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担心我们追溯得太远，以致越出了历史的范围。早在1907年，卡米伊·茹里安就发表了与梅叶 [1] 的意见相似的看法。梅叶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如果将史前时代的史实与此后的史实分割开来，就有“经常割裂属于同一趋势的众多事件”之虞；茹里安则在一篇铿锵有力的“史前辩护词”中指出，与古老的历史学相比，一个尚在蹒跚学步的学科也许从现在起就能对人类真正的命运作出更多的回答，他说：“史前史中丝毫没有关于这些个人、战斗和革命的记载。摆脱了充斥于历史学的超人之后，科学才终于认识了人类。”心灵和精神、信仰和对未知的征服、技术和社会，总之，人的这些创造正是人的主要特征，它们的起源和某些最初的确认已经相当古老，以致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莱茵河这样的大江大河便是如此。
Ⅰ.通道：一条大河的形成
莱茵河，当代人诵读着这个短促的名字时，一幅图景就会涌现在眼前，这条古老大河的全部流程就会异常清晰地显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它发源于阿杜拉山，蜿蜒曲折，渐渐形成河床，起初水流湍急，然后穿行于峡谷之间，最终以其宽阔的河面将丰沛的水量注入北海。当我们想到这些时，既没有丝毫的神秘感，也不觉得有任何问题。莱茵河犹如一个人，从源头到入海口，我们对它如此熟悉，以致把它当作站在眼前的一位交游已久的老朋友。
可是，问题还是有的。一个人出生之后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河呢？河显然也是一个个体，人们在久远的年代就把它人格化了。大自然在造化个体的过程中，并非不曾有过迟疑和求索；莱茵河曾经与奔腾在布鲁瓦河和阿勒河峡谷中的罗讷河上游相连，后来不是彼此隔绝了吗？它曾经流经勃艮第的边缘，经由杜河、索恩河和罗讷河中游的河床流入地中海，可是后来它不是改道了吗？重新穿过阿尔萨斯平原流向北方以后，它不是不再经由威悉湾流出美因茨盆地了吗？作为新来的客人，它从巴塞尔悄悄地进入那个同样以莱茵为名的峡谷，从宾根附近的一条斜路流出这个峡谷后，终于成为一条宽阔的大河。此处是它的主流，是名副其实的莱茵河，彼处是它的支流，是汇入莱茵河的小河；挺好，可是，依据谁的规定说这是主流，那是支流呢？是大自然还是人？是一个个体，也就是这条河。不过，大自然并没有为莱茵河规定最终的模样，是人依据合理的选择和自觉的意志为它确定了如今的模样。
从罗腊西人的奥古斯塔到各个岛屿、卢克马尼尔山口，到巴达维人的克莱蒙山，只有一支水流和一个河床可供主流使用，别无选择，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是，巴塞尔以上地段呢？河水来自康斯坦茨湖，河床突然被无法穿越的沙夫豪森瀑布切断；或者说，河水来自四州湖的罗伊斯河和从哥达湖流出的古老的阿勒河，来自土恩湖和芬斯特腊尔霍恩湖；水量充沛的阿勒河与莱茵河汇合之处，水量大于传统的莱茵河，可是，为什么要保持主流的尊严，用莱茵河来称呼这许多水流呢？在习惯面前没有惊愕。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看惯了将山川河流分成等级的地图，习惯于把河流当作现成的地理现象，谁也不曾讨论过它们的必要性。再说这有什么用呢？就莱茵河而言，我们甚至不曾觉得以下两点有什么奇特。据我们所知，许多河流（我们只举两条河作为例证）曾多次更换名字。例如，波河在被称作帕杜斯河之前，曾时而被称作伯丁古斯河，时而被称作埃里达努斯河；索恩河则曾经有过三个不同的名字：布里古诺斯河、阿腊尔河、索戈纳河；可是莱茵河从它出现在希腊文献之日起，就与现在一样叫做莱茵河。就是说，不为我们所知的先辈们在两千余年之前就像现在这样称呼它了。从那时起，这个名字所指的是从雷蒂山到巴达维亚湿地的那条河流的全部流程，沿途的地理特征也与现在几乎完全一样，变化极小。在凯尔特语中，莱茵河的第一个名字雷诺斯的含义是流水、河流或大海，古爱尔兰语为此提供了佐证。莱茵河获得这样一个普通得无以复加的名字，是在公元前的哪个世纪呢？现在当然不必为此确定年代，而是要知道人们如何和为什么将选定的若干条水流头尾相接，使之成为一条河，成为我们传统上的莱茵河。我们把目光投向地图，便能作出一种推测。
对于人来说，山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山顶而在于山口，更重要的是山谷的两种功能，其一是人们可以从朔风劲吹的山脚向上攀登，其二是可以沿坡下山，去往兴趣和信仰吸引的地方，满足一下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热烈愿望……如今地图上的每一个点都有详细的标注。可是，在绘制地图尚未成为科学之前，人们感到有必要（通常很少感到）给每个山顶竖一块名牌；为山顶命名的想法自然来自居住在山麓的乡民，山这边和山那边的乡民给同一座山各自起一个名字，一些雄伟的山峰于是往往就有两个名字；比如，同一座山峰，南麓的乡民称作切尔维诺峰，北麓的乡民却称作马特峰。为一些较大的河流命名也是这样，一条河流过一段距离后往往会与另一条河交汇，为了能够始终辨认主流，不因远离源头而混淆主流和支流，人们只用一个名字来称呼主流的全部流程，这样一来，大河与它们的支流便得以区别。莱茵河就这样诞生了。
17世纪对于莱茵河源头的描述
阿杜拉峰脚下，一望无际的芦苇……不，莱茵河并非发源于充满诗意的芦苇丛中，它诞生于一些比较便于通行的山口，这些山口俯视着莱茵河的一些源流，其中有布雷诺河与雷诺河之间的卢克马尼尔山口，控制着莱茵河下游的圣贝纳迪诺山口、斯普吕根山口、塞普蒂默山口和狭窄凶险的维亚马拉峡，以及俯视着哈尔伯施塔特的尤利尔山口；这些可以通行马车的大山口常令我们忘却了一些较小的山口，比如南方的马伊拉河与北方的马德尔河交汇处的马齐奥山口；三个相似的名字：马伊拉、马德尔和马齐奥启发了聪明的乔治·德·曼泰耶，他依据地名学理论，逐一审视了那些刚刚形成的河流和许多山口，无畏的商人们翻山越岭经过这些山口贩运商品……莱茵河就诞生于这些通道和通道那边的马乔列湖、科莫湖和伦巴第平原，方便的水路交通为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带来了长期的充裕和富足。不必试图在各个山口之间进行选择，不必试图弄清各条河流的源头有什么关系。例如，罗讷河与莱茵河之间，分别发源于阿尔贝格山口两侧的莱茵河与因河之间；因河这条巨大的水上通道本身又被布伦纳山口和阿迪杰河谷割断，然后流到交汇处，哈尔施塔特人从这里离开特劳恩河，走向下奥地利平原。也不必试图确定美丽的康斯坦茨湖在莱茵河的形成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康斯坦茨湖简直就是中欧的一个小型内海，从飞艇上往下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周遭分别是瑞士、奥地利和德国。我们不妨概括地说，莱茵河像是一条导线，一目了然地径直伸展在波河平原和北方地区之间。确切地说是哪些地区呢？从历史上看，就是皮莱讷 [2] 以极其敏锐的历史感称之为第二个意大利的那些低地地区；这个地区港湾众多、河道密布，围成无数小岛，其作用恰如威尼斯地区之于航行在地中海上的水手，史前时代的北方民族曾在这里波涛不兴的水边捡拾琥珀，在他们看来，众神之中最了不起的光明之神与一缕阳光，一同被禁锢在这些神秘而奇妙的琥珀里面，而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人们把琥珀看得远比黄金和宝石更加珍贵。
琥珀大概产于维斯杜拉河与涅曼河（梅默尔河）之间遥远的萨姆兰。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些水路通向萨姆兰，水路周围散布着扼守埃斯科河 [3] 和马斯河河口的神圣的瓦尔赫伦诸岛，这些水路还控制着易北河、赫尔果兰岛及其险峻的岩石。费马恩岛监视着后来分别被称作基尔湾和卢卑克湾的两个海湾……可是，长长的商队从黑海沿岸缓缓走来，穿过德涅斯特河和南布格河河谷，然后登上这块令人垂涎的“海泡石”。这条走向东部的路线把莱茵河渐渐抛在身后了；不过，琥珀也可以在弗里斯兰 [4] 地区西边找到，商人们沿着祖先迁徙时走过的老路，在神甫和上帝的佑护下向蕴藏着琥珀的地方前进，用他们带来的金首饰、铜制品以及后来的铁制兵器等珍稀之物，交换无价之宝，然后把琥珀如同战利品那样带回到地中海边的神庙，一直带到多多纳和提洛岛。路线当然不止一条，长期以来最常用的路线是这样的：从波希米亚和莫尔道河来到易北河，然后从马格德堡附近的拐弯处抵达威悉河，直到威悉河流出赫西尼安山的那个地方。然而，莱茵河不久就担当起了通向弗里斯兰路口的向导角色，莱茵河从北海导向阿尔卑斯山脉、特辛以及众多的湖泊，最终到达波河河谷。德尼斯 [5] 在2世纪用一系列富有教益的彼此混杂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在白杨树下嬉戏、在河边采集琥珀的……凯尔特人儿童。这是一条十分久远的路线，记载在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 [6] 诗中的驾驶阿尔戈号的英雄们 [7] ，走的也是这条路线。据这位诗人神秘而奇特的地理记述，当时叫做罗达诺斯河的罗讷河分为三支，有三个入海口：一支是注入大洋的今日的莱茵河，另一支是注入爱奥尼亚海的今日的波河，第三支是注入撒丁海的今日的罗讷河；罗讷河的入海口几乎面对着斯托察德，即耶尔群岛，在第一铁器时代 [8] ， 一条向大陆输送珊瑚的通道以耶尔群岛为起点。被赫拉 [9] 弄得晕头转向的阿尔戈号上的船员们最终到达的地方便是这里……如果这里说的是三条路线，而不是三条河流，那么，这个观念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合乎逻辑的。
17世纪初的库尔
其实，三这个数字一点也不算大。早在我们所知的第一批商人之前，许许多多人已经发现并使用这几条古老的商路了，他们当时使用的语言如今再也听不到了……三这个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这些古老商路之多。注入莱茵河谷的水流同样作出了贡献，它们使它终于成为莱茵河，使它为人们所熟知，使它能为人们提供服务，使它有一个确定的流向，对此怎能不置一词呢？
水路可以分为两组。南面是多瑙河的一条或多条水流，也就是从雄伟的伊斯特洛斯河（后来才叫做达努比奥河，况且仅指其上游）谷地中看到的那些水流。事实上，这条水流不单为商人及其商品指明了方向，他们来自亚洲的十字路口黑海和也许对形成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作出过贡献的黑海沿岸平原，最终到达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心。水路也许不止一条，其中之一通过康斯坦茨湖和阿尔河，直达潮湿的沿岸布满了史前人类栖居地的那几个湖泊，拉泰纳 [10] 这个史前人类栖居地有力地说明，这些遗址当年的规模十分巨大。另一条则通过突兀在前的蒙贝里亚尔山崖脚下的隘口和环绕着弯弯小河的贝桑松卫城，直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的索恩河和罗讷河地区。这条水路不仅提供了水流和河谷南部湿软的河泥，为那些外来者向前推进提供了方便，外来者带来巨大破坏，也带来了新习俗和新发明，他们深入欧洲中部走廊，在那里你追我赶地展开厮杀；这条水路还得益于与之交叉的另一些水路的特殊贡献，这些水路有的与之垂直相交，经由纳布河和萨尔河通往易北河及其早已被发现的各个河口；有的则经由赫芬根、瓦尔茨胡特和森德哥河或者内卡河，从罗滕堡到坎恩施塔特和海德堡，从而得以绕过黑林地区抵达莱茵河；所经地区的各类产品扩大了这条水路上的商品交易量。
这些通道还用来运送食盐。水路两侧散布着一些著名的盐矿，其中包括一些声名远扬的盐产地，诸如哈尔施塔特和哈莱因、科赫尔河畔的哈雷、斯塔斯富特南边萨尔河畔的哈勒；在日耳曼尼亚战役中，朱利安 [11] 在这里见到了勃贡德人和阿勒曼人手持刀剑争夺盐矿的情景。这些水路还用来运送金属、青铜和黄金从欧洲东南部经由这些水路运往欧洲西北部，诺里库姆的铁沿着多瑙河上游和内卡河，以接力方式运到罗讷河和莱茵河。下面这一事实颇能说明问题：第一铁器时代早期特有的巨剑，不见于高卢南部和瑞士西部，却可以在巴登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和勃艮第等地找到。但是，只谈产品在这里是否就够了呢？在水路交织的森德哥，在内卡河的各个入海口，在北面的美因茨盆地，人们彼此交换的不只是工具、武器或首饰，而且还有思想，是的，彼此交换的还有文明前进的脚步。美因茨盆地从新石器时代人在河边建造茅舍起，直到成为青铜和铁的重要集散地，始终如一地得到人们的培育；青铜和大量的铁经由尼达河和韦特河来到这里，然后去往富尔达河和威悉河方向。剑能够驯服地听从持剑者的直接命令和他的瞬间直觉，因而被看做“用以延长血肉之躯的铁臂”，当剑开始分享人们对于斧头这种粗笨的杀人凶器的青睐时，难道仅仅是一种工具或一种行为方式的传布吗？由此而形成的难道仅仅是更加灵巧的举止吗？在舒马赫一部漂亮的著作中，有一张地图为这些后来的水路勾勒出了轮廓；通过今日的人口分布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水路在当年的重要性；事实上，借助这些古代水路，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接触不断扩大；这些地区包括莱茵河沿岸、中欧平原、较早得到开发的波希米亚和诺里库姆、稍远处的庞尤克辛（今黑海——译者）沿岸；这些人群包括哥特人、斯拉夫人和上百个其他人群，他们后来以密集的方式组成为日耳曼部族，成为不安于现状的杂乱而喧嚣的一大人群。
还有多瑙河通道；北方的通道同样以其伸向远方的触角通向各个人类聚居中心，尤其是日德兰半岛，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产生人群和部族的熔炉……有两条路，一条是威斯特伐利亚路，另一条是滨海路。它们的走向应该从以下两部著作中去辨识：一部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 [12] “为欧洲土地占有史所著”的《法国全图》，书中附有一幅著名的地图；另一部是埃马纽埃尔·德·马托纳 [13] 的《世界地理》，此书的第4卷“德国”中也附有几幅很说明问题的地图。
第一条路沿着赫西尼安山脉北麓延伸在呈阶梯状和便于挖掘的黄土地上，从马格德堡地区的博尔德到威斯特伐利亚的黑尔韦格，它悄无声息地来到莱茵河，在利珀河和鲁尔河之间经过一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地方：帕德博恩、埃森、杜伊斯堡、高级神职人员的驻地和军事古堡，这些地方后来成了浓烟滚滚的煤铁之都。这条路在芬洛与马斯河相交，第一铁器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墓群表明，此地曾是一个繁华的大地方。从这里开始，这条路线稍稍改变方向，避开皮尔，经由埃沃的湿软河泥地带和埃斯拜高原，来到埃诺、皮卡第和明净的香槟土地上。内安德塔尔峡谷中的居民从他们的洞穴就可以看到这条路与莱茵河交汇的地方。斯普罗克霍夫的一幅地图清晰地标明，早在第一青铜时代，这条水路流经的地段上就散布着20个货栈。德鲁苏 [14] 的第二次战役就是沿着这条路进行的。
德鲁苏在公元前12年也利用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沿着盛产鱼类的海岸延伸在冲积滩地上，这片低洼的冲积滩地异常肥沃，人口比较密集，一大片贫瘠的砾石地和沼泽地将它与内地隔开。由此从波罗的海到英吉利海峡，从维斯杜拉河到埃斯科河，然后再到索姆河，一块又一块受着海浪威胁的坚实的土地，与一些岛屿、湿地和沼泽中的绿洲连成一片，居住在这些绿洲上的是过着两栖生活的弗里斯兰人和冷漠的巴达维人；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这些绿洲的居民便是那些经常成群结队地前往南方贫瘠的赫西尼安土地上进行殖民活动的部族了。不过，这里依然是十字路口，依然是居住中心。例如，通格尔和巴韦便是如此，巴韦附近的一条罗马时代的大道表明了这个地方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而安特卫普、根特和布鲁日则证明了通格尔的重要性。一位古代历史学家提及的唯一的一座日耳曼古城，恰恰是只能在这个地区找到的阿希布吉乌姆（今埃森堡——译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塔西佗声称这座城市是尤利西斯及其父亲列尔泰斯建造的（见《日耳曼尼亚志》第3章），也许这是因为他错读了一则碑铭而产生的误解。近年进行了一些考古工程，旨在搞清莱茵地区的琥珀贸易输送路线的起点和储存库；大胆而审慎的马萨里奥特人不愿贸然进入波涛汹涌的北海，于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就利用储存库从居住在易北河与莱茵河之间的中介人坦科特人手中，接收用船只从阿邦库尔岛运来的珍贵的商品……
过于详尽的细节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应该牢记的，或者说，自古以来照亮莱茵河的命运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是人，是将众多的水流集为一条大河的人，把山口、激流锻造成为一条通道，而不是一堵屏障；是一条纽带，而不是一条鸿沟。
Ⅱ.天然边界
也许是南北之间的一条纽带；如果愿意，也不妨说是两个荷兰、两个威尼托之间的一条纽带。然而，是否也可以说是东西之间的一条纽带呢？除了莱茵河这个名字，我们对于这条河所知甚少，所以若想了解它所扮演的角色，就需要从它作为一条交换通道的历史着手。是不是一条和平的通道，这是另一个问题，既然是交易，当然就会有赢利，就会你争我斗，就会经常动武。这些河流往往起到了息事宁人，让商人们和平相处的作用，直到有一天为了这些河流本身，人们彼此争斗起来，那是埃迪恩人与塞夸尼人，他们因索恩河的过河费而伤了和气，发生争执……总之，自从学者开口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些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们所提供的不再是诗篇或传说，而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论述，这些学者宣布说，莱茵河不只是一条纽带，还是一条界线。是这样吗？不。因为古希腊人，例如大约公元前440年的希罗多德，并未谈及莱茵河，他们知道阿尔卑斯山以北只有一条河，这条河的河谷似乎是为了将东部的产品和思想运送到西部人的心脏地带而定制的，此河便是伊斯特罗斯河，即今日的多瑙河。可是，以后到来的那些人把多瑙河叫做雷诺斯河，在他们迅速提出的各种体系中，莱茵河扮演了界线的角色。
当然，他们让我们猜的谜起初含混不清；例如，狄奥多罗斯 [15] 在公元前1世纪提出，莱茵河是分隔凯尔特人和加拉西亚人的界线，前者居住在莱茵河左岸，后者居住在莱茵河右岸；这种区分十分令人惊异，因为狄奥多罗斯的前辈，例如波利比乌斯 [16] ，认为凯尔特人和加拉西亚人是两个相当含混的称谓，彼此可以交替使用。不久以后，大约在公元前30年，哈里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 [17] 在描述凯尔特时宣称，莱茵河是仅次于多瑙河的欧洲第二大河，它将这个广大的地区均分为二，一部分是日耳曼尼亚，与斯基泰相近；另一部分是加拉西亚，靠近南部，朝向比利牛斯山脉。这与我们今日的习惯性说法比较接近，但是，恺撒的《高卢战记》那时已经出版，此书提到了高卢的凯尔特，成为法兰西正式形成之前存在的证据；在这部首次向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提供有关凯尔特可靠资料的巨著中，恺撒谈到比尔及人时说，他们与“居住在莱茵河那边的日耳曼人为邻，永不休止地与他们作战”，此类名言多达20句。恺撒在别处谈到这些比尔及人时说，他们“大部分”来自不久前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与真正定居在大河这边的日耳曼人联手对付罗马。“那边”与“这边”的变化值得注意，是不是由于知识不足而在不经意间写下的呢？恺撒虽然拥有信息机构，却早已停止运转了。再则，他刚刚接替败在他的军团手下的高卢人，如今驻扎在河边的是这些军团；它们已经渡河，而且打算守卫这条河。由此在历史上产生了第二个观念，其影响之严重甚于第一个观念。由于征服者刻意所为，莱茵河是边界的说法出现在征战的一片嘈杂声中，它不再是一条纽带了。
我们姑且就此打住，转过头来看看当代资料，但不讨论细节。处在比尔及人和日耳曼人中间的恺撒犹如一条分界线，引导他走向莱茵河的，不正是以标明在土地上的界线将游移不定的人群固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这种需要吗？而他这位杰出的苏丹社会观察家实际上同样被这些人群引导着。首先，他在一部厚厚的著作中告诉我们，说不清有多少部族毕恭毕敬地在尼日尔河的某条支流边上止步，他以一位受过书本和外交传统熏陶的优秀欧洲人就此说道：“这是他们名副其实的天然边界。”可是，仅隔数页却出现了一句无意之中扇自己耳光的话：“除了尼日尔河和下乌埃梅河，其它河流在旱季完全不是障碍，因为河床里一滴水也没有了……”
莱茵河无缘享受这份失宠的滋味。曾有一段时间，莱茵河完全不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航道很深，到处都有人工堤岸；冬季和冬季的冰冻，夏季和夏季的干旱，都可能令罗马人忧心忡忡。他们不能不忧心忡忡，因为尽管没有桥，却可以涉水而过；众多的部族扶老携幼，带着行李，拉着夜间可以宿营的大车，一直在涉水渡过莱茵河。“渡过莱茵河”这几个字出现在《高卢战记》中有多少次？在《日耳曼尼亚志》第32章中，塔西佗不是将河床坚实、可以当作边界的莱茵河，与无法用来当作界线的莱茵河作了明确的区别吗？此外，他不是在《编年史》第4章第126节中向我们指出，为了阻止蛮族涉过无法载舟的河流，一些军团不得不在岸边构筑工事吗？
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样一幅图画：在孚日山脉和黑林之间的平原上，在树木和芦苇后面，在河狸和候鸟经常光顾的沼泽地后面，远比今日更加严实地隐藏着一条河，河水不那么深，水流不那么急，流沙在河中涌动，树干横躺在河泥中；灌木丛散发出腐烂的气味，蚊子成群成堆，莱茵河几乎被稠密的灌木丛彻底孤立了，它与有人居住的土地、农田、农庄和村落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被割断了，只有少量过着两栖生活的渔人、猎人或在河中洗沙的淘金人，能够在这里出入。既然无人监视河流，渡河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性喜冒险的好战部族麇集在河边，看准合适的时机，涉水或者踏冰越过河面，突然扑向诱人的庄稼和富足的茅舍。
上面说到的是阿尔萨斯地区的莱茵河，可是，稍稍掉换几个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其它地段的莱茵河；正是这些不同地段的莱茵河，首尾相接连成了我们的莱茵河。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莱茵河的众多的支流和支流的支流，有什么更令人惊奇的吗？最初的源头是无数的小溪以及连成网状的小河和湖泊；在瓦尔茨胡特对面，莱茵河不是汇集了瑞士的几乎所有水流，其中包括阿勒河吗？可是，此后什么也没有了，在巴塞尔上游，某些地段的支流流域宽度不足50公里……此后什么也没有了，在阿尔萨斯和巴登之间，莱茵河奔腾而下，伊勒河将它与孚日山脉隔开，近在咫尺的黑林地区只把几条很短的小河投入莱茵河。此后什么也没有了，直到内卡河、美因河、纳赫河、兰河和摩泽尔河从东西两面汇聚过来，在莱茵河主流两侧重新形成稠密的支流网。再往前去直到汇入大海的漫长路程上，支流全都集中在一侧，其中有锡格河、鲁尔河和利珀河，还有埃里特和尼尔斯两条小川，于是，莱茵河与另一侧的联系再次中断……这幅图景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与其说莱茵河所呈现的是同一性，毋宁说是多样性。这样一条明显地在不同时期由不同源头形成的大河，它的每一个河段都与众不同，各有特点；不同河段的河岸呈现不同的面貌，它们向人们所提供的支点价值也各不相同，难道不是这样吗？
激流从巴塞尔直泻斯特拉斯堡，像一头猛兽闯入它流经的地区；莱茵河不但没有把不同的地区连成一片，反而把同一地区分隔开来了，从科隆到注入大海，莱茵河沿岸的背景呈现出幻觉般的力量，高炉、炼钢炉、炼焦炉和轧钢机向天空喷吐着混有金属的浓烟，后面不远处便是一幅三角洲的景象，我们不妨称它为莱茵河边的美索不达米亚，下面是稠黏的黏土平原，农庄孤零零地散落在平原上，就像是伦勃朗的油画一般。除了都叫莱茵河以外，激流和莱茵河还有别的共同点吗？河岸变得模模糊糊，顺流北上的游客犹如向着永不枯竭的海洋水库走去，映入眼帘的只有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的苍穹，天际不时有一行行大雁划过，一缕金光满含不宜示人的希望，在形状不断变化的灰色云层中，把整个天空染红。各个河段各不相同，流速不一，景色迥异，文化和居民状况也各具特色。这些条件造成了各个河段的景观，也可以用来解释，何以在这个普通生活之风劲吹的山谷里，总能见到各种独特的关系，其中有的偏于传统，有的更富人情，而不管前者或后者，都显现出当地的勃勃生机……因此，如果想要广泛结交，那么莱茵河总共只有一条；如果想要画地为牢或者与人争斗，那么莱茵河就有若干条，若干条时而将人们聚拢时而将人们分开的莱茵河；一言以蔽之：两个世界。
一个是我们的世界：西欧的端部。这是一大片由众多的河流浇灌的土地，交织着平原和高山，既有湿润的溪谷，也有干燥的高原，还有有人经管的树林和种满庄稼的盆地，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说的“善意的力量”——“善意的力量”超脱于地区多样性之上，从而弥补了地区多样性的缺陷——的秘密作用下，这片土地逐渐组成为一个容貌匀称端正的法人，这便是高卢和后来的法兰西；这是两个强有力的人群，然而他们的总体生活的营养却来自地方生活，在他们独一无二的火焰中，融入了成千上万个小家庭和个人的灶火……
17世纪巴塞尔的莱茵河
面对这个面目清晰、向着早已开发的海洋开放的世界，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便是广阔无垠的中欧，这片土地的大部分或是与东欧相接，或是与更远的无边无际的亚洲大地相连。这是一块密布森林的土地，经由荒原和草原上长长的路径与东面连通；在漫长的历史上，混杂着众多的民族或部族的巨大人群不间歇地活动在这块土地上，其中包括桑布里人、条顿人、哥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另外许多人；他们的差异虽然被一些表面的相似之处所掩盖，他们共同的无能却无法掩饰，那就是说，他们始终未能从森林的腐殖土和沼泽的淤泥中清理出一种明晰的政治制度来，以至于他们的政治制度长期处于模糊不清和半消失状态。
可是，北方的大海与南部地区之间有一个中介，这便是莱茵河；我们本能地这样看，历史也要求我们这样看。它是欧洲的半岛部分与大陆部分之间的鸿沟吗？我们有时候这样说，但是并不确切，或者说仅在某些时候确切。许多宽大而便于通行的隘口沟通了多瑙河河网与莱茵河河网；也许确实是一条鸿沟，可是请问，不是有许许多多的桥梁架在这条鸿沟上面吗？莱茵河地区诸国便是桥梁，尤其是如下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各自把政治或宗教的罗泰尔公国 [18] 未定型的后续者，安插在两个明显有别的世界之间。
这是一些起着界线作用的地区吗？是的。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地到彼地，人们并不采用同一方式进行接触。有一些生活节奏缓慢的孤立地区，受着发酵的腐烂物、节节上升的狂热和不断滋生的虫孓的保护。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林带，四周奔跑着迅速繁殖的狼，林子深处如同天然储存库，生活着第四纪遗留下来的各种野生动物：有爪子的驼鹿、凶狠的原牛、披着长毛的野牛、北方的棕熊等等，这还不包括那些体积较小的动物：猞猁、野猫和狼獾……粗壮结实、踽踽独行的樵夫时常光顾生长着山毛榉和松树的树林，哈尔特对面大片阴暗的森林，把奥登瓦尔德山遮盖得严严实实，在右岸更高处的绍尔兰山上，艾费尔高原与之遥遥相对；两侧陡峭的山坡把河的世界围在当中，河流则拐成大弯，每隔一段距离后才为河畔的居民提供一些方便。
这是一些令人止步的地区吗？我们见到的情景却是这样的：胡子上挂着芦苇的族长从未令任何不愿停留的人在此止步。如果说，狄奥多罗斯、德尼斯和恺撒笔下的莱茵河将人群分裂了，这里是高卢人，那里是日耳曼人，那么请别忘记：同一位恺撒曾说，塞纳河把比尔及人与真正的高卢人分隔开来，而加龙河则把后者与阿基坦人分隔开来。其实，这只不过是简便实用的划分范围的分类方法和让人对现实快速作出想象的手段而已，实际上，现实远远复杂得多。想要知道各个民族在地球上分布状况的人们，通常只有一些粗略的地图，而地图上的河流和几条著名的“山脉”，恰恰勾勒了出于实用目的而划分的范围。千万别以为一些定居的部族会手持长矛，以疑惑的目光盯着大路，警惕地“看守莱茵河”，而且不要求换岗。是边界线吗？不，是区域。有时走向分离，但并非处处都是如此。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一些纽带。正如我们这里有人所说的“长桥”，桥面平坦，支架稳定；高卢和后来的法兰西，日耳曼和后来的德意志，经由这条“长桥”彼此融合，高卢和法兰西饱受大洋与地中海的影响，日耳曼和德意志则在很长时期中，始终把森林的潮湿气味保持在自己身边，并向周围扩散。
Ⅲ.两个种族之间的莱茵河
在历史学家的追问下，宿命论的命运烟消云散了，国家之间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显露出来了。可是，在莱茵河两侧是否曾经存在过渊源更深、性质更野的对立呢？是否存在着从恺撒时代起就针锋相对的两个种族呢？这边是凯尔特人，依据民间的想法，凯尔特人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法兰西人；那边是日耳曼人，也就是德意志人和他们的祖先。这是个大问题，一个充满误解的大问题。让我们直面这个问题，不要拐弯抹角。既然没有文字资料，那就求助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这些能够提供帮助的科学吧！
语言学提供的帮助不多。然而，无论为了拨开斯拉夫人摇篮周围的浓雾，或是为了向日耳曼黑夜投去一缕阳光，缺乏文字资料的历史学家都从语言学中找到了最后的援助。一部分工夫花费在寻找各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为它们分系编组；有些方言之间的差异大得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依然属于同一种语言。对于这种共同语，语言学家们同样致力于恢复它们的原貌；19世纪的语言学家们依据在亚洲和欧洲发现的多种语言，成功地重建了这些衍生语的母语，并将它命名为印欧共同语。
语言与历史有什么联系？最直接的联系。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人群。没有一个人群不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一种语言不表达一个“单位”的思想：是否应该说政治单位？政治这个词由于它的现代含义而具有危险性，姑且说是文化单位吧，同时并不排除它的政治含义。不同方言的某些符号是否拥有共同的起源？应该说，这些有着亲缘关系的方言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母语。所以说，必定有一个人群在同一个时期中使用这种语言。在哪里？什么时候？这就是问题。借助经过精细加工的语言材料获得对于“雅利安人摇篮”的确切认识，这是祖先的梦想，我们离它还相当远。但是，凭借武力实行征服的贵族将民众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用某种机制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他们；语言学家为我们描绘的这幅图像，符合祖先们团结一致时的情景，也符合他们分裂时的情景；他们分裂之后产生了新的组合，却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告诉我们这是些什么样的组合。不过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已知或重建的语言，获得有关征服者人群的某些概念。比如，梵文就是跟随征服者进入印度的，而拉丁语进入意大利，德语进入德意志东部，还有葡萄牙语进入巴西，无一不是借助武力征服实现的。茹里安把操印欧共同母语的同一文明的携带者里古利亚人以及凯尔特人，都视为远离我们欧洲社会的人群，不也是出于同一考虑吗？里古利亚人是由于发现了印欧共同母语的一种子语，即意大利—凯尔特语才被确认的，他们控制着从爱尔兰海到坎帕尼亚地区、从易北河畔到埃布罗河畔的广大地区。茹里安认为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更小，他们侵入了后来称为高卢的那个地区；后来罗马人借助同样的征服和取代手段，在他们征服后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当然，这些只是假说，有人表示异议，可以继续讨论。然而，凯尔特人、里古利亚人、印度—欧洲人，这些含义并不确定的神奇字眼，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种族？绝对不是，在这一点上，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完全一致。
语言学家梅叶在他的名著《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中写道：“没有任何依据允许我们谈论印欧人种，如果说确实曾经存在一个印欧民族，那么我们并不知道它存在于何时何地。”卡米伊·茹里安在1903年刊登在《人类学》杂志上的一封致萨拉蒙·雷纳克 [19] 的信中说：“在民族问题上，拉丁人不是远比我们幸运吗？他们对于‘种族’一词及其概念一无所知，在此类事情上，他们只知道具体的名字。他们说这是拉丁人，那是罗马人；他们完全正确，因为罗马人无非是个名字，凯尔特人也不说明名字以外的其它东西。”皮塔 [20] 在他的《人种与历史》中嘲讽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想在亚洲或东欧“某地”为一些河流找到源头，由这些源头发育而成的是一些神奇般地纯而又纯的河流，诸如里古利亚河、凯尔特河、加拉西亚河、诺曼河等等，似乎这些河流都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相同的河流”。
人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东西。当我们开始讲述摸索时期中人的故事时，人已经在生活、劳动和创造中度过了数千年。凯尔特人、里古利亚人、印欧人，那时都是一群又一群“未名人”，而“未名人”之前的人呢？发明了最原始的技术、筛选了种子并把它们撒在垄沟里的那些人呢？建造了茅舍、驯服了畜牲、平庸地创造了人类家庭——我们的欧洲家庭——这件简单东西的那些人呢？他们都在那里，而且始终在那里；每当发生入侵、征服的时候，每当配备着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巧妙的工具的大队人马潮水般地侵袭他们的田地和习俗时，他们这些人始终在那里。我们应该从最佳已知或较好已知出发，向一片漆黑的未知挺进。数千法兰克人征服了罗马人的高卢，当他们胜利地进入这片广阔的土地时，除了他们就没有别的居民吗？在他们之前的数千罗马人呢？这些人征服了高卢的凯尔特人之后，没有在这块处女地上扎根定居吗？凯尔特人呢？数千凯尔特人到哪里去了？人群逐渐屈服、归附，最终融为一体。恺撒以后，克洛维斯 [21] 以后，经过一两代人以后，在高卢那些有衣服和财产的人当中，还能依据语言、服饰、习惯乃至他们所崇敬的神祇，分辨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吗？茹里安指出，被罗马人征服的高卢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主子的行事、说话和思考的方式。费迪南·洛特 [22] 指出，从4世纪中叶起。高卢—罗马人就令人惊异地醉心于蛮族的服饰和习俗乃至姓名。不妨说这是一种归附行为。那些归附者的祖先是一些混杂的人群，漫无目标地迁徙、劫掠妇女、交换战俘，他们受之于这些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本质，是否在50年间改变了呢？他们依然停留在那里，而他们人数的众多和秘密而混杂的遗传性，犹如一个巨大而无声的重物，悄无声息地压在后来者的身上。借助含有某些新成分的外来者，人群的混血过程重新开始并继续进行。人们面对自己拥有什么呢？一个名字：古人；两个名字：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两个巨大的人群，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早熟、早开化。总之，这是一个既深刻相似又鲜明对立的模糊不清的混合体。
《欧洲首批居民》的作者阿布瓦·德·茹班维尔 [23] 以略显自相矛盾的口气说，在南部德意志人的血管中，凯尔特人血液多于日耳曼人血液；他甚至说，日耳曼人身上的凯尔特人血液比我们法兰西人还多，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混杂人群的后代，而是其中的凯尔特人的唯一继承者。姑且把这看做笑话一句吧。可是请仔细想想，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凯尔特人”确实是恺撒的高卢人，而且罗马作家通常也说：“操凯尔特语的人是我们高卢人”，那么这些高卢人却被拉丁人说成是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就是魏吉尔在《埃涅阿司纪》第8篇第658行中高唱的金光闪闪的红毛发人，也就是那位虚张声势却又不乏坦率的戈比诺 [24] 蛮有把握地所说的，既拥有优越性又拥有典范的、完整的“日耳曼特性”的那些长头型人。当我们在莱茵河左岸大唱反调“这里是凯尔特人”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前额短而宽、棕发而不是金发的矮人；这是些短头型人，因而是凯尔特人、法兰西人……那么，高个子高卢人呢？红头发亮眼睛的高个子呢？
事实上，一位做事谨慎、信息灵通，而且不以成见作为理由的人类学家在谈及德意志时曾说：数千金发高个、如同戈比诺所描述的那种长头型人曾经生活在德意志。可是，另外也有数千棕发的短头型人，非得说他们属于凯尔特人类型吗？不错，经过空前激烈的争论后，大家一致同意布罗卡 [25] 的意见，承认莫尔旺、中央高原和孚日山脉等地的居民属于“凯尔特型法兰西人”；这种人的特征是较短的前额、较矮的身材、棕色头发和深陷的眼窝。然而，这是因懒得再争论下去而达成的一致，是昨日的科学。在出土了大量骸骨的那个著名的索吕斯特史前墓葬群里，略多于1/3的长头型人与正好1/3的短头型人并排葬在一起；此外还有略少于1/3的中头型人，这就令我们对他们的存在不能视若无睹。既有主流，也有反主流。在涌进我们家园的入侵者中间，有多少“长头型人”和“短头型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祖先，从而与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才有以下这许多人名：苏埃维亚人和阿勒曼人、哥特人、勃贡德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萨克森人、诺曼人；如果说这许多名字搅乱了历史学，那就让人类学去梳理吧。每个名字都包含着“种族等同物”吗？不。只是一些不纯的成分所组成的混合物，“长头型”与“短头型”无法区分地掺和在其中。神话就是神话，如果愿意，也可以把它看做幻影。人们在许多笔战中所说的人种，其实只是一种幻影而已；语言学家将帮助我们正视这一点。
遗存至今的各种日耳曼语古文献（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9世纪）中所使用的语言，构成了“日耳曼共同语”，出现在这些文献中的各种日耳曼语都是这种共同语的变种。欧洲中部的居民使用这种共同语，德意志北部平原上的居民大概也使用这种共同语；什么时候？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这样的推测大概不至于太离谱。可是，操这种语言的人究竟是谁？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种族。塔西佗毫不含糊地写道：“日耳曼是民族，不是人种。”一个民族，也就是若干人群的一个集合体，其中每个人群拥有各自的首领或酋长，使用各自的方言；梅叶说：“若干人群的一个集合体，其中相邻的人群形同一体，他们自己也觉得彼此同属一个整体，但从未组成为一个政治单位。”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法，我们能超越这个固有的概念吗？
可以超越。因为我们知道，在征服过程中，失败者不会神奇地消失得干干净净。“新来者”强迫“残存者”使用的语言呢？语言习惯犹如擦不掉的印记，征服者把他们的印章原封不动地盖在白纸上了吗？梅叶回答说不是白纸；他从重建的日耳曼共同语中发现了印欧语的某些成分，主动（或被动）接受了日耳曼共同语的人“用一种新的方式”讲这种语言，而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来，这也许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方式。征服者是少数，他们统治下的民众在讲征服者的语言时，改变了发音方法，使之与原来的发音方法不同，以此显示他们固守根本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印欧语奇特和复杂的语法规则的吸收也很不完全。此外还应指出，操日耳曼语的人群，包括征服者和迁徙者，不都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吗？在众多地区和部族之间的频繁迁徙，造成了语言的多样化，使得同一种语言很早就出现了差异。巧妙的语言学为文献匮乏的历史提供了一些轮廓，在不同的名字后面它发现了如下事实：众多的人群滞留在原地，在创造未来的同时永远保存过去。
历史学可以开始工作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可是条件依然极不充分，因为可以算作文献的东西，仅仅是一些名字而已，而且只能从日耳曼人这个名字开始。
我们第一次遇到日耳曼人这个名字是在何地、何时，什么日期？还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名字出现在古代作家笔下时，实际指的是什么？关于这两个问题，已经写出了许多著作。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句名言告诉我们，日耳曼是一个新的名字：“日耳曼是一个不久前添入的新词”；那么日耳曼人呢？萨鲁斯特 [26] 在公元前73年使用了这个词。在他之前，这个词见于波塞多尼乌斯 [27] 的一部希腊文著作（约公元前80年）。《大事记》中有一条关于公元前222年的记载：执政官马尔克卢斯 [28] 在皮亚琴察附近的克拉斯蒂狄奥姆战胜因苏布雷斯人和日耳曼人，不久即率领罗马军团进入米兰。这条记载是否应视为真实可信，是否应据此将日耳曼一词的出现一下子提前许多年？一支包括一些因苏布雷斯人在内的混合部队打了败仗，这是确凿无疑的，可是除了因苏布雷斯人，这支混合部队还有什么成分呢？波利比乌斯说是吉萨特人。在普洛佩斯 [29] 的诗中，吉萨特人的首领在一个巨大的盾牌保护下，手持两杆叫做“格萨”的投枪站在战车上；诗人还说，这位首领“不无自豪地声称自己正在顺莱茵河而下”。吉萨特人令我们想到了比尔及人，可是，有多少古人不把比尔及人混同日耳曼人呢？
让我们面对现实。名字只能使我们迷失方向。在罗马的一般人头脑里，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群；前者指这个人群中最野蛮的那部分人，也就是特别凶残、非常热情、吃苦耐劳的日耳曼人；后者则指开化程度较高、离地中海家园较近的那些部族，他们因与外界频繁接触而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特征。但是，越是往北和往东，这些高卢人因众多的森林和沼泽而变得越发野蛮；到了比尔及人那里，就再也分不清谁是前者谁是后者，谁是比较凶残的高卢人，谁是比较开化的日耳曼人了。这是斯特拉博 [30] 和波塞多尼乌斯的看法，也是西塞罗的看法，而当他表明这一看法时，恺撒已经挥兵驰骋在高卢了；在西塞罗这位罗马辩护人眼里，日耳曼人与赫尔维特人看过去都是“高卢人”。无论如何，日耳曼人（Germani）这个词令人想到其他一些有着同一词尾的高卢人部族，例如佩曼人（Poemani）、科曼人（Comani）、内高卢人（Cenomani）；那么，这些所谓日耳曼人是否并非日耳曼部族，而是罗马人在某地遇见的一个或数个凯尔特人部族呢？
17世纪中叶的施佩耶尔
罗马人可能由于文字原因而弄错了，因为在罗马人的文字中有一个与日耳曼人（Germani）相近的形容词：germanus，其含义是真实、自然。由此很快就在民间产生了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关于词源的说法：日耳曼人（也可理解为“真实而自然的人”。——译者）即高卢人，真正、纯粹、上等的高卢人。恺撒本人是否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不管怎么说，他不具有塔西佗后来特别强调的那种概念（然而，我们这些经常把若干世纪搅混的人却不应忘记，《高卢战记》和《日耳曼尼亚志》以年为单位计算时间，这与伏尔泰作于1753—1758年的《风俗论》中有关罗马征服的那几章，以及卡米伊·茹里安作于1908—1912年的《高卢史》头几章是一样的）；我想说的是：当时人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日耳曼尼亚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被圈在莱茵河、大洋和多瑙河中间，东面是萨米蒂亚人和达契亚人的土地。这个概念完全是地理概念，而绝非人种概念；这是那些具有建设精神的人所获得的概念，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那些地区令人担忧：活动在黑森林边沿上的好战部族，对于他们身上那种南方人对阳光的喜爱心怀敌意，时刻准备倾巢而出，向远方实行攻击。由于不甘心于对这些部族一无所知，他们决心搞清楚这些部族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些信息，尽管其中有些并不十分准确。就这样，恺撒仅仅知道这些部族的一条界线，而塔西佗却不仅已能勾勒出这些部族的活动范围，而且把日耳曼人置于这个活动范围当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把这些部族的活动基地叫做日耳曼尼亚。可是，为什么不着手使之靠拢呢？
日耳曼人（Germani）这个部族的名字，渐渐变成了一个地方的名字（“日耳曼是一个不久前添入的新词”），又从地名变成对这个地方居民的称呼，最终成为一些人的名称，而这些人的血统、语言和习俗都与原来叫做日耳曼人的那些人不同。同样，在另一个大陆上，向迦太基进军的罗马人把阿非利（Afri）这个称呼赋予被布匿人征服的土著居民，并由对人的称呼变成了对地域的称呼，阿非利加起初是一个行省的名字，后来变成一个洲的名字。当阿拉伯人到来时，这些名字都消失了，戈迪埃在他的《马格里布的黑暗年代》中写道：“这是因为阿拉伯人头脑中没有这些基于地理的大类别，阿拉伯人眼前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便是部族。”如果把阿拉伯人换成日耳曼人，岂不是也会把起先指凯尔特人的日耳曼人，后来指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这段历史颠倒了吗？
可是，这一切涉及种族吗？即使在恺撒时代，人群也是混杂的，日耳曼人或多或少有些凯尔特化，凯尔特人则加入了日耳曼人联盟，他们长久地互依共存，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都对此提出了彼此吻合的佐证；既然如此，还能在这些人群之间划出一条基于种族的界线吗？地名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一些与高山大河有关的地名，除了显然来自凯尔特人对这些高山大河的那些称呼之外，其余的都来源不明，而与日耳曼毫无干系。莱茵河右岸的支流便是如此，其中包括Lupia和Raura、Sigina和Langona、Moenus、Nicer等河流；Lupia（即Lippe，利珀河）与我们尼斯人对狼的称呼Loup相似，Raura（即Ruhr，鲁尔河）则与摩泽尔地区的Roer（罗埃尔河）以及Arauris（埃罗河）读音相近；Sigina是日耳曼化的塞夸尼人对Sieg（锡格河）的称呼；Langana（即Lahn，兰河）和Moenus（即Main，美因河）中的二合元音并非日耳曼语所有，与洛林地区的尼德河（Nied）堪称姊妹河的尼达河（Nida）和Dubra（即Tauber，陶伯河）都是美因河的支流；汇入Nicer（即Neckar，内卡河）的有Alisantia（即Elzens，埃尔斯特河）、Anisus（即Enz，恩茨河）、Armisia（即Rems，雷姆斯河）。更不必说，在南部和东部的日耳曼人范围内，还有许多非日耳曼人的聚居点，诸如杜努姆（dunum）、里土姆（ritum）、布里加（briga）、博纳（bona）、杜鲁姆（durum）、塞纳（cenna）；当然，还有属于同一文明的一些词汇，既见于凯尔特语，也见于日耳曼语，它们的相似之处可以理解为相互借用的结果。例如，人们早就指出，印欧诸语中用来指称首领的词，拉丁语为rex，高卢语为rig，而rika则是同一个词的日耳曼形式；毋庸置疑，日耳曼语的rika来自高卢语的rig，倘若有e，则应变为d，而不是i。许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部族集合在一起，踩着脚跟一同前进，推进速度较低的人群骤然间壮大起来。日耳曼人朝莱茵河方向前进，起初很快到达下游，接着到达中游，即美因茨地区，那里长期存在着一条由东向西的边界；凯尔特人在日耳曼尼亚的一些“孤岛”中固守，例如博伊人在波希米亚占据的那些“孤岛”以及沃尔克人在赫西尼安占据的那些“孤岛”；在恺撒时代，沃尔克人已经布满阿基坦地区，出于一种奇怪的原因，他们的名字始终被德意志人用来称呼罗马人，被英格兰人用来称呼威尔士人（先是Walah，接着变为Walch，后来又变为Welch）。暂时的平衡很快建立，又很快打破。上次的征服者和上上次的征服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作一个小结。是神话还是现实？文明其实已经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了。刚才讲述的是“势力”，是借助人的思想和情感对事实产生过最直接、最丰富多彩的影响的那些“势力”。因为，这些由多种多样的人群组合而成的“势力”，并不在同一时间里一起行动，并不以同一种方式行动。既有商路，也有军事边界；既有时而就借贷进行谈判，时而明目张胆地进行掠夺的那些武装部族所施加的压力，也有文明的冲击；既有覆盖整个莱茵河地区的巨大人群，也有损害整体却有利于某些地区的地方性小股势力。总之，多种多样的成分组成了这部历史，它在不同时期所展示的，既非同样的趋势，也不是同样的成功。
正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种多样性，我们才在上面努力通过对比来展示莱茵河绚丽多彩的过去所具有的若干特征鲜明的图景。
* * *
[1] 梅叶（Antoine Meillet，1866—1936），法国语言学家。
[2] 皮莱讷（Henri Pirenne，1862—1935），比利时历史学家。
[3] 埃斯科河（Escaut），又名斯凯尔德河（Scheldt）。
[4] 弗里斯兰，荷兰北部地区，法文写作Frise，荷兰文写作Friseland。
[5] 德尼斯（Denys le Périégète，生活于公元1—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
[6] 阿波罗尼乌斯（Apolonios de Rhodes，？—295），希腊诗人。
[7] 依据希腊神话，迦森（Jason）率队搭乘阿尔戈号前往科尔希（Colchis）求取金羊毛。此事在阿波罗尼乌斯的诗中反映最详。
[8] 第一铁器时代相当于公元前1000—公元前500年。
[9] 赫拉（Héra），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的妹妹和妻子。
[10] 拉泰纳（La Tène），瑞士境内的古人类遗迹，后被用以指称第二铁器时代。
[11] 朱利安（Julian），罗马皇帝（361—363年在位）。
[12]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法国地理学家。
[13] 埃马纽埃尔·德·马托纳（Emmanuel de Martonne，1873—1955），法国地理学家。
[14] 德鲁苏（Drusus，公元前38—公元9），罗马帝国将军。
[15] 狄奥多罗斯（Diodore，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
[16] 波利比乌斯（Rolybe，公元前205—前125），古希腊历史学家
[17] 哈里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Denys d'Halicarnasse，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
[18] 罗泰尔公国（La Lotharingie），罗泰尔一世于公元855年为其子罗泰尔二世所建的王国，959年分裂为上罗泰尔与下罗泰尔两个公国，下罗泰尔即今洛林地区。
[19] 雷纳克（Salomon Reinach，1858—1932），法国考古学家。
[20] 皮塔（Eugène Pittard，1867—1962），瑞士人类学家。
[21] 克洛维斯（Clovis，466—511），法兰克国王（481—511年在位）。
[22] 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1866—1952），法国历史学家。
[23] 茹班维尔（Arbois de Jubainville，1827—1910），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24] 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作家、外交家，著有游记多种。
[25] 布罗卡（Pierre Broca，1824—1888），法国外科医生、人类学家。
[26] 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公元前34），古罗马史学家。
[27] 波塞多尼乌斯（Posidonius，公元前135—公元前51），希腊哲学家。
[28] 马尔克卢斯（Marcellus，公元前268—公元前208），古罗马将军。
[29] 普洛佩斯（Properce，约公元前52—公元15），拉丁诗人。
[30] 斯特拉博（Strabon，约公元前63—公元20），希腊地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