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中探讨了决定和影响世界历史的三大潜能的逐渐和持续的变化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考察这三个潜能加速变化的过程。
这些发展变化过程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它们虽然表面上让人感到陌生，但是在许多个别的特性上显示出亲缘关系，因为这些变化说起来都基于人之常情的原因。
不过，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特别强调，关于古代的危机，其原因和影响我们知之甚少，我们至多只能从后来的社会状态出发做出一些猜测。
属于这类情况的包括早期民族迁徙和入侵。这些迁徙和入侵有时是出于无奈，比如从吕底亚（Lydien）迁徙到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ker），以及古代和中世纪中那些因为被人奉献给了神灵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长子们（Ver Sacrum）；有时则源于内部时机和条件的突然成熟，比如游牧部落因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征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属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和穆罕默德领导下的阿拉伯人所进行的对外征服活动。
在上述情况下，一些天真的民族把外国看做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之神的赠礼，从而把消灭原居住民作为神赋予自己的任务，如以色列人把消灭迦南的原住民作为神赋予自己的任务。
拉索克斯认为，这种侵略有其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一观点不能不说是充满了过分的乐观主义。〔1〕拉索克斯片面地从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的例子看待所有类似的事件，他说：“对于每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假如她在整体上不具有一定数量的未被消耗的自然力量，那么她离衰亡之日已经不远了，因为这种自然力量能够起到促进和更新的作用；丧失了这种自然力量，一个民族就无法完成再生的任务，其结果只能被淹没在入侵的野蛮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应当说，并不是所有的侵略都具有促进作用。只有当一个有发展文化能力的年轻民族侵略一个比较古老且拥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得上更新。
假如我们在这里没有犯逻辑错误的话（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蒙古人对亚洲的伊斯兰教完全起了扼杀的作用。结果，在蒙古人征服之后，伊斯兰教在文化方面高度的创造性几近停息。的确，成吉思汗的扩张行动完结之后不久还出现过几个著名的波斯诗人，但这一事实与上面的论点并不相悖，因为这些诗人在成吉思汗征服之前就已经出生并接受了教育，而且那些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并没有受周边世俗环境的影响。危机可能促使伟人的出现或者促使伟大时代的到来，不过这种伟大犹如天鹅绝唱。成吉思汗征服之后还出现过几个完全伊斯兰化的蒙古朝代，它们还建造了若干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和宫殿，但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总的来说，蒙古人（如果不把土耳其人包括进去的话）属于与我们不一样的种族，而且在文化上没有什么建树，与蒙古人属于同一种族的中国人则创造了最辉煌的文化。
甚至文明程度很高的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也无法融入更高的文化之中，因为它们具有游动和好战的本性。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信仰一种特殊的宗教并且停滞在半野蛮状态之中。曾经统治过拜占庭帝国土地的奥士曼土耳其人也属于这种情况。
伊斯兰教本身就含有野蛮的成分，所以，谈到伊斯兰教的入侵就涉及到奴役性的宗教与被奴役的宗教之间的对立。此外，伊斯兰教使得和平共处式的生活不大可能。不公正待遇成为寻常的事情，甚至种族灭绝的危险也不能排除。这些征服者表现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他们完全蔑视人的生命，并且试图把他们对别人诸如此类的统治方式看做是自己激情的表达形式。
其实，在上述情况下，两个民族之间和平共处是唯一的出路。当然，属于同一种族的两个民族之间容易达成双方均获益的妥协；如果不能，一个进化程度差的种族乘虚而入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即使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相安无事，征服之后仍然难免显出一片衰败的景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联想日耳曼人使罗马帝国大片土地荒芜的情况。当时的生活条件肯定是糟糕透顶，我们可以从当时司空见惯的背信弃义事例中略见一斑。要知道，背信弃义与日耳曼人的性格背道而驰。初看上去，日耳曼人丧失了他们种族原有的品质，反过来从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糟粕。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危机逐渐过去，新的、真正的民族在原来的土地上形成。一言以蔽之，历史上有健康的野蛮，因为这种野蛮里包含能够变善和创新的特性，同时也有纯粹消极的和毁灭性的野蛮。
可以说，战争是民族危机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它同时也代表了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契机。〔2〕
作为一个个体，如果一个人通过与别人进行比较才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并且依据比较后结果的不同让别人感受到他自己的这种价值观，这不能不算是人间诸多悲剧中的一种。国家、法律、宗教和礼仪都试图消除人们的这种趋向，也就是说，促使人们把这种自我感觉控制在内心中。对于个人来说，无所克制地表现这种趋向是可笑的，令人无法忍受的，乏味的，危险的，甚至是近乎有罪的。
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一定的时候都有理由而且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借口对其他民族大动干戈。首先动武的国家最主要的借口通常是，在诸多民族一起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么干”。毋庸置疑，每一场战争都有其独特和复杂的发生过程，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
一个民族确实只能在战争中充分体验到自身的力量，因为这一力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较量中才真正体现出来。我们应当设法在这一点上确定一个民族的力量；不过，衡量这种力量的尺度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
在哲学的表达形式上，人们喜欢引用赫拉克利乌斯（Heraklit）的一句名言“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来试图证明战争的好处。拉索克斯（第85页）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敌对是所有事物产生的动因；从不同力量的对立中产生出和谐，即“有分歧的和谐”〔3〕或者“和谐的冲突”〔4〕。上述两种表达法都指出了相关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活跃性，但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一个优胜的力量和被它践踏在脚下的对手；事实上，战争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则法律，它蕴涵在整个自然界里；古代印度人并非没有道理地创造了一个叫做湿婆（Siwa）的战神；战士充满了破坏的热情；战争像一场暴风雨一样清洁空气，它使人们的神经更加坚强，它振作人们的情绪，然后确立英雄的品德。追本溯源，国家是建立在这些品德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经质、虚假和怯懦之上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特别提到利奥（H.Leo）的话：“令人振奋和令人喜悦的战争，它把那些患有结核病的社会渣滓一扫而光。”
我们的结论是：人在和平时期是人，那么他在战时还是人；在两种状态下，他们身上表现出同样的世俗的卑劣性。不过在我们看来，有些民族以及有些个人优于其他民族和个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关联。
长久的和平不仅使我们的神经麻木，而且还促成了一大批可怜的、胆小如鼠的、不自食其力的人。这些人在单调的时光流逝中降生，高喊着“权利”，极力贴附在这种生存状态上，从而夺走了人间真正的力量赖以存在的空间，使得空气浑浊，最终使整个民族的血液变得不再纯洁和高贵。战争使人间真正的力量重新得到尊重，它至少能够让那些不自食其力的人缄口不言。
此外，战争迫使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的所有财富都为眼前的目标服务，它像威严的风纪官一样让那些无聊却又无所不做的自私的人有所收敛；战争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且是最高的公众利益，并且在这样一种原则的指导下，即促使最高贵的英雄品德脱颖而出。总之，只有战争才能让人们看到把任何人的利益都置于公众利益之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只有真正的权力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与安全，而战争则能让人们辨认真正的权力。因此可以说，一场能够催生真正权力的战争中蕴藏着未来的和平。
我们这里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的和光荣的战争，比如一场卫国战争。我们可以拿波斯战争（指古希腊与古代波斯之间的战争——译注）做例子，它使希腊在方方面面创造出光辉的力量。我们也可以把荷兰人抗击西班牙人的战争当做例证。
除了一场正义的战争以外，一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战争也会促成真正权力的产生，因而也预示着未来的和平。没完没了的小规模争斗有时会替代战争，但是它们却没有真正的危机所包含的价值；15世纪的时候，德国众多诸侯们尔虞我诈和争斗不止，其结果是，他们所争得的权力只不过与胡斯信徒们要求的权利相当，到头来弄得连他们自己也惊讶不已。
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诸国为了争夺王位和瓜分西里西亚而诉诸武力。虽然参战的士兵们纪律严明，但是这场战争带来的仅仅是灾难而已。
现今的战争总体来说已经成为普遍危机中的一部分。但是就每一个单独的战争而言，它又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危机所应具备的意义和影响；民众的生活同战前一样按部就班，连那些可怜的不食其力的人也得以苟延残喘；这种战争只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换句话说，它把一场战争所能导致的最大的危机留给了未来。持续时间的短暂也使得这类战争失去了真正的战争所拥有的价值；人们没有来得及从完全的绝望中培养出新的希望，在战场上也没有持久的胜利者。人们只有怀抱全新的希望才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以一种调和的方式，用真正活生生的新的生活来代替旧的。
最后，正如上面提到的蛮族的侵略一样，许多遭到破坏的东西并不会促成新的生命的产生，这一点似乎没有说明的必要。我们生活的地球也许已经老朽了（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地球真正的年纪有多大，比如它围绕太阳转了多少圈；如果以此计算，地球可能还处于青年时代）；如果环顾我们周围那些已经严重钙化的大国，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在失去了宝贵的植被以后何以获得新绿。如同植物一样，民族也可能遭到毁灭的厄运，有时甚至不能留下丝毫的余脉，以便它作为合成部分继续生存在其他民族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最为正义的保卫战争经常显得无济于事。至于说到罗马，它至少还继续保持了纽曼提亚（Numantia，位于西班牙的一古代城市，公元前133年的起义失败以后被罗马人摧毁——译注）的荣誉，换句话说，罗马这个战胜者至少还理解和尊重了战败者的伟大之处。
试图以所谓更好的世界计划来掩人耳目是不可饶恕的。一切得逞的暴行都至少是一项丑闻，是一件可耻的例证。我们不应当对人间生活做出比它实际情况更高的评价，这可能是我们从强者所做的坏事中吸取的唯一的教训。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历史上诸多危机的一般特征。
早在古代，特定的阶级和阶层就反对极权统治或者压迫人的神圣法律，并且经常促使国家走向解体；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而且一些新的民族特点以及新的宗教就是由此产生的。不过，我们对其中精神活动的来龙去脉知之不多。
关于希腊诸城邦所经受的许多危机，我们了解得相对详细。这些危机的结果是王政、贵族统治、僭主政治、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更迭。事实虽然如此，但从地域上讲，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而且各个地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古代希腊，许多历史进程都是在地方层面上完成的，即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谈不上是一场涉及整个民族存亡的重大危机。这种危机只有在由小城邦向大国转化的过程中才可能出现。这种危机在马其顿人统治下，甚至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都未曾出现，因为罗马人在希腊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允许诸多的自治权，甚至还免除纳税义务，这使得希腊人以为自己仍旧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城邦中。
在罗马，虽然发生过不少革命，但是最为重要同时最为根本的危机，即大众行使权力的历史过程并没有来临。在革命发生之前，罗马已经是横跨世界的大国。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雅典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城邦试图对拥有1800万人口的阿提卡行使霸主权力。
最终，阿提卡联盟和雅典城双双走向衰亡，而在罗马，国家的统治权一直掌握在权势人物手中。罗马当时的敌人只有它自己，而雅典则有斯巴达和波斯做对头。罗马鼎盛时期，不仅迦太基已经被毁，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也早已作古。罗马人需要面对的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些危险的辛布里人（Zimbern，奥地利的一个古代民族——译注）、条顿人（Teutonen）以及米特里达梯（Mithridat，小亚细亚一王国君主，曾前后三次领导抵抗罗马人的战争——译注）。
那么，所谓的内战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那些独自坐享其成，而且日益蜕变的显贵当然要揭竿而起，参与者既有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有拉丁人（Latiner）、意大利人（Italiker）和奴隶。这些起义实际上是由个别贵族促成的，他们表面上当然以护民官的身份出现。此外，像马略（Marius）这类人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显贵拥有巨大的财富或者还指望从帝国的行省中分得财产。结果，他们被这些利益束缚住手脚，只能在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上做出让步。不仅如此，他们还受着像喀提林（Catilina）这样宠坏了的儿子们的牵制。
正是在这个时候，恺撒篡夺了权力，并且拯救了罗马，因为他不仅赶走了像喀提林那样的人，而且还消除了未来产生这类人的可能性。恺撒本人并非想建立一个军人独裁政治，但他确实是依靠忠于他的士兵才得以成就他想做的事情。因此，由他的继承者发动的所谓最后一次内战也是以士兵为主。
恺撒及其继任们此后轻松自如地把由马略以及内战引发的消灭显贵的行动进行到底。相比之下，皇帝制度显示出真正的和平。国内没有什么动荡，这几乎令人感到惊奇。在帝国的行省中发生的起义和暴动，其根源都在其特定的有据可查的社会关系之中。高卢的一系列起义是因为沉重的债务负担（aes alienum），例如提比略（Tiberes）统治时期，弗洛雷斯（Florus）和萨克罗维尔（Sakrovir）先后以此为缘由发动过起义。宗教上的不满也会导致动乱，比如哈德良（Hadrian）在位时，巴尔·柯克巴（Bar Kochba）率领犹太人进行暴动。不过这些起义和动荡都局限在地方层面上。
罗马面临的唯一的危险是那些行政长官以及保卫边境的军团另立皇帝。所谓由尼禄和佩提纳克斯的死引发的危机也只能说是一段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而称不上真正的危机，因为没有人想改变帝国的格局。我们不得不说，伟大的皇帝们利用大规模的战争来让他的军队有事可做。公元3世纪的篡权确实是具有救亡意义的行为；罗马人想办法把既成的事实维持下去。罗马统治者即使身处边疆省份，如在伊利里亚，他们也一直有能力保证庞大的帝国的完整性。
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罗马皇帝们应当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可惜的是，这个以及其他一些虔诚的愿望来得太晚了。此外，假如我们身处当时的罗马，我们也不会出于自愿改变我们自己，何况这种改变于事无补，所以我们宁愿依照我们的本性了此一生。
在君士坦丁及其继任们的统治下，罗马帝国还经受住了社会逐渐基督教化的过程，并且接受了教会涉足权力领域的事实。教会在摇摇欲坠的帝国的根基上为自己打下了得以立足的桩子。只要罗马帝国存在，它就不得不借助世俗的力量无情地迫害阿里乌教派信徒和异教徒，最终，当正统的基督教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古代世界传统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翼翅之下的时候，罗马帝国除了灭亡已经别无选择。
真正的危机实在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民以及教会的争执使得空气中弥漫了持续不断的、刺耳的噪音，但是并没有带来任何具有生命力的改革。这些小打小闹丝毫不能撼动政治和社会根基，或者根本就没有想改变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根基，因此不能称为真正的危机。英国的玫瑰战争就是这方面的实例之一。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民族分裂为二，分别追随一个贵族派别。法国的宗教战争也属同一类。参与这场战争的人也都是贵族的追随者，双方争斗的核心是，国王应当独立于两个相关的贵族家族之外，还是应当属于其中之一。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有关罗马的话题上面，那么民族大迁徙才构成了真正的危机。在这个危机过程中，一种新的物质力量与一种旧的相融合，而且这个旧的物质力量形成一个精神的变体继续生存下去，也就是由国家演变为教会。
这个危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我们所了解的危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一直把论述对象局限在那些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经历的危机上，同时也把那些中途落空的危机也考虑在内，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如下的一般现象：
在人类异常复杂的生活状态中，国家、宗教和文化相互并存和交叠，并且逐渐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许多东西已经变得今非昔比，它们失去了与其本源之间的必然联系，结果，国家、宗教和文化中的某一因素得以过度地扩充或者扩大自己的权力，并且以一切世间可能的形式滥用这个权力，而其他因素不得不遭受过分的限制。
那些受压制的因素可能根据它的本性或者失去其弹性或者加强这种弹力。事实上，当受到压制的时候，一个民族的意志变得格外敏感。假如遭受压制的因素加强了自己的弹力，那么一定会有什么东西以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并且扰乱公共秩序。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统治者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且如果他们是明智的，他们随后会找到补救性的方法。另一种是，上述小规模的事件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引发大规模的危机，有时甚至持续一个时代，波及所有的民族，或者至少影响到那些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其实，对外进行的侵略以及遭受外来的侵略都与之前发生的事情相关。转瞬之间，世界的进程变得如此迅速，快得有点让人可怕；通常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化犹如稍纵即逝的幻影一样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登场和退场，然后便一去不复返。
有人可能要问，危机能否避免？假如能，那么哪些危机可以避免，哪些又为什么不能避免？〔5〕
罗马帝国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起因是富有生气的年轻民族决意占领位于南部的、人口逐渐变得稀少的土地；这好比是生理学上所说的平衡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伊斯兰教的传播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完成的。凭着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地方人们的天性，他们根本无法抵抗伊斯兰教的那种狂热。伊斯兰教许诺那些战死的人进入天堂，许诺那些最终取胜的人享受统治整个世界的乐趣。
相比之下，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而法国大革命则完全可以在其激进程度上缓和许多。
在宗教改革中，只要人们改革教士制度，并且适当地减少落入统治阶层手中的教会财富就足以解决问题。亨利八世以及他去世以后发生的反宗教改革明确说明，哪些问题可以早一些得到解决。宗教改革运动的起因是人们对教会的极度不满，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人们虽然热情很高，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一个新教会的比较成熟的概念。
相比之下，试图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阻止暴行要困难得多，因为那些有教养的人憧憬着乌托邦，而大众身上长期积聚的仇恨和报复的激情一触即发。
法国古老的贵族制犹如种姓制度，虽然一些成员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制度所面临的深渊，但是这种等级制简直无药可治。人性决定了我们不愿承认现实，不愿把眼前的问题与自己挂上钩。加之可能早晚摆脱不了遭受厄运的结果，所以不如等到一场毁灭整个人类的大洪水的来临。话说回来，即使毁灭性的大洪水不光顾人类，种性制也并不含有任何自我改善的福气，因为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或许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预见，一旦这些制度内部有些许暗流涌动，那么外来的因素就会乘机推波助澜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是许多拥有相同思想的个体的总合构成了导致危机的时代精神，还是如拉索克斯（第24页及以下）所说，一个终极的原因促使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予确切的答案，正如自由与非自由这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至少知道，人身上有一种要求周期性地大变的强烈愿望。他能够从这些变化中获得多少内心的喜悦呢？恐怕不多，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到了一定时候（而且一定要到这个时候），他会不可避免地像拉马丁一样高喊：法国，你叫人烦恼不堪！
一个比较完善的信息交流系统以及在一个大范围内人们达成思想的一致，这两点似乎是引导危机来临的必要条件。
一旦时机成熟，促使人们行动的导火索便被点燃，接下来，几千里之内不同的、平时彼此根本不认识的人犹如电流传播般迅速受到感染。消息传遍各地，事情原来只与个别人相关，但这时所有人都视之为己任，即使目标含糊不清也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有所变化。”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发起者开始布道后仅仅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人们便潮涌般地踏上了征途，有的是为了寻找那新的但是却陌生的家园，有的则是顶着必死无疑的命运。
在农民战争中，情形也几乎一致。虽然地域上波及无数小的自治区域，但是那些地方的农民在同一时间持有一致的意见。
1789年，法国的交通已经很便利，人们的出行也很频繁，但是与现在的情况无法相比；不过在那个时候，受过教育的人已经在思想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我们现在的交通便捷到了空前的程度，不过这种状况反倒不利于危机的产生。人们大量地阅读、不断地发牢骚、频繁地旅行。这一切使得人们的感觉变得迟钝。毋庸置疑，一旦危机真的来临，铁路当然会发挥它的作用，关于这个类似双刃剑的工具，我们在下文里还要详细加以论述。
对城里的居民来说，他们更加容易接触到蛊惑人心的煽动者们，但是他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危机。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只要能够被发动起来，乡村的民众可能更加不可预测和可怕。
不管危机初期的表现形式如何，首先出现的是人们质疑和指控的一面。他们对过去的积蓄已久的不满被发泄出来，其中还掺杂着对未知的、更令人发指的压迫所勾勒的恐怖景象。培根对这些恐怖景象有些夸张〔6〕，但是它们无疑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即公共秩序遭到干扰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辅助作用。宿命论者能轻而易举地左右那些情绪激动的人，因为这些人见风就是雨，动不动就歇斯底里。
危机的起因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特定的事件，不过用不了多久，它就像车辆行驶时产生的迎面风一样把许多其他东西牵扯进去。对每个单独的参与者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将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危机中，个人也好还是民众也好，他们把所有那些令他们不快的事情一概归罪到最近的人和事。事实上，他们深恶痛绝的不过是我们作为非完人所无法避免的小毛病。其实，我们只需环顾人间贫瘠的状态，看一看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物质〔7〕多么有限，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吹毛求疵；可惜的是，人类一直认为这一切过错不在于自然，而在于我们所走的历史路途有误。
结果，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他们的要求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换一个样子，即与持续至今的状况不一样的样子。
面对恶化到今天的糟糕境况，人们把罪过全推到眼前的相关人身上，因为他们要的不仅是变化，而且还要泄愤，再说，谁又能够奈何得了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呢？
当那些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人能够抓获并加以惩罚的时候，人们便常常显示出那种并不稀罕的英雄气概。此外，人们对一切既有的东西不合理地、令人可怕地加以反对，好像持续到今天的这一切有一半早已经腐烂头顶，而另一半则急切地等待变革已有多时。
不过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所有渴望变化的人组成盲目的联盟的情况下，旧的状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假如没有这一联盟，那么那些旧的机构不管好还是坏，它们会一直苟延残喘到整个民族衰亡为止。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危机的来临，许多抱有不同目的的人形成一个令人惊异的联盟，但是，即使人们预感到这场危机有可能在其过程中脱离原来的轨道，而且将来掌握危机主导权的人也不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参加革命的人，但是对此已经无计可施。
为了取得点滴的结果，历史不得不上演大规模的节目，而且所制造的噪音与收到的效果根本不成比例。人们因此不禁要问，那些获得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先所期盼的或者说是值得的呢？这类现象即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我们满怀激情地做出若干重大的决定，原本指望从中结出奇迹般的果实，到头来却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结局。这可能就是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吧。
现在让我们来谈论危机开始时积极和理想的方面。之所以有这一积极和理想的方面，其原因在于起头的不是那些命运最悲惨的人，而是那些富有进取心的人；他们用演讲以及其他个人才智赋予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危机以理想的光彩。
紧随而来的是充满期待的类似狂欢节一样的辉煌的演出，整个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与此紧密相连。与那些起头的人一样，民众也对以往的事表现出愤怒，同时对光辉的未来怀抱幻想。这使得冷静的思考不大可能。有的时候，可以从中窥探到相关民族最为本性的东西；虽然焕发青春的许愿试图掩盖衰老的迹象，但却无法避免风湿病患者所遭受的周期性的阵痛。在美狄亚的说服下，佩雷亚斯（Peleas）的儿子们烹煮他们的父亲，可是，他们无法掩盖他已经死去的事实。
每当这种时候，一个民族犯罪的倾向也趋于减弱。看来，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那些原本邪恶的人也似乎受到了触动。〔8〕
就连沙姆弗尔（Chamfort）也表现得判若两人。在《格言录》（Maximes）和《论人性》（Carateres）两部著作中宏观地谈论人生的时候，他表现为彻头彻尾的悲观者，而当革命爆发的时候，他马上又变成了控诉旧制度的乐观者。
在谈及雅典人向西西里派遣远征军之前的谈判时，修昔底德（第4卷，第24章）描绘了一幅有关充满希望和群情激昂的人群的画面。雅典人希望占有这块土地，攫取由埃格斯塔厄人（Egestaer）向他们透露的财富，从而赢得源源不断的战争经费。那些年轻人积极响应，“因为他们想见识那个遥远的国度，并且相信他们将能够保全性命”。当时，年轻人只要聚在一起就免不了在地上勾勒西西里岛的形状。〔9〕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那些暗藏的反对远征西西里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煽动人们的情绪，以至于许多人狂热地要求审判那些据称毁坏了界碑的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意义不同凡响，因为它在世界历史上造成的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完全不在十字军企图拿下的巴勒斯坦上面。正如吉伯尔特所说，民众中存在的关于人间天堂的奇特的幻想一定从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可以联想查理八世率军去意大利的景象。起初，这次军事行动被人夸张得像一场关乎整个世界命运的大危机，可到头来不过是一连串干预举措的开始。
相比之下，农民战争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伟蓝图，而千禧年主义者的加入也只是起到了微不足道的作用。〔10〕
英国革命说起来更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地方。之所以没有值得谈及的东西，那是因为市民的生活根本没有受到影响，国家内部最高的力量也没有卷入其中。在最初的几年里，革命表现得像一场漫长的法律诉讼，而且从根本上说，它早在1644年就已经落入了受议会操纵的军队和类似拿破仑的人的手中。这个人让英国免遭了1792年到1794年之间法国将要经历的那一切。此外，真正的加尔文教教徒和新教教徒在本质上过于悲观，因此他们不可能展示光辉的理想蓝图；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关于寻求独立的小丑般的说教没有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活。
相反，在法国大革命中，确切地说在1789年的《请愿书》里〔11〕，人们起初的那种憧憬未来的幻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很显然，这些观念受到了卢梭有关人性的善良以及良知作为道德保障理论的影响。这是一段沉浸在节日气氛和旗帜海洋中的美好时光，它以1790年在练兵场（champ de Mar）举行的庆祝活动告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时刻，人性以极其耀眼的方式表现出了它所有向往真、善、美的能力。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理想的情境理解成伴随一场危机而来的人类特殊的精神。实际上，它不过是这一危机的富丽堂皇的盛装而已。婚礼一旦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讨厌的工作日。
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做到在危机爆发之际就对它未来的程度和意义，特别是它的传播能量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因为在这些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革命发起者们起草的纲领，而是可供点燃的火药究竟有多少，换句话说，除了那些受苦受难者以外，到底还有多少人早就向往着普遍的变革以及他们的素质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真正的危机遇到经济上的阻力的时候才达到其顶点，而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危机一旦遇到经济上的阻力便搁浅，起初的喧闹迅速变得鸦雀无声。
假如在危机初期的某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被推延，要求变革的一方通常以为自己处于有利位置。事实上，敌对方多么希望把这些要求变革的人斩尽杀绝。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1534年发生在明斯特广场上的那场危机。再洗礼派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胜利。在这种时候，人们要有比较清晰的设想，这对危机的结果至关重要。假如一场危机不想中途而废，那么它必须始终保持清晰的设想。示威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因为简单的示威可以成为权力的象征，而且按照常理，它理应成为显示权力的标志；人们借此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究竟能抵抗到什么时候。
危机出现时召开的大型国民会议不过是官方玩耍把戏的场所而已。这种会议通常不经多时就失去其效力，而且无法忍受一个真正强势人物的存在（1815年的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人物）。〔12〕俱乐部和交际花们代表了权力的晴雨计，因为他们准备随时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组合，而且他们的特性就是不错过任何时机。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那些令人窒息的旧的制度暂时被废除，代表该制度的人也受到了惩罚。不过接下来的现象却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开始时的领导人被排挤到一边，他们已经被他人取而代之，整个过程未免显得愚蠢透顶。
一种情况是，这些新人物来自不同的团体。随着危机的加深，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一种力量，它把其他的力量加以消灭或者消化。比如在英国的内战中，起头的主要是那些绅士，但是最终把革命坚决进行下去的则是那些圆颅党人。显而易见，这场危机的主要动力不是主张立宪的法律意识，而是独立意愿。
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人也许受头脑中浑浑噩噩的自我意识支配或者受别人传递的幻象的引导，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之中借助演讲的才能登上权力的巅峰。
再一种情况是，这些人也有可能是一帮虚荣心强和野心大的人，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初期的亚眠的彼得（Peter von Amiens）和孔索尔顿（Konsorten）这样的人；他们自称是远征的发起者，实际上却是可怜的附和者和随从者，他们自称是弄潮儿，事实上只是随波逐流之辈而已。
色彩鲜艳且全部张开的船帆视自己为驱动船只前进的动力，可它何曾想到，船只之所以前行，完全是因为风的吹动，风不仅可以随时让它转向，而且也可以迫使它抛锚。
那些有所懈怠的人，以及那些无法跟上加速运动的人都被取而代之，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转瞬间，自认为能够担负起领导职务的第二代已经成熟。这些人虽然构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和特殊的推动力，但是他们与从前的状态之间的关系相当薄弱，这一点使得他们与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恰恰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候，人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权力出现中断；只要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由于疲惫不堪而垂头丧气或走向灭亡，马上会有人来顶替。即使这个新手与前任相比毫无出色之处，这些替代人物在这个关键时刻也能像呼风唤雨般地把人力和物力纠集在自己周围；因为，人们在潜意识里为权力确定了先决条件，那就是，任何权力只有到了其后期才会变得理性。换一种说法，每一种存在到了最后才能得到承认并受到尊重。所谓无政府状态也会尽快地促成一种权力的确立，不管这种权力多么粗野，但是它毕竟代表了普遍的权益；法国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的诺曼人起初不过是以强盗的身份进入上述两个地区，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在两个地区均建立了稳固的国家。
在危机过程中，桀骜不驯的人和唯命是从的人不时地向各自相反的方面转变。任何一种附和和顺从都必须以责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晕船一样的感觉来做代价。
一场重大的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导致穷困和贪欲这两个社会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它们能够让那些理想化了的改革倡议者感到毛骨悚然。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市民之间形同陌路人；其二是可供抢劫的东西越来越多；其三是法律失去了它往日的威力。
根据不同的情况，危机会把宗教拉到自己的一边，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让宗教出现裂痕，使它分裂为两个派别。其结果是，所有的争斗此后都拥有了宗教战争的特征。
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好像被丢进了发酵池一样，它们或者以友好的或者以敌对的方式与危机纠缠在一起。看起来，危机之中包含了所有推动时代前进的潜力，犹如一种流行病发作时，其他疾病就有所减少。随着危机中的不同动力起主导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这个车辆不时地变换运动的方向和速度，它忽而飞跃向前，忽而停滞不前，忽而后退而后又重新向前飞跃。
当两种危机重叠出现的时候，当时更为强烈的那一个就会遮盖住稍弱的另一个。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之间的对立曾经先后两次被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对立推挤到次要的位置，然后被遮掩过去。一次是1589年之前，另一次是从亨利四世死到黎塞留当权之间。
胡斯信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后来被波希米亚人与德国人之间的战争所取代，正因为如此，在波希米亚人那里，这场冲突才具有非常强烈的斯拉夫特征。
现在，我们谈一下危机中那些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业已建立起来的机构，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一条公理。德行以及文化都以各种方式与它们相关联。此外，这些机构的责任人借助权力和好处把民众拴起来。（这些结合依靠的是甜言蜜语，但是没有什么有效的黏合剂。）
因此，维护和反对既有体系的斗争就显得异常可怕，双方都释放出相当的激情，每一方都显示出誓死捍卫属于自己的最神圣东西的姿态；一边是抽象的忠诚与宗教，另一边则是新的“世界原则”（Weltprinzip）。
接下来就出现了不择手段的现象，各个派别都使用起他们未曾使用过的武器，换言之，人们声称的目标与他们的行动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其结果是，那些隐藏的反动分子假装成民主派，而“自由派”（Freiheitsmann）则精于各种暴力和突然袭击。
这一点令我们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希腊城邦的正常生活所遭受的破坏。修昔底德对此作了记述（第3卷，第81—83章）。它的根源实际上是由平民和诬告者针对任何有身份的人所实施的恐怖行为。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考尔希拉（Kerkyra）的残暴行为对希腊文化的根基产生了震撼性的后果。战争的功劳在于教会人们如何诉诸武力，人们同时也有各种借口求助于未来的力量；战争在时间上经常显得姗姗来迟，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报以往仇恨的手段而已。战争时期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各种表达方式拥有了特殊的含义；敌对的双方都想借助更加恶毒的言语来压倒对方。人们组成秘密团体，为的是不顾法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实际上无异于集体犯法；和解和誓言变得一文不值；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喜欢搞阴谋诡计，他们因此都显得阴险和狡猾，没有人再愿意保持善良和纯朴。人心中充斥了统治欲望、自私和野心；那些为了洁身自好而不参与任何党派的人反倒遭到冷眼，结局只能是自我倒霉。各种罪恶层出不穷，诚实的人因为受到冷嘲热讽而逐渐销声匿迹，整个社会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大打出手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非常时期，人们为了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把开始时定下的原则悉数抛到脑后。这种恐怖主义式的做法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成果，也不可能为日后的事业打下基础，结果，原来看上去像是一次机会的危机也付之东流。这种恐怖主义通常以外来威胁为借口，实际上针对的是内部公开的或隐藏的敌人，有时，这类恐怖主义只不过是掌权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而采用的一种手段，还有的时候，即当掌权者日益意识到自己失去多数人的支持的时刻，恐怖主义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恐怖主义一经形成，它就会变本加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它一旦有所松懈，它就有可能因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遭到报复。正如1535年在明斯特上演的那一幕，人们在外来威胁降临的时候不得不变本加厉。
对于盲目的人来说，消灭对手是唯一的自我解救方法，并且最好是让对手断子绝孙，“让毒液与毒蛇一同消失”（colla biscia muore il veleno）。由于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对手妖魔化，被认定符合妖魔定义的人就被推上断头台。尽管如此，这些急红了眼而乱杀无辜的暴行收效甚微，因为这类大屠杀周期性地发生甚至连绵不断。在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共和政体中，这种屠杀方式经常被运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个疯狂的马略把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流放（公元前87—86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做这种事情的人认为，假如有可能的话，他们的对手也会采用同样的手段。这些人以此作为下毒手的借口。
移民经常受到最为残酷的迫害。人们喜欢过高地估计这些外来人的力量。当一个移民侥幸逃过一起迫害或者谋杀案的时候，许多人把它看做是一起抢劫案。当科西莫（Cosimo）大公和弗朗西斯·梅迪奇（Francesco Medici）大公用投毒的方式残杀住在边远地区的移民的时候，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当共和政体把幸存的移民的眷属们投进监狱甚至杀害他们的时候，人们把这个举动看做是“政治措施”。
有时，带有恐怖性质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影响到危机本身，真可谓“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La revolution devore ses enfants）；此外，随着危机的加深，每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在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那里一钱不值，因为前者在后者看来过分地温和。
当危机逐渐影响到属于同一文化区域的数个民族的时候（小国尤其容易被卷入其中），并且与那里一直受到压制的力量和狂热结合起来，从而构成反映当地居民精神的独特景象的时候；而在危机发源地的那个国家，危机已经导致了瘫痪和衰败，危机初期的潮流开始调转方向，换句话说，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倒行逆施”。这种所谓的“倒行逆施”有如下的原因：
1.经过了一系列过激的言行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感到疲惫不堪。
2.一般说来，公众容易在开始的时候发怒，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变得迟钝甚至无动于衷。有的人可能已经在危机初期捞到了好处，因此想着坐享其成；有的人从来就没有过非分的想法，只不过有人认为他们会有这种想法。说实在话，对于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百姓来说，从来没有谁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13〕
3.随着人们诉诸武力，原先潜伏着的各种力量受到了危机的刺激，它们开始对有机可乘的局面虎视眈眈，并且会突然提出参与分赃活动。整个运动渐渐被这些机会主义者蚕食，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对运动初期的理想毫无兴趣。13世纪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归尔甫派（Guelfen）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n）都曾采取过类似的态度。
4.在一场危机过程中，那些反应最强烈的人往往很早就被送上断头台，结果，最强有力的人便一去不复返；所谓的第二代已经显示出衰弱的迹象，他们充其量只能试图模仿他们的前一辈。
5.那些幸存的、运动草创时期的人物们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想着享受付出的血汗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试图至少明哲保身。
即使斗争的理由依然有效，但这些理由已经落入他人之手，而且它们原有的不可抗拒性也早已大打折扣。德国的宗教改革一直到1524年为止一直是关乎全民的事情，并且它的宗旨是在短时间内对老朽的教会进行彻底的改革；在这个节骨眼上，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战争似乎要把宗教改革的任务承担下来，并且好像要把这场运动尽快进行到底。但是，农民战争的悲剧性结局对宗教改革贻害无穷。首先，只要宗教改革获得了胜利，那么其功劳就属于政府以及那些教条地订立制度的人；其次，由于天主教统治势力变得强大，宗教改革运动未能打入德国的西北部地区。发生在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事件虽然只构成了整个运动的余波，但它确实成为损害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后，人们变得异常地冷静，即使面对悲惨的结局也似乎能泰然处之。对那些最不可饶恕的政府，人们也以极大的耐心忍气吞声；要知道，如果是在不久之前，这些人早已经气炸了肺。举个例子，英国的查理二世完全是依靠长老会教徒的支持登上王位的，可是上台以后，他却无情地让这些人充当牺牲品。〔14〕
像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那样，假如人们清醒以后回首再看，这类革命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洞察内部，其结果无非是糟糕到极点的经济状况。人们这时的清醒与失败所导致的怨恨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毕竟它们各自有截然不同的原因。
当然，运动中所倡导的一些东西终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法国，平等原则就是大革命的成果之一，革命者还曾经天真地声称让所有的人生来就自由。革命在本质上是无自由可言，它好比一场森林火灾，谁也别想处在游离的状态。与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表现的热情相比，看得见的成果则显得多么惊人地微不足道啊！毋庸讳言，只有在一场大危机过后很久，人们才有可能全面地看到危机的真正（应当说相对真正）结果（即成果和后果，因为根据不同的观察者，他所赞同和不赞同的地方所有区别，这是永远也避免不了的事情），而且危机越是严重，人们就需要越长的间隔时间。人们不禁要问，假如这种大危机再重复一次或者甚至重复第三次的话，那么它将会以什么样的外形来表达它特定的内涵呢？〔15〕
假如一场危机最终不至于落入外来干涉者之手，或者避免被不共戴天的敌人利用的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莫大的幸运之事。在这一点上最为异乎寻常的例子是胡斯信徒。在当时的法国，城市被控制在激进的恐怖派别，但是由比较温和的胡斯信徒构成的派别（后来被称作加里克斯丁［Calixtiner］）一直能够控制局势，而且在抵制外来敌人进攻的时候又与激进的恐怖派别并肩作战。不久，趁这个激进的恐怖派别的实力有所减弱，胡斯信徒的温和派别把它加以消灭。此后，他们得以填埋革命导致的深渊，并且按照自己的信念通知法国达一百年之久。
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初只是两个霸主之间的纠纷，两者都想率领，或者说教导所有的希腊人与波斯人战斗。在战争的初期，两者之间的对立竟然显得如此尖锐，以至于伯里克利以及其他的演说家把这种对立视为两种世界之间的对立。虽然遭受了重创，斯巴达后来依靠来自波斯的钱主宰整个希腊的历史达数十年之久，这恐怕是伯里克利之类的政客们所不能阻止的。〔16〕
接下来，我们还应当考察财产的重新分配所产生的反作用。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一个生理学方面的事实，那就是说，在每一场危机过程中，能力很强、坚定不移和铁石心肠的人都占据一定的比率。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借助危机获取私利和出人头地，因此，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可以与任何派别结成联盟。〔17〕这些铁石心肠、不惜以抢夺的方式迅速获益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顾一切代价，而且他们也不受任何更高动机的干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被人发现，从而草草地结束自己的生涯。〔18〕但是，这一类人总是层出不穷，而能够主导潮流的领袖人数本来就寥寥无几，而且随着危机的加重，他们变得越来越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卑鄙是永恒的。〔19〕在新的财产拥有者当中，定调子的正是上述那些卑鄙的人。
所有的财产，当然包括世俗的财产在内，它们都有可能背离人们一开始指望它们所达到的目标。关于德尔斐的财宝，伯里克利曾预言，只要有谁日后付出代价，那么他就会得到这些财宝。当费雷的伊阿宋（Jason von Phera）和大狄奥尼修斯（alterer Dionysius）把目光盯在这些财宝的时候，一场神圣的战争便接踵而来。在宗教改革中，教会的财产也成为引发争端的最重要的祸根。
新的财产产生以后，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财产本身以及它的所属关系，而促使它生成的危机则不再那么受关注。说起来，人们不愿意让业已发生的危机回到原处，而情愿它保持现状，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已经有了各自新的主人。在1794、1795年之交的法国，新的财产拥有者充满了对以往局势的恐惧，同时渴望一个专制政府保护他们获得的财产，至于自由，它已经不关他们的事了。
阿尔比战争（Albigenserkrieg）以后，情况也是如此。对法国南部430个封地占有者们来说，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设法让国王压制图卢兹（Toulouse）伯爵的气焰，而异教邪说问题则无关紧要；从他们的内心来说，租种他们领地的佃农是阿尔比派还是天主教徒，这不关他们的事。
在古代希腊的城邦中，那些被驱逐或者被暗杀的人们的财产经常以民主或者贵族利益的名义被人占有，这些占有者而后就向独裁的方向发展，而民主政治也好还是贵族政治也好，他们早已把它忘到脑后去了。
战争以及军队黩武主义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种作用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克伦威尔（Cromwell）镇压了国内特别是爱尔兰地区乘危机而揭竿起义的派别，以及法国的将军们与联邦派（Foderalisten）以及旺代人（Vendee）作战，这些属于针对国内进行的军事行动。奥兰治人（Oranier）抗击西班牙人的进犯〔20〕，以及1792年以后法国人抵抗反法同盟（Koalitionen）的战斗，这些则属于对付来自外国威胁的军事行动。对内和对外采取措施，战争成为不可避免，而军队变得不可或缺。为了把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力量控制住，使用暴力已经是不得已的选择。借助这种暴力的人当然最怕有人反其道而行之〔21〕，所以他们经常对手下的将军们采取恐怖措施，目的是让后者识时务。阿基努塞战役之后针对军队统帅的起诉，尤其是法国人1793年和1794年间的举动，实际上都可以这样理解。
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应当被绳之以法的人仍然逍遥法外，原因是人们还没有认清谁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人。
一旦危机接近尾声，疲惫不堪的阶段便如约而至。官僚机构、警察和军队等原来的权力机器重新运作起来，而且连旧瓶装新酒也谈不上，因为一切按照原来的模式。这个时候，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不可避免地变成掌握局面的强权人物手中的猎物，而这些掌权的人不是新选举的、温和的议员，而是那些老兵。
接下来，人们需要面对的是政变。这种政变由军队发动，目的是清除危机过程中幸存下来的、按照宪法仍旧有效的国家代理机制，而国民对这类政变表示赞许或者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公元前49年的恺撒、1653年的克伦威尔以及两个拿破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敢于发动政变。在政变过程中，宪法在名义上被保留下来，或者得以恢复，甚至得到扩充，比如恺撒增加了元老院的人数，拿破仑三世确立了全民选举制。不过，1850年5月31日颁布的法律对全民选举制进行了限制。
军人统治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因为军人的特性毫无疑问倾向于君主制，而且是专制的君主制。这些专横的军人按照自己的政权概念来重塑国家。
并非所有的军队都会像克伦威尔的军队那样悄无声息地退出舞台，何况克伦威尔的军队只是在英国革命过程中产生，所以它无法与此前的君主和军人机构建立联系。再说，这支军队也没有把王权让给克伦威尔，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专制和共和的特征；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复辟，原因不在于军队，而是因为蒙克（Monk）欺骗了军队。到了1660年，军队在私人生活中的影响也消失殆尽，美国军队在参加了最后一场战争以后也同样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这两个例子可能都与两个民族不好黩武的特性有关。
当一场危机以它特有的性质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那里会出现与危机原发地相反的局面（尽管那儿的人试图进行模仿）〔22〕；在危机的初始国家，形势也开始向反面发展，因此，最终的结果只能在一场纯粹的一个独裁针对另一个独裁的国与国之间的世界性战争中见分晓。
对危机之后形成的独裁统治来说，它的当务之急是确立政令的实效性和国民的依从性。只有这样，国家内部遭到破坏的联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并且得到加强。产生专制的原因并非危机中形成的共识，即人们不能自治，而是因为，人们一想到那段什么人都想坐上王位、而且由最肆无忌惮和最可怕的人行使统治权的日子，他们仍然感到毛骨悚然。人们要求统治者下台，他们针对的不是统治本身，而是那帮暴徒。
有时候，贵族们故意让权，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们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因为，“一旦一个独裁的人被任命为统治者，人们便对他怀抱无限的敬畏”（creato dictatore magnus pleben metus incessit）〔23〕。在威尼斯，十人议事会（Rat der Zehn）就像达摩克利斯剑（Damoklesschwert）一样悬在贵族们以及民众的头上，给人的感觉是这些贵族似乎对自己信心不足。
主张民主的人尤其喜欢主动让权。在古代希腊，那些主张民主的人把压制或者驱逐贵族的人尊为暴君，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暴君能够稳坐江山，从而可以使他们长期以来梦想着的民主理念成为现实。一旦形势的发展出乎他们的设想，那么这些主张民主的人物就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比如民众领袖希布里斯（Hybreas）曾经在米拉萨（Mylasa）对僭主尤西狄莫斯（Euthydemos）说：“尤西狄莫斯，你对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弊端；我们的生活既不能依靠你，也不能离开你。”〔24〕
一个专制的君主其实能够行无数的善举，只是不能确立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即使克伦威尔统治英国的时候也不得不把国家分成区域然后交给相关的将军们去管理。假如一个专制的君主允许一个独立的宪法产生，那么他自己不久之后就会被剥夺权力，而且接替他的不可能是自由政治，却只不过是一个程度差一点的专制君主而已。原因在于，人们至少在短时间内不想要所谓的自由政治，因为他们刚刚目睹过那些卑鄙者如何滥用自由。我们不会忘记，眼下的法国变得多么谨小慎微，她甚至看见自己的影子都能受到惊吓。
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接下来的现象就是物质上极大的繁荣，正是这种繁荣使得人们忘记了不久之前的危机。不过，专制制度自有它特殊的内部因果关系，它天生就不是很靠得住，按照个人的喜好行事，并且因为继承了强大的权力而倾向于对外诉诸武力。一个专制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动武的原因很多，即使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它至少可以把其他国家看做是迄今为止在自己国家内部引起动乱的病原体。
人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复辟。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复辟与第三章第三节所论述过的复辟有所不同，因为那里所说的复辟涉及的是恢复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或国家的原来地位，而这里所说的复辟指的是同一个民族内部被打败的党派重获从前的权力，因此可以说是局部的政治复辟，并且经常借助危机之后返回的流亡人士的力量。
对这些流亡人士来说，这些复辟无异于重建公正原则，或者甚至意味着恢复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但是事实上，这些复辟暗藏着危险的因素，而且其危险的程度与此前危机的广度成正比。
早在古希腊时期，不少被驱逐出城邦的市民在适当时候纷纷回到原来的城市中。但是，因为他们的城市在此期间拥有了新的市民，这些流亡者的回归无论是对相关的城市还是对回归者本身并非总是意味着福气。
在下苦功夫试图在废墟上进行重建并且恢复被终止的规章制度的过程中，那些老一辈的人还不得不面对危机之后成长起来、因此具有年轻优势的新一代。对这个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的整个生活恰好建立在否定以往世界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对这一否定不负什么责任。因此，他们把老一代人试图恢复原有秩序的企图视作是对他们业已获得的权力的一种侵害。此外，在年轻一代的想象当中，老一代人的经历被美化，从而变得令人神往，结果，翻天覆地的革命显得易如反掌，而老一辈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被淡忘。
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是那些流亡的人不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回归以后至少不提出赔偿的要求，而是把他们所受的苦难视为整个人类悲惨命运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应当承认这样一条法律，那就是在判断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否得当的时候，不仅要强调时间期限，而且最好要把整个社会遭受损失的事实考虑进去。〔25〕
假如要求这个年轻的一代从他们的角度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悔过，他们不仅不会听从，而且可能会策划一场新的革命，试图以此来洗刷他们所蒙受的耻辱。如此说来，要求变革的精神是无法阻挡的，而且一个制度对这种精神的征服越频繁、越残酷，那么这种精神的反抗也变得越不可避免，并且在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危机中终究会推翻那个制度。“所有的制度都无一例外地被它们所取得的胜利摧毁。”（雷南［Renan］）
在以上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不时出现充满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家，他们试图向人们解释，通过什么方式，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陷入所谓民主的骗局之中，避免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的内耗，避免遭受波斯人的干涉。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找到关于如何避免危机的学说。〔26〕但是，假如真的按照这些哲学家的学说来试图避免危机，人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自由呢！就算付出高昂的代价避免了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乌托邦状态中也可能会爆发革命。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这类革命显得易如反掌，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只要哲学家们之间产生矛盾，那么其他受压制的阶层便会应声而起。
在有些人看来，乌托邦早就存在，而且还帮助人们点燃了革命的火炬。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持这种观点。
危机值得赞颂的地方首先在于，激情是促成伟业的母亲。我们这里所说的激情是一种真正的激情，它的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旧的，而且还在于创造新的；每个人身上以及公众身上都蕴藏着无法料到的巨大力量，甚至天空也好像显出不同寻常的颜色。无论什么人，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他都能够让别人承认他的能力，因为所有的羁绊已经被清除或者正在被清除。
危机，甚至伴随危机的那种狂热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真正体现（当然要考虑到相关民族处在其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危机比作自然界的应急手段，如高烧；而人们的狂热说明，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令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追求的东西。当然，人们不应当把这种狂热仅仅用在反对别人或者谋私利上。
无论是对一个个体还是对一个群体来说，精神的发展总是具有跳跃性和间歇性的特征。危机可以被看做是标志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节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危机像狂风扫落叶一样清理旧的机制。首先成为清理对象的是许多早已失去生命力的机制，但是从历史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机制其实不应当被从这个世界扫地出门。紧接着，一些假生命体被剥夺了生存空间。它们本来就未曾具有生存的权利，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依附在那些强有力的生命体上面，并且利用了人们偏好平庸的东西而讨厌不同寻常的东西的习性。此外，危机打消了人们头脑中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动乱”疾恶如仇的思想，从而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们脱颖而出扫清了障碍。
危机与文学和艺术往往能够结成特殊的关系，但是其前提是，这个危机对文学和艺术不只是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对个人的精神力量不只是长期起到压制性的作用。在伊斯兰教统治下，雕塑、绘画和史诗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一场小小的动乱对艺术和文学影响并不太大，或者可以说不损毫毛。长期以来一直潜伏着的伟大的精神力量随着普遍的不安定状态登上舞台，因此让那些借助危机谋私利的人目瞪口呆。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在恐怖状态中早就吓破了胆。〔27〕
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艺术家都喜欢充满危险的环境，并且情愿置身于能够呼吸新鲜空气的风口浪尖上，因为他们都具有普通人不可比拟的伟大人格。难忘的、悲壮的经历会使他们的思想趋于成熟，并且促使他们用有别于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事物，以更加独立的观点来看待世俗的东西。假如西罗马帝国没有灭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书就不可能成为如此伟大而独立的著作，而但丁则是在流亡的状态下写成了《神曲》。〔28〕
置身一场危机中的艺术家和作家并非一定要描写这个危机的具体内容，更不必像戴维和蒙蒂一样对其加以美化，更加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应当拥有新的内涵，而且艺术家和作家清楚地了解人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以及什么是生活的旁枝末节、什么是生活的根本所在。
雷南说：“对哲学思想而言，它只有在历史上的暴风骤雨期间才有自由可言。”在雅典，生活充满了危险和紧张气氛，从根本上说，人们生活在不断的危机和恐怖之中：频繁的战争，出于政治和宗教目的的各种审判，甚嚣尘上的诽谤和谄媚行为，还有潜伏在大道和小路旁的危险，因为出行的人都冒着被人抓去当奴隶的风险。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不利条件，哲学在雅典经历了空前发展的阶段。
与此相反，在和平安定的年月，人们沉浸在私人生活的安逸之中，他们本来趋于创新的精神沦为个人兴趣的俘虏，从而不可能有任何壮举。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一些技能和技巧的人便成了风云人物，他们把艺术和文学当做投机取巧的勾当，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而且很容易通过雕虫小技来获利，因为没有富有天才的人阻止他们，有时甚至都不存在拥有些许智慧的人。
在这种平淡的时期被埋没的伟大的独创性只能等待狂飙突进时代的到来。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因出版商的要求而签订的合同以及禁止复印的法律统统自动失效。在狂飙突进时代，读者群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原先专门为特定的人群提供赞助和提携的资助人也不见了踪影。
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特征，读者可以参阅以上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在那里描述了当今社会中文化如何决定国家事务的情形。
当今社会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媒体和商业的影响，危机所涉及的内容不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而是与日常生活相关，因此，它们有时能够让人激动不已，有时则只能让人索然无味。不过，现今的危机都具有世界性的性质。
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虚假的危机。它们源于一些人故意的煽动、别有用心的宣传、捏造的事实，或者像接种疫苗一样有意的灌输。这样的危机一旦爆发，它们所引发的后果与事先预计的或者预料的截然相反，因为它们点燃了长期潜伏着的火种。有些人可能早已辨认出这些潜藏的火种，但是，只有当权力有所转移的时候，这些火种才浮出表面。
1848年，在法国出现了这类危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有些出乎意料地形成的共和国不得不屈从于人们拥有财产和获得利润的意愿，但是没有谁对人们追求财富和利润的意愿将要达到的强烈程度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
此外，许多能量在它还来不及变成危机因素的时候就已经在空谈中消耗掉了。
在现代社会里，对付危机的法律依据显得非常苍白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在以往的年代里，往往有神圣法律阻止危机的产生，而且一旦一场危机被神圣法律所控制，神圣法律便有充足的理由以极端的手段进行惩罚。现在，人们普遍拥有投票权以及公民的绝对平等权利，而且这个投票权从选举延伸开来逐渐波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来有一天，一定是从投票权和公民权派生出抵制我们这个时代的唯利是图天性的力量，从而构成最为重要的危机。
铁路与革命、反革命以及战争具有独特的关系。谁一旦真正掌握了铁路，或者仅仅把铁轨线路控制在手中，那么他就可以让整个民族寸步难行。
目前的危机有一种与大规模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交织在一起的趋向，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迹象。
从民族的衰弱和民族的灭亡中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范围。〔29〕作为参考，读者可以参阅第二章第二节中所论述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不尽相同的结局，尤其是弗莱辛根《编年史》第八卷以及弗朗克的《异教编年史》（Sebastian Franck，Ketzerchronik）。〔30〕德·康多尔则从人类世界将会发生变化的角度描述了各个民族将要经历的生命历程。〔31〕
对目前危机的起源和性质的补充论述
1815年以来的和平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权力的构成已经达到了一种均势，而且这种均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不管怎么说，人们一开始并不愿意对蕴藏在各个民族中的趋于变化的思想给予足够的重视。
法国革命之后的复辟以及伴随它的所谓合法性的原则实际上是对这场革命的一种反作用，它以极其不平等的方式恢复了一系列从前的生活和法律形式以及许多边界线。但是，完全把法国革命深远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清除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人们在法律上的平等（纳税方面的平等，晋升职务的资格，以及遗产继承方面的平等），允许转手不动产，允许工业自由支配各种产业，以及不同信仰之间的平等。
再说，国家自己也想利用革命带来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国家权力的极度扩张。这种扩张的起因一方面是此前出现的恐怖状况，另一方面是许多掌权者竞相模仿拿破仑所推行的君主专制主义。目前的强权国家主张平等，尽管它允许贵族们像获取囊中猎物一样获得政府和军队中的职位。
民众高涨的情绪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这种情绪在1812年到1815年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民众中间一种勇于提出批评的精神被唤醒了，虽然社会需要一个极度安宁的环境，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人却不愿息事宁人，而且喜欢对所有的人和事提出别样的衡量标准。迄今为止，持这种批判态度的人还没有触及社会问题，而且来自北美的影响还相对有限。但是，国内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提出来的要求已经使各国政府焦虑不安。
在复辟后的国家中，假如没有来自大国的干预的话，那些最为脆弱的政府不久之后可能就会又一次不复存在，比如1820到1821年的意大利和1823年的西班牙。在这些国家里，接下来的大规模的迫害不可避免，社会中所有稍有理性的阶层都逃脱不了被迫害的命运。
问题是，这些大国之间的协调一致能持续多久呢，换句话说，它们能够把1815年的协议究竟保持到何时呢？在这个层面上，在东方提到议事日程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也显得非常重要，那就是，不管各种权力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还是名义上的平衡，这个平衡关系随时可能因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内部发生部分或者根本性变化而遭到破坏，而且这种失衡引发的后果可能会令人无法接受。
希腊人的起义为这种失衡提供了诱因，而从深层次来说，希腊人起义的原因在于俄国的权力欲和它长期以来所推行的政策。此外，以坎宁（Canning）为代表的英国政府也难以推卸责任，因为英国惯于借助外交问题和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来大做生意。英国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策略从长远的角度看很难行得通。
最早公开地违反1815年协议的行为是俄国与法国于1827年签订的关于解放希腊的条约。随之而来的是1828年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以及1829年在阿德里安堡签订的和约（Friede von Adrianopel）。
舆论显得对这种结果并不满足，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法国。
在法国，即使波旁王朝采取正确的策略，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人们试图通过推翻这个政府，为1815年所受的侮辱出一口恶气。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自由派和支持拿破仑式军事独裁统治的人们才走到了一起。波旁王朝的统治虽然具有一些可取的地方，但是它有意激发流亡人士们的仇恨，并且通过百般维护天主教的利益来激化天主教会与法国革命之间不共戴天的矛盾。
1830年的7月革命对整个欧洲产生了震撼性的作用，这次革命引起的普遍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在纯政治领域的影响。
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看上去仍然保持了原样，而在其他地方，宪法被当做是救世的灵丹妙药。在西欧，英国和法国试图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享受到宪法带来的好处，由此形成了四国同盟（Quadrupelallianz）；在德国则相反，各个邦国自行颁布宪法并且主掌与宪法相关的事务，但是其中的两个大国监督其他小国；在意大利，革命的烽火燃遍大地，但是这些革命以及建立共和国的努力都只是局限在地方层面，因此遭到了彻底的镇压，而正是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回击，随后出现了称为“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的密谋，参加这个密谋的人的目的不是一个联邦性质的意大利，而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意大利。
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和意大利，人们不得不以嫉妒的眼光仰望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大国。法国和英国不仅是民族国家而且也是立宪国家，而在德国和意大利，要么宪法发育不全，要么根本没有宪法。在这期间，压制波兰境内的革命成为俄国政治的外部表现形式。这个时期发生的诸多领土变更的事例中，只有一个具有长久的效力，那就是比利时从尼德兰王国中分离出来。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同其他一切世俗的机制一样，宪法也很难把已经激发起来的贪欲加以抑制。首先，法国的宪法在这方面显得颇有欠缺。当政府在执政目标方面固执己见的时候，议会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因为它的构成过于狭窄，因为它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此外，政府的“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la paix àtout prix）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人的仇恨；假如路易·菲利普当时把他寻求和平的政策建立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面，即基于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议会上面，那么其结局可能就会大不一样。
在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激进主义把社会上所有的弊端归结到当时的政治现状以及掌权者的头上，并且把推翻旧的体制，追求抽象的理想视为获得解救的出路，而且越来越把北美的情况作为例证。
从40年代开始，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其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和法国大工业城市的境况，它与极其便捷的交通不可分割，同时也是这种便捷条件的反作用。这种方便条件促使上述理论迅速传播到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们那里，按照雷南的观点，这些理论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但是人们处在相当严重的盲目状态，他们并不知道哪些力量和权利将形成对立，也不知道这种对立会严重到什么程度。1848年2月的事件充分说明，人们即使在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自卫的时候也有可能误入歧途。
这种状况在当时的文学和诗歌中得到了反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后拜伦时代人们刻薄的嘲弄、尖锐的抱怨以及希望破灭后的悲哀。
说到一直充当保守势力的桥头堡的奥地利，它日益变成一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这些非常危险的迹象包括首先出现在俄国官方媒体上的泛斯拉夫主义，以及意大利人从1846年开始进行的抵抗活动。1847年，英国站到意大利的一边，这意味着英国已经下决心在削弱奥地利方面助一臂之力。在整个欧洲大陆，能够单独与英国抗衡的国家只有奥地利。坎宁为了迎合国内多数选民的意愿而采取了扩张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在帕麦斯顿（Palmerston）当政的时候得以继续。
正当欧洲大陆弥漫了革命的硝烟，而且社会大分裂的阴影日益逼近的时候，瑞士人则因为各自所在的州在联邦中的地位问题发生冲突，因为这个争端只是诸多矛盾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冲突双方都表现得不同寻常地偏激。
恰好这时又爆发了二月革命。此前，欧洲不少地方处在天翻地覆的动荡之中，二月革命则像一场暴风一样清理了欧洲大陆。尽管持续的时间并不太久，这场革命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促使德国和意大利走向统一。此外，事实也证明，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的力量远没有事先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甚至夺取了政权的巴黎人也不得不随即把权力交给原来的保皇派和立宪派。不仅如此，不久之后，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积累财富和获取利润的活动中。
随着在库斯托扎打响的第一场战役，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反革命的势力逐渐占上风，接着，原来被废除的和推翻的东西重新被恢复起来。反动的力量最终分别于1848年10月和11月在维也纳和柏林获得了胜利；而在匈牙利，它于1849年依靠俄国的帮助也获得了胜利。
在法国，统治势力却又一次面临令它头痛不已的事情，社会主义阵营似乎已经从前一次失败中恢复过来，而且对在未来的1852年5月选举中获胜也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孕育在萌芽中的危机被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扼杀了。早在1848年的时候，许多人已经认清了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出路，因此他们积极拥护共和制，但是到了1851年，情况糟糕到如此程度，共和制根本称不上是什么灵丹妙药。
在绝大多数国家，复旧的措施推行的并不彻底，因此出现了充满矛盾的现状。
不仅旧的王朝依旧存在，而且还有旧的官僚体制和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精神深处的危机也不可避免，而且需要自己来克服。无论在哪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舆论、媒体以及日益发达的交通，加上它们与人们挣钱获益的天性交织在一起，限制它们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各国的工厂主都在千方百计地夺得世界工业中的最大份额。
同时，各国的统治势力在1848年的事件中对民众的本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路易·拿破仑才敢于推行普选制，而且其他国家的当权者也极力仿效。另外，统治者还在广大的农民群体中发现了保守的因素。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这些农民除了选举之外还在哪些方面可供利用（比如他们对政府机构以及纳税问题持什么态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从事生意的人认为，国家只需充当一个外壳，从而保护他的利益和他所掌握的知识，因为获益和获利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理所当然的主要目标。一方面，他希望他所掌握的知识能够借助宪法机构对国家政策有所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以极其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宪法赋予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极有可能被那些对他不利的人所利用。
此外，目前盛行的还有法国革命时期的理念以及时间上更晚一些的民主观念。民主观念的来源千差万别，而且主张民主的人们也因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而拥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们极力主张把个人完全置于国家的权力之下，以至于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他们一方面指望由国家来承担社会不愿或者不可能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一切事情提出质疑和提出进行变化的要求，而且每个阶层有权利从事特定的职业并保持自己的生存方式。〔32〕
在此期间，欧洲大地上危险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1848年的事件使所有的权力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权力机制甚至受到了动摇。
大国的政府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向外扩张的政策上面。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欧洲再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它的境况就会与东方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正因为欧洲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东方那样的结局似乎不可避免。
此外，德国以及（以加富尔为代表的）意大利人的不满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那些大国在为自己打算盘的时候不得不把上述两个民族的因素考虑进去。
如果欧洲各国政府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持续到今天的边界以及所谓的平衡就不可能保持下去。
克里米亚战争（Krimkrieg）应当说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平衡。在这场战争中，路易·拿破仑牢牢地坐在了王座上，并且巩固了其在政治、宗教和军事方面的势力。
奥地利犯下了最为致命的错误，假如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应当称它为最大的不幸。这个错误就是，它因为长期受到内部动乱的牵累而不能拼出老本来与上述战争的任何一方结成同盟。不能否认，它很有可能通过参加这场战争，通过与西方大国或者与俄国结成同盟来消除国内的动荡局面。
在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的历次战争中，英国都暴露出了它的弱点。此外，英国除了战争负担以外还要设法对付在印度这个殖民地发生的暴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比较理想的选择可能应当是英国发动海战，而奥地利代替英国完成地面的军事行动。
因为加富尔的果断决定，撒丁王国扮演了应当由奥地利来担当的角色。如此一来，解决意大利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成为1856年《巴黎和约》的重要内容。
无疑，《巴黎和约》意味着路易·拿破仑开始站到完全错误的立场上。他伙同英国对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进行威胁；他还强调民族性原则，而这个原则对他以及他所统治的法国来说都始终意味着潜在的危险。在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环境下，路易·拿破仑应当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和一个强大的德国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情。他甚至多次许诺普鲁士，在分割德意志的过程中给它最大的一块蛋糕。简而言之，路易·拿破仑的这一切行为倒像一个学者，具体说像一个哲学家或者自然学家。哲学家或者自然学家的任务在于，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力量中判断哪些对他有益，哪些对他无益。他当然没有忘记他与意大利人签订的秘密的反奥军事同盟，而暗杀奥西尼家族成员的事件似乎也提醒了他。事实上，他的当务之急是向法国的教会以及一切保守的势力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在路易·拿破仑本人看来，重要的是对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权干预。他何曾想过，这种权利只是表面的而已。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对路易·拿破仑来说都非常危险。这场战争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真正的盟友奥地利，换句话说，战争使德国变得更加强大。奥地利宁愿让出伦巴第也不愿让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众多的邦国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威尼斯和罗马当时还在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路易·拿破仑还梦想着建立一个教皇领导下的联邦制的意大利！1860年发生的事件并非路易·拿破仑所能阻止，但是舆论却把这件事主要归罪到他的头上。事实上，事件的元凶是英国，正是英国为了换取意大利人的好感而不顾路易·拿破仑的反对促成事件的发生，而这个事件的发生彻底葬送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因为奥地利所希望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意大利。
路易·拿破仑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充分显示了法国这个民族及其军队在遇到棘手问题时犹豫不决的特性。
至于在北美洲爆发的各种派别之间的战争，路易·拿破仑插手了墨西哥的事务。在美国，即使与英国联起手来，他所能达到的无非是为促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分裂而推波助澜。英国没有竭尽全力来促使美国分裂，这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路易·拿破仑一开始也确实不可能料到英国会如此行事。
作为一个篡权者，路易·拿破仑无法把国内主张改革的党派拉到自己的一边，更不可能与要求由宪法来保护个人自由的党派结成联盟，但是，假如他真的与这些党派走到一起，它们可能会帮助他逃避或者阻止各种阴谋以及劳动阶层的起义。路易·拿破仑不仅没有得到上述集团的支持，而且他与教会之间的同盟关系自从1864年的9月协定以后开始日益恶化。遗憾的是，在普选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教士和农民！
在此期间，俄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其根源是农奴解放、新闻自由以及1862年的波兰人起义。这种动荡的局势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十足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一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倾向的左右，对这个问题目前还很难做出回答。
美国南北两个敌对势力的和好意味着英国的没落，这是无法隐瞒的事实。与此相关联，爱尔兰问题将会变得更加棘手，而且劳动阶层发动的暴动也会变得更加具有危险性。
德国问题也终于发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两个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直接卷入其中。
事情的起因其实与宪法问题相关，而且主要是在普鲁士。劳动阶层试图争取在预算以及工作时间等问题上拥有决定权，并以此来掌握国家权力。不过，形势的发展证明，国家统一的问题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先性和紧要性。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其他问题只能变得越来越糟糕。
1862年和1863年的庆祝活动之后，由于丹麦人极度的鲁莽和草率，爆发了所谓的丹麦战争（danischer Krieg），因此，1862年和1863年的这段时间也被形容为充满冲突的阶段。在这场战争中，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最大的邦国联合起来与丹麦作战。
到了这个时候，英国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人们清楚地看到，不管欧洲大陆出现什么情况，英国已经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了，它甚至连比利时也顾不上了。对德国，路易·拿破仑这一次却显得特别大度。〔33〕
普鲁士政府和军队终于引发了1866年的德国大革命。它其实是一场被拦腰截断的大危机。假如没有这场危机的话，普鲁士原来的国家机器可能至今还毫发未损，只不过受到来自宪法和反对派方面的限制和威胁。但是现在，有关国家和民族的问题把宪法问题排挤到非常次要的地位。
危机最后集中到了奥地利。它丢失了在意大利占据的最后一块地盘。因为奥地利是由使用不同语言的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因此面对那些使用统一语言的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它越来越陷入于己不利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路易·拿破仑已经很难索要“赔偿”；假如普鲁士把比利时让给他，那么它一定会作为代价把荷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值得怀疑的是，路易·拿破仑在国内所采取的重大的而且有风险的措施能否给他带来一条出路，不管怎么说，他是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个让步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1868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很有可能与路易·拿破仑有某种关系，但是，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却完全有悖于他的利益。
时钟敲响1869年的时候，法国国内公开讥讽路易·拿破仑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
但是，路易·拿破仑借助1870年进行的公民投票又一次化险为夷，再次成为合法的君主。但是人们不得不问，面对城镇居民的不满情绪，那些一直帮助路易·拿破仑保住权力的各种利益集团还能挺多久，并且能否为路易·拿破仑强化其政府权力提供必要的因素？
在法国历来令人担忧的外交问题，即在向外扩大影响的问题上，如果路易·拿破仑想推行一项正确的政策，那么他不得不与支持他的利益集团进行决裂。〔34〕
而在德国，紧张局势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南部诸邦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积极地向普鲁士靠拢，要么再一次疏远它。在民族国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情况下，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正在这个时候，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成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许多重大问题从而与这个王位继承权联系在一起。
法国的宣战促使德意志邦联中的南部诸邦国与北部邦国结为一体，从而使战争变成了事实，换句话说，德国人从此时起把迎战法国看做是关乎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事。
战争使德国国内的政治危机中断了许久。其结果是，统治阶层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来系统地组织权力机器，以便对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看似惊天动地的宗教危机也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甚至身处罗马的人也不知道，被赋予崭新权力的教皇应当与这些突然出现的新格局建立怎样的关系。〔35〕
法国变成了一片废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无法再以大国的身份干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事务，但是作为一个模范式的共和国，它的意义可能还会持续许久。
［1873年的补充］
1870年到1871年的战争结束以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重大现象就是人们挣钱获利的欲望再一次极度膨胀，这种欲望远远超出了补充战争造成的空缺和损失的程度。许多战前的价值观念重新恢复，甚至一些早已变成僵尸的观念也死灰复燃，其中不乏欺骗性的东西。
法国的支付能力则令专家以及业内人士大跌眼镜。其原因在于，作为战败国，法国得到了任何一个大获全胜的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贷款。
与此相关联，人们也注意到罢工的次数并未增多，而罢工者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几率也比从前高了。
战争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所有的价值和价格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句话，生活普遍变得昂贵起来。
在精神方面已经出现以及即将出现的后果是，那些所谓“最有头脑的人”投入到做生意中去，或者正在由他们的父母为此目标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把当官吏看做是飞黄腾达的途径，而在普鲁士，政府为了吸引人进入官僚体制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努力；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当兵也不再是发迹的捷径。
追求艺术和科学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然的话，艺术和科学就会沦为大城市赢利大机器的一个分支，不得不依赖于广告和轰动效应，并且形势稍有动荡便受到牵连。在这个新闻和报纸遍布大街小巷，交通四通八达，世界性的展览层出不穷的时代，献身艺术和科学的人确实要忘我地劳作且清心寡欲，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自己的追求方面保持独立。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东西逐渐消亡，甚至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大幅度地减少，这个趋势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
哪个阶级和哪个阶层将成为承载文化和教育的主体呢？哪个阶级和哪个阶层将为社会输送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即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呢？
难道我们这里也应当像美国那样一切成为纯粹的生意吗？
至于政治方面的后果，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各个民族在政治问题上的冒险性，这种冒险性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大国的诞生，它们的孕育和出生得益于激动不安的公众舆论的参与并最终借助了大规模的战争；另一方面，人们已经习惯了如同走马灯一样的新旧交替，那些被认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转眼间变得面目皆非。与此相关联，人们变得越来越喜新厌旧，他们誓死保护既有物质文明或者精神财富的信念空前薄弱。如今的政客们不再是设法与民主作斗争，而是想方设法依赖它，他们关心的是尽最大可能促使不可避免的东西变得不那么危险。政客们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上，他们注重的只是国家的规模和势力，而民主恰好在这个方面还能够暂时助一臂之力。实际上，权力欲与民主理念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说实在话，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首次把对权力的追求放在次要的地位，却把某些具体的目标摆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对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来说，它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共和政体，而且也对转向君主制的过程中所伴随的可怕情景抱有恐惧心理，所以宁愿保持共和政体；即使这种共和政体发生变化，那也不是朝着君主制，而是朝着恺撒式的专制独裁。
人们不免要问，是不是过不了多久其他国家〔36〕也会竞相仿效？
这种躁动恰好与大多数人赚钱获利、发财致富的意愿相冲突，最终，对物质的追求一定会占据上风。普通百姓要的是安宁的生活和足够的收入，不管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哪个满足了他们的上述需求，他们就会赞同哪个。如果这两个制度不能满足他们的上述需求，那么一旦有一个新的国家形式向他们做出许诺，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倒向它。当然，他们并非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做出这种倒戈的决定，每个人的情绪、个性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地位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最近的讲话当中，美国总统格兰特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对美国这样一个重视物质利益的国家来说，这个纲领似乎是一个政府所能达到的最为实际的目标，那就是：保持和稳定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状态。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教会问题。法国革命中诞生的世界观与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笼罩着整个西欧。从本质上说，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前者的过度乐观和后者的过度悲观。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天主教会颁布事项举要、举行教法会议和宣布教皇的不可怀疑性，上述矛盾进一步激化。不知什么缘故，教会有意地在所有方面与任何新型的思想和理念针锋相对。
为了把罗马夺回来，意大利利用了这个矛盾。总的来说，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对那些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装作视而不见，而在德国和瑞士，天主教会越来越受到国家的支配，国家不仅剥夺了教会以往所享受的许多豁免权，而且从不间断地企图让教会变得对它不具任何危险性。
人性将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会成为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以唯利是图和权力至上为标志的乐观主义还能持续下去吗？如果能的话，还能持续多久？眼下悲观失望的哲学已经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窘境，但是，人们的思想会不会出现一个如同3世纪和4世纪所经历过的那种普遍的变化呢？
注释
〔1〕本书第104页及以下，尤其是第122页。
〔2〕请比较我在下面把战争作为政治危机之组成部分加以论述的段落。［布克哈特的手稿中还附加了这样一句话：“需要明确提出的是，这里还不是论及目前的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只能把它留到这一章的结尾处。1871年。”请参看卡埃基，第253页和396页。——编者注］
〔3〕贺拉斯：《书札》（Horaz，Epist.），第一卷，第12章，第19节。
〔4〕马尼利乌斯：《天文学》（Manilius，Astron.），第一卷，第14章。
〔5〕布克哈特手稿中有：“关于被1864年以来的战争所阻断的德国的危机，请参阅以下部分。”请比较卡埃基，第262页和第396页。——编者注
〔6〕培根：《箴言录》，第15页。
〔7〕布克哈特的手稿中还有：“自然经常让我们人类的个体处于无法独立生存的境地。”请比较斯塔德尔曼，第344页。——编者注
〔8〕请参看吉伯尔特（Guibert）的著作（Novigent.ap.Bongars），第482页。
〔9〕普鲁塔克：《亚西比德》（Plutarch，Alkibiades），第17章。
〔10〕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看兰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Ranke，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第二卷，第185页和第207页及以下。
〔11〕萨善版本。
〔12〕参见弗勒里·德·萨布隆：《回忆录》（Fleury de Chaboulon，Memoires）的著作，第二卷，第111页。
〔13〕比如，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上，没有人会问那些居民是不是想成为基督徒；同样，在公元16世纪的波兰，没有人会问那些农民是不是想成为天主教徒。因为，对于这些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的主子信这样的宗教，他们就没有权利信那样的宗教。
〔14〕关于德国宗教改革之后的失望情绪，读者可参阅塞巴斯提安·弗朗克：《编年史》（Sebastian Franck，Buch der Chronik），前言部分。我们还可以联系1566年和1577年的时候尼德兰地区仍旧保持天主教的那些人。
〔15〕请参阅本书第166页。
〔16〕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如下的一段话：“法国在1814年、1815年以及1870年至1871年先后遭受了三次侵略，三次侵略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那些具有革命意识的民众的力量。”请比较卡埃基，第280页和第396页。——编者注
〔17〕请参阅本书第172页。
〔18〕我们不会忘记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法布赫·德格兰汀这类人所表现出来的有些装腔作势的愤怒。到了1794年，人们对伦理道德上的一些瑕疵不再大惊小怪，但是对那些变节者的义愤却始终不减。
〔19〕请参看歌德的短诗《卑鄙无耻之流》等。
〔20〕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了以莫里斯（Moritz）为首的军人团体（Militarpartei），而莫里斯却利用这个团体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21〕圣朱斯特（St.Just）曾经对巴莱尔（Barere）说：“你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实在过奖了。”
〔22〕比如，法国大革命在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去世后的奥地利促成了严厉的警察政府的产生。
〔23〕李维（Livius）：第二卷，第十八章。
〔24〕斯特拉波，第十四卷，第二章。这个逸闻发生的时间相对很晚，应当在第二次三雄执政期间。
〔25〕关于如何赋予流亡者法律上的自由以及他们回归的好处等问题，请参看奎内：《革命史》（Quinet，La Revolution），第二卷，第545页。
〔26〕布克哈特在手稿的边缘写下了一个问句：“一位大师？”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45页。——编者注
〔27〕我们不得不补充说：“可惜那些傻瓜却没有被吓破胆。”
〔28〕蒙古人统治时期的几位波斯著名诗人也应当被纳入这个范畴里，不过他们已经是关门成员了。萨迪（Saadi，波斯诗人——译注）曾经说：“这个世界混乱得有点像黑人的头发。”
〔29〕请参阅拉索克斯，第93、101、107、139—153页。
〔30〕第252张对开页。
〔31〕德·康多尔：《科学和科学家简史》，第411页。
〔32〕请参阅本书第125页以下，第181页以下。
〔33〕西贝尔认为，路易·拿破仑做出这种让步实际上是为了让德国陷入一次政治冒险的游戏中去。这种解释听起来未免太绝妙了。
〔34〕普莱沃斯—帕拉多尔（Prevost-Paradol）把这种情形比喻成两列向相反的方向疾驰的火车。
〔35〕原文如此，此时为1871年初。
〔36〕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没有用“其他国家”这个措词，而是写下了“比如葡萄牙、意大利和瑞典”这样一行字，并且用铅笔在旁边附加了“还有荷兰？还有比利时？”两个问句。请参看斯塔德尔曼，第343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