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与斯特林堡合作的导演、演员奥古斯特·法尔克说:有一天早晨他和斯特林堡散步,经过北关大街十四号时——斯特林堡曾经三次住在那里,从七岁到通过大学考试——我们看到那里的房子夜里被烧毁了。“我们停一会儿,”斯特林堡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用手指了指那个院子说。

这一景象与邻院北关大街十二号的痛苦回忆相结合——斯特林堡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七年和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两次住在那里,并于一八七五年春天在那里遇到了西莉·冯·埃森和她的丈夫卡尔·古斯塔夫·福朗尔——构成了《被烧毁的庭院》的主题。从他的日记判断,早在一九〇七年一月,他就着手写这部题材的作品,取名为《世界织娘》,并于三月初完成。对斯特林堡而言,这是极为痛苦的几个月,一方面他在《黑旗》中对他的敌人进行反击,另一方面他的家庭麻烦不断。他的牛皮癣旧病复发,双手流血,痛苦难忍。此外家里女仆的问题也令他十分头痛。三月六日老厨娘工作多年以后离开了这位十分挑剔的男人。他自己又雇了一位,但一周后就被他辞退。

作品着重描写陌生人即作家的主要代言人侨居美国三十年后重归故里,追寻童年的旧梦,而恰恰在前一天夜里他的故居被烧毁了。他在废墟周围徘徊,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但是没有一件是愉快的。他见到了自己的弟弟染坊主,见到了一位油匠,一个石匠,一个大学生和其他的熟人,他们都跟被烧毁的庭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发现这栋房子是罪恶之窝,他们都是罪犯和坏蛋。他怀疑是染坊主纵火烧了那座院子,却嫁祸于与他妻子有爱情关系的大学生身上。他以哲学家的口气对各种类型的人和事高谈阔论一番以后,继续“投身到广阔的世界”。

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抱怨童年时代的家。陌生人有一大段独白,他说“我生下来就有一双慧眼,能看透所有的人”。他用哲理诠释生活奇怪的经纬,他强调,“不管生活怎么变,我能发现一种内在的联系和重复。”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他把这种内在联系揭示出来,特别是自己的家庭。父亲是走私犯。弟弟是家里的宠儿,因此受到陌生人最严厉的指责。地方法院也被作家批判。家里引以自豪的紫檀木餐桌在大火中露出了真相,它不是什么紫檀木而是普通的枫木,颜色是涂上去的。他过去引以为荣的家实际上极不光彩。他们都是一群可怕的亲戚,“丑陋、汗腥味儿、臭烘烘;衬衣不净,袜子很脏,还带窟窿,身上起鸡皮疙瘩,脚上有鸡眼”。

关于斯特林堡的童年,他在很多作品里都提到过,如他在《女仆的儿子》中说,他在担惊受怕中长大成人,“担心兄弟的拳头,女仆揪头发,外祖母的责骂,母亲的树枝和父亲的藤条”。他把自己的童年写得过于黑暗。他在一八八七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住在北关大街十四号的二十五年当中,有痛苦也有快乐。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被烧毁的庭院》是斯特林堡最难把握的作品之一。冲突的内涵经常被同情和变卦所改变。作品本身应该是描写一桩纵火案,由一位便衣侦探进行调查。但是由于陌生人的突然出现,情节半路发生了变化,谁是纵火者已经不那么重要,而是由陌生人讲述他亲戚的种种罪恶和丑行,其中满腹牢骚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陌生人在火后的垃圾堆里找到一个地球仪,这时候他惊呼:“你,小小的地球!在所有的行星中你最密实、重量最大,在你上边的人是那么沉重,呼吸、搬东西都显得很费力;十字架是你的象征,但是可能已经变成丑角的帽子或紧身衣——迷途者和疯人的世界!——上帝!人的地球是否还在宇宙迷失方向?它是怎么运转的,你的孩子变得头晕目眩,并且失去了理智,他们已经看不清事物,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这正是世界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世界抒情诗的翻版,在后世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中也能听到类似的回响。

作品的台词零乱、不集中。作家在致友人的信中给了一个有趣的回答:“你们已经看到,我的台词又回到冗长和独白的老路上去了,这是我阅读歌德的《克拉维果》和《施泰拉》等作品后发生的。法国剧作中的台词已经蜕化成教义问答,它们无助于作品内容的深化。不完整的计划、设想就放在那里,它们能使对生活的描写更真实可信,因为生活本身充满计划破产、心血来潮和各式各样的设想。因此它们可以弥补对话的不足,成为激情的源泉。”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被烧毁的庭院》在新建的玲珑剧场举行首演式,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只演了七次就停止了。评论家奥古斯特·布吕纽斯说,这种太出格的作品应该让它自生自灭,不能让这样的作品无条件问世,有无可能阻止它出版和上演呢?有没有人愿意和有能力在这位伟大的天才误入歧途的时候挽救他呢?评论家布·贝里曼说,面对一锅大杂烩和各种廉价的哲理,真让人恶心死了。随后斯特林堡创作了几部温和的作品如《最后一位骑士》(1908)、《摄政者》(1908)、《布耶尔布—雅尔家族》(1909)等,而《被烧毁的庭院》此后二十六年在瑞典无人问津。

第一次给《被烧毁的庭院》平反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以广播剧的形式出现,导演是克努特·斯特罗姆。播出后受到评论界的肯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奥洛夫·莫兰德尔把该剧重新搬上舞台。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马尔默市剧院上演。然而早在一九一〇年德国的柏林就上演这部作品,并且得到好评;一九二〇年初伦敦也上演这部作品。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