥补自以为正义却是错误的地方。
回顾整个问题，一定不能忘记，报复的起因首先是一队警察被残忍地杀害，他们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提洛尔人（Tyrolean），当时正在履行身为普通警察的职责，保护意大利民众；其次是意大利共产党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性的目的，屠杀了许多默默经营自己生意的当地人。这不是第一个案例。由于之前的暗杀行动，我们还曾警告罗马市民要通过公告和教会来留意恐怖主义的下一步行为结果，而这些都应该被考虑进去。
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他们认为我认可了许多并非属于我的责任，不过这些话可能无助于这起墓穴枪杀案件，因为我已经向法庭证明了武装部队对于党卫军保安处没有控制权。不过，这一问题并不值得讨论。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冯·马肯森和我都尽我们所能来防止报复行为，但这一点没有得到英国法庭的认可。另外，位于纽伦堡的美国第5军事法庭明确阐述了其更通情达理的观点：
“这充分证明，为了避免这种行为带来法律和道德上的污点，人们只要有机会，都会选择规避这种犯罪的命令。”
冯·马肯森、迈尔策和我被判处死刑，理由是我们曾试图规避希特勒的命令但没有做到。对此，我们其实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我们已被剥夺了采取报复行为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无法确定起诉书，饱受各方的批评，这凸显了他们在对正义进行歪曲。
关于罪名二，我在第21章中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意大利游击队的发展、作战方法等内容，以及德国采取反制措施的性质，后者清楚地表明了我对游击战中所有问题的根本态度。我附上一句话，引自我在1945年底写给意大利首相加斯贝利（de Gasperi）的信。我在信中请求他，鉴于我再次受到完全不正当的迫害，请他动用他的职权来公布真相：
“……我对意大利的父母们失去自己儿子的痛苦表示同情。我低头默哀，为他们的悲伤和所有为国家牺牲的人们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没有成为外来共产主义的工具。但是这些男人和女人难道不相信德国父母们也很痛苦吗，他们也收到了至亲之人被伏击、被人从背后枪杀，或者在囚禁中惨死的消息？难道他们不明白，保护我的官兵不要遭此厄运，正是我的职责吗？……”
关于起诉书中的罪名二，依据是我于1944年6月17日、7月1日、8月15日和9月24日发出的命令。在这里我只谈一下检察官在最后发言中认为我有罪的那些要点。
“必须以一切可用的手段和最大的力度来打击这些游击队。我会支持所有那些在手段的选择和激烈程度上超出我们一贯克制措施的指挥官。”（6月17日命令。）
在第一个英文译本中，“手段”（means）一词被写成了“方式”（methods），这样读起来的话，这个句子可能会引起指控。令我吃惊的是，随后在帕多瓦对党卫军西蒙（Simon）将军的审判中，检察官再次使用了“方式”一词，而这个人曾在我的审判中担任控方的初级律师，保留这个误译是正确的做法吗？
“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个古老的原则，在达成目标的手段选择上犯错误，总比忽视和不作为要来得好。必须对这些游击队加以攻击并摧毁。”
这段话显然是一个指示，它是写给所有师级以上指挥官的，他们必须在这个秘密文件的框架内针对具体案件发出必要的命令。该指示的目的和后续其他指示的目的一样，是防止双方的战斗恶化成不可挽回的混乱局面，并迫使指挥官们把他们的个人注意力集中在被忽视的游击战上；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游击战看作与前线战斗同等重要，并且允许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战斗。
人们认为，“我会支持所有……的指挥官”这句话可以被解释成有意支持“所有的”报复行为。然而，从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该命令与报复本身毫无关系。
我在1944年7月1日下达的第二条命令与6月17日的命令相比，纯粹是一条战斗命令。然而，其中包括下文中第（2）和第（3）条原则，可能会被想象为报复行为：
“（1）在我对意大利人所做的呼吁中，我已经向游击队彻底宣战。这一宣战绝不是空洞的威胁。我认为所有军人和宪兵都有责任在必要时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游击队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应立即受到惩罚。
“（2）如果在当地男性居民中有相当比例的游击队成员，在抓捕的时候，如果发生暴力行为，那么就枪毙他们。这一点届时待定。
“（3）如果军队等人员被村庄射出的子弹杀死，那么就烧掉这个村庄。罪犯和元凶将被公开绞死。”
这条命令就是我对巴多利奥元帅和亚历山大呼吁意大利人谋杀德国人和加强游击战的答复。我认为，如果负责拟订起诉书的英国当局了解美军《陆战规则》（ Rules of Land Warfare ）第358d条的话，就不会对第（2）条命令提出指控了：
“逮捕和拘禁人质的公开目的是保证敌人的作战部队或平民不会采取非法行动。如果对方仍然采取非法行动，则可以对人质予以惩罚或处死。”
此外，根据美国的权利观，对于游击队来说，甚至准许不经过法律程序就立即处决。但是，我不需要使用这项权利，因为在所有经过核实的案件中，没有一名游击队成员在敌对行动后未经军事法庭判决就被处死了。如果法庭试图从我9月24日的命令——“我进一步下令，今后军事法庭必须立即赶到现场开庭”——中找到相反的结论，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法庭上已经指出，这句话中的决定性词语是“立即赶到现场”，并得到了证据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要首先建立一个军事法庭，相反，法庭已经存在。这句话的本意是要提醒士兵，只要他们合理操作，就有惩罚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有效法律手段。如果法庭认为我的指示是煽动“对意大利平民的恐怖主义”，我必须反对，因为“平民”或“妇女儿童”根本没有提到，因此不可能有此所指。在我受审时，所有已明确关押地的德国总司令、集团军和师级指挥官都在法庭上做过口头陈述或寄送书面宣誓陈述，表示他们从未按照控方的角度去理解过这一指示。只有在伦敦“肯辛顿囚笼”里的一位总司令对我的命令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无可厚非，他在“囚笼”中精神状况不好，而且那些批评也没有经过宣誓，当他在自愿出庭做证并进行宣誓时，他就收回了那些话。法庭显然没有认可这一更正的有效性，如果可以更加充分地解释一下这个事件，我也许就能获得赦免。
我在命令中说的是：“我会支持那些所有在手段的选择和激烈程度上超出我们一贯克制措施的指挥官。”
这名证人记得是：“我会支持那些所有在手段的选择和激烈程度上远远超出授权手段的指挥官。”
我当然对第二种说法提出正当的反对，它是错误的。即使有人希望重视一些证人在非宣誓情况下所做的书面或口头陈述，该名证人所说的“此命令将给部队带来巨大危险”和“元帅的命令给了部队太多的自由”，也是无法被解读成在平民中煽动恐怖主义的。此外，法院肯定知道，根据这位合格总司令手下参谋长的证词，军队的士气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似乎难以想象，在整个宣誓证词都得到澄清之后，法庭还在继续坚持证人在伦敦所做的书面陈述。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我在7月1日发布的命令的最后几句话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抢劫，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有的措施都要严格但必须公正，德国军人的名誉依仗于此。”
这些话充分驳斥了法院的判决，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我这条命令的意义。
我于8月21日和9月24日的命令甚至可能让存有偏见的法官相信，没有设想中的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以下是1944年8月21日命令的摘录：
“在最近几周对土匪的重大行动中，发生了严重损害德国武装部队名誉和纪律的事件，这些事件与报复性措施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击游击队，有时会波及无辜人员。
“然而，除了在该地区实施的安抚工作之外，如果一项重大行动只会在民众中引起更大的动乱，并产生非常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还必须由德国武装部队来承担，那么就表明这项行动是错误的，只能被看作纵兵抢劫。
“领袖在给我国驻意大利大使拉恩博士的一封亲笔信里，抱怨我们对游击队的打击方式，以及报复性措施最终落在民众的头上而非真正的土匪。
“所有这些行动的后果都严重损害了民众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信心，从而给我们制造了新的敌人，并加大了敌人的宣传。”
以下是1944年9月24日命令的摘录：
“领袖再次向我发布书面声明，称驻意大利部队在对民众采取行动时，违反了我于1944年8月21日下达的指示，他们执行任务的方式令人发指，从而把正派和英勇的人民赶到了敌军或游击队那边。我不愿意再宽恕这种行为，因为我充分认识到这种懦夫般的暴行只会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痛苦。
“领袖的控诉已转交给最高统帅部，负责此事的将军正在调查最严重的案件，并将向我报告调查结果，然后将此事传达给相应负责的指挥官来做出最后决定。最终结果也将报告于我。”
然而，关于这些命令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当时所做的官方调查并没有证明德国官兵有罪。此外，我在庭前提交的证言已经得到证据支持，我调查了每一份关于我的部队违法犯罪的报告，一经证实，就对罪犯进行了审判。如果8月21日的命令被解读为承认煽动恐怖主义，而6月17日和7月1日的命令也隐含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我只会发布犯罪的命令，发布一个之后不久就再发一个，这样就让我的部下在履行职责时实施犯罪同时承担责任。这与我急于承担责任的做法并不相符，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不会成为一位受欢迎的的总司令，一分钟都不会，然而直到今天，在我手下服役的人仍然对我忠心耿耿。事实是这项指控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支持。即使在我承认我的部队有可能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意大利军事法庭也做出了无罪判决。
关于法律宣誓书我多说几句。这种宣誓书并不是在获准宣誓之前就写好的，而是在几年后根据多人的陈述写成，有时会高达100多人，而这些人有可能仍然受到来自游击队和共产党的压力。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庭审理的大多数案件证明，证人的陈述要么不真实，要么过分夸大，因此这些陈述并不足以作为证据。据了解，这些罪行一定程度上是“黑衫军”（Brigata Nera）这样的新法西斯组织所为，或者是身着德国军装的意大利犯罪分子的行径。英国调查法官在一份代表我方的诉状中证实了这一点，根据他对德军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所用方法的专业知识，他强烈敦促，冯·马肯森、迈尔策和我不仅应从监狱释放，更应无罪赦免。
最后，在此也必须指出，为我做证的所有德国和意大利证人肯定都被认为是“不可信的”，而意大利证人的“童话”和英国人的“法律宣誓书”则被认为是“可信的”。再一次令人费解的是，对我们接受德国正义观念熏陶的受审之人来说，本来应该要做的无罪推定并未落实，而“执行枪决”的判决却就此通过。
我的4位律师，拉特恩泽尔博士、弗罗威恩博士（Dr.Frohwein）、舒茨博士（Dr.Schütze）和施温格教授（Professor Dr.Schwinge），之前一直拒绝相信会做出有罪判决。后来，当军事法律顾问宣布两项罪名“有罪”时，他们自信地向我保证，最终只会有一个非常仁慈的判决，其他不会有任何问题。尽管与我的看法相反，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因此，当宣布根据两项罪名判处死刑时，我还不得不安慰我的律师。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实，我现在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在我看来，它似乎能够阐释整个诉讼过程。战胜国对所有众所周知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对其采用的法庭程序进行批评毫无意义。
在宣判的那天晚上，我把让我有所触动的想法吐露在下面这封信中：
“1947年5月6日，决定命运的一天结束了。我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而是我怀疑这个世界的正义感。我的律师和其他许多人认为不可能会是这个判决。我只有在他们的观点中才可能发现正义，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正义会存在。这样的判决是必然的，因为：
“（1）我的审判是在罗马审判之后进行的，为了获批这一点，军事法律顾问曾拼命进行争取；
“（2）游击战争在今天仍然受到赞扬，不可能让它作为一项犯罪行动而载入史册；
“（3）德国军官及其整个军队职业必须受到致命的打击。”
今天，西方列强盲目地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将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未来。我想起了在纽伦堡的一次谈话，一位消息灵通的熟人对我说：
“你会被清除掉，无论以何种方式。你的影响力太大了，也太受欢迎了。留着你是一个威胁。”
这句话让我明白了我的使命：要证明我们行为端正。我的名誉、军衔和对德国人民的尊重决定了我的行为举止。我努力不辜负这些对我的要求，借由上帝恩助，我将问心无愧地承受可能降临在我身上的最坏结果。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始终追求卓越。如果我没有坚持做到，那就让那些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来审判我吧。伪善者的谴责无法动摇一个拥有自尊的人。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有工作，还有关心和责任。我现在的痛苦并不归因于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能够对我的同志们有所贡献，如果高层人士仍然乐意与我交谈，这将是我的莫大荣耀。如果我可以得到曾经仇敌的认可，如果所有人都对我的判决摇头称奇，那对我来说就意义深远了。如果意大利人宣布，我应该被授予4块金质勋章，而不是接受审判，那就表明意大利人正在努力克服今天的不良情绪。
在1950年和1951年，巴伐利亚去纳粹化法院（Bavarian denaz-ification court）在处理与威尼斯审判同一法律事件的时候，做出了“没有牵连”的裁决。尽管我和英国人都认为在这些诉讼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侵犯，但我对法庭裁决中的明确批评态度表示感谢。
我在本章上文中说过，法庭至少应该注意到在我的法律立场方面存在疑点。因此我的律师认为，根据国际司法惯例，我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仅这一项考虑就可以把我无罪释放。在此我必须明确指出，军事法律顾问本应勤勉地记下每一个字，但在就后面所出示证据对证人进行审查时，他却表情厌倦地把钢笔放在一边，显得兴趣欠缺。
尽管公开披露我本人和我的惩罚是件痛苦的事，但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件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提出来。许多杰出人物可能对将我视为接下来方案的最初讨论组表示异议，但无论他们如何反对，为所做决策承担非同寻常责任的，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事件，因为德国人民和其他西方世界人民都有权了解，尽管战争十分血腥，但是在如此规模的冲突中，德国军人仍然秉持着关心人道主义、文化和经济的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
对意大利平民和文化的保护措施
当我在担任南方战区总司令的时候，我阻止了罗马百万人口的撤离计划。与1914—1918年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靠近前线的城市一般都是自愿或被迫撤离的，而这一次罗马距离前线仅14英里，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半。鉴于盟军的空战策略、缺乏运输工具、食物难以供应等问题，如果要撤离罗马，即使只限于部分人，也肯定会造成几十万人的伤亡。
根据希姆莱的命令，罗马的犹太人群体将被驱逐到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我阻止了这条命令的执行。直到今天我仍然被罗马的犹太人嘲讽为一个普通的杀人犯，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辨别能力。
我还采取措施，成功防止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和村庄出现撤离的情况，这一点在下文中再述。
意大利当局受限于运力缺乏和其他困难，无法养活意大利中部的人口，即使有德国提供的援助也远远不够。但是我们通过适当的方式成功为平民提供了补给，从德国仓库供应粮食并提供了军用货运工具（货运列车和卡车）。因此，我们顶着剥夺前线士兵最低生活保障的压力来保障意大利人。我还批准使奇维塔韦基亚港中立化，并向红十字会开放。此外，梵蒂冈也将其有限的资源拿出来提供援助。尽管在从意大利北部通往罗马的公路上行驶的每一辆卡车都清楚地标有红十字会的标志，但盟军仍然持续空袭，使所有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变得非常困难，代价也很高。
在战争期间，所有罗马人都知道德国技术军队不得不经常派去修理被轰炸破坏的水管，每一名意大利人也应知道，在德国军队撤退之后，供水系统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因为即使冒着使我军陷入巨大军事劣势的风险，我们也禁止炸毁桥梁和其他设施。
最后应该指出，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中，德军主动承担起空袭损失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员、武器和物资。
从1943年9月起，保护教会和意大利文化的措施几乎都是由德军完成的，其中部分是应教会和意大利教育部众多人士提出的请求。这项工作非常烦琐，以至于我在西南战区总部不得不设立一个专门的“艺术保护处”，由哈格曼（Hagemann）博士负责。保存艺术珍品意义深远，为了落实这些指示，我还对作战部门的大部分行动提出了建议。
根据意大利的地面和空中情况，搬迁工作分了几个阶段进行，但即使这样，也很难满足预期要求，因此不得不逐渐改用各种权宜之计。在下文中，我将只围绕南方战区司令部所做的工作进行叙述。
最简单的措施就是在城镇和乡村张贴带有我签名的布告，禁止擅自进入有文化价值的场所。我签署了数百份这样的布告，可以说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件违反案件。艺术品、档案和藏书从这些城堡、教堂等地点通过运输工具被运往了安全地区。第一项任务是把卡西诺山修道院中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品用“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运到了奥尔维耶托（Orvieto），随后又按照我在罗马下达的存放命令移交给了梵蒂冈，更不要说其他直接被德国军队救出并交付给梵蒂冈的众多艺术珍品了。第二项任务是把佛罗伦萨的艺术作品分散到佛罗伦萨地区不同的僻静别墅中，这样当它们受到像卡马尔多利（Camaldoli）修道院和圣埃雷尼奥（Sant’Ereno）修道院一样的威胁时，就会被转移到南蒂罗尔（South Tyrol）。对于佛罗伦萨附近波焦阿卡亚诺（Poggio a Caiano）的美第奇家族别墅（Villa Medici）及其珍贵的佛罗伦萨艺术品，我直接下令不列入防御区范围内。此外，暂时存放在马尔扎博托（Marzabotta）的艺术珍品最终运抵费拉拉。最终，由于缺乏运输工具，许多艺术珍品不可避免地留在了原来城镇里，但即使这种情况，德军也把它们保护在防空洞里。在那些无法被宣布为“救护城市”或“不设防城市”的地方，这些工作不约而同地都在进行。甚至在维罗纳这个中央交通枢纽，虽然遭到了盟军针对性的空袭，工作也在持续。
我们把具有文化意义和教会传统的城镇排除在战斗区域之外，列为“救护城市”。盟军通常通过梵蒂冈来获知这一安排。宣布一座城市为“救护城市”，需要撤离除了那些用作医疗服务之外的所有军事机关，我们在如下城市也是这么做的，如阿纳尼（Agnani）、蒂沃利、后来又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锡耶纳、完好保存从翁布里亚（Umbria）运来的无比珍贵艺术作品的阿西西（Assisi），以及成为与红十字会相互尊重范例的梅拉诺等。
彻底有效地宣布一个“不设防城市”，存在着某些军事和外交上的困难。我们曾尝试在很多地方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努力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有时作为一种解决办法，我们选择让一个城镇“中立化”或“非军事化”，这两种情况意味着要撤出所有军事机关和部队，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并由宪兵进行警戒，分流交通并封锁道路。但很显然，这些措施并不总是得到部队的积极响应，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军事顾虑。罗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卡瓦列罗和巴多利奥已经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后，我作为西南战区总司令又对其进行了确认，并严格禁止军队进入。
我先是下令禁止对奥尔维耶托、佩鲁贾（Perugia）、乌尔比诺（Urbino）或锡耶纳等中世纪城镇进行防御，后来又进一步宣布其“非军事化”。佛罗伦萨拥有独特的艺术宝藏，早在1944年2月就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我不能同意红衣大主教关于宣布放弃防御这座城市的要求，因为我从敌人那里得不到类似的让步，因此德军对穿过这座城市的道路进行了拆除和阻断，不幸的是，这也导致横跨阿诺河（Arno）的美丽桥梁遭到了破坏。
比萨（Pisa）因为疏散及时，使其为人熟知的文化古迹得以幸免。
从战术上看，圣马力诺（San Marina）和锡耶纳一样，是一条重要防线的中点。尽管如此，我还是宣布它为“不设防城市”，这可以看作是我为人谦恭的一个表现。
在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Via Emilia），拥有皮洛塔宫（Palazzo della Pilotta）及其法尔内塞剧院（Farnese theatre）的帕尔马（Parma）、雷焦（Reggio）、摩德纳（Modena）和博洛尼亚等城市，在1944年7月就全部宣布为“中立化”。当时博洛尼亚是我们防御的关键点。当地市长和博洛尼亚大主教请求宣布该市为“不设防城市”的请愿书得到了我的同情，然后我们还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地位并没有受到质疑，这主要归功于指挥第14装甲军的冯·森格尔—埃特林将军。拉文纳（Ravenna）很早就宣布“非军事化”，后来德军在此不战而退。威尼斯被选为意大利东部所有艺术珍品的收藏地，虽然遭到海军的强烈反对，但它的保护问题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维琴察（Vicenza）在实际上已经中立，因为所有军事车辆都绕道而行，而且该镇也已撤离。
在帕多瓦主教的请求下，帕多瓦也已完全“非军事化”，从而使珍贵的乔托教堂（Giotto Chapel）和其他文物得以保存。
在我的直接命令下，米兰南部的切尔托萨迪帕维亚（Certosa di Pavia）修道院也得到了类似的保护。
西南战区司令部的这几个行为实例足以表明，德国军队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意大利的古老文化。那些不了解意大利的人可能无法准确了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而，他们可以对比一下如维尔茨堡、纽伦堡、弗赖堡（Freiburg）、德累斯顿等德国城市的样子，就能更好地欣赏上面列出的这些完好无损的意大利城市了，这应该让其他国家的人好好反思一下。
在战争期间，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教会和当地政府的感谢信。在这里，我谨引用基耶蒂大主教（Archbishop of Chieti）信中的一段话：
8个月来，我们基耶蒂人民距离德军防守的战线只有7千米。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受到德国指挥官的任何攻击，特别是没有受到凯塞林元帅或他手下将军们的攻击。相反，他们，特别是凯塞林元帅，在军事局势允许的范围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和帮助我，拯救了基耶蒂市和其他需要抢救的地方……
总而言之，我必须以我的良知起誓，并且不惧怕任何反驳，凯塞林元帅的态度和行为值得所有人的赞扬。这也是我的神职人员们的想法，而且据我所知，基耶蒂所有思想健全的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必须感谢凯塞林元帅，保护了我们的城市在全面战争中得以幸免。我要特别感谢冈瑟（Günther）、巴德、福伊尔施泰因（Feurstein）和迈尔策将军，感谢他们在凯斯林元帅的领导下对这座城市所做的善行。他们的名字和元帅的名字都将永远在这里受到祝福。
亲爱的拉特恩泽尔博士（此为我受审时的律师），在写下这些话时，我遵循着自己身为大主教的良知，很高兴能够为证明凯塞林元帅的清白做出一些贡献。最后，我要向全能的主祷告，希望这份证词能够劝导法官，让他们依循正义做出审判。
审判之后
我和我的军官证人们同乘一列火车从梅斯特雷前往克恩滕州（Carinthia）的沃尔夫斯贝格（Wolfsberg），然后我们就分开了。我的同志们感到都很沮丧。不过，沃尔夫斯贝格的英国指挥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对待我就像对待冯·马肯森和迈尔策一样，把我们当作光荣的军人。我很感激他，感谢集中营里的军官和军士，多亏了他们的好意，我才能在那儿的“地堡”中还算过得去。只有一个例外，一个美国上尉，他曾经是奥地利难民，有着充满敌意和复仇的铁石心肠，他经常迫害那些无辜的人。一年后，我听说报应不爽，他带着他的犬儒主义也被关押到曾被他迫害的可怜虫那里了。不过，我将永远记住我们的德国牧师格鲁伯（Gruber），他工作出色，是一位优秀的灵魂守护者。
沃尔夫斯贝格是奥地利的一个战俘集中营。我们觉得自己在这里并不是外来者，反而是囚犯们这个小圈子的核心，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艺术创作、讲座和工作来丰富生活。我到达后不久，一位前党卫军少校找到我，告诉我可以帮助我越狱，一切已经就绪。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我坚定地说，我对法庭没有什么意见，但我决不会给我的敌人一个借口，让他们以为给我的对待是公正的，我宁愿错过这个自由的机会，因为那将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
1947年7月4日，我和我的同志们被判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来我常说，这种减刑其实是加重惩罚。有一次，一位英国上校问我为什么，我只能回答说这是有限制的。对我这样一个知道自己清白无辜的德国元帅来说，“枪决”来结束生命配得上我军人的身份，但每天必须和罪犯一起生活在监狱里，则是一种侮辱和羞耻。
1947年10月，冯·马肯森、迈尔策和我从沃尔夫斯贝格转移到韦尔（Werl），我们三个人已结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我们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的押送人员给了我们专门的关怀，虽然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但他们努力使自己不受我们判决和服刑情况的影响。当韦尔监狱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时，我们的身体就像被截肢一样痛苦。很显然，我们和真正的罪犯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被押到副监狱长的办公室，他的职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与最恶劣的罪犯相同的权利。
狱中的生活不知岁月变迁。在度过沉闷的几年之后，到了1950年，待遇终于有了些许的改善。我很尴尬地发现，我们只能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和控制下向德国尤其是巴伐利亚当局递交请求，他们最终也只能尽其所能来满足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需求，例如，落实我们作为战俘和罪犯分别应得的报酬。我要提一下盟军监狱的最后一任监狱长维克斯（Vickers）中校，除了一些禁令之外，他总是表现得很仁慈。此外，还有大主教，他首先推动了后来的改善工作。在法律领域，我只提一个人——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高级法律顾问阿尔弗雷德·布朗爵士（Sir Alfred Brown）。他展现了一位负责任的法学家崇高的精神，虽然内心不忿，但仍在他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之下帮助我们。一位受人尊敬的将军却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匆匆瞟了一眼我那冰冷、潮湿、偏僻的牢房后，说出了一句不同寻常的话：“很好！”
我的工作是糊纸袋。作为一名65岁的元帅，我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尊敬。我的同事虽然大多是“战犯”，但都是正派的人，这让工作和生活变得轻松很多。几个月后，有人问我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我回答说：“很好。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糊纸袋工人。”
次日，我作为体力劳动者的日子就结束了，开始重拾历史研究。
一个晴朗的早晨，在提前一个半小时通知后，我们被搬到了另一个住处。原因是保密的，而且我至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转移我们，可能是想让我们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住得更近一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和英国囚犯住在一起。那是一段悲惨的时光。不幸的是，只要有人跟我们说话，即使是牧师来拜访我们的时候，也得有一个看守在场。有一次我妻子来看我，她给我带了几块蛋糕和一些糖果，因为监狱的食物让我的胃不舒服。她把这个小包裹交给了一位德国官员，这位德国官员把它交给了一位英国官员，英国官员把它拿到了办公室，准备交给我。一位碰巧在现场的英国记者目睹了这个程序，然后编造了一条只能称为谎言的报道，把它寄给了他的报社。他在故事里说我们经常收到包裹，享受英国的餐饮和其他山珍海味。我们当时能看到的英国食物就只有他们每天发给英国囚犯的配额，这就像是举办了一个宴会，而我们只收到了数量极少又难以下咽的德国汤。结果，包括监狱长在内的3名英国官员被调离。
然而，即使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活了下来。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被允许在一个重建的侧楼上单独使用一层，那里的“餐厅”和“娱乐室”都经过精心布置。这是德国个别人进行的捐赠，这种做法最终表明了，我们是虔诚实干的基督徒。我们要特别感谢维克女士（Frau Weeck），这位不辞辛劳的“韦尔天使”是威斯特伐利亚红十字会（Westphalian Red Cross）的副主席。
另外，我们争取改判却毫无进展。英国官场顽固地为已做出的判决进行辩护，不顾我们提交的令人信服的无罪证据和在审讯时无法及时提交的其他证据。我无法想象负责任的英国社会能够相信这次诉讼程序的合法性，不过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给新闻界的公开信开始让我们进行了反思。我们对于每一案件都有着主观但是透彻的了解，这与英国高级专员的陈述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这些理由，在获得联邦德国总理的同意后，我想向下议院议长提交一份请愿书，应由一个混合议会制委员会现场，也就是在韦尔，调查战争罪行案件的总体情况和法律方面。考虑到独立议员的正义感，我认为该委员会将会对法院的诉讼程序提出相反的意见，将会思考审判文件中的各种缺陷和漏洞，并将提出相应解决办法。然而，我的这一想法遭到禁止。真是遗憾！ 我意识到下级官员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即使他们自己质疑上级也要如此。我不想提出，在1945年以后，我们德国人也会因为服从命令而被判处死刑或监禁。我从未发现当权者有合理的理由来拒绝重新审议我们的案件，即使面对一种毫无同情、缺乏考虑和公然挑衅的公众舆论，正义也必须占据上风。同样难以理解的是隐藏在“四国协议”背后的企图，因为其已经失去了正当性和法律效力。一项被罗马和世界都否定的公约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视为有效的国际法。
当1947年我被判死刑时，我相信我有勇气面对我面前的一切，在我的身后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我已经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巅峰经历了。5年后的今天，我必须承认，我的生命中又多了一种外部诽谤的体验，也有聊以慰藉之事。我确实养成了每天结束时进行冥想的习惯，作为一天的必修课程，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观察自己、周围的环境和这个时代。我现在试着客观地判断，把我的失望看作这个时代弊病的征兆，压制报复和仇恨的心理，尝试着去理解。我是这样思考的，我自然也要在我的同伴之间、在他们和监狱当局之间充当调解人。渐渐地，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人们重新以怜悯和人道的心态对待我们这些军人，而不再是因宣传而产生的敌意。那些不顾当时氛围为我们挺身而出，帮助我们改善生活条件的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他们的作用远远超过那些致力于“再教育”的人。比起那些可疑的实验，人的内心感受更有说服力。
在我被囚禁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尤其吸引那些曾经站在这个世界中心的人。一个人越是远离日常的鸡毛蒜皮，就越容易看穿事物的混乱本质。正如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所确认的那样，当我在把我们的战争表现夸奖为某种成就时，我其实只是在陈述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然而，与他的观点相反，我记得许多德国人发表了不同的言论和文章，来描述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天才表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白痴行为”，称他们高压逼迫着可怜的德国步兵，使其同时遭受着上级和他们的欺凌。作为一名服役40多年的老兵，尽管严厉和苛刻，但一直受到官兵敬重，我有权声明，我无法理解这种新闻。我欣然承认之前犯的错误，但是在战争头几年中，我们每次都能迅速赢下每一场战役，所以我们只能假定，在盟军的领导层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无知”。因此，任何理智的人在听说我们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居然全程都是错误的，而我们必须按照如美军之类的民主原则来修改我们的理念，都会表现得惊讶万分，这一点是我无法接受的。
我有幸指挥过大批最优秀的德国师。我知道，如果官兵之间没有结成深厚的同志情谊，德国军队是不可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在我视察各支部队的时候，这种团结氛围令我非常高兴。尤其令我自豪的是，1945年德国军队投降时所表现出的模范行为，我认为这是纪律、训练、指挥层与部队和谐关系的胜利。诚然，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适应各种发展进步，学习新的宝贵经验，但是我们要传承我们的民族特点，尊重我们的传统习俗。我们要警惕不要变成一个失去根基的民族。
我在写这本书之前斟酌再三，最后我决定基于我的所见所闻，为维护这段德国历史的真实性贡献一份力量，为我们优秀的军人树立一座丰碑，并让世界充分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面貌。所有事件都具有相对性，对于那些思考这场战争的人来说，这个古老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我想对年轻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努力做正确的事，而所谓的完美无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古谚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呼吁能自主掌握对自己的决定权，同时告诫大家不要轻易给别人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