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正像在任何涉及行动方式的问题中一样，对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非法性说来，动机及其所产生的倾向往往比单纯的事实更加重要和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工人运动一部分处于合法或非法状态的单纯事实如此取决于历史的“偶然事件”，以致分析它并不总能保证得到原则性的认识。一个党可能机会主义到完全背叛的程度，然而有时不得不转入非法状态。另一方面，完全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即最革命和最不妥协的共产党有时能够在几乎完全合法的状态中工作。由于这个标准不能为分析提供充分的根据，我们必须撇开它，去考察选择合法策略或非法策略的动机。这里也不能仅限于——抽象地——确定动机和信念。因为虽然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坚持不惜任何代价的 合法性，说革命党的特点是恰恰相反，即坚持非法性，则是错误的。的确，在每一次革命运动中都有一些非法性的浪漫主义 占统治地位或至少很强大的时期。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由于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原因，完全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它是一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反动，它应该被每一个成熟的运动所克服，而且毫无疑问它现在正在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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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说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必然导致有组织的权利的一般问题，法律和国家的问题，最后是意识形态问题。恩格斯在与杜林的论战中，出色地批驳了抽象的暴力论。然而，暴力（法律和国家）“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1〕 这一证据，应该——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被解释为，这种联系在被吸引到暴力统治范围内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中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反映。就是说，暴力组织与支配人们生活的（经济）规律协调到如此程度，或者看起来占如此压倒的优势，以致人们感到它们是自然的力量，是他们存在的必然环境。结果，他们就自愿地 顺从它们（这决不是说，他们同意 它们）。尽管一个暴力组织只有在能够用暴力克服个人或集团的抵抗时才能存在，但是如果它每次遇到挑战都不得不使用暴力，它也决不可能存在。在使用暴力成为必要时，已经是革命的形势；暴力组织已经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将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那时人们将不再把现存秩序看作是自然的必然性，他们将用暴力来反对暴力。在不否认这种形势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必须补充说，只有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双方对现存秩序是唯一可能秩序的信念均已动摇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一个暴力组织中发生变化。生产制度中的革命是这点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是革命本身只能由人们来完成，由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从现存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来完成。
这种解放并不和经济发展机械地平行和同时发生，它既可以赶在经济发展之前，也可以落在它之后。作为纯粹意识形态的解放，它能够存在于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还只是一种成为问题的倾向 时，而且大多数存在于那种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将彻底思考那只是一种倾向的东西，直至把它变成为现实应该是的东西，然后把这个“真正的”现实与现存事物的“虚假的”现实对立起来。（恰当的实例是天赋人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奏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甚至那些按其阶级地位直接关心革命成功的集团和群众也肯定只是在革命期间 （而且往往只是在以后 ）才在内心里从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需要亲眼看到哪个社会真的符合他们的利益，才能在内心里从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如果这些看法适合于每一次从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过渡的话，那么它们对于社会革命比对于主要是政治的革命更加适合得多。政治革命只不过批准一种在经济现实中至少已部分实现了的社会经济状况。这种革命用暴力来取消旧的、现在感到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而代之以新的“正确的”、“公平的”法律。对生活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彻底的改造。（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派历史学家强调指出这个时期的“社会”条件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变化。）然而，社会革命正是要改变这一环境。任何这种变化都深深触痛一般人的本能，使他认为这是对生活本身 的灾难性威胁，是像洪水或地震那样的盲目自然力。由于不能理解过程的本质，感到盲目的失望，他就要通过拼命攻击威胁他的习惯存在的直接表现形式 来进行自卫。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受过小资产阶级教育的无产阶级就起来反对机器和工厂。蒲鲁东的学说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拼命捍卫旧的、习惯的社会环境的回声。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性在这里可以最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正是因为它理解过程的本质（与它的征候、表现形式相对立）；因为它能够表明决定性的未来发展倾向（与当前的事态相对立）。它正因为如此是正在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这种解放起初采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国家的最带压迫性的表现进行实际反抗的形式。这些孤立的战斗即使获得成果，也永远不能获得最终胜利，它们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到 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之间的联系时，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战斗。当青年马克思提出“意识的改革”作为纲领时，他预先就道出了他后来活动的本质。他的学说不是空想的，因为它从实际发生的过程出发。它不打算实现任何“理想”，而只是想要发现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意义。同时它必须超出只是给定的东西，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意识集中于对本质的认识，而不是集中于对眼前事态的经历。马克思说道：“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 ……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 东西了。” 〔2〕
这种意识的改革就是革命过程本身。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逐渐地、经过漫长的、艰难的危机之后才可能获得这种意识。的确，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得出了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结论（在它们成为历史“事实”之前很久）。然而，即使这些理论不是非历史的乌托邦，而是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认识，也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已把马克思学说中所达到的解放纳入它自己的意识——即使是在它按照这一学说采取的个别行动 中。我们已在另一个场合 〔3〕 注意到这个过程，并且强调指出，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完全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旗帜下的时候，它就已经能够意识到在经济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事实上，这是多么正确，可以由下面这一点表明，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全部批判可以完全被遗忘，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们能够直截了当地把资本主义的国家看作真正的国家，并把他们自己的活动和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冲突看作“反对派行动”。（这一点可以在1912年潘涅库克和考茨基的论战中看得最清楚。）因为采取“反对派”的立场意味着，现存秩序是在一切基本点上作为不变的基础接受的 ，而“反对派”的全部努力只限于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 为工人阶级尽可能多地谋取福利。
自然，只有不知世事的傻子才会看不到资产阶级国家的真实权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对前者说来，资本主义的国家只是应该 动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加以反对的一个力量因素 。而后者把国家看作是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 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战争是为了 取得对它的控制。但是，由于把国家看作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斗中的敌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从而甚至在拿起武器以前就已经打了半个败仗。因为每一种国家和法律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它的存在和它的章程的正确性只是被当作没有问题的东西接受这一点上。这些章程在个别场合被破坏，只要在一般的意识中只是作孤立的事例出现，就决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特别的危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确切地记述了每个犯人都感到自己有罪（并不一定感到悔恨），非常清楚自己触犯了对他也同样有效的法律。即使个人的动机或环境的压力驱使他违犯了这些法律，这些法律对他还是继续有效的。这种孤立的触犯，国家总是能够很容易控制住，正是因为它的基础并不因此而有片刻受到威胁。采取“反对派”立场意味着一种类似的对国家的态度，即承认国家的本质是站在阶级斗争之外，它的法律的有效性并不直接 受到阶级斗争的挑战。因此，“反对派”有两种选择：它或者力图用合法手段修订法律，这样，自然旧法律在被新法律取代以前继续有效，或者它设法推行以个别方式对法律的触犯。因此，当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批评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只是沉湎于一种习以为常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同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还是同乌托邦都毫不相干。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甚至在它存在时就应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和评价 。因此，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它必须只在它的实际力量达到的范围内被考虑到，另一方面它的力量来源应该受到最精确、最无畏的考察，以便发现这一力量能够被削弱和破坏的地方。国家中的这一有力量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薄弱的地方，正是它被反映在人们意识中的方式 。意识形态在这一场合不仅仅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且是它平稳运转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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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危机越是明显地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认识，而是在成为可以触摸到的现实，意识形态在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中所起的作用就会越是带决定性。在资本主义内部仍然完全稳定的时期，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在意识形态上 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运用则要求一种他们不可能胜任的立场。马克思说道：“为了认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我们必须超出它的界限。”当这一论断被用于认识现在 时，需要在思想上作出完全不同寻常的努力。它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必须进行批判的考察。这一考察的决定性方面、即只有通过它才能使这一切现象被理解的阿基米德支点，对现在的现实说来还只可能带有要求性质；就是说，它毕竟仍然是一种“非现实的”东西，一种“单纯的理论”。然而，当我们企图历史地认识过去时，现在本身就是出发点。当然，这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要求，渴望“更好”或“更美”的世界，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要求，它只是要清楚地认识和表述社会过程的方向、倾向和意义，并且以这一过程的名义对现在采取行动。然而这使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正如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不顾他关于哥白尼的知识，继续接受太阳“升起”等感官印象一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永远不能消除它的经验上的现实性。它也不打算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使无产阶级进入一种很独特的精神境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它看来应该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它决不构成“人”的自然环境，而只是一种现实的事物，它的实际权力必须加以考虑，然而它没有任何决定我们行动的固有权利。因此，国家和法律的有效性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经验的存在。正像驾驶帆船的人必须精确地注意风向，不让风决定他的航向，相反，他还与风向对抗并且利用它，以便牢牢驶向原定的目标。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从敌对的自然力量那里争取到的独立性 ，无产阶级在面对社会生活的现象时还非常缺乏。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社会在个别场合采取的强制措施常常是粗暴的和严重唯物的，但是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 。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这种认识不能是留在头脑中的那种抽象的东西（许多“社会主义者”有这种认识），而必须是一种已融化在血液中的认识，用马克思的话说，一种“实践批判活动”。
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性使得这种认识变得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它有可能，是因为由于危机的结果，生活本身就使人看到和感到一般的社会环境有问题。它变得对革命有决定意义，从而有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力量已被如此削弱，如果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和坚决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它的力量，它不再能用暴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只有意识形态是这种反对行动的障碍。甚至在资本主义陷入致命危机的时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依然感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经济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可能的环境。在他们看来，应该在许多方面进行改进（“生产组织”），但是它仍然是社会的“自然”基础。
这是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并不总是有意识的背叛或甚至有意识的妥协。它其实是对国家的自然的和本能的态度，在行动的人看来，国家仿佛是混沌世界中唯一固定不变的东西。如果共产党想要为它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策略创造一种健康的基础，这种世界观就必须克服。因为所有革命运动所由以开始的非法性的浪漫主义，在明确性方面很少有超出机会主义合法性阶段的水平的。至于这种浪漫主义像任何暴动主义一样，大大低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危机时拥有的实际力量，当然常常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这整个倾向所患的疾病的一个征候。这个疾病本身就是不能把国家看作只不过是一种权力因素。归根到底，这表示不能看到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些联系。因为通过给非法的斗争手段和方法蒙上一重特别庄严的气氛，通过赋予它们一种特别的、革命的“真实性”，就使现存国家的合法性获得一种有效性，而决不只是一种经验的存在。因为以法律身份 反抗法律、对某些行动由于 是非法的而更加喜爱，对任何这样做的人说起来意味着，法律保持了它的有约束力的有效性。如果存在有对国家和法律的充分的、共产主义的无所畏惧，那么法律及其可计算的后果比起在决定某种行动的可行性时必须考虑的任何其他外部生活事实来就没有任何更大的（但也不是更小的）重要性。违犯法律的危险不应该被看作与在开始一次重要旅行时没有赶上火车的危险有任何不同。如果情况不是如此，违犯法律是怀着豪情进行的，那么这就表明，法律——即使是以颠倒的形式——保存了它的权威，它仍然能够内在地 影响人的行动，真正的、内在的解放还没有发生。这种区分乍看起来可能像是吹毛求疵。但是，只要想一想像俄国社会革命党那样典型的非法党是多么容易退回到资产阶级阵营，只要想一想最初的真正革命的非法行动（它们不再是对个别法律的浪漫主义的英雄式违犯，而是已成为对整个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拒绝和破坏）如何暴露出这些“非法性的英雄们”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囿于资产阶级的法律概念，我们就会认识到这决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杜撰，而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今天波里斯·萨文柯夫在白色波兰人的阵营里反对无产阶级的俄国。过去他不仅是沙皇制度下几乎所有一切大的暗杀活动的著名策划者，而且还是浪漫主义和伦理的非法性的最早理论家之一。）
合法性或非法性问题于是对共产党说来归结为单纯的策略问题 ，甚至是必须即席解决的问题，由于要根据直接需要 采取决定，几乎不可能为这种问题订出一般规章。只有通过这种完全无原则的解决办法，才有可能做到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实际的和有原则的拒绝。这种策略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而且不仅是由于适用的缘故。这种策略之所以需要，不仅仅是因为只有这样，共产党人的策略才能获得真正的灵活性和对特定时刻需要的适应性，也不是因为若要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必须交替使用或者甚至同时使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方法。这种策略之所以需要，也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我教育。因为无产阶级要从资本主义创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在它学会了不让这些生活方式内在地影响它的行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这些生活方式作为动力，对无产阶级说来必须下降到完全无所谓的地位。不用说，这丝毫不会减少无产阶级对这些生活方式的仇恨以及消灭它们的热切愿望。相反，只有靠这种内在的信念，无产阶级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作是一种可憎的东西，虽已没有生命、但仍然是对人类健康发展的致命障碍；无产阶级如果要能够采取一种有意识的和持久的革命立场，这是绝对必须有的认识。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使自己在革命方面成熟起来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越发达，这个过程就越艰难，因为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污染就越严重。
对革命行动适当性的绝对必要的考虑幸好（自然决不是偶然）是和这种教育工作的要求一致的。只举一个例子，第三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它关于议会制问题的补充论纲中规定，议会党团必须完全从属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使后者处于非法地位。这个决定不仅对保证统一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它还有明显降低议会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心目中的威望的作用（议会党团这个机会主义堡垒的独立性就是建立在这种威望之上的）。这一点是多么必要，由英国无产阶级不断地由于内心承认 这种权威而被引上机会主义道路就可证明。仅仅强调反议会制的“直接行动”毫无成果，也和关于一种方法优越于另一种方法的论争毫无成果一样，证明它们都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偏见的束缚，尽管方式完全相反。
必须同时和交替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方法，还有另一个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揭露法律制度是资本主义压迫的野蛮权力工具，这是对法律和国家采取无拘无束的革命态度的前提条件。如果仅仅或者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中的某一种，即使是在某些有限的领域内，也会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群众心目中继续保持它的法律制度是唯一的制度的假象。每个共产党的行动的根本目的之一，必须是迫使本国政府违反自己的法律制度，迫使社会叛徒们的合法党公开支持这种“违法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偏见模糊了无产阶级视线的地方，资本主义政府也有可能从这当中得到好处。但是在无产阶级正在集聚力量进行决战的时候，这种违法行为冒的风险却会更大。正是从这里，从压迫者出自这种考虑的谨慎中，产生出了那种关于民主和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致命幻想。这种幻想尤其受到机会主义者的行动的助长，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合法行动，从而使得统治阶级有可能执行谨慎的政策。只有采取清醒的、务实的策略，完全根据是否有用来交替使用每一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方法，才有可能使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走上健康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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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争取政权的斗争只是开始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教育，肯定不能完成它。罗莎·卢森堡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注意到，夺取政权必然是“早熟的”，这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阶段表现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归咎于，无产阶级是在它内心仍然承认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是唯一真正合法制度的时候和精神状态下被迫夺取政权的 。苏维埃政府的基础同任何法律制度的基础一样：它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承认是合法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必须诉诸暴力行动。
从一开始就不言而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开始都不可能立即从资产阶级方面得到这种承认。一个世世代代习惯于统治和享受特权的阶级决不会只是因为一次 失败就善罢甘休。它不会立即忍受新制度的产生。它只有先在意识形态上被制服 以后，才会自愿地去为新社会服务，才会开始把那个社会的法规看作是合法的，看作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不是看作是力量对比暂时发生变化的残酷事实，而这种变化明天又可能被翻转过来。不管资产阶级的反抗是采取公开反革命还是隐蔽怠工行动的方式，以为对它做某种让步就能把它解除武装，是一种幼稚的幻想。相反，匈牙利苏维埃专政的例子表明，所有这种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毫无例外地同时也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让步）都只是加强了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权力意识，使他们内心接受无产阶级统治的愿望推迟，甚至变得不可能。苏维埃政权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这种退却，对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意识形态说来后果甚至更为严重。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把国家看作某种一般的和普遍的东西，一种绝对尊严的形象。除了往往能使小资产阶级个别集团中立化的合适经济政策以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看它能不能赋予它的国家这样一种威望，以迎合这些阶层迷信权威的心理，促使他们自愿地服从于“这个”国家？如果无产阶级踌躇不前，对自己的统治使命缺乏信心，它就会驱使这些阶层重新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甚至公开反革命的行列。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职能上的变化，因为这时，以前是合法的变成了非法，非法的变成了合法。然而，这种变化最多只能稍稍加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始了的意识形态解放过程，决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资产阶级不能在一次 失败之后失去它自己的合法感，同样无产阶级也不能通过一次 胜利的事实就获得它自己合法的意识。这种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缓慢地成熟起来，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只会逐步达到成熟。在第一个阶段，它甚至会受到很多挫折。因为只有这时，无产阶级在获得了政权之后，才有可能了解那些创造和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成果。不仅它会获得比以前更多得多的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知识，而且对管理经济和国家极为重要的精神成果只有在它掌权以后才会为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意识。此外，不应该忘记，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独立地和负责任地采取行动的实践和传统。因此，它可能常常感到需要这样行动与其说是一种解放，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最后，将占据大部分领导岗位的那些无产阶级阶层的生活习惯已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性和甚至资产阶级性，这正好使得新社会的新东西在他们看来显得生疏，甚至敌对。
要不是有下面这种情况，所有这些障碍会带有几乎无害的性质，而且很容易被克服。这就是，在合法性和非法性问题上同样经受了职能变化的资产阶级甚至在这里也会比无产阶级更成熟得多，更先进得多。（只要它是在反对一个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情况就会是如此。）资产阶级现在以它以前把它自己的法律制度看作合法的那种同样的幼稚和自信来把无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看作是非法的。我们为正在争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提出了应该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一种事实，一种权力因素的要求；这个要求现在被资产阶级本能地执行了。因此，尽管无产阶级获得了国家权力，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不是势均力敌的，而且这种状况会维持下去，除非无产阶级有一天获得了对只有它自己的法律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同样幼稚的信心。然而，这种发展受到机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强加给它的精神状态的严重阻碍。由于已习惯于给资本主义制度罩上合法性的光环，无产阶级很难超然地看待可能要保留很长时间的这些制度的残余。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在精神上仍然陷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所编织的罗网中。这一方面表现在它未能触动许多应该彻底破坏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去进行破坏和建设工作时，不是抱着那种合法统治者的自信心，而是抱着篡夺者所特有的那种犹豫和仓猝交错的心情。而且还是这样一个篡夺者，他在内心中，即在思想、感情和决心中预感到资本主义必然要复辟。
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工会官僚在整个匈牙利苏维埃专政期间抱着尽可能顺利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社会化过程的多少公开的反革命怠工。我在这里还想到常常被强调指出的苏维埃腐化现象，它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在这里。一部分在于许多苏维埃干部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内心里作好了“合法的”资本主义重返的思想准备，因此总是考虑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解。一部分也是因为许多参加过必要“非法”工作（货物走私、国外宣传）的人在精神上而且首先是在道义上不能理解，从唯一合法的立场即无产阶级国家的立场来看，他们的活动同任何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是“合法的”。在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们那里，这种混淆就表现为公开的腐化。在许多诚实的革命者那里则表现为浪漫主义地过分夸大“非法性”，不必要地寻找“非法的”机会，这些倾向表明缺乏一种革命合法性 、革命有权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意识 。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种合法性的感觉和意识应该取代革命的以前阶段即摆脱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阶段的要求。但是尽管有这种变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仍然是一种统一的和直线的发展 。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当这些国家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时，它们就像在自己国内夺取政权时所做的那样，必须同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斗争（尽管可以部分地使用别的手段，但也只是部分地使用别的手段）。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已经光辉地证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所达到的阶级意识的高度和成熟性。虽然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和德国帝国主义者打交道，他们承认他们在全世界的受压迫的兄弟们是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真正的伙伴。即使列宁极其明智和清醒地估计了实际的力量对比，他还是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向全世界的无产者、首先是中欧列强的无产者说话。他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进行德国和俄国之间的谈判，还不如说是力图促进中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意识。自那以后，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许多变化，它们必须适应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要求。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基本原则，即自己的政权合法的原则，同时也是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意识的原则，在这整个发展时期始终没有变化。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维埃俄国的整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仅仅看作是俄国因此得到好处的问题。它也应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是否承认已经发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的问题。这种承认的意义按照它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变化。它对俄国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和对世界无产阶级动摇分子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承认了革命的合法性，这是他们为了能够感到它的正式代表者苏维埃共和国是合法的所极为需要的东西。俄国政治的所有各种方法，如在俄国内部无情打击反革命、大胆反对在战争中获胜的列强、对它们俄国从来不低声下气（不像德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公开支持革命运动等——这一切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些政策使得俄国国内反革命阵线的一些部分分崩离析，屈服于革命的合法性。它们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自我意识以及对自己的力量和尊严的认识。
当我们考虑被西方机会主义者及其中欧崇拜者们看作是俄国无产阶级落后的证据的那些因素，如明确肯定地镇压国内反革命和无所顾忌地为世界革命进行非法的和“外交的”斗争时，俄国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就可看得非常清楚。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获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幸运，政权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德国无产阶级在1918年11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在这同时和在1919年3月，同样有这种机会。）他们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曾在长期的非法斗争中受到了锤炼，因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得到了清楚的认识。结果，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真正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面前还有一条艰苦的道路。如果他们想要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就必须首先理解合法性和非法性的问题纯粹带有策略性质。他们必须既摆脱合法性的胆小病又摆脱非法性的浪漫主义。
1920年7月
注释
〔1〕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198—199页。
〔2〕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全集》第1卷第418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3〕 参看《阶级意识》一文。
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1〕 的批评意见
保尔·列维感到有责任发表罗莎·卢森堡同志的一个在布勒斯劳监狱里匆匆写下的、以残稿形式保留下来的小册子。这一发表是在反对德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最激烈的斗争当中进行的，因此它和《前进报》的揭露和弗里兹兰的小册子一样代表这一斗争中的一个阶段——只是它有着别的更为深刻的目的。这一次不是要损害德国共产党的威望或动摇对第三国际政策的信任，而是要打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策略的理论基础。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崇高威信来从事的事情。她的遗著应该为消灭第三国际及其各个支部提供出理论。因此，指出罗莎·卢森堡后来改变了观点是不够的。必须弄清楚她在何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抽象地说——完全可能，她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继续向错误方向发展了她的观点；瓦尔斯基和蔡特金同志所指出的她的观点变化可能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因此——不管罗莎·卢森堡后来对这里写下的意见采取什么态度——必须讨论这些意见。由于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某些意见分歧在尤尼乌斯小册子和列宁对它的批评中，而且甚至在罗莎·卢森堡1904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对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批评中就已经公之于世，就更应该这样了。而且这些分歧在斯巴达克纲领的起草中还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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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全要看这个小册子的实质内容。但是甚至在这里，原则、方法、理论基础、决定对个别问题采取的立场的对革命性质的总看法要比对俄国革命的个别问题采取的立场更为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个别问题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甚至列维在土地问题上也承认这种情况。因此在那个问题上就无需争论。只是必须指出那使我们向这一研究的中心问题、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的错误看法 更靠近一步的方法论问题。罗莎·卢森堡强调说：“一个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如何必须做一件事：采取措施来促使后来对土地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那些基本前提得到实现，至少必须避免做妨碍它采取这些措施的一切事情”（第84页）。于是她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没有做这种事，而是做了相反的事。如果这条意见是孤立的，那么我们可以仅限于指出，卢森堡同志——在1918年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对俄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但是当我们把这条意见和她的其他观点联系在一起看时，我们立即就能看到，她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布尔什维克掌握的为解决土地问题选择形式的实际权力。土地革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是一个完全不以布尔什维克的意志、甚至不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农民在任何情况下会按照他们阶级利益的自发表现把土地分掉。假如布尔什维克加以阻拦，他们会被这一自发运动扫到一边，正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曾被它扫到一边一样。因此关于土地问题的正确提问法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改革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措施或者至少是导致社会主义方向的措施。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当上升的革命运动向决定性关头奋力前进的时候，正在瓦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自发力量能不能都被引导来反对正在准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不管他们是不是走向社会主义，都是一样）。面临着要求分配土地的自发农民运动，必须采取决定。而这个决定只可能是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是”字或“不”字。我们要么站在运动的前头，要么借助武力来把它镇压下去。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必然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俘虏，就像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实际上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时 不可能考虑把农民运动“引到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能够而且必须在以后试图去做。这些试图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失败了（在我看来，关于这点的档案材料远非完全；有些“失败”在后来是结了果实的），这一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不能在这里考察。因为这里讨论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时 的决定。必须肯定地说，布尔什维克简直没有得到在导致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和偏离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之间的选择。他们所有的唯一选择是，或者动员自发农民运动的被释放出的能量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或者站在农民的对立面，使无产阶级陷入绝望的孤立，从而帮助反革命获得胜利 。
罗莎·卢森堡本人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作为巩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府的政治措施，这是一个良好的策略。可惜它有两面，它的反面在于，由农民直接夺取土地几乎是同社会主义经济毫无共同之处的”（第82页）。然而当她不管这种情况而把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策略 的正确评价与她对他们的社会经济 行动方式联系起来时，我们已能看出她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评价的本质了。这就是过高估计 它的纯粹无产阶级性质，因此过高估计无产阶级在革命第一阶段能够拥有和事实上的确拥有的外在力量以及内在的清彻性和成熟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反面是过低估计 非无产阶级因素在这革命中的重要性。这既包括在阶级之外的非无产阶级因素，也包括这种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本身之内 的力量。这种对真正动力的错误估计导致她的错误概念中的最关键性的一点：过低估计党 在革命中的作用，过低估计与自发力量的经济发展必然性对立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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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把这当成原则问题有点言过其实。为了使我们这一评价的正确性显得更清楚，我们必须回到小册子中的个别问题上来。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的态度可以回溯到战争时期的批判性讨论，回溯到尤尼乌斯小册子和列宁对它的批评。列宁一向坚决反对（不仅是在批评尤尼乌斯小册子时，虽然在那里表述得最清楚、最精辟）的论点是：“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再可能有任何民族战争。” 〔2〕 可能看起来这里的观点分歧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尤尼乌斯和列宁关于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完全一致的。甚至一致认为，即使大战中那些孤立地看来是民族战争的部分，由于它们与帝国主义复杂整体的联系，也必须作为帝国主义现象看待（例如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同志们的正确行为）。但是在实际上，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实质问题立即就出现了。首先，民族战争再次成为可能的形势虽然不大有可能，但是它也没有完全被排除。它的实现取决于从帝国主义战争阶段向国内战争阶段过渡的速度。所以，把现在的帝国主义性质强调到绝对否定民族战争的可能性的程度，是错误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就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处境：他由于坚持原则将按反动方式行事。其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起义必然是民族战争，革命政党必须全力支持；对它们漠不关心将是直接的反革命（见塞拉蒂对凯末尔的态度）。第三，不应该忘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有生命力，而且不仅仅在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它的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很有利于革命），而是在无产阶级本身中，特别是在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他们对真正国际主义的兴趣，不可能由那种说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到来、民族问题已不复存在的思想上的乌托邦所引起，而只可能由这样一种实际的证明 所引起，即压迫民族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已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倾向及其一切后果彻底决裂，直至承认“包括民族独立在内的”自决权 。当然，这个口号必须用“待在一起”即联邦的口号来加以补充。单是胜利的事实不能使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污染，只有这两个口号在一起 才能帮助它度过过渡阶段的意识形态危机。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尽管有1918年的挫折，已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后，即使没有完全自决权的概念，苏维埃俄国也会失去边界省份和乌克兰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它就永远不可能收复这些领土以及高加索各共和国等。
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在这一点上已被历史本身所驳倒。如果我们没有在其中看到了我们已在土地问题上分析了的那同样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观点，我们不会这样详细地来谈它（列宁已在他的对尤尼乌斯小册子的批评，即《反潮流》中驳斥了关于它的理论）。在这里，罗莎·卢森堡也忽略了在命运从一开始就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头上的各种“不纯的”社会主义必要性之间的选择。她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动员一切在当时革命的力量、尽可能明确和有力地加强革命阵线来对付反革命的必要性。她用革命未来阶段的原则来与当前的要求相对立。这种做法是这本小册子的最重要的论述，即关于暴力和民主，关于苏维埃制度和党的论述的基础。因此必须理解这些观点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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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册子中，罗莎·卢森堡加入了那些最坚决地反对解散制宪议会、建立苏维埃制度、剥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取消“自由”和使用恐怖的人们的行列。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指出是什么基本理论信念促使罗莎·卢森堡——这位卓绝的先知、永世难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领袖——陷入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如此尖锐的冲突中。我已经指出在她对形势的估计中的最重要因素。现在应该更进一步考察罗莎·卢森堡的文章，以便能够抓住能从中逻辑地得出这些信念的要点。
这个要点就是过高估计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质 。罗莎·卢森堡在与伯恩施坦论争时，曾尖锐地指出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站不住脚。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历史是以辩证的方式前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不断加剧的；不仅仅是在纯经济领域，而且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例如在一个地方说得很明确：“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但是它的政治和法律关系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一道越来越高的墙。” 〔3〕 这表示必须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暴力的、革命的变革。虽然我们在这里就已经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观点的萌芽，即所以需要革命，似乎只是为了从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排除“政治”障碍，但是由于极其明白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辩证矛盾，几乎不可能在这一上下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罗莎·卢森堡就俄国革命而言并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她说道：“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一系列暴力行动——反对财产等”（第110页）。后来，在斯巴达克纲领中承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来反对”。 〔4〕
然而，这种对暴力作用的承认只涉及消极方面，即扫除障碍；它与社会建设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社会建设不能够“强加或用命令推行”。罗莎·卢森堡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该是而且只能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由它自己经验的学校诞生出来，正像它归根到底是其一部分的有机自然界一样，它有一种良好的习惯，总是同任何真正的社会需要一起产生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同任务一起同时产生出解决办法。”
我不想停下来详细谈这位本来很伟大的辩证法家的这一思想的特别不辩证的性质。只顺便指出把“积极”和“消极”、“破”和“立”生硬地对比、机械地分开与革命实际直接矛盾就够了。因为在无产阶级国家采取的革命措施、特别是那些在夺取政权后立即采取的革命措施中，甚至在概念上也不可能把“积极的”和“消极的”划分开来，更不要说在实践中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经济阶级斗争的权力工具，特别是在革命初期，是与组织经济的最初步骤一致的。不言而喻，这些最初的尝试后来必定要受到大大的修正。然而，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即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以后的组织形式也将保存斗争的“消极”性质，即破和压制的倾向。即使欧洲未来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形式可能很不同于俄国的形式，“战时共产主义”阶段（罗莎·卢森堡的批评涉及到它）是否能完全避免，还是很成问题的。
刚才引的那段话所表现出的方法甚至比它的历史方面更加重要。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倾向，也许可以最明确地概括为在意识形态上长入社会主义 。我知道，罗莎·卢森堡是最早提出相反观点并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充满危机和反复的人之一。 〔5〕 在这篇著作中，也不缺少这样的论断。如果我还是说到这种倾向，显然我不是要指责她犯了机会主义，似乎她是这样设想的，即经济发展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充分的意识形态成熟性，无产阶级只需采摘这种发展的果实，暴力实际上只需要用来排除它发展道路上的“政治”障碍。罗莎·卢森堡对革命时期的不可避免的反复、矫正措施和错误是十分清楚的。她过高估计历史中的有机因素的倾向只是表现在这种——教条主义的——信念中，即历史“同任何真正的社会需要一起产生出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同任务一起同时产生出解决办法”。
这种对革命的自发力量 、尤其是在被历史赋予领导使命的阶级中的自发力量的过高估计 ，决定了她对制宪议会的态度。她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持有“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第100—101页），因为他们从制宪议会的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它不适合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她惊呼道：“这同全部历史经验有多大的矛盾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却与此相反。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第101页）。事实上，在前面一个地方（第78—79页），她诉诸英法革命的经验，并且指出代议机构所发生的变化。着重指出这一事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罗莎·卢森堡没有充分强调，这些“变化”极其近似解散制宪议会。当时构成最强大动力的那些革命分子的革命组织（英国军队的“士兵委员会”、巴黎支部等）总是使用武力把不顺从的分子从代议机构中驱逐出去 ，它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使这种机构与革命的状况保持一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 ，这种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可能是在 资产阶级战斗机关即议会内部 的变化。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议会外的（半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中比在英国革命中要大得多。1917年的俄国革命，通过1871年和1905年这两个阶段，使这种量的变化变成了质的变化 。革命中最先进分子的组织苏维埃这一次不满足于把除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以外的一切党派从制宪议会中“清洗”出去（罗莎·卢森堡根据她自己的分析，对此大概不会有反对意见），而是取而代之。它们从无产阶级的（和半无产阶级的）监督和促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机关，变成了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进行统治的战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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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现在绝对拒绝进行这种“飞跃”。不仅仅因为她大大地过低估计那些过去的代议机构变化的突然的、暴力的、“非有机的”性质。而且因为她拒绝把苏维埃看作是过渡时期的主要武器、用以争取和赢得社会主义前提的武器 。她认为苏维埃是那个社会主义变革已大体完成的时期的“上层建筑”。“把选举权描述为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这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认真的工具。这是一种时代错误，提早实行一种只适于已经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时期的法律地位”（第106页）。
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即使在错误时也带有她特有的冷静的逻辑性，她在这里触及了对从理论上理解过渡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国家（苏维埃，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在社会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应起的作用问题。只是说由经济力量（在意识之外起作用，或者至多反映在“虚假”意识中）所实现的社会状况事后 由无产阶级国家及其法律加以认可和保护呢？还是说无产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对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起着有意识地决定的影响？毫无疑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法律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6〕 等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职能 、从而它在整个无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地位，应该与资产阶级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一样 。恩格斯在一封写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起基本上消极的作用。国家可以帮助现存的经济发展向前走，可以使它向后退，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他接着说：“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7〕 所以，我们可以问：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是否一样？它是否只能——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加速或延缓不依赖于它的经济发展（即经济形势是否有对国家的全面优先性 ？）。很明显，对罗莎·卢森堡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意见的回答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罗莎·卢森堡就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制度）只能在已经发生 的社会经济革命之后并且由于它的缘故 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产生出来。
然而，如果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是为社会主义的、即有意识的经济组织奠定基础的话，形势就显得完全不同。这不是说有任何人（最不可能的是俄国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可以简单地“用命令”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及其“必然的自然规律”并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或者甚至在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很彻底的社会化之后就简单地消失了。但是它们的消灭和被有意识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取代，不应该被设想为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应该被设想为一场有意识进行的顽强的战斗。应该一步一步地把阵地从这种“必然性”那里夺取 过来。对条件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任何过高估计，对敌对势力的力量的任何过低估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引起危机、反复，使经济发展无情地回复到出发前的状况。然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有意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往往极其有限这一点，不应该使我们错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将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几乎是自动地，通过它背后的各种力量的“盲目规律”实现的。列宁在解释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致考茨基的信时说道：“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经济’因素自己会直接排除一切困难……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 〔8〕 对经济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计划只能有意识地实现，实现它的机关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制度。因此，苏维埃事实上是“提早实行”后来一个阶级分层阶段的“法律地位”；然而它们不是悬在半空中的乌托邦，而是真正适合于使这种提早实行付诸实现的唯一工具 。因为社会主义决不会“自动地”、由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性产生出来。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的确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它的最终危机，但是在它的 道路的尽头将是一切文明的毁灭和新的野蛮状态。
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最深刻的差别。资产阶级革命能够如此勇猛直前有其社会原因，就是说，它们是在一个其封建专制结构在政治、政权、法律等方面已被资本主义的有力发展所深刻破坏的社会里对一个几乎完成了的经济社会过程做出总结 。真正的革命因素是封建生产制度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转变，所以在理论上，这一 过程没有资产阶级革命 、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也能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中没有被“自上而下的革命”所消灭的东西，当资本主义已完全发展时将自行垮台（德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符合这种类型）。
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和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没有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培育出来，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两种类型的过程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方式在封建主义内部就已经发展起来，从而造成封建主义的瓦解 。与此相反，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内部，除开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客观经济前提 （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垮台以后、由于这种垮台的结果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真正成分）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发展以外，还有什么趋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能够产生出来，那将是乌托邦的空想。考虑一下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甚至在封建社会制度还存在时的发展情况。对它们说来，事实上只需要扫除掉对它们自由发展的法律障碍。相反，资本在卡特尔、托拉斯等的集中的确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不可避免的前提。但是甚至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集中将仍然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在经济上有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框内既不能“自动地”变为社会主义，也不能“通过法律措施”实行这种转变。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社会化尝试”的悲喜剧式的失败，为此提供了充分而明确的证明。
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开始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这一点，与做这种尝试并不矛盾。相反，如果从社会主义只有作为对整个社会的有意识变革 才能实现这个论断出发，就要求这必须一下子搞成功，而不是作为一个过程的最终产物出现的话，那就是一种完全非辩证的、非历史的思想方式。然而这个过程与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有质的 差别。正是这种质的差别表现在国家在革命中的不同职能上（正像恩格斯说的，它“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它最清楚地表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质的差别上。无产阶级知道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则给这种作用蒙上意识形态的伪装，无产阶级是能预见 和变革的意识，而资产阶级则是事后不得已的承认，这就已经把差别足够尖锐地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在她对苏维埃取代制宪议会的批评中，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她以为无产阶级革命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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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形势的“有机的”估计和辩证革命的估计之间的这种尖锐对立，可以使我们甚至更加深入考察罗莎·卢森堡的思路：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从这里又可看到对布尔什维克的党的概念及其策略和组织后果的态度。
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对立有相当深远的根子。正如大家知道的，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组织问题上发生第一次冲突时，罗莎·卢森堡采取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她的反对不是基于政治策略，而纯粹由于组织考虑。在几乎所有的策略问题上（大罢工、对1905年革命的评价、帝国主义、反对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等），罗莎·卢森堡都曾和布尔什维克走在一起。在斯图加特，在决定性的战争决议的问题上，她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然而，这种对立决非像长时期在策略上政治上的一致给人的印象那样只是一个插曲，即使还不足以由此得出分道扬镳的结论。列宁和卢森堡对反对机会主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 是一致的。他们的对立在于：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内部的思想 斗争呢，还是应该在组织 领域解决这一斗争？罗莎·卢森堡反对后一种观点。第一，因为她认为布尔什维克把组织问题看作工人运动中革命精神的保证，赋予组织问题以中心作用，是夸大其词。她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然的自发性中才能找到。党的中央组织和它们不一样，总是有一种保守的、制动的职能。她相信，如果它们真正彻底的集中，“奋起进攻的群众和踌躇不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 〔9〕 只可能加深。第二，她认为组织形式本身是成长着的东西，而不是“已定型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组织问题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产物，而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把政治觉悟灌输到其中而已 。” 〔10〕 而这种信念又是建立在她关于革命运动的可能进程的总观点上 。我们已经在她对布尔什维克土地改革和自决权口号的批评中看到这种观点的实际后果。她说：“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代表社会的所有进步利益。它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一切被压迫的人们的利益。这个原理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所有这些利益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都理想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原理将以历史发展过程的形态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发展过程，社会民主党也作为政党 逐步成为我们社会一切不满分子的庇护所，真正成为反对一小撮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人民党。” 〔11〕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罗莎·卢森堡的观点，革命阵线和反革命阵线的发展是“有机地”进行的（甚至在革命本身变为现实之前）。党成为被历史过程卷进反对资产阶级的行动的一切阶层的组织焦点 。只是必须保证使阶级斗争观念不被冲淡，不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所玷污。在这一点上．集中化的机关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帮助。但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即它“仅仅是党内实际上存在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多数用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形式上的手段。” 〔12〕
因此，一方面，罗莎·卢森堡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工人阶级将作为统一的革命整体进入革命，既没有被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幻想所污染，也没有因之误入歧途。 〔13〕 另一方面，她似乎又设想，其社会存在受到经济形势革命性恶化的致命威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甚至会和战斗的无产阶级建立组织上的、党的联系。如果这种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它的最明显的结论就将是拒绝布尔什维克的党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政治基础，是承认无产阶级在实行革命时虽然必须和其他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搞联合 ，但不能和它们组成同一个组织。在革命的过程中，它必然要同某些 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阶层发生冲突 。因此不应该忘记，与孟什维克第一次破裂的原因不仅是组织章程问题，还包括与“先进”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背叛革命农民运动），和它联合起来实现和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在所有的政治策略问题上，罗莎·卢森堡都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敌人；她总是不仅最强烈、最热忱地，而且最深刻、最彻底地揭露任何种类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在要估计机会主义的危险和需要用以反对机会主义的方法时，她必须选择另一条道路 。因为如果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只是被理解为党内 的思想斗争，那么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很明显就必须把全部重点放在说服机会主义的支持者、在党内 赢得多数上。很自然，这样一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会分解为一系列个别的小战斗 ，在其中昨天的同盟者可以成为今天的敌人，反过来也一样。这样就不可能形成把机会主义作为一种倾向反对 的斗争：“思想斗争”的领域从一个问题变到另一个问题，随之对立集团的组成成分也发生变化。（例如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和关于罢工的论战中；潘涅库克在这一论战和关于积累的争论中；连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在战争中的表现，等等。）这种非组织的事变进程自然不能完全阻止甚至在非俄国的党内产生出右翼、中派和左翼。但是这种结合的纯粹偶然性质使得这种对立不可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也就是在党的关系上）明确化，因此必然导致完全虚假的派别结合。当这些虚假的派别结合在组织上固定下来之后，它们就成为在工人阶级内部弄清情况的主要障碍。（例如，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派”中；“绥靖主义”作为和右翼分裂的因素；伯恩施坦在独立社会党中；塞拉蒂在齐美尔瓦尔德；克拉拉·蔡特金在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由于在西欧和中欧，党的机构主要掌握在中派或右翼手中，对机会主义的没有组织的、纯粹思想的斗争很容易而且常常成为对一般党组织的攻击，这就使这些危险更加增大了。（潘涅库克、吕勒等。）
在列宁和卢森堡的第一次论战期间和之后不久，这些危险还不能清楚地看出，至少那些不能批判地估计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的人们不能看出。虽然罗莎·卢森堡是俄国事务的最懂行的专家之一，但是她在这里基本上采取了主要由工人运动激进阶层组成的、没有任何实际革命经验的俄国以外的左翼的立场。她之所以这样做，只能由她的“有机的 ”总观点 来说明。考虑到上述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在她对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群众罢工运动的否则是很出色的分析中丝毫没有提到孟什维克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她非常清楚任何机会主义态度中所包含的策略上和政治上的危险并且坚决予以反对。但是她坚持认为，向右的摇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发地——由工人运动的“有机”发展来解决，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解决的。因此她用这样的话结束她和列宁的论战：“最后，我们还要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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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国内战争的发生，这个过去的“理论”问题变成了非常迫切的实际问题。组织问题变成了政治策略之一 。孟什维克的问题就成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生命攸关的问题。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1914年动员时期对整个第二国际轻易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在大战期间扩大和巩固这一胜利，不可能被理解为“不幸”或者只是“背叛”的后果等。如果革命的工人运动想要从这一失败中恢复过来，并且甚至把这一失败变成为未来胜利战斗的基础，那么它就绝对必须联系工人运动的历史来考察这一失败、这一 “背叛 ”：那时就必须承认社会沙文主义和绥靖主义等乃是机会主义的逻辑延伸 。
这一认识是列宁战争时期活动的永恒的成就之一。他对尤尼乌斯小册子的批评就是从这一点、即从没有把机会主义作为一种倾向对待开始的。自然，尤尼乌斯小册子和在此之前的《国际》都充满了对德国工人运动右翼的背叛和中派的动摇的理论上正确的 论战。但是这种论战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宣传的水平上，而不是在组织的水平上，因为它还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争论只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党内部的 “意见分歧”。附在尤尼乌斯小册子中的指导原则虽然包括有建立新国际的组织建议（第10—12条），然而这个建议是悬在半空中的，因为它缺乏为实现它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这一点上，组织问题变成了涉及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所有工人政党在遇到世界大战时所遭到的失败，应该被看作是世界性的历史事实，即工人运动过去历史的必然结果。事实是，几乎毫无例外，工人政党的领导很有影响的一部分公开走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而另一部分则默默地、秘密地和它结成联盟。这两部分人都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把无产阶级的决定性阶层保持在他们的领导下，应该成为分析革命工人党的形势和任务的出发点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在国内战争中逐渐形成两条战线时，无产阶级起初将以深刻分裂的状态进入战斗。这种分裂不可能通过讨论来消除。认为到时候甚至这些领导集团也会被革命观点的正确性所“说服”，因此工人运动将能够“有机地”从“内部”建立其革命的团结，那只是一种妄想。产生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那些本能 是革命的但是没有达到明确觉悟阶段的 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从这种领导手中解救出来？很明显，正是这种冲突的“有机”理论性质使得孟什维克如此容易向无产阶级长期隐瞒他们在关键时刻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事实。自发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这种行为并且渴望有革命领导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必须集合在一个组织中 。这样产生出来的真正革命的党和集团必须设法用它们的行动（为此它们绝对必须有它们自己革命的党组织 ）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使他们摆脱机会主义者的领导。除非这一点完成了，不然即使总的形势持续地和客观上越来越革命化，也根本谈不上发生国内战争的问题。
世界形势在客观上是持续地越来越革命化。正是罗莎·卢森堡在她的经典著作《资本的积累》中为理解形势的客观革命性质提供了理论基础（革命运动对这本书长时期来没有充分地认识和从中吸取教益，使自己遭受了巨大损失）。她在那里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那些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无产者的阶层归于消灭，这为布尔什维克对工人的非无产阶级阶层的革命策略提供了社会经济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达到发展的顶点，这种破坏过程必定采取越来越激烈的形式。越来越广大的阶层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坚固的大厦中分离出来；它们给资产阶级行列中造成混乱，它们发动运动，这些运动本身不是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通过它们所造成的强烈影响，的确加速社会主义前提即资产阶级崩溃的实现。
在这种给资产阶级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裂口、驱使无产阶级不管愿意与否走向革命的形势中，孟什维克或公开或秘密地投到了资产阶级的阵营里 。他们站在敌人的战线上，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他本能地起来反抗的阶层（也许民族）。但是承认这一点，罗莎·卢森堡关于革命进程的观点就要破产，她正是根据这种观点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表示反对的。在《资本的积累》中，罗莎·卢森堡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最深刻的经济基础。正像列宁指出的，在尤尼乌斯小册子的许多地方她离对这种认识的明确表述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在她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中，她还未能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甚至在1918年，甚至在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之后，她似乎还以不变的目光看待孟什维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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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她为什么毅然出来捍卫“自由权”，反对布尔什维克。她说道：“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第109页）。这意味着工人运动中其他“思潮”的自由：孟什维克的自由、社会革命党人的自由。很明显，罗莎·卢森堡从来没有费力去对“一般”民主进行一种平庸的捍卫。她在这里的态度只不过是她对革命现阶段的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的逻辑结果。因为一个革命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对所谓自由问题的态度，归根到底完会取决于他认为孟什维克是革命的敌人呢，还是革命的一个“思潮”，只是在策略和组织等个别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而已。
罗莎·卢森堡关于批评必要性、关于舆论监督等所说的一切，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都会同意——正如罗莎·卢森堡本人强调指出的。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切如何实现，如何使 “自由 ”（以及与它有联系的一切）具有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职能 ？奥托·鲍威尔是布尔什维克的最聪明的敌手之一，他相当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仅像考茨基那样借助自然法的抽象理由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非民主”本质，而且说苏维埃制度阻碍俄国各阶级的“真正”政治结合，说它阻碍农民发挥作用，使农民跟在无产阶级屁股后面跑。他这样说，与他的意愿相反，倒是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压制自由”的革命性质。
罗莎·卢森堡夸大革命进程的有机性质，迫使她陷入最惊人的自我矛盾中。斯巴达克纲领曾为关于“恐怖”和“暴力”差别的中派遁词、为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提供了理论根据。在罗莎·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中我们也看到了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在党的专政和阶级的专政之间所作的对比（第115页）。当然，当两个人做同一件事情时，结果是不相同的（当两个人说同一件事情时，更是如此）。然而，甚至罗莎·卢森堡——正是因为她越来越不理解各对立力量的真实结构——也危险地接近于夸大乌托邦的期望，把以后的发展阶段提前。刚才所说的这种差别事实上的确导致乌托邦主义，罗莎·卢森堡只是由于在革命中的实际活动（可惜太短促）才幸运地避免了这种命运。
按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反对列宁的文章中的说法，社会民主党运动中的辩证的矛盾在于，“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群众违背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要实现这种意志，就必须到达现存社会的彼岸，必须超出它的范围 。另一方面，群众只能在同现存制度进行日常的斗争中，也就是说，只能在现存制度的框框内 培养这种意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 ……” 〔15〕 这个辩证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决不变得较为缓和：只是它的条件、现存的行动范围和存在于它之外的目的改变了内容。自由和民主的问题当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进行斗争时曾显得那么简单，因为每一寸土地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赢得的 ，现在这个问题在辩证地 走向它的危机顶点。甚至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自由”的实际过程也决不是直线的，虽然无产阶级为自己定的策略目标无疑是直线上升的。但是现在甚至这种态度也必须改变。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民主说道：“决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 〔16〕 也不可能这样，因为革命时期的社会本质正是在于，由于在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正在设法建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各个阶层不断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化。因此，革命力量的不断重新组合是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 。为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明确，总的经济形势迟早会驱使无产阶级进行全球规模的革命。这一革命才能采取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措施；这一革命才能使无产阶级使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应该教条主义地预先确定自己的政策。它必须能够根据各个阶级的变化，根据为专政争取某些工人阶层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灵活运用自己的经济政策（社会化、租让等）。同样，它不应该让自己被整个复杂的自由问题缚住手脚。在专政时期，自由的性质和范围将由阶级斗争的状况、敌人的力量、威胁对专政的重要性、需要争取的各阶级的要求以及和无产阶级结盟并受无产阶级影响的各阶级的成熟性所决定。自由（和社会化一样）并不代表价值本身。自由必须为无产阶级统治服务，而不是无产阶级统治为它服务 。只有像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革命党才能实现这种往往是很突然的战线变化。只有这样的党在判断实际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时有足够的适应性、灵活性和独立性，能够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最残酷国内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前进到新的经济政策。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从那种政策（一旦力量平衡发生新的变化）又前进到另一种力量结合，同时完好无损地保持着本质的东西，即无产阶级的统治。
然而，在这种不断变动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极，即工人运动内部其他思潮的反革命态度。这里有一条直线，从科尔尼洛夫到喀琅施塔得。他们对专政的“批评”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的自我批评——这种批评的可能性甚至在专政下也必须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而是一种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腐蚀倾向。因此恩格斯对倍倍尔说的话完全可以适用于这种倾向。“当无产阶级还需要 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17〕 至于罗莎·卢森堡在德国革命进程中修正了这里所分析的观点，这肯定是由于她有几个月时间深入体验实际的革命。这一体验无疑使她认识到了她先前关于革命的概念中的错误，特别是她关于机会主义所起的作用、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方法、从而关于革命党本身的结构和职能的错误观点。
1922年1月
注释
〔1〕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社会和教育出版社1922年版。
〔2〕 《国际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指导原则》第5条，未来出版社版第105页。
〔3〕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乌尔康出版社版第21页。
〔4〕 《关于德共成立代表大会的报道》，第53页。
〔5〕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47页。
〔6〕 《哥达纲领批判》，《全集》第19卷第22页。“法律”一词的原文是“das Recht”，亦可译为“权利”，全集中就是这样译的，但这里似乎以译“法律”为宜。——译注
〔7〕 《全集》第37卷第487页。
〔8〕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的第9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49页。
〔9〕 《新时代》杂志第22卷第2册第491页。
〔10〕 《新时代》杂志第22卷第2册第48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1〕 《新时代》杂志第22卷第2册第533—534页。
〔12〕 同上书，第534页。
〔13〕 《大罢工、党和工会》，第2版第51页。
〔14〕 《新时代》杂志第22卷第2册第535页。
〔15〕 《新时代》杂志第22卷第2册第534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16〕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4页。
〔17〕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61页；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致倍倍尔的信，《全集》第19卷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