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莱茵河城市
朱尔·米什莱曾对他的学生说过：德国“只不过是童稚、诗和形而上学”。数年后，他对德国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1842年7月底回到法国。他就此次访问写道：在一个月内，“我从德国身上割下了一块，我触到了西南部的所有电流。”电流一词用得好，富有表现力，也很正确。我们也只能从莱茵河的全部历史上“割下一块”，而对于贯通在整条大河中的电流，我们至少可以从从容容地触摸它们的关键触点——城市。
莱茵河的城市兼具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的特征。正因为如此，这些城市就成了对于体现着巨大劳动的过去栩栩如生的概述，而我们想以简短的篇幅加以概括的也正是这个过去。这些城市是古罗马城市吗？想入非非的米什莱就是这样说的，他在美因茨旅行札记中写道：“莱茵河，古罗马的河流，世界的河流，也是德国的河流，但不只是德国的河流；纵然还有那些在古罗马基础上建造的哥特式建筑，在堡垒上修建的城堡，在原来神庙上修建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位《罗马史》的作者虔诚地参观了城堡中的德鲁苏塔、柯尼斯勃隆的古罗马引水渠，以及堪称“文明世界先驱”的罗马军团军人墓地……两天以后到了特里尔，他凝视着“黑门”，遐想联翩：“身着白红两色长袍的高卢行政长官，坐在这座凯旋门前，让一个个民族出庭受审。”除了美因茨和特里尔，如果米什莱还到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或者科隆、奈梅根、莱顿，那么在他足迹所到的这些地方，他可能会察觉到，桥梁建造者和城市创建者们的精神依然活着，而且会从地下深处冒出地面。
这些城市是日耳曼城市吗？当然是的。是日耳曼城市，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意志城市。因为，在巴塞尔找到的许多13世纪文献一再显示，皇帝控制着莱茵河沿岸各个地区，而巴塞尔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分开了。斯特拉斯堡从17世纪开始获得了其它来源，不再只喝德意志的莱茵河水了。奈梅根的房子大都有暗红色的屋顶，还有漂亮的树木和通向港湾的坡道，那里停靠着绿色、橙色或红色船只，这些景色足以表明这是一个荷兰城市；可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许多相同的习俗却构成了共同的宝库；习惯、风尚、民俗、许多相似的传统以及自发的待人接物的态度等等，彼此十分相似，以致在有些时候，某些思想竟然如同河谷中的飓风那样，飞快地从康斯坦茨吹到莱顿；飞快地传递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感情、欲望，乃至口号。请想一想那些突然揭竿而起的粗鲁的农妇们，她们高喊着古老的“鞋子同盟”的口号，把缀有碎土钉的大鞋举过沾满麦草的头顶，这种鞋子是数百年来农民起义的象征；请想一想一再出现在莱茵河全流域各地区的市民和手艺人当中的异端分子，这些地方是民间泛神论永不枯竭的源泉。所有这一切都经由各不相同的多种语言进行传递，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有时相当复杂，例如，荷兰语与德语的关系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容易理清，不过它们都属于日耳曼语，彼此相距当然不很远，比瓦隆语与法国的法语之间的差距小得多……
最后，这些城市是基督教城市吗？是的。不过这样说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考虑到在经历了灾祸、崩溃和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是基督教重新创建了这些城市，是基督教主教府这个物质支点重新为这些城市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精神中心，一个共同的理念和希望。这些拥有庄严肃穆的大教堂、高傲的哥特式神殿和闻名于整个欧洲的朝圣地的城市，自然是基督教城市；修道院是热情和狂热的驿站，为如饥似渴的信徒不断地输送布道者，拥有众多修道院的城市当然是基督教城市；作为主教和大主教们的驻地，这些城市当然是基督教城市；领导主教和大主教的是高级神职人员，他们富有政治头脑，对许多坟墓显示出两种不均匀地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强大和卑顺；在卑顺占上风的时候，他们从全身心地卑顺和一边指挥一边服从中感受到一种自豪。是的，基督教的、日耳曼的、古罗马的城市。不过，先于一切的，它们都是莱茵河城市。
这是一条强大的河流，它从阿尔卑斯山流到大海，在众多的城市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援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算不得最密切，至少也是最直接和最显而易见的。从巴塞尔大拐弯到多尔德雷赫特漂亮的小拐弯，莱茵河犹如一条长长的街道，时而穿行在山间，时而流经平原的心脏地区，商人和军人，旅行家和学生，总之，形形色色的所有莱茵河的使用者，摩肩接踵地走在莱茵河两岸，有的慢条斯理地闲逛，有的急匆匆地赶路，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无所顾忌。
人人都有自己的歇脚之处。城市是行程的终点和起点的标志，乘船或坐车来到城市的人各不相同，朝圣者为了信仰而来，商贾为了赶集或交付路桥费而来，另一些人则为了寻求欢乐或满足好奇心而来。所有城市之间都透着一股亲属般的气氛。当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选取两个极端，差异就相当明显。巴塞尔的天空不是荷兰人画幅上的多尔特雷赫特的天空，凡德维尔德 [1] 笔下的天空是银色的，凡高晏笔下的天空是灰雾蒙蒙的。荒凉的莱茵河波涛滚滚，夹带着来自比瑟河的松树枝，箭一般穿过巴塞尔市内的桥梁奔腾而下；这条莱茵河也不是显现在阿尔贝·库伊普 [2] 画幅上的那种意大利景色，也不是认真而严肃的鲁伊斯达尔 [3] 展现在完美的天穹之下的那幅景象。可是，从霍尔贝恩 [4] 和博克林 [5] 笔下的城市经过许多中间阶段到伊拉斯谟 [6] 和阿德里安六世 [7] 的城市，其间有许许多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经历了多次改造、扩建和重新规划之后，这些城市如今全都仅仅占据莱茵河的一侧，唯一的例外是巴塞尔，它横跨在比较容易控制的河段上，两岸成排的建筑物紧紧地把它挤在当中；这些城市沿着莱茵河岸建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犹如一道高高的堤防，酒店和赌场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公共建筑物上旗帜飘扬，以其非凡的气势装点着著名的林荫大道，在最长的街道或者说两条最长街道中的一条上，低着头查阅古旧地图的饱学之士认出了古罗马军营珍贵的标记。在风起波扬的大河两岸，古老建筑完整地展示着旧时的外墙，令人兴趣盎然，这些房屋是真正的城市中的真正的莱茵河建筑；15世纪和16世纪的建筑，墙面上画着画，雕着花饰，屋顶偏在一边，楼层凸悬在底层上面，窗户镶有方格子，布满色彩鲜艳的图画；18世纪的房屋大多是石结构，毫不羞涩地向人们展示它们纯朴的乡气和令人回味无穷的笨拙，这些建筑虽说属于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风格，却带有弗兰德尔人或阿勒曼人的特点，有的则处理成幼稚的洛可可式样，活像一个荷兰衣柜或是科隆衣箱。一股不可名状的莱茵河气味在这些街道上空飘荡，湿润的空气像微风一样有意朝人们脸上吹；每当夜色降临，这股气味从饱含水分的土地向湿润的空中升腾，或从狭窄的廊道向四处散发，令临窗眺望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小船、游艇和晾晒在船上的织物……
凡高晏的油画：美丽的莱茵河畔的多尔德雷赫特
这些仅仅是外观。历史学家如果进一步探索城市的过去，深入它们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同样的事件有规律地在同样的时候发生；从上游到下游，从下游到上游，莱茵河的城市生活在同一个节奏里，作为莱茵河的女儿，这些城市都离不开莱茵河。
从10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在古罗马帝国边界那边的一些地区里，城市有了决定性的进展，这是这些城市的崛起抑或重新崛起呢？
不错，巴塞尔、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科布伦茨、科隆或乌特勒支，它们都没有彻底死亡，罗马时代的建筑、沿用数百年的名字、用鹤嘴锄从令人肃然起敬的土地上挖出来的恺撒铸币，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古老的城市感到骄傲的理由。这些城市的围墙是用坟墓和废墟上的碎砖烂瓦匆忙地建起来的，用途不定的建筑物支撑着这些围墙；围墙始终是城市的显著标志物，罗马将军们只要瞥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沿途有一些重要地点，例如马斯河与莱茵河上的渡口，下游的乌特勒支，上游的马斯特里赫特，这些都是水路的汇合处和水运的集散地。科布伦茨是马斯河航路的起点，美因茨是船只卸货的地方，船员们在这里上岸，然后重新登船开始返回的路程，美因茨还是水路和陆路的交汇点；斯特拉斯堡比其它城市更古老，数百年来一直面对着一段特殊的河道，这里只有一条支流，水流出奇地平静，所以这里对于一个有两副面孔的城市来说，最适宜不过了；阿尔萨斯的亚努斯 [8] 把它的一张脸转向萨维尔纳及其山口，把另一张脸转向金齐格河和施瓦本。有些地方显得更加复杂些，科隆就不简单，莱茵河在这里分成两支，向东的那支带走了大部分流量，向西的那支狭窄而平静，为船只提供了理想的避风港，两条支流之间是一个小洲，小洲最终与陡峭的河岸相接，但是它至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为由于它的存在，通往页状岩山脚的若干条大路得以汇聚在河流一侧的一处高地上，这块高地高于上游和下游的河岸。
在这些城市里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居民，亨利·皮莱纳指出，在8世纪末和9世纪，定居在埃斯科河和马斯河三角洲的弗里斯船民和水手们，曾在这些城市中积极从事商业活动，这些人还因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频繁交往而获利；可是，它们真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吗？虽然缺少文献资料，我们还是知道，在这些城市中，深居在大教堂和修道院旁边的“宫殿”里的主教们，监视着他们的教士和学生；与主教们相邻而居的是守卫堡垒的战士，他们时刻警惕地维护着大家的安全；此外还有神职人员的家属、教士和手艺人，他们日夜忙碌着烤面包、鞣皮革、制作羊皮纸、砌筑城墙和房屋、搭建房架和制锁。不是城市，而是围墙围起来的一块地方，危急之时可以用来接纳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牲畜与家人；此外也是开发中心，主教们在这里拥有得到良好保护的储存库、地窖和谷仓。我们的城市不是从这些地方产生的。确切地说，城市的产生有赖于在数百年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因素与“邦”（civitas）这个虽然悠久却已僵化的核心相结合，这种新的因素便是斯特拉斯堡人所说的“新城”（urbs nova）、“外城”（urbs exterior），或者“郊区”（novus burgus，foris burgus，portus）；名称不一，意义却相同，乌特勒支人则称之为stalle。总之，一件新事物需要有一个新词来表达。谁来建造这个“新城”、“外城”、“郊区”？为什么要造？为了交易，由商人来造。这里所说的商人既指买卖人，也指在自家窗口出售自家产品的手工艺人，也指那些没有正经职业，但热心经营、决心自立谋生，从而在莱茵河的阳光下觅得一席立足之地的人……
1632年被围时的科布伦茨
9世纪和10世纪的科隆是介于四方形的古罗马围墙和莱茵河之间的一块几乎一无所有的空地，紧挨着莱茵河是为了吸引商人。大多数商人定居在这里，经过10世纪末的两次取土，古罗马围墙延伸到了河岸，旧城于是与新城连成一片。可是，由于市民活动逐渐向四周扩散，郊区逐渐成了核心地带，旧城的3/4已经无人居住。莱茵河是财富、生活和自由行动的源泉，它所带来的繁荣重新激活了这个废墟上的城市；四方形的古罗马围墙已经容不下了，围墙外面建起了许多房屋，1106年修建新围墙时挖出了一座古罗马公墓，此处出土的骸骨后来被称作“一万一千圣女”；1180年再次扩建围墙，这是10世纪末以来的第二次扩建，新建的围墙从贝恩图姆开始，经由塞弗林托、哈嫩托和库尼贝特斯图姆，一直到埃格尔斯坦因托，把所有主要的居民区都围在墙内。我们的科隆，真正的科隆此时才诞生。其实，沿河的城市大多这样。奈迈里斯这个城市就是原来的奥古斯塔·奈迈伦，离这个城市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斯皮拉的村落，人口迅速增长，该地的主教又召来了一些犹太商人，最终把它变成了一个城市。伊普尔、根特和布鲁日并没有古罗马的根基，而是在市民生活的基础上诞生的城市；一位名叫诺特格尔的主教在10世纪终了时，把7世纪末圣于贝尔创建的教会城和创建在列日的商业市镇，一起圈在同一座围城当中；科隆、沃尔姆斯、施佩耶尔、斯特拉斯堡以及另外十余座城市就这样改变了模样，它们不再是古代的城市，更不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灾难时刻的那种城市，也不是四处游动的蛮族城市，也不是从东部的根基上切割下来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西部城市；它们是中世纪城市，是现代城市的直系祖先……
10世纪和11世纪是各地大兴土木的时期，莱茵河畔以及法兰西和意大利都在经济压力下开始发展，只是意大利稍晚一些。不过，如果与易北河畔相比，意大利的落后反而明显领先了。莱茵河城市与埃斯科河、马斯河以及塞纳河城市一样，来自各地的人群包括商人、逃亡者和冒险家，习惯于长途贩运和四处游荡的商人们见多识广，逃亡者和冒险家则是被驱逐出境或被放逐的人，这些外来人既没有同样的过去，也没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可是，他们迅速选中若干地点，如同繁忙而嘈杂的蜜蜂那样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从而凝聚成为坚强有力的人群。他们既有榜样可以效仿，又有近邻的成功可以借鉴，于是就在地方上带头行动，开始从事征服活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新城”和正在形成的“城市”的全体居民，这些居民受着各种各样义务的约束，许多不曾预见到商人和市民将要登上历史舞台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强烈的愿望和自觉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争取社会地位，争取一个能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并为他们的需要而工作的组织。
作为现代城市的祖先，面对着受到它们的威胁和否定的旧政权，中世纪城市逐渐形成了。这些城市让人们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不是用来耕作而是建造房屋的土地艰难地摆脱了古老的公共地役，领主的苛捐杂税被废除了，不合理的商品运输税、毫无实际效用的手续、旧时的合同以及过时的民事和刑事规章等，也相继被废除了。城市是新的法制、新的道德和新的心态的熔炉，也是迷恋于旧世界的那些人憎恶的对象。11世纪来临时，有一位名叫阿尔佩特的僧人，就因看不惯而指责泰斯特尔邦特地方的蒂尔商人，在杜尔斯泰特衰败之后和乌特勒支兴起之前，蒂尔一度曾是盎格鲁—莱茵河的一个大商业中心；在他眼中，这是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他们的近邻不同。”这是一些难以对付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规矩。”这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他们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随心所欲地作出裁决。”这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人：“他们把怂恿吃喝玩乐的人奉为上宾。”如何看待生活和权利，对优秀传统是不予理会还是精心保存，这些都是问题，此外还有我们的习俗、观念和自由，诸如男女平等、子女均分父亲的遗产，无子女的丧偶夫妇可以继承对方的财产等；总之，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基于人生阅历的宽容精神、远远越出狭窄的集镇围墙的宽阔视野等等，都逐渐萌发。
此外还有和平。这是一种城市特有的和平，是蛮汉世界里的安全因素，是竖立在城区与郊区结合部的十字架所标志的和平，是和平之塔也就是城堡塔楼上响彻四野的钟声所宣告的和平，是最古老的斯特拉斯堡权利所规定的和平，这种权利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者在内的所有个人，以所有人的名义在任何时候所享有”；保持这种和平极为艰难，惩罚、酷刑、断肢、绞刑和砍头都是用来维护这种和平的手段；对于罪犯来说，要维持和平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这种和平毕竟扩大到了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是富商还是家奴，和平变成了最高法律，以其强硬和统一的规则抑制个人之间的差异，最终使城市得以成为一个如吉尔克所说的法人、政治个体、全体公民的代表，而不是多数公民的代表……
这种组织方面的统一性当然并不意味着城市之间没有差异，尤其因为我们今天所持有的边界观念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有些人企图把这种观念作为城市历史的支撑，尤其是那些德意志城市，它们被视为某些德意志特有的习俗和机制的产物；这些人错了，皮雷纳指出：“城市的组成不是一种民族现象。”城市属于它们所否定的那个世界的政治架构，它们以自己的存在这个事实为打垮那个世界的政治架构作出了贡献，它们更不属于它们所不曾预见的那个世界的政治架构，尽管它们事实上为这个世界进行着准备，这个世界便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莱茵河两岸的城市呈现出同样的演变轨迹。如果说，有理由从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家族中筛选出若干大家族，那么，这些大家族也不是建立在人种或民族的观念之上的，他们对边界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科隆、美因茨和沃尔姆斯与兰斯、拉昂以及康布雷的关系，远比他们与日耳曼世界里的吕贝克和马格德堡的关系更为密切……
让我们再一次清除头脑中的陈见。这些莱茵河城市并不存在于一些“国家”中，它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国家”。巴塞尔人就是住在巴塞尔的人，住在科隆的人就是科隆人。谁若想如同今天询问一个人的“国籍”那样追问他们的原籍，他们的回答可能会让我们目瞪口呆，因为我们实在思想准备不足，难以承认这样的事实：法兰克人的祖先是特洛伊人，因而就是罗马人的近亲，而罗马人则是埃涅阿司 [9] 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是高卢语，也就是恺撒时代在高卢使用的那种语言。且把这些不确切的说法放在一边。如果莱茵河城市能够承认在自己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政治组织，并且承认自己为它服务。那么，它们真心愿意归属的就是帝国，也就是日耳曼人的罗马神圣帝国；这是一个由多部族组成的帝国，它紧紧盯着意大利和勃艮第的土地以及莱茵兰和名副其实的日耳曼土地；依据12世纪的一部纪年史的记载，这个帝国的主要兵力部署在从巴塞尔到美因茨的广大地区里。“大家都知道那里有最重要的力量。”帝国的监护是温和的，它朝向意大利或勃艮第的发展有利于经商人群。这些经商人群一旦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边界已被突破，10个“外”国的代表已经捷足先登，他们就不再关心边界；他们肯定由于职业的原因而具有天下一家的思想。不过，兴趣和气质也不无关系。
如果说这些城市在神圣帝国的生活中曾发挥过这种作用，那绝非偶然。许多议会在这些城市里举行会议，许多庄严的文件在这些城市里签署，例如乌尔姆斯；金玺诏书 [10] 尚未确定规则之前，皇帝就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选出来了；从虔诚者路易到费迪南一世 [11] ，共有37位日耳曼族君主在亚琛加冕；在整整五百年中，所有皇帝的遗体都安放在康拉德二世 [12] 建于1030年的施佩耶尔大教堂里；所有这一切绝非偶然。从神圣帝国到莱茵河诸城市，从莱茵河诸城市到神圣帝国，有足够的理由交换彼此满意的证据。商业资产者常常将他们稚嫩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用来为保护他们而向他们提供豁免权和特权的主人服务，即使事情看来无望时依然这样。我们记得，沃尔姆斯人于1703年赶走了他们的主教，因为他阴谋反对亨利四世 [13] ；1077年卡诺萨事件 [14] 之后不久，美因茨人拿起武器反对亨利四世的对手鲁道夫 [15] ，后者企图在美因茨城里加冕为王。可是，当皇帝们逐渐失去威望和权力，长期不理朝政，而且承认自己手中无权时，他们就更积极地为莱茵河诸城市提供服务。由于正如人们所说，君主已经“形同无法自卫的国王”，各个城市不能再指望君主而只能依靠自己，美因茨、奥彭海姆和沃尔姆斯于是在1254年结成第一个联盟，不久之后，以科隆为首的一大批城市先后加入了这个联盟，这些城市不仅包括莱茵河沿岸从诺伊斯到巴塞尔的所有城市，而且还包括美因河沿岸、黑森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所有城市，以及那些为自己的财富忧心忡忡、在城市的迅速发展面前被迫低头的世俗和教会的领主们。这是在城市发展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法国的城市却由于很快就再度得到国王们的监护而从未走上这条道路。就莱茵河城市而言，到达终点时感受到的是胜利的自豪，因为它们之中最具实力的那几个不是变成了共和国，便是有了充分的独立地位，至少也获得了高度自主。它们既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捍卫者，它们孤独地挺立在旧势力的对面。
让我们看一看城市的这种发展势头结束之时的情景。罗杰·阿沙姆在1550年前后曾说，那时航行在莱茵河上的船只相当舒适，船窗装有玻璃，密闭性很好，岸上有马匹牵引，顽童们沿河跟着跑，边唱边向船客讨钱，所有外来者无不争先恐后地为莱茵河城市的富庶和强大而惊叹。比如，四出奔走的外交家埃尼亚斯·希尔维乌斯·比科洛米尼曾为莱茵河诸城市写下热情的篇章，歌颂莱茵河上的王冠——科隆、科隆的无价之宝——教堂、雄伟的建筑以及脑满肠肥的市民、美丽的河流和肥沃的土地——科隆的粮仓；这位外交家后来当上了教皇，世称庇护二世 [16] ，他的生平被蒂贝托 [17] 画在漂亮的锡耶纳图书馆穹顶上，刚劲有力，色彩鲜艳。美因茨唯一的缺点是街道过于狭窄；施佩耶尔赏心悦目，是个人见人爱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以其众多的人工小河被意大利人视为威尼斯第二，而且比威尼斯干净；巴塞尔拥有豪华的房舍、湍急的河流和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瓦片。这些富足的城市拥有值得自豪的过去和无须担忧的未来。作为人们艰苦创业的成果，这些城市也是大银行家和商人罕见的生命力与积极性的明证，他们管理着上百位君主和上百个城市的财产，把他们的关系从里加延伸到伦敦和拉罗歇尔，从布鲁日和根特到米兰，从雷根斯堡和纽伦堡到日内瓦和里昂。这些城市是文艺复兴时期大胆而天真的资本主义生气勃勃的祭坛，那时的资本主义既没有约束也没有规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个产量不高、主要依靠技艺和个人劳动的世界里闯荡。此外，那时的资本主义知道自己是一种新兴力量，拥有一夜之间形成的威望，因而显现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姿态，拒绝向旧道德和清规戒律脱帽致敬。
这些莱茵河城市虽然彼此忌妒，相互争斗，在数百年中积怨很深，却依然彼此提供可靠而有效的支持，这种相互支持主要是文化和爱好使然，而不是利益驱动或出于外交需要。正如我们在《莱茵河诸省历史地图集》上所见到的那样，莱茵河被收费站粗暴地分割成许多小段，在15世纪之前，单是从巴塞尔到蒂尔和杜尔斯泰特这一河段上就有60多个收费站，有的河段上弯道很多，例如从宾根到科布伦茨这一段；尽管如此，莱茵河的航道和河谷依然是一条坚实可靠和连续不断的长线，把一个个城市串联起来。共同的莱茵河文明中的各种成分沿着这条长线流动，这种文明也许完全不具备土生土长的特点，而是包含着许多借鉴和模仿的成分，但是，它的组合却独具特色，它的魅力也与众不同。谁是它的借鉴对象呢？在这个欧洲的接合部，它几乎向所有在这里积极从事物质和思想交换的国家借鉴，首先是英格兰。
英格兰始终在荷兰的莱茵河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它早就开始向这些地区输出羊毛和蜂蜜，用以交换织物和葡萄酒；英格兰的货币从11世纪起就在整个莱茵兰流通，这就证明两者之间确实早就开始贸易往来了。从1024年到1056年，在杜伊斯堡、安德纳赫和代芬特尔，盎格鲁—撒克逊的货币式样入乡随俗，试图采用当地匠人雕刻的铸币模子；不过此事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在非原料和制造品方面，在艺术、文学和思想方面，与其说英格兰给莱茵兰送来了什么，不如说它取走的更多，当然，原料和制造品另作别论。霍尔贝恩为所有统治英格兰的君主制作了铸币上的头像，个个栩栩如生，英格兰拥有什么东西能与这些无价之宝匹敌呢？英格兰的工业化艺术产品，无论瘦骨嶙峋的雕像或是祭坛后部的装饰板，都不值得一提，雕刻在那些装饰板上面的人物胡乱地混成一片，手长脚也长，面颊高高隆起。15世纪莱茵兰的建筑虽然受到了垂直式风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似有似无，因而也不值得一提。不过应该说，从其它方面来看，罗拉德派 [18] 那样的宗教和社会运动，倒是并非没有引起反响，因为，莱茵兰的那些国家都伸出双臂欢迎新生事物，它们的市民们都满腔热情地接受所有隐秘或大胆的非英国国教主义。
另一方面，英国的年轻贵族一旦拥有稳定的财产，便在照例进行的“欧洲之旅”中，涌向莱茵兰的各所大学；苏格兰人在这方面领先，花名册表明，在15世纪的科隆已有许多苏格兰人。接踵而来的英格兰人与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人一道，加强了来自北方和海边的影响；这些波罗的海人来自加入了汉萨同盟的城市，他们不再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转过头来依仗财富尽情剥削他人的劳动，以此作为对自己以往艰苦劳动的报复……
圣—乌苏尔在科隆上岸（梅姆林画）
对面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在莱茵兰各个市场上随处可见；他们或是从自己的要塞之一布鲁日，或是直接由海上进入莱茵河；他们大量聚集在科隆这个集散地，或是经由哥达湖抵达巴塞尔和莱茵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股反向的人流，不少莱茵兰地区的人前往威尼斯、丰达戈，并在富有的叔伯和堂兄弟的吸引下由此前往罗马教廷；在阿尔萨斯人布查尔（他是亚历山大六世 [19] 的礼宾官和波尔吉亚家族 [20] 统治的无所畏惧的见证人）任职期间，教廷里的莱茵兰人不计其数。另一些莱茵兰人或是在城市里烤制面包，因为当时莱茵兰面包极受欢迎；或是从事较为高雅的职业，诸如金匠、铸炮匠以及阿尔卑斯山那边的矿工。他们返回家乡时带去了意大利人的风气，不拘小节，趣味高雅，作风随意，富有人情味，活得更潇洒……
最后，在整个莱茵河沿岸地区自然还有法兰西，它的存在与其说是由于法兰西人，毋宁说是由于法兰西思想。法兰西人早就通过自己的行动对这个地区产生影响，一位诗人曾不无夸张地说：
每个老爷，无论伯爵或侯爵，
凡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大量法兰西人，
都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法兰西语。
法兰西语中许多与战争和艺术、与奢华的习惯以及生活中的行为和感受方式有关的单词，丰富了各种日耳曼方言；除了语言，经过追求终于实现的就是“彬彬有礼”这个理想，它是粗俗、酗酒、撒谎和不道德的敌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优秀分子们在数百年里不断努力，为的就是让自己彬彬有礼。尽管地域上彼此有一定距离，尽管由于经常发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不得不放弃或中断，法兰西始终通过中介人发挥着影响，由于这些中介人在政治上让人放心，所以通过他们而产生的影响更容易被人接受。弗兰德尔、瓦隆和马斯河沿岸的人都是中介人；弗兰德尔地区的艺术和文化长期占有优势，瓦隆和马斯河地区的古德语成分大概有所进展，当然尚未到达改变瓦隆地区原有根基的地步。法兰西还通过一些教会城市发生影响，例如梅斯、图勒、凡尔登以及北边的康布雷，这些城市在神圣帝国的生活中都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最后，法兰西还通过勃艮第的君主和臣民产生影响，勃艮第的伐卢瓦人虽然在政治上脱离了法兰西，但并不妨碍他们传递法兰西人的思想和文化。
科隆大学14世纪以来的名册至今犹存，而且出版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不啻是个丰富的矿藏。第一卷是1450—1454年的名册，登录在这一卷里的法兰西人只有一个，这是来自朗格尔教区的一位研读巴黎艺术的学士，是否称他为勃艮第人更合适呢？因为第戎当时属于朗格尔教区。登录在第一卷里的还有洛林人和主教区人，一位来自南锡主教区，一位来自吕内维尔主教区；还有来自图勒地区不同教区的人，例如于勒里克·戴·阿扎尔、让·德·沃贝库尔以及另外几位；此外还有几个梅斯人和一个瓦朗西安人。这些只是信手拈来的几个名字，若是查阅名册的检索页，那就会发现，在科隆就读的来自康布雷教区的大学生，一点也不比来自某个莱茵河教区的少；来自图勒教区和梅斯教区的很多，来自兰斯与泰乌阿纳、亚眠的不多，来自贝桑松、凡尔登和阿拉斯的很少，而从列日来的却非常多。莱茵河各教区的名字都可以在名册中找到，它们是：库尔、康斯坦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美因茨、特里尔、乌特勒支，当然还有科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名册本身更有权威。
让我们回到随意选定的1450—1453年代来。来自科隆以南的大学生不多。因为，由于巴塞尔和美因茨此时尚无大学，许多上莱茵地区的大学生于是去海德堡就读。不过，有一些来自康斯坦茨和施佩耶尔的学生，名气很大的加布里埃尔·比埃尔 [21] 就是来自施佩耶尔的大学生；此外还有来自博帕尔、巴哈拉赫、科布伦茨、安德纳赫和波恩的大学生。北方青年分别来自埃克斯、韦瑟尔、克桑滕、阿纳姆、莱顿、高达、代尔夫特、多尔德雷赫特和鹿特丹。弗兰德尔人分别来自梅什伦、根特、迪克斯穆伊德、图尔奈和卡塞勒。还有来自哈勒姆、阿姆斯特丹和泰瑟尔岛的荷兰人；此外还有来自艾瑟尔河沿岸的肯彭、兹沃勒、代芬特尔、聚特芬等共同生活兄弟会 [22] 活动的主要城市。来自汉萨同盟成员城市的大学生人数较多，来自格罗宁根的大学生数量超过不来梅、吕贝克、雷瓦尔；通常来自苏格兰的大学生尚未计算在内。由此不难想象，莱茵河上永远流动着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思想、习俗和语言。科隆人、美因茨人、斯特拉斯堡人和巴塞尔人单独地或成群结队地在外乡旅行，而教士们则前往巴黎去向那种较早成熟的文化取经，法学家前往意大利特别是以法律研究著称的波洛尼亚，手艺人和商人因拼命工作、守秩序、有纪律而到处受到欢迎。反之，来自各地的混杂人群在河谷地带不断地上上下下。
且让商人去赚他们的钱，我们现在说说朝圣者。朝圣者从一个神庙走到另一个神庙，从一处圣迹走到另一处圣迹，他们中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因犯罪而受到所在城市的惩处，以朝圣赎罪。依照司法规定，赎罪朝圣者上路时要肩搭披巾，手持标志性手杖，重刑犯赤脚光头；他们有时踽踽独行，有时三五成群，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一群狗”那样。据凡·考文贝格的一部著作所述，根特的行政长官可以从以下这些地方有选择地命令罪犯前往朝圣赎罪的地点：旺多姆的三圣堂、图尔的圣—马丁教堂、罗卡马杜尔的圣母院、孔波斯特拉的圣—亚克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巴里的圣—尼古拉教堂、塞浦路斯；以上这些是通用朝圣地点，而以下则是与弗兰德尔人有某种传统联系的地点，其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但泽的圣—阿达戴尔教堂、柯尼斯勃隆的圣母院、里加的圣母院、特龙黑姆的圣—奥拉夫教堂，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有：多佛尔的圣—吉尔斯教堂、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教堂、苏格兰的圣—安德烈教堂；这些地方之间还有另外十来个朝圣地：巴塞尔的圣母院、乌特勒支的圣—马丁教堂、莱茵河沿岸的朝圣地坦恩的圣—蒂埃博教堂、斯特拉斯堡圣母院、施佩耶尔圣母院、法兰克福圣母院、美因茨的圣—马丁教堂、巴哈拉赫的圣—维尔纳教堂、科布伦茨圣母院；最后还有科隆，科隆是圣—乌苏尔 [23] 的城市，是三位国王的城市；科隆四周则有黑斯特尔巴赫、沃尔佩贝格的圣—何塞教堂、斯托墨尔恩圣母院。在科隆的19个堂区、22个隐修院、11个教务会、12所医院、100个小教堂里，每天举行1000场以上弥撒。科隆，当然还有亚琛；在这里的大教堂附近的房舍里，人们掀开屋顶，让挤得透不过气来的朝圣者们眺望广场，或是透过五彩斑斓的玻璃窗向教堂里面眺望，浑身金光闪闪的神职人员正在向人们展示圣迹……
17世纪中叶鹿特丹的莱茵河沿岸建筑
在天真的人们身上，狂热与好奇交织在一起，但是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在一个又一个隐修院里被莱茵河沿岸的神秘人物的名气所吸引的虔诚的人们，例如学识渊博的勒费弗尔·戴塔勃尔 [24] ，依然希望在朝圣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如饥似渴的信仰。还有那些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有的来自创建于1460年的巴塞尔大学，有的来自创建于1457年弗里堡大学，全都纷纷去往最有名的海德堡大学；美因茨排位第二，它的大学创建于大胆查理 [25] 去世的那年；到了1389年，科隆才有了第一任大学校长。这些大学是整个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友好交流的圣地。人们是否企图通过这些不间断的交往给予对方以强烈的影响呢？只要查一下特普克出版的海德堡名册第一卷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登录着内卡河大学1450—1453年间的学生来源，从库尔到乌特勒支，每一个城市都有学生在这里求学。来自库尔的是两个贵族，来自康斯坦茨、林多、莱茵费尔登的青年学生成群结队；更远些还有来自伯尔尼、苏尔塞和梅明根的学生。然后是巴塞尔人、斯特拉斯堡人、林多和盖默斯海姆，再远些便是巴登、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在河对岸则是萨韦尔纳和萨尔堡，沿河而下还有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美因茨、法兰克福、巴哈拉赫，特里尔和梅斯各个教区的马斯河沿岸人、科隆人、列日人，远处还有布鲁塞尔人；北边有韦瑟尔、乌特勒支和阿姆斯特丹。莱茵河地区是一个整体，这在当时已经被人们强烈地感知，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所有这些人以及被我们称作瑞士人、德国人、荷兰人、勤劳的施瓦本人、经常与当权者闹对立的阿尔萨斯人、满肚子学问的威斯特伐利亚人、倔强的比尔及人……不分种族和民族，与来自各地的人们亲密合作，共同致力于伟大的创造性事业，也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作创建城市的那个事业；看到这幅景象又有什么理由值得惊异呢？我们说得对，因为正是在城市这个熔炉里炼出了合金，那么，合金是由多少成分组成的？经过多少人的手才炼成的？
我们不必绕远，还是从最具特点的东西说起吧！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科隆的绘画和神秘主义更引人瞩目，更能显示一个城市的特征呢？我们都会想起最初参观瓦尔拉夫司铎藏画的情景，挂在墙上的许许多多小幅画同属一类；拜德克尔 [26] 以为人们缺乏艺术修养，因而事先就告诫我们：“普通观众不会喜爱这些画。”我们还记得在那个充满新生活气息的古老城市里朝拜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教堂的情景，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在一个现代化火车站的地下层，旅客们在两排穿着条形制服的行李夫中间走过，头顶上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哥特式拱顶……一幅又一幅图画从眼前掠过，稍嫌平淡的天堂花园、草地上的座椅、久久地在修女们耳边哼着歌谣的玫瑰花丛；在卡皮托尔的圣—玛丽教堂中，在祭坛周围的回廊和三叶形的后殿四周，金色的装饰物已经略显黯淡，在香气缭绕的气氛中，人们把记忆不甚清晰的《手持豌豆花的圣母》与疲惫的贫妇会修女们十分珍爱的《耶稣生平二十四场景》进行对比；后者招致J.K.胡斯曼 [27] 非常刻薄的贬斥，此人极端厌恶“肥肉和瘦肉”；我们想起了那些狂热的修女，她们先后依据圣—贝尔纳 [28] 、圣—波拿文都拉 [29] 和爱克哈特大师 [30] 的说法，在很早以前就把莱茵河地区变成了幻觉神秘主义的最佳地点；我们至今依然把许多绘画作品说成是出自具有象征意义的画师威廉之手，而他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些画，也许那些都是他的学生韦瑟尔人温里赫的作品；人们不再去想他是否出生在穹隆阴影之下的科隆，谁也不会知道他是哪里人；人们不再认为斯特凡·洛赫奈 [31] 是为了成为科隆人才从施瓦本来到科隆的，他来得非常适时，给那个因一再重复而完全丧失活力的画派输入了新鲜血液；而维茨 [32] 此时正在施瓦本崭露头角。《圣—巴托罗缪》画师也是施瓦本人，我们这些熟悉卢浮宫的人则称他为《安放十字架》的画师，这幅作品哀婉动人，但有些矫揉造作；它那强烈的画风带有浓重的科隆风格。但是《圣—塞尔万》的画师知道尼德兰人玛希 [33] 吗？知道《玛丽亚升天》的画师凡·克列维 [34] 吗？这位安特卫普人是在加尔卡成长起来的，而加尔卡则是在盖尔德人和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下诞生的。这群画家中只缺科隆人，可是，在克劳斯·斯留特 [35] 始创于尚普莫尔的雕刻流派中却有许多勃艮第人！在阿维尼翁画派中又有多少普罗旺斯人！这群画家当中没有一个科隆人，却有一个法兰西人皮埃尔·戴·玛尔，他在圣—莫里斯的主祭坛上展示了《磨坊师傅》的某些东西……
是一个派别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这样认为。起初只是一些相同的表现方法，是隐修院的理想，是那些为了隐匿的欢乐而定制了许多神秘主义画作的修女们的理想，她们欣赏细密画家们笔下变成了圣母的那些梳着辫子的莱茵河女人身上略带稚气的妩媚，厚重的眼皮垂落在毫无神采的眼睛上，沉浸在梦幻中的目光凝视着冥冥之中的幸福。她们对幼年耶稣的无限柔情显示了最纯真的母爱；她们以自己的趣味吸引了罗赫奈，否则他早就滚到休伯特·凡·爱克 [36] 的脚下了；请想一想罗赫奈的名作《手持紫罗兰的圣母》，他使用早已过时的画法，让圣母的髋部突出，双肩下垂，嘴唇薄得不能再薄，似乎对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强大的生命力偏偏在这里；他的气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弗兰德尔的实例远比“威廉画师”过时的教训更加雄辩。昨日是修女的喜好，今日则是市民的喜好；昨日是黑死病、死亡的恐惧和隐修院的吸引力，今日则是紧张的生活、博纳的葡萄酒、黄金以及黄金所能给予的一切。来自尼德兰的巴泰尔·布卢因这位结实的汉子是为市民新贵画肖像的画家，神秘主义画派在他笔下走向终极，他从尼德兰来到这里给他们画像，他们是谁？是根基深远的科隆人吗？是他的同乡，或者说是同样来自尼德兰的哈克尼等人，他们代表着趣味高雅的米希奈斯 [37] ，而且令人想到300年前的亚巴什。
14世纪科隆的一幅圣母像
斯提芬·洛赫奈的画作“手持紫罗兰的圣母”
科隆派是风行各地的派别，其影响随处可见。渗入莱茵河中游的是来自波希米亚的布拉格派的影响，这个派别是1350年前后在查理四世 [38] 的号召下由一些画师创立的，他们大多数是外来人，为首的是莱茵人尼古拉·德·沃姆塞。来自意大利、锡耶纳和翁布里亚等地的微妙影响以形形色色的面貌出现；从北方的法国——尼德兰吹来的风为人们带来创作的灵感；1426年坦恩修道院的史官曾把休伯特·凡·爱克的逝世作为一件重大事件记载下来；凡·德尔·维登 [39] 光彩夺目的榜样为大家提供了教益，科隆的圣—科伦布教堂曾自豪地向公众展示凡·戴尔·维登的画作《国王来拜》，此画后来被慕尼黑的布瓦斯莱兄弟收藏。最后还要扼要地提一下，勃艮第气息经由第戎、贝桑松和孔泰一直传到巴塞尔；1418年巴塞尔的主管官员为了装修一座小教堂，与石勒施塔特的一位名叫汉斯·梯芬塔尔的阿尔萨斯人接洽时明确指出，装修工程必须参照《勃艮第第戎的查尔特勒修道院》进行，这就意味着要以玛鲁埃尔 [40] 和科隆的赫尔曼为榜样……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许多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思想以及处世为人和感受外界的方式，不但在莱茵河上游传播，而且由于莱茵河下泻速度较快而从上游扩散到整个河谷；能把它说成是勃艮第气息吗？如果考虑到勃艮第当时令人难以捉摸地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乃至对立的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既多又杂，在以往的500年中始终令分类学家们望而生畏，那么回答便是肯定的。传播的中介是什么？勃艮第的卡特琳娜、康斯坦茨主教会议和巴塞尔主教会议都是传播的中介。勃艮第的卡特琳娜，也就是勇夫腓力普 [41] 的女儿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 [42] 的遗孀，从1411年到1426年，她先后住在费雷特、坦恩、昂西塞姆、贝尔福，随侍左右的都是勃艮第人；从1414年到1418年，在康斯坦茨主教会议内部的教义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热尔松 [43] 和巴里大学，在世俗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则是皮埃尔·德·埃利 [44] 和勃艮第的伐卢瓦人；从1431年到1443年，巴塞尔主教会议也起到了传播中介的作用。
有行动必有反应。尼德兰人和弗兰德尔人入侵科隆，并由此上溯向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进发，最终到达巴塞尔。与此相反，巴塞尔人、斯特拉斯堡人和美因茨人顺流而下来到十字路口科隆，再由科隆到达号称乐土的布鲁日。只有一个人堪称榜样，他便是美因茨人梅姆林 [45] ，他出生于阿沙芬堡附近；可是，格吕奈瓦尔德 [46] 不也是从阿沙芬堡来到科尔马的吗？他在前往布鲁日之前曾在科隆稍事逗留，在一个圣人遗骸盒上画了一幅精致而美妙的画，在这幅画中他既不放弃对美的追求，又把科隆的历史中最精彩的篇章巧妙地形象化了，那就是圣—乌苏尔和12000位处女的故事。梅姆林堪称画王，逊于画王的其他名画家呢？康斯坦茨的大维茨在南特为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服务，在家乡为主教会议服务，也为善良的公爵腓力普服务。阿格诺的海因斯林离开故乡小城有名的印刷工场后到哪里去了？1403年他住在巴黎的隆巴尔区金康普瓦街，1407年他在为勇夫腓力普服务，同时也为巴伐利亚的伊萨博 [47] 服务，而此时为这位王后服务的还有韦瑟人赫尔曼·温里赫和威廉大师的学生科隆人；海因斯林也为尼德兰伯爵、巴伐利亚—埃诺的威廉四世服务，与他同在那里的还有约翰·玛鲁埃尔的子弟波尔·德·林堡 [48] 及其兄弟们；他还曾为吉耶纳公爵——法兰西的路易和贝里公爵让服务。布鲁日人艾谬尔·德·雅克·克埃恩究竟算是哪个国家人？属于哪个派？
事实上，在被称作科尔马“菩提树下”的圣-让—苏—莱—蒂伊欧尔修道院中，在这个尽情享受至福的炽热家园里，如同胡斯曼所说的那样，“生活在隐修院里的耶稣随心所欲地走进每一个灵魂的住所”，我们在格吕奈瓦尔德的这幅杰作前面长时间地深感震惊，他虽然没有在这幅画里得到永恒的寂静，至少在其中找到了暂时的宁静；如果说，每当我们的视线从一幅画转向另一幅画时，都有一个问题出现，都有一种亲近感令我们困惑，都有一种忧虑让我们感到痛苦，那是因为即使在这里，在一幅“以其神化的剧烈和堆尸所的疯狂”表达了个人的悲痛和强烈感情的作品面前，我们也不应该只想到一个人的名字，而应该想到为此作出贡献的许多天才的名字，应该想到汇入这条大河的许多支流的名字。
上面说的是艺术和画家，那么神秘主义者如何呢？那些让跪在受难基督十字架脚下的修女弯腰的人怎样呢？那些在大瘟疫流行的恐怖时刻拯救了无数脆弱而且疑心过重的灵魂，为世纪的男女们散发精神食粮的人如何呢？科隆人如何？还有画家，就广义而言，他们都是莱茵河人，他们如何呢？爱克哈特这位曾在巴黎求学，在斯特拉斯堡传教，在科隆教书的图林根人如何呢？陶勒尔 [49] 这位曾在科隆传教，后来死在斯特拉斯堡的斯特拉斯堡人如何呢？苏索 [50] 这位生于康斯坦茨湖畔的于贝尔林根，死后葬在乌尔姆的施瓦本人如何呢？他们的影响如何？他们的影响很快就为远在莱茵河以外的分析家们所瞩目，在圣伯尔纳的故乡法国，在有着许多莱茵河人的维克托派 [51] 中间，在鲁伊斯布鲁克 [52] 的故乡弗兰德尔，此人出生在布鲁塞尔和哈勒之间的一个地方，生活在苏瓦涅森林中的赫鲁嫩代尔……
影响是这样，土地是否也是这样？那些人不在小教堂里传教，却在土地上播种。陶勒尔在传播他的教理时，事先不作任何选择，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是若干世纪以来的一项多么巨大的工作！他催发了民间泛神论这个永恒的酵母，在莱茵河这块土地上，民间泛神论早就促使人们组成为众多的集团，在广袤而宽容的基督教土地上按照自己的需要营造安全地带。贝京、贝加 [53] 在列日、根特、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地迅速发展，很快就蔓延到莱茵河、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拥有许多徒众的纯洁派和沃多瓦派、贝纳的老阿莫里 [54] 、斯特拉斯堡的奥特里埃勃，所有这些名称古怪、令人不安的异端教派的信徒们，与人数众多的14世纪科隆“自由思想”的信徒们在某种程度上融为一体了。14世纪末，人们对于雄心勃勃的灵性的过度思考作出了反应，曾先后在亚琛、科隆和巴黎求学的代芬特尔人杰拉尔·格鲁特 [55] 所发起的规模宏大的“现代虔诚”运动初露端倪，由于其弟子弗洛伦特·拉代维耶恩斯 [56] 这个戈楚姆附近的里尔丹人积极行动，温德斯海姆修道院开始了光荣的接纳入教和革新事业，使得莱茵河地区的宗教状况更加丰富多彩。这个地区的宗教状况原本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一些极不相似的思考和行动彼此共存，其他地区的各种运动一浪又一浪地传到这里，然后传向更远的地方，并在那里消失；但是，凡是到过莱茵河城市的人，离去时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丰富，而且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16世纪初期，当广大群众为路德的伟大声音而欢呼雀跃时，以下情况丝毫不应令人感到吃惊：在荷兰，在充满莱茵河气息的蒙斯特地区，在阿尔萨斯和瑞士，民间泛神论这个永恒的酵母与不信教者和持泛神论的再洗礼派教徒一起，为多次遭到围剿的各种异端和承袭自千禧年主义传统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梦幻，提供了精神食粮。持这种异端思想的人很多，施维比希—哈勒的制革匠梅勒基奥尔·霍夫曼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把斯特拉斯堡变成了自己的传播中心；此外还有面包师哈莱姆·扬·马提耶斯、莱顿的美男子让、安特卫普的不信教群众、诺尔的科平·德里尔、埃诺的京廷、珀克以及其他一些人；这种异端思想一度传到法国，引起了纳伐尔的玛格丽特 [57] 的注意和同情，令加尔文感到不安，还把布塞 [58] 吸引到斯特拉斯堡；代尔夫特的玻璃匠大卫·约里斯那时正在大教堂的影子下面传教。
巴泰尔·布卢因的画作：科隆市长、资产者阿尔诺·德·勃劳维勒尔及其妻子海伦
随处可见的各种教派、集团和宗教团体，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即使是最博学的宗教史和神学史专家，一旦走进这个迷宫也会毫无头绪。那时的许多个人著作归根结底都应视为集体著作。《耶稣基督的仿造》这部揭示了一个时代和一种气质的名著，曾为许许多多孤独的灵魂提供了增添活力的粮食，人们曾长期声称此书出自法国人热尔松的笔下，此事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让我们再说说另一件事，那就是人们用玫瑰花象征性地装饰玛丽亚的圣诗集，借以表达对玫瑰经的虔敬。出生在卡里尔的圣—布鲁诺派信徒亨利·埃格尔，在科隆用日课经把圣母经分成十几段；特里尔的圣—布鲁诺派信徒多米尼克·德·普鲁士把对玫瑰经的虔敬推向极致；为诺尔的法兰西人所熟悉的布列塔尼人阿兰·德·拉罗什在荷兰宣扬对玫瑰经的虔敬，并把它传播到莱茵兰，于是在各地出现了许多虔敬圣玫瑰经的小团体，在相互作用下，这些小团体大大增强了最具中世纪末期特征的虔敬活动……
辐射、扩展和集体事业……印刷术可以看做是最后一个例证。印刷术最终在莱茵河地区成为可以实际使用的技术时，各地的人们期待已久，而且为它作了许多准备；美因茨大主教于1462年拿下美因茨后，印刷术就传遍整个欧洲。四出游荡的莱茵河人简直就是传播新技术的使徒，他们在几年之内就把这项新技术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洛普·德·维加 [59] 把印刷术称作“文明的武器制造者”，它锻造了近代世界的武器。格拉纳达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并不早，可是早在1494年，那里已经有三位印刷匠，一位来自斯特拉斯堡，一位来自施佩耶尔，另一位来自盖尔斯霍芬。在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上，两位印刷匠倒下了，一位来自纳德林根，另一位来自斯特拉斯堡……在各条大路上都能遇见拖着车子的人，他们饿着肚子走村串乡，车上装着简单的行李和手摇印刷机的支架、字盘、活字和纸架；另有一些走在大路上的印刷匠，期待着受到大主教、司铎、修道院长的亲切接待，这些好奇而乐于助人的神职人员，也许会留他们住下来，为他们提供食宿，而他们则会在半年时间里，高高兴兴地印制《教区规章》、《日课必备》、《圣母来临》、《信徒管理》等等，老伙计们多次排印这些书籍，竟然能把它倒背如流。除了这些冒险者、游手好闲者和前进中的出版事业先驱以外，也有许多人定居在莱茵河城市中，他们在当地建造结实的房舍，通过派驻各地的联络人和经纪人，把莱茵河地区印制的书籍销售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在莱茵河沿岸也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例如，在威尼斯印制的极其珍贵的阿尔德版 [60] 经典著作，由巴塞尔的拉赫奈尔及其女婿弗罗本用大木桶运来；一位名叫比克曼的科隆人和另外二十来位书商也是这样操作的。有人说，莱茵河地区的法兰克福交易会很快就变成了书籍交易市场，一年一度的交易会聚集了二十来个开化民族的代表，既是商业场所也是知识交流场所；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莱茵河人一度成了世界知识市场的主宰。莱茵河人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带去了世界各地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从而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作出了贡献，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的宣传者和维护者。
如果有人想要身心兼用地对莱茵河地区这些独领风骚的领域作一番考察，如果有人想要感受一下某些人在这些领域中所能获得的特殊礼遇，他们身上的高贵的气质和常见的典雅，那么，请到巴塞尔博物馆走一趟，去仔细看看汉斯·荷尔拜因 [61] 所作的那幅为印刷家约翰·阿麦巴赫的大儿子所作的肖像。
老伊拉斯谟对这位年轻朋友表现出不寻常的亲切，这位年轻人正沉浸在他宽容的人道精神之中，这也正是巴塞尔的改革精神之一。枢机主教萨多莱托 [62] 不放过任何机会撰写长诗歌颂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真诚的福音传播者，他不会不知道法雷尔 [63] 或者伯撒 [64] 代表什么，但是，当他们有一天竟然对伊拉斯谟表示异议时，他却毫不犹豫地猛烈反击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这是一个真正的人，24岁上就打算到阿维尼翁去接受伟大的阿尔齐亚蒂 [65] 的教诲，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具有力量之美和以正直与谦逊铸就的阳刚之气的人。对于那些把宗派主义和盲目的宗教狂热视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人，他本人无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驳斥者。可是，对于这位伟大的人物，谁敢说他是哪个城市的人？巴塞尔人，不错，他是伟大的巴塞尔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然而，大家只知道他是巴塞尔人，谁也不会说他是瑞士人或是德国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显然是一种罕见的物质与精神的典型代表。可是，这还不够，他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莱茵河城市的一种真正人道主义的文化的产物，而这种文化则是莱茵河及其守护神非凡的创造；这种文化被创造的时候，依然处在基本上无须屈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中世纪末期，那时这些城市拥有彼此亲近的自由，它们可以自由地把那些具有诚意的人召唤到自己身边，发挥他们的力量和才能，至于他们来自何方，戴着哪个邦的标记，这都无须顾及。
小荷尔拜因的画作：印刷家之子——巴塞尔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
Ⅱ.从城市到君主
一连串的城市就这样排列在莱茵河两岸的阳光下，比市政厅宏伟的外墙更加壮观。这些城市继承了数百年的繁荣，其间也经受了严酷的灾难，但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它们给游客留下了生活富足的印象，在大师们不嫌重复地创作的大量绘画和雕刻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富足，这些400年前完成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中人们的服饰、职业和习俗。如今德国人比以往更加不余遗力地将这些作品集中到德国。所谓“德意志的往昔”……
这种自豪感不难理解。无论自称属于哪个民族，凡是意识到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某种文化烙印的人，都不会不理解这种自豪感。这些莱茵河城市曾经在数十年中有过辉煌的成就，原因并不在于体量的巨大，比如，1450年巴塞尔只有8000名公民，1440年法兰克福的公民不足9000，同时期纽伦堡的公民也不过20000而已；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城市隐隐地体现着一种光芒四射的理想，那就是一种兼具市民、城市和莱茵河特征的文化。
在一段时间里，莱茵河有能力完成自己作为一条河流的使命，地理法则造就了河流，并不是让它去分裂人类遗产，并不是让它去挑起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仇恨和致命的忌妒。河流由于它的宽度、深度和速度，难免成为制造分裂的鸿沟；但是，由于它没有任何障碍，而且拥有适宜于迅速下降的速度，因而它同时也是促进联合的通道。然而，河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它的联合作用，而是需要通过人的努力，人可以促进也可以阻止这种作用的发挥；河流并非必然制造分裂，人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涉水，可以利用沙滩、冰块以及人工搭建的桥板，从此岸到达彼岸。总之，人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绝不是只能听天由命，这就是河流赠与依傍着它、簇拥着它的人类社会的礼物。中世纪末的莱茵河城市抓住了若干此类可能性，并学会了如何加以利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为人类的智慧所取得的成功而向这些城市致敬。
问题在于这种成功的效果能够得到延续吗？不能。当然，这个回答只是一种马后炮。然而，我们的职业就是要弄懂为什么并加以解释。这些昙花一现的城市很快就失去了它们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明形式何以衰落，我们找到了原因吗？当然找到了，原因恰恰与我们想要探讨的莱茵河历史问题中的某些最鲜明的方面有关联，而我们的祖先曾把这个问题称作“骑士的视野”。“德意志的往昔”，不错，在以往各种组织联合的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德意志最终建立起来了，但是仅此而已，一种特征始终存在着，物质上的高度繁荣与政治上的巨大缺陷反差鲜明。
莱茵河城市是富足的，它们拥有众多的人口，充满活力……然而，在这些后面是什么东西协调它们的行动，支持它们的努力呢？它们是否凭借自己的实力利用了某个君主的权力，比方说，某个日耳曼国王的权力呢？这位日耳曼国王与其近邻法国国王或英国国王一样强大，可以像他们一样把一个正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国家所积聚起来的力量，聚集在一个世袭君主的周围。帝国政权把世界政策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在终身制的君主肩上，而这位君主却不拥有任何手段去执行这个政策，他没有舰队、陆军，没有外交，也没有与宏图大略相称的财政实力；我们无需继续罗列这个政权的弱点、不稳定性和种种矛盾，我们只需看看城市：它们确实富有，它们确实美丽，可是它们强大吗？全部问题都在这里……
当然，这些城市争得了许多优惠的特权和令人吃惊的自由，而且实际上已经把它们对于皇帝的义务消解殆尽。且听听它们如何夸耀自己：
纽伦堡人风趣，斯特拉斯堡人厉害；
威内蒂格人有权势，奥格斯堡人豪华壮丽，
乌尔姆人的货币在全世界声誉卓著。
让我们打开德国学者们关于古老的莱茵河畔那些大城市的著作。斯特拉斯堡人骄傲地从科德利埃广场向大拱廊的霍尔维格走去时，把充满敬意的目光投向芬尼塔；在能与芬尼塔一争高下、戒备森严的塔楼上，在装有栅栏的地下酒窖里，到处是装满金银的口袋。为什么储藏这许多金银？所有这些金银几乎都用于军事防务了：修补墙垣，为跟上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而翻修堡垒，铸造大炮，购置炮弹、枪弹、火药和白刃兵器，维修军火库里的火枪，为夜间关好城门、白天在岗哨上盘查面露惊异的陌生人的卫戍部队发放薪饷，为使节们支付旅费，为信使们准备快马，使之能随时随地跃上通往世界各地的大路，策马飞奔，追赶皇帝、王公，前往结盟的城市……在我们现代社会，所有这些费用都依赖国家，交付给国家，由国家承担，国家是一个集体权力机构，它取之于大众，公正地用之于大众，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强扶弱”。可是，15世纪的莱茵河城市却必须承担所有这一切费用，处于主宰地位的城市必须为它的地位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它就因此而死亡了。
此外还有一个伦理问题。数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想象，以为在这些景色秀丽的城市里，既有田园般的和平景象，又有万众一心的坚强决心。然而，文献告诉我们，那时随处可见的却是不和、妒忌、公开或隐蔽的争斗、无休止的分裂、造反，有时甚至是暴力造反。富豪寡头首先压迫小户人家和穷人，于是形成富豪寡头政治；接着，行业人士在新富的支持下剪除贵族，紧接着是一连串的驱赶和没收，被驱逐者在城市四周游荡，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代，行业几乎到处占有主导地位，城市里面的人只有通过行业的中介才有立足之地，那些从事某种稀少职业的人，必须按规定在某个基本行会的名义下登记；正因为如此，约翰·加尔文的签名竟然出现在斯特拉斯堡的裁缝登记册里，也许他是作为一个学徒登记在册的。这些行业实际上只是一些平庸的政治学校而已。
每个行业内部都是冲突不断，行业与行业之间也是你争我斗互不相让，有的想要在城市里扩大自己的势力，有的想要为自己的成员争得若干市政辅助职位，有的想要在宗教仪式上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整个城市饿死，也得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业。1595年发生在科尔马的面包师傅事件便是一例，他们停止工作，甚至离开城市，原因只是他们在圣体行列中的传统位置被他人抢走了，实在是匪夷所思！整整十年中，从上贝格海姆到昂西塞姆，从昂西塞姆到法兰克福，他们到处呼吁，并且得到了邻近城市中所有面包师傅的支持，而他们所反对的也仅仅是本城居民；后来他们于1605年获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同样的上百件事例中的一件。视野需要拓宽，应该从政治角度去考虑问题，还必须具备预见局部性反响的能力；可是，一个人假如连城市利益观念都没有，怎么能要求他具备以上这种素质呢？
对比永远是瘸腿的，所以，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论意大利城市。例如佛罗伦萨，这是一座无论从高处或是从远处望去，都不能不充满圣洁之感的城市；在低矮的红色领主府邸中傲然耸立的钟楼脚下，在夕阳照耀下的城市中巍然矗立的布鲁奈尔斯基 [66] 设计的穹顶下面，多少悲剧性的英雄怀着对自己城市炽热的爱恋，一心要在理性和美感的意义尚存的所有地方取得胜利……请稍微想一想我们法兰西的城市，15世纪我们法国的市民阶层，每当本国的王朝处于险境时，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聚集在它的周围；他们曾经支持过路易十一 [67] 对抗“公益同盟” [68] ，支持过查理八世 [69] 对抗诸王，并以他们对于王朝充满机智的忠诚，在1465年和1485年两度拯救了国王的中央政权。那么在莱茵河上呢？城市曾经为一件重大的事业进行过有效的合作，那就是汉萨同盟这个有众多城市参与的强大组织。可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那个时代的所有组织都因无力维持而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此，怎能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来谈论呢？
利己主义是各地资产者的痼疾。在历史的危急时刻，当巨大的心态革命发生之际，当一种崭新的心态，即质朴而毫不隐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逐渐成长，养家糊口的手艺人行业观念渐渐淡出之时，新人们不再为确保消费者神圣的利益而对城市里必不可少的生产给予关注，而是以疯狂的贪婪追求无限的盈利，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新时代的神祇，为此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笨拙而狡猾的倾销，敲骨吸髓的剥削，阴险的欺诈……资产者的分裂既危害他们自身，也危害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利己主义于是变成了欲壑难填的野兽般的凶残。
16世纪的商人特别是大商人拥有豪华的宅邸和华丽而笨重的家具，他们向人们展示奢华，不但不怕露财，而且以此炫耀自己；我们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雕像、宴会大厅里又长又大的餐桌和豪华的东方地毯，使我们的博物馆能以这些藏品为荣，让我们得以在那里享受视觉的愉悦。但是，我们是否曾经仔仔细细地观察过他们？不是一个个地单独观察，而是对他们之中所有为我们所熟悉的面容一起进行观察。
伦敦是亨利八世 [70] 的首都，也是莱茵河商人的首都。生在奥格斯堡、住在巴塞尔、死在伦敦的汉斯·荷尔拜因曾为这些商人在施塔赫尔霍夫画过像。他们都是资产者，都是莱茵河的商人和金融家，有的来自巴塞尔，有的来自科隆，有的来自杜伊斯堡；这些身穿贵重的呢绒和裘皮的商界巨子，一个接着一个站在我们面前。他们伸手把你抓住，不再松开；他们冷酷的眼神不但能把你穿透，使你如同赤身露体一样，还能剥光顾客和对手的一切伪装，一直搜寻到他们的灵魂，搜寻到珍藏着他们精确、秘密和毋庸争辩的财政状况的钱柜，那个加了三道栓、挂着三把锁的钱柜。格奥尔格·吉茨是商人的典型，他身着带褶的缎子袖亚麻衬衫，神采奕奕地坐在细木贴墙的掌柜室里，桌上铺着珍贵的波斯毛毯，威尼斯出产的穆拉诺玻璃杯散发着石竹的香气……这些排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只要看他一眼，视线就不会从这张三角形的脸上移开，凶狠倔犟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僵硬的鼻孔，尤其是直接从两只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就像聚焦仪那样准确，毫厘不差地对准他想要搜索的那个点。这些人的手更加令人吃惊：票据似乎并没有攥紧，贵族的手套在手上得体地轻轻揉动，有时候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把鹰一样的目光对准你，让你产生幻觉，以为那就是科隆人迪特里赫·伯恩“内心深处”的目光……一个讲求实效却冷酷无情的阶级活生生地展示在这里了，挂在施塔赫尔霍夫墙上出自荷尔拜因笔下的肖像，就像是富裕之神的凯旋行列中的领头人那样，一个接一个在人们眼前走过；可是，他在对面墙上却画出了贫困者的队伍……
每当需要无情地强制全城居民维持和平时，老祖宗总是搬出这句老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重复这句老话的是子孙后代，他们重复这句老话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为此感到骄傲。看完上面提到的那些肖像以后，让我们接着欣赏同时代画家以同样清醒而冷静的分析精神绘制的英格兰王室成员的肖像，他们中有国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先后几任配偶：珍妮·西摩、安娜·德·克莱弗斯、美丽的凯瑟琳·霍华德；耽于寻欢作乐的国王有着一张苍白的脸和令人讨厌的眼睛，他的配偶们却没有一人显露出过于拘谨的迹象。然而，当我们欣赏这些画像时依然松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那个商人、资产者、莱茵兰银行家、亚各布·富格尔 [71] 的同时代人那紧张而冰冷的目光，我们不再觉得它是直射在我们身上的。
在道德方面，不但有资产阶级社会短视的利己主义，还有其他一些至少同样强烈的行不通的东西。
汉斯·小荷尔拜因的画作：莱茵商人格奥尔格·吉茨
在今天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司法方面不存在任何的差异。无论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此处彼处都应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规章，征收同样的税，实行同样的行政管理。可是从前呢？平原地区有其固有的习惯和地产法。越过墙垣，走出城门，马上就是另一种法律。两者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假如进入希望之地，并在那里逗留一年零一天，他的过去就一笔勾销，谁也不再有权了解他的出身曾给他带来什么法律地位，他过去究竟是农奴还是自由民，是贱民还是逃亡者。他是这个城市的人，有了这一点就万事大吉。他可以百分之百地属于这个城市的革命文明——现代文明。那么，乡村居民如何呢？在德国，乡村居民依然受着他们的主子——地主老爷严格的控制，地主老爷依据地产法千方百计地牟取好处，每天都在谋划从农民身上榨取额外的收益。一些滥施淫威的行为有时会被另一些过激措施所抵消；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滥施淫威的行为，只说说正常和正规的规章。一方面，领主及其代理人拥有近乎绝对的个人权力，人从属于土地；另一方面，城市实行行会管理，城市的权力变得温和近代化，土地从属于人……
所以，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既没有相同的法律，也没有相同的文化，甚至没有相同的利益。在“野蛮的畜牲群”里面，人一半像人一半像野兽，野蛮的饕餮和狂饮，巡夜人沉重的脚步声，令人无法辨识这些究竟是哪种原始人的礼仪。还有封闭在蓬乱的头发下面那个脑袋里面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的思想……神秘吗？可是，一声起义的吼叫有时却会打破城市和城堡的宁静，农民揭竿而起，唱着粗鲁的歌，要求得到水和草；他们扑向城堡或市镇，然后遭到打击和镇压，被堵上嘴，在仇恨中沉寂20年。这些乌合之众在树林深处聚集成小股，举行崇敬撒旦——贱民的上帝——的巫魔晚会，一个个被曼陀罗醉得东倒西歪。维耶纳·斯普伦格尔和他那把可怕的“犯罪的铁锤”，至少需要苦干200年，才能将莱茵河上的巫婆和巫师清除干净。
汉斯·小荷尔拜因的画作：科隆贵族赫尔曼·希尔勃兰特
在这些莱茵河地区，城市文明虽然光彩夺目，却相当分散，甚至可以说彼此隔绝。沿着莱茵河一字排开的这些城市，都是司法和现代文化孤岛，都与外界少有交往。它们相互交谈，但只能像韦桑岛和圣马蒂厄海角的灯塔那样，隔着野性十足的大海彼此呼应；只能超越平原地区及其敌对情绪远远地互致问候。历史较久的城市向年轻的城市传授法律，32个城市或市镇属于弗里堡—昂—布里斯戈司法区，60个属于法兰克福司法区，70个属于科隆司法区，这就意味着，在司法上，法兰克福控制着莱茵河中游地区，科隆控制着莱茵河下游地区和德国的东南部。不过，由于索斯特借用科隆的某些法律，所以实际上科隆的影响远及北方的吕贝克。
这样一来，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之一就弄清楚了，原来莱茵河沿岸各地区不存在一种同一的文化，它们作为载体支撑着两类彼此有别而且相互争斗的社会，一类是近代的相对自由的社会，它关心并尊重个人尊严、首创精神和知识；另一类是赶不上时代发展的社会，它深陷于领主的古老土地模式之中。文明渐渐扩展到乡村，给乡村带去了自由、尊严和知识，这就是发生在法国的情况。公社组织虽然诞生在城市，却很快变成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城市气息于是一步步地挤走了乡村气息。在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里，唯恐失去既得权利的人们死死地不愿松手，因而日益逼近深渊，一边是自由日益增多，一边是奴役与日俱增。始终存在于罗马化土地和其他土地之间的对立，与以往相比虽然反差小了一些，但在莱茵河沿岸仍然相当强烈，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二元化状态。一种共同的精神在这块双色拼板上将会如何形成呢？城市有其辉煌之处，也有其不足之处。从巴塞尔到韦瑟尔，两个莱茵兰你争我斗，满怀嫉恨和敌意。一个是城市居民的莱茵兰，另一个能说仅仅是农民的莱茵兰吗？要知道，农民都是小民；所以应该说另一个是君主们的莱茵兰。
莱茵河的君主都是小小的王侯。尽管他们可以把自己种种尊贵的头衔写满整整十行，尽管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族系追溯到古罗马人，尽管他们拥有任意处置乡下百姓的权利，而且在肆无忌惮地滥用这种权力时从来不曾有所节制，然而他们毕竟都是小小的王侯。
莱茵河的王国都是小小的王国，都是爱说大话的小国，在名副其实的强国和大国面前没有多少分量。1870年前的某一天，蒲鲁东曾说莱茵河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并且把莱茵河流经的当时每一个“国家”一一列出名单：瑞士、奥地利、符滕堡、巴登、法兰西、巴伐利亚、黑森、拿骚、普鲁士、荷兰，这是一个大大简化了的名单。是否可以就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莱茵河阻碍了真正莱茵河国家的诞生？可是，可以这样天真地加以责备的大河岂止仅仅莱茵河一条？直到昨天为止，除了巴塞尔，没有第二个横跨莱茵河两岸而建的城市，莱茵河沿岸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占有莱茵河两岸的一段重要河段，使之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实体的坚实而具有生命力的主轴。我们发现，地理条件诚然是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条件。长长的莱茵河谷中散布着许多神经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建在这些节点上；这些城市都不具备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国家的实力，也无法让自己为别的国家所吸收，提供它们所没有的首府，成为它们的首领。
不过，命运之神有时会嘲弄人，它在15世纪末的土地上，把一面被久远的过去弄得模糊不清的镜子最后一次递给莱茵河，并且喃喃地表示要提供一个机会。资产阶级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化上却深感团结一致；嘲弄人的命运之神向这些资产阶级说出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崇高威望的名字，唯有这个名字能将莱茵河沿岸众多各自为政的地区统一在同一个名字之下，那便是前面一再提及的罗泰尔王国。命运之神借用一些强大而富有的君主之口提出了这个名字，他们属于伐卢瓦王朝支系，与属于长系的法兰西国王们大不相同，其中包括勇夫腓力普、无畏者约翰、无忧者腓力普、大胆查理，此外还有“善人”腓力普公爵 [72] 。
从阿尔伯特二世 [73] 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几乎徒有虚名，哈布斯堡王朝此时似乎已经为继位而开始争夺。勃艮第人 [74] 富得流油，他吃饱了弗兰德尔的肉汁，穿着华丽的衣服，身上挂满金银饰物，不但善于调度部署，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撑；腓特烈三世 [75] 却是一个耽于声色犬马的懒汉，在一些城市留宿受到款待之后，竟然一大清早不辞而别，脸皮厚得连账都不付，这样一个人能与那个勃艮第人抗衡吗？况且，他那点可怜的实力在奥地利，他的活动中心在因斯布鲁克，他去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通往布纳伦；在莱茵河资产者面前，这些都是不利条件，莱茵河资产者经营从伦巴第到北海的贸易，他们当然要去往塞普蒂默、哥达湖，甚至圣贝尔纳山口。
那个勃艮第人腓力普懂得如何取悦大家；那时的骑士们痛苦地察觉到自己已经走在下坡路上，腓力普就为他们举办盛大的骑士集会和比武大会，向他们表明恋旧的心情，这一切都是骑士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虽然掺了假，有些矫揉造作，却在这位具有骑士气质的“金羊毛会” [76] 创建者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信仰神秘主义却又讲究实际的市民们受到三大诱惑，一是严守教规、守斋、施舍和对于圣母的狂热信仰，二是喜欢脏话、荤话和耳闻目睹的“百家逸事”，三是向往梦幻般的东方。那时候，发财的美梦萦绕在人们脑际，东方的魅力吸引着许多人，他们幻想着与《百万》 [77] 的作者马可波罗一起寻访中亚的奇迹，或者跟随加迪菲·德·拉萨勒和约翰·德·贝当库 [78] 驶向加那利群岛；那时候，根特的朝圣者走出祭坛前去朝拜林子里的一只羊羔，这是一座既真实又虚幻的林子，里面有许多漂亮的棕榈、柏树和树冠像伞一样的松树（这令人想起那座“如同印度森林一样”的美妙无比的林子，腓力普大公为亲人许愿那天，这座林子里放置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机械动物）。那位勃艮第人把组织十字军纳入自己的计划，指派拉努瓦和贝特朗布·德·拉布吕吉耶尔为此做好准备，并以此引诱了布鲁日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和所有正在寻找坐骑的骑士以及所有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犹如一张密实的网，一些人从未估量过习惯的力量和这张网的结实程度，在莱茵河上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充满想象的人以为那位勃艮第人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1454年，他终于在大使们的簇拥下出现了，他以伸张正义者的身份把城市还给被赶走的人，以仲裁者身份平息争端，以胜利者身份访问德国；没有一个市民不曾用自己的语言彼此重复巴黎街头看热闹的人说过的话，那些巴黎人看到走在金色行列前头的那位光彩夺目的骑士踌躇满志的样子，都喃喃自语地说：“瞧瞧，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为他祝福，为所有爱戴他的人祝福吧！看看我们自己的国王，穿着那么一件穷酸相的灰袍子，就怕大家活得开心！”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凡·德尔·维登为科隆的圣—科隆布教堂画的那幅“三王来拜”就是一个物证和文献。因为，画面上跪在地上虔诚地亲吻婴儿小手的那个年迈的国王就是善人腓力普，他后面那个披着大氅、上身稍稍前倾、手里拿着漂亮的银制器皿的高个青年人，就是他的儿子大胆查理。慷慨大度的国王们为了献宝来到莱茵河畔，来到这个大商业城市。享有崇高声誉的国王们到这里来，为的是重复莱茵河民众长久以来十分珍爱的那个加洛林王朝的称谓：罗泰尔帝国。
然而，当腓特烈三世向善人腓力普要求建立罗泰尔帝国时，他并不想依仗利剑并吞土地，把分散在莱茵河沿岸的所有诸侯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与其说这是一个领土问题，毋宁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正如夏斯特兰 [79] 所说：“不是国王，而是勇敢的皇帝”，善人腓力普企图获得一种尊号，以便结束对法兰西的臣服，为他的骑士和十字军制度戴上桂冠。国王的尊号行吗？不行，有人向他提及布拉邦王国时，他傲慢地扭头就走。他要的是一个将会产生久远历史反响的尊号，一个为霸权正名的尊号，一个在皇帝尊号面前挺得起腰来的尊号，善人腓力普懂得如何支撑这个尊号。他想要建立的统治将部分地以道德和神话为依托，边界游移不定，施政宽松，因而可以为莱茵河人所接受；腓力普对莱茵河人从南北两头实行挤压，北面是荷兰，南面是上阿尔萨斯；莱茵河人觉得，罗泰尔帝国将要带来的不是明确的司法和政治联系，而是一种共同文化的光辉，这种文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法兰西色彩，因而底蕴深厚，声望卓著，另一方面也具有强烈的莱茵河色彩，因而他们可以从中辨认出自己永恒的感受和生活方式……
维登的画作“三王来拜”中的善人腓力普和大胆查理
梦想很快就破灭了，1467年，善人腓力普去世。这位懒散却可爱的“善人”尽管极端利己，做事漫不经心，脾气就像宠坏了的孩子，动辄发火，却受到臣民的宽容与爱戴。继位的是雄心勃勃的大胆查理，他“天生就是铁汉”，终其一生念念不忘他的宏图大略，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要干大事”。他确实有具体的计划，力图争得统治权。这是他用罗马和现实的语言，对乃父所怀抱的半中世纪性质的观念所作的可怕的诠释。数月之间，市民们纷纷群起而攻之，就像害怕蜂箱的人被蜜蜂蜇了一样。想要成就大事的美梦破灭了，1477年1月的某一天大胆查理死去了，他死在南锡的圣—约翰水塘的冰冷泥水中。在勃艮第的伐卢瓦人头脑中复活的罗泰尔帝国再次成为泡影。这是一种降生在法兰西的“勃艮第”文化，也许在荷兰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改造，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却很有可能变成一种广义上的莱茵河文化，为另一种理想开辟的道路畅通无阻；可是，为了找到这种理想并使之变得清晰，却花费了许多时间，400年之后，在铁与血的帮助下，这个理想才降临人间。
然而，历史在继续。就像分家后的农民财产一样，各个小诸侯国在每个王朝覆亡时都会分崩离析。不过，他们会重新组合，然后再次瓦解。他们来去匆匆，培育了一批绰号吓人、面目如同猛兽一样可憎的小暴君，陈列他们肖像的画廊实际上是预防“王朝病”的最佳药品。此外还有他们的配偶，镶满饰带的小帽上缀着羽毛，袖口开着叉，过多的金饰把裙子坠得笔直，苍白的脸上闪烁着狡诈的目光，农妇般可怜的脑袋淹没在耀眼的奢华之中……
我们不妨看看这些莱茵河小诸侯国：与马斯河和北欧有亲缘关系的尤利尔公国、贝格公国、与盖尔得地区和弗里斯兰地区有着亲缘关系的克勒弗公国，1523年在约翰公爵治下，这几个公国联合起来了。可是，联合如同昙花一现，实际上，教会所属的科隆领土恰好在这个虚幻的联合体正当中捅了一个窟窿，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呢？普法尔茨的伯爵多得难以胜数，族谱学家为此兴高采烈，历史学家却一筹莫展；15世纪初统治这个地方的是四支维特尔斯巴赫族系中的一支，这一支也许在15世纪中期继承了原属第二支的一些土地，尽管如此，普法尔茨这个邦国始终不曾强盛。黑森也是这样，虽然它的两个主要部分在1500年分别实现了联合：上黑森与马尔堡联合，下黑森与卡塞勒联合。南面的阿尔萨斯仅仅是一个地理观念，在这个地区里存在着许多政治势力，它们彼此对立和争斗，闹得乱哄哄。对面是札赫林根家族所拥有的巴登，时分时合，最终于1527年一分为二，一边归信奉天主教的巴登总督管辖，一边归改革派信徒杜拉赫总督管辖。所有这许多势力无不小而又小，岌岌可危，毫无稳定可言；数不清的君主，简直就是一个族谱大杂烩。
过于杂乱也许反而有利于统一。我们可以从高处和远处勾勒一幅图像，把莱茵河这个棋盘的历史简化一下，共有两种势力：城市势力日益衰落，君主势力逐渐上升。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种势力抵达莱茵河边，通过与莱茵河的接触而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强大得足以实现长久以来游荡于这个地区的帝国美梦，把一种意念或神话变成实实在在的武力争斗的现实。以这种方法概括德国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比利时历史），具有多大的诱惑力！数百种著作表明，这种方法确实有效，但是我们却不以为然。历史事实是另一种样子，与许多崇拜盖斯勒 [80] 软帽的幸存者一起，把历史事实归结为外交家们的诡计和运筹帷幄而且势力强大的君主们的“谋略”，那就不是照片，而是漫画。历史不允许过于简单化。提出问题的好方法往往是把问题复杂化。君主和城市是两种因素，但并不是莱茵河的全部历史。君主和城市是两种各自为政的力量，需要弄清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为什么作出了否定的选择，而仅仅几年以前，许多优秀的观察家还打赌说德国会作出肯定的选择。
德国，我们终于把这个重要的名字提出来了。如果说德国作出了选择，那么是否可以说出现了新的回归？某种东西强烈地提醒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在德国的诞生和它的组成中，而不在大臣们的闲聊中，不在自命不凡的君主和忙于公务的大臣们策划阴谋的秘密会议中。基于这个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当德国开始形成之时，法国利用其领先地位，经由梅斯、图勒和凡尔登逐渐靠近莱茵河，凭借斯特拉斯堡到达莱茵河，凭借阿尔萨斯站稳在莱茵河畔？可是，这种说法是否又落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外交史的俗套呢？不会的，因为重要的是，由于德国学者的努力，而不是由于德国政治家的努力，一个伟大而崭新的德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非凡的特性，意识到自己模糊的倾向，于是把诸侯们对于边界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划分和它们之间的政治分割弃而不顾了。这种意识在16世纪是缓慢而不甚明朗的，到了18世纪变得较为自觉，而到了19世纪则更加清醒和自觉。借助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的帮助，一种用来塑造自己形象的理想终于艰难地锻造成功，此后便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Ⅲ.走向两个民族间的莱茵河
于是出现了悲剧，令人心碎的莱茵河近代悲剧。可以说，这是一出政治悲剧，但是，你争我夺的政治斗争所反映的，首先是两种文化的斗争，两种文明的斗争，其中的一种文明把另一种文明紧紧抱住，为的是使自己更好地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长期战斗中的无数波折和充满血与思想的历史曲折，这就是一生的事业。我们不要期望过高，还是把眼光集中在这个严酷斗争的某些方面吧。
从哪里开始？有人经常说，从宗教改革这个伟大的先驱性运动开始，在此后300年中出现了许多冲击，动摇了中世纪欧洲的古老大厦，最后是拿破仑一巴掌把它打倒在地；在这许多冲击中，宗教改革是第一次。被幽默地称作《社会主义的鲁滨逊漂流记》的那部著作是一本尚未写完的书，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即兴政治天才蒲鲁东来说，这部完成于1870年前不久的书写得并不好；书中写道：“莱茵河在16和17世纪没有归属法国的原因是新教。”他接着还梦呓般说道：“当初，法国要是成了新教国家，弗朗索瓦一世 [81] 时就能拿下莱茵河，因而法国早就称雄欧洲了。”这真是十分诱人的幻想，可是蒲鲁东却忘记了：为此，莱茵河本身首先就应获得或保持其“新教”河流的身份。此外，如果说，在弗朗索瓦一世周围确有一些政治家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面对教皇和皇帝的同盟，即使不让对外交一窍不通的路德，至少也应让灵活的机会主义者施瓦尔采德 [82] 充当自己的神学家；如果说，在目光远大、讲究实际的杜贝莱 [83] 时代，人们确实想到了无论如何值得在神圣罗马帝国传布新教；那么，人们当时说的是帝国而不是莱茵河。时代的巨轮飞快地转动，莱茵河上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仅仅是分裂。
分裂之前是政治上的分散，而分裂之后则更是宗教上的分散，许多年里始终极不稳定。某个小国忽而从天主教转到路德新教，忽而又从路德新教转到加尔文教派，然后重新转回天主教或路德新教。宗教是君主的事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以至于这些突变、这些宗教上的改换门庭都不曾导致大批居民出走。当然，由于政治上的你争我斗，法国在莱茵河沿岸的某些国家中的外交地位暂时得到了加强。在法国遭到围剿的加尔文主义在莱茵河地区扎根时，法国人善于清醒地进行推理和推导的聪明才智，也就或多或少地溜进了莱茵河这条万邦之谷。终于发生了大批逃亡事件和大量难民，一位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在某段时间里，斯特拉斯堡的全部人口中的一半是来自法国的难民……无须谈论这些事实及其真实的后果，尤其因为，宗教改革早就把天主教势力与新教势力的区别在整个莱茵河沿岸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掩盖了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对立。宗教改革有助于法国在东部边界采取行动，为路易十三 [84] 的使命提供方便，使他出现在阿尔萨斯时不是武装征服者，而是两个惶恐不安的宗教派别的保护者，一个是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胜利感到不安的改革派，一个是对瑞典的进展感到不安的天主教。与反宗教改革势力一样，宗教改革势力也没有能力将极端复杂的问题简化，进而创建新教和德国集团，与天主教和法国集团对抗。因为，德国的一些城市和君主不是令人费解地与法国结成联盟了吗？
且把宗教改革放在一边。至于我们所关心的宗教改革的实际利益，我们宁可不到德国而到荷兰去寻找。流了许许多多的血、处决了许许多多的人之后，天主教诸省与加尔文主义的联合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在一段时间内，大公们曾把一种文明令人略感失望的辉煌赋予天主教诸省，鲁本斯 [85] 这个名字让我们对这个文明有所领略；而加尔文主义的联合省则是来自瓦隆的难民们鼓噪的地方。另一个事实是人们想都不曾想到的，因为，在下莱茵河和下马斯河地区的那些长期对自己的名称捉摸不定的范围里，出现了一种极其明显的区别，河流成了一种界线，在河那边形成了两个清晰的团体，一个是天主教和后来的比利时国家，一个是加尔文教派和荷兰国家。
于是，“德国的莱茵河”被砍了头，被削去了吃饭的嘴。正当另一种分离最终形成，并将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伸向意大利的根部砍断时，瑞士终于形成了，并且日益与非瑞士的东西对立。于是，新的秩序第一次露出了端倪；整个欧洲的政治和外交势力，为了支撑各自的联合，从此就得依赖这个新秩序。莱茵河主轴两侧成了欧洲这架天平的两个秤盘，一个秤盘上放着法国的全部重量，法国犹如一位老妇人，一位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的贵夫人。另一个秤盘上放着乱七八糟的城市和君主，它们都是中小型邦国，每个小国几乎都被分割为若干小块，这块与那块之间隔着数天的路程。德意志诸国因语言而联合，因宗教而分裂，因利益而对立，因政治而撕裂；它无力统一，不可能与近邻联合。一架天平，两个秤盘，荷兰是这架天平的指针，这一点日益明显；随着欧洲整个状况的变化，这个指针时而向左边摆，时而向右边摆。荷兰是莱茵河的前卫，而莱茵河则长期犹豫不决，时而把自己交出去，时而将外来者拒之门外，它不想表明站在哪一边，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当德国终于出现并显示出力量，大声表明其谋求生存强大的意志时，莱茵河终于退让和放弃了，重量于是移到一边，天平在许多年里向一侧倾斜。
在漫长的岁月里，莱茵河曾把自己借给数十个邦国，却又从未把自己真正交给其中的任何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莱茵河放弃了数百年中承担的仲裁者和中介人的角色。这个变化的起因是比利时与荷兰的区分，以及它们最终和断然的觉醒。宗教改革的作用第一次强烈地汇入了莱茵河的历史，它本是一条属于各个民族的河流，后来却变成了两个民族你争我夺的河流。
宗教改革之后，哪里是阶段性的标志？应该跳到哪里便可看到新的面貌？跳到18世纪的1750年这个转折点吗？1750年以后又有多少未知的前景？也许很多，但是为了看清这些前景，人们走了许多路。我们只能从17世纪说起……
17世纪是古典的世纪和不变的世纪，伟大的背景里有一个伟大的国王。大自然与艺术一样都为了他的光辉而匍匐在地。木质的立柱围绕着大理石的立柱，数百年的紫杉树为罗马的神祇充当背景；在宫殿上面，芒萨 [86] 的小教堂俯视着勒诺特尔 [87] 建造的花坛……表面简单，其实，一种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而且无须为前程担忧的稳定，却掩盖着一种无言的劳动、一个孕育中的世界。三十年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欧洲宗教战争，是一场比我们法国的宗教战争更加不值一提的宗教战争；尤其在这场战争之后，博絮埃 [88] 大声高叫充满信心，另外一些人在阴影中低声哼着辛辣的小曲。事实上，人们有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好经验，它告诉人们：对于政治领袖们来说，彼此争斗的信仰，例如天主教和新教，不是情感或教理之争，至多只是外交上的权宜之计、一种世俗统治的工具、一种亵渎神圣的假面舞会；这种显示是完备的、不容置疑的。那些具有批判精神、不接受任何现成神话的人当中，谁还不懂得这一点呢？如同往常那样，禁欲主义思潮已经显露出来，它最终在法国的王港 [89] 左右着一些要求严格和桀骜不驯的有教养的人士，而意志软弱的人们则踏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可是也如同往常，用理智思考的人们、善于逻辑推理的人们和纯正的知识分子们，渐渐抛弃陈规，悄悄致力于创建对于祖国的信仰，也就是说，对于民族的信仰。不妨将此视为以祭坛对抗祭坛。
先行者是被怀疑的自由派，或多或少受到教会和高等法院的围剿。人们不把应有的地位给予他们。他们在法国设计的只不过是一种明显的等级制，经历过许多暴风雨的洗刷之后，它的格言顽强地重新出现在市政厅的墙面上：“国家、国王、法律。”位列第一的国家具有优先地位。1676年和1677年，德尼·维拉·达莱发表了他的塞瓦朗布幻想游记中的两部分，其中描述了书中的主角所发现的土著居民所信奉的宗教，这是一种堪称典范的宗教。依他所说，土著居民所供奉的是什么神祇？一个纯粹的精神神祇，人们对他的崇敬仅限于精神。太阳，光明之王和生命的源泉。象征祖国的是一个为孩子喂奶的妇女。是祖国而不是国王。是国家而不是王朝。人们于是想起了倍尔 [90] 1690年所著《致逃亡者》中关于义务分级的论述，他认为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崇敬上帝、服务祖国，最后才是爱父母。君主在这里不见了，被国家吃掉了……
这个国家是人们组织起来的。且让我们看看莱茵河的情况。一个小国家分裂成上百个小单位，自己反对自己。一个个小块彼此隔绝，分崩离析。法国来了，担起了治理阿尔萨斯的责任。于是，法国的司法制度就被置于地方性的司法制度之上，把秩序和明晰引进阿尔萨斯。法国的代理人监视地方行政，消除了最严重的弊端。省督渐渐取暴戾的王侯而代之；莱茵河那边的这些王侯向阿尔萨斯的劳动者收取沉重的赋税，用以供养叽叽喳喳的情妇们，他们拙劣地模仿路易十四，在仿照凡尔赛宫建造的王宫里极尽炫耀之能事。对于这种渐渐走上秩序的国家来说，头上还缺一个脑袋。斯特拉斯堡是个例外，它成功地使自己脱离了阿尔萨斯，重新扮演它那合乎逻辑的角色，成为省督和总督的驻地。许久以来第一次，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尖顶变成了一种象征，俯瞰着一个慢慢地重新意识到有机和深刻的统一……数年以后，即从1750年起，新时代明确地正式宣布开始了，历史又翻过去了一页，还有许多页有待人们去翻。
请别离开阿尔萨斯，它能为我们充当优秀的向导。1750年，对于新教徒的迫害此时已经停止了，坦恩和维塞林等地的小城市置宗教信仰于不顾，接纳来自牟罗兹的善于发明创造的新教徒，他们带来了工业创造的实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斯特拉斯堡的罗昂大主教的客厅里会见，握手言欢。一种新的精神悄悄地渗进古老共和国的旧街和旧屋。宗教改革的布道者们，诸如J.L.勃莱西格、伊萨克·哈夫纳，都放弃了忧郁的正教。斯特拉斯堡在1753年热情地迎接了伏尔泰，12年之后的1765年又热情地迎接了卢梭。知识界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了，在科尔马、斯特拉斯堡和牟罗兹等地建立了读书社。斯特拉斯堡甚至还计划以洛林人在梅斯和南锡创建科学院为榜样，创立自己的省立科学院。这些都属于精神领域，那么，其他领域呢？1745年在佩舍尔布龙打出了第一口石油井，1746年在牟罗兹建立了一个彩色帆布厂，1764—1767年间在巴加拉和圣路易建立了两个水晶采掘场，1769年在尼德布隆开办了迪特里克工厂。这些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企业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这些都表明，人们为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前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生活变得比以前可爱了，也更开阔了。一个法国式的生活框架形成了。在斯特拉斯堡古老的街道上，10所房屋中就有5所是18世纪新建的，有人作过统计，在3600所沿街房屋中，1550所是18世纪新建的。18世纪的斯特拉斯堡建筑具有明显的法兰西色彩；有些私人住宅和大型公共建筑是整体从外面引进来的，并未根据当地的习惯加以改造就矗立在阿尔萨斯的土地上。教会建筑师马索尔依据罗伯尔·德·科特 [91] 的设计为罗昂家族所建造的主教府便是一例。教务会议的上层人物、阿尔萨斯的修道院院长、富有的亲王和为法国服务的上校团长们，为自己在蓝云街、火烧街和布罗伊街修建漂亮的住宅，外表高贵，风格纯正。法兰西在统一与和解中壮大。法国牢牢地在自己的最东部地区，在伊勒河和莱茵河站稳了脚跟。可是，法国过去难道不曾渡过这条莱茵河？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军队、战争和外交，这些都与针对德国的政策格格不入，四分五裂的德国并不反对结成兄弟残杀的联盟，也不反对法国的黄金和年金的诱惑，整个德国不都是路易十五的盟友吗？路易十五的军队在苏比斯指挥下不是在罗斯巴赫遭到惨败吗？这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君主，这位见异思迁的君主，这位周旋于宫廷小集团和他本人的“秘密”以及大臣们的政策之间的君主，难道不会先与奥地利结盟反对普鲁士，接着与普鲁士结盟反对奥地利吗？这种翻云覆雨的态度必然会引起日耳曼王朝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公开或秘密的干预。
可是，另一件事更严重，后果更持久，那就是习俗的入侵。我们已经说了千百次，这种入侵涉及饮食、服饰、塞纳河边和巴黎沙龙里使用的化妆品、首饰、家具和建筑以及装修式样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通过一种准确的语言进行传递。语言是一个通情达理和喜欢推理的社会的形象，如今，法语突然闯入德语的中心地带，伏尔泰曾就受人鄙视的德语说过，它对于大兵和战马来说蛮好。德国还被法国新教徒挤满了，有心眼的君主们，尤其是不久就当上了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们，把这些法国人从莱茵河彼岸吸引到德国来；大量来自法国的加尔文信徒为企业和行将诞生的普鲁士国家与近代生活提供了现成的干部，无论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军队都从中得益。稍后到了18世纪，德国的各个行业和部门无一不受到大批法国人的侵袭，他们来自各个行业，出身各异，既有冒险家和老成持重的资产者、诚实的匠人，也有找人使坏的手艺人、与司法当局有了麻烦的胆大妄为者以及寻找职业的家长。腓特烈二世 [92] 是在法国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德国君主，他讲法语，写法文，用法语思考，深受伏尔泰和莫帕蒂 [93] 教诲的影响，喜欢收集瓦托 [94] 和朗克雷 [95] 的作品；暂且不说这位君王，先来看看他的军队：这几乎是一支外籍军团，法国人在其中多得难以计数，据说1773年时有25000人，各个级别的军官都有法国人。其它地方呢？尤其是莱茵河上呢？
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就会发现，每走一步都会见到一个民族奇特的征服所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明证，更准确地说，都会见到一个民族的精粹部分对于其近邻通过艺术和习俗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的明证。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斯皮诺拉、曼斯菲尔德 [96] 的部队、蒂伊 [97] 的士兵、瑞典人、贝尔纳·德·萨克森—魏玛雇佣兵、蒂雷纳 [98] 的军队和卢瓦 [99] 手下那些凶残的行刑队，一个个先后来到这个河谷。在18世纪的曙光降临时，这个河谷中的一切似乎都应该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君主生活背景上更新和重建，人们确实这样作了，而且以令人吃惊的派头和花费这样作了。
谁？君主们。他们钟情于“石虫”（我们管他们叫“石头病人”），被凡尔赛宫搞得迷迷糊糊，被马尔里 [100] 诱惑得神魂颠倒，为了满足自己的情趣，不但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的臣民；他们又一次转向挥金如土的法国，不惜向它请求免除沉重的债务。他们做了些什么？修建了一些教堂、剧场和城堡，还有宏伟的“府邸”、别墅和狩猎时休息用的房舍，宛如法国的凡尔赛宫。美因茨门的“宠姬”，斯图加特近郊的“孤独”，维德 [101] 诸王公的“蒙尔博”俯瞰着脚下从纽维德到科布伦茨的莱茵塔尔，这些豪华的建筑令人想到特里亚农宫 [102] 。不但如此，人们还建造或重建城市，这些取代旧城的新城博得了主人的欢心，其中有科隆选帝侯的驻地波恩、特里尔选帝侯喜爱的科布伦茨、重建的曼海姆（曼海姆始建于1606年，后来在法国人劫掠后的废墟上重建，选帝侯卡尔—腓力普放弃了惨遭烧杀的海德堡，从1721年起来到曼海姆），施佩耶尔的亲王—主教特别喜爱的布鲁赫萨尔；此外还有卡尔斯鲁厄和路易斯堡，卡尔斯鲁厄是巴登—杜拉赫的总督卡尔威廉在哈尔特森林当中建立起来的，这位总督是一个权势极盛的统治者，正史和野史都说他雇佣了160名美女当园丁，每天用纸牌抽签的办法确定当夜由哪位美女陪他同寝……
城市是如何重建的呢？按照法国方式重建。当然，在18世纪初操纵宗教选举和法兰肯主教选举的那些原籍奥地利的舍恩博恩 [103] 周围（在美因茨、特里尔、施佩耶尔、班贝格和符滕堡都见到他们），一个“巴洛克”艺术之家建立起来了，莱茵—法兰肯建筑师为他们提供营养，其中有韦尔施、纽曼 [104] 、里特·德·格鲁恩施泰因，他们并不忌讳如同马尔里那样模仿韦尔施为美因茨建造的“宠姬”（这件杰作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但亲自去往巴黎，拜访罗伯尔·德·科特和博弗朗 [105] ，还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法国上学；为了使用莱茵河那边的批评家们喜爱的缺乏细腻区别的高雅手法，“巴洛克”向“洛可可”交出了武器。除了那些批评家以外，让我们看一下18世纪建造了莱茵河沿岸那些王宫的建筑师们：皮加日、奥贝拉、弗洛蒙、拉盖皮埃尔、萨林、伊克斯纳，他们的名字本来并没有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可是人们不但给他们加上了用以增加荣耀的这些介词，而且将他们普普通通的法国名字变成了炫耀高贵身份的别名，例如，一个本来名叫勒茹日的人被改称路易—雷米·德·拉弗斯，一个本来名叫萨林的人被改称作尼古拉—亚历山大·萨林·德·蒙弗尔上校，其实他只是一个建筑师，一个斯特拉斯堡女人的丈夫。就是这些人建造了许多趣味高雅的有名建筑，例如曼海姆附近的施韦青根花园，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本拉特城堡及城堡前面的园林。由一条林荫道与波恩相连的波帕尔斯多夫、黑林地区的圣布来兹教堂、科布伦茨和达姆施塔特的城堡，类似这种非常讲究的府邸和宅第还有许多，住在里面的总督、选帝侯、亲王—主教等高贵的大人物们，天天都在以法兰西风格装潢的房间里被法国贴身男仆叫醒，接着被他们的法国理发师整修面容，由他们的法国老师教授舞蹈，他们的法国园丁、法国驯马师、法国马术教师、法国芭蕾教师、法国唱诗班教师为他们提供服务，向他们提出建议，指导他们，服从他们；这些法国人在他们这里很吃香，拿的薪饷是他们的德国同事的两倍，所有这些法国人都琢磨着，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如何让雇佣他们并与他们接触的德国人更加法国化。
17世纪的新城曼海姆
每天穿着法国衣服，每天在法国的银盘里吃着法国大菜，对面坐着巴黎平民出身的朋友或配偶，每天用法文书写，用法语讲话；既要模仿那个国家的习俗，怎能不受那个国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呢？在这种泊来观念的影响下，莱茵河两岸的头面人物的头脑最终必然会被清洗，他们或是最终排除了教会和教派的争吵（这些教会和教派培养出一些怒气冲天的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士和加尔文牧师，一个个如同好斗的公鸡一样），或是把自己的思想从数百年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把继承下来的宗教狂热去除掉，由此打开通往启蒙和“启蒙哲学”、具有批判和解放精神的理性主义的道路。这些无疑足以表明，在社会诸特征中，一切都通过语言触及思想，经由表面的生活方式深入到精细的感情，经由艺术作品的明晰进而达到思想结构的明晰。
对于德国来说，这是严重的时刻。德意志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非常落后。在莱茵河右岸，谈不上有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精神和真正的国家行动；这与发生在法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不满足于那个虽然陈旧却很牢固的统一，正准备把伟大君主国的旧大厦拆毁，代之以一座结构合理的新建筑，如同帝王们在一年之间一下子建立的那些完整的“新城”一样。
瞧瞧：从劳特河到艾瑟尔河，从法国的东北角阿尔萨斯边界到普鲁士的领土克勒弗公国与荷兰的分界线，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竟然前后存在过97个小邦国。这些小国人口多的也不过28000，16000，13000，少的只有数千人，幅员如同一个郡或一个区。吵吵嚷嚷的君主们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却拮据得很，他们狂躁地到处活动；因为，如果能在第五等、第六等的君主面前显得好歹是个人物，没完没了地给总管大臣送各种各样文书，以便争得一个地位，在微不足道的等级里再往上爬一步，那就等于为自己争得一份可靠的年金，从凡尔赛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也就落入机灵鬼的口袋里了。只是用什么办法来支持这种百分之百的游戏、这种并不罕见的自我炫耀呢？军队？不。堡垒？不。珍宝？不。美因茨的选帝侯冯·埃塔尔在1785年和1786年以日耳曼自由的盟主自诩，洞穿皇帝和教皇的意图，用自己的信誉去换取铮铮作响的德国塔勒或荷兰盾；这位冯·埃塔尔是帝国的国务大臣，拥有100个骑兵，120个炮兵和12个布雷兵，这些都可以用来支持他的政策。这是外交驯马场、路易十四式的举止和风度、棋手的狡诈，总之是什么？如果成功，就是给主子的数千埃居，如果运气变坏，那就是实实在在而绝不是虚幻的入侵或占领的麻烦。
臣属们对于这些可怜巴巴的宏图大略的漠不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全部把戏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耍弄，他们甚至不当看热闹的观众，他们种着自己的葡萄园，种着自己的地，抽着自己的长烟斗，闻着新鲜啤酒桶或彩色杯子里的琥珀金黄色的葡萄酒。农业很不景气，一切进步都受到领主制度铁背心的阻碍。工业也很不景气，一切革新都在行会制度的陈规面前碰得粉碎，这种情况反映出一种陈旧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少生产，卖高价，一只充满忌妒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邻居……商业也很不景气，莱茵河依然受着城市的特权及其船东的阻碍，陆路往往被数量众多的小国之间的界线切割为短短的路段，四处遍布的收税站进一步阻碍了陆路的畅通。很不景气，这是一种事实，一种精神状态，反映了一个平静的理想。
群众中很少有文化，或者根本没有文化。对于世界及其需要没有任何开阔的视野。这些勤劳却没有创造精神的农民，目光所及绝不超出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些手艺人，那些古老的奴隶，城市的工匠们，那些市民，他们没有主张，没有思想，富足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小康让他们心满意足，他们从不试图超越出身给他们带来的地位，驯服地听从教会的说教；莱茵河地区的教会与其他地方一样，从不宣扬焦躁和反叛，所有这些属于过去的人们，善良而温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不变的世界中好好地活着。如果说，有一个莱茵河的市民意外地从“开明君主”当时为“传播启蒙”而到处展开的努力中得到真正的好处，那么，这些努力就是指开办学校，将波恩学院改建为波恩大学，在美因茨创设一个能与古老的科隆神学院一比高下的教育机构，这个市民在各种思想中获得另一种生命，带着飘荡在一缕青烟中的天启论的幻想成为世界公民，当时这种天启论正在神秘主义的大河里征服成千上万的信徒；纵然如此，这个市民也不曾期望出现一个框架坚实、结构紧密的国家，他厌恶普鲁士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而在克勒夫公国的摄政期间，人们已经见过这种国家了。市民们虔诚地向往的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没有军队，也没有边界的祖国。
普鲁士最北端的属地和最南端的法国的阿尔萨斯，是两块预留的接头石，将来统一德国时，是否可以借助这些接头石将那些不定型的莱茵河诸小邦国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呢？我们事后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莱茵河人丝毫不曾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君主们玩着传统的游戏，在敌对的众列强之间生存发展，很少向普鲁士频传秋波，倒是常常心甘情愿地与法国和奥地利这些外交世界的乐善好施的仙女们调情。在路易十四时期结成的奥—法联盟，使莱茵河居民们不必再将法国与奥地利分开，他们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偏爱往往是与利害有关的。在年轻的贵族中，如果有些人意外地被终于为德国报了屈辱之仇的腓特烈大王的威望所引诱而为普鲁士服务，例如美因茨选帝侯的一位私人顾问之子施坦因那样，如果说有许多人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帝国谋生，那么，到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在法国国王驻守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的团队里，莱茵河的贵族已经很多很多，而且当上了军官，其中有些人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和拿破仑帝国的历次战争中出人头地。
总之，在这个并非总有个人歌曲产生的莱茵河地区，从很远的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许多召唤；来自东面普鲁士和西面法兰西的是关于政治组织和统一的召唤，单独来自法国的是关于文化、知识、艺术、服饰式样和礼仪举止方面的召唤；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活生生的丰硕的果实，一些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体系在法国内部日益成熟，这些思想体系提出了文明这个高贵的字眼，并用它覆盖了人类永不枯竭的思想武库，法国人到这个武库来寻找行动和希望的充分理由，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竟然忽略了自己古老的道德和精神食粮。面前是两难选择：是作出反应，还是放弃自己，是听任道德上被吸收而不作任何反抗，还是逆潮流而动，抓住某种东西不让自己随波逐流，并向外来者脸上啐唾沫。一些人于是结成集团。
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本拉特堡朝向花园的正面
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大概始终只是少数。在他们的行动中矛盾重重。席勒和歌德早早就希望写出无论在内容上或是在形式上都是完完全全德意志的作品，他们如同他们的同时代人克劳普斯托克 [106] 、维兰特 [107] 、莱辛 [108] 、赫尔德 [109] 、乌兰德 [110] 一样，主张由职业“纯洁主义者”对德语进行清理，请他们把来自法语的字词清除出去，代之以真正起源于日耳曼语的字词，所有这些愤激行动的参与者和对“狂飙突进运动”作出反应的人，都从耶那 [111] 战役的胜利者拿破仑一世那里自豪地接受了系着红绶带的十字勋章，而且法国国民会议已将法国公民的称号授予他们。
有必要对此惊异吗？归根结底这有多大关系呢？如果说，在这个无可争辩的强权事业当中，用望远镜仔细搜索的分析家和批评家可以在每一时刻说道：“打住，法国思想！打住，向法国的借鉴！打住，法国的杜尔阁、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思想方法！”那么，唯一要紧的事实是，在18世纪末突然出现了一种关于具有创造性的日耳曼主义的光荣神话，这种日耳曼主义既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骑士精神、哥特式艺术），也是近代的（路德、宗教改革、良心的权利）。因为，蛮族长期以来受到鄙视，被视为缺乏创造性的民族，他们突然昂起了头，自豪地向他们的德意志祖先顶礼膜拜；他们的祖先以出色的才智创造了科隆中世纪的最出色的城市（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创造了骑士制度、骑士大赛、经院哲学（他们写作、宣扬并让人相信）以及关于经院哲学辩论；为世界创造了施瓦尔茨 [112] 教士的火药、美因茨人谷滕堡 [113] 的印刷术。可是，在很远的地方，在北部边缘地带，在最偏僻最贫瘠的地方，天才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却为他们建立了显赫的武功。用亚眠圣母院与科隆比较高下，争论施瓦尔茨及其火药、谷滕堡及其活字印刷，这有什么用处呢？
神话，众所周知，神话被人当真是不需要事实依据的。神话很能诱惑市民中的路德信徒们，他们极其厌恶哲学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奋起反对法国意识中模糊的天主教教义的所有思想和情感。于是重新开始了广泛而且有效的行动，路德主义此番被虔诚派涂上了浪漫主义的情感色彩，这次它为德国带来的首先是分裂和挫折，帮助自己人为民族、人种和语言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德国人此后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吸收日益增多，直到最终给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注入了这种病毒。法国在18世纪是一个融合多民族的国家，它的“爱国主义”含义从17世纪末起就十分宽阔，在法国哲学家的观念中，爱国主义甚至可以一直扩展到理性的外延。神话，是的。它如此具有征服性，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有这样一些法国人，诸如沙米索 [114] 、维里耶，为了公开放弃法兰西，居然心甘情愿地转向德国，并加入宣传家阵营；这些宣传家摆脱了个人天性以及不合时宜的感情和自由的天性，反对格莱斯 [115] 有一天针对剪得又平又齐的树墙所说的“法国花园的旧兴趣”。神话最终俘获了活跃、健谈、火山似的日耳曼裔的日内瓦人科里娜，她的著作《论德国》是一部文献，是一个见证。新文化的锻造者将他们独有的德意志理念放在针对法国的强烈仇恨中一再锻造；其实，法国在日耳曼土地上打下了若干最可靠的基础，大胆的建筑师在这个基础之上修建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事实上，只有天真得无以复加的天真汉才会对此感到惊奇。
人格问题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提出来的，对于这种最粗浅的道理无须赘述。对于两种理念的冲突将会引起两种政策的冲突这一点，更不必感到惊奇。法国面向世界宣布，它坚信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爱。与这个法国对立的是一个年轻的、崭新的德国，它以国家对抗人类，以绝望的努力拒不接受守护神的拥抱，它感到，这个守护神身上不易察觉的腐败气息就在它的周围，就在它的头顶上回荡；一个决心已定、绝不回头的德国于是丢弃宿愿，触摸心灵深处的仇恨，并对此感到喜悦，因为，对于它来说，仇恨就是一种肯定，就是对于它发疯地寻找，并且终于欣喜地找到的那个东西的令人恼火的肯定。这是一种认定自己与众不同的感情，一种他人难以接受的感情，它疯狂地享受着数不清的忘恩负义和粗暴野蛮的肯定；温和的梦幻者则可以自由地表明自己为这种感情所承受的苦楚。历史的逻辑就在这里，它让我们把握住了这一场革命的关键。
两个对抗的民族之间，两种各自确立、彼此对立的理念之间有一条莱茵河。莱茵河是一条居中的主轴，它是它所流经的一系列国家生死攸关的主轴。这些国家在数百年中紧贴在两条文化边界之间，一条边界在西面，它标志着法兰西影响的进退；另一条边界在东面，它是一条相对稳定的日耳曼分界线的标志。这是一个愿意接受西部和南部影响的日耳曼，这也是可以叫做“复地运动” [116] 后的德意志的分界线，一个以牺牲亚洲支撑下的斯拉夫东部为代价而艰难地获得扩展的德意志的分界线。
近代莱茵河的悲剧就在这里。这是夹在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之间的莱茵兰的悲剧。莱茵兰时而被遮盖，时而被发现，交替往复，却始终犹豫不决，无法确定。因为，夹在两方之间的莱茵兰，觉得自己既不完全属于这一方，也不完全属于那一方。在一段时间里，莱茵兰接受、吸收，作好了一切准备，但根本上丝毫不曾交出自己，它愿意保留自己的身份，能够随机应变。事实是，它真的随机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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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德维尔德（Van de Velde，1611—1693），荷兰画家。
[2] 阿尔贝·库伊普（Albert Cuyp，1620—1691），荷兰画家。
[3] 鲁伊斯达尔（Salomon Ruysdael，1600—1670），荷兰画家。
[4] 霍尔贝恩（Hans Holbein，1497—1543），德国画家。
[5] 博克林（Arnold Bocklin，1827—1901），瑞士画家。
[6]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e，1469—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者。
[7] 阿德里安六世（Adrien Ⅵ，1459—1563），罗马教皇（1522—1523年在位）。
[8] 亚努斯（Janus），神话中的罗马神，长有前后相对的两张脸。
[9] 埃涅阿司（Enée，拉丁文作Aeneas），特洛伊英雄，传说中罗马城的创建者。
[10] 金玺诏书是公元1356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上通过、由皇帝查理四世颁布的一份诏书，它正式确定皇帝由选帝侯选举产生。
[11] 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er，1503—1564），德意志皇帝（1556—1564年在位）。
[12] 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999—1039），日耳曼国王（1024—1039年在位）。
[13] 亨利四世（Henri Ⅳ，1050—1106），德意志皇帝（1056—1106年在位）。
[14] 卡诺萨（Canossa）是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子，1077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专程前来向在此隐居的教皇谢罪。
[15] 鲁道夫（Rodolphe，？—1080），亨利四世的表兄弟，两人曾争夺王位。
[16] 庇护二世（Pie Ⅱ，1405—1464），教皇（1458—1464年在位）。
[17] 蒂贝托（Bernardino di Betto，1454—1513），意大利画家，以“彩绘画家”（il Pinthricchio）这个名字著称于世。
[18] 罗拉德派（Lollards），14世纪英国的一个异端教派，主张社会平等，过清贫生活。
[19]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罗马教皇（1492—1503年在位）。
[20] 波尔吉亚（Borgia），原籍西班牙的罗马大家族，家族成员中曾有两个人成为教皇，其中一位便是亚历山大六世。
[21] 加布里埃尔·比埃尔（Gabriel Biel，1418—1495），德意志神学家。
[22] 共同生活兄弟会（Fratres Communis Vitae），1380年创建于荷兰的一个宗教组织，其成员过集体生活。
[23] 圣—乌苏尔（Sainte Ursule），传说中的基督教人物，据说曾率领一万二千名处女前往罗马朝圣，归途中在科隆附近被集体屠杀。
[24] 勒费弗尔·戴塔勃尔（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1450—1537），法国神学家。
[25] 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1433—1477），勃艮第公爵。
[26] 拜德克尔（Karl Baedeker，1801—1859），德国出版家，因出版《莱茵河导游》而闻名，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导游读物；此处指其出版物，而非其人。
[27] 胡斯曼（J.K.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
[28] 圣—贝尔纳（Saint Bernad，1091—1153），法国神学家。
[29] 圣—波拿文都拉（Saint Bonaventure，公元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
[30] 爱克哈特（Johann Eckhart，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
[31] 洛赫奈（Stephan Lochner，？—1451），德国画家。
[32] 维茨（Konrad Witz，1395—1447），德国画家。
[33] 玛希（Metsys，亦作Matsys或Massy，1465—1530），弗兰德尔画家。
[34] 凡·克列维（Josse Van Cleve，1464—1540），尼德兰画家。
[35] 克劳斯·斯留特（Claus Sluter，1350—1406），尼德兰雕刻家。
[36] 休伯特·凡·爱克（Hubert Van Eyck，？—1426），弗兰德尔画家。
[37] 米希奈斯（Maecinas，？—公元前8年），希腊政治家和诗人，与当时的艺术家和诗人交游很深，被称为艺术的保护者。
[38] 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16—1378），德意志皇帝（1346—1378年在位）。
[39] 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弗兰德尔画家。
[40] 玛鲁埃尔（Johan Malouel，？—1419），弗兰德尔画家。
[41] 勇夫腓力普（Phlippe le Hardi，1245—1285），法兰西国王（1270—1285年在位）。
[42] 利奥波尔德（Léopold Ⅲ，1351—1386），史称哈布斯堡的利奥波尔德。
[43] 热尔松（Jean Gerson，1363—1429），法国神学家。
[44] 埃利（Pierre d'Ailly Ailly，1350—1420），法国神学家，巴黎大学学监。
[45] 梅姆林（Hans Memling，1433—1494年），弗兰德尔画家。
[46] 格吕奈瓦尔德（Matthias Grunewald，生卒年不详），画家，出生地不明，16世纪初曾在美因茨作画。
[47] 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 de Bavière，1371—1435），法国王后。
[48] 林堡（Pol de Limbourg，15世纪初），原籍弗兰德尔的细密画家。
[49] 陶勒尔（Johannes Tauler，1300—1361），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爱克哈特的学生。
[50] 苏索（Heinrich Suso，1295—1366），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爱克哈特的学生。
[51] 维克托派（Victorins），创建于12世纪的圣—维克托修道院成为12世纪法国的神秘主义中心，神秘主义者因此被称为维克托派。
[52] 鲁伊斯布鲁克（Jean de Ruysbroeck，1293—1381），神秘主义神学家。
[53] 贝京、贝加（Béguines，Behgards）均为笃信基督教但不发愿的女性“半出家人”；她们在教堂附近过集体生活，从事宗教活动，但保留退出集体和结婚的自由。
[54] 贝纳的老阿莫里（Amaury de Bêne，卒于1204年左右），法国教授，因宣扬泛论而遭教皇谴责。
[55] 杰拉尔·格鲁特（Gérard Groote，1340—1384），尼德兰神秘主义者，“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创始人。
[56] 弗洛伦特·拉代维耶恩斯（Florent Radewjns，1350—1400），尼德兰神秘主义者，布拉格大学教授。
[57] 纳伐尔的玛格丽特（Margueritte de Navarre，1492—1549），纳伐尔王后。
[58] 布塞（Martin Bucer，1491—1551），德国宗教改革家。
[59] 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作家。
[60] 阿尔德（Aldo Manucio，1499—1515），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印刷家，他在威尼斯印制的古代经典著作名声显赫。
[61] 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德国画家，史称小荷尔拜因。
[62] 萨多莱托（Sadoleto，Iacopo，1477—1547），意大利人道主义者，曾任教皇秘书。
[63] 法雷尔（Guillaume Farel，1489—1565），法国宗教改革家。
[64] 伯撒（Theodore de Bèze，1519—1605），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位人，曾写作悲剧宣扬宗教信仰。
[65] 阿尔齐亚蒂（Andre Alciat，1492—1550），意大利法学家。
[66] 布鲁奈尔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雕刻家。
[67] 路易十一（Louis Ⅺ，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年在位）。
[68] “公益同盟”（Ligue du Bien Public），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法国贵族于1465年结成的反对国王路易十一的联盟。
[69] 查理八世（Charles Ⅷ，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年在位）。
[70]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格兰国王（1509—1547年在位）。
[71] 亚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1459—1525），法国银行家。
[72] 善人腓力普（Phlippe le Bon，1396—1467），勃艮第公爵。
[73] 阿尔伯特二世（ Albert Ⅱ，1397—1439），1438年当选为皇帝。
[74] 勃艮第人，此处指善人腓力普公爵。
[75] 腓特烈三世（Frédéric Ⅲ，1415—1493），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40—1493年在位）。
[76] 金羊毛会（Toison d'Or），善人腓力普于1429年创建的骑士组织，用以团结骑士，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
[77] 《百万》（Milione）是马可波罗所著中国游记的意大利文本的书名。
[78] 约翰·德·贝当库（Jean de Béthancourt，1360—1425），诺曼人航海家，发现并征服了加那利群岛。
[79] 夏斯特兰（Georges Chastellain，1410—1475），弗兰德尔历史学家，曾为善人腓力普服务。
[80] 盖斯勒（Gesseler）是15—16世纪为奥地利服务的一个家族的姓氏。
[81]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年在位）。
[82] 施瓦尔采德（Schwarzerd，1497—1560），德国宗教改革家。
[83] 杜贝莱，法国外交家威廉·杜贝莱（Guillaume Dubellay，1491—1543）和让·杜贝莱（Jean Du Bellay，1492—1560）兄弟。
[84] 路易十三（Louis Ⅹ Ⅲ，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年在位）。
[85] 鲁本斯（Pierre Paul Rubens，1577—1640），弗兰德尔画家。
[86] 芒萨（François Mansart，1598—1666），法国建筑家。
[87] 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1613—1700），法国园艺建筑家。
[88] 博絮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高级神职人员和神学家。
[89] 王港（Port-Royal），当时巴黎近郊，一个著名修道院所在地。
[90] 倍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哲学家。
[91] 罗伯尔·德·科特（Robert de Cotte，1656—1735），法国著名建筑师，曾参与凡尔赛宫的设计。
[92] 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Ⅱ，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史称腓特烈大王。
[93] 莫帕蒂（Mau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法国数学家、散文家、学者。
[94] 瓦托（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
[95] 朗克雷（Nicolas Lancret，1690—1743），法国画家。
[96] 曼斯菲尔德（Ernest von Mansfeld，1580—1626），德意志军事将领。
[97] 蒂伊（Johann Tilly，1559—1632），比利时将军，曾为神圣罗马帝国作战。
[98] 蒂雷纳（Henri Turenne，1611—1675），法国元帅。
[99] 卢瓦（François Louvois，1639—1691），法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100] 马尔里，这里指的是马尔里引水渠，此渠修建于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用以将塞纳河水引至凡尔赛。
[101] 维德（Wied），莱茵河地区的一个德意志家族，其成员于1784年成为帝国王公。
[102] 特里亚农宫（Trianons）是路易十四为其情妇蒙特庞夫人修建在凡尔赛的一组别具特色的建筑。
[103] 舍恩博恩（Schöenborn），莱茵河地区的一个拥有男爵头衔的贵族家族。
[104] 纽曼（Johann Neumann，1687—1753），德国工程师、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
[105] 博弗朗（Germain Boffrand，1667—1754），法国建筑师。
[106] 克劳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
[107] 维兰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德国作家。
[108]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作家。
[109]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
[110] 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德国诗人。
[111] 耶那（Iéna），德国城市，1806年拿破仑在此大败普鲁士军队，通向柏林的道路从此打开。
[112] 施瓦尔茨（Berthold Schwarz，1310—1384），德国发明家，有人误称他发明了火药。
[113] 谷滕堡（Johann Gutenberg，1399—1468），从事活字印刷术研究的德国人。
[114] 沙米索（Adalbert de Chamisso，1781—1838），原籍法国的德国作家。
[115] 格莱斯（Johann Gorres，1776—1848），德国作家。
[116] 复地运动（Reconquista），指8世纪西班牙基督徒将摩尔人赶出伊比利亚半岛一事，此处为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