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莱茵河：从法国的界河到法兰西帝国的河流
相对而言，边界（frontière）是一个新词，它指运动中的军队，与此相对的老词是界线（limite），这是丈量土地时使用的一个宽厚温和的词。边界，真正的边界是线形的，是会引起冲突的，是让古老的欧洲时时感到痛楚的极其敏感的神经之一；无论从施佩耶尔到克勒弗，还是南部从维桑堡到巴塞尔，莱茵河在18世纪末根本不是边界。因为，阿尔萨斯十几个领地君主 [1] 继续从莱茵河以外地区引进精神和传统，乃至引进人，被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外来者对待”的阿尔萨斯，从它与右岸的频繁交往中获得大部分商业繁荣，这样的一个阿尔萨斯，从哪一点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呢？但是，越过劳特河之后，一些邦国横跨两岸的地理状况、复杂的渡口费、入市税和特权、公私利益的交混等等，这一切同样把莱茵河是一条边界、是将一些不可调和的国家集团隔开的边界这种看法甩得远远的。只有在《高卢战记》的砧子上锻造出来的古老神话，才认为莱茵河是一条边界。而随着政治需要，这种神话时而偃旗息鼓，时而甚嚣尘上，却从未有人认真地讨论它的是非真伪。
有这样一种说法：造物主指定一条大河作为法国的东部边界，征服者阿里奥维斯特把这条河当作分隔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界河。其实这是一种信条，心愿更能说明问题。腓特烈大王于1738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愿莱茵河继续是法兰西王国的边缘”，他接着又说：这个法兰西王国“除了克制和公正以外，在西部再也没有别的界线。”这段话后来被收入他的《著作集》第八卷（1848年柏林版，第15页）。
在这里，毫不含混地重现历史绝非难事。先后发生的事实是：1792年4月20日，法国立法议会向与普鲁士国王结盟的皇帝宣战，居斯蒂纳 [2] 将军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美因茨，后来作为法国将军结束其行伍生涯的指挥官埃克麦耶尔和那支小小的部队都不曾企图抵抗；莱茵兰人立即栽种自由树，从兰道一直种到科隆，还在美因茨建立了雅各宾俱乐部。接着，迪穆里埃 [3] 在热马普击溃帝国军队，新生的法国于是成了濒临莱茵河全部流程的国家。莱茵—日耳曼国民公会的130位成员在美因茨集会，宣布“从兰道到宾根的全部国土”与奥地利帝国断绝关系；最后于21日断然声称：“莱茵—日耳曼人民愿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并向它提出这个请求。”人们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都先后发生在同一段时间中。这里是否有道义问题？一点也没有，看一看腓特烈二世的文稿就能明白。那么，是一个政治问题吗？是的，但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革命的法国后来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就是多年以来法兰西王国一直认为合法和正常的那个解决方案吗？
让我们稍微慢些。现实更为复杂。沉迷于传统却不愿睁眼看世界的首相们可能认为他们无须对“臣民”负责，由此开始了一个带来无尽动乱的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了解这段历史，也知道为此必须首先精确地把各种舆论分门归类，同时也要把莱茵河畔彼此争斗或相互联合的各种思想体系分门归类，这些思想体系曾对各自的人民产生过强大的影响。
必须这样做，因为这项工作将使结论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但是这项需要较长时间和认真细致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在那个没有自己特有感情的莱茵兰土地上，我们法国人本能地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那个人权体系在法国的三色旗后面胜利前进，这是一整套仁慈的思想和高贵的人道主义，士兵们在共和二年以天真的自豪兜售这一套东西时，就像它们都是法国独有的东西似的。这些士兵这样想是可以原谅的，然而，我们如果也这样想，那就不那么可以原谅了，因为纵然我们不知道别的东西，至少知道巴伐利亚的光明异端派纲领，这是一个名叫莫维雍的信徒在法国大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在米拉波的《普鲁士王国》第5卷中提出来的 [4] 。这个纲领主张：解放“服苦役的农奴”，取消死手权 [5] 、苦役和行会，对所有宗教思想普遍实行宽容等等。这是制宪议会尚未问世之前的一个制宪议会。我们应该记住下列这些人：后来担任莱茵联盟首席主教亲王的光明异端派信徒达尔贝格 [6] 、后来担任巴伐利亚首相的光明异端派信徒蒙格拉斯、后来担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长的迪特里克 [7] （他大概也是异端派信徒），此外还有美因茨的法官勒伯曼以及另外一些人。
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开明专制主义”，事实上也确实认识，那时候比利时的“约瑟夫主义”就是“开明专制主义”，自从皮莱纳的《比利时史》的第5卷和第6卷出版后，我们应该承认，人民对于“约瑟夫主义”并非漠不关心。这几卷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向我们指出，革命的法国在比利时最终导致实现如下目标：公民平等、废除封建特权、改革法典和法庭、取消行会，约瑟夫二世 [8] 颁布了敕令，但未能迫使不愿服从的民众执行，后来将这些敕令付诸实施的是我们大革命时期的执政府和帝国；于是，拿破仑就被视为约瑟夫二世遗愿的执行者了。这种适合各个邦国地方性条件的开明专制主义，法国大革命前夕曾在莱茵畔付诸实施，引起了一些反抗。师范学院是它的院长——那位被称为“启蒙思想之友”的高级教士于1771年创建的，当他的信徒、选帝侯埃默里克·约瑟夫在美因茨去世时，这位院长是否应该逃走，并且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头像被焚毁呢？
唯有社会结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此类反应，并让我们事先对于莱茵河面临革命性质改革的反应有所预知。可是，这种社会结构分析在哪里呢？然而，关于居斯蒂纳的进攻和反击、莱茵人的外交交易以及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各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已经有人写成了细节详尽的历史；不过，另一些事情并没有写成历史。比如，能让我们权衡一切的各种学说之间的师承关系，其中首先是人民大众、各个阶级和各种宗教的反应。这里说的是对于某些其实是自由和合理的体系所作出的敌对的反应。但是，恰如伏尔泰所说，当年图拉真在那里竭力想把改革强加给民众，却没有让改革的获益者事先就有改革的愿望和热情。解决革命年代出现的许多困难的钥匙就在这里。莱茵河是法国大革命可以前来镌刻不可抗拒的“十诫”的一块白板吗？且把这些幻想彻底扔在一边，并提出我们的主要原则：当两个君主驻守在自己开发的土地上，共同出资沿着地边竖立一些饰有族徽的界石，或者在河流正中划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时，边界是不存在的。当有人超越这条分界线，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观念、感情以及热情面前，并且感到吃惊和手足无措时，边界就有了。换句话说，将边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宪兵、海关，也不是堡垒后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动的激情和仇恨。
于是一切都明白了，对于法德之间在150年间的相互关系这段哀婉的历史，有两种审视和理解的方式。第一种是传统方式，为此卖力的人自然不会少，这种方式就是追随政治和外交事件或者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事件，然后就此进行讨论。可是，如果仅仅抓住表象而不理解人们和导致这种表象并可以解释这些表象的人民心底的意识，意见怎么可能一致呢？
1793年3月，莱茵兰人要求法兰西共和国扩展到莱茵河。法国人就此进行讨论时显示出犹豫，无数次反复之后才终于采取行动。争执于是开始了，莱茵兰人的愿望是否一致？不，代表他们说话的人难道不是少数，而是别的什么吗？显然不是，还有那个美好的奥秘呢？法国人此时是否一致要求废除君主制呢？可是，在意愿表达得十分清楚的陈情书上签名的人，其中有多少是原籍法国的移民呢？草拟这些陈情书的人是谁？会不会散发时早就写好了呢？这些陈情书反映了多少人公正的意愿？征求过全民的意见吗？反驳来了，并非所有莱茵兰人都在1793年表示选择法国；可是，莱茵兰人会在1814年，1815年举行公民投票选择普鲁士或巴伐利亚吗？我们看到了类似的争执是如何进行的。是历史的争执吗？不是，是狡诈的手腕彼此争斗的历史。
请看文字材料：“莱茵河是一个大国的天然边界，这个国家绝对无意使用暴力，而是向自愿与之联合的各国张开双臂……如果相信公正，那么，莱茵河就应是法国的边界。”这就是莱茵兰人乔治·福尔斯特 [9] 1792年11月15日当着莱茵兰人的面所说的话。1793年3月30日，他在巴黎当着国民公会又说道：“造物主愿意让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界；在法兰西王国的最初数百年间，莱茵河确实是法国的边界。”这话有什么新意吗？不但福尔斯特曾说过同样的话，卡尔诺 [10] 1792年2月11日也重弹过这种老调：“法国古老的天然界线就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对于福尔斯特或卡尔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莱茵河变成一条导致冲突的界线。事实上，他们庄严地宣布的只不过是一些和传统上有过争执的老生常谈而已。如果需要重新审查福尔斯特的赠与，那么问题不在于它遭到了原则性的反驳，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动员力量和开发可能性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1797年的文献是新的文字材料。1797年10月，坎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莱茵兰人被征询意见，皇帝依据和约同意“法兰西共和国的界线延伸至莱茵河”。态势由于一个新的想法而变得复杂了，这便是自治或者说建立一个内莱茵共和国的想法。这个想法在1793年被莱茵—日耳曼国民公会否定了，却于1797年再度提出，这是国民公会一再犹豫的必然结果，因为，1795年巴塞尔和约签订之后，又出现了各种彼此矛盾的主张。1795年10月1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兼并比利时的决议后，推迟讨论有关莱茵兰的一切决议；督政府取代国民公会以后，波拿巴露出了为他的内阿尔卑斯共和国计划而牺牲莱茵河的意图，莱茵兰人从第一执政身上已经嗅到了皇帝的味道，于是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可是历史从来没有说他们做得对。奥什 [11] 的对手邀功心切，他当然也不示弱，于是决定支持莱茵兰人的主张；他的部队在他的碑上刻上了这样的话：“他险些成为莱茵河的波拿巴。”古怪的格莱斯被称作“莱茵河变色龙”，他出道不久便成了宣传家、教授、律师和行政官员们的头头，他扮演着许多角色，既是世界公民和亲法派，又是内莱茵国的鼓吹者，还是普鲁士国王虔诚的颂扬者，后来却因诋毁而惹恼了这位国王，于是东躲西藏，先逃到斯特拉斯堡，后来又逃到慕尼黑……就像一根通过了无数矛盾和对立的优质电线那样，这位亢奋的报人称得起是韦伊奥 [12] 的莱茵兰先驱。
就这样，到了1798年5月，莱茵兰人被要求就他们自己命运发表意见，此时三种钟声填满了他们的耳朵，君主们的说客小声地问：“要是法国打败呢？”还是小心点好！内莱茵国的鼓吹者们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可是1797年9月奥什一死，他们便失去了一切支持；主张与法国合并的人气势很旺，他们觉得自己因引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征服”而异常强大。三种声音，没有第四种声音，没有人怂恿不要背叛德国，不要投入“宿敌的”怀抱，没有，一点也没有。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几种说法。克雷费尔德的人说：“请把我们交给法国，就像你们给了我们自由那样。”亚琛的人说：“充满阳刚之气的莱茵河生来就是为了与塞纳河、加龙河和卢瓦尔河兄弟般地和睦相处的，大自然让它从南向北流，正是为了让它正当地确定法国的省界。”这是对河流地理的热情颂扬，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极为成功的仿效，人们如同贝尔纳丹·圣—皮埃尔 [13] 那样说：“我们热切地期望通过立法手段与高卢老朋友合二为一。”埃施维勒的人说得更简明扼要：“我们所要求的只是重新纳入固有的法国公民权之中。”在这里，看不到丝毫民族考虑的迹象。由此是否可以断言，莱茵兰人既没有德意志民族的意识，也没有德意志民族的愿望呢？这无异于把1793年的老问题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那些文件是谁制定的？是如何签署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刻，莱茵河这口锅里炼的究竟是什么？是有一些文献，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它们是在什么具体情况下炮制出来的。可怜的历史膜片，为炫耀而制作的历史文件正面上的膜片……
与其争论，莫如理解为好。在那个时刻，莱茵兰人对法国行政管理体制早已了如指掌。1797年受命在被占领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的鲁德莱，在那里建立了四省：以埃克斯为首府的北部罗埃尔河省、以科布伦茨为首府的中部莱茵摩泽尔省、以特里尔为首府的西南部萨尔省、以美因茨为首府的东南部蒙—托内尔省。共和四年芽月6日（1798年3月26日）法国接连颁布了三项法令，废除封建制度和特权，这无疑是无偿送给莱茵兰农民的一件极好的礼物。法令规定建立陪审团，颁布法国轻罪和刑罚法典，引入十进制，废除行会，实行劳动自由、婚姻世俗化和民事登记世俗化。我们一定会想：“好事真多啊！没有人会不这样想……”
有人却说：“你们忘记弊端了。”于是又酝酿种种诡计。温和派说：“法国制度好得不得了？不。只不过说说而已，其实不过是个优劣参半的普通货。”说得对，可是问题确实在于此吗？这些革命法律是由法国人为法国人制定的，而且是一个个先后颁布，而不是一次同时颁布的；未经试用，也不考虑不同情况，立即就一股脑儿搬过来在那些不适合的人中间使用……由此引发的争论完全合乎理性，然而理性触及事物的根底了吗？
我们对一些好事给予信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即废除什一税、苦役和死手权，查封旧日君主、逃亡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然后于1804年用民主的方法进行分配，后来又有一批带来光明的法律取代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地方性法规，新教和犹太教分别于1802年和1808年得到正式承认，天主教从1802年5月4日在美茵茨颁布的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的协议中得到实惠，经济得到有力的推动，莱茵河沿岸取消了33处收费站，法国议会重申莱茵河自由通航，并于1792年宣布埃斯科河同样自由通航，马斯河经由芬洛、盖尔得和莱茵堡与莱茵河沟通，漂亮的大路通向四面八方，通向巴塞尔奈梅根大山脊这一大块莱茵土地，冉彭·圣—安德列 [14] 引以为骄傲的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大道，经由高地从美因茨通往特里尔大路；特别是三条垂直大道，一条从巴黎到汉堡，中间经过马斯特里赫特和韦瑟尔；一条从里昂到宾根，中间经过索恩河畔沙隆，一条从巴黎到美因茨，中间经过梅斯、萨尔布吕肯、凯泽尔斯劳滕、阿尔蔡；这是一桩为莱茵兰大地所做的永远抹不去的伟大业绩……
莱茵兰的兵役负担重吗？莱茵兰人的此项负担不比“法国佬”更重。应征的士兵抱怨吗？可是他们依然在前进，而且常常受到光荣感和对主人的忠心耿耿的传染，而他们的主人则以自己的方式被视为“世纪精神”。军队有胜有败，当然不只是这些。城市兴旺发达，为各自的长官而自豪。先后在艾克斯拉沙佩尔担任此职的有拉梅特和拉杜赛特；在科布伦茨担任此职的有原制宪议会议员勒载马内西亚，他是莱茵兰人的贴心人，后来又是斯特拉斯堡人的贴心人；特别是在美因茨，担任此职的是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成员冉彭·圣—安德列，这位以处决为业的蒙托邦加尔文信徒，善良的头顶显示着智慧和嘲弄，他是一个在将军和元帅面前也不退缩的傲气十足的人，面对那些在他的黑色长袜和灰暗的军装面前一脸鄙夷的军官们，从不示弱，他虽然没有看到末日，但已经感到末日临近。当“怀着对昔日深深依恋的美因茨市政委员会”向冉彭·圣—安德列的继承人交出蒙—托内尔省的土地时，他所管理的地方已经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莱茵兰人在这些军事首领周围彼此靠拢，相互联合。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这样。在这个社会结构不大清晰的群体中，有一些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心怀不满的人，也有大师所说的思想家，萨尔议会反对终身执政制的票数多达1624票，是反对终身执政制的最高票数之一。特别是（让我们重新找到真正的问题）有些人对于匆匆接受的那些法国东西感到很不舒服，于是不愿出头露面，弄不清自己究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格莱斯这位1798年法国思想的辩护人，到了1802年彻底转向，把仇恨投向“第四王朝”，企图提出一种当地性质的日耳曼主义，而且已经把目光转向普鲁士；然而在科隆，从1804年起，在中学教师施莱格尔 [15] 周围聚集了一群画家、文人、对于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的人，诸如有志于拯救莱茵艺术的布瓦斯莱兄弟，他们已经提到把工程中断了数百年的大教堂用形状像个问号的吊车修建完毕。
此时，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在莱茵河新的法国化环境中，他们觉得比在旧环境中更为舒适。和风接着吹到了工业界。共和十年，加缪 [16] 到下莱茵各省和莱茵河左岸作了一次考察，回来后在《向法兰西学院的报告》中写道：“所有积极向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工厂、作坊和贸易。”帝国的省督们不余遗力地支持这些观点，倾其全力为夏普塔尔 [17] 在1818年隆重庆祝的“工场工业的进展”提供方便。因此我们无法不把到了嘴边的问题提出来：假如，莱茵兰的巨大工业实力由于得到法国的鼓励而在法国的主持下建立起来，并在19世纪改变莱茵兰的面貌，那么，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欧洲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样？
1814年1月1日，布吕歇尔 [18] 渡过莱茵河来到考布，这是历史上的一次偶然吗？偶然这个词听起来很妥帖，但是它掩盖了我们的无知。事实上，这完全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结果。是拿破仑体制下的战争，一再妨碍和阻滞明智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努力与尝试也许……也许这个词用得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很难说得清楚1814年和1815年莱茵兰人的真实感情。我们听到的是几种不同的声音。在同一时期，我们对于比利时、弗兰德尔和瓦隆等地的人们，究竟作何种深刻的反应，同样说不清楚。甚至法国人在滑铁卢战败（这又是一个偶然）后的想法，我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不曾想到要将不同的做法作一番比较研究。我们画了一张图，在上面打了一些叉，标了一些点，作为对照，我们写出了若干条约的名称，这些条约批准了某些偶然的胜利和失败。我们可以就此说道：“历史写就了。”不，充其量只不过是历史在地上的投影而已。可是，法国、德国，它们合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反应，事实上绝不是我们欧洲历史中短短的一章。
现在让我来为这段自相矛盾的阐述说几句结束语，我们有意让这段阐述兼顾到各种不同看法，尽可能反映东边的和西边的声音。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回顾法国对于莱茵兰的统治，丝毫没有对于人身的暴力攻击，也丝毫没有对于思想的迫害，倒是有一些有益的物质业绩和文明的进步。可是，最终的道义控制，至少对于未来的信心呢？这个问题暂且留待以后再说。缺了时间这位大师，拿破仑的政策的演变及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永远不会有人说：“这是胡来”，也不会说：“前程曾经就在那里”。
Ⅱ.莱茵河：从德意志的界河到德国的河流
历史继续发展，从1814年到1914年，又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其间发生了多少事件、多少政治革命和伦理革命！我们不但知道，甚至能够猜到，因为在这一百年中，丝毫没有莱茵兰人的感情史，也丝毫没有法国人在莱茵兰问题上曲折演变的感情史。如同往常，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首相和外交家。他们所制定的规划，他们所建议的计划，人民是否通过积极参与在后面给他们以支持？任何政府都没有把握能鼓动人民给予积极支持。没有人民的同意，任何政策只能胎死腹中，任何成功都可望而不可即。他们要求还是拒绝人民的同意？这可是谜。在通常是悬挑在子虚乌有之上的外交史背后，广泛的调查向我们揭示了人民生活的深刻现实吗？
许多书籍热衷于一再重复，我们不打算把这些书籍教给我们的枯燥无味的东西再简述一遍。首先我们要说一说法国如何设立了4个省，一个省不同于一个空框，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用来糅合、搅拌和统一昨日还被数不清的区别分隔的人们，这些人今天被置于平等的地位上，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把种种各具特色的积极关系拧成一股绳；法国让普遍生活之风，从已被抹掉的97个暴虐和可怜的诸侯国边界之上吹过，四块旧模式的领土被分割了，最小的一块归奥尔登堡，它拥有纳赫河上的比肯菲尔德，中等的一块归黑森公国，它带走了美因茨，中等的另一块归巴伐利亚，它得到了普法尔茨，最大的一块归普鲁士，它重新立足于克勒弗、盖尔得和默尔斯，此外还扎根在科隆、特里尔、科布伦茨和波恩。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的普鲁士已经在觊觎别的猎物，滑铁卢之役刚刚结束，它就展开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想把阿尔萨斯从法国手中夺过去。“为波鲁斯人 [19] 而征服日耳曼”，这是复仇主义们狂热地鼓吹的思想，如今普鲁士已经把自己等同于大德意志了。
回归往昔并非徒劳无功。普鲁士在莱茵河上得到了从历史上来看十分惊人的地位，作为强国之一，塔列朗 [20] 的法兰西为此作出了努力，它还假手他国迫使普鲁士接受这样的命运，而这个普鲁士却令科隆十分不安，特里尔不但无意引诱普鲁士，而且巴不得当初把莱茵兰让给遭到诸侯排挤的德累斯顿国王；这段历史任人皆知，如今已索然无味。还有一件事需要着力予以强调，那就是，我们顽固地只把普鲁士在莱茵河立足看做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其实，这是一个影响特别广泛的事件，它意味着古老的德意志将要彻底改变面貌，民族的集体心态发生了革命。过去，莱茵兰人只和莱茵兰人在一起，在他们各自被南面和西面的暖风吹拂的国家里，自由自在地展现他们生气勃勃的宽厚精神，无忧无虑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任思绪海阔天空地随处飞翔。突然间，一大批陌生人来到了莱茵河，他们是粗鲁的东北汉子，来自在斯拉夫世界不断伸延的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他们是选帝侯的子民们以及把人治得服服帖帖的国王们，他们受过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绝对服从军事纪律，对于他们来说，军事纪律并非桎梏而是骄傲，他们带着秩序和服务的理想，因对自己种族的自豪和对命令的虔诚崇敬而变得刻板僵化……突然来到莱茵河并驻扎在那里，而且用粗暴的拳头扼紧莱茵河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出类拔萃的日耳曼主义者，而软弱的西部人却背离了日耳曼主义，于是他们着手重新训练这些软弱的西部人，不管是否愿意，就把他们自己的方法、方式、思想以及缺乏细腻差别的感情，统统灌输给西部人。这是一出粗暴的悲剧，是两个德国的冲突，第一个德国尚未开战便已失败，可是它坚持抵抗，继续挣扎，直至认输，接着便把自己交了出去。但是请注意，千万别说这些进击和抵抗是残留的法国影响，是人们对法国事物的留恋，应该说它们是莱茵河的传统，是人们对充满幸福的过去的留恋，对于许多人来说，过去远比军国主义普鲁士的苦行僧理想，即奴役和伟大强得多。
不必强调事物的这种面貌，不必强调久经考验的方法突然闯入莱茵河两岸这件事，教师（民族意识一旦在语言基础上开始形成，教师便是头等重要的人物）开辟通向界石的道路，而界石则是人类面团的糅合者，科学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1818年8月3日，在波恩曾被法国人当作中学使用的原选帝侯邸宅里，一所大学开办了，普鲁士国王因此在莱茵河上获得了一个新的“积极行动的堡垒”。大学只不过是经常被描述的那种体系中的一些人所共知的零件。莱茵兰人依然狐疑重重，听任别人采取行动；他们的教导者们说是“莱茵流浪汉”，他们则反唇相讥，说是富庶地区的永恒的“普鲁士饿死鬼”，或者借用醒悟了的格莱斯的话说是立陶宛人，立陶宛人其实与哥萨克人没有两样。他们以为炼狱只不过一时而已，可是他们想错了。
首先因为，当被愚弄的欧洲外交界把莱茵河当作礼物交给他们时，其实是轻率地把一个可怖的工具交到了他们新主人的手中。不错，欧洲外交界小心谨慎，同时向被打败的法国大革命原则表示敬意，这种表示由于并非出于自愿而更具特殊意义，1814年，应法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建议，欧洲外交界通过5月30日条约的第5条宣布：“莱茵河自由通航，从可航行处至出海口不得禁止任何人航行。”可是，在依据普鲁士代表（威廉·德·亨博尔特）提出的建议而形成的最初文本中，引入了两三个设有圈套的保留，遂使这个条款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处理方法开启了大门。1813年，布吕歇尔尚未染指莱茵河，一本书名叫做《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而不是德国的边界》的小册子就出版了，这简直是一个口号，彻底回到了原来的立场。作者名叫阿恩特 [21] ，出生在吕根岛，1800年前后从来到格赖夫斯瓦尔德宣扬对法国的仇恨，他走在自己选定的歧路上，并非迷路……
莱茵河曾是界河，此时依然是界河。它的一段将德国与法国分开。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充满仇恨的边界，莱茵河是界河，这是实事；围绕这一实事，没有任何鼓噪。拿破仑政权垮台时，这个实事本身是否依然存在呢？拿破仑的德意志囊括了莱茵河东部地带，加在贝格公国上面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把牙齿磨得尖尖的普鲁士扔到欧洲的最东面。法国的一些省份如同触角一样，沿着北海一直延伸到汉堡。1806年在巴黎新建的莱茵联盟，以众多新近出道的国王和大公遮盖了神圣帝国的尸体；格莱斯说，早在美因茨第二次投降时，神圣帝国就已经死亡了：“享年955岁5月零28天”。请记住，在1792年、1793年和1797年投票通过并宣布莱茵河是法国的界河时，德国并无一个人声称：“荒谬绝伦！”没有人提出异议，既没有人以大自然名义从地理学更从人种学角度提出异议，也没有人以相聚成为民族的日耳曼主义的名义提出过异议……
对于德国新爱国者，例如阿恩特及其追随者们来说，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因为，莱茵河是德国界河的学说，不也正是法国用以对莱茵河左岸提出要求的债券证书吗？不也正是莱茵兰人对于日耳曼主义的号召置若罔闻的态度的道义证书吗？边界是一种文化中断而让位于另一种文化的地方……可是在西边，有一种文化而且声誉卓著，莱茵兰人刚刚尝到它的甜头。在东边另创一种文化，而且是在另一种基础之上，行，然而它向东扩展到哪里为止呢？到莱茵河，德国的边界？那岂不是把整个左岸留给法国的思想影响吗？不，莱茵河不是也不应该是德国的界河。作为德国与他人公有的财富，莱茵河应该是一条纽带，应该是德意志文化向外扩展的中心……
这是一种并未被抛弃的思想。当普鲁士人于1815年立足莱茵河上时，他们都浸透了这种思想。可是现在命运突然发生了后果难以预见的变化，在理论上宣布为自由的河流两岸，他们实际上已经自称拥有独自控制的权力，赫西尼安地区煤炭蕴藏最丰富的盆地，将在莱茵州和威斯特伐利亚州形成整个欧洲中部最大的工业区，从而为阿恩特的说法提供一种经济意义、一种物质意义，这比它的政治意义和精神意义更重要百倍……命运事实上在为普鲁士谋取利益。
人们常说，从1815年开始，思想工作是如何在莱茵河两岸进行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法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参与其事。在语言分界线和莱茵河之间有一片住着“没有特征的人”的土地，这种难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陪伴着莱茵兰人，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法国人当然会说，为的是要把对于法国的记忆彻底消除；这大概不错。德国人则说，为的是按照普鲁士思想和方法锻造一个德国，为的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创一种德意志意识；他们也对。
普鲁士国王关注着现在，有时很笨拙，但有条不紊。普鲁士的教授们负责解释过去。由于教授们的努力，人们的实用意愿披上了科学外衣。人们隐约地瞥见了这段历史，犹如人们猜测到它的另一面一样，那就是法国人对于莱茵河的弃权行为。有可能借助外交文件重建这段历史的官方表象。但是它依然停留在空中，并未成为事实。法国人对莱茵河和德国的感情史十分重要，这是一段涉及面广而且开掘得深的历史，谁能写、谁愿意写这段历史？谁能写出其中最基本的章节？到哪里去查阅报刊，不仅仅应查阅主要报刊，而且还应查阅包括地方报刊在内的各种性质的报刊，诸如学术杂志、政治集团和其他集团的期刊，乃至私人信件等等。谁能告诉我们，哪怕以沉默来告诉我们，各阶层的法国人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当然，依靠部长们和大使们的手腕并不难，但是这又是一桩靠不住的事，当突然的转向令我们惊异时，在外交关系的美丽外表下，不是已经在国内挖好了一个深深的洞穴吗？
实事都在这里。1830年，埃德加·基内 [22] 这个娶了一个法尔茨的莱茵兰姑娘为妻的人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大家异常兴奋，莱茵河畔的全体人民只等信息一到，立即就归入法国。”普鲁士将军罗库斯·冯·罗科夫巡视莱茵河两岸回来时明确指出：“任何一位莱茵人都不应在堡垒上值勤”（这位多疑的普鲁士理想仆人想：否则就等于引诱魔鬼，他的想法也许对，也许不对）。无论此时或晚些时候，路易菲力普 [23] 政府没能也没想重新出现在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莱茵河父亲”身旁；他在再度深入学习梅丁格编写的法语语法时写道：“我听见他在学习动词变位：我爱，你爱，他爱，我们都爱……他爱谁？反正不是爱普鲁士人。”1848年发生的事与此前发生的事一样：1837年，科隆大主教冯·德罗斯特维斯赫林及其总管被粗暴地放逐到明登和马格德堡的地下室；1846年，反叛的市民们被普鲁士士兵和宪兵追杀，激起强烈反响；整个莱茵兰都向主人们要求宪法自由，符滕堡人黑尔韦格 [24] 对于“德意志的莱茵河”作了不乏心计的回答：
莱茵河，莱茵河，让莱茵河更加自由；
几乎到处都一样，在埃克斯、在特里尔、在科隆、在杜塞尔多夫，当莱茵兰人为反对他们的主人而举行流血的反叛时，年轻的第二共和国政府没能也不愿冒任何风险，且不说没有设法重新取得1815年失去的地位，甚至连仅仅给予这些反叛者以支持也不敢，而这些反叛者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莱茵兰人。
是对还是错？历史学家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只要如实地面对实事，力求对这些实事加以诠释即可，如此而已。可是，历史学家不应忘了刚才引述的海涅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爱谁？反正不是爱普鲁士人……”确实如此，时间尚未到来。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莱茵河左岸的时钟在1814年停摆，指针始终指着法国时间的一点钟，而在共和国与帝国时期，时钟却从未轻快地敲响过法国时间的一点钟。历史学家不可能把这种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1815年以后，法国时钟与莱茵兰时钟的不一致，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为严重。确切地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影响下？人家不告诉我们，也许如同出色的信息家们不想这样反问自己一样，其实只要在埃姆斯逗留一个季度，就可以在他们的巴黎头脑中得到证实。
所以，在原有的深度上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绝非易事一桩。歌德在对机械主义作出反应时已使浪漫主义成形，此时，这种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化（唯其简化才更难以识别）形式缓慢地走进广大群众之中；在外部力量的压力下和自身内部推动力的作用下，生气勃勃的组织意识飞快进步，由此产生一系列思想和哲学或宗教体系，在这些令有头脑的德国人极度兴奋的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内部，包含着许多从个体到普遍的过度和个人自主与集体秩序的调和；在一个语言并不立即变为行动，而是变为内在的蒸煮和发酵的民族内部，这许多体系化、这许多醉心的思辨，会不会促使许多有教养的人在政治领域里实现世界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倾向的调和呢？如果统一这个字眼能在德国获得某种意义，这种调和必然会见诸行动。
莱茵兰人是否未受到这个巨大的思想进步越来越深的影响呢？这种进步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人民为走出1806—1816年间形成的深渊，在一种巨大而神秘的跃进中宣告：“德意志灵魂建立在永恒之中。”这是普鲁士的思想，但是从中可以识别出莱茵兰人的思想，他们曾积极地、有效地与政治上、文学上、经济上的泛日耳曼主义合作，从汉斯曼到冯·德·海德特、希贝尔、格莱斯、兰普莱赫特、克拉拉·维埃比格；此后还有蒂松、克虏伯、斯廷恩斯，这三个名字把我们领进了另一个领域，领进了鲁尔；皮克勒亲王在1825年仍继续描述鲁尔的田间宁静，但是工业运动的先驱者已经准备在那里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了。弗兰茨·丁南达尔（卒于1827年）安装了第一台蒸汽机，并使用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炭；继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卒于1826年）之后，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哈尔考特的人预见并组织了铁路和运河的发展，为工业发展作了坚实的准备，弗里德里希·格里罗将鲁尔的煤炭业推向埃姆舍尔河，从而在1853—1857年间改变了埃森的命运。有些名字令人想起许多事情，例如大卫·汉泽曼，他从一个跑单帮的小商人变成亚琛的巨贾，于1851年创建了联合公司；这些人意味着另一类集聚，他们令人明白，这是一种除了政治和哲学之外，别无其他根基的演进。他们帮我们懂得，若是想要明了德国如何在莱茵意识中缓慢地发展起来，那么，在俾斯麦软硬兼施地交替使用强力和诡计之前，就应该把为人所熟悉的普鲁士教授和军官的形象、海关官员、关税协定的执行官以及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身影，投射在统一的银幕上，还有，必须说到时间的复杂性。一种比较低级的文化对于莱茵贵族的高雅文化取得了胜利，这种低级文化是由下德意志农民的粗俗头脑来传递的，在这些农民身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德意志力量。必须估量日益强大的天主教的力量，它的力量源自重新确立的教廷的威望，教廷日益强烈地希望只有一份教皇与国王的协议，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信奉天主教的德国。这是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吗？这样说也可以，但是，这些力量终于以其可怕的重量放在天平上了。由于不了解而不能正确估量，部长们和外交家们仅仅依据政治资料和外交惯例来估量它们的分量，所以常常失误。原因恰恰因为他们相信政治有自主性。他们不愿意看到，“政治外交人”这个抽象得无以复加的概念，只能在“世界人”这个概念内部找到它的真实存在，而“世界人”则是一个人们永远不了解的概念……
此外，归根结底，美因茨或科布伦茨的这个或那个家族是否保存着父辈留下来的拿破仑的半身雕像，或是祖父留下来的装在鼓鼓囊囊的盒子里的十字架，那是无关宏旨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博物馆的藏品而已，对于那些把这些东西视为年轻时代的纪念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最好随葬到坟墓里去。这是一代人的终结，一种精神状态的终结。
1870年，“灾祸”来临，阿尔萨斯—洛林被德意志帝国占领，阿恩特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从巴塞尔到埃默里希，几乎整条莱茵河都归于德国，或基本上归于德国了。如果说，1830年法国还有可能在旧日的灰烬里找到一些火星，让火重新燃起；如果说，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领导人有时还记得，法国的省长不久前曾经管理过埃克斯、特里尔和美因茨，那么，如今法国不再想这些了。法国打了败仗之后，想到了阿尔萨斯，想到了破碎的洛林，包括莱茵兰在内的整个德意志帝国想要拥有自己、保存自己、让自己转变为完完全全的日耳曼主义，对于这个帝国来说，破碎的洛林就是一种活生生的联系。梦想和遗憾对于它还有什么用处？莱茵兰也一样，那里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对立双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莱茵兰人和普鲁士人了，如今对立的是帝国和莱茵兰人，这个帝国当然是由普鲁士控制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是一个应由大家共享的共同创造。莱茵兰人从1815年以来所忍受的一切，普鲁士人接受了，而且如今不再为阿尔萨斯在1871年以后忍受那些苦难而愤怒。《斯特拉斯堡邮报》步不久前在科隆创刊的《莱茵观察家报》的后尘，企图驱赶法国邪气，此后不久就发生了萨韦尔纳事件，险些酿成1846年科隆那样的起义。塔列朗在1815年用他那双前高级教士灵巧的手，把风暴禁锢在普鲁士疆域以内；可是，有人为了避免小痛，竟然把这场被塔列朗禁锢的风暴释放到整个欧洲，以致贻患多年，就这些人的初衷而言，实在是适得其反。
187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在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只看到离我们最近的不幸，那就是国土被肢解，资金外流，我们的地位下降和我们所受的屈辱。可是，从德国角度看又是如何呢？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因胜利而获得威望、因经济发展而富庶的强国矗立在欧洲中心，它可以自由地使用在那里交汇的许多交通要道，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其中就有莱茵河及其上游和下游的出口。人们面临的不再是一个远处的强国，例如西部或南部的某个大国，这种大国从欧洲的边缘出发，显现在欧洲中心，但总是因无法获得持久的后果而以失败告终。如今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由坚实的普鲁士架构作为支持，重新获得了过去日耳曼罗马神圣帝国曾经占有，却因力量不足而从未实际拥有的中心地位。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中心控制着莱茵河交通要道，安置了一大批紧凑的属地，这些属地为在胜利中锻造出来的拼凑在一起的现状感到骄傲；它们已经为未来的物质前景而极度兴奋，这个前景是政治胜利的实现者在获得政治胜利的时刻展现在全民族眼前的。
俾斯麦帝国刚刚划定的德意志世界，在它的精细的结构上不再是1815年那个德意志世界了，滑铁卢之役以后，盟国已经在新的计划基础上进行改组。后来成为第二帝国领土上的大约2500万人口已经变成了4000万。在他们的领土上，每年已经能生产2600万吨煤炭，其中鲁尔盆地生产的煤炭就多达1200万吨，从奥宾的袖珍地图集上可以看到，用不同颜色标明的建于不同时期的铁路，在1870年已经沿着整条莱茵河延伸了，这样就使得横向的道路变得非常活跃，其中包括沿着赫西尼安高原并与莱茵河在鲁尔区边沿相接的那条铁路，在法兰克福附近脱离莱茵河并通过美因河航道深入到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那条铁路等等。这虽然只是小小的开端，却已经展现了美好的发展前景。莱茵兰人在他们的莱茵河畔已经因这些新鲜事物而重新获得了活力，我们是否觉得，莱茵兰人并未因此而开始感到一种带有感激的自豪吗？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写过一本鲜为人知的佳作《法国东部》，谈及旧制度末期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时，他在书中指出，当大革命即将爆发时，明智的阿尔萨斯人开始有了一种愿望：“但愿阿尔萨斯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意在国王的诸邦不再被当作外国人。”接着他清醒地写道：“洛林和阿尔萨斯感到，一个伟大的工业前景已经在自己身上苏醒了，它们从这个正确的预感中对自己真正的利益作出了更广泛更正确的评价。”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接着写道：“长期的渗透发生在征服之前，没费多大力气就为适应作了铺垫。那就是旧制度下的行政管理作出的成就，这种管理虽然有些缺陷，却灵活而聪明，这种管理所实行的只不过是高质量的现实主义，其奥秘在于不把被管理者的愿望和看问题的方式置于事先确定的看法之下。”
这就使得人们能够较好地懂得187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而且更加明白此后莱茵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差异还是有的，那就是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僵硬而紧张，与我们旧制度时期的行政管理不一样，它实行的是一种依据主观意愿确定的系统化政策。然而，从1870年起一切确实都加快了速度。德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是众所周知的，1816年是2500万，1871年是4100万，1880年是4500万，1890年是4900万，到了1900年就达到5600万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沿岸的普鲁士这两个州的人口状况如何呢？1871年是500万，1890年是700万，1900年是900万，1908年是1100万，而1925年则是1200万！狭义的鲁尔盆地的人口状况如何？1871年有778000人，1925年有2832000人。在奥宾的袖珍地图集中有两张图表，分别显示了莱茵州在1820年和1905年的人口密度；在第一张表上，最高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在第二张表上，最高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上”。矿藏资源和煤炭产量也以同样的速度上升；1870年为1200万吨，1875年为1850万吨，1890年为3500万吨，1900年为6000万吨，1913年为114000万吨。占总人口60%的人从事工业生产或以工业生产为生活来源，每年生产的大量钢铁、纺织品、化学工业品，使德国成了经济大国和强国。在这个被工厂的火焰染红的地区，巨大的城市中冲天的火焰光辉耀眼，消耗惊人；1870年人口10万的城市不足10座，1900年人口10万的城市多达40座，其中8座城市人口超过30万。
莱茵兰人并非仅仅抽象地知道这些数字，而是切切实实地知道、真真切切地感到，他们都与这些数字休戚相关。莱茵兰人都为壮丽的莱茵河而骄傲，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上通道之一。莱茵河不是德国的边界，这便是法兰克福条约后的事实。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为使这个说法变成现实，所有热情满腔的德国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的工作，耐心地积累成果，然后才会突然成功。从1880年开始，莱茵兰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来自莱茵河；黄金莱茵河不再是从沙粒中耐心地淘出来的金沙，而是巨大的帕克托尔河 [25] ，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它为莱茵兰人带来自豪和实惠，也让莱茵兰人产生了巨大的欲望，在埃斯科河和马斯河之间设立了收费的关卡，把运输的连接问题设计得非常巧妙，从而为德国和中欧带来好处。莱茵河是一条巨大的交通要道和传播影响的通道，它经由哥达湖和热那亚通达地中海，经由多瑙河和君士坦丁堡通达小亚细亚、巴格达和波斯湾。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吗？它是中欧的河流，更确切地说，它是连接北海和亚洲诸海的一条巨大的纽带。
有过一些梦想，而且险些成为现实，这些梦想是以德国“制造”、控制和紧紧勒住的莱茵河作为支撑的。可是，当法兰西重新立足莱茵河，把莱茵河从繁重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使之重新获得自由，变成国际河流，并依据其传统打碎压迫性和剥削性的垄断时，这些梦想全都成为泡影。莱茵河“造好又拆毁”，这是比任何别的说法更佳的说法，我们再次这样说，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说法道出了莱茵河对于世界的意义。
* * *
[1] 领地君主（Princes posséssionés），指原德意志皇帝的封臣，他们是1684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与法国结盟、享有一定程度自治权的君主。
[2] 居斯蒂纳（Philippe Custine，1740—1793），法国将军。
[3] 迪穆里埃（Charles Dumourier，1739—1823），法国将军。
[4] 莫维雍（Mauvillon）是米拉波（Mirabeau）的友人，曾在数年之中收集资料，供米拉波撰写该书之用。
[5] 死手权，即领主对附庸的产业永久管理权。
[6] 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Dalberg，1744—1817），起初反对拿破仑，后来与之联手，担任莱茵联盟总统。
[7] 迪特里克（Philippe Dietrich，1748—1793），法国政治家，曾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长，主张君主立宪。
[8]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德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
[9] 福尔斯特（George Forster，1754—1794），德国学者，主张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
[10] 卡尔诺（Nicolas Carnot，1753—1823），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
[11] 奥什（Lazal Hoche，1768—1797），法国将军。
[12] 韦伊奥（ Louis Veuillot，1813—1883），法国报人和作家，对拿破仑三世以拥护始而以反对终。
[13] 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法国作家。
[14] 冉彭·圣—安德列（Jeanbon Saint-André，1749—1813），法国政治家，曾任莱茵河左岸各省总特派员。
[15] 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国文学批评家。
[16] 加缪（Armand Gaston Camus，1740—1804），法国学者和政治家。
[17] 夏普塔尔（Jean-Antoine Chaptal，1756—1832），法国化学家和政治家。
[18] 布吕歇尔（Leberecht von 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将军。
[19] 波鲁斯人（Borussos），古代斯拉夫部族，其生活地区即为后来的普鲁士。
[20] 塔列朗（Charles 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
[21] 阿恩特（Erne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国作家和诗人。
[22] 埃德加·基内（Edgard Quinet，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
[23] 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年在位）。
[24] 黑尔韦格（Georg Herwegh，1817—1875），德国诗人。
[25] 帕克托尔河（Pactole），位于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流，古代盛产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