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23日，美军向鲁尔河发起攻势；莱茵河左岸失守；3月7日，美军在雷马根占领莱茵河上一座完整的桥；3月10日，凯塞林出任西线总司令；3月，美军在雷马根建立桥头堡；3月22日，美军在奥彭海姆渡过莱茵河；3月23日英美联军在莱茵河下游地区发起攻势，在韦瑟尔渡过莱茵河；3月28日—29日，曼海姆、威斯巴登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相继陷落；4月1日—18日，B集团军群在鲁尔被包围并投降；4月4日，卡塞尔陷落；4月11日，维尔茨堡陷落；4月16日—20日，纽伦堡战役；4月18日，马格德堡陷落。
我的任命
1945年3月8日，我奉命到希特勒处报到。当我问及原因时，却无人告知。
次日中午时分，我到达柏林总部。凯特尔和约德尔通知我，我将在西线接替冯·伦德施泰特。当时我就指出，意大利战区还需要我，而我也没有完全康复，缺乏必要的行动能力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对于我的反对表示理解，但认为我的理由并不足以说服希特勒。
当天下午我与希特勒进行了会晤，刚开始是私下进行的，最终证实了凯特尔和约德尔的预言。在我详细叙述了整个情况之后，他告诉我，正是雷马根（Remagen）的陷落最终导致他决定更换西线的指挥权。他没有责备冯·伦德施泰特，他对实施这一替换的理由是，现在需要一个更年轻、更主动的指挥官，要有同西方列强作战的经验，并能得到前线部队的信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扭转局势。他知道中途换人的全部困难。尽管我的身体有恙，也必须对此做出牺牲。他相信我能竭尽所能。
然后，他把局势全貌展示给我看，这里我只能概括一下：
东线：这里最具有决定意义，苏联前线的崩溃将意味着所有地方都会崩溃。不过，由于我们所有的防守力量都集中在东线，他对那里的结果也充满信心。他预计敌人的主攻方向是柏林。
他告诉我，舍尔纳（Schoerner）的中央集团军群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西里西亚打得很漂亮。如果兵员加强和得到足够供给，他将击退任何正面之敌。固守在左侧的是布塞（Busse）和他的第9集团军。他预料敌人的主攻会发生在这里，所以给他们准备了最好的装备、物资和防御工事。
他关于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右侧伦杜利克（Rendulic）的南方集团军群。伦杜利克的左翼有可能会卷入决战，但他认为其右翼只会受到一些次要进攻。
第9集团军的前线部队装备精良。布塞有充足的步兵、装甲兵和反坦克部队，更不用说炮兵和强大的高射炮兵已在优秀的炮兵将领指挥下进行了纵深部署。构建了良好的阵地和各种各样的障碍，最重要的是在主要战场的前后方都有一道河流防线，同时柏林的环形防御工事和后备阵地也为后续撤退铺好了后路。
苏军永远也突破不了这条防线，他深信这条防线的强大防御能力，并与炮兵指挥官进行了详尽和充分的讨论，感到很满意。
然而，第9集团军左侧的海因里希（Heinrici）集团军群必须得到增援，不过他预测这里只会有次要进攻。
勒尔麾下的东南集团军群所起的作用不大，他根据以前的行动认为，其会继续与西南集团军群和冯·维廷霍夫协同作战，阻滞敌军的行动。并且他希望冯·维廷霍夫能够延续我的传统。同样，他也不担心库尔兰（Kurland）或挪威的局势。
西线：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战斗，美、英、法军队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如果向苏联前线进行增援，那么替换下来的部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的各个主要阵地。即使是他不能提供任何新的师，但持续进行人员和物资流动，也可以争取到时间来让西线疲惫不堪的部队得到休整。敌人也无法忽视我军据守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的地方是雷马根，现在迫切要求扭转那里的局势，他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坚持到第12集团军的到来，如何坚持到新式战斗机和其他新型武器批量运用的时候。
他将之前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德国空军，但他现在亲自负责空军的技术研发，并确保空军取得成功。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上将很快就会推出新型潜艇，并将大大缓解局势。
他对国内人民付出的超凡努力和忍耐力大加赞赏。
武器生产由装备部的绍尔（Saur）负责协调，他很信任这个人，深信他能满足各个集团军的主要需求。然而，部分生产还不得不照顾到一些正在组建的新部队，这都是德国国防军在这场战争中成立的最精锐的部队，他亲自为它们挑选一流的领导班子。因此，这又一次需要争分夺秒。
希特勒连续解释了几个小时，条理非常清晰，对细节的把握令人震惊。
之后，凯特尔、约德尔与我更详细地讨论了各个问题。他们对我的提问一一进行了解答，让我对局势有了更深入的把握，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我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坚守！让我更加担心是，当时我必须“匿名”指挥，因为我的名字还需要在意大利继续发挥作用。
当时的局势与初步的措施
1945年3月9日晚，我驱车前往位于齐根贝格（Ziegenberg）的西线司令部。参谋长韦斯特法尔是我在意大利的老部下，他向我详细阐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
前线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敌人在地面和在空中都在兵力和物资上占有绝对优势。
我们只有55个减配的师，缺乏足够的补给，对面却是85个齐装满员的美、英、法师。我们步兵师的每日兵力调动从原来的1.2万人下降到平均5000人。另外，我们为数不多的装甲师的每天兵力调动大约在1万～1.1万人。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前线上每千米最多只有100名战斗人员。他们无暇谈论后方的局势，不可能从前线撤出哪怕是很小的一支后备队，也没有足够兵力来驻守“西墙”（West Wall，即齐格菲防线）上的众多碉堡。伦德施泰特考虑到苏联前线的局势发展，向其调动了10个装甲师、6个几乎完整的步兵师、10个炮兵军、8个烟雾发射旅和其他许多部队。东线许诺会进行补偿，但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补偿的迹象。韦斯特法尔告诉我，根据报告和他个人的观察，他相信部队当前的士气总体上仍然高涨。当然，士兵们非常疲惫，并担心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但他们仍在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有多么重要，要牢牢守住苏联前线的后方。他相信他说的是对的，西线的每一名士兵都知道，他们守护的是祖国的土地，要从苏联人手中拯救东部省份的人民。这一点，以及把无条件投降当作备选项的认识，共同维系着前线的稳定。
晚上，在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电话交谈中，我毫不掩饰地谈论了自己的印象。经过切身体会，我发现局势似乎比我想象的要严峻得多。因此，我告诉他们我的要求必须尽可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3月10日下午，我与指挥西线空军的指挥官施密特将军就空中局势进行了详尽的磋商。施密特告诉我，他的司令部并不隶属于西线司令部，不过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然而，德国陆军与防空部队的利益需求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帝国空军司令部的行动是由头脑灵活的施通普夫指挥的，因此没有一直公正地对待陆军的利益。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却没有那么多的方法。其他困难还包括盟军掌控着空中优势，德国空军地勤机构存在差距和不足，新型“斯特拉勒（Strahler）”飞机在技术和操纵方面都有问题，在莱茵河流域的春季天气变幻莫测，汽油和替补部队极度短缺，高射炮部队机动性不足同时人员训练也欠缺，等等。
我建议施密特要特别注意两点：合理地集结兵力，目前必须集结在雷马根地区；集中空军和海军的所有力量摧毁雷马根的大桥和所有浮桥。
3月11日上午，我视察了B集团军群并出席会议，与会者包括B集群指挥官莫德尔（Model）元帅、第15集团军指挥官冯·灿根（von Zangen）上将及其下属指挥官。他们估计，2个美国步兵师和1个配备火炮的装甲师部署在莱茵河对面，我们在那里没有相应的兵力可以集结起来对抗他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弱点就是在桥头堡附近的侧翼防线。弹药供应也开始出现短缺。除非加快人员物资的补充，否则摧毁桥头堡的希望渺茫。
前线后方的情况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我对局势一直心存忧虑。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又去了莱茵河下游的H集团军群，在空降集团军总部与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itz）进行了磋商。从这次谈话中我了解到，该集团军群对自己相当有自信，只是还需要至少8～10天的时间来重整装备、构筑阵地、运送补给和进行休整。他们喜欢保卫莱茵河的任务。
在荷兰的行动是由布鲁门特里特（Blumentritt）指挥的第25集团军实施的，他们的实力不足，难以完成这个任务，而他最精锐的部队正在左翼开展行动，在那里，施勒姆的空降集团军最远已重新占领鲁尔（Ruhr），但将不得不在主要战场上承受对方的猛烈反击。在利珀（Lippe）和鲁尔之间接合部的兵力较弱，但还能坚持（不幸的是，后来证明这只是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后备队也很强大。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想起空降集团军在莱茵河以西的卓越表现，我就满怀信心地期待前线右翼的战斗。
直到3月13日，我才得以视察位于莱茵—普法尔茨（Rhine Pala-tinate）的G集团军群并出席会议，其右侧是第7集团军，左侧是第1集团军。两支集团军都认为，现在局势很危险，但只要组建几支机动后备队，并非没有希望。第7集团军正忙于修筑摩泽尔防线，它的左翼部队则陷入了激烈的拉锯战。
到3月13日晚上，我对局势形成了一个肤浅的个人印象。不幸的是，时间紧迫，前线又太长，加上我受伤后仍然难以四处走动，导致我无法通过视察前线部队来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遗憾，因为我本来能够对局势和部队状况形成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也许还能做出不同的决策。
在我看来，局势是这样的：
强大的敌军集结在雷马根地区，对面是驻扎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一侧的第1集团军。
有迹象表明，美国第3集团军正在强力集结，对面是我第7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和空降集团军。
盟军正在特里尔（Trier）以南对我第1集团军右翼发动连续的猛烈攻击。荷兰前线、莱茵河鲁尔段和莱茵河上游前线的敌人明显忽视了这一点。
盟军部队的集结让我们很难猜测他们的意图。可能包括：
（1）挟雷马根侥幸胜利之威，要么把德国西线的部队一分为二，通过最短的路线与苏军会师，要么逐渐停止向东推进，转而从南方或东南方进攻鲁尔区，后者可能性较小。
（2）对莱茵河以西仅存的要塞萨尔—普法尔茨（Saar Palatinate）发动包围战，目的是消灭G集团军群，并由此渡过莱茵河，建立一个对德国南部作战的安全基地。
（3）英军发起攻势，强行在空降集团军的前线打开缺口，渡过莱茵河，并建立一个桥头堡，从而在战略上获得了3个方向的进攻选择。
总之，敌人在人数和物资上都占有优势，而且他们的空军控制了整个战场。经过顽强而惨烈的战斗，我们的部队又退回莱茵河防线和仍然完好无损的“西墙”，只有一小部分部队需要进行重组和重整装备。至关重要的后备队，要么还没有建成，要么在战术上还没有到位。
最严重的危险在于，雷马根需要越来越多的增援，这个地方几乎把供给西线司令部的替补部队和补给都消耗光了，还极大地牵制了左右两侧的部队，这就使得其他集团军群在必要的时候更加难以开展重组、休整和换装工作。事实上，我们对于敌人首批渡河的部队并没有用坚定凶狠的方式进行反击，否则本可以迅速恢复防线，整个莱茵河防线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打掉盟军的桥头堡。
我们自己的莱茵—普法尔茨桥头堡是专门针对敌人侧翼进攻的，这肯定很快就会开始。同时摩泽尔防线背后的地形易守难攻，拥有令人敬畏的工事“西墙”，并且“西墙”防线与第1集团军防区接壤的地方不能直接越过。而在西普法尔茨（West Palatinate）有着一连串天然阵地，导致进攻更加困难，并有助于我们实施机动防御。一切都取决于在适当的时间将必要的增援物资和后备力量调集到适当的地点，不过我军缺乏大规模的机械化后备队，导致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德国空军掌握着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对混凝土炮位上的部队实施临时机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巨大的缺口，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事实上，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因为高射炮几乎是我们仅有的远程火炮了，意义重大。与陆军的火炮相比，高射炮弹药更加充足，可以成为前线的中坚力量。
这也意味着我们本来十分薄弱的空袭防御又被进一步削弱了，但是我们的高射炮无论如何也不足以进行有效的防御，此外，敌人的主要空袭目标也已从城镇和工业中心转移到战场和部队调动区域。权衡利弊后，我不得不优先部署前线和交通线。
我们的飞行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甚至自己都无法坚持胜利的信念。他们失去了信心。敌人对机场的攻击加上不利的天气条件，都让他们士气低落。也许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恢复过去灵活的地空支援做法，重拾德国空军失去的光环，但现在是否为时已晚？
后勤保障情况很差，在某些地方甚至非常严峻。由于难以确定补给列车何时到达，无法避免分配出现错误。铁路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如果线路进一步中断，那就不能再指望了。
此外，在这些不安表象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一些崩溃的症状。“失踪”的人数不断增加，表明局势正在恶化。从部分地区民众的态度中，特别是在莱茵—普法尔茨和萨尔地区，也能看出这一趋势。甚至在参谋中也能听到谈论政治的话语，这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在下级部队中滋生了失败主义。
不过，我的命令是明确的：“坚持住！”
在我们连续撤退了近三年半之后，就连希特勒也不再指望在莱茵河谋求决战了。相反，他下令缩短战线，希望地形能弥补暴露出来的弱点，这一目的是争取时间，坚持到苏联前线局势成熟，以及新的部队和武器开始发挥作用。就萨尔—普法尔茨地区而言，对战争经济的思考很有说服力：西里西亚失守后，鲁尔和萨尔顺理成章地成为维持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思考是：当敌人逼近莱茵河时，除了萨尔的化工厂，莱茵兰（Rhineland）的重要武器工厂和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也将不得不关闭。
当然，在德国腹地采取阻滞行动，本来也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方式，但这相当于撤离工业区，目前还不能考虑这一点。
因此需要守住莱茵河和萨尔普法尔茨要塞；摧毁或削弱雷马根桥头堡。
再次前往元首总部
1945年3月15日，由于在萨尔—普法尔茨的战事发展不利，我再次与希特勒讨论了局势。
希特勒总体上同意我的建议。
他批准第1集团军右翼部队撤出“西墙”，并撤到中间阵地。
他意识到了雷马根的困局，但想拼死一搏来削弱桥头堡。此时，他提到了鲁尔、萨尔以及在莱茵河和美因河之间工业区的重要地位。
他告诉我，他从丹麦抽调了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前来驰援，但他无法保证更多的部队了，否则就会危及他组建新师的计划，从而影响战事的进行。另外，他会及时提供大量的替补部队和补给，特别是坦克。虽然他已经采取措施加快战斗机的生产，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向空军提供增援。
3月15日晚，我驱车返回。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固执地认为我们可以在东线击败苏联人，而西线的战局既没有让他惊讶，也没有让他特别担心。他想当然地认为，一旦苏联前线得到巩固，他就能够调动部队，在新成立部队的帮助下肃清西部。他同样相信，增加供应的命令将得到严格执行。
现实却截然不同。丹麦师的战力并不齐整，派遣得也太迟，我甚至不能指望在雷马根用上该师。当该师行至半途时，又不得不紧急驰援第11集团军，他们正在卡塞尔（Kassel）地区进行激烈的战斗。替补部队和补给的消息不断传来，但物资却只是零星送达。
普法尔茨失守
1945年3月19日，普法尔茨和雷马根的局势进入了关键时期。第7集团军的右翼已经被打散，而盟军对奥彭海姆（Oppenheim）方向的进攻，如果同时派遣坦克部队突破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并向沃尔姆斯（Worms）—路德维希港方向推进，那么可能会使整个G集团军群陷入危境之中。此外，在普法尔茨中部，两支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已被突破，部分部队退到一起并被包围。很明显，普法尔茨已经守不住了。“自主行动”的想法化为泡影。
我非常重视在那里迅猛发展的局势，在3月16日—17日和3月21日—22日，我曾4次前往普法尔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7集团军的表现，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战术将决定第1集团军的命运，但第1集团军又要求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行动速度。他们的任务很艰巨。从纯粹战术角度来看，第1集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的左翼部队负责防守莱茵河沿线，其战事关乎全局，并且必须按照中路的速度来调整自己的撤退速度。普法尔茨森林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后续要进行机动必须首先占领它。
当我在总部与斯佩尔（Speer）部长和勒希林先生（Roechling）开会时，突然遇到空袭，会议中断了一小会。 下属报告说，美国坦克已经到达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这是个好消息，说明第7集团军右翼部队发动的孱弱反击还是阻滞了敌人前进的速度。我个人确信，莱茵河上在施派尔（Speyer）和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的桥头堡已经得到巩固并部署了强大的高射炮部队，因此从3月16日起，我每晚都能看到后方部队源源不断地撤回过莱茵河。我们的空军部队接到命令，如果有任何敌人从北方沿着莱茵河向施派尔方向进发，都要不计损失地予以遏止。令我松一口气的是，敌人的攻势尚未如此紧迫。
莱茵河左岸部队的撤退收尾工作，最后几天是由各军长和师长们自主组织的。由于他们的主动作为，无数困难得以克服，包括交通堵塞、盟军对拥挤道路和村庄的空袭，以及马车队、机动车辆和信号通信的瘫痪等。首要功劳要归于第1集团军的参谋团队，他们从3月21日起接管了莱茵普法尔茨所有部队的指挥权，同时G集团军群和第7集团军要在莱茵河东岸修筑防御工事。在3月21日撤出路德维希港之后，为保护最后的部队通过，在施派尔、盖默斯海姆和马克索（Maxau）还需要再守好最后几座桥头堡。我于3月23日下令让这些部队撤离，并于3月24日—25日完成。
敌人的行动方式符合萨尔—普法尔茨突出部的特殊性。他们在最早的时间发起了攻势，但却未能把握住机会来实施钳形战术。
敌人在坦克进攻方面是大胆的，甚至对第7集团军右翼的攻击称得上鲁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采取的是连续快速的单一行动，即在完全不适合大规模坦克行动的地区，以灵活的指挥方式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来开展坦克战，这表明在意大利那种步步为营的方法被抛弃了。由于我在意大利曾有过在类似地形上的作战经历，我没有考虑到美国装甲部队能取得如此迅速的成功，而德国军队的失败，部分因为其已经弹尽粮绝。然而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成功突破后，并没有利用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通过空中支援，在莱茵河的各个桥梁上把G集团军群拦腰切断，从而进一步摧毁它。正是借此失误，败退的该集团军群才能够把大部分兵力撤过莱茵河，并沿河构筑了一条新的防线。
在普法尔茨，最重大的一份荣耀属于盟军的空军。
我与集团军和师级指挥官们进行了会谈，但这并没有让我预料到，我军会突然崩溃。关于其原因，我来设法解释：
几个月来，军队几乎在连续行动。反复强调他们要坚守不退，结果导致我们无可挽回地损失了最优秀的士兵和大量物资。此外，希特勒对前线缺乏了解，但还不断发布干扰指示，等到这些指示被推翻或被修改，宝贵的时间已经被浪费了。指挥战斗不能只坐在办公桌后面。
过去数月的激烈防御战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鉴于我们士兵们的出色表现，这种压力远超过我在第一次调查时的感受。局势的恶化和漫长的前线，使我无法视察到防线上的所有部队。如果我知道第7集团军左翼和第1集团军右翼的真实情况，我很可能会更坚定地要求希特勒改变我的任务，尽管这可能也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我们的汽油和弹药供给既不充足又不稳定，不管是打打停停还是进行决战都不能满足。美军的进攻开始得特别早，我们后备队的组建还没有完成。
3月15日晚，我从希特勒那里争取到了命令，“西墙”的部分部队可以撤离，但这为时已晚。如果能提前一天撤离，我们在普法尔茨森林的溃败就不会如此惨烈了。
我们的飞行员无能为力，莱茵河谷的恶劣天气也没有帮上忙。恰恰相反，敌人在空中势不可当，而我们本就脆弱的通信网络又遭到了猛烈的轰炸。
然而，正是因为形势如此绝望，我们的部队在实力大减的情况下仍然忠诚、积极地进行战斗，让人终生难忘。
奥彭海姆渡河战斗及结果
我有意把撤离莱茵河左岸及桥头堡的行动推到最后一刻，这样至少保证了右岸的大部分兵力可以重新勉强集结起来。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如G集团军群的左翼，敌人连续数周都没能跨过莱茵河。右翼的情况则不同，巴顿（Patton）的师在击败西岸的德国后卫部队后，几乎立即开始强行渡河。
负责右岸防御的是第7集团军，我早已告诉他们我的看法并警告他们可能有人会企图渡河。因此，当我听说美军在3月22日晚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在奥彭海姆过了河，我简直目瞪口呆。从战略上讲，他们有机会继续向仍在西岸作战的德国第1集团军发起攻击，以确保下一步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盆地开展行动。由于我们没有立即进行反击，现在必须集中力量，趁敌人立足不稳，把他们再赶回到莱茵河中。首先我派遣了一支精锐师，配备了突击炮和其他火炮。但还需要更强大的部队，因为这次反击失败了。他们的指挥官伦格（Runge）上校并没有指挥失误，最后英勇牺牲，这对我来说是个悲伤的消息。
之前雷马根成了B集团军群的坟墓，现在似乎奥彭海姆的桥头堡也将埋葬G集团军群。这里也是一个突出部，很快会变成一个缺口，逐渐吞噬所有从其他防线调来的部队和从后方运来的物资。的确，德国是我们所熟悉的土地，但是在巩固阵地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当然，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能从空中得到的支援为零，而且高射炮部队的支援力度也非常小了。
最好的将军也会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德国空军为什么会油尽灯枯直至崩溃，原因不得而知。我们缺乏各种类型的轰炸机。由于盟军对工业区进行袭击并破坏了铁路，战斗机的生产也几乎已经停止。我们喷气式飞机的技术性能优于敌人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也非常好。但这种高科技飞机也有很大的缺点：依赖超长尺寸和高度平整的跑道，起飞和着陆存在困难，飞行时间短，事故率高等。由于空战的节奏受到敌人的控制，起飞和降落都需要进行专门的保护，但这难以时时到位。1945年的三四月份，在莱茵河谷的天气条件尤其恶劣，这进一步限制了本就极具风险的飞行。
这时，在集团军群指挥官的建议下，我开始考虑让整个莱茵河前线撤退。但我最终决定不这么做，因为这肯定会演化成一场溃败。我们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不能动弹，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停止了战斗。杂乱无章的后方部队也是一个问题。而敌人在各方面都有优势，特别是在机动性和空中方面。如果敌人不加限制地肆意进攻，我们正在撤退的部队一定会被打垮。这样的战斗，已经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也不是为了争取时间，它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在莱茵河上战斗的每一天都是对前线的支持，哪怕只是在防区内对散兵进行甄别和重组。
3月27日—29日，决定性战斗发生在伊德施泰因（Idstein）和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之间的区域。第7集团军的新任指挥官是精力充沛的冯·奥布斯特菲尔德（von Obstfelder），现在他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阻滞美国第3集团军挺进德国中部以及美国第7集团军进入德国南部。一个装甲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问题，使封锁路线的任务变得复杂化，而美军可以沿着这些路线从吉森（Giessen）前往黑斯费尔德（Hersfeld）以及从盖尔恩豪森（Gelnhausen）到富尔达（Fulda）。但是更糟的是，我们的B集团军群以及与其右翼部队挤在一起，并失去了对其左翼的全部控制。直到我派遣来自奥斯特坎普将军第12军第二总部的参谋前去处理，这一尴尬局面才得以恢复。3月底，在从黑斯费尔德至富尔达及南方的施佩萨特山脉之间区域，第7集团军展开了一个松散的战斗序列（order of battle）。
第1集团军不得不配合第7集团军的行动，向右侧进一步延伸。然而，在3月30日，第1集团军又被逼退回米尔滕贝格（Miltenberg）—埃伯巴赫（Eberbach）—海德堡（Heidelberg）防线，从而危及至关重要的陶伯河（Tauber）防线。
从奥彭海姆和曼海姆的桥头堡开始，敌军部队从南方向东再向东北散开，这种做法违背了集中兵力的原则，但取得了成功，有力证明了德国军队的战斗力出现了下降。
鲁尔要塞
经过反复斟酌话语，我把B集团军群与东侧第11集团军建立联系的任务描述为“尝试突围”。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最有利的时机已经过去，包围圈内外的机动部队都很弱，而在易北河以东马格德堡地区的第12集团军正在组建，在3个星期内都无法派遣行动。更复杂的是，H集团军群的左翼被逼退到鲁尔，使得蒙哥马利的右翼可以无所顾忌地对突围部队的左翼进行攻击。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抓住在3月更有利的时机，或者说无法进行利用，现在就必须这么做了，这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终局之战：1945年3月11日布防图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为集结所做的努力和我现场给出的指示都是徒劳的。我于4月1日回到图林根林山中的莱因哈德布伦（Reinhardsbrunn），我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的参谋长向我报告称，刚刚收到元首的命令，取消鲁尔包围圈的突围计划，B集团军群将作为防守鲁尔的“要塞”，接受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直接指挥。
最高统帅部的这个决定让我彻底惊呆了，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他们可能认为突围行动已经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还不如利用一个被包围的集团军群来牵制住尽量多的敌军，从而削弱东线的强大攻势。他们也可能认为部队可以从鲁尔就地得到补给，因此可以省出更多的补给提供给前线其他部队。
然而事实上，鲁尔地区的粮食只够军队和民众最多两三个星期之用。从战略角度来看，艾森豪威尔对鲁尔毫无兴趣，他的目标远在东方。要想牵制住强大的围城部队，唯一的希望在于建立一个进攻性的稳固防御，但以我的所见所闻来判断，至少在表面上看是不可能的。B集团军群的30万人根本无法填补条顿堡林山（Teutoburger）和图林根林山之间的缺口。
鲁尔包围圈的战事进展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4月17日就以德军投降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官兵们都已看不到继续战斗下去的任何意义。
B集团军群的悲剧于此日落下帷幕，其指挥官莫德尔，一位勇敢无畏的战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日回首，何人之过？他现在就浮在我的笔端，并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盟军突破莱茵河下游
在G、B两个集团军群大难临头之际，H集团军群在相对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了人员重组和装备重整。敌人的空中行动明显局限于一个特定区域，他们对德军总部进行空袭轰炸，对建桥材料进行集结并提供烟幕保护，这些都表明敌人打算在埃默里希（Emmerich）和丁斯拉肯（Dinslaken）之间区域发起攻击，主要目标在雷斯（Rees）一侧。
春季的天空晴朗无云，有利于蒙哥马利进行大规模空降，并充分利用空军对地面部队进行支援，因此H集团军群几乎无法开展任何机动。
如我所料，加拿大军和美军在空降作战的支援下横扫前线。我与集团军群指挥官达成一致，要尽一切可能来摧毁两军。但结果是，在前线局势几乎明朗之前，集团军群就已经耗尽了主要的后备队。这样的错误迟早会为之付出代价，而现在时辰已到。
令人遗憾的是，后备队只在向丁斯拉肯的一次进攻中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在3月23日—24日投入兵力时更加谨慎，如果雷斯能够得到火炮支援，那么3月25日晚上的战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了。事实上，我没有纠正部队对这些后备队的定位，导致的错误不仅输掉了莱茵河上的战斗，而且还影响了以后的行动。
结果，H集团军群只得接受这场注定的失败，就像宿命一样在历次会议中已有所体现。第1空降军指挥官、富有才华和干劲的施勒姆受伤退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着美国军队转向英军右翼，德军下达了突围的信号。正如B集团军群所做的那样，现在H集团军群也将总部迁往北部，而不是靠近威胁更大的侧翼，这个做法表明，它的行为甚至一切都取决于坚定的立场。
相反，在3月28日，此时H集团军群中只有左侧的阵地还算存在，他们认为有必要向我和最高统帅部提交一份其职责之外的形势分析报告。这种越过我向最高统帅部汇报的做法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我只能在报告提交并听取他们的决定之后才能表达我的意见，而且这次使得希特勒十分恼火，我再也不能指望对其施加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了。任何一位拥有高级指挥权的将军都应知道如何从心理上迎合他的上级，但这份形势报告却成了激起阿道夫·希特勒怒火的一个反面典型。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失败及原因只字未提，但在报告中表达了正是担心自己陷入B集团军群的困境才决定撤退的。
不论在策略上是对还是错，批评上级没有能够掌控战争全局，这本身在思想上就是错误的。希特勒站在总参谋部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傲慢”。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曾在意大利战争中担任总司令但被希特勒剥夺了自由决策权，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而已。我很清楚元首在这次事件中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一直都认为鲁尔区不是当时美军的目标，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9集团军将会向东北和偏东方向继续进攻，也就是说，他们将越过鲁尔区。最令我震惊的是第47装甲军在前线的失败。现在向鲁尔区增兵是一个错误的资本投入。如果这一做法导致正面阵地被突破，那就不仅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了。
我下令对敌人先头部队的南侧进行反攻，但也失败了，因此在3月28日—30日的一次私人会晤中，我再次提出了我对局势的判断以及该如何应对的观点。通过这样做，我希望让H集团军群的指挥层能按照我的想法进行调整。
H集团军群的形势报告中充满了悲观主义，这让希特勒大为恼火，他再次迁怒于布拉斯科维茨，因为他拒绝执行在3月底下达的“元首命令”，即从南北两侧进攻敌人盘踞在明斯特的部队并填补防线的缺口（我也认为这个任务不切实际）。他派斯图登特去协助布拉斯科维茨，意图表现得很明显。
在盟军中，蒙哥马利的任务最艰巨。他的军队在莱茵河以西的几次战斗中损失巨大，现在面临着一个最可怕的障碍，其中驻防的这些师素以战斗力强悍而出名，而且得到了10天的缓冲时间，并且拥有大量后备部队做后盾。然而，从技术上讲，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堪称典范，集结了足够的兵力并获得了充足的资源。
3月的莱茵河上游局势
莱茵河上游地区由布兰登布格尔（Brandenburger）将军领导的第19集团军防守。
再也不用担心盟军在瑞士横冲直撞了，敌人的主要进攻显然转到了另一个方向。第19集团军不能再继续把兵力投向它的西侧防线，那里已经足够强大了。莱茵河之所以是一道屏障，与其说是因为它很宽，不如说是因为水流湍急。河边的防御工事已经过于陈旧，布置得也不专业。希特勒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把主要防线转移到黑林山（Black Forest）。黑林山的周边和高地上都布设了阵地，保护着符腾堡（Württemberg）南侧免受来自西部的进攻。贝尔福（Belfort）洼地对面的伊德施泰因地区，在和平时期就曾筑有防御工事。即使那里的防御工事已经过时，部分还被夷为平地，但仍然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不过也就只有这点用处而已。来自西北和北方的危险正在向斯图加特（Stuttgart）推进，甚至会向东穿过海尔布隆（Heilbronn）和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然后绕过黑林山。如果萨尔—普法尔茨突出部陷落，盟军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渡过莱茵河，这种危险就可能变得十分严重，因此，防止或阻滞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对黑林山防区和第19集团军最有利的。于是，我们必须把最富有经验的师调到G集团军群，以保卫萨尔普法尔茨。
然而，局势发展得太快而调动却显得太慢。两个师到达G集团军群防区的时间太晚了，他们还未形成规模就仓促地投入战斗，结果他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实施增援的难度主要在于集结部队。我们没有固定的编制，不得不组建大量的临时性部队。时间如此紧张，根本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战斗队。尽管如此，如符腾堡“人民冲锋队”等部队的表现还是好于我的预期。由于缺乏通信部队，行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几乎无法弥补。第19集团军尽其所能完成了必要的防御准备，并充分注意到了其侧翼的危险。等到了4月初，缓冲期也就结束了。
回顾与展望
我在西线战事最严峻的时刻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当我对整体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之后，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音乐会钢琴家，被要求在一架古老、摇晃、走调的钢琴上，当着一大群听众的面来弹奏贝多芬奏鸣曲。在许多方面，我发现情况与我全部的原则都相抵触，但事态发展得太快，我没有时间来改变它们。
西线总司令这个职位太重要，级别也太高，令我无法逃避自己肩上的责任。因此，我会对所有因我指示而导致的一切结果负责。如果我不能使希特勒的想法和命令与我的良心和观点协调一致，那我就只能按照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解读和修改。这种事情仍然经常发生，此时与彼时并无差异。另一种选择是与希特勒摊牌。如果摊牌之后，我仍然没有信心或办法来使他改变主意，我肯定会要求解除我的指挥权。我知道其中的难度。在最初的6个星期内，我去见了希特勒4次，坦率地阐述了我对局势的看法，他也很欣赏我的直率。我是一名军人，不能仅仅因为我不同意或确定有充分的反对理由，就可以拒绝接受某项意见或命令。我也明白，对于在战争最后阶段和最严重危机中产生的诸多分歧，现在也有必要暂时搁置起来。我总会详细地解释我的命令，来让下属充分理解。
我感到西部的条件让我完全茫然。我对自己说，不同的指挥官有不同的方法，而且各有各的道理。我的前任冯·伦德施泰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高统帅部的传统。战区的规模、自己的职责、指挥的构成等因素完全一致。他把握形势的脉搏，待在总部中发号施令，几乎从不去前线，也很少用电话。与下属或上级的联系差不多完全掌握在他的参谋长和参谋人员手中，这套做法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总司令心无旁骛，不受前线令人担忧的状况的影响。他是一个远距离施法的大祭司，人们对他只有敬畏之情。即使我的方法不同，我也能理解冯·伦德施泰特的做法，不过我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它们。战争第六年的情况与第一年的常态相差太大。各地纪律松懈，需要指挥官和部队建立起私人联系；不能再无视这种直接影响，特别是在许多问题都缺乏一致意见的时候。这套做法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麻烦事，但利大于弊，可以借此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和人心。
我认为指挥官的位置应该出现在发生局势逆转或危险情况的地方，所以我选择靠近前线设置作战指挥部，并经常改变指挥部的位置，除非受到敌情的制约。韦斯特法尔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参谋长，我们在意大利合作得很融洽。他了解我的癖好，当然我也一样。
西线司令部下辖3个集团军群。我自己也曾指挥过一个集团军群，而且时间很长，长到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置这么高的一个职位。他们的指挥官完全有权坚持在任务范围和自己防区内独立行动。我现在也坚定地尊重这一点，不过实际上，如果发生了异常状况，我仍然会经常进行干预。我不喜欢这样做，虽然我也曾在陆军担任过总参谋部军官，但我毕竟来自空军，因此总感到有一丝不安。
各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优秀的总参谋部军官和具有出色资历的领导者。
师级指挥官各不相同，但最近几个月中，也有许多人为自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常情况下，其中一些人将不得不调离，因为在1945年春，时时处处都很艰难，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战斗。当德国军队的人数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时，优秀的将军还非常少，经过5年的战争，大批新的部队出现，伤亡又十分惨重，不足以把无能的将军都挑出来。我们要使用好这些将军们，但同时也有义务对其进行干预。
多年来，德国武装部队的惯例是安排高级指挥官退休。原则上我不赞成这么做。因为这样会让许多杰出的军事领袖过早地被束之高阁，错过了随后几年的战争，而真正需要退休的将领又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推迟退休，因为没有一流的将军来接替他们。我只有在发现相关指挥官对自己的任务失去信心或者他的态度开始破坏士气时，才会采取那些备受争议的手段。
更大的难点在于，集团军群甚至初级指挥部都可以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以及希特勒建立直接的联系。直接向最高统帅部发送作战报告可能满足了最高统帅部的好奇心，缓解了他们的紧张情绪，但这却彻底搅乱了在战场的上级参谋人员的正常工作。
3月底，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经过惨烈的战斗，萨尔—普法尔茨还是失守了。盟军已经突破了我们位于雷马根和奥彭海姆的桥头堡，并将其作为下一步大规模行动的出发点。甚至在莱茵河下游也是如此，盟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功渡河。大致说来，敌人的目标是明确的：把德国南北的主要部队割裂开来，并与苏军会师；英国占领德国右侧的北海港口；美法联军南方集群占领德国南部。
这些惊人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一支拥有足够兵力和必要装备的正规德军部队仍然能够顺利执行任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每个集团军群都配有几个装甲师或装甲掷弹兵师以及大体相当的空军，那么也是可以“自主行动”的。虽然拥有装甲师后备队的H集团军群被击败了，但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驳斥上述论点，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观点，即“自主行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拒绝听从一直要求“自主行动”的呼吁，这只是完美主义者的一段快乐回忆，现在随着汽油和其他物资的短缺以及军队的训练不足，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不能否认，这种顽固的主张让我感到不安，并在我和我的指挥官之间造成了某种信任危机。经过5年的战争，我的将军们有了不同的想法，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可能性有了自己的看法，都想拿来辩一辩，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让这一切动摇了根本性问题，即一个真正的军人在面对流言诽谤时，也会收起所有疑心，树立起光辉的榜样，让士兵坚定地追随他。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看到许多军人身上散发出这种力量。
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不管在内陆还是沿海，在主要防线上只是简单地构筑局部防御，当我们面对敌人陆海空联合进攻时，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取得预期战果的。我军在陆地和空中都很虚弱，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一场“有限的运动战”，守住我们先前选定的区域。
与此同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与陆军司令部之间的矛盾之前本已存在，现在却日益尖锐。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不信任，给行动带来了破坏，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分裂，其结果是陆军司令部时常感到受到束缚和误解。希特勒把失败归咎于军队指挥官的任性，并且经常插手哪怕是最微小的战术事务，这些做法都被视作纸上谈兵，而他的战略命令和直觉也被嘲讽为太过业余。这种潜在的敌意严重制约了主观能动性，破坏了指挥的统一完整，并浪费了宝贵的精力。
在过去的半年中，代价惨烈的战斗和屡战屡败的撤退，使官兵们的身心都处于精疲力竭的边缘。许多军官精神崩溃，其他一些则遭受着健康问题的折磨，还有一些根本就不称职，而且我军还严重缺乏初级军官。部队的实力令人不满，到达前线的替补部队也显得训练不足，他们没有战斗经验，人数也少，并且到达得实在是太迟了。因此，他们并不是有效的作战力量。只有当一名充满智慧的指挥官率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下级军官和老兵骨干时，部队才会凝聚在一起。
战线后面的散兵过多，说明此处的部队已所剩无几。散兵的威胁也很大，这种状况会传染蔓延，并且阻碍交通。同时他们也是一个人才库。许多人是真正地走失了，他们在行动中与部队失散，或者离开医院或临时营队返回自己的部队，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还有一些人，占了大多数，却是在逃避，试图尽可能地远离火线。这就是我对前线背后的第一印象，这让我感到震惊，于是下令采取严厉的措施。我建立起了连续的拦截线，但仍然有太多的漏洞，因此我又成立了一个“野战突袭特遣队”，将制度的网子收得更紧。
对于多年来一直在急剧滑坡的德国空军，现在已不能再指望对其提出什么要求了。我自己就是德国空军的一员，因为对此束手无策，所以对其战斗力低下倍感苦恼。陆军不断批评空军无所作为，这是不合理的，不过如果有更积极的领导肯定会产生更好的结果。空军司令部的任务是把所有的攻击力都集中在当前的主攻点上，但这也因此而失去了机动性。当前的空军组织分成了3个空军师，如果将其合并成1个便于控制的紧凑编队，并根据战场内的战事需求，不怕牺牲地英勇战斗，也许能够扭转现在的困境。
在战争中的平静期，纳粹党依然活跃，并且有时表现得过于活跃。它从一个政治组织发展成为一个绝对的“监管”组织。由于纳粹党的机构非常之大，导致许多高层官员在任职时不顾他们的培训经历，也不看他们的人品素质。几乎每一个德国人在天性中都有种想做点什么事的渴望，这种渴望也充分体现在纳粹党内领导喜欢事事插手的做派上。纳粹党总理府主任鲍曼（Bormann）负责此事，他频繁地向希特勒报告，以显示设立这个“监管机构”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承受来自上面的压力。有一些人做到了，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但是总的来说，纳粹党暗中监视人民和军队并向希特勒报告，这种行径让人兴不起配合的念头，并在忍无可忍的官兵中逐渐引起了争执和怨恨。
各大区长官（Gauleiter）作为“帝国国防委员会委员”（Reichs De-fence Commissioner），也身兼军事任务，在省内与军区司令部一起共事。他们也有权利干涉行政和经济事务，由此而产生的分歧和对抗使得这种安排威信扫地。
西线总司令只有通过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才能与各个大区长官保持必要的密切联系，这导致几乎不可能采取快速的行动，因此我在参谋团队中安排了一名具有通天权力的纳粹党高级官员。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在任命了这位狂热的纳粹人员后，事情反而变得不那么顺利了。我不需要一个监视我的参谋人员的间谍。因此，我没有听他提出的抗议就直接开除了他。
另外，我与宣传部的一名特别代表也在一起合作，他各方面的工作都令人满意。除正常事务外，他最近也不断地向我通报我国想与盟国讲和的试探结果或有希望的停战谈判的消息。
我与希特勒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关系
我在柏林陆军和空军的长期工作经历，让我认识了所有的重要人物，这使我的工作易于开展。因为有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空军元帅们享有特权。
正像德国空军的组建过程一样，戈林亲自处理所有重要的外部事务，我们很少与希特勒直接接触，因此我们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们建立起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在最开始的几次战争中，各种关系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地中海战区和西方战区被称为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区”，没有陆军司令部的什么事情。
我作为南方战区总司令，后来在战争后期担任西方战区总司令，我几乎只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打交道。到1944年底，经历了各种起起落落，我终于赢得了希特勒毫无保留的信任，这当然也是把我调到西线的原因。在意大利，我必须自己争取行动的自主权，最终我得到了；而在西线，我却要一直受到东线战局的制约。在3月20日—4月12日，我去见了希特勒4次，他对我的焦虑表示极大的理解。尽管我们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但他从未说过一句责备的话，当然也是因为他认识到西线的局势已经恶化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希特勒在夜间任何时候都能接待我，听我说什么都不会打断，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几乎总是按照我所提出的方案做出决定。他灵敏的思想与身体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做决定时，他不像以前那样啰唆，并且对我表现得非常友好和体贴。他两次把他的车和个人司机借给我，送我回总部，并指示司机开车要小心。我本来已经习惯了他保持着恰当的礼貌，但现在突然转为殷勤的关怀，实在令人感到费解，因为我与希特勒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也能看出他和将军们之间的裂痕在不断扩大。
希特勒从未要求我去做任何违背我军人职责的事情，我也从未要求他为我提供私人帮助。我只能把他对我的信任归因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知道我并无恶意，多年来我每时每刻都在尽心履行我的职责。
由于他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怀有某种病态的不信任，最终只能自己处理所有的国家事务。他在挑选左膀右臂方面也很不幸。这两个因素都对军队和战局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5年4月12日，当时他仍然很乐观。他一生都在演戏，很难判断他的真实想法。现在想来，我觉得他确实痴迷于某种奇迹般的救赎，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紧紧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在我看来，他相信东线会取得胜利，相信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相信各种新式武器，甚至相信敌人的联盟会土崩瓦解。
所有这些希望都是虚幻的。当苏联开始进攻后，希特勒把自己关了起来，越来越孤独，生活在自己的虚幻世界里。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区的负责人是约德尔将军，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人选，尤其是他沉着冷静，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如果他的作战经验再多一点就更好了。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希特勒绝不是一个容易受人影响的人，而且交到他手边的所有议案都因为最高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之间存在分歧而难以达成一致。那些意图评判约德尔的人其实并不了解他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什么，又赢得了什么，至少这些批评者们应该首先证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得更好。作为德国国防军的作战参谋长，他的观点比最高统帅部更加重要，即便如此，他所为之辩护的许多观点和措施，实际上是他之前竭力希望进行修改和完善的。约德尔的同事，如冯·布特拉尔（von Buttlar），都是训练有素、公正客观的军官，他们会明智地根据约德尔的想法进行合作。在我和约德尔之间，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或采取的步骤很少出现分歧，我和我的参谋团队总能得到他的支持。
我和凯特尔元帅之间打交道相对较少。他关于组建新部队或替补部队的指示都是根据元首的命令，即使有争议，这些命令也是不能更改的。例如，希特勒认为组建新的师是维系战争的根本，这就意味着需要为此目的而预备人员和物资。我和其他许多将军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组建新军是不经济的，而且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战术胜利而不是组织编制。
德国中部的战斗
B集团军群在鲁尔区被围歼，也决定了德国中部的命运。
盟军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分出了部分兵力来包围鲁尔要塞，但他们还是能够达成目标。对我们来说，敌人的集结问题已不再是一个谜团，且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机动部队或空战力量来攻击他们，这么做毫无胜算。我把这段时期的战争称为“权宜之计”，在此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官兵之间的心态和士气。
这片区域宽达150英里，显然无法临时抽调部队进行防守。因此，在这一地区的部队要分散作战，任务是阻滞敌人的前进，直到一支更强大、更有组织的部队前来救援。这支部队只可能是在3月底组建的第12集团军。只有在该集团军的支援下，才能确保苏联前线的战事不会受到西线的影响，并防止德国被一分为二。
因此，第12集团军是在西线开展行动的最重要因素，无论局势如何发展，它都可以部署在哈茨山区（Harz Mountains）执行任何任务。因此，哈茨山和前线的这段区域需要保持畅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兵力也严重不足，而且我们决不能过早地把兵力耗尽，因为还要从山区突围。另外，哈茨山也非常有利于伪装。
因此，脆弱的德国军队被迫撤退到哈茨山区，他们相信，即使阵地薄弱也可以在那里建立据点。此外，命令已经下达，图林根森林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也要固守。同时，我几乎不敢想象，强大的美国军队会被我们弱小的军队拖入深山，这一愿望居然实现了。在正常情况下，在相距五六十英里的两座大山之间，甚至只在一座山的侧面，进行决战是非常危险的。然而，敌人已经知道西线中部的德国军队差不多已经耗尽，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大的风险，而且凭借其机动侦察部队和齐装满员的空中力量，他们足以粉碎任何来自侧翼的威胁。但是，我们的第7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就这样摆脱了强大的美国军队，遏制了敌人的前进，给第12集团军留出了时间进行组建。敌人可能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盟军之间的政治协议、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以及对在该地区分散作战的德国特遣队的些许尊重。然而事实表明，不是所有的机会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我们在苏联前线的军队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决战，而无须担心西线盟军会威胁他们的后方。
4月初，我的指挥所迁到了位于前线主攻阵地的后方，距柏林不远。尽管有这种有利的位置，我与两翼之间的通信却变得越来越困难，通往集团军群总部的道路也更加迂回和危险。在前线消灭B集团军群，并把德国从中心一分为二，这两种威胁要分别应对，不再需要统一的指挥部。因此，元首在4月6日颁布命令做出调整。一个司令部负责西北地区，其南部边界沿着哈默尔恩（Hameln）—不伦瑞克—马格德堡防线。这条防线南侧的前线战斗仍由我来指挥。
在4月初期，我还接到通知称，如果中央司令部无法指挥西北、南方、东方等3个战区内的行动，就将实施某项安排。根据这一安排，我将以南方战区总司令的身份，带领温特（Winter）将军和一小部分最高统帅部参谋，全权接管整个南方战区的指挥权，包括意大利、南斯拉夫和苏联前线的南段。在北方，同样的任务分配给了邓尼茨上将和国防军作战参谋。希特勒的目的仍不明朗。在这次改组提议中，最有趣的是两个司令部分别交给了两位军人，而公认的希特勒继任者戈林和纳粹党都被排除在外。
4月8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建立哈茨山要塞，并指派第11集团军进行防守。4月12日，敌人的第一批坦克开始出现在马格德堡前，图林根林山的战役也已接近尾声，但此时哈茨山区仍然在坚持战斗，直到4月20日第11集团军投降，那里的战斗才结束。与此同时，在该段前线的中部区域，从马格德堡到里萨（Riesa），第12集团军正在坚守易北河，竭力控制这部分河段。在这段时期临近结束时，在易北河和穆尔德河沿岸已经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莱茵河上在3月中旬被撕开的缺口现在已在易北河上堵住了。但这条防线注定也会失败，因为敌人正在同时从东西两侧夹击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