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的初期直到现代文明的繁荣时期，莱茵河的巨大特征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民族的激情无法摧毁这一特征，因为它不顾各个民族的意愿，把自己镌刻在每一个世纪中，镌刻在人类社会的生活和事业中，这个特征就是：莱茵河是密切联系和促成相互接近的河流。
如今的莱茵河是一条无与伦比的河流，它主宰着它所流经的各国的经济生活。它为欧洲提供了首屈一指的交通手段，促成了两岸城市、贸易和工业生活的繁荣兴旺。它全然不顾国界的分割，把世界经济的众多产品分发到各个国家。无论在今天经济支配一切的社会里，或是在过去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里，从高山到大海，莱茵河在沿岸人民之间创造了利益上的相互支援和国际联合。研究莱茵河的历史学家可以说出许多关于征战的事实，用以驳斥关于莱茵河负有促使人们团结的使命的说法，而我们在前面各章中着重叙述的，恰恰是这项使命所包含的人类相互接触、精神上彼此理解和物质上互相交换的历史。
莱茵河命中注定就是一条界河的说法，既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也不符合当今实地考察的结果。法国并非始终贪婪地企图征服莱茵河，如同许多人所信和所说的那样，由于德国不知道莱茵河的神秘之所在，所以在许多世纪中，它也不仅仅是德国堡垒的围墙或是法国地段壕沟的开端。否则莱茵河就不是莱茵河了。因为，由河岸或刀刃隔开的民族不可能很好地彼此理解。一方是早就统一的法兰西，另一方是中世纪基督教联盟中的许多小国，诸如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等等，所有这些国家都借助莱茵河达到了相互了解、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即使在军事征服和强行占领时期，法国的统治留在莱茵河的也不仅仅是从未洗雪的仇恨，而是还留下了一些别的东西。在莱茵兰人自由表达的看法中，普鲁士即使不算外国，至少也是德意志世界以外的东西；让谁相信，以正义天使的身份来到莱茵河的普鲁士，是为了替日耳曼主义报仇雪恨？实事难道不是这样吗？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们心甘情愿地开始了一项容不得着急的事业，普鲁士国王们继续进行这项事业，而最终完成这项事业的则是他们与莱茵兰的接触和他们的精神，与莱茵兰接触是他们迫不得已而采用的政策，莱茵兰与北部和东部的日耳曼土地差异极大，来自社会发展比较先进的欧洲的自由主义之风在莱茵兰劲吹，莱茵兰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因而不仅在礼仪和信仰方面与路德新教地区的居民对立，而且在一般生活观念上也各不相同；唯有在莱茵兰归附于东部强国普鲁士的条件下，才可能创建一个完整的、拥有两极的德国，一极在东面的易北河和奥德河上，面对斯拉夫主义，另一极在西面的莱茵河上，面对法国和英国兜售的极具诱惑力的自由主义。
普鲁士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扮演大德意志的角色。它需要与河流保持接触，需要莱茵兰为它施洗，因为只有莱茵兰能为日耳曼事业带来普遍性，它需要这条莱茵河，因为曾有这样一段时间，莱茵河把端坐在啤酒杯前面的维滕伯格的路德，变成了震撼世界的沃尔姆斯的路德；在同一时期，莱茵河看到加尔文主义在斯特拉斯堡含苞欲放，在各种思想会聚的交通要道斯特拉斯堡，在位于莱芒湖深处的日内瓦，加尔文主义在极大的程度上更加具有世界性；作为美因茨人谷滕堡的传统象征，大批没有留下姓名的印刷家们从莱茵河出发，向知识界广为传播。耶那的征服者垮台以后，在塔列朗拙劣谋略怂恿下的大国政策，把莱茵兰作为礼物送给了普鲁士，而普鲁士对于这份厚礼似乎缺乏热情，这就表明它缺乏远见。当命运把取胜的工具放在它的手上时，当命运把惊人的煤炭财富送给它时（当时煤炭的价值尚未为人们所普遍看到，而后来不久就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世界首屈一指的矿业强国），普鲁士却只想到可能发生难以避免的冲突。一百余年过去后，怎能用“守卫莱茵河”这句话概括那个意外的机遇呢？这个机遇使普鲁士在莱茵河这条与各地广泛联系的河流上站稳了脚跟，使它得以实现1157年奥托·冯·弗赖辛的名言：“大家都知道，从巴塞尔到美因茨，这里集聚着最主要的力量，慢慢地就可以为所欲为。”从巴塞尔到美因茨，“政治德国的心脏”？这个见解不仅仅适用于12世纪……
历史就这样继续着，尽管存在着政治仇恨和冲突，莱茵河依然是一条联合各个民族的河流。事实上今天也是这样，哪个国家敢说莱茵河仅仅为它所独有？从道义上说，除了将一个神话具体化并使集体想象实现的愿望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作为证据，例如：瑞士借以建国的阿尔卑斯山口、比利时和荷兰赖以建国的北海出海口、还有伦敦的主权，对于伦敦来说，港湾始终是欧洲大陆的商业大门……
在我们今天的民族心态范围内，以这种方式摆在政治层面上的莱茵河问题没有解决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愿意把它放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土壤上，那就是大河的永久性功效上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