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一年斯特林堡在乌普萨拉大学刻苦学习，希望取得文凭。在此之前他曾写过一两个历史剧，其中有《没有公民权的人》。这部剧作于一八七一年上演，但是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一周之后斯特林堡被卡尔十五世国王召见。国王表示他愿意资助斯特林堡继续学习。这样他便成了被国王保护的人，获得二百克朗。几天之后，即十月二十七日，他把J.G.哈尔曼·耶斯达夫松写的奥劳斯和劳伦提乌斯传记借回家阅读。在国王关心的鼓舞下他为写一个新剧本《奥洛夫老师》开始准备。初稿大约完成于一八七一年底。但是这部作品却没有完成。因为他必须要完成学业。但是他遇到了经济问题，实际上国王只同意给他二百克朗。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他放弃了在乌普萨拉大学争取学位的念头，返回斯德哥尔摩。这意味着斯特林堡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因为这意味着通往仕途的大门已经关闭，他必须投身创作事业。在这期间他开始构思《奥洛夫老师》中的主人公，瑞典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奥劳斯·彼得里。与在乌普萨拉上大学时期相比，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并密切关注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这次欧洲最著名的工人暴动遭到了残酷镇压。然而它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巴黎工人阶级的壮举得到瑞典激进派报纸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斯特林堡对巴黎公社的同情与一种抽象的追求自由的思想结成一体。在外部世界动乱和内心世界不安的那些年代里，他逐渐成长为一个现存事物的反对者，此后他一生都是这样。他读易卜生，他发现他身上对“召唤”的固定信念；他读基尔克郭德，他看到这位作家如何放弃舒舒服服的官方基督教生活和宣扬真理见证人的命运；他读勃兰兑斯，接受了“文学就是要提出问题”的观点；他读勃克尔，获得了有关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新概念。正是这些思想的熏陶下，他塑造了剧本《奥洛夫老师》的艺术形象。
斯特林堡把瑞典的宗教改革时期看作一个崭新的时期和自己的新时期。他试图以历史剧形式，描写自己在这个新时期和自身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整个创作贯穿着现代思想和个人经历。据说他最初似乎要创作易卜生的《布朗德》那样有思想倾向的作品，在剧中奥洛夫老师代表革命的理想主义，像布朗德那样在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斗争中献身。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他读到了勃克尔的著作，此人的关于真理受时间限制、真理是相对的这一怀疑论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造成奥洛夫老师这个形象就如同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一样，在理想主义和怀疑论之间摇摆不定。他比布朗德更有人情味儿，他是一个有想像力和有个性的人、容易失去理智和悲观失望。印书人格特在作品中成了彻底的革命者和盲信主义者，对他来说奥洛夫老师就是一个“叛徒”。作者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描写了老练世故的真实人物古斯塔夫·瓦萨国王和西格松侍卫长。
由于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的描写，这个剧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有思想倾向的戏剧的特征，反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斯特林堡在这部作品中以莎士比亚为楷模，特别受到推崇莎士比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的勃兰兑斯的新观点的影响。频繁场次变化、悲喜剧结合创造的幻想以及准确、细腻的人物刻画，都很像莎士比亚。作品现实主义的特征也表现在语言上，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语言过于通俗，而后世则赞扬他的语言清新自然。在《奥洛夫老师》这部作品中，斯特林堡成了瑞典戏剧语言大师。他摈弃了传统的朗诵式戏剧语言风格。
纵观斯特林堡的作品，不管他写什么，归根结底还都是写他自己。这部作品比其他戏剧作品更有这个特征。当然不能把奥洛夫老师与作家简单地等同起来。然而这个被塑造的人物的许多特征就是人们熟悉的斯特林堡的特征，特别是由兴致勃勃突然变得低沉、沮丧的特点。
《奥洛夫老师》写于一八七二年，但是过了十年，由于《红房间》一书的成功出版，斯特林堡才使它能在舞台上演出。在此期间他曾多次修改。有一次他还把剧本改成诗体（四音步对偶句诗），一些重要段落的内容也做了改动，然而第一次印刷和上演的仍然是最初的散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