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费弗尔对于莱茵河的关注与他曾在斯特拉斯堡生活密切相关，此后就再也不曾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120] 。不过，他对于河流的兴趣依然时而有所显露。例如，当他1933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时，为了说明有人偏好把当今的政治冲突投射到历史上时，他就以河流作为实例 [121] 。1936年他出版了一部著作，论述“国务活动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些人并没有创造历史；在这部书中，他把德法两国在莱茵河问题上的争吵，作为历史神话的“典型事例”加以引用。当然，无论提出“莱茵河是一条纽带”的理论，抑或臆造“莱茵河是一条边界、争夺的对象和战场”的理论，都不乏头头是道的论据，然而，这种不动声色的变种从来不曾“具有神话价值的力量” [122] 。
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费弗尔在战后有机会最后一次就莱茵河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机会仍然来自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商会邀请为该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参阅本书正文）之际出版的一部书撰写一篇文章 [123] 。此时已经70余岁高龄的费弗尔利用这次机会，为他自己20年前的旧作《莱茵河》补写了一篇“后记”。这篇被他自己称作“笔记”的短文，以简要地介绍全书内容作为开篇。《关于莱茵河经济史的若干思考》这个题目本身就表明，费弗尔想要把他在30年代一笔带过的经济因素作为主要内容，因为这个问题当年归他的合作者撰写。然而显而易见，费弗尔重新阅读了全书后，就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德芒戎当年撰写这一部分时所秉持的原则。德芒戎对莱茵河的基本观念，是把莱茵河看作一条历史悠久和“横贯欧洲大陆”的河流；费弗尔认为，德芒戎的这一基本看法是一种幼稚的投射，一种弄错了时代的谬误。在他看来，德芒戎只看到当代的莱茵河，在他眼里，莱茵河是一条“驯服、畅通、适应人的需要的河流”，从巴塞尔到鹿特丹顺流而下，毫无阻碍；其实在莱茵河的历史上，直到19世纪，能够通航的也只有若干河段，这就是说，莱茵河在交通上的作用比不上古罗马大道。费弗尔指出，这位已经故去的昔日同伴 [124] 在方法论上不大讲究，而在费弗尔看来，弄错时代的错误是致命的罪过，是“罪过中的罪过”，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此书的中心议题上：阐明莱茵河的历史性，阐明莱茵河并非拥有不变特性的一条“永恒的河流”。
所以，在费弗尔看来，严格意义上的莱茵河经济史仅仅是针对最近150年而言的。反之，“莱茵河大史”则是一部“置羁绊、边界、碉堡和王朝于不顾的精神史，唯有这种精神才能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所有峡谷，从阿尔卑斯山脉随风漂向大海，成为生活、集聚和文化的组成因素”。说得真好，不过，这段话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因为我们知道，费弗尔及其年鉴派同仁们向来鄙弃传统的“精神史”，主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正因为如此，“心态史”概念才应运而生，藉以摈弃脱离躯体的“思想”研究，转而研究凝固在社会中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类型 [125] 。费弗尔难道重归他的初始要求了吗？这个判断似乎过于仓促了些。当然，在这篇面向广大公众的文章中，费弗尔使用的是一般读者易于理解的术语；其实在《莱茵河》正文中，他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学术语言。为了更好地与当代人沟通，他甚至提到了“莱茵河精灵”。因此，他在这里与其说是勾勒传统的思想史，毋宁说是追述莱茵兰历史上的连接纽带，对于他来说，就像在1931—1935年间那样，这条纽带存在于莱茵兰历史场景中生气勃勃的文化之中。因为，在以往的数百年间，尽管地理、经济和政治都未能主宰和控制这条大河，“莱茵兰大神话”却作为心态的核心始终不断地发挥着作用，把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当作“祭坛”或是物质固定点。“政治态度”和“有时相当可怕而且永远固执的精神状态”即由此而生。这也为费弗尔提供了一个方便，让他有机会议论罗贝尔·曼代（Robert Minder）发表于1948年的那部论述心态和莱茵兰文化的著作 [126] 。印刷业和最大的书市在莱茵河两岸的出现与发展因而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所以说，在以往的数百年间，促使人们彼此相连的不是政治，而是“精神”。
莱茵河，欧洲的河流
莱茵河不是一条“德国河流”，而是一条“欧洲”河流，这就是《莱茵河》一书最根本的观点，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在30年代构成了一种挑衅，至少在德国是这样。今天，这个观点仿佛已经毫无新意，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可是，欧洲轴心西移却是冷战和德国一分为二的后果。在50年代，极端保守势力期待着西方帝国观念在“欧洲莱茵兰（哈布斯堡的奥托 [127] 语）”重新崛起 [128] 。就在同一年代，被比作“西方的尼罗河”（拉马丁 [129] 语）的莱茵河形象则正在法国逐渐形成共识，双方的对立十分明显 [130] 。费弗尔本人此时已经不再相信什么“欧洲联邦”了，而德芒戎当年所向往的却正是“欧洲联邦”，他发表在1932年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 [131] 。一方面，他担心某一个国家独揽霸权，另一方面，政治和经济问题早已具有世界性了 [132] 。欧洲共同体的出现渐渐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可是，欧洲共同体诞生时，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从此以后，欧洲面临的是与从前完全不同的问题。令人难以说明白的是，旧有的冲突重现显现的地区不限于欧洲东部。因此，历史学的使命之一便是对先前的此类危机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和平解决作出贡献。一百多年中显然找不到出路的“为莱茵河而战”，毕竟终于得到解决。它可以用作实例提醒人们。正如大量出版物所表明 [133] ，从欧洲角度看待莱茵河今天已经完全被公众接受，费弗尔提出的“另一个”边界心态史观念也将成为现实话题。尚处于发轫阶段的此类关于边界地带的微型历史 [134] ，必将有助于法德一体化的进程，有助于其他边界地区人民的相互接近，布格河鲁特河、德里纳河 [135] 不也都是“欧洲河流”吗？
* * *
[1] 皮特·舒特勒（Peter Schöttler，1950—），德国历史学家，曾在柏林自由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维也纳大学任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国科研中心当代史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担任访问学者。——译者
[2] 双连板（diptyque），古罗马人的一种记事用具，由中间以铰链相接的两块板组成，可折叠，板面涂蜡，用尖锐物在版面刻字。——译者
[3] 吕西安·费弗尔档案，“莱茵河卷”，无日期。该档案今存于巴黎“当代版本纪念馆”（Instuitut Mémoire de l'Edition contemporaine）。
[4] 马克·布洛赫《莱茵河》，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3年第5期，第84页，
[5] 可惜，至今尚无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的传记问世，对他的业绩也尚无令人满意的全面分析。费尔南·布罗代尔深刻地勾勒了费弗尔的形象，见《吕西安·费弗尔的存在》载《当代史概貌—献给吕西安·费弗尔》，1953年，1卷，第1—16页。在费弗尔最亲密的合作者露西·瓦尔加（Lucie Varga）的传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参见皮特·舍特勒《露西·瓦尔加—30年代奥地利的一位年鉴派女史学家》，巴黎，1991。关于费弗尔的著作总览，参见贝特朗·米勒（Bertrand Müller）《吕西安·费弗尔书目》，巴黎，1999；还可参见汉斯-迪特·曼恩（Hans-Dieter Mann）《吕西安·费弗尔——一位史学家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巴黎，1971。居伊·马西科（Guy Masscote）《问题史学—吕西安·费弗尔的方法》，巴黎，1981。
[6] 关于这家银行的历史，参见安托万·戈格来（Antoine Gaugler）的文章《阿尔萨斯兴业银行（SOGENAL）》，载《欧洲银行史手册》，欧洲银行史协会（主编），奥尔德肖特，1994，第290—296页；还可参见《阿尔萨斯兴业银行，1881—1981》，斯特拉斯堡，1981。
[7] 这个信息系斯特拉斯堡的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室主管安托万·戈格来先生提供。他为笔者提供了大量资料，谨向他致谢。
[8] 20世纪20年代，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在下列城市设有分支机构：科隆、美因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路德维希港、萨尔布吕克、威斯巴登（所据为1927年5月《莱茵河评论》杂志的广告夹页）。
[9] 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下文中不再说明。——译者
[10] 关于此番“为莱茵河而战”（Kampf um den Rgein），参阅弗兰齐斯卡·魏茵（Fraziska Wein）《德意志和法兰克王国的河流边界——历史与宣传，1919—1930》，埃森，1992。很可惜，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偏见，所以作者对“防御战”（Abwehrkampf）的狂热一面多少有些轻描淡写，其实这正是当年为纳粹独裁所作的舆论准备。
[11] 参阅瓦尔特·施密茨（Walter Schmitz）《莱茵河通航政策五十年》，杜伊斯堡，1927。（在为一篇有关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文章所写的序言中，费弗尔谈及银行的纪念活动中的出版计划时提及此书；参见《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3期，第366—367页）。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莱茵河的命运》，三卷本，柏林—格隆瓦尔德，1928—1931（参阅阿尔贝·德芒戎的书评，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2年，第4期，第616页）。
[12] 勒内·德布里（René Debris， 1881—1955）是法德研究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由卢森堡企业家埃米尔·迈里希（Emile Mayrisch）创建。参阅费尔南·吕利耶（Fernand L'Huillier）《法德对话，1925—1933》，巴黎，1971。
[13] 夏尔·施密特（Charles Schmidt，1872—1955）自1899年以来就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大战以后，他领导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档案馆的重建，1928年被任命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总监。他写于1905年的博士论文以贝格大公国（首都杜塞尔多夫）为研究对象。
[14] 费尔南德·巴登斯贝尔格（Fernand Baldensperger，1781—1958），阿尔萨斯人，在巴黎索尔邦大学教授比较文学。
[15] 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1872—1940），在巴黎索尔邦大学教授地理，是《地理学年鉴》的编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所探讨的是法国和欧洲的人类地理学。
[16] 关于费弗尔与德国及奥地利的关系，参阅皮特·舍特勒《忘却德意志—年鉴派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史》，载汉斯—曼弗雷德·博克（Hans-Manfred Bock）、赖因哈特·迈尔—卡尔库斯（Reinhart Myer-Kalkus）、米歇尔·特雷比奇（Michel Trebitsch）（编）《从洛迦诺到维希，1930年代法德文化关系》，巴黎，1993，438—461页。露西·瓦尔加（见注释）《年鉴派与20年代和30年代的奥地利》载《奥地利史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74—99页；《直面纳粹德国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载《创世记》，第6卷，1956年，第21期，第75—95页；《吕西安·费弗尔、路德与德国》，载《法国新教史学会会刊》，1997。
[17] L. 费弗尔：《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988（初版1928）。
[18] L. 费弗尔：《土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历史学导论》，巴黎，1970 （1922初版），328页及以下。
[19]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吕西安·费弗尔致勒内·德布里的信。
[20] 费弗尔于1921年结婚，妻子是毕业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获得历史教师资格的苏姗·艾丽斯·多尼翁（Suzanne Alice Dognon），她熟悉德语和阿尔萨斯语，因而对费弗尔的写作提供了帮助。在1922年到1927年间，他们先后有了三个孩子。
[21]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吕西安·费弗尔致勒内·德布里的信。
[22] 我们知道，费弗尔听过保尔·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课，从此有志于地区史研究，撰写了几部关于弗郎什—孔泰的著作。参阅贝特朗·米勒《吕西安·费弗尔与地区史》，载《弗里堡年鉴》，1990—1991，第59、89—103页。在费弗尔的方法论著作《地球与人类进化》（见注释）中，他就迪尔凯姆学派的社会学家对维达尔的批评，阐述了他自己的看法，并阐发了他的跨学科“问题史学”的观念。
[23]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吕西安·费弗尔致勒内·德布里的信。费弗尔与德芒戎早在战前就已相识，可惜，保存在马扎然图书馆的德芒戎档案不太完整，从中找不到有关撰写《莱茵河》的资料。
[24]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4日德芒戎的信（抄件）。
[25] 见注释。
[26] 费弗尔档案。德芒戎2月14日发给阿尔萨私兴业银行的信件残片，此件与一份较为详细的打字信件草稿相符。
[27] 费弗尔档案，《莱茵河》卷，无日期。
[28] 《莱茵河》，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编），斯特拉斯堡，1931。LXXII+310页，29/35cm开本。此书包括：“前言：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无执笔者署名），VII—LXI页；“第一部分：莱茵河的历史问题”，吕西安·费弗尔执笔。第1—155页；“第二部分：莱茵河的经济问题”，德芒戎执笔，第159—307页。
[29]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读到的，这部书中由德芒戎执笔的第二部分，早在30年代就被公认为因袭常规的著作。所以，当此书遭到德国方面猛烈批评时，批评的矛头所指，几乎仅仅只是书中的历史部分。
[30] 阿尔弗雷德·博斯（Alfred Pose， 1899—1969），先后担任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斯特拉斯堡分行副总经理和总经理。他曾在卡昂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由于他曾是大学教授，况且在斯特拉斯堡的住所与费弗尔相距不远，所以从关于莱茵河的写作计划启动之后，他与费弗尔长期保持着个人交往。他还曾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撰写过一篇关于德国银行业危机的文章（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2年，第4期，第150—163页），并请该杂志的编辑部秘书对该银行的档案进行整理编目（《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第3期，第366—378页）。1939年，他于被任命为法国的第一家国家银行—国家商业和工业银行（Banque national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的总经理。关于他此后的职业活动，参阅埃尔韦·库托-贝加里（Hervé Coutau-Bégarie）和克洛德·于昂（Claude Huan）《达尔朗》，1989，第657页及以下。
[31] 吕西安·费弗尔1929年6月2日致亨利·贝尔（Henri Berr）函（当代版本纪念馆，亨利·贝尔档案）。这通信札不久将要发表在《吕西安·费弗尔—从〈综合评论〉到〈经济与社会年鉴〉—致亨利·贝尔的书信，1911—1954》一书中，此书由吉勒·康达（Gilles Candar）和雅克莉娜·普吕埃-德帕坦（Jacquline Puet-Despatin）（主编），巴黎，1997。
[32] 吕西安·费弗尔档案，《莱茵河》卷，旅行日程表（附有莱茵河地图一张）。
[33]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董事会主席费尔南·赫伦施密特（Fernad Herrenschmidt）也是莱茵河航运总公司的董事长。
[34] 1930年6月1日费弗尔致贝尔信件（当代版本纪念馆，亨利·贝尔档案）。下面的引语也出自此信。
[35] 吕西安·费弗尔致亨利·皮雷纳的信函（无日期，或许是1930年7月8日），载布赖斯·莱昂（Bryce Lyon）、玛丽·莱昂（Mary Lyon）（主编）《“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1921—1935）》，布鲁塞尔，1991，第126页。
[36] 在费弗尔的个人档案中（莱茵河卷）有一张布洛赫亲笔写的脚注，其中提及里夏德·科伯纳（Richard Koebner）的《科隆市公社的开端》时写道：“非常好”、“用于莱茵河”。
[37] 1930年1月7日费弗尔致亨利·皮雷纳，见于莱昂《“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1921—1935）》，第120页。
[38] 关于费弗尔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参阅贝特朗·米勒《吕西安·费弗尔书目》（见注释）。
[39] 参见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 Charles）和克里斯蒂娜·德朗格勒（Christine Delangle）《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兰西学院的竞选活动，1929—1932》，载《教育史》1987，第4、49—69页。还可参阅费弗尔在致皮雷纳的信（见注释）中谈及“斯特拉斯堡大火炉”时的哀叹。
关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在阿尔萨斯政治争论面前的境况，参阅约翰·E. 克雷格（John E. Craig）《学术与民族的建立，1870—1939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与阿尔萨斯社会》，芝加哥，1984，第294页及以下。
[40] 法兰西学院档案，巴黎，费弗尔卷，从1930年11月1日到1931年1月1日的医疗证明。1930年11月10日费弗尔致皮雷纳的信件，见于莱昂的著作（见注释），第129页。
[41] 吕西安·费弗尔《私人档案与史学》，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第3期， 第366页及以下。
[42] 参阅1931年夏季（无日期）和1931年9月18日费弗尔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见于莱昂的著作（见注释），第126页、133页。
[43] 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无日期，1931年8月17日之后），载贝特朗·米勒（编）《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与〈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书信集，1卷，1928—1933，巴黎，1994， 第285—286页。
[44] 见注释。
[45] 《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第5期，84页。据安托万·戈格来（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信息，其中1000册为普通本，200册为布面精装本。
[46]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1册豪华本的分发名单。
[47] 由于这些抽印本上没有相关说明，所以在某些图书馆和某些有关莱茵河的书目中，登录时发生了一些错误。例如魏茵（见注释）就把一册抽印本当作完整的版本，题作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问题》，并大大提前了此书的出版日期（见魏茵的著作第63页）。设在波恩的莱茵河国家地区历史研究图书馆藏有一册抽印本。
[48] 据安托万·戈格来（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信息。
[49] 1932年7月28日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卷。
[50] 费弗尔为1931年版所写的“结语”被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51] 鉴于显然不可能把他所作的全部修改一一列出，因而只能简略地说明几点。他修改了许多章节的标题，删掉了若干节，尤其在第三章中调整了某几节的位置。总之，无论从内容或是文笔来看，全文都显得更加紧凑。一些过于夸张的比喻被删掉了。不过，有些段落中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和书目提示也被删掉了。比如，在关于莱茵河沿岸城市那部分中，费弗尔原来要求读者参阅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和卡尔·布赫尔（Karl Bücher）所撰写的“值得称道”的著作，在他看来，他们的著作“令人钦羡”（旧版第122页）。不妨这样说，1931年版偏重政治性，以法国公众为主要读者，1935年新版对这部著作的学术方面有所加强。
[52] 德芒戎、费弗尔：《莱茵河，历史与经济问题》，巴黎，阿尔芒·科林书局，1935，第340页，16图和表，开本14×23cm。此书题献给阿尔萨斯商会会长和阿尔萨斯兴业银行董事会主席费尔南·赫伦施密特以及兴业银行总经理勒内·德布里，没有他们的支持，“不可能……有这部书”。
[53] 1934年3月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卷。
[54] 1934年3月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卷。
[55] 费弗尔《从1892到1993，一种史学和一位史学家的良心审视》，载费弗尔《为历史而战》，巴黎，1953，第9页以及以下。参阅本书第52页及以下。
[56] 参阅皮埃尔·米盖尔（Pierre Miquel）《凡尔赛和约与法国公众舆论》，巴黎，1972，第281—418页；乔治·苏图（Georges Soutou）《法国与东进，1914—1919》，载《历史评论》1978，第341—388页。有关史学家的论述，参阅维尔纳·克恩（Werner Ker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历史—政治文献中关于莱茵河的理论》，萨尔布吕肯，1973；雅克·费尔尼克（Jacques Fernique）《战斗中的史学，大战中的法国史学家》，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硕士论文，1985（未版本）。
[57] 详见弗兰齐斯卡·魏茵的近作（见注释），观点比较陈旧的则有克恩（见注释），迪特·斯托尔维克（Dieter Stollwerck）《路易十四对莱茵河边界问题的思考》，慕尼黑，1972。
[58] 莫里斯·巴莱斯（Maurice Barrès）《东方堡垒，莱茵河的守护神》，巴黎，1921，第9页；参阅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rnest Bertram）《莱茵河的守护神》，波恩，1922。此书作为德国方面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是对巴莱斯的回应。
[59] 有关法德敌对的精妙分析，参阅米夏埃尔·耶斯曼（Michael Jeismann）《祖国的敌人，1792—1918年间法德两国的敌我概念研究》，斯图加特，1992，法译本即将出版。关于莱茵河的神话，参阅约伊斯特·格罗尔（Joist Grolle）、英格博格·格罗尔（Ingeborg Grolle）《莱茵河宝藏》，关于政治神话的历史，见恩斯特·舒林（Ernest Schulin）（主编）《欧洲史研究：关于马丁·戈林的回忆》，威斯巴登，1968，第214—238页；乌特茨·耶格尔（Utz Jeggle）《分还是合，莱茵河为何如此美丽？》载《社会学通讯》1991，第20、179—185页。
[60] 详情及更多具有证明力的文献，见克恩的著作（见注释）。关于费弗尔在这场火药味极其浓烈的论战中的地位，参阅笔者的文章《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史学研究在法国引起的反应》，载迪特尔·贝尔格（Dieter Berg）、奥托·杰哈德·厄克特尔（Otto Gerhard Oextle）《德国和法国对19世纪的认识和及其图景》，波鸿，1997（尚未出版）。关于法国知识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员，参阅塞尔吉奥·鲁札托（Sergio Luzzato）《血的税赋：法国左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受的考验，1900—1945》，里昂，1996，第17页及以下。
[61] 《研究委员会文集》，1卷：阿尔萨斯—洛林与东北边界，巴黎，1918；2卷：欧洲问题，巴黎，1919。
[62] 《研究委员会文集》，1卷， 第448页。
[63] 《研究委员会文集》，1卷，第452页。该委员会主席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支持塞诺博斯。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委员会的意见视为陈词滥调，认为它与所谓的“法国人有关莱茵河的言论”毫无二致；可是很遗憾，克恩在他的著作（见注释）中低估了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该书第294页）。
[64] 《没有莱茵河屏障就没有持久和平》，巴黎，1917。德里奥（Edouard Driaud）是一位研究第一帝国的专家，关于他的情况，参阅克恩（见注释），第257页及以下。
[65] 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译者
[66] 很遗憾，直至今日，法国占领莱茵河沿岸国家一事尚未成为用以分析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的研究史学课题。参阅克劳斯·赖黙尔（Klaus Reimer）《莱茵兰问题和莱茵兰运动，1918—1933》，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9；马丁·聚斯（Martin Süss）《法国占领下的莱茵兰，从1918年11月的停战到1926年2月的分离主义骚乱》，斯图加特，1988；格哈尔德·格拉勃（Gerhard Gräber）、马蒂亚斯·斯宾德尔（Mathias Spinder）《普法尔茨地区及其分离主义》，兰道，1992。
[67] 施密特在《莱茵河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莱茵河评论》是法国高级专员署的出版物。参阅英格丽德·福斯（Ingrid Voss）、于尔根·福斯（Jürgen Voss）《〈莱茵河评论〉是法国在莱茵兰的文化政治工具，1920—1930》，载《文化史档案》，1982，第64、403—451页。
[68] 参阅魏茵（见注释），第90页及以下。
[69] 参阅格奥尔格·赖斯米勒（Georg Reissmüller）和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mann）编辑的书目《十年莱茵兰运动，包括萨尔和奥伊特—马尔梅迪在内的莱茵河西岸问题资料汇编》，布雷斯劳，1929。
[70] 关于这个研究所的创设，参阅柏林—达赫莱姆普鲁士档案馆，NW5， 604号，以及埃迪特·艾能（Edith Ennen）《赫尔曼·奥宾与莱茵兰土地改良史》，载《莱茵季刊》，1970，第34、9—42页。
[71] 参阅博奈尔·格莱赫尔特（Bonner Gelehrte）的书目研究，见《史学著作—波恩学者的历史学论文集》，波恩，1068；阿洛伊斯·舒尔特（Aloys Schulte）以其出版于1918年《法国与莱茵河左岸》（法译本，1918，洛桑），支持了该研究所的初期工作。
[72] 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等：《莱茵兰早期和近代历史》，2卷本，埃森，1922；赫尔曼·奥宾等：《袖珍莱茵兰历史地图》，波恩，1926（修订版改名为《袖珍莱茵兰德国领土历史地图，中世纪和近代》，科隆，1950）；弗兰茨·施泰因巴赫（Franz Stainbach）：《西德意志部族和民族史研究》，耶纳，1926（再版，达姆施塔特，1962）。赫尔曼·奥宾、特奥多尔·弗林斯（Theodor Frings）、约瑟夫·米勒（Josef Müller）《莱茵兰的河流文化与州文化—历史、语言和民俗》，波恩，1926（1966年再版，达姆施塔特）。这部著作如今常被当作年鉴派史学的先行者，有关评论参阅皮特·舒特勒《“年鉴派范型”与德国史学（1929—1939），德国科学向法国的转移？》，载《近代史学史杂志》1993，第14、43—65页。
[73] 奥宾、弗林斯、米勒（见注释）。
[74] 参阅阿洛伊斯·舒尔特（Aloys Schulte）（主编）《一千年的德意志历史和莱茵河的德意志文化》，杜塞尔多夫，1925；弗兰茨·施泰因巴赫《莱茵河历史的命运问题》，斯图加特，1925，第107—108页。此外还可参阅魏茵的著作（本文注释）。
[75] 参阅马丁·赫罗德（Martin Helord）、约瑟夫·尼森（Josef Nissen）、弗兰茨·施泰因巴赫《法国的萨尔政策史》波恩，1934；赫尔曼·奥维尔贝克（Hermann Overbeck）、格奥尔格·威廉·桑特（Georg Wilhelm Sante）与赫尔曼·奥宾、奥托·毛尔（Otto Maull）、弗兰茨·施泰因巴赫（主编）《萨尔地图集》，哥达，1934。关于波恩学派在纳粹时期的情况，参阅卡伦·舍恩瓦尔德（Karen Schöwälder）《历史与政治，德国纳粹主义史研究》，法兰克福，纽约，1922，第38页及以下；还可参阅笔者即将发表的文章《西方的‘防御战’和‘领土防卫’研究史》，载皮特·舒特勒（主编）《合法化研究史，1918—1945》，法兰克福，1997。
[76] 所有页码均指本版。
[77] 参阅吕西安·费弗尔《历史地理和政治地理学近著》，在《历史与文学评论》96，1929，第401—408页，后收入其《为完整的历史而努力》，巴黎，1962，第130—138页。
[78] 参阅《历史学报》，158卷，1928，第137页；《历史学报》，163卷，1930，第366页及以下。
[79]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编）：《莱茵河》（参见注释），7页。在下文中，这个版本被称作第一版。
[80] 《莱茵河》第一版，第41页。
[81] 关于对这句题词的理解，请参阅茹里安（编）：《19世纪史学家著作摘要》，第CXXVI页。费弗尔当然非常熟悉这部著作，这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对于孟德斯鸠哲学思想的最新解析，请参阅路易·阿尔都塞《孟德斯鸠》一书，他也将孟氏的这句话选作此书的题词。（巴黎，1959，第5页）
[82] 参阅费弗尔的文章《16世纪的法国与斯特拉斯堡》，载《阿尔萨斯生活》，1925，第12、239—244；1926，第2、32—39页。
[83] 巴塞尔的维尔纳·凯吉档案馆（Archives Werner Kaegi）藏品，1946年7月8日费弗尔致维尔纳·凯吉的信件。
[84] 韦桑岛（Ouessant），布列塔尼附近的一个面积仅20余平方公里的小岛；圣马蒂厄海角（Saint-Mathieu），布列塔尼半岛顶端的一个海角，与韦桑岛隔海相望。——译者
[85] 费弗尔：《边界：历史词汇研究》，载《国际综合中心学报》，1928，第5、31—44页。（收入《为完整的历史而努力》，第11—24页，参阅本文注释。）费弗尔为此书所准备的材料和笔记都保存在他的个人档案中（“边界”卷）。另有一篇从方法论上看比较重要的论文，即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边界与政治社会空间的产生，关于边界的早期和现代政治—社会史》载贝恩德·维斯布罗德（Bernd Weisbrod）（主编），汉诺威，1993年，第195—207页。汉斯·梅迪克此前不久曾责怪费弗尔对于边界的日常情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够重视。读完《莱茵河》之后，我们对于这一指责难以苟同。
[86] 此处指 1814年10月—1815年6月间欧洲多国参加的解决拿破仑帝国瓦解后诸多问题的会议。——译者
[87] 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从流放地逃出，返回法国重整旧部，6月22日在滑铁卢彻底溃败，其间共约一百天。——译者
[88] 直到不久之前，认真地罗列这些显得过于“法国化”的问题，在德国的历史学中还难以想象。此后出版了曼弗雷德·科尔特（Manfred Koltes）的著作《法兰克王国和普鲁士之间的莱茵兰，普鲁士统治期间（1814—1822）延续性和变化研究》，科隆，1992；他首次以文献为依据，考察了莱茵兰地区的亲法和反普情绪。
[89] 例如，费弗尔对博尼法斯的描绘是：在英国式的仇视不正规的分为钟成长的一本正经的英国人，又如，他对农民和下层民众含有贬义的评述。还有他对法国军队、罗马军队和殖民政府的大题相同的评价，如今，这些评价提出了问题，说明作者把它们与法兰西殖民帝国相提并论。
[90] 在这一点上，费弗尔的坚实依据是以加斯东·泽勒（Gaston Zeller）坚实的著作《梅斯重归法国（1552—1648）》，2卷，巴黎，1926，费弗尔批评此书仅从外交史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对其社会面貌有所忽略（《近代历史评论》，3，1928，第41—47页。）还可参阅：泽勒对边界政治史的总体介绍《一千年来的法国与德国》，巴黎，1932；斯特拉斯堡的历史学家菲里克斯·蓬泰伊（Félix Ponteil）的《阿尔萨斯简史》，斯特拉斯堡，1937。皮特·萨林斯（Peter Sahlins）新近对“天然边界”的讨论撰写了一篇综述《重新审视天然边界：17世纪以来的法国边界》，载《美国历史评论》，95，1990，第1423—1451页。
[91]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是公元718至1492年间，位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各国逐渐战胜南部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运动。——译者
[92] 参阅费弗尔为《法国百科全书》第七卷所写的序言，1936，第3—12页。他在这篇序言中把人种观念比作“浪漫主义的神话”和“血腥的宠儿”。在他的“地球与人类进化”（参见注释）和其它课程中，他一再谈及这个问题。
[93] 1932年4月22日信件，见莱昂（主编）《 “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1021—19335）》，第143页。
[94] 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尔（Gottfried Pfeifer）发表在《莱茵季刊》上的文章，6，1936，第96页。
[95] 费弗尔：《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观》，巴黎，1968（第一版于1942年发行），第19页。
[9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经就详尽的脚注是否体现了某些“德国”风格这个问题，打了一场认真的笔仗。许多“法国式”的史学著作随后放弃了添加脚注的做法。费弗尔却不以为然，并请读者参阅“叛国者”卡米伊·茹里安，原来，这位史学家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添加了许多脚注。（《战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载《历史综合评论》，34，1922，第127页及以下）。
[97] 第一版，第120页。
[98] 第一版，第120页。
[99] 居斯蒂纳（Philippe Custine，1740—1793）法国将军，1792年率领莱茵军团，先后攻占沃尔姆斯、美因茨、法兰克福等德国城市，后被布伦威克率领的反法联军击退。——译者
[100] 费弗尔深知，法国对于莱茵河国家的具体研究远不如德国，所以，他以《法国百科全书》集体研究委员会主席身份于1935年提出建议，开展一场调查研究，其规模应与德国的同一项目相当。参阅安德烈·瓦拉尼亚克（André Varagnac）的报告《在法国进行的集体研究的若干成果，莱茵河之路与莱茵兰各国》，载《综合评论》11，1936，第83—87页。关于此次调查的背景，参阅蒂费纳·巴泰勒米（Tiphaine Barthelémy）和弗洛朗斯·韦伯（Florence Weber）（主编）《一览无遗的乡间——30年代法国农村一瞥》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1989，第227页及以下。
[101] 请看阿尔萨斯兴业银行行长勒内·德布里在写给费弗尔的信中所说：“你的书是写给历史学家和学者看的，你唯一的期待就是他们的佳评。然而，你的笔力如此强劲，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动，以至于我这个莱茵兰商人，虽然仅仅只把利润抛诸脑后的瞬间用来拜读大作，却居然也被你书中那些勾起思绪的图景所感动，所吸引，并为之着迷。”（1931年7月15日，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
[102] 马克·布洛赫：《中世纪德国史》，载《历史评论》，169卷，1932，第615—655页。本文此处所述内容部分见于618—620页。以下引文同此。
[103] 马克·布洛赫，亨利·博理格：《莱茵河》，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5卷，1933，第83—96页（参阅本文注释）。
[104] 马克·布洛赫，亨利·博理格：《莱茵河》，第83页。
[105] 马克·布洛赫：《莱茵河》，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第7卷，1935，第505—506页。参阅布洛赫1935年4月15日致费弗尔的信件，信中写道：“无论对于‘家’，对于德芒戎或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别让此书悄无声息为好。”（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挡）。
[106] 参见《阿尔萨斯书目》，5卷，1931—1933， 第26页及以下；加斯东·泽勒《一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眼中的莱茵河》，载《阿尔萨斯评论》，86卷，1935，第47—66页；保罗·勒约（Paul Leuillot）发表在《公共教育历史和地理教师协会通报》的文章，26卷，1935，85期，第99—201页；埃内斯特·托内拉（Ernest Tonnelat）《莱茵河》，载《现代语言》，30卷，1935，7月，第1—4页。亨利·奥赛尔（Henri Haus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文章，49卷，1935，第1425—1426页。
[107] 莱昂·卡昂的文章刊登在《近代史评论》，10卷，1935，第283—285页。
[108] 《地理评论》（Geographical Journal），86卷，1935，第176—177页；《地理评论》（Geographical Rerview），26卷，1936，第171—172页；《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rical Review），41，1936，第565—566页。盎格鲁—萨克森的公众（因而不只是学者专家）对费弗尔早已相当熟悉，他的地理学著作不久之前刚刚被译成英文，书名为《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他的《路德》也于1929年出版了英译本。
[109] 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尔发表在《莱茵季刊》上的文章，第95—101页（参阅本文注释）。以下引文同。普法伊弗尔（1901—1985），师从地理学家莱奥·韦贝尔（Leo Waibel），曾任教于波恩大学，任地理讲座讲师，1933年被纳粹驱逐出境。1737年在波恩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内容为北加州农业问题（参阅《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对这篇博士论文的评论，10卷，1938，第272页）。1941年，普法伊弗尔成为汉堡大学非常任教授，此后于1949年担任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
[110] 这个概念是柏林地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制造的，发表在他那篇关键性的论文《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观念中的领土》中，载卡尔（Karl）、洛施（Loech）（主编）《来自人群的人民》，1卷，布雷斯劳，1925，第62—73页。将此说用于西部边界的实例，参阅威廉·弗尔茨（Wilhelm Volz）《西德人民的土地，论西方国家的问题》，布雷斯劳，1925。关于此类研究的成果及其研究机构，参见注释。
[111] 弗兰茨·佩特里（Franz Petri）：《边界问题在西方》，载《德国史学季刊》11，1935，（1936年出版），563页。保罗·文策克（Paul Wentzcke，1879—1960）发表在《历史学报》160期上的文章，161—162页。弗兰茨·佩特里（1903—1993）是波恩学派的弗兰德尔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管在被占领的比利时推行纳粹文化政策。保罗·文策克起初是斯特拉斯堡的档案管理员，后来担任杜塞尔多夫档案馆馆长，1935年起任第三帝国阿尔萨斯—洛林科研所所长。他出版了多种以《为莱茵河而战》为主题的著作；二战期间，他主管隶属于党卫军帝国安全总部的西方出版署。
[112] 《历史学报》（参见注释），下注同。
[113] 外交部政治档案，波恩，第60274、62167—62170页。下面引文的出处同此。
[114] 弗里德里希·梅茨（1890—1969）起初担任设在莱比锡的德意志文化与民族研究基金会秘书，后来在因斯布鲁克、埃朗根和布赖斯高的弗赖堡讲授地理学，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他主持阿勒曼尼语研究所（阿勒曼尼语包括一系列方言，与巴伐利亚─奥地利语（Bairisch-österreichisch）同属上德意志语（Oberdeutsch）。“阿勒曼尼语”原指阿勒曼尼人的语言，阿勒曼尼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列支敦士登人（Liechtensteiner）即其后裔。——译者）并于1936年担任该校校长。
[115] 施泰因巴赫本人也在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探讨导致法德两国历史学家对立的分歧。
[116] 一个名为“法国东部边界和德国西部问题研究委员会”的组织，当年出版一份杂志，名叫《莱茵兰札记》。这份期刊的总编辑费尔南·吕利耶（Fernand l'Huillier）曾是费弗尔的学生，他大张旗鼓推荐老师的著作《莱茵河》（该杂志1945年3月号。第7页）。
[117] 米勒（参见注释）所编书目的212页显然有误，《莱茵河》并未于1967年再版。
[118] 斯特拉斯堡的地理学家艾蒂安·朱利亚尔（Etienne Julliard）对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这部著作赞不绝口，他自己的作品《欧洲的莱茵兰——一个广阔地带的地理》，巴黎，1968，堪称成功地重提费弗尔曾经论述的问题的第一部著作。
[119] 雅克·勒高夫为让—克洛德·施密特的《异端之死——14、15世纪上莱茵河地区在不愿发愿的修女面前的教会和教士》，巴黎，1978，第6页。参阅克里茨多夫·鲍米安（Krysztof Pomian）《‘年鉴’时刻，土地、人与世界》，见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记忆之地》，2卷，巴黎，1986，第377—429页。
[120] 参阅亨利·博理格《吕西安·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载《斯特拉斯堡文学院通报》，36卷，1957，第169—184页。菲利普·多兰热（Philippe Dollinger）《吕西安·费弗尔与阿尔萨斯史》，同上，第193—196页。
[121] 参阅上注，又见注释。
[122] 费弗尔《国务活动家的是与不是》，载A.B. 迪夫（A.B.Duff）、F.加利（F. Galy）（主编）《国务活动家》，3卷，巴黎，1936，第703—723页，此处引语见于第719—720页。
[123] 吕西安·费弗尔《关于莱茵河经济史的若干思考》，载《为纪念斯特拉斯堡商会和工业150周年而出版的斯特拉斯堡研究》，1953 ，第17—26页。与此同时，费弗尔在他的《致菲利普·多兰热的信—序》中也谈到了同一问题，载《数百年间的阿尔萨斯与瑞士》，巴黎，1952，第11—20页。
[124] 参阅由费弗尔执笔刊登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的德芒戎讣告，3卷，1941，第81—89页；后来收入《为历史而战》（参阅本文注释），第381—386页。费弗尔在文中赞扬了德芒戎对《莱茵河》一书所作的贡献。
[125] 参阅皮特·舒特勒《心态、意识形态、话语，关于‘第三层’的社会于历史主题化》，载阿尔夫·吕德克（主编）《日常史》，巴黎，人文科学出版社，1994，第71页，尤其是第73页及其以后多页。
[126] 罗贝尔·曼代：《德国与德国人》，1卷，巴黎，1948，第165页及以下多页。费弗尔把此书视为《论20世纪的德国》，（AESC，5卷，1950，第272—277页）。
[127] 哈布斯堡的奥托（Otto de Habsbourg， 1912—），前奥地利大公，社会活动家，用德文和法文撰写了许多有关洛林地区的文章。——译者
[128] 参阅理查德·法贝尔（Richard Faber）《西欧的长期政治斗争》，希尔德斯海姆，1979，第150页及以下多页。此外，莱茵兰诸国的欧洲使命和查理曼的实例，也被纳粹利用来动员西欧居民对付“布尔什维主义”。
[129] 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诗人、作家和国务活动家。——译者
[130] 参阅让·迪蒙（Jean Dumont）《莱茵河，西方的尼罗河》，巴黎，1964。书中没有提到费弗尔的这部著作，保罗·勒约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指明了此事（AESC，2卷，1947，第377页）。
[131] 德芒戎《欧洲联盟、欧洲联邦或地区谅解的地理条件》，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4卷，1932，第433—451页。
[132]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马尔林·韦塞尔（Marleen Wessel）《吕西安·费弗尔与欧洲》，载《欧洲研究手册》，4卷，1991，第203—216页。
[133] 重点参阅朱利亚尔（本文注释），同时参阅皮埃尔·艾索贝里（Pierre Ayçoberry）、马克· 菲洛（Marc Ferro） （主编）《莱茵河史》，巴黎，1981；汉斯·博尔特（Hans Boldt）（主编）《莱茵河，欧洲一条大河的神话画与现实》，科隆，1988；贝尔纳·勒福尔（Bernard Lefort）《莱茵河——欧洲的记忆》，巴黎，1992；霍斯特·约翰内斯·蒂默斯（Horst Johannes Tümmers）《莱茵河，欧洲的河流及其历史》，慕尼黑，1994。近几年举行了多次展览会，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莱茵河秀丽的景色，而且能得到丰富的书目：理查德·加桑（Richard Gassen）、伯恩哈特·霍莱采克（Bernhad Holeczek）（主编）《莱茵河神话》，3卷，路德维希港，1992；克劳斯·霍奈夫（Klaus Honnef）（主编）《莱茵河的魅力—发现莱茵兰的景色》，慕尼黑，1992。
[134] 例如可以参阅克劳迪亚·乌布里希（Klaudia Ulbrich）关于萨尔的著作《莱茵河边界，反抗与法国大革命》，载福尔克尔·勒德尔（Volker Rödel）（主编）《法国大革命与上莱茵河——1789—1798》，锡格马林根，1991，第223—244页；《边境是一个机会吗？评法国大革命前夕萨尔—洛林—卢森堡等地区帝国边界的重要意义》载阿尔诺·皮尔格拉姆（Arno Pilgram）（主编）：《边界开放，移民，犯罪》，巴登巴登，1993，第139—146页；弗兰茨·伊尔希格勒（Franz Irsigler）关于法尔茨—卢森堡地区的著作《边界政策对移民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载《移民研究》，9卷，1991，第9—23页；皮特·萨赫林斯（Peter Sahlins）关于鲁西永和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边界的研究《边界，法国与西班牙的比利牛斯边界的形成》，伯克利，加州，1989。关于边界史思考的重要性，参阅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边界与边界—历史学研究对象》，载《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边界与人群》罗马—马德里，1992，第9—17页。此外还可参阅汉斯·梅迪克的文章（本文注释）
[135] 布格河（le Boug），前苏联与波兰之间的界河。普鲁特河（le Prout），前苏联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界河。德里纳河（la Drina），前波黑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界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