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地中海最复杂、最矛盾的角色。它们在刚刚被人承认具有某种性质的时候，又获得另外一种与这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性质。各种文明之间亲如兄弟、宽容大度；它们接受别人来访，也进行回访；它们虽然爱好和平，但也同样好战；它们令人惊奇地固定不变，但同时也移动漂流；它们的表面受到成千上万个旋涡搅扰；它们的日常生活的细小的微粒受着毫无规律可言的“布朗运动”的支配。文明就像沙丘一样，牢牢地固定在土地的隐藏着的断层上。沙粒听任大风扬起，飘来飘去，被吹集成堆。但是，沙丘这个无数运动的固定不变的总量，仍然留在原处一动不动。
马塞尔·莫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概述的优点，1毫无疑问就在于让人注意到这些文明固有的能动的、运动的性质和像强烈的光线那样可以变化的性质。可能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突出它们的稳定不变性来。在各种文明的生命中变化着的、运动着的就是这个生命的精华和全部吗？毫无疑问不是。这里我们又会遇到结构和机遇、形势之间的，瞬间和长时段甚至和很长时段之间的对话。一种文明既不会由于那种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自身要完成的事物的粗暴力量，也不会由于那种完全听任历史的偶然性和好意摆布的惰性力量，也不会由于那种被最广泛地散布的、被最贪馋地吞下的宣传教导，而能够明显地侵越、影响另外一种文明的范围。从根本上说来，事物的某种形式、某种格局总是预先已经决定。北非不是在1962年3月“背叛了”，2而是早在8世纪中叶，甚至可能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在东方的女儿迦太基建立时，就“背叛”了西方。3
1.各种文明的多变和稳定
发展变化和静止不变两者互相伴随，互相补充，互为因果。我们可以不冒迷误的风险通过一种或者另外一种途径来研究地中海的各种文明，通过表面上看来最荒诞不经的途径，通过它们的乍一看最无意义的方面来研究这些文明。这个方面是细小的琐事和每天偶然发生的事件的混合物。它像尘土积成的云一样从任何一种活的文明升起。
社会新闻和轶事的意义
这些细小的琐事4比长篇论文能够更好地说明地中海人的生活，一种变化无常的、从各个方向被命运之风驱动的生活。1598年，在地中海某处的一艘大型帆船上，一个来自圣马格里塔的热那亚旅客向一个拉古萨老板吐露了他的隐情。这个旅客是一个拉古萨人合法的指定遗嘱执行人。这个拉古萨人在波托西死时非常富有。他委托这个热那亚旅客在梅佐寻找他的继承人。梅佐是个位于拉古萨附近海上的小岛。该岛是培养远洋航行船舶的船长和水手的场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经过调查，合法的继承人全部找到。5关于下面另一个拉古萨人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比较少。他名叫布拉斯·弗朗西斯科·科尼奇，也定居秘鲁。威尼斯对他十分关注，因为1611年年底6他拥有一艘大型帆船“圣玛丽亚·德尔·罗莎里奥·埃·瓜德罗奇”号所装载的货物的一半。威尼斯市政会议进行报复，扣押了这艘船。另外一则社会新闻：拉古萨还发生一起证明某人死亡的事。死者是一艘大型帆船的船长，与1596年菲利普派出对付英格兰的那支舰队同时遭到灭顶之灾。法庭听取这个失踪者在出发远航前写给他妻子的信。这封信10月15日寄自里斯本，读起来真像一份真正的遗嘱：“今天我们驶往爱尔兰。上帝知道谁还能够从那里归来。”写信的人后来没有返回。7还有另外一件事，但发生在热那亚。一个当时身份用拉丁文填写为Pompeus Vassalus quondam Jacobi船长的人，在庄严的赎回奴隶事务处长官面前就波多菲洛的马泰奥·福尔特的推定的死亡作证。他说：“我去年从5月到9月11日在埃及。我在所说的地点询问过好几个人亚历山大的‘贝勒’的帆桨战船上的奴隶马特奥·福尔特是否还活着……因为这个名叫马特奥的人在我的房屋附近有一所房屋，我想把这所房屋买过来。认识他的人全都说他已经在好几个月以前死了。那里有一些来自拉巴洛的认识他的奴隶。”8
一个来自博季亚斯科、在阿尔及尔被俘的名叫杰罗尼莫·坎波迪梅利奥的热那亚人的险遇，也是一则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社会新闻。这个人1598年50来岁。他的被俘日期和他过去在阿尔及尔的老板的名字，都没有查清。这个老板临终时赠给他一爿店铺。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他出现在街上，穿着打扮得像土耳其人一样。一个人肯定说他娶了个女穆斯林。“我想他是放弃了宗教信仰，不想回来了。”9这是一个比料想的更经常发生的故事的结论。事实上，甚至根据当时一个作家的说法，10基督教徒成千上万地改变信仰，投向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各种伟大的文明，或者各个强有力的政府，抵制这种现象，与之进行斗争，赎回它们误入歧途的孩子。单个的人通常则比较随和。后来逐渐制定了一项正式的法规来对付这些背教者。16世纪，他们已经不受褫夺公权的处分。一个居住在突尼斯的背教者甚至用有利于他在锡拉库萨的兄弟的方式处置他的遗产。11 1568年，一个名叫弗赖·路伊斯·德·桑多瓦尔12的人甚至向地中海的基督教君主、王侯们主动提出一项庞大的赎罪方案：将对这些迷路的人进行赦免。这样就会终止他们加给基督教世界的无穷祸患。在这期间，每个背教者都可不冒任何风险回到家里。威尼斯人加布里埃尔·祖卡托的情况就是例证。1572年，他被塞浦路斯的征服者俘虏，并且沦为奴隶。35年后，即1607年，他回到威尼斯，回到最神圣的信仰上来并要求得到一个经纪人的职位。鉴于他一文不名，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甚至还能用土耳其文写作”，他的这项请求被五贤人接受，然而，改宗伊斯兰教就是背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13
不管怎样，地中海的这两种伟大的、敌对的和相邻的文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彼此不断的接触变得友好起来。在阿尔及利亚人于1540年对直布罗陀进行的那场失败的进攻中，80名基督教徒落到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手里。警戒解除，惊恐消失后，按照惯例进行谈判。缔结了类似停战协定的条约后，进行正式会谈。阿尔及利亚的船只驶入港内，水手登陆，在城里游逛，和他们的老相识——过去的俘虏或者过去的老板——重逢，然后到下等咖啡馆或者小酒店去吃饭。这时，市民帮助运输淡水，向阿尔及尔舰队提供给养。14大家友好亲善，互致良好的祝愿。这种友好亲善或许可以和在同一条战壕里作战的士兵之间的那种兄弟般的感情相比。可以想想，有谁愿意在两种敌对的宗教之间有一块密不透风的隔板呢？人们来来往往，对国家或者信条形成的边界漠然置之。他们知道存在着航海和贸易的需要、海上行劫和战争提供的偶然的机会、彼此串通的机会或者时机和环境促成的背叛。由此而产生了层出不穷的例如梅勒克·亚萨那样的险遇。这个改宗伊斯兰教的拉古萨人于16世纪初在印度又被人找到。那时他正负责防守第乌岛对抗葡萄牙人（他占有这个职位好几年）。15三个西班人的险遇也可作为例证。1581年，一艘来自阿斯特拉罕的英格兰小轮船在里海的杰尔宾特收容了这三个西班牙人。这艘英格兰船由莫斯科公司每两年或者每三年租用一次。这些西班牙人毫无疑问是背教者，是土耳其军队的逃兵，七年前在拉古莱特被俘。16他们的奇怪的故事真是无独有偶，1586年，英格兰船“大力神”号把德雷克在西印度释放的20名土耳其人带回土耳其。这是在叙述这艘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船的航行故事的一个插曲中简短地提到的一个细节。17
17世纪初发生了同样的险遇。1608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朱里亚奥的人一直被囚禁在里斯本的S.朱里亚奥·达·巴拉的城堡中。他被俘时已经受过洗，18过去统率过在梅林德海岸附近的土耳其帆桨战船。1611年，波斯人俘虏了在首相穆拉德帕夏的土耳其军队里的3名法国人和1名德意志人。上帝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去土耳其的。当然，不管怎样，他们总是经过了君士坦丁堡的驿站。此外，波斯人还俘虏了一个出生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他们全都受到胜利者的宽宥，然后由伊斯法罕的嘉布遣会修士收容。19
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康斯坦丁·费尔贡的希腊冒险者在17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命运。这个人生于凯法利尼亚岛，自称是某个威尼斯贵族的儿子，后来深受暹罗国王宠信，在暹罗“一切都由他经管……”20
文化财产怎样旅行
人旅行，文化财产也旅行。既有日常的旅行，也有最料想不到的旅行。文化财产随着旅客的不断流动，某年被某些旅客带到这里，下一年或者一个世纪之后又被其他旅客从这里带走。这些财产往往由无知的人的手来运输、抛弃、重新拾起。多瑙河流域各地的第一批用于翻印东正教的虔诚的教理的书籍的印刷机是门的内哥罗的商贩16世纪初从威尼斯或者从威尼斯属地21带到那些地区去的。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创办并经营全部该地恰好短缺的货品的商业。他们开办五金铺，22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要等到19世纪23才出现首批使用阿拉伯字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厂24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25这种炮架使苏里曼大帝的军队能够用野战炮装备起来。这是这支军队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查理八世在意大利1494年作战时使用的炮架可能是这些炮架的样品……26
但是，大部分文化财产的转移是在不知道谁是转运者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转移的数量是如此之大，其中一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而另一些的速度又是如此之慢，它们的方向路线是如此曲折多变，以致在这个什么也不会留在原处、永远乱七八糟的巨大货站上，人们无法辨明方向。如果能够在这些行李中辨认出一件，就会有一千件无法辨认。在这些无法辨认的行李中，有的地址、标签短缺；有的有包装物而无包装的内容；有的却又只有包装内容而无包装物。当问题在于艺术品时，在于贝叶教堂27的墙角饰时，在于一幅在西奈28重新发现的加泰罗尼亚的画时，在于在埃及验明的巴塞罗那的铁饰或者在于一些16世纪在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在意大利或者德意志的影响下完成的奇怪的图画时，人们想对一切重新加以整理，这还行得通。当问题在于实质性的货品，例如日常用词或者地理用词时，这也还行得通，因为对这些进行检验，虽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是可能的。但是，当问题在于思想、感情、技术时，什么样的错误都可能产生。我们难道会认为16世纪的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能够通过像雷蒙·吕尔的折衷主义的思想那样的假设的中介29追溯到伊斯兰教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吗？我们难道会认为西方的韵脚来自西班牙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诗人吗？30我们难道会认为武功歌的内容（这是可能的）借自伊斯兰教吗？让我们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认得过分清楚的人（例如认为我们的行吟诗人使用的词来自阿拉伯的人），31也要提防那些出于对抗，当人、思想、生活的艺术、信仰、爱的方式等等正在地中海进行交换的时候，把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之间的互相仿效、借取的事物统统都加以否定的人。
吕西安·费弗尔32在一篇消遣自娱、引人入胜的文章里，想象了希罗多德如果今天旧地重游，对在我们看来构成地中海国家特征的植物群会感到多么惊讶。这种植物群中有：阿拉伯人从远东输入的橘树、柠檬树、橘子树，来自美洲的仙人掌，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这种树征服了葡萄牙和叙利亚之间的整个地域。现在，飞行员说，能够根据桉树树林辨认出克里特岛），来自波斯的柏树，可能从秘鲁移植来的西红柿，来自圭亚那的辣椒，来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带来的恩惠”——大米，来自伊朗的原来是“中国山区居民后来变成伊朗山区居民”的桃树、菜豆和马铃薯，柏柏尔的无花果树、烟草……这张表既不完全，也没有完结。关于原系埃及土产，33后来又离开埃及漂洋过海的棉花的迁移情况，可以辟出整整一章来加以叙述。一项示明玉米这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怎样于16世纪来到地中海的研究，也会受到人们欢迎。18世纪伊尼亚奇奥·德·阿索错误地假设玉米是有两个来源的植物。他认为，这种植物毫无疑问来自新世界，但在12世纪也经过阿拉伯人之手来自东印度群岛。34咖啡树1550年就已经存在于埃及。至于咖啡，它在将近15世纪中叶到达东方。非洲某些部落的人吃烤咖啡种子。咖啡作为饮料从这个时期起在埃及和叙利亚为人所知。1556年在阿拉伯的麦加禁止饮用这种伊斯兰教苦行僧的饮料。将近1550年，咖啡传到君士坦丁堡。1580年，威尼斯人把它输入意大利。在1640年和1660年之间，它传入英国。在法国，它1646年首先在马赛出现。以后，将近1670年，它在宫廷出现。35至于烟草，它从圣多明各传到西班牙。1559年，甚至可能早在1556年，这种“美味的烟草”随同特韦特经过葡萄牙到达法国。361561年，尼科从里斯本把烟草粉寄送给卡特琳·德·梅迪奇治疗偏头痛。37这种宝贵的植物很快就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将近1605年，它抵达印度。38在穆斯林国家它经常遭到禁止。但是，1664年，塔韦尼埃看见索非自己也在抽烟斗。39
这张小趣事表还可以延长。小亚细亚的悬铃木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40稻米的种植16世纪也引进尼斯地区和普罗旺斯沿海地区。41在我国叫作“罗马莴苣”的莴苣，是由一个名叫拉伯雷的旅客带到法国的。我们经常引用他的书信的那个布斯拜克从安德里诺普尔带回第一批丁香。这些丁香在维也纳借风力之助长遍该地的整个田野。进一步的验证并不会对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增添什么东西。这一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就是地中海各种文明的混合搅拌的巨大程度和广阔范围，这种混合搅拌现象因这个混合地区的文明的组群从一开始起就种类繁多而产生更多的重大后果。在一个地区，这些文明的组群由于以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互相交换和互相借用，往往清楚明显。而在另一个地区，它们混在一起，特别嘈杂拥挤。这些嘈杂拥挤的景象，令人想起那些东方的港口。正如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各种类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能包含的头饰、时装、烹饪、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物的聚集场所。
泰奥菲尔·戈蒂埃在其所著《君士坦丁堡旅行记》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每个中途停靠港的这种大规模的假面舞会的景象。最初读者还分享他的这种消遣自娱之乐。之后，读者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自己阅读这本书时会跳过书中必然会有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总是千篇一律、陈腔滥调。到处是同样的希腊人、同样的亚美尼亚人、同样的黎凡特人、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土耳其人、同样的意大利人……当人们仔细观看热那亚、阿尔及尔、巴塞罗那和亚历山大等的港口区的虽然不那么生动但仍然活生生的景象时，便会有个文明显然不巩固的印象。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就最容易弄错事实，产生迷误。历史学家认为萨拉班舞是古老传统的西班牙舞蹈。他们接着又发现这种舞蹈在塞万提斯42时代才刚刚出现。他们把捕金枪鱼想象为热那亚水手、那不勒斯人、马赛人或者科西嘉海角的渔民特有的劳作活动。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捕这种鱼，并在将近10世纪时把这种劳作活动传给别的民族。43总之，历史学家几乎准备遵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观点，44认为真正的地中海种族是居住在混杂的、有世界性的港口内的种族（现在只举出其中的大港：威尼斯、阿尔及尔、里窝那、马赛、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巴塞罗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把所有的种族合并为单一种族的种族。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诞不经之谈吗？混合本身就必须以成分的多样性为前提。混杂现象就证明并不是一切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群体中，就证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成分，就证明当人们远离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随意混杂交错在其中的庞大中心时，人们就重新发现这些成分是孤立的、可以辨认出来的。
传播和拒不借用
除了能够把自己的货品输出到远方、能够发扬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文明。一种不输出人、不输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曾经有过一种阿拉伯文明，它的重要性和衰退已经为人所知。曾经有过一种希腊文明，它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本体。16世纪存在过一种拉丁文明（我不再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在与海进行斗争时，这种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抵抗力最强的文明。它光芒四射，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向前移动，并且通过地中海向欧洲的深处，向大西洋和海外移动。这种历时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传播，也是造船能手意大利人即将传授给葡萄牙，并且一直传授给波罗的海地区的造船技艺的传播，也是意大利人最先获得然后示范传授的丝织技艺的传播，也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等经商年代久远的商人先于北欧人很久就创立出来的会计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也是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女儿——人们能够了解它在欧洲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艺复兴——的巨大反响的传播。
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师傅那样得心应手地使用采用的工具。地中海文明的重大借用之一，毫无疑问是由德意志师傅传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果阿的印刷术。
一种文明有时拒绝借用。它反对某些联合。它在交换者向它提供的交换物中进行选择（如果没有警惕，或者更简单地说，如果没有脾性和倾向的不相容性以及口味爱好的不相容性，交换者往往会把这些交换物全部强加给它）。从这些现象中也可辨认出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来。只有乌托邦主义者（16世纪有一些例如纪尧姆·波斯特尔这样的可敬的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梦想把各种宗教合为一体。在构成每种文明——这是财富、力量和制度的合成物——中，宗教正好是最属于个人的和最具有抵抗性的东西。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但这同把它们混合为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拒绝借用吗？16世纪提供了这方面最光辉的范例之一。百年战争甫告结束，天主教就经受了宗教狂热的浪潮的冲击。在这些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它像一株树皮爆裂的树那样折断碎裂了。在北欧，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南欧，在传统上被称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这场运动和很多人称之为巴罗克文明的文明发展兴盛起来。
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个北欧地区和一个地中海地区。这是两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从宗教上讲，各自有自己的灵魂，因而判然有别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地中海地区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宗教感情：这种方式正如它过去曾经使蒙田在意大利45或者圣古阿尔大使在西班牙46感到震惊不快一样，正如它过去被耶稣会会士或者穷人的耶稣会会士亦即嘉布遣会修士，把它传入西欧时曾经使整个西欧感到震惊不快一样，今天仍然使北欧人震惊不快。甚至在像弗朗什—孔泰这样的深皈天主教的地区，苦修修士的仪式行列、新的弥撒和祈祷活动、南欧的虔敬行为中的色情的、富于戏剧色彩的以及对法国人的口味来说超过限度的事物，都使很多冷静审慎、明哲理智的人大为愤懑。47
尽管如此，新教仍然把几个锐利的尖头推入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48推入中央高原，推入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推入贝亚恩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然而，它最后却在地中海地区的边境处处遭到失败。拉丁文明在经过犹豫不决和使它的拒绝变为更加具有特征的猛进之后，对“山的彼侧”的宗教改革回答了一个“不”字。如果说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或者后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能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争取到一些信徒的话，这些思想观点也只不过能使个别人或者个别狭小的团体感到兴趣而已。这些人几乎总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教士、大学生、书商、小手工业者以及把禁书藏在货物包里带回国内的商人，或者是（马塞尔·巴塔荣在他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一书中提到）把自己的信仰的根深深扎进自己的那块土地里的人。这块土地他们不借自任何人。这块土地就是伊拉斯谟信徒在西班牙、瓦尔德信徒在意大利耕耘的土地。
宗教改革在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失败，难道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政治问题，是统治问题，是精心组织策划的镇压产生的后果吗？谁也不会低估有计划的、长期的迫害的影响。因阿尔贝公爵和他的继承者使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手段而大部分再度天主教化的荷兰的例子，必要时将会使我们免犯这种低估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异端”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它们比作北欧的各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个区别来：新教在地中海并没有深深触及民众。新教是精英人物发动和进行的一场运动，而且，在西班牙，这次宗教改革往往在教会内部进行。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信徒也好，那不勒斯的瓦尔德信徒小派别也好，都不比法国的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小派别更企图同天主教会决裂。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像埃马纽埃尔·罗马卡纳基所说的那样，“不是一场真正的宗教叛乱”，它之所以仍然“谦恭、沉思、对教皇毫无侵犯性”，它之所以反对暴力，49那是因为它大大超过一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基督教的复兴。“改革”这个词是不适当的。危险或者勉勉强强称得上是危险的危险，只在皮埃蒙特由于沃多瓦派教徒50的缘故发生过（但是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吗？），只在弗拉拉的勒内·德·弗朗斯的宫廷中发生过，只在那里的最富有的丝绸制造商从1525年起51就欢迎宗教改革的卢卡发生过；只在将近同一时期在那里召开过几次大会52的克雷莫纳发生过，只在殷勤接待北欧人、将近1529年方济各会修士或者奥古斯丁教派僧侣在那里建立了包含相当多手工业者的小组的威尼斯发生过。53在意大利的别的地方，宗教改革是个人的事。它的历史是一部收有“锡耶纳人”奥基诺的丑闻之类材料的历史。目睹这位先生1547年54抵达英格兰的德·塞尔韦指出，这位昔日意大利的大名鼎鼎、口若悬河的天主教的讲道者，今天在英格兰已经改而信奉、依从“德意志人的新观点”了。其次，进行改革的往往是巡游牧师。55这些人只不过路过某地，在途中撒播改革的种子而已。种子发芽后，庄稼长势很差。进行改革的还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沉思冥想的人、命运颇不寻常的人。在从事改革的人中，有翁布里亚人巴尔托洛梅奥·巴尔托乔56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个人在日内瓦开店经商，在一次去热那亚旅行时被捕，后被解送罗马宗教法庭并于1569年被处以火刑。从事改革的还有像于1600年57在坎波—德尔费奥里被处以火刑的季奥尔达诺·布鲁诺58那样卓越的被害者。
最后，让我们不要根据天主教的和教廷的焦急不安来判断新教在意大利形成的危险。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易于夸大这种危险。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1568年夏天人们担心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会南下意大利。据说，这些胡格诺派教徒将会发现意大利半岛的内部已经被折磨得到了危险的程度。59根据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来判断，就等于根据贡扎洛·德·伊列斯卡斯、帕拉莫、略伦特、卡斯特罗或者J.马克·克里等人60的著作来判断新教在西班牙形成的危险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功劳或者罪行。
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如果确有宗教改革的话）局限于两个地点：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1557—1558年镇压过后，宗教改革是一些孤立的个别事件。进行改革的往往是些普通疯子，例如埃尔南德斯·迪亚斯这样的人。摩勒纳山的牧人对他谈过塞维利亚的新教徒。他记住了这些牧人对他谈的那些足以使托莱多的宗教裁判所于1563年逮捕他的内容。61再者，他是个感到满足的疯子。他很高兴在狱中吃肉比在家里吃得还多。几个真正的西班牙新教徒走遍全欧，不断迁徙，从一个避难处到另一个避难处。著名的米歇尔·塞尔维和1578年在日内瓦“研究教派”并因可能准备来西班牙讲道传教或者可能准备向印度运送宣传书籍而被人向胡安·德·韦尔加斯·梅克西亚大使告发的大约12名流放者就是这样的人。62
西班牙当局的确厌恶并且密谋打击这些步入歧途的孩子。宗教裁判所同他们进行斗争，颇得民心。它对米歇尔·塞尔维进行缺席审判之后，紧接着又予以热情关怀。这件事事关国家民族的荣誉。63当1546年阿隆索·迪亚斯在多瑙河沿岸的诺伊堡命令他的一个仆役处决他自己的那个玷辱了他的家族和整个西班牙的兄弟胡安时，正是同样一种感情在驱使他。64因此，怎样来谈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呢?谈论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像人们就圣布莱士城的那个在1540年表示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的异教徒弗朗西斯科·扎科的事,笼统地谈拉古萨的宗教一样,或者像谈根据拉古萨的历史学家拉齐的继承人的看法曾经在1570年出现过的“新教的倾向”一样。65因此，这样谈是不现实的。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疗法，而是顺势疗法了。
一个名叫德利奥·康蒂莫里66的历史学家寻思：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历史都是通过研究人物传记的细节来进行的；这部历史当它根据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被重新置于它萌芽的社会环境中时，是否会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当然是这样。很久以前，爱德加·基内67曾经作过与此相同的思考。不过，如果问题被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提出来探讨论述，它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意大利拒绝接受宗教改革，这同西班牙拒绝接受宗教改革相类似。这种拒绝在人种志的意义上难道不就是拒绝借用吗（这种借用正是文明的主要特征）？其所以拒绝借用，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像好多肤浅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信教的”，而是因为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在天主教的老树上上升的液汁结出的是意大利的花和果，而不是德意志的花和果。被人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正是它的宗教改革。人们注意到南欧国家被阅读《旧约全书》这种活动吸引的程度低于北欧国家。68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不同，没有被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从德意志一直漫溢到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北部的那股巫术的巨浪淹没。69或许由于一种隐藏着的古老的多神教的缘故，地中海的基督教徒甚至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也喜爱对圣徒的崇拜。当外界的攻击趋于激烈时，对圣徒和对圣母的虔信更热烈起来。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把这件事看成罗马或耶稣会教士的花招阴谋，纯系虚妄不实之见。在西班牙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播对圣约瑟夫的崇拜。《玫瑰经》的民众团体到处支持、赞扬对圣母的热烈崇拜。季奥瓦尼·米克罗这个那不勒斯异端分子就是人证。1564年，他宣布抛弃对大量宗教事务，其中包括对圣徒和圣物的信仰，但继续信仰圣母。70这件事甚至就发生在西班牙完成了为自己制造光辉的和好斗的圣徒：圣徒乔治、圣徒雅克71的时刻。另外一些圣徒随之而来：圣徒埃米利安、圣徒塞巴斯蒂安和那个名声一直远扬到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圣徒伊西德罗。72
因此，当时的拒绝借用是蓄意的、断然的。关于宗教改革，有人说：“这次改革闯进了中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领域，正如野蛮的日耳曼人闯进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73不管怎样，拉丁海海边的罗马帝国剩下的事物，在16世纪比在5世纪更有抵抗力。
希腊文明曾经残存下来吗？
希腊文明本身并没有在这个时代死亡。证据就是它也能够同样断然“拒绝借用”。虽然在15世纪它已气息奄奄、濒临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仍然拒绝与拉丁教派结合。16世纪，问题再度提出。它仍然同样坚决拒绝借用。不幸得很，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国家了解之差并不亚于对这个时期的土耳其的了解。一系列奇怪的文献资料（发现于威尼斯并由拉曼斯基发表于他那内容十分充实的文集中）在好多年以后仍然等待某个历史学家去解析阐明它的含义。这一系列文章说明了16世纪的希腊人面对罗马的天主教时的奇怪的处境。74
1570年，一个希腊人——一个干地亚的或者摩里亚的绅士，向威尼斯作了好几个长篇报告。他主动效劳，进行解释。他说，对希腊的几个邦国来说，进行叛乱，起来反对土耳其的时刻已经来到。这场叛乱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依靠威尼斯。不过，基督教世界必须预先了解希腊人。然而，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希腊主教们曾经不得不忍受多少愚蠢的欺侮和凌辱啊！天主教教士在威尼斯的所有属地上始终对希腊主教们采取轻蔑的态度。这些天主教教士往往只力求用武力把他们从“迷误”中解救出来，禁止或者强加某种宗教仪式，企图禁止在教堂里使用希腊语。然而，这些希腊人宁愿投向土耳其人而不向天主教屈服。他们的确这样行事。他们几乎始终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威尼斯人，反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通常宽宏大量，他们从不企图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从不阻碍从事东正教的宗教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希腊教士就这样置身于威尼斯的，以及总的说来，西方人的最顽固的敌人之列。每当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叛乱在酝酿的时刻，希腊教会的成员总是居中调停，使人们恢复冷静，并且向大家解释，希腊民族的继续存在有赖于这种冷静。
我们的消息资料提供者继续写道，今天，之所以有人准备举起叛乱的旗帜，是因为自从将近1570年以来，一股不容忍异教的浪潮开始淹没土耳其的各个地区；一些教堂遭到劫掠；一些寺院遭到焚毁；一些神甫受到凌辱……对威尼斯来说，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它只有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平相处；向他们保证，天主教教士将奉命将来绝不使希腊教士感到丝毫不安。一个与威尼斯有商务关系的人还自告奋勇，居中斡旋，但他坚持要了解威尼斯是否真的准备信守自己的诺言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胜利在他看来是有保证的。75
只要读读拉曼斯基的文集所收集的与过分热心积极的威尼斯神甫或者僧侣在干地亚或者在塞浦路斯煽起的大量事件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相信希腊教会所表达的抱怨不满的情况确有其事。人们可以明白干地亚人和希腊群岛的其他希腊人被西方指控同别人勾结并且“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往往憎恨天主教徒，他们因此常被指控背叛天主教徒。但是，显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一个从他受雇的土耳其船在希腊港口登岸的希腊水手在陆上探望他的家人时，会从家人那里了解到所有可能得到的关于刚刚驶过的威尼斯舰队的详情细节，或者关于前一天在中途停泊港停留的地中海西部海上行劫者的详情细节，他也会向人讲述这些详情细节。即使这艘土耳其船是海盗船，停泊港是威尼斯的属地，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情况经常是这样的一样。）但是，根本的理由还是把拉丁文明同东正教文明分开的那种敌意。
永存的事物和文化边界
事实上，在改变、掀翻或者搞乱各种文明的那些变化之外，还显现出一些令人惊奇的永存的事物。作为个人的人能够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钩挂在几个固定的、几乎经久不变的点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J.茨维杰奇在思考山形成的障碍时说，山对人种的渗入进行的对抗，“小于对产生于人类活动的运动和对文明的潮流进行的对抗。”76这种思想经过正确的解释和可能的修改后，似乎是正确的。对作为单个人的人来说，一切逾越、攀登、探索和一切转移都是准许的。当他是一个单个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了他，阻挡不了他本人和他搬运的货品，不管这些物品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如果是一个组，是一个社会群体，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一种文明不能同它的全部家什财物一起迁移。个人在越过边界时就会感到身处异域、陌生而且不习惯。他于是“背叛”他的文明，把文明抛在身后。
这是因为这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种文明在成为它的艺术的各种表现共有的（尼采把艺术看成是文明的主要真实，可能是因为尼采和他的同代人使真实成了质量的同义词）同一性之前，在根本上存在于一个由人和历史构成的地理区域里。因此，存在着文化边界，存在着异常持久的文化区域。世界上的任何异种杂交都不能够改变这些边界和区域。
因此，地中海被文化边界——主要的文化边界和次要的文化边界——切割开来。这些边界全都是无法愈合的但又起着作用的伤痕。J.茨维杰奇在巴尔干这一大片地区辨识出三个文化地区。77在西班牙谁会对贯穿托莱多的纬线的两侧的鲜明对比不敏感呢？这个半岛的心脏——一个混合体——就在托莱多。在北面是半独立的小农和隐居在自己的外省小城市里的贵族的贫困的、艰苦的西班牙；朝南是开发垦殖的移民地，这是平时人们愿意看到的唯一的西班牙。这是基督教徒在那里发现了精巧的深耕细作的农业、有组织的大庄园、大批勤劳的农民和大量代代相传的遗产的西班牙。基督教徒没有破坏这些遗产。
在地中海地区的边缘和心脏地带，呈现出更加宏伟壮观的景象。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边境，仍然是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古老的边界线，即沿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那条线。这条线将是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前进线。这条线是新的罗马帝国长城。沿着这条线将会出现耶稣会会士的团体和他们的那些门窗有大括号形装饰的教堂的圆顶。罗马和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分裂正好沿着这道古老的伤痕产生。这就是比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更给予莱茵河边境以“庄严”78的性质的事物。16世纪的法国夹在罗马的这条前进线和新教的推进抵达得最远的比利牛斯山线之间。被两方撕裂为二的法国将再一次承受它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后果。
但是，地中海的各个国家最奇怪的伤痕是东西方之间，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海上障碍之外的一道无法移除的障碍。这道永恒的障碍蜿蜒于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在位于德林河河口的勒什（阿勒西奥）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和阿尔巴尼亚海岸的连接处79那里，从亚得里亚海岸中经内舒斯、雷米西亚纳和拉蒂亚拉等古城直抵多瑙河。80迪纳拉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大片地区，从被罗马帝国西部控制的、宽阔的高地山谷通向那里的潘诺尼亚平原起81到海岸的边缘和朝向意大利的海岛止，都已经拉丁化了。韦利亚岛上讲拉丁方言的最后一个家族（还有一些岛屿呢！）已经在20世纪的头十年绝灭了。82在克罗地亚，一种仍然是意大利模式的生活艺术83今天还和很多其他遗产混合在一起。这种艺术永远流传、延续。毫无疑问，这种意大利模式是一种很古老的意大利模式。
第二道文化边界的一个例子：伊弗里基亚
一个比较不突出的例子，即文化的再分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地中海的三大文明——拉丁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世界文明——事实上是亚文化群，是被共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各不相同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家族的并列。在北非，没有一个文化家族的界限比古老的非洲的城市国家——阿拉伯的伊弗里基亚（今天的突尼斯）——的界限划定得更加清楚了。
大自然打下了它的基础。突尼斯平原北、东两面滨海。这块平原朝南向撒哈拉大大敞开门户。它把撒哈拉的蒿属植物和细茎针茅构成的景色加以延伸。它也收纳撒哈拉的城市尽其所能试图驯化的流浪的、游牧的和散乱的部落。它在西面的自然背景是独特的。这就是：在突尼斯干燥和炎热的平原上展现出一系列难于进入的、险恶的和起伏不平的地面84：丘陵、高原和小山脉。然后，群山一直通向昔日的努米迪，通向今天寒冷的君士坦丁堡地区。85这个地区使旅客回想起西西里中部、多山的安达卢西亚或者撒丁岛的内地。
突尼斯和中马格里布之间的群山起伏的连接地带大致上位于从塔库什角出发，中经克皮尔河、舍里夫河、艾因·贝达、塔夫朗特山及冈蒂亚的这条线的沿线地区。夏尔·蒙希古尔乐于描述这片宽大的连接地带的两侧的变化：这里，朝西是鹳鸟、梣木、榆树、呼啸着高山风暴的天空下的褐色粗瓦屋顶；那里，朝东是台阶形的屋顶、古巴斯注40的白色圆屋顶。这些景物显示出连接突尼斯城市和东方城市（例如开罗或者贝鲁特等城市的兄弟情谊）。“凯鲁万只不过是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它和君士坦丁堡形成鲜明的对照。”君士坦丁堡在不止一个方面还是个房屋质朴而灰暗的山区居民的大村庄。86历史表明：伊弗里基亚在古代和当代都使这条线成了它的界限、它的西方边境。这个边境由障碍构成。这些障碍有时防止，有时勉强放进，但始终阻碍帝国主义对这块风光明媚和诱人的平原进行的冒险。87
这个宽广和质朴的地区朝西对突尼斯精巧的文化形成了一道屏障。16世纪南下突尼斯的君士坦丁堡商人88在找到有台阶的白色房屋和阳光灿烂的城市的同时，找到一个富有的、与东方密切沟通的、定期与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通商的国家。这是一个治理有方、文明开化、阿拉伯语在城乡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在同一时期，中部马格里布，一直到特莱姆森（这既是一座摩洛哥城市，也是一座撒哈拉城市），未开化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阿尔及尔后来在一个没有任何文明酵母的、未经开发的、居住着牵骆驼的人、绵羊牧人和山羊牧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相反，近东地区却具有古老的传统。突尼斯国王穆莱·哈桑是最后几个哈弗西德家族的成员中的一个。他被儿子罢黜并弄瞎失明之后，于1540年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避居。他给会见过他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杰出的君主，喜爱美好的事物，是香料和哲学方面的行家。他的同代人班德洛对我们说，89这是一个“阿威罗伊派学者”，一个哲学家君主，一个即使在马格里布，甚至在暴发户和粗野的冒险家的城市阿尔及尔也永远找不到的君主。……突尼斯对先在1534年，然后在1569年暂时居留该城，最后从1574年起永久居留该城的土耳其人的厌恶，是一个古老的、虔诚的、管理良好和文明开化的城市对蛮族表现出来的憎恶愤慨。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一种文明的最根本的实在性，就是强使这种文明像植物那样生长，强加给它限制（有时甚至是严格的限制）的地理空间。除了这一点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吗？各种文明就是一些地理空间、一些地带，而且不仅仅是人种志学者在谈到一种双刃战斧的地带或者一种羽箭的地带时所理解的那种地理空间和地带。这是一种迫使人并且无止境地受人影响的地理空间。事实上，“突尼斯”的例子难道是一种平原合成体和与之性质迥然不同的山区合成体之间的对抗之外的什么别的事物吗？
交流和转移的缓慢速度
固定在土地上的文明的抵抗力，说明某些发展演变为什么特别缓慢。文明尽管具有明显的可变性，但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经过不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尽管有表面上的破裂）之后才会发生变化。光线似乎是从遥远的星球经过中继，经过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暂时停顿，照射到文明上来，从中国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中国，或者从印度，从波斯到内海的传播情况就是这样。
谁能够说出印度数字，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从它的祖国经由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继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达地中海西部地区花了多少时间呢90？谁能够说出，这些印度数字战胜被认为更难弄错的罗马数字又花了多少时间呢？1299年阿尔特·迪·卡里马拉同业公会禁止在佛罗伦萨使用这些数字。1520年，“新数字”又在弗里堡遭到禁用。直到16世纪末它才在安特卫普使用。91谁能够说出那些源出于印度或者波斯，被希腊寓言和拉丁寓言（拉封丹后来从这两种寓言中吸取创作素材）收入的寓言的流传经过呢？这些寓言今天在大西洋的毛里塔尼亚还生机勃发，不断盛开鲜花。谁能够说出17世纪中国钟变成基督教的钟并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顶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呢？92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要等到钟楼这种建筑从小亚细亚传到西方之后。纸的旅程也同样漫长而缓慢。公元105年，纸在中国发明。在中国，纸用植物制造。93造纸的秘诀据说是公元751年在撒马尔罕由中国战俘泄露出来的。在这之后，阿拉伯人可能用破布代替植物作为造纸的原料。布制纸大概从公元794年起在巴格达开始了它的历程。94它可能从那里慢慢传遍穆斯林世界的其余地区。在11世纪人们注意到它在阿拉伯95和西班牙出现。但是，萨蒂瓦的第一家造纸厂（今天在巴伦西亚的圣菲利普）大概不会创建于12世纪中叶以前。96布制纸11世纪使用于希腊97，将近1350年，它在西方取代了羊皮。98
我已经根据G.I.布拉蒂亚努99的著作指出，将近1340年，法国服装突然发生变化。十字军参加者的飘动长袍被男式短紧身上衣取代。穿这种上衣的人同时还穿紧身短裤和尖头鞋作为补充。所有这些时新的服饰同山羊胡子和特雷森托的西班牙式胡子一道从加泰罗尼亚传入。实际上它们都来自更远的地区，由加泰罗尼亚人从他们经常去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传入。而这些地区又是从保加利亚人甚至从西伯利亚人那里得到这些时新服饰的。至于这个时期妇女的服装，特别是尖角形头饰，它们来自近处塞浦路斯的吕西尼安宫廷。这个宫廷在很久以前又从遥远的唐代的中国传入这些头饰……
完成这样一些旅行，然后使新事物固定下来扎根、长茎，需要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相反，文明的古老的根株却仍然牢固得令人惊奇并且有抵抗力。E.-F.戈蒂埃一反专家们的看法，100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在北非和西班牙重新发现了古老的布匿人文明的基础，而且这些基础为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推进和入侵开辟了道路。在我看来，他这样说，是仍然停留在假说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地中海地区及其周围难道没有古代的残余，没有古代文化的涌泉吗？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希等早期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的教义的影响，16世纪还残存在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中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中。根据埃德里西的看法，12世纪，拉丁语在北非的加夫萨还有人讲。只是在1159年，即比伊斯兰教的征服晚4到5个世纪，由于阿布达尔穆明的迫害，当地最后一批基督教团体会社才从北非消失。101但是，伊本·赫尔东仍然指出，晚到14世纪，在同一个北非有“偶像崇拜者”102。让·塞尔维埃1962年在卡比利亚的苏马姆山谷和在别处进行的人种学方面的调查，也强调伊斯兰教是晚在1000年后传入非洲的。这个伊斯兰教“不是奥克巴的骑兵带来的，而是在两百年后的第9世纪定居在布日伊的什叶派法蒂米特家族带来的。这是一种被伊朗更加精神化了的伊斯兰教。它还因一股股入教的潮流而富有起来。它必然会接触到民众传统的神秘的象征主义”。103此外，这种当今的、很多地方涉及20世纪的、具有强烈的具体现实性的神业，展现出一种民从传统的、一种世世代代留存下来而且今天仍然活着的基础宗教的宽阔的景象：没有神父；每个家长、“每个女主人”都有“主持宗教仪式的能力……这些仪式在尘世上加强了它们所负责照管护卫的人的团体”。104首先，构成这种宗教的特征的，是对死者和对保护圣徒的崇拜。“当圣徒奥古斯丁高呼：‘我们的非洲难道不是播满神圣殉难者的躯体吗？’时，他就已经承认这些白色的坟墓的存在。这些坟墓是山口和山的永恒不变的、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它们后来变成马格里布的伊斯兰教的被人承认的圣徒。”105
我们就这样从文明的瞭望台眺望，并且应该极目远眺，眺望到历史的黑夜，甚至超过这个黑夜。作为一个研究16世纪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新近创刊的关于史前时期的杂志《地下》106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这个刊物从事古地中海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和北欧的底层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它在诸如古时对死者的崇拜的复活等问题上，提供了不少资料。文明也是一种遥远的，而且很遥远的过去。这个过去坚持要继续生存下去，要把自己强加于人。对动植物的生境以及对人的农业实践来说，这种过去和地形、当地的土地、水的供给或者气候这些显然重要的事物同等重要。这一点是一个地理学家撰写的一本受人赞赏的关于普罗旺斯的书确切证实了的。罗贝尔·利韦对“地理遗传”很感兴趣。动植物的生境在这门学科中占首要地位。对罗贝尔·利韦来说，特征非常突出的普罗旺斯高山地区的生境（常规的解释，特别是防御地势理论，对这些生境的解释很不充分、十分可笑），毫无疑问是与一种他顺便命名为岩石文明的文明相联系的。这种文明的基础和传统，上溯到在“罗马人移民定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的地中海传统”。它在罗马时期沉睡，接着苏醒，在16世纪的黎明时期活跃起来。当时绵延不绝、彼伏此起的骚乱正使普罗旺斯的居民痛苦不堪，受尽煎熬。107这是一个把我们引离16世纪但并不引离它的真实事物的题目。
我们应该作出什么结论呢？毫无疑问，作出否定的结论。作结论时，我们不允许自己步其他很多人的后尘，人云亦云，动辄就重复“文明是终究会死亡的”这个老调。终究会死亡的事物，或许是文明的朝开暮谢的昙花，是一个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和短命的创造，简而言之，是文明的经济的胜利和社会的磨难。但是，文明的基础永存。这些基础并非坚不可摧，但它们多次比人们想象的牢固得多。它们顶住了无数次被人料想会来临的死亡。它们庞大的群体经过数世纪的单调转变，始终岿然不动。
2.文明的搭叠覆盖
如果我们想从这样广阔的历史景观返回比较短暂的、迅速地但有意义地变化的、更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和更显示出人的特点的历史上去，那么，我们所能进行的最好的工作，就是仔细观察互相邻接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胜利的文明（或许自以为胜利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文明（它梦想不再被征服）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时有发生。伊斯兰教通过它的代理人——土耳其人——攻占了巴尔干的基督教据点。在西方，西班牙国王统治下的西班牙，把伊斯兰教在这个半岛上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连同格拉纳达一起占领。土耳其征服者和西班牙征服者要把这些征服的成果化为什么呢？
在东方，土耳其像后来英国人掌握、控制印度那样，往往用少量人力来掌握、控制巴尔干。在西方，西班牙人后来无情地压迫他们的穆斯林臣民。这两个强国这样行事，它们服从它们各自的文明的迫切需要的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基督教世界人口过多，而伊斯兰世界人力短缺。
巴尔干东部平原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巴尔干遍及、盖满被拜占庭文明直接或间接征服、统治的地区。在北方，它控制着多瑙河；在西方，它一方面在达尔马提亚、拉古萨或者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的周围地区，触及拉丁文明区的边缘；另一方面，它扩展到用J.茨维杰奇的话来说属于族长文明区的辽阔的多山的边远地带。这种殖民试验在广大地区内进行，以后延续达500年之久。难道能够想象出一个比这个试验更加广泛、更富成果的殖民试验吗？
不幸的是，土耳其的过去仍然被人了解得不充分。巴尔干的历史学家或者地理学家在判断土耳其的过去时，没有始终让自己受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纯粹的科学的考虑指引。即使像茨维杰奇那样治学严谨的人也未能这样做。如果说哈默和津克森撰写的通史已经过时的话，那么，N.约尔加写的历史就杂乱无章了。事情还不仅仅止于此。土耳其统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受到无缘无故的冷遇，正如过去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受到这种冷遇一样。这种情况无法帮助我们把这个至少使我们感到迷惘困惑的世界里（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的事物查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低估土耳其的试验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忽略这股力量传入整个巴尔干的事物，也是不可能的。整个巴尔干被这股力量用来自各地的货品和财富填得满满的。108亚洲的这种风度、气派和色彩，在巴尔干各地非常清晰。它们是土耳其伊斯兰教的传代物。土耳其伊斯兰教散布了它自身得自遥远的东方的货品和财富。它使城市和农村深刻地东方化。在拉古萨这个天主教岛屿上（人们知道这个岛屿是信奉怎样一种激烈的天主教教义的岛屿），女人在16世纪还用面纱遮脸，与社会隔绝；未婚夫在结婚前见不到未婚妻。109这些事物并非无关紧要。在狭窄的岬角上登岸的西方旅行者，马上就会感到这里开始呈现出另外一个世界来。但是，登上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自己难道没有同样的感觉和印象吗？
事实上，在研究土耳其人的影响时，必须把巴尔干的两个区域区别开来。第一个区域包括一个被群山拦阻的斯拉夫地区的西部和一个同样多山的希腊地区的南部。土耳其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占领是罕见的。有人曾经坚持认为（看来事实并非不确），迪纳拉阿尔卑斯山的各个地区的穆斯林自身也并不是土耳其血统的土耳其人，而是伊斯兰化了的奴隶。110简而言之，巴尔干的整个这个西方集团，看来并没有被伊斯兰文明深刻改变。既然这是一整块多山的地区，对这个地区不大容易受到无论来自何方的“开化性”的入侵这个事实，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至于它的宗教的伊斯兰化，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山区的“宗教信仰改变”111的可疑的性质。
相反，土耳其人却让很多他们自己的人在东方的色雷斯、鲁梅利和保加利亚的辽阔的平原上定居，而且在这些地区厚厚地铺上一层他们自己的文明。这些地区从多瑙河到爱琴海，向南和北同样开放。入侵者从两个方向经过这些地区不断涌来。如果说土耳其人的努力能够作为成功或者失败来加以评价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些被这种努力尽可能征服的土地上对这种努力进行评价。
这种努力在被它征服的土地上，发现一个已经变得具有同一性质的群体，虽然这个群体是由根源不同的种族构成的。最后一批到来的入侵者——保加利亚人、佩切内克人和库曼人——来自北方。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已经和更早在那里定居的色雷斯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罗穆内人、亚美尼亚人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成分已经相当好地融为一体了。对新到者来说，改信东正教往往是同化的决定性阶段。在拜占庭也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个地区，人们对此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整个地区由受着大平原自身条件的约束的大平原组成。只有罗多皮高原和巴尔干山脉，特别是斯雷坦雅·戈拉，还保存着过着独立的山区生活的孤立的小群体。这种生活是巴尔干杰斯人的生活。巴尔干杰斯人今天仍然是迁徙和游牧民族，是保加利亚的最奇特的民族之一。112
在土耳其进行征服期间，某些保加利亚领主逃到库斯坦迪尔和克拉托沃地区的山区避难地，以便逃脱他们的那些留在平原上的同类所受的那种奴役。他们的同类最后也以缴纳贡物为代价，成功地保存了他们过去的特权。113这些避难的领主形成了总的规律的一个小小的例外，因为土耳其进行的征服使平原地区沦于农奴制统治之下，摧毁了一切能够使保加利亚社会受到保护、得以保存下来的事物，杀死贵族、领主或者把他们流放到亚洲，焚毁教堂，并且还几乎把西帕伊尼克制度的沉重枷锁立刻套在这个从事农业耕作的民族的身上。西帕伊尼克即这个民族的服役军人贵族。这个贵族不久就变成了地主贵族。这个地主贵族骑在这个动物，即耐心、勤劳、对什么都逆来顺受的保加利亚农民的背上，过着舒适的生活。正如他们的同胞对我们描写的保加利亚农民巴雅·甘杰那样，保加利亚农民是平原地区的人的典型，是大领主的奴隶，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百依百顺，干活干得精疲力竭，脑子里想的只是一餐饭。阿勒科·康斯坦丁诺夫把保加利亚农民描绘成粗野的，“野蛮到骨髓”的人。他说：“保加利亚人吃饭时狼吞虎咽，关心的只是吞下肚子的东西。如果有300条狗在他们周围相打，你咬我我咬你的话，他们也不会撂下饭碗、杯盘。他们额上的汗水简直要滴落到盘子里了。”1141917年，一个战争通讯员为他们画了一幅几乎并不更讨人喜欢的肖像：“他们是很好的士兵，遵守纪律，作战英勇但不鲁莽，他们顽强但不热情。这是一支唯一没有进行曲的军队。士兵们行军时，顽强、沉默、吃苦耐劳、冷漠、天性残酷但不暴烈，打仗得胜也不喜形于色。他们从不唱歌。人们从他们的体格和举止中很快得到一种迟钝、麻木和笨拙的印象。他们是还没有制作完全的人。他们似乎可以说不是单个地，而是成批成批地制造出来。他们了解问题迟钝缓慢，但是勤劳、工作耐心、贪婪、节俭……”115
图61 1609年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
根据T.陈尔帕朗·东吉：《巴伦西亚王国中的摩里斯科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6年4月—6月）。
这幅图上的插图是对巴伦西亚向北的延续部分的描述。这幅特殊的地图的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显示出两种人口的异乎寻常的混合。这一切正如下一幅关于在1565年和1609年之间这个时期的人口的发展演变情况所显示的那样，都是在人口在几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
图62 1565年到1609年巴伦西亚的人口发展演变情况
如果到西方山区的居民中间去搜寻关于平原农民的风趣的评论，这类具有倾向性的贬抑性的话就会成倍增加，这些不公正的描述也会得到补充。在西方，这些农民受人讥讽嘲笑。这是一种自由战士对这些粗笨的农民的藐视。这些农民穿着缝制粗糙的外衣，呆然木立，生来就惯于集体干活。他们是始终被禁止有个人主义、奇思怪想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爱好的人……在北方，罗马尼亚平原如果不是因远离土耳其这种地理位置而免于落入土耳其手中的话，如果不是因鞑靼游牧人的侵扰袭击而保持警惕的话，它也会遭受同样的奴役。从喀尔巴阡山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广阔山区迁移来的酵母特别使当地的生面发了酵……
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保加利亚农村，土耳其进行征服时甚至并不需要使用武力来使农民低头屈服。这些农民已经低头受人奴役，准备服从并且继续他们的耕作劳动，因为他们一直在耕作劳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旅行者，把保加利亚的各个地方描绘成富有之邦。1161595年，帕奥洛·季奥季乌断言这是土耳其的粮仓。117然而，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凶残的土匪的蹂躏、领主和国家的敲诈勒索、农民的贫困（当然不是他们的懒惰）以及农民使用的原始工具（他们用小木犁耕作）等因素，使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大片大片土地荒芜未耕……大犁只在大庄园中使用。在这些庄园的土地上，根据情况实行粗放耕作或者种植软粒小麦和硬粒小麦。稻米于15世纪随同土耳其人到来，在菲利波波利和鞑靼·帕扎尔哲克等地种植成功、长势良好，在卡里布罗德州长势较差。16世纪保加利亚的稻米产量估计为3,000吨左右。引入马里查河平原的芝麻以及引入安德里诺普尔、库斯坦迪尔和色雷斯周围的马其顿地区的棉花，都是16世纪土耳其带来的农作物。118在这类种植的作物之外，还加上少量质量低劣的酒、城郊栽种的蔬菜、119苎蔴、玫瑰花、于斯屈布附近的果园……最后还有另外两种新农作物——烟草和玉米——在不久以后出现。出现的日期无法确切推定。
这些农作物大多数在大种植园内种植。种植是按照土耳其方式组织起来的（即茨奇弗特利克方式。这是巴尔干耕作方式中对人来说最艰苦的一种）。这是土耳其大庄园形式改变的结果。农村居民接着经历了某些曲折变化，迁往平原低处。19世纪，这种大庄园放松了它的控制120，移居现象就停止了。这些变化特别导致土耳其人的专制统治。土耳其人依靠的是一种因靠近首都而变得更加苛严的行政机构。
在这个扎下了根的、受到强有力的严密控制的农村社会的旁边，几个团体——其中有瓦拉几亚人和“阿尔巴纳西人”——似乎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这些团体在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在搭着暂时性棚房的、与斯拉夫人的固定的永久性村庄迥然不同的村庄里，121过着一种田园的和半游牧的农耕生活。但是，亚洲也在通过它的游牧民族同这些团体会合。这些游牧民族同它们掺混一起，或者同它们共处。尤鲁克人的情况最为清楚。他们越过海峡，定期来占领罗多皮的辽阔富饶的牧场。他们使奇怪的波马格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波马格人是受亚洲游牧生活的巨大浪潮驱卷的贫困的穆斯林化了的保加利亚人。
亚洲似乎对保加利亚的任何角落都不放过，似乎让它的士兵和骆驼的沉重的脚踏遍保加利亚全境，淹没了（在少数合作者，特别在放高利贷者，即臭名昭著的向敌人提供关于自己同胞的情况的乌鸦的协助下）一个由于血统，由于根源，由于土地本身的缘故所受的保护差于其他民族的民族。
散发出浓烈的香味的东方异国文明的渗浸，仍然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情况仍然如此。保加利亚的城市仍然显示出这种文明的渗浸。在东方式的城市里，有两旁立着没有门窗的墙的狭长的小街小巷，有必然会出现的市场和狭窄的前部装有木头排门板的店铺。店铺伙计蹲伏在放下的排门上等候顾客。他的旁边放着“芒加尔”，即在这些被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夹雪狂风吹打的地区不可缺少的火盆……16世纪，整整一大批小手工业者在这些棚铺为商队、铁匠、小木匠、驮鞍匠和鞍具商劳动。集市的日子，马和骆驼混在五光十色的服装、商品和人群中，来到这些棚铺门前，在白杨树下的泉水的周围歇息。在这些人中，有土耳其人，他们是暂时回到自己的领地的茨奇弗特利克的领主；有希腊人，他们从法纳尔前往多瑙河各省路过这里；有香料商或者在阿罗穆内人的沙漠旅行队中赶驮兽的人以及谁对他们也不会相信的吉卜赛马贩子……
对保加利亚人来说，生活就是屈服于这些入侵。然而，他们既然毫无改变，依然故我，就把他们最根本的东西保存了下来。在这种长期共处中，不管他们的借用是什么样的借用，他们丝毫不溶解在土耳其的群体中，他们保护了使自己不被溶解的东西：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这些东西是他们来日复兴的保障。他们牢牢地攀附在自己的土地上，顽强地保住这片土地，留在他们的黑色土地的最好的地区。当土耳其农民从小亚细亚来到他们旁边安家落户时，不得不满足于居住在种了树的山坡或者居住在“拉依亚”注41留下的唯一未被占用的土地上的沼泽区。122这些地区位于盆地深处，旁边长着杨柳。土耳其人离去以后，保加利亚人发现自己仍然是保加利亚人，是在5个世纪以前和现在讲同样的语言、在同样的教堂祷告、在同样的天空下耕种同样的土地的同样的农民。
摩里斯科人的伊斯兰教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人也在同一个无法同化的民族进行搏斗，而且这场冲突最终演变成一幕悲剧。没有任何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深刻地搅扰过这个半岛。
摩里斯科人问题正如它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个宗教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和深刻的意义上是个文化冲突问题。这个问题难于解决，必将延续下去。摩里斯科人一词系指1501年在卡斯蒂利亚各地和1526年在阿拉贡王国各地改皈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穆斯林的后裔。他们曾经先后受过欺凌虐待，被灌输信仰，受到优待，但始终令人生畏，最后在从1609年到1614年的那场大规模的驱逐中被赶走。
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弄清1492年格拉纳达被攻占后伊比利亚伊斯兰教长期持续存在的情况，或者更主要是弄清伊斯兰教这艘航船的缓慢遇难下沉情况。很多东西从这艘难船的残骸飘浮到水面上来，甚至在1609年这个决定命运的日期以后也是这样。123
摩里斯科人问题
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一些摩里斯科人问题。在西班牙有多少个正在衰落消亡的社会和文化，就有多少个这类问题。这些文化中没有两种处于同样一个衰退和腐朽的阶段。复地运动和宗教改皈的年表说明了这一点。
穆斯林的西班牙在它发展扩张的鼎盛时期，也只控制着西班牙半岛的一部分，即地中海海岸、安达卢西亚、塔古斯河河谷、埃布罗河河谷、葡萄牙南部和中部，它忽略了卡斯蒂利亚的穷困地区，也没有触及，至少是没有持久地触及比利牛斯山和它的向西延伸部分——坎塔布连山脉。长期以来，复地运动就在古老的卡斯蒂利亚的准沙漠地区发展。基督教徒为了在这些地区建立他们的警备和作战的城市，不得不带来需用的一切，不得不兴建一切。直到11世纪基督教徒才打了胜仗，开始蚕食伊比利亚的伊斯兰的活的躯体。托莱多的攻占（1085年）为他们打开了这条通往被人觊觎的世界的道路。对伊斯兰教来说，托莱多只不过是半岛的大陆心脏地区的前哨。
各个基督教王国缓慢地占领阿拉贡、巴伦西亚、穆尔西亚和安达卢西亚等人口稠密的山谷。萨拉戈萨于1118年，科尔多瓦于1236年，巴伦西亚于1238年，塞维利亚于1248年被攻占，格拉纳达于1492年才被攻占。在复地运动的几个连续的阶段之间隔着几个世纪。
因此，在1085年以前，这个运动使基督教居民在未被占领的真空地带定居下来，而在这几个日期以后，这个运动开始兼并一些农民和或多或少伊斯兰化了的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这些人是穆斯林或基督教徒）。于是完成了从移民殖民到开发殖民的过渡。在这之后，很快出现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以及超过这个范围的彼此对立的各种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形式千变万化，颇不相同。
既然冲突并不是在各个不同的被基督教徒重新征服的西班牙的穆斯林地区同时爆发，16世纪的各个摩里斯科人问题就彼此迥然不同了。在西班牙出现了一系列不同的情况。这些情况彼此不能截然分开，并且能够通过互相对照比较得到阐明。
它们之间的区别本身，就都是对这些区别的解释。譬如格拉纳达的摩尔人1499年奉政府之命改变宗教信仰。奇斯纳洛斯红衣主教不顾地方当局的劝告，破坏了西班牙国王作出的许诺，决定采取措施。1492年，当这个城市投降时，西班牙天主教国王曾经作出许诺，向它保证过它的宗教自由。红衣主教的这个行动的准备工作，是在几个改宗的摩尔人的共谋下进行的。采取这个行动之前和采取这个行动时，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其中包括焚毁大量古兰经和阿拉伯文手抄本……这样做的结果是引起了格拉纳达的土著城市阿尔巴辛的暴动。之后，又在韦尔默哈山发生了很久才平息的叛乱。1502年，这场叛乱不无困难地扑灭了。摩尔人被迫改宗或流亡异乡。尽管有不承认上述做法的文告和拒绝为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的官方声明，毫无疑问，自称对此感到惊讶的西班牙国王实际上同意托莱多大主教的做法。后者的责任就是他们的责任。124
强迫改宗的行动始于西班牙。在格拉纳达采取的措施应用到整个卡斯蒂利亚。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这项措施对新近征服的格拉纳达的居民的影响，大大有别于它对卡斯蒂利亚的为数不多的摩尔人——穆德哈尔人——的影响。这些穆德哈尔人长期与基督教徒杂居，并且在那以前一直自由地进行他们自己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阿拉贡的各个地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得更迟，一切都同样马马虎虎，而且并不是由国家下令进行，而是老基督教徒（摩尔人分散在这些基督教徒中）在1525—1526年发生兄弟会危机期间用武力让他们的穆斯林同胞成批施洗。这些强迫洗礼有效吗？远至罗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妥协的解决办法的拥护者在罗马比在西班牙更多。125 1526年，查理五世应别人要求发表意见。他声称赞成改变宗教信仰。这既是为了效法格拉纳达，也是为了他在帕维亚取得的胜利感谢上帝。126但是，他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个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格拉纳达和巴伦西亚这两个西班牙的大斜面（前者是阿拉贡的;后者是卡斯蒂利亚的）没有在同样的情况下变成“基督教的地区”（正如人们后来说的“摩里斯科人的地区”），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就至少把有摩里斯科人问题的两个地区区别开来了。
摩里斯科人的西班牙的地理
如果进行更细致深入的观察，便会发现这一点：根据摩里斯科人数的多少、受包围程度的大小、同征服者的文明接触的时间的长短，清晰地显现出另外一些区别和地区来。摩里斯科人在比斯开、纳瓦拉、阿斯图里亚等地并非不为人所知。他们是手工业者或者行商，甚至是火枪火药的转卖商。127他们为数当然不多，虽然埃布罗的纳瓦拉山谷因有摩罗人的后裔而属于例外。在卡斯蒂利亚，他们的人数较多，似乎越往南越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摩里斯科人。128 15世纪末，一个旅行者——希埃罗尼穆斯·穆恩策尔博士——注意到在马德里这个“并不比比贝拉赫大的城市”有两个摩雷里亚，即两个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区。129在托莱多和托莱多以南的安达卢西亚，摩里斯科人的比例更大。他们在安达卢西亚触目皆是。他们是农民或者为城市服务的劳动者。在狭义的阿拉贡，摩里斯科人作为手工业者，住在城市居民点（在萨拉戈萨他们加工皮革、制造武器和火药130）。在埃布罗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高地，131他们为数更多，组成一些活跃的农业和畜牧社团132。几个大领主在他们的摩里斯科人地区拥有从事耕作劳动的人的大部分。例如埃克斯卡的弗恩特斯伯爵（埃克斯卡是摩里斯科人的阿拉贡最大的骚动地区之一）、阿尔莫内泽尔的阿兰达伯爵或者托尔拉斯的阿兰德公爵，133都是这类大领主……
相反，在加泰罗尼亚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摩里斯科人，甚至没有任何西班牙伊斯兰文化的痕迹。古老的加泰罗尼亚过去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伊斯兰教只对它南面的位于塔拉戈纳和埃布罗附近的地区有所触动和影响。1516年，古老的加泰罗尼亚驱赶了居住在托尔托萨的摩里斯科人。134对巴塞罗那的宗教裁判所来说，被指定审讯一个摩里斯科人倒是一件罕有的令人惊奇的事。135
再往南，巴伦西亚的农村是典型的移殖民地区。这个地区13世纪被阿拉贡的领主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接管。从那个时期起，它又受到千百次社会变化和连续不断的移民的影响。亨利·拉佩尔136把巴伦西亚的局势看成类似1962年3月以前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的比例在巴伦西亚和阿尔及利亚并不相同，但是，正如图里奥·哈尔帕林·东季137的权威性的地图所示明的那样，这两种居民交错杂居。地理分配的总的特点大致说来是相当清楚的：城市基本上属于基督教徒；少数摩里斯科人据有郊区。除哈蒂瓦和甘迪亚附近的地区外，灌溉区域也主要属于基督教徒。相反，除了某些高原以外，旱田和沙洲区属于摩里斯科人。这是高原的贫瘠不毛之地。“因此，无怪乎两次主要的叛乱都发生在山地：一次1526年发生于戴斯巴丹山；另一次1609年发生于位于胡卡尔河的右岸以及冈迪亚南部的拉古亚尔山谷的穆克拉·德·科尔特斯……”138
1609年，摩里斯科人差不多占巴伦西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即摩里斯科人为31715户，“老”基督教徒为65016户。139但是，后者居于统治地位，完全控制、占有巴伦西亚及其肥沃的大菜田、大果田等。
这一切显然都是前几个世纪的长期发展演变结出的果实。被征服的社会阶层虽然仍旧存在，但沦落到其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糊口的地步，恰如一块用破了的、往往撕裂的布。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高居于被征服了的无产阶级群众之上的贵族和穆斯林的精英。因此，遇到挑衅、进攻时，没有进行过很有组织的抵抗。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在农村，到处都受到胜利者的社会压迫。农民的保护者就是他们的领主本身。140这些领主保护摩里斯科人正如后来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保护他们的奴隶一样。但是，在他们旁边，一个老基督教徒无产阶级成长起来。这是基督教好几个世纪胜利的统治的产物。这个无产阶级狂热、残酷，既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如果进行对比，它恰好令人想起美国南方的白人穷人。
16世纪的格拉纳达可以使人想起13世纪的巴伦西亚应该是什么状况。基督教徒在格拉纳达取得胜利是最近的事。这个胜利是在使一个富国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富国更主要是由于缺乏大炮，而不是由于它内部显然弱小而遭到失败。141穆斯林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远不是征服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破坏和灾害）。但是，在这块被人占领、制服、一直耕种到最高的山地、有大量肥沃得惊人的低洼地（已经具有半非洲性质的土地中间的热带绿洲）的土地上，穆斯林社会仍然可以辨认出来。一些基督教徒领主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定居。1568年曾经保护过摩里斯科人的胡安·恩里克斯142就在格拉纳达的平原上拥有田产。到处都有公职人员和教士迁入定居。他们当中有的比较老实，有的则奸诈狡猾。他们往往玩忽职守、厚颜无耻，利用优越地位和特权谋取私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所能谈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事物，在格拉纳达这个被再度占领的王国里都真实得令人惊讶。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官方的文件也说得明明白白。例如乌尔塔多学士143 1561年春在阿尔普哈拉进行调查，发现摩里斯科人具有某些优点。这位调查者说，虽然20年来，这个省份没有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公平、正义，只有损害他们利益的贪赃枉法、作奸犯科和层出不穷的盗窃等胡作非为，他们却始终没有诉苦、抗议。调查者继续说，真正的、必须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罪犯之所以竞相喋喋不休，说什么摩里斯科人是危险的，说什么他们积存粮食、面粉、小麦、武器，企图有朝一日起来叛乱，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他们自己不可饶恕的行为进行辩护。
乌尔塔多会受人欺骗吗？1568年圣诞节格拉纳达发生叛乱时，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的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感到有必要进行类似的揭发来卸下自己良心上的负担。1569年10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秘书萨亚斯。144从这封信的头几行起，他就向这个秘书明确指出，他最近20年曾经去过格拉纳达七八次，认识该地军、政和宗教等方面的负责人士。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呢？他又有什么理由赶紧去援助当时同他遥隔千里的穷鬼呢？除了要使人了解事实真相之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呢？
他说，摩里斯科人的确在叛乱，但是，这是老基督徒们对他们凶狠骄横，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霸占他们的妻女，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所致。神父的所作所为与此毫无二致。以下是一桩千真万确的轶事：整整一个居住摩里斯科人的村子的全部居民联名向总主教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该村神父。对村民控告这个神父的动机进行了调查。村民们喊道：“把他从我们这里调走吧！不然就让他讨老婆吧！因为我们全部孩子生下来眼睛都同他的眼睛一样蓝。”这位大使并不满足于只叙述这个被他当作千真万确、十分严肃的事来向上级报告，他怒气冲天，内心非常痛苦，于是亲自去调查。他看到一些小公职人员，甚至原来也是摩里斯科人的公职人员，也贪赃枉法，对他们管理的平民百姓的剥削也不亚于其他人。他节日走进教堂，亲眼看到人们多么不尊重祭礼的庄严，又多么不使祭礼的庄严受人尊重。举行祝圣仪式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神父在授圣体饼和授圣餐杯之间的片刻，转过身来窥视当地的全体教徒——男人和女人——是否按照规定跪下并且大声把教徒们骂了一顿。东·弗朗塞斯说，这是与祭拜上帝的宗教仪式背道而驰的事，以致“我浑身战栗起来”。
抢劫、偷窃、不公正、凶杀、到处私设公堂等情事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对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种种指控列成一张表。但是，基督教的西班牙对那些往往暗中以它的名义，或者据推测以它的名义在富庶的南方干下的种种勾当难道了解吗？这一点是可疑的。人人都来这个地区寻找利益、好处、土地、职业。正如1572年145格拉纳达的宗教裁判所的一份文件指出的那样，佛兰德人和法国人在这个地区愿意作为小手工业者安家落户。有一种历史的物理学、一种无情的强权法则在起作用。一座位于穆斯林土著城市旁边，146从1498年起147就同这座穆斯林土著城市分开的官方的和基督教的城市发展起来。这座城市位于阿尔汉布拉附近。西班牙大统领就定驻阿尔汉布拉。在这座新建的西班牙城市的建筑物中，有创建于1537年的大学和创设于1505年并已于1540年权力十分强大、喜欢寻衅的掌玺大臣公署148……我们要了解——我不使用判断一词——情况，就不要忘记西班牙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像昨天法国人在阿尔及尔，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或者英国在加尔各答一样，深深陷入一种殖民主义事业中，陷入两种互相竞争的文明形成的大旋涡中。这两种文明波涛汹涌的水流拒绝混合为一。
面对这个并非总是灵巧敏捷的西班牙殖民主义，一个结构更加紧密的土著社会在那里矗立起来。这个社会有自己的领导阶级（巴伦西亚没有，或者不再有这个领导阶级）。这个阶级是阿尔贝森的富人，是一群身穿绫罗绸缎、谨慎小心、秘密行事、统治着一群从事园艺耕作者的贵人。这群从事园艺耕作的人，是养蚕人，是长于挖掘肥水灌溉沟渠或者维修保养台坡作物的矮墙的农民。这个阶级也统治着一群赶骡子的人、小商人、转卖商和手工业者——织布工、染工、鞋匠、石匠、白铁匠。这些手工业者常常同来自北方的手工业者竞争，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和原则。所有这些穷人、所有这些卑贱者，都身穿棉衣。阿尔贝森的贵族没有经受一切考验的 勇气，未来将非常清楚地证实这一点。他们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担心失去他们的“卡尔门内”，即他们的乡间别墅。此外，一部分格拉纳达的贵族或者至少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在格拉纳达陷落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西班牙。但是，这个领导阶级保存了它的某些成员、它的传统和它对门第、血统，对大王朝的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在1568年的叛乱中产生了与加速格拉纳达的陷落的纠纷相类似的氏族纠纷。
这个残存的贵族看见自己旁边和上面一个新近迁入的基督教贵族成长起来，资财甚丰，深得宠信（虽然受宠程度不如在巴伦西亚），厚颜无耻，以榨取它的摩里斯科人农民的血汗为生。这些农民因为朴实而更容易受人剥削。据估计，一个摩里斯科人的消费比一个基督徒少一半。这句谚语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谁抓到摩尔人，谁就抓到黄金；抓到摩尔人越多，财富就越多149……
基督教领主是摩里斯科人农民的保护人。他们长期被承认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庇护逃自邻近领地的犯人。后来，国家想要恢复格拉纳达的秩序，废除了这项特权，并把在教堂内的避难权限制为几天。格拉纳达法院的文士企图削减大贵族及其首领——王国的大统领——的权利，换句话说，门多萨大家族的权利。这个举动从1540年起特别明显，但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于是，逐渐建立了一个依靠基督教城市和在格拉纳达的移民来对抗门多萨大家族的军事的和领主的政府的平民政府。这次政治和社会危机虽然本身并没有单独拉开战争的悲剧的序幕，但是，它加深了紧张和混乱的局势。在同一个时期，菲利普二世的政府寻求财政来源，至少从1559年起就开始对财产证书的有效性表示异议。最后，格拉纳达的情况同巴伦西亚一样，人口剧增，在经济困难的助长下，出现了盗匪劫掠。强盗——古时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无法再在领主家中或教堂中避难，于是逃往高山野林，与他们在城市里的同伙，摩尔人士兵、流氓、歹徒，或者与柏柏尔海上行劫者，或者与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内外勾结，150突然下山袭击，打家劫舍。1569年，在叛乱开始几个月后，当蒙德哈尔侯爵刚刚开始对阿尔普哈拉进行征讨惩罚时，一切尚能再次通过贵族居中斡旋获得解决。胡利奥·卡罗·巴罗哈在他的关于摩里斯科人的优秀著作中特别谈到这一点，并且谈得十分中肯。151但是，问题是否因此得到了解决？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各种文明比各种社会更加苛严。它们发起怒来，残酷无情，而且久不平息。我们必须尽力设法看到的，是仇恨、残酷、互不理解等可怕的面目，而不要过久地停留在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到的战争的问题上。152
格拉纳达的悲剧
所有的“殖民”战争都意味着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激烈的、阴险的、盲目的狂热激情的侵入。由于西班牙的政策自1502年以来在格拉纳达，自1526年以来在巴伦西亚，并且一直在阿拉贡，都在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一切合理的借口和算计都消失了。这项政策毫不费力就分化了敌人，阻止了叛乱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外一个地区。它在一个时期只需要对付一个摩里斯科人问题：在1499—1502年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在1525—1526年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以后在1563年153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再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75年154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但是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惊恐）；1580年155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84年156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09年157再次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0年再次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4年再次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西班牙政府也密切监视外部边境，试图在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方面对逃跑的摩里斯科人关闭边境。这种警惕性虽然不能阻止他们逃跑，但至少使他们更加难于逃跑。例如1550年158以后巴伦西亚海岸的情况就是这样……根据西班牙的观点，这些是经验丰富的、政治上明智的、讲求实效的行政当局的明智之举。在军事会议和国务会议中听取摩里斯科人农民的领主的呼声和意见，在政治上也同样是明智之举。军事会议乐意接待这些领主。159西班牙在摩里斯科人的地区和在别处一样，被迫让高等贵族充当中间调解人。
然而这些治国理政的良好法则，却在紧急危险的时刻被人违反。有关当局先于1568年，后来又于1569年，不遵从蒙德哈尔侯爵的忠告，而是听信了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和格拉纳达法院狂热的院长东·佩德罗·德·德萨的偏见。这两个人都是文士的代表，是那些人们如果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逐步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西班牙人并对西班牙人进行统治的不受教会约束的教士的代表。一个编年史学家160说，固执的红衣主教在并不是他干的那一行上很坚决。这一行当然就是用兵打仗。实际上，引发爆炸，首先在马德里引发爆炸，难道不是已经万事俱备了吗？但是，这一点却没有被人预先料到。自从1526年巴伦西亚地区兄弟会叛乱发生以来，摩里斯科人已经温和平静了40多年。即将点燃火药的国事诏书制订于1566年11月17日，公布于1567年1月。对这道诏书讨论了两年多，它给摩里斯科人和他们的保护人这样一个印象：妥协仍然可能，必要时可以支付一笔巨款来换取诏书的缓期执行。然而，菲利普二世的顾问们在这份文件上决定的，完完全全是对整整一种文明，对整整一种生活艺术的不容上诉的判决：摩里斯科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遭到禁止（女人在街上不得戴面纱）；举行秘密的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房屋遭到封闭；摩里斯科人的公共澡堂也被封闭；最后，阿拉伯语也被禁止使用。说得更确切些，他们的意图是清除一切被怀疑仍然存在于格拉纳达的伊斯兰教的痕迹。由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不决，激烈分子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济贫院的秘密会议和募捐活动中以及在摩里斯科人在格拉纳达维持的复活节慈善会的秘密会议中和募捐活动中策划阴谋，准备行动161……
最后，1568年圣诞节之夜，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渗入阿尔贝森，试图煽起暴乱。阿尔汉布拉正好面对阿尔贝森，它的保卫者不到50人。然而，这个地方并没有受到袭击。这个土著城市没有叛乱……在民众的狂热激情和暴行掺混进来后，在发生了基督徒和他们在阿尔普哈拉的神父遭到杀害，平原遭到袭击以及双方又追捕对方的人员等事件后，战争才爆发了。这是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组织的、蔓延到广大荒野和穷乡僻壤的屠杀。当国王最后准许老基督教徒有权任意抢劫，特许他们自由行动，为所欲为时，162就火上加油，给了这场战争新的动力，并把它推向极端。抢劫畜群、丝绸包、隐藏的财宝、珠宝，捕抢奴隶，这就是战争每天的真实情况。至于士兵和军需官偷窃农作物等事就更不必说了。在阿尔梅里亚附近的萨尔达斯，摩里斯科人把他们的基督教徒俘虏卖给柏柏尔人“一个人换一支喇叭口火枪”。163在格拉纳达，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拍卖的奴隶。基督教徒居民梦想一下子扑向摩里斯科人的城市，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抢劫164……激情、狂热、恐惧、混乱、怀疑等掺混一起。获得胜利但并不安宁的基督教的西班牙，生活在对土耳其的干涉所怀有的恐惧中，这次干涉的计划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讨论。165早在1568年以前或者晚些时候，西班牙总是低估伊斯兰世界的威胁。
叛乱分子在试图重建格拉纳达王国的行动中，只使得一个幽灵得以复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叛乱分子的第一个国王的加冕典礼、阿尔普哈拉的一座清真寺的重建、对基督教教堂的亵渎等，从本章的观点看来，都是重要的……这的确是一种试图复活然后又再度跌倒在地上的文明。
由于奥地利的唐·胡安（1569年4月13日接替蒙德哈尔侯爵统率部队166），为取得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极端的措施占了上风，盛行一时。1570年4月，叛乱分子开始成批投降……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叛乱已从内部瓦解。甚至上一年，即1569年6月，驱逐行动已经开始。格拉纳达的3500个摩里斯科人（从10岁到60岁）已从首都运送到附近芒什省的首府。1570年10月28日发布了驱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11月1日，这些不幸的人遭到围捕，被捕后排成长队，带上苦役犯的镣铐，167流放到卡斯蒂利亚。这样一来，叛乱还剩下的活动由于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援助而彻底失败。这些居民过去表面上和平，实际上却同叛乱士兵串通一气，并保证这些士兵的给养。168高地的叛乱后来只有几百个拦路抢劫者参加。一则热那亚的通讯说他们像强盗那样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争。169一切似乎都已完结，并且永远完结。大批移民——加利西亚的、阿斯图里亚斯的或者卡斯蒂利亚的——约12000个农户，成群结队来到格拉纳达的已经走得空无一人的村子。与此同时，从被征服者那里掳获来的战利品出售给领主、寺院和教会。据说国王从中获得巨额钱款。然而，事实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农民殖民化很快就以失败告终。170并非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离开了不幸的王国。某些人去而复返。1584年，171又得重新驱逐他们。1610年驱逐再次开始。172
格拉纳达事件的后果
人们使格拉纳达摆脱了摩里斯科人问题，却使卡斯蒂利亚，特别是新卡斯蒂利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合上了一个案卷，其结果是打开了另外一个案卷。格拉纳达的难民到处安插下去，像树木接枝一样，很快就蔓延扩散173、发财致富，又变得令人惊恐不安起来。他们难道不正是由于勤劳因而在一个被贵金属淹没并且居住着大批劳动对之说来就是降低身份的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地方注定要发财致富吗？大约在1580年—1590年，即不到20年后，格拉纳达的问题奇怪地变成了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问题，危险不断接近西班牙的心脏地区。那里又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恐。再次有人寻求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现在，格拉纳达（当然该地区还留下一些摩里斯科人）的情况倒不如塞维利亚、托莱多或者阿维拉等地的情况那样严重。1580年夏天，在塞维利亚揭露出一个与摩洛哥有关的大阴谋。当时急欲依靠西班牙的谢里夫的大使对这个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741588年春天，一些动乱开始露头。这次动乱发生于阿拉贡。175这些动乱使得有关当局7月份开会讨论。176会上提出了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内部敌人的存在对西班牙构成的危险。会议希望国王陛下不要重犯1568年在格拉纳达所犯的错误，还希望国王陛下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惊恐不安的情绪最初是一次发生在几百个摩里斯科人和老基督教徒互相打骂之后的暴动引起的。177它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不勒斯总督对这次暴动很不相信，以致他5月份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英格兰进行宣传时散布的谎言。178
这些惊恐的情绪，除了是某些神经质的表现以外，也许还是个借口。因为，从同年11月起，西班牙教会再次进行干预。它的代言人托莱多红衣主教参加了国务会议，并把宗教裁判所派驻托莱多的委员胡安·德·卡里略的报告作为他的依据。179他的证词说，在这座那里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的老居留地已于1570年因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大批涌入而得到加强的城市里，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即流放者，在他们自己之间讲阿拉伯语；而与此同时，往往是文书信件代书人和精通西班牙文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则企图钻进要职高位中。在这两类人中，经营商业、发财致富者为数颇多。所有像魔鬼一样的异教徒从来不做弥撒，从来不在大街上伴送圣体。他们只是因为怕遭到制裁和惩罚才忏悔。他们在自己内部结亲，把小孩隐藏起来，以避免小孩受洗。要让小孩受洗时，他们就在教堂的台阶上随便找一个遇到的人当孩子的教父。除了为无法接受临终涂油礼的垂死的人要求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外，他们从来不提出这种要求。由于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些异教徒的人很少，这些异教徒就随意到处流浪。尽快研究讨论这件事成了国务会议的当务之急。
1588年11月29日，星期三，根据红衣主教的提议，国务会议研究讨论了这件事。这位主教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和理由。180当老基督教徒被征召入伍，加入“民兵”，数量日减并且装备很差，冒着有朝一日会遭受突然袭击之险的时候，对摩里斯科人的人数在卡斯蒂利亚，特别在他们的“城堡和要塞的”托莱多，令人不安地成倍增加这件事，人们难道会漠然置之吗？
关于这一点，国务会议一致认为，至少必须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他们的管辖区内进行调查，并且进行一次对摩里斯科人的人口普查。
为人出坏主意，怂恿人为非作歹的恐惧情绪，就这样进入西班牙的心脏。第二年，即1589年，英格兰入侵，人们担心在塞维利亚为数甚多的摩里斯科人会援助入侵者。181 1596年，在巴伦西亚，同样的接触联系使人感到不安。182敌人在房屋内部的存在成了西班牙的政策最关注、忧虑的事，并因此以后使西班牙的政策改变了方向。用法文说就是：摩里斯科人插进了西班牙的心脏；用西班牙文说就是：插进了西班牙的“肾脏里”。183 1589年国务会议还是只限于讨论人口普查问题。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第二年向国王提出几项狂热的建议：迫使摩里斯科人为了领取薪饷必须在帆桨战船上服役一段时期，这至少能防止他们人数增加；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们的家庭分开，以便把这些孩子交给领主、神父或者负责教育孩子的手工业者；处决最危险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亚安家落户的格拉纳达人驱赶回他们早先居住的地区，借此把他们从有名的国家的中心赶走，184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自从5月5日后，人们谈到干脆驱逐他们。西班牙国王从前对犹太人这样做过，并因而获得神圣的名声。185不受欢迎的摩里斯科人在精神上遭到国务会议全体成员的判决，无一例外。但是，这些受到判决的人将得到一个相当长期的宽限。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西班牙仍然卷入荷兰事务中，同法国斗争，同英格兰对抗，因此在清理这一笔内部的账之外还有其他任务。并不是西班牙的善良宽容，而是作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奇怪后果的软弱无力救了摩里斯科人，这正如绳索支承着吊着的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愤怒和仇恨不断增长。一份1596年2月呈交国王的报告186对政府的政策放任这些异教徒为所欲为表示反对，并且指出他们拥有大量财富，指出他们之中在安达卢西亚和托莱多王国拥有两万杜卡托以上的人为数超过两万。这难道可以容忍吗？这份报告揭发了一个在马德里定居的名叫弗朗西斯科·托莱达诺的托莱多的摩里斯科人。他是当地最富有的铁商。这个人由于从事批发交易而成为比斯开和维托利亚两个地方的掮客，并且利用经商之便做武器和短枪生意。国王陛下被恳请立即逮捕这个人并公布他的顾客和同谋者的姓名。
1599年，国务会议又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国王应该作出决定，应该立即作出决定，这就是所有建议的结论。在签名的人中再次出现托莱多的红衣主教，此外还有D.J.德·博尔哈、D.J.德·伊迪亚克斯、钦琼伯爵、佩德罗·德·格瓦拉等人187。在保存在锡曼卡斯的关于这些讨论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为摩里斯科人辩护的一份也找不到。188
讨论的结尾是1609—1614年进行的驱逐。各种形势和时机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次驱逐行动成为可能。这些形势和时机是：和平的恢复（1598—1604年，1609年）以及暗中对整个西班牙舰队——大帆船和帆桨战船——进行的动员。189这支舰队能够保证登陆和行动的安全。J.C.巴罗哈认为，马拉喀什的素丹1609年春季对非斯“国王”取得的胜利，可能促使西班牙作出这些根本性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190
同化伊比利亚伊斯兰教徒的长期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当时被人清楚地感觉到的失败。非常坚决拥护这一驱赶行动的巴伦西亚大主教在进行驱赶的时刻却问道：“以后什么人为我们做鞋子呢？”摩里斯科地区的封建领主寻思，以后什么人种我们的地呢？人们事先就已经知道，驱赶这个行动会造成严重的创伤。此外，阿拉贡的王国代表反对这次驱赶。1613—1614年，胡安·波蒂斯塔·洛巴纳为了绘制地图走遍这个王国。他多次在笔记中记下荒无人烟的村庄的凄惨景象：在隆加尔斯，1,000个居民只剩下16人 ；在米埃达斯，700个居民只剩下80人；在阿尔法门，120个居民只剩下3人;在克兰达，300个居民只剩下100人191……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并且一再重复，所有这些创伤久而久之都会愈合。这是事实。192亨利·拉佩尔最近指出，在可能为800万的总人口中，最多驱赶了30万人。193虽然这大大低于过去夸大了的数字。但是，对当时的西班牙说来，这个数字仍然是巨大的。同时，亨利·拉佩尔194认为，当时直接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17世纪出生率的下降推迟了创伤的愈合。
然而，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是否为这次驱赶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暴力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或者它这样做是否有理。问题也不在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再来打这场官司。所有的历史学家当然都同情摩里斯科人……西班牙自己抛弃这个勤劳、繁衍迅速的摩里斯科民族是得策还是失策，这无关紧要。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是因为摩里斯科人仍然无法同化，西班牙采取行动，不是出于种族仇恨（在这次斗争中似乎不存在这种仇恨），而是出于文明仇恨和宗教仇恨。它的这种仇恨的爆炸——驱赶——是它对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供认，其证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两个世纪或者三个世纪以后依然故我。服装、宗教、语言、有回廊的房屋、摩尔人的浴室等，他们统统保存下来。他们拒绝西方文化，这是冲突的核心。在宗教领域里的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以及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愈来愈采用征服者的服装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5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西班牙人很清楚，196摩里斯科人同一幅员广大、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波斯、有类似的房屋、习俗和相同的信仰的世界是心连心的。
所有对摩里斯科人的一切抨击、谩骂都可以概括在托莱多红衣主教的声明里：“这是像阿尔及尔伊斯兰教徒一样的真正的伊斯兰教徒。”197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指责红衣主教不容忍异教的态度，但不能指责他的话与事实不符。国务会议成员建议采取的解决办法证实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消灭一个被人憎恨的种族。但是，在西班牙国内保持一个顽固不化的伊斯兰核心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该怎样办呢？或者通过消灭一切文明的支柱——人的材料——一下子把这个核心拔掉。这是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强迫洗礼这个措施没有圆满地实现的同化。于是有人建议只保存具有可塑性的材料——孩子，并且赞助成人离开西班牙前往柏柏尔，条件是他们离开时谨慎行事，不事声张。另外又有人，例如德尼亚侯爵这样认为：必须采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抚养教育孩子;从15岁到60岁的男人送去服终生划帆桨战船苦役;女人和老人送去柏柏尔。这个侯爵认为，只需按1户摩里斯科人对50户老基督教徒这个比例把摩里斯科人分配到各个村子就行了，同时还禁止他们迁居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例如工业、运输业及商业等，因为这些职业的缺点就在于利于迁移和与外界交往。198
西班牙选择了所有办法中最彻底的办法：流放，把植物从地里连根彻底拔除。
然而，是否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从西班牙的土地上消失了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分清摩里斯科人和非摩里斯科人并非易事。混合婚姻数量之多使得驱逐敕令需要对这种情况加以考虑。199其次，一些有关的当事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无疑解救了大批本来会遭受打击的摩里斯科人。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几乎全部被驱赶。住在王家领地上的摩里斯科人被驱赶的比例稍小。至于领主的土地上的摩里斯科人、山民、独居一地的农民……等的例外情况就更多了。200
最后，摩里斯科人就往往这样混杂、消失在群众中。但是，他们仍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201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甚至他们的贵族，难道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摩尔人的血统的印记吗？美洲的历史学家也通过多种方式肯定摩里斯科人参加了对美洲的殖民。202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即：穆斯林文明受到摩里斯科人的残余和西班牙若干世纪以来从伊斯兰教吸收来的事物的支撑、维持，不断促进西班牙半岛的复合文明，甚至在1609—1614年驱赶摩里斯科人行动之后，情况也是这样。
仇恨的巨浪不能卷走已经永远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一切事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的词。这些从前被征服的种族今天已经成了西班牙的统治者。有人会说，这是死的遗产。烹调技术、203某些行业、等级制度结构和领导管理的职能，仍然在西班牙或者它的邻国葡萄牙的日常生活中传播伊斯兰教的声音，这些都无关紧要。然而，当18世纪法国国势鼎盛并在欧洲具有优势的时期，在半岛上仍然保存着一种活的艺术，一种真正的莫德哈尔的艺术。这种艺术有它的灰墁、陶瓷制造术和它的蓝色彩釉瓷砖的柔美的色彩。204
西方的霸权
但是，摩里斯科人问题只不过是一场范围更广的冲突的插曲而已。在地中海，规模巨大的争斗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在永远存在的“东方问题”上进行。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是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按照拥有优势的一方的意愿停后复起。这场赌赛使冲突双方交替地拥有优势。好牌从一方手里传到另一方手里 。主要的文化潮流根据一方或者另外一方占上风的情况确定下来，从比较富的文明导向比较穷的文明，从西向东或者从东向西。205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西方打赢了第一个回合：古希腊文化代表中东和埃及的第一次“欧洲化”。这次“欧洲化”后来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206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和第五世纪的大规模的入侵，西方和它古老的遗产崩溃了。现在是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保存或者收集财富并且在几个世纪内把这些财富投掷、传送到野蛮的西方。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在十字军东东征之后，我们的整个中世纪都被东方的光辉穿透、照亮。“东西方两种文明通过它们的军队混合起来。大量叙述这些遥远的世界的历史和故事广泛流传。《圣徒传》充满这些故事。圣厄斯塔什传、圣克里斯托夫传、塔伊斯传、埃费斯的七个睡眠者传、巴尔拉姆传、约萨法特传都是东方的寓言。圣格拉尔传插进阿里马蒂的约瑟夫的回忆中。波尔多的于翁的传奇故事闪耀着仙境之王的魔力的幻景。仙境之王是晨曦和震旦的精灵。圣布朗丹的历险记只不过是水手森巴德207的险遇的爱尔兰版而已。”这些借用只代表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的总内容的一部分。勒南208写道：“这样的在摩洛哥或者在开罗创作的作品，在比今天一本重要的德国书渡过莱茵河所需还少的时间内，就在巴黎或者科隆为读者所知了。只有作了关于13、14世纪的学者所熟读的阿拉伯著作的统计以后编写出来的中世纪的历史，才会是一部完整的历史。”神的喜剧在穆斯林文学中的根源被人发现。阿拉伯人在但丁看来是应该模仿的伟大楷模。209圣让·德·拉·克罗瓦有一些奇特的穆斯林先驱。这些先驱之一龙达的诗人伊本·阿巴德早在他之前很久就发展了“黑暗之夜”210的主题。对以上种种人们会感到惊讶吗？
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起，一个反方向的运动正在完成。基督教徒占领了海洋。对道路和贸易的控制带来的优势和财富，从此属于基督教徒。这些交替现象阿尔弗雷德·赫特纳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断言16、17、18世纪211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接触减少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关于欧洲人的旅行的叙述,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成倍增加”。这是因为东方“向常驻大使、领事、商人侨民、经济调查使团、科学使团、天主教使团……向为土耳其人效劳的冒险者敞开了旅居的大门”。212于是发生了西方对东方的入侵。这是一种包含着统治概念和因素的入侵。
但是，让我们回到16世纪的西方来吧！在这个时期，西方远远胜过东方，把东方抛在后面。尽管费尔南·格雷纳尔提出了他自己的论据，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确认这一点，绝不是对两种相互对峙的文明作这种或者那种价值评断，而是确认：在16世纪，交替运动进行得对西方有利;西方的文明更加强劲有力，使伊斯兰文明从属于自己。
仅仅人的迁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人们从基督教世界蜂拥前往伊斯兰世界。后者以它提供的奇遇和巨利的远景吸引这些人。它使他们得到好处。素丹需要手工业者、织布工、造船专家、经验丰富的水手、大炮铸造工匠、构成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力量的“五金制品工匠”（指各种金属）。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213：“这一点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抓住这些人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留下来。”一个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商人和的黎波里的莫拉特·阿加之间的一次奇怪的通信表明：这个犹太商人寻找能够织造丝绒和花缎的基督教徒奴隶，214俘虏在提供劳动力这个方面也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这是因为基督教世界人口太多，还没有充分进行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化活动，因此不减少向东方的移民吗？基督教徒在与伊斯兰国家接触时，往往受到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强烈欲望的支配。在非洲海岸驻防地，西班牙卫戍部队中的开小差之风这种瘟疫，使这些部队大量减员。1560年，在杰尔巴岛，在堡垒投降土耳其人之前，很多西班牙人“扔掉他们的信念和同伴”215加入敌军。不久以后，在拉古莱特，一个准备把要塞交给非基督教徒的阴谋被人发现。216一些船只经常从西西里岛出发运走大批准备参加背教者的行列的人。217在果阿，在葡萄牙人中存在着同样的现象。218召唤是如此强有力，以致它连教士也不放过。那个陪同法国国王的大使返回法国，西班牙当局被劝说在他经过时加以逮捕的“土耳其人”，是个过去的匈牙利神父。219这种情况不会罕见 。1630年，人们要求约瑟夫神甫召回散居黎凡特的嘉布遣会修士，“担心他们变成土耳其人”。220一些背教者从科西嘉、撒丁岛、西西里、卡拉布里亚、热那亚、威尼斯、西班牙，从地中海世界各地奔向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类似的反方向的流动。
土耳其人可能不自觉地打开了大门，而基督教徒却不自觉地把门关上。基督教的不宽容是它的信徒的巨大数量产生的后果。它不欢迎异乡生客;它拒人千里之外。所有被它从它的地区驱赶出来的人——1492年是犹太人，16世纪和1609—1614年是摩里斯科人——加入了志愿离乡背井者的队伍。他们全都前往伊斯兰世界。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和金钱。这件事最好的标记，是犹太人的移民潮流。特别在16世纪下半叶，从意大利或者荷兰到黎凡特，存在这股潮流。这是一股强大迅猛得没有逃过在威尼斯的西班牙代理人的眼睛，使他们警觉起来的潮流。因为这些奇怪的移民活动，是通过这座小城市进行的。221
16世纪的土耳其通过所有这些人完成了自己受的西方教育。菲利普·德·卡纳伊1573年写道：“土耳其人通过这些背教者获得了基督教的所有优势。”222“所有”一词是夸大之词，因为土耳其刚刚获得这些优势中的一个，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它还没有。
这是一种使用各式各样的、或大或小的、或者高尚的、或者卑下的手段进行的奇异的竞赛或者奇异的战争。某天，敌人需要一个医生;另一次需要西方高水平的炮兵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名炮手;再一次需要一个地图绘制员或者画家。223敌人可能寻求贵重的货品：火药、制作弓弩的柴杉木。不错，这种树生长在黑海沿岸（既然威尼斯人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转卖给英格兰224），但不够16世纪土耳其军队的消耗。于是它从德意志南部进口这种木材。2251570年，拉古萨被威尼斯指控——真是天大的讽刺——把火药、船桨，特别是把一个犹太外科医生226交给土耳其人，而拉古萨自己也往往找意大利医生。227这个世纪末，欧洲在东方最重要的贸易之一是铅、锡和铜的贸易。
在纽伦堡铸造的大炮可能运交土耳其人。不论武器、人员，或者像瓦拉几亚的一个王侯给喀琅施塔得的人的信所指出的那样，医生、药品等，君士坦丁堡也通过拉古萨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逊城市，从它的边境地区得到供应。228柏柏尔国家尽管贫穷，的确“野蛮”，也同样对首都效劳。这些国家奇怪地（很明显，它们是在穆斯林世界里）最接近西方的技术的最新发展。因为通过它们的志愿的或者非志愿的移民，通过它们在地中海西半部的位置，还通过不久以后它们同荷兰人的联系，它们最先得到关于技术方面的新事物的信息。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工人。这些工人是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每年夏天捕获的大批俘虏和安达卢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是能工巧匠。他们之中有的能制造喇叭口火枪，全部都会使用这种武器。2291571年后，土耳其大舰队的改造以及它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的装备（火枪取代了弓弩，大炮在帆桨战船上大大加强），是一个由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训练出来的背教者、一个名叫厄尔杰·阿里的那不勒斯人的功绩。这件事难道纯粹是巧合吗？
但是，文化借用并不经常发生。1548年，土耳其人在他们对抗波斯的战役中，曾经试图改换土耳其骑兵的武器装备，并用手枪把他们装备起来。（布斯拜克明确指出，这是骑兵使用的最小的手枪。230）这个企图陷入一片嘲笑声中。土耳其骑兵在勒班陀战役和以后的战争中仍然用弓箭装备。231这个普通的例子表明，对土耳其人来说，模仿敌人是何等困难。如果没有敌人内部的分裂、争端和背叛，土耳其人尽管纪律严明、狂热盲信、骑兵精锐、装备精良，也是无法抵抗西方的。
所有外界的赠与，232都不足以使土耳其世界免遭灭顶之灾。这个世界从16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起，就有沉没的危险。到那时为止，战争已经大力帮助它取得必要的财富、人员、技术或者技术带来的成果，帮助它在陆上、海上或者沿着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一线的地区占有肥沃富饶的基督教世界的几块土地。加索特在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厂里看见大炮堆积如山。这些大炮更主要是通过胜利的战争获得的，而不是使用巧妙的手段购买的或者就地制造的。233战争是各种文明的平衡器。这是一篇要进行答辩的论文。上面谈到的战争从1574年起在地中海导致交战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并于1606年在匈牙利战场导致从那时起就不可能超越的对峙平衡状态。那时出现了一种以后变得更加清楚的劣势。
很多基督教徒的确在关于奥斯曼在17世纪的最初的几年的前途这个问题上弄错了。在这些年月，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再度大量出台。234但是，难道不是欧洲的分裂和三十年战争的开始使人对奥斯曼的力量产生了假象并且拯救了它庞大的帝国吗？
3.一种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犹太人的命运235
到目前为止所谈到的每次冲突，都局限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但是，面向犹太人的时候，所有的文明都成了诉讼的一方,而且每次都处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这些文明是一股力量、一个群体。犹太人则始终是它们的极其势单力孤的对手。
但是，这些对手却有奇怪的良好机会：当一个君主迫害他们时，另外一个君主却保护他们；当一种经济使他们倾家荡产时,另外一种经济使他们发财致富；当一种伟大的文明抛弃他们，另外一种伟大的文明却欢迎他们。1492年西班牙驱逐他们，土耳其却接纳他们，乐于利用他们来对抗希腊人……正如葡萄牙的犹太人的情况充分显示的那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代位行使诉权。236他们拥有钱财收买共谋。他们在罗马有一个通常忠于他们的事业的大使。因此，没有什么事比让里斯本政府采取的反对他们的措施束之高阁更加轻而易举了。正如1535年12月路易斯·萨尔米恩托237向查理五世解释的那样，这些措施通常都被收回、撤销或者被弄得毫无效果可言。改宗的犹太人已经获得教皇宽恕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谕旨。这将妨碍政府的行动，特别因为这些改宗者已经贷款给葡萄牙国王，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个国王债台高筑，负债达50万杜卡托之多，剩下的他在佛兰德“和在外汇交易方面欠下的债款”还不计算在内。这时民众不断抱怨这些干鱼商人——改宗的犹太商人。干鱼是穷人吃的一种臭鱼。1604年10月，即葡萄牙宗教裁判所于1536年建立之后半个世纪，一封迟到的威尼斯来信“凶狠”地说，民众对他们极为不满，抱怨连天。
最弱小的人也有武器：忍从、从犹太教法典学来的巧妙敏锐的特性、狡黠、顽强、勇敢，甚至英雄行为。238犹太人不论在哪里总是显得很能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就使他们的情况对历史学家来说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证明自己对接触到的文明,不管是持久的或者是短暂的,都能很快适应。犹太艺术家和作家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难道不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的、阿拉贡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和作家吗？他们对强加给他们或者向他们提供的最卑下和最显赫的社会地位也适应得同样快。他们好像危险地濒临文化的毁灭和本体的弃失。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不少事例。但是，他们通常成功地保护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他们的“基础人格”的东西。他们把自己严密地锁闭在自己的信仰里，锁闭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无法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的世界的中心。这种顽固性，这些对外来事物的拼死抗拒行动，正是他们的命运的特点。基督教徒抱怨有钱的马拉内（这是对中世纪在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贬称）239暗中坚持信仰犹太教，是有道理的。的确存在着一种犹太文明。这种文明是如此独特，以致它并不总是被人承认具有真正的文明的性质。然而，这种文明在发光，在传播，在抵抗，在接纳，在拒绝。它具有我们指出的文明的所有特征。不错，它没有扎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的根扎得不深。它拒绝服从任何稳定的、永久不变的地理的迫切需要。这是它最突出的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
一种确实存在的文明
这种文明的躯体是分散的。它像很多细小的油滴洒落、散布在其他文明的深水的水面上，永远不同这些水真正混合，但又始终依附它们，以致它的运动也是别的文明的运动，因此是一种异常敏感的“显示器”。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试图找到一种与犹太人聚居区等同的物体。他举出一个本身十分微不足道的北非的莫桑比克人的例子。莫桑比克人散居在本身也很小的殖民地里。240人们可能由此也想到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山地农民，在文艺复兴时期变成从菲律宾到阿姆斯特丹这一线的国际商人。人们甚至还会由此想到印度的祆教徒或者亚洲的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最根本的是，要承认存在着犹太人聚居区型的各种文明。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这些文明比人们乍看之下所想象的数量多得多。例如从8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起到13世纪迫害阿尔摩哈德家族止的这段时期的北非的各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迫害几乎使这些社会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在第三世界各国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被西班牙用冷酷无情的仇恨行动粗暴地赶走的（正如我们已经阐述过的那样）摩里斯科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例如在中古世纪的西班牙，直到14、15世纪发生的残酷迫害以前，犹太社会倾向于构成一块几乎连接不断的、像一块布料那样的整体，一个教派的、一种信仰的国家，241一种土耳其人所说的“米勒特”，一种北非语言称为“梅拉赫”的东西。葡萄牙的独特之处是：1492年它的犹太居民因逃自西班牙的难民大量涌入而人数激增。黎凡特的独特之处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现代初期疆域突然扩大的波兰的情况也是这样。从15世纪起，由于犹太人在波兰数量增加，于是产生了犹太人的影响，并且几乎出现了一个民族中的民族，一个国家中的国家。这个国中之国后来被经济困难和17世纪的无情镇压，即1648年那几年的“大洪水”消灭。242在新生的、地广人稀的巴西，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6世纪，犹太人在那里比在别处较少受到威胁。243犹太居民的相对密度每次都起了作用，是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即使当人的数量不利于或者不能加强犹太人的存在时，这些基本单位，这些小型社会，这些初级细胞，也被教育、信仰、商人的不间断的定期旅行、犹太教教士和乞丐等（他们数量巨大）连接在一起，也被不间断的商业的、友好的或者家庭的书信来往连接在一起，最后还被书籍连接在一起244。印刷术助长了犹太人内部的争吵，但更促进了犹太人的团结。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书籍，很容易就成倍增加起来。谁又能够烧毁或者没收这些书籍呢？某些流浪汉的具有典范性的生活故事，表明这些具有团结统一作用的联系活动的生命力。雅可布·萨斯波尔塔斯将近17世纪初生于西班牙占有的奥兰。他先在特莱姆森，然后在马拉喀什和非斯当犹太教教士。他被投入牢狱后越狱并逃往阿姆斯特丹，在该地的平托学院任教。后来他回到非洲，于1655年陪同梅纳斯·本·伊斯拉埃尔出使伦敦，其后重新担任犹太教传教士，特别自1666年到1673年在汉堡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他返回阿姆斯特丹，被召往里窝那，接着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并死于该地245……这些繁复的联系说明并且加强了犹太人命运的高度一致性。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在他的《论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5—1792年）一书中写道：“犹太人在欧洲仍然是亚洲民族。对世界的我们的这一部分说来，这个民族是外来的。这个民族无法摆脱在某个遥远的人世间加在它身上的古老的规律的束缚。”246
然而，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247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作了相反的证明。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德意志犹太人（或者阿斯克赫纳泽人），西班牙犹太人（或者塞法尔迪特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犹太人从来不让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从来不闭门不出。相反，他们经常向周围的世界把门大大敞开。再者，如果有时积累起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竟然还没有导致不同居民的这种混合的话，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1492年离开西西里，从此一去不复返的犹太人毕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500多年。248
此外，犹太人并不总是单独另外居住一处，穿特别服装或者带有例如黄色贝雷帽或者轮形帽之类的特别标记。1496年一篇威尼斯的文章说：“他们不在胸部正中佩戴用黄布制作的标记。”249他们并不总是居住在一个特别区域——“格托”（ghetto,这是在威尼斯指定给他们居住的地区的名称。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源出于这个地区过去是铸造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铁被“扔掷〔jeter,ghetta〕”入铸模内浇铸成大炮）。2501540年8月，那不勒斯的被人刻骨仇恨的犹太人仍然抗议下达的迫使他们“居住在一起并佩戴特殊标志”的命令。这项命令是违反他们的特权的。251一年以后，这种刻骨仇恨得逞。其次，哪里还实施隔离法规，这项法规就会在哪里经常遭到违反破坏。在威尼斯,1556年3月元老院的一项决议宣称，路过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最近不断散布到城内各处，在基督教徒家中住定下来，白天、晚上去他们愿去的地方。最根本的是让这种丑事不再发生，迫使犹太人住在格托里”。252“他们不得在除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开店。”将近同一个时期，来自土耳其的犹太人戴着白色头巾到达意大利。戴白色头巾是土耳其人享有的特权。当时犹太人的头巾应该是黄色的。勒芒斯的伯龙断言这是犹太人的欺诈行为。253他们盗用土耳其人的信义。在西方，土耳其人的信义比犹太人的信义确立得更好。1566年，米兰的犹太人被迫戴黄色帽子，但这还并不是一声警报。254
隔离往往推迟贯彻执行，并且即使执行，执行情况也很差。在维罗纳，1599年（虽然人们至迟从1593年起就已经谈到这一点），那些“分散在各处生活”的犹太人必须把居住地点固定在“城市的大广场附近”。255犹太人在那里“沿着一直通往圣萨巴斯蒂诺教堂的大街出售葡萄酒”，这条街因而被通俗地称为“希伯来人街”。256仅仅在1602年，在帕多瓦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措施。直到那时为止。“大部分以色列人在这个城市四处散居。”2571602年8月，曼图亚发生了几起事件，因为犹太人像别的任何人一样，戴着黑色贝雷帽在那里散步。258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处成了几个世纪的规律。在葡萄牙，民众最经常提出的要求之一与教皇对犹太人规定的义务有关。这项义务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他们的衣服上佩戴特殊标记，（1481年的国会甚至说）以防止犹太人所习惯的对基督教徒妇女进行引诱的企图。犹太人并不遵从这项义务。犹太人裁缝和鞋匠在他们前去干活的农夫家里常常勾引农夫的妻女259……其实，犹太人在葡萄牙更主要是同贵族，而不是同平民百姓通婚。在土耳其，犹太人有男的和女的基督教徒奴隶，并且“在同女基督教徒奴隶性交时并不比同犹太女人性交时更感到疑惧不安”。260不管颁布什么样的禁令，并不是种族血统这种空谬乌有的力量，而是别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犹太人对别人的憎厌维护着犹太社会。 这一切都是宗教问题，是遗传的习俗、信仰甚至烹饪方式等组成的合成物产生的后果。西班牙国王的史官贝纳尔德斯261在谈到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时解释说：“他们永远不会丢掉犹太人的吃饭方式。他们用葱、蒜做荤菜，把肉放在油里煎，用油代替猪膘。”对现代读者来说，这就是对西班牙今天的烹饪的描述。但是，用猪膘烹饪，过去却是老基督教徒的习惯，而且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说，油对猪膘获得的胜利，是犹太人的一项遗产，一种文化的转移262……当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星期六故意忘记在家里生火时，同样露出破绽来。某天，一个宗教法庭法官对塞维利亚的省长说：“大人，你如果要了解改变宗教信仰者怎样庆祝安息日，就同我一起到塔上去吧！”当他们到了塔上时，这个法官又对省长说：“抬起眼睛，瞧瞧这些改变宗教信仰者住的房屋吧！不管天气多冷，星期六这天你永远看不见烟从他们的房子的烟筒冒出来。”263伊本·韦尔加（大约在1500年）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一种真实的味道。塞维利亚冬天的寒潮真是名副其实的寒潮……还有其他一些细小的、能显示某人是犹太人的标记：在黎凡特，犹太人“绝不吃土耳其人、希腊人或者西欧人烧的肉，也不愿意吃基督教徒或者土耳其人烧的肥肉，也不喝土耳其人或者基督教徒卖的酒”。264
但是，所有的犹太社会当然都不得不同别的社会进行接触交流。有时这种接触交流是在当它们周围的占主导地位的文明的整个性质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引人注目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西班牙，穆斯林取代了基督教徒，然后，后者在复地运动中取得为时已晚的胜利，返回西班牙。过去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开始讲西班牙语。他们在匈牙利的境遇同样不幸。在那里，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在从1593年到1606年这个时期内的推进，布德的犹太人有两种恐惧：对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恐惧和对土耳其人的恐惧265……所有这些环境使他们成了周围文明的无意的继承人。接着，他们朝着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传播这些文明的货物。他们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宇宙志专家，直到13世纪，并且在这个世纪以后，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学传入西方的中间人。15世纪，他们很快就对印刷术发生了兴趣。在葡萄牙，印刷的第一本书是《摩西五书》（《圣经》的头五卷）。这本书1487年由萨米埃尔·加孔在法罗印刷。10年后才在葡萄牙出现了德意志的印刷厂厂主。266如果人们想到由德意志人传入西班牙的印刷术1475年以前还没有到达这个国家这个事实，就可以测知犹太人印刷这些宗教圣文是何等急速。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把印刷术带到土耳其。将近1550年，他们“把各类书籍统统译成希伯来文”。267建立一个印刷所是行善积德之举。例如纳克索斯公爵的遗孀让·米卡斯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科雷吉斯米的乡下就这样行善。268
1573年，威尼斯根据它1571年12月14日的决议269，准备驱逐该地的犹太人。但是，自从勒班陀战役以来，时过境迁。索朗佐这时从他在那里担任总督职务的君士坦丁堡到达。听听一个犹太编年史作者270认为是他在十人参政会上的这番发言吧！“你们驱逐犹太人，这是个多么有害的行动啊！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会使你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是谁使土耳其人变得这样强大？除了在已经被西班牙国王驱逐的犹太人中间，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能工巧匠来制造使土耳其人能够和其他民族较量的大炮、弓箭、炮弹、刀剑、盾牌和小盾牌呢？”将近1550年，法国一则对君士坦丁堡的描写271已经谈道：“那些人（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是让土耳其人知道对那些我们机械呆板地使用的东西怎样进行交易和处理的人……”
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成，或者不容易办成。勒芒斯的伯龙272解释说：“那些离开西班牙、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犹太人把（这些地区的）语言教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学习了他们要去那里居住并且和人交谈的国家的语言。这些语言可能是：希腊文、斯拉夫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和意大利文。住在土耳其的犹太人一般会讲四五种语言。有好些会讲10种或者12种语言。”索朗佐在埃及的罗塞塔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在埃及，犹太人“在土耳其统治的各个地方人数激增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他们居住，而且人数有增无已。因此，他们能讲各种语言，不仅通过充当我们的翻译，而且还通过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为我们效了大劳”。273
在语言学方面，奇怪的是：在14、15甚至16世纪被从德意志驱赶出来的、后来使波兰的犹太人地区发迹富有的犹太人，传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274这是一种特殊的德语。西班牙的犹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1492年西班牙犹太人在伊斯坦布尔，特别在萨洛尼卡，建立了大片移民地，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列托—罗马语，即文艺复兴的西班牙语，带到这些移民地，并且对西班牙仍然怀着一种真正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很多表现275（这证明一个人故乡的土地的泥土总是粘在他的鞋子上的，即他总是眷念故国本土）。在这些重大的现实事物之外还有一些奇怪的细节：一个研究西班牙问题的专家今天在摩洛哥的犹太人那里276找到西班牙中世纪罗曼斯的曲调和歌词;一个历史学家也告诉我们，汉堡的塞法尔迪特人怎样缓慢地、违心地、笨拙地，而且很糟地使自己适应德语。277他们对自己的本源的忠诚，也继续存在于萨洛尼卡的各个犹太社会的名称中。这些名称是：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亚（Sicilia）、普里亚（Pug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278。
这种种忠诚的表现和行为并非毫无弊端、缺陷。它们制造出等级和类别来。某些犹太民族显得有别于其他犹太民族。它们之间有时发生争吵。例如从1516年到1633年在威尼斯建立了三个彼此邻接的犹太人区：老区、新区和最新区。这是三个像岛那样互相连接的、高层房屋鳞次栉比的住房群，因为那里缺乏空间，是全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老区是来自黎凡特的犹太人居住的地区，1541年以来就在威尼斯的5名商务行政官员的管制之下;新区则在负责处理商事诉讼的法官的管制下，庇护着德意志犹太人（Todeschi）。这些犹太人因为不能全都住在那里，便部分迁往老犹太人居住区。他们在康布雷联盟时代已经获准住进该城。他们是贫穷的、从事旧衣服和旧家具买卖以及放抵押贷款的犹太人，后来在威尼斯开当铺——穷人的银行。在这个时期，专门经营大宗贸易的犹太人——葡萄牙犹太人或者黎凡特的犹太人——时而遭到威尼斯市政议会憎恨，时而又被这个机构恳求。毫无疑问，他们从1581年起就获得一种特殊地位。279但是，1633年，所有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地中海西岸地区的犹太人，被集中起来居住在同样的犹太人区里。因此，在这个人为的、近似集中营的小世界里，发生了社会纠纷和宗教纠纷。
这些特点和差异并不妨碍一种犹太文明存在。这种文明生气勃勃，变化无穷。这种文明当然不是惰性的，或者像阿诺德·汤因比硬说的那样，是“僵化”的。280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犹太文明具有警惕性和侵略性。它有时为一些突然爆发出来的奇怪的救世主降临说所苦，特别是在现代的早期，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它分成两派：一派早在斯宾诺莎之前就把某些人引向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理性主义;另外一派赞成群众的非理性的迷信和狂热激奋的倾向。每次迫害都由于事物的反作用引发了宣传救世主降临说的运动。例如在查理五世时代，从1525年到1531年，所谓的救世主戴维· 鲁伯尼和迪戈·皮勒斯等人煽起葡萄牙犹太人叛乱。281又例如，17世纪萨巴塔伊· 泽维的关于救世主降临说的宣传282在东方，在波兰，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掀起高潮。
但是，如果把这些尖锐的危机撇在一边姑不置论，假定犹太人的态度通常是爱好和平的或者容忍异说的，那就错了。他们的态度活跃积极、敏于劝人入教、敏于进行斗争。犹太人区不仅仅是囚禁犹太人的监狱的象征，而且还是犹太人自动退守其内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犹太教法典的继承性的堡垒的象征。一个和伟大的卢乔·德·阿泽夫多同样同情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坚称，刚刚进入16世纪时，犹太人不容异说的程度“超过基督教徒”。283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但是，总的说来，犹太人不容异说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查理五世路过曼图亚时，犹太人曾经企图使他改信摩西教义。284这个传闻本身就荒诞不经，却在将近1532年时广泛流传。
各种犹太人社会的普遍存在
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都被迫扮演文化交流的代理人的角色，几乎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他们当时或者在这以前曾经遍布各地。他们虽然遭到驱逐，但并不一定离开禁止他们居留的地方。他们被驱赶后又返回原住地。从1290年到1655年，他们被正式禁止在英格兰居留。1655年是克伦威尔执政时期他们所谓被重新准许进入英国的时期。事实上，伦敦从17世纪开始时，甚至更早，就已经有犹太商人。1394年，法国也同样一劳永逸地驱逐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错，是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是表面上的基督教徒）很快又在鲁昂、南特、波尔多、巴约讷等地出现。这些地方是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在前往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惯常停歇的驿站。亨利二世“这位法国国王准许曼图亚的犹太商人前往他的王国的城市，准许他们在这个国家经商。他还免除他们缴纳捐税。这一年，他们前去向他表示敬谢之意时，他对他们亲切而热情”。285毫无疑问，这件事发生于1547年。更奇怪的是（如果说这不是更重要的话）,1597年春天在巴黎或者在南特，西班牙的情报部门搜集到这个传闻：法国国王考虑“让已被法国国王圣路易驱逐的犹太人返回”。2864年以后，1601年，这个传闻再度流传。菲利普·卡纳伊大使对亨利四世解释说：“一个（葡萄牙的）犹太人中的首要人物对我说，如果陛下愿意准许他那个民族在法国定居，陛下将从得到好处，并有5万多个聪明勤劳的家庭住在陛下的王国里。”287将近1610年，在进入法国的摩里斯科人中（他们通常只在法国过境），一些犹太人，特别是一些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与流放者混杂一起，并且“可能在基督教徒的伪装下在法国，特别在奥费涅，安家落户”。288
犹太人过去在法国南方人数不多。将近1568—1570年这个时期，他们被赶出普罗旺斯各个城市，逃往萨瓦避难，在那里受到友好接待。28917世纪初，他们在城市政策多变的马赛寥寥无几。2901492年，一些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朗格多克落户定居，并且“使（法国人）习惯于在柏柏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291在新基督教徒的伪装下，他们在蒙彼利埃从事药剂师和医生的职业。费利克斯·普拉泰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世纪末，他们在阿维尼翁受到教皇庇护，人数为500,但没有在城内、城外购买房屋、花园、田地和草地的权利，被迫从事买卖旧货和裁缝……等职业。292
当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情况过于多种多样，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时被人从各个地方赶走。然而，上帝知道，他们也经常被人撵来撵去。一个城市向他们关上大门;另外一个城市则向他们把门打开。当米兰于1597年经过多次犹豫驱逐了它的为数不多的“希伯来人”之后，就我们所知，这些“希伯来人”到达韦塞伊、曼图亚、摩德纳、维罗纳、帕多瓦以及“附近村镇”。293他们挨城逐市的集体迁徙，即使在并不顺利的时候，也往往有滑稽可笑的味道。例如热那亚的情况就是这样：1516年犹太人被正式赶出该城，1517年返回。294威尼斯和拉古萨等地也发生同类事件，因为他们总是最终获准返回。1515年5月拉古萨这个小城的居民在一个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的煽动下，赶走该地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立即在阿普利亚和摩里亚两地对圣布莱士共和国实行谷物封锁（这证明他们控制着谷物的供应）。该城不得不重新接纳他们。1545年，拉古萨有人刚打算驱逐他们，素丹就提醒拉古萨人注意社会秩序295……1550年威尼斯企图驱逐犹太人，却发现他们控制着它的商业：呢绒、丝绸、糖、香料等，还发现威尼斯人自己往往只限于转卖犹太人的商品，只从中获取惯常的佣金。296事实上，由于犹太人被连续不断地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驱赶出境，因此，犹太人充斥意大利境内，特别在罗马教廷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犹太人更喜欢去那里避难。在安科纳开始出现一种对犹太人来说令人惊奇的运道：在保罗四世于1555年和1556年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残酷凶狠的迫害之前，有犹太户主1,770个。他们任意购置不动产、房屋、葡萄园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能使他们区别于基督教徒的标志。”297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西里赶走。据说被驱逐的人达4万之多298，其中大多数是手工业者。他们的离开所产生的后果，非这个岛屿所能承受。在10年之后才沦于西班牙国王的控制之下的那不勒斯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犹太人获准留住该地。直到1541年他们的确为数不多，但是，他们之中有像阿布拉瓦内尔家族那样富有的、活跃的家族……299
把被驱赶的犹太人比作灵活机敏的歹徒、恶棍、帮伙，是不恰当的。但是，总而言之，希伯来人和不法之徒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利用复杂的政治地图所提供的方便。其次，在德意志有逃往附近的波兰避难的方便条件。必要时，逃亡者携带衣物，堆放在车上，驶往波兰。在意大利则有逃往海洋和黎凡特的方便条件。1571年，威尼斯人打算驱逐犹太人。当驱逐令收回时，一些犹太人已经登上即将起航的船只。300这些取道海洋的逃离，当然并非毫无风险。对船主来说，夺走行李、卖掉乘客，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1540年，一个拉古萨船主抢劫了乘他的船的旅客——这些旅客是逃离那不勒斯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弃留在马赛。弗朗索瓦一世怜悯他们，用他自己的船把他们送往黎凡特301。1558年，逃离佩扎罗的犹太人302到达拉古萨，然后乘船前往黎凡特。可能是拉古萨的船员抢走了他们，并且在阿普利亚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1583年，一些水手——这一次是希腊人——杀害了他们的53名犹太乘客中的52名。303
犹太人始终在寻求“他们的脚可以歇息”的城市。304但是，最后不可避免地星散各地。1514年，在塞浦路斯住着一些犹太人。该地教会的神长接到威尼斯市政议会发出的不准任何犹太人不戴黄色贝雷帽而戴黑色贝雷帽的命令。305在伊斯坦布尔有12个处境很糟的干地亚的犹太人。我们由此还了解到岛上“有500多个犹太人”。3061588年，在另一个威尼斯的岛——科孚岛——上，有400个犹太人，他们散居城内各处。他们的房屋和基督教徒的房屋混杂在一起。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说，为了满足双方的愿望，307把他们分开乃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科孚岛上的犹太人有和威尼斯当局打交道的明显好处。308
我们如果愿意在最大的地中海的和世界的范围内标示出犹太人的散布情况，就能够毫无困难地重新发现他们在果阿、亚丁、波斯，在“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在颓垣残壁之下过着悲惨生活”。但是，这是1660年的评注。309时间的车轮已经转动，并且还将继续转动。1693年，一份法国的文献资料向我们描述“40年来”定居黎凡特并且还钻到法国在“士麦那”的领事保护之下的葡萄牙和意大利犹太人。在这之前他们也钻到马赛或者“令人难以察觉地拥有黎凡特的大部分商业。这就迫使已故的M.德·塞涅莱用国王的一道敕令，教人把他们赶出马赛”。310但是，他们很快就在黎凡特掌握了商业贸易线的另一端。在马德拉有犹太人，而且在圣多美岛犹太人为数如此之多，以致（他们显然是新基督教徒）他们在这些地方“公开”信奉犹太教。311他们是首批到达美洲的人，是首批（1515年在古巴）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的殉教者。312这个法庭以后的所作所为还远不止于此。1543年，西班牙所属各个王国当时的摄政者菲利普，把他们从卡斯蒂利亚的印度注42赶走——这纯粹是理论上的姿态313……从北非一直到撒哈拉，犹太人都为数颇多。
犹太教和资本主义
犹太人从前和亚美尼亚人一样是农民。若干世纪以前，他们脱离了土地劳动，转而成为各地的金融家、军火商、商人、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医生、手工业者、裁缝、织工甚至铁匠……他们过去往往很穷，有时开个普普通通的当铺。犹太女人肯定很穷。她们卖化妆品，在土耳其市场上卖手帕、毛巾和华盖等。314这些犹太人都翻山越岭。犹太教教士的裁定纪录，使我们了解到犹太人在巴尔干的争执和他们在那里从事的往往十分卑微低下的职业。315在这些贫困、饥馑的移民社会里，当铺老板，即使他们当中最卑微的，也几乎是有产阶级。在意大利，这些小放债者为数颇多。他们的服务在推动促进这种服务的农村和小城市中是有效的。1573年9月，卡波迪斯特里亚的波德斯塔316要求把一个犹太银行家召来城市，否则深受物价不断上涨之害的居民将不得不像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前往那些以30%到40%利率贷款的的里雅斯特的高利贷者的家中借贷。这类事不会发生在一个当地的犹太小放债人身上。下一年，即1574年，卡斯特尔弗朗科的穷人团体要求威尼斯的市政议会特许放款人约瑟夫在小城市里开设一家银行，向人放款，但同时禁止他放款时收动产之外的其他抵押物。317这个机构同意了这项要求。1575年发生了类似事件。波德诺内的穷人团体也为“众多穷人的利益”恳求准许一个放款人开设银行，向人放款。318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以后在犹太放债人和基督教徒借债人之间一切都十分圆满。例如1573年，契维达尔·德尔·弗里乌尔的穷人团体319要求“从不停地啃啮并且吸尽这个城市的脂膏的希伯来人的贪婪中解放出来”。1607年7月，一家希伯来人开的当铺在科内利亚诺遭到拦路抢劫强盗抢劫。市政议会的轻骑兵（我们以后称为宪兵）追捕这伙匪徒，夺回被抢走的物品（价值5000杜卡托的金银首饰和其他抵押品），杀死4名劫匪，并且割下他们的脑袋带到特雷维索，同时还把两名被活捉的匪徒也押解到那里。320
除了这些短期高利放债人和高利贷者之外，还有经常被驱逐，接着又被召回，始终被人恳求的犹太富商巨贾。他们被人发现在里斯本假装成新基督教徒,或者（如果他们富有的话）假装成完美无缺的基督教徒。例如希梅内斯家族、卡尔德拉家族、埃沃拉家族……就是这种人。他们也可能是革新者。例如米歇尔·罗德里格斯或者罗德里加就是这种人。后者是黎凡特的犹太人，是威尼斯的斯普利特中途停靠港的设计者。321他们也会像萨米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和他的家族那样强大。这个萨米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和他富有的家族在好多年之内牢牢地把那不勒斯的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贷款给国王，在马德拉的糖的贸易中，在兰恰诺的集市贸易和粮食交易中占重要地位，很有影响。322在葡萄牙的门德斯家族的独一无二的经历中，特别在这个家族的侄子胡安·明格斯（人称让·米格斯）的经历中，可以瞥见巨大的成功。他是来自黎凡特的西班牙的信传消息中提到的约瑟夫·米卡斯。323他早先被迫皈依天主教，到伊斯坦布尔后重新皈依犹太教。他在该城变成了类似富格那样的人物，一直到死（1579年）都很有权势，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犹太人的国王，在圣地建立国家（他修复了太巴列的遗迹），梦想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最后不得已求其次，满足于被素丹册封为纳克索斯公爵。他以这个名字为那些通常乐于歌颂美化传记主人公并且关注他的历史学家所知。
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或许太迟）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324正是这些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将近1550年，勒芒斯的伯龙对这些犹太人进行了观察。他就他们的问题写道：“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土耳其的商品贸易，以致土耳其的财富和收入都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用高价收集来自各省的贡品，承包盐税、船运酒税和土耳其的其他税收。”他下结论说：“由于我多次不得不使用犹太人并与他们交往，我很容易了解到：这是一个最精明能干并且满肚子诡计的民族。”325没有犹太人的这些集体命运和这些总的成就，像纳克索斯那样的生涯和经历是不可能有的。同样，我也认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326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美洲都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
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全都富有或者无忧无虑。这也并不是说犹太教由于它的进行冒险投机的神召或者由于它的伦理原则应该对我们称为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称为16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事物负责。这也并不是说，“以色列像太阳一样在欧洲上空转行；它在哪里发光，新的生活就在哪里萌生；而在被它抛弃的地方，所有已经开花的事物都凋谢枯萎。”327更主要的是，犹太人懂得像适应商业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局势那样适应地理形势。我们大家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是“太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被人从地球进行遥控的太阳。犹太商人蜂拥前往蓬勃发展的地区。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繁荣兴旺，就在多大的程度上从这些地区得到好处。提供服务是相互的，有来有往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千百种事物同时并存，也意味着一种计算制度、一种对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即对与金钱和信用有关的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在十字军于1099年攻克耶路撒冷之前，犹太人就已经熟悉当时广泛使用于穆斯林世界的汇票（suftaya）和支票（sakh）328。尽管犹太社会被迫迁徙，这种经验仍然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每个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一张网，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世界棋盘上的合作。单单南特敕令的撤销本身，并没有自动导致新教徒经营的、始于16世纪的银行业的成功。但是，此举却为这个行业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新教徒在法国、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之间，布设了一张情报和合作网。在若干世纪之内，对犹太商人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建立了世界的最主要的商业网，因为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主要城市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他们有时人数很少。1586年，他们在威尼斯只有1424人。32917世纪初，他们在汉堡330勉勉强强有100来人；1570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最多有2000人。在安特卫普他们一共400人331。16世纪末，乔瓦尼·博特罗332提到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有16万犹太人。333萨洛尼卡这个城市是流放者的主要避难所。但是，根据乔瓦尼·博特罗的统计，在发罗拉，犹太家庭只不过160个。圣莫罗的犹太家庭数目与萨洛尼卡犹太家庭数目相同。罗得岛有500个犹太家庭。开罗、亚历山大、叙利亚的的黎波里、阿勒颇和安哥拉等地共有犹太家族2500个。这些细节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靠的。可以肯定：哪里人口稠密，哪里的生活就十分困难，哪里的流放者就必须从事任何行业，即使是收入微薄的行业。他们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当织工、染匠。他们是在当地农民的集市贸易上购买羊皮、皮革的行商负贩……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比较小的犹太人移民地往往是犹太人中的富商巨贾的居住地。这些商人受好些利市百倍的生意买卖的定位集中之惠，被这些买卖吸引，因而是新来的人。
在13世纪，香巴尼的定期集市是西方商业经济的中心。所有商品都在这里集散。犹太人也聚焦在香巴尼的城市和农村。334他们之中有的人在该地的农村从事耕作；其他人则是手工业者。他们拥有田地、草场、葡萄园、庄园和房屋等。他们购进或者出售这些产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经是并且首先是商人或高利贷者。在他们从事的行业中，“放债似乎大大压倒商业”。他们贷款给领主，特别是贷款给香巴尼的各个伯爵和寺院。犹太人虽然受到香巴尼的定期集市和这些集市带来的繁荣景象的吸引，但他们（少数的例外证实了这条规律）并不直接参与这些集市，特别是不去操纵这些集市。尽管如此，他们却掌握、控制着某些通向这些集市的道路。
随着16世纪的经济衰退，西方在经济方面唯一的安全地区是意大利。犹太商人在那里到处人数倍增。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35他们占领了高利贷的低层次，把他们的竞争者从这个商业生活中的基层排挤了出去。
15、16世纪，地中海的主要商业贸易潮流导向北非和黎凡特。1509年，当西班牙的干涉在特莱姆森激起群众屠杀基督教徒商人的时候，犹太人与基督教商人共命运。336在西班牙人于1510年337接管并定居的布日伊和的黎波里，也有犹太人。1541年，在同一个特莱姆森城，当西班牙军队进入时，“在这个城市，很多犹太人被俘并被征服者当作奴隶出卖……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奥兰和非斯被赎回，另一些人被当作俘虏带回西班牙。他们在西班牙被迫发誓弃绝神——以色列的上帝”。338几年以前，即1535年，当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景象。约瑟夫·哈·科恩医生叙述说339：“犹太人男男女女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被人出售，但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意大利团体把他们大批赎回。但愿上帝为此记住这些团体。”
根据非洲人莱昂的说法，犹太人社会在北非是兴旺发达的；16世纪开始时犹太人社会还十分好战并能进行抵抗。就这样，这些社会在奥兰的西班牙驻防地的对外客冷漠仇视的中心地区一直存留到1668年340，并且参与一切活动。一项1626年341在奥兰的西班牙驻防地进行的调查提到来自撒哈拉的商队的到来。这些商队中的一支来自塔菲拉勒和菲吉格，由“好战的”犹太人伴随。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普通商人，因为在西班牙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生活在堡垒附近的臣民——和平的摩尔人——和不顺从者——好战的摩尔人——被区别开来。同样也有和平的犹太人和好战的犹太人。但是，犹太商人在这个古老的贸易轴心的出现值得注意。
在黎凡特，当时的报道都着重记述了犹太商人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他们作为放债人控制着阿勒颇（特别是葡萄牙犹太人）和开罗的市场。基督教徒经常向他们借贷。整个商队贸易显然都集中在他们手里。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说呢？在威尼斯尽管局势紧张并发生争执（继争执之后而来的是协议和和解），犹太人仍然留在那里。毫无疑问，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是一起1497年驱逐被迫改信天主教的有钱犹太人的事件342。这起事件发生在这些犹太人在供给威尼斯人食用的西西里小麦的买卖上进行投机倒把之后。投机倒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是新近来的到威尼斯的犹太人。（既然1550年再次谈到要驱逐这些人343，既然我们发现一直到中世纪末，甚至在本世纪后，他们的名字都在威尼斯被人提及，这一切都使人认为他们已经返回威尼斯。）我也指出过，一直到1597年犹太人还在米兰和米兰内出现。在罗马，他们继续过着圈子相当狭窄的生活。在安科纳的繁荣兴盛时期，即一直到17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社会是兴旺发达的。在里窝那 ，他们从梅迪奇家族复兴的真正开始时期起，即从1593年起344，就是这个复兴的缔造者。
人们最想了解的，是犹太人在世界金融首都热那亚的情况如何。可是在这方面我们正好缺乏翔实可靠的材料。我们只对下面这件事是有把握的：当地人对他们怀着敌意。在热那亚，小手工业者和医生对他们的犹太人竞争者的妒恨导致1550年4月2日驱逐犹太人团体。一个目击者说，这项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在喇叭声中宣布，情况就像我的父亲拉比·耶荷舒亚·哈—科恩那个时代”的1516年一样。这同一个目击者——约瑟夫·哈·科恩医生——去不远的地方定居，仍然住在热那亚的领土内的沃尔塔季奥。他在那里继续干他那个行当。3451559年，再次爆发了来自热那亚方面的或者至少来自一个热那亚的重要人物——“这个像刺进犹太人的肋部的刺棒的坏人”346内格龙·德·内格里——方面的敌意。他后来企图把犹太人驱逐出皮埃蒙特，但枉费心机。1567年6月，热那亚人把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领土和属地。在那次把犹太人从热那亚城清除出去的驱逐行动之后，热那亚人曾经容忍犹太人在领土和属地居住。约瑟夫·哈·科恩医生于是离开沃尔塔季奥并前往“蒙费拉特辖区内的卡斯泰勒托定居，那里人人都高高兴兴欢迎我”。347如果有更加确切的文献资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进行得顺利些。犹太大商人是否像我所想的那样进入了皮亚琴察的集市？
最后一个要牢记在心的特征是：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遍布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这就为荷兰人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并且标志着世界史上的阿姆斯特丹时代的开始。1627年，奥利瓦雷斯公爵把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推上粮布供应合同的决定性的舞台。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财政金融时代。其实，这个时代早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348这个时代可以从很多迹象辨认出来。早在1605年，就已经谈到发给1万个犹太人在西班牙安家落户的许可证，以帮助把西班牙国王的财政整顿、管理得比在基督教徒棉布供应承包商的统治下更好。349加长这份抄录单，并且指出17世纪犹太人在马赛、里窝那和士麦拿这三个繁荣昌盛的地中海城市的存在，在塞维利亚、马德里、里斯本等更重要的地方的存在，最后在阿姆斯特丹的存在以及早已在伦敦的存在，是十分容易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尔巴哈尔这个富商，这个“伟大的犹太人”在1630年和1635年之间这段时期在伦敦定居。350但是，我们的论证本身已经足够。
犹太人和总的经济形势
如果我们把构成犹太人历史的殉教者列传中的迫害、屠杀、驱逐、强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进行排列，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上述种种残暴措施之间的一种关联就标示出来了。后者总是依存于经济生活的恶劣气候，并且伴随这种气候。使英格兰（1290年）、德意志（1348—1375年）、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排犹运动和1391年的强迫改皈宗教）和法国（1394年把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巴黎）的犹太人的幸福与繁荣兴旺消失的，并不只是君王或者“坏人”的敌意。主要的罪行是西方世界的总衰退犯下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没有争论的余地。同样，仅以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为例（1492年），根据韦纳尔·松巴尔特的说法，351这个世界性事件迟迟发生于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内。它随着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开始，至少一直延续到1509年，还可能延续到1520年。
正如1350—1450年的百年衰退把犹太商人抛向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受到保护的经济一样，3521600—1650年的危机使他们置身于北海地区的也受到保护的经济领域中。于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优惠。反过来，他们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给了这个世界优惠。总之，正如韦纳尔·松巴尔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国的海路而言，热那亚的地理位置和汉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样优越。353
经济形势和犹太民族的盛衰起落之间的对应配合，不仅在重大的事件上和在长时期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几乎逐年逐月逐日发生的小的危机中也是明显的。以以下这个细小的例子为例：由于拉古萨这个共和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它1545年考虑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城市，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了。在1559—1575年的长期衰退中，在威尼斯，很自然地在城内和在大陆上立即采取的反犹措施的背后，也有类似的动机。在1570—1573年对土战争的年代里，354一切都迅速发展，急转直下。黎凡特的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货品交给第三者保管。对犹太人留住威尼斯强加了苛严的条件（1571年12月18日），制订了驱赶犹太人出布雷西亚，甚至出威尼斯的计划。年轻的犹太人在亚得里亚海被捕，并被处以在帆桨战船上划桨的刑罚，“直到战争终结”……这对“雅可布”注43355来说，真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取决于经济形势。1581年对弗拉拉的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情况与上述的相同。这次迫害是另外一起要补入已经明显的1580—1584年的周期性危机的内容丰富的档案材料中的事件356……
长期的趋势在1575年和1595年之间再度出现，天气晴朗起来，这有利于地中海的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有利于犹太人居留地的经济生活，不管这些居留地在哪里。（在罗马，这些地区受到西克斯·坎特〔1855—1590年〕的保护。）357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犹太资本主义在海上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从此与日俱增。犹太资本主义不但在安科纳，358而且在弗拉拉359（威尼斯除外）也是主导力量。所有这些“葡萄牙的”或者“黎凡特”的成功、同摩洛哥苏斯省以及同这个省的糖厂的贸易联系360、斯普利特港的修建361、拥有权势的人物达尼埃尔·罗德里加1587年3月提出的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一笔数额为两万杜卡托的保证金的建议362（这笔保证金由贝勒支配管理用以换取威尼斯海关一笔同等数额的预付货款）以及将近1589年接纳弗拉拉的犹太人入城的建议等363所体现出来的在计划和行动方面的自由，都表明气候发生了变化。1598年为地中海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制定的制度，的确是一种真正宽容的制度。当局发给犹太人有效期为10年的安全通行证。此证到期如不废除将自动继续有效。这和10年以前，即1589年同意的条件相同。还同意了一项附加的小优惠：“他们可以在旅行中戴黑色贝雷帽及携带常用武器，但在威尼斯不能。”364事实上，威尼斯当时已经变成在意大利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的集合中心，变成他们同来自德意志的和来自黎凡特的犹太人接触联系的地方。这不利于弗拉拉。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迹象：威尼斯扮演着知识文化首都的角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的文学作品，一直由威尼斯的印刷所出版。在这些印刷所被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印刷厂厂主的工厂接替之前，情况都是这样。365
这样，在从阿姆斯特丹到里斯本、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这个地区，犹太移民就进入一个胜利的时期或者至少是环境更加舒适的时期，惯常的对地中海船只装载的犹太货物的追猎，并不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活动，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征象。相反，这是一种大批形形色色的敌人竭力反对的繁荣兴旺的标志。再者，这种追猎很早就已经开始。早在1552年，366后来又在1565年，367犹太人就提出抗议，指控马耳他的“非常凶恶的僧侣”的船只、这种用来掠夺犹太人的财富的陷阱和网。368这个世纪末，托斯卡纳人、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和岛上的希腊人沆瀣一气，勾结串通，驾驶海上行劫者的帆桨战船进行抢劫，369这或许是因为掠夺来的财物已经增加了。犹太人经营的商业的振兴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例如有利于他们同那不勒斯的重新通商等。1541年他们被驱赶后，似乎只准许他们参加兰恰诺和卢切拉的集市贸易活动。但是，从1590年起，举行了关于恢复贸易关系的谈判。370 1613年9月贸易关系恢复371。
历史学家已经提出过富格家族“时代”和热那亚人“时代”。正如这种提法是常有的一样，在我们的研究工作目前所处的阶段中，提出伟大的犹太商人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合时宜。这个“时代”始于1590—1600年，延续到1621年，甚至延续到1650年。这个时代具有鲜明的智力色彩。
了解西班牙
对犹太人的命运不能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特别不能在资本主义历史之外进行考察研究。（认为犹太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这样做过于急躁，虽然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试问：又有哪一个单个的团体能够自称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呢？犹太人用整个身心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始建。）如果我们最后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减为仅仅对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况的讨论，那么这场讨论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犹太人的命运的图像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这面镜子里。
主要的困难在于防止把今天的敏感性、词汇和争论塞进这场争论中。不要相信道德家们的简单化的语言。这些人把他们的严格的分界线划在好与坏之间，划在善与恶之间。我不认为西班牙有谋杀以色列的罪过。难道过去什么时候有过一种为了另外一种文明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的文明吗？以色列也好，伊斯兰国家也好，在这一点上肯定都不比别的国家或地区更是这样。我这样说并没有什么激情偏见，因为我是我这个时代的人，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同情那些在自由、肉体、财富和信念等方面的受害者。因此，这里在西班牙的范围内，我同情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新教徒、光明派教徒、摩里斯科人……但是，这些我无法摆脱的感情与真正的问题毫无关联之处。谈到16世纪的西班牙时，把它称为“极权国家，”甚至称为“种族主义国家”是毫无道理的。当然，这些景象是悲惨的，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法国、德意志、英国或者威尼斯的景象（通过阅读有关的司法档案）也是这样。
让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形势在西班牙正如在土耳其和在正进入世界历史的新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应该受到它应该受到的那一份指责。在取得格拉纳达的胜利之后不久（胜利总是使人萌生坏主意），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并不是独自行事。他们的行动受到阴沉的经济气候和这些愈合得很差的创伤的推促和影响……最后，各种文明和经济一样，也有它们自己长期的历史。它们受到群众运动的折磨。它们仿佛被历史的重力不知不觉地推到隐蔽的山坡上。山坡的倾斜度正好足以使物体下滚，但任何人都不会察觉，也不会为此负责。自我“分割”372、剪除自己过度增长的部分、在前进中抛弃自己的部分遗产和携带的东西，这就是文明的命运。每种文明都永不休止地继承自身，并且在父辈遗留给子孙的财富中进行选择。携带的某些东西被遗弃在路旁。没有一种文明像伊比利亚文明处于它最光荣的时代那样，即在从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在位时期到菲利普四世统治时期这段时期那样，被迫强加给自己如此之多的变化，被迫“分割”自己、撕裂自己。我特别谈到伊比利亚文明。这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别品种，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这个海角以前几乎被外国的海洋覆盖淹没。在“漫长持久的”16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它两种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像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非之间的桥梁。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的交通。欧洲经由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到达西班牙半岛。由于复地运动的胜利，欧洲在这个边境地区压倒伊斯兰教。这个胜利也是欧洲自己的胜利。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斯和阿美利科·卡斯特罗等西班牙半岛的历史学家了解这一点：“山那一边的人”得胜。欧洲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
认为西班牙本来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是提出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曾经有人坚持。373但是，难道西班牙不能变成欧洲的一部分吗？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且还有民众的意愿和狂热，导致驱逐持异端的人，导致1478年设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导致1536年设立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我们的眼里，宗教裁判所令人憎恶，之所以令人憎恶，主要是由于它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由于它的受害者的相对地说来有限的人数。374但是，难道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个统治者，是真正应该对民众的深切愿望推动的斗争负责的主要力量吗？
在19世纪缔造的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结合在一种宗教归属产生的感情里，换句话说结合在一种文明归属产生的感情里。15世纪的西班牙的广泛的团结一致，是一个长期面对另外一种文明，处于劣势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团结一致。这个民族再度变得最强大后，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信或者最强大的民族的习惯行为方式。它继续战斗。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后之所以寥寥无几，乃是因它进行的斗争多少有些无的放矢。西班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过分胆怯，过分警惕，过分好战，以致异端无法轻易潜入这个国家。在西班牙既没有伊拉斯谟主义的地位，也没有内心可疑的改变宗教信仰者或者新教徒的地位……
在关于这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的论述方面，莱昂·波利亚科夫所作的激昂的和诱人的辩论并不能使我感到满意。他只看到悲剧的两面镜子中的一面，即以色列的诉苦抱怨，而没有看见不同时期西班牙的并非虚假的、并非骗人的或者并非疯狂的抱怨诉苦。一个基督教的西班牙正在为诞生而进行斗争。它的力量推动的冰川，把它在浮动中遇到的树木和房屋统统压得粉碎。让我们不要认为西班牙由于它的劣迹恶行，由于它在1492年进行的驱逐，由于它对大批改变宗教信仰者进行的迫害，由于它从1609年到1614年对摩里斯科人的泄怒而受到严惩，以免使讨论成为说教，步入歧途。西班牙的这些劣迹恶行、这些激情狂热，使它的威势付出了代价。这种威势正好产生于1492年并一直延续到罗克瓦战役（1643年）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以前。根据历史学家选定的日期，对犹太人的惩罚如果不是晚一个世纪到来，至少也是晚40年到来。我们不接受以下这种说法：驱逐犹太人使西班牙失掉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如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最近论证的那样，由于有害的国际资本主义，即热那亚银行家和他们的同类人的资本主义的植入，商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在西班牙形成。另外一种经常听说的论据是：血的纯净和清澈的悲剧是对西班牙的折磨和惩罚。谁也不会否认这种折磨，不会否认它的后果，不会否认它可怕的死灰复燃。然而，西方所有的社会都在17世纪设置障碍、闭关自守，使社会上的特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但并不因此而有人们归咎于西班牙的那些理由。
倒不如让我们接受这种说法：各种文明不管是否愿意，都朝着自己的命运前进。如果我乘坐的停靠在车站上的火车开动了，与这列火车并排的火车上的乘客会有他们乘坐的那列火车向相反的方向开驶的感觉。各种文明的前途命运相互交叉。它们互相了解吗？这一点我不能肯定。西班牙正在政治统一的路途中。这种政治统一在16世纪只能理解为宗教统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注意它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前途命运。这种命运也是一种单一的命运。但是，它的活动空间是整个世界。它跨越海洋，跨越新生的民族和各种古老的文明。它否定、蔑视古老的文明。这是一种点火过分提前于它所处的时代的现代命运。即使一个像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那样头脑清晰的人，也把这种命运看成具有恶魔的特征。恶魔总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其他的文明。《莫诺潘斯特斯岛》（1639年）是一本矛头指向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和他左右的被迫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银行家的小册子。这本书可能不是出自克维多自己的笔下。莫诺潘斯特斯岛的犹太人说，“在鲁昂，我们是法国用来反对西班牙的钱袋，同时也是西班牙用来反对法国的钱袋。在西班牙，在遮掩我们的割礼的外衣之下，我们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和在与君主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国家里……所拥有的财富来援救君主（指菲利普四世）。我们在德意志、意大利、君士坦丁堡也干得同样多。我们布设了整个这个不易识破的阴谋圈套，制造了这场战争的根源，办法是从每个人最大的敌人的口袋里掏出给予这个人的援助。我们像向赌输的人放高利贷以使他们输得更多的银行家那样帮助别人……”375总之，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每个人都乐于就各种文明说自己的真话。当邻居说这种真话时，这种真话听起来永远也不会顺耳。唯一肯定无疑的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永恒存在、它的不幸等都来源于它永远是一个坚硬的、顽强地拒绝稀释冲淡的核，即一种忠于自身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既是人类的天堂，也是人类的地狱。376
4.文明的传播扩散
进行传播、扩散、赠与，就是进行统治。赠与的理论，对个人和社会都有价值，对文明也有同样的价值。这种赠与最终可能引起贫困化。但是，在它持续的期间，它表示一种优越性。这种观察完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总的论断，即：在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之后，地中海在一个世纪之内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一个光辉和强大的宇宙。何以见得？它教育其他地区并且把生活的艺术教给它们。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中包括穆斯林地区和基督教地区，那时把它的光芒照射到比它的海岸更远的地方。甚至通常被人当作穷弟兄看待的北非的伊斯兰教，也向南方，向撒哈拉的边缘传播、扩散，越过整个沙漠直到苏丹的内地。至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它照亮了整整一个其中一半属于它的文化区域。属于土耳其的这部分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阿拉伯非洲和阿拉伯亚洲，延伸到亚洲的腹地，直到印度洋。伊斯坦布尔的苏勒马尼耶清真寺是土耳其帝国的艺术的杰作。这种艺术光芒四射，显出它至高无上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建筑术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文化扩张的一个成分而已。
西地中海文明的深刻影响在我们看来甚至更加与众不同，具有特色。总之，它逆世界历史的潮流传播、扩散，它照亮了世界力量的中心即将在那里建立的北欧。作为地中海世界的事物，拉丁文化之于新教欧洲，正如希腊之于罗马。这种文化在16世纪和在17世纪一样，一下子就横越大西洋。而且由于这种横越大洋的地理扩展，地中海的势力范围最后变得完整了，它包括当时美洲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西班牙所属的和葡萄牙所属的美洲。为了更加易于识别，雅各布·布克哈特抛出巴罗克风格这个词来。这个词指基督教地中海的文明，那里看得见巴罗克风格，内海就在那里拥有我们能够为它要求拥有的权利，我们就能在那里辨认出地中海文化的标记。把对价值的评价姑且撇在一边不谈就纯粹的重量和数量而论，文艺复兴不能和巴罗克风格的巨大爆炸相比。前者是意大利的城市的儿女;后者则既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也从西班牙帝国的世俗力量中汲取力量。显然，这是一道崭新的光线。从1527年和1530年起，从文艺复兴的繁荣兴旺的大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罗马等的悲惨的末期起，这道光线就改变了色调，情况正如在照射灯的光线突然由白变绿，或者由红变蓝的舞台上一样。新的更加血红的色彩沐浴着西欧的景色。
我谈完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我的这番话。我在撰写一本关于地中海的书时，无法对有关地中海的巨大的形态变化的一切统统加以叙述。否则，我就得写一本关于整个世界的书。在我看来，一个单一的论证就既足以描述地中海的光荣，也能满足本书的平衡。我将遗憾地把伊斯兰教搁在一边，也遗憾地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美洲以及位于巴西的矿区中心的乌罗·普雷托的诞生得很晚的但十分罕有的光辉灿烂的事物搁在一边。蔓生怒长、充斥各地的巴罗克风格，仅仅在本身已经十分辽阔的西欧这个地区内，就已经足够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巴罗克风格的各个阶段
继雅各布·布克哈特之后，德国历史学家H.韦尔弗林、A.里格尔、A.-E.布林克曼和W.魏斯巴赫等人使巴罗克风格这个词377得到人们的赞同和喜爱。他们让一艘有另外很多人搭乘旅行的船下了水。他们试图进行的，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在可以和地层相比拟的艺术层的分类和辨认等方面所作的尝试。有人向我建议在罗曼风格、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序列之后再加上第四个词，378即巴罗克风格这个词。这个词正好放在受法国启发、影响的古典主义的复活的前面。既然巴罗克风格被描写成一种即使不是四层也是三层的重叠建筑，这个词就是个不适用于一个完全清晰的或者简单的概念的词。
在米开朗琪罗于1497年和1499年之间为圣彼得教堂雕刻的《哀悼基督》中，在拉斐尔的《房间》中，在《波尔戈的火灾》和《被从神殿赶出的埃利奥多尔》的激烈的动势中，在博洛涅尼亚的《圣塞西尔》壁画中，都可以看出巴罗克风格的根源来。根据埃克尔·马尔的说法，这幅《圣塞西尔》壁画自身已经含有新时代的特征的某些东西，379而且据说还含有“巴罗克风格的手势语言”380的某些东西。在《安格希亚里战役》的大底画中或者在（这次是在意大利之外）丢勒的版画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根源来……这一切实际上形成一种令人惊奇的混合物。人们明确指出：巴罗克风格的不可否认的创始人之一是收存于帕尔马381的《圣母升天图》的作者柯雷乔。他只差对尘世的欢乐和对裸体的美表示出更多的鄙视厌弃和冷漠疏远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全被人接受的巴罗克风格艺术家。而米开朗琪罗在他那方面特别喜欢通过这种裸体美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另一方面，米开朗琪罗对伟大事物的爱好，他的怜悯、同情、悲怆，他的恐怖，同拉斐尔的优雅，同柯雷乔的画中的动势和光线的闪动，是乐善好施的仙女放在巴罗克风格这个婴儿的摇篮上的第一批礼物。婴儿得到这样的赠礼，于是很快长大。当柯雷乔1534年去世时，婴儿差不多已经成年。当米开朗琪罗1541年经过七年殚精竭虑的劳动，完成“中世纪的恐怖”382在其中复活的《最后的审判》这幅画时，这个婴儿肯定已经成年。
1527年罗马惨遭洗劫和1530年佛罗伦萨被攻占后，文艺复兴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忽然宣告完结。“罗马的可怕的洗劫”383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是一次上帝的判决。它突然提醒城市要尽自己所担负的基督教的使命。当克莱门特七世在圣昂热古堡中进行抵抗时，罗马城遭到士兵和打家劫舍的农民蹂躏破坏达数月之久。什么也不能幸免于难。拉斐尔的门生弟子已经分散在远方各地：帕尼到了那不勒斯；皮耶里诺·德·瓦加到了热那亚;朱勒斯·罗曼到了曼图亚。后者再也不愿从那里归来了。司汤达尔仓促地作出结论说384：“因此，拉斐尔的门生不再有门生了。”艺术的整个生命的和才智的整个生命的脆弱性就这样显露出来。“上帝的第二次判决”——佛罗伦萨的包围和攻占——在1530年使1527年的灾难重演。G.帕伦蒂指出了这次包围和攻占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由于这次灾难重演，“某些事物死亡了，而且死亡得很快”。385新的一代正在登台，新的方式正在胜利。386朱利安·德·梅迪奇预言这新的一代将主要是斯巴达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死去的是文艺复兴，或许是意大利自己。胜利的是矫揉造作、模仿、夸张、浮夸。这些胜利的事物使仍在进行创作的拉斐尔的所有的门生的作品肿胀起来。它们的学院主义有自己的追随者，以后成了学派。387
绘画第一个标明这种风向的突变。风格主义开始了。1557年，卢多维科·多尔切在一次为矫揉造作所作的辩解中为风格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一个纲领。从1530—1540年388这段时期起，除了威尼斯外，整个意大利都浸透这种风格主义。威尼斯有少数风格主义者。但是，在长时期内，那里也有无法降服的提香。
20世纪把这种风格主义的名称改为前巴罗克风格。这种风格持续的时期是一个漫长的、以丁托列托为典型并且和丁托列托同时于1590年终止389的阶段。风格主义的最后的杰作是从1589年到1590年画于威尼斯的大市政会的会议厅的巨幅画卷《天堂》。在这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巴罗克风格的第一阶段。根据G.施尼雷尔的看法，这个阶段的巴罗克风格的引进人是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巴罗齐奥。他的著名的《人民的圣母》现存于乌菲齐博物馆。390直到将近1630年，第一阶段的巴罗克风格都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是第一阶段巴罗克风格的终结吗？不是。因为从这个意大利的巴罗克风格立刻派生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艺术。这种艺术在瑞士、上德意志、奥地利、波西米亚等地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为止。它在这些地区得到一种丰沃的、人民大众的灵感和想象的滋养。这种灵感和想象给予它在其伟大的意大利时期从来没有过的活力。此外，的确就在这里，巴罗克风格这个词（不管它的根源如何）从18世纪开始运用于当时事实上已经衰落的艺术。德国学者宣称，由此得出这样一个公式：巴罗克风格＝德意志。如果考虑到巴罗克风格的根源，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
必须进行讨论吗？
人们可以无休止地就这个按年月次序作出的排列和这个排列所显示出的意图进行争论。这个排列肯定会使巴罗克风格的意义更有价值、更加扩大。人们也可以无休止地争论巴罗克风格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古斯塔夫·施尼雷尔甚至已经把这个巴罗克风格视为一种文明，一种存在于自身的文明。这是一种向欧洲推荐的并且强加于欧洲的最后的普世文明。这是最终的文明吗？人们还可以在这方面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在本书的第一版中，作者沉湎于这种无端指责的乐趣中。但是，这些问题判然有别于我们目前关注的问题，即：不管这些文明的确切的性质和特色是什么，它是从地中海辐射传播出来的。地中海是给予者、传送者，因而也是一股较大的、优越的力量。地中海的教训、生活方式和趣味爱好，成了远离它的海岸的地区遵行的准则。这种文明的活力的证据、它的根源和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关切的。
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罗马391
罗马是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之一。它不是这种文明的唯一的传播中心，但却是最重要的传播中心。16世纪开始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里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古老的纪念性建筑物遍布城内和城的四周。这些建筑物往往半遭破坏，外形严重毁损，更往往连同底座都埋没在泥土和废墟瓦砾之下。城里有人居住的部分，有砖砌的房屋、肮脏的小街和大片大片的空地。
16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它的人口增加。即使在17世纪这个总的说来不利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的时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任何工艺匠师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锡耶纳的巴尔塔萨尔·佩鲁齐（死于1536年）、维罗纳的萨米凯利（死于1549年）、佛罗伦萨的桑索维诺（死于1570年）、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意大利的建筑师都是从那里来的）的维尼约莱（死于1573年）、那不勒斯的利戈里奥（死于1580年）、维琴察的安德烈·帕拉迪奥（死于1599年）、博洛尼亚的佩利格里尼（死于1592年）。奥利维里是个例外，他是罗马人（死于1599年）。紧跟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赶来一支画家队伍。这支队伍对于装饰画达到顶峰的艺术时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拱顶和天花板为画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此同时又把一些有时严格确定的题材强加给他们。“巴罗克风格”的圣画首先是这种风格的建筑极其自然地生下来的女儿。
这个时期圣彼得教堂的修建工程正在完成。杰苏教堂在1568年和1575年之间这个时期正由季阿科莫·维尼奥拉修建。他1573年去世时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这件艺术品。第一个耶稣会教堂这时已经诞生。这个教堂后来虽然并非始终但也经常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充作楷模。每个修会现在都希望在罗马或者在罗马城外拥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特别装饰物。这种装饰物是它们自己的特别礼拜仪式的形象。这样，就先在不朽之城，接着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诞生了首批有大括号形装饰物和圆形屋顶并有朴素的几何图形的教堂。这些教堂中的恩典谷教堂在法国虽然迟建，但仍然是个优秀的典型。
罗马的这个奇迹般的发展需要巨额开支。司汤达尔在指出是那些不需要为它们自己的权威担忧的国家在让人制作现代绘画、雕刻和建筑工程的最伟大的杰作的时候，正确地找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392这把我们带回教皇的财政史上。克勒门斯·鲍埃尔在一篇出色的文章里更新了这部历史的基础。393的确，历届教皇从他们的国家抽取巨额收入。他们成功地求助于公共信贷。他们的宗教政策，或者简而言之，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里的政策被人遵奉执行，执行时花费他们自己的费用少于花费各国国家教会的费用。法国教会和西班牙教会已经分别由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掌管支配，被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财政需要。在令我们操心关注的50年内，教皇国家很少（只在1557年和神圣同盟存在的3年里）有过巨额战争支出。因此，罗马教廷能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制定一项庞大的预算。美洲白银侵入地中海，使这些奢侈的、耗费巨大的政策易于推行。在1560—1570年这段时期以后，利奥十世和于勒二世梦想的事物全都实现。另一方面，因天主教的虔敬行为的浪潮而数量倍增的各种修会和教廷同心协力。罗马也是国中的这些小国的首都，是它们向人炫耀卖弄的首都和它们的橱窗。耶稣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和方济各会等修会都尽了自己应尽的那份财政努力和在艺术竞争方面的努力，并且在罗马之外模仿、复制首都的成就。如果巴罗克风格在艺术和宗教方面有所发展的话，这就是由于这些修会，特别是由于圣伊尼亚斯这个修会发挥了作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的”这个形容词比“巴罗克风格的”这个形容词更适于标示这个发展，尽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保留他们的看法。
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对普遍的、声势浩大的、复杂的向寺院制度和修道院生活的推进进行研究。没有必要说明这种推进怎样在特兰托宗教会议获得成功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产生。特兰托宗教会议的成功是新的几代的第一次胜利。早在1517年，就在罗马引入了神爱奥拉托利会。这个修会是在上世纪由贝尔纳尔丹·德·费尔特尔在热那亚创建的。在同一个1517年，利奥十世同意把方济各会的严格遵守教规的修道士同这个修会的圣芳济会修士分开。1528年，从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的行列里分离出一些修士，其中有嘉布遣会修士。但是，只在将近1540年，即创立耶稣会的那一年，上述推进运动才声势浩大起来，才能够被看作是最终完全发动起来了。
三年以前，即1537年，保罗三世召集的红衣主教委员会态度悲观。这个委员会甚至考虑让腐败的修会灭绝无继，以便以后由新修道士来充任这些修会的成员。接着在15世纪40年代，一切都明朗起来。进行了并且打赢了第一个回合，继续创立修会和改革修会。修道士的革新运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起来。它在特兰托宗教会议后加速发展：圣菲利普·德·内里的奥拉托利会于1564年建立；圣查理·博罗梅的献身会于1578年建立;热那亚人耶安·阿多尔诺和圣弗朗索瓦·卡拉奇奥罗的小兄弟会1588年建立（它的第一个设在那不勒斯的机构建立于1589年）；3年以后，即1592年，在阿维尼翁成立了基督学说父亲会。
这些为了斗争的需要而经常被免除了古老的合唱圣歌的生活的束缚和修道士的教规戒律的束缚的修会，这些“真正的正规的教士”，谁能说他们给了罗马教廷什么支援呢？教会因他们而得救。教会能够从罗马发动一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自上而下进行的、最令人惊奇的革命，它打的这一仗，是深思熟虑、足智多谋地进行的。它传播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名称无关紧要——是战斗的文明;它的艺术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另外一种手段。
因此，巴罗克这种艺术风格往往属于宣传的范围，带有宣传的味道。在某些方面，这是一种被引导的艺术，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精明的修道士和神学家要求鲁本斯、卡拉奇奥罗、多米尼基诺、里贝拉、苏巴朗或者牟利罗等人把他们想象、构思的图画具体画出来。如果画出的画显得有不够完善之处，就拒绝接受。天主教会反对新教，仇视装饰豪华的庙宇和图像，想修建上帝在尘世上的最美丽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天堂的形象，是天国的几个部分。艺术是用来进行战斗和教育的有力的手段，是一种通过形象的力量来确认圣母玛利亚的无瑕的圣洁、圣徒的有效的价值和介入、圣体圣事的真实性和强大力量以及圣彼得的卓越高尚的品性的手段，是以圣徒的幻想和狂喜为论据的手段。一些完全相同的肖像学方面的题材，被人耐心地汇编、传授，一再横越整个欧洲。巴罗克风格之所以夸张，之所以对死亡、对痛苦和对以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的殉教者有兴趣，之所以似乎耽于悲观主义，耽于17世纪的西班牙的醒悟，这是因为它是一种一心一意想进行证明和说服的艺术，而且应该进行证明和说服的艺术，这是因为它绝望地寻求使人感到惊奇的和引人注目的戏剧性的细节。这种艺术供基督教信徒使用。人们想说服、引导这些教徒。人们想通过积极的行动和示范表演把某种真实主义，把大量受人怀疑的概念（例如炼狱的概念和圣洁怀胎的概念）的真实性教给这些教徒。这是一种戏剧艺术，一种有意识地具有戏剧性质的艺术。戏剧难道没有充作过耶稣会会士的武器，特别在这种艺术在它到处享有权利，有巡回演出队，又很快有固定的舞台的时期充作耶稣会会士用来征服德意志的武器吗？
因此，巴罗克风格既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信仰的方式。它从地中海海岸传向北欧，传向多瑙河和莱茵河，传向法国的心脏巴黎。17世纪初期在巴黎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巴罗克风格是一种特别具有地中海地区性的生活和信仰的艺术。请读者看看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庇护二世怎样“在《最后的晚餐》、《圣米迦勒战魔鬼》、《基督升天》、《天使带圣母玛利亚凯旋上天堂》394等栩栩如生的图画的围绕下”携带圣体穿过维特尔博的描述。这个描述就是上述论点的证据。人们会马上想到有耶稣受难记中的人物在其中出现的人群的西班牙宗教仪式行列。这并不比在意大利更加排除上演纪念圣体、圣事的奥义的宗教剧。395总之，这是一种使北欧感到惊讶的基督教的戏剧形式。西班牙人在佛兰德的虔诚和自笞令人惊讶不已并且引起轰动。396巴罗克风格的艺术被用这种南方的宗教感情哺育起来，并把这种宗教感情的某些东西传往北欧。关于传入欧洲各地的弥撒和祈祷仪式，关于地中海人在强烈的要求得到北欧的被争夺的地区（这些地区后来回到罗马教会怀抱）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当人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能再谈什么地中海的衰落了，除非衰落这个词和它所指的解体被人认为具有一种强大的传播一种垂死的文明的力量。
另外一个传播中心：西班牙
从维也纳西行到里昂，然后到图卢兹，再到例如巴约讷这个地方，就可以看见出现另外一种文明的传播：西班牙文明的传播。罗马和意大利（意大利的各个地区）的影响，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居于统治地位。在法国，罗马和意大利通过它们的旅游者、它们的习俗风尚、它们的思想教导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却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西班牙的影响。
比利牛斯山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大门从来没有同时朝着南、北两个方向打开，以利于南、北互相往来。或者法国是教育者，一切从北向南流转，这是从11、12世纪到15世纪的情况;或者火炬传到西班牙手中，西班牙跃居突出地位，一切从南向北传播，这是16和17世纪的情况。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传统久远的对话，因此突然改变了方向。它还将在18世纪再次改变方向。在塞万提斯时代，法国力图从它那个既遭人嘲笑、又被人惧怕、也受人敬佩的邻国得到服饰的流行式样、言语、行为的风尚和思想观念。与此相反，西班牙却断绝与法国的一切接触，监视两国之间的边界地区，禁止它的荷兰臣民去法国学习，从蒙彼利埃撤回它的医学生。397
这是一种奇怪的、和往常同样毫无友情可言的对话。除了在荷兰以外，西班牙人还在哪里比在法国更被人嘲笑呢？一部在米德尔堡出版的西蒙·莫拉尔撰写的讥刺性幻想作品的法文译本1608年问世。该书题为：《关于西班牙老爷的行为、美德和风尚的标志》398。可怜的老爷！他在书中被比作各种野兽、屋子里的鬼怪、在桌子上进餐的狼、卧室里的公猪、街上的孔雀、同女人在一起的狐狸等。其余的我就略而不提了。这本小册子结束时说：“因此，你到处都得提防老爷。”但是，这个受人嘲笑的老爷却被人妒忌和模仿。西班牙的势力的传播，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没有黄昏的”庞大帝国的势力的传播，一种比我国的文明更加精美的文明的传播。在法国，所有正直的、有文化教养的人都应该通晓，事实上也都通晓西班牙文。这就使得几个像出生于西班牙的穆尔西亚人安布罗西奥·德·萨拉扎尔那样的西班牙半岛人，在玛丽·德·梅迪奇统治法国时期在法国有十分美好的教师和语法学者的职业。卡斯蒂利亚的词汇使法国的语言殖民化。布朗托姆是法国亲西班牙的人中的巨擘。399这些人习惯于用一些假西班牙词，如用blasonner、bourler、busquer、fortune、habler等词代替parler（说），用tirer代替lancer（投掷），用treper代替monter（登上）。还说摆care或gerbe（架子）以及marcher à la soldade bizarrement（像士兵那样古里古怪地行走）。400用在当时和意大利词同样多的西班牙词来点缀会话，是一处时髦的派头。401养成这种风尚需要进行学习，需要很多教师，需要进口书籍。蒙田的父亲读过《亲密无间的书信》、《马尔克·奥雷尔的留言簿》、《君主王侯们的时钟》和《宠臣近幸的闹钟》这些出自蒙多内多的著名主教安托尼奥·德·格瓦拉之手的著作。402翻译书籍大量出版，充斥各地。“巴黎有一家真正的卡斯蒂利亚文的翻译社”。403塞万提斯的著作风靡一时。1617年，他的伟大作品《帕尔西勒斯和西吉斯蒙德历险记》在巴黎用卡斯蒂利亚文重印，然后译成法文。404此外，骗子无赖小说也有热心的废寝忘食的读者。之后，又有为在法国上演而改编的西班牙喜剧。英格兰的情况与法国相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已被该国翻译并且被吸纳入这个国家的智力、知识的实体中。
在文学的影响之外，1000种其他小的借用也有待评价。既可说是西班牙式的、也可说是法国式的路易十三的宫廷作出了表率。所有西班牙的事物都风靡一时、非常热门。妇女用“西班牙白粉”和“西班牙硃砂”。其实，这些脂粉并不全都来自这个国家。妇女在自己身上洒香水。男人也如法炮制。这些香水有些来自尼斯和普罗旺斯。其中大部分，特别是价值最昂的，禁止“乡巴佬”使用的，则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口405。如果布朗托姆的话可信，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女人用起香水来，比我们法国的贵妇人更加留心，更加精细”。406大家争夺生产稀有的香精和美容制剂的方法。这些方法至少和莫里哀笔下的附庸风雅和卖弄学问的女人的秘方诀窍同样复杂。一个媚女人的男子答应为他的情人买“西班牙皮”手套。的确，虽然法国在那个时代已经制造出精美的产品，法国服饰的流行式样和漂亮雅致的东西已经声名鹊起，西班牙的柔软而精致的皮手套、有名的科尔多瓦的花露水和雕皮这种被当作挂毯使用的镀金皮革，那时就已享有和今天的“巴黎货”同样的声誉。这些东西同巴黎商品一样，非常昂贵。当西蒙·鲁伊斯的妻子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要“做些生意”并从西班牙向佛罗伦萨运去一些“香手套”以换取意大利商品的时候，与她丈夫有商务关系的人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说，在这个严肃的有产者居住的城市里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昂贵的奢侈品（每双3埃居）。但是，这已经是1584年的事了。407人们很想知道几个5年之后，佛罗伦萨人在想些什么。
在我们了解得最清楚的文学进口物品方面，西班牙的影响在路易十三的统治终结之前408没有减少，在终结时才告衰落。这一点把我们再次引到将近1630—1640年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是财政和经济历史的转折点，是世界财富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西班牙的影响的传播的黄金时代，大致说来是17世纪的前半世纪。16世纪已经进行了上千次接触交往。法国发觉不能忍受西班牙帝国的地理包围而不受损害。但是，随着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前几十年和平恢复，已经播下的种子才发芽、成长、开花。正是和平的恢复导致了巴罗克风格在整个欧洲的胜利。
所谓的地中海衰落
假使人们没有长时期认为地中海在文艺复兴之后不久就已经衰竭的话，历史学家本来会花费更大力气去研究它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影响。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的价值、持续时间和效能。然而，巴罗克风格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可能甚至比文艺复兴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更浓密、更厚实、更持续不断。巴罗克风格是两种巨大的帝国文明——罗马帝国文明和西班牙帝国文明——的产物。但是，在缺乏必要的地图的情况下，我们怎样用图表来说明这两种文明的发展演变和它们在国外的起伏曲折的冒险呢？我们有博物馆的目录，但没有艺术图集；我们有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但没有文明的历史。
这一点至少是清楚的：正是在地中海的边缘地区，而不是在地中海的骚乱的中心，地中海的命运能够较好地显示出来或者辨认出来。地中海的这些向各个方面漫溢的影响充分标示出它在构成世界的伟大生命的交流和竞赛中的存在和力量。这些影响在17世纪开始时，突出了作为古老的文明的摇篮的地中海在缔造现代世界的过程中的卓越地位。地中海在现代世界的身上打上一个十分巨大的印记。
本部分原注
1. “Civilisation, éléments et formes”,in:Première Semaine Internationale de Synthèse, Paris,pp. 81-108.
2. Lemot de “trahison”est emprunté à un cours dè Lucien Febvre à l'université de Buenos Aires, en octobre 1937.
3. Charles-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931,p.20.
4. On les trouve dans toutes les séries documentaires et spécialement à Raguse,Diversa di Cancellaria et Diversa de Foris；à Gênes, Magistrato del Riscatto dei Schiavi； à Venise， Quarantia Criminale...
5. A.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VII,f o62 à 66,oct. 1598.
6. A.d.S., Venise, Dispacci Senato Spagna, P. Priuli au doge, Madrid,3 dé cembre 1611.
7. Archives 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V,fos 152 v o et 153, Lisbonne,15 oct. 1596.
8. 8 juin 1601, A.d.S.， Gênes, Atti 659.
9. Ibid., Atti 659.
10. H.Porsius, Brève histoire ,Arsenal 8 o H 17458, cité par J. Atkin-son, op.cit.,p.244.
11. 25 sept. 1595, P. Grandchamp, op. cit., p.73. Voir l'histoire fictive du père de Guzman de Alfarache, M. Aleman, op. cit., I, I,1,pp.8-9.
12. A.d.S.Florence, Mediceo 5037, f o 124,Fray Luis de Sandoval au grand-duc de Toscane ,Séville 1er août 1568.
13. A. d.S., Venise Cinque Savii, Riposte, 142 fos 9 v o et 10,25 mai 1607.
14. Saco, op. cit., p.101.
15. V.L.Mazuranic, art. cit., résumé par Zontar, art. cit.,p.369. Voir aussi cette histoire compliquée de Renié ,10 nov.1571, L.Serrano, op. cit., IV,pp.514-515.
16. R. Hakluyt, op. cit., II,p.282.
17. Ibid., II, pp.282-285.
18. Boletim de Filmor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 n o 16, p. 692, Madrid, 8 mai 1608.
19. B.M.Royal, 14 A XXIII, f o 14 v o et sq.
20. Abbé PRÉVOS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IX,pp.135-136, d'après le voyage de Tachard （1685）.
21. N.IORGA,Ospiti Romeni...,p.24.
22. BELON DU MANS,op. cit., p.182.
23.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monde musulman, 1923, p.21,Prêtres musulmans qui gagnent leur vie à copier des manuscrits, BELON DU MANS,op. cit., p.194.
24. Voir supra, I,p.398.
25. J. W. ZINKEISEN,op. cit., III, p.266.
26. Ibid., note 2.
27. Communication de Marcel AUBERT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1943.
28. CONYAT BARTHOUX, Une peinture catalane du XVe Siècle trouvée au monastère du Sinaï.
29. Ou par d'autres cheminements. Voyez les comparaisons entre Ibn Abbad et Saint Jean de la Croix. Asin PALACIOS. “Un précurseur hispanomusulman de San Juan de la Cruz”, in: Al Andalous, 1933; J. BARUZI,Problèm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111 et sq. Mais l'héstitation demeure:filiation,parallélisme, simple coïncidence?...J. BERQUE, “Un mystique...”,art. cit., p.759, note 1.
30. Abbé MASSIEU, Histoire de la poésie françcoise avec une défense de la poësie,1739, c. r. dans le Journal de Trévoux, fév. et mars 1740, pp.277-314, 442-476. VIARDOT, op. cit., II,pp.191-193. A. GONZALEZ PALENCIA, “Precedentes islamicos de la leyenda de Garin”，in: Al Andalous, I, 1933. Maxime RODINSON, “Dante et l'Islam d'après des travaux récents”,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oct. - décembre, 1951.
31. J. SAUVAGET, Introduction, p.186; on sens contraire, R.KONETZKE, op. cit., p.64.
32. “Patate et pomme de terre”,in: Ann. d'hist. soc., janv. 1940,II,p.29 et sq;article reproduit dans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1962, pp.643-645.
33. A. Philippson, op. cit., p.110.
34. Ibid., p.110.
35. J,KULISCHER, op. cit., II,pp.26-27. Sur le café, l'abondance de la litérature défie tout recensement. La chronologie reste incertaine à souhait A. FRANKLIN, Le café ,le thé , le chocolat, 1893; William H.UKERS, All about Coffee, New York, 1922; Jean LECLANT,“Le café et les cafés de Paris （1644-1693）”,in: Annales E.S.C., 1951; Günther SCHIEDLAUSKY, Tee, Kaffee, Schokolade, ihr Eintritt in die europüische Gesellschaft, 1961.
36. Olivier DE SERRES, Le Théatre d'Agriculture, Lyon, 1675, p. 557, 783, 839; Otto MAULL Geographie der Kulturlandschaft, Berlin, Leipzig, 1932 p.23.
37. D'après les études d'un érudit charentais, Robert GAUDIN.
38. Otto MAULL,voir ci-dessus, note 2.
39. Op.cit.,I,p.451.
40. Rabelais à Jean du .Bellay, Lyon, 31 août 1534, unicam platanum vidimus ad speculum Dianae Aricinae.
41. QUIQUERAN DE BEAUJEU, op. cit., p.329.
42. El celoso extremeño, Novelas ejemplares, II,p.25.
43. R. Lacoste, La colonisation maritime en Algérie, Paris, 1931,p.113.
44. Jeunesse de la Méditerrannée, 1935, p.10, 15,20...; Le sel de lamer, op. cit.,p.118.
45. Voyage en Italie, op. cit., pp.127-128.
46. Sources inédites... du Maroc, France, I,p.322, 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 Madrid, 14 avril 1572.
47. Note de Lucien FEBVRE.
48. G.TURBA, op. cit., 1, 3, 12 janv. 1562.
49. La Réforme en Italie, p.3.
50. En 1561, Emmanuel Philibert avait signé une trêve avec ses Vaudois.“...e como dire uno interim”, écrivait Borromée, J. SUSTA, op. cit., I,p.97. Depuis 1552, les Vaudois sont liés à l'église réformée de Bâle, avec les réformés français du Dauphiné et de la Provence. F. HAYWARD, 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Savoie, 1941,II, pp.34—35. Nouvelles concessions du duc aux Vaudois en 1565, Nobili au duc, Avignon, 7 nov. 1565, Mediceo 4897, f o 152. Vers 1600, nouveaux troubles, des hérétiques étrangers, surtout français, mettent à mal catholiques, couvents... Les Chartreux demandent à descendre vers 1600,de Montebenedetto à Banda... Fra SAVERIO PROVANA DI COLLEGNO,“ Notizie e documenti d'alcune certose del Piemonte”, in: 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 1901, t. 37, série 3, vol. 2,art. cit.,p.233.
51. Arturo PASCAL, “Da Lucca a Ginevra”, très remarquable étude, in: Riv. st. ital., 1932-1935,1932,pp.150-152.
52. Federico CHABOD, Per la storia religiosa dello stato di Milano,Bologna, 1938,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à l'index,p.292.
53. A. RENAUDET, Machiavel, p.194.
54. 23nov. 1547, p.258.
5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IX, pp.27-29, vers 1535; 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7 oct. 1609, A. N., K 1679.
56. M. ROSI, La riforma religiosa in Liguria e l'eretico umbro Bartolomeo Bartoccio, Atti della Soc.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1892, compte rendu in: Bol.della Soc.umbra di storia patria, I, fasc. II, 1895, pp.436-437.
57. Sur G. Bruno voir : Virgilio SALVESTRINI, Bibliografia di Giordano Bruno, 1581-1950,2e ed.posthume, p. p. Luigi FIRPO, Florence, 1958; d'après les sondages auxquels nous avons procédé, cette bibliographie semble exhaustive quant à la période indiquée. Voici pour mise à jour,quelques titres postérieurs à 1950: Paul-Henri MICHEL, Giordano Bruno, philosophe et poète, 1952（extrait du Collège philosophique :Ordre désordre, lumière）; A. CORSANO, Il Pensiero di Giordano Bruno nel suo svolgimento storico, Florence, 1955; Nicola BADALONI, La Filosofia di Giordano Bruno, Florence, 1955; Ádám RAFFY, Wenn Giordano Bruno ein Tagebuch geführt hätte, Budapest, 1956; John NELSON, Renaissance Theory of Love, the context of Giordano Bruno's “Eroici furori”, New York, 1958; Augusto GUZZO, Scritti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II, Giordano Bruno, Turin, 1960; Paul Henri MICHEL, La Cosmologie de Giordano Bruno, Paris, 1962.
58. Souvent de simples actions judiciaires, ainsi pour cet hérétique, Alonso Biandrato , réfugié à Salucas sous la protection francaise et que le Pape veut qu'on lui livre. Cardinal de Rambouill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Rome, déc .1568, B.N.,Fr 17,989, fos 29 v o à 30 v o , copie.
59. Philippe II auprince de Florence, Aranjuez, 2 juin 1568, Sim. E o1447;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10 juin 1568, Sim. E o150, fos 18 et 19; D.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10, juin 1568, ibid., f o 17.
60. E. SCHÄFER, op. cit., 1, pp.134-136.
61. Ibid., I, pp.34—36.
62. Relacion de cartas de J. de Vargas Mexia para S.M.,29 déc., 1578, 21 janv. 1579, A. N.,K 1552, B 48 ,n o 15.
63. Marcel Bataillon, “Honneur et Inquisition, Michel Servet poursuivi par l'Inquisition espagnole”, in: Bulletin Hispanique, 1925, pp.5-17.
64. R. Konetzke, op.cit., p.146; Marcel Bataillon, Érasme et l'Espagne, p.551.
65. Op. cit., p.258.
66. “Recenti studi intorno alla Riforma in Italia ed i Riformatori italiani all' estero,1924-1934”,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36, pp.83-110.
67. Edgar Quinet, Les Révolutions d'Italie, Bruxelles, 1853, p.235 et sq.
68. Herbert SCHOFFLER, Abendland und Altes Testament, 2e édit., Francfort-sur-le-Main, 1943.
69. Énorme littérature à ce sujet, et notamment, G. SCHNÜRER, op. cit., p.266.
70. E. RODOCANACHI, op. cit., I,p.24.
71. Gilberto FREYRE, Casa Grande, op. cit., p.298.
72. Voir supra, I, p.149.
73. Julius SCHMIDHAUSER, Der Kampf um das geistige Reich, 1933, cité par Jean-Édouard SPENLÉ, La pensée allemande de Luther à Nietzsche, 1934,p.13, note 1.
74. Spécialement le long rapport de Gregoria Malaxa, V. Lamansky, op.cit., p.083 et sq.
75. Ibid., p.087.
76. La Péninsule balkanique, p.27.
77. Ibid., les zones méditerranéenne ou italienne, grecque ou byzantine, patriarcale.
78. Le mot est de Mme de Staël.
79. A. Philippson, “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rt. cit., p.445.
80. Konstantin JIRECEK, Die Romanen in den Städten Dalmatiens, 1902, p.9.
81. A. PHILIPPSON, voir page précédente, note 4.
82. J.CVIJIC', op. cit., p.89.
83. H. HOCHHOLZER,“Bosnien u. Herzegovira”, art. cit., p.57.
84. A. E. MITARD,“Considérations sur la subdivision morphologique de l'Algérie orientale”,in : 3e Congrès de la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de l'Afrique du Nord, pp.561-570.
85. Sur le Constantinois, R. BRUNSCHVIG, op. cit., I, p.290 et sq.
86. Toits rustiques et terrasses des maisons, le contraste existe aussi dans le Sud de l'Espagne en arrière d'Almeria et de l'Alpujarra. Mais comment l'expliquer ? Julio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Madrid, 1957.
87. Revue africaine, 1938, pp.56-57.
88. LÉON L'AFRICAIN, édit. 1830, II ,p.11.
89. M. Bandello, op. cit., IX, p.48.
90. Lucien Febvr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1942,2e. éd ,1947, p.423.
91. J. KULISCHER, op. cit., II, p.297.
92. Gal BRÉMOND, op. cit., p.339.
93. Friedrich C. A. J. HIRTH, Chinesische Studien, Munich, t. I, 1890, p.266.
94. Dates différentes, G. MARÇAIS, Histoire Générale de Glotz, Moyen Age, t. III, 1944, p.365.
95. Chimie et industrie, août 1940.
96. Berthold BRETHOLZ, Latein. Palaeographie, Munich, 1912, 3e éd., 1926, p.16.
97. Voir ci-dessus note 5.
98. Ibid.
99. Études byzantines, 1938, p.269 et sq.
100. Ch. 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re édit., pp.320-327.
101. Robert BRUNSCHWIG,op. cit., I, p.105.
102. Gal BRÉMOND, op. cit., p.372，note 1.
103. Jean SERVIER, op. cit., p.17.
104. Op. cit., p.21.
105. Op. cit., p.20.
106. Premier numéro, juillet 1963, Éditorial Herder, Barcelone.
107. Op. cit., p.221.
108. R. BUSCH ZANTNER, op. cit.,passim et notamment, p.22; Otto MAULL, Südeuropa. p.391.
109. Darity, op. cit., 1617, p.637.
110. J. Cvijic，, op. cit., p.105; H. Hochholzer, art. cit.
111. Voir supra, I,p.31, et sq.
112. J. Cvijic，, op. cit., p.121.
113. I. Sakazov, op. cit., p.192.
114. Baba Ganje, p.42, cité par J. CVIJIC，, op. cit., p.481.
115. Cité par J. CVIJIC，, op. cit., p.487.
116. I. SAKAZOV op. cit., p.197.
117. Antoine JUCHEREAU de SAINT-DENIS,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1792 jusqu'en 1844, 4 vol, 1844, I, p.36.
118. F, de BEAUJOUR, Tableau du commerrce de la Grèce, 1800, I, p.54,et sq.
119. D'après Besolt, voyageur du XVIe Siècce, que cite I. Sakazov,op. cit., p.202.
120. J. Cvijic，,op. cit., p.172.
121. R.Busch Zantner, op. cit.,p.59,J. Burckhardt,“Die thrakische Niederung und ihre anthropogeographische Stell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kzident”,in:Geogr. Anz., 1930, p.241.
122. Herbert WILHELMY, Hochbulgarien, Kiel, 1935; R. BUSCH ZANTNER, op. cit., p.28; Wolfgang STUBENRAUCH, Zur Kulturgeogr. des Deli Orman, Berlin, 1933.
123. Depuis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a Méditerranée ont paru des études décisives sur le problème morisque: Tulio HALRÉRIN DONGHI, Un conflicto nacional: Moriscos y Christianos viejos en Valencia, Buenos-Aires, 1955; “Recouvrements de civilisations: les Morisques du Royaume de Valence au XVI e siècle”, in: Annales E. S. C., 1956; 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1959; résout le difficile problème statistique d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l'ouvrage déjà cité de Julio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est un chef d'œuvre, l'un des plus beaux livres d'histoire et d'anthropologie culturelles que je connaisse.
124.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disent H. Hefele ou F. de Retana ... Témoignage rétrospectif, mais catégorique dans notre sens, celui de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éd .de Manuel Gòmez-Moreno,Madrid, 1948,p.8 et sq.J. Caro Baroja dont on admirera le ton , op. cit., p.5 et sq.
125. En 1609 encore, Clément VIII est opposé à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t au zèle du saint archevèque de Valence ,Juan de Ribera, G. Schnürer,op. cit., p.196.
126. R.Konetzke, op. cit., p.57.
127. Gobierno de Vizcaya, II,p.357. En 1582, on évoque contre lui des lois raciales （ibid., II, p.223） et,en 1585, au nom des exclusives prévues par le fuero, ibid.,p. 309; exclusives mises en pratique aussi, en 1572, dans la proche Navarre, Antonio CHAVIER, Fueros de Navarra, 1686,p.142.
128.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15 août 1543, pour Arevalo et Medina del Campo.
129. Cité par L. PFANDL, Philippe II, Madrid,pp.310-311,“habet duas morerias cum Saracenis plenas”.
130. I. de Asso, op. cit., pp.219-220.
131. CABRERA, cité par R. MENENDEZ PIDAL, op. cit., I, p.122.
132. Au total 20, p. 100 de la population aragonaise,H. LAPEYRE, op. cit., p.96.
133. Apuntamientos del Virrey de Aragon sobre prevenciones de aquel reyno contra los Moriscos, Simancas E o 335, s. d.（vers mars 1575）.
134. Geografia General de Catalunya, op. cit., p.343.
135. Voir cependant, A. H. N. Inquistion de Barcelone, Libro I, f o 21, 20 décembre 1543.
136. H. LAPEYRE, op. cit., p.27.
137. Voir, p. 114 et 115.
138. H. LAPEYRE, op. cit., p.26.
139. Ibid., p.30.
140. A ce sujet, innombrables preuves, ainsi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 Madrid, 15 mars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5, les Morisques“sono favoriti da tutti li signori di quel paese perché da loro cavano quasi tutta l'entrata che hanno...”,à propos de Valence et du Maestre de Montesa.
141. J. C. BAROJA, op. cit., p.2 et sq., passim.
142. Ibid., p.154.
143. Simancas E o 328, le licencié Hurtado à S. M. las Aipujarras, 29 juin 1561.
144. F. de Alava a Çayas, Tours,29 oct.,1569, A. N., K 1512, B 24,n o 138 b, orig. dup. n o 138 a.
145. A. H. N. Inquisition de Grenade, 2602,20 mars, 28 mai, 17 juillet 1572 ; 7 sep. 1573.
146. Sur l'aspect “colonial”de Grenade, 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59 v o.
147. J. C. Baroja, op. cit., p.13.
148. Ibid.,p.142.
149. Ibid.,p.23.
150. Ibid.,p.166.
151. Ibid.,p.193 et sq.
152. Infra.,p.354 et sq.
153. Manuel DANVILA Y COLLADO, “Desarme de los Moriscos en 1563”, in: Boleti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X, 1887, pp.275-306.
154. Simancas E o 335.
155. 6 juillet 1580, A. E. Espagne, f o 333, défense aux Morisques de Castille d'entrer en Portugal.
156. H.LAPEYRE, op. cit., p.127.
157. Ibid.,p.162,et sq.
158. Ibid.,p.29.
159. J. C. BAROJA, op. cit., p.154.
160. Ibid.,p.151,le mot est de L. Cabrera de Cordoba.
161. Ibid.,p.169.
162. Ibid.,p.196.
163. Ibid.,p.188.
164. Ibid.,p.199.
165. Infra.,p.363.
166. Ibid.,p.199.
167. H.LAPEYRE, op. cit., p.122.
168. A. d. S.,Florence, Mediceo 4903,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2 janvier 1571.
169. A.d.S.,Gênes, Spagna..., Sauli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Madrid, 11 janvier 1571; il y a plus de 2,500 “bandolieri”.
170. H. LAPEYRE, op. cit., p.122 et note 4.
171. Ibid.,p.127.
172. Ibid.,p.162 et sq.
173. Dans les terres tolédanes, ils sont 1,500 et 1570 mais 13,000 en 1608,aux dires du cardinal de Tolède, J.C.VAROJA, op. cit., p.214.
174. A.d.S., Florence , Mediceo 4911,Bernardo Canigiani, ambassadeur du Grand-Duc. Madrid, 27 juin 1580, a cru tout d'abord à une fable, puis la confirmation vient par des lettres de marchands de Séville.
175. Longlée au Roi Madrid, 5 mars 1588, Correspondance, p.352.
176. Simancas E o 165, f o 347. Consulta del C o de Est o, 5 juill. 1588.
177. Longlée au Roi, 5 juin 1588, p.380.
178. Simancas E o 1089, f o 268.Miranda au Roi, Naples, 6 mai 1588.
179. Sobre los moriscos, conseil d'État, 14 nov. 1488, Simancas E o 165, f o 34.
180. Los muchos nuevos christianos que ay por toda Castilla, Madrid, 30 nov. 1588, Simancas E o 165, f o 348.
18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185, for 171 à 175, rapport anonyme.
182. Marqués de Denia à Philippe II, Valence, 3 août 1596, Simancas E o34, f o 42.
183. Madrid, 22 mai 1590, Simancas E o 165.
184. 22 mai 1590, voir note précédente.
185. 5 mai 1590, Simancas E o 165.
186. Arch. de l'ex-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 Registre 1686, f o 101.
187. Consulta del C o de E o, 2 févr. 1599, Simancas E o 165, F o 356. Voir également C o de E o au Roi, 10 août 1600, A. N., K1603.
188. H.Lapeyre, op. cit., p.210,nuance ce jugement：“Cela est vrai pour le Morisque endurci qui se refusait à la civilisation chréstienne, mais on y trouve d'assez nombreuses défenses du Morisque que nous pourrions appeler ‘bien pensant’.”
189. J. de Salazar, op. cit., pp.16-17;Gal Brémond, op. cit., p. 304.
190. J. C. Baroja, op. cit., p.231.
191. I. de Asso, op. cit., p.338.
192. 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pp.304-305.
193. H. Lapeyre, op. cit., p.204.
194. Ibid., p.71 et 212.
195. J. C. Baroja, op. cit., p.127.
196. Ibid., p.107.
197. Simancas E o 165,11 août 1590.
198. 2 févr. 1599, référence note 6, p.128.
199. Gal BRÉMOND, op. cit., p.170.
200. “Il serait temps d'en finir à ce sujet avec les doléances sentimentales d'une certaine école historique, sur ce qu'elle appelle l'odieuse et barbare expulsion des Mores d'Espagne. Ce qui doit étonner, c'est qu'on se soit résigné à supporter pendant plus de cent ans, malgré l'avis du grand Ximénès, la présence d'un million de Morisques en état de conspiration permanente à l'intéreur et à l'extérieur...” Henri DELMAS DE GRAMMONT,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gence d'Alger au XVIIe siècle, Alger, 1879, 1re Partie, en note p.2et 3.
201. Voyez comme s'y trompent peu des voyageurs, bons observateurs. LEPLAY, 1833, “il y a du sang arabe chez tous ces gens-là ”, p.123; Théophile GAUTIER, Voyage en Espagne, pp.219-220; Edgar QUINET, Vacances en Espagne, p.196 et tant d'autres.
202. Ainsi C. PEREYRA pour l'Amérique espagnole. Pour le Brésil, N. J. DABANE, L'influence arabe dans la formation historique et la civilisation du peuple brésilien, Le Caire, 1911.
203. Pour le Portugal, cet Arte de Cazinha de Domingos RODRIGUEZ, 1652, que cite Gilberto FREYERE, Casa Grande e Senzala, I, p.394,livre auquel nous empruntons aussi nos rapides remarques à propos du XVIIIe siècle. Persistance d'une architecture et d'une décoration “morisques” à Tolède, jusqu'au XVIe siècle et peut-être au delà ,ROYALL TYLER, Spain, a Study of her Life and Arts, Londres, 1909, p.505.
204. Sur la question morisque énorme documentation encore inédite, à Simancas, ainsi E o 2025 （Moriscos que pasaban a Francia, 1607-1609）. Un transport de réfugiés morisques “avec leurs hardes” par une barque marseillaise, A. des B. du Rhône, Amirauté B IX, 14, 24 mai 1610. Un texte admirable, enfoui dans Eugenio LARRUGA, Memorias politicas y economicas, t. XVII, Madrid, 1792, pp.115-117. Des Morisques desterrados sont revenus en Espagne （1613）, sans femmes, sans enfants... Rien que des hommes seuls. Va-t-on les employer dans les mines de mercure d'Almadem? Non, qu'on cherche, parmi les galériens, des spécialistes du travail des mines et qu'à bord des galères on les remplace par ces gens sans aveu, plus coupables que les galériens, “pues han sido de apostasia y crimen loesae Majestatis”.
Sur les survivances de la civilisation musulmane, il faut voir le plaidoyer chaleureux, souvent neuf de Julio CARO BAROJA, op. cit., p.758 et sq. Sur les expulsions mêmes des Morisques et l'énorme transport qu'elles signifient, voer Henri LAPEYRE, op. cit., passim. Ce beau livre ne fixe qu'un aspect （statistique） du problème, lequel problème est à replacer dans toute l'histoire politique, sociale, économique et internationale de l'Espagne. Ici la tâche est loin d'être accompli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ne semble pas le fait d'un État en décadence” ibid., p.213, c'est possible, non pas démontré. De même ont joué la pression démographique, ibid., p.29 et sq. la haine contre une classe artisanale, marchande et prolifique. Je reste, jusqu'à plus ample informé, fidèle à l'explication ancienne（supra, p.129）: la religion a désigné les partants...
Paru en 1977, le livre de Louis CARDAILLAC, Morisques et Chrétiens, un affrontement polémique （1492-1640）, a la valeur, pour les études hispaniques, de l'ouvrage monumental de Marcel Bataillon Erasme et l'Espagne. Il apporte sur le conflit, en terre espagnole, entre Islam et Chrétienté, des lumiéres neuves d'une rare richesse. Retenir seulement, dans le sens des explications qui précèdent, cet acharnement, cette surexcitation progressive entre les deux religions, c'est marquer la coexistence tendu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la façon dont elles s'adaptent l'une à l'autre, en grognant et souffrant. Adaptation qui n'est certes pas sous le signe de la tolérance. Tout finit par l'explosion.
205. Alfred HETTNER, art. cit., p.202, ou les éblouissantes remarques d'André MALRAUX, La lutte avec l'Ange, 1945.
206. Sur ce grand problème le livre lumineux d'E. F. GAUTIER, Moe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réédition 1955）.
207. Louis Gillet, Le Dante, p.80.
208. Cité par Louis Gillet, ibid., p.94.
209. Fernand Grenard,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sie, p.34.
210. Louis Gillet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42, p.241.
211. Ibid., p.202.
212. J. Sauvaget, Introduction, pp.44-45.
213. Op. cit., p.51.
21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279.
215. Paolo Tiepolo, 19 janv. 1563, E. Albèri, op. cit., I, V, p.18.
216. Ibid.
217. Ainsi en 1596, rapport sur Africa, Palerme, 15 sept. 1596, Simancas E o1158.
218. J. Atkinson, op. cit., p.244.
219. 4 sept 1569, Simancas E o 1057, f o 75.
220. E. de Vaumas, op. cit., p.121.
221. Francis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23 nov. 1590, A. N., K 1674.
222. Op. cit., p.120.
223. Dès le XVe siècle, Pisanello.
224. B. N., Paris, Fr 5599.
225. Richard B. HIEF, “Die Ebenholz-Monopole des 16. Jahrhun-derts”,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VIII, 1925, p.1925,p. 183 et sq.
226. L. VOINOVITCH, Histoire de Dalmatie, 1934, p.30.
227. Les Recteurs à Marino di Bona, consul ragusain à Naples, 8 mars 1593, A. de Raguse, L. P. VII, f o 17. Un“lombard”médecin à Galata, N. IORGA, Ospiti romeni, p.39.
228. N. IORGA, Ospiti romeni, pp.37, 39, 43.
229. Le fait souvent signalé et même par M. BANDELLO, op. cit., IX, p.50.
230. Epist. III, p.199.
231.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pp.173-174.
232. Et les pénétrations européennes catholiques ou protestantes; G. TONGAS, op. cit., p.69; H. WÄTJEN, op. cit., p. 69; le rôle de Venise entre Capucins et Jésuites, E. DE VAUMAS, op. cit., p.135; l'affaire des Lieux Saints en 1625, ibid., p.199; l'histoire mouvementée du patriarche Cyrille Lascaris, K. BIHLMEYER, op. cit., III,p.181, G. TONGAS , op. cit., p.130. Même l'Afrique du N. touchée par cette croisade sans guerre, R. CAPOT-REY“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et le Maghreb méditerranéen 1648-1685”, in : Revue Africaine, 1934, pp.47-61.
233. Jacques GASSOT, Le discours du voyage de Venise à Constantinople, 1550, 2e éd., 1606, p.11. Dans la fonderie de Péra ,40 ou 50 Allemands “...font des pièces d'artillerie”, 1544, Itinéraire de J. 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p. p. Léon DURIEZ, 1901, p.204.
234. Voir infra, p.4.
235. Pour une bibliographie plus ample que celle que fournissent nos références, se reporter aux livres essentiels d'Attilio MILANO, Storia degliebrei in Italia , Turin, 1963, et de Julio CARO BAROJA, Los Judios en la España moderna y contemporanea, Madrid, 3 vol., 1961. Le problème essentiel reste en ce domaine le point de vue qu'adopte l'hisrorien. peutil resrer exlérieur, comme Iurio Caro Baroja au drame quil relate, être purement spectateur? Michelet n'eût pas adopté ce parti-là.
236. Léon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aris, 1961, p.235 et sq.
237. Simancas, Guerra Antigua 7, f o42, Luis Sarmiento à Charles Quint, Evora, 5 décembre 1535.
238. A. d. 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 Contarini au Doge, Valladolid, 4 octobre 1604. Simancas, E o Portugal 436 （1608-1614）. Preuve qu'il y a des façons de s'accomoder, encore à cette époque, avec les autorités portugaises, La conscessisn de sortie pour les nouveaux chrétiens est de 1601, le retrait de la concession de 1610, J. Lucio de Azevedo, Historia des christăos novos portugueses, 1922,p.498.
239. Sur le mot, voir I. S. Revah, “les Marranes”, in: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3e série, t, I, 1959-1960, pp.29-77; sur l'obstination à judaÏÏser, tout l'ouvrage de J. Caro Baroja porte témoignage, ou telles page , à propos du cas mineur de Majorque du vieux livre de Francisque Michel,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a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Paris, 1847, t II, p. 33 et sq.
240. Mœ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 op. cit., p.212.
241. Léon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127 et sq. : La nation juive en Espagne. Nous avons beaucoup emprunté à ce livre honnête et intelligent.
242. Ibid., I,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1955, p.266 et sq., particulièrement, p.277 et sq.
243. Plinio BARRETO, “Note sur les Juifs au Brésil”, in: O Estado de São Paulo, 31 octobre 1936; riche et solide litératune à lenr sujet à partir des livres classiques de Gilberto Freyre, de Lucio Azevedo; le recueil documentaire essential reste les trois volumes de la Primeira Visitação do Santo Officio as Partes do Brasil pclo Licenciado Heitor FURTADO de MENDOÇA..., deputado do Sto Officio: I. Confissôdes da Bahia 1591-1592, Introducçâo de Capistrano de Abreu, So Paulo, 1922; Denunciaco⌒es de Bahia, 1591-1593 So Paulo, 1925; Denunciaco⌒es de Pernambuco, 1593-1595; Introducço de Rodolpho Garcia So Paulo, 1929. Sur le Portugal, Léon POLIAKOV, op. cit.,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235 et sq.
244. Léon POLIAKOV,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pp.VI-X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139; Joseph HA COHEN, Emek Habakha ou la Vallée des Pleurs; Chronique des souffrances d'Isriël depuis sa dispersion, 1575, et à la suite Continuation de la Vallée des Pleurs , 1602, p. p. Julicn SÉE, Paris, 1881,p.167...
245. Hermann KELLENBENZ,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Ihr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vom Ende des 16.bis zum Beginn des 18. Jahrh., 1958, p.45.
246. Cité par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52.
247. Léon POLIAKOV, op. cit., I. p.307 et sq.
248, A, MILANO, op. cit., p.221.
249. A. d. S.,Venise, Senato Terra 12, fos 135 et 135 v o,26 mars 1496. Cf. M. SANUDO, op. cit., I, col. 81,26 mars 1496.
250. Giuseppe TASSINI , Curiosità veneziane, Venise, 1887, p.319.
251. Simancas, E o Napoles 1031, f o 155, Naples, 25 août 1540.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relatives aux Juifs dans ce legajo.
252.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31, 29 mars 1556.
253. Op. cit., p.181.
254. Septembre 1566,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158.
255. Ibid., p.207.
256. Lodovico MOSCARDO, op. cit., p.441.
257.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p.215-216.
258. Musco Correr, Cicogna 1993, f o 261, 16 août 1602.
259.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10.
260.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0, 193 v o.
261. Cité par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180.
262. Ibid., d'après S. de MADARIAGA, Spain and the jews, 1946.
263. Ibid., p.191. IBN VERGA, Le fouet de Juda,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t. II, p. 64,d'après la traduction allemande due à Wiener, Hanovre, 1856.
264.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1.
265. Ibid., pp.209-210.
266.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36.
267.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0 v o.
268. J. HA COHEN, op. cit., p.251, d'après E. CARMOLY, Archives israëlites de France, 1857.
269. A. MILANO, op. cit., p.180 et sq.
270. Le continuateur de J. HA COHEN, op. cit., p.181.
271. B. N., Paris, Fr. 6121（s. d.）. Voir églement L. POLIAKOV, op. cit., II, p.247, références au voyage de G. d'Aramon et de Nicolas de Nicolay.
272. Op. cit., p.180 v o, p.118.
273. Ibid., p.100 v o.
274. L. Poliakov, op. cit., I, pp.270-271.
275. Ibid., p. 249 et 250; La Méditerranée, 1re édition, pp.707-708.
276. Paul Benichou, Romances judeo-españoles de Marruecos, BueñosAires, 1946.
277. H. Kellenbenz, op. cit., p.35 et sq.
278. A. Milano, op. cit., p.235.
279. Cecil ROTH, in: Mélanges Luzzatto, p.237 et sq.;et à titre d'échantillon,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7, fos 33-34, 15 décembre 1609. Sur les trois ghettos et l'origine évidemment discutable du mot, arguments et détails dans G. TASSINI, op. cit., pp. 319-320; tout n'est pas clair au sujet de la répartition des trois communautés juives dans les trois ghettos, même après la lecture d'A. MILANO, op. cit., p.281.
280. Arnold Y. TOYNBEE, L'Histoir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aris, 1951, pp.30-153, 398, 428.
281.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68-73.
282. L. POLIAKOV, op. cit., II, p.262 et sq.
283. Op. cit., p.39.
284. F. AMADEI, Cronaca universale della città di Mantoa, II, p.548.
285.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127.
286. A. N., K 1600, 4 avril 1597, Relacion de algunas nuebas generales que se entienden de Nantes de Paris y otras partes desde 4 de abril 97:“...quiere hazer benir los judios que hecho el cristianissimo Rey St Luis...”
287.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II, p.368, Lettrs et ambas-sades de Messire Philippe Champagne, 1635, p.62.
288.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II, pp. 367-368, d'après Francisque MICHEL,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1847, pp.71 et 94.
289. J. HA COHEN, op. cit., p.160.
290. H. KELLENBENZ, op. cit., p.135.
291. Jean BODIN, Response..., op. cit., éd. H. Hauser,p.14.
292. Thomas et Felix PLATTER, op. cit., pp.252, 391.
293. J. HA COHEN, op. cit., p.200.
294. Ibid., pp.112-113.
295. S. Razzi, op. cit., pp.118-119（1516）; p.159（1545）. Voir aussil'intervention de Soliman le Magnifique contre les persécutions des Julifs et des marranes d'Ancône, A. Milano, op. cit., p.253; C. Roth, The Houses of Nasi ,Doña Gracia, Philadelphie, 1947, pp.135-174.
296. W. SOMBART,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22, p. 20. D'après le document p. p. David KAUFFMANN, “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 im Jahre 1550”, i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901. Sur cet ordre d'expulsion des Marranes, Marciana, 2991 C. VII. 4, f o 110 v oet 111;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46, f o 155, 8 juil. 1550.
297. Marciana, 6085, f o 32 v o et sq. : récit des persécutions de 1555 et 1556. Cf. également A. MILANO, op. cit., pp.247-253.
298. L. BIANCHINI, op. cit., I. p.41. Mais non pas 160,000, A. MILANO, op. cit., p.222.
299. A. MILANO, op. cit., p.233.
300. J.HACOHEN, op. cit., p.180.
301. Ibid., p.121.
302. Ibid., p.143.
303. A. HANANEL et E. ESKENAZI, Fontes hebraici ad res oeconomicas socialesque terrarum balcanicarum saeculo XVI pertinentes, Sofia, 1958, I. p.71.
304. L' expression prise à Joseph HA COHEN est banale.
305.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 o 55, 5 juin 1514.
306.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 f o 1, Constantinople, 5 mars 1561. Voir égalemant sur le ghetto, la “zudeca” de Candie, A. d. S.,Venise, Capi del Cons o dei X, Lettere, Ba 285, f o 74, Candie, 7mai 1554.
307.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21, 1588.
308. M. Millano, op. cit., pp.236,281,283...
309. État de la Perse en 1660, par le P. Rapbaël du Mans ,p. p. Ch. Schefer, Paris, 1890, p.46.
310. A. N., A. E., BIII 235,1693.
311. A Madère, encore en 1682, Abbé Prévosl, op. cit., III, p.172; Lisbonne, 14 février 1632:“... l'lle（ de Sâo Tome ）est tellement infestée de nouveaux chrétiens qu'ils font les pratiques juives presque ouvertement”，J. Cuvelier et L. Jadin, L'ancien Congo d'après les archises romaines, 1518, 1640, 1954, p.498.
312. Prologue de Fernando Ortiz, à Lewis Hanke, Las Casas...,p.XXXVI.
313. Jacob van Klaveren, op. cit., p.143.
314. Belon du Mans, op. cit., p.182, et 182 v o.
315. A. Hananel et E. Eskenazi, op. cit., I, 1958 （XVIe siècle）; II, 1960 （XVIIe siècle）.
316.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62, 20 septembre 1573.
317. Ibid., 63, 6 avril 1574.
318. Ibid., 66, 1575.
319. Ibid., 60, 1573.
320. A. d. S., Florence, Mediceo 3087, f o 348, 14 juillet 1607.
321. Voir supra, I, 262-263.
322. La casa des Abravaneles est d'origine espagnole ,ses prêts au Roi, Simancas, E o Napoles 1015, f o 101, 6 octobre 1533; ibid., f o 33; 1018, f o 21, 15 janvier 1534, si l'usure n'est pas faite par les Juifs ,elle sera faite par les Chrétiens à un taux triple, “porque el fin de Ytalia como V. M. tiene mejor experimentado y conocido, es ynterese”; ibid., f o 58, 3 octobre 1534, à Naples, de 300 à 400 familles. Juives; 1017, f o 39, 28 mars 1534, arrestation de Nouveaux Chrétiens à Manfredonis, “que debaxo de ser xpianos han bidido y biben como puros judios”; 1018, f o 58, 3 octobre 1534; la ville de Naples demande à conserver les Juifs , sans eux l'année passée les pauvres seraient tous morts de faim; 1031, f o 155, 25 août 1540, mesures anti-juives; 1033; f o 70, 19 juin 1541, leur expulsion décidée... A. d. 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242, f o 13 v o, 16 avril 1543, Samuel Abravanel fait extraire par son facteur Gabriele Isaac, 120 carri de grain de Termoli; ibid., 120, f o 44,8 juin 1526, un Simone Abravanel, “Juif habitant Naples”, importe du sucre de Madère.
323. L. POLIAKOV, op. cit., II, p.254 et sq., excellent résumé de cette vie hors série. Le livre de base est celui de Cécil ROTH, The house of Nasi, 2 vol., 1947, et The Duke of Naxos, 1948.
324. Voir supra, II, p.69 et sq.
325. Op. cit., p.180 v o et 181.
326. Werner Sombart, op. cit., p.53 et sq.; L. Poliakov, op. cit., 1,p.249 et sq.
327. W. Sombart, op. cit., p.15.
328. Je pense évidemment aux Geniza du Caire et à leur prochaine pub- lication parn A. Gothein.
329. Daniele BEL TRAMI,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op. cit., p.79.
330. H. KELLENBENZ,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1958, p.29.
331. Ibid., p.139.
332. Giovanni BOTERO, op. cit., III,p.111.
333. Simancas, E o Napoles 1017, f o 42, vice-roi de Naples à S. M.,Naples, 26 avril 1534, Salonique“donde ay la mayor juderia de Turquia”.
334. Paul BENICHOU, “Les Juifs en Champagne médiévale”, in:Évidences, novembre 1951.
335. L.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et ls Saint-Sièg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1965.
336. H. HEFELE., op. cit., p.321. La puissance de la présence juive en Afrique du Nord explique la longue survie de la juiverie d'Oran sous la domination espagnole; Diego Suarez décrit leur quartier au beau milieu de la ville avec synagogue et école; en 1667, le ghetto compte plus de 100 maisons et 500 personnes: les Juifs furent expulsés d'Oran sur ordre de Charles II, le 31 mars 1669, d'après J. CAZENAV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Alger, 1929, p.188.
337. J. HA COHEN, op. cit., p.110-111.
338. Ibid., p.124.
339. Ibid., p.120.
340. J. CARO BAROJA, op. cit., I, p.217.
341. “Cargos y descargos del Marques de Velada”, answers to the charge of maladministration brought against Don Antonio Sancho Davila y Toledo, marques de Velada during his government of Oran, 1626-1628, f o 57（ P. DE GAYANGOS, Cat. Mss, in the Spanish language, B. M., IV, 1893, p.133）.
342. M. SANUDO, op. cit., I, colonne 819, 13 novembre 1497.
343. Marciana 7991 C VII. 4, fos 110 v o et 111, et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soe 46,f o 155, 8 juillet 1550.
344. F. Braudel et R. Romano, op. cit., pp. 26-27.
345. J. Ha Cohen, op. cit., pp.130-131.
346.Ibid., p.152.
347.Ibid., p.158.
348. Voir supra, I, pp.577-578.
349. Espejo y Paz. Las antiguas ferias de Medine del Campo, 1912, p.137.
350. W. Sombart, Krieg und Kapitalismus, 1913, p.147.
351.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p.15.
352. L.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353.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p.14.
354. Arrestation à Venise des marchands turcs et des Juifs levantins, 5 mars 1570, Chronique de Savina, Marciana, f o 326 v o;plaintes des marchands juifs à Constantinople, 16 décembre 1570, A. d. S.,Venise, Annali di Venezia, serie antica; les 24 points du règlement que les Juifs doivent respecter, A. d. S.,Venise, Senato Terra 58, 18 décembre 1571; sur le même thème, Museo Correr, Cicogna 1231, f o 16; les Juifs chassés de Brescia, 4 septembre 1572, A. d. S.,Venise, Senato Terra 60; délai accordé jusqu'en septembre 1573, ibid., 61,8 mars 1573; règlement des activités permises et défendues aux Juifs, ibid., 11 juillet 1573; concordat accordé à la banque de “Cervo hebreo”, dont la faillite doit remonter à 1565, ibid., 20 juin 1573. Alors le climat cesse d'être aussi tendu. Sur les Juifs chassés d'Urbino et mis à la rame: J. HA COHEN, op. cit, p.161.
355. Ibid., p. 174.
356. Cecil ROTH, art. cit., p. 239.
357. A. MILANO, op. cit., p. 257, J. DELUMEAU, op. cit., II,pp. 854,887-890.
358. Ce qui va de soi ,mais à noter les nouvelles exemptions accordées aux Juifs levantins à Ancône, menaces graves sur Venise. Admirable document,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Busta 3,10 août 1597.
359. J. HA COHEN, op. cit., p. 205, 1598.
360. A. d. S.,Venise, Cinque Savii, 22, f o 52, 20 novembre 1598; f o 73, 16 août 1602, privilège et renouvellement du privilège de Rodrigo di Marchiana; ibid., 138, f o 191, 22 février 1593, des Juifs portugais proposent d'établir un trafic commercial avec le Cap de Gué, ces Juifs sont déjà Rodrigo di Marchiana et ses frères.
361. Voir supra, I, p. 262 et sq.
362.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138, 18 mars 1587.
363. Ceeil Roth, art. cit., p. 239.
364. A. d. S.,Venise, Cinque Savii, 7, f o 30, 5 octobre 1598.
365. Hermann Kellenbenz, op. cit., p.43; voir également C. Roth, Gli ebrei in Venezia, 1932, et “Les marranes à Venize”, in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931.
366. J. Ha Cohen, op. cit., p.131.
367. Ibid., p.172.
368. Ibid.
369. Ainsi infra, p.203.
370. A. d. S., Naples, Sommaria Comsultationum, 10, fos 91-93, 30 mars 1590.
371. Ibid., 25, fos 152 v o à 159, 8 septembre 1613.
372. Le mot est de Michel Foucault, 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 p.IV.
373. La Méditerranée..., 1re éd., p.136, n. 1.
374. Léon POLIAKOV , op. cit., II, p.204 à 217.
375. Passage cité par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290.
376. Voir dans une ligne analogue ,mais d'explication sociale, le livre novateur （à paraltre） d'Antonio José Saraiva, L'Inquisition et la légende des Marranes.
377. Sur le mot, voir Pierre CHARPENTRAT, “De quelques acceptions du mot Baroque”, in : Critique, juillet 1964.
378. L'origine du mot, obscure : de la logique formelle （de baroco une des désignations de la séquence barbaro, celarent, baroco）, selon L.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214, note 1-ou du mot espagnol baruco qui désigne en parler de joaillerie, une perle irrégulière, selon G. SCHNURER, op. cit., p.68 -ou du nom de Federigo Barroccio（Le Baroche de nos manuels français） （1526 ou 1528-1610）, selon P. LAVEDAN, Histoire de l'Art, Clio, p.302. Resterait à savoir quand ce mot réapparalt dans la littérature historique où J. BURCKHARDT a assuré sa vogue.
379. L'art religieux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p.188.
380. le mot de Marcel BRION ,dans son Michel Ange, 1939, p.149.
381. G. SCHNÜRER, op. cit., p.80.
382. Pierre LAVEDAN, op. cit., p.293.
383. STENDHAL, Promenades dans Rome, éd. Michel Lévy, 1858,II, p.121.
384. Ibid., p.121.
385. Gonzague TRUC, Léon X, p.303.
386. Ibid.
387. Ibid.
388. G. Bihlmeyer, op. cit.,III, p.131.
389. Erich von der Bercken, Die Gemälde des Jacopo Tintovetto, Munich, 1942, 360 illustrations.
390. G. Schnürer, op. cit., pp.86-87.
391. Voir l'admirable ouvrage de Jean 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1957, p. 246 et sq.
392. STENDHAL, op. cit., II,p.191.
393. “Die Epochen der Papstfinang”, in: Hist. Zeitschrift, 1928.
394. Cité par G. TRUC,Léon X, p.123.
395. M. LA TORRO Y BADILLO, Representacio，n de los autos sacramentales en el periodo du su mayor florecimiento, 1620 à 1681, Madrid 1912;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124; Henri MERIMÉE, L'art dramatique à Valence depuis lesorigines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VIIe siécle, 1913.
396. Georg FRIEDERICI, op. cit., I,p.469.
397. Sur ce dernier point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Montpellier, 18 déc. 1564, A. N., K 1502, B 18, n o 67, 0.
398. A. MOREL FATIO. Ambrosio de Salazar, 1900, p.52 et sq.
399. A. MOREL FATIO, L'Espagne en France, in:Études sur l'Espagne, I, Paris, 1895, 2e éd., p.30.
400. Ibid., p.32.
401. Ibid., p.40.
402. Ibid., p.27; Essais, II, 1.
403. Ibid., p.41.
404. Ibid.
405. Alfred FRANKLIN, 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 Les magasins de nouveautés, 1894-1898 II, p.39. Voir également I, p. 183; II, pp.23-25, 75.
406. IX, p. 253, cité par Alfred FRANKLIN, II, p.39.
407. F. RUIZ MARTIN, Lettres de Florence... CXXI.
408. A. MOREL FATIO, op. cit., I, p.27. Signalons l'opinion de BRÉMOND, op, cit., p.310, que l'on ne saurait garantir, selon laquelle les habits ajustés des hommes,qui firent scandale, viendraient en France de l'Espagne de Philippe IV. Sur l'influence espagnole en Angleterre et particulièrement sur Shakespeare,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 98, et J. de PERROT, in : Romanic Review, V, 1914, p. 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