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广泛地回溯过去以重新抓住长期发展演变的方向，就无法绘制出一幅有价值的16世纪的政治全景图来。
14世纪末，这个内海即地中海属于城市和矗立于它沿岸的城市国家。当然，在这里或者那里，还有一些具有同一性质、幅员比较辽阔、濒临海洋的领土国家。那不勒斯王国这个出类拔萃的王国是这样的国家。拜占庭帝国是这样的国家。阿拉贡王国内部的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往往只不过是稍微扩展延伸了的强大城市而已。例如：广义的阿拉贡就是巴塞罗那的巨大活力的产物；东方帝国注36就完完全全是君士坦丁堡和塞洛尼基两个城市的郊区。
在15世纪，城市已经衰落，不再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城市的危机首先在意大利显露出来。这场危机可能在本世纪就已经发端于意大利。一幅新的半岛地图在50年内重新绘制出来。地图的变化有利于某些城市，有损于其他城市。这场危机既然没有导致可能成为当时问题的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因此是一种有限度的危机。我对这种统一是否构成当时的问题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不勒斯和米兰先后都未能完成统一意大利半岛的任务。在当时，完成这项任务还为时过早，因为居间横阻的地方主义太多，热望、渴求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生活的城市太多。这就阻碍了统一大业的艰难的发端。因此，城市的危机只发展了一半，并没有充分地、彻底地发展。1454年缔结的洛迪和约，使一种平衡的和僵持的局面得以长期持续：意大利半岛简化了它的政治地图，但它仍然瓜剖豆分。
这时，一场类似的危机即将影响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确，各处的城市国家都太脆弱、太狭窄，显得不能担负起当时的政治任务和财政任务。这种城市国家代表一种不能持久的、注定要消亡的行政管理方式。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1472年巴塞罗那陷落，1492年格拉纳达覆灭，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1。
城市国家的竞争者——领土国家2——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这种国家才能提供现代战争需要消耗的大量物资和巨额费用。它供应雇佣军，购置火炮。不久以后，它还花费巨资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它的诞生和成长，是长期不可逆转的现象。15世纪末叶，这些新兴国家是：胡安二世统治下的阿拉贡、路易十一在比利牛斯山彼侧扩展的领土、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下的土耳其。不久以后，这些国家则是：正在意大利进行冒险的查理八世统治下的法国和天主教国王统治下的西班牙。这些国家都已经在内地，在远离地中海的地区3，并且往往是在很少有城市障碍的贫瘠地区，发展了它们最初的力量。相反，这时意大利城市的富足和密布，却使意大利保持分裂和衰弱的状态。这个地区过去曾经是光辉灿烂的。这个过去现在仍然根深蒂固。因此，现代性只能十分艰难地从过去的束缚下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光辉灿烂的过去就成了现在的突出的弱点。这一点可以从在1463年和1479年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看出。在进行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威尼斯共和国的市政议会不能受到它的过分狭长的领土的有效掩护，因此，它尽管拥有技术方面的优势，最后却不得不停止对敌斗争4。这一点还可以从1480年奥特朗托惨遭土耳其占领这件事中看出5。在查理八世1494年南侵意大利所掀起的那场风暴初期，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难道过去曾经有过比这次快速进军那不勒斯更加令人惊讶的军事行动吗？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说法，入侵者只消让收集草料的骑兵用粉笔标出他所属部队要借宿的民房就行了。一旦惊恐情绪消散，人人都可以充当英雄好汉，随意高谈阔论，甚至还像一个名叫菲利波·特龙的贵族在1495年7月末所做的那样，对查理八世的大使科米恩嘲笑奚落。这个贵族还说，他过去并没有受关于法国国王的意图的传闻的欺骗。“当这个国王只不过想成为整个意大利的主人时，别人却说他亟欲前往圣地……”6
这些都是漂亮动听、渲染浮夸之词。但是，对这个半岛来说，这起事件却标志着一系列灾难的开始；对这个半岛的财富以及它在欧洲政治旋风中的中心地位来说，这起事件却标志着必然产生的不良后果，并且还毫无疑问标志着一种主要因素的，即它那极其复杂的政治结构和即将形成“意大利平衡”的错综复杂的体系的脆弱性。从那时起，这个半岛的思想家——从这个世纪开始时的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到这个世纪结束时的帕鲁塔、乔瓦尼·博泰罗和阿米拉托——都从灾难和每天发生的事件中获得教益，后来又对各国的政治和命运进行思考，这并非毫无缘由。
政治家们奇特的实验场所是意大利吗？是的，就是意大利。在那里整个民族都在谈论政治。每个人——从交易广场上的搬运工、理发店里的理发匠到酒菜馆里和小旅店里的手艺人——都根据自己的激情和偏见在那里谈论政治，7因为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8——这是意大利的重新发现——并不出自个人关起门来孤独地进行的思考9，而是出自集体得来的经验教训。政治领域内屡见不鲜的暴行、背叛和一再点燃的个人复仇的火焰，都是各种旧的统治形式正被粉碎以及各种新的统治形式正随着人们无法驾驭控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继迅速产生的时代的标志。当时法院经常休庭，历届政府治理国政过于缺乏经验，以致无法避免临时采取措施和使用暴力。恐怖是统治和管理的手段。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这部著作就是教人生存的艺术，教人日复一日继续生存下去的艺术10。
但是，早在15世纪，并且肯定在16世纪，已经不再只有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需要加以研究谈论了。那个时期出现了通过现存的单个的国家的聚合、继承、结盟或者联合而产生的更加巨大、更加庞杂的团体。尽管帝国这个合适的惯用词今天已经过时，但是，如果可以根据它目前的含义来使用它的话，那么这些团体就是帝国。否则怎样去称呼这些庞然大物呢？1494年对阿尔卑斯山彼侧的事务进行干预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再仍然只是一个法兰西王国，而是一个法兰西帝国。在那不勒斯扎根定居，是这个帝国的首要目标。然后，它并不是在内海的中心停留不动，而是响应罗得岛骑士团一再发出的呼吁，迅速进军东方，保卫基督教在那里的事业，解救圣地。不管一个名叫菲利波·特龙的人对这件事怎样评说，查理八世的复杂的政策就是这样。这项政策就是十字军东征政策。它一举而横断、拦阻整个地中海。没有某种神秘主义，就不会有帝国，而在西欧，除了十字军东征这种神秘主义之外，在天地之间并没有什么别的神秘主义存在。查理五世的例子在不久以后就将证实这一点。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统一于君主一人身上的诸多王国、国家和民族的联盟。素丹也统治着一个由被征服的和忠实的、与素丹同呼吸共命运的或者受素丹控制的各个民族组成的结合体。在这个时期，海上探险事业正在开始产生首批现代殖民帝国。这有利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这些殖民帝国的重要性连当时目光最锐利的观察家开始时也没有看清楚。马基雅维里本人在观察动荡不安、一片混乱的意大利的景象时，过分逼近景物，以致不能高瞻远瞩。这是通常头脑清晰的观察家的弱点，而这个弱点却是多么严重啊！11
16世纪在地中海上演的戏，首先是一出政治发展演变方面的引人瞩目的戏。在这出戏的演出过程中，海中的巨兽占据了各自的位置。大家知道，法国由于外部环境，还毫无疑问由于它的仍然落后的经济，由于它对可靠的道德准则的爱好，由于它对宏伟壮丽的事物的憎恶，而未能完成它刚刚开创的帝国事业。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本来是可能发生的。梦想建立一个像曾经依靠热那亚的西班牙帝国（不错，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那样的依靠佛罗伦萨的法兰西帝国，并非纯属荒谬不经之举……大家也知道葡萄牙这个已经不完全是地中海国家的国家是怎样在地中海范围之外发展的（几个摩洛哥属地除外）。
因此，各个帝国在内海的崛起，就是奥斯曼人在东方的崛起和哈布斯堡家族在西方的崛起。正如利奥波德·冯·兰克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对孪生强国的崛起，在历史上构成独一无二的篇章。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们还应该立即加上这一点：并不只是环境和偶然的机遇，对这个伟大的同一时期的历史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不认为苏里曼大帝或者查理五世的所作所为是偶然的事物（正如亨利·皮雷纳自己曾经坚持过的那样）。他们这些人物本身无疑具有偶然的性质，但是，他们的帝国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我也不认为，英格兰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的创制者沃尔西具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1521年，沃尔西违反他自己制定的原则，不去援助最弱小的弗朗索瓦，而去支持尼德兰和德意志的主人查理五世，即支持当时最强大的人物。他这样做就为查理五世在帕维亚突然取得的胜利打开了大门，铺平了道路，并且还应该对把意大利弃置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件事负责……
因为，我并不否定个人和环境的作用，我认为在15世纪和16世纪经济高涨的同时，存在着始终有利于幅员广大的国家，甚至幅员非常广大的国家，有利于这些“粗壮厚实的国家”的形势。关于这些“粗壮厚实的国家”，今天有人又开始对我们说，未来属于这些国家，正如18世纪伊始，正当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日益发展壮大之时，正当一个至少是路易十四的法国和菲利普五世的西班牙之间的王朝的联盟开始缔结之时12，未来曾经在短时期内属于这些国家一样。西方发生的事，又在东方发生，情况大同小异。1516年，埃及的素丹包围自由城市亚丁，并顺理成章地占领了这座城市。但是，1517年，土耳其素丹同样顺理成章地占领了整个埃及13。人时时刻刻都有被比自己更加肥壮的人吃掉的危险。
事实上，历史对庞大的政治集团来说，时而有利，时而不利。它竭力促使这些政治集团成长壮大，发达兴旺，然后又竭力使之衰落削弱，分崩离析。这些集团在政治方面发展演变的方向并非一旦确定就一劳永逸，永不改变。并不存在任何注定灭亡、无可救药的国家。也并不存在任何命中注定，不管怎样都必然会成长壮大，似乎受命运之托来“吃领土并且吞掉它们的同类”的国家14。
两个帝国在16世纪显示出它们令人生畏的威力。但是，从1550年到1600年，它们同样严峻的衰落时刻已经初步开始，而到了17世纪就明确地开始了。
1.各个帝国的起源
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候，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觉察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没有什么事比编制这张年表更加困难了。这张年表并不是一份大事记，它只不过是一次惯常进行的可能有医疗错误的诊断或者听诊而已。
土耳其的兴盛强大15：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
三个世纪反复的和持续的努力以及长期的斗争和奇迹，是土耳其的兴盛强大的根源所在。16、17和18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经常专心致志深入研究的，就是奥斯曼人的这个“奇迹般的”方面。奥斯曼人的历史的确是多么奇怪啊！他们随着在小亚细亚的变化不定的边界地区进行的战斗成长壮大起来，而这些边界地区正是冒险家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渊薮（因为小亚细亚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充满神秘主义的狂热崇拜的土地）16！在这个场所,战争和宗教并驾齐驱,好战团体比比皆是,而且众所周知,土耳其近卫军士兵曾经同阿克哈依斯和伯克塔西斯等势盛力强的教派紧密结合。奥斯曼国家的行动、发展变化、基础和初期的狂热都源出于这些因素。奇迹是:这样一个蕞尔小邦竟能在经历了各次动荡和它的地理位置必然招致的种种意外事件之后继续存在下去。
它继续存在，并且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安纳托利亚各地的缓慢的变化。奥斯曼王朝的命运，从根本上说，是与那种往往无声无息地把土耳其斯坦的各个民族推向西方的强有力的入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小亚细亚的内部变化结出的果实17。这个在13世纪属于希腊并信奉东正教的小亚细亚，既由于外部不断有人渗入和发生了彻底的社会断裂，也由于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的令人吃惊的宗教宣传，变成了属于土耳其的并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地。在上述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中,有一些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教派,例如巴巴伊斯派、阿克哈依斯派和阿布达尔派等就是这类教派；其他如科尼亚的麦夫勒维斯派等则是更加神秘的、信仰更加狂热的、更加热爱和平的团体。科普品萨德最近继G．胡阿尔特之后，阐明了这些教派的信徒的使命18。它们的诗歌,亦即它们的宣传，是西土耳其文学的黎明的标志……
在海峡的彼岸,自然环境曾经大大有利于土耳其从事的征服。巴尔干半岛远非寸草不生、贫瘠不毛之地。说得更恰当些,在14世纪和15世纪，这个半岛甚至曾经是肥沃富饶之乡。但是，它四分五裂。拜占庭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那里互相争斗。在宗教方面，东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对抗、交锋。最后，在社会方面，巴尔干世界极端脆弱，真正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土耳其人在征服巴尔干时，利用了一场令人惊奇的社会革命。对农民冷酷无情的封建领主社会，突然受到冲击，崩溃瓦解，自行消亡。这次征服意味着大地主的末日来临。这些大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是绝对的主人。根据某些观点，这次征服是“穷鬼的解放”19。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小亚细亚终于被耐心地、缓慢地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似乎没有对入侵者进行抵抗。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很久以来就饱受剧烈的和深重的农村动乱的折磨20。土耳其后来在保加利亚进展迅速。甚至在希腊也发生过社会革命。在塞尔维亚,民族封建领主正在消失。一部分塞尔维亚村庄被并为清真寺的财产（wakf）或者被分配给土耳其骑兵（sipahis）21。这些既是士兵又是终生领主的土耳其骑兵，最初要求的是用现钱缴付杂税，而不是劳役。过了一些时候，农民的景况再度艰难起来。此外，在波斯尼亚和在萨拉热窝周围发生了大批改宗事件。众所周知，这些改宗事件部分是波哥米勒斯根深蒂固的异端引起的22。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情况还更加复杂23。这里，地主能够在威尼斯人的驻防地避难。1501年以前一直属于威尼斯市政会议的都拉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驻防地——堡垒和要塞——陷落时，阿尔巴尼亚的贵族就逃亡到意大利。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有的在某些情况下一直到现在还在意大利居留。1600年在那不勒斯绝嗣的穆萨基家族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我们有一部珍贵的关于这个家族的《穆萨基家族史》。这部著作1510年由乔瓦尼·穆萨基出版。它阐述了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和整整一个社会等级的命运。这个古老的家族的名称，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叫作穆萨基的地区保存下来24。这个家族曾经在这个地区拥有大量田产25。该家族的流亡者及其移居史令人感到惊奇。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历史,并不全都是这样。但是，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甚至当他们放弃或者不放弃宗教信仰暂时逃跑成功的时候，总的问题依然如故，即：在土耳其人面前，整整一个社会自行崩溃瓦解了。这就使人再次认为阿尔贝·格雷尼埃的这个感想体会是真实的、毫无例外的：“只有急欲被人征服的民族，才会被人征服。”
这个社会现实说明入侵者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进行破坏，取得成功。他们的骑兵迅猛推进,势如破竹，深入敌境,切断道路，毁坏庄稼，扰乱经济生活，为后来的主力部队进行的征服铺平道路。只有山区在一个时期内受到保护，没有遭受所向披靡的土耳其人的侵犯。土耳其人按照巴尔干的地理现实条件行事,首先控制了沿着各条流往多瑙河的江河的通衢大道。这些河流是：马里查河、瓦尔达尔河、德林河、摩拉瓦河……1371年,土耳其人在马里查河畔的切尔诺门取得胜利；1389年在瓦尔达尔河、德林河和摩拉瓦河的发源地科索沃—波尔日（“乌鸫田野”）取得胜利；1459年，这一次是在铁门北部的斯梅德雷沃，土耳其人取得胜利。“该地是摩拉瓦河和多瑙河的会合处。它和贝尔格莱德同样控制着匈牙利平原的前山地带。”26
土耳其人很快就在东部各个平原的辽阔地带取得胜利。271365年,他们在安德里诺普尔建都。1386年，整个保加利亚,接着整个色萨利都被征服。28在西部山区,征服进行得比较缓慢，而且这种征服往往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征服而已，并非真正的征服。在希腊，雅典于1456年被占领；摩里亚于1460年被占领；波斯尼亚于1462-1464年被占领29。尽管某些“山区国王”进行抵抗，黑塞哥维那也于1481年被占领30。威尼斯自身无法长期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亚得里亚海。1479年，斯库台被攻占；1501年,都拉斯被攻占。还剩下另外一种征服，一种进行得更加缓慢的征服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征服的内容是：道路和据点的修建,骆驼商队的组建，所有负责军需供应和运输的驮畜队的投入活动（这些驮畜队往往交由保加利亚骡夫负责管理）；最后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土耳其人降服的、或者设防的、或者修建的城市所组织的那种征服。这些城市是传播和发扬土耳其文化的真正中心。这些中心至少抚慰了、驯化了、驯服了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不应该设想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不断使用暴力的体制。
土耳其进行的征服，最初显然是靠向被征服的民族征收捐税来维持的。科索沃战役之后，成千上万个塞尔维亚人或者被当作奴隶出卖（出卖的范围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市场）31，或者被征募为雇佣兵。但是，对征服者来说，这并非毫无政治意义可言。从穆罕默德二世给予自1453年起就被召请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人的特许权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意义来。土耳其人最后设置了一些机构和职位。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逐一在这些机构中任职,同征服者进行合作，并且在有的地方奇怪地复活了拜占庭帝国的豪华排场。这种征服建立了一种秩序：土耳其和平。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在1528年写过下面一段话的匿名的法国人的话：“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没有流传过任何拐骗新闻，也没有任何人在通衢大道上拦路抢劫……皇帝不容忍有任何拦路抢劫者或者强盗。”32在同一个时期，关于加泰罗尼亚或者卡拉布里亚的情况，难道也可以这样说吗?既然在基督教徒眼里，土耳其帝国由于国内国泰民安、井然有序而长期显得令人赞赏、不可思议、令人困惑，既然它的军队以纪律严明、不事张扬，也以英勇善战、军火充足、士兵素质良好、艰苦朴素而使西方赞叹不已，因此，上述这幅令人鼓舞的图景中的一部分就应该是真实的。然而，悖于常理的是，这并不能阻止基督教徒憎恨这些“在他们从事的各种事业中比狗坏得多的非基督教徒”。这句话说于1526年33……
然而，评论终于逐渐公正起来。土耳其人可能是上帝降到世上来的刑鞭。关于土耳其人问题,瑞士法语地区的新教改革家皮埃尔·维雷于1560年写道：“如果上帝像他过去在犹太人抛弃对他的信仰时惩罚犹太人那样在今天假手土耳其人来惩罚基督教徒,我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土耳其人今天是基督教徒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了,是上帝的笞杖、刑鞭和狂怒。”34从这个世纪的中叶起，另外一些像勒芒斯的伯龙那样的人，不久就承认了土耳其人的美德和效能。后来，人人都向往这个奇特的和怪异的国家。这是一个摆脱了西方社会及其束缚的地方。
用欧洲的错误和弱点来解释说明土耳其人的行动，这已经是个进步。35一个拉古萨人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谈过这件事：36当欧洲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在土耳其却是一人大权独揽，人人都唯素丹之命是听，由素丹一人进行统治。国家的全部收入都归他所有。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主人，其他人全是他的奴隶”。这大体上就是1533年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对费迪南的各个大使所作的解释。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这个奇怪的人物，是一个威尼斯人和一个女奴所生的儿子，长期深受奥斯曼帝国易卜拉欣帕夏的宠信。查理五世不该让他的军队冒覆灭之险去和苏里曼的军队对抗：不错，查理皇帝有权有势，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对他俯首听命。这一点我只想以德意志和路德教派各省作为例子37。
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土耳其的力量仿佛被一种真正的机械作用吸入欧洲的衰弱的复杂体中。欧洲发生的激烈的重大争吵，有利于土耳其一直推进到匈牙利，并且促使它这样做。布斯拜克写得很对38：“正是贝尔格莱德的攻占（1521年8月29日）产生了大量灾祸。这些灾祸来临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目前还在它们的重压下呻吟。这次攻占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这次攻占引起路易王死亡，导致布达陷落和特兰西瓦尼亚丧失。假如土耳其人最后并没有攻占贝尔格莱德，他们就永远不会进入这个惨遭他们蹂躏，过去曾经以欧洲最繁荣昌盛的国家之一著称的匈牙利。”
事实上,1521年，即贝尔格莱德战役爆发之年，是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开始的一年。随后，在1526年进行了莫哈奇战役。再后，1529年维也纳被围。班德洛在这一重大围城事件发生后不久，撰写了《新闻》一书。39他在书中描绘一个预计局势将会恶化到顶点的基督教世界。他指出“这个世界由于基督教各国君主之间日益分裂不和,招致被土耳其人征服，而减缩为欧洲的一个地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除非欧洲40并不是谋求粉碎奥斯曼帝国的迅猛的势头，而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41的确被另外一些冒险活动，例如在大西洋上和在辽阔的世界上进行的冒险活动吸引，情况才不是这样。也许应该推翻这种十分陈旧的、错误的、尚未湮没消失的解释，即：土耳其所进行的征服，促成并引起各个重大的地理发现。事实截然相反，正是地理大发现在黎凡特地区形成一个人们对之兴趣较小的地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土耳其人因而得以在这个地区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扩展开来并且定居扎根。因为当土耳其人1517年1月占领埃及时，20年前瓦斯科·达·伽马就已经完成了绕非洲好望角的航行。
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和埃及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在奥斯曼帝国强大兴盛的时期，比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加重大的事件，即被理查德·布斯奇·桑特内尔有些夸张地称为“这个插曲”的事件42，难道不就是土耳其人先后于1516年和1517年一鼓作气,乘胜挺进，完成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一事吗？这是奥斯曼国家未来的伟大历史的首次闪现。43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征服这个行动本身并没有丝毫特别伟大之处；这个行动毫无困难就完成了。叙利亚北部的边界纠纷，再加上马穆鲁克素丹为了置身于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充当调解人而进行的尝试，在时机一旦到来时，都被人当作借口。视火炮为不光明正大的武器的马穆鲁克骑兵1519年8月24日在阿勒颇附近无法抵抗谢里姆一世的火炮。叙利亚一下就落入9月26日进入大马士革的征服者手中。埃及新马穆鲁克素丹拒绝承认奥斯曼的封建君主地位，因此谢里姆让他的军队一直推进到埃及。1517年1月,马穆鲁克骑兵在开罗附近再次被土耳其的火炮打垮。44炮兵再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权，情况正如1492年法国、莫斯科公国45和格拉纳达46等地的情况一样。
埃及在进攻者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被征服。该地区的秩序几乎没有受到丝毫扰乱。马穆鲁克骑兵依靠他们巨大的财产，很快重新掌握了主要的权力。三个世纪以后，波拿巴发现他们仍然在那里。托特男爵写的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人们通过对谢里姆素丹的法典的研究，应该推测出这位君主更主要是同马穆鲁克骑兵妥协，而不是征服埃及。人们的确发现这位君主在让统治那个王国的24个贝伊继续存在的同时,谋求的只是用一个被他立为总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帕夏的权威来抵消这些贝伊的权威而已……”47这个看法是要人不要夸大1517年的征服的意义。
然而，这次征服毕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谢里姆得自埃及人的东西价值巨大、非常可观。他最先得到的是开始时虽然微薄48但却不断增多的贡品。奥斯曼帝国先参加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非洲黄金的买卖，然后又参加运往基督教世界的香料的贸易。这些活动通过埃及进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黄金贸易和红海的航路在中东的总的贸易中再度具有的重要性。当土耳其人在瓦斯科·达·伽马绕好望角航行很久以后在埃及和叙利亚扎根定居时，这两个国家当然已经不再是通往远东的独一无二的门户了。但是，这两道门户仍然重要。横亘在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洋之间的这道土耳其长堤,49就这样全部筑成并且巩固起来。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这座大城市和一个广大的麦、米以及蚕豆的产区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在以后的某些时机，埃及在土耳其帝国的发展演变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和（甚至可以说）使人腐化堕落的因素。有人坚持认为，经常败坏政治秩序的官职捐纳制度50从埃及一直传到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但是，谢里姆从他进行的征服中得到一笔和黄金同样宝贵的财富。他早在成为尼罗河的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教人为他祝福祈祷，已经扮演了大教长哈里发51的角色。现在埃及让他正式就任这个圣职，还可能为他举行了就任圣职的仪式。根据传说——这是传说，但这一点无关紧要——马穆鲁克骑兵在埃及收纳的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避难的统治者，把统治所有的真正穆斯林的哈里发的职位让给了谢里姆。不管这是否传说，土耳其素丹从埃及返回本国时荣殊誉满，被人大事颂扬，享有很高的威信。1517年8月，他从麦加的酋长的儿子那里甚至取得通往卡阿巴的要隘。52就从这个日期起，穆罕默德的绿旗必须交给精锐的骑兵卫队保管。53毫无疑问，谢里姆1517年晋升到大教长的显职高位这件事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与两年后西班牙的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著名事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同样巨大。16世纪初期的这一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极其巨大的威势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忍异己的浪潮的来临（因为任何事物都要为自身付出代价）54。
谢里姆在取得胜利后不久，1520年死于前往安德里诺普尔的路上。他的儿子苏里曼在无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继位。尽管有人对这位君主的健康状况作了悲观的预测，但确保并巩固奥斯曼帝国的坚固威势的这个荣誉，后来仍然属于他所有。这位君主胜任自身的职责。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有利的时刻功成名就的。1521年,他攻占通往匈牙利的大门贝尔格莱德。1522年7月，他包围罗得岛，并于同年12月攻下该岛。圣约翰骑士团的这个令人生畏的和坚固的堡垒攻克后，整个东地中海都似乎成了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志在必得的目标。什么都再也阻挡不了这个已经占有地中海的大片海岸的人拥有一支舰队。他的臣民和希腊人，其中包括威尼斯所属的各个岛屿上的希腊人55，向他提供建立一支舰队所需的人员。这个光辉的胜利所开创的苏里曼的伟大的统治，如果没有先前对叙利亚的征服，难道会这样光辉灿烂吗？
从内部观察土耳其帝国
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我们只从外部观察土耳其帝国的运转。这只观察到一半，而且是在片面地加以解释说明。对伊斯坦布尔的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区的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的使用，逐渐改变了人们这种肤浅狭隘的和陈旧过时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应该从帝国内部去观察这部巨大的机器，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功能、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因为这已经变得很明显了）56和它的发展变化。这样做等于对一种统治方式提出质疑，对这种方式进行研究。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混合的和复杂的遗产，也是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的一种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奥斯曼王朝的帝国伟业跨越几个世纪，因而包括一系列连续的、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历程。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我们称为百年战争的战争的最初的几个阶段，从小亚细亚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360年）的，是一种“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欧洲的被征服的地区并造成一种土地贵族阶级的封建制度（以封地和采邑为基础）。历代素丹都对这个贵族阶级加以控制，其效果则不完全相同。后来，素丹坚持不懈地、成功地同这个阶级进行了斗争。但是，奥斯曼社会的这个统治阶级，即素丹的奴仆构成的这个统治阶级，后来不断改变它的成员。它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各次斗争，后来从内部标出这部重要的帝国历史的节奏。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到这段历史上来。
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天主教国王
一方面是奥斯曼王朝；另外一方面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后者崛起勃兴之前，西班牙统一的缔造者们——天主教国王——在这部帝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并不比布尔萨或者安德里诺普尔的历代素丹在奥斯曼帝国的创建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的话，至少同等重要。被称为百年战争的这场战争之后的15世纪的那股迅猛势头，促进并推动了西班牙国王的事业。对史官关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业绩的撰述，的确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对于天主教国王的事业，我并无意贬低。这项事业颇得天时与人和之助。这项事业是城市有产阶级所企望和要求的。这个阶级对内战十分厌倦，渴望国内和平，渴望和平贸易和安宁。第一个西班牙的城市同盟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的发展演变。它的报警的钟声在各个城市之间此鸣彼应，宣告新时代到来。城市拥有民主传统生活的惊人的储备力量，保证了西班牙国王的胜利。
我们不应该夸大这出命运剧的主要演员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重大的。几个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因1469年的婚姻而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也可能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之间实现57。伊莎贝拉可以在同葡萄牙人结婚和同阿拉贡人结婚这两起婚事之间，可以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这两个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总而言之，顺应形势发展趋势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正在议论、酝酿和流转之中。问题在于选择葡萄牙模式还是选择阿拉贡模式。后者不一定优于前者。进行选择轻而易举。两者都唾手可得。最终于1469年作出的决定，标志着卡斯蒂利亚转向地中海。鉴于王国的传统、政策和利益，这种转向是一项会带来重重困难的、引起畸变歪曲的、但仍然在一个世纪之内迅速完成了的事业。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婚姻1469年缔结。1474年，伊莎贝尔在卡斯蒂利亚登基。1479年，费迪南在阿拉贡即位。1483年，葡萄牙的威胁终于消除。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完成。1512年，西班牙所属纳瓦拉的归并完成。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把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比作法兰西国家的缓慢而艰难的创建。法兰西国家的创建是以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区为基础的。我们不应该说：地域不同,事实各异；而应该说：时代不同,事实各异。
如果西班牙的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没有产生一种必然会有的狂热的对帝国的盲信的话，那就会使人惊讶不置。希梅内斯家族的西班牙受到15世纪末叶宗教复兴的推动，并处于这次复兴的顶点，仍然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氛围中。因此，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几年以后在向北非扩张时最先采取的步骤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性。对西班牙南部的占领，不仅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的再征服，不仅把一个土地肥沃、拥有灵巧工艺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置于西班牙国王的支配控制之下，而且还使卡斯蒂利亚的被长期牵制、固定在同西班牙伊斯兰教徒中不甘灭亡的残余分子进行的战争中的军队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从事外部冒险。上述的残余分子形成一股年轻的力量。58
然而，西班牙的注意力几乎立即从对非洲的征服转向别处。1492年,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3年后，天主教徒费迪南被卷入意大利的纠纷中。卡尔洛·佩雷拉59这个怀有狂热偏见的历史学家责备费迪南,责备这个过于精明能干的阿拉贡人转向地中海。费迪南由于转变了方向，不去致力于缔造西班牙的真正的前途。这个前途存在于欧洲之外，存在于非洲的崎岖不平、寸草不生、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也存在于美洲这个无人知晓、西班牙的主人听任人们在那里用最坏的方式进行冒险的世界上。不错，征服者们的惊人的冒险业绩应该归功于那种凭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处置海外世界注37的行动。我过去曾指责马基雅维里不重视、不承认海上的发现具有的潜在的重大意义。然而，读者想想，晚在17世纪，就连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这个黎塞留的并非一贯失败的敌手，这个几乎跻身伟人之林的人物，那时也还不了解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性呢。60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阿拉贡的政策更加合乎情理了。这项政策包含很多它过去的传统。阿拉贡被它的过去和经验引向地中海。它的海岸、航运和属地（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使它同地中海结合起来。它像整个欧洲和整个地中海一样，必然受到意大利肥沃富饶的土地吸引。1503年，天主教徒费迪南由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的卓越指挥，占领了那不勒斯。因此，这时他获得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和一个富裕王国。这次成功导致阿拉贡舰队取得胜利和西班牙步兵团经过这位大统帅的组建正式诞生。在世界的总的历史上，西班牙步兵团的诞生是与马其顿的方阵的诞生和与罗马军团的诞生意义同等重大的事物。61要了解这股把西班牙引向内海的吸引力，我们绝不能够根据16世纪末期可能向我们提供的一个几乎无法生活、债台高筑的那不勒斯国家的形象来判断、想象16世纪初期的那不勒斯。在16世纪末期拥有那不勒斯就是背上一个包袱。但是，1503年，甚至还在1530年，62那不勒斯王国既提供有价值的战略位置，也提供巨大的财源。
最后，卷带和驱动西班牙的阿拉贡政策的目的，也在于遏制伊斯兰教的推进。这项政策使西班牙人先于土耳其人前往北非。西班牙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是站立在基督教世界的最前沿的堡垒上。路易十二可以一再夸口说：“我就是西班牙国王武装起来反对的那个摩尔人。”63尽管如此，仅仅由于西班牙国王拥有的领土的位置，西班牙国王就日趋成为十字军运动的捍卫者，并因而肩负这个运动所包含的任务和拥有这个运动所包含的特权和好处。西班牙的十字军由费迪南率领，从半岛出发，不是毫不犹豫地深入它面临的贫困的非洲，也不是迷失于新世界中，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置身于当时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置身于这个世界的受到威胁的心脏——意大利。这是一项传统的、古老的但很光荣的政策。
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继承费迪南的王位。他那时名叫查理·德·根特，1516年改称查理一世。他继位后，事事都复杂化和扩大化起来，情况和地中海的另一端在苏里曼大帝继位后的情况相同。西班牙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气势宏伟的、引人瞩目的统治下降居次要地位。查理·德·根特1519年改称查理五世。他成为西班牙的查理的时间不长。由于感情和健康的原因，他在很晚的时候，直到自己一生的末期，才成了西班牙的查理。这件事相当奇怪。西班牙尽管曾经有力地造成了查理五世的赫赫威势，但没有在查理五世的历史上扮演过重大角色。
当然，忽视西班牙对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奉行的冒险政策和从事的霸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公正的。此外，天主教国王们都为他们的这个外孙的命运和继承权作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他们难道没有朝着所有有用的方向，在所有的地区：英格兰、葡萄牙、奥地利和尼德兰，进行过活动吗？他们难道没有在王室的婚姻这个领域内一再进行赌博吗？包围法国并制服这个危险的邻国的想法，预先就决定了这个奇特的、似乎被挖空了的、中心有空洞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形态和性质。对西班牙来说，选中查理·德·根特既是偶然的巧合，也是预先的谋算、准备和企求。毫无疑问，如果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历史的进程就会改变。以西班牙为例，如果它在查理的母亲、1555年才死于托德西利亚斯的疯女胡安娜生前不承认查理，或者它表态拥护查理的兄弟、在半岛上抚养长大的费迪南，那么，让我们讲下去，查理就可能在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中落选。尽管如此，欧洲并不会因此而逃脱一次大规模地建立庞大帝国的试验，早在1494年就已经开始在这条冒险的道路上行进的法国，就可能再开始这样做并且获得成功。我们不应忘记，在查理五世的运道的背后，长时期存在着尼德兰的那股和大西洋的新生活相结合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尼德兰是欧洲的十字路口、工业和贸易中心。这个中心必须具有销路、市场和政治安全。德意志帝国当时虽然本身已经趋于瓦解，但仍然威胁着这种政治安全。
既然欧洲自动朝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方向前进，建立帝国这出戏就迟早会上演。如果查理五世有另外一种命运，那么，会发生变化的就不是这出戏本身，而是这出戏上演的方式。1519年，法兰克福的各个选帝侯无法作出有利于推举本民族的人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候选人的决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德意志经不起这种候选人身份带来的重压，因为它需要同时同两个候选人进行斗争，既反对弗朗索瓦一世，也反对查理。不管人们曾经怎样议论过，德意志选举查理是两害取其轻，而不单纯是选择了那个拥有维也纳、守护它受到威胁的东部边境的人。我们不应忘记，1519年贝尔格莱德还是基督教世界的要塞。在这个城市和维也纳之间，延伸着一道很厚的匈牙利王国的屏障。匈牙利的边界1526年才被突破。那时，而且仅仅在那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哈布斯堡王朝的和奥斯曼王朝的历史命运虽然并没有被不适当地混同为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被混同得相当厉害。下面这些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民间歌谣可能没有在1519年流传过：
他为自己的祖国，
完成了所有业绩，
免得罗马的王冠
落入土耳其人手里。
事实上，德意志后来并没有充作查理五世的行动据点。1512年，马丁·路德成了查理五世命运的障碍。1520年9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埃克斯拉沙佩勒（亚眠）加冕之后不久，为了他的兄弟费迪南的利益，放弃了他和匈牙利公主安娜的婚姻。1522年2月7日，他在布鲁塞尔秘密地把世袭领地让给他的兄弟。64他这样做，就是放弃他个人在德意志的一切宏伟的功业。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由于当时的局势，查理五世无法直接依靠西班牙。这个国家当时对欧洲来说，还是穷乡僻壤，还没有得到大量来自新世界的金银财宝。1535年以前，它都没有大量得到。查理五世在同法国的斗争中，他的两处阵地必然是意大利和尼德兰。自1521年起，这场斗争就成了他每天的生计。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他的力量使用在欧洲的这个中枢上。大首相加蒂纳拉谏劝查理五世首先控制住意大利……这时，查理五世在尼德兰，至少在和平时期，获得巨额收入并有可能获得借款，而且还同1529年一样，得到预算的盈余。惯常的说法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全部负担都落在尼德兰人肩上。1552年以后，这种说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已经压在西西里、那不勒斯甚至米兰的头上的那种意外的灾难当时也在尼德兰发生。这种灾难就是：西西里等地虽然明显地是富裕之邦，它们的预算余额却几乎枯竭。事态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因为查理和菲利普二世把他们的军事努力投向尼德兰，因为尼德兰的商业已经因此蒙受了损失。当然，从西班牙运来了大量钱款。菲利普二世后来特别重视这一行动。但是，1560年争论仍在继续。尼德兰声称它遭受的损失比西班牙重，“后者当时并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并且还继续在安全通行证的掩护下同法国进行贸易”。65因此，西班牙不应该为它在这场它声称只是为了使西班牙国王能“在意大利站稳脚跟”66才进行的战争中受到的痛苦过分怨天尤人。这是一场徒劳无益的争论。但是，这场争论后来却转而不利于佛兰德。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定居。1567年，阿尔贝公爵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叛乱的尼德兰各省把赃物吐出来。因此，有一部翔实可靠的尼德兰的财政史，将会是十分有用的。671559年，威尼斯人把尼德兰描绘成一个殷实富足、人口众多，但生活费用高昂得可怕的地区。“在意大利价值为二、在德意志价值为三的，在佛兰德就价值为四和五。”68是美洲白银的到来和后来的战争引起的物价上涨最终破坏了尼德兰的财政机制吗？索里亚诺1559年在其所著《游记》一书中写道：“这些地区是西班牙的财宝，是它的宝库，是它的印度。这些地区在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成年累月进行的战争中支撑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事业……”69索里亚诺唯一的错误在于他把这些说成是他提笔著书时存在的情况……
意大利的尼德兰为查理五世当时的政策提供了双重的充满活力的实施样式。西班牙和德意志出的一份力量有时也添加进这项政策的实施中。因此，对研究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历史学家来说，查理五世的帝国似乎是世界性的，对意大利人、佛兰德人和勃艮第人是十分开放的。当然，这些人有时会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左右和西班牙人摩肩接踵。在费迪南五世和伊莎贝尔统治西班牙的时期和菲利普二世统治西班牙的时期之间的查理五世时代，是一个颇具世界特征和世界意义的时代。十字军东征这个词的概念本身已经改变。70它已经失去了它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性质，并且远离“复地”的理想。在1519年的皇帝选举后，查理五世的政策脱离本土，耽于全球王朝的梦想之中……加蒂纳拉在这位君主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不久，写信给他说：“大人，既然上帝给予您极大的恩泽，使您升居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国王和所有的君主之上，使您的威势如此之大，以致迄今只有您的前任查理大帝才有这样大的威势，因此，您现在正在通向全球王朝的道路上，即将把基督教世界集合在唯一的一个牧羊人之下。”71这个全球王朝的思想不断激发和推动查理五世的政策。此外，这个思想和当时人文主义的巨大潮流有密切关系。一个1520年在西班牙居留的德意志人格奥尔格·绍尔曼把他的《关于西班牙的陈情书》献给帝国秘书佩德罗·鲁伊斯·德·拉·莫塔。他在这份文书中竭力促使西班牙本身转而接受具有平定与和解作用并团结整个基督教世界同土耳其人对抗的全球王朝的思想。马塞尔·巴塔荣指出，这个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的思想，对伊拉斯谟，对他的门生弟子和朋友来说，曾经是何等珍贵。721527年，罗马惨遭洗劫。维沃斯致函伊拉斯谟说“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得伟大胜利和教皇遭到监禁，耶稣基督给予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实现这个理想的机会。”73
很少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具有启发开导性，更能示明那种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的思想意识的真正色调，更能示明那种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策，以及这位皇帝常常在其中获得他的行动的动机的梦想……这绝不是构成那个世纪的重大政治戏剧的事物的最索然寡味、最不引人入胜的一面。
菲利普二世的帝国
16世纪后半世纪，菲利普二世接替了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的事业。他也是一个帝国的主人。但是，这个帝国多么迥然不同啊！这个帝国在关键性的1558—1559年，出现于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疆域内，它甚至比查理五世的帝国还更加庞大、更加团结、更加巩固，在欧洲受到的约束更少，更加以西班牙为中心，并因而更被引向大西洋。这个帝国的君主虽然缺少那个似乎能够把他的其他不胜枚举的称号归结统一起来并使之圆满的富有魅力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但这个帝国却已经具有一个帝国的实体、疆土以及五花八门、不相一致的现实事物和财富。经过一些上帝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谋算和犹豫之后，查理五世的这个儿子被排斥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的行列之外。早在1551年，在奥格斯堡，在原则上，但也仅仅是在原则上，已经决定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留给他来继承。74他在例如罗马宫廷，在这个万众瞩目的主要舞台上，和在同法国大使争夺居先权的斗争中，因缺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称号而感到痛苦难受。因此，1562年，这位谨慎国王千方百计谋求这个帝国的王冠。1563年1月，传闻他即将被宣布为西印度群岛皇帝。751563年4月，流传类似的消息76：菲利普将被宣布为“西印度群岛和新世界的国王”。下一年，即1564年，1月份，谣言继续流传。这又是关于他将就任西印度皇帝的谣传。7720来年之后，即1583年，消息传遍威尼斯。据说菲利普二世再度渴望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显赫的称号。法国大使在给亨利三世的信中写道：“陛下，我从这些贵人那里获悉，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今年9月已经来到罗马，设法让人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授予他的主人。”78
这是威尼斯的无稽之谈吗？即使这是无稽之谈，也饶有趣味。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菲利普三世后来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候选人。这并非单纯追求虚荣的政治活动。在一个人们竭尽全力追求声誉、威望、顾全颜面的世纪里，一场无情的为争夺居先权而进行的斗争使法国国王的大使和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发生冲突。1560年，菲利普二世为了结束这场激怒人的、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建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他向特兰托会议任命同一位大使。菲利普二世由于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就在表面荣誉方面丧失了在基督教世界里属于他的第一把交椅。在查理五世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同他或者同他的代表争夺这把交椅。
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西班牙特性。人们应该把这一点称为它的卡斯蒂利亚风格。这个事实没有逃过谨慎国王的同代人——朋友或者敌人——的眼睛。他们注意观察他，发现他是一只置身自己的网的中心、几乎一动不动的蜘蛛。但是，菲利普之所以在1559年9月以后，在他从佛兰德返回后，不再离开半岛，从他那方面来说，这仅仅是出于强烈的爱好以及坚定不移的对西班牙的偏爱吗？难道这不也是，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吗？我们已经指出，查理五世的帝国所属各个邦国默不作声，拒不表态，纷纷拒绝提供、付给实施他的谋略、政策所需的费用。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以及后来尼德兰等地的亏空和赤字，使这些地区成了拖累这个帝国的包袱，成了菲利普二世这位君主无法再前去居留的地方。菲利普二世在尼德兰体验到这一点。从1555年到1559年，他在那里多亏西班牙的金钱援助，或者由于怀着这些援助会到来的希望，才得以生活下去。然而，对一个君主来说，取得这些援助而不在提供这些援助的当地定居的这种做法，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菲利普退向西班牙，就必然是退向来自美洲的金钱。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过错就在于没有朝着这些金钱尽可能走得远些，一直走到大西洋，走到塞维利亚，或者在更晚些时候一直走到里斯本。79难道是欧洲的诱惑力，是更好地、更快地了解在嗡嗡不停的大蜂窝里发生的事的这种需要，把国王阻留在半岛的正中心，阻留在这个他本能地感到适意的卡斯蒂利亚的特巴伊德注38吗？
蛛网的中心固定在西班牙这件事，产生了很多后果。首先产生了一种西班牙民众对住在他们中间的国王的与日俱增的盲目的爱戴之情。菲利普二世在卡斯蒂利亚人中间受到的爱戴和他的父亲在低地国家的善良的人中间受到的爱戴同样深切。此外，还由此产生了半岛上的人、利益和激情偏见必然会具有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就是那些卡斯蒂利亚产生的、被菲利普二世用于处理外部事务的冷酷的、高傲的、不妥协的大封建领主的主导地位。菲利普虽然使用大封建领主处理外部事务，但在使用人处理日常事务和官场的例行公事方面，对平民有突出的偏爱……在一个瓜剖豆析为各不相同的部分的帝国内，查理五世势必到处游移不定。他必须绕过怀有敌意的法国的障碍，把他的御驾亲临产生的温暖轮流带到他的各个王国。菲利普定居一地不动，助长了固定不变的行政机构的庞大臃肿。这个机构不再会由于旅行的需要而精简。公文这股水流的流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巨大。帝国的各个部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降到二等国家的地位，而卡斯蒂利亚则上升到宗主国的地位。意大利各省的发展演变是清清楚楚的。在那里，对西班牙的仇恨处处显露出来。这种仇恨是时代的标志和暴风雨的先兆。
不错，菲利普二世没有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他自以为是查理五世的政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子。这个弟子本身对已经接受的教训过分念念不忘，把他应该处理的事务的先例过分牢记在心。在这方面，他得到他的左右，诸如阿尔贝公爵和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等人的协助。这位红衣主教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帝国政策的内容的神妙的目录以及活的档案。毫无疑问，菲利普处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经历过的环境类似的或者似乎类似的环境中。他像查理五世那样作为尼德兰的主人，为什么却不谨慎地对待其善良愿望对北欧十字路口的安全来说必不可少的英格兰呢？他像他父亲那样肩负领导各个邦国的重任，为什么却不以他父亲为榜样，谨慎小心，坐待时机，致力于控制管理、组织这些遥远的、从未协调一致过的属地并使之和平安定呢？
然而，环境会引起根本的变化。只有过去的外部标志依然存在。查理五世的宏伟的、甚至过分宏伟的计划、方针和谋略，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开始时，在1559年的和约缔结以前，就因1557年的财政灾难而无法付诸实施，并被无情地化为乌有。帝国机器必须检修、重造，并使之重新运转。查理五世在使他气喘吁吁、疲于奔命的东奔西跑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刹车。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初几年，和平的恢复势头迅猛。这是新的衰弱的标志。后来，较多由于环境的推动，较少由于这位君主的热情，宏伟的方针和谋略才得以再度提出。这个我们不妥当地称之为反改革运动的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改革运动，不断取得进展，逐渐确定起来。这个运动诞生于整整一系列努力，经过长期的、缓慢的酝酿准备。1560年，它已经声势浩大、强大得足以改变谨慎国王的政策的方向。在1580年以后，它面对信奉新教的北欧，突然猛烈爆炸。正是这个运动把西班牙推入菲利普统治时代末期的大规模斗争中，使这位君主成了天主教的倡导者和天主教教义的捍卫者。宗教的狂热激情在这里比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高涨。十字军东征是一场人们几乎违心地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勒班陀战役似乎是个没有产生任何后果的插曲。
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因素。这就是：在15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新世界的贵金属的数量达到了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格朗弗勒返回西班牙宫廷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末期出现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由于格朗弗勒的参与才产生的。始于15世纪80年代的那场大规模的战争，的确是为了争夺对已经变成世界中心的大西洋的控制而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大西洋归属宗教改革派还是归属西班牙人，归属北欧人还是归属伊比利亚人，因为现在人人都对大西洋垂涎三尺。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携带它的白银、武器、船舶、辎重和政治思想转向这个广阔的战场。在同一个时期，奥斯曼人坚决把背转向地中海，不予理睬，以便进行在亚洲的斗争……必要时，这些事实会使我们回忆起地中海的两个帝国至少在16世纪最后20年以同样的节奏生活，使我们回忆起地中海不再是它们的野心和贪欲的主要目标。这两个帝国后来撤退和衰落的时刻，在地中海不是比在别处到来得更早吗？
偶然事件和政治原因
历史学家今天在他们的说理、论述中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这一点看来是合理的。这样，在我们必须讨论的事物中，很多——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受到人口增加、贸易明显加快和后来经济衰退的左右。我们的论点是：在长期趋势的倒转和奥斯曼王朝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庞大的政治集团将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之间，可以确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为了使这种联系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有意撇开那些集中精力研究时代的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所作的解释。如果仅仅通过这些解释来观察事物，这些解释就会歪曲一切。我们也对那些对我们来说更加有趣的、冗长的政治论证推理撇开不顾，因为政治和制度也会由政治本身，由制度本身加以解释。
在大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的最后一本书中的短短一段里，80又十分奇怪地进行了论战。他的部分观点与我们上述的观点截然相反。在他看来，只有一条粗大的线：资本主义的逐渐的发展演变（这条线我们称为“主导”线）。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偶然的、始料未及的、机遇的或者属于细枝末节的事物而已。“对南美洲的征服，产生了一股贵金属的洪流。”这是一种偶然的事物。没有这股洪流，哈布斯堡家族的胜利就会无法想象。“价格革命”使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具有爆炸性。这也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在16世纪，正在扩展的各个国家（我还加上各个帝国），在各自的面前找到自由的道路，这也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怎样会产生呢？因为昔日庞大的政治强国事实上已经自行消亡。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于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消亡。罗马教廷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消亡，因为它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以巨大代价换取来的胜利而已……1453年之前很久，拜占庭帝国就已经衰落了。
如果人们要做到公允无私、不轻易自以为是的话，一幅这样的图景（虽然熊彼特的书里的这一段非常简短）就值得逐点细加研究。但是，我们既然是在处理当务之急，就应该认为罗马教廷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13世纪的自然倾覆，并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盲目的自我毁灭政策结出的果实。正如在16世纪一样，在13世纪，经济的飞跃发展使某些政治方面的发展演变成为可能，并为巨大的政治变化铺平了道路。紧接这次经济的飞跃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衰退时期。这个时期的影响可以普遍感觉到。下个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崩溃，可以归因于长期的萧条，即这个“中世纪之秋”。这个“中世纪之秋”，标示出从拜占庭帝国到格拉纳达王国这些要砍伐的腐木朽株，其中包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本身。所有这一切，从开始到终结，是一个缓慢的、自然发展演变的过程。
随着大体上在15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经济恢复，下一轮灾难、破坏、革新和重建即将发生。罗马教廷在马丁·路德进行叛乱和奥格斯堡会议（1530年）遭到失败以后，才遭到沉重打击。罗马本来可能奉行一项不同的政策、一项更加和解、更加抚慰的政策。我们应该加上这一点：罗马教廷甚至在政治上，在整个16世纪，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1648年），都仍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们再回到其他论点上：价格革命的发生——这一点是熊彼特自己说的81——先于新世界的贵金属大量到来。同样，（路易十一的、兰开斯特的亨利七世的、阿拉贡的胡安的、穆罕默德二世的）领土国家的发展壮大先于美洲的发现。最后，新世界的矿藏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欧洲具有开发和利用这些矿藏的能力。开发矿藏并非毫不花费钱财。据说卡斯蒂利亚是在赌彩票中获得美洲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它后来不得不开发美洲，并且始终根据借贷平衡规律来进行开发。其次，即使新世界不提供易于获得的矿藏，西欧的发展需要所形成的这股驱动力量也会找到其他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会，并把其他掠夺物带回西欧。路易·德尔米尼在他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82西方世界在选择那里的一切几乎都由它来创造的新世界的时候，是否忽略了一项可能的选择，即选择大量东西在那里已经唾手可得的远东，或许还忽略了其他一些选择：非洲的黄金、中欧的白银。这些是在顷刻之间得到的并又在转瞬之间放弃的财富……是西方这部发动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约瑟夫·熊彼特的论据的确在重复一些古旧的课文和古旧的书本知识。在这些书本知识中，历史学家所说的偶然的巧合，是个方便的借口。这个论据排斥、低估各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各个国家却同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复杂的发展演变结出的果实。实际上，历史形势这个事物，在它最广泛的意义上已经把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基础都包括在内了。它促成或者废弃这些基础。当一场新的赌博开始时，赌赢的人永远不会全是过去的赢家：手气过了。
2.各国的能力和弱点
人们觉察到的，主要是16世纪的种种形势和机遇所推动、促成的各个国家和各个“帝国”的兴起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导致这种兴起的原因。现代国家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建立起来。它应该增强它用以维护它的威势的手段、工具和代理人。这是新的现象中的最明显不过的现象。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公职人员”83
于是以密集的队形出现了我们不是由于对现代词汇的过度使用，而是出于方便将称之为“公职人员”的这种人。他们占据着政治历史的道路，这是事实。由于他们的缘故，发生了一场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政治革命。
公职人员受命执掌政权以后，立即把一部分公共权力据为己有。至少在16世纪，他们在各地都出身微贱。在土耳其，他们往往出身为基督教徒，属于被征服的种族。他们也往往是犹太人。这是他们附加的缺陷。根据H.格尔策尔的统计，84在从1453年到1623年这段时期任土耳其首相的48人中，5人为土耳其族人（如果可以说是土耳其族人的话。这5人中有1个切尔卡西人），10人出身不详，33人是背教者（其中有6个希腊人、11个阿尔巴尼亚人或南斯拉夫人、1个意大利人、1个亚美尼亚人、1个格鲁吉亚人）。一直爬到土耳其官职等级的顶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显示出基督教徒已经以何等规模渗入奥斯曼帝国的公职人员的行列。最后，如果说奥斯曼帝国更像拜占庭帝国而不像某个蒙古帝国的话，85其原因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公职人员招聘活动。
我们对西班牙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比对其他地方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更加了解。在这个国家，公职人员出身于城市的平民百姓，甚至出身于农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称是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后代。在西班牙，谁又不声称自己是这种贵族的后代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却逃不过任何人的注意，特别是逃不过他们的公开的敌人之一、大军事贵族的辩护人迪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注意。这位辩护人在其所著《格拉纳达之战》一书中指出86：“西班牙国王把司法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交到文士（letrados）的手里。这是介于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地位中等的、既不触犯前者也不触犯后者的以研究法律为业的人。”这些文士是意大利的文献资料提到的“法学博士”的同行，是16世纪的法国法律家的同行。这些法国法律家不管是否来自图卢兹大学，都由于他们具有罗马法思想而为瓦卢瓦家族的专制主义出过大力。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怀着使他变得明智清醒的仇恨，提到这些公职人员的整个队伍：民事法官、刑事治安法官、法院院长、法院（类似法国的最高法院）的成员以及居于一切之上的卡斯蒂利亚会议的最高委员会……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权限达到所有领域，及于一切事务，比起对合法的事物和不合法的事物的审理权来，既不大也不小。他们妒忌别人的职务，并时刻准备侵越军事当局（实际上是大贵族家族）的权限。这种进行统治和惩罚的工具并不局限于西班牙的范围内：“这种统治工具和方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今天正处于它的力量和权威的顶峰。”87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错。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已经功成名遂、得到权位的文士之外的那一大群正准备步入仕途的、越来越充塞西班牙的各所大学（不久以后又充塞新世界的各所大学）的人。在下个世纪初，新西班牙的另一个大封建领主、克里奥尔人巴列侯爵罗德里戈·维沃罗88统计出有7万名大学生。他在计算时心绪十分恶劣。在这些大学生中，有鞋匠和农夫的儿子。如果说这不是国家和教会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它们通过提供政府和教会的职位，以和求知欲相同的程度把人们吸引到大学里来，使之人满为患。有的文士往往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或者在萨拉曼卡取得他们的学位。不管怎样，即使有人认为7万名大学生在罗德里戈·维沃罗眼里是个巨大数字，但与西班牙的人口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微不足道。这股社会的推动力，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建设时期起，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甚至那里已经出现了出身十分微贱的像西印度法律的编纂者帕拉西奥斯·鲁比奥斯89那样的“王室办事员”。他的父亲甚至连西班牙的末等贵族都不是。于是，后来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出现了贡扎洛·佩雷斯这个地位低下、后来被人怀疑其直系亲属是犹太人的秘书。90于是还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出现了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这位主教1572年死于中风，死时荣殊誉满，身兼多职，头衔颇多，留下一所档案汗牛充栋、文件堆积如山的房屋。这些档案和文件他生前还来不及一一过目，往往在那里睡大觉达数年之久……贡扎洛·佩雷斯同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和东·迪戈·德·科瓦鲁维亚斯·德·莱瓦一样，也是神职人员。他的亲戚塞巴斯蒂安·德·科鲁维亚斯·德·莱瓦1594年编写了一份相当长的对他的过去的介绍。91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了解东·迪戈的情况的时机。他生于托莱多。他的父母是贵族，出生于比斯开。东·迪戈在萨拉曼卡开始他的社会活动，曾经在奥维耶多中学任教，后来又在格拉纳达的法院任法官，接着任罗德里戈城主教，继而成为“西印度群岛中”圣多明各的大主教，最后任卡斯蒂利亚法院院长，并于当时被授予昆卡的主教辖区（事实上他在拥有这个辖区之前，于1577年9月27日死于马德里，时年67岁）。如果要说明什么的话，他的一生就说明：人可以同时在教会和国家两个方面任职；而在西班牙，教会又比别处向穷人把门开得更大。
图56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威尼斯的这些奇怪的估算（见《总结算》，第1册，第1卷，威尼斯，1912年，第98—99页）肯定不会绝对准确。但是，不管怎样，它却显示出在1410年和1423年之间这段时期欧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的总的减少（1410年的数字用晕线形成的灰色圆圈表示；1423年的数字用黑色圆圈表示）。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从200万杜卡托下降到70万杜卡托；法国的财政收入从200万杜卡托下降到100万杜卡托；西班牙的财政收入从300万杜卡托下降到80万杜卡托；威尼斯的财政收入从110万杜卡托下降到80万杜卡托。即使这些数字是准确的，仍然需要像计算实发工资那样计算实际财政预算。总的说来，国家似乎总是有些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无论在经济形势趋于上升时还是趋于下降时，情况都是这样。换句话说，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在萧条时期和收缩时期，比其他减少得慢——这是它的优点；在恢复时期，则比其他增加得慢。这个假说不能被已经提到的文献资料和以后将引用的文献资料证实。只有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根据当时占主流的经济形势变化。
在土耳其，苏里曼的统治时期既是战争胜利时期，也是进行多种建设和大规模立法活动的时期。苏里曼有立法者苏里曼的称号。这就使人能够想象到在他统治之下的各个邦国，特别在君士坦丁堡，法学研究重新兴起，而且还存在一个法学家阶级。他制定的法典把司法机构管理调节得如此之好，以致据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考察研究这个司法机构的运转情况92。事实上，他制定的土耳其法典在东方，和《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93或者和《法律汇编》在西班牙同样著名。苏里曼在匈牙利的全部立法工作由法学家阿布尔斯—苏乌德负责。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在所有权问题这个领域内是如此重要，以致它的很多细小部分还存留至今。一本私法手册94的作者、法学家易卜拉欣·哈勒比，同样应该列入16世纪西方最大的法学家中。
人们越思考，就越深信东西方之间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些类似之处超越了词语、术语和政治的表面。不错，东西两个世界迥然不同，但并非始终背道而驰。罗马传统的法学家和学识渊博的可兰经经文的注释者——法学家，组成同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东方和西方都同样致力于提高君主的特权。把君主政体的勃兴全都归功于这些法学家的热心，归功于他们的忠诚或者归功于他们的谋略算计，是鲁莽冒失的、不正确的。在过去，政权并非只有法律方面的根源。所有的君主政体仍然是神授的。而且，经济也起着作用。不管怎样，这支包括名闻遐迩的法学家和默默无闻的法学家在内的法学家队伍，以后曾经为各个大国效劳。这支队伍憎恨并粉碎了阻碍这些大国发展壮大的事物。甚至在伊比利亚的公职人员经常滥用职权的美洲，谁能否定这些忠于君主的小人物的效劳呢？土耳其部分地违反了它自己的心愿，变成了现代国家。它在亚洲东部被征服的各个省内大量增加分得一半税款的包税人。这些包税人以他们掌管的收入为生，但把收入的主要部分转交给伊斯坦布尔。国家也增加雇佣的公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更愿意在易于监督的城市里从事某项既定任务以领取一份来自帝国国库的薪俸。这些人的队伍越来越由背弃自己原来宗教信仰并逐渐进入奥斯曼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基督教徒组成。他们来源于dewshirme。这是一种其内容为“从巴尔干的基督徒家中夺走一些年龄在5岁以下的孩子的收集和贡奉行动”。95这个词同时表示政治和社会两个范畴。奥斯曼国家的这些新官员以后使巴尔干的timariote（古时土耳其给士兵的封地或采邑的拥有者）减少了并且几乎消亡了。他们以后还长期支持帝国的经过革新的力量。96
16世纪的国家在并不总是明确愿意调动它的“公职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调动这些人的职务。97它随意使他们背井离乡。大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甚。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这个弗朗什孔泰人声称自己没有祖国。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特例。但是，在西班牙，这类调职事件的证据不胜枚举。先受雇于大加那利岛的法院，并且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法院终其任职的被解雇的波洛马雷斯的情况就是这样。98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的军官，随同部队或者不随同部队，比平民百姓更加来去无定。西班牙的代表东·迭戈·门多·勒德斯马从南特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一份长长的关于他的忠诚效劳的记录，99以便要求君主在他财政困难时给他一些“援助”。这个世纪末，他在南特是个精明强干的公职人员。他出身于一个肯定高贵的家庭，很年轻时就同他的兄弟一起被收纳为和平王后伊莎贝尔（卡德琳·德·梅迪奇的女儿，菲利普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的年轻侍从。在格拉纳达战役进行期间，他还是个孩子就在军中服役。然后，他又曾经在意大利跟随奥地利的唐·胡安。1580年征服葡萄牙时，他和两个兄弟曾经促使萨莫拉城为西班牙国王效劳，并把他自己的封臣的军队加进城市的警卫部队中。萨莫拉这座城市在接受增加营业税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并为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政府于是把东·迭戈派往该城，以使之晓事明理、回心转意……东·迭戈叙述说：“我一进入市政府，就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使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并使人们从困惑中解脱出来……。”没有比这更好地取得宠信的办法了。不久以后，他就在马拉加就任市长。正是通过这些市长——城市的主人和有权势的人物——国家控制着它的臣属。这些市长相当于法国的总督。东·迭戈在担任新职期间，负责港口码头的修建。他奉命立即前去救助受到德雷克威胁的丹吉尔和休达。他进行这项活动，没有花费西班牙国王一个里亚尔。不错，东·迭戈在这起使他倾家荡产的事件中破了产，因为他的确必须在担任新职期间，在救援驻防地时，出资供应60多名骑士和另外一些贵族……接着，他担任休达总督，并且以这个名义对他的前任的管理工作进行调查。他自夸在调查期间审理案件时明察公正，使教会中的任职者得以复职。他自感心满意足，于是不再任职，弃官回家，住在萨莫拉附近。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他的贫困不堪的妻子的理由正常的呼叫。就在这时，他同意前往布列塔尼6个月。但是，这6个月却拖延达5年之久。在他离去期间，他的长兄和长嫂死去，他却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他甚至因此两次败诉。可能自从他临时调往布列塔尼起，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一处有1 500杜卡托年金收入的骑士团封地，并且还将付给他一笔按4年计算的过期未付款。但同他支付的巨额费用相比，同他家庭的贫困相比，这又何济于事，算得了什么呢？
（1）威尼斯的情况
（2）法国的情况
图57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威尼斯的国家财政预算由三部分组成：城市本身的财政预算、大陆的财政预算和帝国的财政预算。帝国财政预算的数字往往出自主观臆断，缺乏根据，因此被搁置一旁，不加考虑。杰玛·米娅妮小姐主要根据《总结算》绘制出这个图表。表上的三条曲线符合威尼斯和大陆的总收入情况：名义数字（以通用杜卡托为计算单位）、用金币表示的数字（以西昆为计算单位）和用白银表示的数字（以吨白银为计算单位）。法国的数字（由弗兰克·斯普纳收集汇编）大大低于实际数量（以图尔利佛为计算单位的名义数字和以金币为计算单位的数字）。这些曲线尽管因有脱漏而不完全，仍然显示出国家财政预算的起伏波动与物价的起伏波动之间的关系。
（3）西班牙的情况
图58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的物价指数借自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国家财政预算以100万卡斯蒂利亚杜卡托为计算单位来进行估算。卡斯蒂利亚杜卡托是这个时期的计算货币，始终未变。国家财政预算的估算借自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这次尽管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计算不完全，但物价的形势和财政收入方面的趋势的符合一致，比在上述的情况中清楚得多。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使用了“国家财政预算”这个词，尽管严格说来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确切。我对国家财政支出的了解并不可靠。据我所知，只有锡曼卡斯的档案资料（可能还有英国的档案资料）能够使人了解到真正的国家财政预算。与我们已经绘制的这些图表相似的关于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王国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财政预算的情况的暂时使用的图表，易于估算和绘制出来。奥梅尔·卢夫蒂·巴尔康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西班牙的档案保存着成千上万件诉状和类似的说明材料。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这些档案材料陈述的种种怨言苦情字字信以为真。但是，毫无疑问，现代西班牙的“公职人员”薪给菲薄，并且经常在西班牙帝国的棋盘上移来移去，背井离乡，与故土割断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往往清贫度日。在马德里居住着一大群无业的寻找职位、养老金和过期未付款的人，一大群肢体残缺、顿足捶胸、等待接见的军人。这时，他们的妻女为了生活而出卖肉体，放荡堕落……这些国家失业者（chômeurs d'État）的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他们沿着富商巨贾居住的中心大街，在等待中消磨时光，根据季节变化去普拉多·圣耶罗尼莫寻找夏天的凉爽或者冬天的阳光，或者混杂在夜间散步者的拥挤的人流中100……
职位继承人的指定权与官职的放弃和捐纳
所有这些公仆都出于忠诚、荣誉感或者个人利益，固定在他们的职位上。这关系到他们的荣誉和利益。他们逐渐产生了在自己的职位上世代相传的愿望。随着岁月的推移，事物日益清楚起来。官职的捐纳是一种普遍的病症。在法国，情况也不例外，这种弊端迅速蔓延。确实是真正收入的逐渐减少在16、17世纪使各国听任这种弊端到处滋生繁殖吗？不管怎样，在西班牙，《法律汇编》101使人至少能够了解到这种损公肥私的个人对国家的逐渐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特权等级的兴起。要了解详情细节和真实情况，必须在锡曼卡斯对有关放弃102的一堆文件进行分析整理。放弃意即让别人继承自己的职位。这是1558年巴塞罗那宗教裁判所的警官（alguazil）103为了使他的儿子得到好处而提出的要求。这只是大量例子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政府同意地方行政官的要求。这些人从那时起就有权为了使他们中意的人得到好处而放弃（即使享有有限责任继承权者还不到18岁），并且有权在生前，在临终时刻或者在遗嘱中行使这种指定自己的职位继承人的权利。即使他们在法定的20天这个时限以前死去，这种放弃声明书也是有效的。104
这些细节使人联想起当时法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问题，尽管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我毫不怀疑，对西班牙的情况进行的系统研究，总有一天将会揭示出关于这个半岛的、与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成功地揭示出来的关于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的国家的事物并无什么差异的事物来。在我看来，伊比利亚半岛的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奇特的方面，是这种发展演变的极端早熟的外表。在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即位以前，在胡安二世和亨利四世105动乱不安的统治时期，可能从15世纪开始，106至少在市政官职方面，最初的征兆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那时很多这类职位就已经可以放弃了。确实，君主可以而且经常地收回他的各种权利。办法是使用武力或者简单地对这种放弃强加时限。这个时限既对已经弃权者（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还活着，至少20天）107有效，也对新正式任职者有效。新任职者在关于放弃的证书出具后的30天内，必须自我介绍，必须让人承认他的权利。1081563年，西班牙国会徒劳无益地要求菲利普二世把这个时限从30天延长到60天。109这个方面如果要证明什么的话，它就证明旧的程序手续仍然有效。这种程序手续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威胁，是潜在的家族悲剧的根源，因为购买官职者常常为了支付官职购买费而使用宝贵的用来置备嫁妆的钱财110……大量官职后来逐渐变得可以放弃。对父传子之外111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对买卖司法官职或其他官职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112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说明了这种弊端的蔓延为害。113国王自己增设官职并出售官职。在这个范围内，他也助长了这种弊端的滋生蔓延。114安东尼奥·佩雷斯经常被指控115助长了这些官职的大批出售。但是，也应该让这个时代和这位秘书同样对此负责。甚至市长、治安法官以及司法部门、掌玺大臣公署和王室会议的书记员的职位都变得可以放弃了。116到处蔓延滋长的官职捐纳，正像在法国一样，在一种封建的气氛中发展起来。或者按照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奇的说法，117我们应该说，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统治当时携手并进，并驾齐驱。显然，君主政体在卖官鬻爵和这种活动必然引起的贪污腐化所形成的赌博中输了。它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种权力在菲利普统治时期远非路易十四式的专制权力。在卡斯蒂利亚，官职捐纳被限制在低下的职位方面，它只在市政职位的范围内淹没了一切。这一点是真实的。正是在市政职位这个等级上，在国会的支持下，长期存在一个关心本地利益的、市长无法轻而易举使之循规蹈矩的根深蒂固的城市贵族阶级……但是，城市难道无足轻重吗？任何有价值的对财政史的研究，都必然涉及城市的状况。118
一种官职捐纳制度——这种国家的畸变现象——同样在土耳其的政治机构内出现。我们已经引证过在土耳其全境实行的官职出租制度可能来源于埃及的这种看法。119每个公仆由于需要向自己的上司馈赠厚礼，对之阿谀奉承以取得恩宠，因此不得不定期损害自己的下属和自己管理的人，让他们付钱给自己。于是逐级照此类推，如法炮制。于是一场按等级从上到下进行的大规模的抢劫组织起来。奥斯曼帝国成了那些因受横暴粗鄙的习俗的逼迫而变得贪得无厌的官职拥有者的牺牲品。正如威尼斯人加尔佐尼曾经说过并一再重复的那样，正如格尔拉赫在其所著关于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生平事迹的《日记》一书所断言的那样，这种全面的、普遍的掠夺的受益者是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早先是拉古萨附近的一个出身微贱的孩童，18岁时被素丹手下征兵的人征募入伍。很久以后，1565年6月，他晋升为首相。他在1579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的巨额收入来自公职候补人对他的馈赠。威尼斯人加尔佐尼说：“值得相信的人告诉我说，这笔收入平均每年高达100万金币。”120格尔拉赫也指出：“穆罕默德的黄金和宝石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谁想得到一官半职，就得送他几百或几千金杜卡托或者向他送去马匠或孩童……”不能为贤者讳，不能为了保护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后的声誉，就反驳这些证言。毫无疑问，不管怎样，他毕竟还是个伟人。但是，在关于别人的钱的这一方面，在关于他的下属的钱，关于外国的钱这一方面，他却入境随俗，逐波随流，乐于屈从他那个时代的风尚习俗。
这个时期，土耳其首相的巨大财产往往由素丹支配处理。大臣不管是否自然死亡，他死后素丹就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土耳其国家就这样参与惯常的对它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的侵吞。显然，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完全用这些简单的办法来回收为国家所有。宗教基金会向大臣们的财产提供保护。（在建筑工程方面，关于这些基金会组织的证据还大量留存。）通过这种迂回曲折、转弯抹角的办法，少量违法私吞的金银可以确保安全无虞，可以留作来日的生活之需或者保证家族的安全之用。121我们应该承认，西方的制度一般说来不如东方的这些办法严格和处理问题彻底。但是，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在官职捐纳这个领域内，出现了奇怪的国家政权遭到破坏和解体的现象。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定这种非常具有揭示性的解体现象产生的年代。就这种现象而论，16世纪出现的种种迹象只不过是一些先兆而已。
不管怎样，土耳其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122它的官员的数量在16世纪奇怪地上升。1534年，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省长居于各级官吏之首。省长之下有县长30名。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有省长6名和县长63名。1533年，在编制之外设置了1名新省长，即西班牙的文献资料称之为海上将军的卡普丹帕夏。这位“海军大臣”的职责除了统率舰队之外，还包括管理加利波利、卡瓦拉、亚历山大等港口。因此，连同1534年设置于开罗的省长，共有高级省长9名。然而，1574年，即40年后，就有20个“省府”了：欧洲3个（索非亚、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布达），亚洲13个，在非洲先是3个，后来是4个（开罗、的黎波里、阿尔及尔，不久后还有突尼斯）。然后，再加上海上将军。正如政府官吏大量集中在亚洲这一现象所表明的那样，亚洲是土耳其关注和军事努力的中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间，“省府”总数从20上升到40，其中28个单独为亚洲设置。对波斯的战争在亚洲导致对广阔的边境地区的征服以及组建和管理。因此，这种增加是符合需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在土耳其日益增长的那种奇怪的对衔级名位的需要和越来越明显的对公职的兴趣。镇长渴望晋升为县长。后者则渴望晋升为省长……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都高于他的职级所能提供的水平。
一种类似干扰西班牙的发展演变的发展演变，甚至在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受到该地的发展演变搅扰之前，就已经在搅扰土耳其了。的确，这个半岛直到菲利普二世的禁欲主义式的统治结束时，才展示出它的豪华奢侈，才听任对生活的爱好和对抛头露面的爱好自由发展。在东方，自从苏里曼于1566年去世后，时移事易，沧海桑田，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用绫罗绸缎和金银制作的衣服，过去曾经遭到穿棉织品的老皇帝的禁止。在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在君士坦丁堡接二连三举办盛大豪华的节日庆宴。这些庆宴活动闪耀的光辉，甚至投射到老哈默的相当平淡无奇的故事中。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府第的豪华奢侈程度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这些府第的座椅全用金织布裹盖。人们养成夏天睡在最细的绸缎上的习惯。当时的人说，土耳其女人的一只鞋子比基督教公主整整一只项圈还更昂贵……这样说似乎并未夸大。冬天，人们身穿珍贵的皮毛衣。宴席的丰盛奢侈程度和意大利的宴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23应该相信1612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首任荷兰使节科尔内里乌斯·哈加所说的既相当有趣又坦真率直的话。他受到款待后说：“这好像是凯旋的日子。”124在一个毫无生气、奄奄一息、惨遭战争和饥馑折磨的国家，人们对穆拉德四世时代的盛大庆宴还有什么不能说呢？土耳其几乎和西班牙在同一时期，在这种铺张浪费、大讲排场、穷奢极欲之风同所有治国理政的良好规章制度，同国家的财政预算的严峻现状发生明显的矛盾的时刻，竟然听任自己耽于“黄金时代”的狂欢宴乐，这实在令人觉得稀奇古怪、不可思议。
各种地方自治
庞大的政治机器的图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把16世纪的政治机器同15世纪的政治机器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前者过于庞大。但这仍然仅仅是个比例问题，是个程度问题而已。和目前相比，和目前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巨大数量相比，16世纪“官员”的数目就微不足道了，就很可笑了。的确，那些具有“绝对”权力的幅员广阔的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公职人员，它们进行的控制很不完全。在基层，在日常事务方面，国家的权力很不完整并且缺乏效能。它遭到成千上万个它无法制服的下层自治机构的反对。在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内部，城市常常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些城市通过承包，向国家缴付数额固定的钱款，控制着间接税。我们了解塞维利亚和布尔戈斯的政府机构。这两个城市享有广泛的特权。1557年，一个威尼斯大使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25他写道：“西班牙的每个领地和每个社镇都根据自己特有的法律实行自治……”同样，虽然位于半岛之外但仍在西班牙帝国范围之内的墨西拿，直到1675年都始终是个共和国。它对那些像在1577年负责管理过这个岛屿的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那样的总督来说，都是肉中刺、眼中钉。科洛纳126写道：“陛下知道这一年6月墨西拿享有多大的特权。陛下也知道这个岛屿由于被放逐的人和杀人凶手从它这里前往卡拉布里亚十分方便，它的领土藏污纳垢，窝藏了多少这几种人。因此，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正直地、体面地履行他的职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上述行政官员的职位在两年之内带来的好处，比这个岛屿的总督的职位在10年之内带来的好处还多。有人对我谈过一些事。其中有这样一件：因应判处死刑的案件而锒铛入狱的人如果交付巨额保证金，莫不获释。保证一旦遭到破坏，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就把这些保证金纳入私囊。今天，这座城市被盗匪重重包围，以致就在城墙之内也有绑架及勒索赎金等事发生……”
因此，在这个半岛内外，在整个整个地区，在整个整个城市，有时还在拥有它们自己的司法权和市政法或者享有特权的城市，西班牙国家都无法很好地进行统治管辖。所有遥远的和外围的地区的情况都是这样。格拉纳达王国的情况直到1570年也是如此。1580年后，直到1640年绝交以前，葡萄牙的情况也长期如此（这个国家因为拥有特权和征服者不敢触犯的自由是个真正的“自治领”）。巴斯克各个小省和阿拉贡王国各地的情况也始终如此。即使在1591年的叛乱和动乱以后，菲利普二世也不敢向阿拉贡王国享有的特权伸出触犯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最漫不经心的旅客，只要跨过阿拉贡的边界，走出卡斯蒂利亚，也会发现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是半独立的，拥有很多有损他们的臣属的利益的权利，拥有他们自己安装的大炮和修建的城堡。这些城堡非常靠近毗邻的、顺从的和解除了武装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集团拥有政治特权和财政特权，随心所欲地进行自治，只缴纳部分王室捐税。但是，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与之毗邻接壤，近在咫尺；是因为稍为使用暴力，外国人就会利用这一事态，冲破这道关而不严的大门，即西班牙的大门。127
这个时期，在土耳其帝国，并非由于其他原因，素丹的权力在帝国的欧洲部分分散削弱。这种分散削弱的现象出现在这个帝国所属各个邦国的西部外围地区，出现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克里米亚的鞑靼王国……我们已经指出存在于阿尔巴尼亚和摩里亚的巴尔干山区的多种多样的自治区。这些自治区是地理形势的产物。
此外，对国家的抵抗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读者看看在那不勒斯王国里，在一贯桀骜不驯的卡拉布里亚的旁边，牧主公会和那不勒斯城市扮演的重大角色吧！农民通过加入牧羊人会社这种方式，逃脱了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管辖。同样，当农民在那不勒斯定居时，这个城市的气氛使他们获得自由。在更加往南的地方，在西西里岛，可以通过效忠西西里的宗教裁判所来逃避世俗权力的管辖。这个裁判所的势力和影响就这样奇怪地扩大起来。在土耳其，首都的极度畸形膨胀，可能是对类似的原因作出反应。在外省，什么都不能保护个人不受地方上的省长、县长和镇长等的贪婪之害，或者不受比所有这些人更令人生畏的人，即他们的执行代理人——高级军政官员——之害。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可以保证得到某种司法保护，得到相对的安宁。
毫无疑问，国家官员的腐败现象，16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在南欧，在北欧都十分严重。1573年，阿尔贝公爵从佛兰德写道：“没有一起民事案件或者一起刑事案件不能像在肉店里卖肉那样出卖……大多数法官每天都卖身投靠想收买他们的人……”128这种触目皆是的腐败现象，是对统治者的意志的一种抑制和约束，当然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解除的抑制和约束。腐败现象变成了一种盘根错节、阴险邪恶的力量，一种能够单独存在的力量，129它是个人在它的庇护之下能够逃避法律的那些力量中的一种。这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力量和狡诈的结合体。老罗德里戈·维沃罗将近1632年写道：“西班牙的法律像一张捕捉小苍蝇和蚊虫的蛛网。”130有钱有势的人逃脱了这张网形成的罗网。只有不幸的人和穷人才被缠在里面。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不仅仅是16、17世纪的而且还是所有的时代的实际情况吗？
为国家服务的财政和信贷
幅员广大的国家不再完全同为数众多的纳税人直接接触，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们。因此，国家在税收方面处于罕见的劣势地位之后，又在财政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国家衰弱的另一个标志。除了以上已经引用的意大利的例子之外，地中海国家在16世纪结束时，已经不再拥有金库和国家银行了。1583年，在菲利普二世的亲信左右中131，有人打算创建一个国家银行，但是，这个打算没有落实。在西班牙帝国中心，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我们用一个过分现代的名词称之为银行家的放款人。这种人对国王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菲利普二世1559年9月重返西班牙。在此后的10年之内，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整顿这个国家的财政。于是劝谏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传到他那里。这些劝谏归根结底都是劝他求助于人：时而向阿法伊塔蒂家族求助，时而向富格家族或者向热那亚人求助，甚至在埃拉索的民族主义危机发生时还向像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家族这样的西班牙银行家家族求助。
菲利普二世拥有的各个邦国四处分散。在他之前，查理五世下属的各个邦国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引起税款的征收和支付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促使人们使用国际商行。只有钱款的划拨转移需要求助于商人。但是，这些商人还起着另外一种作用：他们能够预付预算中将来使用的钱款并使之流通。这种作用往往导致他们以后直接征收国税作为对自己的偿还，因而也导致他们与纳税人直接接触。放款人掌握西班牙的财政并使之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1564年，菲利普二世把赌博用的纸牌的专卖让与热那亚人，接着又让与他们安达卢西亚的某些盐场的经营。另外一次，他恢复他父亲的决定，把阿尔马登的矿藏的开发经营或者军事修会的财产的管理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等于把广阔的田地、牧场、入港税和农民的债务等都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富格家族让它的代理商和代理人移居西班牙。这些人是办事认真负责、有条不紊、热心积极的德意志人……此外，如果不是某家外国公司负责税收，就是中间权力机构、城市或者国会……等负责这项工作。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财政方面的管制、监督仍旧很不完善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图59 “合同”与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生活，1550—1650年
一方面同根据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绘制的物价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其幅度是适度的）比较，另一方面同塞维利亚贸易的突然的巨大发展比较，然后又同它的巨大衰退比较，“合同”（总而言之，即国家短期债务）的曲线与地震仪的波动相似。总的说来，它还是显示出某些与物价曲线类似的现象，在塞维利亚，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是美洲白银的输入使“合同”载明的钱款的预付和偿还得以进行。总的说来，曲线的100%的上升表示战争进行时期；曲线的下降相当准确地表示和平时期和后撤时期（征服葡萄牙除外）。注意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的借贷活动。“合同”的曲线是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绘制的。
在法国，外币的转移并不是一种像对西班牙那样重要的需要。然而，放款人和银行家也具有他们的作用。在商人甚至能够在国家财政领域内自由活动的土耳其，情况也是这样。格尔拉赫在其所著《日记》一书中指出：132“君士坦丁堡有很多希腊人通过从事大宗买卖或者使用其他致富手段大发其财，虽然这些人为了使土耳其人不发现、不抢劫他们的钱财，总是穿着打扮成普通商人……”他们当中最富有的，是个名叫米歇尔·康塔库泽内的人。按照土耳其人的说法，这个假希腊人是魔鬼的儿子。根据荒诞不经的谣言，他的祖先是英格兰人。不管怎样，此人拥有一笔巨大财富，而这笔财富又与他为土耳其帝国的效劳奇怪地联系着。康塔库泽内难道不是帝国全部盐场的主人、无数海关关税的承包人、官职的出售者以及像大臣那样随意罢免天主教的主教或者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的人吗？他难道不是一些整个整个的像摩尔达维亚那样的或者像瓦拉几亚那样的省份的收入的主人，并且还是一些村庄的封建领主吗？他富有得能够独自一人就把20到30艘帆桨战船武装起来。他的安基奥里宫的豪华奢侈，可与奥斯曼帝国素丹的宫殿媲美。因此，不能把这个暴发户同加拉塔的和别处的地位卑下的、无足轻重的希腊人混同为一，等量齐观。他向他们炫耀财富，大摆阔气。他为人行事不像他们那样谨小慎微，以致1576年7月被捕。他被迫退赃后，被穆罕默德·索科里救出。这件事差一点没有成功。他获释出狱后，东山再起，甚至变本加厉。这次他就不仅从事盐业，还从事皮毛业，并且一如既往，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策划阴谋活动……最后，必然发生的事终于发生：1578年3月13日，当局奉素丹之命，未经任何审讯，就判处他绞刑。他被吊死在他自己的安基奥里宫的门上，财产全部没收。133
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应该列入同一类型，但更加异乎寻常。这个命运的主人、葡萄牙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在不止一个方面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以米克或者米卡斯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而且在晚年还用纳克索斯公爵这个虚夸的头衔装点自己。他长期到处流浪，对自己的道路方向心中无数，毫无把握。他去尼德兰、贝桑松134等地，在威尼斯逗留，然后将近1550年时到达君士坦丁堡。他挣得万贯家财之后，大摆阔气，聚妻成家，并且重新皈依犹太教。他早在谢里姆素丹即位以前就已经是这位素丹的朋友、亲信和美酒佳酿的供应人。他承包对各个岛上出产的酒征收的什一税。1570年，他怂恿素丹进攻塞浦路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或许是他1579年寿终正寝时仍然腰缠万贯。有人冒冒失失，试图为这个稀奇古怪的人物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听过为他作的辩护后，关于这个东方富格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更多。135西班牙的文献资料表明，他支持西班牙，并多多少少与西班牙国王串通合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亲西班牙的分子或者反法分子一劳永逸地加以驱逐的人。如果认为他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忘记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现实是何等变幻莫测。关于这个人物，正如在康塔库泽内的案件中一样，人们特别喜欢了解他在土耳其的财政事务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我们以后会了解到吗？我们关于土耳其财政本身的知识非常贫乏，看来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这样。
土耳其的财政同基督教国家的财政截然相反，它肯定没有求助于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公众信贷。这种公众信贷就是公债。这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不会引起巨大痛苦的获取私人和大、小放款者的钱款的途径。在这种人人都参与的活动中，每个西方国家都会找到把有积蓄的人的钱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办法。在法国，市政公债是众所周知的。136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末期，发行了相当于8000万杜卡托的巨额债券。137这些票据很快贬值，并且引起疯狂的投机。国家后来甚至以时价支付上升到70%的利息。我在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吉卜赛女人》138里注意到这个非常说明问题的说法：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像拥有埃斯特雷马杜拉牧场的债券的人那样保存好和掌管好金钱。推测起来，这显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既有有利可图的投资，也有无利可图的投资）。在意大利，向公众发出呼吁以筹集钱款，往往通过当铺进行。圭恰迪尼曾经说过：“不是佛罗伦萨打败当铺，就是当铺打败佛罗伦萨。”139这个事实在17世纪比在16世纪更加真实。A.多朗在他的经济史中坚持认为，在国家债券上大量投放资金，是意大利自16世纪初开始的后退的理由和标志之一。140投资者的金钱躲避进行冒险活动会带来的危险……
人们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罗马那样，像在这个特别的、其空间既非常狭窄又极其广阔的国家，即教皇国那样，一再向信贷求助。15世纪，罗马教廷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之后，饱受各国日益增长的地方主义之害，并且沦落到只能取得教皇国附近的财源的地步。它因而相当积极地进行扩展和恢复。15世纪最后几年和16世纪最初几年的几届教皇，更主要是世俗君主而不是教皇。这个现象并非事出无因，因为财政状况使之如此。将近16世纪中叶，局势依然如故。将近80%的教皇收入来自祖传产业。由此爆发了反对财政豁免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教皇国吞并了城市的财政收入，例如维泰博、佩鲁贾、奥尔维耶托或者翁布里亚的各个中等城市的财政收入。只有博洛尼亚得以保存它的主权。然而，这些胜利却让古老的，而且往往陈旧的征税制度原封不动。收入的来源可以说清除了阻塞。但是，正如一个历史学家141指出的那样，“教皇国和纳税人的直接接触，还只是罕有的例外情况。”
和这场财政战争同等重要的，是向公众信贷求助。克莱门斯·鲍埃尔说得对，教皇国的财政史那时变成了一部“信贷史”。142这种信贷包括具有向银行借款那样的普通形式的短期借贷和把分期偿还交给教会财务会负责的长期借贷。这种信贷的根源牵连到为在俗教徒设置的官职捐纳制度，因而更加值得注意。开始时存在着罗马主教府的官职拥有者和债权人混同为一的现象。这些官职拥有者-债权人组成团体。他们花钱购买官职，从中得到固定的薪俸收入，这种收入作为利息支付给他们。例如在设立于1509年、有售价总额为9.1万杜卡托的141个官职的国家粮食配给处的债权人团里，一笔数额为1万杜卡托的利息-薪俸由罗马盐税的收入支付。以后，教廷通过建立官职会社，成功地把这些公债分给小公债债券持有者。官员的称号以后只作为纯粹的荣誉称号授予债权人。1520年，随着圣彼得骑士团的创建而开始出现的一系列骑士团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之后，又产生了圣保罗骑士团和圣乔治骑士团。最后，一个梅迪奇家族的成员、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可能仿效佛罗伦萨的做法，创设了公共借款。这样就最终创立了真正的政府公债制度。这种公债制度的原则和我们法国的市政公债的原则相同，即：让一笔固定的和有保障的收入作为对一笔支付的资金的报偿。这种公债的份额叫作借款份额券。这是一种可以流通和转让的证券。这种证券常常在罗马和罗马之外流通。流通价格往往高于票面价值。就这样，根据环境和需要，创设了以托尔法的明矾矿的收入作为保证的明矾矿借款以及其他一些借款，如好运借款、肉类税收借款、关税借款等。这些借款为人所知的共有30多种……
这些通常都是可偿还的借款。例如1555年创设的9年借款原则上应在9年之内偿还。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称为永久性借款的借款。这些借款的债券可以通过遗嘱转让。对教皇的财政来说，获得短期利益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终身债券改变为永久性债券，即把债券所有人死后归国家所有的借款改变为债券所有人死后通过继承转让的借款，因为这引起利率下降。所有这些细节和其他细节，显示出罗马的各种借款的现代性质。罗马的公共借款可以和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公共借款，或者和圣乔治信贷商行的公共借款相比，更不必说和卡斯蒂利亚的债券相比了。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任何计算都是困难的。从1526年到1601年，罗马教廷似乎为自身借了（有时还为罗马贵族的代表借了）1300万埃居。这个数字可能不会对今天的读者产生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愿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一点：西克斯特五世能够从这笔经过再三恳求从公民私人那里借来的钱款中抽扣出26吨白银和3吨多黄金妥藏在他的圣昂热城堡的金库里。西克斯特五世这样做，是执行一种乡下佬的把节省的钱藏而不用的政策。但是，他为了集存这些金、银，却使用了建立在现代金融和信贷手段上的政策。既然这些公共借款的份额是发向国际顾客的，“正当公债在罗马上升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巨大数额的时刻”，143这种公债在热那亚放慢了增加的速度，这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会像利奥波德·冯·兰克那样认为罗马当时“可能是欧洲主要的金融市场”，144至少是放款人的主要金融市场吗？这是可能的，但并非肯定无疑。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并不存在于政府在罗马借款的规模，而存在于信贷市场的巨大发展中。所有的国家，包括行事谨慎的和行事鲁莽的，都从这个市场得到借款。无数证券持有者都从这个市场得到满足。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形势无法解释这种迷恋状态。这可能是一种集体心理，一种对某种安全的寻求吗？从1570年到1620年，在热那亚和在别处一样，持续出现了一个膨胀时期。卡洛·M.奇波拉写道：“这次膨胀达到历史学家把它称之为价格革命的程度。在举目可见的情况下，一次利率的反常的逐渐下降在热那亚变得明显起来。”145这个利率从1522年起就在4%和6%之间摇摆徘徊，至少在从1575年到1588年这段最不景气的时期，它下降到2%甚至1.2%。这个现象与在这个时期难于投放的白银和黄金大量流入热那亚这个事实是吻合的。“这是在欧洲历史上，自从神圣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第一次以这样低的利率向人提供资金。这的确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如果可能的话，剩下要做的，就是对其他市场的形势进行分析研究，就是查看一下利率是否正如可能发生的那样，正如今天证券交易所里的情况那样，决定了这里的推进和那里的后退。不管怎样，政府发行的公债迅速兴盛起来，国债证券突然受到欢迎，这些都对16世纪的政府有利，使它们的工作易于进行。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土耳其国家在封地和终身官职的分配方面进行的粗暴勒索，也源出于这个事实：在土耳其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求助于小放款者或大放款者。信贷肯定也存在于奥斯曼国家。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商人在伊斯兰法官面前立下的借据，146提到在臣属于素丹的商人之间使用的汇票。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新出版的书刊147会证明犹太商人在他们相互之间使用汇票。甚至在这个世纪中叶流传着并且由让·波丹148偶然记录下来这个传闻：一些土耳其帕夏参加过里昂的“盛大聚会”公债的投机买卖。这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土耳其没有公共信贷。
1600—1610年：时机对中等国家有利吗？
在16世纪末叶和下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大国患过某种疾病或者感到过某种疲乏吗？那个时代的人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人是义务医生。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到著名的病人的床前。每个医生都提出自己对病情的解释、诊断，当然还拿出他们的灵丹妙药。在西班牙，本国的或者外国的出谋划策者，149从来就不乏其人。他们本身就构成一个社会等级。17世纪的最初几年刚刚过去，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声调日益提高。他们成群结队，匆匆忙忙赶到历史的仁慈宽大的法庭。在葡萄牙，他们同样活跃。那里有同样的争论和发展变化。
图60 圣乔治信贷商行的“份额券”，1509—1625年
这四条曲线概括了卡洛·M.奇波拉的重要文章（见以上注3）。“份额券”是热那亚共和国发行的公债债券，其最初价值为100里拉（200索尔迪）。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公债债券。它的利率是变动的（相反，在威尼斯，利率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这种利率取决于圣乔治信贷商行的利润，而这家商行又以它代替热那亚市政会议征收的税款作为保证金。从1509年（193185）到1544年（477122），“份额券”的数量大增，因此市价下跌。这个数量以后稳定下来（1597年为43770；1681年为476706）。第一条曲线显示可在市场上流通和转让的“份额券”的市价（左边的比例尺从1000到5000索尔迪）。第二条曲线显示“份额券”的利息（右边的比例尺从40到100索尔迪）。16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然后在下个世纪又出现了下降。当时“份额券”的利息从来没有到期立即支付。利息的一半在四年后支付；另一半再隔一年后支付。如果债券持有者想到期立即支付，就必须让他执有的息票贴现。这样，根据图2的第一条曲线，贴现在市场上是变化的。因此，考虑到这种时间耽搁和贴现，就可能计算出“份额券”的真正的利息来。这在最后一条曲线上显示出来。这条曲线在1570年后清楚地下降。这种下降在1600年后加深了。作者得出结论说：“因此，由于这一个或者另一个原因，17世纪开始时，以1.2%的利率向热那亚贷放资金。尚待了解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形势是不是金融市场的健康状况良好的标志。”
人们在了解到这些议论、证明之后，怎能不相信西班牙王朝的衰落呢？事件和证人、1612年托梅·卡诺描绘的那些黯淡图景150或者《海上悲剧史》151这部饶有兴味的文集——这是一份葡萄牙人在前往巴西和印度的航行途中遇到的意外事故的详尽记录——等都说明这种衰落。在《海上悲剧史》里谈到的，只是灾祸、衰落、精疲力竭、敌人的胜利、“海上事故”、在莫桑比克沙滩上的搁浅和在好望角周围的航路上的失踪事件等。当在伊比利亚的道路上抢劫事件倍增，瘟疫使人口锐减的时候，人们难道还会怀疑西班牙的躯体的衰竭和虚弱吗？当然，从外面看，西班牙还始终摆出一副大国的架势。它虽然受到威胁，但看上去在威胁别人。这个时期，至少在马德里，17世纪欧洲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展现出它的歌舞升平的节庆景象。
但是，在同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素丹的宫殿的豪华奢侈也是闻所未闻的。
然而，也同样在伊斯坦布尔，阴影明显，倦态丛生。奥斯曼帝国像一艘用木板马马虎虎拼合而成的船，破损折裂、格格作响。一系列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叛乱，从阿尔及尔到波斯边境，从鞑靼国到埃及南部，使这个帝国深受困扰折磨。对敏于根据自己的愿望作出结论的欧洲观察家来说，奥斯曼的机器已经碎裂，无法修补。耶稣会会士和嘉布遣会修士以闻所未闻的热情，向这个失去方向的、不知所措的世界奔去，企图从精神上加以征服。这难道不正是把这些异教徒赶出欧洲并且瓜分他们的领土的大好时机吗？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伊尼戈·德·门多萨不断重复这个看法。不错，这个大人物内心激动、情绪狂热，准备弃离外交官生涯，加入耶稣会。此外，他还并不是那些在历史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组成第一支精悍的拥护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人的队伍中的唯一的幻想者。还有另一些人紧随其后。他们是：卡洛·卢乔神甫（1600年）、法国人让·埃梅·夏维尼（1606年）、另一个法国人雅克·埃斯潘夏尔（1609年）、乔瓦尼·米奥蒂（1609年10月）、一个匿名的意大利人（1609年12月）、嘉布遣会修士弗朗切斯科·安东尼奥·贝尔图奇（1611年）……至于苏利的雄才大略以及内韦尔公爵查理·贡扎格和约瑟夫神甫（1613—1618年）的同样庞大的计划我们姑置一旁，不去管它。学识渊博的人如果有一点毅力，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类名字的数目会是我们上面引证的数目的10倍。实际上，跟随者的人数应该是我们引证的人数乘以100。由于宗教激情狂热的推动，17世纪一开始，欧洲就指望得到“病人”的遗产。这些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之徒把事情弄错了。病人不会那样快就一命呜呼。他虽然永远不会恢复过去的元气，但还会苟延残喘很久。1590年，土耳其在对抗波斯的斗争中取得有名无实的胜利。1609年，经过一场使国力衰竭的战争，土耳其不得不满足于同德意志，即同西方，缔结一项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毫无好处可言的和约。
事实上，车轮已经转动。这个世纪的初期对大国有利。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大国代表最佳尺度的政治事业。这个世纪正在消逝，而且由于一些我们无法确知的原因，这些巨大的躯体逐渐被环境、形势背弃和毁损。这是暂时的表面危机还是结构性的危机？不管怎样，在17世纪初期，只有中等大小的国家似乎是生气勃勃的。亨利四世统治下的法国——这个突然出现的光彩夺目的物体——是这样。伊丽莎白的小的尚武好斗、光辉灿烂的英格兰是这样。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是这样。那个在从1555年起到三十年战争的先兆出现时止这段时期中经历过物质方面的安宁发展和繁荣昌盛的德意志也是这样（在这场战争中它跌下深渊，整个躯体都沉没了）。在地中海，再度盛产黄金的摩洛哥的情况是这样。阿尔及尔在摄政时期的情况是这样（这个城市正在变成领土国家）。因豪华、美丽、智慧而光彩夺目、光辉灿烂的威尼斯的情况也是这样。费迪南大公的托斯卡纳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切都发生得仿佛新世纪在帮助能够在自己国内进行有效的管理的小国一样。为数颇多的正在成长中的柯尔培尔式的人物，152在这些小国里取得成功。他们擅长诊断经济的病情，提高关税，鼓励民办企业，同时对之严加管理。这一系列连续出现的时机和境遇，比各个帝国的重大的、复杂的、不很清楚的历史，更显示出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
换句话说，各个帝国将比各个中等国家更加蒙受从1595年到1621年的长期倒退之苦，而且这些庞大的政治群体在涨潮返回时没有像它们的敌手那样再迅速浮上水面。这次涨潮的确幅度小、历时短，因为一场持续长达百年之久的危机从17世纪中叶起就日趋严重。毫无疑问，在18世纪，从这场危机中崛起并将充分利用这个世纪的大规模的经济复兴的强国，并不是16世纪的各个帝国，既不是土耳其帝国，也不是西班牙帝国。这是地中海的衰落吗？当然是。但不仅仅是。因为西班牙完全有充裕的时间来强有力地转向大西洋。为什么它不这样做呢？
本部分原注
1. Voir supra,I,p.311.
2. Je ne dis pas à dessein l'État national.
3. A. SIEGFRID,op.cit.,p.184.
4. H.KRETSCHMAYR,op.cit.,II,p.382.
5. Voir les études d'Enrico PERITO,d'E. CARUSI,de Pietro EGIDI（nos2625,2630 et 2626 de la bibliographie de Sánchez ALONSO）.
6. A.d.S.,Modène,Venezia VIII,Aldobrandino Guidoni au Duc,Venise,31 juillet 1495.
7. M.SEIDLMAYER,op.cit.,p.342.
8. La paternité en est attribuée,on le sait,au cardinal Giovanni DELLACASA,Orazione di Messer Giovanni della Casa,scritta a Carlo Quinto intorno alla restitutione della città di Piacenza,publiée dans le Galateo,du même auteur,Florence,1561,p.61.Sur cette vaste question,F.MEINECKE,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Ire édit.,Munich,1925.
9. Pierre Mesnard,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Ire édit.,1936,p.39 à 53,particulièrement, pp.51-52.
10. A.Renaudet,Machiavel,p.236.
11. G.M.TREVELYAN,op.cit.,p.293.
12. BAUDRILLART（Mgr.）Philippe V et la Cour de France,1889-1901，4 vol.,Introduction,p.1.
13. Vior infra,p.16 et sq.
14. Gaston ROUPNEL,Histoire et destin,p.330.
15. Sur la grandeur turque,R.de Lusinge,De la naissance,durée et chute des Étas,1588,206 p.Ars.8° H 17337,cité par J.Atkinson,op.cit.,pp.184-185,et une relation inédite sur la Turquie（1576）.Simancas.E° 1147.
16. Fernand Grenard,Décadence de l'Asie,p.48.
17. Voir supra,I,p.163.
18.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1923,p.323.
19. Le mot est de B.Truhelka,l'archiviste de Doubrovnik,dans nos discussions répétées sur ce magnifique sujet.
20. Cf.notammeat Christo Peyeff Agrarverfassung und Agrarpolitik,Berlin,1927,p.69;I.Sakazov,op.cit.,p.19;R.Busch-Zantner,op.cit.,p.64 et sq.Cependant,si l'on suit l'article de D.Anguelov,Revue Historique（bulgare）,IX,4,pp.374-398,la résistance bulgare aux Turcs aurait été plus vite que je ne le dis.
21. Jos.ZONTAR,“Hauptprobleme der jugoslavisch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4,p.368.
22. J.W.ZINKEISEN,op.cit.,II,p.143;R.BUSCH ZANTNER,op.cit.,p.50.
23. R.Busch Zantner,op.cit.,p.65.
24. Ibid.,p.55.
25. Ibid.,p.65 et réfrérences aux travaux de K.Jirecek et de Sufflay.
26. Ibid.,p.23.
27. W.Heyd,op.cit.,II,p.258.
28. Ibid.,II,p.270.
29. Ann.du monde musculman,1923,p.228.
30. H.Hochholzer,art.cit.,p.57.
31. J.ZONTAR,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4,p.369.
32. Cité par G.ATKINSON,op.cit.,p.179.
33. Ibid.,p.211.
34. Ibid.,p.397.Même idée,en 1544,chez Jérôme MAURAND,Itinéraire de...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1544）,p.p.Léon DUREZ,1901,p.69,les victoires des Turcs en raison des péchés des Chrétiens.
35. F.BABINGER,op.cit.,pp.446-447.Pour la référence du livre,voir infra,p.30,note 6.
36. J.W.ZINKEISEN,op.cit.,III,p.19.
37. Cité par J.W.Zinkelsen,op.cit.,III,p.20,note 1,d'après Anton von Gevay,Urkunden und Ac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Verhältnisse zwischen 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Pforte im XVI.und XVII.Jahrhundert,1840-1842，p.31.
38. Op.cit.,p.42.
39. Op.cit.,VIII,p.305.
40. F.Grenard,op.cit.,p.86.
41. Émile Bourgeois,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t.I,1892,Introduction,p.2 et sq.
42. “...eine Episone,kein Ereignis”,p.22.
43. V.Hassel,op.cit.,pp.22-23.
44. F.Grenard,op.cit.,p.79.
45. Voir supra,I,p.165.
46. J.Dieulafoy,Isabelle la Catholique,Reine de Castille,1920;Fernand Braudel,“Les Espagnols...”,in:Revue Africaine,1928,p.216,note 2.
47. Mémoires,IV,p.47.
48. Brockelmann,Gesch.der islamischen Völker,1939,p.262.
49. J.Mazzei,op.cit.,p.41.
50.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p.21.
51. II ne prend ce titre officiellement qu'au XVIIIe siècle,Stanford J. SHAW,“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in: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éd. par C.et B.JELAVICH,1963,p.63.
52. J.W.ZINKEISEN,op.cit.,III, p.15.
53. BROCKELMANN,op.cit.,p.242.
54. Stanford J.SHAW,art.cit.,p.67,signale le rôle des ulé mas fanatiques des provinces arabes nouvellement conquises et la réaction turque contre les missionnaires franciscains qu'expédient dans les Balkans Venise et les Habsbourgs.
55. Voir supra,I,p.106 et note 1.
56. Stanford J.SHAW,“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in:The Balkan in transition,op.cit.,pp.56-80.
57. Angel Ganivet Idearium español,éd.Espasa,1948,p.62 et sq.
58. Pierre Vilar,La Catalogne...,I,p.509 et sq.
59. Imperio español,p.43.
60. R.KONETZKE,op.cit.,p.245;Erich HASSINGER,“Die welt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s XVI.Jahrhunderts”,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1951,signale ce livre de Jacques SIGNOT,La division du monde...,1re éd.,1539.（d'autres suivront:la 5°en 1599）,et qui ne parle pa,de l'Amérique.
61. Bien signé par Angel Ganivet dans son Idearium español, éd.Espasa,1948,pp.44-45.
62. Naples déficitaire à partir au moins de 1532,E.Albàri,op.cit.,I,1,p.37.Dès le temps de Charles Quint la dépense ordinaire de ses États san celle des guerres excédait larecette de deux millions d'or.Guillaume du Vair,Actions oratoires et traités,1606,pp.80-88.
63. Ch.Monchicourt,“La Tunisie et l'Europe.Quelques documents relatifs aux XVIe,XVIIe et XVIIIe siècles”,in:Revue Tunisienne,1905,tirage à part,p.18.
64. Gustav Turba,Geschichte des Thronfolgerechtes in allen habsburgischen Ländern...,1903,p.153 et sq.
65.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Bruxelles,6 oct.1560,Papiers...,VI,p.179.
66. Ibiad.
67. Voir F.BRAUDEL,“Les emprunts de Charles 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in: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Paris,1959;graphique, p.196.
68. E.Albèri,II op.cit.,III,p.357（1559）.
69. Ibid.
70. Pour de précieuses discussions,R.Menendez Pidal,Idea Imperiol de Carlos V,Madrid,1940;pour une large revue des questions,Ricardo DelargoYgaray,La idea de imperio en la politica y la literatura españolas,Madrid,1944.
71. Cité par E.Hering,op.cit.,p.156.
72. Op.cit.,tout le chapitre VIII,p.395 et sq.
73. D'après R.Konetzke,op.cit.,p.152.
74. Voir infra,p.233 et sq.
75. G.Micheli au doge,30 janv.1563,G.TURBA,op.cit.,I,3,p.217.
76. Ibid.,p.217,note 3.
77. 13 janv.1564,Saint-Sulpice,E.CABIÉ,op.cit.,p.217,si toutefois Cabié ne s'est pas trompé de date.
78. H.de Maisse au Roi,Venise,6 juin 1583,A.E.Venise 81,f° 28v°.Philippe II songerait à demander le vicariat impérial en Italie,12 février 1584,LONGLÉE,Dépê ches diplomatiques...,p.19.
79. J'évoque ici les idées de Jules Gounon Loubens,voir supra,I,p.321,note 2.
80.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res,1954,édit.italienne:Storia dell'analisi economica,3 vol.,1959,I,pp.175-181.
81. Op.cit.,I,p.176,note 3.
82. 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1719-1833）,4 vol.,1964,t.I,p.429 et sq.
83. Le mot est évidemment un anachronisme:je ne l'emploie qu'en raison de sa commodité.Faudrait-il dire“officiers”?mais le mot ne vaut que pour la France.Ou letrados?mais le mot ne vaut que pour l'Espagne.Ou“bureaucratie”?comme le risque Julio CARO BAROJA,op.cit.,p.148 et sq.,mais le mot est lui aussi un anachronisme.
84. Geistliches und Weltliches aus dem griechisch-türkischen Orient,p.179,cité par BROCKELMANN,op.cit.,p.284.
85. F.LOT,op.cit.,II,p.126.
86.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comentarios por don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p.p.Manuel GÓMEZ MORENO,Madrid,1948,p.12.
87. Ibid.
88. B.M.Add.18 287.
89. Eloy BULLON,Un colaborador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l doctor Palacios Rubios y sus obras,Madrid,1927.
90. R.KONETZKE,op.cit.,p.173,GrégorioMARAÑON,AntonioPerez,2vol.,2e éd,Madrid,1948,I,p.14 et sq.Angel GONZALEZ,PALENCIA,Gonzalo Perez secretario de Felipe II,2vol.,Madrid,1946,n'aborde pas le problème.
91. Cuenca,13 mai 1594,Copie,B.Com.Palerme,Qq G 24,f° 250.
92. P.Achard,op.cit.,p.183 et sq.
93. Franz BABINGER,Suleiman der Prächtige（Meister der Politik）,1923,p.461.
94. F.Baginger,op.cit.,ibid.
95. R.Mantran,op.cit.,p.107,note 2.
96. Voir les admirables explications de Stanford J.Shaw,art.cit.,p.67et sq.,“Decline of the Timar System and Triumph of the Devshirme Class”.
97. Beaucoup d'exemples peuvent être empruntés à la biographie de patriciens,d'ingénieurs ou de soldats au service de Venice-ou aux agents turcs dont on connaît les déplacements analogue.
98. Sa fiche signalétique dans E° 137 à Simancas.Ce personnage curieux est l'auteur de ce long rapport à Philippe II（Valladalid,oct.1559,E° 137）,dont il est fait mention infra,p.272.
99. Meno de Ledesma à Philippe II,Nantes,21 déc.1595,A.N.,K 1597,B83.
100. Pedro de Medina,op.cit.,pp.204 à 205 v°.
101. 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stos reynos hecha por mandado del Rey,Alcala de Hénarès,1581,3 vol.fol.:B.N.,Paris,Fr.4153 à 4155.
102. Camara de Castilla,série VIII,Renuncias de oficios.
103. 9 juin 1558,A.H.N.Inquisition de Barcelone,Libro 1,f° 337.
104. Manuel DANVILA,El poder civil en España,Madrid,1885,V,pp.348-351.
105. Recopilación,I,f° 77.
106. Ibid.,f° 73 et 73 v°.
107. Ibid.,f° 79 v°（Loi de Tolède,1480）.
108. Ibid.,trente jours et à partir du jour de la renonciation （lois de Burgos,1515;La Coruña,1518;Valladolid,1542）.60 jours （Pagmatique de Grenade,14 sept.1501）pour présenter les titres “en regimientos”,ibid..Mais les cas sont-ils les mêmes?
109. Actas,I,p.339.
110. Ibid.,pp.345-346.
111. Recopilación,I,f° 79（Guadalajara,1436）.
112. Ibid.,73v°,Valladolid,1523.
113. A quel moment l'office devient-il une marchandise négociable? La question préoccupait fort Georges Pagès.Il est difficile d'y répondre.Cependant dès la Pragmatique de Madrid,1494（I,fos 72 et 72 v°）,il est question de ceux qui renoncent à leurs offices （municipaux）contre argent“...los que renuncian por dineros”.
114. Il y a un curieux croisement des ventes pour l'État et pour les particuliers.Ainsi,dans le cas d'un office d'alcade à Málaga,D.Sancho de Cordova à Philippe II,18 janv.1559,Sim.E° 137,f° 70.A Ségovie,en 1591 （COCK,Jornada de Tarrazona,p.11）,offices municipaux vendus ou donnés par le Roi“caundo no se resignan en tiempo para ello limitado”.
115. R.B.MERRIMAN,op.cit.,IV,p.325.
116. Actas,I,pp.345-346（1563）.
117. Op.cit.,I,pp.453-454.Gens des classes moyennes...
118. Jacob van Klaveren,op.cit.,p.47,49 et sq.
119. Voir supra,p.17,note 8.
120. J.W.Zinkeisen,op.cit.,III,p.100,note 1.
121. Jean Sauvaget,Alep.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grande ville syrienne des origines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1941,pp.212-214.
122. A Venise,au lendemain d'Agnadel,décision du Grand conseil de vendre des offices （10 mars 1510）.Admirable texte.Bilanci Generali, 2e Série,vol.I,tome I,p.CCIV.Les guerres,par la suite,favoriseront les ventes d'offices.
123.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123.L.von Ranke,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Leipzig,1877,p.74,d'après Businello,Relations historiques touchant la monarchie Ottomane,ch.XI.
124. “Es schien ein Tag des Triumphes zu sein”,1er mai 1612,cité par H.Wätjen,op.cit.,p.61.
125. E.ALBÈRI,I,III,254.
126. Palerme,10 juin 1577,Simancas E° 1147.Matadores,des tueurs.Sur la ville même lire,bien que postérieur,le livre de Massimo PETROCCHI,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ss del 1674,Florence,1954.
127. B.N.,Paris,Dupuy,22,f° 122 et sq.
128. Cité par Jakob van KLAVEREN,op.cit.,p.49,note 5.
129. Cf.du même auteur une série d'articles 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57,1958,1960,1961.
130. B.M.,Add.18 287,f° 23.
131. J.E.Hamilton,“The Foundation of the Bank of Spain”,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5,p.97.
132. p.61,d'après J.W.Zinkeisen,op.cit.,III,p.368.
133. D'après Gerlach,cité par J.W.Zinkeisen,op.cit.,III,pp.366-368.
134. Le passage à Besançon d'après une note de Lucien FEBVRE.
135. Le livre de réhabilitation d'ailleurs peu lisible de J.REZNIK,Le duc Joseph de Naxos,1936;celui plus récent de Cecil ROTH,The Duke of Naxos,1948,et surtout le remarquable article d'I.S.REVAH,“Un historien des ‘Sefardim’”,in:Bul.Hisp.,1939,sur les travaux d'Abraham Galante.
136. Bernard SCHNAPPER,Les rentes au XVIe siècle.Histoire d'un instrument de cré dit,1957.
137. Voir supra,I,p.484.
138. I.p.29.
139. Gustav FREMEREY,Guicciardinis finanzpolitische Anschauungen,Stuttgart,1931.
140. R.GALLUZZI,op.cit.,III,p.506 et sq.
141. Clemens Bauer,art.cit.,p.482.
142. Ibid,p.476.
143. Tous ces problèmes des Monti romains admirablement exposés par J.DELUMEAU,op.cit.,II,p.783 et sq.J'ai résumé ses explications.
144. Ibid.,p.821.
145. “Note sulla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corso 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i S.Giorgio nel secolo XVI”,in:Economia Internazionale,1952,pp.13-14.
146. D'après une information fournie par M.Halil Sahillioglu.
147. Aser HANANEL et Eli EŠKENAZI,Fontes hebraici ad res œconomicas socialesque terrarum balkanicarum so œculo XVI pertinentes,I,Sofia,1958（remarquable）.
148. “...sous les nomes de leurs facteurs pour plus de cinq cent mille écus”,Traité de la République,1577,p.623,cité par.J.ATKINSON,op.cit.,p.342.
149. Je pense naturellement à Anthony Sherley,cf.Xavier A.FLORES,“El peso politico de todo el mundo”d'Anthony Sherley ou un aventurier anglais au service de l'Espagne,Paris,1963.
150. Op.cit.,référence supra,I,p.95.note 3.
151. Voir référence supra,I,p.52,n.4.
152. Ammintore Fanfani,Storia del Lavoro...,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