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的章节中，我们首先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几个大潜能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的情况，然后考察了世界历史加速变化的过程，最后考察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运动：现在，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伟人们的身上。
在着手进行这种考察之前，我们完全清楚伟大这个概念非常有争议。因此，我们只好放弃一切系统和科学性的研究方式。
让我们从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漫不经心和我们的精神涣散说起。无论如何，我们人类谈不上伟大，伟大其实正是我们人类所缺乏的品质。对于生活在草丛中的甲虫来说，榛子树可能会显得像参天大树一样（假如它曾经注意到这种差别的话），因为它毕竟是小得可怜的甲虫。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伟大这个概念，我们甚至有一种离不开它的感觉；它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我们与伟大这个概念名副其实。
我们深陷于各种各样的幻觉和困难当中。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理解力的增强而变化；我们的判断力和我们的感觉之间有时不一致，一个人的判断力和感觉又与其他人的判断力和感觉相冲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渺小的自身出发对周围的人和事进行判断和评价。
此外，我们经常在自己身上觉察到最不真实的感受，即对他人卑躬屈膝和赞叹不已的需求，那种迷醉于一个伟人，并且由此想入非非的渴望。〔2〕毫不奇怪，有时整个民族都顺从地忍受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后来的民族和文化才能看得出，原来的那个民族实际上崇拜了一个并不值得崇拜的偶像。
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就是把过去和当代合乎如下标准的人物看做是伟人：即他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特定的生存方式，没有他们的横空出世，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存在。有些人物的一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好处，这些人物的高大形象使我们神魂颠倒，比如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虽然他们可能憎恶彼得大帝（现在有很多人对他的声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但是他们一般还是把他奉为伟人。对这些有教养的人来说，假如没有彼得大帝的作用和影响，许多事情根本无法想象。另一方面，我们把那些在历史上造成巨大破坏的人也视作伟人。简而言之，我们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即把权力和伟大混为一谈，同时在衡量伟人的时候过分地把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视为中心。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有证据表明，一些拙劣的作家由于真假不辨或者因为受到贿赂而对一些人物进行了不真实和不诚实的描写。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讨好权势，把权力说成是伟大。
尽管在伟大这个概念上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所有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民族都喜欢在自己的历史中确定一些伟人，对他们加以推崇，并且视他们为最宝贵的遗产。
这些被视为伟大的人物是否有诸如“大帝”之类的头衔，实际上无关紧要；有些人名字后面带一个“大帝”之类的修饰词，主要是因为有人与他们重名。
真正的伟大，实际上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谜。伟大这个头衔给人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而不是根据史实做出的判断；另外，某个人是否伟大并非完全由行内的人做主，而是由多数人实际达成的共识来确定。因此可以说，以个人的声望本身也不能决定他是否能够被视为伟人。我们现在受过一般教育的人都知道，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人都拥有一大批或多或少著名的人物；不过，一旦把他们单独拿出来加以考察，我们就会产生疑虑，他们是否真的不愧于伟大这个称呼呢？结果，没有几个人能经得起严格的审核。
那么这种审核的标尺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并不确定的、并不对等的和并非前后一致的标尺。一个人有时因为充满智慧而被视为伟大，有时因为道德方面的完美而被视为伟大；对那些做出判断的人们来说，他们有时受到流传下来的文献的影响，有时（应当说经常）更是凭着感觉。对于那些被视为伟人的人们来说，有时他们的人品起着关键作用，有时是他们死后留下来的影响左右后人的观点；人们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会经常受到事先已经形成的偏见的影响。
我们终于可以明白，那些在我们看来了不起的人物经过许多民族和几百年的时间仍然对我们起着神奇的作用，可他们实际上早已成为了传说性的人物。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解释什么是伟大，而只需举出几个限定伟大这个概念的词，比如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一个伟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不完全，因为历史上一些特定的伟大成就只有通过他以及他所处的时间和环境才成为可能，不然的话，那些成就不可想象；他与历史上一连串重要的原因和结果息息相关。俗话说，“地球缺了谁都会照常转”。但是，有那么少数几个人确实不愧于伟大这个名称。
当然，证明一个伟人的不可替代和独一无二并非很容易，因为我们现在无法确认，假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某个伟人在过去的某一个场合没有出现的话，自然和历史会把哪一个预备人物推向舞台。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可供使用的预备人物绝不会很多。
一个不可替代和独一无二的人在才智和道德方面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力量，他的行为影响到普遍的利益，即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甚至整个人类。值得顺便加以说明的是，有些人被所有民族视为伟人，而有些人只是在局部或者暂时称得上是伟人，这些人出现在特定的场合，并且为了普遍的利益把自己和自己的存在抛到脑后；在这种时候，他们已经摆脱了世俗的羁绊，达到了高尚的境界。
应当说，19世纪在评价以往所有年代的各种伟人方面具有特殊的条件。我们在文献方面进行交流，并且我们的文献相互关联，交通变得日益便利，欧洲人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加强，这一切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海纳百川，这种容纳性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各种不同的人和事，能够公正地对待哪怕是极度陌生和可怕的事物。
从前的时代只有一个或者并不很多的视角，而且局限于民族或者宗教的视角。伊斯兰教眼里只有它自己；在绵延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中世纪一直把整个古代世界看做是魔鬼横行的岁月。如今，我们在评价历史的时候对所有著名的个人以及事件做一次普遍的修正；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从他当时所受的限制，他所处的时代着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假冒的伟人被打倒，新的真正的伟人得到提名。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出于冷漠的心态，而是本着对所有以往伟人一视同仁的原则。因此，我们对那些来自敌对宗教的伟人也予以承认。
那些以往艺术和诗歌方面的伟人也在我们中间得以复活，他们在我们这里所受的待遇有别于他们在我们的前辈那里所受的待遇。从温克尔曼以及18世纪末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我们不再像以前伟大的学者和艺术家那样看待古代世界。随着18世纪的人们对莎士比亚重新认识，他们得以第一次见识但丁和尼伯龙根，并且掌握了衡量真正伟大诗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标准。
将来的人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对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判断进行修正。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能完成的绝对不是阐释“历史上的伟人”这个概念，而只是以举例子的方式来探讨“历史上的伟人”，所以前后存在很大的不一致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在历史中能够看到如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一个社会的整体才对民族、文化、宗教等产生一定的意义，因为它们是整体活动的结果和整体显现的方式，但是，它们偶尔在一个伟人身上找到新的创造力或者统治权的表达形式。
生活在时间中的人，以及通过人得到体现的时间，有许多让我们琢磨不透的意外。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并非慷慨的施与者，从青年时代开始，伟人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各种危险，其中包括把伟人引向相反方向即促使他成为小人的诱惑；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只要再坚强一点点，他就有可能战胜这些诱惑。
有时，假如生活终究不给一个本来有潜能的人提供成为伟人的机会，那么他只能半途而废，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或者充其量在犹如儿童游戏场地一样的地方让寥寥可数的人发一发愣。
真正的伟人从前不多，现在也不多见，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少。
伟人们毫无疑问都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各自的伟大之处则大不一样，他们都有其特殊性。
首先让我们观察学者、发现者、艺术家和诗人，即那些主要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杰出的个人，那么进步就无从谈起；艺术、诗歌、哲学以及所有伟大的精神活动都因为这些人物的存在而显得丰富多彩，并且时不时地借助他们在整体水平上得到提高。在其他领域，人们在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时并非如此肯定和宽容，他们对以往的大人物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弊大于利或者多余，因为，假如他们没有出现的话，人们可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艺术家、诗人、哲学家、学者和发现者的所作所为与公众所关注的“目的”不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他们的活动不涉及公众的生活，即不会对公众构成有利或不利的因素。人们没有必要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因此这些人也可以安心地施展他们的才华。
（不可否认，今天最优秀的艺术家和诗人靠着手艺吃饭。这说明，他们不得不迎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并且把这些特征加以描写。其结果是，他们实际上完全处于依从的地位，根本不可能按照心灵的呼唤进行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在于他们服务于那些“目的”。）
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可以起到两种作用：把时代和社会的本质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且，把这些本质的东西作为不朽的信息传递给后世。
职业领域里的发明家和发现者，如阿尔森（Althan）、雅克瓦尔（Jacquart）、德雷克（Drake）和丹尼尔（Daniel），虽然后人为他们立了数以百计的塑像，虽然他们曾经忠心耿耿地为别人付出汗水，虽然他们的发现对整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仍然算不上伟人，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像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那样关注整个世界。此外，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些职业领域里的发明家和发现者并非不可替代；假如没有他们的话，他们当时的发现早晚会落到其他人的头上，而每一个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都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整个世界因他们个体的存在有所不同。这些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一个让他所在地区的养老金有所增长的人还远远不能被称为整个世界的行善者。人们不可能像在法国的沃克吕兹省那样到处种植西洋茜草，而且即使在沃克吕兹省，当地人也没有为开创西洋茜草种植业的人立一块塑像来纪念他。
只有哥伦布因为发现了遥远的国度而变得伟大，而且不同寻常地伟大，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以及巨大的意志力来证明了一种假设，这无异于使他上升到了与最伟大的哲学家相同的位置上。哥伦布证明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球形的，这一点成为此后一切思维的先决条件之一；此后，所有一切因这个先决条件而成为可能的思维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益于哥伦布的发现。
尽管如此，并不等于说哥伦布不可或缺的说法无懈可击。“即使哥伦布在摇篮里夭折，美洲不久之后也会被发现”〔3〕，相反，人们对埃斯库罗斯、菲迪亚斯和柏拉图则无法说这样的话。假如拉斐尔（Rafael）在摇篮里夭折，那么，他那幅著名的基督显容画就不会出现。
除了哥伦布之外，其他许多同样发现了遥远国度的人都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影响并不能超出哥伦布所开辟并且证明可行的范畴之外。科尔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可以被看做是那个未开化的新大陆上伟大的征服者和组织者，但是他们的动机本身与哥伦布相比就已经无比地微不足道。在亚历山大大帝那里我们还能找到更庄重一些的成分，因为他的征服欲实际上是受求知和开拓精神的役使。现今在非洲和澳大利亚游历的那些所谓大名鼎鼎的人物其实不过是局限在我们已知的范围内转来转去罢了。
尽管如此，每当有一个重要发现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在第一个发现者（如发现尼尼微的雷亚德［Layard］）的头上放置名不副实的光圈，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发现的伟大之处其实在于被发现的物，而不在于促成这个发现的人。人们这样做是为了表达他们对那些不可多得的文物的欣喜若狂之情，而发现这些东西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因此很难说后世对那些偶然的发现者会保持多久的感激态度。
在科学研究领域，每个学科的历史中都耸立着若干相对重要的人物，不过，哪些人称得上重要，不是取决于整个世界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为与自己相关的学科都做了什么，因此人们提出的问题是：谁对这个学科的贡献最大？
在研究领域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它以其独特的方式给人授予伟大这个称号。获得这项殊荣的人不是因为他绝对的能力，不是因为他在道德方面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他对其事业的热爱，因为这个评价体系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而不是他的身份。因此，被称为伟人的是那些在某个领域内做出重大发现的人，即那些发现了涉及生命的重要法则的人。
初看上去，投身于历史科学的人都被这个评价体系阻挡在大门大门之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文献，他们虽然接触最伟大的智慧和文献，但是他们所完成的不是创立法则，而只是认识世界的一部分；说起来，“历史的法则”是不精确的和有争议的。国民经济学倡导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法则，但是它借助这些法则是否已经赢得了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对此恐怕还要画一个问号。
相反，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被称为伟人的都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人。
迄今为止，自由的思维都因哥白尼而成为可能。哥白尼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处在太阳系中一个从属的运行轨道上。17世纪的天文学家和自然研究者中，除了伽利略（Galilei）、开普勒（Kepler）和少数几个人以外，没有谁可以被冠以伟大这个头衔。基于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的研究成果，人类后来对宇宙的进一步研究才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所有后世的思维也基于此。毫无疑问，伽利略等人走到了哲学家的行列。
谈到伟大的哲学家，我们才踏入了真正称得上伟人的人物们所在的领域。这些人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他们拥有不同寻常的力量，他们对世界具有普遍的意义。
伟大的哲学家解开了人类生活中重大的谜团，而且每个人以其独特的方式，每一次都更深一步地进入到人性内部；他们的目标是从各个角度考察整个世界，其中当然包括人类。只有他们能够纵观并驾驭每个个体与世界整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有能力为各个学科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未来的景象。不管无意中还是不情愿地，听从他们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些分支学科有时根本意识不到它们是通过哪些线索与那些大哲学家们的思想相联系。
称得上哲学家的应当是那些以高度客观的态度高屋建瓴式地考察和分析生命的人，比如像蒙田（Montaigne）和拉布吕耶尔（Labruere）这样的人。上述二人已经处在了哲学家和诗人的交界处。
诗歌位居哲学和各种艺术的中间偏上处。哲学家的职责是揭示真理，因此他们的声望只能跟随他们的死，但是他们充分地体验了生活；相反，诗人和艺术家充满了令人心醉和使人向上的美好的情趣，以便能够战胜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的抵抗；正因为他们自身的这种美丽，他们才有能力以象征的手法表达自己。〔4〕诗歌在文字的应用以及实证方面与科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与哲学一样，诗歌也解读整个世界；与艺术一样，诗歌也强调语言的格式和形象性，与艺术一样，诗歌也是创造者，是力量的化身。
我们应当在这里大概地讨论一下，为什么诗人和艺术家称得上是伟人。
对诗人和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满足于追求单纯的知识，因为单纯的知识是专门科学学科的事情；他们也不满足于认识世界，因为认识世界是哲学家的任务。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多才多艺和有些莫名其妙的特性，因此，他们能够隐约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与他们自身的神秘力量相匹配的威力。这样看来，诗人和艺术家周围围绕着更加宽广的世界，这些世界以图画的形式与诗人和艺术家善于图解的内心进行交流，这就是艺术世界。对于任何一个诗人和艺术家来说，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它就无法离开艺术的手法，因为只有借助这些艺术手法，他才能够发展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能力。只有借助这些艺术手法，诗人和艺术家才能够赋予自己所感受的东西以高尚的意义，从而使它不至于淹没在日常的琐碎之中。借助这些艺术手法，一个诗人或艺术家能够展现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幅美好图画，一个没有残垣断壁，而只有伟大的、重要的和美丽的东西的世界。这个美好的世界给人以幸福的感觉；即使悲剧也具有了抚慰人心的特性。
艺术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是一项创造活动。艺术最为核心的动力是想象，而想象的能力向来都是神赋予的。
把内心深处的感受表达出来，把它描写得如同坦诚的自白一样，这是不可多得的才能。把外在的东西很肤浅地表述一遍，这一点许多人都能够做到。只有能够把内在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人才能打动观众或者听众。他让人们相信，只有他才具有这种能力，他的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我们也知道，艺术家和诗人与宗教和文化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庄重和不可忽视的关系，以往最强烈的意愿和感受都是由艺术家和诗人表达出来的，他们成了转达这些意愿和感受的翻译家。
只有艺术家和诗人才有能力解读并掌握美的奥妙；有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一闪而过、难得一见或者不成比例，但是在艺术家和诗人那里，这些东西以颜色、石头和音调的形式重现在诗歌、图画和画集中，好像是另外一个更高级的人间世界；因为有了艺术，我们才得以领会建筑和音乐中的美妙，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在诗人和艺术家中，那些真正的伟人通过在世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驾轻就熟而获得人们的承认。与其他领域一样，在诗歌和艺术方面，人们同样意识到或者坚信，伟大的天才的出现从来都是千载难逢的事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不同寻常的诗人和艺术家得到认可。人们相信，那些大师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好像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就不完整，好像没有他们整个世界就无法想象。
在艺术和诗歌方面，一流的人才极其罕见。幸运的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稍逊一筹的伟人。一流的伟人们贡献给世界的是独创作品，而二流的伟人们则能够借助传统，把那些独创作品当做一种风格加以发扬。当然，除了个别情况以外，他们的作品是二流的，有些二流大师实际上具备了一流大师的资质，不过第一把交椅在他之前已经被人占据。
第三等级大师们的造诣比较肤浅。他们的相形见绌再一次证明，真正的大师曾经是多么了不起；这种差距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些真正的大师们身上哪些东西特别值得学习、他们身上的哪些特长最有可能借鉴过来。
人们不断地提到一流的大师。看起来，只有他们才在每一个字眼、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音符上表现出了原创性，即使他们有些时候重复自己（这个时候仍然把他们当做一流显然是一种错觉，而最可悲的是，有些一流的大师用自己的天才来制作大批的商品，以便换取更多的报酬）。
一流大师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不是大量和快速地制造平庸的作品，而是创造大量题材无比广泛的杰作。有时我们不得不想，他们大量地创作这些题材广发的作品是不是他们当时已经预感到死亡提前来临？比如拉斐尔、莫扎特（Mozart）和席勒都在糟糕的健康状况下很早就创作了许多不同凡响的作品。如果一个曾经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后来成为快枪手，甚至是为了获取暴利，那么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伟人。
一流大师们之所以能够完成题材广泛的作品，其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巨大的和超人的力量，以及他们在获得每一次进步以后把自己的才能加以推广的能量和兴趣，例如，拉斐尔在他艺术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创造出了一系列圣母像和有关圣母家庭的画像；对于席勒而言，1797年是他大量创作叙事诗的一年。最后，一流大师们能够把业已确立的风格与自己民族强烈的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卡尔德龙（Calderon）和鲁本斯（Rubens）。
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都一定是具有非凡个性的人物吧？毫无疑问，他们至少要高度集中自己的意志，没有这种能力伟大也就无从谈起，也正是他们的这种能力像一种魔力一样多少年以后仍然强烈地感染着我们。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人物，假如他们是常人，那么他们即使有耀眼的天赋，他们也可能很早就陨落；或者说，没有非凡的个性，“天才”到头来可能会沦落为瘪三。所有的一流大师们开始时都是如饥似渴地、争分夺秒地学习，并且在达到一定的水平，即能够轻易地创作优秀作品的时候，他们适时地做出重要的决断。他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在不断地接受新的、巨大的挑战的过程中获得的，而且这些挑战是他们向自己提出来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六十岁的时候已经举世闻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且试图掌握它，结果，他创作出了有关末日审判的杰出作品。同样值得提及的是，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显示出了超人的意志力，许多人至今还以为莫扎特一生都未能摆脱稚气。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一流大师们的生活一定比普通人更幸福、他们的人格一定比普通人更完美，起码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的和谐程度一定比普通人更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说法都只是猜测；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一流大师们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现在许多有关诗人和艺术家生活的生动的描写并非基于有可靠来源的材料；说得具体一点，在人们所能读到的书里，格鲁克（Gluck）被描写成一个拥有伟大的天赋和孤傲的气质的人，而海顿（Haydn）则被塑造成一个享受幸福和心地善良的人。此外，即使在对一个时代的伟人们进行评价的时候，人们也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罗马化之前的希腊世界造就了超一流的雕塑家，但是他们很少引起后人的注意，而当时的诗人和哲学家们则被推崇到了极点。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在每一个艺术领域里，人们都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伟人们进行认可。
一个伟大的诗人应当达到下面的标准：他应当有能力描绘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他同样应当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潮流中、从偶然的事件中、从平凡的和从不关痛痒的事情中提炼出人性普遍的东西，并赋予它最优雅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它沉淀为人类理想的景象，体现为人类同命运做不懈斗争的热情。这种表现形式不是针对某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因为达到了升华而具有无穷的力量。人们内心的秘密由诗人揭开，假如没有诗人犀利的笔锋，人们对这些秘密只能会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当人们阅读诗人的作品时，诗人美妙的语言犹如他们在哪个神界仙境曾经亲自使用过的一样，因为以往所有年代、所有的民族中每个人所经历过的苦难和欢乐在诗人不朽的诗作中得到了提炼，正可谓spirat adhuc amor，从狄多（Dido，迦太基的建国者和女王——译注）悲痛欲绝的哀号到被遗弃的情人所唱的催人泪下的民歌无一不是如此。当多少年以后出生的人读到这样的诗作的时候，字字句句都仍然令他们荡气回肠，好像那里哀诉的是他们自己的忧愁。只有诗人才有能力抓住苦难深处那不易察觉的特质，而一旦诗人把这个特质用语言描写出来，它已经超出了悲和喜的界限，因为它早已属于宗教的范畴。这种对常人来说不可名状的感受，即试图超越世俗达到永恒的愿望，成为每个宗教和所有认识活动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戏剧方面，这种感受在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的戏剧中涉及西普里安（Cyprian）和查斯丁（Justina）在监狱的场面中得到了最为刻骨铭心的表达；歌德的诗句“你这个来自天国的精灵啊！”也奇妙地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受。当诗人的作品像一场狂风暴雨一样让整个民族感受到它的呼唤的时候，它绝不亚于先知们发出的预言，如《以赛亚书》（Jesaias）第60章中那一无可比拟的灵感的爆发。
对于曾经造就出伟大诗人的时代来说，那些诗人无异于象征这个时代精神的最重要证据；作为一个整体，伟大的诗人们深入地剖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诗作真可谓这个内心世界最伟大的和最相互关联的自白。
至于涉及到每个诗人个人的伟大之处，它们决定于他的知名度或者被引用的情况，而这个知名度或者引用频率取决于许多其他完全不同的因素。
在评价以往的诗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主要考虑他们的伟大之处在哪里，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诗人的价值还在于，他构成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信息。这个价值其实远远超出了他单纯作为诗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比如我们能够从古典时期的诗人那里得到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的信息，而每一条来自那么遥远年代的信息都极其宝贵。
有人会问，难道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伟大之处敢于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伟大之处比高低吗？应当肯定的是，在了解雅典居民的思维方式所经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方面，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三位剧作家的不同之处。欧里庇得斯揭示的是人类心路历程中一时的东西，而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揭示的则是永恒的东西。
此外，民族史诗、民谣和民歌毫无争议地被看做是伟大和美妙的作品。这些民间作品的产生似乎并不依赖于那些伟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民族相当于一个伟人；我们一般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民族一定处在一个特别幸福和天真的文化发展阶段。
实际上，我们说一个民族代替了有名有姓的伟人，那是因为创作相关史诗、民谣或民歌的人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那些传唱史诗的人的名字（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一群人），但是他们当时无疑被视为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们首次把自己民族的传说用固定的格式确定下来；在那一时刻，他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就在他身上结晶。试想，这种事情只有在少数杰出的人那里才有可能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顶级的民谣和民歌也只能由不同凡响的人在不同寻常的时刻创作出来；这个杰作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一个伟人身上结晶的结果。不然的话，一首诗或一首歌就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人们一看到一部无名的悲剧就马上联想到某个剧作家，而读到所谓史诗的时候就拒绝承认有过这样一个作者，说起来，这只不过是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和习惯而已。有些戏剧的产生过程实际上与史诗没有什么两样，它们也是经过“众人之手”而成形的。
下面轮到我们谈论一下画家和雕塑家。
起初，艺术家默默无闻地为宗教服务。在那些神圣的地方，人们开始创造崇高的作品；他们学会如何把偶然性排除掉，从而建立一个确定的格式。典型便如此应运而生，接下来便开始出现理想化的东西。
有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名声与他们漂亮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尚属中流水准，它们在本质上还未完全摆脱神圣和高大的特征，不过艺术家已经能够自由地运用艺术手法，并且从中享受到乐趣。这时，人们在艺术的每个方面都确定了应当追求的目标，并且那些现实的东西也被涂以一层不可抗拒的神秘色彩。从此以后，艺术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为实用目的效劳的奴隶，但是它又不断地升华，从而形成对生活的反照，而且是一种更加光辉的反照。绘画和雕塑与人类世界的接触完全有别于诗歌与人类世界的接触；画家和雕塑家面对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事物的光明面，创造的是一个充满美丽、强壮、真诚和幸福的世界，即使在那无声无息的自然界，他们也看到了灵气并且对它加以描画。
完成了上述步骤的大师们不能不说是一些特殊的人物。应当承认，虽然我们知道一些来自古代希腊世界的这类人物的姓名，但是我们很少能把他们与具体的艺术作品挂上钩；就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欧洲北部而言，我们连这类艺术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谁创作了沙特尔（Chartres）和兰斯（Reims）这两个地方教堂门口的雕像？我们或许可以凭空做这样一个猜测，也就是说，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其实不过是类似习作的东西，那些大师们在其中并未倾注太多的心血，正如民歌最终成形所经历的过程那样。我们在兰斯教堂的北门口可以看到基督的形象，那个把基督的形象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确立下来的第一人不愧为非常伟大的艺术家，他一定还首次创作过其他辉煌的作品。
在人类历史的近现代，我们能明白无误地把一些作品与特定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某个艺术家被冠以“伟大”这一头衔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人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可；每一个懂行的人都能够看出，这个人具有无与伦比、不可多得的天赋。
大师们尽管耕耘不断，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却极其有限。一想到这些瑰宝能否长期保存下去，我们就不禁打起寒战。
与诗人、画家等专家不同，在众多的建筑师当中，恐怕没有一个获得过如此公认的“伟大”这个称号。一般说来，建筑师们不得不与别人分享一切荣誉，这些分享荣誉的人首先包括那些委托他们设计和建造建筑物的人。在对任何建筑物进行赞扬或者发出感叹的时候，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与这些建筑物相关的人民、祭司以及统治者。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人们通常认为，一座建筑物之所以伟大，那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建筑师，而是得益于该建筑师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属的民族。因为评价标准不可靠，得出的结论也难得准确。通常来说，一座超大的或者富丽堂皇的建筑更容易赢得人们的赞赏。
通行的观点是，建筑与绘画和雕塑相比更加难以理解，因为它所表现的不是人的生活；但是作为一门艺术，它其实与绘画和雕塑一样难以理解，或者像它们一样容易理解。
在建筑这门艺术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很少有人被公认为一种风格的创立者，而在其他领域里，这类潮流的引领者最容易赢得赞许。在建筑方面，人们只知道谁是最后的完成者或者完善者。在古代希腊，出了名的不是那个创立神庙风格的人，而是像伊克蒂诺（Iktinos，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建造者——译注）和内西克利（Mnesikles）之类的人；在中世纪，受到称许的不是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师，虽然他对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确立起到过决定性作用的人，而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一系列著名教堂的建筑师。
就文艺复兴时期而言，我们之所以详细了解这一时期数量可观的建筑师，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也不是因为他们留下了更多和更确定无疑的作品，关键在于，他们没有总是重复同一个主要的风格，而是不断地把多种因素加以综合。结果，在一个统一的但却具有高度柔性的造型体系内，每个人都能够创造出独立的作品。那个时代给予这些建筑师充分的信任，使得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由地支配空间和材料。
要说真的伟大，无论如何，应当提到埃尔文·冯·斯坦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德国建筑师，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主要由他设计建造——译注）和米开朗琪罗，接下来应该是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o，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著名建筑师——译注）和布拉曼特（Bramante，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建筑风格的代表人物——译注）。当然，后两个人杰作的数量并不多；就米开朗琪罗而言，他为教会建造了最为重要的教堂。说明斯坦巴赫伟大之处的证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尖塔，虽然这个尖塔本身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建造，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设计，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精美绝伦和透明的哥特式风格的墙面就不可能获得如此绝无仅有的同时当之无愧的声望。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圣彼得教堂里建造了地球上最漂亮的圆顶。对于他，人们的评价是一致的，无论是普通的大众还是有艺术眼光的行家。
音乐处于各种艺术的边缘，并且与建筑有着一些无法说清楚的关联。为了能够深入到音乐的本质，我们在下面谈论音乐时候，抛开音乐与歌词、音乐与乐器之间的关系。
音乐的地位既有些神奇，也有些莫名其妙。假如我们把诗歌、雕塑和绘画看做是表现理想化的人类生活的艺术，那么音乐只是生活本身的写照。音乐犹如一颗彗星，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循着巨大的圆环围绕着人类生活，但它有时比任何其他艺术都更接近人类生活，而且能够解释隐藏在人的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奇妙的数学，但是它又拥有一群生龙活虎的精灵，它给人的感觉是如此遥不可及，但却又让人觉得与它如此亲密无间。
音乐的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如此巨大和直接，人们会出于感激之情马上问起它的创作者，并且情不自禁地传颂这位了不起的作曲者。伟大的作曲家属于最没有争议的伟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永恒性则是一件很难讲的事情。他能否永远伟大，首先需要后人的努力，需要他们不断地演奏他的乐曲，而且不顾越来越多新的乐曲的竞争；对于其他艺术家来说，他们只需要把作品创作出来即可。其次，他能否保持其伟大性，还要看我们现在音乐的乐谱和节奏会不会保持不变，但这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对遥远的未来的人群，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可能会变得无法理解，如同我们面对古代希腊人的音乐。要知道，当时的希腊人对这种音乐一定是赞不绝口。近现代的音乐家或许会靠着我们的贷款保留他们的英名，因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如醉如狂的赞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人，正如我们现在仍然还推崇古典时代的画家一样，尽管他们的作品早已不见了踪影。
最后还应当补充几个字。受过教育的人观赏或者阅读从前的艺术品或诗作的时候，他们无法或者不愿放弃这样一种幻觉，即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在创作他们的艺术品和诗歌的时候曾经多么幸福。可是他们何曾想过，这些伟人为了理想做出了何等巨大的牺牲，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为琐事而奔波。对于我们今天仅仅接触他们的作品的人来说，他们如同超然于世俗烦恼和可以永葆青春的幸运儿。
以上论述了艺术和诗歌，接下来，我们应当讨论神话的形态。神话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艺术和诗歌。让我们首先考察那些理想的或者说理想化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或者至少与流传下来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别。这些人物作为创立者和创始人位居一个民族的首位，或者被封为该民族远古时期的英雄，成为民众丰富想象中的宠儿。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人物，那是因为我们这一章的任务就是证明，每个民族都对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作新的解释，假如没有可供作新解释的人物，那么这些民族就会创造这样的人物。我们的结论是，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伟大的代表性人物。
神话中的英雄就属于这类代表人物。他们或者是失去了光泽的神，或者是神的儿子，或者是有关地理和政治的抽象概念。此外，每个民族都尊崇一些英雄人物，有些民族甚至把这些英雄的名字当做自己的名字，或者至少用这些英雄的名字来给某些地方或机构命名。早期的民族把这些英雄以及自己民族的先祖看做是完成了民族统一大业的神话性人物。
这些人物（尤其是那些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或地名的英雄）几乎没有什么任何头衔，或者像诺亚（Noah）、以实玛利（Ismael）、赫楞（Hellen）、图伊斯科（Tuisko）和麦纽斯（Mannus）那样只有若干个性特征，但是被当做民族、国家或宗教的创始人；与他们相关的诗歌（如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提到的涉及图伊斯科和麦纽斯的诗歌）则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海洋中。
有些人物的传记里面已经包含了象征性的东西，如亚伯拉罕（Abraham）、詹姆西德（Dschemschid，波斯神话中的仙王——译注）、忒修斯（Theseus，雅典国王——译注）〔5〕、罗慕路斯（Romulus，又译罗慕洛，传说中罗马城的创建者——译注）及其帮手努马（Numa）的身上都表现了相关民族历史中的一些线索，诸如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机制。
有些与其说是始祖不如说是纯粹理想化的人物。这些人物并非反映一个城邦的历史，而是综合了一个民族最为高贵的品质。阿喀琉斯（Achill）不幸早亡，因为他所追求的目标过于庄严；奥德修斯（Odysseus）不得不长年面对来自某些神的仇恨，只有经过了多重考验以后，他才最终获得胜利。实际上，阿喀琉斯体现了远古时期希腊人的某些真实的特性，如狡猾和坚定不移的性格。
即使后来的民族也免不了要把他们历史上的人物加以提升和加以美化，甚至不惜用任意改头换面的手法来使他们成为整个民众所喜爱的人物。西班牙人对熙德（Cid，抗击摩尔人的英雄——译注），塞尔维亚人对马尔克（Marco）就进行过这样的加工和改编，最终成为各自民族的模范人物。
民间流传的纯想象的漫画人物则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他们反映的是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可以说他们正好与诗歌描绘生活的光明面而产生的人物成对比。这类漫画性的人物的典型代表是奥伊伦斯彼格（Eulenspiegel，中世纪德国北部的一个滑稽人物——译注）和现今意大利舞台上戴面具的人物如梅内廷（Meneking）、斯坦特莱罗（Stenterello）和普尔奇内拉（Pulcinella），以及代表某个城市的操着浓重方言的人。作为整个民族化身的人物也可以借助图画生成，比如说约翰牛（John Bull，阿巴思诺特在其《约翰·布尔的身世》［John Bull］里刻画了一个承租人的性格，此后，约翰·布尔［也称约翰牛］就成了所有英国人的代称——译注）。
最后，我们也不应当忘记那些被构思在未来的人物，如《痴儿西木传》（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德国小说家格里美尔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的长篇小说——译注）中的主人公，以及这类人物中最为不可思议的形象即敌基督。
在历史初期伟人的队伍中，宗教创始人占据非常奇特的位置。〔6〕这些人在真正意义上与伟人这一称号名副其实，因为他们充满了先验的气质；即使在数千年以后，这种气质仍旧能主宰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命运，甚至许多其他民族的命运，换句话说，用宗教和伦理的纽带把这些民族联系在一起。他们能够体会到别人无法体会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一直隐藏的意愿转化为准则。在创建宗教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浑浑噩噩的普通人身上，也没有抱着把把周围的人看透的态度，而是让所有的人受他们人格魅力的感染。即使在这方面最不尽如人意的穆罕默德也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
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人物也具有这方面的品质。路德使得自己的追随者树立全新的伦理道德观，或者可以说是全新的世界观。〔7〕相反，加尔文的学说在他的祖国法国遇到了阻碍，他只是在荷兰和英国赢得了多数民众的认可。〔8〕
末了，让我们讨论曾经在历史上领导过其他运动的伟大人物。
历史似乎有这样一个嗜好，那就是突然间浓缩到一个人身上，结果，几乎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
这些伟人在自己身上综合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刚性和柔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国家、宗教、文化以及危机。
尤其让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让整个民族突然间从一个文化发展状态跨入另一个发展阶段的伟人，如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从游牧状态转向对世界的征服。值得提及的还有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俄国人，如果没有彼得大帝，俄国人就不可能由属于东方转为属于欧洲。更值得提及的是那些带领一个已经处于文明阶段的民族从一个低级阶段走向更高一级的伟人。相反，那些把巨大的能量完全用在破坏已有文明的人绝对不能称作伟人；帖木儿并没有促进蒙古人的发展，他的统治时期结束以后，当时的蒙古人的处境还不如从前。他的渺小和成吉思汗的伟大正好成比例。
危机来临时，已经确立的和新兴的东西（即革命）都系在伟人们的身上。在世界历史上，这些伟人的性格一直是一个谜。他们与他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神圣的婚姻”，而这种婚姻只有在糟糕透顶的年月才可能缔结，因为乱世能给予伟人发挥其才能的最大空间，而且乱世唯一需要的是伟人的横空出现。
危机开始的时候，所谓的伟人层出不穷，而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具有天才并富有朝气。尽管有些人借助非常偶然的情况成为某个党派的领导，人们还是友好地接纳他们。人们还比较天真地认为，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就应当有领导人，而且这个领导人应当自始至终地、全面地代表这项运动，完全不顾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动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运动的创始者从来不会成为引导它走向结束的人。最初的参与者被淹没在运动潮流之中，原因是他们对运动的设想还静止在其初始阶段。这些人不能跟随运动发展的步伐，而进入新的阶段的运动则已经孕育了符合它新的需要的领导人。在各个发展阶段非常明了的法国大革命中，即使那些真正的伟人（如米拉波［Mirabeau］）也无法适应革命第二阶段的发展情况。一旦一个新手能够进一步地激起民众的狂热，那么革命初期的绝大多数名人便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扫地出门。为什么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圣朱斯特（St.Just）和马略不能被称为伟人，尽管他们都曾很激进，并且在历史上占据不可否认的重要位置？因为，他们当时所关注的仅仅是一个党派的纲领以及癖好，而不是普遍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可能会把他们当做是类似宗教创始者的人物。
随着运动的继续，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往往能够诞生一个真正的伟人，但是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他的价值。事实上，他肩负着给已经过时的运动画一个句号的使命，换一个说法，他要把运动引发的狂涛巨浪抚平，并且迈开双腿横跨在深渊之上。
关于运动初始时人们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在遭受希律（Herod）王的手下人搜捕的耶稣身上看得非常清楚。还有，由于抗拒了苏拉（Sulla）的势力，恺撒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因为前者在恺撒身上看到了无数“马略”的影子；克伦威尔遭到指控，甚至在试图移居海外的时候受到阻碍。关于这些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气质在他们人生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在终于有一个人穿过所有的阶段到达终点之前，不知有多少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遭受了厄运。看上去，遭到灭顶之灾是许多重要人物不可逃避的共同命运。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那些重要人物沽名钓誉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气，以为自己是命运不得不严肃对待的人物。
对于一个大国的王储来说，他能够免遭开始时的诸多危险，而且从一开始就掌握大权，从而为借助手中的权力大干一场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因为他如此早就可以为所欲为和无所不有，他距离成为伟人的目标就更加遥远了。他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锻炼自己各种内功的动力。在这方面，历史上最好的正面例子是亚历山大大帝，接下来，我们可以列举查理大帝、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
在谈到伟人的特征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到“相对的伟大”，即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愚蠢和卑鄙而表现出来的伟大之处。正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才显示出前者的伟大性。表现出这种伟大性的人一般都具有特殊的身份，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王储，而他们的伟大基本上类似于东方专制政体的君主们。我们无法对他们身世和权力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其原因在于，他们并非在与周围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中成长壮大，因此，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即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说起来，被冠以伟大头衔的查士丁尼一世也应当算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人们一千多年来一直错误地把他当做伟大的、善良的和神圣的人。在有些平淡无奇的世纪中，人们只好把并非那么杰出的人将就着当做伟人。从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去世到穆罕默德登上历史舞台，如同走马灯一样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人物，不过，真正称得上伟大的只有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apst Gregor I）。
假如一个所谓的伟人与评论他的人们之间相隔一段时间，那么这些人依据什么标准，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对这个伟人加以认可呢？这些人可能有点儿拿不定主意，或者漫不经心，并且轻易地下结论；他们也可能表现得有些妒忌或者完全漠不关心。那么，当一位伟人逝去已久，他周围同时代的人对他的钦佩也成为历史的时候，他应当拥有什么样的品质或者做出过什么壮举，好让多年之后的后来人对他普遍表示赞赏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伟人的本性问题，所以应当首先声明，下面所描写的绝不是合乎人类道德理想的品质，归根结底，伟人们应当做为例外现象，而不是作为楷模载入史册。下面就是我们所刻画的伟人的轮廓。
伟人的才能完全与他的自信以及他所肩负的使命相关，一旦他失去了自信，这个使命不再存在，那么他的才能也便完全消失。不管身处什么样的位置，伟人不仅能够得心应手，而且让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即他的能力未能充分得到发挥；他不仅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处之泰然，而且还有可能冲破这个位置对他形成的限制。
问题在于，他能否克制自己，假如能，又能持续多久？此外，别人能否忍受他的伟大，如果能，又能持续多久呢？
在一切精神（甚至在肉体）活动方面，即在认识和创造、分析和综合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能力，而且表现得轻松自如。
他当然还有这样的能力，即能够随意地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情上面，然后又同样随意地转向另一件事情。在我们常人看来错综复杂或者相互矛盾的事情，在他看来却易如反掌；有可能使我们焦头烂额的事情，他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9〕
一个伟人能够综观和透视各种关系，以便具体地和全面地掌握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是他头脑诸多功能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即使最小的细节，伟人也不放过它，因为它有可能积累成为大问题，而普通人则对这些细节往往视而不见。
伟人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看清事情的真正面目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让任何假象搞得眼花缭乱，也不让暂时的喧嚣麻痹了头脑。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哪些有可能成为他未来权力的基础。面对众议院、参议院、民众大会、媒体以及公众意见，他总是能够看清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真正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吓唬人的草包，从而能巧妙地利用它们。它们过后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原来自以为了不起，到头来却被这个伟人当做工具加以利用。
此外，伟人能够预先掌握出手的时机，而普通人对这件事只能是过后才从报纸有所了解。正因为他了解了这个时机，他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急躁情绪（如拿破仑1797年的表现）。同时，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畏惧。在看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考虑到哪些会对自己有利。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达到。
这样的伟人绝不是只知道沉思默想的人。最为重要的是，他具有控制局面的坚强意愿，魔术般地说服别人的能力，以及掌握和控制所有权力和统治要素的超强的意志力。他能够通观全局，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记忆犹新，对权力要素之间的平等性和从属性了如指掌，就好像这些权力早已归他私人专有。
通常说来，人们对掌握了权力的人唯命是从，他们对掌握权力的伟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明智的人都知道，一个真正的伟人只求完成可能和必要的事。假如有人企图在这位伟人身旁进行抵抗，那显然是徒劳无益的，谁真的想反对他，那么他就应当离开他的势力范围到他的敌人那里去，而且只能在战场上与它比高低。
拿破仑说：“我是投掷到宇宙中的一块岩石。”有了这样的准备，在若干年内成就“千载之功”也毫不稀奇。
最后，作为一个伟人所应具备的最明显和最必要的品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他要镇定自若。正因为伟人们具有这种品质，他们才喜欢独自顶风冒雨。这里所说的镇定自若并不是意志力的消极的一面，而是有别于后者。
许多时候，民族、国家的命运，甚至整个文明的走向都取决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在关键时刻能否经受住绷紧神经的考验和高度的疲劳。
腓特烈大帝在1759年至1763年的时间里非常出色地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他的这一非凡的举动从那时起一直在影响着整个中欧的历史。
即使把当时所有人都加起来，他们也不可能胜任腓特烈大帝一个人所完成的重任。
正是在面对不断的威胁（如暗杀），不停地磨炼精神的过程中，一个伟人才得以超越世俗范畴的信念。这恰恰是威廉一世（沉默者［Oranien-Taciturnus］）和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曾经表现出来的伟大之处。后者无论如何称不上是一个天使，而且他有关国家的概念也无法让人叫好，但是在当时来说它确实是唯一可行的。无论是威廉一世（腓力曾经多次秘密地向他抛去橄榄枝）还是黎塞留当时都有可能与各自的敌人和好。
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和维多利亚（Victoria）也曾多次成为暗杀的对象，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但是没有资格被我们称为伟人，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世袭的。
在世界历史上，最为罕见的还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他们能够为了维护伦理而放弃有利的条件，他们能够基于内心的善良而不是出于明智自愿地限制自己。那些单纯在政治上伟大的人一定会出于自私的考虑用尽所有的有利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这些人，因为如上所说，我们只能把伟大的个人看做是例外现象，而不能把他们当做楷模。历史上的伟人都无一例外从一开始就把确立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且权力根本就不可能使人变善（Macht bessert den Menschen uberhaupt nicht.）。
正如普莱沃斯—帕拉多尔（Prevost-Paradol）在《新编法国史》（La France Nuvelle）所描述的那样，雾月政变之后，法国变得动荡不安并亟待正常的国家生活，正是面对这一局面，人们希望拿破仑能表现出伟大的思想。不过，拿破仑（在1800年2月）对马修·杜马（Matthieu Dumas）说：“坐上王座以后不久（指路易十六的王位），我就意识到，我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试图尽我所能来做所谓的好事，因为未来的舆论必将把我忘记。”事实上，拿破仑也确实没再把法国当做一个需要保护的人或者患者，而是把它看做是战利品。
作为后人，我们现在很想对以往所谓的伟人有更加详细的了解，换句话说，让伟人的形象更丰满一些。这无异于让这些伟人接受非常严格的审核。
对于远古的伟人来说，只有当后来的民众对他们进行辨别性的想象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成为一个形象。
关于近代的伟人，只有那些有证可查的说法才可信，但是在许多时候，这种有力的证据并不存在。喜欢幻想的人可以随意添枝加叶或添油加醋，历史小说以它特有的方式要么利用历史上的伟人形象，要么让他们变得毫无价值。
有些伟人死后的境遇特别不幸。查理·马特（Karl Martell，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统治者——译注）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不管怎么说，他在世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去世以后，他的后人没有写下一句有关他的值得一提的美言，也没有留下描写他个性的字句。口头上流传的有关他的片言只语，后来还与他的孙子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
假如有关一个伟人的文献很多，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在世时有意与文人接触并致力于精神活动，如同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拥有极强的原创性，从而在世时就已经在世界历史上获取了一个席位。我们认为恺撒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假如这样一个人再拥有人格上的魅力，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并且像恺撒一样能够战胜别人也能够与人和解，那么他称得上达到了所有的标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善的地步！至少可以说，他的精神生活与感情强烈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丰富。
在重量级人物中，与伟人的标准有距离的主要人物就是普莱沃斯—帕拉多尔在其《新编法国史》中所描写的拿破仑。拿破仑手中掌握了当时整个世界的一半权力，但是他却把它全部用在自己的身上，人们根本就无法指望他这样的人。与拿破仑形成最为鲜明对照的是威廉三世（Wilhelm III）。他把自己所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天才以及坚定不移的品德毫无保留地长期贡献给荷兰和英国的真正和长远的利益。在分量上，一个人在沽名钓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无法与他在为公众谋利益时获得的成就相比；再说，一个人真正伟大的声望只有在他死后才开始形成。作为一个君主，威廉三世具备了一切必要的天赋，而他又把这些天赋运用得恰到好处。
把一个人的伟大之处与他所拥有的纯粹权力加以区别，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个人刚刚获得了这种权力，或者当他拥有多重权力的时候。我们一般倾向于把这类人视为伟大，即那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读者可以参阅本章的开头部分。这种倾向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需要用别人的伟大来为我们的依附性找借口。
关于另外一个错误，即不假思索地把权力当做幸福，把幸福看做每个人都理应获得的或者对每个人都适合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最好不作赘述。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不过，这些民族并不顾及每一个个体的幸福，也不在意个体幸福总和的多少。
与战争相关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一切行为无法比拟的。这些行为直接地让无数人的命运发生变化。从长远的意义上说，随着战后新的存在方式的确立，人们的命运继续间接地受到其影响。
军事方面的能力不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伟人的标准。纯粹军事上的名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得淡薄，最后仅仅在专门史和军事史领域中得到一些认可。
上面所提到的战后重新确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不应当只是权力易手的结果，而应当有助于大力振兴国民的生活。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后人就必然会认可战争发动者的动机，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做是伟人。
革命将领应当算成一类特殊人物。在国民生活极其动荡的时候，这个国家在机体和精神方面还表现出活力，或者说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之中，而在政治方面早已精疲力竭；往日的权力机器已经被废除或者无法运转，人们渴望建立一个与以往的国家机器类似的机构，这种愿望遂变得不可阻挡。革命将领恰好出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在这种时候，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或者希望，这样一个出色的将领即将主导未来的活动，甚至相信他具有行使政治权力的才能，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国家生活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就是命令和顺从。在他们的眼里，具有军事才能的人完全能够胜任所有的任务，他一定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及时地采取行动。在许多人毫无主见、许多人犯罪、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这样的将领出现了。面对这样一个人物，有些人同从前一样胆战心惊；有些期望过安宁日子的人变得焦躁不安（他们说“但愿他能斩钉截铁地出手！”）；有些人则不仅对他，对其他类似的人也心有余悸。为了保全自己，上述几类人很容易地开始对这位将领赞不绝口。人们对他充满了幻想。因为这样众多的人对一个人抱有幻想，这个将领成为一个伟人的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但是，这样的将领也有可能像霍赫（Hoche，法国革命时期的将领之一——译注）一样中途死掉，或者像莫罗（Moreau，法国革命时期的将领之一——译注）一样在政治上无法令人满意。拿破仑在霍赫和莫罗之后才登上舞台。克伦威尔实际上从1644年开始借助军队的力量成为一国之主，而且他所面临的困境也比拿破仑严重得多。但是，他阻止了自己的国家陷入大动荡中，也没有让恐怖笼罩国家。
在古代世界，至少在希腊城邦中，属于自由民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想成为重要、强大和优秀的人物，所以，作为一个步兵统帅，一个人很难飞黄腾达。尽管僭主们当中确实不乏有趣和重要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成为历史上的伟人。另外，希腊这块土地过于拥挤，未曾有任何人把希腊民族相当大的一部分召集在自己的麾下，未曾有哪个人能够适应全体的利益。在希腊这一整个的层面上，虽然土地范围很有限，但是毕竟出现过一些真正获得同时代人认可的伟人。说起来，这些伟人所决定的至多不过是几十万人的命运而已，但重要的是，不管在自己的祖国兴旺的时候，还是在遭受厄运的时候，这些人都曾经拥有客观地面对现实的能力。
首先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人是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据说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而他的母亲则因为他的缘故上吊自杀，但是后来，整个欧洲和亚洲都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不管是充满希望还是几乎绝望的时候。〔10〕他与雅典之间一直处于相互较量的状态。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希波战争中拯救了雅典，但是之后，他懂得如何保持距离，因为他在内心里独立于雅典。
对于那些登上权力顶峰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归功于他们自己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古代希腊这个社会能够激起个人身上最强烈的野心，但是又不能容忍有这种野心的人掌握大权。在雅典，面对他的是放逐，而在斯巴达，他可能被迫成为隐蔽的敌人或者公开的罪犯。
这就是共和政体臭名昭著的忘恩负义的地方。因为位居雅典公民之上，也由于把雅典人的优点集于一身，伯里克利也差点遭受同样的厄运。但是，没有听说他曾经因此而向众神控诉这一闻所未闻的不公和不义。他一定会料到，雅典人会因此而更容不下他。
相反，亚西比得（Alkibiades）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与雅典保持一致。他不是凌驾于雅典之上，而是与雅典融为一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城市与一个个体相辅相成的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另类的伟人。尽管亚西比得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雅典不计前嫌地重新投入了他的怀中，如同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重新搂住一个男人的脖子，其目的竟然是为了把他再次抛弃。
对于亚西比得而言，他从一开始并且一直试图把同胞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恺撒年轻的时候，罗马人的目光确实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并非天生高贵的他有意追求的目标。至于说到寻求官位，恺撒比其他任何一个竞争者都更加疯狂地贿赂罗马人，但是他只贿赂那些有投票权的人，而且只是为了这一目的。在其他方面，古代罗马的伟人与古代希腊的伟人之间也不可同日而语。
就神职人员而言，对他们的伟大性一直难有定论，如格列高利七世、圣伯尔纳（St.Bernhard，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的创始人——译注）、英诺森三世以及后来的一些人。
如果回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那么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试图把自己的世界改造成世俗的世界。就算这种行为可以接受，这些人也称不上伟大。他们的厚颜无耻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他们试图以这种态度讨好世俗的世界，并以此来扩大他们的统治。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成为伟大统治者的条件。他们不是直接地统治他们的世界，而是试图借助那时已经遭到滥用并且受到贬低的世俗权力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想真正融入到任何一个民族中去，而是用禁止的形式，像警察一样对待人类文化。
圣伯尔纳没有想当主教，更不要说当教皇，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从外围向教会和政府渗透。他是个预言者，并且参与镇压了12世纪的进步思想。他还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赞助者。由于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他也没有落下好下场。
这些神职人员甚至不需要把自己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和全面的人，因为他们人格上的缺陷、他们的各种偏执以及不完满之处都被他们的圣职遮盖住了。
在与世俗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利用教会的权力工具来获取赦免权和各种其他特权。
当后世以及历史对这些人进行评价的时候，他们那些不合理的特权就一层一层地全部被剥掉。
他们这些人至少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们能够在遭受苦难的时候显得高大，并且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不必像世俗的伟人们那样承担责任。问题是，他们必须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假如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不是从容地当殉教者而是逃避这个危险，那么他们就会留下坏名声。
圣格列高利一世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和圣人。他使罗马和意大利免遭伦巴第人的蹂躏；他领导下的教会当时仍然有别于世俗的世界；他非常积极地与西方世界的主教和教徒交往，但是他没有能够或者不愿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不是动辄处以绝罚或颁布禁令。他身处神圣的罗马城，而且周围尽是圣徒的陵墓，因此，他的身上充满了天真的神圣气息。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应当论述许多其他种类的伟人。我们以上的讨论到此只好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把话题转到伟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使命上面。
当一个伟人行使权力的时候，有时整个人类的生活看上去好像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有的时候，又好像是他与由来已久的状态做殊死的搏斗，直到鱼死网破。
如果一个伟人在这样的搏斗中倒下，例如威廉一世（恺撒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算作这样的人）后人的情感中有时充满了悔恨。他们试图以全部的热情来证明，那位伟人曾经代表了全体的利益，而且全体的意志在他个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疑，这些后人这样做，有时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有时则是为了让某些同时代的人感到气愤。
伟人的使命在于，把一个超出个人范畴的意愿付诸实现。根据出发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个意愿称为上帝的意愿，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意愿，或者一个时代的意愿。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历山大大帝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表达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意愿，即打开通向亚洲的大门并且对它进行希腊化。他的这一举动促成了以后持续几个世纪的局面和文化，如果没有他，希腊民族的民族性，甚至整个希腊化时代就不会产生，或者至少可以说不大可能产生。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数其他人的力量和才能集合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样一个壮举确实不可想象。
一个伟人的意愿实际上构成了他所属群体全部成员共同意愿的一部分。有的时候，这种全体意愿非常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伟人所进行的战争和惩罚性的行动只不过反映了整个民族或者整个时代的意愿。这样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俾斯麦（Bismarck）统一德国；有的时候，这种全体意愿不是特别明了，换句话说，一个伟人意识到他的民族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并且将其付诸实现，而他的民族则事后才认识到他的行动的正确性，并且承认他的伟大性。这方面的例子有恺撒征服高卢，查理大帝占领萨克森。
我们从以上的例子中也许能觉察到一些深奥莫测的巧合，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一致性；个人的利益被人们称作自私，而集体的利益则被冠以伟大的称号，因为它涉及的是全体的荣誉。
当我们讨论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回避有关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问题。通常说来，一个民族以及其他比较大的集体有权力不受道德准则的约束，那么，从逻辑上讲，为这些集体行事的个人也有权力不受那些道德准则的约束。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权力没有哪个不是伴随着犯罪行为确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受到权力保护的社会形态，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大卫、君士坦丁和克洛维（Chlodwig，曾经大规模地扩大墨洛温王朝版图的法兰克国王——译注）那样的“听从神的旨意的人”才能应运而生。为了某一项宗教的使命，这些人被允许不择手段，但有时也没有什么宗教性的目标。就理查三世（Richard III）而言，人们无法对他如此宽容，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是为了获取私利。
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使得他所属的集体更伟大、更强大和更优秀，那么他所犯的过错就可以被原谅。比如，为了整个国家或者整个民族的利益绝对不受到损害，他撕毁被迫签订的政治条约。问题在于，他此后也应当继续这样特立独行，他同时也应当知道，他这样做无疑给后来的人留下了致命的遗产（das fatale Legat）。因为，为了保有这个强行获得的利益，他的后人必须具备同样的天才，一直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把他们这个通过强制手段获得的利益当做一种权利为止。
一切取决于一个人最后是否获得成功。假如有一个人具备了像大卫等人那样的个性，但是却没能获得他们那样的成就，那么他就休想得到人们的宽容。只有当一个人成就了伟大的事业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即便他犯下了罪行。
说到宽容和原谅，人们甚至能够允许那些伟人自由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人们知道，这些伟人的生命历程中势必会出现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充满激情甚至暴力的事情。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以及无法无天的局面有时也被用来当做替他们开脱的借口。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天才（Genius）与疯狂（Wahnsinn）之间有着不可辩驳的姻缘关系。在哀悼赫菲斯提安（Hephastion）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试图以物质的形式表达他的悲伤，如把所有的马的尾巴剪短，把所有的城墙拆毁，其实，这是他精神不正常的先兆。
假如伟人们的行为确实是为了他们民族长久的和更好的生存状态，即为了绝对必要的目的，那么他们享受赦免权也无可厚非。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一个民族助长某个所谓的伟人犯罪以后，它自己也不得不受牵连。并非所有这个伟人犯下的罪行都有益于他的民族。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犯下的，所以应当受表扬的或者不得已的罪行，这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11〕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一个伟人所采用的手段早晚会反过来影响他自己，最终会使他对所谓大目标的看法产生变化。
人们还用以下的理由来为一个伟人所犯的罪行开脱，那就是，这个伟人的罪行阻止了其他无数人犯更多的罪行。这无异于由一个独断专行的大罪犯把犯罪的权利加以垄断化，其结果当然是极大地保证整体的安全。在这样一个人物出现之前，一个具有卓越才智的民族可能把精力消耗在长期而毁灭性的内讧上，结果，一个民族兴旺发展所需的和平和安全成为空想。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消灭、克服或者利用人们疯狂的自私自利倾向。于是，这些原本追求私利的动力顷刻间积聚成由他随意支配的力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联想斐迪南（Ferdinand，即斐迪南二世，亚拉冈国王——译注）和伊萨伯拉（Isabel，即伊萨伯拉一世，卡斯提尔女王，斐迪南二世的王后——译注），那么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结果，即一直停滞不前的文化得到迅速而辉煌的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那位伟人的名字命名，如把某一个世纪称为“某某的世纪”。
就上面所讲的犯罪而言，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个著名的信条：“如果我们不干，别人也会照样干。”人们一般认为，一个人如果遵守道德规范，那么他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确实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有的人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他却借此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扩大了自己的权力，或者甚至由此获取了统治权和权力；为了逃脱被推翻下台的下场，许多政府也干这种勾当。这就是喀德琳·美第奇（Katharina Medici，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王后，出身意大利美第奇家族——译注）赤膊上阵，并且亲自导演圣巴托罗缪惨案，而不是把这件事留给吉斯家族（die Guisen，法国宗教战争时期在巴黎极有势力的家族，曾参与策划圣巴托罗缪惨案——译注）处理的原因。假如喀德琳·美第奇此后能够证明自己的伟大和真正的统治才能，那么法兰西民族可能会完全原谅她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可是她后来不得不依赖吉斯家族，所以最终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成了众人诅咒的对象。我们也可以借机从这个角度对1851年的政变简单地加以评论。
至于伟人内在的动力，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荣誉感，或者它的一般的表现形式即虚荣心。虚荣心就是一个人渴望在同时代的人那里赢得声誉，而所谓的声誉与其说是人们对他真正的钦佩还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依赖感。〔12〕然而，虚荣心毕竟是第二位的，而试图留给后人美好印象的想法则占据更加次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有一些相当粗俗的说法，比如拿破仑曾经在厄尔巴岛（Elba）上说过如下的话：“我的名字将会像神的名字一样永恒。”〔13〕不过，在渴望赢得后人的赞誉方面，亚历山大大帝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他的伟人并没有像他那样关注将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名声。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能决定或改变同时代人的命运就已经令他们满意。此外，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喜欢阿谀奉承胜过了声誉。对这些人来说，声誉只不过是人们对他们天才的尊重，而他们本人对自己的天才也早已心知肚明；阿谀奉承则不然，它能够让他们确信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
对伟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的，从多方面起到培养作用的应当说是他们的权力欲。权力欲把这些伟人推上了角斗场，因为这种欲望是不可抗拒的。在权力欲的作用下，这些伟人考虑的不再是周围人的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是构成他们的声望的基础；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周围的人臣服于他们，以及这些人对他们是否有用。
声誉这个东西说起来奇怪，见到沽名钓誉的人时，它就跑开，而见到视它如浮云的人，它又紧追不放。
这里所说的声誉与客观的或者专业的评价没有什么关联。在传统的以及在民间的评价过程中，伟大这个概念所依据的并非完全是一个人为了整体的兴旺而做出的贡献，而且也不在于准确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更不是根据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人格魅力，那种神奇地感染许多人的能力。关于这一点，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应当说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在这个家族中，在世时非常重要的亨利六世（Henrich VI）后来干脆被人忘掉了；至于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和康拉德四世（Konrad IV），恐怕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来；轮到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人们则常常把他与那个在遥远的意大利度过大部分时光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混为一人。人们一直等待腓特烈二世的归来，但是他的主要人生目标就是征服意大利。遗憾的是，不仅他的这个计划化为泡影，而且他创立的统治体系在帝国内部也不受重视。单凭他的人格魅力，他本应当获得更好的结果。应当说明的是，人们说句话时指的是腓特烈一世，而不是腓特烈二世。
伟人们成名以后不断地受到重塑和着色，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俗话说，“人们只把钱借给有钱人”（On ne prete qu’aux riches）。确实，人们愿意给那些强势人物借钱贷款，同样，所有的民族以及那些拥戴者都喜欢给伟人们添加一些优秀品质、传闻和趣事。这些添加部分实际上反映了这些伟人所属民族的某些特征。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亨利四世（Henri IV，布克哈特在这里指的是英国的亨利四世，而不是德国的亨利四世——译注）。虽然亨利四世在世的时间距离我们并不太久远，但是，即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辨不清有关他的材料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这些材料的来源本身可能就是虚构的，不过如此这般虚构的东西里面毕竟还是含有一般的真实性。
与之截然相反，人们对那些在历史上只因权力而出名的人显得非常苛刻，比如对待路易十四就是如此。这些人物被刻画得比实际上更加糟糕。
有些伟人被当做他们所属民族的象征性人物，有些被封为民族的典范，而有些伟人则被理想化。换一个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些伟人的任何有争议的评价都烟消云散，原来受到过他们压制的人们的仇恨也逐渐变得淡漠；对他们的理想化反倒在几个层面同时进行，比如查理大帝作为英雄、诸侯和圣徒都得到了多方面的美化。
我们能够透过朱拉州（Jura）南部茂密的冷杉看到远处常年积雪的勃朗峰（Montblanc），我们同样可以在许多其他地方用不同的角度看到这个著名的山峰，比如穿过葡萄叶、越过湖水来看它，从教堂的窗户、从意大利东北部狭窄的巷子来看它。不管从哪里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勃朗峰还是并将永远是勃朗峰。
那些作为典范而永存人间的伟人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他们各自的民族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能够让人激情洋溢，让人精神振奋，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也能受到感染，虽然这些社会最下层的人对他们的伟大并没有确切的概念；他们促使人们此后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人和事，他们帮助那些遭受侮辱的人重新振作起来。拿破仑曾经给法国人带来了种种灾难，尽管如此，他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价值不可估量的遗产。
时针到了我们生活的今天，有些人对伟人的观念和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从依靠伟人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并且这个时代也不再需要伟人。也就是说，他们要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想，如果没有那些伟人犯下的罪行，人们的生活中一定会包含更多的伦理和道德。按照他们的观点，好像普通人遭到反对的时候不会变得恶毒，好像这些人就不会欲壑难填，就不会互相争风吃醋！
因为整个社会由平庸的人构成，有些人（主要限于知识阶层）就可以借助自己中等的天赋轻而易举地获得名不副实的声誉，不过，他们身上的光环如同雨后彩虹一样稍纵即逝。〔14〕此外，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任何不同寻常的出于本能的举动都成为不可能，所有的伟人也就在萌芽之中被扼杀掉了。强权统治总是憎恶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如果这些人不经过最大限度的调整，那么他们对国家来说简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在强权国家里，一切要符合“可用性”这个标准。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也更喜欢那些心灵手巧的人，即那些有效地应用现有条件的人，而不是那些敢于和善于创新的人。
但是，有些时候渴望伟人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而且主要是在政府部门里。因为在许多大国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由来已久的朝代以及习惯于按部就班的高级官员们控制不了局势，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的出现已经成为万不得已的事情。〔15〕
一个伟人出现以后会不会昙花一现，那主要看人们是不是对他风言风语甚至冷嘲热讽，直到把他贬低到一无是处。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充满了把人磨蚀和拖垮的力量。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又很喜欢让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和满脑子幻想的人偶尔抛头露面。
我们还能清晰地记得，在1848那一年，人们多么热切地渴望一个伟人的出现；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以后，人们也确实给予了肯定。
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幸发现属于自己的伟人。同样，并不是所有才华横溢的人都能遇到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代。不可否认，现在也许有许多能够解决特殊问题的伟人，只不过那些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不管怎么说，我们现今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无疑是绝大多数人希望过更好的日子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怎样凝聚和浓缩，它也不可能会凝聚成或者浓缩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们日益变得肤浅。我们好像可以断言，伟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了，除非我们现在这种热衷于“占有和获取财产”的可悲局面有所改观，除非“公正”一夜之间降临，以便拨乱反正随之而来。
说起来，我们的时代不能缺少伟人，只有他们的出现才能使世界历史的车轮前进，并周期性地以猛烈的方式把那些僵尸腐肉以及无处不在的胡言乱语清除掉。
对于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来说，当他们回顾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得出如下的结论：那就是，敞开胸怀接纳一切伟大的人，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使人类进入幸福的精神境界的先决条件。
注释
〔1〕在布克哈特的手稿里，这一章的标题为“个体与普遍性”（Die Individuen und das Allgemeine），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39页。——编者注
〔2〕当然，这里所说的伟大人物只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至于那些精神上的伟人（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他们在世的时候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
〔3〕拜尔：《科学发展史》（K.E.v.Baer，Blicke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第118页，转引自拉索克斯，第116页。
〔4〕请参看拉索克斯，第134页以下有关讨论荷马地位的段落。关于诗人与哲学家的关系问题，请参照席勒于1795年1月7日写给歌德的信：“就目前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只有诗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相比之下，最杰出的哲学家也顶多显得像一个漫画人物。”
〔5〕在普鲁塔克的《忒修斯》中，作者特别强调了任何一个奠基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6〕请参阅拉索克斯，第125页以下。
〔7〕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这样的一个短语“通过取消原来所承担的一些义务的方式”。请参看斯特德尔曼，第342页。——编者注
〔8〕这里还要提到那些伟大的立法者。
〔9〕拿破仑称自己能够把各种政务要事有条不紊地安排在头脑里，如同把不同的东西分类装在相应的抽屉里一样：“当我想结束一件公务的时候，我就关闭那个抽屉，并且打开另外一个抽屉……。假如我想睡觉，那么我就把所有的抽屉都关闭。瞧，我已经睡着了。”
〔10〕瓦勒里乌斯（Valer）：《马克西姆斯》，第六卷，第十一章。
〔11〕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把必要性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不管是在涉及政治还是战争的问题上，我的座右铭一直是：无论什么样的邪恶——即使它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它只有在绝对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才可以原谅，而任何超过其必要性的部分都是犯罪。”
〔12〕甚至一个人在后人那里所享有的声誉也免不了包含这种依赖的成分。人们敬仰一个早已作古的人，原因是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13〕弗勒里·德·萨布隆：《回忆录》，第一卷，第115页。
〔14〕当然，根据不同的领域，有些人通过施展自己的天才在短时间内赢得了真正的声誉。
〔15〕布克哈特在手稿的这个位置用括号加了如下的一段话：“比如，为了站稳脚跟，并且为了强化自己，普鲁士现在可能需要一大批货真价实的德国佬（Fritzen，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德国人的一种贬义的称呼——译注）。”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64页和第396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