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广阔的领域，各个社会的发展演变在16世纪初期显得相当简单。显然，只要我们坚持限于研究整体，略去细节、局部的例外、反常的现象、失去的时机（这种时机为数颇多）以及其戏剧性大于重要性的动乱等，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些动乱出现之后，立即消失。
显然，这些动乱也有其重要性。但是，当时的社会以陆地为基地，发展缓慢，并且总是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形势和所有其他各种形势一样，时而朝着一个方向，时而朝着另一个方向。社会发展的各种形势往往互相抵消。久而久之，真正的发展演变反倒始终不很明显。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在法国，强有力的更迭交替起了作用。整个16世纪初期都处于社会变化不定的氛围中。穷人从一个地方移居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没有在冒险的过程中倒下。1与此同时，一些富人沿着社会的等级阶梯垂直下落，一贫如洗，不再富有，被新富人取而代之。然后，一种放慢现象在1550—1560年前后出现。之后，发展演变运动恢复，接着，再度受阻，停滞不前。这种受阻现象可能从1587年起，产生于勃艮第；可能2将近1595年3在总的趋势大转变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加速、减缓、恢复和停滞等现象因而相继出现，而一切都导致，但却是暂时地导致贵族的明显的胜利，导致各个社会在这个世纪末的半冻结状态。但是，这个现实还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形势发展产生的结果，属于那些会被下一个浪潮消除或者抵消的结果。
简而言之，16世纪尽管有过种种犹豫，却并没有非难、怀疑社会的真正基础，没有由于有这些犹豫而这样做。它大体上从先前的时代把社会的这些基础收纳过来。安东里奥·多明圭兹·奥尔蒂兹新近出版的优秀著作《17世纪的西班牙社会》4指出我们预先已经了解到的一些现实事物。这些现实事物是：同不断出现的财政困难进行斗争并从这些困难中脱险幸存的贵族，一个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没有像一次社会革命那样完成自我的现代国家（它满足于妥协，对共处抱有希望），一个经常被它的成员背叛的有产阶级（但是，它是否意识到本身是个阶级，这一点令人怀疑），最后是不安的、不满的、骚动的但缺乏真正革命意识的民众。
1.封建领主的反应
在基督教世界同在伊斯兰世界一样，贵族占据首要的地位，而且不想让出这个地位来。乍一看，这些贵族只在法国、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他们到处为自己保留着这些社会的虚空的荣华富贵的象征：居先权、豪华考究的服饰、金银线织成的绸缎和天鹅绒、佛兰德的挂毯、纯种马、豪华的宅第和大批仆役等。该世纪末，他们还置备四轮华丽马车……的确，这全都构成他们自我毁灭的原因。据说在亨利二世时代，法国贵族每年进口价值400万利佛的来自意大利的衣服。5但是，外表也并非总是不可靠的。它可以显示出权威和财富的牢固基础。在广阔的地区内，这些贵族仍然从他们强固的封建根系吸取营养。一种旧秩序使这些享有特权者位居社会的最高层，并且仍然支持他们留在这个层次。只在腐蚀古老的等级制度的大城市的周围和内部，只在商业贸易中心（虽然比人们预期的程度低些），只在像尼德兰，特别像意大利（但不是整个意大利）这种很早变富的地区才有例外。这一点我们已经预见到。
这些有例外的地区在地图上只不过是细小的点或者狭窄的地带而已。在地中海和欧洲的范围内，这些有例外的地区的历史显然是小部分人的历史。关于这整个辽阔的地区，我们应该承认吕西安·罗米埃在下面所作的关于卡特琳·德·梅迪奇的法国的解释说明：“一旦人们让这个国家恢复它的自然背景，即一个庞大的半封建王国的背景”，6它的一切都会变得清楚起来。进行建立国家这种既是社会革命的（虽然刚刚开始）也是政治革命的活动，必须同“采邑的拥有者、村庄、田地和道路的主人以及广大农村民众的管理人”7进行斗争。同这些人进行斗争，就是同他们和解妥协，就是分化瓦解他们并保存他们，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的共谋的情况下掌握控制一个社会。现代国家把统治阶级这个工具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砸碎这个工具，就意味着从零开始重建社会，而重建一种社会秩序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16世纪，谁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此，贵族和封建势力有风尚习俗的影响作为它们的后盾，并且具有它们早就占有的社会地位产生的力量，更不用说国家相对衰弱和这个时代缺乏革命的想象力这两点了。
封建领主和农民
根据大量经常被人引证和评注的证据，16世纪可能使封建领主沦于贫困境地。证据往往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并非所有的领主都遭到这种厄运。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既不是国王的受害者，也不是战争的受害者；既不是和平的受害者，也不是和平导致的军队复员8的受害者，也不是穷奢极欲、恣意享受的恶习的受害者。像某个历史学家那样，说“封建制度由于贵金属在美洲的发现所引起的货币贬值濒于消亡”，9这样说过于简单草率。而且这好像是断言有下述各种情况因而进行推论说理一样：资本主义10“用它的酸素”溶解社会的结构，或者至少是使社会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卡斯蒂利亚的封建制度就在天主教徒费迪南控制了强大的骑士团的同一天终结了；科西嘉的封建制度恰好在1511年，11当乔瓦尼·保罗·达·莱卡失败，当雷努奇奥·德拉·罗卡在他的亲戚设下的埋伏中丧命时受到致命的打击。12期望得到准确的解释或者准确的按年月顺序的排列，正如期望一个词自身有准确的含义一样，都会使人产生错觉。单单封建这个词本身就布满陷阱。事实上，只有时间的协同合作，才能促成这些既不能直线地，也不能单向地完成的转变。
不管怎样，在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主要对抗中，后者可能偶尔取得胜利。例如在从1450年到1500年这段时期中朗格多克的情况就是这样13。在15世纪，加泰罗尼亚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至少某些生活富裕的农民可能取得胜利）。但是，不符合规律的例外恰好证明了规律本身。14通常封建领主总是取得短期的或者长期的胜利。他们在阿拉贡和西西里等地甚至始终是胜利者。被人过多地引用的价格革命，并不是民主的奇迹的创造者。这场革命减轻了可以用金钱支付的并在美洲发现之前就已经规定了的农民的佃租。事实上，对租给农民的采地征收的封建租税往往很轻，甚至几乎等于零。当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封建领主也特别征收与市价同时变化的实物税。莱默红衣主教公爵的收入一览表（1622年3月）提到他的家禽、谷物、酒类，谈到“谷物按规定价格出售，酒售价为4里亚尔”15。此外，在地中海和在欧洲一样，土地的瓜分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进行过。同农民的奸猾狡诈对抗的，是封建领主的奸猾狡诈，必要时还是封建领主的野蛮残忍。封建领主行使司法裁判权。他们对出租给农民的采地以及分开或者包围这些采地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权利。在15世纪结束时和整个16世纪，呈现出始终根据封建领主的愿望修建的或者重建的村庄的景象。在普瓦图的加蒂讷，16在修建“谷仓”的汝拉，17在上普瓦图，18这都是真实情况。在上普瓦图，某个破落衰败、处于困境的封建领主家族分块出售先前一直空空荡荡、当时有农民定居的广阔的长满松林下植物的荒地，用这种办法来振兴经济，重光门楣。在西班牙，建立村庄时立有土地分配文契。19农民已经多年占有的土地，常常转入封建领主手中。在普罗旺斯，自由权与居住权证书和契约从1450年起就已经成倍增加。这往往是人们重新住入那些在旧址上修复的、以前遭到毁坏或者废弃的村庄，很少是住入新建的村庄（1501年瓦洛里，1504年穆昂—萨尔图，1519年瓦尔邦纳）。主动性和积极性每次都来自当地的封建领主那一方面，他们“渴望看见被弃置荒芜的土地有人重新移居，人口繁衍，有人耕种”，20于是他们“在附近或者往往在更远的地区，例如在利古里亚、热那亚河、皮埃蒙特等地征募渴望在他们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的农民”。21封建领主给这些农民以优惠条件，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22
这些“殖民活动”是经济飞跃发展和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明显后果。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国，封建领主有建立“新”城市并把移殖民召引到那里去的习惯。在这个王国，每个封建领主国家（État seigneurial）（其中某些十分辽阔，特别在阿布鲁齐、阿尔比和塔利亚科佐伯爵领地等地更是这样）包括一些乡村社镇和城市社镇。这些社镇都有自己的特权，因此永远不能随意开发利用。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当局徒劳无益地企图防止这种发展演变，于1559年通过第一号法令。一个世纪后，1653年，又通过第二号法令，规定未经政府准许建立的新城市将立即干脆并入王室领地。既然王国的村庄和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从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1563个增加到1579年的1619个，后来到1586年又增加到1973个，逃脱这种严格的规定或者获得必要的准许就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属于教会和封建领主的城市以及村庄（占绝大多数，1597年1556个，1586年1904个），以和贫瘠的王室领地相同的速度增加。王室领地在同一时期从53个增加到69个（这个数字取自比安基尼的古老的著作）。简而言之，西班牙的仅有愿望而无行动的半心半意的政策，对防止封建领主的扩张推进无能为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情况同样如此。既然在王室领地内的或者回归王室领地的城市、村庄和土地都经常出售给新购买者，23这项政策还是一项并未始终贯彻执行的政策。
一个封建领主，不管深谙或者尚不熟悉当领主之道，都会是个密切注意并充分利用他的权利、他征收的封建杂税、他的磨坊、他的猎区以及他和农民对抗的众多领域的业主，而农民也很关心谷物、羊毛和牲畜的商品化。菲利普派驻巴黎的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就仅仅因为这一点，对钱的问题非常操心。他从遥远的任职地点考虑他在西班牙的领地早先收获的小麦的出售问题，24因为他是谷物的生产者，甚至是谷物的储存者。还有另外一个迹象：在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亚及其他地方，25大土地所有者往往从事饲养大牲口。朱利乌斯·克莱因描述了某些封建领主和大封建领主在牧主公会的绵羊饲养中所起的作用。2617世纪，在安达卢西亚，贵族和教会获得大片土地，他们进行粗放耕作，使这个地势低洼的地区人烟稀少起来。27有大量关于这些领地和庄园的耕作经营的资料可供历史学家使用。此外，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已经显示出这些领地和庄园拥有多少财富。28仅仅那不勒斯的审计法院储存的丰富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就揭示出生产和出售谷物、羊毛、油脂、木材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活动以及投机活动。29耕作土地和出售土地出产的谷物，并不意味着有失体面，丧失贵族资格。情况正截然相反。
在贵族阶级的这种生活中，具有封建性质的旧时的收入虽然已经减少，但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30贵族可以增加并且试图增加这些收入。这就引起争执、诉讼和骚乱。我们了解一些这类骚乱，可惜并不确切了解发生这些骚乱的原因。必须仔细查阅中止或者防止这些骚乱的新协定。1599年，皮埃蒙特的比利亚福基亚多镇当局就它的封建权益问题同这个镇上的封建领主缔结了一项协定。31必须看到，这项协定久而久之变得怎样，对谁有利。正如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协定肯定经过大量修改调整。无数关于争执和诉讼的记载还留存至今。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等地，封臣通常申请把他们的土地并入王室领地。这可能是因为君主制国家对自身利益不如贵族那样警觉、关切，对借口经济变化——不管这种借口是否正确——修改旧的契约不如贵族那样迅速敏捷。
价格的上涨向我们预示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争执的总的趋向。1558年夏天，热那亚附近的菲纳尔侯爵领地的臣民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领主阿尔方索·德·卡雷托的敲诈勒索。这是什么敲诈勒索？是否像德·卡雷托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重新对他的封臣的财产进行估价，是因为他企图提高他们的佃租？由于菲纳尔的问题很快脱离这位侯爵的个人范围（热那亚和西班牙对这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地太有兴趣，以致不会不利用这个时机），32这一事件的实际开端通常反倒被人遗忘。
成功地同土地和土地收入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就这样度过了价格革命的风暴的贵族，最后数量很大。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在这场风暴中安然无恙、毫无损失，33但是，他们毕竟渡过了这场风暴。然而，这些保护措施和解决办法并非他们拥有的唯一措施和办法。
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同国王的对抗
人们说得对，现代国家曾经是贵族和封建势力的敌人。然而，必须这样理解：现代国家既是他们的敌人，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合伙人。迫使他们服从、就范，是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且是它从未彻底完成的任务。它的第二个任务是：把他们当作统治管理的工具来使用。正如在勃艮第有人说的那样，34现代国家位居这些工具之上，并且利用这些工具来控制“民众”。现代国家依靠这些工具来维护公共安宁和公共秩序，来保卫他们的领地、庄园和城堡所在的地区，来征集和统率在西班牙仍然重要的被动员令召集的附庸和他们的军队；现代国家依靠这些工具在1542年包围佩皮尼昂，在1569年进行格拉纳达战争，在1580年入侵葡萄牙。国王更往往满足于在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向他的封臣发出警报。1562年35或1567年36的情况就是这样。1580年，葡萄牙边境的封建领主自己出资征募了几支小的总共3万人的37、没有使用过的军队。每次都是为了守护边境进行征募。但这些征募肯定都深入进行，耗资巨大。
此外，国王经常让重要的封建领主了解他的意图、命令和重要信息。他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要他们借给他巨款……但是，君主政体作为回报给他们的好处也不容忽视。当问题涉及西班牙国家时，首先就涉及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38就涉及国王的这些主要的对话者。这些人是一个由享有特权者组成的少数。君主政体不时通过这些人间接地进行统治，避免广大地区的分裂派摆脱它的控制，因为这些大封建领主每个人背后都有大批拥护者，正如在法国的吉斯家族或者蒙莫朗西家族背后有大批拥护者一样。当一个王室法官（1664年的情况的确如此）准备逮捕赫雷斯的市长时，阿尔科斯公爵39就出面干预。他甚至连去见法官本人这点神都不劳。他对他的秘书说：“告诉他，这个市长是我家的人。这就够啦。”贵族阶级像是星星在君主政体的太阳面前那样失去光辉。当时的情况就是用这样的词句来表述的。但是，这些星星继续在天空闪烁，不可等闲视之。
卡斯蒂利亚提供了关于享受特权的突出的例子。明显的斗争在那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效果最差的，并不是王室司法官员对封建领主的司法机关的意图和索求以及对封建领主本身的长期敌视。没有什么比在发生遗产继承问题或者财产纠纷时让封建领主自己互相斗争更加轻而易举的事了。这是搞垮封建领主的大好时机。1572年，鲁伊·戈梅兹得到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刚刚打赢那场他同修道院长东·安东尼奥的侄子阿尔贝公爵之间的关于尼埃布拉伯爵领地的官司的消息时，兴高采烈，欣喜若狂。根据托斯卡纳大使的说法，40这块公爵领地有6万杜卡托的收益。官司打赢后——这是偶然的吗？——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娶了鲁伊·戈梅兹的女儿为妻。王室司法当局支持封臣反对封建领主的事极为罕见，但毕竟发生了。1568年7月，因凡塔多公爵来到法院。这位公爵长期是卡斯蒂利亚最富有的封建领主（1560年他仍然是最富有的），41但他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梅迪纳·西多尼亚。这可能是由于他地位优越、树大招风，特别易受到攻击和由于他故意隐没？不管怎样，他于1568年来到法院。这次是企图让直接从属王室领地的桑蒂亚纳侯爵领地的臣民对他起诉。富克沃补充说，在这个王国“还有另外一些被以同样的方式卷入诉讼的西班牙的最高贵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失去部分宝贵的领地或者庄园。其他的人也将同样失去。”关于这宗案件的详情我们就是借自这个富克沃的著作。42
至于这些封地领主进行的审判，它受到上峰密切监督，从来没有逃脱人们的注意。1558年，一个威尼斯人说，这些封地领主作出的判决提交到司法部门。431563年，保罗·蒂耶波洛重复了这一点。“卡斯蒂利亚的贵族拥有辽阔的领地、庄园以及相当肥美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司法权和权力却很有限。归根结底，他们并不进行审判。他们不能向他们的百姓征税。他们既没有堡垒，也没有士兵，也没有大量武器……这种种情况与阿拉贡的封建领主的情况正好截然相反。阿拉贡的封建领主虽然等级地位更低，但篡夺了更大的权力。”44
君主政体取得的这些小胜利或者甚至像西班牙国王1559年在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死时收回坎塔布连沿岸的海关关税那样重大的成功，都不应该给人以任何假象。这些海关关税作为继承的让与物45属于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所有。封建领主权力的那股强大力量很少削减。1538年，查理五世使用了他所有的权威。46但是，面对贵族代表的反对，他未能使国会制订出一项总的消费税则。米歇尔·苏里亚诺后来写道47：“当查理五世企图取消他们的特权时，遭到所有西班牙最高贵族的反对，特别遭到卡斯蒂利亚的海军大统领的反对，虽然他对陛下忠心耿耿。”1555年，菲利普二世不在西班牙时，西班牙最高贵族试图协调一致，东山再起，进行报复。从1558年到1559年，48胡安娜公主以菲利普二世的名义进行属于城市的村庄的所有权的转让。这些城市进行自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所有我们知道的购买者都是显要的贵族。他们是王室排挤或者试图排挤的很有权势的人物，因而显得突出，受人注意。例如王室希望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不要购置托德西利亚斯，希望拉斯·纳瓦斯侯爵不要把塞哥维亚的领地的一大片据为己有，49希望阿尔卡拉公爵不要拥有塞维利亚的1500个封臣。50这些封臣是用15万杜卡托买来的（即每个封臣及其家庭100杜卡托）。但是，挫败了1个贵族，就会有10个贵族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没有城市的封臣的时候，一旦时机到来，就购买教会的封臣。这些封臣也被王室拍卖。西班牙的大贵族，正如他们的档案材料所证明的那样，狂热地购置土地、公债、采邑，甚至城市里的房屋。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君主政体的权力变得更加有效，毫无疑问，也更加严酷。这方面的迹象屡见不鲜。例如国王下令逮捕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儿子巴列侯爵。51这位侯爵被指控图谋在新西班牙独立。又例如国王于1572年在巴伦西亚通过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或者鸡奸罪逮捕蒙特萨的总管52（公共舆论并不能肯定这一点）。又例如他于1579年把阿尔贝公爵本人放逐到这位公爵自己的领地。又例如他经过长期犹豫之后，1580年打击，53而且沉重地打击鲁伊·戈梅兹的遗孀埃博利公主。又例如他于1582年4月在莫迪卡伯爵的父亲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的家里逮捕了这位伯爵。54不错，这位伯爵犯有杀害情敌罪。（一则威尼斯的通讯写道：“这次处决使所有的贵族，特别使在西班牙被称为最高贵族的人十分悲哀，因为兔死狐悲，他们看到自己并不比终有一死的平民百姓更受尊敬。”）又例如谨慎国王1586年9月不经审判55就在马德里迫使身穿奇装异服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变得规矩老实起来……在菲利普三世在位时期，接着又在菲利普四世统治期间，这些行使权力的行动一再重复，一一列举，会制成一张长表。马格达公爵和他的兄弟D.海梅因为动手殴打一个王室会议的公证人和治安法官而被判处死刑。事情后来平息下来。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像1621年4月奥苏纳公爵、莱默公爵和乌塞达公爵突然失势时那样，群情激奋，民怨沸腾。56这件事甚至使法国大使也感到惊讶……
的确，贵族已经降服就范，而且往往心悦诚服。大贵族家族从菲利曾二世统治时期起，就开始在宫廷生活。他们在马德里定居。定居之初，他们小心谨慎，而且不无犹豫和反感。1597年，博尔盖塞红衣主教还写道，57大贵族家族在那里住在那些和意大利的房屋相比修造得很差的、不舒适的房屋里。豪华奢侈的地毯和金银器皿并不能防止这些贵族在那里生活毫不讲究卫生，以致人们走进这些房屋就像走进马厩一样。用不着为这些贵族辩护，使他们不受意大利的批评指责。他们的确像他们自己就是农民那样生活。他们往往性情暴烈，并没有变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虽然他们当中也有某些人是很好的例外。而且，他们住的这些马德里的房屋只不过是临时住宿处而已。重要的节日庆典在他们的领地、庄园举行。58因凡塔多最富有的公爵们在瓜达拉哈拉拥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1525年，纳瓦杰罗宣称59这是西班牙最美的宫殿。后来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的伊丽莎白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封建领主的宫殿大部分修建在乡下。在离奥罗帕萨不远的格雷多斯山区的拉加尔特拉村，60“农妇们还穿着她们古老的传统服装、护腿形的袜子和笨重的绣花衬裙”。61就在这个村子，弗利亚斯的公爵们拥有他们的城堡。这些城堡有开在厚墙壁上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窗子、宽敞的庭院、宽大的楼梯、雕花的天花板、凸出的梁柱和巨大的壁炉。
封建领主逐渐抵挡不住城市的诱惑。因凡塔多公爵已经定居瓜达拉哈拉。在16世纪，塞维利亚的宫殿数目倍增。那种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装饰物的窗子和廊柱以及那种用塑像支撑的、有纹章的房屋，今天在布尔戈斯还留存一些。621545年，帕德罗·德·梅迪纳对巴利亚多利德的贵族宅第的数量和富足都十分羡慕。63
当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结束时，封建领主大批蜂拥迁往马德里，然后又迁往在某个短时期内再度成为西班牙首都的巴利亚多利德，奔向宫廷炫示的生活，奔向宗教节庆活动，奔向中心广场上的斗牛。这个贵族阶级在君主周围把一道以后使君主和它统治的平民百姓隔离的屏障加厚。64由于懦弱无能的菲利普三世容忍听任，这个贵族阶级怀着它的狂热偏见让它自己的人、自己的小集团占据政府的主要位置。这是宠臣近幸的时代，是阿谀奉承之徒飞黄腾达的时代。从那时起，这个贵族阶级开始喜爱马德里的奢侈豪华的生活和松弛自由的环境气氛，开始喜爱街上的长散步场和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剧院、讨好人的寡妇和妓女。这些妓女身穿绫罗绸缎，穿红戴绿，接待有身份的嫖客。这种情况激起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人的愤慨。这个贵族阶级被生活的这种改变陶醉，和大城市滋生的成分复杂的民众混杂一起，在与坏人为伍、腐化堕落的过程中感到一种反常的欢快。根据传统的说法，无敌舰队的不幸的英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在马德里开设了“七鬼”小酒店。65这件事被人信以为真。不管怎样，马德里不仅是国王的、戏子的或者流氓坏蛋的城市，而且是贵族的城市，是贵族追求虚荣、铺张浪费、大讲排场、争斗吵骂的场所。这些争吵由贵族自己解决或者由他们的亲信左右在街头巷尾解决。观察者说，这个城市每天发生暗杀案件一起以上。66
但是，贵族也蜂拥前往马德里监督王室政府，并且从中得到好处。这个阶段在被制服之后，也轮到它去制服别人，为它曾经被谨慎国王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疏远冷淡这件事报仇雪恨。平民继续占据机关里的耍弄笔杆的职位，在通往荣华富贵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寻求恩典、丰厚的馈赠、有利可图的任命、资助以及各个骑士团的有钱款收入的显职高位和头衔的让与等。他们为自己和他们家族的成员央求。被任命为驻意大利或者驻美洲的总督，就是获得一笔可靠的财富。在名义上，西班牙大贵族的收入，由于遗产和财产相当有规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不断增加。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收入随着商情和生活费用上升。根据威尼斯人的说法，67西班牙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封建领主，1525年总共拥有110万杜卡托的收入，其中梅迪纳·西多尼亚一人就拥有年收入5万杜卡托。1558年，68这位公爵的收入高达8万杜卡托。1581年，22个公爵、47个伯爵和36个侯爵总共拥有300万杜卡托，其中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一人就拥有15万杜卡托。69
表面现象如此，民众也这样传说。但是，身居这些显职高位的人无不债台高筑。他们的万贯家财已被抵押。甚至从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起，灾难性的负债就已司空见惯，成为通例。正如国王自身的收入一样，贵族的收入往往被分派来还债。例如，大家知道，佛罗伦萨的马尔泰里家族701552年以弗朗切斯科·洛蒂和卡洛·马尔泰利的名称创办了商行。这家商行直到1590年为止专门向大封建领主（他们是迟付债款者）和一贯谨慎小心、付款准时的平民百姓放高利贷。迟付债款者的名单真是洋洋大观：“阿斯托尔加侯爵的儿子阿隆索·奥索里奥、D.米盖尔·德·贝拉斯科、D.胡安·德·萨亚维德拉、D.加布里埃尔·德·萨帕塔、D.迭戈·乌尔塔多·门多萨、D.路易斯·德·拉·塞尔达、D.弗朗西斯科·德·贝拉斯科、D.胡安·阿库尼亚、那不勒斯总督的儿子D.路易斯·德·托莱多、B.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D.鲁伊·戈梅兹·达·西尔瓦、D.贝尔纳迪诺·曼尼克·德·拉拉、帕尔马伯爵的父亲拉韦加·D.加西拉索·德·拉·韦加、拉斯·纳瓦斯侯爵、尼埃布拉伯爵……”这是一块漂亮的运动场电动记分牌。这些债往往是为国王办事由他的使节欠下的。因此，可以理解，国王一有机会就进行干预，迫使债权人妥协71……我们对这些庄严堂皇但已空空如也的国库在下个世纪的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下个世纪，同样的困难仍然存在。一项国王的恩典、一笔及时得到的遗产、一笔丰厚的嫁妆、一笔国王批准用封建贵族长子世袭财产来偿付的借款，都会填补一下不稳定可靠的库存现金。72但是，事情很快又困难起来……最后，这反倒使君主更易于行事。贵族与活跃的经济生活隔离，他们做买卖注定亏损，并向放债人求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生活奢侈，大讲排场。
国王还拥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这就是在将近1520年，确定了一个很难跻身其中的精选的高等贵族的类别，即最高贵族和有爵位者这个类别。它包括最高贵族20人，有爵位者35人。1525年，这些贵族总共有60人；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结束时，总共有99人（公爵18人、侯爵38人、伯爵43人）。菲利普三世册封了侯爵67人和伯爵25人73……因此，出现了连锁晋升发迹现象。例如1533年和1539年，出现了新册封贵族纳瓦斯家族和奥利瓦雷斯家族的连锁晋升发迹现象。后来，高等贵族又区分为3个等级。国王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进行统治，控制他的世界的……
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地方行政官
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末期，高等贵族有100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子最多有400或500人。对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各类贵族的总人数的估计不可靠，可能为13万人，74在西班牙总人口六七百万人中，有贵族50万。这个巨大的数量必然把贫穷和境遇悲惨的贵族包括在内。在几千座有时破烂不堪、往往装有“刻在石头上的纹章”75的房屋中，住着一大群一心想要“高贵地”以为国王或者为教会效劳为生、不干有辱门楣的事的人。他们为实现这个理想牺牲一切，甚至常常牺牲生命。如果有什么贵族的疯狂的话，那么，这种疯狂就在卡斯蒂利亚不断加剧，尽管这种疯狂带来贫困，引起民众嘲笑。这类嘲笑中有大量谚语，76例如：“向西班牙末等贵族索还他欠你的东西，要放出你的猎兔狗。”“西班牙末等贵族的饭桌上，餐巾多，菜盘少。”“但愿上帝保佑你不受贫穷的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富农的侵犯。”……
不用说，有这类嘲笑当然是意料中事。一方面想过高贵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几乎可以使什么都变得正当合法的钱而无法过高贵生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某些城市竟至拒绝不在共同的财政负担中出一份力的西班牙末等贵族进入。据说，昆卡省加斯库尼亚村政府的房屋上用金字写着：“西班牙的末等贵族77、修道士和牛，我们的法律都不容有。”（“牛”在这句话里是否作为韵脚？）很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则拒绝区分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平民。这两类“百姓”往往在他们之间平半瓜分市镇的官职和税款。78这有利于占少数的一方。在很多重要城市，例如在塞维利亚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79贵族已经占据全部领导岗位。我们已经指出官职捐纳制度的盛行。这种制度有利于拥有官职的家族。这些家族支配、控制着被国王出售后又被购得者转卖的城镇助理地方长官的职位。当然，这并不纯属虚荣问题，还往往是利欲熏心、锱铢必较的人的利害问题。地方贵族不能像最高贵族那样掠夺整个卡斯蒂利亚，于是就近掠夺伸手可及的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并以此为生。在这些动乱不已的微观世界里，争吵、紧张局势和阶级斗争从来就屡见不鲜。这个世界里的事变有时可笑，有时悲惨，但始终具有某种意义。
没有肉的骨头往往全被大贵族扔在一边。同样，对西班牙末等贵族来说，宫廷里的低下职位和一般官职是可以弄到手的。甚至在紧接菲利普二世之死发生的社会的突然大变化以前，情况就是这样。菲利普二世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喜欢平民或者有产阶级。有产阶级的人数（如果除去教会人士）甚至在国家财政会议中也受到限制。这位国王还宁愿要中等贵族而不要大贵族。最近的调查研究证实了他的这种偏爱。这种偏爱改变了过去的总的一般性的解释。80封建领主的反应和对抗随着16世纪开始而开始，虽然，很自然，并非所有的贵族都马上被安置到舒服惬意的职位上。很多穷贵族很高兴置身于仆役的行列，置身于大贵族的仆役的行列。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忘记时机一旦到来就佩戴上圣地亚哥修会或者卡拉特拉瓦修会的红十字，81以显示他们的贵族身份。
面对这种全面的、普遍的、深刻的发展演变，很少发生过什么反应和对抗，甚至几乎没有发生过。人们知道并能确定其时间和地点的反应和对抗因而显得更有意义。例如坎波城这座古老的商业城市，尽管1598年一项判决判它败诉，仍然拒绝把它半数的官职让与西班牙末等贵族，而且它还争取到缓期执行判决，然后通过支付2.5万杜卡托于1635年打赢了这场官司82。里奥·塞科城1632年也使用馈赠厚礼的办法在同样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并且取得胜利。83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到商品和贵族在进行斗争。
其他证据
卡斯蒂利亚的景象，在别处同样存在，只不过在细节方面有了必要的改变。它存在于法国84，甚至还存于加泰罗尼亚85和巴伦西亚。在西班牙的这两个与众不同的省份，国王的权威弱小，贵族对这一点加以利用，以致外国观察家往往很自然地认为，贵族的意图具有过多的颠覆破坏性。1575年8月，在谈起要把甘迪亚公爵（但他病了）或者阿伊托纳伯爵同埃斯科维多一齐派往佛兰德时，热那亚人绍利说，这两个人都可能追求“共和国人的称号，因为一个来自巴伦西亚，另一个来自巴塞罗那。”86“共和国人”是一块多么漂亮的招牌啊！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细节是：1616年4月在巴伦西亚，总督费理亚公爵由于一个贵族开耍弄别人的玩笑而加以惩处，让他骑在骡背上周游全城。贵族们立即把各自的家门关上，穿上丧服。一些贵族还前往马德里国王处就此事提出抗议。87
在那不勒斯，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凶猛入侵为贵族家族带来整整一连串灾难。大的王侯如萨莱诺亲王、塔朗托亲王和巴里公爵等，全都销声匿迹。他们的“邦国”四分五裂。但是，在这次赌赛中，中等封建领主却扩大了他们的领地。一些幅员相当大的邦国幸存下来。例如阿尔比和塔利亚科佐、马泰拉、切拉诺等伯爵领地就是这样。1558年，88一则威尼斯报道作了统计，用表列出那不勒斯王国有公爵24人、侯爵25人、伯爵90人、男爵近800人。在这些贵族中，13个封建领主拥有1.6万到4.5万埃居的年金收入。这些数字后来增大。1580年有亲王11人、公爵25人、侯爵37人。891597年共有“有爵位和头衔的人”213人，即：亲王25人、公爵41人、侯爵75人、伯爵72人、男爵600人或者更多。90人们不再劳神去统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某些封建领主拥有年金5万到10万杜卡托。91国家既然通过审计法院出售职衔，怎么会进行一场反对它自己的顾客的斗争呢？
然而，国家进行了这场斗争，但从未全心全意彻底进行过。1538年，而且在这以后，查理五世宣布禁止那不勒斯的封地领主行使重罪审判权（mero）和轻罪审判权（misto impero）92，除非这些权利正式列入这些封地领主的特权中或者由一项合法的规定加以确立。封地领主如有违反，将被控篡夺司法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试图使社团的财产和封臣的自由摆脱开领主们的无常幻想。他试图把“效劳费”的数额限定在习俗确定的数额上。但此举徒劳无功。对贵族来说，什么都是好猎物：森林、公共牧场、他们的臣属的劳役（他们认为对自己的臣属享有一切权利，例如比安基尼甚至还谈到用人皮做面套的座位的事）93、君主的权利以及有时甚至应该缴付给国王的钱款。国王的确常常放弃他的权利和财政收入。这些权利和收入已经预先出售，然后又在时机到来时转售。因此，大多数封地领主在司法判决和封建杂税这两方面有同君主的权利几乎相等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忠实追随者。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制服他们。他们可能只缺少铸造货币的特权。他们大讲排扬，铺张浪费。在那不勒斯，他们通常就住在总督的住所附近，并且在大城市的氛围中生活。他们崇慕虚荣，穷奢极欲。为了同土耳其人和“民众”进行斗争，他们需要依靠西班牙。只有这些事实才使他们没有兴风作浪，发动骚乱。也可能在他们当中有外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热那亚人——这个事实，也使他们没有这样行事。这些外国人因为购买了封地、采邑而得以进入西班牙。
不管怎样，总的看来，贵族这个阶级不断成长。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灾难连绵不绝。毫无疑问，这使不止一个封建领主倾家荡产，特别在城内情况更是如此。债台高筑，债主紧逼，这迫使人出卖财产或者把财产暂时交给审计法院保管。在贵族的生活中，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在那不勒斯或者别处，他们处境危险。他们终于得以幸免于难，留存下来。某个贵族个人可能遭到毁灭或者财产丧失殆尽，但整个贵族阶级并不因此而不再有力量和影响。我们如果一跃而进入17世纪中叶引人瞩目的年月，就会看到，在马萨尼埃洛时代（1647年）的那不勒斯革命期间，在优美如画的图景和人物的背后，完成了一场不可否认的社会革命。封建领主和他们的反动阶级是这场革命的胜利者。94
贵族阶级获得胜利，而且长年累月获得胜利，不仅仅在那不勒斯获得胜利，在米兰95、托斯卡纳、96热那亚97、威尼斯98和罗马99也同样获得胜利。可资我们用来印证的档案资料汗牛充栋。难道还需要重复吗？
土耳其的连续相继的贵族
最令人惊奇，而且这比其他材料令人惊奇的档案资料，是有关土耳其帝国的档案资料。我们对伊斯兰国家的情况缺乏直接的了解，但了解安纳托利亚的社会情况，甚至相当清楚地了解巴尔干的社会情况。这些真实的情况与人们经常重复的内容正好截然相反，100与西方的情况并非迥然不同。两者之间的相似或者类似之处都显而易见。既然一种社会秩序归根结底不会有结构方面的成千上万种可能性，既然这些社会都完全以土地的使用为基础，既然这些国家尽管令人瞩目，但都由于仍然处于摇篮时期，至少仍然处于不成熟的时期，而彼此雷同，那么就可以说：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
最近15年来进行的研究，虽然不能揭示和阐明一切，但使人得以辨清一些整体、一些有价值的“模式”。这里最必要条件是深入细致地区分不同的时代。太多的历史学家在谈到土耳其时，的确把在几个世纪内展现出的图景混淆起来了。社会虽然很少阔步前进，但久而久之却在相当广阔的地区内发生了变化。必须谈到的是三个、甚至四个土耳其的连续相继的贵族阶级。其中在16世纪末终于大胆夺权登位的最后一个，可以说是最不合法的一个。它虽然并没有单独使奥斯曼人的极权国家彻底灭亡，却完全占据并削弱了这个国家，因为虽然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但是，总的形势也负有一部分责任，起一部分作用。经济形势时时在变化，处处在起作用。
寻找土耳其的第一个贵族阶级的根源，必须一直回溯到14世纪的蒙昧时期。这个阶级在奥斯曼人取得最初几次巨大胜利的前夕或者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不久，在安纳托利亚定居下来（从1326年攻占布尔萨起到将近1360年攻占安德里诺普尔止）。如果历史学家101的记述可信的话，这个上层社会是冷酷无情的、暴虐无道的、具有威胁性的，它形成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既是奴隶制度的，又是封建制度的，又是属于领主的。然而，它是自由的。事实上，它丝毫不受素丹统治，它过分自由。（素丹只不过在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中坐第一把交椅而已。）在这个联合体里，土地不受国家的任何管理和控制，不断买卖。最后，在这个联合体里存在着个人的田产。这种田产我们称为自由地的田产（mulks）,或者家庭的田产（wakoufs）,或者清真寺的田产，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善男信女捐助的作为基金的田产。但是，这些基金的创设者和他们的后代保存、管理并享用这些田产，因此这些田产在某些方面同西方的封建贵族的长子世袭的财产一样，成了稳固的财富堡垒。
第二个土耳其贵族阶级不仅出现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属地，而且正是在欧洲，当它扎下了根然后迅速茁壮成长时，我们对它看得最清楚。
在土耳其人迅速征服巴尔干半岛各国之前很久，那里的整个社会已经在猛烈的农民革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在土耳其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之前，在从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起到渗入匈牙利止（1526年莫哈奇战役）的这段时期，匈牙利农民叛乱，基督教贵族进行镇压，但为此付出了致命的代价。102总之，一系列旧的封建制度都几乎自行崩溃。这些都是源远流长的、由庞杂多样的成分（希腊的、斯拉夫的，甚至西方的）构成的制度。在灾祸降临、被人征服的前夕，巴尔干半岛各国由于它们的财富情况，甚至还由于像封建领主移居与他们的领地、庄园（这是一种像意大利的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那样的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邻接的城市这样的细节，都与西方类似。阿尔巴尼亚的封建领主穆萨基家族已经在都拉斯定居，住在像博洛尼亚的或者佛罗伦萨那样的设防高楼巨宅里。在内地，在不止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富有的封建领主的豪华宅第修建起来。蒂尔诺沃有它的封建领主街区；维丁也有它的封建领主街区103。所有这些豪华奢侈的事物与大庄园结合在一起，都与备受残酷剥削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制度，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在土耳其面前土崩瓦解。
紧接着征服而来的是破坏。当地居民退往寸草不生的崇山峻岭。但是，农民却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这些农民聚集在他们自己的团体中，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当然，他们并不自由。他们服从不放过任何人的税务机关，并且被收纳进模仿旧领地组成的新领地里。这些领地是采邑，更确切地说是中世纪的封地，是在其中分配有人口和被征服的土地的提马尔。农民仍然用钱和用实物缴付佃租。缴付的实物大大少于缴付的钱。但是，农民这时从传统的苛重的劳役中解放了出来。土耳其人在到来后的最初几年是平易和解的。这尤其是因为：征服还在继续，尚待完成；对尚未征服的地区的农民骚乱带来的好处必须保存；素丹已经对因欧洲的采邑的分配而发财致富的老安纳托利亚贵族怀有戒心。这个贵族中的大家族104试图夺取国家事务的领导权。中央政府对封建主、大地主的这种不信任心理从未消失，因而采取了大量措施、政策和谨慎行动。在从一开始就给予巴尔干各国的基督教贵族的优待里，并没有深藏什么别的动机。这些贵族得到慷慨地授予他们的提马尔。105
这些提马尔尽管和西方的领地相似，但并非一般的采邑。它们同西方的领地一样，包括村庄、已耕的和未耕的土地、水流、通行税，有时还包括对附近的城市（例如科斯图尔这个保加利亚小城市）征收的市场税106……但是，这些领地用于供养士兵和骑兵（sipahis），因此提马尔也常常叫作“西帕希利克斯”（sipahiliks）。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附有条件的采邑、一种报酬。这种报酬的领取者为了报答，有义务在每次征调时率领一支骑兵前往服役。这支骑兵的数量与提马尔的大小成正比，并由行省的县长指挥。不响应征召，就要失去提马尔。这些可以收回的、授予个人终身使用的领地，更主要是加洛林式的封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邑。但是，从很早起，提马尔就已开始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是一种向遗产的逐步转变，而不是向封地的转变。自1375年起，一项法律承认提马尔的拥有者的子孙后代有继承权。107
来自提马尔的正常收入通常十分微薄，少于两万阿斯普尔。这个最高部类的最高数额很少达到。维丁和贝尔科维扎等地区从1454年到1479年的记录表明：21个提马尔的收入为1416阿斯普尔到10587阿斯普尔，即20到180杜卡托，其中大多数在2500到8000阿斯普尔之间。然而，这个微薄的收入标志着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提马尔拥有者在地方当局的严密监视下，无法侵吞农民的微薄收入。他们如果想发财致富，解决办法就是进行战争掠夺。战争中的掳获，是对奥斯曼王朝一直进行到将近16世纪中叶的富有成果的战争的奖赏。108
提马尔拥有者的收入相当微薄。这一点仅仅从他们的人数就可以推测出来。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时，他们可能是20万人，109即在1600万或2000万总人口中有100万人（按每一提马尔持有者的家庭有5人计算）。这个贵族阶级的人数太多，以致无法富裕起来。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享有特权者。一个大贵族阶级很早就已经形成。事实上，有三类提马尔110：普通提马尔，其收入达到两万阿斯普尔；中等提马尔，或称齐亚梅特（ziamet），其收入达到10万；哈斯（has），其收入还高于10万这个数字。1530年，首相易卜拉欣帕夏在鲁梅利拥有一个收入为116732阿斯普尔的哈斯；阿雅斯帕夏拥有一个收入为407309阿斯普尔的哈斯；卡塞姆帕夏拥有1个收入为432990阿斯普尔的哈斯……这些是大领地。此外，还有清真寺的田产和自由地的田产（为了同农民的田产哈伊亚·茨奇弗特利克［raïa tschiftlik］对照比较，自由地的田产称为哈萨［hassa］或者哈萨·茨奇弗特利克［hassa tschiftlik］）。我们能够把这些领地称为封建领主的禁地吗？15世纪后半叶，在希腊， 这些禁地中的一些包括橄榄园、葡萄园、果园、磨坊111……私有财产很早就已经存在，规模或大或小，通常对大封地领主有利，并且可能破坏土地贵族的庞大的组织制度。土地贵族是在公共服务的传统里，并根据国家全部财富只属于素丹的土耳其国家这个基本学说培育起来并发展壮大的。
素丹发现过分富有的、而且现在已经过分自由的大贵族阶级具有威胁性，十分危险可怕。这件事说明为什么穆罕默德二世和苏里曼大帝作出了反应以维护一种在制度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正受到可能产生的分离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威胁。这种反应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作出得过早；对苏里曼大帝来说，作出得过迟。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法蒂赫的目标是：毁除清真寺的财产和自由地的财产，使之再度被纳入西帕希利克斯的分区的控制下。1121530年苏里曼进行的大规模的管制和处理，113是一次总整顿。这种整顿是这位“立法者”时代的特征。从那时起，军事采邑只在首都伊斯坦布尔授予（省长只保留任命在较小的转让的采邑上的职务的权力）。给予骑兵的儿子的补偿，现在固定下来。这种补偿根据父亲捐躯沙场或者死于病榻而有所不同，根据继承者是否已有采邑而定。但是，这种种措施，正如社会事务方面的所有专制强迫性措施一样，其结果是令人怀疑的。除非由于这一套办法集中于伊斯坦布尔，它以后主要依存于素丹的宫廷和依存于宫廷的谋略手段，而不是依存于宫廷自身的效能，情况才不是这样。不管怎样，已经确立的大地产所有制、大庄园制是不会倒退的。它受助于、得益于巴尔干内部的殖民化、人口的增长和未经加工的产品向西方输出的迅速发展。小麦贸易从1560年起到1570年止使大土地所有者发财致富。鲁斯特姆帕夏首相就是进行非法小麦贸易的商人。114
土耳其贵族阶级的第三个时代，大约是在1550—1570年这个时期以后，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的新时代。构成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是大所有制、大庄园制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先于16世纪中叶。尽管如此，产生的新事物是：土耳其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征服停止（这种现象早在苏里曼大帝的非常光荣的统治终结［1556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封建领主不得不转向农民世界，不得不恬不知耻地、毫无节制地剥削他们，因为随着阿斯普尔一再贬值，用钱支付的租金已经不再有什么价值115。奥斯曼国家因而陷入困境。奥斯曼的编年史作者穆斯塔法·塞拉尼基于16世纪末写道116：“国库已经入不敷出。”税收措施和收入让与情事倍增。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物价上涨最终使旧秩序变糟。当时的人指责政府风习恶劣，指责它给宫廷贵族、给宫廷贵族的仆从、阿谀奉承之徒和食客以恩典优惠。奥斯曼帝国的宫廷变成了提马尔的分配者。它把提马尔保留给君主及其大臣周围的内宠近幸和仆从，例如书吏、财政包税监督员、高级官员的侍从、宫廷的年轻仆从等117，这还不包括帝国大臣和素丹的母后……这种形式的采邑分配，超过了以后西方在这方面经历过或者创造过的事物。法国的贵族证书同这些往往不是颁发一次而是颁发两次，并且毫无顾忌地赋予“局外人”118（这些“局外人”不属于奥斯曼统治阶级）特权的敕令相比，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一个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的作者119这样举出我们在西方称为新贵族的人：“流浪汉、盗匪、茨冈人、犹太人、拉齐人、俄罗斯人、城里的居民。”“无耻的丑行”的时代120已经来临。这个时代还将不顾传统的准则延续下去。由于货币经济推动一切，广大的领地、庄园不断扩充。这是什么也无法再与之对抗的蔓生怒长的毒草。某个提马尔拥有者用假名获得二三十处领地……121较小的领地、庄园被大领地、大庄园兼并。一些身份下降或者受到身份下降的威胁的领主，将在本世纪末或者下个世纪的农民暴动中出现在显要的位置上。
这第三个时代同暴发起来的领主的全盛时代一样，开创了高利贷者、既剥削国家和贵族也剥削农民的金融家的世纪。事实上，奥斯曼国家自1550年起，就求助于古老的出售财政收入的办法，求助于塞尔柱突厥人和拜占庭已经实行的穆卡塔（mukata）和伊尔蒂扎（iltizan）（出租）制度。122这种制度的确十分普遍，既可以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也可以在巴黎或者西班牙找到。在那不勒斯，有人出售财政收入；在威尼斯，有人出售某项税收或者关税，为期两年或三年……土耳其国家也如法炮制，要求它的包税人立即提前缴付同要征收的税款数额相等的钱款。包税人尽管受到财政监督员监督，仍然能够随后马上就收回已经付出的钱款数，并且大获其利。例如在通行税征收处，绵羊每两头须付1阿斯普尔。后来对每头牲畜甚至征税达8阿斯普尔之多。此外，包税人在缔结交易之前还会提出条件，一再增加要求。大领主自己也经常出租他们的领地、庄园。犹太放款人或者希腊放款人编织的放债网到处扩展，不受阻碍。123他们很快就把整个土耳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货币经济和物价上涨使他们得以高居指挥操纵的岗位。在这种环境中，古老的骑兵军事制度不再发挥作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反倒会使人感到惊奇。人们逃避兵役。中央政府下令进行的核查，全都被人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关于这个问题，阿赫梅德素丹的财政监督员艾尼·阿里的证明是确凿无误的。124他说：“大部分封地领主摆脱了他们应尽的军事义务，以致在农村，需要有人服兵役时，10个提马尔中没有1个派人前来。”曾经使这种制度得以巩固的骑士精神不复存在。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科尔察的科西·贝格在他1630年出版的著作中证实了这一点。125甚至在这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波斯尼亚人马拉赫·哈桑·埃尔克贾迪1596年就发出同样的警告126。在外国人的眼里，衰落是明显的127。在17世纪，骑兵离开他们乡下的住所前往城市定居。这是阿尔巴尼亚托普塔尼家族离开克鲁尤的城堡前往开放的、被果园围绕的地拉那城的时代128。这种向城市的迁移，是牢牢扎根于乡土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贵族形成的迹象之一。
“茨奇弗特利克”
根据理查德·布斯奇·桑特纳尔进行的研究129，随着17世纪的到来，出现了另外一个同样巨大的变化。学识渊博之士130对他那本颇有见地的书执冷漠保留态度。但是，难道这些学识渊博之士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理查德·布斯奇·桑特纳尔受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地改革的文学和范例的启发诱导，受到弗朗日和伊乌西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著作吸引，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难道是什么缺点和错误吗？他也被人指责使用技术词汇不精确。这种不精确在我看来几乎不可避免。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在探究东方世界时，供他使用的词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过去的定义（例如Ch.贝克尔斯确定土耳其采邑的意义和西方采邑的意义截然相反）或者一般的解释（例如J.茨维杰奇的解释），都不能作为确切可靠、正确无误的根据。对土耳其的原始资料的日益频繁的使用，还使人移离本题，并使人不得不进行深入彻底的修改。
“茨奇弗特利克”（čiftlik）这个词可能指一种新事物，一种重要的实际现象。这个词本来意为用摆杆步犁一天耕作的土地的面积131（这就是拜占庭的zeugarion、德意志的morgen或joch、法国某些农村的jour或journal等词的含义）。可能它后来指私有田产——农民的私有田产或者大领主的私有田产，最后指现代的大庄园——一种移殖民种植场或者地主家族种植场。我们不很了解这种发展演变，但是，这个词从1609—1610年这个时期起就已经具有这个意义。132
这些苛严冷酷地组织管理的但收益巨大的现代庄园的存在，在必要时，将迫使我们在研究土耳其贵族的发展演变中，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其历史并非都像编年史学家会抱怨和解释的那样，是破坏和变坏。上述庄园使人想起收益巨大的移殖民种植场，或者易北河以东的133，或者波兰的那些给人以美好印象的庄园。封建领主的房屋位于庄园的中心，像在科尔察的南阿尔巴尼亚平原上一样，是用石头修建的。这种房屋以它的像塔一样的外形成为多层堡垒房屋的典型。134它俯瞰农民的用黏土垒成的破破烂烂的房舍。“茨奇弗特利克”通常开发、利用平原上的洼地以及位于拉里萨和沃洛之间的杰泽罗湖135的泥泞的沿岸沼泽或者潮湿河谷。这是一种征服者的开发经营形式。“茨奇弗特利克”主要生产谷物。在土耳其和在多瑙河流域各省或者和在波兰一样，谷物一旦与大量出口联系起来，就创造了产生“第二农奴制”136的条件。这种农奴制在土耳其是明显的。这些规模巨大的庄园到处使农民的境况恶化，并从这种恶化中得到好处。同时，在经济方面，这些庄园首先对种植小麦，其次对种植大米，不久后对种植玉米，后来又对种植棉花是有效的。这些庄园从一开始起，就对巧妙复杂的灌溉技术的使用和对水牛137……等的套车的成倍推广使用是有效的。巴尔干半岛平原的发展变化与当时在西方出现的事物，例如在威尼斯地区出现的事物，十分相似。这些发展变化无可争议地就是大规模的、强有力的、影响深远的土壤改良计划的实施。同西方的情况一样，大土地拥有者利用最初几代领主和农民尚未充分勘探考察的荒无人烟的土地。这里显然同别处一样，以社会压迫作为代价取得进步。只有穷人在这种进步中毫无所获，也无法有所获。
2. 有产阶级的背叛
有产阶级在16世纪受到商业贸易和对国王的效劳的约束，经常濒于灭亡。它不只是要冒破产之险。如果它变得过分富有或者对商业生活固有的风险感到厌倦，就会购买官职、公债、头衔或者采邑，并受到贵族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显赫豪华和安宁懒散的引诱。为国王效劳可以使人相当快地被册封为贵族。有产阶级也经由这条并不排斥他人的道路消亡，特别因为使穷人和富人判然有别的金钱在16世纪看来已经是贵族的标志138，因此有产阶级就更容易背叛自己的阶级。此外，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转折时期，商业停滞不前。这使审慎明智的人返回土地，寻求土地的可靠价值。从字义上讲，土地所有权几乎就是贵族的特性。
历史学家加鲁齐叙述说：139“在散布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主要的佛罗伦萨商人中，很多（16世纪末）是把自己的资金抽回托斯卡纳投放到农业中的人。例如从伦敦返回的科西尼家族和杰里尼家族、离开纽伦堡的托里季亚家族和原来是葡萄牙商人但后来成为佛罗伦萨人的希梅内斯家族等的情况都是这样。在伟人洛朗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这种大商人返回土地的现象是一幅多么具有揭示性的图像啊！让我们翻开新的一页吧！在1637年改朝换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托斯卡纳，一个新的、装得道貌岸然的、有贵族气派、阿谀奉承的托斯卡纳。”司汤达尔笔下的意大利140虽然长期以来就可以预见到，但在这个曾经跳动着文艺复兴的自由心脏的城市令人感到惊奇。一种旧背景和旧秩序崩溃了。
如果展望以后的17世纪，把这说成是有产阶级的破产并不过分。有产阶级是同城市相联系的，而城市很早就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例如1521年公社社员（comuneros）的叛乱和1530年佛罗伦萨的攻占等都属于这种危机。在发生危机的过程中，城市的自由受到很大的损害。接着，经济危机来临。这些危机最初是短暂的，然后，随着17世纪的到来而变得连绵不绝。危机使城市的繁荣兴旺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
地中海的各种有产阶级
当时正在西班牙消亡的事物，过去几乎没有在那里存在过。古斯塔夫·施尼雷尔141认为，西班牙，至少卡斯蒂利亚，自从公社社员叛乱以来就已经不再有它的有产阶级了。这样说，的确是说得过分干脆、痛快，但毕竟并没有过分说错。西班牙半岛城市化的程度不够。那里只有从事商业工作的、与国家利益丝毫不相关的中间商。然而，正如在今天的或者更主要在昨天（1939年）的南美洲的这个或者那个国家一样，这些中间商在经济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世纪，这个角色曾经由提供商人、高利贷者和征税员的犹太社会扮演。他们被驱赶（1492年）后，人们好好歹歹填补了这个真空。16世纪，新近成为基督教徒的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和乡村从事零售商业。这些新基督徒被指控阴谋破坏公共治安、从事军火交易、囤积居奇和垄断一切。在商界上层人士中，在批发商中，特别在布尔戈斯这个地方的批发商中，很多人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142
这些怨言、成见和怀疑，在我们缺乏更确切的资料的情况下，说明在这里或者那里，在塞维利亚、布尔戈斯、巴塞罗那（这个世纪的末期使它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居住着西班牙本土的有产阶级。当时有像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或者坎波城的西蒙·鲁伊斯那样的西班牙富商。
但是，为数众多的公职人员，这些为国王效劳的文士，143并非有产阶级。他们拥有他们惯于加在自己姓氏前面的“东”（don）字。他们是小贵族或者渴望成为贵族的人，而不是有产者。在西班牙这个奇特的国家，教士的私生子也获得末等贵族的称号。这真是咄咄怪事。但是，如果想到在西班牙进行体力劳动和商业贸易是同臭名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也想到最小的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的那道把守不严的边界线无数次被人逾越，遭到破坏，人们就会认为这类事毕竟并不怎么稀奇古怪了。一份1651年的控告书说144，在靠近葡萄牙边界的一座不大的城市的700个西班牙末等贵族中，可能只有300个是货真价实的末等贵族，且不去提檐槽下的末等贵族注39，或者那12个享有财政豁免权但并不因此而是贵族并被平民百姓粗俗生硬地称为“穿开裆裤的末等贵族”的孩子的父亲145……在西班牙，有产阶级遭到这个扩散的贵族从各方面包围、啃啮。
在土耳其，城市有产阶级——主要从事商业——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是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拉古萨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腊人和西欧人。在加拉塔和各个岛屿上，具有“拉丁文化”的小块地区继续存在。可以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商富贾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拉古萨人的急遽衰落是一种征兆。在素丹左右有2000个大商人十分引人瞩目。一个名叫米歇尔·康塔库泽内，146是希腊人。另外一个名叫米卡斯，147是犹太人。15世纪末移居伊比利亚的犹太人（西班牙的或者葡萄牙的）逐渐占领开罗、亚历山大、阿勒颇、叙利亚的的黎波里、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等地的进行大宗贸易的商界的主要地位（特别是葡萄牙人）。他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包税商中（甚至在官僚中）取得突出的重要位置。威尼斯人曾经多少次报怨犹太人——威尼斯货物的零售商——见利忘义、欺诈行骗啊！不久以后，这些犹太人不再满足于他们的货物重新分配者的职业，直接同拉古萨人和威尼斯人竞争。早在16世纪，他们就同墨西哥、拉古萨、安科纳、威尼斯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基督教徒在黎凡特海域进行海上行劫的有利可图的活动领域之一，变为追猎威尼斯、拉古萨或者马赛的船只载运的犹太人的商品，即西班牙人所说的犹太人的衣物。当人们任性地、专横地没收这些货物时，把这些货物视为类似禁运品的物品便成了最方便的借口。148此外，不久以后，就有亚美尼亚人同犹太人竞争。亚美尼亚人17世纪租船运货驶往西方。他们亲自前往西方，成了波斯国王阿拔斯贸易发展的经纪人、代理人。149这些人是曾经在某个时期是整个地中海的主人的富有的意大利商人的有产阶级在黎凡特的继承者。
意大利本身情况复杂，因为问题的核心再度存在在那里。有产阶级和主要城市曾经在那里繁荣兴旺过。伟人洛朗时代的佛罗伦萨的显赫荣耀同一个巨大的、富有的、有教养的有产阶级的显赫荣耀，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正好吻合。这种智力的和艺术的爆炸，同影响并扩大了佛罗伦萨的强有力的社会发展演变，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正好吻合。这种吻合证实了赫尔曼·赫弗勒关于文艺复兴的论断。150文艺复兴在那里代表一种有产阶级的秩序——主要的技艺和秩序151——的完成。这种秩序长期控制着取得权力的通路，对商业、工业或者银行等方面的任何必要的工作都不鄙弃，并且尊重、迎合在奢侈的生活、知识和艺术等方面的讲究的追求。在佛罗伦萨留下的一系列人物肖像中，文艺复兴由于它的朋友画家的辛勤劳动，在我们眼前重新出现。仅仅这一系列肖像本身就是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有产阶级的标志。152在乌非齐博物馆，一个参观者进入文艺复兴的肖像馆后，走几步就可以走到一幅布龙齐诺画的肖像前。这是身穿红色长袍、全身披上盔甲的科西默·德·梅迪奇的画像。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有自己的君主和宫廷贵族的时代。然而，一个定居佛罗伦萨的西班牙商人1572年写道：“在这个城市，由于十分古老的习俗和传统，商人很受尊敬。”153不错，他所谈的是高级商人，即大批发商；不错，他们之中很多人事实上是贵族。他们要实现从商人到贵族的完全转变，只需不再从事商业转而尽可能靠他们的收入和土地为生就行了。
别的地区的景象也在变化。1528年，热那亚接受了一部贵族的宪法。这部宪法一直维持到1575—1576年这个动乱时期。在威尼斯，商人贵族在这个世纪末坚决从商业转移。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发展变化情况与此相似。在罗马，制服有产阶级的行动完成于1527年。在那不勒斯，只在法律工作方面还有有产阶级的位置……只有诉讼打官司之类的事养活这个阶级。154它的作用到处受到限制。在西西里的伦蒂尼，城市的行政官员16世纪只从贵族中招收。155例如被招收的有自治城市向封建领主派去的居民代表像弗朗切斯科·格里马尔迪和安东尼奥·斯卡马卡。1537年，他们争取到这个城市重新归并入王室领地。又例如塞巴斯蒂安·法尔科内，他于1537年以陪审员和审查员的资格并以向查理五世缴付两万金埃居的代价争取到不把该城让与大封地领主，并由查理五世授予该城特权和肯定一项古老的惯例。这项惯例为城市的贵族保留伦蒂尼的统领职务。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信西西里的封建领主和国有城市之间有什么无情的斗争。即使当这些城市还在它们的有产阶级的手中的时候（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有产阶级也很倾向于同贵族和同受贵族保护的人和睦相处。行会的执事和理事，为了控制城市而同贵族进行斗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一些城市，事态发展演变得更甚。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国北部的阿奎拉，对羊毛工艺的监督审查，从1550年起就变成几乎属于贵族的特权。156如果我们按照年月次序把这些事件一一加以排列，就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很早就开始了。
有产阶级的背叛
如果社会秩序似乎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既是表面现象，也是实际情况。有产阶级并不总是被人清除，被人残酷无情地消灭。它自己背叛了自己。
这种背叛是不自觉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阶级的有产阶级。这可能是因为它在数量上过分有限。即使在威尼斯，在这个世纪末，市民最多占城市人口的5%或者6%。157最后，各类出身的富有的有产者到处都被朝着贵族的方向吸引。
贵族就是他们的太阳。从西蒙·鲁伊斯和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的信中看看他们对那些过着贵族生活，有机会就骗取这些行事谨慎、孜孜谋利的商人的钱财的人所怀有的奇怪的感情吧！158这些假有产者的野心是跻身于贵族之列，让自己融合到这个行列中，至少要让他们有大笔嫁妆的女儿置身于这个行列中。
在米兰，从16世纪初起，不门当户对的婚姻，就免不了会引起飞短流长，招致种种议论。但是，这种婚姻并不因此而终止。向我们提供情况的班德洛尽管思想宽容、豁达大度，也对此十分愤慨。一个贵族妇女嫁给一个没有显贵的祖宗的商人。她夫亡守寡，让儿子从丈夫经营的商业脱身出来，还千方百计再让儿子取得贵族身份。159这种种努力倒并不授人笑柄。这样做顺时随俗，完全合情合理。相反，一系列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这些涂抹在名门望族的徽记上的可耻的污点，往往受到恶毒的嘲笑。然而，这些名门望族因而一下就在经济上家业重振、门楣重光。阿佐·维斯孔特的一个亲戚娶一个屠户的女儿为妻，换来的是一笔1.2万杜卡托的嫁妆。叙述这件事的人不愿参加这样一个婚礼。他补充说：“我看到这位岳丈就像我们的屠户所习惯的那样，身披白罩衫，正在放一头牛犊的血，双臂被鲜血染红，一直红到颈脖。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我想会老是嗅到一股屠户的冲鼻子的臭味。我似乎永远不敢再抬起头来。”160唉，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还有一个名叫马雷斯科托的人娶了一个园林工人的女儿为妻（至少他借口爱这个姑娘）。神圣罗马帝国大封地领主家族博罗梅家族的伯爵之一洛多维科伯爵娶了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萨吕塞侯爵娶了一个普通农家女。不错，是爱情，也是金钱使这类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成倍增加。叙述者继续说：“我多次听见安得烈亚·曼代洛·迪·卡奥尔西伯爵说：‘一个女人有一笔4000杜卡托以上的嫁妆的时候，即使她是个在米兰的教堂后面出卖肉体的女人，也会有人毫不犹豫娶她为妻。相信我的话吧！谁有钱，谁很有钱，谁就高贵；谁穷谁就低贱。’”161
即使在米兰这个本世纪初被人认为习俗轻浮、自由随便的城市，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结婚，也会被人嗤之以鼻，当成笑柄。有一股严重的、能够突然引发悲剧的暗流。例如，1566年发生在安科纳的一起事件就是这样。有个医生162是普通裁缝的儿子。他为一个守寡的年轻贵妇人的女儿看病。（这个寡妇有7个孩子和5000埃居家财。）寡妇愿意嫁给这个名叫马斯特罗·赫克莱的医生。于是就引发了一幕惨剧：医生被捕，差点无法脱身。他付了200埃居罚款，并且仅仅由于他的一个当保护人的亲人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他才保住了性命。这个保护人带领几名骑士从拉文纳赶来营救他。在这个期间，寡妇的家庭更加坚持反对她同一个地位低下、双亲卑微的人结婚。由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担心这个医生获释后会拐带他心爱的女人逃走，于是这女人的一个孩子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医生……
在西班牙，悲惨事件很可能往往导源于人们把荣辱问题看得过分严重。然而，大家读读《西班牙贵族的耻辱》163这本书吧！这本书使得莫里斯·巴雷斯读它时，对托莱多的西班牙沉思、向往。这本小册子被人错误地认为出自门多萨红衣主教的笔下。一方面，固然不应该轻信这本书或者别的轶事趣闻录之类的书的记述164；另一方面，也不应否认一切，拒不相信这些书籍揭露出来的惨剧，这些甚至在社会的最高层都有人犯的妨害血统纯净罪。165和有钱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女儿结婚——这是每天发生的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的戏剧——在门第意识浓厚、喜欢挑三拣四、吹毛求疵的西班牙，颇具有悲剧的味道。但是，这种婚姻并不因此而数量减少。
贵族身份的出售
对那些热衷于成为贵族的人来说，有贵族速成法。这类方法在这个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而成倍增加。贵族称号和贵族采邑都可以取得。例如在斯瓦比亚，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这些财产在那里为人带来的收益很少。那不勒斯的情况也是这样。称号和采邑这种财产在那里通常成为一种负担，并且在这些财产的获得者不知道怎样对之加以管理的情况下构成引起轰动的破产的原因。然而，虚荣心总是通过取得这种财产得到满足，而且立刻得到满足。位于托马斯·普拉特166于1598年8月3日经过的吕内尔的附近的博瓦斯隆，有一个城堡和一个村庄。这个城堡和这个村庄都属于“乌泽斯的普通公民，卡尔桑先生刚刚把这个城堡和这个村庄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因此而成为博瓦斯隆男爵，因为这块土地是有贵族称号的土地”。已经为人所知的类似的例子数以千计。从15世纪起，在普罗旺斯，对一个在“贸易、海运、司法以及不同的公职上”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来说，购置一块土地是“一种既有利又可靠的投资，是一种家庭祖业的创建（这种家庭祖业是事业成功的证明），最后还往往是很快被册封为贵族的机遇”。将近1560年，定居里昂的商人瓜达尼家族在“勃艮第、里昂内、福雷、多菲内和朗格多克等地拥有20来处领地”。167同年10月，律师弗朗索瓦·格里莫德在昂热的第三等级的大会上宣称168：“假贵族多得无法胜数。他们的父亲和祖先曾经在粮商、酒商和布商的铺子里，在贵族的磨坊和庄园里使用过刀枪，表现得像骑士般英勇。”另一个那个时代的人说：“很多人钻进贵族行列。这些人是模仿贵族并且渴望得到贵族过去的标志的商人。”169
这是谁的过错？在16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君主不出售贵族称号以换取现金。西西里从1600年起向任何人廉价出售侯爵称号、伯爵称号和亲王称号。而在这以前，只给予过几种罕有的贵族称号170。伪币时代也是伪称号的时代。在那不勒斯，将近1600年写成的一份西班牙文的长篇报告171指出，有爵位的人的人数极度增多。如同任何一种大量供应的商品一样，除了伯爵的称号，至少除了侯爵的称号以外，所有的贵族称号都价格下跌。人们甚至还“创造出几个以避开为好的公爵和亲王”。就这样，贵族身份在各地集市上都可购得。在罗马、米兰、神圣罗马帝国、弗朗什—孔泰172、法国、波兰173、特兰西瓦尼亚等地莫不如此。在这些地方，“有贵族头衔的绅士”174比比皆是。葡萄牙175效法英格兰人，贵族称号的转让，在这个国家始于15世纪。第一批公爵出现于1415年。第一个侯爵出现于1451年。第一个男爵出现于1475年。在西班牙本身，很快使最高贵族数目成倍增加的王室，对等级较低的贵族不注意加以区分。王室对金钱的需求有增无已，于是向出得起钱的人出售骑士团礼服。这些人是靠西印度的贸易大发横财的西班牙人，或者在秘鲁发财回到西班牙的人，或者更糟，是那些靠放高利贷成为暴发户的人。176怎么能够不听之任之呢？奥尔加斯伯爵在他于1586年4月16日从塞维利亚写给王室秘书马特奥·巴斯克斯的信中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有人想弄钱，就让他出售骑士团礼服吧，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违反过去所作的不再出售这种礼服的诺言。177当然，国会在卡斯蒂利亚对此极为不满，抱怨连天。178但是，王室会听它的怨言吗？贵族称号以后继续出售，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从1573年起，菲利普二世的政府不得不颁布关于新封地的敕令。179
据说这种很快就转变为狂热怪癖的、风靡一时的对贵族头衔的崇尚源出于西班牙。它正如男人的紧身衣、胡髭、有香味的手套或者西班牙的喜剧题材一样，是西班牙的输出品之一……但是，新的时尚并不完全是虚荣。有产阶级知道从它购置的东西中得到好处。它购置这些东西时有过一番盘算和考虑。其次，有产阶级像转向价值可靠的东西那样转向土地。这就加强了以领主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简而言之，人也像国家一样，有关于居先权的争端。这些争端往往掩盖着某些明确的、切实的企图。但是，人们乍一看只看到这些争端。1560年，法国国王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尼科180在关于葡萄牙封建领主的问题上指出：“这里的人使用仆从，大讲排场，铺张浪费，使用的仆从数量很大，以致普通小贵族或新贵族想过公爵的生活，而公爵又想过国王的生活。这就常常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利摩日主教1561年对西班牙作了同样的评论。181当时要册封500个有钱的、打过仗的人为贵族，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武装，每年在西班牙边境服役3个月。这个主教继续说，他对“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人中间的虚荣心”感到吃惊。“这些人只要被认为是贵族，能够穿上贵族的衣服，有了贵族的外表，就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起来。”
1615年，法国出现同样的景象。关于他的故土，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182：“现在根据外表来区别各种人是不可能的。开店的人的穿着打扮同贵族绅士一样。其次，谁难道还一点没有看出这种衣着服饰的雷同引起我们的古老风纪的败坏吗？……傲慢放肆的风气将在城市中增长；暴虐专横的行为将在乡野增多。男人因过分耽于逸乐而变得娇弱柔靡；妇女因过分关心梳妆打扮而把对自己家务的关心连同自己的贞操丢失殆尽。”这番话是符合讲道者的身份口吻的，但是，它证明至少在法国有过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不满的时代。
对新贵族的敌视
几段引证的话都已经表明，谁也不对新贵族的命运完全赞许。谁不想向他们寻衅吵架呢？谁不以侮辱他们为乐呢？1559年，在朗格多克各邦男爵们奉命只能派“血统高贵、有资格佩剑的贵族”183做自己的代表。敌视新贵族的人，每个人一有机会就复仇泄恨。例如法国在旧制度统治的整个时期的情况，甚至在这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17世纪各地的情况也都是这样。阶级障碍不断被人逾越，事物始终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的非难指责始终随时准备施加于人。在那不勒斯发生的一则社会新闻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4：这个城市一个拥有万贯家财但出身微贱的金融巨子德·阿奎诺1640年想在总督本人的支持下娶孔维尔萨诺公爵的妹妹安娜·阿加维瓦。未婚妻被贵族的武装骑士劫持。这些骑士决心用武力阻止一个年轻姑娘落入一个出身微贱、地位低下的人的手中。她被带到贝内文托的一个女修院中。这样，她在那里就受到双重保护，因为贝内文托属于罗马教廷。五花八门的这类事件已然弄得沸沸扬扬，可还在蔓延发展。除了唯一把自己深藏紧锁起来的、与世隔绝的威尼斯贵族外，所有的贵族都大门洞开，接纳新的血液。在罗马，在这个教廷（这肯定是西方各种社会团体中最宽容大度的）的所在地，由于每个本人并不一定出身名门望族的新教皇的亲戚定期被册封为贵族，甚至被册封为高等贵族185，因此罗马的贵族阶级比别处的贵族阶级发展变化得更快。所有的贵族阶级都在发展变化，不断从自身清除朽木腐株，接纳新的富人。这些新的富人又对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这对贵族阶级来说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好处：它不需要同第三等级进行斗争；它发现第三等级急欲加入它的行列，并且为了这样做而同它分享自己的财富。第三等级这样做有利于贵族，自己却贫困起来。
显然，这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演变可以加快。在罗马，教皇就加快了这种更新变革。在英国，在北方大贵族阶级的叛乱于1569年失败之后，这个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另一个后来统治英国至今的新近诞生的贵族阶级取而代之。这个新贵族阶级就是罗素、卡文迪什、塞西尔……等人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186。在法国发生了两个系列的战争：第一系列战争以缔结卡托—康布雷锡和约（1559年4月1日—3日）告终；第二系列战争以缔结韦尔万和约结束。这些战争以这种方式告终，加速了老贵族阶级的垮台，并为暴发户开辟了取得社会权力的道路。187以下是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一个顾问对法国贵族的状况的评述：“大多数封建领主丧失了他们的年金和收入（他们已经把这些年金和收入让与别人），他们没有维持他们的地位所需的钱财和手段，并且负债累累。几乎整个贵族阶级的状况都是这样。情况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方面人们不能够雇佣这些贵族而不付给他们巨大的报酬和奖赏（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如果这些贵族遭受的战争灾难和破坏得不到某种程度的减轻，那么他们就会被迫图谋兴风作浪188。”
3. 苦难和盗匪活动
关于穷人的情况历史很少叙述。但是，穷人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迫使那个时代有权有势的人物注意他们，并且间接迫使我们注意他们。动乱不息，骚乱四起，叛乱频仍，流浪汉和漂泊者的人数令人不安地剧增。盗匪不断打家劫舍。这种种喧嚣声虽然往往被人压低，但都表明即将结束的16世纪的苦难正在令人吃惊地加深。这种加深的势头随着下一世纪的到来而继续扩大。
这种集体的苦难可能就在1650年即将来临之际达到顶点。我们应该相信G.巴尔迪努奇189未发表的日记的记载。其中不止一处已经被引用。上述的苦难达到这样的程度：1650年4月，在佛罗伦萨，人们无法再在那里安宁平静地做弥撒，因为做弥撒时，人们被“衣不蔽体、满身疥癣的穷人”层层围住，水泄不通。在城市里，什么都贵得吓人，“织布工人无所事事”。更糟糕的是，一场风暴毁坏了橄榄树、桑树和其他果树……
未完成的革命
贫困化和有钱有势的人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同时产生，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即人口过多和经济衰退互相伴随，很快就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双重负担不断增加，左右一切。阿美利科·卡斯特罗190在一篇旧文里（1935年）原则上提出了西班牙没有经历过革命这个论点。在总的论断方面，这句话是轻率冒失的。但是，如果把它限制在16世纪的西班牙这个范围内，就并非不确切了。在西班牙，更主要的是有人曾经有过革命的意图，而不是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公社社员起义的短暂的爆发堪称例外。这件事人们正在争论，191也可以争论。192
16世纪的地中海的确有别于所谓的历次宗教战争在那里掩盖和包藏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北欧。它虽然风雷激荡，但没有成功地进行它自己的社会革命。这并不是由于没有多次进行这种革命，而是由于地中海是某种魔法咒语的受害者。难道是因为西班牙的城市很早就被拆毁，强大的国家才不可抗拒地肩负起宪兵的保卫和平与安定的职责吗？不管怎样，结果是清楚的。可以构想出一部鸿篇巨制来。这部著作叙述地中海地区的连绵不绝的骚乱、暴动、暗杀、警察行动和叛乱，还叙述一种持续的、复杂的社会紧张局势。但是，最后并没有发生政治和社会的爆炸性的大变化。叙述地中海革命的书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篇章散乱、互不连贯，而且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可疑的。193它的题目本身就使人产生误解。这部书配得上它的书名吗？194
因为这些骚乱每年、每天都像肇事者、受害者、证人、编年史作者以及国家本身不再予以注意的交通事故那样出现，人人都似乎逆来顺受，容忍这些经常肆虐的事故，既容忍加泰罗尼亚的盗匪活动这种事故，也容忍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齐的这种事故。在这些社会新闻中，有一件为我们所知，就会有十件、百件不为我们所知。其中的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最重要的也是如此细小，阐述得如此不详，如此难于解释。1516年西西里的泰拉诺瓦的叛乱确切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赋予1561—1562年那不勒斯的所谓新教叛乱什么意义呢？这次叛乱导致西班牙当局对卡拉布里亚山的沃多瓦派教徒进行惩罚性的征伐。几百人像牲畜那样被割断喉咙。195应该赋予整个科西嘉战争（1564—1569年）和末期的格拉纳达战争什么意义呢？这两次战争都变了样，成了难以辨明的插曲的情节。这场战争是苦难的战争，同样也是对外战争或者宗教战争吗？关于1560年巴勒莫的动乱196或者1569年曼图亚的“新教徒的”阴谋叛乱，197我们又了解些什么呢？1571年，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的臣属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这位主人的敲诈勒索。但是，这个情况不详的插曲仍然难于解释：乌尔比诺公爵领地是块雇佣士兵的土地，那么是谁在幕后牵线操纵指挥呢？1981575—1576年这个时期热那亚的内部危机几乎同样情况不明。1579年，在普罗旺斯，造反的农民举行起义，维尔内夫城堡被他们占领，当地的领主克洛德·德·维尔内夫199进行屠杀。这一切都同很多其他动乱一样，也同1580年多菲内的那次新教的但也是民主的农民的起义一样，隐没消失在宗教战争的混杂不堪的情节中。这次起义受到瑞士邦州的榜样的启发，矛头指向贵族，它与几年前蒙吕克时期加斯科涅新教徒的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的行动，或者与多年后遥远的（1587年）科唐坦200的动乱类似。将近1590年发生在里瓦戈尔萨伯爵领地的阿拉贡农民的叛乱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次暴乱使阿拉贡农民最后归并入王室领地。上一年，皮翁比诺公爵的臣属也在托斯卡纳的海岸上造反。2011599年卡拉布里亚的造反并不是一起什么了不起的社会事件（坎帕内拉因此被捕）202。从1590年到1600年，土耳其帝国境内同样叛乱频仍，彼伏此起，北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的地方性叛乱还不计算在内。这些是“书吏”和他在小亚细亚的追随者、拥护者的声势相当浩大的暴动。基督教世界后来把一些狂热的、急切的和荒诞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暴动上。塞尔维亚农民1594年在巴纳特，1595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597年再次在黑塞哥维那发动骚乱。203如果一下子把大量的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抢劫的新闻添加到这张很不完全的单子上，我们有的就将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了……
是的，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但是，这些事件、这些事故、这大量琐碎的社会杂闻本身，难道是一部有价值的社会史的经纬脉络、主要情节吗？（这部社会史如果缺乏另外一种表达手段，就会被迫用这种混乱的、笨拙的、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把人引入歧途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内容。）这难道是比较深刻的证据吗？这些正是历史学家问题的所在。像我想要做的那样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就是承认在乍看之下存在着颠三倒四、缺乏条理、混乱不堪和明显荒谬的事物的地方存在着互相关联的事物、有规律的事物和整体的发展演变；就是承认例如“每天从晚上第一个钟头起就有人抢劫、相斗的”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社会战争的战场（在这场社会战争中发生的某些事，远远超过普通罪恶的范围）；就是承认1588年春季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狂热的巴黎的情况与此相同。威尼斯大使解释说：“吉斯公爵只带领十几个追随者入城。这位亲王逐渐被人发现不名一文、债台高筑，并且因无法使用大量兵力进行一场野战（他显然要付给部队军饷），而认为利用这个天翻地覆、群情激奋的城市的形势向他提供的大好时机更加可靠……。”204这是一场社会战争，因而也是一场残酷的、廉价的、依靠狂热的激情和深刻的矛盾进行的社会战争。
不错，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社会新闻在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都始终带有野蛮残忍的印记。随着这个世纪到来，开始在威尼斯周围的农村出现的罪行，同接踵而至的镇压一样，是残酷无情的。编年史学家或者在政府的、司法部门的记录上记载这些事实的人，都必然反对这些往往被抹黑丑化的动乱的制造者。在克雷马地区，1506—1507年冬天，一伙人走进雷沃格拉拉的一个名叫卡德琳的女人的家里。元老院的司书叙述这件事时说：“他们砸烂了门，闯入屋内，强奸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拼死反抗。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205所有的报告都载明，这些没有被完全验明身份的敌人在这次受审之前已经多次犯罪。这是一伙“越来越狠毒的、邪恶的”强盗、窃贼、流氓。这是一伙罪大恶极的家伙。这些人中间特别有那些在1507年冬季某天在贵族莱奥纳尔多·毛罗切诺的乡下住宅里没有找到这个他们要杀的贵族转而对果园里的树木发泄怒气、进行报复的农民206……岁月虽然不断消逝，文献资料的语调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些人是上帝咒骂的人。1562年春天，207他们在格鲁阿罗港的周围打家劫舍、抢劫财物、砍倒树木和葡萄。是对上帝的恐惧还是怜恤之心消失净尽了吗？1585年9月末，一则由信件传送的新闻无动于衷地说：“这一年，在罗马，在圣昂热桥上（被割下的土匪的）脑袋比市场上的西瓜还多。”208瞧，这就为还处于创始阶段的某类报刊定下了调子。一个有威信的土匪头目、锡耶纳人阿方索·皮科洛米尼因被人出卖，1591年1月5日被托斯卡纳大公的士兵逮捕，209并于3月16日被绞死在波德斯塔宫的那根通常有的桩柱上210。人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含沙射影，暗示这个土匪像胆小鬼那样毫无抵抗让人逮捕211，以此来使他悲惨的结局受人鄙夷唾弃。笔头的激情偏见以及犯罪和报复的残酷，这些标记证实了零零散散的社会新闻，并使这些新闻在那场先作为整个16世纪然后又作为整个17世纪的标志的永不休止的潜在革命中成为意味深长的插曲。
是阶级斗争吗？
我们会把这称为阶级斗争吗？我设想那个可敬的撰写17世纪法国民众动乱史的历史学家B.波尔切内夫212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字眼。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在使用我们已经造出的封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字眼的时候，并不总是准确地考虑、了解它们因时代不同而包含的不同的实际内容。这是专门名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字眼的时候，并不是指其他事物，而是指那些自相残杀的复仇、那些谎言、那些片面的裁判的话，那又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字眼呢？（我就把这些称为阶级斗争。）这个字眼作为一种说法，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紧张局势”这个说法同样好。但是如果说当阶级斗争可能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清楚明显，阶级斗争这个字眼像我所想的那样必然包括某种程度的阶级觉悟的含义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这是在用20世纪的眼光观察、注视已经完结的过去。对在这一点上头脑肯定不清的16世纪的人来说，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不这样清晰。
只从事自己唯一工作的历史学家，在他个人研究的过程中记录实例，积累卡片和资料，这样做仍然是一种不够充分彻底的探测。我只在16世纪前半世纪找到一些阶级觉悟的闪烁的微光。例如贝亚德（或者这位忠实的仆臣）1509年在被包围的帕多瓦213的前面讲的那番令人吃惊的话，那份谈到1525年10月在弗留利武装起来的对抗农民的214贵族的报告（弗留利当时受到德意志农民叛乱的污染），1528年12月在阿布鲁齐和阿奎拉周围的那些饿得要死、在“穷人万岁！”声中试图奋起反对“叛徒”或者“暴君”，但根据编年史学家的可疑的说法却并不知道谁是要受惩罚的叛徒的农民215，1531—1532年发生于卢卡的那场被描述为反对贵族的斗争216的所谓衣衫褴褛的人的暴动……都是这种微光。至少就我所知，在这以后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如果这个很不完全的调查是确切的，人们便会从中推论出这一点：在16世纪的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之间，人们头脑清醒的程度下降了，或者说革命觉悟（如果我们大胆使用这个词的话）下降了。没有这种革命觉悟，就不可能有有真正成功机会的、有意义的、声势浩大的、来势迅猛的革命。
事实上，16世纪的这个前半部分，这个被1540—1560年的严峻岁月打断了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的春天，似乎曾经特别动荡不安：1521年发生了公社社员事件；从1525年到1526年发生了瓦伦西亚兄弟会事件；1528年发生了佛罗伦萨暴动和热那亚危机；1548年发生了圭耶内农民暴动……很久以后，在17世纪，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叛乱、波尔切内夫所研究的法国动乱、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分裂、1647年那不勒斯的大规模叛乱、1674年墨西拿的起义217……在这两个系列剧烈的动荡之间，在从1550年到1600年的漫长的半个世纪内（甚至到1620年或者到1630年），因为这段时期的革命没有达到爆发点，而且人们还必须像巫师探测地下水那样探测这些革命，所以这段时期就显得不重要、不引人瞩目了。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使分析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叛乱和革命不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且还针对国家。国家是最高贵族、大领主和冷酷无情的收税员的朋友和保护人。它本身既是社会的现实事物，也是社会的巨大建筑。它甚至在平民百姓的仇恨爆发时，首当其冲。这把我们带回汉斯·德尔布吕克218旧有的总的评注和政治历史学家的观点，即：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各个国家的巩固，为这种减弱了的声调和民众的慎重态度作出了解释。虽然人们看见治安的维护者经常挨打挨骂、被人嘲弄、没有效能，还常常合伙犯罪，他们毕竟坚持了下来。
对漂泊者和流浪汉的敌视
现在，在城市里开始出现马赛的行政官和市政长官称为“漂泊者和流浪汉”的人。这是贫困的无声的和持久的表现形式。这些行政官和市政长官在他们于1566年1月2日举行的会议中219，决定视察城内各区，以便把这些无用的、不受欢迎的人全部驱逐。从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角度看，这是一项没有任何不人道之处的决定。城市不得不维持治安，并且为了讲究卫生，要定期清除穷人：乞丐、疯子，真假跛子、瘸子，堵塞广场、酒店和发放大众汤的女修道院的大门前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被赶走后又返回，或者有另外一些人到来。驱赶这些人这种狂怒的举动，是高雅、谨慎的城市面对这种从不间断的入侵所采取的一种软弱无力的措施。
在西班牙的各条通衢大道上，流浪者满坑满谷。他们在各个城市停留。这些人中有违反校规、对导师不辞而别、前来加入流氓帮伙的不断扩大的黑社会的大学生，有形形色色的冒险分子，有乞丐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有自己偏爱的城市。这些城市里有他们的要塞，例如：塞维利亚附近的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塞维利亚本身的屠宰场、马德里的太阳门……乞丐们组成一个兄弟会——一个有自己的假日、集市等的国家。他们有时以惊人的数量聚集起来。220在通向马德里的条条京畿大道上，穷人221、失业的公职人员、没有连队的连长、跟在一头卸光了所载货物的小驴后面寻找职业的小老百姓等的队伍络绎不绝。大家饿得要死，在首都期待有人来安排他们的命运。走向塞维利亚的，是准备前往美洲的移民的饥饿人群，想重光门楣的穷绅士，寻求冒险的士兵，不名一文、胸怀大志、想做好事的年轻人222，西班牙的全部社会渣滓，身上打了烙印的窃贼、土匪，想去那里找到有利可图的职业的流浪汉，急于从债主手中逃脱的负债者，想避开嘴尖舌利、凶狠强悍、嗜争好吵的老婆的丈夫223……对所有的人来说，印度乃是梦境，是“西班牙所有的绝望者的避难所和保护地，是叛乱者的教堂，是杀人犯的庇护所……”，塞万提斯在他最引人入胜的小说之一《爱吃醋的丈夫》的开头这样写道。这部小说是那些从印度发财归来的人中的一位的故事。这个人投放资金、购置房产、安排有产阶级式的生活、娶妻成家。224
常在路上来去的人中，还有士兵——老兵或者新兵——骗子和无赖。这些人在路上行走，慢慢吞吞，碰碰运气，消失在妓院中，有时身后跟着一个妓女。有朝一日，他们会循着征兵的人的鼓声而去。在马拉加或者在另外一个港口，他们会随着一股由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老兵、逃兵、杀人犯、神甫、妓女等混杂在一起汇集成的人流，遵照行政当局的命令，乘船前往意大利气候晴朗的地方，或者前往西班牙在北非的驻防地的服劳役的场所。在这些流放者中间，也有几个正正派派的人，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很年轻，换过几个主人，穿越过整个西班牙，从奥维亚多到卡塔赫纳。1575年，他在卡塔赫纳乘船前往奥兰，大概在那里居留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如果需要对什么事进行证明的话，那么这就证明进入这些非洲关押人的地方比走出这些地方困难得多225……
在西班牙，流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危险。它威胁着城市和乡村。在这个半岛的北部，在比斯开，流浪汉不断来到各个城市和居民点。1579年，当局试图对此作出反应，采取措施226，以对付那些潜藏在香客群中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老、弱、病或者合法的伤残人员，就让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让医生和外科医生检查他们”。但是，这类决定往往丝毫不能奏效。随着岁月的推移，恶弊愈益严重。针对性的措施越来越严，但都徒劳无功。1586年3月21日，巴伦西亚总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该地的无业游民227。该项措施对王国所有城市和村镇全都适用。给无业游民三天时限去寻找一个师傅学艺，否则将被驱逐出境228，对不务正业者、游手好闲者、骗子、流氓更是如此。在干活的日子这些人在公共广场赌博玩乐，而且在找不到工作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拒绝接受任何工作。总督还通知没有固定住所的短工：如果他们进行赌博被抓获，将被拘押查处，229正如对所谓的乞丐和外国人，对所有企图不劳而生活的人进行拘押查处一样。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巴伦西亚的这种严厉措施竟然十分奏效。一封1586年7月24日来自威尼斯的信说，在萨拉戈萨的周围，“人们不得不在烈日酷暑之下，并且还冒着遭到大批杀人凶手的杀害的重重危险旅行。这都是因为在巴伦西亚发布了一道在若干天的期限后把所有的流浪汉驱赶出王国的命令并且以最严厉的惩罚相威吓。于是这些流浪汉部分来到阿拉贡，部分来到加泰罗尼亚。这是在大白天要带着身强力壮的保镖旅行的另一个原因”230。
这证明流浪汉和土匪是苦难弟兄，并且互相交换位置（虽然并不需要这种证明）。某个地区清除自身的穷人，其结果只不过是使其他地区为难而已。这个事实也得到证明。除非像塞维利亚在1581年10月那样行事，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城市的做法是：把在一次警方进行的大搜捕中抓获的流浪汉强行装上开往麦哲伦海峡的索托马约尔的船上。留给这些人的命运是当挖土方工人。在运送这些人的船中有4艘后来沉没；在这些人中有1000人溺死。231
这些惨剧显然都提出了都市的社会底层的问题，即当时任何城市都必然会有的圣迹区的问题。从《林科内特和科尔塔迪略》232这本并不怎么具有儆戒性的“儆戒性”小说中，我们借助渊博精深的评注，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塞维利亚社会的底层：妓女、风流寡妇、骗人的警官、不折不扣的流氓头子、值得文学描写的流浪汉、在秘鲁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人、好笑的受骗者。这幅画上一应俱全。在别处，马德里和巴黎的情况都同这里一样。流氓、歹徒、流浪汉、乞丐以及所有文学作品热衷于描写的人物，充斥整个意大利。233他们到处遭到抓捕、驱赶，但总是在被赶走后又返回原地。只有负责当局才相信这种官方的、总是老一套的措施有效。
1590年2月,巴勒莫有关当局采取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流浪汉、酒鬼和这个王国的间谍”234。两个年俸200埃居、不受腐蚀、廉洁奉公的监察官分管这个城市。他们负责驱赶这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懒散成性的人。这些家伙把干活的日子用来赌博玩乐、为非作歹。这种罪恶“摧毁了他们的财产，更有甚者，摧毁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赌博，但是，谁又不赌博呢？对赌徒来说，不仅仅用纸牌作赌具，什么都可以作赌博的题目。在巴勒莫，小麦的价格、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并且还像别处一样，罗马教皇将任命的红衣主教的数目等等均在赌题之列。在威尼斯的一批商业函件中，我找到一张被人偶然留在那里的彩票。为了和共同为害的赌博、酗酒、游手好闲等恶行进行斗争，巴勒莫规定警察对旅馆、客栈、集市、酒店和带家具出租的房屋进行检查，还对这些地方的有嫌疑的常客进行查询……要尽力弄清他们来自何地、属何民族、金钱来源如何等等。
警察同窃贼之间以及市风端正的城市同流浪汉之间的这种赌赛，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景象、一种“结构”。经过一场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后，盗窃、袭击行人、暗杀等情事又层出不穷，屡有发生。1585年4月235，威尼斯十人市政委员会威胁要进行干预。1606年7月，那不勒斯出现大量坏人坏事。于是对客栈和旅馆等进行了夜间搜查。400人被捕，其中有很多“被付给高价的”236佛兰德的士兵。1590年，在8天之内驱逐了流浪汉、茨冈人、强盗、坏分子和亡命之徒237……
把这些驱逐命令列成一张表，看看它们是否像贸易集市的日期那样互相关联，会是件饶有趣味的事。被这些驱逐令这样再度投入社会的流浪汉到底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在威尼斯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来自像皮埃蒙特那样遥远的地方。1545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人包围了城市。事后一些人返回他们的村子；另一些人登上船只；其余的人则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是来自皮埃蒙特以及其他外国城市的无赖、流氓或者好吃懒做的家伙。2385年以前，即在1540年这个荒歉之年，情况相反，是一大群不幸的父亲携带妻儿乘船来到，住在桥下和运河码头上239……
不久以后，穷人的问题超出了令人厌恶的城市的狭窄范围，发展扩大到整个国家和整个欧洲。17世纪一开始，像蒙特克雷斯蒂安这样的人目睹穷人迅速大量繁衍，惊恐不安起来。如果他像其他一些在法国和他一样的人那样是“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惊慌失措是为了清除无产者这支可怕的无声无息的大军。240在整个欧洲，在土耳其本身，受着每天对面包的需要折磨的大批民众，正日益贫困化。欧洲的人口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数量过大。补偿性的经济勃兴不能再使欧洲振奋起来，阔步前进。人类将蜂拥投向三十年战争的凶残的冲突中。这场战争就是加罗特将要冷酷无情地描述的那场战争，就是格里默尔绍森将要过于准确地按年、月顺序编写它的历史的那场战争241。
盗匪活动的普遍存在
警方有关城市生活中的盗匪作案的证据、记录等，比起血淋淋的地中海盗匪活动史来，比起陆上的盗匪活动史来，真是相形见绌、平淡无奇。陆上盗匪活动是与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海上行劫活动的同胞弟兄。陆上盗匪活动既像海上行劫活动，而且还以和海上行劫活动相同的程度形成地中海地区的习俗的古老特征。它的源流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蒙昧时代才消失。自从大海聚藏了一些紧密凝聚的社会以来，盗匪活动就在海上出现，以后不再消失。今天这种活动仍然十分活跃。242因此，我们不要像一些不寻求走出“他们的世纪”，即他们研究的那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说什么盗匪活动在15世纪出现于科西嘉或者16世纪出现于那不勒斯。我们也不要过快相信我们看见的在16世纪以一种新的或者更新了的力量到处涌现出来的事物的新奇性。那不勒斯胡安娜王后，1343年8月1日对阿奎拉的首领作的严厉打击盗匪、歹徒的指示243，可能阿尔卡拉公爵或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也在16世纪发布过。时代不同，抢劫的名称和形式也发生变化。盗匪、拦路抢劫者、小偷、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土匪（拦路抢劫者原来是士兵；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和土匪原来是被放逐的人）——这些人都是强盗——在我们眼里是指社会叛逆者、不适应环境者。
地中海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免除这种祸害。因此，加泰罗尼亚、卡拉布里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因这种祸害而著名的地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有抢劫活动的地方。抢劫处处存在，以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恐怖主义……等多种面目出现。它既存在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大门，也存在于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的大门，也存在于那不勒斯的原野（那里的观察塔是修筑起来对付盗匪的244），也存在于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有时人们决定烧掉这块平原沼地上的矮树林以赶出隐藏过深的强盗），甚至还存在于一个像威尼斯这样的显然文明开化的国家。2451566年，土耳其素丹的军队经过斯坦布里奥尔，先向安德里诺普尔、尼切、贝尔格莱德，然后向匈牙利进发，进军途中，不断绞死一大批因大军过境而被赶出匪巢的强盗。246显然，强盗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在其安全备受赞扬的土耳其的通衢大道上出现，这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
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的景象与上述情况相同。我已经常常提起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道路上的祸患。1567年，一个佛罗伦萨人说，骑驿马从巴塞罗那到萨拉戈萨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过了萨拉戈萨骑驿马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是不行的。至于他自己，他加入了一支武装的封建领主的商队。247塞万提斯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虚构了一小队在巴塞罗那附近遭到土匪突然袭击的英雄。这类事件司空见惯，层出不穷。在西班牙帝国宽阔的大路中，有一条通过巴塞罗那。西班牙经由这条道路同地中海和欧洲联系。官方信使遭到抢劫，甚至道路无法再通行，这类事件时有发生。1565年6月就发生过。248就在这一年，从马德里通向布尔戈斯的大路——另一条西班牙伸向欧洲和大西洋的大动脉——因为瘟疫猖獗为害而交通断绝。249这显露出疆域过分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的大量弱点。但是，在朗格多克那方面有多少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在加泰罗尼亚这方面就有多少土匪。下罗讷河流域的农村建筑物250，全都是像我们已经谈到的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堡垒那样的设防的房舍。在葡萄牙251，在巴伦西亚，在威尼斯本身，在整个意大利，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强盗组成的小国家灵活机动（灵活机动正是它们的力量所在），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牛斯山到格拉纳达，或者从格拉纳达到加泰罗尼亚，或者从维罗纳附近的阿尔卑斯山游牧、流浪到卡拉布里亚，从阿尔巴尼亚游牧、流浪到黑海。这些微生物嘲弄、蔑视各个正式建立的国家，并且还久而久之使这些国家毁损倾圮。它们和近代进行人民战争的游击队相似。平民百姓往往站在它们一边。
从1550年到1600年，地中海就这样在这种灵活的、残酷的、每天进行的战争中日益衰竭。这是历史学领域内的鸿篇巨制弃之不顾、毫不提及的战争。这是一种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当成次要事件而置之不理，听凭评论家或者小说家去处理的战争。司汤达尔在意大利这个范围内，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颇为中肯得当的话。
盗匪活动和国家
盗匪活动首先是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治秩序，甚至社会秩序的保护者——进行的一种报复。“受巴利奥尼、马拉特斯蒂、本蒂沃利奥、梅迪奇……等家族折磨、欺压的民众，自然而然会喜爱并且尊敬这些这家族的敌人。继承第一批篡权夺位者的小暴君的残酷行为，例如教人杀害一直逃难到威尼斯和巴黎的共和主义者的（托斯卡纳的）第一个大公爵科西默252的这种残酷行为，向这些强盗送去了新兵。”253“这些强盗反对继中世纪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暴虐无道的政府。”254以上是司汤达尔的叙述。情况既然如此，他就根据他眼前的景象来评断在他那个时代始终盛行于意大利的盗匪活动。他写道：“现在，大家肯定还害怕遇到强盗。但是，如果他们受到惩罚，大家却又都会怜恤他们。这是因为这个这样机灵敏锐、这样好挖苦别人、嘲笑一切在它的统治者检查下发表的作品的民族，喜欢阅读以饱满的热情描述妇孺皆知的强盗生活的小诗。这个民族在这些故事中找到的英雄事迹，会使那些始终存在于民众中的艺术气质迷醉……民众从内心赞许他们，乡村姑娘宁愿许身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次被迫前往绿林落草为寇的年轻汉子，而不许身别人。”255在西西里，强盗的事迹被流浪盲人歌手歌唱。歌唱时“用一种小的、盖满灰尘的提琴”伴奏256。这些歌手在人行道旁边的树下被人团团围住。泰奥菲尔·戈蒂埃后来指出257，“西班牙，特别是安达卢西亚，在这一点上仍然是个阿拉伯国家。强盗在那里很容易被当成英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民歌，全都同样充满匈牙利古时民兵和逃犯的故事……盗匪活动是对统治集团、对执法不公的司法当局的一种报复形式。它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游侠骑士的行动。人们记忆犹新的那个在重罪法庭上摆出一副游侠骑士和穷人的恩人的姿态为自己辩护的卡拉布里亚强盗就是一个例子。他每天数念珠，做祷告，念玫瑰经。乡村的本堂神甫为他祝福祈祷。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社会正义，他才30岁就已经杀了30来个人。258
盗匪与国家政权为敌，通常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力量薄弱的地区内，在军队无法采取大规模行动，国家鞭长莫及、无力支配控制的山地活动。这些地区往往是边境地区，例如：沿着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达尔马提亚的高原、匈牙利辽阔的边境地区（这是16世纪盗匪活动的主要地区这一）259、加泰罗尼亚、邻接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地区、墨西拿（这个地方作为自由城市是个避难所，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边境）、位于那不勒斯王国内教廷飞地中的贝内文托的周围地区（因为他们从一个司法辖区转入另外一个司法辖区，以此来愚弄挫败追捕者）、教皇国和托斯卡纳之间的地区、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地区、威尼斯和奥地利大公的世袭领地之间的地区……所有这些交界地区为盗匪提供了良好的宿营地。后来，伏尔泰同样使用了费尔内这个地方……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杀人越货。可能各国之间终于达成协议，但这种协议一般不能持久。1561年，法国国王向菲利普二世建议260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这在一个时期内是明智之举，后来则毫无效果可言。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关于贝内文托的协定，并不比上述建议更加有用。1570年威尼斯同那不勒斯正式达成协议，261并于1572年同米兰签署一项协定。1580年，262当强盗的劫掠在威尼斯国家制造出一种普遍不安全的气氛时，这项协定延长时限。两国政府都获得对方准许在追捕罪犯时可追至边界线另侧6里处263。1578年，当蒙德哈尔侯爵试图打击卡拉布里亚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时，它向所有邻国，其中包括马耳他和利帕里群岛264，报警。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在征伐教皇国的强盗的前夕，也同样行事。265
但是，这些谈判牵涉到国家主权，因此，进展缓慢、困难而且缺乏诚意。试问，哪一个意大利的君主从内心深处不对邻邦的困难幸灾乐祸呢？引渡的事极为罕有，除非用对等交换的方式进行。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争取到从科西默那里解送来一个罪大恶极、因受到某些男爵庇护而25年来走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逍遥法外、不受惩治的江洋大盗里佐·迪·萨波纳拉，是以把一个被控阴谋反对大公爵的马尔泰里家族的骑士送交科斯姆作为交换条件的。这个土匪由两艘帆桨战船押送，到达巴勒莫时被毒死。
一般说来，每个国家自己负责维持治安。这并不是件小事。在盗匪活动的老家，这项工作永无止境。1578年，那不勒斯总督蒙德哈尔公爵决定采取新的对付卡拉布里亚的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的行动。他下车伊始就被告知这些人犯下的罪行：打家劫舍、切断道路、杀害旅客、亵渎教堂、纵火烧屋、抓人绑票，“其他大量情节严重、骇人听闻、野蛮残忍的坏事还不包括在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采取的措施丝毫没有奏效。总督写道：“甚至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还人数增加，罪行猛增。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肆无忌惮的气焰大大上升，以致在这个王国的很多地方，人们不能旅行而不冒极大危险。”那么，在哪些地区比在卡拉布里亚，比在这些内卡拉布里亚和外卡拉布里亚的省份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他们呢？（10年以前，阿布鲁齐可能是匪患最烈、民众最怨声载道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文献资料翔实可靠266，当时卡拉布里亚的情况就是：盗匪因得社会环境和自然地形之利而大量麇集。他们在那里犯下的罪行比在别处犯下的更罄竹难书，更野蛮残忍。他们恣意妄为、胆大包天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一天中午，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进入雷焦城，把大炮拖引到那里，袭击一所房屋，闯进屋内并杀死住在里面的人，而这个城市的总督却无法抵抗，因为市民拒绝服从命令，不前去救援。”但是，采取行动对付卡拉布里亚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蒙德哈尔从他自己付出的代价中体验到这一点。确切日期不详的雷焦事件发生后，城市总督下令进行搜捕。这次他虽然得到审判特派员的大力支持，但搜捕行动除了增强了强盗的力量和活动以外，毫无效果可言。被任命为两个卡拉布里亚省的临时政府首脑的布里亚蒂科所作的努力，也同样归于失败。惩罚性措施只能激怒土匪。他们攻夺城堡，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大城市，敢于杀他们的敌人一直杀到教堂，抓一些人当俘虏并扣押索赎。他们的残酷暴行使恐怖气氛四处笼罩。他们破坏田地，杀死那些抵抗他们或者奉总督之命追捕他们的人的羊群，总督自己不敢追捕他们。总之，“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应该对司法当局怀有的尊敬、畏惧和服从”。总督布里亚蒂科伯爵在我们刚从其中引用了上述那些话的那份报告的结尾指出，在他那当时担任王国步兵司令的儿子东·帕德罗·德·门多萨的指挥下，组织过一次对土匪的讨伐。他尽量推迟这次行动，以避免各省遭到不管怎样纪律严明的部队都会造成的损害。但是，如果他再拖延等待下去，就会产生这样的风险：来年春季，他将不得不调集一支军队来对付土匪，而现在对付他们，一支小讨伐队就足够了。267
组成这支讨伐部队的有9个西班牙连（用于进驻有资匪嫌疑的村庄）和3个轻骑兵连。2683艘三桅战船将在海岸附近的水域巡弋。涉嫌资匪的省份就这样预先受到包围。当局一如既往，悬赏索求强盗首级：普通强盗的头每个30杜卡托；强盗头目的头每个200杜卡托。
1月8日，东·帕德罗离开那不勒斯。4月9日，总督宣称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2692月份，17个强盗的头颅被送往那不勒斯，钉在城门上。据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心愿。270一些强盗被俘。这些俘虏在东·帕德罗返回那不勒斯时解交了司法部门。
这是一次像总督以父母官的口气发表的谈话所宣称的那样的巨大胜利吗？事实上，人口过剩、贫困不幸、既盗匪蜂起又盛产丝绸的卡拉布里亚的生活方式依然原样不变，或者几乎原样不变。冬天3个月用小股兵力作战不可能奏效。1580年，一个威尼斯的官员说，271整个王国土匪横行，到处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强盗在阿普利亚，特别在卡拉布里亚称王称霸，为所欲为。困难在于，如果想避而不走这些盗匪出没的危险的道路，就会冒落入海上行劫者手中的危险。当时，海上行劫者正大批出没于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罗马海岸附近的水域。
二十来年以后，272情况更加恶化。强盗一直侵入那不勒斯的港口。当局竟至宁愿同强盗和解，或者使用诡计，而不愿与之斗争。就这样，一直使拉沃罗的大陆感到恐怖的安杰洛·费罗的大股匪帮，被派往佛兰德，在西班牙的旗帜下在该地作战。各个匪帮受到挑拨离间，互相火并。一伙匪帮在塞萨附近吃掉其邻近的匪帮。一些因政治原因移民国外者被收编入军队，条件是协助政府打击其竞争对手。最后，还使用了派兵在强盗家里守候这个办法。由于强盗总是同他们的亲戚或者同供应中心所在的村子有联系，于是，当局首先建议被称为亲戚的人“找治病办法”。读者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交出“他们的”强盗。强盗的亲戚如果拒绝，那么一个西班牙连队就会开来驻扎在村子里。这个连队更喜欢选住该地的强盗的亲戚家中或者有钱人家中。这些强盗的亲戚或者有钱人就得和连队一道设法“找治病办法”。由于这些人有钱有势，因此，或者把罪犯交出就完事，或者设法让罪犯从王国出走。于是，当局又因逃亡者干了坏事而向有关人员索要一笔赔款或者其他费用。连队撤走，然后一切恢复正常。至少根据一份把上述方法当作统治那不勒斯艺术的例证加以说明的乐观的报告的叙述，做法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些方法并无任何新奇之处，都是惯常使用的老一套。一份威尼斯的文献资料让人了解到这些方法曾经在干地亚使用过。1555年，在干地亚273，凡杀死比自己杀人更多的强盗的强盗都予以宽恕（据说当时该岛有强盗200名）。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试图对付罗马的强盗时，也曾经采用这种办法。这是一种从内部搞垮匪帮的方式。贡扎格家族在罗马的一个代理人指出宽恕、赦免和奖赏产生了效果。274当时热那亚在科西嘉宽恕了加入了它的军队的全部土匪（几个极端残忍的罪犯除外）。这个解决办法使这个惊恐不安的岛屿得以摆脱动乱的因素。获得宽恕的人保证在一个时期内不再与热那亚为敌，并为它效劳。275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做法与此如出一辙。276
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既表示虚弱又表示灵活的手段的意义。以农民的顽强性来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西克斯特·坎特的强烈的意志都没有制服这个受到强有力的支持的神出鬼没的敌人。
盗匪活动和封建领主
在海上行劫的背后，有城市和城市国家在进行活动。在这种陆上行劫——盗匪活动——的背后，有支持冒险行动的封建领主的不断援助。强盗往往或近或远地受到某个真正的封建领主的指挥、操纵。奥塔维奥·阿伏伽德罗伯爵就是这样行事。一则发自威尼斯的法国通讯指出，这位伯爵同他那一帮人1583年6月277进行反对威尼斯人的活动。“陛下，譬如奥塔维奥伯爵这样的人，一直弄得这些在桑盖内的领主毫无宁日可言，苦恼不堪。自从我上书陛下以来，他曾经返回该地两次，并焚毁了维罗纳河岸边的几所房屋。”威尼斯人追捕他，设法使弗拉拉和曼图亚这两处他惯常藏避的地方不收留他。278尽管如此，他们没有将他抓获。两年后，他在蒂罗尔的费迪南的宫廷出现。279另外一个例子：在蹂躏教皇国——这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盗匪和杀人犯的会集地——的匪帮中（大批当地的强盗不计算在内），格里哥利十四时期的最凶狠顽强的强盗之一是蒙特马尔齐亚诺公爵阿方索·皮科洛米尼。这个人我们已经遇见过。280托斯卡纳大公在最后时刻救过他，因为长期以来系住蒙特马尔齐亚诺的线一直牵在这位大公手里。他受到大公救助之后，又险些被捕，于是逃脱后前往法国。那时法国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与游击战迥然不同的战争。这场战争这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不大喜欢。他听信种种许诺和邀请，再次前往意大利。这一次他来到托斯卡纳，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肆无忌惮，起来反对大公。他身居皮斯托亚山中，远离卫戍部队的堡垒，却能煽起民众叛乱，进行冒险。特别因为1590年是荒年暴月，小麦严重歉收，灾难更容易引导民众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变成盗匪。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语。281这个强盗头目来到托斯卡纳的心脏地区后，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特别因为他和西班牙的驻防地以及梅迪奇家族的所有敌人都有来往，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如果进入锡耶纳和它的马雷马，就会引起一片混乱。然而，他的那帮匪徒作战不懂策略，不能攻拔要塞，在托斯卡纳或者罗马的警卫部队面前，节节败退。最后，君主取得胜利。1591年3月16日，皮科洛米尼在佛罗伦萨被处决。282一场奇怪的内战就这样结束。这场战争受到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视，因为这些冒险行为和密谋活动的线有时牵到外国人手中，有时牵到埃斯科利亚尔，有时牵到多菲内的勒斯迪吉埃尔。283
这些是国际政治的著名例子。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会更加适合我们的目的。但是，它们最不容易发现……然而，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和比利牛斯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那不勒斯的或者西西里的贵族和意大利南部的盗匪活动之间的联系、284教皇国的绅士阔佬和罗马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否认的。贵族阶级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社会上，处处都起作用，都扮演自己的角色。金钱能够搅动一切。贵族在经济上往往病弱。贫穷的贵族——他们之中有的破了产，其他的则是财产微薄的家庭中的年龄较小的非长子——往往是这种潜在的、不断死而复生的、“像七头蛇的头那样的”285社会战争的首领和骨干。他们被迫通过歪门邪道弄钱，以打家劫舍为生，被迫采取“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手段（正如拉·努所说，法国的情况相同）过活”。286这种社会机制经常起作用，以后还会更起作用。18世纪，土耳其被某些领主弄得国无宁日。这些领主就是保加利亚的“克尔扎尔斯”。287他们人数太多，不能全都富裕。在巴西，19世纪初期，土匪是大地主的打手，是这些新时代或多或少对之不利的、不得不进行自卫的打手。288
但是，我们不要使事物简单化。强盗抢劫是个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它既为某些贵族效劳，也被用来反对另外一些贵族。“著名的反对卡斯泰隆侯爵的土匪和叛乱分子”亚勒克索·贝尔托洛蒂在伦巴第地区的事迹就显示出这种情况。1597年8月17日，他率领200多人攀越索尔费里诺城堡的墙壁，抓走侯爵的母亲和儿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把俘虏带到卡斯泰隆，试图让他的俘虏——老侯爵夫人——把门打开，以便抓捕侯爵本人。夫人加以拒绝，他枉费心机。于是他野蛮地打伤夫人，杀死小孩，接着又大肆抢劫。根据米兰总督的报告，他“的行为野蛮残忍”。289
盗匪活动不仅同某个贵族阶级的危机联系，而且具有农民性和民众性。一个18世纪的历史学家说，这种活动是一股社会浪潮、一种“泛滥”。290它掀起最复杂多样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大片江、河、湖、海。它作为一种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要求和反作用（不是宗教的要求和反作用291），既有贵族的成分，也有平民百姓的成分。（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或者那不勒斯平原周围的“山王”，难道一般不是农民或者小百姓吗？）它是潜在的农民起义。这种起义是贫困和人口过多的产物。它是古老传统的复活，而且还往往是十足的抢劫，是人攻击人的凶狠残暴的冒险。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仅仅把这种抢劫归结到最后这个方面，即那些为他们的财富、地位和生命担忧的有钱有势的人最强调的那个方面。然而，即使考虑到在叙述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时有言过其实之处，这些罪行难道能够被人忘得干干净净吗？不错，16世纪人的生命贱如草芥。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自述的整个生涯，由于作者本人曾经亲自经历过，是一部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出色的骗子小说。这部小说叙述足足十来起杀人行凶案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涯今天可能使他坐牢，上断头台……根据这些典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以杀人越货为业的人的踌躇犹豫和惶恐不安……对据在梅斯被包围期间为围城中的人治病的医生昂布鲁巴兹·帕雷说是出自查理五世之口的话和他的想法，人们会作何感想呢？帕雷写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问奄奄一息的是些什么人，是否贵族、绅士和显要人物。给他的回答是：全是可怜的士兵。于是，他把这些人比成是吃植物的芽和吃其他从地里长出的植物结出的果实的毛虫、蚱蜢、金龟子等，说什么他们死了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有家产就不会为每个月挣6个利佛在军营里干事了……”292
盗匪活动的高涨
16世纪末期，不管当时情况如何，盗匪活动变本加厉，更为猖獗。在由各个国家拼凑而成的意大利，盗匪遍布全境、肆意抢劫。他们从这里被赶走，就去那里躲藏。如果他们因彼此之间恨大仇深发生火并而力量削弱，就与为数众多的绿林山寨建立联系，实力因此加强，再度出现于更远的地区。18世纪优秀的历史学家梅卡蒂告诉我们，这些匪帮在将近15世纪90年代时如何在意大利全境到处横行霸道，猖獗为害。他们常常利用格尔夫派分子和季伯林斯派分子的方便的伪装，打着这两派的旗号进行内部斗争。293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幕永恒的饥饿的惨剧。这些下山打家劫舍的盗匪进行的袭击，常常被人比作摩洛哥的劫掠牲畜、庄稼的武装匪帮的那种行动。（不久以前，摩洛哥的未被当局降服的山区的山民突然凶猛地扑向盛产小麦、牛羊成群的平原。）这就为这个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制造出一种奇怪的气氛。饥饿在那里折磨整个整个的地区。294强盗抢劫在那里四处蔓延。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山，从蒂勒尼安海到亚得里亚海，一连串盗窃、纵火、暗害事件和与海上行劫相同的野蛮残忍的暴行相继发生，连绵不绝。人人都对这种局势哀叹。那不勒斯的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1613年承认在那不勒斯比在意大利任何其他地方，盗窃、抢劫、纵火、暗杀等犯罪行为更加层出不穷，猖獗为害。295西西里岛和教皇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王位空位时期，这些地方盗匪麇集，大量孳生。296那不勒斯和罗马涅的边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进行广泛活动的场所。297这一伙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亡命冒险。他们之中有职业杀手、农民、贵族、违反放逐令的教士、不愿再遵守罗马教廷的清规戒律的修道士……等。这些人的出身来源，可以从由教皇国交给一个名叫让·安德烈·多里亚的人的船役囚犯组成的队伍中推断出来。这些人的名单有时还有人保存。撒丁岛和科西嘉的强盗的数量都十分巨大。托斯卡纳在弗朗切斯科的统治时期经历的重重困难，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298。从1592年到1593年，意大利打算用大赦的办法来清除这些讨厌的人物。获得赦免的条件是：他们前去达尔马提亚在威尼斯的军队中服役。299
但是，并不只是意大利需要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在拦路抢劫的强盗从未绝迹的北非，谨慎小心的旅客（例如君士坦丁的商人）总是结队而行。哈埃多说，他们中间最精明的人旅行时由伊斯兰教的隐士伴随300。在土耳其，窃贼和盗匪麇集。根据塔韦尼埃的记载，301在17世纪，“整个土耳其盗匪充斥。他们人数众多，成帮结伙，拦路抢劫过往客商”。早在16世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流动商人就组织长列车队进行自卫，群集露宿。露宿地点点燃大火，302很远就可以看见。商人在陆上运送大包大包的货物和在海上用圆形船运载货物同样危险。
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7世纪的最初几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西班牙更清楚地提供一幅强盗抢劫的高潮的图景。老国王在埃斯科利亚尔死后，西班牙很快就在新兴城市马德里经历了以黄金时代之名为人所知的时代的奢侈豪华、节庆娱乐、艺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令人惊奇的兴盛发展。这个贝拉斯克斯和洛普·德·韦加的马德里城，这个既属于很富的人也属于很穷的人的具有双重性的马德里城，迅速扩大。在穷人的马德里，乞丐睡在广场的角落，身子裹在短斗篷里。封建领主们跨过这些斗篷回到他们的府邸。巡夜人为富人看守大门。这是一个皮条客、士兵、船长、饥饿的奴仆、玩油腻肮脏的纸牌的赌徒、甜言蜜语把嫖客剥得一干二净的妓女和弹吉他弹得流连忘返的大学生等令人不安的下层社会。这是一个受到整个西班牙养育，附近乡下的农民、工人早上大批涌入的五光十色、三教九流混杂的城市。这些农民、工人来这里卖面包……在谨慎国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除了格拉纳达曾经情况十分紧张、令人不安，除了英格兰人曾经袭击各个海港之外，这个地区是和平宁静的。这种安宁常常受到外国人的羡慕。至于土匪，他们只在东比利牛斯山区活动，人数众多。他们在该地同加泰罗尼亚的小贵族和附近的法国保持着联系。然而在谨慎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盗匪活动在整个半岛成了突出的现象。一些强盗在通往巴达霍斯的道路上活动。这件事与1580年对葡萄牙的战争有关。303在巴伦西亚，激烈的争端使大封建领主家族互相之间的对抗发展到杀人行凶的地步。1577年，危险是如此明显，以致为此颁布了一道新国事诏书。304
这里和别处一样，各种灵丹妙药又何济于事呢？用后无用，就必须再用。1599年、1603年、1605年305颁布了新国事诏书来对付在现政权下（王国的）城市里的那些携带武器扰乱治安的匪徒。“坏人”问题306就在1609—1614年大规模驱赶摩里斯科人的前夕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驱赶很快就为这些国事诏书的实施提供了很多良好的机会307。小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构成另一个因素。这些小公职人员在那里和土匪串通勾结，沆瀣一气。308
奴隶
最后一个特点使地中海的这些社会变得独特起来。这个特点是：尽管这些社会具有现代性质，但仍然是奴隶社会。地中海西部的情况是这样，地中海东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奇怪的、对过去的事物的忠实和依恋的标志，也可能是一种奢侈豪华的标志和某种程度的富有的标志，因为奴隶身价昂贵，有自己的需求，并且与穷人和不幸的人竞争。甚至伊斯坦布尔的情况也是这样。劳动力的稀少以及矿产和甘蔗种植园的收益，使得新世界的古式奴隶制度这种大规模的和严重的倒退现象得以产生。不管怎样，奴隶制度虽然实际上已经从北欧和法国消失，但仍然以相当根深蒂固的家庭奴隶制度的形式残存于地中海西部、309意大利和西班牙。布尔戈斯的政务会1572年发布的法令不仅为运往新世界的，而且也为运往葡萄牙的以及运往这些王国的，即运往西班牙310的黑奴的安全保障规定了条件。古斯曼这个骗子英雄，在为一个丈夫远在印度的太太效劳时，恬不知耻，丢尽脸面，爱上了这位夫人的白种女奴。“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这个白种女奴是个自由人呢。”311将近1555年，在还是卡斯蒂利亚的首府的巴利亚多利德，一些奴隶在大家族里侍候主人吃饭，“他们自己吃厨房里的残汤剩菜，油水很足，吃得胖乎乎的”，并且常常根据主人的遗嘱恢复自由。3121539年，一个在鲁西永被人发现没有主人并且是个窃贼的土耳其人被捕，又被当成奴隶卖给一个公证人。313在意大利，一系列文书契约表明：家庭奴隶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主要存在于南方；其他地方也有。在那不勒斯，一些经过公证的文件314表明还有奴隶贩卖（16世纪上半叶通常每“件”奴隶值15杜卡托）。在威尼斯，在公证文书原本存底簿中，315在贡扎格家族的通信中，都有同样的记载。毫无疑问，贡扎格家族为宫廷的娱乐购买黑人小孩。316里窝那港的船舶载货清单不时载明有几个黑奴到达船上。317
所有这种从未中断的奴隶贸易，只在发生特别事件时才充分展现出来。例如1510年的黎波里的攻占318把大批奴隶投入西西里岛市场，以致价格猛跌，以贱价出售，每个奴隶售价3至25杜卡托；以致西方的帆桨战船立刻把船上被罚划船的奴隶全部加以更新。1549年托斯卡纳大公派遣代理人去塞尼亚购买土耳其奴隶。319这样行事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奴隶制度是这个地中海社会的现实。尽管在这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宗教怜恤和慈善运动规模巨大，但是，这个现实对穷人来说仍然是严酷的。不管怎样，它绝不是大西洋和新世界所独有。
作什么结论？
一种缓慢的、强有力的、深刻的发展演变，从1550年到1600年似乎逐渐扭曲了、改变了地中海的各个社会，完成了长期的孕育。普遍的和日益增长的不安，并不表现为光天化日之下的叛乱，但它仍然在同样改变整个社会景象。这是一出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会性质的悲剧。在阅读了让·德吕莫对罗马和16世纪的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的确切叙述后，最后一个疑团（如果人们还有怀疑的话）消失了。这个叙述的优点在于它利用了、吸收了这个永恒的城市的“新闻记者”的上千条消息。这个证据广泛地证实了我们已经发现的事物。毫无疑问，在一个富有的、生气勃勃的、被重建为一些拥有巨大不动产的强大家族的贵族阶级和人数日多的、日益贫困的、像毛虫和金龟子那样的、卑贱低下的、繁衍过剩的穷人群众之间，一切都在向两极分化。一种裂化现象把古老的社会一分为二，并且在两者之间挖掘深渊。什么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我们必须重复这一点：甚至在这个世纪末期，连令人吃惊的天主教的慈善，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在英格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伊斯兰世界，一切都遭到那出17世纪把它的无法治愈的创伤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惨剧的破坏。国家同社会一样，社会同文明一样，一切都逐渐受到邪恶的侵袭损害。这个危机使人的生活染上它的色彩。富人之所以与坏人为伍，混迹于他们所不齿的人群中，那是因为生活有它两首相近的河岸：河的此岸是高贵的和奴仆过剩的家庭；河的彼岸是流氓团伙，是黑市、偷窃、花天酒地的生活和冒险的世界，特别是贫困的世界……这条河的两岸一衣带水相邻，正如最纯洁、最热烈的宗教激情和最骇人听闻的最卑鄙的以及最野蛮的行为相邻一样。某些人嚷道，这是“巴罗克”的令人惊讶的和奇妙的矛盾。情况不是这样。这些事物并不是巴罗克的矛盾，而是产生和支持巴罗克的，巴罗克遮盖得不完全的社会的矛盾。在这个社会的心脏里存在着痛苦的绝望。
产生这一切的原因，难道又是海没有担当起它作为财富、劳役、财产甚至生活的欢乐的分配者的任务吗？难道又是所有古老的光荣和繁荣都已经消耗净尽了吗？难道又是海边的民族可能耗光了它们最后的储备吗？或者用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同样单调的问题：难道是因为这个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整个世界或迟或早要猛然冲向17世纪的惊人的退潮吗？弗朗索瓦·西米昂320可能是正确的吗？
本部分原注
1. Cette mobilité à l'horizontale est ,elle aussi,un signe révélateur de sociétés ouvertes.Gaston ROUPNEL,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É 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u pays dijonnais,1955,2e éd.,p.99:“Au XVIe siècle,on soigne ou on nourrit le mendiant avant de l'expulser ［des villes］.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on le rase.Plus tard on le fouette,et à la fin du siècle,le dernier mot de la répression en fait un forçat”.
2. Henri DROUOT,Mayenne et la Bourgogne,1937,I,notamment p.48:“Ces robins qui avaient bouleversé depuis un siècle l'ordre social ancien formaient dé jà,vers 1587,un corps conservateur.Ils voulaient maintenir le régime qui avait favorisé leur ascension et le pain qui pouvait garantir leur avenir.Ils tendaient aussi à s'isoler comme classe sur le sommet conquis.”
3. Voir infra,p.217 et sq.
4. Tome I,seul paru,Madrid,1963.
5. Lucien Romier,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1925,I,3e édit.,p.177.
6. Ibid.,pp.207-208.
7. Ibid.,p.207.
8. Ibid.,pp.193-203;Henri Drouot,op.cit.,I,p.40.
9. François de Ramel,Les Vallées des Papes d'Avignon,1954,p.142.
10. Josef A.Schumpeter,op.cit.（tr.ital.）,I,p.177.
11. Carl J.von Hefele,Le cardinal Ximénès,p.364.
12. R.Russo,art.,cit.,p.421.
13. E.Le Roy Ladurie,op.cit.Je crains qu'il n'y ait pas dialogues,mais bien conversation,le paysan riche est le troisième interlocuteur adversaire et du seigneur et du petit paysan.Si l'on en croit E.Le Roy Ladurie,ce gros paysan gagnerait en Languedoc,de 1550 à 1600.
14. P.Vilar,op.cit.,I,p.575 et sq.
15. Antonio Dominguez Ortiz,op.cit.,I,p.364.
16. Dr L.MERLE,La métairie et l'évolution agraire de la Gâtine Poitevine de la fin du Moyen Age à la Révolution,1959.
17. Lucien FEBVRE,Philippe Il et la Franche Comté,1912,p.201 et sq.
18. Gabriel DEBIEN,En Haut Poitou:défricheurs au travail （XVe-XVIIe siècles）.“Cahiers des Annales”,1952.
19. Manuel TORRES-LÓPEZ,“El origen del Senorio Solariego de Ben-ameji y su cartapuebla de 1549”,in:Boletin de 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1932,n° 21;compte rendu de Marc BLOCH,in: Annales hist.écon.et sociale,1934 p.615.
20. Robert LIVET,op.cit.,p.147 et 148.
21. Ibid.
22. R.AUBENAS,Chartes de franchises et actes d'habitation,Cannes,1943.
23. L.BIANCHINI.op.cit.,I,p.260 et sq.
24. 8 octobre 1585,A.N.,K 1563.
25. Voir supra,I,pp.72-73.
26. Op.cit.,p.354.
27. G.Niemeyer,op.cit.,p.51.
28. Aldo de MADDALENA,“I bilanci dal 1600 al 1647 di una azienda fondiaria lombarda”,in: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t commerciali,1955.
29. Ainsi à titre d'exemples entre des centaines d'autres.A.d.S.,Naples,Sommaria Partium 249,f° 181,219 v°,220,247（1544 et 1545）.
30. A.de Maddalena,art.cit.,p.29,leur chute “drastique”à partir de 1634.
31. Fr.Saverio Provana di Collegno,“Notizie e documenti d'alcune certose del Piemonte”,in: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1901,t.37,série 3,vol.2,pp.393-395.
32. Ses sujets se révoltent encore en 1566（Simancas E° 1395,7 février 1566）,la révolte dure encore en 1568（Ibid.,11 janvier 1568）.
33. Carmelo Viñas Y Mey,El problema de la tierra en los sigols XVI-XVII,Madrid,1941,p.30,pense que les revenues de la noblesse augmentent moins vite que le niveau géréral des prix.
34. Henri Drouot,op.cit.,II,p.477.
35. Correspondance de Saint-Sulpice,p.p.E.Cabié,p.37.
36. Dépêches de Fourqueraux,I,p.365.
37. R.B.Merriman,op.cit.,IV,p.365.
38. L.Pfandl,Philippe II.p.315;S.Minguijón,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Barcelone,1933,p.370.
39. A.Dominguez Ortiz,op.cit., p.222.
40.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Madrid,12 mars 1572,A.d.S.,Florence,Mediceo 4903.
41. C.S.P.,Venetian,VII,p.178.
42. Lettres de Fourquevaux,I,p.295.
43. E.ALBÈRI op.cit.,I,III,p.263.
44. Ibid.,I,V,pp.19-20.
45. Voir supra,I,p.269,note 1.
46. Richard KONETZKE,op.cit.,p.146.
47. E.ALBÈRI,op.cit.,I,III,pp.338-339.
48. D'après le rapport du licencié Polomares,cf.supra,II 32,note 5.
49. Simancas E° 137,f° 213,9 juin 1559.
50. Ibid.,13 juillet 1559.
51. A.d.S.,Florence,Mediceo 4903,29 septembre 1571.
52. Ibid.,19 juin 1572.
53. A.d.S.,Florence,Mediceo 4911,15 février 1580.
54.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Matteo Zane au Doge,Madrid,21 avril 1582.
55. A.d.S.,Gênes,Spagna 15,Madrid,27 décebre 1608.
56. Naples,Bibliothèque de la Storia Patria XXVIII,B11,f° 114 v°,30 avril 1621.
57. A.MOREL FATIO,L'Espagne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Heilbronn,1878,p.177.
58. A.d.S.,Florence,Mediceo 4903,22 janvier 1571.
59. A.NAVAGERO,op.cit.,p.6.
60. Balatasar PORREÑO,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Philipe segun-do,el prudente...,Cuenca,1621,p.6.
61. R.RECOULY,Ombre et Soleil d'Espagne,1934,p.97.
62. Théophile GAUTIER,Voyage en Espagne,1899,p.39.
63. Op.cit.,notamment la maison du comte de Benavente,près du Pisuerga,p.229 v°.
64. L.PFANDL,op.cit.,p.132.
65. Victor Hugo,William Shakespeare,1882,p.25,parle du cabaret El Puño en restro.
66. A.d.S.Naples,Farnesiane 48,Canobio au duc,Madrid,7 septembre 1607:“de quatro mesi in qua passa cosa qua contrail solito et mai più è inter venuto che siano state a mazate in Madrid piu di trecenti huomini et non si sa come ne perche delli più”.
67. E.ALBÈRI,op.cit.,I,I,35-36,16 novembre 1525.
68. Ibid.,I,III,p.263.
69. Ibid.,I,V,p.288.
70. Felipe RUIZ MARTÍN,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Florence,à paratre.
71. B.BENNASSAR,op.cit.,dactylogramme.
72. Voir tout l'excellent chapitre III,La posición economica de la nobleza,d'A.DOMINGUEZ ORTIZ,op.cit.,p.223 et sq.
73. Voir L.Pfandl,op.cit.,p.313 et A.Dominguez Ortiz,op.cit.,p.215 et sq.
74. A.Dominguez Ortiz,op.cit.,p.168.
75. Théophile Gautier,op.cit.,p.27.
76. J'emprunte ces exemples à A.Dominguez Ortiz,op.cit.,p.224.
77. A.Dominguez Ortiz,ibid.,p.255 et sq.
78. Ibid.
79. Ibid.
80. Ibid.,p.270.
81. Ibid.,p.277.
82. Ibid.,p.263.
83. Ibid.,pp.262-263.
84. Lucien ROMIER,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3e édit.,1925,I,pp.160-239.
85. Pierre VILAR,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1962,I,p.573,notes brèves;A.DOMINGUEZ ORTIZ,op.cit.,p.303 et sq.Petit nombrede la noblesse catalane.
86. A.d.S.,Gênes,Spagna 6,2415,Madrid,4 août 1575.
87.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P° Vico au Doge,Madrid,27 avril 1616.
88. E.ALBÈRI,op.cit.,I,V,p.276.
89. Ibid.,II.V.p.464.
90. Ibid.,p.316.
91. Arch.storico italiano,Ix.p.247.
92. L.BIANCHINI,op.cit.,II,pp.249,252-253,260,299.
93. Op.cit.,p.249.
94. Cf.les excellents articles de Rosario VILLARI,“Baronaggio e finanze a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el 1647-1648”,in:Studi Storici,1962;“Note sulla rifeudalizzazione del Regno di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i Masaniello”,in: Studi Storici,1963.
95. Storia di Milano,X,L'etá dei Borrmei,1957.problèmes sociaux abordés de biais.p.353 et sq.
96. Voir infra,p.70.
97. Vito VITALE,Breviario della storia di Genova,1955.I.p.235 et sq.
98. James C.Davis,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Baltimore,1962.
99. J.DELUMEAU,op.cit.,II,p.433,et sq.
100. P.MILIOUKOV Charles SELGNOBOS et Louis Eisenmann,Histoire de Russie,1932,I,P.XIII;Henri Pirenne,Les villes du Moyen Age...,p.52;Henri SÉE,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1921,p.180.
101. Ömer Lütfi Barkan,Aperçu sur l'histoire agraire des pays balkanique,tirage à part,p.141 et sq.
102. Nicoara BELDICEANU,“La région de Timok-Morava dans les documents de Mehmed II et de Selim Ier”,in:Revue des Études Roumaines.1957,p.116 et 119.
103. R.Busch-Zantner,op.cit.,pp.60-61 et ses réferences.
104. Stanford J.SHAW.in: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1963.p.64.
105. Ibid.,pp.64-65.
106. Ce détail et beaucoup des précisions qui suivent sont empruntés à l'article de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 turc de la findu XVIe siècle jusqu'an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in: Études historiqu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à l'occasion du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Stockholm,août 1960,le détail relatif à Kostour,p.176.Pour la bibliographie de cette historienne se reporter au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963,pp.320-321;faire un sort à son important article,“Nouveaux documeuts sur la proprièté foncière des Sipahi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in: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Institutum Populorum Asiœ,Fontes Orientales,1964,résumé en français,pp.220-221.
107. J.W.ZINKEIS.EN,op.cit.III pp.146-147.
108. Bistra A.CVETKOVA,art.cit.,p.173.
109. La Méditerranée...,Ire édit.,p.639.:“l'armée féodale des sipahis non soldés monte à 230000 chevaux.”
110. Bistra A.CVETKOVA,art.cit.,p.172.
111. Ibid.,pp.173-175.
112. Bistra A.CVETKOVA,“Sur certaines réformes du régime foncier au temps de Méhemed II”,in: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rient,1963.
113. J.W.ZINKEISEN,op.cit.,III.pp.154-158.
114. Voir supra.I,p.535.
115. Voir I,p.489 et sq.
116.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p.177.
117. Ibid.,p.184.
118. Ibid.
119. Ibid.,p.184 et sq.
120. Ibid.
121. Ibid.
122. Bistra A.CVETKOVA,《The System of Tax-forming（iltizam）in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Bulgarian Lands》,en bulgare,résumé anglais in:Izvestia na institouta za pravni naouki,Sofia,XI-2.
123. Bistra A.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p.184.Toutes ces remarques et conclusions confirmées par les lecons d'Ömer LÛTFI BARKAN（dactylogramme,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VIe section,Paris）.
124. J.W.ZINKEISEN,op.cit.,III,pp.153-154.Cf.J.von HAMMER,op.cit.,I,p.372.
125. Franz BABINGER,in Encyclopédie de l'Islam,II,p.1 116.
126. Ludwig von THALLOCZY,《Eine unbekannte Staatsschrift eines bosnischen Mohammedaners》,cité par R.BUSCH ZZNTNER,op.cit.,p.15.
127. Ainsi le Vénitien L.Bernardo,en 1592,B.A.CVETKOVA,art.cit.,p.193,Cf.J.W.ZINKEISET,op.cit.,III,p.167,note 1.
128. R.BUSCH-ZANTNER,op.cit.,p.60.
129. Aus dem Grundherr wurde der Gutsherr,op.cit.,p.84.
130. Carl BRINCKMANN,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9,pp.173-174;Marc BLOCH,in: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I,p.120.
131. Traian STOYANOVITCH,《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i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53,p.338 et 401.
132. Ibid.,p.401.
133. R.BUSCH-ZZNTNER,op.cit.,p.86.
134. A.BOUÉ,op.cit.,II,p.273.
135. R.BUSCH-ZZNTNER,op.cit.,pp.80-90.
136. G.I.BRATIANU,op.cit.,p.244.
137. T.Stoyanovitch,“Land tenure...”
138. Antonio Dominguez Ortiz,op.cit.,p.173 et 174.
139. Op.cit.,III,pp.280-281.
140. Ibid.,p.497.
141. Op.cit.,p.168.
142. Julio CARO BAROJA,La sociedad criptojudia en la Corte de Felipe IV（Discours de réception à l'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63,p.33 et sq.
143. Peu d'estime pour la nobleza de letras,A.DOMINGUEZ ORTIZ,op.cit.,p.194.
144. A.DOMINGUEZ ORTIZ,ibid.,p.266.note 38.
145. Ibid.,p.195.
146. Sur son cas,références,Traian STOYANOVITCH,《Conqquering Balkan Orthodoxe Merchant》,in: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 1960,p.240-241.
147. Voir infra, pp.435-436.
148. Voir infra,p.152.
149. Voir swpra,I,p.45.
150. Hermann HEFELE,Geschichte und Gestalt.Sechs Essays,1940:le chapitre,《Zum Begriff der Renaissance》,p.294 et sq.,publié sous forme d'article in:Hist.Jahrbuch,t.49,1929.
151. Alfred von MARTIN,sociologia del Renacimiento,1946,p.23.
152. Marcel BRION,Laurent le Magnifique,1937,p.29 et sq.
153. Antonio de Montalvo à Simón Ruiz,Florence,23 septembre 1572.Archives Ruiz,Valladolid,17,f° 239,cité par F.RUIZ MARTIN,Introduction...,op.cit.
154. Benedetto CROCE,Storia del Regno di Napoli,3e édit.,Bari,1944,pp.129-130.
155. Matte GAUDIOSO,《Per la storia...di Lentini》,art.cit.,p.54.
156. Cf.supra,I,p.311,note 7.
157. D.Beltrami,op.cit.,p.72:5,1, p.100 en 1586;7,4 en 1624.
158. F.Ruiz Martin,Introduction...,op.cit.
159. Tome II,nouvelle n° XX,p.47 et sq.
160. Ibid.,VIII,nouvelle n° LX,pp.278-279.
161. Ibid,p.280.
162. Marciana,Ital.6085,f° 42 et sq.,1556.
163. Attribué à Francisco Mendoza y Bobadilla,édition de 1880:El Tizon de la Nobleza española.
164. C'est le nom donné aux manuscrits clandestins qui énumèrent les mésalliances des grandes familles,A.DOMINGUEZ ORTIZ,op.cit.,p.163,note 11.
165. Albert A.SICROFF,Les controverses des statuts de “pureté de sang”en Espagne du XVe au XVIIe Siècle,1960.
166. Op.cit.,p.379.
167. Lucien ROMIER,op.cit.,I,p.184.
168. Ibid.,pp.185-186.
169. Ibid.,p.186,d'après Noёl du FAIL.
170. L.BIANCHINI,op.cit.,I,p.151.
171. B.N.,Paris,Esp.127.
172. Lucien FEBVRE,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1911,p.275.
173. Dès le XVe siècle,A.TYMIENECKI,“Les nobles bourgeois en Grande Pologne au XVe siècle,1400-1475”,in:Miesiecznik Heraldyczny,1937.
174.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1946,p.245.
175. F.de ALMEIDA,op.cit.,III,p.168 et sq.
176. G.SCHNÜRER,op.cit.,p.148.
177. El conde de Orgaz à Matheo Vazquez,Séville,16 avril 1586,B.M.Add.28,368,f° 305.
178. Actas,III,pp.368-369,pétition XVI,1571.
179. Simancas E° 156.
180. Correspondance de Jean Nicot,p.117.
181.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Madrid,28 novembre 1561,B.N.,Paris,fr.16103,f° 104,copie.
182.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1615,p.p.Th.Funck-Brentano,1889,p.60,cité par François Simiand,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es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1932,p.7.
183. Lucien Romier,op.cit.,I,p.187.
184. Rosario Vilari,art.cit.,in:Studi Storici,1963,p.644 et sq.
185. Jean Delumeau,op.cit.,I.p.458 et sq.
186. Lytton Strachey,Eisabeth and Essex,2e édit.,1941,p.9.
187. Pierre Goubert,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1960,passim,et, p.214 et sq.
188. Discours de M.Aldigala,en réalité de Guarnix,Public Record Office,30/25,n° 168,f° 133 et sq.
189. Marciana,G.BALDINUCCI,Giornale di Ricrdi,10 avril 1650.
190. “Intento de rebellión social durante el siglo XVI”,in:La Nacion,août 1935.
191. Gregorio MARAÑON,Antonio Perez,Madrid,1957,2e édit.
192. José Antonio MARAVALL,“Las communidades de Castilla,unaprimera revolución moderna”,in:Revista de Occidente,19 octobre 1963.
193. Voir les hésitations de Pierre Vilar au sujet du banditisme catalan,op.cit.,I,p.579 et sq.
194. Pino BRANCA,op.cit.,p.243.
19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t.IX,pp.193-195.
196. Palmerini,B.Communale Palermo,Oq.D.84.
197. Luciano SERRANO,Correspondancia diplomatica entre España y la Santa Sede Madrid,III,1914,p.94,29 juin 1569.
198. J.de Zuñiga au duc d'Alcala,15 mars 1571,Simancas E° 1059,f° 73. La révolte se poursuivait encore en février 1573: Silva à Philippe II,Venise,7 février 573,Simancas E° 1332,six mille révoltés avec de l'artillerie,le duc se déclare maître de la situation,son état est quieto,10 avril 1573.
199. Jean HÉRITIER,Catherine de Médicis,1940,p.565.
200. A.N.,K 1566,8 janvier 1587.
201. Simancas E° 109,le gouverneur de Piombino à Philippe II,6 octobre 1598,R.GALLUZZI,op.cit.,III,p.28 et sq.
202. Léon BLANCHET,Campanella,1920,p.33 et sq.
203. J.CVIJIC',op.cit.,p.131.
204. B.N.Paris,ital.,1737,Giovanni Mocenigo au Doge de Venise,Paris,11 mai 1588,copie.
205. A.d.S.,Venise,Senato Terra 16,f° 92,29 janvier 1506.
206. Ibid.,15,f° 188,16 décembre 1507.
207. Ibid.,37,Portogruaro,9 mars 1562.
208. J.Delumeau,op.cit.,II,p.551.
209.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 dal 252 al 1596,p.p.G.O.Corazzini,1900,p.310:arrive à Florence,1e11 janvier.
210. Ibid.,p.314.
211. Ibid.,p.315,note.
212.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1963.
213. Le loyal Serviteur,op.cit.（éd.de 1872）,p.179.Bayard n'est pas d'avis d'accepter,comme le demande l'Empereur Maximilien,de mettre la gendarmerie française à pied et de la faire charger aur côtés des lanquenets pour forcer la brèche:“l'Empereur pense-t-il que ce soit chose raisonnable de mettre tant de noblesse en péril et hasard avec des piétons dont l'un est cordonnier,l'autre maréchal,l'autre boulanger,et gens mécaniques qui n'ont leur honneur en si grosse recommandation que des gentishommes?...”.Tout ce passage mis en vedette par Giuliano PROCACCI,“Lotta di classe in Francia sotto l'Ancien Régime （1484-1559）”,in:Società,septembre 1951,pp.14-15.
214. M.SANUDO,op.cit.,XL,colonne 59,9 octobre 525.
215. Bernardino CIRILLO,Annali della città dell' Aquila,Rome,1570,p.124 v°.
216. Orazioni politiche,choisies et p,p.Pietro DAZZI,1866,discours de Giovani Guidiccioni à la République de Lucques,p.73 et sq.Ce discours n'a,semble-t-il,pas été prononcé.
217. Massimo PETROCCHI,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nse del 1674,1954.
218. Weltgeschichte,III,p.251.
219. A.Communales,Marseille BB 41,f° 45.
220. Federico Rahola,Economistas españole,de los sigols XVI y XVII,Barcelone,1885,pp.28-29,B.N.,Paris,Oo 1017,in-16.
221. M.Aleman,Guzmán de Alfarache,op.cit.,I,II,p.254:pauvres qui arrivent à Madrid“tras un asnillo cargado de buena dicha”;Madrid,la ville où l'on fait fortune,Pedro de Medino,op.cit.,p.204 et sq.
222. Fernand Brandel,“Vers l'Amérique”,in:Annales E.S.C.,1959,p.733.
223. Stefan Zweig,Les heures étoilées de l'humanité, Paris,1939,p.53.
224. Novelas Ejemplares,p.p.Fransico Rodriguez,Marin,1943,II,p.87 et sq.
225. Voir infra,p.181 et sq.
226. Gobierno de Viscaya,II,pp.64-65,4 août 1579.
227. B.N.,Paris,esp.60,f° 55（imprimé）.
228. Ibid.,art.60.
229. Ibid.,art.61.
230.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V° Gradenigo au Doge,Saragosse,24 juillet 1586.
231. Ibid.,Zane au Doge,Madrid,30 octobre 1581.
232. Novelas Ejemplares,p.p.Francisco RODRIGUEZ MARÍN,1948,I,p.133 et sq.
233. En Italie le succès du livre de Giacinto NOBILI（de son vrai nom Rafaele Frianoro）,Il vagabundo,Venise,1627.
234. Simancas E° 1157,Palerme,24 février 1590.
235. Marciana,Memorie politiche dall'anno 1578 al 1586,23 avril 1585.
236.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t.IX,p.264.
237. A.d.S.,Mantoue.A.Gonzaga,série E 1522,Aurelio Pomponazzi au Duc,Rome,17 mars 1590.
238. A.d.S.,Venise,Senato Terra 1,26 mars 1545.
239. Ibid.,Brera,51,f° 312 v°,1540.
240.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p.p.FUNCK BRENTANO,1889,p.26.
241. A point nommé en Angleterre,la poor law fait disparaître les pau-vres de la rue,G.M.TREVELYAN,op.cit.,p.285.
242. Mercure de France,15 juillet 1939,“La Sicile aux temps préfa-scistes connut des jacqueries dignes du Moyen Age”.
243. G.BUZZI,“Documenti angioni relativi al comune di Aquila dal 1343 al 1344”,in: Bollettino della Regia Deputazione abruzzese di storia patria,1912,p.40.
244. E.Albèri,op.cit.,II,V,p.409.
245. L.von PASTOR,op.cit.,X,p.59.
246. Voir infra,p.339.
247. A.d.S.,Florence,Mediceo 4898,Scipione Alfonso d'Appiano au Prince,Barcelone,24 janvier 1567.
248. Ibid.Mediceo 4897,1er juin 1565,f° 110 v° et 119.Autres ruptures,La Méditerranée…,1er édit.,p.650,note 3.
249. Ibid.
250. P.George,op.cit.,p.576.
251. D.Peres,Historia de Portugal,V,p.263.
252. Et non de Florence comme dit le texte.Lutte contre l'État,auto-défense d'une “civilisation”paysanne,sur ces thèmes voir l'admirable livre de Carlo LEVI,Le Christ s'est arrêté à Eboli,Paris,1948.
253. STENDHAL,Abbesse de Castro,éd Garnier,1931,p.6.
254. Ibid.,p.7.
255. Ibid.
256. LANZA DEL VASTO,La baronne de Carins,“Le Génie d'Oc”,1946,p.196.
257. Op.cit.,p.320.
258. Armando ZANETTI,L'ennemi,1939,Genève,p.84.
259. Baron de Busbec,op.cit.,I,p.37.
260. Mémoire de l'évêque de Limoges,21 juillet 1561,B.N.,Paris,fr.16 110,f° 12 v° et 13.
261. Simancas E° 1058,f° 107,Notas de los capitulos...（1570-1571）.
262. Simancas E° 1338.
263. Salazar à Philippe II,Venise,29 mai 1580,Simancas E° 1337.
264. Simancas E° 1077.
265. L.von Pastor,op.cit.,X,p.59 et sq.
266. Voir notamment DOLLINGER,op.cit.,p.75,Rome,5 juin 1547.
267.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A.N.,K 3 janv.1578,Simancas E° 107.
268. Sumario de las provisiones que el Visorey de Napoles ha mandado hacer;s.d., ibid.
269.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9 avril 1578（reçue le 29 mai）,Simancas E° 1077.
270. Le même au même,17 féve.1578,ibid.
271. E.ALBÈRI,op.cit.,II,V,p.469.
272. B.N.,Paris,esp.,127 f° 65 v° à 67.
273. 28 mars 1555,V.Lamansky,op.cit.,p.558.
274. 22 juin 1585,L.von Pastor,op.cit.,X,p.59.
275. A.Marcelli,“Intorno al cosidetto mal governo genovese”,art.cit.,p.147,sept.1578 et oct.1586.
276. Voir supra,I,p.90.
277. H.de Maisse au Roi,Venise,20,juin 1583,A.E.,Venise,31,f° 51 et 51 v°.
278. Ibid.,f° 56 v°,11 juillet 1583.
279. G.SCHNÜRER,op.cit.,p.102.
280. R.Galluzzi,op.cit.,II Passim,et t.III,p.44 et sq.Voir supra,II,p.78.
281. Ibid.,III,p.44.
282. Ibid.,III,p.53.
283. Ibid.,II,p.443.
284. L.Bianchini,op.cit.,I,p.60.
285. Marciana,5837,Notiziè del mondo,Naples,5 mars 1587.
286. Cité par E.FAGNIEZ,L'Économie sociale de la France sous Henri IV,1897,p.7.
287. R.BUSCH-ZANTNER,op.cit.,p.32.
288. Gilberto FREYRE,Sobrados e mucambos,p.80 et sq.
289. Simancas E° 1283,Le connétable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Milan,25 août 1597.
290. R.GALLUZZI,op.cit.,II,p.441.
291.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1591,p.317:histoire de ce Pape que créent les bandits,autour de Forli,dans la personne d'un Giacomo Galli:ils lui obéissent comme s'il était souverain pontife.Il sera pendu avec unchapeau doré...L'anecdocte est autant politique que religieuse.Pas d'autre détail à signaler à cet égard.Les partisans de l'ordre disent bien que les bandits violent les lois divines et humaines,mais c'est là façon de parler.
292. Ambroise PARÉ,Œuvres complètes,1598,p.1208.
293. G.MECATTI,op.cit.,II,p.780.Lutte des partis dans l'État Pontifical au temps de Pie V,L.von PASTOR,op.cit.,p.XV.
294. Ibid.,p.782.
295. Op.cit.,p.145.
296. 28 mars 1592,Simancas E° 1093,f° 12;G.MECATTI,op.cit.,II,p.781（1590）.
297. G.MECATTI,op.cit.,II,p.784（1591）;Amedeo PELLEGRINI,Relazioni inedite di ambasciatori lucchesi alla corte di Roma,sec.XVI-XVII,Rome,1901:en 1591 poussée de banditisme au voisinage de la frontiète entre Rome et Naples,mesures inefficaces de répression.
298. H.WÄTJEN,op.cit.,p.35.
299. G.MECATTI,op.cit.,II,pp.786-787.
300. Op.cit.,p.32.
301. J.B.Tavernier,op.cit.,I,p.2.
302. Angelescu,op.cit.,I,p.331.
303. 11 oct.1580,CODOIN XXXIII,p.136.
304. B.N.,Pairs,Esp.60,f° 112 v° à 123 v°（s.d.）,1577.
305. Ibid.,f° 350 à 359.
306. Malhechores de Valencia,1607-1609,Simancas E° 2025.
307. 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P° Priuli au Doge,Madrid,21 octobre 1610.
308. Jacob van Klaveren,op.cit.,p.54,note 16.
309. Georg FRIEDERICI, op.cit.,I,p.307.Que ferait Sancho Pança de vassaux noirs?mais il les vendrait.Sur la servitude domestique,R.LIVI,La schiavitù domestica nei tempi di mezzo e nei moderni,Padoue,1928.S'arrêtant au XVe siècle,le livre maître de Charles VERLINDEN,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 diévale,I,Péninsule ibérique,France,1955.Esclavage domestique des noirs à Grenade Luis de CABRERA,op.cit.,I,p.279;à Gilbratar,Saco...,p.51,77,79.L'esclavage disparaît en France dès le XIIIe siècle,PARDESSUS,op.cit.,V,p.260;Gaston.ZELLER,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1948,p.22;l'esclave vendu comme une marchandise en Sicile.PARDESSUS,op.cit.,V,p.437.
310. E.GARCIA DE QUEVEDO,Ordenanzas del Consulado de Bugos,1905,p.206,note.
311. Op.cit.,II,III,VII,p.450.
312. VILLALÓN,Viaje de Turquia,1555,p.78.
313.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Pyrénées Orientales,B.376“por esser latru e sens amo”.
314. A.d.S.Naples,Notai,Sezione Giustizia,51,f° 5（36 ducats,un esclave noir,1520）;f° 244（35 ducats,une esclave noire,1521）.
315. Alberto TENENTI,“Gli schiavi di Venezia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in: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955.
316. A.d.S.,Mantoue,E.Venezia,16 juin 1499.
317. A.d.S.,Florence,Mediceo 2080.
318. SANUTO,op.cit.,XI,col.468,Palerme 3 sept.1510.
319. A.d.S.,Florence,Mediceo 2077,f° 34,9 avril 1549.
320. François Simiand,1873-1935,philosophe,sociologue,économiste,historien,a été le maître à penser des historiesn français,l'un des grands orienteurs,à côtè de Marcel Mauss,des sciences sociales en son pays.Ses principaux travaux: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3 vol.,1928-1930;Le salarie,l'évolution,sociale et la monnaie,3 vol.,1932;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néral des prix du XVIe au XIXe siècle,1932;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