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我们从历史上对意大利文化的观察既加上述，现在就到了要谈一谈古典文化的影响的时候，这个古典文化的“复兴”曾经被片面地选定为总结整个时期的名词。在此以前所描写的那些情况，就是没有古典文化也很足以使民族精神兴起和臻于成熟；而大多数还有待于我们讨论的思想倾向，即使没有古典文化也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但是，无论是以前已经涉及到的或是我们将要继续讨论的都在许许多多方面带有古代世界影响的色彩；没有古典文化的复兴，虽然现象的本质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它们都是伴随和通过这种复兴才向我们实际表现出来的。如果文艺复兴的因素能够如此容易地被彼此分隔开来，它也就不会象原来那样是一个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历史进程了。作为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民族精神在这个结合中究竟保持有多少独立性是随着情况而不同的。在这个时期的近代拉丁文学中，它是很少的，而在造型艺术和在其他领域中，它却是很大的，所以在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上将两个遥远的时代结合起来，如果结合的条件相同，就被证明是正当的和有成绩的。欧洲的其余各民族是拒绝还是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这个从意大利来的巨大动力，这完全是自由的。如果是后者的情形，我们就可以同样地不必为中世纪的信仰和文明的过早衰落而兴叹。如果这些信仰和文化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它们的阵地，它们就一定会存在到今天。假如那些盼望看到这些信仰和文化恢复的抚今思昔的人们能够在其中那怕是生活一小时，他们就一定会切盼回到现代的空气中来。在这种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无疑的，有一些精致美丽的花朵可能还没有在诗歌和传说中获得永生就凋谢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希望这个进程没有发生。这个进程的一般结果就是，在前此把西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教会（虽然它已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影响的力量，这种精神影响力量从意大利传播到国外，成为欧洲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必需的东西。这个运动的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当我们想到就是现在也不能改变这种事实（虽然大家认识得很清楚）时，我们就可看出这种责备是没有理由的。这种划分在意大利也完全不象其他地方那样残酷和绝对。意大利艺术性最强的诗人，塔索的作品，即使最穷苦的人也是人手一篇的。
自十四世纪以来，在意大利生活中就占有如此强有力地位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是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这种文化很久以来就对中世纪的欧洲发生着部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意大利的境界。查理大帝所代表的那个文化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蛮族面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复兴，并且不可能在其他形式下出现。正象在北方的罗马式建筑上一样，除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一般轮廓之外，也出现了对于古代的显著的直接模仿，同样，经院学者不仅逐渐地从罗马的作家那里吸收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也吸收了古代的风格，从爱因哈德那个时期以来就看到了有意识的模仿痕迹。
但是，古典文化的复兴在意大利采取了一种和北欧不同的形式。蛮族的浪潮还没有成为过去，往昔的生活仅仅被抹去一半的意大利民族，已经意识到它的过去并且希望这个过去能够重现。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有意地和经过考虑地来借鉴古典文化的某种成分，而在意大利则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们认为这是伟大的过去的象征。拉丁语言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说也是容易的，而在这个国家里的大批古迹和文献也特别有利于他们回到过去。这种趋势再加上其他成分——这时为时间所大大改变了的人民的性格、伦巴第人从德意志输入的政治制度、骑士制度和其他北方的文明形式、宗教和教会的影响——合在一起产生了注定要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和理想的近代意大利精神。
在蛮族的洪流退落之后，古典文化怎样立即在造型艺术方面发生影响，是可以很清楚地从十二世纪的托斯卡纳的建筑和十三世纪的雕刻上看出来的。在诗歌方面，在有些人看来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些人认为十二世纪的最伟大的拉丁诗人，表现拉丁诗歌的主要动向的作家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们所说的是所谓《布拉那诗集》中最好的作品的作者。当加图和西庇阿享有基督教的圣徒和英雄的地位时，在那些韵调铿锵的诗句里边充满了对于生活和人生之乐的坦然享受，而异教之神则被呼求作为这些享受的保护者。我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些诗歌之后，不能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意大利人还可能是一个伦巴第人在说话；事实上，这样想是有正当理由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十二世纪的“流浪教士”的拉丁诗歌，以它们所具有的明显的轻浮，无疑地是一种整个欧洲都分享其成果的作品；但是，说《菲立德和弗萝拉》与《燃烧着的热情》的诗歌的作者是北方人，同说《当傍晚月亮出现的时候》的作者，一个享乐主义的光辉的信奉者，是北方人，是同样没有多大可能的。实在说来，这里是整个古代的生活观点的再现，而用中世纪的诗歌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显得最为鲜明。有许多这一世纪和以后各世纪的作品，其中对于古代悉心的模仿表现在主题具有古典的，并往往是神话的特点的六音步诗和五音步诗上，但它却没有和那种古代精神任何相似之处。在古里慕斯·阿波利安西斯和他的继承者的六音步史诗和其他作品里（1100年左右起），我们看到了很多向维吉尔、奥维德、卢堪、斯达提乌斯和克劳底安等人勤勉学习的痕迹；但是，这里的这种古典形式毕竟不过是一种考古学，正象在博韦的维桑那样的搜集家的著作里或神话和寓言作家阿拉奴斯·阿卜·英苏里斯的著作里的古典主题一样。文艺复兴不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新生的标志可以在十二世纪的无名“教士”的诗歌里看到。
但是意大利人在十四世纪以前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热情来。这需要一种市民生活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只是在当时的意大利才开始出现，前此是没有的。这就需要贵族和市民必须首先学会在平等的条件下相处，而且必须产生这样一个感到需要文化并有时间和力量来取得文化的社交世界。但是，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人们以一种赞羡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这个国家的一般情况是有利于这一转变的。那个中世纪的帝国，自霍亨斯陶棻王朝灭亡以来，不是放弃就是无力实现它对于意大利的要求。教皇们迁移到阿维尼翁去了。实际存在的政治势力大多数起家于暴力的和非法的手段。人民的精神这时已经觉醒到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要寻求一个可以依以存在的新的稳固的理想。因此，一个世界范围的意大利和罗马帝国的梦想如此深入人心，致使柯拉·第·利恩济能够真的想去实现它。他对于他的事业所抱的理想，特别是当他第一次任保民官时的想法，只能以某种狂想的喜剧而告终，尽管如此，但是对古代罗马的追怀不失为对于这种民族感情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力量。以它的文化重新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人不久就感觉到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真正的公民。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于这个精神运动做一个概述，当然不是巨细靡遗而是要指出它的最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它那早期开始时的面貌。
第二章 罗马，古城遗迹
罗马这个古城遗迹本身，这时已经成了和写作《罗马珍奇录》与马尔美斯伯里的威廉的著作的那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一种崇拜对象了，在当代的记载中，那些热诚的圣地朝拜者或寻求珍宝奇迹者的幻想已经为爱国者和历史学家的兴趣所代替。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但丁的话：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纪念庆典虽然不断地举行，然而在真正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篇忠诚的记载。乔万尼·维兰尼（见本书第95－96页）从罗马一千三百年纪念中带回来的最好的东西是他想写一部历史的决心，而这是由于看到了罗马古城的遗迹而激起的。佩脱拉克表明他自己对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古代文明的兴趣各居其半。他告诉我们他怎样时常和乔万尼·科伦纳一起登临狄奥克莱齐安大浴室的高大穹窿，在澄彻的碧空里，无边的寂静中，眺望罗马周围的全景；这时他们所谈的不是日常事务或政治事件，而是在他们足下的古城遗迹使他们联想起来的历史，在他们的对话中佩脱拉克赞扬古典文化，乔万尼歌颂基督教的古代文明，然后他们进而谈到哲学和艺术的创造者。从那时起，直到吉本和尼布尔的时代，这同一个遗迹曾经有多少次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沉思和回顾啊！
这种双重的感情的思潮也可以在法齐奥·德利·乌贝蒂的《狄达蒙多》（约写成于1360年）中看出来。这是一部描写神游的著作，书中作者由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索利努斯陪伴着，就象但丁在《神曲》中被维吉尔引导着一样。他们访问了纪念圣尼古拉的巴利城和纪念天使长米凯尔的格尔加诺山峰，并提到了阿拉塞利在罗马和圣玛利亚在特拉斯特维尔的传说故事。但是，古代罗马的异教光辉显然是更吸引他们。一位衣衫褴褛的可尊敬的主妇——指的是罗马自己——对他们诉说了她过去的光荣史，并对他们详尽地描叙了古代的凯旋式，然后引导客人们走遍全城并向他们指出罗马七山和许多主要遗迹——“你可以想见我曾经是如何地美丽。”
不幸的是这个宗派分立和教皇们被迁至阿维尼翁的时代的罗马，在古代遗迹保存方面已不如几世纪以前了。一百四十所罗马贵族的设有堡垒的住宅在1258年为元老布兰加利昂所破坏，一定已经完全改变了当时存在的那些最重要的建筑的特色；因为那些贵族们自己无疑地是安居在最巍峨的和保全得最好的遗迹之上的。虽然如此，当时所留下的还是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得多，很多遗迹可能仍然保有它们的大理石的外部装饰，它们的饰有圆柱的大门口和其他装饰，而在这些地方现在除了砖砌的骨架以外，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对于这座古城的最早的地志学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在波吉奥的罗马漫游中，对于遗迹本身的研究第一次与对于古代作家和碑铭——这些碑铭是他从深埋其中的茂林丰草中找到的——的研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作者的想象力在这部著作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对于基督教罗马的回忆也小心地加以排除。惟一的憾事是波吉奥的著作没有写得更详尽和没附插图。在他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古迹比八十年以后拉斐尔所看到的要多得多。他看见了塞西利亚·美泰拉的坟墓和在加比多尔山坡上一个神庙前边的柱子，这些柱子起先还保存得完好，但到后来就大半被破坏了，原因是大理石具有那种不幸的容易被烧成石灰的性质。在米纳尔娃神庙附近的一个巨大柱廊也陷于同样的命运而崩塌破碎了。一个目击者在1443年告诉我们，这个“石灰制造业”还在发展中；“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新建筑小得可怜，而罗马的美丽则完全被毁了。”那时罗马的居民，穿着农民的衣服和靴子，在外国人看来象一群放牛的人；事实上，牛群也已经放收到城内班奇一带了。惟一的社交聚会的机会就是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那时才有对美丽的女人看上一眼的可能。
在教皇尤金尼斯四世（死于1447年）的最后几年，弗尔利的布朗德斯利用弗隆提努斯的著作和旧日的“地方志”，似乎还参照了阿纳斯塔修斯的著作，写了一部《重建罗马》。他的目的不仅是描写存在着的东西，而更多的是要恢复那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根据他献给教皇的题献，他对于罗马的普遍荒废因想到罗马拥有很多宝贵的圣徒遗物而聊以自慰。
从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以后，教皇表现出了一种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纪念过去的新精神。这种美化这个城市的新的热情一方面给遗迹带来了一种新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尊敬的心情，因为它们构成罗马驰名的理由之一。教皇庇护二世好古成癖，如果说他关于罗马的古迹谈得不多，他却仔细地研究了意大利其他各地方的古迹，并且是第一个了解和准确叙述京城周围几十里以内地方的古迹的人。作为一个僧侣和一个宇宙志学者，他的确对于古典的和基督教的纪念物以及自然界的珍奇抱有同样的兴趣。当他说诺拉从纪念圣包利努斯所得到的光荣超过了它从纪念古代和马尔切路斯的英勇斗争上所得的光荣时，他并没有违背了他的本意。的确，他对于遗物的信仰并不是伪装的；但是他的天性显然倾向于探索自然，搜奇访古，热心于不朽的作品和对于人类生活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在他任教皇的最后几年，虽然受着痛风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兴地坐着轿舆翻山越岭，到塔斯库路姆、阿尔巴、蒂布尔、奥斯蒂亚、法雷利和奥克里库路姆等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不论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他沿着罗马公路和引水道的线路前进，试图确定住房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古老部族的疆界。在他和乌尔比诺的大菲德利哥一起到蒂沃利去旅行时，他们谈到古人的军事制度，特别是特洛伊战争，快乐地消磨掉他们的时间。就是在他参加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旅程中，他还去寻找了普林尼提到的克路秀姆古城的迷宫（虽然没有成功），并访问了在明乔河上的所谓维吉尔的别墅。象这样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风格来写作，自然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情。在同那不勒斯的作战中，他赦免了阿尔比诺姆地方的人，因为他们是西塞罗和马利乌斯的同乡，他们有很多人都以这两人的名字命名。布朗德斯的一部第一次企图全面说明罗马古代的伟大作品《胜利的罗马》只能献给既是鉴定者又是保护人的庇护二世。
这一时期对于意大利古典时代的热情并不限于京城以内。薄伽丘已经把巴耶的广大遗迹称为“具有现代新精神的古城”；从这时起，它们就被认为是那不勒斯附近最有趣的景物。对于各种古物的收集这时已很普遍了。曾经向西吉斯蒙多皇帝说明（1433年）罗马纪念物的安科纳的奇里亚科（死于1457年）不仅走遍了意大利而且也旅行到旧世界的其他各国、希腊、爱琴海群岛中的岛屿，甚至于到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并且带回来无数的碑文和略图。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不怕一切麻烦时，他回答说：“是要使死者复苏。”意大利各城市的历史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主张它们和罗马有某种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关系；并断言它们是从京城起开始向各地移民或殖民的；而那些令人感激的血缘创造者似乎经常能说出许多家族是从罗马最老的和最有名的血统传下来的。人们如此高度重视这个显贵身份，甚至按照十五世纪发端的批判主义观点也还是想紧紧依附它。当庇护二世在维特尔波时，他坦白地向请求他回去的罗马代表说：“在罗马和在锡耶纳同样都是在故乡，因为我的家族，皮科洛米尼，在早期是从京城来到锡耶纳的，这从我的家族常常使用伊尼亚斯和希尔维优斯这两个名字就可以证明。”如果说他是优里乌斯家族的后代大概他也是不会反对的。教皇保罗二世，威尼斯的巴尔博，尽管他有一个相反的血统（根据这个血统它是从德意志来的）但却以从罗马的阿亨诺巴尔布斯找到他家族的来源为光荣；阿亨诺巴尔布斯曾经率领一支移民队到帕尔马，而他的后人又由于党争被迫移居威尼斯。因此，我们对于马西米家族说自己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后代，科尔纳罗家族说自己是科尔纳利的后代也就不觉得惊奇了。另一方面，十六世纪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例外，那就是小说家邦德罗试图把他的血统和东哥特人一个显贵的家族连在一起（见邦德罗着《故事集》第一编第23篇故事）。
还是再谈罗马吧。当时“自称罗马人”的那些居民贪婪地接受意大利其余各地对他们所表示的敬意。在保罗二世、西克塔斯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的时代，盛大的游行构成狂欢节的一部分，表现出对于当时人们的想象最富于吸引力的场面——罗马大将军凯旋式。人民很自然地以这种形式和与它相类似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情感。在公众的这种情感之下产生了一种传闻，说在1485年4月15日发现了一具古典时代的罗马少女的尸体——艳丽惊人并且保存得十分完好。据说：几个伦巴第石匠在塞西利亚·美泰拉墓那边的阿底安公路旁边，圣马丽亚诺维拉修道院的土地上掘开一个古墓，发现了一个大理石的棺材，上边刻着“朱丽亚，克劳底乌斯的女儿”字样。在这个基础上就编造了下边的故事。那几个伦巴第人把石棺里和尸体上一起找到的珠宝和贵重物品拿走了。尸体曾涂过防腐的油质，象一个刚死不久的十五岁的少女那样绵软如生。据说她仍保持着活人的面色，半张着嘴和眼睛。她被移置到加比多尔山上“陈列馆”的宫殿里，然后人们就开始对她的参拜。在成群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来画像的；“因为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丽，即使能形容出来，那些没看见过她的人也不会相信。”由于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命令，在一个夜间她被秘密地埋葬在平西门外；那个空的石棺却被留在陈列馆的院子里。大概以这个尸体的面部为模型按照古典风格用腊质或某种其他材料作成了一个彩色的面具，我们所辨认出的金发一定会和它美妙地调和起来。这个故事的动人处不在于事实的本身，而在于坚定相信当时人们认为得以亲眼见到的那个古代人体，必定比现在的任何东西部美丽得多这一点。
同时，对于古代罗马的实际知识也由于出土的古物而增加了。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发现了所谓“岩窟式的壁画”，也就是古人的墙饰，并在安佐港找到了贝尔维德尔陈列馆里的阿波罗像。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接着又有拉奥孔恩群像、梵蒂冈的维纳斯像、赫克里斯的躯干像和克利奥巴特拉像等可贵的发现。贵族们和枢机主教们的宫室里边开始摆满古代雕像和美术品的碎片。拉斐尔在他的有名的信（1518或1519年）中提到了替教皇列奥十世对这个整个古城做理想的恢复。他对于甚至当时都还没有停止，而特别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还常见的破坏提出了激烈的控诉之后，请求教皇保护那些足以证明神圣的古代精神的力量与伟大的剩下不多的古迹，追念这种精神对于一切能够完成更崇高事业的人将是一种鼓舞。然后他以敏锐的鉴别力为比较美术史奠定了基础，并在结束时给建筑测绘学下了定义，这个定义一直为他以后的人所接受；对每一座留存下来的建筑物他部分别地索取了它们的平面、断面和正面图。关于在他那个时代以后，考古学怎样致力于研究这个古老的城市并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以及维特鲁维安学院怎样终于为自己提出了伟大的目标就不能在这里叙述了。我们还是谈一谈列奥十世时代的情况吧。在他那个时代，对于古代文化的享受和一切其他享受一起使得罗马生活具有一种独特的神圣化的特征。梵蒂冈飘扬着歌声和乐声，它们的回音响彻全城，象是在唤起人们的欢欣和喜悦，虽然列奥并没有能因此而从他自己的生活中除掉忧愁和烦恼，而他那有意识地想用愉快的心情来延年益寿的打算也由于死得较早而遭到了失败。如保罗·乔维奥所描写的，列奥时代的罗马形成了一幅使人迷恋忘返的壮丽的图景，但它那些黑暗面也明摆着——那些想要挣扎起来造反的人们的被奴役；那些虽然负债累累但还不得不顾全身分强撑门面来度日的教士们的内心的悲哀；那种驱使人们成为寄生虫和冒险家的文学庇护制度；最后，还有这个教皇国在财政上臭名远扬的腐败管理。可是，正是这位对于这些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和嘲笑得那么厉害的阿里奥斯托在第六篇讽刺文里描写了他的渴望：他切盼和有成就的诗人们来往，由他们引导着他遍游古城遗迹，切盼在那里能为自己的文学上精心之作向学识渊博的人们征询意见，并切盼能读到梵蒂冈图书馆的珍贵藏书。他说，当他被约请以费拉拉大使身分到罗马去时，真正吸引他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那早已放弃了的获得美第奇家族保护的希望。
但是，罗马古城内外的遗迹不仅唤起考古的热情和爱国的感情，同时也唤起了一种哀愁或感伤的忧郁。在佩脱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感伤的痕迹（见本书第183、188页）。波吉奥常常去访问维纳斯和罗马的神殿（相信它是加斯多尔和波鲁克斯的殿堂，当日元老院常常在此开会），并且会沉缅于对那些伟大的演说家：克拉苏、霍尔坦修斯和西塞罗的追怀中。教皇庇护二世所用的语言，特别在叙述蒂渥利时，完全是一种感伤的调子，而不久以后（1467年）就出现了附有波利菲洛注释的对于遗迹的最早的描绘。从他的篇页上描绘出半隐在梧桐树、月桂树、柏树和丛林中的巨大拱门和柱廊的遗迹。我们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在宗教的传说上。人们都习惯于把基督的出生处说成是一个壮丽的宫殿的遗址。人们以后布置庭园所以必须点缀上人工仿作的古迹废墟，不过是这种感情的实际表现而已。
第三章 古代著作
古代文化中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这比建筑方面的遗迹更为重要，当然也远比它传留下来的一切艺术残迹更为重要。它们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那个伟大发现时代的文学情况经常有人们阐述；这里不过试图指出这幅图景的少数比较不为人们所知的面貌而已。
虽然古代作家对于十四世纪和以前的意大利精神的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很多新东西的发现，不如说是由于早就为人所知的那些东西的广泛传播。那些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丁诗人、历史家、演说家和书信作家连同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一些其他希腊作家的个别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并构成了一个宝库，有一些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时代的幸运的人们从这个宝库里得到了他们的灵感。如人们所熟知的，佩脱拉克拥有并以有如宗教的虔诚态度小心地保存着一部自己不能读的希腊文荷马诗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全部拉丁译文，在佩脱拉克的建议和薄伽丘的帮助下，由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里昂吉奥·被拉多完成了，虽然译得并不好。但是，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
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几个收集家不遗余力、不怕困难地来从事搜求的热情，我们一定只能拥有我们手中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希腊人的文学作品。当教皇尼古拉五世还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者请人抄写手稿而身负重债。即使在那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感兴趣的两件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作为教皇他实现了他所说的话。抄书手给他抄书，调查员给他搜寻资料，范围之广，遍及于半个世界。佩罗托由于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得到五百个金币；盖利诺由于译斯特拉博的作品得到一千个金币，如果不是这个教皇死了，他必能多得五百个金币。费莱佛本应因以韵文译荷马的作品得到一万个金币，但由于教皇的逝世，他没能从米兰到罗马来。尼古拉遗留下五千册，或者接照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九千册图书供罗马教廷的人员使用，这些图书构成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它们被当作最高贵的装饰品保存在宫廷里边，象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费拉德尔法斯的藏书一样。当1450年的瘟疫把他和他的教廷人员驱赶到法布利亚诺时，因为当时从那里，象现在一样，可以得到最好的文献，所以他带着他的翻译和编辑人员一起去以免错过机会。
佛罗伦萨的尼科洛·尼科利，是老柯西莫·美第奇左右一群有才学的朋友当中的一员。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消耗在买书上，最后，当他一文不名时，美第奇家族答应供给他为了这个目的而需用的任何款项。我们能有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全集、西塞罗的《论讲演术》全集、仍然是最有根据的卢克莱修著作的原本和其他著作，不能不感谢他。他说服柯西莫从卢贝克的修道院里买来普林尼的最好手抄本。他以崇高的信任心情把他的书借给那些请求借阅的人，允许一切来客在他自己家里阅读，并随时准备和研究者讨论他们所读过的一切。他所收藏的八百册图书，价值六千金币，在他死后，经过柯西莫的手交给了圣马可修道院，条件是必须使大家都能去看，现在这项图书成了洛伦佐图书馆的珍藏之一。
盖利诺和波吉奥是两个有名的书籍搜求者，后者借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的机会，捎带作为尼科利的代理人，孜孜不倦地在南德意志的大寺院中进行搜求。他在那里发现了西塞罗的六篇讲演词和现在放在苏黎世的圣加尔寺院的第一部昆提里安的全集。据说他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他对于西里乌斯·意达利库斯、马尼利乌斯、卢克莱修、瓦勒利乌斯、弗拉库斯、阿斯康纽·培底亚努斯、科隆梅拉切尔撒斯、奥路斯·吉利乌斯、斯达提乌斯等人的作品都做了重要的增补；并在列奥那多·阿雷提诺的帮助下，发掘出普劳图斯的最后十二部喜剧，以及西塞罗的反对维兰家族的演说，《布鲁图斯》和《论讲演术》。
有名的希腊籍枢机主教贝萨利昂，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热诚的文学爱好者；他以很大一笔代价（三万个金币）收集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六百部手稿。接着他就四处寻求一个储藏所，以便把这些手稿安全地收藏起来，直到他的不幸的祖国一旦恢复自由时能够收回她这业已失去的文学宝藏。威尼斯政府宣布它准备为这些手稿修造一所适当的建筑；直到今天圣马可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这些贵重手稿的一部分。
有名的美第奇家族的藏书有它自己的一部历史，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毫华者”洛伦佐的主要收集人是约翰·拉斯卡利斯。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1494年遭劫以后，它所收藏的图书不能不由乔万尼美第奇枢机主教，即以后的教皇列奥十世，来零零碎碎地加以恢复。
乌尔比诺的藏书，现在放在梵蒂冈，（见本书第63页以下）完全是伟大的蒙特费尔特罗的菲德利哥的功绩。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收集图书，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各地经常雇用三、四十名“写本人员”，在这项收集上花费了不下三万金币。这一藏书主要是靠维斯帕西雅诺的帮助，得到有计划的扩充和完善的；他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文库的理想的描绘。在乌尔比诺有梵蒂冈的藏书目录、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的藏书目录、帕维亚的维斯康提家的藏书目录乃至牛津的藏书目录。他自豪地指出：在图书的丰富和完备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乌尔比诺相匹敌。关于神学和中世纪的著作的收集它大概是最完备的。那里有托马斯·阿奎那、大阿尔伯图斯和博那文图拉的全集。但这个收藏是多方面的，包括当时所有的每一种医学著作。在“近代作家”方面，十四世纪的伟大作家——但丁和薄伽丘的全集——占首要地位。其次有二十五名人文主义作家的选集，一律包括他们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以及所有的翻译作品。在希腊文的手稿中，教父手稿远比其他人的手稿为多；但在古典作品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福克利斯、平达尔和米南德尔的全部作品。米南德尔的作品一定是很快地就从乌尔比诺消失了，不然那些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久就会把它刊行的。但是，在这个收集书籍的时代里，也有人对于这种狂热劲提出了警告。这些人并不是学术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他们担心这种已经成为狂热的追求会产生弊害。佩脱拉克本人就反对这种无益地堆积大批书籍的愚蠢时尚；而在同一个世纪里，乔万尼·曼志尼嘲笑了一个来自布雷西亚的七十多岁的老者安德列奥罗·德奥奇斯，因为他准备牺牲他的房产、土地、妻子和他自己以增加他的藏书。
此外，关于手稿和藏书的增加方式，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见闻。买到一部古代的手稿，里边包括一个古代作家的稀有的或惟一完整的或惟一存在的原本自然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再多说。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人地位最高，他们特别被加以“写本人员”的光荣称号。他们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而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很高。其余的人仅仅被叫作“抄书手”，他们一部分是以这种职业为生的办事员，一部分是学校教师和贫苦的读书人，希望增加一些收入，一部分是修士，乃至是修女，他们认为这种工作是上帝所嘉许的。在文艺复兴的早期，这种职业抄书者很少而且是不可靠的，佩脱拉克就曾经对他们工作上的无知和拖沓提出过激烈的指责。在十五世纪中，他们的人数多起来了，也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他们职业上的知识，但在工作的精确性上，他们始终没有达到过老修士们那种谨严认真的程度。他们似乎是以一种不愉快的敷衍塞责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少在抄本下面署名，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有高兴的心情或自豪感，而在同一时期的法文和德文的手抄本中却具有这种精神，常常使我们感到惊奇。更奇怪的是：在尼古拉五世时代，在罗马的抄书手大多数是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所说的“野蛮人”，大概也就是那些在教廷寻求照顾并借此以维持生活的人。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于是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要抄写的著作的目录由尼古拉五世亲笔写出送给柯西莫。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在这个目录中占主要地位。
抄写的字迹是前一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的美丽的近代意大利字体，它使那个时代的书籍看起来非常美观。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奥、吉安诺佐·曼内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他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都写一手好字，并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恶劣的字迹。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画，也是饶有风趣的；这特别可以从洛伦佐的手抄本中看到，这些抄本在字行的开始和结尾都有浅谈而美丽的花体字。如果抄写工作是由大人物或富有者的命令进行的，用来抄写的材料总是羊皮纸，而无论是在梵蒂冈或在乌尔比诺，都一律用深红色的天鹅绒作为封面装订，并带有白银的搭扣。因为人们十分注意用书籍外观的美丽来表示对于它的内容的重视，所以印本书籍的突然出现最初不受欢迎就是一件可理解的事情了。当贝萨利昂枢机主教的使者们第一次在康士坦丁·拉斯卡利斯的家里看到一本印本书时，他们曾经对于“在某一德国城市的野蛮人中间的”发现加以讪笑，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也“一定会以有一本印本书为耻辱。”
但是，那些疲倦的抄写者——不是指那些以这一行业为生的人，而是指许多为了得到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抄写它的人——对于德国人的这一发明却很欢迎，“尽管诗人们对于书法给以称赞和鼓励。”它不久就在意大利被用来首先增印拉丁作家的然后是希腊作家的著作。但很长一个时期，除意大利外，它没有在其他地方传开，而在意大利它也完全没有以人们对于这些著作的普遍热情所能期待的速度传播开。过些时以后，作家和出版者的近代关系开始发展起来；而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当时已不再能象柯西莫那么容易使费莱佛答应毁掉一部书，就出现了查禁的检查制度。
伴随着语言和古典文化研究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对于版本的批判校勘，与本书内容和一般的学术史都同样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不是意大利人的学术问题，而是在文学和生活上古典文化的再生。不过关于学术研究本身再说上几句仍然是允许的。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以及十六世纪初。它始终也没有象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这种憎恨并没有因为希腊文学对于意大利人具有吸引力而被完全抵消。
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152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止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北方人象阿格利科拉、吕契林、伊拉斯玛斯、斯蒂芬家族和博达斯等能够及时使他们自己成为这个语言的大师。那个侨居地最初是由曼纽尔·克里索洛拉和他的亲属约翰以及特列比松的乔治开辟的。接着约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和以后的时代里，是约翰·阿吉罗普洛斯、西奥多·加扎、德米特里奥斯·哈尔孔季拉斯（他曾把他两个儿子西奥菲洛斯和巴西利奥斯培养成为卓越的希腊语学家）、安德罗尼科斯·卡利斯托斯、马科斯·莫萨罗斯和拉斯卡利斯家族等等不必细举。但是，在希腊完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学者研究的继承仅仅是由流亡者的子弟维持着，或者某处由某一个干地亚或塞浦路斯的流亡者维持着。希腊文化研究的衰落约开始于教皇列奥十世逝世的时候，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界态度的普遍改变和当时已经感到古典文化影响的有些过多；但它恰好与希腊流亡者的死亡同时发生并不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以1500年为准，意大利人曾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希腊文。那时候的青年人学习说这种语言，而在半世纪以后，象教皇保罗三世和保罗四世到晚年时还能说希腊语。但学习到如此娴熟，估计必定曾和道地的希腊人有来往。
除佛罗伦萨外，罗马和帕多瓦几乎一直聘请有希腊文教师，而维罗纳、费拉拉、威尼斯、佩鲁贾、帕维亚和其他城市则聘有临时教师。希腊文化的研究从威尼斯的阿尔多·曼纽奇印刷所得到了极其可贵的帮助，在那里，第一次以原文印行最重要的著有多卷著作的作家们的作品。阿尔多把他的一切都投入这项事业中；像他这样的编辑兼出版家是世所罕见的。
随着这种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对于东方文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丁本人对于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假定他懂得这种文字。从十五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再仅仅以能够怀有敬意地说这种语言为满足，而是要投身到它的彻底研究中。但是对于这种语言的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由于宗教上的考虑，或受到推动或受到阻挠。当波吉奥从君士坦丁宗教会议的辛勤工作之后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和在巴登从一个领过洗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文。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描写是“象大多数改宗了的犹太人一样，愚蠢、暴躁而无知”；但他却不能不为他自己学习希伯来文的行为辩护，反驳利奥那多·布鲁尼，因为布鲁尼试图向他证明希伯来文是无用的乃至是有害的。伟大的佛罗伦萨政治家兼学者，吉安诺佐·曼内蒂（死于1459年）反对犹太人的论辩文章提供了当时已有人完全精通犹太语言学术的最早的例证。他的儿子阿尼约洛从童年时代起就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命令之下，曼内蒂翻译了旧约中的诗篇，但不能不在一部致阿尔方索的著作中来为他的翻译的原则进行辩护。教皇曾经为寻求发现福音作者的希伯来文原本悬赏五千金币，在他的委任之下，曼内蒂收集了现在仍然保存在梵蒂冈的希伯来文手抄本，并开始写一部反对犹太人的伟大的护教著作。希伯来文的学习就是这样列入了教会事务中。加马多莱斯僧团的修士阿姆布罗吉奥·特拉维尔萨利学习了这种语言，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他修盖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建筑，并把他自己广泛搜购的书籍加入到图书馆的藏书之内）所雇用的“写本人员”（图书馆员）既有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也有懂希伯来文的。这种语言的学习当时变得更普遍了；人们收集希伯来文手抄本，而且在有些图书馆里，象乌尔比诺图书馆，它们成为那里所收藏的丰富而珍贵的书籍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希伯来文书籍的印刷开始于1475年，因而使意大利人自己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这种语文都更加容易了，这些国家很多年来就靠意大利供给它们书籍。不久，凡是比较大的城镇就都有个别的精通希伯来语言的人，而且有许多人渴望学习它；1488年在波洛尼亚设立了希伯来文讲座，1514年，在罗马设立了另一个讲座。对于希伯来文的学习变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文还更受欢迎。
所有那些在十五世纪里忙于学习希伯来文的人们当中，没有谁比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更为重要的了。他并不以得到希伯来文文法和圣经的知识为满足，而是要深入研究犹太神秘哲学，甚至要熟悉犹太教法典经籍。这种研究，虽然也许还没有升堂入室，但他之所以可能做到，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犹太教师。事实上绝大部分希伯来文教学都是由犹太人担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很受尊敬的作家。虽然在这之前他们一般必须先皈依基督教。
在东方语言中，阿拉伯文也和希伯来文一样有人学习。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著作的较旧的拉丁文译本不再能使医药科学感到满足，因而要经常求助于原本；威尼斯在东方的许多领事馆提供了易于接触这些原本的机会，因为在它们那里经常有意大利医生。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阿拉伯学术仅仅是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时对于意大利和整个文明世界所起影响的一个软弱无力的反应——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和它相抵触的，并且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放弃了它长期地强有力地维持着的地位。一个威尼斯医生希罗尼莫·拉穆西奥，从阿拉伯文翻译了阿维森那的大部分著作并于1486年死在大马士革。贝卢诺的安德烈·蒙加约，是阿维森那的门徒，在大马士革居住很久，他学习了阿拉伯文并发展了他的老师的学术。威尼斯政府后来任命他为在帕多瓦大学的这一门学科的教授。其他政府也学习了威尼斯的先例。君主和富翁们竞相收集阿拉伯文的手抄本。第一个阿拉伯文印刷所是于教皇优里乌斯二世时代在法诺开始的，并于1514年在列奥十世时代被确定为一个圣职事业。
在开始叙述人文主义的一般影响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对于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略加论述。他是惟一大声疾呼并强有力地保卫一切时代的真理和科学，反对片面崇拜古典文化的人。他不但知道怎样尊重阿维洛斯和那些犹太的研究家，而且也知道怎样按照著作的内容来尊重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作家。他似乎听见他们在说：“我们将永生不朽，但不是在那些空喊口号的学派中而是在那些智慧的人群里，在那里人们所谈的不是安德洛玛琪的母亲或尼奥比的儿子而是天上人间事物的较深奥的原因；观察细密的人将看到：即使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智慧（mercurium），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内心里。”他本人能写强劲有力的优美的拉丁文，并且是一个叙事条理清晰的大家；他轻视那些空谈家的舞文弄墨和当时流行的过于重视形式的模仿，特别是如常见的那样，当它们失之于偏颇，对于事物本身的广阔真理淡然漠然的时候。看到皮科，我们可以猜想到：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破坏了意大利人民的更高尚的精神生活，意大利哲学必将有极高的飞跃发展。
第四章 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
那么，是谁使他们自己的时代和一个可尊敬的古代调和起来；并使后者在前者的文化当中成为一个主要成分呢？
他们是一群最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今天具有这样一副面貌，明天又换了另外一副面貌；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因素，这也是为他们的时代所完全承认的。十二世纪的“流浪教士”，他们的诗歌我们已经提到过（见本书第180页），或者可以被认为是他们的先驱——他们有同样的不安定的生活，同样的对于人生的自由的和超乎自由的看法，而且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诗歌中也有同样的异教倾向的萌芽。但是这时，出现了一种在中世纪的另一面建立起它自己的基础的新文明，它成为基本上是属于神职人员的和为教会所哺育的中世纪的整个文化的竞争者。它的积极的代表者成了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们知道古人所知道的，因为他们试图象古人曾经写作过那样地来写作，因为他们象古人曾经思索过或感受过那样地开始思索并欣然感受。他们所崇奉的那个传统在各方面都进入了真正的再生。
某些近代作家所惋惜的一个事实是：1300年左右在佛罗伦萨出现的一个远远具有独立性而实质上不外是民族文化的萌芽，在以后竟完全为人文主义者所淹没了。据说，当时在佛罗伦萨没有不能读书的人，就连驴夫也能吟哦但丁的诗句；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意大利文手抄本原是出之于佛罗伦萨的工匠之手的；出版一部象布鲁纳托·拉蒂尼的《宝库》那样的通用百科全书在当时是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具有一种坚强有力的性格才产生的，而这种性格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参加公众事务、商业和旅行以及惯常谴责懒惰行为而形成的。据说，当时佛罗伦萨人到处受人尊敬，并且有世界性影响，而且在那一年不无理由地被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称为“第五元素”。1400年以后人文主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人们的天赋本能。从那时起，人们只是靠古代文化来解决每一个问题，结果是使文学著作堕落成为仅仅是古代作品的引文。不仅如此，而且市民自由权的丧失一部分也应该归咎于这一切，因为新学术以服从权威为基础，为罗马法而牺牲了城市权利，用以寻求并取得暴君们的欢心。
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不时地谈到这些指责，到那时我们将试图分析出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并衡量一下这一运动的得失。目前我们必须只限于阐明：就连生气勃勃的十四世纪的文明也是必然地为人文主义的完全胜利铺平道路，而在十五世纪里敞开无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门户的恰恰是那些意大利民族精神最伟大的代表者本人。
还是从但丁开始吧。如果说有很多有同样天才的人曾经支配了意大利文化，无论他们的性格中从古代吸收到什么样的成分，他们也仍然会保有一种富有特征的和鲜明的民族烙印。但无论意大利或西欧都没有产生另外一个但丁，所以他就是而且仍然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神曲》里，他并不是真把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看作具有同等权威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彼此平行的。正象中世纪早期在新旧约的历史上人们校勘真本和伪本一样，但丁也经常把同一个事实的基督教说明和异教的说明放在一起。必须记住：人们对于基督教所记载的历史和传说的始未很熟悉，而古代的记载则比较不为人所知，因此基督教的记载是受人欢迎和为人们所感到兴趣的；如果没有一个象但丁那样的人来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则基督教所记载的始末在争取公众的赞赏方面必然占上风。
佩脱拉克现在主要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而活在大多数人们记忆中，然而他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所获得的荣名其实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它们。他写了不少书信，这些书信作为具有考古趣味的论文，获得了我们难于理解的声誉，但在一个没有参考书的时代里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佩脱拉克自己相信并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中间给他带来声誉，但很少想到他的意大利文诗篇；如他所常告诉我们的，他宁愿毁掉这些诗篇，如果这样做能够把它们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话。
对于薄伽丘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两世纪，当《十日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还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只是由于编辑了拉丁文的神话、地理书和传记而在全欧洲出了名。这些著作中的一部，《诸神的世系》，在十四和十五卷里包括有一篇不平常的附录，他在附录里讨论了与那个时代有关的当时还是年轻的人文主义的地位。我们必须不为他对于“诗”的专门论述所迷惑，因为进行较细致的观察表明他所说的“诗”是指诗人学者们的整个精神活动而言。他所向之进行猛烈战斗的就是这个“诗”的敌人——那些除了淫乱对于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轻浮的无知者；那认为赫利康、卡斯达里安喷泉和阿波罗的坟墓都是愚蠢的诡辩神学家；那些因为诗歌不能给他们带来钱财而认为它是一种多余的东西的贪婪的法律家；最后还有那（他拐弯抹角地说，但却很明显）随便以异教和不道德的罪名来进行攻击的托钵僧人。下面接着是为诗作的辩护、关于古人及其近代继承者的诗歌并不含有任何虚伪的成分的论证、对于这些诗歌的赞扬、特别是我们必须永远注意到它的更为深刻的和寓有譬喻意义的特点，以及旨在排除愚者心灵迟钝而有意识地采用的隐晦写法。
作者最后，显然是在说他自己的学术著作，他为他那个时代和异教之间所保持的新的关系作了辩解。他论证说：当早期的教会不能不在异教徒中间开辟它的道路时，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让我们赞扬耶稣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经站稳了脚步，异教已经被毁灭，而胜利了的教会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营垒。现在几乎有可能和异教接触并对它加以研究而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薄伽丘并没有一贯地坚持这种开明的观点。他背弃这种主张的原因一则在于他的性格的易变，一则在于认为研究古典对于神学家不合适的成见仍在强有力而广泛地流传。在这些理由之外。还必须加上乔亚奇诺·奇亚尼修道士以已死的彼埃特罗·佩特罗尼名义给他的警告，要他放弃对于异端的研究，否则就要受到早死的惩罚。他于是决定放弃这些研究，而只是由于佩脱拉克的热诚的劝告，并由于他有力地证明了人文主义与宗教可以调和，他才从这个怯懦的决定中转回来。
这样，世界上就有了一个新的事业和一群新的人物来支持人文主义。要问这个事业是不是应该在它成功的道路上适可而止，是不是应该有意地限制它自己，并把首要的地位让给纯民族的文化成分都是无用的。在人民的思想中，没有一种信念比这个再根深蒂固的了，即相信古典文化是意大利所拥有的能使它获得光荣的一项最高贵的事业。
有一种为这一代的诗人学者所熟悉的象征性的典礼——对诗人的桂冠加冕式，虽然它逐渐失去了当初鼓舞过人的那种崇高的感情，但却历十五、十六世纪而未衰。这种制度在中世纪里的起源不明而仅节也从来没有固定下来。那是一种公开的表示，一种文学热情的外部有形的流露，而它的形式不消说也是变化不定的。例如但丁似乎曾经从半宗教的祝圣仪式的意义上理解它；他希望在圣乔万尼教堂的洗礼堂接受花冠；象千万个其他佛罗伦萨儿童一样，他曾经在那里领过洗。他的传记作者说，他本来可以凭他的荣名在任何地方得到桂冠，但他不想在他的故乡以外任何地方得到它，所以来被加冕就死去了。从同一个来源，我们知道这种风气在那时以前还是不常见的，并且被认为是由古代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这种风气的晚近起源可以追溯到多米提安模仿希腊人所创立的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音乐家、诗人和其他艺术家的加比托尔比赛会，这种比赛会可能在罗马帝国衰亡后还存在过一个时期。但是，因为有少数人想要为自己加冕，象但丁就曾希望加冕，所以问题就发生了，这个加冕的权限究竟属于什么人，阿尔伯蒂·莫莎图是于1310年在帕多瓦由主教和大学校长加冕的。当时由一个佛罗伦萨人任校长（1341年）的巴黎大学和罗马市政府当局竞相争夺为佩脱拉克加冕的光荣。以他的审查人自居的安茹朝国王罗伯特满心要在那不勒斯举行这个仪式，但佩脱拉克却宁愿在加比托尔山由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加冕。这种光荣很久以来就是人们求名的最高目标，而亚科伯·皮津加，一个有名的西西里地方长官似乎就是这么看的。接着有查理四世的意大利之行，查理乐于迎合那些沽名钓誉者的虚荣心理和用豪华的仪式来打动无知的群众。他从给诗人加冕是古代罗马皇帝的特权，因而认为这也同样是他自己的特权，从这一假想出发，在比萨给佛罗伦萨学者，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加了冕（1355年5月15日）；这件事引起了佩脱拉克的不快，他悻悻不平地说：“野人的桂冠竟敢用来装饰奥森尼亚的缪斯所喜爱的人，”并且也引起了薄伽五的极大厌恶，他拒绝承认这顶“比萨桂冠”是合法的。的确，人们可以正当地提出质问，这个半斯拉夫种的外邦人有什么权利来评判意大利诗人的成就呢。但是从那以后，皇帝们无论旅行到哪里都给诗人加冕；而在十五世纪，教皇们和其他君主们也僭取了同样的权利，发展到最后不考虑任何地点或条件地加以滥授。在罗马，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彭波尼乌斯·拉图斯学院随意决定赠送花冠。佛罗伦萨人懂得直到他们有名的人文主义者死后才给他们加冕的风雅。卡洛·阿雷提诺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都是这样被加冕的。前者由马提奥·帕尔米利，后者由吉安诺佐·曼内蒂在市议会的议员和全体人民面前致颂词，致词者站在棺枢的头部，枢上放着身着丝制礼服的遗体。卡洛·阿雷提诺更得到埋葬在圣十字教堂里的光荣，这个教堂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是最美丽的教堂之一。
第五章 大学和学校
我们现在必须谈到的古代文明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是以新的学术已经占领了大学园地为前提的。事实固然如此，但它决没有达到我们所料想的那种程度，也没有产生我们所料想的那种结果。
直到十三和十四世纪，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事业成为可能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显得富有生气。最初，一般只有三种讲座，即民法，寺院法，和医学；以后才逐渐增加了修辞学、哲学和天文学，这最后一种通常是与占星学合成一个科目的，虽然不总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形下薪金的差别是很大的。有时候也付出一笔大的薪金。随着文化的发展，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洛尼亚有时把它的国库收入（二万金币）的一半用在办大学上。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能不象演员一样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但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的。有时要求教师答应不在其他地方讲授已经在一个地方讲授过的东西。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
在已经提到过的那些讲座中，修辞学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想要担任的；但他们能否担任法律、医学、哲学或天文学的讲座完全以他们对于古代学术内容的是否熟悉为转移。当时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教这门学科的教师的生活情况同样都是变化不定的。某些法学家和医学家得到了比众人高得多的最优厚的待遇，前者主要是充任雇佣他们的政府关于诉讼和权利的法律顾问。在帕多瓦，一个十五世纪的法律家得到了一千金币的薪金，①并且有人提议以每年二千金币的薪金和私人开业的权利来任用一个有名的医生，这人以前曾在比萨得到七百金币的薪水。当比萨的教授，法律家巴尔扎洛缪·索奇尼在帕多瓦接受了威尼斯的一项职务并将要启程前往时，他被佛罗伦萨政府逮捕了，只是在缴纳了一万八千金币的保释金之后才获得释放。对于这些学科的高度重视使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杰出的有学问之士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法律和医学上，而在另一方面，专门的学者却越来越不能不取得一些广泛的文学修养。人文主义者在其他方面的实际活动，我们随后即将加以讨论。
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本身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说来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关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一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这在科学正处于发展阶段，它的成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师的个人能力的时代里是很自然的。一个讲授古典作家作品的讲师未必真正属于他讲学的那个城市的大学的。交通很方便，在修道院里和其他地方的食宿供应也很充分，因而由私人举办这种讲学往往是实际可行的。在十五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当时佛罗伦萨大学正处于全盛时代，尤金尼斯四世乃至马丁五世的廷臣拥挤在教室里边听讲，卡洛·阿雷提诺和费莱佛争相吸引最多的听众，不仅在圣灵教堂的奥古斯丁会修士中间有一个几乎是完整的大学，不仅在天使教堂的加马多莱斯会修士中间有一个学者的组织，而且还有知名之士，或者单独地或者共同地，为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而设置的哲学和文学讲座。在罗马，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却极少和大学（Sapienza）有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赖教皇和主教等个人的赞助，或者依靠教廷的任命设立。一直到列奥十世时（1513年），才对大学的进行大改组，那里有八十八名教师，其中有虽非第一流但却很能干的人领导着考古学系。但是，这种新的光辉时代是短暂的。意大利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讲座我们已经在上边简单地谈到过了（见本书第204页以下）。
要想对当时所采取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做一个准确的描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目光远远离开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师生之间的个人接触、公开的辩论、经常使用拉丁文和时常使用希腊文、教师的频繁更换和书籍的稀少：给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色彩。
在每一个最不重要的城市里边都有拉丁文学校，它决不是仅仅为较高的教育做准备，而是因为在读、写、算之次，获得拉丁文的知识，也是必要的。拉丁文之外还有逻辑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并不依存于教会而是靠市政当局办理，其中也有一些仅是私人创办的事业。
这种由少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管理的学校制度，不仅在组织上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在近代意义上的一种进行高级教育的手段。有的学校负责教育北意大利的两个君主家族的子女，这可以说是它们之中的独特的一种。
在曼图亚的乔万尼·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从1407年统治到1444年）的宫廷里出现了一个叫作维多利诺·达·费尔特雷（生于1397年，死于1446年）的名人，又名维特立·兰巴多尼，——他宁愿被称为曼图亚人而不愿被称为费尔特雷人——他是毕生献身于其特别擅长的事业的一人。他几乎没有写过书，而最后把他青年时代所写的、曾长久保存在他身边的少数的诗也毁掉了。他孜孜不倦地求学；从来没有追求过功名，他轻视一切象这样的身外浮名；他和师生友好，相处甚欢，知道怎样保持他们的好感。他在身体锻炼和精神锻炼上都是过人的，是一个卓越的骑手、舞蹈家和剑术师，无论冬夏都穿同样的衣服，就是在严寒天气也只是拖着一双凉鞋走路，他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老年也没有生过病。他很善于控制他的激情、他的性欲和愤怒的自然冲动，因而能够一生保持童贞并且从来也没有用恶语伤过任何人。
他指导君主家庭的子女们的教育，其中有一位姑娘在他的培养之下成了学者。当时他的声名远传意大利各地，许多富豪贵绅之家的子弟都远道而来，甚至有来自德意志的，愿列门下受教，贡查加家族不仅愿意接待他们，并且似乎认为曼图亚被选定为一个贵族社会的学校是一种光荣。在这里，体育和一切高尚的身体锻炼，第一次和科学教育一起被看作是高等普通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内容。除了这些学生外，还有其他有天才的穷苦学生，总数往往达到七十人之多。维多利诺大概认为对于这些人进行教育是他的最高的现世目的；他在他的家里供给这些人的生活，并“从爱上帝出发”使他们和贵族青年们一起受到教育。这些贵族青年们在这里学会了和平民的天才子弟们同居共处。聚集到曼图亚来的学生越多就越需要有较多的教师对他们进行教育，维多利诺只能负责指导。这种教育的目的是给每个学生以他最适合于接受的知识。贡查加每年给他二百四十个金币的薪金，另外为他建造了一所华丽的房子，“乔科萨”，供校长和他的学生们居住，并捐助那些贫苦学生所需要的用费。此外再有所需，则由维多利诺向君主们和富有者求助，但他们当然不一定听从他的请求，而由于他们的狠心，使得他不得不向人告贷。不过到最后，他还是得到了愉快的处境，他在城里有一项小财产，在乡间有一处地产，假期里，他可以和他的学生们小住；他还收藏有名贵的书籍，这些书他乐于借给人看或者送给人，虽然他对于未经许可就取走很恼火。在清晨，他读关于宗教修养方面的著作，然后鞭打自己并进教堂祈祷；他的学生也不得不到教堂去，象他一样每月忏悔一次，并严格遵守斋期。他的学生尊敬他，但见到他时又不禁懔然生畏。当他们做错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立刻受到惩罚。他的所有同时代人和他的学生一样地尊重他，人们仅仅为了要看一看他就到曼图亚去一游。
维罗纳的盖利诺（1370－1460年）对于纯学术更重视。他于1429年受伊斯特家族的尼科洛之聘，到费拉拉去教育他的儿子利奥纳洛，在他的学生1436年将要长成的时候，他开始在大学担任修辞学和古代语言教授。当他还在担任利奥纳洛的导师时，他还收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学生，并在他自己的家里有一班经过选拔由他供给一部或全部生活的贫苦学生。他的晚间时间一直到深夜是用来帮助学生温课或进行训示的。他的家也是一个严格的宗教和道德的培养所。盖利诺是一位圣经研究者，和许多虔信宗教的同时代人过从甚密，虽然他毫不迟疑地写维护异教文学的文章来反对他们。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在道德或宗教方面很少值得赞扬，但他和维多利诺却另当别论。很难设想盖利诺于所担任的日常工作之外怎么还能找出时间来翻译希腊文和写作卷帙浩繁的作品。他没有使维多利诺的性格显得优美的那种聪明的目制力和温柔亲切的态度，因而很容易失为脾气急躁，使得他时常和同时代的学者们发生争论。
君主家庭的教育事宜若干年来，部分地掌握在人文主义者的手中，不仅在这两个宫廷里，而在整个意大利亦无不如此。因此他们得以在贵族社会中上升一步。写作关于君主教育的论文以前是神学家的事情，现在落到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了。
从彼埃尔·保罗·维尔吉利奥的时候起，意大利君主们在教育方面就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这种风尚被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带到了德意志。他给哈布斯堡王室的两个年青的德意志王子写了关于他们进一步受教育问题的详尽的劝告，尽可能地鼓励他们两人培育人文主义；但主要是告诉他们要使自己成为有为的君主和勇猛坚强的武士。也许伊尼亚斯认识到和这些青年人们说话，他们会置若罔闻，所以他采取了把他的文章公开发表的办法。不过，我们对于人文主义者和统治者的关系将另行讨论。
第六章 人文主义的促进者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那些大多数是佛罗伦萨人的市民们，他们把研究古典文化当作他们毕生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或者本身是有名的学者，或者是支持那些学者的著名文学艺术爱好者（参照本书第三篇第三章）。他们在十五世纪初的过渡时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他们身上人文主义首先实地表明了它自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在这以后，那些教皇们和君主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它。
我们已不止一次提到尼科洛·尼科利和吉安诺佐·曼内蒂。关于尼科利，维斯帕西雅诺曾经对我们描写过，说他是一个不能容忍他周围有任何东西与他自己的古典精神不谐调的人。他的修长玉立的美秀风姿，他的亲切的谈话，他的用古代最高贵的遗物点缀着的房子，都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注意清洁，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铺着纯白的亚麻布，摆着古代的花瓶和水晶的酒杯。他使一个追求享乐的年青佛罗伦萨人对学问发生兴趣的方法是如此地吸引人，使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加以叙述。被埃罗·德·帕齐是一个著名的商人的儿子，他自己也将注定从事干这个行业。他生得漂亮，深深迷恋于世俗享乐，什么都想就是不愿想到文学。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尼科洛把他叫到面前，虽然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但这个青年人服从了一个如此受到尊敬的人的召唤。尼科洛问他谁是他的父亲。他回答说“安德里亚·德·帕齐先生”。又问他在从事什么事，彼埃罗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尼科洛对他说：“你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儿子，生得如此漂亮，而对拉丁语言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彼埃罗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有一个老师的话。于是尼科利答应为他设法。他为他找到了一个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名叫庞达诺。彼埃罗把他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每年酬以一百个金币。彼埃罗放弃了前此生活中的一切享乐，日夜攻读，成了一切有学问的人的朋友，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他能背诵全部“艾尼伊德”和李维的许多讲演词，主要是在往返佛罗伦萨和他在特莱比奥的乡间住宅的途中背得的。吉安诺佐·曼内蒂（1393－1459年）在另外一种和更高的意义上表现了古典文化。他幼年早熟，在商业上学徒期满并成为一个银行的簿记员时，还不过是个孩子。但不久他就感到他所过的生活的空虚和易逝，从而开始向往那惟一能够使人名垂不朽的学问。此后，他就象很少的俗人曾经在他以前做过的那样，勤苦攻读，并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见本书第217页）成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当他被政府任命为驻佩夏和皮斯托亚的代理长官和收税官时，他按照他的宗教感情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共同启示给他的崇高理想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成功地征收了佛罗伦萨政府对当地人民所课的最不得人心的捐税，但拒绝接受他自己应得的报酬。作为地方长官，他拒绝一切馈赠，痛恨一切贿赂行为，禁止赌博，充分供应当地的食粮，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和彻底的廉洁无私。他不知疲倦地以和善态度处理诉讼案件，并能实现以德感人化愤激为平静的奇迹。皮斯托亚人爱戴和尊敬他如圣徒，并且从来也没有发现他在两大党派之间有所偏袒。当他任职期满时，两派都派使者到佛罗伦萨去请求延长他的任期。他在公余之暇写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好象是象征大家的共同权利和利益。书成后，装以紫色封面并作为一件神圣的遗物被保存在市政厅里。当他离任时，这个城市送给他一面绣有市徽的锦旗和一顶光彩夺目的银盔。在曼内蒂出使威尼斯、罗马和阿尔方索王廷时，他象在皮斯托亚一样，代表着他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利益，十分注意维护它的荣誉，但却拒绝赐给他个人的荣显。他因讲演和谈判而声誉卓著，并以他的智虑和预见取得了预言家的称号。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内佛罗伦萨市学者们的有关情况，读者最好必须参考维斯帕西雅诺的著作，他对他们都有亲身的了解，因为他写书的语调和气氛，以及他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关系和情况甚至比他所记述的事实更为重要。该书的这个主要优点即使在译本中犹不免失掉，更何况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受到局限的简短说明呢。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却完全熟悉他所写的那个题材，并且深刻意识到它在学术上的意义。
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十五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特别是老柯西莫（死于1464年加“豪华者”洛伦佐（死于1492年），对于佛罗伦萨和他们的一切同时代人所具有的魅力时，我们将看到这种魅力系于他们的政治才能者少，而系于他们是时代的文化领袖者多。一个处于柯西莫地位的人——大商人兼党派领袖，还有一切思想家、作家和研究家在其左右，论出身他在佛罗伦萨人中首屈一指，论文化他是意大利人的翘楚——象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已无异于是一个君主了。认识到柏拉图哲学是古代思想界最美丽的花朵，以同样的信念感悟友人并从而在人文主义集团本身的内部促进了另一种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复兴，这种特殊的荣誉是属于柯西莫的。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知道得很详细。它完全依靠博学的约翰·阿吉罗普洛斯的号召和柯西莫本人晚年的个人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使伟大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柏拉图主义方面能够自称为柯西莫精神的继承人。在彼埃特罗·美第奇时，费奇诺已经是一个学派的领袖；著名的洛伦佐是彼埃特罗的儿子，柯西莫的孙子，被他从逍遥学派争取了过来。在他最著名的同辈学者中有巴尔托洛缪·瓦洛利、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比埃尔菲利波·潘多尔菲尼等人。这位满腔热情的教师在其著述的几个段落里宣称：洛伦佐已经深窥柏拉图哲学的一切奥秘，并且说明他确信没有柏拉图就很难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或一个好的公民。围绕在洛伦佐周围的一群著名学者由于这种对于一个更高尚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的热情而团结在一起，并卓然超出一切其他这类集团之上。只有在这样一个团体里边，一个象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样的人才会感到幸福。但关于这个集团，值得大书特书的恐怕是它虽则崇古，却不失为意大利诗歌的神圣庇护者，而一切从以洛伦佐为中心的这个集团所放射出来的光辉中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了。把洛伦佐当作一个政治家来看待，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来对他做出评价。关于佛罗伦萨的命运究竟哪些是由于人的罪过，哪些是由于形势所然，一个外国人也很难骤下断语。但没有比下面这个谴责再不公平的了，那就是：在文化领域里，洛伦佐是“平庸之才”的保护者，列奥那多·达·芬奇和数学家卢卡·巴乔洛修士的侨居国外是由于他的过错，托斯卡内拉、维斯普奇等人至少是一直没得到他的支持。的确，他不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但在所有那些努力于保护和奖励精神事业的伟大人物中，肯定地说很少有几个人能象他这样有多方面兴趣，大概也没有一个人能象他一样地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要求这么做的。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高声地宣布了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古代文化的价值。但对古代文化如此热诚崇奉，承认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需要，则除了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人而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排除一切怀疑的间接证据。美第奇家族如果不是认为这些学习是世俗研究中最高贵的一项，就不会经常地让它的女儿们参加同样的学习，人们也不会象帕拉·斯特罗齐那样，把放逐看成为一种可喜的隐退；沉湎于各种可以设想的过度放纵中的人们也不会象菲利波·斯特罗齐那样，保留了力量和精神来写关于普林尼的《博物学》的评论文章。我们的任务并非要褒贬谁，而是要在这个时代的一切精力充沛的人物身上来了解时代精神。
除佛罗伦萨外，有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那里，不论个人和社会团体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当时的通信中充满了关于这类私人关系的叙述。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感情强烈地并且几乎是专一地倾向于这一方面。
现在可以谈一谈在意大利宫廷中的人文主义了。唯个人才能是赖的暴君与学者之间的自然结合前已言及（见本书第一篇第一章）；后者公然认为君主的宫廷比自由城邦更可取，只是由于他们可以期待从那里得到较高的报酬。有一次，当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似乎将要成为全意大利的主人时，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写信给另一个锡耶纳的市民说：“我宁愿意大利在他的统治下而不是在自由城邦的统治下获得和平，因为君主的慷慨能够给每一种卓越的成就以报酬。”这种关系的不足取的一面和它所引起的以金钱为目的的阿谀，近来被强调得有些过分，正象以前人文主义者的歌颂引起了一种对于他们的保护人的过高的评价一样。总之，君主们感到必须站在时代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前面，认为这对于他们是很大的光荣，虽然这个文化是片面的。某些教皇对于新的学术研究可能导致什么后果的大无畏精神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而认为它是真正的（但却是不自觉的）伟大。尼古拉五世对于教会的前途是抱有信心的，因为千千万万有学问的人支持它。庇护二世对于人文主义远没有象尼古拉那样做出光辉的贡献，而时常访问他的宫廷的诗人也为数不多；但和他的前任比起来，他却更是文坛的亲身领导者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来享有这种地位。保罗二世是对其属下的文化表示疑惧的第一人，而他的三个后继者，西克塔斯、英诺森和亚历山大却接受了诗人们的奉献，并容许他们自己被诗人们尽情地歌颂——其中甚至有大多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波几亚诗》——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太忙了，太汲汲于为他们的权力寻求另外的基础，因而无暇对诗人学者们多所关注。优里乌斯二世发现诗人们在赞颂他，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诗歌主题（见本书第一篇第十章），但他似乎并没有对他们多加关注。继任他的是列奥十世，“象努玛继任罗慕路斯一样”，换句话说，在前任教皇的战争动乱之后，人们希望有一个献身于文化事业的新教皇。列奥用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时间来欣赏优美的拉丁散文和音调铿锵的诗歌，而无疑地由于他的奖励，拉丁诗人们才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列奥时代的欢快的、精神焕发的生动图景。乔维优斯所写的传记中的无数讽刺诗、挽歌、颂歌和讲演词里就充满了这种精神。列奥十世如果和他一生的少数动人事迹比较起来，他所受到的崇敬歌颂之多大概是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那些诗人接近他主要是在午间，当乐师们已经停止奏乐的时候，但一个最好的诗人曾经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当他在花园里散步或者退居到他的私室时也去追逐他，如果在那里找不到他，他们就试图以一篇乞求的颂歌或哀歌来赢得他的奖励，这种作品里边照例要叙述到奥林帕斯山峰上的全部诸神。因为列奥在用钱上是挥霍的，并且不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愁眉苦脸，所以他在馈赠上显出慷慨大方；在以后经济困难的日子里这种情形被过分地夸大了。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对于大学的改组（见本书第220页）。为了不低估列奥对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严防被混杂在其中的滑稽文章引入迷途，同时也不要为他有时用来对待这些事情的表面的嘲调所欺骗（见本书第165页）。我们的判断必须以“激励”这个字义所包括的无数的精神事业的可能性为依据，这虽然不能作为整体来加以衡量，但在仔细研究之下，仍然可以在特殊的情形下实地觉察出来。自1520年以来，无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有什么影响，它多多少少地都是依靠列奥所给的鼓励。只有这位教皇能够在批准印行新发现的塔西佗的著作时，有资格说：伟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和在不幸中的慰藉，帮助有学问的人和获得最好的书籍是他的最高目的之一；他现在感谢上帝使他能够促成这部书的出版以造福人类。
1527年罗马遭劫掠，使学者和艺术家们同样地流离四方，并把已故的伟大的梅森那斯的荣誉传播到意大利的最远的边境。
在十五世纪的世俗君主当中，没有一个人象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那样对古代文化表现了如此的热情（参阅本书第51页）。看来他的热情完全不是伪装的，从他来到意大利的时候起，古代世界的纪念物和著作就给了他一个深刻有力的印象，足以改变其生活。可能他是受了他的先人罗伯特（佩脱拉克的伟大保护人）的榜样的影响，希望和罗伯特相匹敌或者超过他。他异常爽快地把难以统治的阿拉贡让给了他的兄弟，而自己专心致志于他的新领地。先后或者同时为他服务的有特列比松的乔治、小克里索洛拉、洛伦佐·瓦拉、巴尔托洛缨·法奇奥和安托尼奥·帕诺尔密达，其中最后两人是他的史官；帕诺尔密达每天对这个国王和他的廷臣讲授李维的著作，甚至在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停止过。这些人每年要耗费他二万个金币。他为了帕诺尔密达的著作给了他一千金币。法奇奥写一部《阿尔方索传》，除每年收入五百个金币外，在完成时还得到了一笔一千五百个金币的奖金；同时还对他说：“这不是给你的报酬，即使我把我的最美丽的城市给你也不足以作为你的作品的报酬；但我希望有一天能使你满意。”当他以最优越的条件任命吉安诺佐·曼内蒂为他的秘书时，他对他说：“我将和你分享我的最后一块面包皮。”当吉安诺佐最初带来佛罗伦萨政府对于费兰特王子结婚的祝贺时，给人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至于这位国王坐在宝座上“象一尊铜像般地一动不动，甚而忘记赶走在致词开始时就落在他鼻头上的一只苍蝇”。在重建他的宫廷时，他是以维特鲁维乌斯的著作为指南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古代经典著作；如果有一天没有读书他就认为这一天是虚度了；当他读书时，他不容许有任何打搅，甚至音乐亦然；他轻视当时一切既非学者也非学术的保护人的那些君主。他喜欢常去的地方似乎是那不勒斯宫城里边的图书馆，如果图书馆员不在，他就自己开馆，坐在那儿的一扇窗前眺望下边的海湾并听取关于三位一体的学术辩论。因为他是笃信宗教的，所以他命人象读李维和塞尼加的作品一样为他读圣经，一直到读了十四遍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时为止。对于那些愿意做修女的人，他资助她们使他们能够入修道院；他是一个信教虔诚常去教堂的人，并且十分注意倾听神父们的讲道。谁能完全了解他用来尊敬在帕多瓦的假的李维遗体的那种感情呢？当时，他靠着恳切的请求从威尼斯人那里得到那付骨架的一块臂骨，并以隆重的仪式在那不勒斯接受它，那时在他的心里，基督教和异教的感情会是怎样奇怪地揉合到一起啊！在一次出征阿布鲁齐期间，当人们把远处的苏尔莫纳即奥维德的出生地，指给他看时，他对向苏尔莫纳致敬礼并对其守护神致谢。他为了能实现这个伟大诗人关于他将获得荣誉的预言而感到高兴。在他乘胜进入那不勒斯的有名的入城式上（1443年），他自己确曾一度选择以古代的方式出现在世界的面前。离市场不远，在城墙上开了一个四十埃尔宽的豁口，他象一个罗马的胜利者一样地坐在镀金的战车上通过这个豁口驶入城内。为了纪念这个场面，在新城堡建立了一个壮丽的大理石凯旋门。他的那不勒斯的继承者（见本书第52页）对于这种向往古代文化的热情的继承就象继承他的其他优秀品质一样地少。
阿尔方索在学术上被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那个伟大教师维多利诺·达·费尔特雷的高足——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周围只有少数廷臣，在任何事情上都不铺张浪费，而在运用古代文化上也象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是慎重从事的。大多数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和一些最好的注释本以及其他这一类的著作，都是为他和尼古拉五世而作的。他在侍从他左右的文学之士身上花了不少的钱，但却花得很有意义。在乌尔比诺找不出公认的诗人来，在整个宫廷中，大公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实在说来，古典文化只是构成了他的教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有才学的君主、统帅和绅士，他已经掌握了当时的大部分学问并且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的。作为一个神学家，他能够把斯科塔斯和阿奎那作比较，并熟悉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教父著作，前者是通过拉丁文的译本熟悉的。在哲学上。他似乎是把柏拉图完全留给了他的同时代的柯西莫，但他不仅完全懂得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且也懂得他的《物理学》和其他一些著作。其余他所读的书主要是他拥有的一切古代历史家的著作；这些是“他经常自己读和让别人念给他听”的那些书，而不是那些诗人的作品。
斯福查家族也或多或少地是有学问的人和文学的保护者；我们已经顺便地提到过他们（本书第54再以下）。即使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弗兰切斯科大公大概也会把人文主义的文化看作是他的子女教育中的一件当然的事情。如果这位君主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交游，那普遍认为是一个有利的条件。鲁德维科·摩尔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拉丁学者，他在学术问题上所表现的兴趣远远地超过了古典文化的范围（见本书第58页以下）。
就是那些小暴君们也在追求同样的荣誉，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在宫廷里维持一批学者只是为了传播他们自己的声誉，那是不公平的。一个象费拉拉的博尔索那样的君主（见本书第70页），尽管好虚荣，似乎也决不是想从诗人们身上得到他的不朽，虽然他们都那样急切地想用《博尔索德》等类著作来取悦于他。他很明白他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高贵地位，而不屑于接受这些。但是和有学问的人交游，对于古代研究感到兴趣和热爱优美的拉丁文书信对于那个时代的君主是必要的。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非常能干的阿尔方索大公，曾经因为他的青年时期的身体软弱，而不得不只从体力活动中寻求消遣，他为此该有多么大的遗憾哪！或者这纯粹是他和人文主义保持一定距离的借口，象他那样的性格，即使他的同时代人也是难以理解的。
即使最不足道的罗马尼阿的暴君们也认为没有一两个文学之士在他们旁边就不好办事。教师和秘书往往是同一个人，他有时也实际兼任宫廷执事。我们往往把这些宫廷的规模之小当作一个理由，而以一种断然的轻蔑态度草草提到一下，忘记了最高尚的精神事业并不恰好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
在豪放不羁的异教佣兵队长，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的统治之下，里米尼宫廷的生活和作风必然是另有一番景象的。他周围有很多学者，其中有几个受到他的优厚待遇，甚至赠给他们以庄园，而另外一些人起码和他的军队里的将校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在他的城堡——“西斯蒙底亚城寨”里边，他们经常在这位他们称之为“国王”的人面前举行往往是恶毒的辩论。他们用他们的拉丁文诗篇歌颂他，并赞扬他和美丽的伊索妲的桃色事件，为了尊敬和纪念她而在里米尼进行了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著名的重建——称之为“圣妇伊索妲教堂”。人文主义者自己死了的时候，他们就被放在用来装饰教堂外墙的壁龛的石棺里边或下边，上边刻上字迹表明他们是在潘多福的儿子西吉斯蒙多的统治时期被安葬在这里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象这样一个残忍的君主竟然能够感到学术和同有教养的人们交往是生活中的必需；可是把他开除出教，同他作战，并焚烧他的模拟像的那个教皇庇护二世却说：“西吉斯蒙多懂得历史，还有不少的哲学知识；他好象是生而能有所作为似的。”
第七章 古典文化的仿效。拉丁文的书信和讲演词
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他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讲演。
不仅做秘书官的必须是有才学的拉丁语学家，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而一个人的家庭或出身如何是无关重要的。1427到1465年间，四位充任佛罗伦萨有名的秘书官中，有三个人是属于阿利佐这个附庸城市的；他们的名字是利奥那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比尼）和本尼德多·阿科尔蒂；波吉奥是泰拉·努瓦人，也在佛罗伦萨的领土以内。的确，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许多最高级官员在原则上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利奥那多、波吉奥和吉安诺佐、曼内蒂曾经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私人秘书，而卡洛·阿雷提诺也会担任过这个职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乃至洛伦佐·瓦拉（虽经种种曲折）最后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越来越多地不断吸引一些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十五世纪最后几个教皇的任期内也仍是这种情况，虽然他们并不大重视文学。在普拉提那的《教皇史》中，保罗二世的传记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作的一篇引人入胜的对教皇有所报复的文章，因为这位教皇不懂得怎样对待他的秘书厅——那个“给与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诗人和演说家的集团”。当某些席次之争发生时，例如，当“御前会议的辩护人”要求和秘书官们具有平等或高于他们的地位时，看看这些高傲而富有的缙绅先生们（他们和教皇本人同样地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掠夺外国人）的愤怒是有趣的事情。得到过“天上秘密”启示的使徒约翰、曾经被穆修斯·塞伏拉误认为国王的波尔森那的秘书、给奥古斯都做过私人秘书的玛森那斯、在德意志被称为秘书官的大主教们都依次地被提到，来证明他们的地位。“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重建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谁能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他们用教皇的名义来使那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草拟给教皇使节们的训令和指示；他们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过，达到这种光荣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罗·本波和亚科波·萨多莱托。
并不是所有的秘书厅都能写出同样优美的文章来。用最不纯正的拉丁文写出来的拙劣的官样文章是常见的事。在柯利奥所保存的米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文章和少数君主家族的成员所写出来的信件之间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信件一定也是在最紧要的时刻写出来的。它们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除了这些官员，各种私人学者自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书信。写信的目的很少象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采用这种书信形式的佩脱拉克恢复了旧日尺牍体的形式，用古典的“汝”来代替中世纪拉丁文中的“你”。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炼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
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十五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大量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象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的和十六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
和这些书信一起，在十六世纪中出现了意大利文书信的古典文体，它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仍是本波。它的形式完全是近代的，并且有意识地不受拉丁文的影响，而它的精神则完全渗透和弥漫着古代的理想。这些书信，虽然一部分是属于机密性质的，但大多数都在写作时抱着将来可能发表的想法，并且始终认为由于它们的优美的文体是会有发表价值的。在1530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印本的书信集，它们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或者是单人作家的作品；以写拉丁文通信声誉卓著的本波，在用本国语言写作的书信上也获得了同样高的地位。
但是，在一个人民以“倾听”为生活中主要享受之一，而每一个想象力都充满了对于古罗马元老院和它的伟大演说家的回忆的时代，演讲家比书信作家占有更光辉得多的地位。雄辩术摆脱了它在中世纪期间向之取得庇护的教会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成了一切高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装饰品。现时用来听音乐的许多社交时间，在那时都用于听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的讲演；而巴尔托洛缪·法奇奥还抱怨说，他那个时代的演说家和古代的比起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古代演说家可以做三种讲演，而他那个时代却只剩下一种，因为法庭上的讲演已经让给了法律家，而在政府会议上的演说又必须使用意大利语言。
演讲者的社会地位完全是无关重要的；所要求的只是造诣深湛的人文主义的才能。在费拉拉的博尔索宫廷上，大公的医生，耶罗莫·达·卡斯特洛被选在弗里德利希三世和教皇庇护二世访问的时候致祝词。已婚俗人在任何庆祝或追悼的仪式上，甚至在圣徒的节日上都可以登上教坛。米兰大主教竞召来当时还没有被授圣职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在圣阿姆布洛吉乌斯的节日上做公开说教，这件事使巴塞尔宗教会议的非意大利成员认为是怪事而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还是不顾那些神学家们的啧有烦言而容忍了它，并以最大的好奇心听了他的讲话。
我们可以暂且看一下那些最常见的和最重要的公开讲演的场合。
首先，那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的使节们并不是平白地就得到了演讲家的称号的。无论他通过秘密交涉完成什么事情，那个使节从来也不会错过在极其隆重仪式和典礼上公开出现，并发表公开讲演。虽然使节很多，照例总是由一个人代表全体讲话；但对于庇护二世，因为他是一个鉴赏家，人人都愿意在他面前发言，所以他就被迫坐在那里听整个代表团，一个挨着一个地发表演说。有演讲天才的学问渊博的君主们自己喜欢用拉丁或意大利语言讲演。斯福查家族的子女们都受过这种训练。加利佐·马利亚还是个孩子时，于1455年在威尼斯的大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流利的讲演，他的妹妹伊波丽塔在曼图亚的宗教会议上用一篇优美的演辞向教皇庇护二世致敬。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
人们通常也在公开的庆典上用讲演来欢迎君主们，这些讲演有时长达数小时。自然，这只能在这个君主被认为是或者希望被认为是一个辩才的爱好者，而且有一个有辩才的演说家在场的时候才能举行，不管这个演说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官员、教士、医生或宫廷学者。
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抓住每一个政治机会来做讲演，而文化人群集来听讲的人数多少则以讲演者的名望大小为定。在国家官吏的每年更动，甚至在新主教的圣职授任典礼上，也必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出场并且有时以他的六音步诗和莎弗式的诗句来向他的听众讲话。一个新任命的政府官员本人也往往必须做一篇多少与他的本部门有关，例如论司法的讲演；如果他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那算是他的幸运。在佛罗伦萨，甚至佣兵队长们，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或受过什么教育，也必须来做一篇讲演以适应群众的要求，并在接受他们的职务的任命时，由最有学识的秘书官，在群集的民众面前向他做一番大声疾呼的讲演。大约在市政厅左前面的兰齐大厅——即政府官员时常在那里庄严地出现在民众面前的门廊——的下边或者附近有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讲坛。
周年纪念日，特别是君主们逝世的纪念日，通常都是以纪念演说来举行的。即使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追悼演说，一般也是委托一个穿着世俗服装的人文主义者在教堂里发表的；得到这种光荣的不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员或其他方面出名的人士。在结婚或订婚典礼上发表演说也是这种情形，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宫廷里而不是在教堂里发表，如在安娜·斯福查和伊斯特的阿尔方索的订婚典礼上，费莱佛在米兰的宫城里所做的演说就是如此。这种礼节也有在宫城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可能。名门望族无疑地也雇用这种婚礼演说家作为一种高等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费拉拉，人们请求盖利诺派出他的随便那一个学生来参加这些典礼。教会在婚礼和葬礼上仅仅负责宗教仪式。
学院里，无论是一个新教师的就职演说或者是一门新课的开课演说，都由教授本人来发表，并且被看作是表现伟大辩才的机会。大学的一般讲课通常也具有一种讲演的性质。
关于法庭辩论，听众的水平决定着演说的形式。必要时，就用各种哲学和古代知识来丰富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提一提在战斗之前或者在战斗之后，用意大利语言所做的战地演说，这是一种特别演说。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被认为是这种演说的能手。当他的队伍排成战斗序列时，他惯于在他们中间巡行并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热情来激励他们。十五世纪的军事史家们的著作里的许多演说（例如在波尔切利乌斯的著作里）至少在事实上可能是出于虚构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正说过的话的忠实记录。还有另一种讲演，是对佛罗伦萨民兵作的，这种民兵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在1506年组成的；这些讲演最初是在检阅时做的，后来则在每年的特别节日上发表。这仅仅是一般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的讲演，是在城内各区的教堂里由一个身披甲胄手持宝剑的市民对集合起来的军队来讲的。
最后，教坛演说在十五世纪时开始失去了它的明显的特征。许多教士参加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团体，并热望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街道说教师，锡耶那的伯尔纳丁，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圣徒，并为人民所崇拜，但他并不以向有名的盖利诺学习修辞学为耻，虽然他不得不只用意大利语讲道。对于说教师，特别是对于四旬斋期的说教师的要求，的确以这个时代为最多；有很多听众不仅能容忍而且也要求从教坛讲道中得到丰富的哲学知识。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提到那些在必要时刻偶尔用拉丁文讲道的著名说教师。如已说过的，他们的许多机会已经被有学问的俗人在去了。在特定的圣徒们的节日上、在婚葬典礼上，或者在一个主教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甚至一个神职朋友的开台弥撒的介绍演说或者在某些修会的节日上的讲演，都委托俗人来做。但是，在十五世纪的教廷里所举行的任何庆典上，说教师无论如何一般还都是僧侣。在西克塔斯四世时期，吉亚科莫·伏尔泰拉有次序地列举了这些说教师的名字，并按照这一门艺术的法则对他们做了鉴定。费德拉·英吉拉米在优里乌斯二世时代以演说家著称，他起码是接受过圣职，并且是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执掌祈祷礼式者。除他之外，在当时高级教士中的优秀拉丁语学家比比皆是。在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俗人的人文主义者过分享有的特权在十六世纪里显得减少了，我们即将就这个问题做更详尽的叙述。
那么什么是这些讲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征呢，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是并不缺少民族辩才的，而所谓“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属于七门学艺之内；但就古代讲演方法的复兴而言，根据菲利波·维兰尼的意见，应该归功于死于1348年瘟疫病中的佛罗伦萨人布鲁诺·卡西尼。他的实际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众面前能有效地畅所欲言，因之他以古人为典范，对于立意、发言、姿态和手势各按照他们固有的关系做了论述。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读到了专为实际应用而写的训练讲演的著作。能以拉丁文做优美的即席演说是一种最受重视的才能。对于西塞罗的讲演词和他的理论著作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于昆提里安和讴歌皇帝的颂词作家的越来越多的学习、新的论著的出现、博古学术的一般发展，以及这时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的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新雄辩术的特征。
尽管如此，但这种特征仍因人而大异。许多演说词，特别是紧扣所讨论的问题的那些演说词，灌注着一种真正雄辩的精神；庇护二世留给我们的大量演说词就是这一类。吉安诺佐·曼内蒂的讲演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说明和他一样的演讲家是不多见的。他作为一个使臣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的总督与大议会面前的伟大晋见演说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相反地，许多演说家不仅会抓住这种机会来迎合权贵的虚荣心，并且在他们的演说词中连篇累牍塞满古董糟粕。人们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听这种长达二、三小时的讲演，只有在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每一种与古代文化有关的事情都感到浓厚兴趣，而印刷术尚未普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还极为稀少和有许多缺点时才能够了解。这一类的讲演起码还有我们认为（第238页）佩脱拉克的许多书信所具有的那些价值。但有些演说家做得太过火了。费莱佛的大多数讲演词是由古典的和圣经的引文杂凑而成的，再添些陈词烂调；在讲演词里，他以基本美德或类似的东西来恭维他所要恭维的大人物；似此情形，我们就必须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分辨出其中真正含有的少数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他人的情况也不外乎此。例如一个皮亚琴察的学者兼教授1467年在加利佐·马利亚大公的欢迎会上所做的演说，从优里乌斯·凯撒说起，然后进而把一大堆的经典引文，和演讲者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搀合在一起，并以一些给这位君主提的极端轻率的劝告作结束。幸而天色已晚，这位讲演家不得不把他写好了的颂词交给这个君主了事。费莱佛在一个订婚典礼上的演说以这样的话开始：“亚里士多德，这位逍遥学派哲人。”有的人从布普利乌斯·科尔纳利乌斯·西庇阿这一类的人开始，好象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于听引经据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在十五世纪末，公众的口味突然提高了，这主要是由于佛罗伦萨的影响，于是引经据典的做法乃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当时有很多参考书，其中人们所需要的一切古来对于君主和一般人们的赞颂之词，可以一检即得。
因为大多数的讲演词是事前在书斋里写出来的，那个手搞就作为以后发表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说家则有速记员跟着他们。我们还必须记住，一切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讲演词并不都是打算真正当场发表的。例如老贝罗阿尔都斯对于鲁德维科·摩尔的颂词就是以手稿交给他的。事实上，正象书信可以作为练习，作为范文，乃至作为争论的工具而写给世界上一切假想的人和地方一样，同样也有为假想的场合而写出来的模范讲演词供君主、主教等显贵们在招待会上使用。
对于讲演家对于其他艺术一样，教皇列奥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罗马的遭劫（1527年）标志着衰落时代的开始。刚刚从那永恒之都的废墟中逃出来的乔维奥描写了这个衰落的原因，虽然他的描写不是详尽无遗的但大体上却是真实可靠的。“过去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之学习拉丁风格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戏剧，这时都被摈弃而代之以意大利喜剧了。优秀的演说家不再象过去那样为人们所赏识和得到报酬了。宗教法庭的辩护人除了他们演说的引言外不再做任何准备工作，而其余部分杂乱无章的讲话则靠着随机应变来对付。教堂讲道和庆祝会上的演说也降低到同样的水平。如果需要对枢机主教或其他大人物作追悼演说时，行政人员不必再花一百个金币的代价去聘请本城最好的演说家，而是花一点点钱去雇用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厚颜无耻、只是希望被人们谈到、好坏在所不计的腐儒。他们说，如果一个猴子身着丧服站在教坛上，用沙哑的声音开始抽抽噎噎、叽叽咕咕地讲话，然后逐渐变为大声的号叫，那个死了的人也并不因此而聪明一些。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礼上的讲道，也不再象过去常见的那样使人有利可图了。各级的僧侣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抓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说起教来好象是对一群暴徒讲话一样。而仅仅数年前，一篇在教皇面前举行的弥撒中的说教还可能很容易地成为晋升主教的阶梯呢。”
第八章 拉丁文的论文和历史
以下我们将从人文主义者的讲演和书信作品转而谈到他们的其他创作，这些创作或多或少都是古代文化的模仿。
在这些创作里边必须列入常常采取对话形式的论文。在这方面，它是直接模仿西塞罗的作品的。为了力求公平地对待这一类著作——为了不是一见到就把它当作一种使人讨厌的东西丢弃在一边——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情。摆脱了中世纪影响的那个世纪，感到在许多道德和哲学问题上需要某些东西在它自己和古代之间进行调和，而这种需要就从论文和对话体著作的作家那里得到了满足。他们著作中许多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平常的东西，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则是一种古人绝未言及的、不容易得到的对于事物的新观点。在这种形式的著作里，所用的语言，无论是意大利文或拉丁文，比在历史叙事、书信或讲演词里的语言更为流畅而多变化，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为人们所特别喜爱的原因。有几篇这一类的意大利文作品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范文地位。很多这类作品因其内容有的已被提到、有的将要提到；以下我们将把它们当作一个类别来加以论述。从佩脱拉克的书信和论文问世的时代起直到将近十五世纪末，大多数的此类作家象演说家一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堆砌渊博的引证。在这之后，整个文体，特别是意大利文的，突然变得明晰起来，遂至在本波的《阿苏拉尼》和卢吉·科尔纳罗的《有节制的生活》中达到了古典的完美高度。这里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在当时，每一种古代事物开始被收集在百科全书（时已印刷出版）里边，而不再成为论文家前进的障碍了。
人文主义的精神支配着历史的写作也是势所必然的。把这一时代的历史和较早的年代记，特别是象维兰尼那些生气洋溢、色彩丰富、光辉灿烂的著作，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将使我们对于这种变化不禁喟然兴叹。和他们比较起来，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他们在佛罗伦萨历史家中最有名的直接继承者，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显得如何枯燥无味和墨守成规啊！法奇奥、萨伯利科、弗莱达、塞纳雷加、普拉提那在曼图亚的编年史里、本波在威尼斯的年代记里，乃至乔维奥在他的历史著作里边都有些古典的词句，当读者意识到在这些古典的词句中间，最好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特色以及对于事件真实性的完全忠实的兴趣已经丧失时，他们的欣赏就不断地遭到了破坏。当我们听到李维，这一派作家学习的典范，正好在他最不值得模仿的地方被抄袭时——理由是“他把一个干燥无味的传说变成了美妙而内容丰富的故事”——就更增加了我们的不信任。同样地我们也听到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说法，那就是：历史家的任务正和一个诗人一样，是刺激、迷惑和感动读者。我们还必须记住，许多人文主义历史家对于他们自己范围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而就所知道的这一点点他们还往往被迫用来迎合他们的保护人和雇主的兴趣。最后我们就要自问，这些人文主义者有时公开承认的对于近世事物的轻蔑是否不一定必然对他们处理这些事物发生一种不幸的影响。读者会不知不觉地对于象波洛尼亚和费拉拉的那些忠实于旧体裁、不尚虚饰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编年史作者寄予更大的兴趣和信赖，并且会对于那些用意大利文写作的最好的真正年代记作家——即对于马利诺·萨努多、柯利奥和茵菲苏拉等人怀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在十六世纪初，这些人受到一群新兴的优秀的以本国语言写作的伟大民族历史家的仿效。
当代的历史用当时的语言来写无疑地是远比勉强用拉丁文来写为好。意大利语言是不是更适合于记载过去很久的事件或更适合于做历史研究，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不一致的。在那时，拉丁语是受过教育的人们“共同语”，不仅在国际的意义上，作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的一种交往工具是如此，而且在各地之间交往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伦巴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写作风格，虽然很久以来就以托斯卡纳语为典范，而且只带有极轻微的方言痕迹，但仍不为佛罗伦萨人所承认。这不是由于写当地当时的历史的结果，因为在写历史的那个地方一定会有读者的，但在写过去的历史时，由于希望有更多读者就不同了。在这些著作中，人们的地方兴趣不能不为学者的普遍兴趣所打消。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那样一个人，如果用罗马尼阿的方言写他那不朽的学术巨著，他的影响所及会有多远呢？无疑地，这些著作只是由于佛罗伦萨人的轻视就将堕入无声无臭之中，而用拉丁文来写，它们就会对整个欧洲学术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罗伦萨人自己在十五世纪也写拉丁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思想受人文主义的影响，而且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读者。
最后，在同时代的历史中还存在有某些拉丁文论文，它们和这一类的最好的意大利文著作具有同样的水平。当模仿李维风格——它对于如此众多的作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张普洛克鲁斯特斯的床——的那种长篇大论的叙述被抛弃时，有了惊人的变化。同一的普拉提那和乔维奥（他们所写的巨大历史著作，我们只有不得已时才去读它）当时一变而成了传记体裁的能手。我们已经提到过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的著作，提到过法奇奥的传记著作和萨伯利科的威尼斯地志学，其他著作下文还要提到。历史写作和书信讲演一样不久就有了它的理论。这个理论效法西塞罗的先例，骄傲地提出历史的价值和尊严，大胆地承认摩西和四大福音书作者是质朴的历史家，最后还提出要绝对公正和热爱真理的真诚的劝告。
过去历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关于古代文化的。使我们更加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著作。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是马提奥·帕尔米利的编年史（449－1449年），它是从普罗斯柏尔·阿奎塔努斯搁笔的地方写起的，它的体裁无疑地是保罗·科尔蒂斯那样的后世批评家所不满意的。打开弗尔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是“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一部世界史，象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样，充满了对于每一个世纪的作家的独到的研究，而整个前三百张对开页中所讲的都是到弗里德利希二世逝世为止的早期中世纪史。而这时在北方国家里边，对这类著作所要求的无非是关于教皇和皇帝的编年史以及称为“时代之束”的编年史而已。我们不能在这里说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著作，和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材料，虽然有一天文学史家会对他做出这种公平的判断。只是这部书就能够使我们有理由说：使中世纪的研究成为可能的乃是那对于古代的研究，这样先在思想上养成了我们对于历史做公平判断的习惯。此外我们还必须说明：中世纪这时对于意大利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意大利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因为他们已置身于中世纪之外了。虽然如此，但不能说他们立刻就判断得很正确，更不能说他判断得很忠实。在艺术上，表现了一种反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的成见，并且人文主义者是以自己勃兴之日为新纪元的。薄伽丘说：“我开始希望并且相信，上帝怜悯了意大利的名誉，因为我看到：他的无穷仁爱使意大利人的内心里具有和古代人同样的精神——用掠夺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荣誉的精神，而且说得更正确一些，是在诗歌道路上使人们成为不朽。”但是，当任何这种研究精神在欧洲其他地方还不足道的时候，这种狭隘而偏激的气质并没有妨碍意大利更有天才的人们的研究精神。对于中世纪的历史评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于一切问题的合理对待已经养成了一种历史精神。在十五世纪，这种精神甚至已经如此深深地贯穿在意大利的个别城市的历史中，因而关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起源的那些愚蠢的神话故事已经不复再见，而与此同时和很久以后，北方的编年史中却装满了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仍一直捏造到十四世纪为止。
地方史和光荣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在叙述到佛罗伦萨时谈到过（见第一编第七章）。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后的。正象佛罗伦萨人的一次讲演上的巨大胜利促使一个威尼斯使节赶紧写信回去请求随后派来一个演说家一样，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能够和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的作品相媲美的历史著作。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在十五世纪里，在和乔万尼·马利亚·费莱佛等入谈判失败之后，出现了萨伯利科的《十卷集》，而在十六世纪里出现了彼埃特罗·本波的《威尼斯事迹史》，这两部书都是在这个共和国的正式委托之下写成的，后者是前者的续集。
十六世纪初期的伟大佛罗伦萨历史家是和拉丁语学家本波与乔维奥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物。他们用意大利文写作，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和语言学家的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他们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具体到马基雅维里，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对于过去的观察的结果——并且象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和许多其他人的情况一样，也因为他们所最希望的是：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即使他们只是为少数友人而写作，象弗兰切斯科·维托利那样，他们也从内心里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们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见证、解释和辩护他们参加那些事件的理由。
可是，尽管他们有他们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他们还是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而没有这种影响，他们一定是难于想象的。他们不是人文主义者，但他们是从人文主义的学校里出来的，在他们身上比在李维的大多数的模仿者的身上有着更多的古代历史家的精神。象古代人一样，他们是为市民而写作的市民。
第九章 一般文化的拉丁化
我们不能试图去追寻人文主义在专门科学方面的影响。每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研究者，主要由于他们重新发现了古代文化所达到的成果，而在这些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随着这个新时代，有关科学就以多少不等的特殊性开始了它的近代阶段。关于哲学，我们也必须请读者去参考这方面的专门历史著作。古代哲学家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有时看来是巨大的，有时是轻微的；当我们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主要是从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引伸出来的学说，——二者在早期都传播得很广——竟成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的共同财产，以及整个的抽象思维的方法怎样受他支配时，它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当我们记起古代哲学乃至那热心的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对于一般人民的精神上的教义影响是如何不足道时，它就是轻微的。那些看来象是这种影响的东西，大抵不过是一般新文化的以及意大利思想的特殊成长和发展的一种结果。当我们谈到宗教时，我们将在这个题目上多作论述。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所必须涉及的不是人民的一般文化而是个人或学术界的表现；而这里也必须在对古代学说的真正吸收和时髦的装模作样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古不过是一种时尚，甚至在很有学问的人们中间也在所难免。
但是，所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象是矫揉造作的事情在当时并不一定真正是如此。例如，给子女们取希腊、拉丁名字就比现在从小说故事里取名，特别是取女人的名字的习惯，更好、更文雅些。当人们对古代世界的热情大于对圣徒的热情时，贵族家庭把他们的儿子叫作阿伽门农、提德斯、阿奇里斯，和一个画家把他的儿子叫作阿伯勒斯，把他的女儿叫作米诺尔娃就是一件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选择一个好听的古代名字来代替人们常常愿意摆脱掉的一个家族的名字，看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为当地全体居民所共有而还没有转变成为一个家族的名字的地方名字，人们是愿意放弃它的，特别是当它给人们以宗教联想，使人们认为它不合适的时候。菲利波·达·圣吉米尼亚诺就把自己叫作卡利马库斯。那个为他的家族所误解和侮辱，而在异乡城市里以学者成名的人，即使原是一个桑斯维利诺地方的人，也能够把他的名字改为优里乌斯·彭波尼乌斯·拉图斯。就是简单地把一个名字译成拉丁文或希腊文，象在德意志几乎成了普遍的习惯那样，对于一个说和写都用拉丁文的时代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个时代不仅需要有语尾变化的而且也需要便于在韵文和散文中使用的名字。可恼而又可笑的是改变礼名或族名的一半以便产生古典的声音和新的意义。于是乔万尼就了乔维亚努斯或亚努斯，彼埃特罗变成了彼特利乌斯或彼埃利乌斯，安托尼奥就了奥尼乌斯，桑纳扎罗成了桑塞路斯，卢卡·格拉梭成了卢西乌斯·克拉苏斯。对于这一切嘲笑得如此厉害的阿里奥斯托，活着就看到了儿童们以他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命名。
我们也不必过分严厉地批判这一时代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把许多社会生活习惯，如官吏、礼节的名称和类似的东西等等拉丁化。只要人们满足于简单而流畅的拉丁文风格，如从佩脱拉克到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的大多数作家们的作品那样，这种习惯就不是那么常见和显眼的了。它是在人们要求一种完美的西塞罗体拉丁文时才成为不可避免的。近代的名称和事物与这种文体不复谐调，除非先对它们加以人为的改变。腐儒们喜欢把市参议员叫作“元老院元老”，把修女叫作“维斯特处女”，把每个圣徒叫作“神明”或“神”，但象保罗·乔维奥那样重风雅的人则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而正因为乔维奥做得很自然，并且不特别突出强调，所以在他那有旋律的语言里，即使枢机主教变成为“元老”，主教长变成“元老院长”，开除教籍变成为“诅咒”和狂欢节变为“牧神节”，我们也不感到刺耳。只是这个作家的这个例子就足以警告我们，不要从这些风格的特点上草率地得出关于作家的整个思想方法的结论。
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是不能在这里详加论述的。在整整两个世纪里边，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就象是说，拉丁文是，而且必须一直是惟一值得用来写作的语言。波吉奥惋惜但丁用意大利文写他的伟大诗篇；而但丁，如大家所熟知的，也确曾试图用拉丁文来写作，《地狱》的开头部分最初就是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整个意大利诗歌就由于他没有继续采用这种同样的体裁而得到发展，但就连佩脱拉克，重视他自己的拉丁文诗也比重视他的十四行诗和“短歌”为多；而有些人也曾希望阿里奥斯托用拉丁文写他的诗篇。在文学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更为强大的压力；但诗歌却大部分摆脱了它，并且又可以不冒过分乐观的危险来这样说：好在意大利诗歌有两种表现自己的方法。在两种文字的写作上都完成了一些伟大而典型的东西，而在每一种写作上我们都能看到它为什么选择了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的理由。关于散文大概也可以同样这样说。意大利文化在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就靠着某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样一个事实——“遍及全世界”——同时那些为了不用拉丁文写作而经过一番内心斗争的人却写出了最好的意大利文的散文。
从十四世纪起，西塞罗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最纯洁的散文典范。这决不是完全由于人们对于他的选词造句，和文章风格有公正评价，而更恰当的说，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于这位书信作家的亲切的态度、这位讲演家的焕发的才华和这位哲学思想家的透彻的解释。就是佩脱拉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西塞罗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虽然他非常尊敬他，但对于这些弱点并不感到高兴。在佩脱拉克的时代以后，书信体完全模仿西塞罗，除了记叙文体裁之外，其他文体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是，那种对每一个不能从大师的权威著作中找到粮据的词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西塞罗主义，直到十五世纪末才出现，那时洛伦佐·瓦拉的文法著作已经并始对整个意大利发生影响，而罗马的文学史家的主张也被加以分析和比较。自那以后，古代作家风格上的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越来越受到细致的研究，直到最后得出使人感到安慰的结论，那就是最完美的典范只有求之于西塞罗的著作中，或者——如果包括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在内——只有求之于那“不朽的和依然神圣的西塞罗时代”。象彼埃特罗·本波和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这样的人这时都把他们的全付精力用在这一个目标上。就是那些长时期反对这种倾向，并从早期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种古代体裁的人最后也屈服了，并且加入了对于西塞罗的崇拜。隆哥利乌斯在本波的劝告之了决定用五年长的时间来专读西塞罗的作品，并最后发誓不用这个作家未用过的字。这种偏激最后爆发成为文人学者中间以伊拉斯玛斯和斯卡利吉尔二人为首的一场大论战。
一切西塞罗的崇拜者决没有片面到认为他就是语言的唯一源泉。在十五世纪里。波利齐亚诺和伊尔莫劳·巴巴罗曾经自觉地和有意地努力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风格，自然是在他们的“渊博的”学识的基础上，虽然他们未能唤起他们的学生具有同样的独树一帜的愿望；而告诉我们这件事实的保罗·乔维奥也曾追求过同样的目的。他虽做得未必成功，却用力甚勤，并力求典雅，首先试图用拉丁文来重新表现近代的特别是美学的思想。他用拉丁文描写当时的伟大画家和雕刻家的性格时所做的最聪明的解释和最笨拙的说明交织在一起。列奥十世虽曾引以为荣。“使得我们的拉丁语文于我在任斯间实际称得起（比过去）更有所提高。”但就是他也倾向于自由的而不是过于偏狭的拉丁语法，而这的确是和他那好游乐的性格相调和的。当他读到和听到的拉丁语是生动优美而又合于习惯语法的时候，他是欣然满意的。此外，西塞罗并没有给拉丁语会话提供典范，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不于他之外另觅泰斗。这种需要从在罗马内外的经常上演的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喜剧中得到了满足，它对于演员来说是把拉丁语当作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一种最好的练习。研究古老的拉丁喜剧和对它们做近代的模仿，其动力是由于在《乌尔希尼亚修道院的古抄本》里发现普劳图斯的戏剧而来的；这些剧本在1428年或1429年被送到了罗马。几年以后，在保罗二世任教皇期内，提诺的博学多闻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皮斯托亚的尼科洛·福尔泰圭拉）以擅长这一门学问的鉴定工作著称。他从普劳图斯的最不完整的甚至连登场人物表都没有的剧本上开始工作，并仔细研究这个作家的全部残留下来的作品，主要着眼于他所用的语言。可能就是他首先促成了这些剧本的公演。以后，彭波尼乌斯·拉图斯也从事于这同一问题的研究，并于普劳图斯的剧本在高级圣职人员的家里上演时担任导演。乔维奥提到这些戏剧的上演在1520年以后次数已不如前，原因之一是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由于雄辩术的衰落。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提到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和建筑家们在艺术领域内对于维特鲁维乌斯的建筑艺术的复兴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那条在文艺复兴史的其他方面适用的规律在这里也是同样有效的，即每一种艺术运动都有一种当时一般文化上相应的运动为其先导。至于建筑艺术，如果我们从科尔内多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1505年？）算到第一批以维特鲁维乌斯派自居的建筑家们为止，这个间隔期间并不多于二十年左右。
第十章 近代的拉丁诗歌
然而，人文主义者主要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们的近代的拉丁诗歌。至少就它足以代表人文主义运动的特征来说，它是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的。
前面已经提到，舆论对于这种诗歌形式是如何地欢迎和它怎样几乎代替了一切其他形式的诗歌。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当时世界上存在的一个最有天才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并不是由于纯粹的愚蠢和盲干而拒绝使用象意大利语这样一种语言。导使他们这样做的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对于古典文化的崇奉。象一切热诚、真正的崇奉一样，它必然促使人们去从事干模仿。在过去其他民族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同样的个别的努力。但是，只有意大利存在着新的拉丁诗歌延续和发展所必需的两个主要条件：在有教养的阶级中间对于这一门艺术的普遍发生兴趣，和在诗人们自己中间的往昔意大利天才的部分复苏——一个遥远的诗歌旋律的奇妙的回响。在这些条件下所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自由创作。如果我们不肯容忍艺术的任何借鉴形式，如果我们不是轻视古典文化，就是认为它有某种神秘莫测的难于接近的性质，如果我们不能原谅诗人们诸如在被迫去揣摩或发现一大堆的音节长短上所发生的错误，那么我们最好是把这种文学作品置之不论。它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为了向文艺评论挑战才创作的，而是为了给诗人和他的千千万万同时代人以享受。
获得成功最少的是取材于古代历史或古代传说的叙事诗。不仅是在当时被视作仿效的典范的古罗马人而且就连荷马以后的希腊人也都不具备一篇生动的叙事诗所需要的主要条件。我们也不能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丁诗人身上找到这些条件。但是，佩脱拉克的《阿非利加》和近代的任何原始叙事诗一样，拥有很多很热心的读者与听者。这篇诗的写作目的和缘起是饶有兴味的。十四世纪根据正确的历史眼光，承认第二次布匿战争是伟大罗马的全盛时代，因而佩脱拉克就不能不写这一个时代。如果西里乌斯·意大利库斯当时已经发现，佩脱拉克或者将选择另外一个主题，但实际上是对老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歌颂与十四世纪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另一位诗人，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也打算从事于同样的写作，而只是由于对佩脱拉克的尊敬，才停止了他已经写了很大一部分的诗。如果需要为写作《阿非利加》提出任何理由，它的理由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佩脱拉克的时代和以后，西庇阿是群众感到兴趣的人物，好象他当时还活着一样，并且被许多人认为比亚力山大、庞培和凯撒还伟大。有多少近代叙事诗处理过既这样受人欢迎，又这样具有历史基础和引人入胜的一个主题呢？对于我们来说，诚然，这篇诗是不易读懂的。关于同一类的其他主题，读者可参考文学史。
在发展和补充希腊－罗马神话方面，我们发现了一条更为丰富多产的矿脉。在这条矿脉里，意大利诗歌也很早就有它的一份，以薄伽丘所著的被认为他最早最好的诗作的《特赛德》开始。在教皇马丁五世时期，马菲欧·维吉奥用拉丁文写了《艾尼伊德》的第十三册；除了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看到许多不太重要的作品，特别是以克劳底安的风格写成的一部《美利哥罗的故事》、一部《希斯波利斯的故事》等等。更希奇的是那新编造出来的神话，它使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住满了天神、半人半神的少女、神仙乃至于牧羊人；神话中的叙事诗和田园诗两种体裁交相渗透，在佩脱拉克时代以后的记叙体或谈话体的牧歌里边，田园生活被因袭地看作是表达种种感情和幻想的手段；关于这一点在后文中还要谈到。目前我们只能谈到新的神话故事。在神话方面，我们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古代的神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们代替诗歌中的抽象名词，使那些比喻的词藻成为不必要的，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作为艺术中自由而独立的成分，作为在任何一篇诗歌在都可以利用的美的形式。蒲伽丘以其想象中的神和牧羊人的世界大胆地树立了这种先例；这些神和牧羊人在他的《阿梅托的女神》和《费埃索来的女神》两篇作品中是住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地方的。这两首诗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是，在这种体裁方面的杰作是彼埃特罗·本波的《萨尔加》。这篇作品叙述河神萨尔加向加达女神求婚和在巴尔多山的山洞里的盛大婚礼；叙述提瑞西亚斯的女儿芒托的预言，孩子明希乌斯的出生，曼图亚的建立，和明希乌斯与安迪斯的女神美雅的儿子维吉尔的未来的光荣。本波以最美丽的诗句写出了这个人文主义的纤巧华美的作品，并以一篇能够引起任何诗人的嫉羡的对于维吉尔的致词作结束。这样的作品往往被人轻视，认为只不过是一种高谈阔论而已。这是一个鉴赏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六音步诗的形式写出来的关于圣经和宗教主题的长篇叙事诗。这些作家们并不是一味地寻求升迁或讨好教皇的。他们之中最优秀的，甚至象《处女神》的作者，巴蒂斯塔·曼托万诺那样的天才较差的作家，大概都有一种用拉丁诗篇为宗教服务的真诚愿望——一种和他们对于天主教信仰的半异教的概念非常调合的愿望。历史家吉拉尔德列举了这些诗人，其中维达以他的《基督记》和桑纳札罗以他的三卷《处女的分娩》占首要地位。桑纳札罗（1458－1530年）以其从容有力的流畅诗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这些诗句里边，基督教的和异教的成分被他以生动有力的描写和高度的技巧毫无顾忌地混合在一起了。他敢于把维吉尔的第四牧歌引用到他的在马槽旁边的牧羊人所唱的歌里去（第3卷，第200页以下）而不怕比较对照。在处理肉眼看不见的灵魂世界时，他有时显出具有和但丁一样的大胆，如他写大卫王在古圣祖所在的地狱边缘站起来歌唱和预言（第1卷，第236页以下），或者写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披着绘有一切原素的闪闪发光的斗篷向他的天使大军讲话（第3卷，第17页以下）就是如此。他在平时毫不迟疑地把整个古典神话交织在他的主题里，而不破坏整体的和谐，因为异教之神仅仅是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在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要从各方面评价那个时代的艺术天才，我们必须不拒绝注意象这一类的作品。当我们考虑到基督教和异教的成分混合在诗歌中往往比在造型艺术中使我们更加感到不安时，桑纳札罗的优点看来就更大一些。造型艺术还能够以形式和色彩的美丽来满足我们的视觉，并且一般和诗歌比起来是更与主题的意义无关的。就造型艺术来说，想象的兴趣主要在形式上；就诗歌来说是在内容上。诚实的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他的节日历中试用了另外一种办法。他不是让神和半神半人的人物为圣史的目的服务，而是象教父之所为，使他们处于和圣史相反对的地位。当天使加百列在拿撒勒地方向圣母马利亚问安时，信使神从加麦尔山峰飞在他的后边并在门外偷听。然后他把他偷听的结果向聚集起来的诸神宣布，并因而鼓动他们做出冒险的决议。不错，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泰底斯、塞利斯、阿奥路斯和其他异教诸神都情愿向圣母马利亚的光荣致敬。
桑纳札罗的声誉、模仿他的人数的众多、最伟大的人物——为他写墓志铭的本波，为他画肖像的蒂先——对他的热烈的致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对于他那个时代是何等可贵和不可缺少。在宗教改革的初期，他为教会解决了一个诗人是不是有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一个古典作家的问题；列奥和克莱门都为他的成就而十分感谢他。
最后，当代史这时也是用六音步的诗句或对句来写的。有时候是故事体，有时候是颂词体，但最普通的是对于某些君主或君主家族表示敬意的著作。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部《斯福查记》，一部《博尔索记》、一部《洛伦佐记》、一部《波几亚记》、一部《特流齐亚记》等类作品。所寻求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因为那些成了名的而这时成为不朽的作家与其说是由于这一类的诗不如说是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这一类的诗，即使偶尔也有由优秀的作家写成的，人们对于它也总是有一种去不掉的厌恶之感。描写有名人物生活的比较短的、简单的和不加虚饰的作品，如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所写的关于列奥十世的《巴洛狩猎》或《优里乌斯二世的旅行》的美丽的小诗，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关于猎队的壮丽的描写可以在埃科尔·斯特罗齐、和上边所提到的阿德里安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到。现代读者由于这些作品无疑地充满了恭维的语句而不禁发怒或拒而不读是一件可惜的事情。许多这类美妙诗歌的熟练的处理手法及其具有的相当的历史价值，保证它们能够比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许多流行作品所可能达到的寿命更长一些。
一般说来，这些诗篇的感情成分和一般的成分运用得愈适当有节愈好。有些较短的叙事诗，即使是由公认名家执笔，但由于引用神话因素的不适时而无意地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可笑的印象。例如埃科尔·斯特罗齐对于凯撒·波几亚的哀悼就是这样。在这诗里我们听到了罗马的悲叹，她把她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的教皇卡利克塔斯三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身上，并且认为凯撒·波几亚是她期待的救主。斯特罗齐的历史一直叙述到1503年的灾祸。然后这个诗人问缪斯女神，当时诸神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商量的，于是厄拉多讲：在奥林帕斯山峰上，帕拉斯替西班牙人讲话，维纳斯为意大利人求情，她们两个当时抱住丘辟特的膝盖，丘辟特就吻她们，安慰她们并向她们解释，他对于巴尔希所织成的命运无能为力，但是那些神圣的愿望将实现在伊斯特、波几亚两个家族所生的那个孩子身上。在叙述了这两个家庭的传说中的起源之后，他宣称，尽管人们提出种种恳求，但他对于凯撒·波几亚也象他一度对于绵农和阿奇里斯一样，不能使他永远不死，并在最后安慰她们说，凯撒·波几亚在他自己死亡之前将于战争中杀死很多人。于是战神赶赴那不勒斯挑起战争和混乱，同时帕拉斯去到纳比，并在那里以亚历山大六世的姿态出现在死的凯撒·波几亚面前。在劝告他屈服于命运，并满足于自己的令名之后，这位假装是教皇的女神“象一只鸟”一样地消失了。
但是，假使我们把古典神话在其中扮演多少还适当的角色的一切东西都丢在一边，我们就不必要地剥夺掉我们自己的欣赏的机会，有时是很大的一种欣赏机会。这里，象在绘画和雕刻上一样，艺术手法常常能够提高本来完全是平常的东西。谐模诗文（见前第167页以下）的爱好者也可以在例如“混淆体狂诗”中找到这种文学的起源——乔万尼·贝利尼画的喜剧性的《诸神的宴会》是一幅较早的和它近似的作品。
还有，许多六音步的叙事诗不过是散文历史的运用和改编，这种改编只要读者能看到，就会喜欢它们的。最后，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争论和每一个礼节——都被写成了诗，甚至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也这样做。不过，要说写诗仅仅是由于无事可做，或者是由于排列成诗句特别容易那是不公平的。总之，在意大利，象用“三音步诗”写的大批当代传说、历史乃至小册子所进一步证明的那样，毋宁是由于对诗歌体裁有丰富的常识。正如尼科洛·达·乌扎诺发表他的新政体计划，马基雅维里发表了他对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看法，第三个人写了萨沃那罗拉的传记，第四个人写了大阿尔方索对彼奥姆比诺的包围一样，他们为了产生一种更强烈的效果，以这种极困难的韵律形式来写作，所以许多其他的人为了赢得他们特定读者的赞许，而感到有写六音步诗的必要。这种形式的诗歌哪些是人们当时所默许、所要求的，从那时的教导诗上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它在十五世纪的风行程度是有些惊人的。最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动辄以拉丁文的六音步诗来歌颂最平凡最可笑或最使人作呕的主题，诸如练金术、棋赛、养蚕术、占基术和花柳病（性病）等，更不用说同类的许多意大利文的长诗了。今天这一类的诗是被斥为不值一读的，事实上，它们究竟有什么阅读价值我们也很难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审美观念上远远高出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时代——文艺复兴和希腊－罗马的时代——也未能免掉这种形式的诗歌。有的人或者不能不答复说：并不是由于审美观念的缺乏，而是由于更大的严肃性和改变了的科学处理方法，才使得这种诗歌形式成为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加论述。
这些道德说教的作品之一近年来曾经不时地得到重新印行，那就是在费拉拉的一个秘密的新教信徒，马尔切路斯·帕林吉努斯（彼埃尔·安哲罗·曼佐利）于1528年左右所写的《生活的黄道带》。作者把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同关于上帝、道德和永生等最崇高的思索联系起来讨论，并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为伦理学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权威。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这篇作品必须被看作是属于文艺复兴的范围以外的，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与这篇诗的严肃的说教目的相调和，它倾向于用譬喻代替神话。
但是，这些诗人学者在抒情诗上，尤其是在挽歌上才是最接近于古代的，其次是在讽刺诗上。
加图路斯的比较轻松的体裁曾在意大利人中风靡一时。许多优美的拉丁文牧歌，许多短小的讽刺诗和意在取笑的书信体诗文都不过是他的作品的改写；对于鹦鹉和小狗的死亡的哀悼完全用的是《莱斯比亚的麻雀》那篇诗的语调和体裁，即使没有字句上的模仿。这一类的短诗，如缺乏证明它们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作品的肯定的证据，就是一个鉴定家也不能确定它们的写作年代。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篇以莎弗式和阿尔修斯式的韵律写成的颂歌不明显地显露出它是出自近代的。这大多是表现在斯达提乌斯时代以前的古代所少见的冗长的修辞上，和特别缺少这种体裁的诗歌所必需的浓厚的抒情上。一篇颂歌的个别段落，有时候两三节合在一起，看来好象是古代诗歌的片段，但是较长的一段就很少能始终保持这种特征。即使能够保持，例如在安德烈·纳瓦克吉罗所写的对于维纳斯的美好的颂歌里，也使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是古代杰作的简单意译。有一些颂歌的作者以圣徒作为他们的题材，并很风雅地模仿贺拉西和加图路斯的类似的颂歌典型，写出了向这些圣徒祈求的诗句。纳瓦吉罗在他的对于大天使加百列的颂歌里就是这样，特别是桑纳札罗，他更进一步地吸收了异教的感情。他特别歌颂他的保护圣徒，在伯希利波的海岸上他的可爱的别墅里附设有这位圣徒的小教堂，“那里海涛吞没着岩壁流出的溪流，冲刷着小教堂的墙壁。”他最喜欢的是一年一度的圣纳札罗地方的节日，这一天悬挂在小教堂里的花枝和花环在他看来就是祭献的礼品。他满怀悲哀，流浪远方，在卢瓦尔河之滨的圣纳泽尔地方，和阿拉戈纳王朝被流放的菲德利哥一起，在这同一的节日里，他把黄杨树和橡树叶子的花圈献给他的圣徒，缅怀着往昔伯希利波的所有青年人都照例坐着挂满了鲜花的船只出来向他致敬，并为期望他能再度回到故乡而祈祷。
大概最使人误认为和古典风格相近的是那种哀挽诗和六音步的诗篇，这些诗篇的主题包括从最严格意义上的挽歌一直到讽刺诗。因为人文主义者能够最自由地看到罗马哀挽诗人的原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于模仿他们。纳瓦吉罗的挽夜歌，象同时代的其他这一类诗篇一样，有许多地方使我们想到它的范本；但是，它却有着最美好的古代格调。的确，纳瓦吉罗总是以选择一个真正富有诗意的主题开始，但接着他不是以奴性的模仿而是自由地以熟练的技巧，以希腊诗歌选集，奥维德、加图路斯或维吉尔的牧歌的风格来加以处理。他很少采用神话，只是例如为了引进一段田园生活的索描，他才在对塞利斯谷神和其他农村诸神的祈祷中才采用。他出使西班于归来所写的一篇致祖国的诗，虽然没写完，但如果其余的部分能够和它的开头一样，它是可以和文森佐·蒙第的《美丽的意大利，我衷心地爱你》放在一起而无愧色的。这篇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诸神的所爱世间尤其幸福的地方，祝你无恙，美丽的维纳斯的甜蜜之乡，愿你纳祥；唯望我于心神俱极疲劳之余，心情愉快地瞻望你，游览你，唯望我邀你之惠，自我胸怀，扫尽忧虑！
一切较高尚的感情，无论是最崇高的爱国热诚（参阅本书第136页对于优里乌斯二世的挽歌）、或者是对于统治家族的尽情的歌颂，以及像提伯路斯的作品那样的淡淡的哀愁，都在哀挽诗或六音步诗的形式里得到表现。弗兰切斯科·马利奥·莫尔扎在对克莱门七世和法尔尼斯家族的阿谀奉承上可以和斯达提乌斯和马夏尔相匹敌；他在病床上所写的给他“战友”的挽诗，给了我们一些在任何古代诗人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并确实是古已有之的把死亡看作是美丽的思想，而这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抄袭任何值得提到的东西。桑纳扎罗最能了解和再现了罗马哀挽诗的精神和变化，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其他作家能象他一样，以这种体裁为我们写下如此丰富多彩的一些精美的好诗。我们将有机会在与这些挽诗有关的问题上随时谈到其中的某些作品。
写拉丁讽刺诗终于在那个时代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少数几行警句被刻在纪念碑上，或者被引用在社会的笑谈中就能够为一个学者的声誉奠定下基础。在意大利很早就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当人们知道圭多·德拉·伯伦达想要在但丁的坟上建立一个纪念碑时，墓志诗从四面八方雪片似地飞来，“写的人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是为了向已逝的诗人致敬，或者是为了取得伯伦达的欢心。”在米兰大教堂里，大主教乔万尼·维斯康提（死于1354年）的坟上的三十六首六音步诗下边有：“法学博士，加布利乌斯·迪·扎莫利斯大师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在马夏尔，部分在加图路斯的影响下，广泛地形成了这一类的文学。当一首警句诗被误认为是从某一个旧墓碑上真正抄写来的，或者是象本波的某些作品一样，写得如此动人甚至全意大利都背诵它，那就被认为是一切胜利中最大的胜利。当威尼斯政府为了三个对句的颂词而以六百金币付给桑纳札罗时，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过于大方的浪费行为。警句诗之所以可贵，实在说，是在于它对于当时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即荣誉的精髓。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很有力量不受讽刺诗的影响；就是最有势力的人，为了每一个有目共睹的铭刻，也需要谨慎、渊博的学者的帮助，以免由于某些疏忽或其他原因把它收入到一堆可笑的题词之内。碑铭和警句诗是同一种文学的两个分枝，前者的仿制全靠对于古代纪念碑的勤勉不懈的研究。
罗马尤其是一个警句诗和铭刻的城市。在这个没有世袭荣誉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必须设法使他自己名传后世，同时还发现警句诗是反对竞争者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庇护二世满意地计算着诗句的数目，这是他的主要诗人康帕纳斯对他的政府的任何一件能够写成诗篇的事情所写成的诗，在以后的各教皇时代，讽刺诗一时成为风尚，而在反对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家族上达到了挑衅谩骂的最高峰。桑纳札罗确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写他的诗篇的，但其他人却在紧邻教廷的地方冒险做大胆的攻击《见本书第129页）。有一次，当发现八付威胁性的对句钉在图书馆的门上时，亚历山大把他的护卫加强到八百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抓到那个诗人，他将怎样惩治他。在列奥十世时代，拉丁警句诗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为了褒贬教皇，为了惩罚明指或不明指的敌人和目标，为了现实或幻想的嘲讽、戏弄；悲哀或者沉思的主题，人们认为没有一种形式比这再合适的了，在安德烈·桑索维诺为圣奥古斯丁教堂所雕刻的有名的圣母马利亚与圣妇安娜和耶稣圣婴的群像上，有不下于一百二十人题了诗，诚然，出于宗教虔诚的不如出于重视发起这件工作的赞助人的为多。这个人是教皇的传旨官，卢森堡的约翰·哥利兹；他不仅在圣妇安娜的节日上举行了宗教仪式，并且在加比托尔山坡上他的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文学餐会。有一篇长诗，《都市的诗人》对整个一群在列奥的宫廷上追求名利的诗人做一次检阅，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弗兰切斯库斯·阿尔希路斯作的，他是一个既不需要教皇也不需要君主保护的人，并且即使对于他的同事也敢直言不讳。警句诗流传到教皇保罗三世时代以后只剩几声稀疏的回响，而铭刻则继续盛行到十七世纪，最后由于过分夸大而消失。
在威尼斯，这种形式的诗歌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能够靠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的《威尼斯史》来对它做一番追溯。警句诗作者的一件经常的工作是为悬挂在公爵宫廷大厅里的各总督画像写一些题句——用两首或四首六音步诗把每一个总督最可称道的治绩表达出来。此外，十四世纪各总督的坟墓都有以散文写成的单单记录事迹的简短的碑文，并附以夸张的六音步诗或列奥式的诗句。在十五世纪，人们更多地注意风格；在十六世纪，这种诗达到了全盛时代；在那以后不久就产生了索然无味的排偶，声调的摹拟、虚伪的感情和抽象品质的歌颂，总而言之，是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张。期中可以发现许多讽刺的痕迹，在对死者的表面赞扬中隐含着对生者的批评。在以后很晚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例子，是对于这种旧的简单体裁有意识的恢复。
建筑物和装饰物的建筑一般都为铭刻留有余地，这些铭刻常常是一再的重复；北方哥特式的建筑则很少并且也很难为这些铭刻提供适当的地方，例如墓碑只能在最显露的部分——边缘上，留有地位。
我们在此以前所谈到的一切或者没能对读者说明这种意大利人的拉丁诗歌的典型价值。我们的任务勿宁是指出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必要性。在那种诗流行的时代出现了一种讽刺它的作品——所谓混淆体的狂诗。这种体裁的杰作，《混淆体狂诗集》是由梅利努斯·科卡优斯（曼图亚的泰费洛·弗伦哥）写的。我们以后随时有机会提到这种诗篇的内容。关于它的形式——由拉丁文字和意大利文字组成并以拉丁文字为结尾的六音步诗和其他诗句——它的滑稽效果主要在于这些混合字听起来象舌头的许多滑音，或者一个过于仓促的拉丁“即席诗人”的诗文。德语的仿作一点也不给人以这种效果的感觉。
第十一章 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
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的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充满了对于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里，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能再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贬黜。虽然他们仍然是诗人、历史家和讲演家的模范，但就个人来说，则谁也不同意自己被认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指责他们的主要两点，一是敌视一切的自高自大，一是惹人憎恶的放荡不羁，此外，还有第三条，那就是新兴的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大肆喧嚷给他们加上的轻视宗教的罪名。
或许有人问，这些责难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为什么早没有听到呢，事实上，在很早的一个时期以前，就已经听到了，不过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那么显著而已。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人们非常依赖那些学者来获得他们的古代知识——那些学者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但是，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巨大的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一旦人们感到那怕只是部分地没有他们也行，人们的感情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使优者和劣者都同样蒙受损害的变化。
首先进行这些攻击的自然是人文主义者自己。在所有形成一个阶层的人们当中，他们是最没有共同利益感，并且也是最不尊重关于共同利益感的一切的。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看到了有一个取代另外一个人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就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从文学问题的讨论可以突然使人惊讶地转为最凶恶的和最没有理由的谩骂。他们不甘于遭人家反驳，于是就想要消灭对方。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必须归之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时代是怎样为热中于光荣、热中于讽刺的激情所支配，而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他们不能不为之继续进行斗争的一项。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文章、说话和彼此互相形容的。单是彼吉奥的作品里就含有足以使人们对于全体人文主义者抱成见的脏东西——而这些“波吉奥的作品”却正是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边都同样最常刊行的著作。当我们在这些人中间遇到一个样子看来是纯洁的人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高兴得过早；进一步的探究常有遇到某种肮脏的指责的危险，即使它是不可置信的，但仍然会使那幅图画为之减色。大批在流传中的拉丁猥亵诗，以及在庞达诺的对话体作品《安多尼乌斯》中关于他自己家族的下流话那样的一些东西，使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丢尽了脸。十六世纪不仅很熟悉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并且也对人文主义者这一类型人物的越来越厌倦。这些人不能不为他们所犯的罪恶和前此落在他们头上的过分的荣誉而付出代价。他们的恶运要求那个国家的最伟大的诗人以一种冷静的和极度轻蔑的声调来描绘他们。
在所有凑起来引起偌大怨恨的谴责当中，有许多是十二万分有理由的。尽管如此，但许多有学问之士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明显而无误的要求严格的趋向，如果对整个阶层都予以谴责，那只证明人们对于那个时期知之不多。不过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最有声名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有罪的。
能够说明并或许能减轻他们的罪恶的有三个事实：红运当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和得到了过分的幸运；前途难料，未来的苦乐是以保护人的喜爱或敌人的憎恶的转移的；最后，是引人误入迷途的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最后一项破坏了他们的道德，但又没有给他们建立自己的道德作为代替；在宗教问题上，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接受对于古代诸神的积极信仰，所以它只是在否定和怀疑的一面对他们发生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教条地去理解古典——也就是把它看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它在这一点上的影响就是有害的。但是，那样一个极度热情崇拜古代世界及其作品的时代，其存在并不是一些个人的过错。它是历史天命的产物，它所继承的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未来各时代的文化就奠基于它是这样的情况，奠基于当时一切人生目的除此而外都被有意地撇在一边的这个事实上。
人文主义者的生涯照例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就是只有最坚强的性格才能度过一生而不受伤害。在有些情况下，第一个危险系来自父母，他们想要把一个早熟的孩子变成为一个神童。以便在当时的最高阶层中取得他将来的地位。但是，天才儿童很少能够超出某种水平；或者，即使他们能超过，他们也将被迫从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代价来取得他们更大的前进和发展。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人文主义者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在他看来似乎他也“由于生来的自豪所以不能再留心于那些生活当中的卑微而平凡的事情。”因而就被引入一种激动兴奋、盛衰浮沉的生活当中去，以勤苦的攻读起，教徒授业、出仕为官，执掌密印、主持讲席、据宫廷中的高位、树死敌于多方，荣华变落泪，历尽沧桑，升降无常，宠辱交乘；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真才实学常为厚颜无耻的浮夸虚饰所代替。最糟的是：人文主义者的地位和固定的居处不能相容，因为他不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流离四方，就是个人的心情受影响永远不能再长期安居一地。他对人们发生厌倦，而不能在他所引起的敌意当中过平静的生活；而人民方面却要求某些新的东西（参阅本书第219页）。许多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如费洛斯特拉图斯所描写的罗马帝国的希腊诡辩学家，不过那些诡辩学家所处的地位较好一些。他们常常是有钱的，即使没钱也能比人文主义者过得容易些，并且他们作为修辞学的职业教师，反而比作为学者的生活还更自由和更简单些。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不能不既要有渊博的学识又要有善于抵御职业和处境常常变迁靡定的力量。此外，还有极端的放荡不羁的感觉不到的后果——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人们总是朝最坏的上边想——和完全漠视别人所承认的道德准则。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一种极端的骄傲感，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活下去。如果他们要想不至于覆没，他们就需要这种骄傲感，而这个世界所给他们的时而是称赞时而是憎恨的待遇，也使他们坚信应该骄傲。他们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最鲜明的例子和牺牲者。
如我们所说过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和讽刺的描绘在早期就已经开始。对于一切极端突出的个性，对于每一种特征都能找到一种符合于全国口味的嘲笑的纠正方法。在这种情形下，人文主义者自己就提供了充足而惊人的材料，讽刺家不过把它们拿来加以利用而已。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象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地展开了。除阿里奥斯托之外，他们自己的历史家吉拉尔德就提供了这种证据。他在列奥十世时期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左右经过了修订。我们看到古今学者的道德堕落和卑劣无行的生活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之多令人震惊，同时还有正式对他们提出的许多最严重的指责。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放荡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这篇描述最后以提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来结束，在那时世上根本就没有学问这一类东西存在。在这些攻击当中，异端一项不久就成为最危险的行为，而吉拉尔德自己，当他重新发表一篇完全无害的青年时期的作品时，也被迫在费拉拉大公赫克里斯二世的庇护下避难，因为那些认为与其在神话研究上浪费时间不如用之于读基督教著作的人们这时占了上风。他为他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他认为正相反，因为神话研究所涉及到的完全是中立性质的题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几乎是唯一无害的研究项目。
如果一个历史家的责任是寻求人类同情能够使道德裁判趋于缓和的证据，他将看到没有一种权威的著作能够在价值上和我们时常引用的彼埃利奥·瓦雷里亚诺的作品，《论学者的不幸》相比。它是在罗马大劫所留下的惨淡的印象之下写出来的；这次大劫在这位作者看来不仅是学者们所遭遇的难以言传的痛苦的直接原因，而且好象是很久以来就尾随在他们后边的一种恶运的应验。彼埃利奥在书中贯穿的是一种简单的并且在大体上是公正的感情。他并没有介绍某种使天才之士因才致祸的特别力量，他不过是说明一些事实，不幸的遭遇常常带有宿命的特点。他并不想写一个悲剧，或者把一些事件归之于较高的力量的冲突，他满足于把日常生活中的景象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在困难的时候，首先失去了他们的收入，其次失掉了他们的地位，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试图要身兼两职，结果一无所得；看到一些不爱交际的守财奴，把金钱缝在他们的衣服里带在身边，一旦被人抢走就疯癫而死；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获得了高官厚禄，却因为渴望他们已失去了的自由而抑郁寡欢。我们也读到了有些人由于瘟疫或热病而青年早亡，他们殚精竭虑写成的作品和他们的衣裳衾枕一起被焚化；另外一些人生活在同僚谋杀威胁的恐怖中；一个人为一个贪婪的仆人所杀死，和另外一个人在旅行中为盗贼所绑架，因为不能缴纳赎金而在地牢中憔悴以殁。许多人由于遭到耻辱和被骗去了奖赏而死于难言的悲哀之中。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个威尼斯人的逝世是因为他少年奇才的儿子的夭折；接着作母亲的和弟兄们也相继以殁，好象那个死了的孩子把他们都带走了一样。许多人，特别是佛罗伦萨人，以自杀结束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些人死于暴君的秘密审判。究竟谁是快乐的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快乐呢？是让对于这种苦难的所有的感觉变得麻木不仁吗？在彼埃利奥发表他的论点的那篇对话文章里，一个发言者能够对这些问题给我们做出回答——那个有名的加斯巴罗·康达利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转而期待至少听到一些当时关于这一类问题时最真实而最深刻的想法。他提到了贝鲁诺的乌尔巴诺·瓦雷里亚诺修士作为快乐的学者的典型，此人在威尼斯任希腊语教师多年，到过希腊和东方，晚年时游历全国，却从来没有骑过马。他始终一文不名，拒绝一切荣誉和殊遇，在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晚年以后，活到八十四岁才寿终；除去他曾从梯子上掉下过一次而外，他从来没患过一小时的病。这样一个人和人文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后者有超过自己能够汲汲于寻求快乐的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性。这个从儿童时代起就住在修道院里的托钵僧人，寝食必循规蹈矩，因之不再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有所勉强。由于这种习惯的力量，在一切外部的艰苦生活中，过着一种内心平静的生活，这比他的说教更能感动他的听众的。听众看到他的形象，就能够相信，究竟能否克服不幸或者屈服于它就在于自己了。“在贫乏劳苦之中而不改其乐，因为这是他所欲求的，因为他没有染上恶习，所以他不任性使气，反复无常，或漫无节制，而永远满足于很少的东西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听康达利尼自己所说的，则宗教动机无疑地在他的论点中会占有地位，但是，那个穿皮带鞋的实用哲学家却很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他是一个性格相似，但处境不同的人物，是希波克拉蒂的注释者，拉温那的法比奥·卡尔沃。他在罗马活到很老，而“象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样，所吃的只是豆类，所住的小屋也比狄奥金尼斯所住的桶强不了多少。教皇利奥所给他的年金，他只花一点足以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把其余的都放弃了。他不象乌尔巴诺修士是一个健康的人，也不见得象他那样含着微笑而死去。他在九十岁的时候，在罗马大劫中，被希望得到一笔赎金的西班牙人掳走，饿死在一个医院中。但是，他的名字已在不朽者之列，因为拉斐尔爱这个老人象个父亲，尊敬他象个老师，并且诸事必向他请教。他们所谈的也许主要是关于重建古代罗马城的计划问题（参阅第192页），也许是更加高深的问题。谁能说出法比奥在“雅典学派”那幅名画的构思上和在这位大师的其他伟大作品上起有多么大的作用呢？
我们将很高兴地以某一个可喜可爱的人物的描绘来结束我们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将简单地谈一谈彭波尼乌斯·拉图斯。我们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萨伯利科的一封信来了解他的，那封信有意地给他的性格涂上了一层古代的色彩。但他的许多特征还是清晰可见的。他是萨勒尔诺君主的那不勒斯的桑斯维里诺家族的私生子，但他却永远不肯承认他们；在回答他们邀请他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写了那封有名的信：“彭波尼乌斯·拉图斯祝诸位亲戚故旧安好，你们所要求的那件事情不能实现，再见。”他个子矮小，生着一对小而敏锐的眼睛，穿着古怪的服装，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他作为罗马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住在埃斯宝林山上的一个花园里他的农舍里，或者是住在圭利那尔山上的葡萄园里。他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养有鸭子和野禽，另一个地方根据加图、瓦罗和科隆梅拉的最严格的指示来从事耕种。他在康帕尼亚以网鱼捕鸟，或者在多荫的泉水旁边或台伯河岸上以举行野宴来消磨他的假日。他轻现财富，厌弃豪华。他自己不嫉妒，不讲无情的话，也不能容忍别人这样做。只是在反对教士政治上，他才肆言无忌，并且直到晚年，他才被认为完全是一个宗教的嘲讽者。他也受到教皇保罗二世发动的对于人文主义者的迫害，并被威尼斯人送到教皇处；但是没有方法能够从他的嘴里逼出可耻的口供来。他在后来受到教皇、主教们的照顾和支持；当他的家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的骚动里被劫时，为他收集的东西比他所失掉的还多。没有一个教师比他更为正大光明。天未拂晓，人们就看到他打着灯笼从埃斯圭林山上下来，而在他到达他的课堂时，发现里边已经挤满了学生，他们为了获得一个座位半夜里就已经跑来了。一种口吃病使他说话时不能不注意；但是他的发言是平稳而有力的。他的少数作品证明他写作时是很用心的。没有一个学者比他更严肃认真地和更正确地对待古代作家的原作。他为他周围的罗马古迹感动得如此之深，竟致站在它们的前边好象失了神，或者在看到它们的时候突然为之泪下。他为了帮助别人随时可以把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到一边，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敬爱并且有许多朋友；在他逝世时，甚至亚历山大六世都派遣廷臣前来送葬，由他的最有名的学生抬着他的尸体。四十个主教和全体外国使节参加了他在阿拉塞利的葬礼。
介绍和指导古代戏剧，主要是普劳图斯的戏剧在罗马的演出的是拉图斯（见第258页）。他每年都用一个庆典来祝贺创建罗马城的周年纪念；他的朋友和学生在那个庆典上发表演说和举行诗歌朗诵。这就是取得和长期保持“罗马学会”这个名义的那种集会的起源，它仅仅是个人的一种自由结合，并且与任何固定的机构都没有联系。除在上述的节日上集会以外，它也在一个赞助者的约请下，或者在纪念象普拉提那那样的一个已故的成员时举行集会。在这样的时候，将首先由一个属于学会的主教举行弥撒；然后由彭波尼乌斯登上教坛发表一篇演说；随后由另一人接着朗诵挽歌。这种庆典，无论是欢乐的或是严肃的，照例以带有演说和朗诵的宴会结束，而学会的会员，特别是普拉提那本人，很早就取得了贪吃者的名誉。在平常的时候，客人们演出古老的亚特拉风格的闹剧。作为一个拥有各种不同成员的自由组织，这个学会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到罗马大劫时，它的客人中包括有安吉路斯·科洛奇乌斯、约翰·科里奇乌斯等人。作为人们精神生活当中的一个因素，它的真正价值和同类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一样，是难以估计的；但象萨多莱托那样的一个人还把它列入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最宝贵的记忆之中。很多的其他学会在许多意大利城市里出现和消失，这是以它们中间的人文主义者的人数和重要性以及大人物和富豪们给予它们的赞助为转移的。这些学会中我们不妨一提那不勒斯的学会，它以维诺·庞达诺为中心，并且曾派出一部分人去到莱切地方组成分会。还有波尔登讷的学会，它组成了佣兵队长阿尔维亚诺的宫廷。鲁德维科·摩尔的集团和它对于那个君主的特别重要性已经在前文里说过了（见本书58页）。
约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些学会似乎经过了一个全面的变化。人文主义者从他们指挥一切的地位被赶入其他领域，遭到了反宗教改革的人们的侧目而视，失去了对于这些学会的控制，而在这里，象在别的地方一样，拉丁文诗歌已为意大利文诗歌所代替。不久，最不重要的城市也有了它的学会，起有希奇古怪的名字并且有它自己的财产和捐款。除了诗歌朗诵外，这些新的组织从他们以前的学会继承了按时举行宴会和上演戏剧的习惯．这些戏剧有时由会员本人，有时在他们指导之下由青年业余爱好者上演，有时也由雇来的演员上演。意大利戏剧和以后的歌剧的命运很长一个时期被掌握在这些学会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