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
1945年4月21日，在意大利的德军前线崩溃；4月25日，美军和苏军在易北河边的托尔高会师；4月28日，C集团军群的全权代表在卡塞塔签署停战协议；4月28日，墨索里尼被枪决；4月30日，慕尼黑陷落；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邓尼茨出任帝国总统；5月2日，C集团军群正式投降；5月4日，G集团军群在慕尼黑投降；5月5日，西北战线总司令投降；5月7日，南方战线总司令（凯塞林）投降；5月7日，德国在兰斯签署投降书；5月9日投降生效。
德国南部
我深信战争最终将在德国中部地区决出结果，因此我有意忽略了两翼，特别关注中部的事态发展。如果苏军和西线盟军在易北河或柏林会师，那么不管两翼的局势多么有利，也都将变得无关紧要。此时此刻，要维系这场战争，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必须争取时间，让在东线作战的德军胜利班师，再与英美作战。
我已经说过，德国中部的局势只能指望新成立的第12集团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支备受吹捧的神秘部队的真实情况。随着局势的恶化，希特勒通过当面或电话交谈，再加上最高统帅部作战参谋在旁边煽风点火，总是让我相信，这支军队拥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但当我从其整个组建状态推断，意识到这支神奇的部队无法及时参加战斗，甚至对于德国中部的局势起不到丝毫帮助，我想我最好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南方吉凶未卜的局势上，因此我在4月10日把司令部迁到了上普法尔茨（Upper Palatinate）。
在德国南部，美军于3月底在奥彭海姆跨过莱茵河，然后又击败了G集团军群右翼部队，现在他们向东北可以直通吉森和黑斯费尔德，向东直通维尔茨堡（Würzburg），向东南则是几无驻兵的平原直通纽伦堡。
再向南，美国军队已经到了曼海姆和海德堡以南及东南的莱茵河谷。3月底，阿尔及利亚第3师和摩洛哥第2师在施派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地区渡过莱茵河，随后法国军队在南普法尔茨（South Palatinate）转向北方进军。这些师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密切支援美军的侧翼，扫平了莱茵河谷，为法国殖民地第9师和法国第5装甲师渡河提供了条件。
3月26日，敌人的基本计划已经相当明了。现在的局势清楚地表明，敌人在南方的战略目标是从北方肃清这一地区。这项计划的优势在于：
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行动主要发生在由盟军部队控制的地区。
对山地前线和沿河工事进行正面进攻十分困难且代价高昂，但现在此类行动已经不必要了。
在德国南部作战的美国第7集团军左翼部队与在其左侧推进的美国第3集团军仍然保持着松散的联系。
然而，对这些意图的解读并不能弥补我方在战略选择上的欠缺。德军在这一地区的唯一依仗就是地形。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沿河防线（美因河）和山地（欧登瓦德山）背后的防御也令人非常失望，那里的部队有些是在调动过程中被发现和消灭的。因此，我们要做的必须是在适当的时机进驻阵地，然后尽最大努力巩固防御，直至我们找到另一个有利时机撤退到新的阵地，这意味着我们要选好一些天然防线，在那里进行阵地战而不仅是运动战。但至少第1集团军的左翼和第19集团军目前就在防御阵地上，其中第19集团军集结在右侧，位于黑林山的北部边缘，所有可用的部队差不多都调集给它，但这也意味着削弱了黑林山西侧的防线。这些被削弱的防线占据地形的优势，在防守时可以相对稀疏一点。但是，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即对于挟胜利之威而来的敌人，在面对人数、训练和装备都不如他们的守军时，是不可能被牵制很长时间的。
为了使这个边打边撤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我们着手巩固了阵地，并调集了大炮和其他重型武器来支援。但这也是我们最匮乏的地方。
这段时期我没有处理日常事务，而是在总结我所认为重要的战术阶段以及其中的关键部分。
敌人在突破了米尔滕贝格（位于美因河转弯处）与埃伯巴赫之间的接合部，紧接着又在阿沙芬堡攻占了美因河上的桥梁，这标志着敌人开始了两项重大行动，打通了前往维尔茨堡的道路（4月1日—7日），随后经此打通了前往班贝格（4月15日）和纽伦堡的道路，紧接着越过梅根特海姆（Mergentheim）到达纽伦堡（4月16日—20日）。
敌人没有改变战术方案，他们的装甲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穿插，并借助于快速集结的方式，为步兵师的后续行动开辟了道路。敌人在这一阶段实施的装甲部队快速前冲的战术，实属罕见。
在把第1集团军左翼部队调配至突围部队的过程中，G集团军群和第1集团军的指挥官们都表现出了非凡的灵活性。然而，他们到达得太晚了，甚至没有及时赶到陶伯河—亚格斯特河（Jagst）防线。基于现有的部队，连敌人的先头部队都无法阻挡住。
这种压力也让最高统帅部感到担忧，他们于4月3日命令G集团军群的新任指挥官舒尔茨（Schulz）将军，让其在第1集团军右翼背后组建一支由托尔斯多夫（Tolsdorff）将军率领的强大突击队，从北方发起进攻切断敌人向维尔茨堡的推进，并与第82军连在一起。这一命令是行不通的，我撤销了这一命令，随后上报最高统帅部并获得批准。这个例子与H集团军群的情况类似（命令斯图登特发起进攻），表明地图和报告永远不能代替个人观察。
在我们看来，敌人在美因河流域的快速推进，让美国第12集团军群有能力将正在图林根林山西侧和南侧作战的第11装甲师、第14装甲师转到东南方向，来掩护和加强美军受到阻击的左翼。
在第1集团军的左翼，第13军和第8军的各师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被迫退到亚格斯特河和内卡—恩茨防线（Neckar-Enz Line），然后在4月10日又退到科赫尔河（Kocher）。现在已经建立起了通信联系，而且事实上，在他们到达这些防线之后，战斗出现了短暂的平静。4月10日，第1集团军驻守普瑞根施塔特（Prickenstadt）—乌芬海姆（Uffenheim）—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英格尔芬根（Ingelfingen）—科赫尔河防线，其右翼差不多位于施泰格林山（Steiger Forest）的西部边缘。第1集团军的左翼和第19集团军的右翼共3个师调到了受威胁较大的纽伦堡地区，但这也削弱了在战略上相当重要的内卡—恩茨防线和科赫尔河防线，不过，这些防线也依托地形进行了巩固，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令人遗憾的是，调防的3个师很晚才抵达新的战斗区域，而且从其实力上看，也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强大。
德军右翼的局势发展使这种转移非常必要。疲惫不堪的第82军各师无力抵挡美国第7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侧翼师的追击。而在班贝格（Bamberg）地区，第36国民掷弹兵师和第416步兵师被分割开来。4月15日，班贝格和拜罗伊特被攻占，南方的国土向敌人敞开了大门。
在西部，我们的调动更加完整顺畅，前线也并没有土崩瓦解。4月14日—15日，我们在艾施（Aisch）开展了一场战斗，因为纽伦堡像磁石一样把美国第7集团军吸引了过来。
要不是党卫军第13军第2山地师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在最后一刻及时赶到，这一战事必然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同时，我重组了两个损失惨重的师—第36国民掷弹兵师和第416步兵师，他们由经班贝格撤退而来的部队和一些新招的应急部队所组成。这样他们匆匆忙忙地重整装备，并于4月16日—17日在高速公路以南建立了一小块防御阵地。不幸的是，第17党卫师的一个团不得不为了保卫纽伦堡而先行撤离，而这在第82军和第13党卫军之间造成了一个缺口，并且一个美国师抓住了这个机会潜行而入。现在弗兰克尼亚瑞士（Franconian Switzerland）、上普法尔茨直至纳布河（Naab），整个侧翼都暴露在外，要想加以防护，只有调用在格拉芬沃尔（Grafenwöhr）军事基地中的一个战斗队，其他再无部队可用。这些格拉芬沃尔的部队（装甲兵和卡车步兵）被派往美国第14装甲师的侧面，这支美军正在从拜罗伊特向纽伦堡推进。我当时就在现场，目睹了这场攻击。战果不大，这并不完全是由于部队实力薄弱，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前线经验、战斗训练和冲锋气势。因此，除了从上普法尔茨延伸至纳布河有个缺口外，德军还是在4月18日—19日从安贝格北部经施瓦巴赫（Schwabach）、安斯巴赫（Ansbach）和哈尔（Hall）直至劳芬（Lauffen）建立了一条可怜的防线。
随着这条防线的建立，第1集团军再次显示了战斗力。在4月14日—15日，敌军向前推进，在海尔布隆的内卡河两岸建立了一座桥头堡，这不能归咎于第1集团军指挥部或部队。
从海尔布隆到普福尔茨海姆，内卡—恩茨防线的突出部挡住了欧登瓦德山和黑林山之间的通道。如果突破内卡河前线，则意味进入了斯瓦比亚汝拉山（Suabian Alb）北部平原，这里非常适合坦克自由行动，并可以渡过恩茨河进一步威胁斯图加特和位于黑林山和汝拉山之间的南部盆地和河流。
在3月底，局势已经很明显，美国集团军群的南线部队并不想在路德维希港—海尔布隆防线以南的地区开展实质性的冒险行动，这意味着巴登和符腾堡将是法军的行动区域。
4月13日，法军从卡尔斯鲁厄地区向我们在黑林山北侧的阵地发起进攻，到4月18日已向维尔德巴特（Wildbad）和黑伦阿尔布（Herrenalb）进行纵深推进，并对普福尔茨海姆形成了部分包围。即使在一个坚固的区域后面，我们的部队也站不住脚了。因此，在机动性如此强大的敌军面前，任何“计策”都注定要失败。第19集团军现在已无力实施阻滞行动，这是无法掩饰的事实。即使是装备最好的第8军和第64军在强大的天然防线背后都没有多少抵抗能力，那么地区防御营和其他部队又能指望上什么呢？在开阔的平原上，所有的战术行动都以逃命而告终，不过，尽管失败让德军跑得飞快，但敌人移动得更快。尽管第19集团军重新集结力图重振旗鼓，但还是不能阻止敌人横扫普福尔茨海姆东部地区。
美军和法军从普福尔茨海姆出发，至4月20日—21日已到达斯图加特附近，期间一支美军向斯图加特以东发起进攻加以配合，这切断了第1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之间的联系。第80军现在处于绝境。4月22日，当法国装甲师向菲林根（Villingen）推进时，第64军和第18党卫军的部分部队也同样陷入困境。经过几天的战斗，符腾堡失守，这样恩茨河—黑林山防线也将难以守住。
4月24日，第19集团军带着大批兵力从驻防的多瑙河（Danube）和勒尔河防线向肯普滕（Kempten）撤退。
可悲的是，这些天的失败不仅影响了德国南部官兵的士气和战斗力，而且决定了未来战局的走向。
在第1集团军的右翼，美国第3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横扫弗兰克尼亚瑞士东部的剥蚀区，并威胁魏登（Weiden）和诺伊马克特（Neumarkt）。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连同美国第11装甲师入侵黑林山。在4月26日—5月3日，他们占领雷根（Regen）、茨维瑟尔（Zwiesel）和卡姆（Cham）等地。魏森贝尔格（Weisenberger）将军在纳布河的防御或被摧毁或被击退。
第82军也同样被击退，部分师被打散，最终部队的重新集结得益于在多瑙河北岸雷根斯堡（Regensburg）桥头堡的陆军工程兵学院的工程兵部队和在河对岸的党卫军“尼伯龙根”（Nibelungen）师。
党卫军第13军也被迫回撤，部分部队也被打散，但整个军始终保持着内部联系。他们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和多瑙沃特（Donauwörth）之间建立起4个桥头堡，在多瑙河后方展开战斗，并准备建立一条新的防线。
4月19日，敌军对第1集团军左翼的第13军发起了决定性攻击，他们在克赖尔斯海姆（Crailsheim）和巴克南（Backnang）之间多地撕开了防线，并为在迪林根（Dillingen）和乌尔姆之间的美国师开辟了通往多瑙河的道路。然而，部分德国军队在迪林根以西形成了一个大桥头堡，他们于4月24日从那里顺流而下，渡过多瑙河，并在迪林根以西直至乌尔姆一线重新恢复防御。但敌人在4月23日突袭迪林根获胜，并且两三个美国师在乌尔姆附近联合作战，这些行动决定了这些英勇部队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件都比不上4月20日苏军大范围突破奥得河（Oder）的胜利。德军对此的反应，是于4月24日在最高统帅部中设立了一个德国南部作战参谋团队，由温特将军负责，后来我以南方战区总司令的身份把它们纳入麾下，成立计划参谋团队。
敌人的行动与前几个星期大致相同。4月3日，美国装甲师临时收起了他们的谨慎态度，突袭了波希米亚森林（Bohemian Forest）的深处，并沿着多瑙河向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进发。尽管如此，盟军最高统帅部还是努力让第二战线的各支部队齐头并进，在整体上保持一致，避免局部出现逆转。在这里，和非洲与意大利一样，法国师也表现出了他们在山地作战方面的实力，而德军指挥部却无法再拿出同样的实力进行对抗。
德国军队暴露出来的弱点，以及在训练、装备和机动性方面的不足，再加上盟军对第7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之间缺口进行的不懈追击和突破，可能会使盟军提早取得胜利。美国第10装甲师的突破理念也是一种战术策略，如果能够被充分利用，可能会给第1集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外，美国第12装甲师对迪林根的猛攻，完全显示了他们的锐气，但令我惊讶的是，这种锐气在渡过多瑙河之后似乎衰退了。
城市争夺战
4月2日，希特勒下令保卫所有城市。毫无疑问，他深信每一个德国人都会通过最后的牺牲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并相信所有人也是这么考虑的。如果这本身只是一种幻觉，那么该命令用在军事上总是结果难料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行不通。现在的军事问题是削弱敌人的攻击力，从而阻滞敌人的进攻。因此急需一线部队，而民兵则做不到这一点。成功的城市防御战需要高度的战术经验、军事训练和战斗纪律，以及不能被围困住的适当地形，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情况下，因此单是这一条命令就必须三思而后行。整个西线战役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的命令是，保护城市是我们的目标而非手段，决定战场位置的是地形以及部队的性质和能力。对于路德维希港、卡塞尔、爱森纳赫（Eisenach）、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纽伦堡和慕尼黑的防御都是典型的例子。
维尔兹堡战役受到了元首命令的影响，其在军事上是不合理的，这个想法来自大区长官。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施韦因富特的保卫战。战斗是在远离城镇的地方进行的，因为那里有许多高射炮部队，所以可以依托这些环形阵地。随着这一外围阵地的突破，城市中的滚珠轴承工厂也自动停止了抵抗和工作。
如果我的命令得到执行，纽伦堡之战也会在城市外围打响。但是，由于城市具有“纳粹庆典”的神圣性 ，省纳粹党领袖拒绝了这些命令，坚持继续战斗，最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纽伦堡牵制的敌军数量之多，确实超出了我们和盟军的预期。4月16日，我本人就在纽伦堡，正在前往第1集团军和G集团军群总部的路上。我正好赶上了一次炸弹袭击，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所遭受的破坏。巷战虽然惨烈而且不必要，但也不会造成更多的破坏。
尽管大区长官不断催促，对慕尼黑这个“运动之都” 的保卫，我曾两次断然禁止。
即使在战术形势要求坚决保卫一个城市的时候，也不能说就要极端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我不记得有哪个例子是这样的。
桥梁的拆除
由于未能及时炸毁桥梁而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雷马根、哈瑙（Hanau）和阿沙芬堡都是极具说服力的例子。但无论是这些教训，还是希特勒一再发出严厉的命令，都没有任何效果。虽然多瑙河前线已得到保护，也发出了专门的警告，但迪林根大桥还是在4月23日落入美国第12装甲师之手。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发生。这些疏忽的例子表明，随着我们的战争潜力达到极限，大部分新兵的战斗力已明显跟不上，正如我们的资源也已不堪重负。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部队无法区分什么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就像全部桥梁中只有零星几座被拆除了。第7军区和其他行政中心强烈要求保存那些经济方面十分重要的桥梁，但也无法否认它们在军事上也很重要。在这些情况下，我会禁止拆毁这些桥梁，但同时让当地指挥官负责安排其他的安全措施。毕竟，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炸药更有效。
阿尔卑斯山要塞
1945年4月20日左右，我在位于慕尼黑北部的莫森霍芬的总部接到了保卫“阿尔卑斯山要塞（Alpine Fortress）”的命令，我需要尽可能地把该要塞弄清楚。关于阿尔卑斯山要塞的说法有很多，但大部分都是胡言乱语。
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南侧边缘就已经筑起了防御工事，一直延伸到瑞士，目前部分地区仍在建设中，由党卫军安全部队（卡车步兵）驻守，指挥官是霍费尔（Hofer）大区长官。在北侧和东北面都没有防御工事，到4月20日也没有任何开工，也没有任何部队长期驻扎在那里。
据当时的报道，西南战区司令部于4月底命令费厄斯坦（Feue-rstein）将军率领各支部队向北移动。虽然这个报道明显不准确，但也表明在德国境内有军事任务。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战事的发展把四面八方的许多参谋人员和后方部队都带到了阿尔卑斯山阵地。结果该地区人满为患，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但在1945年4月的大环境下，撤离也是不可能的。
保卫这个所谓的阿尔卑斯山要塞，需要组建相应的军队，然而，在这个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国内的运输部队和场站都只能提供炮灰。5月初，伦杜利克想率领南方集团军群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在那里战斗到底，结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他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
储存食物和装备的任务本应交给党卫军波尔将军，尽管他应该就在德国南部的某个地方，却没有找到他。像往常一样，在需要后勤保障或空军部队的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阿尔卑斯山要塞的价值体现在，保卫它是为了达成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保护一个要塞。如果这里有强大的多兵种后备队，不仅能够通过广泛出击和空袭来牵制住大批的敌军，而且还能摧毁他们，那就太好了。不过最后一点是不可能的，其他的也都是自欺欺人。
1945年4月中旬的局势
到4月20日，整个西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东线的后方，让他们放手同苏联人进行最后一搏。这也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最后希望所在。同样地，在4月20日以后，东西所有前线都在继续战斗，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把东线军队撤退到英美战区去。
我不同意最高统帅部的观点，即西线盟军在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险时，会向前推进，建立一个抵抗苏联军队的防线，尽管当党卫军沃尔夫（Wolff）将军在瑞士向美国人提出停战建议时，我的名字也在上面。他认为罗斯福（Roosevelt）已经相信苏联的政策是两面派的。也有人说，与西线盟军的战争应该在苏联人抽手打出王牌之前就立即结束。尽管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原因，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观点，但我个人只是对心理上的争论有兴趣——如果在西线的所有德国军队都投降了，会如何影响到那些仍在苏联前线作战的人呢？他们还会决战吗？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无情的命运出卖了，被集体交到了苏联人手里。这个结果是我们有义务必须绝对防止的。讨论如何去实现这个想法毫无意义，但有一件事必须努力做到：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边打边撤，进入被美国和英国占领的地区，当然已经很难确定这些地区该从哪里起算。后来的事件表明这个想法有多么正确。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即使事实上许多盟军指挥官将盟军间的协议置于人道主义要求之前，阻止德国军队越过分界线，或者在他们越过分界线后会把他们移交给苏联人，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西线的中央枢纽哈茨山脉和图林根林山可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牵制了强大的敌军，但也在4月中旬陷落了。在德国中部，本来计划由刚刚成军的第12集团军从哈茨山或其北部高原发起反攻，但局势的急速变化使得这一打算化为泡影。在这一时期，东西战线已经几乎压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给德军指挥部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并造成了严重分歧。本应为前线提供补给的区域急剧缩小，特别是从马格德堡延伸到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走廊，以及从大柏林（Greater Berlin）地区到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北部易北河段的这个主要集结地。
当美国第3集团军转向东南方向时，多瑙河南北两侧的首批美国部队攻入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的防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必然给后者带来不利影响。当巴顿的军队横扫南方时，我计划对其侧翼发起猛攻，但执行命令的两个德国装甲师（第2师和第11师）在穿越波希米亚森林时行动太慢了，而随后命令他们配合南方集团军群在波希米亚森林的南部边缘阻止美国第3集团军，又有些不切实际。
从3月底至4月底，在莱茵河和美因河溃败后向东逃窜的师级战斗群行进了250多英里。他们经历了行军、溃散、战斗、再失败、被包围，最后遍体鳞伤、精疲力竭，却又重新集结、再次战斗和行军。这是一种强大的坚韧，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大大超出了他们所做到的或所能达到的成就。
北方局势的发展无须详细讨论，因为自4月6日起，H集团军群直接划归最高统帅部指挥。希特勒所期望的改善从未实现。他对布拉斯科维茨应对局势的方式很不满意，于是对斯图登特加以任命，希望能把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扫而光。但有一次，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约德尔对他说：“您可以派十几个斯图登特去，我的元首，但局势不会改变。”
总之，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想法。
西北战区总司令布施于5月5日投降了，次日，在荷兰的布拉斯科维茨也投降了。
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宣告结束
苏联人已经取得了突破，并于4月底逼近柏林。当决定性的战役在那里打响的时候，位于德国南部的英美军队却出奇地被动。人们有一种印象是他们已经准备打包回家了。
无论如何，我们在德国南部的抵抗正在逐渐减弱。第19集团军被打败了，其残余部队现在驻防在多瑙河和伊勒河上。敌人已经在两个地方突破了多瑙河，并从乌尔姆向第1集团军的左翼发起猛攻。在这一侧的第80军也面临着被包围和歼灭的威胁。
实力较弱的美军部队驻扎在曾经的奥地利边境。他们企图沿着多瑙河北岸推进，穿过波希米亚森林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做法显然更像是在保护他们的侧翼，并无其他意义。
西南战区司令部（在意大利的C集团军群）在波河以南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以致撤退工作进展缓慢，被困在构筑良好的南阿尔卑斯山防线上。
东南战区司令部（在巴尔干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敌人正在迫近其右翼，而C集团军群在意大利的撤离更增加了这个方向上的危险。
在奥地利（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群）的战斗暂时平息下来，他们在前线背后还有相当多的后备力量。
中央集团军群（舍尔纳指挥）的右翼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前线后方唯一完整无缺的德国大型编队是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但它一直在西线作战。现在东西双方都受到了威胁，它的实力不足，无法避免厄运。
尽管如此，我们在东部的军队，包括东南战区司令部和第12集团军，都保存了相当大的力量，不需要对他们关注过多，而在意大利、巴伐利亚的部队和第7集团军则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继续战争的理由吗？
由于现在所有可用的师都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仍然在战场上的德国部队注定要走向前所未有的共同的命运。无论他们是立足自己帮助友军，还是前拉后扯共赴深渊，都不会有什么出路。例如，我们在德国南部前线的瓦解必将严重危及在阿尔卑斯山，东南、西南和南方的其他部队。如果在意大利的军队被消灭，那就意味着巴伐利亚军队也走向终结，并且巴尔干地区的危险也随即增加。
对于战争中的心理，当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同样的命运，士气的波动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而更严重的是人们会不顾整体影响而选择独自行动。同志关系的原始职责使得一个正派的军人在知道他的同志们正在最后一战中坚持到底时，他不可能放弃战斗。如果他坚守的阵地关乎他同伴的生死存亡，那么无论放弃或投降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悲壮地盘旋着，这已不再是为乞求和平而战斗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绝不让我们的德军战友落入苏联人之手。因为这个原因，而且仅仅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将不得不战斗到底。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是，战争能持续到什么程度。显然，一名指挥官对下属和部队士气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他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突尼斯投降之后，胜利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至于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是否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现在这一推测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西线的崩溃已经扑灭了打破僵局的最后希望，我们已经山穷水尽。
这就是为什么自1944年秋季以来，我一直支持党卫军沃尔夫将军在瑞士联络美国人的计划。我已经说服自己，作为一名军人，战争到了目前这个时候，有必要在政治层面上与敌人进行谈判了，这就是这种接触的目的。从政治方面，盟军从未掩饰他们要摧毁德国的意图，最主要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意味着涵盖了大部分国民和所有高层人士。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充满恶意，让我们感觉根本没有希望保存我们的民族。盟军这种要摧毁我们的决心，也体现在其“无条件投降”的公告文本中，对此我们只有一个回答：以尽可能高昂的代价赌上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会继续顽强的战斗，一直把敌人拖垮，或许这样他们才更愿意坐到谈判桌前。1918年，我们曾经放弃过一次，结果被迫接受了凡尔赛的残酷安排。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没有人希望重蹈覆辙。
在1945年4月20日前后，整个局面开始使我感到切实迫切。东西方的防御战都让我们的希望落空。柏林危在旦夕。我再一次做出了坚持到底的决定。
希特勒总部给我的命令再次强调，军人不能“独自行动”。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里，希特勒下达了许多严令，要求阻止盟军的推进或实施阻滞行动来争取时间，他充满信心地期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东线终会取得胜利；期待组建一支新的军队，“顶级的军队”，来扭转局势；期待研发出各种新式武器，尤其是“人民战斗机”，来提升战斗力。
然而，正如美国人为打击德国生产而进行的精确研究所确定的那样，只有努力加强空袭保护才能极大地影响结果，虽然可能无法阻止结果的产生。通过这种方式，政治干预就有可能带来一种勉强接受的和平。
防线上的德国军人，只要手里有武器就无所畏惧，但一想到要成为苏联人的俘虏，却会战栗起来，一点都不夸张。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要对我们东部的战友见死不救，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我还负责着从德累斯顿向南的苏联前线。我们必须战斗，为我们的东部军队争取时间，以撤退到英美占领的地区。
我向手下的3个东线集团军群提出紧急建议，让他们与苏军进行局部谈判，但他们都认为完全没有希望而拒绝了。基于同样的原因，5月初，南方集团军群的各个集团军在格拉茨（Graz）的一次会议上要求我们应该继续战斗。我明确下令禁止这样做，以切断与敌人的接触，并迫使部队向美军区域撤退。
* * *
在最后阶段，阿尔卑斯山区（与虚构的阿尔卑斯山要塞不同）成了西南、东南、G和部分南方等四大集团军群的落脚点。这里坚持不了很长时间，但足够让东线集团军群逃离苏军。后者的撤退速度取决于那些最先进和最依赖其余部队行动的部队。
在巴尔干地区，E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通过一个狭窄的瓶颈区域进行撤退。如果右翼的事态发展趋于恶化，而且C集团军群从意大利撤离可能会撕开一个缺口，这都可能阻止撤退行动。因此，其右翼必须得到增援，而且两个集团军群也必须相互协调好。对巴尔干半岛来说，更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位于奥地利的南方集团军群。他们过早地撤退，尤其是其右翼部队，有可能会堵住E集团军群的退路，那么此时就只能指望铁托大发慈悲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被击破，再加上可能来自北方的包围威胁，其撤退计划可能要变得复杂一些。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是动用所有可能的后备力量来加强突破点。从美国第3集团军对德国第7集团军的行动可以推断，捷克斯洛伐克不是美国的利益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会对中央集团军群开展极其危险的行动。
在南巴伐利亚，敌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做到了我认为极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最强大的地区。现在的问题是，从罗伊特（Reutte）到布雷根兹（Bregenz）这段进入阿尔卑斯山的通道能守住吗？这个地形易守难攻，这项任务看来是可行的。那么，是所有的法国军队，还是只有那些专门进行山地作战的殖民地师，会追击第19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而进入阿尔卑斯山，或者他们会在山脉的北部边缘停下来？我们关于“阿尔卑斯山要塞”的宣传有效吗？敌人可能会在意大利跟在C集团军群后面穷追猛打，从而把攻势推进阿尔卑斯山。
事实证明，法国军队继续向阿尔卑斯山前进，并在北方发起了包抄攻势。4月27日，他们已经到达山脉的北部边缘，4月30日，他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向阿尔卑斯山发起进攻。在齐尔山口（Zirl Pass）和费恩山口（Fern Pass）相继陷落之后，我同意了第19集团军的投降请求。这一时期在阿尔卑斯地区发生的某些事件非常糟心。霍费尔大区长官的行为令人费解，他对军事行动的干涉过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下达命令，禁止遵从这位因斯布鲁克省（Innsbruck）大区长官关于军事问题的指示。在其他方面，他也没有表明他的想法。令人不安的是，他在部队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下达了一些折中的命令，结果这些命令要么得到了最蠢笨的执行，要么被置之不理。此外，他的一些两面派做法或明显的背叛行为，也给部队带来了损失。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已经走投无路，第1集团军仍然保持着坚韧不拔的风姿。当然也有挫折，比如在迪林根和瓦瑟堡—米尔多夫（Wasserburg-Mühldorf）等地。但是，特别值得赞扬的是集团军司令部及其下属指挥官，他们开创性地采取了很多新的应急手段；此外，还有整支部队，他们训练有素地避开了敌军的包围威胁。在许多场合下，我会只提到冯·亨格尔（Ritter von Hengl）将军，他曾经只带了少数部队抵挡住来自北方、南方后来又有西方的进攻，这种英勇的保卫战证明了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即使在绝境中也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在更远的东部，美国军队已经到达伊舍（Ischl）和哈莱茵（Hallein）。5月7日，他们接受了当地德国军队的投降。
在奥地利，第7集团军与伦杜利克的南方集团军群配合，应该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但这些行动距离现在仍然太近，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5月初，我在采尔特韦格（Zeltweg）和格拉茨与东线指挥官们开会，随同的还有我的参谋长温特。在那些令人担忧的日子里，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东南（勒尔）、南方（伦杜利克）和中央（舍尔纳）等3个集团军群对局势的描述，给我的总体印象出乎意料的好。他们都没有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敌人对南方集团军群的行动也已基本停止。虽然前线稍稍让人放心，但是整个局势却是令人沮丧的。另外，后备军的规模、实力和组成也超过我的预期。装备情况也很好，后勤保障也没有问题，而且与西方相比，供给还异常充足。次日，我下令加速向西方撤退，不过在前一天晚上南方集团军群的参谋人员投降，使这次任务的执行变得有些复杂。（勒尔又被铁托的游击队俘获，随后就被判处了死刑，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打击。）因此，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和东南集团军群的大部都撤退到美军控制的区域边线上，我紧急向美军进行了报告，然后部队得以通过。
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了，第7集团军中个人主义横行，使得舍尔纳下达的命令几乎无法执行。最终不幸的是，这支集团军群在全面投降生效之后，仍在继续战斗。
我获得全权授权
实际上，我的新工作始于最高统帅部南线参谋人员到来之日，也就是4月24日，不过直到5月初我才收到正式的命令。局势的发展要求采取一些这样的对策，相关的面子问题并不重要。早在4月中旬，我得知该计划草案，因此尽管我进行了汇报，但这一决定到月底仍未生效。当时我人也不在，于是派经济部的海勒（Hayler）博士去见邓尼茨上将，要求立即将我的职位落实下来。就这样才成功了。
随着我把总部迁往巴伐利亚，我作为指挥官的职责在此之前纯粹都是军事性质的，但现在大大增加了政治任务。这时南方和北方已经被切断，这些任务的增加是因为每个政府部门都在南方设立了部长代表或者国务秘书代表，他们（与国家和各省领导人一样，也包括来自捷克保护国的人）都试图与最高军事指挥官建立联系，因为后者现在独掌大权。
在投降至和平之间的这段时期，必须与大区长官协调武装部队的指挥问题，并组织公共安全队伍。
甚至在那些大区长官中间，有一些人想立即结束战争，也有一些人想战斗到最后一刻。奥格斯堡（Augsburg）和萨尔茨堡（Salzburg）的例子属于第一类，而慕尼黑和纽伦堡则属于第二类。5月3日，在柯尼希湖的最高统帅部南线参谋部总部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大区长官表示拒绝接受这种局势，要求我们应该继续战斗，至少不要控制他们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否则就不再服从命令。如果我拒绝下令，他们就提议立即派一名大使去见邓尼茨上将，以表明这一要求是不容改变的。需要进行长篇大论般的辩论才能唤起人们对事实有一丝理解。我对他们说，现在必须认识到，5年多来，世界对我们发动战争，目的并不是要在赢得胜利后剥夺纳粹党的政权或摧毁民族社会主义。我清楚地看到，纳粹党培养党员只关注国内事务，却完全忽视了向他们传授国际政治的基本知识。
* * *
在投降后这段时期的重整工作，要求一切都重新开始，并杜绝任何游击战的想法。
这一目标已经达成了，除了少数投靠山区而逃脱追捕的人，他们也不属于所谓的“志愿军”。
在过渡时期，还需要组建一个由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疑似民族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行政机构，直到占领国来接管为止。这一想法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尽管时间紧迫，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这个机构还在“无政府”期间组织地方志愿防卫队来防止劫掠，后来由占领国批准组建的地方警察所取代。
另外，要采取措施养活人民和军队，直到占领国接管该责任为止。部队口粮出现问题只是在部分地区，因为苏联前线的大量部队突然涌入这些贫穷或交通不畅的地区，所以导致粮食供不应求。
为了避免抢劫，部队仓库的剩余库存已散发给了民众。
国务秘书海勒博士以极其有效的方式继续维持供给系统的运转，并拟定措施鼓励批发和零售贸易。最后一项只需要占领当局的批准即可，预计在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后予以通过。但是，这次会议并不包括其他一些本应涵盖的重要事项。
我向美军德弗斯（Devers）将军提议，不要解散各种技术部队，而且还要从其他部队中抽调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加强，然后立即将其用于修复桥梁或在重要情况下重建新桥，使用轨道车修复最急需的铁路路段，并且把电话通信系统恢复正常，具体方案可以由美国当局进行讨论和监督。我们还准备及时为受损的农业区提供劳工队和马车队。
美国集团军群宣布同意了这些建议，于是西线司令部拟定了必要的指示，现在要开启这项最紧迫的工作，就只剩下得到美国总指挥部的批准了。然而，他们拒绝了！
仅举一个例子。5月底，有1.5万名通信部队人员正在待命，准备随时修复公共电报和电话网络。我相信到1945年底，通信系统和经济生活就能够有所恢复，此时就可以开始重建了，美国人也将省下大笔的后续支出，但前提是摩根索（Morgenthau）的影响没有渗透到美国军队的思想中。
战争结束时的领导问题
关于建立一个理想的指挥系统并组建一个指挥机构，可以在单个战区指挥三军的行动，我的想法过于天马行空，几句话难以说清，但我想提一下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一点至两点。
希特勒采用的制度是建立平行运作的机构，即在同一战场上彼此独立而又共同行动，这只能从独裁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不相信任何人。这对战争的实施是致命的，主要缺点是军队和党卫军之间、行政机关与纳粹组织之间互不信任，它们在优先规则、独立权限范围等方面各不相同。
在一场战争中，要求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经济结构，这时诸如纳粹办公室之类的“赘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如果有人想破坏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结构，他只需要采用希特勒所钟爱的这种方式来组建机构，或者说是瓦解机构。
对新成立的部队进行集中控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据现有的战争物资来招募和训练人力。预先仔细规划新的部队是正确的，但忽视优先次序（例如，空军要先于陆军装备）或只考虑当前需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阻止新部队获得人员和物资也是错误的，除非形势发生变化，新部队的利用价值变得难以预测，并且这些人员和物资本来可以及时用于挽救前线的崩溃。希特勒如此笃信的这些新军，必定要足够强大，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对战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否则毫无意义。到了1945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1944年底，至迟在1945年1月—2月把我们所有可用的兵力和物资都派往前线，那么这场被视为纯粹地面战的莱茵河战役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此之后，西线司令部手下的所有部队已几乎毫无战力，急需经验丰富的部队强力增援。我们虽然反复要求，但是他们始终充耳不闻。
投降
3月底，我在西南战区任总司令时的参谋长伦提格尔（Röttiger）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反复求我尽快赶去他那里商讨局势。我没有时间去操心那些不归我指挥的集团军群。但是，当4月他归于我的麾下后，我在27日—28日前往因斯布鲁克与他会面，这是个节省时间的选择，因为斯布鲁克就位于我们中间。会议在大区长官府邸进行，冯·维廷霍夫和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拉恩博士出席了会议。党卫军沃尔夫将军本来也要参加，却因为游击队在某处耽搁了。
大区长官做了一个很长的介绍性讲话，他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与希特勒的最近一次谈话，以及南方战区无望的军事形势。他最后表示，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研究如何投降的问题，当然，我们只有在实在无法继续战斗的时候才会支持投降。然后他离开了一会儿，拉恩和维廷霍夫讨论道，就在几天前，这位大区长官还唱着完全不同的调子。我在旁边仔细倾听着。
维廷霍夫接着报告了军事局势，现在已经急剧恶化，必然会导致崩溃。他认为有必要就投降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明确的决定。会议还有时间，但拉恩博士没有说话。
由于之前对美国人的示好，这一点我也曾经表示过同意，现在已经开启了某种形式的投降谈判。我当时并不知道此事，所以我从军事的角度谈了我的决定。无论我和沃尔夫的关系是好是坏，对于他这次未能出席，我至今仍然感到遗憾，因为他一定能让我有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 我认为我们的行动必须由整体形势来决定。作为军人，我们要服从命令。这些因素都禁止我们投降，除非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出路了。我们还必须考虑间接后果。如果C集团军群过早投降，将会使东南方向的集团军群和阿尔卑斯山北部的G集团军群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做法对在柏林及其周围战斗的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我们自己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二位。此外，我告诉他们，我假定或者说希望前线战局的发展会比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更好，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
我要求继续战斗的决定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使维廷霍夫变得更加坚定了。但是，如果我详细了解当时为安排全面投降而采取的措施，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并采取不同的行动。我应该在道义上遵守所有签订的协约。现在这么说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否则我今天也无法说出当时我会怎么做。虽然这个选择似乎对东南战区司令部有利，但我可能不会这么做了。
因斯布鲁克会议后的局势发展非常糟糕，事实上双方难以忍受这种尴尬。5月1日，我去前线视察，回来时已是深夜，我的参谋长向我报告说，舒尔茨将军认为，以他的残兵败将，再进行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他要求立即批准停战。我同意了。第二天，冯·维廷霍夫向他的部队通报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我向最高统帅部也报告了这一情况，在电文中，我坦承对于这一武断行径，我愿意接受他们的处罚。然后我又简要概述了西南司令部投降会产生的后果，对此我请求批准E、G两个集团军群的投降，其中后者的投降得到批准。
5月3日，我任命第1集团军指挥官弗奇（Foertsch）将军去进行谈判。他具有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外交和政治资格，并于同日在我的阿尔姆（Alm）总部接受了详细的指示。5月4日，该谈判在萨尔斯堡举行，但弗奇回来时非常沮丧。我们就连这一微弱的希望也破灭了，所谓谈判只不过是听盟军发号施令，这仍是卡萨布兰卡会议在作怪！西南集团军群司令部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与他们的代表在5月1日晚上进行了会晤，他告诉我，对方可能会对他们的参谋长做出特别的让步。我拿到的这个投降谈判副本中没有提到这些。
就在这些天里，我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首次接触，讨论战场上我的部队向美国人投降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在各地所有德军都投降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谈判。于是，我要求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进一步采取必要步骤，他们也立即采取了行动。
G集团军群的无条件投降于5月6日生效。我已经宣布预计在5月2日或5月3日进行投降，以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战斗和无谓的流血。我向部队表示感谢，并呼吁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维护德国武装部队的声誉。我在这个场合和其他各种场合都不断向各部队说明，我们无可挑剔的军人举止是唯一能让盟军官兵保持尊重的东西，这对以后进行更高级别的谈判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自己的感觉，也得到了美军指挥官的证实，就是我们的士兵在经历了近6年的战争和绝境后，仍然举止有度。
5月6日，我的总部参谋团队是阿尔卑斯山中唯一尚未投降的部队。我决定把一部分参谋人员调到希姆莱的专列上，这列专列现在无人管理，停靠在萨尔费尔登（Saalfelden）的一条侧线上，然后又和美国人取得了联系。此时，我的参谋长仍留在我原来的总部，根据我的详细指示，制订投降的细节。我曾建议党卫军豪塞尔（Hausser）将军作为我的特别代表，负责党卫军部队的投降事宜，使之完全按照我的指示进行，总之，在最后一刻决不要做任何傻事，如逃到山里之类的。他在党卫军将军中是最受欢迎、最有能力的一位，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但这并没有使那些久经沙场、纪律严明的党卫军部队免受针对性的、非人道的对待。
我现在有时间考虑我的未来了。面对不可避免的压力，我应该做些什么来让我轻松一点呢？如果我死了，只会把压力再传到别人的肩上，所以我决定不这么做。
没等多久，一个美国少校就带着几个士兵来了，我的警卫接待了他们。他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第101空降师的指挥官泰勒（Taylor）将军会来看我。泰勒将军在战后碰巧又担任了驻柏林的美军司令官，后来又出任驻朝鲜的美军总司令。这位身材矮小、不配武器又谦逊有礼的美国军官，在与我讨论了我的参谋人员的解除武装和投降事宜后，邀请我把住处迁到贝希特斯加登酒店（Berchtesgadener Hof）。他允许我保留我的武器、勋章和元帅权杖，并亲自陪同我驶往贝希特斯加登酒店。
在途中，我们也能够按照我所指出的路线前往各个不同的单位。
在贝希特斯加登酒店，最好的房间安排给了我和我的随员。我可以自由行动，但必须有一位讨人喜欢的布朗中尉在旁陪同。他出生在慕尼黑。我也可以在没有美国人陪同的情况下拜访位于采尔特韦格和格拉茨的苏军前线部队，这个小小的举动表明这位美国将军的行为堪称楷模，但也反映出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一天，美国集团军群司令德弗斯将军来拜访我，他尽管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军人礼节，但仍表现得很冷淡。他的态度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会遇到新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从火车上开始，我不断地接受盟军报社记者的采访。采访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大家差不多都是相互理解。我在那里结识了科特·里斯（Kurt Riess），他后来还专门为我求过情。我不断地请求准许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话，以便敦促他为部队和民众采取帮助措施。然而，1945年5月15日，我被带到卢森堡附近的蒙多夫集中营，途中经过奥格斯堡，在那里我不得不留下我的勋章和元帅权杖。我在这里多说一句，无论是我的两位参谋长（温特和韦斯特法尔），还是我的其他军官或士兵，他们都没有想到我这次离开居然会遇到一个糟糕的结果。他们都非常了解我，知道我在战争中的几乎每一个举动，从来没有想过会对我进行审判，甚至判处我死刑。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不是去见艾森豪威尔，而是被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光明正大是错误的呢？
首先，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所有的德军指挥官都困扰于投降问题，但这是政府的事。
其次，投降可以是经政府批准或命令进行的军事行动。G集团军群的投降就是前者的完美范例，而德国军队的全面投降则是属于后者。
如果一支军队被打败，如果抵抗已经变得徒劳无功，如果失去这支作战部队并不会给军事和政治利益带来明显的损害，那么就可以选择投降。但也必须记住，不慎重地投降，会削弱军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再例如，在突尼斯的军队和在鲁尔区的B集团军群，他们的投降虽然对总体局势不利，但这已经是唯一可以结束战斗的办法，当然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最后，还有一种投降。如果战斗继续下去，既不能牵制敌军，并且由于自身的弱点而毫无胜利希望，或者对战争的结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军队指挥官就可以主动考虑投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首先非常仔细地审查投降会对附近友军或全部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提前就计划好投降，不顾自己对附近友军的义务而突然实施，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径。虽然他们通常会找一些政治方面的借口，但其实该指挥官对于全局情况也是了解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不与上级机关协商就做出如此影响深远决定，这样的事例应该逐渐减少。
整个问题又绕回到“政治军人”这个老问题上来。我在此重申，这类军人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毫无容身之处，他们是冯·泽克特将军训练的产物，他们“对宪法的忠诚”与纳粹煽动是不一样的。
然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却判处这些军人死刑，但是他们又要求军人们表态，能够对重大的对外政治问题施加决定性影响，或消除国内紧张局势中的犯罪分子，或推翻有犯罪倾向的政府等。
在这两种对军人守则的解释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1947年中期，我终于在一篇文章中就“政治军人”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论，而且没有提及第三帝国的特殊事例。现在引用如下：
我要求每一名身居高位的高级军官要具有政治洞察力，这样能帮助他对国内和国外的政治事件形成一个深刻并恰当的理解。按照这种观点，这名军官应能够以其充分的职责认知在国家元首面前充当合格的顾问，要能够预见到对军队的需求，并同时使自己能够适应政治环境。当然，这种微妙但不可或缺的配合工作可能会给内心带来严重的冲突，并在外部产生一些争议，此时这名军队领导者就必须考虑他的态度会对外交政策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我决不承认通过个人政治行为来实现其个人政治观点的“政治军人”，这是误解了“军人”一词的真正含义。这些人僭越的特权，是任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无法容忍的，除非他们愿意屈服。即使在今天，1947年，在许多国家中也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例子。
综上所述，我想强调的是，一名军官，尤其是一名高级军官，要超然于各方之上，但是每一名军人也应服从合法的政府和合法的国体。他必须受到军人誓言的约束。军人誓言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并规定士兵必须完全服从上级和合法政府。在这些义务中懈怠就是鼓励政变，而政变很少对国家或人民有利。这样，应该维护国家的武装力量就变成了国家的破坏者。个别几个相反的例子并不能证明什么，但却显示了，对于一名责任极其重大的军人，如果违背誓言，极少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这个人必须知道他正走在“赞美主”和“钉死他”之间的羊肠小道上。
还有一点，政治和军人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只有极个别的人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一名军人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上，就不再是一个好军人了。我亲身经历的战争告诉我，在危急的军事形势下，政治讨论会影响军队作战。在我看来，对权力进行划分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然而事实是，什么样的指挥官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在我们所处这个时代，军官要能够把握政治的相互关系，并向士兵们加以解释。只有这样，“穿军装的老百姓”才能从“某个党派的政治人员”演变为“有国家思想的军人”。这个任务的难度绝对不容低估。我们德国人在最近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卷入了战争，忽视了政治教育，而且必须在极左和极右的政党和政客中处理掉一些人，因为他们对于国家的态度就是一种狂热的否定。
因此，首要的原则仍然是把“穿军装的老百姓”教育成为忠诚和爱国的军人，并通过宣誓坚定地效忠国家和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