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罗马化地区
公元前58年，一个日耳曼人在高卢奉命向一个叛乱集团提供雇佣服务，他便是苏埃维亚王阿里奥维斯特；他的队伍日益壮大，他的影响与日俱增。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他成了一位了不起的首领，蛮族纷纷前来分享他的运气。于是，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绪由近而远地在所有寻找福地的人中间渐渐扩散开来。在莱茵河与马斯河或是那条“小马斯河”即摩泽尔河的交汇处，乌希佩特人和登克德里人打算渡河。苏埃维亚人则在上游的锡格河和美因河之间集结。在上游的瑞士平原上，结束被迫迁徙后刚刚得到休养生息的赫尔维特人，焚毁了新近建造的房舍，将老弱妇孺装上车子，经由高卢径直向桑通纳人的居留地走去。大规模的迁徙、大规模的入侵开始了……
恺撒在数月之中就消除了威胁。赫尔维特人残部心情愉快地回到原来住地。阿里奥维斯特垂头丧气地重渡莱茵河。罗马人却不走了，因为，他们拯救了高卢，却并非为了高卢人。七年之中打了六仗，战争以其狂暴的火焰殃及高卢全境，从威尼托人的大洋到奈尔维人的桑布尔河，从阿基坦各部族的比利牛斯山到梅纳皮人的北海。公元前55年，大批罗马军团从一座用10天时间架起来的木桥上跨过莱茵河，小心翼翼地向右岸挺进。与此同时，两个罗马军团渡过加来海峡，进驻多佛尔。就在此时，2/3高卢人在维金格特里克斯 [1] 的鼓动下揭竿而起，恺撒一度濒临溃败，但终于取得胜利；随后，他便毫不留情地把高卢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经过了多少世纪？这并非问题所在；重要的是一种文明从此长久地被移植到莱茵河了，那便是罗马文明。
利特雷 [2] 说，文明就是使之开化。就此而言，罗马丝毫不曾使高卢开化。有人说得对，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高卢土地上已经有了大路，边界上已经有了界碑和圣地，高山上和泉水旁已经有了男女神祇，到处都有耕地和畜群，人民勤劳，精神开放。有人一一列出了高卢对罗马人和罗马帝国的贡献，他们做得对；《高卢对罗马人和罗马帝国的贡献》是卡尔科比诺 [3] 撰写的一部给人以许多启示的著作。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罗马人除了征服之外，没有给高卢人带来任何东西；恺撒征服高卢一百年之后，罗马皇帝克劳狄 [4] 曾向高卢人表示祝贺，历史至今没有否定他的祝贺。在莱茵河土地上，罗马人的废墟向我们大声讲述着。
莱茵河有很多功能，罗马开发了其中的哪些功能呢？莱茵河有许多文章可做，罗马做了哪几篇呢？莱茵河是一条通道，首先是一条通道。当恺撒来到高卢寻找帝国时，希腊、意大利和北方的商人早就知道那条“流着的水”即里诺斯河（今莱茵河。——译者），并加以利用。运送琥珀和青铜的脚夫与运送诺尔地区首批铁制武器的脚夫都知道，在伦巴第平原和北海之间的这条大河是一个路标，是指引正确道路的最佳路标。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去发现什么。
因此，无须作任何夸大……罗马在这里与在别处一样，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组织并理顺了人与物的关系。它维护了莱茵河两岸的和平，在莱茵河上建立了船队，并为之配备了港口、检查部门和时刻保持警觉的巡逻队；它疏浚了莱茵河的入海口和弗莱沃湖的入海口，即今日的须德海；它挖掘了运河，筑起了大坝，使航道得以向上游延伸。在罗马时代，在难以顺流而下更难以逆流而上的水道上，在蜿蜒曲折、到处是岔道和浮岛的航路上，此时响起了船夫们节奏整齐的号子声，交通运输活动已经相当频繁。莱茵河沿岸各个博物馆中丰富的藏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图景。那些勇闯大海的船东们在他们的还愿画上，把莱茵河与可怕的大海连接起来；他们往来于罗马化的大不列颠和巴达维亚之间，从乌特勒支附近的维赫滕出发，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当他们的努力得到成功的回报时，就向女神尼哈莱尼亚还愿……莱茵河、马斯河和摩泽尔河等内河上的船夫们也非常活跃，他们驾着有桨又有帆的小船，为一个个兵营和一个个城市运送各种各样的货物，其中包括沉重的红釉陶器和铁锅；阿雷佐的托斯卡纳窑场出产的红釉陶器，在高卢和莱茵河地区的同类窑场参与竞争之前曾遍布罗马帝国；产于意大利坎帕尼亚的铁锅叮当作响，既有平底锅，也有油炸锅，锅上铸有当时非常有名的工匠的名字，犹如今日的“格拉蒂欧”或不久前的“嘉比”一样；货物被运送到很远的地方，直到英格兰、日德兰或波美拉尼亚……
运送葡萄酒的摩泽尔商人
大范围的长途贩运经常出现货物断档；从一种经济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大笔本钱应该获得赢利……于是出现了大批从事货币供应和交换的人，他们的摊子或“铺子”开在美因茨、波恩、科隆、特里尔等大地方的集市上。如今还可以在浮雕上和博物馆的玻璃窗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腹便便的美食家、装满意大利或西班牙葡萄酒的酒罐、雕刻精致的调料瓶和瓶里的意大利鱼露；还可以看到高卢匠人制作的酒桶，这些酒桶被送到一个个军营，摩泽尔的葡萄园于是渐渐有了名气；此外还有重量较大的货物，诸如马尔萨勒的小麦和盐，对于泥泞的三角洲来说十分珍贵的洛林石材，科布伦茨附近的尼德尔门迪希出产的用玄武岩打制的石磨等等。1910年从泥沙中发掘出一条公元275年沉没在旺兹诺的船，船上装载着运送给斯特拉斯堡的面包师傅和磨工的小麦，佛雷尔的调查表明，在上蒙泰、红房子近旁、圣皮埃尔勒冉纳附近以及格朗侣大路沿线，当时有很多面包师傅和磨工。
这幅生机勃勃、赏心悦目的图景，为追溯罗马时代的莱茵河航运史提供了材料；那时候，来自各地的船只在莱茵河上川流不息。这幅图景还告诉我们，不应抹杀以四海一家为宗旨的那个文明的功劳，正是在那个文明的作用下，出现了许多面向世界各地的大商铺，而这些商铺则使得一些工匠的产品，诸如佛尔梯的陶制油灯、弗隆丁的玻璃器皿、波里布斯的铁锅、置有下列工匠名字的餐具：阿雷佐的阿特尤斯，格罗菲桑克的默默，切里亚斯、莱茵扎本的克布内图斯，得以不借助战争而声名远扬，乃至越出了欧洲，他们的名气丝毫不亚于今日经营得最好的公司。可是，难道就这些吗？当我们说到罗马时代的莱茵河地区生活时，仅仅局限于河运是否真的就算看法正确了呢？
从军营到军营，从城市到城市。可是，莱茵河沿岸的城市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如果说不是罗马人建立了这些城市，那又是谁呢？
这些莱茵河城市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上，犹如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酵母；它们是一些地区的实力之所在，这些地区在数百年中借助强大的城市组织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而这些城市组织则以其光彩、富有和生气令外来者赞叹不已；能剥夺这些城市名副其实的建立者的功劳吗？他们是罗马莱茵河部队的将领和士兵，这支殖民军当年就拥有他们自己的加利埃尼 [5] ；谈到这支殖民军时，里奥泰 [6] 曾说，这是取之不竭的“储存库，里面存有各类师傅、工匠领班、教师、花匠和农夫，这些人都是开发殖民地的首批干部，却不需要宗主国支付任何新的费用”。
莱茵河部队，即罗马殖民军，是一所为罗马帝国培养将领和建设者的学校。在共和国传给皇帝们的巨大机器上留下了印记的人，诸如提比略 [7] 、图拉真 [8] 、马可—奥留勒 [9] 和朱利安，都曾是军人。这所学校还培养了学者和能以深邃的目光注视人与事的观察家，我们不妨想一想大普林尼 [10] ，这位驻扎在克桑滕的军官，用他惊异却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光，注视着半蛮荒半罗马的莱茵河三角洲；再想一想撰写了日耳曼人社会学概略的塔西佗，他那些新颖和闪烁着智慧的笔记，若说不是借助军官和行政官员提供的日耳曼资料，还能来自何方？而这些日耳曼资料却是经过莱茵河驻军的“阿拉伯人管理局”精心爬梳的。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军人不再天天操练的一段时间里，罗马军团的官兵们放下投枪，拿起铁镐和瓦刀，为军官们建造住房，为栖身在军营旮旯里未被撵走的妻子和在棚户区里来回踱步的“军团夫人”搭建小木棚；围着她们的是一群军营里的孩子，他们是未来的随军商人、不要命的冒险家和排队等候退役的百人队长；这些孩子在随军学校里学拉丁文，还在外面玩耍时学几句高卢语、布列塔尼语、日耳曼语……十多种语言杂乱地混在一起，成了一种奇异的莱茵混合语。各种各样的人从早到晚挤在脏乱不堪的商店、小铺子和小酒店里，其中有皇帝的兄弟或侄甥、未来的皇帝本人等大贵族、到“这里”来谋求升迁的军官、整天训斥奴隶的军官太太、军团里炫耀自己出身的意大利人、勉强算是来自莱茵河地区以外的高卢商人、对颁发给再度服役者的“罗马城”勋章垂涎欲滴的辅助部队士兵、叫卖叙利亚地毯的小贩、来自埃及的神甫、讨人喜欢的女孩、随处可见的修女等等，女人们向军人的酒杯里倒上大麦酒或用特里尔新近种植的葡萄酿造的酸酒；经常光顾酒店的“文明人”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些话：“漂亮的军人，为你的健康，祝你长寿，干杯！”人们一边喝酒吞牡蛎，一边望着河上气喘吁吁地划桨的船夫……
不错，荷兰、莱茵河地区，这些古老的地方有条不紊地过着日子；奈梅根小巧玲珑的房舍非常干净，十分漂亮，令脚蹬粗笨大鞋的人不好意思踏进去；科隆两座钟楼的尖顶映照在水面上，一座铁桥无声地卧在河上，其牢固程度令任何担心都显得多余；丰美的阿尔萨斯舒坦地浸润在文化、工业和贸易三重繁荣之中；在我们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宝中之宝，都是古老西欧的基石，这块基石虽然曾被砸碎。然而，无论在经受困苦还是享有繁荣的时候，它总是把整个西欧连成一片。在不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恺撒、奥古斯都和早期罗马帝国来说，西欧曾是一块有东西可抢、有人可剥削（也可同化）的殖民地，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寻常的职业可供选择，还有大量不成功就完蛋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都已成为再普通不过的职业和方式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在这个被叫做“北方摩洛哥”的地方，曾有人倡导一手持剑、一手扶犁；而一个名叫比若 [11] 的人，时隔两千年后才艰难地再度想出这个主意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正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16章里所说：“没有任何一个日耳曼人居住的城市为我们所知。”在这条神奇的布满古老城邦的街道上，莱茵河河边没有城市。
舒马赫在他那部名著的第2卷中罗列了一些莱茵地区堡垒的名字，参照出土的文物、碑铭和钱币便可知道，这些堡垒肯定是德鲁苏时代的遗迹，即公元前最后20年的遗存，其中有奈梅根、佑护着克勒弗要塞的林登，护卫着加尔卡要塞的蒙特贝格、克桑滕、诺伊斯、科隆、波恩、雷马根、安德纳赫、科布伦茨、博帕德、宾根、美因茨、沃尔姆斯、施佩耶尔，也许还有塞尔茨、斯特拉斯堡……就此打住吧。当罗马，也就是罗马的莱茵河驻军点名时，左岸的城市没有一个不回答“到”！
当然，宏伟的事业进展神速：公元前46年，恺撒大获全胜，维金格特里克斯人头落地；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公元前43年，依据元老院的命令，两个城市拔地而起。这边，数百罗马公民在一次骚乱中被赶出维埃纳，普朗库斯 [12] 将他们集中起来安顿在福尔维耶尔山上，由此形成了里昂城，从公元前19年开始成为交通要地，并从公元前12年起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卢首府。那边则是终点：皇帝命名的罗腊西人移民区，公元3世纪在由此向西大约10公里处建成的城市便是巴塞尔。在里昂与奥格斯特之间有一条大路，在斯柳伊斯城脚下沿着莱芒湖北岸向远方伸延；途中有一个在恺撒亲自主持下建成的驿站，这便是汝拉山口和马尔谢吕山口外侧的尼翁，而在圣塞尔格山口和福西耶山口被利用之前，马尔谢吕山口大概曾用作翻越高山的通道。
恺撒在他建设帝国的决策中有了第一个主意。罗马帝国一下子就落脚在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莱茵河在这里不再向西延伸，它坚定不移地面向北方，进入阿尔萨斯平原，而且久久地在这里停留。另外两条来自东边的水路连同另一条水路，一起在巴塞尔地区汇合；其中一条源自里昂，急转弯绕过沙隆和贝桑松之后，在阿尔萨斯的康斯与莱茵河汇合；另一条源自米兰平原，在奥格斯特的卡斯特隆与莱茵河相遇。从科霍特的奥古斯塔也就是欧斯特，到罗腊西人的奥古斯塔，经过清除了盗匪和小国君主的阿尔卑斯山，一条由许多城镇组成的链子不断向前延伸；它通过凄凉的圣贝尔纳山口（这里的人们崇敬阿尔卑斯山的丘比特），先后经由马蒂尼、韦维、穆东、阿旺什和索勒尔，把士兵、将领、军需品和夹杂着随军商人的人群，一步一步引向莱茵河。
建在莱茵河畔的第一批军营是哪些呢？这是应由学者们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研究大路，只研究阿格里帕 [13] 奉奥古斯都 [14] 之命勾勒了主干道的那个道路网。从里昂出发经由沙隆、朗格尔、图勒和梅斯，一条上行的主干道直通北方，去往特里尔和摩泽尔河，那里是个岔路口。一条支路去往东北方向，终点是莱茵河边上的肯特里希台地。公元前16年，德鲁苏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可以驻扎两个军团的军营，用来监视这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美丽平原，在这里汇合的有尼达河、金齐格河和美因河；罗马军队前哨的建立使美因茨有了金光灿烂的前程。另一条支路也以莱茵河为终点。在七峰山的俯视下，莱茵河张开臂膀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接纳了锡格河；这里是波恩，德鲁苏时代建立的一个堡垒；后来在公元前40年，这里是军团的驻地，一个个小木棚里挤满了女人和小孩、奴隶和随军商人；数百年之后，这里终于变成了城市。在下游一块荒芜的土地（这块土地是阿格里帕让给温顺的日耳曼人的，后者受到了苏埃维亚人的骚扰）中央，可容纳两个军团的一个方形军营建在河边的高地上。公元37年出发时是两个军团，后来却只剩下日耳曼人和乌比人，由于流民的加入，队伍才得以扩大。他们集合在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周围，这表明梦想已经迅速破灭。出生在军营的格尔马尼库斯 [15] 的女儿，也就是克劳狄的妻子，在这里创建了“克劳狄—阿格里皮娜退役军人移民点”。这是莱茵地区的第二个此类移民点，我们一直把它叫做科隆。在朗格尔从第一条干道分出来的另一条支路，经由沙隆和兰斯，抵达巴韦，在这里分为两支，一支经康布雷去往布列塔尼对面的加来海峡，另一支经由通格尔去往利珀河的汇流处。菲尔斯滕贝格山从50米高处俯视着莱茵河，就在这里，就在克桑滕附近一个名叫维特拉的地方，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就建起了军团军营的木棚。图拉真在把一个巴达维人的旧城堡改造为罗马人的新市场时，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移民点。
攻击蛮族的罗马士兵
奈梅根和克桑滕、科隆和波恩，美因茨，还有斯特拉斯堡，罗马人看得又快又准。罗马人留下了标记的那些地方和他们创建的那些城市，没有一个消失，只有两三个挪动了几公里。最大的那几座城市自豪地向人们显示镌刻在罗马琢石上的各种场景，诸如纪念性建筑物和雕像、碑刻和货币以及古老街道和传统的民居，这些场景远比画在羊皮纸上更壮观、更说明问题。科隆的一个小丘经发掘表明，这个小丘是用积存的废墟残渣人工堆积而成的，在这个小丘上，大教堂高高耸立在罗马城墙的东北角。这个巨大的基督教神殿与另外20个神殿一起，拥挤在一个神圣的围墙里面；这些神殿属于罗马天主教吗？神殿中供奉的大多是当地的神祇，尤其那些圣母都是高卢人普遍信仰的圣母；每逢圣母节，高卢人就以守夜进行庆祝，届时“土地和亡人”广场上空无一人。圣母节是哪一天？从12月24日夜间到25日，也就是基督教徒们庆祝基督生日那一夜，是基督战胜了异教徒们的神祇……
长达千余公里的战略通道犹如一条长线，把这些日益繁荣的城市连接起来，这条线有时是单向大路，但基本上是双向大路，比如从莱顿到奈梅根，从美因茨到巴塞尔；就这样，经由这些新生活日益焕发的城市，一种文明向罗马地区扩散。我们虽不博学，却也对这种文明有详细的了解。只需参观一次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甚至只需参观一次斯特拉斯堡的罗兰宫，就可以对这种文明有相当的了解。我们的传统精神讲究精确，主张一切最终都应该有个名字；那么，应该怎样为这个文明命名呢？
17世纪中叶的特里尔
高卢—罗马文明？前面已经说过，没有比这样称呼更加顺理成章了。我们从特里尔车站往下走，来到坐落在鲜花盛开的绿地当中的圣西门教堂，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一扇黑色大门突兀地显露在陈旧的砖砌围墙当中；我们接着来到公共浴池、大教堂、露天剧场和与大教堂连成一体的皇宫中的御座厅；然后又来到漂亮的君士坦丁桥，由于桥拱十分结实，这座桥至今依然可以通行。在这个行程中，我们不禁想起了纳尔榜奈斯，这全然不错。可是，这难道就是被河流咔嚓一刀切下来的一小块罗马—高卢文明吗？罗马—高卢文明在各地都同样稠密，连成一片地集聚在莱茵河畔。
河的西南或西面10公里左右处，美丽的罗马油漆剥落了，显露出来的只是或几乎只是古老的底色。古斯塔夫·布洛克 [16] 说：弗兰德尔地区、布拉邦特和肯彭“这三个地方不算数”。亨利·皮莱讷说：图尔奈、康布雷和阿拉斯“这是三个外省小城市”。周围的农耕地区和居民区为数甚少，重要性不大。稍微远些的阿登高原呢？依然处在森林的古老蛮性之下。
马斯河谷没有大城市，凡尔登是梅迪奥马特里克人的一个可怜的小镇；那边是未遭破坏的孚日山脉和它古老的野生动物群。只有到了通格尔地区才能重新看到人的活动和生气，那儿比人们过去想象的更加生机勃勃。鲁索 [17] 的研究不久前表明了这一点。在大河的水面上，或是在由科隆通向巴韦的大道上，运送着孔德罗兹高原和昂特尔桑布尔默兹铁匠铺用比尔及的铁打制的兵器等产品，下莱茵河军团前去保卫比尔及时使用的就是这些兵器。不过，这里已是军事地区了。同样，沿着摩泽尔河与杜河这两条从里昂通往莱茵河的军事通道，也会看到军队和它们在大路两侧繁忙的活动、它们驻扎的城市和马戏团、剧场，以及讲究排场的行政官、指挥部和罗马贵夫人；到处都是欢娱和节日，达官贵人乃至皇帝本人常常前来参与，每当这时总会掀起新的狂热。后面我们还将多次谈及莱茵军团。面对着莱茵河地区在长达数百年的罗马帝国时期中的总体面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便是罗马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便是高卢人罗马军队的文明。”
环境十分杂乱。来自各地的人在一统帝国的名义下拥挤在这里。有许多意大利人，他们既在指挥部里，也在军队和罗马军团里，尤其在最初一百年的初期。有高卢人，他们来自高卢各地，麇集在辅助部门里；不过，罗马军团里也有高卢人，例如第五云雀军团，这是公元前51年恺撒用外阿尔卑斯人组成的部队，还有同样驻扎在维莱拉、可与鹫媲美的第二十一鸷鸟军团或第二、第十三联合军团，即斯特拉斯堡和温迪施军团。碑刻铭文向我们表明，他们大多来自凯尔特人的土地。还有被征服的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人、西班牙人、拉雷蒂人和诺里库姆人；还有非洲人或者说是东方人。是巴别塔 [18] 吗？不是，他们彼此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使用通俗拉丁语，而我们的各种语言全都来自通俗拉丁语。罗马人说罗马是他们的祖国，罗马的伟大是他们特有的财富，雄鹰是他们最初的神祇，是这个世界上守护他们最精心的神祇。事实上，罗马人有时是奇异的罗马人。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神祇，这是认识人的一种好办法。我们的博物馆里和钱币上面有许多神的浮雕与雕像，还有信徒们挂在庙宇、教堂的墙上的还愿物。我们看得很清楚，罗马诸神继罗马军团之后占据了整个莱茵河。这里是猎熊者希望得到其佑护的狄安娜，那里是海克力斯和他的狼牙棒以及狮子皮，他与他的同伴尤利西斯一起被人一直送到日耳曼尼亚。还有弥涅尔瓦、阿波罗、马尔斯、朱诺以及丘比特本人，这个丘比特就是在罗马各城邦的神庙中都享有官方信仰崇高地位的卡皮托利山上的那个丘比特。然而，在特里博克人、勒克人和梅迪奥马特里克人三个部族的边缘，多农山口凯尔特人的墨尔库里却将他们的敬意，献给比德多姆的阿维尔尼人的墨尔库里和哈利根贝格的桑布里人的墨尔库里……
只是，当我们注意到小神庙、乡间简陋的小教堂和居民家中的神龛时，似乎觉得当地一种十分古老的万神信仰从地下冒了出来；在高地上受人崇拜的勤劳和善良的艾苏斯，经常被人与他的妻子罗斯梅尔塔联在一起，他用一个阔边圆浅帽替换了他的高卢士兵外套，还把普拉克希泰尔 [19] 的雕像“幼年巴考斯”笨拙地放在自己粗壮的匠人胳膊上，然而这一切都是徒然，他依然是艾苏斯。与他一样，手持木槌的苏塞鲁斯和他同居一庙的南托斯维塔、头发和驴子的保护神埃波纳、温泉女神、把手里捧着一条龙的圣·乔治挤走的骑士安吉派德，以及一贯受到尊敬的三位并肩而坐的圣母，始终保持着他们的原来面貌和源远流长的信誉。罗马人将上述三位圣母变成了他们的生、死和命运之神；我们南部普罗旺斯的男人们则在对于三位玛丽亚的崇敬中，找到了古代对于这几位神祇的信奉，她们是养育我们的土地之神，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家庭都想将她们据为己有，于是就千方百计为她们取一个独特的名字。
这是一些残存的遗迹，是古老的印欧之根活生生的遗存。但是，崭新的东西就在这些遗存旁边，那就是枝叶茂繁的东方万神之花，她极富性感，令人想入非非，常常让人躁动不安。因为，在莱茵河地区随处都能遇到的，首先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神祇，四处游荡的神甫、来自小亚细亚的商人和男女奴隶所兜售的也正是这些神祇，其中有：科马基那的多里谢的丘比特（他在边境上的军营里和守备的城市里受到崇敬）、他的邻居叙利亚的赫利奥波利斯的丘比特、埃及的男女神祇、既是一个又不止一个的爱色斯、与她同居一庙的塞拉皮斯和安努比斯，尤其是伟大的母亲弗里几亚的库柏勒，库柏勒坐在她的狮子上，手持圣琴主持血洗礼：鲜红的热血从被切开的公牛脖子上飞溅出来，信徒则在一个盖有钻孔木板的沟里接受热气腾腾的热血。从牛脖子上飞溅出来的血令人恶心，让人讨厌，但却清除了污秽；随后进行的水洗礼则将血洗礼的痕迹清洗掉。洗礼进行时，疯狂地跳着舞的妇女、背着圣树的背树人行列、脸上涂脂抹粉的神甫队列，在人们面前鱼贯而过；这些去了势的神甫一边在自己肉身上画道道，一边将溅满血污的长发在他们的东方式长袍上乱晃；他们都是托钵僧，常常令人生疑，然而，他们懂得应该生活在平民中间，满足平民神秘的敬神要求、他们的炽热的渴望和拯救灵魂的愿望。对于不可战胜的弥斯拉（波斯太阳神）的信仰不那么模糊，这位神祇也将圣牛的脖子割断，为的是得到植物和牲畜的品种；弥斯拉信仰在二三世纪非常盛行，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可以与基督平起平坐。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莱茵地区，那里的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军营都供奉形似洞穴的弥斯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拯救灵魂的宗教，相互照亮，彼此接续，库柏勒的神庙旁边是不可战胜者的弥斯拉庙和科马基那的巴尔的军事庙宇……东部的兄弟情谊被置于突然被宗教之风穿透的西方之中，置于这个对于神秘者来说是珍贵的，而且已经为他们而燃烧的莱茵河谷里了。
三圣母
过去：对于水和森林古老的崇拜。如今：被重新命名的那些神祇的地方之根所激活的罗马人的宗教。将来：为一个明晰而人道的一神教的胜利而努力的东部宗教。一边是作为贫贱者、奴隶和被战胜者藏身处的基督教，一边是对皇帝——上帝的强制性信仰，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这边是一种民族性的人格化；那边是兄弟情谊的象征。在这片东北部的土地上，不同的感情与思想竟如此神奇地交汇融合！被黑森林所局限的视野竟拓宽了这许多！在冲突、迫害和自相矛盾的信仰改变中，罗马文明就这样乱哄哄地汲取了长时间中它所短缺的亲密和炽热的感情与梦想。一个美好的人类事业正在冷水沁骨的河边一天天实现。温暖的微风吹得人心变软。人们梦想着自己的生活，梦想着今天的生活和钥匙掌握在拯救灵魂之神手中的彼岸生活。
一个早晨，蛮族来了，他们击溃了驻军，冲破了罗马军团的前线阵地。于是，世界的面貌变了。如果我们企图忘掉这一切，那么有人会警告我们：莱茵河谷不只是一条通道，不只是一个可以用来集合军队、培育出许多繁荣的城市、组建和平而勤劳的移民点的河谷，它还是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
Ⅱ.蛮族
公元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分得一清二楚、政治上得到确认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两者即使算不得仇敌，至少也是对手。长达千年的争斗由此发端。这是写在火漆印封的羊皮纸上的一张出生证，它标志着西欧从此有了一个大问题。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某种必然会发生的事，引起纠纷、造成不安的名字和地点问题。
凡尔登，公元843年；凡尔登，公元1916年。布鲁塞尔的历史学家莱翁·勒克莱尔写道：“对于懂得区分经常和偶发的人来说，以久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凡尔登条约是引发凡尔登之战的最古老、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这似乎是传统的真理，永远不会受到挑战。可是，事情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在《一个历史神话是如何产生和被广泛接受的》这篇文章中，这个一变再变的神话始终追随着纷争不休的王朝之间、争夺遗产的兄弟之间的那次瓜分 [20] 所注定的命运；这份遗产分得不好，由略带喜剧性天真的若干9世纪商人起草的这份条约，突然被奉为神的意志的体现，影响欧洲历史达千年之久；因为，欧洲历史似乎从此被禁锢在臆想的两个敌对国家或“王族”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了。历史学家似乎具有强调偶然性的癖好，回顾当年，他们作为君主的助手，不仅在文书中竭力为君主辩护，必要时甚至不惜伪造文书。
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 [21] 身后留下的偏偏是三个儿子，而不是两个或四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经过一番激烈的解释之后，委托当时的一些“技术专家”，把父王的遗产均分为三份。这桩“公证人和土地丈量者的交易”的某些细节不乏动人之处（为了让路易 [22] 得到一些葡萄酒产区，特意将盛产葡萄酒的美因茨分给了他，于是形成了莱茵河的天然屏障）。老大获得的那份土地包括父王的两个首府，即亚琛和罗马，这样一来，父王的遗产只能分成三份纵向的长条，而不是横向的长条；人们难以相信的是这桩交易竟然影响了此后一千年，就连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塔尖也未能始终巍然耸立。这座教堂那时尚未建成，它怎么能巍然耸立呢？
我们应该写人和民族的历史，而不是“封臣”及其“封主”即大王小王的历史。即使敲响外交史上的所有大钟，奏响外交史上的所有管风琴，公元843年签订而于12年后即公元855年撕毁的凡尔登条约也罢，公元855年签订而于公元870年失效的那个条约也罢，公元870年签订而于公元880年取消的梅尔森条约也罢，同时代的其它同类文书也罢，这些文书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曾产生过“促使德意志和法兰西直接接触”的后果。梅尔森条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将一个包括63个行政区的地段一分为二”，而它提出的解决方法则是：“将29个完整的行政区和另外4个行政区的一半给予日耳曼人路易，将30个完整的行政区和另外4个行政区的一半给予秃头查理。”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让天平上的两个盘子处于平衡状态。太晚了，也可以说太早了。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事实，看看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两个词在9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罗马世界行将毁灭的悲惨时刻，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两个词的原形出现在拉丁文中；那时，莱茵河畔狂乱的移民们纷纷躲进城市和设防的兵营；由兵营演变而成的城市数量大减，退回到了初始状态；移民们把坍塌的神庙中的柱子和路边祖坟上的石块取来，胡乱地筑墙自卫。在右岸令人焦虑而又动荡不安的日耳曼部族中，人群迅速地聚集起来。“民族工场”炉火熊熊，接连不断地锻造出一些游移的部族和民族。原来生活在狭长海岸的萨克森人集聚在海边道路两侧，不久便沿路到达科唐坦半岛；另一些人很快分裂成两个人群，即萨里安人和里比埃尔人，他们与布鲁克特里人残部以及卡马维人、安希瓦里人一起组成为法兰克人各部落，落脚在帝国的贝蒂沃和托克桑德利亚，然后在稍稍往南的地方渡过莱茵河，对科隆、科布伦茨、美因茨、沃尔姆斯构成威胁，不久又威胁到特里尔。与此同时，在陶努斯山的另一侧，生活在易北河与奥德河之间的古代塞农人的后裔，与上美因河的一些小部落汇合，自称阿勒曼人。
法兰克人和阿勒曼人拖儿带女地四处游移，女人和孩子在男人的严酷管辖之下，如同一群在主人的淫威下毫无保障的牲畜；他们的名字随着他们游移的足迹四处传播。法兰西这个名字随着法兰克人来到南方；法兰西这个词指的是法兰克人生活和治理的地方，而在9世纪初，法兰西指的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加洛林王朝的那些省份；罗马帝国溃亡之后，法兰西指的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两个比较坚实的国家。在古代高卢的是秃头查理的“西法兰西”，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其中最法兰克化的地区即北法兰西继续保留着法兰克人的名字；大“西法兰西”当中的这个小法兰西不断缩小，最后仅指圣德尼北部一小块地方，也就是马莱伊、普瓦西、沙特奈昂法朗斯，那里的土质适宜于种植小麦，成为达马尔坦和戈内斯昂弗朗斯面包师的谷仓，这些面包师深受我们祖先的钟爱。与此同时，路易和他的“东法兰西”也在往昔的日耳曼尼亚落地生根，其中法兰克化最甚的美因河地区也称作法兰西，而且延续很久，我们则把这个名字一代一代传下去，管它叫法兰肯、法兰克尼亚。当东法兰西落入一个萨克森王朝手中时，这个最法兰克化的地区渐渐消失了……
起初叫做阿勒曼尼亚，接着变成阿勒曼涅，后来则变成阿勒马涅 [23] ，在很长时间中这个名字并未广泛地扩散。随着肆虐的水流和觅食的鸟群，这个名字渐渐传开，一直到达康斯坦茨湖畔。从4世纪到10世纪，它回荡在整个上莱茵河和上多瑙河地区。很久以后的一天，正是在这个地区，作为邻居的我们也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但不再用来指称那个窄小而特殊的阿勒曼尼亚，而是用来指称曾经被塔西佗称为日耳曼尼亚的那块广袤的土地。“阿勒芒人” [24] 自己并不以“阿勒马涅”称呼这块土地，如同埃米尔·戈迪埃 [25] 谈到的那些阿拉伯人一样，“阿勒芒人”关注的不是地区，而是部族，即他们的根，他们的族系；这些人群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增强了自己有别与他人的独特意识，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日耳曼民族的故土就在他们的鞋底上：
巴伐利亚人和苏瓦松人纷纷前去聚集，
还有普瓦图人、诺曼底人和法兰克人；
以及许多阿勒曼人和蒂埃人……
1646年的法兰克福
我们的《罗兰之歌》 [26] 零零星星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复杂的人群中的某些事件的片段。那时“阿勒芒人”的概括能力并不比《罗兰之歌》强多少。他们掰着指头算：这边是法兰克人和他们的法兰齐亚，那边稍远处是萨克森人和他们的萨苏瓦涅，此外还有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洛林人等等。由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所操的语言被说成是神明使用的语言，这块土地最终被命名为“德意志” [27] 。不过，每当需要为权贵们选出的国王命名时，人们并不依据某一个族系。君主被视为罗马人之王，而这些奇特的罗马人出于拉丁民族对往昔的追忆，以典雅的风格自称条顿人 [28] 。
说实话，无须过于认真。这些名字游移不定，而且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其实是弄错了年代的。无论是这些名字，无论是短暂的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的那些条约，都不值得历史学为之着迷。支配历史的绝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凡尔登、梅尔森，它们是原由、起因抑或开端？难道只要把一个空匣子的壁板放在土质不一的土地上，就足以创造出一个生活和活动中心吗？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彼此协调或相互斗争的力量，在外表可见的框架内部发生作用；此外还得有一些力量在外部发生作用。需要一些人在房子内部为自己进行整修，首先把尚未抹灰的墙壁支撑住，然后在室内从新砌筑，依据自己的意愿搭支架，加固，增高。在这里，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匣子。
戏剧并不是在路易们和罗泰尔们的宫殿中上演的。这是一出更波澜壮阔、更富有人性的戏剧，一出关于文明的戏剧，一种文明受到另一种文明的挤压，被一片一片地拆散，于是它只得蜷缩成一团，否则就难逃灭顶之灾。
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人控制着莱茵河。罗马文明延伸在从乌特勒支到库尔的广大地区和莱茵河两岸。因为，往前便是边境这个梦想幻灭的见证者；前面还有许多被帝国征服并程度不同地罗马化了的日耳曼部族；罗马的铸币带着恺撒的头像，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一直传到波罗的海。罗马帝国的和平存在于统一的帝国内部。分成行省的各地情况各不相同，却是同样的井然有序，同样的绝对安全。各地的工作机构采用同样的机制；目光所及，各地的公共建筑和私人房屋采用同样的式样，虽然各地气候不同，但房顶上的瓦却是成批生产的同一产品。礼服和制服式样相同，马戏团的节目从南到北都同样血腥残忍。最后，从里到外，作为一种处处都被接受的思想体系的载体，人人使用一种几乎到处通用的语言；各地的学校为相似的目标采用同样的教育制度；而同样的忠诚则为这一切提供了保证……面对这幅景象，人们不禁肃然起敬。人们不曾看见，罗马帝国本身也不曾看见，在完全一致的表象后面，沸腾的激流汹涌澎湃。
因为，莱茵河老爹对于我们来说如同传说中的查理曼，左边是听话的小学生，右边却是蓬头垢面的淘气鬼——蛮族。可是，恺撒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混淆了各个部落的区别，忽视了人与人的不同之处。罗马帝国把自己无能的子孙赶往左岸，让蛮族驻扎在右岸，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平衡手腕；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对于罗马帝国具有什么重要性吗？政治上太重要了，不能放任不管。于是，罗马帝国把他们拿起来，揉成一团。
是些什么呢？就在凯歌高奏的时刻，左岸出现了阿里奥维斯特 [29] 率领的人群，幸存的士兵、老人、妇女和儿童，一群丧魂落魄、不知所措的乌合之众……把他们收作奴隶吧？罗马帝国的奴隶已经太多了。把他们扔给莱茵河对岸的敌人？恺撒最终让他们种地和看门。他把特里博克人安置在下阿尔萨斯的布吕马特附近，把内梅特人安置在上阿尔萨斯的施佩耶尔附近；把汪琼内斯人的残部安置在沃尔姆斯地区。这仅仅是开端，接下来人群继续移动。不久之后，勤劳的乌比人在科隆盆地定居下来，他们抛弃了原有的名字，自豪地变成了阿格里皮纳人。早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下就落脚在左岸的库杰恩人，定居在克桑滕这一边；苏努克人则在迪伦扎根。库杰恩人和苏努克人以古老的西坎布尔人的名义让别人与他们一起渡河，后来人们把克洛维斯称作西坎布尔人，以此作为他头上的光环。灵巧的巴达维人能渡过莱茵河而使队伍保持不乱，然而，他们在河流的入海口却也尝到了罗马人的厉害。
拜占庭帝国时期莱茵河流域及其道路网
这样一来，日耳曼人就按照罗马的意愿，散布在从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拐弯处到北海的一个条形地段上，密度不大，常有间断。在“那边”地区上，日耳曼人总起来说赋予了土地以“这边”的面貌，也就是渡河的商人和冒险家十分熟悉的那种面貌，即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并肩而立，表面涂上了薄薄的一层白色罗马油彩。因为在右岸也一样，那里的人身披兽皮，肩上搭着用钩子缀成的袍子，望着塔西佗曾经提及的那些一丝不挂、满身污垢的孩子们在草棚周围四处乱跑；在这个地区生活着一些凯尔特人的部落，他们散布在整个美因河沿岸，在奥伯恩贝格的是皮都里日人，在米尔滕贝格四周的是图通人，在下游瓦尔迪恩周围的是桑通纳人。不过，在赫尔维特人大迁徙之后，许多来自高卢的流浪者，在现今的符滕堡耕种休闲地，重新展开与水和树木的斗争；在碑铭上不曾留下日耳曼人的名字，也许因为今天以名叫普里姆斯或希尔瓦努斯而深感自豪的人，很可能如同兄弟那样，与阿尔博加斯特有相似之处，此人过去的名字是加里蒙德。总之，如果说在符滕堡找不到日耳曼人的名字，那么，在恺撒安置了特里博克人、内梅特人和汪琼内斯人的左岸，同样也找不到凯尔特人的名字。这就再次表明，在人群混杂的莱茵河地区，被激流分开的不是种族。凯尔特人、日耳曼人，这些名字指的是有着奇特的混血关系的两个民族；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在明显的表象方面，文明的影响是否有效和持久？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罗马帝国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了大河彼岸，在头晕目眩的莱茵河右岸居民中取得了进步，罗马帝国声望很高，它尊重法律；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这些作了充分的赞扬；莱茵河右岸的居民身在右岸，心向左岸。可是，据《编年史》第4章所记，巴达维人希维里斯 [30] 为了共同反对罗马，不仅拉拢行省总督们认为已经罗马化的居住在右岸的弗里斯兰人、查特人、玛提雅克人、乌希佩特人和登克德里人，而且还拉拢居住在左岸的通格尔人、库吉恩人、苏努克人、汪琼内斯人和特里博克人，不久之后，乌比人被卷进大潮，后面的高卢、克拉希库斯和图托的特雷维尔人与萨比努斯的林贡人，也都先后被卷进反对罗马的大潮。后来人们称颂塔西佗有意不把这些部落称作高卢人或日耳曼人，而称作莱茵河右岸人和莱茵河左岸人。人们不会急匆匆地把安南士兵说成法国人，把印度士兵说成英国人，除非令人遗憾地混淆了人们对于军旗的忠诚和人种的改变。最后还得重申：当罗马帝国收缩到这条大河及其河谷地带时，“莱茵河是边界”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仅仅涉及拉丁语，那么，“莱茵河是语言的界线”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对“莱茵河是文明的界线”这个说法应该有所保留。然而，界线并非隔绝。至于文明，与其说是民族文明，毋宁说是移民文明。
我们终于说出了这个重要的字眼。莱茵河沿岸各国因土地、交往和居民而各不相同，罗马却在这些分割为小块的国家里建立了协调一致的体制。尽管大河沿岸的众多小国彼此差异甚大，罗马却把它们纳入了一个从北海到康斯坦茨湖的大框架之中，这个框架不仅巧妙地分成为一个个小间，而且牢固地矗立在地面上。这个框架的耐久力令人震惊，竟然在经过了19个世纪，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之后，才开始更新。罗马帝国还有另一个奇迹，那就是从乌特勒支到库尔创建了一种相同的文化；这真是伟大的业绩，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了这个伟大业绩呢？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感情吗？是罗马这个名字带来的自豪吗？可是，这种自豪并未摧毁蛮族对于自己日耳曼渊源的自豪。是军人的忠诚吗？是的。是军人的忠诚；拉维斯 [31] 说得很对，对于这些人来说，帝国不是敌人，而是职业。
到了3世纪，裂缝突然出现，这便是发生在公元276年那场灾难。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脉，城市、乡村、豪宅和草棚全都大火熊熊。人们蓦地惊起，进行顽强的抵抗；在5世纪行将到来之时，人群蜂拥而来。旺达尔人、阿兰人、苏埃维亚人纷纷从美因茨、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和斯特拉斯堡等惨遭蹂躏的城市突破莱茵河，大批蛮族则时进时退，或攻或守，向着南方，向着太阳，向着罗马帝国的心脏——地中海沿岸挺进。于是，长久以来对于他们既不神秘也无诱惑力的莱茵河便摆在面前了。其中一些人精疲力竭地倒在非洲的土地上，旺达尔人便是如此。西哥特人来到了西班牙和阿基坦，东哥特人先于伦巴第人来到了意大利。迟到者无一试图乘隙抵达理想的河岸。如同不久之前的凯尔特人，勃贡德人悄悄向罗讷河河谷推进。法兰克人刚刚在高卢站稳脚跟，立即对普罗旺斯、伦巴第和西班牙……垂涎三尺。
这是大批人群的移动，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忘却少数孤立人群的移动。在贪婪地觊觎荣耀和实惠的首领带领下，这些蛮族的“大部队”长驱直入，来到罗马帝国的内地，建立起他们昙花一现的统治；他们到处遇到了先于他们到达的人群，也把行动迟缓的人群留在他们后面；这种情况不仅见于莱茵河两岸，尤其发生在高卢。
罗马帝国早就开始招募蛮族，让他们既当农夫又当兵，不过，这项组织工作从3世纪起进行得更为积极。帝国甚至以“脑袋”的名义正式把蛮族圈在乡间，强迫他们干双重活计，既种地又守卫；他们所种所守的土地，有些在数年前曾被他们的兄弟蹂躏，而他们奉命防备的正是目前还两手空空的他们的子弟。于是，在巴约、阿拉斯、努瓦永出现了巴达维人，在库唐斯、勒芒、克莱蒙出现了苏埃维亚人，在沙斯特尔出现了条顿人，在雷恩出现了法兰克人。罗马还做了另一件事：它在稍晚些时候确立了一些部族，这些部族的名字至今留存在我们的许多地名中。萨尔马提亚人这个名字留下的遗迹较多，在瓦兹、埃纳、马恩、塞纳—瓦兹、卢瓦雷、涅夫勒和荣纳等省，有些地方叫做塞尔麦兹、索麦兹、塞米塞尔，它们都源自萨尔马提亚这个词；泰伐尔人这个称谓也许来自哥特人，而旺代的提佛杰则是它的衍生物；属于多瑙河人的马克曼人给我们留下了马尔马涅这个地名，在科多尔、索恩—卢瓦尔、阿利埃、歇尔、马延等省都有以此为名的地方；阿勒曼人这个称谓衍生出阿勒芒和阿勒马涅，在埃纳、马恩、安、卡尔瓦多斯、多尔多涅和下阿尔卑斯等省，都有以此为名的地方。
当我们以费迪南·洛特所要求的考证精神，翻阅奥古斯特·隆尼翁编写的源自蛮族的法国地名集时，我们为它所提供的启示和对比大吃一惊。读了此书，下面这些古人似乎就站在面前：法兰克人中的卡马维人和哈图阿尔人、阿勒曼人（他们曾任命法朗什—孔泰的4位总督）中的瓦拉斯克人和斯戈丁格人、哥特人等等。马恩省有个地方叫戈，奥布省有个地方叫蒙戈，塔尔纳—加龙、热尔、下朗德、卢瓦雷、塞纳—瓦兹省等地则有古杜维尔、古杜尔维尔、古尔维尔等地名，这些地名都从哥特一词衍生而来。书中还提到诺尔省的萨索纳和埃纳省的希索纳，这两个地名都来自萨克森人一词；1222年的一份证书还把希索纳这个地方称为“萨索尼亚的条顿人村落”，可是从1276年开始，这个村落就骄傲地挂出了“法兰西的希索纳”的牌子。极其丰富的地名学资料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莱茵河那边的人曾经居住在我们的土地上：阿博纳这个地名衍生出如今的阿彭库、阿邦库和库达彭；巴多纳衍生出如今的巴东维尔、巴东维莱以及巴东维里埃；贝通纳则衍生出如今在孚日、杜、上索恩、上马恩、埃纳、瓦兹、下塞纳、加来海峡、索姆、诺尔等省到处可见的贝彤库、贝托库、贝东库、贝多库、贝通库、贝通维里埃、贝通瓦尔、贝通萨尔等地名。此书还告诉我们，在“罗曼”地区，马恩省的奥尔贝这个地名源自日耳曼人的奥尔巴赫，鲁贝源自罗斯巴赫，旺拜、旺贝和冈拜源自旺巴赫。在塞纳河盆地，今日的乌当和杜当等地名都有一个日耳曼词尾ing，这就表明，当年一个家族曾在此定居。今日的费雷昂塔德努瓦、费雷尚帕努瓦兹、费雷布里昂杰都让人想到，当年这里曾是一个氏族（法拉，Fara）的驻地；在汝拉省的阿布瓦，在安省和伊泽尔省，一些地名中还保留着蛮族首领们的称谓“法拉马尼”（Faramanni）的痕迹。
这并非一切。费迪南·洛特所说的这个“出奇的日耳曼名字热”早在4世纪就已出现；哥德弗鲁瓦·库特在费迪南·洛特之前就说过，罗马人狂热地“要让自己变成蛮族”，此事导致拉丁名字在7世纪和8世纪完全消失。但是，我们不应把蛮族视为被有极高教养的贵族们带着强烈的鄙夷勉强容忍的擅自闯入者，因为，高卢—罗马大家族的最后继承者们虽然被迫屈服在实力面前，但仍然觉得他们的拉丁文化高人一等，因而以其一切隐秘的优越之处来羞辱蛮族……简直是神话。从6世纪开始，尤其在7世纪和8世纪，法兰克人在古代高卢的威望是无法否认的；当时是普里姆斯、塞贡杜斯，是席尔瓦努斯和马格南蒂乌斯 [32] 等人，谦卑地希望改名为里奇梅尔、阿尔博加斯特或梅洛博德 [33] ，因为这些名字受到大家的尊重。这是一种时尚。可是，难道只有时尚吗？随着改名的时尚而来的习俗、设备、武器装备等等又如何呢？朱利安在4世纪披上了兽皮，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如果还活着的话会作何感想呢？到了5世纪末，希亚格里乌斯 [34] 作为拉丁文化的最后堡垒，也用日耳曼方式指挥最后一批“罗马人”，这些“罗马人”脑袋刮得精光，头顶留一小撮头发，用布条扎成一束，甩在后背上……他们的父辈是苏埃维亚人。
事实上，罗马化的人们希望蛮族化的心情多么急切！进入高卢人的“罗曼”语中的法兰克词，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们如今每天上百次地使用这些词。我们的祖先在7世纪使用的词汇大概不比一个庄稼汉在1850年使用的词汇丰富多少，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蛮族对于高卢和高卢民族的巨大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关于战争和军备的词：侦察、窥视、负伤、战争、剑术、铠甲、头盔和马镫，关于猎人在丛林中寻找方向的词：北、南、东、西，所有这些拉丁语原有的词都被蛮族使用的词取而代之；森林一词改变了意义，取代了热带雨林一词；此外还出现了树木、草地、栅栏、山毛榉、枸骨叶冬青、青苔、芦苇等词。从妇女的裙子到日常生活中的点心，从小镇到小村，从凳子到扶手椅，从竖琴到舞蹈，有多少常用词？所有这些雄辩地表明，“罗马人”最终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模仿他们以与之攀亲为荣的蛮族，他们模仿得如此到家，以至于他们自己竟然被人当作法兰克人的首领，无知而好斗，蔑视一切知识和文化，而他们自己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最高褒扬。他们因利己心理而倡导无序，成了很久之后那些迷恋血亲而目光短浅的法国封建领主的原型。
我们离莱茵河很远吗？仅仅表面上如此，而且是故意的。因为，当人们对于凡尔登、梅尔森等条约的真正意义尚存误解时，为自己展现这样一幅前景难道不是错误吗？这些条约“对未来作出了规定”，真是这样吗？出现在高卢和高卢以外直至最南端的那些地区中的语言和文明现象也许并不重要，但它不能用来解释千年以来莱茵河沿岸国家的命运吗？人们仔细查阅地图，看到了画在地图上的路易、阿努尔夫、赞蒂博尔德等君主们的疆界，其严谨程度令人颇感困惑。人们不禁喟然感叹：倘若罗泰尔当初只有两个或一个儿子，甚至……，东王国和西王国的边界会划在哪里呢？全是胡思乱想，切勿忘记这件小小的事实：到了3世纪，罗马人依旧留在莱茵河上；到6世纪换成了日耳曼人。还有一件更容易忽略的小小的事实：在3世纪，罗马文明自以为前途无量，而到了6世纪，另一个文明在莱茵河流域残存的罗马文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不久就主宰了莱茵河；这个文明应该唤作蛮族文明或日耳曼文明。
当然，亨利·皮莱纳说得对，经济交往的一般体系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并无重大改变，基本上依然是罗马帝国的体系。地中海犹如一座沟通欧洲与亚洲的桥梁，马赛、阿尔勒、纳尔榜等港口则是通向内地的商业要道的起始点。在沃尔姆斯、科隆、梅斯等城市里，以前就有的叙利亚人以及后来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建立了各自的聚居点。一些人贩卖丝绸、东方地毯、西顿的玻璃制品、菲尼基的革制品等工艺品，另一些人把纸莎草纸运来出售。装载着希腊食油、加沙葡萄酒和波斯织物的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变化还是有的，而且对莱茵河流域发生了影响。
多瑙河关闭了。凶残如同匈奴人的阿瓦尔骑兵，在中欧站稳脚跟后，把四周夷为废墟。上意大利和瑞士平原发生一连串动乱之后，通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极不安全。莱茵河于是失去了必不可少的向它汇聚而来的通道。在这个杀气腾腾的欧洲，美因河或内卡河此时能扮演什么角色呢？事实上此时最要紧的河流是马斯河。沿着马斯河河谷，在默维、格朗、索尔西、凡尔登、布略勒、穆宗、迪南、那穆尔、于伊、马斯特里赫特等地，造币工场一个挨着一个，它们乃是持续不断的人类活动的表征。在三角洲地带，费希特之后的大港是多尔施塔特，它是对大不列颠商贸中心，也是急欲征服澳大利亚市场而且颇有胆略的弗里斯兰商人和船商的储货库。与这个港口有联系的是马斯河上的城市和商人。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历史将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证据，说明此时的马斯河地区和马斯河上的运输业，已经把莱茵河沿岸地区和莱茵河上的运输业，挤到阴暗角落里去了。
1588年的斯特拉斯堡
当然，罗马人并未死绝，他们的事业也并未完全终结。蛮族所利用的正是罗马人的道路，他们所继承的正是罗马人的村落。罗马人打开城门迎接蛮族，罗马人的引水渠继续向蛮族供水。然而，世界毕竟颠倒过来了。不久之前，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有一些蛮族的聚居点，人们随便给个名字，似乎是为了说明它们的存在。如今蛮族的桌布铺开来了，这张桌布如此巨大，以至于“罗马人”的聚居地变成了星星点点，散布在瑞士的沃德州和法国的安省和索恩—卢瓦尔省。因此，一个永远难解的问题便是：“罗马人”究竟是谁？是那些讲拉丁语的人吗？在罗马帝国早期，“罗马人”指的是军人和部分军人眷属，也指提供给养的商人，当然也包括上层人物、贵族和富人，总之指一切希望露脸的人。可是乡下人呢？姑且假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操凯尔特语，也许有点儿变味，但始终充满活力。他们的先辈如果是那些饥肠辘辘、性情温顺的穷汉子，靠向大财主卖力气为生，那么，他们或许操日耳曼语。就在此时，从莱茵河外边来了大批胜利者的队伍，他们在与前卫部队会合时，把前卫部队搞得乱七八糟。谁最先退让，谁最先消失？拉丁语，不再有“罗马”军队使用它，不再有有组织的“罗马”官员，不再有出口成章的文人行文吟诗，引吭歌唱摩泽尔河或是写一些歪诗模仿魏吉尔的奥索尼乌斯 [35] 不复存在了。圣·哲罗姆 [36] 在公元374年就谈到了“半蛮族的莱茵河两岸”；100年之后，拉丁诗人席多伊纳用凶狠的阿勒曼语向着莱茵河两岸高声朗读下面的诗句，对于他来说，大河两岸都很舒适，这边是他自己的家，那边是胜利者的家：
出现在田野两边的，
不是公民就是胜利者……
巨大的悲剧就在于此。真正重要的边界，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中支配着莱茵河沿岸地区深层生活的边界，事实上是语言边界。在5世纪、6世纪、7世纪的许许多多岁月里，这个语言边界来回往复，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翻越壁垒，面对障碍，分一地为二，使欧丹勒梯什与欧丹勒罗曼 [37] 相向而立，有时还让罗曼人投入日耳曼阵营，使日耳曼人变成为非日耳曼人。
斯特拉斯堡在分割中究竟是老大还是老二，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因为，无论老大或老二都不可能创建名副其实的国家。不过，这个城市在5世纪前夕叫做阿尔真托拉顿，沉睡了150年之后，突然如同神话那样苏醒过来，名字改成了斯特拉特布而戈；这才是这座城市的命运中重要的东西。梅斯时而被说成某个兰斯国王控制下的城市，时而被说成某个苏瓦松国王控制下的城市，而这些国王的名字，只有专家知晓；算了吧。然而，梅斯曾是一块不可动摇的巨石，种种语言的进攻在它面前碰得粉身碎骨，在梅斯地区的900个地名中，有日耳曼语痕迹可寻的不超过五六个；这才是具有持久意义的事实。对于梅斯如此，对于整个欧洲也是这样……
在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十余次的地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动荡起伏之后，在多次突然前进和更突然的后退之后，一个堪与对峙的军队相比的语言前沿阵地是怎样确立的？为什么能确立呢？在语言领域里如同在其它领域里一样，这是一件蚁群般的工作，若能获悉其结果将是激动人心的。如同沿着铁道建立的前沿阵地一样，语言边界位于一些战略通道的沿线，沿着这些通道可以从斯特拉斯堡到达梅斯，从阿尔隆到达斯塔沃洛，从马斯特里赫特到达通格尔、巴韦、康布雷，沿途设立了许多堡垒；若能知晓这条语言边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那将是激动人心的。为了进行抵抗，这条边界利用了沼泽、水塘、泥潭沼地、塞耶河的砖砌地带、从兰德尔湖到贡德尔桑吉的水塘、诺尔地区的泥潭沼地，尤其利用了孚日、洛林和卢森堡的森林，以及阿登和沙博尼埃尔的大森林，如能知晓它如何利用这些地理条件，也将是激动人心的。
无须将这些地区都想象成荒无人烟的去处，大路早已穿越这些地区，一些城市在这些地区中繁荣发展；有人生活在这些时而可以见到采石场的山区；不过，对于那些寻找易于开垦的耕地或牧场的移民来说，这些地区没有多少吸引力；可是，就军事防御而言，这些地区却是上好的根据地。戴马雷的《法兰克人在下比尔及的聚居地》一书附有地图，应该看一看图中沙博尼埃尔的北部界线及其后面的环形道路，其中有从科隆延伸至大海的布吕纳豪特大道及其四周的一系列小型堡垒，这些小型堡垒的名字似乎都与意为工事或兵营的Castra一词有关，当然有时也不尽然。例如，马斯河上的卡斯特（Caster），伊泽尔河源头的卡斯特尔（Castre）和卡塞尔（Cassel）……大片的树林似乎有助于防御攻击，一些村落在树林周围紧凑地排成一个很大的弧形，它们的名字往往以塞勒、塞埃勒、采勒、采埃勒结尾，这些显然从海滨法兰克人这个词变形而成的词尾，表明了它们的由来。这是对于蛮族渗入到这里来寻找土地这一事实最有力的证据，犹如布尔人或远东殖民者每天都要向前推进一小步，以便最终超越原住民。
有人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当时主宰一切的国王和国王的儿子们对于语言边界全然无知，他们分而治之这个事实不是有力的证明吗？我们不想争论，姑且接受这个说法；那么，从中能推导出什么呢？在一个数百年来拉丁语是精英的语言、是“有教养的人”的文明语言的国家里，人们如今使用日耳曼语，而在这条语言界线之外，在不久之前融入了同一个政治或语言实体的国家里，人们却使用罗曼语；这一事实难道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吗？难道在解释人际政治关系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文明的作用吗？难道唯有匆匆划定人为的边界才值得考虑吗？在没完没了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论战中每年不惜巨资出版的二三十种著作，难道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吗？应该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4世纪与6世纪之间，在莱茵河两岸（我们当然不谈其它地区），拉丁文明在它用一种语言表达或在一种语言中被表达的全部范围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个范围大得可怕。因为，我们不妨想一想当时的情况：经济极不发达，劳动主要是手工操作，而且采用农奴方式，雏形的科学主要是思辨科学，部分还带有神秘色彩，根本不懂得应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利用大胆的希腊思想所走过的道路，充分发挥物质现象惊人的复合力，通过分析去控制并驯服自然力量；此外，当时只能借助语言和手抄本保存思想，对于一个缺乏足够的手段确保其永存的社会来说，摧毁其唯一借以传播主导思想的口头语言，摧毁其唯一掌握书面语言的精英，实际上岂不就是摧毁其全部文明吗？
4世纪与6世纪之间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所有莱茵河沿岸地区都开始使用日耳曼语。下列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由于某种原因或仅仅出于偶然，有些人依然旧习不改，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家庭坚持罗马传统，在莱茵河两岸的一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形成的居民区里，一些老居民依然保留着它们原有的语言习惯，因为唯有他们懂得不易掌握的葡萄修剪和葡萄酒酿造技术。一些非常古老的语言不是已经对人种和政治变迁提出了挑战吗？巴斯克语便是如此，它在经历了漫长的两千年之后依旧长盛不衰。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在德国心脏地带的两三个17世纪难民聚居的村庄里，人们不是依然顽固地使用他们原来的语言吗？
这是一些例外，但却证实了一种规律。在日耳曼势力得意扬扬而且声望日隆的地区里，这些村庄很快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了。一件墨洛温王朝的文书记下了一个圣戈尔人的故事：一位名叫勒吉纳里乌斯的汉子热衷于讲日耳曼语，而且容不得那些讲罗曼语的人，这些人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就开口大骂。这是一则传之永久的传说。嘲弄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谁若学着讲这种语言，粗俗的嘲笑马上甩过去。这位圣戈尔的墨洛温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遥远。况且，这里说的是罗曼语，在商业、行政、军队和司法辩论中使用的拉丁语已经死亡了，已经无法在实际使用中认识拉丁语了，没有人把它作为一种死亡的语言重新艰难地学习，试图继续使用它的人做着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编年史作者弗雷戴盖尔 [38] 在8世纪竭尽全力试图用拉丁文写作，步履维艰，结果被时态和语式弄得晕头转向，他不得不如实承认，况且他写的拉丁文也摆在那里。事实上，拉丁语每天都有微小的变化，渐渐向罗曼语靠拢，只是人们并未察觉而已。
海滨法兰克人在森林和沼泽地区的前进路线以及马斯河与北海之间的罗马战线
拉丁语是罗马人带来的语言。不过，并非只是语言，琢石砌筑的建筑物不再有了，石质和铜质的雕塑不再有了，绘画不再有了。公元9世纪，查理曼想在亚琛修建一座与他的威望相匹配的教堂，为了给那个有名的圆厅配上珍贵的柱子，他拆毁了意大利的一些神庙，把柱身放置在大小不一的基座上；这些柱子哪里想到过会有蛮族王朝呢！战胜者手中的法律极大地巩固了罗马军团所取得的胜利，如今这些法律让出自己的位置，被新来者的法律和蛮族的习俗所取代。一个文明蜷缩了，在另一个文明面前消失了。也许话说得太重了？可是，如同默斯 [39] 先生所说，一个文明如果真的是众多游移的“文明现象”的整体，而且始终具有越出作为其载体的那个民族的范围的能力。那么，那时确有一种蛮族文明，而且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接触，在我们的土地上广泛传播。这种文明包含着来自多种源泉的沿着东欧或北欧的大道收集起来的不同成分；这种文明有其独特的金银制品、首饰、玻璃纽扣等工艺形式，有其粗陋而冲劲十足的风格，这种风格通过哥特人逐渐向西扩展；许多古墓出土文物显示出一种既古老又新颖的装饰风格，例如，东方的棕叶形饰物和常见于古叙利亚和科普特手稿的绳纹花边，从古叙利亚传到阿尔勒或纳尔榜的六角星，以及风格特殊的交织状和螺旋形等图案，此外还有四足兽和形状特异的鸟；这些图案反映出人们对于怪异、奇特和荒诞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是一种文明吗？是的，连同它的习俗、服饰的式样、居所和木结构的教堂、文学、史诗和战歌、法律、家庭和婚姻观念，以及许许多多其它明显的特征。是一种低级文明吗？我们噘噘嘴说是的。由于数百年来热衷于古典和拉丁传统，我们变成了一群贵族。我们的远祖在墨洛温和加洛林时代却并不像他们的后代那样想。否则，他们既然在很长时间中以albus表示白色，何必转而采用blanc表示同样的意义呢；与此同理，他们早就有superbia一词表示骄傲，何必转而改用orgueil呢？同样情况发生在另外数以百计的词上，它们之所以被采用，与新来者的特有品德或特殊贡献毫不相干。这些新来者带来了某些东西，比昔日的主人更能满足这些好奇的“罗马人”，这些被日耳曼浪潮不偏不倚地全都覆盖和淹没的高卢人—罗马人、日耳曼—罗马人以及利凡得 [40] —罗马人；这样想是否过于轻率呢？
那么，是这些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德意志”影响主宰着莱茵河吗？真是匪夷所思……
在那些操日耳曼方言、以蛮族的方式生活、作战和思考的墨洛温和加洛林法兰克人与德意志或当今的法兰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应把19、20世纪的政治现实搬到8、9、10世纪去，否则就会贻笑大方。历史不是化装舞会，应该把这句话再次告诉那些顽固地要把神圣罗马帝国与霍亨索伦 [41] 帝国捆在一起的人，神圣罗马帝国是日耳曼人的帝国，他们在数百年中极好地组织并熟练地维持了软弱无力、各自为政的众多德意志国家；霍亨索伦帝国则是俾斯麦为了缩小德意志的多样性而在统一的炉子里艰难地锻造出来的。倘若想从这个时代的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有些事实不应一笔抹掉。
克洛维斯利用被他征服的里皮埃尔人控制了科隆、美因茨和沃尔姆斯。可是克洛维斯死后，在他的四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愿意立足在莱茵河畔的某个当时已经名声响亮的城市，也不愿意立足在后来被几位皇帝定为首都的摩泽尔河上的特里尔。分得东部土地的那个儿子梯也里，在图林根打击蛮族，在法朗科尼亚建立自己的王国，后来靠近萨尔河与斯拉夫人接触。这真是奇怪的征服，来自北日耳曼的人先是转到了古代高卢一边，后来又借助一些建立在马斯河与塞纳河上的据点，重新侵入莱茵河右岸地区。梯也里起先驻在兰斯，后来转往梅斯；法兰克国王从来不曾在莱茵河城市建都；也就是说，从未在日耳曼语地区中的某个城市建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也是如此。他们是莱茵河的主人，但是他们真正的领地是半日耳曼半罗曼的马斯河地区。国王们在苏瓦松和努瓦永加冕，有的却在圣德尼安葬。这种情况有力地表明，毁损一半的堡垒该是多么阴暗、肮脏和凄凉，一堆堆破砖碎瓦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城市，是日耳曼尼亚诸部落失宠的王后。这种情况也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一种建立在“分治”基础上的历史或地理来说，若要具有某种意义，必须有一种文明的历史，确切地说是几种文明的历史，来为这种历史或地理作出说明。
莱茵河土地乖戾的命运从此显现在它们的历史银幕上。单一的统治、单一的文明、单一的民族感情，当人们认识其中之一时，另一个或另两个就被疏忽了。要使这三个词、这三种力量彼此协调，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Ⅲ.教会
罗马或罗马人、罗马人特有的方式对抗日耳曼人特有的方式，这是一场决斗，结果罗马人特有的方式失败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不过，凡是与人有关的东西，只有在头脑简单的人眼里才是简单的。这是一种两端论法；然而，如果历史学家对此过于津津乐道，那么历史就不知道两端论法为何物了。
首先，吉本 [42] 勇敢地说出下面这段话的时代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人的身高在降低，北方的蛮族巨人更新了古老的自由精神，当他们出现时，遍布罗马世界的实际上是一个矮小的人种。”阿尔丰斯·多普什不久前重申，5世纪以军队形式侵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纯日耳曼人”。他们带给堕落世界的不是在北方林间空地上的蜂箱之间初绽的那种处女文化的启示，而是一种混合物，是日耳曼传统与借鉴于罗马和希腊的某些成分的结合。我们不妨想一想哥特人和他们从黑海各种层层叠加的文明中所接受的一切。当已经受到破坏、影响和改变的哥特人来到高卢时，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是一种文明，就其威望与精神而言也许是罗马文明，但已经掺入了某些东部与北部成分，并由来自欧洲各地的人在一个曾经是凯尔特化的地区传播。
此外还有回归与反击。罗马化的浪潮不但遍及莱茵河沿岸，而且把它的泡沫溅到了易北河。巨大而深刻的日耳曼化浪潮一下子就越过莱茵河，冲向马斯河与索姆河，接着在经历了一些起伏之后，恰恰在我们划出语言界线的那些地方撞上障碍，碰得粉碎。这便是一切吗？加洛林王朝眼看着壮大起来了。是德意志人还是法兰西人？且把这种背时的问题晾在一边。主要是马斯河地区人，他们在自己控制的瑞皮耶界线之内建有要塞舍弗尔蒙，在埃斯塔勒的村落里建有它们钟爱的住所。查理曼从公元798年开始废弃这个村落，为的是在艾克斯拉沙佩尔 [43] 落脚。艾克斯拉沙佩尔属于通格尔教区，是直接连接莱茵河与加来海峡的那条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在马斯河地区的这个连接点上，由于在8世纪初与圣于贝尔一起转移到此地的通格尔主教们的关心，一座新的城市——列日很快就诞生了，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在这个地区接触并部分地实现融合。首领们在这里长期使用两种语言，戈德弗鲁瓦·德·布伊翁 [44] 在这个地区成长，兼通“条顿语”和“罗曼语”，所以后来成了率领一部分十字军的将领。
查理曼如同他的先人一样以法兰西（Francie）中部为基地，这块地方最有理由称作法兰西亚（Francia），查理曼不但改用法兰克语（为他作传的艾因哈德对此作了特别的说明），而且再也不曾表示对法兰克语的口语不感兴趣，这与他对罗曼语的态度一样，他根本不使用罗曼语。这些通俗的、民间的、非科学的语言除了在日常谈话中使用外，还用来制作歌颂英雄和敦化民风的诗歌；当政者也用这些语言向民众发表庄严的演说，例如，公元842年日耳曼人路易在斯特拉斯堡发出的誓言，就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罗曼语文献：“为了对上帝的爱，为了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和我们大家的赎救，……我将援助我的兄弟查理。”查理曼是个聪明的统治者，他通过书写重要文件将这些实用的语言固定下来，不过，他所希望的复兴和他所保护和发展的文明，并非使用日耳曼语或罗曼语的文明，相反却是重新学习拉丁语，是对自5世纪以来与口语失去联系，但好歹依旧作为一种体面的语言继续存在的帝国时期的拉丁语的重新学习；此后数百年间，拉丁语的地位大有提高，被尊为高尚的语言，内行人的语言。
拉丁语在墨洛温王朝的官府中已经普遍使用，到了加洛林王朝，拉丁语更是官府的语言，而且其俗气有所减少，讲起来也不再声嘶力竭。加洛林王朝的宰相府里使用拉丁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与加洛林王朝不断密切关系的教会，是以罗马为首的拉丁教会，它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教会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抛弃后，在西方找到了一位非教会保护者，而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曾向教会昭示过这位保护者的代价；教会在法兰克人这里找到了这位保护者，并到这里来加强教皇与其士兵—国王的联系。艾蒂安二世 [45] 在圣德尼亲自为矮子丕平 [46] 行涂油礼，使之成为第一位君权神授的君主。46年以后，利奥三世 [47] 把皇冠戴在国王查理 [48] 头上，从而以上帝的名义创建了一个没有非教会渊源的帝国。这个帝国没有越出一个民族的范围，与信徒团体相混淆，在已被取消的10条疆界之上组织世俗生活，正如梵蒂冈声称由它组织宗教生活一样。
温弗里德 [49] 是在英格兰人痛恨不守教规和崇尚规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从罗马接受了卜尼法斯这个名字；这位注重礼仪的英国人受着不安和烦恼的熬煎，但坚信圣典、严守教规，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外国人，为加洛林王朝带来了英格兰教会的传统，并为继续这个传统而重新拾起了弗里斯兰主教的事业。工于心计的温弗里德并不把萨克森和文化瘠薄、森林广阔的北方大平原作为自己的活动地区；北方大平原上的人们坚持一种虽屡遭冲击却始终挺立的异教信仰，并把他们的信仰传遍欧洲的北端与东端，基督教传道者在那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温德人 [50] 、立陶宛人和芬兰人面前屡屡碰壁；温弗里德把图林根、黑森、阿列曼尼亚、巴伐利亚作为他开展活动的地区，因为长久以来，一些奇怪的神甫和与众不同的主教，在那里发展了一些更奇怪、更与众不同的信徒；这是一群为自己施行剃发礼的不三不四的流浪者、骗子和奴隶。他们向那些将日耳曼万神庙的传统与被歪曲的基督启示混在一起的令人生疑的食肉者，传布一种充斥着谬误和迷信的宗教。
传道者并非个个无可指责，不过，却有不少人是无懈可击的，例如，先后被圣科隆班 [51] 及其弟子圣加尔从吕克瑟伊和布雷根茨派遣到施瓦本、图林根和多瑙河去的那些人便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在教会中的等级不大在意，他们依托的也不是正规的主教制。改名为卜尼法斯的温弗里德以他所服务的罗马和为他服务的莱茵河为依靠，致力于如下事业：组织、协调传道事业，使之走上正轨；纠正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憎恶的凯尔特人的偏差和奇想；以严格遵守基督教教规的信徒取代零散和可疑的正教信徒。严格遵守基督教教规的信徒在所有细节上都符合教义，他们坚固的组织犹如金字塔，底部是普通信徒，往上是神甫和主教，顶端是教皇的代表，教皇则是所有修会和教派的源头。
宗教事业，也许是的。切莫以为忠于卜尼法斯传统的主教们只知诵经唱诗，从公元886年到901年，10位主教死在与诺曼人对垒的战场上；在这些引导着人民大众、关心着世纪的主教们的努力下，基督教不断地在人们的心灵中扎根。基督教不只是一个“巨大的机构”，而且是为改造人和转变价值观而作出的一种巨大努力；基督教提倡博爱和行善，其教诲没有学究气，直接明了、神圣、雄浑、具有征服人心的魅力，懂得如何以不加修饰的形式保存民间传统的功效。
这里，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是一些本能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性情暴躁的人，与条件稍好的地区相比，这里更需要宗教，宗教在这里也更能起到敦化民俗的作用。这种宗教所宣扬的首先是努力依靠自己、战胜自己，这种努力对于改造那些首先需要学会认识自己和掌握自己的人尤为有效。当然，以语言更以榜样宣扬教义的功劳，不但不能仅仅归于主教，甚至不能首先归于他们，而是应该首先归于教士和早期大修道院中的修士，诸如维桑堡、洛什、塞利根施塔特、富尔达、阿默纳堡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修道院。另一个事实是，在富有战斗性的主教们的努力下，征服信仰的组织工作开展起来了；这种征服与世俗的征服一样，也以连续不断的跳跃向前发展，从一条作为基地的河流伸向另一条河流，从一组沿河城市扩展到另一组沿河城市。
首先是莱茵河这条线，这是一条经过考验的基础线，资源丰富，全方位向外部世界开放。往前便是易北河、萨尔河、埃斯特拉河，接着是奥德河，再往前去则是梦想中的维斯杜拉河和第涅伯河。在这些长长的河流上有许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是一座沟通两个世界和连接昨天与明天的桥梁；这是一个入口，古老文明所带来的东西从这里涌入广场；这也是一个朝向新土地的出口，资本化的财富和储存起来的实力都经由这个出口，撒向将被占领的宗教中心、军事重镇、集贸场所以及贸易和航运枢纽，诸如梅泽堡、莱比锡、马格德堡和汉堡，布雷斯劳和但泽、里加和基辅。这些城市都是接力站，在整个流程中都要占用一定的停留时间。但是，它们远远地控制着整个流程，在日益扩大的棋盘上把卒子向前推进；莱茵河畔的城市始终是推动力中心，而莱茵河地区的神职人员则始终是永不失误的推动者，他们所推动的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新能量的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事业。由于卜尼法斯及其对手的缘故，莱茵河成了基督教意义上的教皇和罗马人的河流，于是雄风再现，它的名字重新自豪地挂在人们嘴上。当然，这是教会和宗教的事业，但不尽然，这还是政治事业，因为它创建了德意志。我们天真而又固执地认为德意志是“固有的”，其实它是从西到东、从莱茵河到易北河和奥德河艰难地拼凑起来的。它的范围有多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那就与那些超然于地方分裂、集团对立和部族冲突之上的公爵领地和教会行省相似。
位于摩泽尔河和兰河沿岸的特里尔省呈长条状，它沿着兰河一直延伸到韦茨拉尔那边，在西部大河的水域中与科布伦茨相通；我们暂且不谈这个省。北边的科隆省是低地，这里有埃斯科河、马斯河和莱茵河的入海口，还有延伸到埃姆斯河和布尔唐泥潭沼泽那边的德意志平原；明登、奥斯纳布吕克、明斯特、利珀河、鲁尔河，以及莱茵河彼岸对于加洛林王朝十分重要的马斯河流域的土地，其中包括通格尔、列日、亚琛。广袤的美因茨省是德意志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区，教皇在任命卜尼法斯为大主教的信中为这座城市指明了光荣而艰辛的前程；这封信把大主教的驻地定在美因茨，把他的管辖地区确定为乌特勒支、通格尔、科隆、沃尔姆斯和施佩耶尔五个教区，此外还包括“大主教应借助语言使之认识基督教教会的日耳曼尼亚各民族”。在这片宽广的平原上住着许多人，有的已经皈依基督教，有的依然不信教；在美因茨省确立了一种罗马式的结构，组建了一个堪与罗马时期的小镇相比的教区网，在未来的日子里，教区网可以不断扩大；在美因茨省，人们还以不拘一格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将日耳曼这个名字变成罗马和教会的行政用语中的地理名词。我们可以说，在政治上的德意志创建之前，一个教会的德意志已经在美因茨省建立，它拥有自己的首领和首府；在德意志出现之前，美因茨省的首府似乎就将德意志的全部土地集中在基督教框架之中了。这当然是就罗马和教会而言的，不过，德意志紧接着就跟上来了。德意志把它最具活力的那部分安置在广阔的美因茨省，这个省的东部从汉堡到马格德堡这一段都在易北河畔，它在公元1344年以前一直拥有四边形的波希米亚，它囊括整个美因河和内卡河地带，它的南部越过多瑙河沿着奥格斯堡方向朝南延伸，经由库尔与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源头相接。
可是，现在仅仅涉及莱茵河吗？德意志不可动摇地确立在莱茵河与奥德河之间，莱茵河远远地被超越了，它远非德意志的西部边界。它是基地，是再度扩大版图的出发点，是从这里向东进发创建德意志的那些人的阅兵场……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法兰克人从德意志北部出发，在高卢养精蓄锐，然后再度上路，重新征服祖先的土地，在莱茵河彼岸重新缔造一个东部法兰克。这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路线并非只是法兰克人的路线；它只不过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德意志是如何从莱茵河畔崛起的：它发端于莱茵河畔，并借助莱茵河，借助莱茵河地区众多的基督教大城市，借助莱茵河地区与罗马关系密切的基督教，终于形成为一个新的德意志。而最初的罗马也只不过是七座威严的山丘 [52] 影子覆盖下的一块长方形土地而已。
11世纪初莱茵河沿岸的教会行省
17世纪中叶的美因茨
然而，由此可能出现一种危险，况且这种危险确实出现了。教会面临危险，莱茵河面临危险。那些好战而信教的首领们日复一日地向东推进，来到易北河和萨尔河，断然组建了一个德意志世界，并在萨尔河和易北河上建造了一些新的据点，把马格德堡变为易北河上的美因茨，他们在恶斗的狂怒中放纵自己，野蛮的暴行使得对手的基督教在斯拉夫人眼中也变得面目可憎；这种带着头盔、杀气腾腾的基督教紧紧盯着什一税，不惜敲诈勒索以获取实惠，却丝毫不讲仁爱，况且其行动也与仁爱南辕北辙；随着这种情况日益加剧，危险终于出现了，危险是如此巨大，以致热衷于争斗的征服者们无法摆脱莱茵河沿岸的高级神职人员所代表的一切，而这些高级神职人员则是罗马的倾向和加洛林王朝的教训这股强大的传统势力的继承人。
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日耳曼人的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孩儿路德维希 [53] 死后，捕鸟者亨利 [54] 及其儿子奥托一世 [55] 等萨克森君主，先后拾起法兰克尼亚人没能保住的权力，着手在自己的控制下重新组合各个日耳曼公国，驱赶再度构成威胁的斯拉夫人，防备匈牙利人的威胁；在封建诸侯到处出现和发展的那段时间里，利用德意志政治上的落后状态大做文章；因为德意志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它的西面或南面的近邻。压倒羽翼未丰的封建贵族，这个任务并不十分艰巨，可是，想要削弱那些惹是生非的城堡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人在很长时间里（直到路易六世在位期间，即12世纪初）架空了巴黎的国王，致使他们赤手空拳地面对日耳曼人……
在以往日耳曼人的管辖范围内，如今只有捕鸟者亨利和奥托一世等萨克森人拥有国王称号，他们声称无须教会和莱茵河；当萨克森公爵亨利被宣布为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国王时，他最初的举动之一便是拒绝美因茨大主教为他行先辈们从未拒绝的涂油礼。他向自己提出的第一项任务，是在远离莱茵河的萨克森和图林根修建一批堡垒，堡垒修在以下这些城市：戈斯拉尔、北豪森、哈茨山坡上的奎德林堡、盗匪聚集的梅泽堡。他的儿子奥托继承他的王位，但是并没有立即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王，为此还得做许多事，其中首先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必须回到莱茵河，让莱茵河接受他，把他由一个地方性的小王变成一个兼具天主教名声和威望的君主；他原来的权力所及只是属于不同部族的一些公爵的联盟，诸如萨克森人、法兰克尼亚人、施瓦本人、巴伐利亚人以及洛林人等。美因茨及其大主教股掌之中的莱茵河，两度起兵反抗奥托，战斗在克桑滕、舍夫尔蒙和布里萨切进行。对抗长期以军事冲突形式进行，尽管有匈奴人的疯狂入侵，因对立而引起的混乱依然如故，在内外交困之下，莱茵河地区对抗和抵御东部的精神、它那古老的西部与南部精神日益显现出来，表现为阴谋和公开反叛以及短暂阴险而顽强的策划……
奥托终于明白了。他的父亲曾经拒绝那位美因茨人为他行涂油礼，但奥托本人早已在艾克斯拉沙佩尔接受这个仪式了。为了争取高级神职人员、瓦解对抗、在莱茵河地区重新确立权力，还需要做更多的事。奥托找到了一个向导，此人便是他的兄弟布鲁诺。布鲁诺在莱茵河地区的修道院里长大，自幼受到罗马与查理曼交混的那种传统的熏陶，此外他还因第二任妻子阿戴拉伊达而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奥托酝酿了一个简单易行的策略：利用美因茨与科隆的夙怨，假后者之手打击前者。他灵活的婚姻政策起到了确保政权的作用，如今应该为这项政策提供一种平衡；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重要职位托付给可靠的人，把科隆交给自己的兄弟布鲁诺，把美因茨交给自己的私生子威廉，布鲁诺是教会科隆省的首要人物，还得把洛林公爵领地让给他；在这些结果面前，奥托不再犹豫。他起初很吝啬，但很快就出手大方，向各地教堂捐款捐地产，还让主教和大主教分别成为伯爵和公爵，让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司法权、征召权、关税权和铸币权。他让莱茵河人、沃尔姆斯的主教们、特里尔的大主教以及科隆和美因茨人一个个心满意足。他战胜了匈奴人，保护教会和耶稣免遭蛮族的蹂躏，他主宰着整个原法兰西亚的命运。加洛林王朝往日失去的光环似乎正要套向他的头顶……
最想会见他的当然首先是主教们，是念念不忘罗马帝国的那些饱受罗马精神和拉丁文化熏陶的基督教教会的成员们。公元962年2月2日，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为奥托加冕为皇帝；奥托对于意大利式的狡诈颇有戒心，命令他的一位亲信当他跪在地上时手持出鞘的利剑侍候一旁。教皇把皇冠戴在奥托头上，对于这位低能的教皇来说，此举也许无异于承认自己软弱无能，此后他便变成了一个人和一种政策的工具。这无关宏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毕竟在罗马发生了，但是，它是在莱茵河上发生的。
传统具有奇特的力量。在加洛林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出现的欧洲，在坍塌于公元800年的建筑物废墟上重建的欧洲，一位新的查理曼诞生了。这是一位“罗马”皇帝，可是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却是在对罗马模式不自觉的部分否定中形成的，这个世界本来也许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联邦共和国，一个单一的实体，但却根本不是这样。一位皇帝从历史的虚无缥缈中诞生，可是他并没有帝国，他的实际权力是从他的王国带来的；他并非因为是皇帝而强大，而是因为强大而当上了皇帝。他的强大足以册立或废黜一个教皇，然而，让他当上皇帝的却是教皇，教皇在罗马为他加冕，把天主教和罗马的光环套在他的头上。后来数百年中飘浮在欧洲头顶上的那个政治神话，再一次从那条西方大河的激流中冒了出来。罗马帝国这颗明亮的星星早就没入了地平线，如今在高级神职人员的召唤下，它的最后光亮却为不断变化着形状的云团镶上了一圈金色；15世纪才出现的那些称号，诸如圣、罗马、日耳曼民族等等，奥托创建的那个帝国都当之无愧。莱茵河是因教皇而变为或重新变为帝国的莱茵河吗？不是，它始终既是教皇的又是帝国的，而且因为是帝国的，才是教皇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后果接踵而来。公元962年加冕的结果，使那些处于奥托的威望控制下的德意志土地，变成了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基督教则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到西部精神与东部精神的最佳结合地，即以往日耳曼精神的重心所在地；经过无数次修整的日耳曼精神，依然粗陋、不驯，依然有许多可以完善之处。一个文艺与艺术的复兴运动立即发生了。布鲁诺在科隆建造了圣—庞塔莱翁大教堂，一大批赏心悦目的罗马式大教堂随之建成，成为这个莱茵河“移民”城市名不虚传的荣耀。这些大教堂十分讨人喜欢，后来虽经多次重修，却依然保持着肃穆之美，它们的外貌如同迷人的希腊—莱茵建筑，和谐的半圆形后殿四周的伦巴第式拱廊风姿绰约；地下小教堂里沉睡着涂上金色的庄严的皇后们，她们为了主宰莱茵河，从拜占庭来到这里。不过，布鲁诺并非独一无二，科隆也不是举世无双。然而，艺术并非全部，在奥托的德意志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切，古典的、意大利的、东方的，应有尽有；这一切使得莱茵河城市再度充满活力，其效果与日益活跃的贸易重振交相辉映，来自拜占庭的商品经由帕绍、洛什、雷根斯堡，直达汉堡和不来梅；来自意大利的货物经由奥格斯堡和莱希，直达科隆和弗里斯兰海滨。
19世纪20年代科隆的圣徒教堂
无论从政治或文明角度看，这都是一番宏伟的事业。这番事业产生于莱茵河这位传统的维护者和这条维系各族人民的纽带，产生于莱茵河永远旺盛的创造力，是的，不过也产生于莱茵河的发展方向，产生于对以下事实作出解释的一切：德意志是莱茵河的产物，就在莱茵河缔造德意志之时，它似乎将德意志的活动扭向非德意志的目标，德意志一词在这里取其狭义，也就是近代史强制性地赋予它的意义。奥托难道不是使莱茵河脱离了东边的争斗，脱离了正在逐渐吞食斯拉夫的日耳曼扩张事业吗？他不是让辉煌的理想在它眼前闪耀，将它推向南方、意大利以及罗马的幻影和东部的烟雾吗？他是莱茵河的天才，他是欧洲的天才，当他对德意志事务的干预效果最好最明显时，他的天才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是一条边界吗？我们不得不上百次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恰恰是由于多年的战争而时时萦绕在一些伟大人物和伟大民族心头的“那个问题”。不是一条边界，而是一个基地。可是，任何基地都得依靠交换才能存在。为了给予，必须获得。为了征服、开发一个“前方”并使之变得富饶，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后方”。莱茵河不甘心于仅仅是一条界线、一种遥远的、流放到偏远地区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不甘心于仅仅是一条边界，一条贫困的国界。它希望自己是一个与不同文明接触的熔炉。带着莱茵河往前流动的金沙和卵石并不停留在某个地方，它们是随处游荡的“旅行者”。为了让莱茵河大熔炉繁荣兴旺，需要来自各地的矿石……
莱茵河形成了，又被毁掉了。它创建了神圣帝国，并将一个在奥托控制下的驯服、顺从、沉重的教会交付给这个帝国。与此同时，在10世纪末，它在各个德意志部族中推行具有神秘色彩的克吕尼改革运动 [56] ，可是，这个改革的结果却是主张由世俗君主控制宗教事务的奥托教会的彻底垮台。莱茵河是一条政治河流，莱茵河是一条神秘的河流，莱茵河是主教们的河流，莱茵河是僧侣们的河流；主教因时代不同而强弱不等，僧侣则因智力不一而强弱有异；莱茵河是卜尼法斯的河流，是他那循规蹈矩的主张以及他那部曾送交罗马审阅的严守教法的摩西法典的河流；可是有那么一天，在沃尔姆斯，在莱茵河上的沃尔姆斯，一位名叫路德的僧侣竟然发出反对墨守教规的呼吁，引起巨大反响。莱茵河还是一条为德意志服务的河流，对于德意志的建立并使之成为一个紧密的实体，而且思想健康地生活着，莱茵河的贡献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力量。可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充满情谊和热情好客的莱茵河从来不敌视任何人，不自我封闭。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莱茵河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的河流，即使当它把微笑向着德意志以外的地方抛撒时也是如此；说它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河流，其前提恰恰是：德意志愿意把自己确认为一个正在寻找变幻莫测的地平线的“变异因素”，而不是封闭在其清晰的意识中的一个“存在物”。
共有三种影响：第一是罗马的影响，其次是日耳曼的影响，第三还是罗马的影响，不过，后面这个罗马与前面那个罗马含义不同，后面这个罗马指的是基督教和教会。三种影响，确切地说是三种酵母，即罗马、日耳曼和教会。经历了数百年漫长的岁月，这三种酵母才在莱茵河两岸先后找到了自己的土地。不管怎么说，三这个数字并不大。可是，千万别以为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三种酵母都是纯而又纯的。每当历史抓住它们时，它们都已经变坏，准备接受一切混合物，因而也就更加有效，更加积极，更加可怕。
在数百年中，对于唯一能够给予混杂的人群以尊严和方向的那些建设性形式来说，罗马既是它们的意义，也是它们的需要。在数百年中，罗马也是人们感受到的与西方和南方所有罗马化地区的一种亲属关系，是由于自己的高贵出身而拥有的一份自豪，是一种出于本能和感情而不是出于理智的倾慕，倾慕无与伦比的罗马土地意大利，那里到处是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柏树和外观诱人、成熟时甜汁外溢的水果。
16世纪的沃尔姆斯及其毗邻地区
日耳曼文明是一个强大的因血缘和习俗而结成的人群，是一种主要因本性而非利益而形成的相互支援的关系，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载体的语言，是一种特殊交换体系的工具；因此，尽管边界从不固定，历史上屡屡发生意想不到的曲折，它却始终拥有许许多多永恒的亲近关系，心灵、精神和推理都彼此相近。日耳曼文明即使不能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至少也是一种自主的文明，它拥有丰厚的基础，而且善于通过借鉴进一步丰富自己。它是一种存在、理解和行动的方式。尽管人们天生迷恋于那些粗俗的文化，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先知、神秘主义者、哲学家、思辨学者的影响，文化趣味正在逐步提高，成千上万的人从他们身上重新找到了对于自己的天性模糊的向往，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理想翱翔在莱茵河一片光明的天际，凡高晏 [57] 为莱茵河所作的画数百年来盛名不衰。
最后还有基督教和罗马教会。这是一种双重的力量，兼具瓦解和重组的功能。罗马帝国彻底垮台了，它那套建立在精英的独断专行基础上的制度被摧毁了，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基督教和教会为所有这一切作出了贡献。基督教和教会企图捡拾起罗马帝国这架破碎机器上的残片，重新组合用来保护自己命运的坚固的框架。努力重建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或者说，努力重建一个对边界毫不在意、将道德文化和教会的监护作为唯一关注的基督教帝国：这便是教会永不改变的倾向。莱茵河永不改变的倾向则是：当然是为德意志而努力，但同时也为德意志以外的世界努力，为的是让德意志更好地与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融为一体，他们与南方保持着紧密的接触；这样，德意志就可以从慷慨而富有的亚洲人和非洲人那里得到实惠，他们为了与古老的欧洲交往而来到地中海，在这个旧世界的共同生长地里播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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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金格特里克斯（Vercingétorix，约公元前72—公元前45），高卢人首领。
[2] 利特雷（Maximillian Paul Littré，1801—1881），法国历史学家、文献学家。
[3] 卡尔科比诺（Jérome Carcopino，1881—1970），法国历史学家。
[4] 克劳狄（Claude，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帝国皇帝（41—54年在位）。
[5] 加利埃尼（Joseph Gallieni，1849—1916），法国将军，非洲殖民地创始人之一。
[6] 里奥泰（Louis Lyautey，1854—1934），法国元帅，曾代表法国驻节摩洛哥。
[7] 提比略（Tibère，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皇帝（14—37年在位）。
[8] 图拉真（Trajan，53—117），罗马帝国皇帝（98—113年在位）。
[9] 马可—奥留勒（Marc-Aulèle，121—180），罗马帝国皇帝（161—180年在位）。
[10] 大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7），罗马帝国作家。
[11] 比若（Thomas Robert Bugeaud，1784—1849），法国元帅，曾在摩洛哥推行殖民政策。
[12] 普朗库斯（Lucius Mutatius Plancus，公元前1世纪），罗马将军，恺撒的干将。
[13] 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63—公元前12），罗马帝国将领。
[14] 奥古斯都（Auguste，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帝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年在位）。
[15] 格尔马尼库斯（Germanicus，公元前15—公元19），罗马帝国元帅。
[16] 布洛克（Gustave Bloch，1848—1923），法国历史学家。
[17] 鲁索（Henri Rousseau，1844—1910），法国画家和作家。
[18] 巴别塔，意为语言混乱。据《圣经》，挪亚的子孙协力建造巴别塔，上帝欲加以阻止，遂令语言混乱，互不相通。
[19] 普拉克希泰尔（Praxitelès，？—公元前370），雅典雕刻家。
[20] 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条约，将查理帝国一分为三，分别称作中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从而奠定了近代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基础。
[21] 虔诚者路易（Luois le Pieux，778—840），查理曼之子，查理帝国皇帝（814—840年在位）。
[22] 此处指三兄弟之一的日耳曼人路易，而非三人之父虔诚者路易。
[23] 阿勒马涅（Allemagne），法兰西人对德意志的称呼。
[24] 阿勒芒人（Allemands），法兰西人对德意志人的称呼。
[25] 埃米尔·戈迪埃（Emile Gautier，生卒年不详），法国历史学家。
[26] 《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成书于10世纪末的法兰西民间史诗。
[27] “德意志”的原文为Deutschland，意为“上帝的土地”，其中Deu来自拉丁文的上帝或神Deus，land为土地。
[28] 拉丁民族以条顿（Teutoni）泛指日耳曼人。
[29] 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e），公元前1世纪苏埃维亚人的首领。
[30] 希维里斯（Julius Civilis），公元1世纪中叶巴达维人的首领。
[31] 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
[32] 这些都是拉丁名字，其中普里姆斯和塞贡杜斯意为第一和第二。
[33] 这些名字都具有蛮族的特征。
[34] 希亚格里乌斯（Syagrius，？—486），高卢将军。
[35] 奥索尼乌斯（Magnus Ausonius，约310—395），高卢诗人。
[36] 哲罗姆（Jérome，拉丁名Hieronymus，347—420），基督教圣经学家。
[37] 这是两个地名，其中勒梯什（le Tiche）即德意志（Deutsche），指日耳曼人，勒罗曼（le Roman）指操罗曼语的拉丁人。
[38] 弗雷戴盖尔（Frédégaire），传说中的一位法兰克史书作者。
[39] 默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40] 利凡得（Levant），指地中海东岸地区。
[41]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德意志的一个望族，发迹于公元11世纪，其后裔中有18世纪的普鲁士国王和19世纪的德意志皇帝。
[42]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43] 艾克斯拉沙佩尔（Aix-la-Chapelle）是法国人对亚琛（Aachen）的称谓。
[44] 戈德弗鲁瓦·德·布伊翁（Godefroy de Bouillon，1061—1100），下洛林公爵，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活动。
[45] 艾蒂安二世（Etienne Ⅱ），罗马教皇，（752—757年在位）。
[46] 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714—768），法兰克国王（751—768年在位）。
[47] 利奥三世（Léon Ⅲ）罗马教皇，（796—816年在位。）
[48] 国王查理，即后来的查理曼大帝。
[49] 温弗里德（Winfried，约680—754），英国贵族，基督教德意志总主教，曾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加冕。
[50] 温德人，中世纪德意志人对斯拉夫人的称谓。
[51] 圣科隆班（Saint Colomban，540—615），爱尔兰传道者。
[52] 指罗马城内台伯河边的七座小丘，罗马城在此七丘基础上建成。
[53] 孩儿路德维希（Louis l'Enfant，893—911），日耳曼人的国王（900—911年在位）。
[54] 捕鸟者亨利（Henri Ier l'Oiseleur，876—936），日耳曼人的国王（916—936年在位）。
[55] 奥托一世（Otton Ier，912—973），日耳曼人的国王（936—973年在位），德意志皇帝（962—973年在位）。
[56] 克吕尼原是法国一座修道院的名字。10—11世纪，以该修道院为中心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其内容除加强修道院的管理外，还鼓吹教皇权力至上，反对世俗君主操纵主教任免权等。
[57] 凡高晏（Jan Van Goyen，1596—1656），荷兰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