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意大利人的旅行
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就转向于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之于语言和形式中。
关于意大利人到世界远方的旅行，我们在这里只能做很少的一些一般性的叙述。十字军东征给欧洲人思想打开了远方未知的世界，并且唤起了一切人的旅行和冒险的热情。要准确指出在哪一点上这种热情和对于知识的渴求有联系，或者是为知识的渴求服务，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在意大利它首先是并完全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的。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中，意大利人的兴趣也比其他民族的兴趣更为广泛，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一个海上强国，并和东方有着商业关系。从远古的时代起，地中海就已经给了住在它的沿岸的各民族以一种异于支配北方人民的精神动力；而意大利人，由于他们本身的性格，是永远不能成为条顿人所理解的冒险家的。在他们一度熟悉了地中海的所有东方口岸以后，他们之中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人被诱使参加伊斯兰教徒以这里为门户的广泛的世界活动是很自然的。世界的另一半就好象新发现的一样，展现在他们眼前。或者，象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一样，他们被卷入了蒙古人的洪流中，被带到大可汗的朝廷上去。在早期，我们看到意大利人参加了在大西洋中各地的发现；在十三世纪，热那亚人找到了加那利群岛。在同一年，即1291年，当基督教东方最后一个残余的城市普托利迈斯失掉了的时候，又是热那亚人做了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的著名尝试，来寻找一条通往东印度的海路。哥伦布本人不过是为西方国家服务，航行到远洋的许多意大利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不管怎样，真正的发现者不是那个第一次偶然碰到任何东西的人，而是那个找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和他的前人的思想和兴趣有着一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将决定他对他探索的地方所作的报告。由于这一理由，虽然意大利人认为他们是最先来到这个或那个海岸之说可能被驳斥，但他们将仍然保持其为整个中世纪后半期卓越发现家的民族的这种称号。比较充分地证明此说则属于专门的发现史的范围。不过迄今，我们还是时常以赞赏的心情瞻仰那位伟大的热那亚人的威严的形象，是他要求、探索并发现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他第一个可以说：“世界是渺小的”——世界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在西班牙把亚历山大六世送给了意大利人的时候，意大利把哥伦布给了西班牙人。仅在那位教皇去世前数星期（1503年7月7日），哥伦布自牙买加写给当时不知感恩的奉教诸王的可贵的信件，使后世人读之不能不为之深深感动。在他署有1506年5月4日，发自巴利阿多里德的遗嘱附录里，他把“教皇亚历山大赐给他的那本祈祷书遗赠给他可爱的故乡，热那亚共和国；这本祈祷书对于他无论在监狱中，在斗争中或在各种患难中都曾是一种最大的安慰。”看来好象是这些话给那使人憎恶的波几亚的名字投下了一道最后的恩惠和慈爱的闪光。
意大利人中间关于地理学和有关科学的发展，正如他们的航海史一样，我们只能很简单地谈一点。把他们的成就和其他国家的成就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就显出在他们那一方面在早期具有的明显的优越性。十五世纪中叶，除在意大利外，能从哪里找到象在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的著作里边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的呢？不仅在他的伟大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书信和评述文章中，只要他用得上自己的观察或人家的见闻时，他写风景、写城市、写风俗习惯、商业和物产、政治情况和政治制度等都同样出色。他从书中取得的材料自然是次要的。甚至对于弗里德利希三世在那里给他有俸圣职的地方——提罗尔地区的阿尔卑斯山——的溪谷的短短的素描，尤其关于苏格兰的描写，也都没有漏掉任何关于人们生活的叙述，并且表现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比较的能力和方法，而这是除了哥伦布的受过古人熏陶的同乡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千万人都看到过并且部分地知道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内心里却没感到有对它做一番描写的必要，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世人希望有这种描写。
在地理学上和在其他学科上一样，要想分清有多少应该归功于古人的研究，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特殊天才是徒劳的。甚至于在他们熟悉古代著作以前，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客观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半古代的人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容易有这种倾向。但是，如果不是旧日的地理学家给他们指出了道路，他们也不会这样快地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现存的意大利地理书对于旅行家和发现者的精神和倾向的影响也是不可估计的。即使他不过是一门科学的“外行——要是在现在，我们就要把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划入很低的一级水平——但他也适足以在这一门学问上引起一种一般的兴趣，这种兴趣恰好为新的先驱者准备了对于这一门学问容易发生爱好的不可缺少的群众心理基础。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发现者都深知他们应该怎样感激这种媒介。
第二章 意大利的自然科学
读者欲知意大利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必须参看有关这一题目的一些专论，其中惟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李伯利那部肤浅的价值不大的著作。关于某些特殊发现是谁领先的争论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文明民族中间，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人，他开始时虽然基础很薄，但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由于他的天赋才能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兰斯的格伯特和罗杰·培根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以精通当时那几个部门科学的全部知识，是他们热心从事的精神的一种自然结果。当幻觉的纱幕一经扯碎，当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对于书籍和传说的盲信一经克服时，就有无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等待解决。当别的民族对自然仍淡然漠视的时候，这整个民族却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也就是说，当一个发现者既没有受到威胁也不是完全受忽视，而是能够指望从志趣相投的人那里得到亲切支持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疑问，在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形。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但丁对于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暗示和证明。关于他是否在某些发现或论证上占先的问题，我们必须留待科学家来判断；但是，单是他在描写和对比中所表现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丰富的知识，每一个外行的人看了也都不能不为之感动。他是从自然界的现实取得知识，或是从人类生活的现实取得知识，然后运用这些知识，绝不是仅仅用来做点缀，而是要使读者对他的意义有最充分和最恰切的理解。在这方面他比任何近代诗人都做得更多。他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以学者专家的面貌出现，但我们必须不要忘记：他的伟大诗篇中有许多天文学上的引喻，我们现在看来虽显得学究气，但在当时对于一般读者一定是可以理解的。除专门学识外，但丁还谈到关于天空的通俗知识；由于那时的意大利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这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无异于古人。历法和钟表已经使星座升降的知识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成为多余的了，而人们一度对于天文学所感到的任何兴趣也都随之而消逝。现在，我们有学校和教本，每一个儿童都知道——也是但丁所不知道的——地球围着太阳旋转；但是，过去一度对于这一门学问本身所感到的兴趣，除天文学专家外，已经完完全全地淡簿下来了。
和星象也发生关系的假科学并不能证明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缺少推理的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为一种要洞察未来的热烈愿望所妨碍甚或为它所压倒而已。在我们谈到意大利人民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特征时，我们将回过来讲占星学这一个题目。
教会对待这一门和其他各门假科学几乎总是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真科学，只要有人告发它是异端或搞巫术时，却显出真正的敌视态度——而这种情况的确是屡见不鲜的。引起人们有兴趣来做出判断的一点是：意大利多密尼克会（圣芳济会也一样）的异端裁判所法官是否知道并在什么情形下知道指控是诬告，但或者由于答应了狱囚的敌人的要求，或者由于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于试验的憎恨，而仍然对被告判罪。后一种情形无疑地发生过，但却不容易加以证实。有助于在北方国家里造成这种迫害的，即为人们所公认并得到官方赞许的烦琐哲学的自然观体系支持者对于革新者的冲突，在意大利是不太重要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在十四世纪初，大家都知道，阿尔巴诺的彼埃特罗是由于另一个医学家的嫉妒，在异端裁判所被控以异端和幻术罪而受害；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与他同时代的一个帕多瓦人，乔万尼诺·桑圭纳奇身上，因为桑圭纳奇是一个有名的医术革新者。但他却以被流放而幸免于难。我们也别忘记：多密尼克会士在意大利行使宗教审判的权力不象在北方国家里那样一律无变化。在十四世纪，暴君和自由城邦有时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教会人士，因而对自然科学上许多极端违反宗教的问题置之不问。到了十五世纪，当古代研究成为在意大利的主要力量时，世俗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利用了它在旧制度上所造成的缺口。不过，人文主义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吸收到了它那方面去，因此，无疑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推理的研究。而宗教审判突然又在各处盛行起来，并把医生们当作亵渎神明的人或幻术家来惩罚或烧死。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发现什么是这种判罪后面的真正动机。不管怎样，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因为有保罗·托斯卡内利、卢卡·巴乔洛和列奥那多·达·芬奇诸人，所以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据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
在早期对于收集动植物和加以比较研究所表现的热情，是意大利人对于博物学具有广泛兴趣的重要证明。意大利自认为是植物园的最早的创建者，虽然这些植物园可能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这种最早的说法本身是可以商榷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们和富翁们在设计他们游玩的花园时，自然一定会尽可能最多地收集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植物。因此在十五世纪，美第奇家的加里吉别墅的壮丽庭园，从我们所有的关于它的描写看来，几乎是一个有无数不同的花草树木的标本的植物园。十六世纪初，在通往蒂沃利的罗马·康帕尼亚地方的特流齐奥枢机主教的花园也是属于同一类的；它有由不同种类的玫瑰花圈成的篱笆，有各种不同的树木——果树种类之多尤为惊人——有二十种不同种类的葡萄树和一个大菜园。这显然与在西欧任何宫城或修道院里所能找到的二十种或四十种常见的药用植物是很不同的。和细心培植供食用的果树一起，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一种其本身仅足以供观赏用的植物的兴趣。我们从艺术史中知道，这种收集植物的热情的消失和让位于所谓具有生动如画的风格的造园法已经是在很晚的一个时期了。
外国动物的收集同样不仅为满足好奇心，而且也是为了较高的观察目的。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口岸运输的方便，和意大利气候的温和，使意大利常能购买南方的最大的动物，或从苏丹们那里接受它们作为礼物。那些城市国家和君主们特别渴望养有活狮子，即使狮子并不象在佛罗伦萨那样，是国家的标志。狮子洞一般是象在佩鲁贾和佛罗伦萨那样设在政府的宫城里边或附近；在罗马它是在加比托尔山坡上。这些野兽有时被用来作为政治判决的刽子手，而无疑地，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它还在人民心中保持着某种恐怖。它们的健康情况也被认为是吉祥或厄运的预兆。特别是它们的多产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繁荣的象征，就是乔万尼·维兰尼也认为他参观一个母狮的分娩是值得记载的。小狮子常常被送给盟邦和君主们，或者送给雇佣兵队长作为对他们的勇敢的一种奖赏。除狮子外，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开始委派专门的饲养员来养豹子。费拉拉的博尔索常常使他的狮子和牛、熊以及野猪争斗。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许多君主都保有真正的动物园，它们当时被认为是宫廷的应有设施的一部分。马达拉佐说：“养马、养狗、养骡子、养鹰和其他鸟类以及蓄有宫廷弄臣、歌手和外国动物是适合于大人物的身分的。”在费兰特等人执政的时代，那不勒斯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匹斑马，好象是巴格达的君主赠送的。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不仅拥有价值五百金币或一千金币的马和贵重的英国狗，而且还有从东方各地弄来的一些豹；他为他从北欧国家收集来的猎鸟所付出的每个月的开支达到三千个金币。我们从布鲁纳托·拉蒂尼的著作中读到：“克雷莫纳人说，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把普雷斯特·约翰从印度送给他的一只大象弄到他们的城内”；佩脱拉克记载过大象在意大利的日趋消亡。当葡萄牙的伊曼纽尔大王送给列奥十世一只大象和一条犀牛时，他很知道他是在做些什么活动。当时科学的动植物学的基础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动物学研究的一个实际成果就是育马场的建立，而在弗兰切斯科·贡查加时代的曼图亚的育马场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对于不同的马的品种的兴趣和关于它的知识无疑地和骑术本身是同样古老的，而欧洲种和亚洲种的杂交一定是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成为平常的事情了。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各大城镇所举行的有奖赛马对于改良马种是一个特别的诱因。在曼图亚的马厩中，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些比赛中必然获胜的良马和最好的战马，以及最适合于作为礼品送给大人物的雄伟的骏马。贡查加保有从西班牙、爱尔兰、阿非利加、色雷斯和西里西亚各地方来的种马和母马，为了从西里西亚获得马匹，他曾和土耳其苏丹缔交。为了培育最好的良马，在这里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试验。
甚至也不乏人类的动物园。有名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美第奇，是奈穆尔大公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在他的奇怪的宫廷里养有一队野蛮人，他们说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而且都是他们那些种族的典型的标本。其中有具有北非摩尔人最优良血统的举世无双的走钢丝的人，有鞑靼人的射手，有黑人摔跤家，有印度潜水者和土耳其人，他们一般都陪伴着那位枢机主教出外打猎。当他于1535年早逝时，这个穿着杂色衣服的队伍肩舁着他的遗体从伊特利走到罗马，以他们混杂的语言和强烈的手势和大家一起对这个慷慨的枢机主教表示哀悼。
这些关于意大利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丰富多彩的自然产物的兴趣的零散介绍，仅仅是一个伟大主题的片段。作者比任何人都深知自己关于这一方面知识的不足。很多关于这一主题有充分研究的专著，作者甚至连其书名也知道得不多。
第三章 自然美的发现
但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外，还另有一条接近大自然的道路。意大利人是现代人中最早看到和感到外部世界有美丽之处的。
这种欣赏自然美的能力通常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的结果，而它的起源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因为在它表现在诗歌和绘画中并因此使人意识到以前可能早就有这种模糊的感觉存在。例如，在古代人中间，艺术和诗歌在尽情描写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之后，才转向于表现大自然，而就是在表现大自然时，也总是处于局限的和从属的地位。不过，从荷马时代以来，自然给予人们的强烈印象还是被表现在无数的诗句和即景生情的词句中。立国于罗马帝国废墟之上的日耳曼各族，是完全和特别适合于欣赏自然风景的美丽的；虽然基督教有一个时期强迫他们把他们一向尊敬的山、泉、湖沼、树林、森林看成为恶魔所造，可是这种过渡性的概念不久就被放弃了。到1200年，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于外部世界又重新有了真正的，衷心的领略，并且在各民族的行吟诗人的歌唱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这些诗歌证明对于自然界的一切简单现象——春花灿烂、绿野、树木都有一种深深的感受。但是，这些描绘都是眼前的景色而没有远景展望。即使是走过很远路程和看到过很多地方的十字军战士，也像这些诗篇一样显出不熟识，那种把盔甲和服装描写得非常细致的叙事诗，对于外界的自然景色不过是略作描述；甚至伟大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对于他的主角活动的场景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给我们做过充分的描绘。从这些诗篇中，人们绝对猜想不到，诗篇的各国的高贵的作者住过或者到过高大的城堡，眺望过远方的景色。就是在流浪教士的拉丁诗里边（见本书第180页），我们也看不到远景——所谓纯风景——的描写，但有时对于眼前景物的美轮美奂的描绘却是任何骑士诗人所不能超越的。有什么样的描绘能够和我们认为它是十二世纪的意大利诗人所写的那一幅“爱的丛林”的图画相比呢？
住在那儿的人，长生不老；那儿的树木，无不以自己的果实自豪；条条道路上，没药、肉桂和豆寇的芳香缭绕——主人不出门可以猜想到，……
总之，在意大利人心目中，大自然这时已洗刷掉罪恶的污染，摆脱了一切恶魔势力的羁绊。阿西西的圣弗兰切斯在他的《太阳颂》里边，率直赞美上帝对于天体和四行的创造。
但是，准确无误地证明自然对于人类精神有深刻影响的还是开始于但丁。他不仅用一些有力的诗句唤醒我们对于清晨的新鲜空气和远洋上颤动着的光辉，或者暴风雨袭击下的森林的壮观有所感受，而且他可能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关于薄伽丘，我们只能说乡村风景对他怎样发生过影响；可是，从他的浪漫的田园诗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想象中充满了这一方面的景物。但是，充分而明确地表明自然对于一个能感受的人的重要意义的是佩脱拉克——一个最早的真正现代人。那位纯洁的亚力山大·冯·洪堡——他首先从各国文学著作中收集了关于自然美的感受的起源和发展的材料，并且他自己在他的《自然的面貌》中完成了描写风景方面最有名的杰作——对于佩脱拉克并没有做最公平的评价；追随在这位伟大的收集者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希望拾取到一些有趣和有价值的东西。
佩脱拉克不仅是一个有名的地理学家——意大利的第一张地图据说是在他的指导之下画出来的——和一个古代箴言的仿作者，而且他也是一个自然美的亲身感受者。于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也喜爱大自然的享受；为了二者可以得兼，所以他才在沃克吕兹等地过着学者的隐居生活，所以他才时常逃避世界逃避时代。如果我们从他的描写自然风景的能力的薄弱和没有获得发展上得出他对大自然没有深刻感受的结论，那对他将是不公平的。例如，他把关于可爱的斯佩西亚海湾和威尼里港口的描写插在《阿非利加》第六卷末尾，理由是没有一个古代人或近代人曾经歌唱过它们，这段描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物罗列，但是，在他的致友人书中关于他曾流连忘返的罗马、那不勒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描写，则是美丽如画和与主题相称的。佩脱拉克也能欣赏山色的美丽，而且完全能够把画境和大自然的实用价值区别开来。在他居住于勒佐的森林期间，由于突然看到了一处令人难忘的风景而受到了感动，使他恢复了搁置已久的一篇诗的写作。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攀登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在他心里，一种难以形容的登高远眺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一直到最后他偶然看到了李维著作中的一段描写罗马的敌人，菲力普国王攀登哈姆斯山的文章使得他下了决心。他想：一个白头的君主可以登高山而不受谴责，一个青年以私人身分登高山自然更可以为此而得到原谅。为登山而登山是没听说过的，因之不能希望有朋友或相识作伴侣。佩脱拉克只是带着他的弟弟和他最后居留地点的两名乡人同行。在山脚下，一个年老的牧人劝他往回走，并且说，五十年以前，他自己曾经试图攀登，而带回家来的却只有悔恨、摔伤了的身体和撕烂了的衣服，而在那以前和以后没有任何人冒险做过同样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向前，攀援而上，直至白云出现在他们的脚下而最后到达顶峰。想从峰顶上来描写周围的景色是徒然的，并不是因为诗人对它没有感受，而相反地是因为它给人的印象使人感动得无法形容。他过去整个的一生连同他的一切痴想都浮上了他的心头；他记起了十年前自己离开波洛尼亚的那一天还是一个青年，于是以一种渴望的眼光投向了他的故土；他打开了一本当时经常带在身边的书，《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目光落在第10章的一段上，“人们到外边，欣赏高山、大海、汹涌的河流和广阔的重洋，以及日月星辰的运行，这时他们会忘掉了自己。”他对他的弟弟读了这些话而他的弟弟不能了解为什么他合上了书，没有再说什么话。
几十年以后，约在1360年，法齐奥·德利·乌贝蒂在他的用韵文写的地理书（见本书第183页）中描写了登奥弗涅山远眺的广阔的全景，诚然，他的兴趣只在地理和考古上，但仍然清楚地表明他亲身看到了这些景色。不管怎样，他一定攀登过更加高得多的山峰，因为他熟悉只有在拔海一万英尺或以上的地方才能发生的那些事情，如高山病及其并发现象等等。他的虚构的同伴苏利努斯试图以浸有香精的海绵给他治疗。他所说的攀登巴尔那苏斯山和奥林帕斯山也许仅仅是虚构的。
在十五世纪中，佛兰德斯画派的大师，胡伯特和约翰·范·艾克突然搞开了大自然的帷幕，他们的风景画不仅是力图用艺术来反映真实的世界，而且虽然使用的是传统的表现手法，却具有某种诗意——简单说来，具有一种性灵。他们对于整个西方艺术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并且扩大及于意大利人的风景画，但是并没有妨碍意大利人观察自然的特有的兴趣，以找到他自己的表现方式。
在这一点上，象在对于自然的科学叙述上一样，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仍是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即使我们认为对于他的性格的一切非难都是公平的，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很少有其他的人曾经这样充分地反映过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以及它的文化，而且很少有人更接近于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的人。此外，我们还可以附带提到：就是关于他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只是听信德意志教会的牢骚，说由于他的反复无常而阻碍了它所热烈盼望的宗教会议的召开，我们对他就不能做出公平的判断。
这里，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不仅是第一个领略了意大利风景的雄伟壮丽的人，而且也是第一个热情地对它描写入微的人。他对于这个教会国家和托斯卡纳南部地区——他的家乡——知道得非常详细。他在做了教皇以后，在美好的季节里，主要是以到乡间去旅行来消磨他的闲暇时间。最后，这个患痛风病的人变得相当富裕，足以使人用肩舆抬着他登山玩水；当我们把他的享受和他以后的教皇们的享受做比较时，则这位庇护教皇看来几乎是一个圣者，因为他的爱好主要是在领略自然之美、访求古迹和欣赏朴素而宏伟的建筑上。在以优美而流畅的拉丁文所写的《回忆录》中，他坦率地谈到他的乐趣。
他似乎有可以和任何一个现代游览者媲美的敏锐而熟练的观察力。他以狂喜的心情从阿尔本山的最高峰上——从卡弗山上——眺望周围壮丽的景色，从那里他能够看到特腊契纳港和契尔切奥海岬那边圣彼得湾的海岸，远及于阿尔金达罗山峰和周围的广阔的田野，那里有古代城市的废墟和对面的中部意大利的山脉。然后，他的目光转向于在它们下边洼地上的苍翠的森林和在树林中间的清彻的湖水。他觉得托第山峰姿势很美丽，它高踞在布满了葡萄园和橄榄树的山坡上边，俯瞰远处的森林和台伯河的溪谷，那里在弯弯曲曲的河流的两旁建立起许多市镇和城堡。锡耶纳附近可爱的山峦，高高低低地到处点缀着别墅和修道院，那是他自己的家乡；他以一种特殊的感情作了描写。单一的美丽如画的风景，象伸展到博尔塞纳湖里边的蒙特岬小山嘴，对他也有同样的魔力；我们读过这样的描写：“由葡萄藤浓荫覆盖着的岩石蹬道向下通到水边，那里在峭壁悬崖间生长着橡树，画眉鸟的歌唱使它充满生机。”在讷密湖的周围的小路上，在栗子树和果树的下边，他感到就在这个地方，在狄亚娜神的隐居处，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定是觉醒的。他常常在巨大古老的栗子树下或者在淙淙泉水旁边的绿草地上的橄揽树下召开枢机主教公会或接见使节。一条狭窄的溪谷上边飞架着一座拱桥，象这样的景色也会立刻引起他的美的感受，就是极细微的地方也能通过它的一些美丽的、完好或独特之处给予他一种喜悦——如波涛起伏的亚麻地，漫山遍野的金雀花，甚至于荒林丛草，孤树流泉，在他看来都是自然的奇观。
1462年夏天，在瘟疫和暑热使人们无法在低地上居住，他因而移住到阿绵达山峰时，他对于自然美的热爱达到了高峰。他和他的廷臣们决定住在半山腰古老的圣萨尔瓦多尔的伦巴第修道院里。从那里，从长在陡坡上边的栗子树中间，可以放眼看到整个南部的托斯卡纳和远处的锡耶纳的群塔。他让他的同伴们和威尼斯使节一起登上最高峰；他们在峰顶上发现了两块大石头互相重叠——或者是史前时代的人们的祭坛——并幻想他们在远处看见了科西嘉岛和撤丁岛浮现于海上。在山上的清凉的空气里，在古老的橡树和栗子树中间，在碧绿的草地上，既没有刺伤足踝的荆棘，也没有害人、扰人的毒蛇和虫豸，这位教皇就在那里度过他的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了一周中间的某些天里所进行的公文签署，他每一次都选择某一个新的浓阴覆盖的隐蔽处，“当时他正发现深山穷谷间使人选择为难的新的泉水和新的树荫处”，在这样的时候，猎狗也许把一只公鹿从它的巢穴中惊起，而那鹿在用蹄子和叉角抵抗一阵之后，最后一定会逃到山上去。在夜晚，这位教皇惯常坐在修道院前一个能够看到整个帕格利亚山谷的地方，和枢机主教们进行愉快的谈话。廷臣们在出外打猎时，冒险从高处走到山下，发现下边的暑热使人难于忍受，那烧焦了似的大地象一个地狱，而修道院则树阴笼罩，凉气袭人，真象一个洞天福地。
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近代享受而不是一种古代生活的回味。尽管古代人自己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但庇护所知道的那些作家们的贫乏的描写也是一定不足以唤起他的这种热情的。
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那时到来的意大利诗歌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和同时期的拉丁诗歌一样，充分显示了自然对于人类心灵的巨大影响。首先看看那个时代的抒情诗人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诚然，对于自然风景做精心的描绘是很少的，理由是在那个精神饱满的时代里，小说和抒情诗或叙事诗另有它们所要处理的事情。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有力地描绘了自然，但尽可能地求其简短；他们并没有想用他们的描写来唤起读者的感情，而只求用他们的故事和人物来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书信作家和哲学对话作家比诗人们更好地证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热爱。例如，小说家邦德罗严格遵守他那一个文学工作的法则；他在他的小说中对于他的故事在其中展开的自然风景，除了必要的以外，一个字也不多写，但在小说前边常见的献词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的吸引人的描绘，以作为他的对话和社会生活图画的背景。在书信作家当中，不幸地必须提出阿雷提诺为第一个曾经用语言来充分描绘出意大利黄昏时分晦明交错的壮丽景色的人。
我们有时也看到诗人们留恋乡村生活的优美景色的情感；约在1480年，蒂托·斯特罗齐在一篇拉丁文挽歌里边对于他的情妇的居处做了描绘。我们看到了一所古老的布满了长春藤的房子，半隐在树丛中，点缀着已受到风雨侵蚀的圣徒故事的壁画，在它的附近有一个小教堂，大部分已经为流过它旁边的波河的汹涌奔腾的河流所冲毁；在不远的地方，那个教士在用借来的耕牛耕种他的几路得的贫瘠的土地。这并不是对于罗马挽歌作者的追怀，而是真正的近代情感；在本书的这一部分的结尾处，我们将看到另一篇朴实无华地描写一般乡村生活的同样的作品。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德国的画家，在十六世纪初，例如阿尔布雷希特·杜雷尔就在他的“浪子”那幅版画里，以完美的技巧成功地表现了这些乡村生活的景色。但是，一个在现实主义学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画家，如果取材于这些景物，那是一回事，而一个习惯于一种理想的或者神话式的体裁的诗人，如果由于内心的冲动而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除了这一点外，在时间上的领先，象在乡村生活的描写上一样，意大利诗人也是兼有的。
第四章 人的发现。诗歌中对于人的内心的描写
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这个时期首先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其次并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的确，人格的发展主要在于对一个人自己的和别人的人格的承认上。本书曾谈到古代文学对这两大过程的影响，因为对于个人和一般人性的理解和表现的方法是受到这种影响感染和得到刻画的。但是这种理解和表现的能力仍是那个时代和那个人民所具有的。
本文将加以引证的事实不多。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如果说作者感到他在什么地方是立足在危险的猜想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在他看来是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精神运动中间的一个明显的（即使是微妙的和渐进的）过渡，而在别人看来也许不是那么同样地清楚。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逐渐觉醒这一现象对于每一个旁观者产生的印象可以因人而异。时间将判断那一个印象是最可靠的。
幸而关于人性的精神方面的研究不是从研究理论心理学出发——为了这个目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就足够了——而是从努力观察和叙述去着手的。这种心理学的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是限于当时流行的、常常和迷信星宿的力量相结合的四种气质的学说。这些概念可能在个人的心理上是难于根除的，但并不妨碍时代一般的进步。当人性的最深奥的本质及其一切典型的表现不仅由于准确的观察已为我们所知，而且被不朽的诗歌和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能碰到这些概念，那自然会给我们留下独特的印象的。听来可笑，有一个本来应是有能力的观察者认为克莱门七世具有一种忧郁的性格，但由于医生们认为这个教皇具有一种多血质和胆汁质的天性，他就屈服于医生的诊断。还有，同一个加斯敦·德·弗瓦，这位拉文纳的胜利者，乔治昂给他画过像，本巴亚给他雕过像，而一切历史家也都描写过他，当我们读到他是一个具有沉淀质的人时，也会觉得是可笑的。无疑地，那些使用这些名词的人是有他们的一定含意的；但是他们用来表明他们的意思的那些术语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已是非常陈腐的了。
我们将首先谈谈十四世纪的伟大诗人的诗作，他们是无拘束地描写人类精神的范例。
如果我们从前两个世纪期间的所有西方国家的宫廷诗和骑士诗里边收集精华，我们将得到大批对于内心生活有奇妙观测和独到描绘的作品；这些作品初看起来似乎是可以与意大利人的诗歌相匹敌的。姑置抒情诗不谈，斯特拉斯堡的哥德弗雷在他的《特利斯特拉姆和伊索尔特》中表现了人类的激情，所具有的某些特色是不朽的。但是这类作品有如沧海遗珠，散处在矫揉造作的老生常谈的作品中间，而它们完全是与描写人类内心及其丰富的精神面貌的纯客观的描写很不相同的一些东西。
在十三世纪里，意大利也通过“抒情诗人”而在宫廷诗和骑士诗中占有它的一份。主要由于这些抒情诗而产生了“短歌”，这种短歌的构造和任河北方抒情诗人的歌曲构造一样的费力和不自然。无论那个诗人是平民或是学者，它们的主题和思想内容都不外是表达宫廷中歌功颂德的俗套。
但是最后出现了两条新的道路，沿着这两条道路，意大利诗歌能够走向另一个具有特征的将来。它们并不因为只是涉及到诗歌艺术的形式和外部方面而就不大重要。
但丁的老师布鲁纳托·拉蒂尼在他的“短歌”里边采取了“抒情诗人”的惯常写法；第一首著名的“无韵诗”，或者说十一音节的无韵诗是他写的，这种诗虽显然不注重形式，但却于无意中表现了一种真实的情感。我们可以在以后一些年代里的壁画中看到，并可以在更晚一些年代里的各种绘画中看到，同样的由于对内心构思力量有信心而有意识地放弃外部的效果。这些绘画开始不再依靠色彩来产生效果，而只是采用一种较淡的或较浓的阴影。对于一个非常重视诗歌的人为的形式的时代来说，布鲁纳托的这些诗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约在同时，或甚至在十三世纪的前半期，当时在欧洲大量出现的，许多严格对称的韵律形式之一的十四行诗，在意大利成了一种标准的和为人所承认的诗律。诗韵的押法，乃至诗行的数目在整个一世纪中都是有变化的，一直到佩脱拉克才把它们永久固定下来。一切较高的抒情或冥想的主题，以及较晚时期的各种各样描述的主题都是以这种形式来处理的，而那些情歌、六重唱以至“短歌”都被降到了从属的地位。以后的意大利作家半诙谐半愤慨地抱怨这个必须使用的诗型，这个削足适履的普罗克鲁斯特斯的床，因为他们被迫使他们的思想感情适应这种形式。其他的人则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对于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非常满意，他们自由地运用它来表现任何个人对于往事的追怀，或写些没有必要性或严肃目的的无聊的拙劣诗歌。因此，在十四行诗中，拙劣而没有价值的诗比好诗为多。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为，十四行诗对意大利诗歌来说是难以言语形容的天赐之福。它的层次分明结构美丽，后半首更为流畅的风格使人意气风发，以及它的容易成诵，甚至最伟大的大师们都非常予以重视。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十四行诗的独特的价值，他们也不会继续运用它一直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这些大师们是能够用其他完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的。但是，他们一旦使十四行诗成为抒情诗的通常形式，许多其他即使不是具有最高才能也是具有伟大才能的作家就不能不把他们的感情集中到这种形式里边来，以免迷失于散漫无羁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于意大利文学，十四行诗成了一种思想感情的集中表现形式，这是任何其他近代民族诗歌中所不具有的。
因此，意大利的感情世界以一系列清晰、扼要和最简洁有力的描绘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其他民族也具有这种同样的表现形式，我们对于他们的内部精神生活也许会了解得多些；我们可能有很多描写人们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反映民族特征和民族气质——的作品而不必再依赖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所谓抒情诗人来取得这些知识，这些诗人的作品是从来不会使人以认真的欣赏的心情来阅读的。在意大利，我们能够从十四行诗开始存在的时候起看到一种确实无疑的发展。在十三世纪的后半期，如他们最近所称的“过渡时期的抒情诗人”标志着从抒情诗人向诗人——亦即向在古代文学影响下写作的诗人——的过渡。他们的质朴、充沛的感情、活泼有力的叙述，准确的表达，以及他们的十四行诗和其他诗篇的圆满纯熟，都预报着象但丁这样的诗人的到来。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某些政治性的十四行诗（1260－1270年）就已具有但丁的热情的格调，其他的人的作品使我们想起了他的最美妙的抒情格调。
关于但丁自己的十四行诗的理论观点，我们不幸是无所知的，因为他准备用来论述短歌和十四行诗的著作《俗语论》的最后几卷，不是没有写成就是已经散失。但是，事实上他在他的十四行诗和“短歌”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内心生活体验的宝库。他把它们组织得多么好呀！他在《新生》一书中用来说明每一篇诗的缘起的散文的美妙不亚于那些诗本身，并且和那些诗形成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统一的整体。他以大胆的坦率和真诚来流露他的种种欢乐和悲哀，并毅然把它们熔铸在最严格的艺术形式里。仔细地读这些十四行诗和“短歌”，以及他那散在它们中间的青年时代的日记的那些美好的片段，我们就会想到：整个中世纪，诗人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自己，而他是第一个探索自己的灵魂的人。在他那个时代以前，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诗篇，但他是第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第一个有意识的把不朽的内容放在不朽的形式里。主观的感受在这里有其充分客观的真实和伟大，而它的大部分都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因而可以使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把它看作为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当他用一种纯客观的精神来写作，并让人们只是从某些外部事实来猜测他的感情的力量时，象在他的辉煌的十四行诗《多么可爱》等篇和《仔细地看吧！》等篇里那样，他似乎就感觉到有请求原谅的必要。这些诗篇中最美丽的《且行且沉思的巡礼者们》一篇实际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即使没有《神曲》，但丁也会以这些青年时代的诗篇划出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的界限。人类精神在向意识到它自己的内在生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包含在《神曲》内容里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启示简直是数不胜数的。为了从这一观点上来对它做出正确的估价，我们就需要一篇接着一篇地来检阅全诗。幸而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神曲》很久以来就是一切西方国家每天的精神食粮了。它的布局和它的立意是属于中世纪的，并且只能在历史方面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它对于人性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都做了有力而丰富的描写，所以它仍不失为是一切近代诗歌的滥觞。
从这个时代以来，诗歌大概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命运，可能约有半个世纪之久呈现了一种所谓退步的现象。但是，它的更高的和更重要的原则却永远被保全下来了。在十四、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只要他忠实于这个原则，他和意大利以外的任何诗人（假设他们首先有同等的天赋才能）——这自然未必容易得到满意的解决——相比，就代表着一个更为进步的阶段。
在这方面，文学——诗歌是属于其中的一种——象在意大利的其他事物中一样，是走在造型艺术前边的，而且事实上给它们以主要的刺激。过了一百多年，绘画和雕刻的精神要素才在任何方面得到了可以和《神曲》相比的表现力量。这一条规律对于其他国家的艺术发展适合到什么程度，和这一整个问题有什么重要性，这与本书无关。对于意大利文明来说，它却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方面应该给与佩脱拉克以什么样的地位，必须由这位诗人的许多读者来决定。有的人以检察官的精神来研究他，并汲汲于发现他作为“诗人”和作为“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他对于爱情的不忠实，和他的性格的其他一些弱点。这样全力以赴之后，结局可能对他的诗歌完全失去了兴趣。那么，我们可以取得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整体”的了解来替代艺术欣赏了。可惜的是佩脱拉克从阿维尼翁写的书信里很少有可以被我们抓住的闲话，而他的熟人和他的熟人的朋友们的书信也不是已经散失就是从来就没有过。当我们不是被迫去追问一个诗人怎样和通过什么样的斗争，从他自己的可怜的生活和命运中挽救了一些不朽的东西时，有的人却不是为此去感谢上帝，而是从这些所谓的“遗稿”中为佩脱拉克组织成一篇读起来象起诉书一样的传记。但是，诗人可以自慰。如果要象在英国和德国已经开始做的那样，把名人书信的印刷和编纂再延长半个世纪，他将有许多有名的同伴和他一起坐在悔罪席上。
虽然我们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一些勉强的、不自然的东西，这仅仅是作者在有意地重复自己的格调和按照老调来歌唱，但我们仍不能不叹赏那些灵魂深处的许多美妙的图画——刹那之间的欢乐和悲哀的描写。这些一定都完全是他自己的，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人作过任何这种描写，而他对于他的国家和全世界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他的诗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样地浅显易懂；伴随着他的最美丽的思想，有时也出现一些牵强的比喻或者逻辑学上一些诡辩的把戏，这些都是不合于我们现在的口味的。但是比较起来，这些诗歌还是优点居多。
薄伽丘在他的不大为人所知的十四行诗里，有时也成功地对他的感受做了最有力的和最有效果的描绘。“回到被爱净化了的地方”（第二十二首）、“春的忧郁”（第三十三首）、“诗人老去的悲哀”（第六十五首），他都写得很好。在《爱弥多》里，他描写了爱情使人性趋于高贵和纯净的力量，那种风格几乎使人想不到它是出自《十日谈》作者的手笔。在《费亚梅塔》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充满了最敏锐的观察力的关于人类灵魂的伟大而细致的描写，虽然它美中不足，由于缺少一致性，和有些部分因为爱用响亮动听的词句，以及不幸地把神话比喻和经典引文混杂在一起而受到了损害。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则《费亚梅塔》可以说是但丁的《新生》的一种姊妹作，或者无论如何，它是导源于《新生》的。
毫无疑问，古代诗人，特别是挽歌作者和维吉尔在他的《艾尼伊德》第4卷里，对于这一世代和下一世代的意大利人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意大利人内心的感情的源泉是强有力和独特的。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把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相比，我们将发现他们本身是最早充分表达近代欧洲感情的。不要忘记：问题不是要知道其他民族的优秀人物是不是和他们有同样深刻而崇高的感受，而是谁首先以作品证明他们具有人类心灵活动的最广泛的知识。
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悲剧上没能够超过第二流的地位呢？那是一个表现人类的性格、思想和感情的成长、斗争和衰落的种种不同的形式的园地。换句话说，为什么意大利没有产生莎士比亚呢，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人没有理由害怕和英国以外的其他北方国家的戏剧相比；但他们却不能和西班牙人的戏剧争衡，因为意大利早已失去了宗教狂热的一切痕迹，把可尊敬的骑士道德仅仅看作是一种形式，并且他们非常聪明，非常骄傲，不愿意在它暴虐的不合法的主人们面前屈膝。所以我们只能考虑到繁荣时期不长的英国戏剧了。
一个明显的回答是：全欧洲只产生了一个莎士比亚，而这样的人是不世出的天赋奇才。更可能的是：当意大利戏剧正要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时，反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了，再加上西班牙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统治并间接地对整个半岛的统治之助，使得意大利精神的最美丽的花朵濒于枯萎。很难想象，在西班牙总督的统治下，或者在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旁边，或者甚至在几十年以后莎士比亚自己的国家里，在英国革命时期，能产生一个莎士比亚。达到完美地步的戏剧是每一个文明的晚期产物，它必须等待它自己的时代和运会的到来。
但是，在离开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还必须提到阻碍或推迟了意大利戏剧高度发展的一些情况，直到这些情况已成为过去时为止。
作为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肯定地提到，这个民族的舞台兴趣被引向了另一方面，主要是被引向了奇迹剧和宗教游行仪式的方面。在全欧洲，有关宗教的历史和传说的戏剧演出形成了世俗戏剧的滥觞；但是，意大利（我们在后文中还要详加叙述）在奇迹剧的布景点缀上极为豪华富丽，因而不能不有害于戏剧要素。从所有这些数不尽的奢侈的表演当中，甚至象卡尔德隆的《圣餐神秘剧》和其他西班牙诗人那一派的诗剧都产生不了，更不用说对于正规的戏剧提供任何有利条件或基础了。
当正规的戏剧最后出现时，它立刻就专注意到辉煌壮丽的舞台布景效果方面，因为奇迹剧已经在极大程度上使公众趣味习惯于这种布景了。当时北方各国认为最简单地指明故事发生的地点已经够了，我们惊异地了解到在意大利的布景是多么富丽堂皇。如果不是观众的注意力一部分被华丽的服装，一部分而且是主要地被异想天开的插曲（幕间插曲）所吸引，而不注意戏剧的诗的构想的话，单是这一点或许对于戏剧不至于有如此不利的影响。
普劳图斯和德兰斯以及古代的悲剧作家的作品，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罗马和费拉拉，是以拉丁语或意大利语上演的（见本书第246、257页），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些学会（见本书第277页）以此作为它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过分拘泥地模仿这些范例，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戏剧都是不利的条件。可是我认为这些还是次要的。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和外国人的统治干预，这些非常不利的条件可能转变成为有用的过渡手段。无论如何，到了1520年，引起人文主义者极大憎恶的本国语言在悲剧和喜剧上的胜利是肯定了的。当时，在这一方面，在欧洲这个最发展的民族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障碍阻止他们以戏剧的卓越形式来把戏剧提高成为人类的生活和命运的一种真实的反映。正是异端裁判所的法官和西班牙人使意大利精神遭到了威胁，使他们不可能表现最伟大和最崇高的主题，尤其是当这些主题联系到追怀故国爱国热情的时候。同时，分散注意力的幕间插曲无疑地给了戏剧以严重的损害。我们现在必须对它们做进一步的考察。
在庆祝费拉拉的阿尔方索和露克瑞佳·波几亚的婚礼时，赫克里斯大公亲自对他的上宾们展示了供上演普劳图斯的五部喜剧时穿用的一百一十套服装；为的是使大家都看到它们之中没有一件被穿用过两次。但是，所有这些丝绸羽纱服装的展览和作为普劳图斯戏剧的幕间插曲的舞剧和哑剧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和一个象伊莎贝拉·贡查加那样的年青活泼的女郎相比，普劳图斯本人也成为十分愚蠢呆滞的了，而当我们想到那些以光辉灿烂的画面出现在舞台上的幕间插曲时，我们就会感到在戏剧进行当中每个人都盼望着看幕间插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幕间插曲中还可以看到罗马武士的战斗，他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挥舞着他们的兵器，还有摩尔人所表演的火炬舞，这是一种野蛮人的舞蹈，他们拿着许多号角，号角里边冒出流动着的火光——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哑剧的舞蹈，这个哑剧是演从一个恶龙的利爪下救出一个女郎的故事。其次还有一种扮成潘趣的小丑的跳舞，用猪尿脬和更多的这一类的东西互相撕打。在费拉拉的宫廷里边，从来没有一个喜剧的上演不伴以它的舞蹈（化装舞）的。不能肯定普劳图斯的《安菲特鲁奥》是以什么形式上演的（1491年，在阿尔方索第一次的婚礼，即与安娜·斯福查结婚的典礼上）。可能它不是以正剧而是以音乐伴奏的哑剧形式上演的。总之，那些附属的东西比戏的本身更为可观。有一种身披长寿藤的青年合唱舞，随着乐队伴奏的音乐交错地回旋移动；然后出现了阿波罗，用琴拨拨动着竖琴，唱着颂歌来赞扬伊斯特家族；接着，作为插曲中的插曲，表演一种乡村的笑剧；在这以后，舞台上又出现了表演爱神、酒神及其从者的古代神话剧，和表演巴利斯的裁判一种哑剧。这以后才演《安菲特鲁奥》传说的后一半，明显地谈到伊斯特家族的一个赫克里斯的未来诞生。同一个戏剧的在宫廷庭院里上一次上演时（1487年），“装有星光和其他轮转烟火的天堂”一直在燃烧着，它的用意或者是在用烟火来照明，但是，无疑地，它吸引了观众的大部分的注意力。如果这些表演象在其他宫廷上的那样分开来进行，它肯定会好一些。在我们将来谈到一般的节日庆典时，我们将说一说枢机主教彼埃特罗·利阿里奥、波洛尼亚的本蒂伏利奥和其他的人所举行的游艺活动。
这种当时很普遍的舞台上的富丽堂皇的布景对于意大利悲剧产生了一种有害的影响。费兰切斯科·桑索维诺写道：“以前在威尼斯，除了喜剧外，古代和现代作家所写的悲剧以辉煌的形式在舞台上演出。有名的场面布景吸引来了远近的观众。当时，戏剧由私人在他们的私邸上演；而以喜剧和其他愉快的游艺来渡过狂欢节早已成为固定的习俗。”换句话说，舞台上的布景炫耀促成了悲剧的消灭。
那些近代悲剧作家的许多努力或尝试（其中最有名的是特利西诺的《苏芳尼斯巴》）是文学史上的东西。对于模仿普劳图斯和德兰斯的文雅的喜剧也可以这样说。就是阿里奥斯托在这种体裁上也没有产生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象马基雅维里、贝比埃那和阿雷提诺所写的通俗的散文喜剧如果不是它的内容判定了它的毁灭的话，可能有它的前途。这种作品一方面极端不规则，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在于讽刺社会上的某些阶级，这些阶级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已经没有理由再受到公众攻击了。如果说在《苏芳尼斯巴》里边，性格的描绘已经让位给漂亮的演说，在喜剧里边，这种演说和它的异母姊妹即关于人物性格的并不逼肖的滑稽描写也是被用得太随便了。尽管如此，这些意大利喜剧，如果我们并没有错的话，仍是首先以散文写成和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而为了这个理由，它们在欧洲文学史里仍是值得一提的。
悲剧和喜剧的写作，古代和近代戏剧的上演并没有中断过；但是，它们不过是作为节日的表演项目而已。这个民族的天才转向其他方面来取得生活的兴趣。当歌剧和田园故事出现时，这些努力最后完全被放弃了。
只有一种喜剧形式是，并且始终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即没有剧本和即席表演的“假面戏”。它在刻划人物性格上不起多大作用，因为所用的面具数目不多，并且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熟悉的；但是，这个民族的才艺之士对于这种戏剧形式爱好很深，甚至，往往在表演有剧本的喜剧中间，演员们也要求助于他们自己的妙想来演出，因而在某些地方产生了一种新的混合形式的喜剧。布尔奇埃洛在威尼斯演出的和以后由亚尔莫尼奥、朱加托、多尔切等人的戏班演出的戏或者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布尔奇埃洛常常把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与威尼斯方言混合在一起来增加喜剧的效果。一个完全的或者十分接近于完全的“假面戏”是由人们把他叫作“鲁赞特”二世的安吉洛·贝奥科（1502－1542年）演出的。他享有一个诗人和一个演员的最高声誉，作为一个诗人，人们把他和普劳图斯相比，作为一个演员，则把他和罗修斯相比；他和他的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戏班，他们以米那多、维佐、比洛拉等等名字作为帕多瓦的农民出现在他的剧作里。当他在他的保护人卢吉·科尔纳罗（亚罗希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的科德维科地方的别墅里度过夏天时，他学习了农民的语言。逐渐地一切有名的地方假面戏都出现了，流传下来的如庞达龙医生、布利格拉、普奇涅拉、阿尔莱奇诺，等等剧目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大利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其中大多是很古老的，并且可能在历史上和古代罗马闹剧中的假面角色有联系；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才把它们中的几个合在一起构成一出戏。现在这种情形已经不常见了；但是每一个大城市仍然固守着它自己的地方假面戏——那不勒斯是普奇涅拉、佛罗伦萨是斯登托雷洛尔、米兰是它常常认为非常美妙的米讷吉诺。
意大利人民或者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有能力在戏剧的镜子当中反映出和默察出它自己的卓越的才能。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这种假面戏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小小的补偿。但是，这种能力注定要在几世纪里遭到敌对势力的破坏，而这种敌对势力的居于统治地位，意大利人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普遍的戏剧表现才能是不能真正被灭绝的，并且在音乐上意大利很久以来就在欧洲保持着优越的地位。在这音乐领域里能够看到对于戏剧——它的一切前途已经遭到否定——有所补偿的人，无论如何得到了不小的安慰。
或者我们能在叙事诗里看到舞台上所不能给我们的东西。可是，对意大利英雄史诗的主要责难恰恰就在于它的人物表现得不突出和不完整。
这种英雄史诗除了我们所承认的优点之外，还有一值得一提之处，那就是它得到实际阅读和经常重印达三个世纪之久，同时其他民族的叙事诗却几乎全部成了不过是文学上或者历史上的一副骨董。这是不是或者由于读者的口味关系，他们所要求的和北方公众感到满足的东西有所不同呢？当然，没有深入理解意大利感情到某种程度的能力，是不可能欣赏这些诗篇的特有的优点的，而许多著名的人物宣称他们对这些诗篇全无了解。真的，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批评普尔奇、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和贝尔尼，我们就不免对他们失之于不公平。他们是为一个特殊的杰出的艺术民族而写作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家。
在骑士诗逐渐濒于衰歇之后，中世纪的传说故事一部分以改写的诗和诗集的形式，一部分以散文小说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在十四世纪期间，在意大利就是后一种情况；但是，新觉醒的对于古代的追忆很快地成了一种庞大的势力，并且不久就使中世纪的一切幻想的产物黯淡无光。例如，薄伽丘在他的《爱的梦想》里边，在他的迷人的宫殿里的主角中间提出了特利斯特拉姆、阿瑟、加利多和其他名字，但是提得很简单，好象他羞于提到他们似的。以后的作家们或者根本不提到他们，或者仅仅是为了取笑的目的而提到他们。但是人民却把他们保持在记忆里，并且从人民那里又把他们传到十五世纪的诗人们的手中。这些诗人们当时是能够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来想象和表现他们的主题的。但是他们做的更多。他们加入了很多新的成分，并且事实上从头到尾地改编了它。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以人们一度对于这种主题的尊敬态度来处理它们。所有其他国家一定羡慕他们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即人民对于这些主题感到兴趣因而使他们的作品受到欢迎；但是他们却不能以尊敬的态度毫无伪善地来对待这些虚构的故事。
他们不是这样做，而是在诗歌已经获得的新天地中自由自在地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在他们的诗歌被朗诵时应该产生最悦耳动听的和最使人兴奋的效果。这些作品在读的时候的确很受欢迎，但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片段，并且在声调和姿势上给人一种轻微的喜剧的感觉。如对性格作更深刻的和更细致的描绘很少能增加这种效果；虽然读者可能要求这样，但那个看到吟诵者站在他面前、并且每次只听到一段的听者却根本没有想到它。诗人对于他所看到的一些现成的人物形象有两种感情：他的人文主义的教养反对他们的中世纪的性格，而他们的战斗，作为诗人自己时代的战争和武士马上比武的相应部分，要求他用他的全部知识和艺术力量来描写，而同时也要求朗诵者使出混身解数。因此，即使在普尔奇的著作中，严格说起来；我们也看不到骑士精神的谐模诗文，尽管他的武士们的粗鲁脾气有时和骑士精神很相近。在这些武士们旁边，还有一个好斗的典型——那个逗笑的快活的摩尔根特——他用钟铎统治着整个军队，而在和奇形怪状的最有趣的怪物马尔固特相比时，他自己却感到犹堪自慰。但是，普尔奇并没有特别着重描写这两个粗鲁有力的人物，而他的故事，在他们已经从那里边消失了很久之后，还是以其独特的方式保持下去。博亚尔多以同样的技巧处理他的人物，随意地把他们使用于严肃的或者可笑的目的；他甚至于在超自然的神灵身上开玩笑，有时故意地把他们描写成为乡下佬。但是，有一个艺术目的是他和普尔奇都同样热诚地追求的，那就是：对于一切出现的东西都做生动而准确的描写。普尔奇在他的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写完时，就在“豪华者”洛伦佐的社交界面前朗读他的诗篇，同样地，博亚尔多也在费拉拉的赫克里斯的宫廷上朗读他的诗。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听众要求什么样的好诗，而诗人对于人物的深刻的描写又很少会赢得感谢。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诗篇自然不会形成一个完全的整体，并且也可以是象现在那样长短的一倍或一半的。他们的作品不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图画，而是一条交织着许多美丽图形的浮雕带或某些鲜艳的雕饰，恰好象在一条浮雕带上的图形或者花纹上，我们看不到个别形象的细致刻划或远近配景、以及不同的平面一样，我们从这些诗篇里也不能期待看到多少这些东西。
不断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丰富多采的新的诗歌形式，特别是博亚尔多的作品，使我们对于史诗的要素所下的学院式的定义遭到了挪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种文学形式最适合于脱离开考古研究，而且也确实是重新建立一种独立的叙事诗的唯一可能的手段。因为把古代历史写成诗歌只能引向重蹈佩脱拉克和特利西诺的覆辙，佩脱拉克以拉丁文写了六音步诗《阿非利加》，一百五十年后，特利西诺以“无韵诗”写成了《从哥特人手里救出来的意大利》，是一部冗长的以无可指责的语言和格律写成的诗篇，它使我们怀疑这种不幸的结合是不是最有害于历史或者诗歌。
但丁的《神曲》在哪些地方对于那些模仿他的人有诱惑力呢？佩脱拉克写的幻想的《凯旋》，是在这种影响下写成的最后一部使我们感到满意的作品。薄伽丘的《爱的梦想》实际上不过是按照比喻的形式来罗列历史的或者传说中的人物。其他的人以对于但丁《神曲》的第一篇的奇怪的模仿作为他们的作品的序言，并为他们自己准备下某种相似的类比来替代维吉尔。例如：乌贝蒂在他的地理诗《狄达蒙多》——中选定了索利努斯，而乔万尼·桑蒂则在对于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的颂辞中选定了普鲁塔克。使这个时代摆脱这种错误倾向唯一的补救途径就是普尔奇和博亚尔多所代表的新的叙事诗。对于这些诗篇所表示的赞许和惊奇，以及叙事诗或者将永远不会再得到同样的幸运的情况，就是人们如何非常需要它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如果要问在这些作品里是不是体现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从荷马和《尼伯龙根之歌》所形成的关于史诗的理想，那是无聊的；它们自然是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理想。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由于对战斗做没完没了的描述（对于我们这是这些诗篇的最惹人厌倦的部分），它们满足了一种实际的兴趣，而我们对于这种兴趣是难以正确理解的——的确，正如对他们当时给予这些作品的重视，认为它们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正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我们也是同样难于正确理解一样。
以阿里奥斯托所著《狂怒的奥兰多》表现人物性格的程度作为对著者的检验标准是最不恰当的。的确，那里边有人物，并且经过作者深情的细致的刻划；但是，这篇诗不是靠这些来取得它的效果，而且如果描写得再多一些，它将是一个失败而不是一个成功。对于这些描写的要求是一种更广泛的和更一般的愿望的一部分，阿里奥斯托没有象我们今天盼望得到满足那样地来满足这种愿望。从这样一个有名的和具有如此卓越的才能的诗人，我们一定会乐于得到比奥兰多的冒险经历更好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部表现人类内心最深刻的冲突，表现他那个时代关于人神两界的最高超的思想——总而言之，象《神曲》或《浮士德》那样的一种高度综合的作品。但是他没有这样作：他象他自己那个时代的造型艺术家一样，不注意我们所说的独创性，仅仅是仿造一群熟悉的人物，而且甚至在适合他的目的时，利用他的前人给他留下的那些细节描写。话虽如此，但他仍然能够达到的优美程度对于那些生来没有艺术感受能力的人来说，他们越在其他方面渊博精通，就将越难于理解。阿里奥斯托的艺术目的是把辉煌灿烂、生动活泼的情节平均分布在他的全部伟大诗篇中。为了这个目的，他不仅需要人们原谅他没有对于人物作较深刻的表现，而且也需要人们原谅他没有在他的故事当中保持任何紧密联系。必须允许他随时随地拾起已经失掉了的和忘记了的线索；他的主角们必须来来去去，不是由于他们的性格，而是因为故事有这种要求。可是就在这种显然是不合理的和任意的作品体裁当中，他仍然表现了一种和谐的美，始终未在描写中迷失方向，而只是在不阻碍故事的顺利进行的情形下对于场面和人物做一种素描。他更没有沉迷在对话和独白中，而是以把一切变化为生动活泼的故事来保持真正的原始叙事诗的崇高的殊荣。在字句中间，甚至在有名的描写罗兰的疯狂的第二十三篇和以下各篇里，都看不出他的哀愁。这个英雄的诗篇里的恋爱故事没有一切抒情诗的温柔必须视作是一个优点，虽然从一个道德观点上来看它们不一定能得到人们的赞同。尽管围绕在恋爱故事周围的有一切变幻的和虚构的事迹，但故事有时是如此地真实，使得我们可能认为它们是这个诗人自己的身边私事。在他完全意识到他自己的天才的情形下，他没有顾忌地把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事件交织在他的诗篇中，并且在幻想和预言中来赞颂伊斯特家族的盛名。他的美妙而流利的八行诗带动全诗平稳而尊严地向前发展。
有了泰费洛·弗伦哥，或如他自称的利墨尔诺·比多科，对整个骑士制度的讽刺作品达到了它久已希求的目的。但是在这里，喜剧必然会以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要求对性格作更细致的刻划。在一个罗马乡镇苏特立那里受半野蛮的流浪儿童的陋习熏染的小奥兰多，在我们眼前长成为一个英雄，一个仇恨教士者和一个辩论家。自普尔奇时代以来就得到承认的并被用作为这篇叙事诗的背景的传统社会在这里崩溃了。武士们的出身和地位，象在第二卷驴赛会里那样被公开地加以嘲笑，在那里，骑士们是以最可笑的武装出现的。诗人以讽刺的口吻对于似乎是植根于美因兹的加诺家族中的无法解释的不讲信义行为、费力地获取都伦达诺宝剑事件等等表示遗憾。事实上，传说只是被他用来作为插曲、可笑的幻想、对时事的讽刺（其中有一些如在第六章结尾写得非常好）和猥亵的戏谑的基础而已。其中还杂有对于阿里奥斯托的某种明显的嘲笑《小奥兰多》和它的路德耶说不久被异端裁判所禁止，这对于《狂怒的奥兰多》来说实在是幸运的。这篇诗里谈到贡查加家族起源于武士圭都（第五章，第二十八首），它的讽刺是很明显的，因为科伦纳家族认为奥兰多，奥尔西尼家族认为利纳多，而伊斯特家族则——依照阿里奥斯托的说法——认为鲁吉洛是它的祖先。诗人的保护者，费兰德·贡查加或者也曾经参加了对于伊斯特家族的这种讽刺。
在托尔夸托·塔索的《耶路撒冷得救》中，诗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人物的刻划。这只是证明了他的思想方式和半世纪以前风靡一时的思想方式有多大的不同。他这部优秀的著作是当时业已完成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那个运动的精神和趋向的真正纪念碑。
第五章 传记
在诗歌的领域之外，对历史人物按照他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征加以准确的描写，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也是一切欧洲民族中最先表现出有一切卓越的才能和爱好的一个民族。
诚然，在中世纪里，人们在这方面是做过相当努力的。教会的圣徒故事，作为一种经常的传记工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描写的兴趣和才能传了下来。我们在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年鉴中，可以看到许多圣职人员，如帕德博恩的美因渥克、基尔德希姆的高德哈德等人的生动的形象；并且还有以含有美妙的特写的仿古代作家——特别是苏多尼乌斯——的作品对几个德意志皇帝的描写，它们和其他世俗“传记”确实是恰好不断地与神圣的圣徒故事相配合。不过，无论是爱因哈德或拉德维库斯的作品都不能和儒安维尔对于圣王路易的描写相比，这部传记无疑地几乎是对近代欧洲性格唯一无二的第一部完整的精神描绘。象圣王路易那样的性格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少有的，而他的性格所遭逢的难得的幸运是：一个真诚朴素的旁观者抓住了他一生当中的一切事件和活动的精神，并卓越地表现出来。要想知道弗里德利希二世或美男子菲利普的内在性格，我们就只有从很少的材料上去猜测。直到中世纪末，许多被认为是传记的作品，真正说来不过是当代的历史，对于传记文学中的所谓个性没有任何认识。
与此相反，在意大利人中间，探索非凡人物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普遍的趋向。这一点就是他们与其他西方民族的不同之处，在这些民族中间也有同样的事情，但很少而且都是例外。这种对于个性的敏锐的观察力，只能为那些从这个民族的半觉醒的生活中冒出来、并且自己已具有个性的人们所有。
在流行的声誉概念的影响之下（见本书第151再以下），产生了一种比较传记的写作艺术。这种艺术不再认为有必要象阿纳斯塔修斯和阿涅卢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那样，或者象那些威尼斯总督的传记作者那样，坚守王朝体系或教士的传承。这类写作可以自由地描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同一般或是因为这个人很出众就可以写。它采取苏多尼乌斯、纳波斯（名人传）和普鲁塔克（就他的已为人所知和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来说）等人的作品作为模范。至于文学史上的小传则似乎以我们所知道的苏多尼乌斯的作品“附录”中的文法学家、修辞学家和诗人们的传记，以及人们广泛阅读的多那图斯的维吉尔传记作为典型。
我们已经说过：传记作品——写男女名流一生的作品——开始出现在十四世纪里（见本书第158页）。那时他们不写同时代人，自然就要依靠较早的故事。第一部伟大独创的著作就是薄伽丘所写的《但丁的生平》。尽管这部作品写得轻松，词藻美丽，以及事实上充满了主观的臆测，但它还是使人对于但丁性格的突出的特征有了强烈的感受。其次，在十四世纪末，有菲利波·维兰尼所写的佛罗伦萨的名人《列传》。他们是从事于各种职业的人：诗人、法学家、医生、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和军人，其中有一些人当时尚在世。佛罗伦萨在书中被看作是一个有才能的家族，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受到了注意，而这个家族的精神就在这些成员身上有力地表现了出来。这些描写是简短的，但对于典型的东西表现出了一种卓越的观察力，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描写里边包括了内部的和外部的特征。从那时以后，托斯卡纳人就一直认为描写人物是他们所特别擅长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最有价值的肖像也应归功他们。乔万尼·卡瓦尔康提在他于1450年以前写成的《佛罗伦萨史》的附录中，收集了所有表现在佛罗伦萨人身上的德行昭著和克己牺牲的范例、政见高迈和武勇过人的范例。庇护二世在他的《杂录》中绘了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有名的同时代人的珍贵的肖像；不久以前，还重印了他早年的一部单行本的著作，似乎是这些肖像的初稿，但都描写得非常富有特色。在西克塔斯四世时代，伏尔泰拉的亚科伯对于教廷人员做了尖刻的刻画。我们曾经常常提到维斯帕西雅诺·菲奥兰提诺，作为历史权威，应该给予他很高的地位；但在描写人物性格的才能上他却不能和马基雅维里、尼科洛·瓦洛利、圭奇阿尔狄尼·瓦尔奇、弗兰切斯科·维托利等人相比，在这方面欧洲历史受到他们的影响大致和受自古人的影响相同。必须不要忘记：这些作家的有些作品不久就由于译成拉丁文而流传到北方国家里。要是没有阿利佐的乔治奥·瓦萨利和他的非常重要的著作，或许我们到今天还完全没有北方艺术史或近代欧洲艺术史。
在十五世纪北意大利的传记作家中，斯佩西亚的巴尔托洛缪·法奇奥占有很高的地位（见本书第159页）。生在克雷莫纳地方的普拉提那在他的《保罗二世的生平》（见本书第236页）中给我们提供了漫画式传记的范例。比埃坎第多·德琴布里奥对于维斯康提家族末主的描写——苏多尼乌斯作品的扩大模仿——是特别重要的。西斯蒙第对于它的小题大做表示遗憾，然而这位作家如要处理更大的人物就有不能胜任之感，但他却完全有能力来描写菲利波·马利亚的复杂性格，并在这种性格里和通过这种性格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暴君专政的情况、形式和后果。如果没有这部唯一无二的、描写特性细腻入微的传记，十五世纪的图画会是不完全的。米兰以后出了一位卓越的人物描写者即史学家柯利奥，在他以后有科摩的保罗·乔维奥，他的长篇的传记和短篇的“颂词”获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并且成为各国未来作家的典范。看了他的著作的很多章节，我们很容易证实他是何等肤浅乃至何等不诚实；我们也不能从象他那样一个人的身上期待有任何崇高而严肃的目的。但他的书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呼吸，他的列奥，他的阿尔方索，他的庞培·科伦纳完全生动真实地活动在我们的眼前，似乎已经使得我们进入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在那不勒斯的作家当中，就我们所能判定的来说，特利斯坦·卡拉奇奥洛无可争辩地在这方面占首位，虽然他的目的并不是专写传记。在他摆在我们眼前的那些人物身上，罪恶和命运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他是一种不自觉的悲剧作家，这种当时在舞台上找不到地位的真正悲剧在宫廷里，在街道上，在广场上风靡一时。安托尼奥·帕诺尔密达的《大阿尔方索言行录》是在这个国王的生前写成的，因而表现了更多的阿谀气息，而不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作为一部最早的奇闻轶事和妙语箴言的总集来说，它却是非凡的。
欧洲的其余地方在这方面模仿意大利的榜样，但很迟缓，虽然伟大的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已打破了许多束缚，并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去认识新的精神生活。意大利人，无论是学者或是外交家，整个说来，仍不失为关于全欧洲重要人物的性格的最可靠的见闻提供者。大家都知道，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威尼斯驻外使节的报告，近来怎样被迅速一致地承认为是关于个人描述的第一流的权威著作。即使是自传。在意大利各处也表现了一种大胆而有力的飞跃，把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复杂事件一起明显地揭示在我们面前。在其他国家中间，即使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也只是涉及到外部生活，而其内在精神则要我们从它的叙述语调上来加以猜测。看来好象是但丁的《新生》以它的贯穿全书的不可动摇的真实感给意大利人民指出了道路。
自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家族历史；这些家族史据说在佛罗伦萨图书馆的手抄本中是常见的。它们是为个人或其家族而写的真实的历史，如博纳科尔索·彼蒂家史就是如此。
在庇护二世所写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深刻的自我分析。我们这里对他作为一个人所了解的，初看起来似乎主要限于他对于一生经历的不同阶段所做的叙述。但是，进一步的反复考虑将使我们得出关于这部优秀著作的不同的结论。有些人生来就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一面镜子。不停地追问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内心斗争、他们的内心战果和成就是不恰当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完全生活在对切身事物的兴趣上，不以生命问题和它的矛盾来自扰。他的正统天主教的信仰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无论如何，在他参加了每一种使他那个时代感到兴趣的文化运动，并显著地推动了其中一些运动以后，他还保持他的性格，在他的尘世生活将告结束时足以发动一次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并在它终归失败时抑郁至死。
本文努托·切利尼的自传在内省方面并不比庇护二世的自传为多。但它却以惊人的真实和详尽的手法描写了整个的人——虽未必出于自愿。本文努托的最重要的雕刻作品都在半完成的情况下毁掉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只是在一些特制的装饰品上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但在其他方面，根据他的流传下来的作品来判断，他的同时代的许多更伟大的艺术家都超过了他；而作为一个人，他能永远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读者时常发现他在自夸或者说谎时，那也并不破坏他给人的印象；那坚强有力的得到充分发展的性格的特征依然保存着。和他相比，我们北方的自传作家们，虽然有更高的旨趣和道德品质，但看来却不象是完整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做和敢于做一切事情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无论我们喜欢他或不喜欢他，他依然如故地作为一个近代精神的重要典型而活下去。
关于自传，还另有一个值得简单一提的人——一个象本文努托一样不能作为诚实的模范的人，即米兰的吉洛拉谟·卡尔达诺。他的一本小书《个人小传》将使他名垂久远，并盖过了他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声誉，正象本文努托的传记使他的作品减色一样，虽然它的价值是属于另外的一种。卡尔达诺是一个感觉到自己脉搏的医生，并能对他自己身体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特质以及赖以发展的一切条件一起加以叙述，而这种叙述，他是真诚地忠实地以最大的努力来做的。他明言他用作范例的作品是马尔库斯·奥雷里乌斯的《忏悔录》，但因为他不受禁欲主义的障碍，所以他在这一点上能够超越它。他既不想宽纵自己也不想宽纵别人，他以他的母亲曾试图堕胎而未果的事情来开始他一生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他一生的事情和他的智力才能只是归因于照临他出生的那些星象，而不是归因于他的道德品质；他坦白承认说（第10章）：按照星象的预兆他不能活到四十岁或五十岁，这种说法对于他的青年时代为害甚大。这里没有必要从这部人们如此熟悉和容易得到的一本书里引用原文；无论谁打开它不读完都不会释手。卡尔达诺承认他在游戏中欺骗过人、承认他复仇心强、不知悔恨、他出言故意刻毒。他坦白承认这些并不觉得厚颜无耻，也没有虚假的悔恨，甚至并没有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注意的人物；他是以指导他做科学研究的那种重视事实的纯朴真诚的精神来承认这些的。尤其使我们感到最难理解的是：这个老人在有过可怕的经历和对于他的同胞失去了一切信任之后，到头来还会感到相当快乐和幸福。他仍然保有一个孙子和丰富的学识、出名的著作，以及金钱、地位、信用、声势显赫的朋友和对于许多隐私的了解，而最可贵的是对于上帝的信仰。之后，他还数了数他口里的牙齿并发现他还有十五个。
当卡尔达诺写这本自传时，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和西班牙人已经在意大利忙于阻止这类性质作品的产生，或者当它们出现时，用种种方法来加以销毁。这部书和阿尔菲埃利的自传之间是有一个很大距离的。
如果结束对这一系列的自传作家的介绍而不听一听一个道德高尚生活幸福的人说些什么那将是不公平的。这个人就是那知名的处世哲学家，卢吉·科尔纳罗。他在帕多瓦的住宅既是一所古典建筑，同时也是所有诗人之家。他在他的有名的论文《有节制的生活》里叙述他青年时代体弱多病，以后由于严格实行养生法，因而能够健康地活到当时已经八十三岁的高龄。他接着回答那些在六十五岁以后就厌弃人生认为自己虽生犹死的人，向他们表明他自己的生活就完全不是那样没有生气。“让他们来看一看，并对我的健康感到惊讶，看看我不用人扶就可以上马，我跑上楼和上山，我是多么快活、高兴和知足，无忧无虑。我永远是安静快乐的……我的朋友都是些聪明、有学问和地位优越的著名人物，当他们不和我在一起时，我就读书写作，力图用这些象用一切其他方法一样为别人服务。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定时，并且是从容不迫地在我的住宅里边做的；这所住宅是美丽的，位在帕多瓦最好的地方，有一切夏季和冬季的建筑设备，还在流水旁边修有一所花园。在春天和秋天，我暂时住在优根尼山最美丽地方的小山上，那里我有泉水和花园，还有一处舒适的住所；我在那里以适合于我的年龄的轻松愉快的打猎为消遣。平常时候，我到平原上的别墅去住；那里一切道路都通向一个露天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一所美丽的礼拜堂；布伦塔河的一条支流流过大农场中间——那里过去曾是适合于毒蛇盘据而不适合于人们居住的空气污浊的沼泽区，而现在已经成为物产丰饶、开发得很好的和住满了居民的土地。当时是我排除了地里的水；于是空气变得洁净，人们定居在那里并繁殖起来，而土地也象现在这样得到了开垦，所以我可以正确地说：‘在这个地方，我献给了上帝一个祭坛，一所礼拜堂和一些崇拜他的人民。’无论什么时候我来到这里，这都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在春天和秋天，我也访问邻近的城镇，看望我的朋友们并和他们谈话，通过他们我认识了其他有名的人物，建筑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土地开垦者。我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新的事情，重新看看我已经学会的东西，并学习很多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参观宫殿、花园、古迹、公共场所、礼拜堂和堡垒。但是，在我旅行时，最使我感到喜悦的是那些乡村和城市之美，它们有的在平地上，有的在山坡上，或者在河流溪水的两旁，周围环绕着花园和别墅。这些享受并没有由于我眼花耳聋而减少；我的一切官能（感谢上帝：），包括味觉在内都很健康；因为我从现在所用的简单的有节制的饮食里所得到的享受，比我从在生活没有规律时所吃的美味里所得到的为更多。”
在提到他为共和国所做的排干沼泽的工作和他经常主张的保存礁湖的计划以后，他这样结束：“这些是一个老翁的真正的消遣，上帝惠允其健康，而他又摆脱了那许多青年人和许多老病的人受折磨的身心痛苦。如果允许我于正经大事以外再说一件好玩的小事情，那我可以说：我的有节制的生活的结果是在我八十三岁的时候写了一部最有趣的充满了无可非难的机智的喜剧。写这类作品一般说来是青年人的事情，就象写悲剧是老年人的事情一样。如果那个有名的希腊人在七十三岁的时候写出了一部悲剧来足以称誉，那么，我比他大十岁而能写出部喜剧来不是比他更快活更健康么？为了使我这万事皆足的晚年不缺少一种安慰，我在眼前我的儿孙们身上看到了身躯的永存不灭。在我回到家里时，我眼前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十一个孙子、孙女，从两岁到十八岁，都是同一父母所生，都很健康，并且就现在已经能够看出的来说，都具有获得高深学问和美好生活的天赋才能和倾向。较小的一个，我把他当作玩耍的小伙伴，因为从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们天生来顽皮好闹；较大的孩子们我把他们当作朋友，因为他们都有美妙的歌喉，所以我喜欢听他们歌唱并演奏不同的乐器。我自己也歌唱，并发现我的声音比从前更好听、更清晰和更响亮。这些就是我晚年的快乐。所以我的生活是生气勃勃的而不是死气沉沉的；我是不愿意以我的老年来换取那种恣情纵欲的青春的。”
卡尔达诺在很久以后，在他九十五岁时所写的《告诫书》里边，把他的论文得到了很多的信徒这件事算作他的快乐因素中的一项。他于1565年死于帕多瓦，享寿在百岁以上。
第六章 民族和城市国家的描写
然而，这种民族才能并没有局限于对个人的批判和描写上，而是具备有处理全民的品质和特征的能力的。在整个中世纪期间，全欧洲的城市、家族和国家都习惯于以侮辱和嘲笑来互相攻击；这些攻击里边尽管有很多的夸张，但通常也含有一种真实的核心。不过意大利人从一开始就在迅速了解各城市和居民中间的精神差别上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他们爱乡土的观念大概比任何其他中世纪人民都更为强烈，这种观念不久就表现在文学中并和流行的“声誉”概念结合在一起。地志学变成与传记极相似的著作（见本书157页）；同时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开始以散文和诗歌来自我赞颂，也出现了某些作家，他们把主要的城市和地区一部分作为严肃的对比描写的主题，一部分作为讽刺文学的主题，有时也作为评论的主题，在这些评论中不容易分辨出作者是出于真诚还是在开玩笑。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布鲁纳托·拉蒂尼。他除了了解他自己的国家之外，由于在法兰西住了七年而对它也有所了解，并对于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之间在服装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特点做了长篇的叙述，也注意到了法兰西君主政体和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共和政体之间的差别。在这以后，次于《神曲》中有名的几段的就是乌贝蒂的《狄达蒙多》（1360年左右）。照例，这里只提到了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事实和特征：拉文纳的圣亚波利那礼拜堂里的乌鸦宴、特雷维索的泉水、维琴察附近的大地窖、曼图亚的高额关税、卢卡的塔林。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赞颂的和讽刺的批判掺杂其间。阿利佐以它的公民的狡诈性格著称，热那亚的女人以描黑眼染黑齿（？），波洛尼亚以奢侈，贝尔加莫以方言鄙俗和民性顽固而著称。在十五世纪里，各城市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习以为常。米凯尔·萨沃那罗拉认为：和他的故乡帕多瓦相比，只有罗马和威尼斯更美丽一些，佛罗伦萨或者更快活一些——自然我们的知识并没有因而增加多少。在这一世纪末，乔维诺·庞达诺在他的《安多尼乌斯》中所写的，一次在全意大利的幻想的旅行，仅仅是作为发表他的恶意评论的手段。但是，在十六世纪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对于民族特征的正确而深刻的描绘，这些是当时其他民族所不能匹敌的。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一些重要的论文中，对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的性格和政治状况论述得很好，使生在北方熟悉本国历史的北方人也不能不为这位佛罗伦萨思想家的深刻透辟的见解而悦服。佛罗伦萨人也开始喜欢描写他们自己（见本书第90页以下）；沐浴在他们正当取得的高度文化的荣光里，当他们不是由于任何特别的天赋才能，而是靠辛勤的劳动才在意大利人中间取得托斯卡纳的优越的艺术地位时，他们的骄傲似乎达到了极点。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有名人物曾经对他们表示敬意——阿里奥斯托的第十六首“加比托洛”诗是其中的一个光辉的范例——他们把这些当作是因他们的优越成就应得的颂赞来接受。
奥尔丹休·兰第曾经对于意大利人以及他们的各种爱好和特征做了美妙的描写，虽然著墨不多，而且特别着重于他对之献上这部著作的卢卡人。不过，他非常喜欢回避自己的文责，对历史事实缺乏定见，因此，即使他似乎是在最认真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特别谨慎，并且只能在缜密考查之后才能接受。约在十年以后这个兰第还发表了一篇匿名的《评论》，在许多荒唐的议论中间含有不少有价值的暗示，使人们了解到意大利在这个世纪的中叶的不幸的衰落情况。里昂德罗·阿尔伯蒂没有象我们对他所期待的那样对各不同城市国家的特征做很多的描写。
这种对于民族的和地方的特征的比较研究，通过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曾经影响欧洲其余地方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能断言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象对于一般世界的描述一样，意大利是走在前头的。
第七章 人的外貌的描写
关于人的发现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和民族的精神特征；在意大利，人的外貌成为迥不同于北方人民所表现的兴趣的主题。
伟大的意大利医学家们对于生理学的发展所持的论点，我们不能冒昧加以评论；而对于人的形象的艺术研究也不属于象现在这样的一本书的范围，而是属于艺术史范围之内的。但是，这里必须谈一谈对于审美眼光的普遍训练，这种训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对于人体的美丑做出正确无误的判断。
注意阅读这个时代的意大利作家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他们抓住外部特征的敏锐性和准确性，以及描述个人一般外貌的全面。即使是今天，意大利人，特别是罗马人，仍然保有一种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勾画出一个人的形象的艺术。这种对于具有特征的东西的迅速的领悟是发现和表现美丽事物的一个基本条件。诚然在诗歌里边，过于细致的描写可能是一个缺点而不是一个优点，因为从强烈的感情和深入的洞察所提出来的突出的特点，常常能促使读者对于所描写的人物有一种更深刻得多的印象。但丁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给我们一种关于他的比阿特丽斯的更美丽的概念，他只是描写她在她周围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但是，这里我们并不必特别来谈诗歌，它遵循着它自己的法则和追求它自己的目的，而是论述用语言来描绘真实的或想象的人物外貌的一般能力。
在这方面，薄伽丘是一个能手——但不是在《十日谈》里，那些故事的性质不容许他做冗长的描写，而是任他任意从容写作的爱情故事里。在他的《爱弥多》里，他描写了一个白面、金发、碧眼的女人和一个皮肤、头发、眼睛都带浅黑色的女人，很象一百年以后一个画家所描绘的那样——因为在这方面，文学也是远远走在艺术前面的。在对那个浅黑色女人——或者严格地说，这两个人当中的比较不白的那一个——的描写里边，有着应该被称为古典式的笔触。在“宽广开阔的前额”这些个字里边，含有一种超过优雅漂亮的庄严仪表的感觉；他所写的眉毛不是朝拜占廷人的理想那样，象双弓，而是一条波状的线，鼻子微带钩形；宽大饱满的前胸，长短适度的两臂，放在紫色披风上的美丽的动人的手——所有这些既预示了未来时代的对于美的理解，也不自觉地接近了古典主义的美的概念。在其他描写里，薄伽丘提到平直的（不是中世纪那种弧形的）眉毛、细长的热情的棕色的眼睛、圆的没有颈窝的脖颈以及——用一种很近代的说法——一个黑头发的少女的“纤小的双足”和“两只淘气的眼睛”。
十五世纪是否留下了关于它的美的理想的书面记载，我说不上来。画家和雕刻家的作品并不能使这种记载像初看来那样地成为不必要的，因为或者和他们的现实主义相反，这些作家们可能喜欢并保存了一种更理想的典型。在十六世纪，费伦佐拉以他的论女性美的卓越的著作出现。我们必须从书中清楚地分别出他已经从旧日的作家或艺术家们学到的那些东西（如按照头部的长短来确定比例等）和某些抽象的理论。剩下的是他自己的以普拉托市的妇女和姑娘们为例做了说明的真正见解。因为他这部小书是在这个城市的妇女们面前——也就是说在非常严格的批评家们面前——发表的一种演讲，所以他必须力求真实贴切。他明言他的原理是属于朱克西斯和卢西安的——把一些局部的美综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理想的美。他说明了头发和皮肤的各种颜色的细微的区别，并认为“金黄”色是头发的最美丽的一种颜色，这种颜色是指一种近于棕色的淡黄色。他要求头发必须密而长和有卷曲；前额清秀，宽为高的一倍；皮肤白析洁净（candida），但不惨白（bia－nchezza）；眉毛黑而有光泽，中部最浓，接近耳鼻的两端逐渐淡下来；白眼珠略带蓝色，眼球的虹彩必须不要正黑，虽然所有的诗人都称赞“黑眼珠”，认为它是爱神的赐予，尽管女神们也以天蓝色的眼睛见称，而那柔和、快活、棕色的眼睛也是每一个人所赞羡的。眼睛本身必须大而圆，不太深陷；眼睑白净，带有几乎看不出来的细微的红丝；睫毛既不太长，也不太多太黑。眼窝必须和面部是同一个颜色。耳朵不太大也不太小，生得整齐洁净，弯曲部分应该比平坦部分的颜色略深，耳轮应该带有透明的石榴红色。鬓角必须白净平滑，对于最美的人来说，它不宜太窄。脸型越圆红晕越深。鼻子主要决定轮廓的价值，所以鼻梁应该和缓匀称地向两侧低落，鼻端应该微微隆起，但不是特别突出以至形成钩鼻，这在女人是不美观的；鼻的下部必须比耳朵的颜色略浅，但不是没有血色的白，嘴唇上边人中部分略带红色。我们的作家对于嘴宁取其小，既不是太向前突出，也不是十分平板，嘴唇不太薄并很整齐地合在一起；偶然微张时，也就是说，当这个女人不说不笑的时候，露出来的上牙必须不多于六个。作为美丽的细节，他还提到了上唇的酒窝、下唇的丰满和在嘴的左角上的一种诱人的微笑——等等。牙齿不应该大小、要整齐、一个一个地分得很清楚和带有象牙色；牙龈的颜色必须不是太深或者甚至象红色的天鹅绒。下颚应该是圆的，既不太尖也不太向外突出，隆起部分变得略红；它的美观在酒窝上。颈部应该白而圆润，宁长勿短，颈窝和喉头不太显露；皮肤在每一个动作上都应该表现出美观的线条。肩膀欲其宽，宽是胸部美的首要条件。在胸部必须看不见任何骨头，它的一起一伏必须柔和缓慢，肤色必须“十分洁白”。腿部宜长，小腿不宜太硬，但胫骨仍然不是没有肉而且还必须有白净丰满的腿肚。他喜欢小脚，但不是瘦骨嶙峋，脚面（似乎是）要高，颜色白如雪花石膏。双臂要白，上部带有微红；肌肉软硬适度，但仍然象帕拉斯女神在伊达山峰上站在牧羊人面前时的双臂那样柔软——一句话，丰满、鲜嫩而坚实。手应该是白的，特别是接近腕部的地方，但必须大而丰满，软如丝棉，玫瑰色的手掌上带有一些清晰而不杂乱的掌纹；隆起的部分应该不太高，大指和食指中间颜色光洁没有皱纹，手指长而柔嫩，到指尖的地方稍微瘦细一点，指甲洁净平滑，不太尖也不太方，修剪得有小刀背那样宽的一道白边。
一般性质的审美原则对于这些细节要求来说，占有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费伦佐拉坦率地承认：用来对美丽做出最后判断的那些终极的美的原则对于他是一个秘密；他给“漂亮”“妩媚”“美丽”“迷人”“优美”“庄严”所下的定义，如上所述，一部分是空洞的文学用语，一部分是想要说明不能说明的东西的徒劳的尝试。他很巧妙地把笑解释为性灵的闪光，这大概是仿自古代作家的。
在中世纪的末期，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都在奠定美的理论原则上做了无比的努力；但是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和费伦佐拉的相比。足有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布兰托姆和他相比是一个拙劣的鉴赏家，因为支配他的是淫欲而不是美感。
第八章 生活动态的描写
在关于人的所做的新的发现当中，我们最后必须把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描写的兴趣计算在内。
中世纪的滑稽和讽刺文学不能离开日常生活的描写。但是，当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为描写——为了它的固有的兴趣——而描写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既是因为它构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伟大而普遍的生活的一部分，也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周围到处都是这种生活的神秘的呼吸。讽刺喜剧在家庭、村庄和街道上出现，在教士、农民和市民身上寻找它们的取笑材料；现在，替代这种喜剧和同这种喜剧在一起，我们在文学里看到一种真正的世态描写的开始，这种世态描写很久以后才在绘画中得到任何表现。我们常常看到世态描写和讽刺是结合在一起的，但这不妨碍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在但丁能够使我们亲眼看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以前，他应该已经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观察了多少人情世态啊。在戚尼斯修船厂里的忙忙碌碌的活动，教堂门前肩并肩互相依靠的瞎子等这种有名的和与之相似的画面决不是这种描写的仅有的例子：因为如果没有对于人生的细密的和不断的观察，就不能有用外部姿态来表现灵魂深处的艺术；而但丁正是这种艺术的大师。
在他以后的那些诗人在这一方面很少能够接近他，而小说家们又为他们的文学体裁的第一条法则所限制，不能停留在细节描写上。他们的序言和故事可以随意地拖长，但我们所理解的世态描写却不在他们的范围之内。直到古代文化的复兴以前，对于这一类描写的爱好并没有受到充分启发。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对于每一件事情都热心的人——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不仅自然美，不仅是那些具有一种古代的或地理兴趣的东西，而且是任何日常生活的生动场面都在他的描写里找到了。他的回忆录里边有许多段关于场面的描写，他的同时代作家几乎没有一个认为值得浪费笔墨，我们这里将只提到其中关于在博尔塞纳湖上赛船的一段。我们发现不出究竟他从哪些古代书信作家或小说家得到了这种启发，使他描绘出如此生动活泼的画面。的确，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整个神交是非常微妙和神秘的。
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些拉丁文的描写诗篇（见本书第264页）——关于出猎的场面、旅行、仪式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在意大利文的作品里我们也看到了同一类的东西，例如波利齐亚诺和卢加·普尔奇关于美第奇大比武的描写。真正的叙事诗人，卢吉·普尔奇、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都以流畅的叙述使故事迅速发展下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美妙准确的描写笔触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弗郎哥·萨克蒂以一群被阵雨阻遏在林中的漂亮的妇女们的简短的谈话来自娱。
在军事历史家的著作中（见本书第118页）可以找到其他生活动态的描写。在一篇较早时期写成的长诗里，我们看到了十四世纪里雇佣兵作战的一幅逼真的描绘，主要写的是战斗序列、战争时的呐喊和有关的对话。
但是这一类的最值得注意的作品是关于乡村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在“豪华者”洛伦佐和他周围的诗人那里能够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作品。
自佩脱拉克时代以来，就流行着一种不真实的传统的田园诗风格，这些诗，无论是以拉丁文或是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基本上都是抄袭维吉尔的。和这种诗并行，我们看到了薄伽丘的农村故事（见本书第261页）和其他这一类的作品，直到桑纳札罗的《亚加狄亚》和更晚一些时候的塔索和盖利诺的农村喜剧。这些作品的风格无论是诗歌或散文，都是卓绝、优美的，但是在这些作品里边，田园生活不过是给一种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领域里的感情披上一件理想的外衣而已。
但是，除了这些作品之外，到十五世纪末，在意大利的诗歌里边出现了一种对乡村生活做更现实主义的处理的征象。这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这里的农民．无论雇农或自耕农，才拥有人的尊严、个人的自由和定居的权利，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困苦的。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远不象北方国家那样明显。住在许多较小的城镇里边的几乎完全是农民，他们在黄昏时分干完活回到家里就变成了城市居民。科摩的共济合会员几乎足迹遍于全意大利；乔托在儿童时代可以自由地离开他的羊群到佛罗伦萨参加一个行会；到处都是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人的洪流，而山区居民似乎生来就是这个人流的来源。诚然，骄傲和地域性的妄自尊大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提供了很多的拿“乡下佬”开玩笑的主题，而他们所没做的又有那些喜剧的即席表演家（见本书第316页以下）们来负责完成。但是，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没有发现有那种反对“贱民”的残忍的、充满了轻蔑的阶级仇恨的痕迹；而这正是曾经引使普罗旺斯的贵族诗人，往往还有法兰西的历史家们写作的动机。相反地，意大利的各类作家们却很高兴地承认和强调农民生活中的伟大或非凡的东西。乔维诺·庞达诺以赞美的口气提到阿布鲁齐的野蛮居民的不屈不挠的例子。在传记丛书和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那英勇的农民女儿的形象，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卫她的家族和她的荣誉。
这种情况使人们有可能写作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我们将要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巴蒂斯塔·曼托万诺，他的一度被广泛阅读的和现在仍值得阅读的牧歌，在1480年左右出现在他的最早的著作里。它们是现实的和传统的农村生活的混合描写，而前者是占优势的。它们代表着一个好心的带有某种自由思想倾向的乡村教士的思想方式。作为一个托钵僧，作者可能有过和农民们自由生活在一起的机会。“豪华者”洛伦佐自己能够进入农民的世界，说明他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他的《巴比利诺的南茜娅》读起来象一堆真正从佛罗伦萨乡间的民歌里抽取出来的作品，被融合在一连串的八行组诗里。作者是如此客观，以至使我们怀疑究竟那个陈述的人——向南茜娅表示爱情的青年农民瓦勒拉——所唤起的是他的同情还是他的嘲笑。无疑他是故意和传统的田园诗写得不同。洛伦佐虽然有意识地沉迷在简单纯朴的乡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里，可是他的作品却给了我们一种真正诗歌的印象。
卢吉·普尔奇的《狄科曼诺的贝卡》是人所公认的洛伦佐的《南茜娅》的翻版。但是却缺少那种较深刻的写作目的。《贝卡》的写作与其说是由于从内心里想要描写人民的生活，不如说是由于希望借一篇成功的诗来得到佛罗伦萨知识界的赞许。因此就更多地和更有意地写了许多粗俗的场面，也写了许多下流的笑话。尽管如此，一个乡村恋爱者的观点还是被奇妙地保持了下来。
这一群诗人里边的第三个是以拉丁文六音步诗写成《乡下人》的安吉洛·波利齐亚诺。为了避免对于维吉尔的《农事诗》的一切模仿，他描写了托斯卡纳农民的一年，从深秋开始，当时那个农民准备好了他的新犁和冬天所用的种子。春天草原上的画面是丰满而美丽的，“夏天”也有几段很美的描写；而秋天的葡萄节的描写是近代拉丁诗歌中的珍宝。波利齐亚诺既用意大利文写诗也用拉丁文写诗，从这上边我们可以推想：在洛伦佐那一群人里，对于下层阶级的感情生活做现实主义的描绘是可能的。他的吉卜赛人的情歌是那种以诗的意识置身于另一阶级中的纯属近代倾向的最早作品之一。为了讽刺的目的而写作，或许很多世代已经这样尝试过，而在佛罗伦萨每一个狂欢节日假面戏演员的歌唱也为它提供了机会。但是，对于另外一个阶级的感情予以同情的理解却是新的；有了这一点《南茜娅》和这一篇《吉卜赛之歌》就标志了诗歌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这里，我们也必须简单指出，文学怎样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南茜娅》的时代到亚科波·巴莎诺和他那一派的农村风俗画，中间经过了八十年。
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我们将说明，出身的不同怎样在意大利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意义。这种现象的大部分无疑是由于人们和个人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彻底而深刻的了解。文艺复兴单是这一结果就足以使我们永志铭感。人性的论理观念由来已久——但在这里，这个观念变成了事实。
皮科·米朗多拉在他的论人的尊严的演说里说明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崇高的见解；这篇演说可以公平地被称为那个伟大时代的最高贵的遗产之一。他告诉我们，上帝在创世之余创造了人，使人懂得大自然的规律，爱它的美丽，赞赏它的伟大。上帝不把人限制在固定的地方，不规定劳动形式，不用铁的必然的法则来加以束缚，而给他以意志和行动的自由。造物主向亚当说：“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视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野兽终生带着它们自母体承受的东西，较高的鬼神是从一开始或在开始后不久才变成为他们那永久的状态的。只有你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你身上带有一个宇宙生命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