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战争的各种形式

战争并不简单地是文明的对立面。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总是指控战争，而对它的一种或者多种真正的性质却并不真正了解或者不想了解。物理学家对物质的奥妙的构成，并不比我们对战争更加无知。我们指控战争，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它不断干扰人的生活。编年史作者叙述史实的时候，把战争置于首位。当代的观察家们最关切、醉心的莫过于议论战争，并从中得出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谁对战争负责？战争的后果如何？

虽然我们决定不丝毫夸大历史—战役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不想忽视战争——人的生活的可怕的、永恒的潜流旋涡——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在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半个世纪中，战争标示着季节的节奏，打开并关闭时间的大门。它甚至在表面上平息的时候，也继续暗中施加它的压力。它似乎消亡却仍然存在。

但是，在谈到这些惨剧的时候，我并不想从中得出关于战争的“性质”的哲学性结论。战争学虽然是一门科学，但目前还只是处于它的孩提时代。它必须超出历史事件之外，抓住历史事件的长节奏、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1.舰队战争和设防边界的战争

一谈到地中海大战，人们就会立刻想到帆桨战船的细长的、威武雄壮的侧影，想到这种战船夏天沿着海岸疾驶，冬天在海港内休眠。关于这种战船的航行移动、维修和豪华的设备，历史文献资料载有丰富的详情细节。专家们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说明它们在维修、粮食供应、人员和钱财等方面的耗费情况。经验很快证明：集结这些战船、进行集体行动，是困难的。特别在大编队中，它们必须由运输大量军需供应品的圆船伴航。它们进行了长时期的周密的准备工作后，突然起航。总的说来，这些船只航行迅速，能够抵达任何一处海岸。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帆桨战船的袭击能力。它们运送登陆部队，必要时不远离海岸。1535年，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后不向更远的地方继续推进。1541年，他试图攻占阿尔及尔，但未成功。这一仗仅仅使他得以从马提福海角进抵俯瞰阿尔及尔全城的制高点。土耳其人的情况并不比这更好。1565年，土耳其舰队也同样包围马耳他，在该地按兵不动。1572年，年事已高的加西亚·德·托莱多在勒班陀战役结束后不久劝奥地利的唐·胡安说，如果征服者要征讨黎凡特，就宁肯进攻岛屿而不进攻大陆。

一谈到战争，人们就很快想到在16世纪以其激增的数额引人瞩目的军队。把这些军队从甲地转移到乙地和事先集结等都是问题。法国国王花了几个月时间在里昂集结雇佣军队和大炮，以便有朝一日“翻山越岭进行突然出击”。11567年，阿尔贝公爵实现了率领他的军队从热那亚前往布鲁塞尔这一壮举。但是，这仅仅是和平时期的演习和调动而已，并非一系列遭遇战。同样，把素丹的军队从伊斯坦布尔投向多瑙河地区，或者从伊斯坦布尔投向亚美尼亚并在远离出发基地的地方作战，需要耗费土耳其帝国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这是耗资巨大的和非凡的壮举。一旦必须对敌作战，任何长途行军和部队的长距离运动通常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应该回忆起的形象，是要塞和堡垒的形象。这些要塞在16世纪起着决定性作用，在17世纪则几乎决定一切。面对土耳其人和海上行劫者，基督教世界在边境遍筑防御工事，把自己隐藏在工程师的技术和挖土工人的劳作成果的后面。这些庞大的工事说明一个世界的心理状态。罗马帝国的长城或者中国的长城，始终是某种思想情况和心理状态的标志。基督教世界（不是伊斯兰世界）用一长列要塞和堡垒把自己包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事实。这是我们以后还将回过头来讨论的主要试验之一。

但是，这些惯常的主要的形象，并不能够把地中海战争的情况全都向我们示明，并不能提出地中海战争的整个问题。它们所展现的景象，是大规模的、正规形式的战争的景象。不过，这些正规的战争一旦停止，次要形式的战争——海上行劫和陆上抢劫——就立刻取而代之。这种形式的战争当然早已存在。它当时正在到处扩散，填占已经变得空荡荡的地区。这正像高高的乔木林一旦遭到砍伐，就把空间让给低矮的林下灌木丛或者丛林一样。因此，有不同“层次”的战争。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层次不同的战争之间的悬殊差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才能够在解释这些战争时取得进展。这种辩证法是必要的。

……军队、与阿尔贝公爵会合的部队或者在阿尔贝公爵前面行军的部队的其他行进路线

图63 阿尔贝公爵率军抵达佛兰德，1567年4—8月

阿尔贝公爵和他率领的部队的确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行军。但是，行程达3000公里这件事本身也是一大业绩。注意在海上的快速行程和翻越阿尔卑斯山所用的时间……这支军队必需绕过持敌对态度的法国的领土。图63是J.J.赫马尔丁格尔所作的计算和研究核实。

战争与技术

战争问题始终是武器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经过革新、改进后的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种赌博的进行。以火炮为例，它在地中海地区和在别处一样，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它的出现、它的传播、它的变化——因为火炮在不断变化之中——是一系列技术革命。还待于推定：这一系列技术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火炮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安装在帆桨战船的狭窄的甲板上？火炮在什么时候首先成为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或者巨型帆桨战船的火力然后又成为大帆船和高舷圆船的特别的、可怕的火力？火炮在什么时候安装在堡垒的防御土墙和平台上？最后，火炮怎样跟随军队转移？不错，在苏里曼大帝取得胜利之前，查理八世1494年9月远征意大利时就使野炮顷刻之间大行其道，驰誉全球。火炮的制造分好几个互相连接的时代——铜炮、铁炮、加强炮。此外，还有根据军火工业的地方化的情况而定的各个“地理”优势时代。天主教徒费迪南的政策取决于马拉加的铸造厂和坎波城的铸造厂的生产情况。后者创建于1495年；前者创建于1499年；两者都很快衰落。它们生产的武器后来在意大利用旧，接着又安置在非洲或者面对法国的边境上，长期固定不动2。米兰铸造厂和弗拉拉铸造厂的统治地位历时更久。3然后，这方面的首位转而归属德意志和法国的铸造厂。在对西班牙和对葡萄牙的供应这个方面，则首推佛兰德。从16世纪前几十年起，出现了火炮的（可能还有北欧和火药的4）独霸局面。这些都是重大问题。1566年，10来门火炮从佛兰德运到马拉加。5这个事件立刻被载入外交通讯中。同样，44门火炮从马拉加运到墨西拿的消息在某一位托斯卡纳大使看来是远征阿尔及尔或者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的先兆。61567年，富克沃宣称，用1.5万发炮弹就足以攻占阿尔及尔。7如果人们置身于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之外，接受马耳他1565年因佛罗伦萨公爵让人在前一年对它运去200桶火药而得救的这一事实的话，富克沃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这至少是一个西班牙的情报员传出来的看法。8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注意到托斯卡纳对弹药、炮弹和火枪药线的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性。

准确地推定这些变化什么时候发生、产生影响和后果，仍然是困难的。几个概略的轮廓和几个景象，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同样，我们虽然能够有把握地把装备有火炮的大帆桨战船或者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就技术而言这些舰船无疑有助于取得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在威尼斯舰队里出现的时间推定为1550年9，关于武装的大型帆船在地中海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几乎毫无所知了（这种帆船我们突然发现将近这个世纪末时土耳其人在从君士坦丁堡前往亚历山大10的途中使用）。因为基督教世界虽然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但技术却会从海的此岸传到海的彼岸，物质器材却会趋于变得相同，因而趋于限制这些革新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火炮既为基督教徒进攻格拉纳达和北非效劳，也同样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例如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莫哈奇战役11中，在波斯12或者第二次在北非取得胜利效劳。

战争与国家

战争是一种耗费，一种浪费。拉伯雷说过：“战争的筋腱是银两。”当然，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

在自己选择的时刻进行战争或者缔结和平而又既不蒙受前者也不蒙受后者带来的不利，这在理论上是强者的特权。但是，令人惊奇的事始终可能发生。在每个君主周围的幕僚谋士中，总会是众说纷纭，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君主在思想感情上也会左右摇摆、犹豫不决。这种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常常体现在永恒的敌对者——主战派同主和派——中间。直到1580年，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宫廷都一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下面这个重大问题提出达几年之久：谁会在谨慎国王那里占上风？是主和的鲁伊·戈梅兹的同党好友（他们在鲁伊·戈梅兹死后仍然聚集一起）还是好战的阿尔贝公爵的拥护者？这个公爵一有机会就宣扬强硬手段的效果。但是，有哪个君主，哪个政治领袖没有经常面临过这两种以彼此对立的派别为代表的倾向呢？惹人瞩目的、戏剧性的1692年末，黎塞留自己难道没有遭到爱好和平的掌玺大臣马里亚克的反对吗？13某些事件往往使人不得不在两派之间进行选择。于是某个“合乎时宜的人物”就应运而生，被推到冲突的前台。

战争的耗费削弱国力。毫无效益可言的战争不胜枚举。不光彩的、耗资巨大的爱尔兰战争，在伊丽莎白的光辉的统治的末期，毁坏了她的国库，并且比其他任何原因更为1604年的议和休战预先铺平了道路。地中海战争的费用如此高昂，以致在西班牙和在土耳其，破产都接踵而至。菲利普二世的花费极其巨大。1571年有人在马德里估计，维持1支拥有帆桨战船200艘、圆船100艘和士兵5000名的（威尼斯、教皇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每年耗资达400万杜卡托之多。14这些舰队——真正浮动的旅行城市——大口吞噬金钱和供应的物资。将近1560年时，每年供养、维持1艘帆桨战船耗资和制造1艘帆桨战船同样多，均为6000杜卡托。15这个数字以后继续增大。从1534年到1573年，海军的武器装备至少增加了两倍。在勒班陀战役进行期间，地中海有500艘到600艘帆桨战船，其中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和穆斯林国家的（参阅注中的计算），16即有兵员15万到20万。这些兵员中有划桨者、水手和士兵。这些人在航行中全都听凭大海摆布或者像加西多·德·托莱多所说的那样，都听自然力量——水、火、土、空气——摆布，因为所有的自然力量都威胁着海上的人的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生命。一份供应1支在西西里停泊的舰队的食品（饼干、酒、咸肉、大米、油、食盐、大麦）的账单的金额竟高达将近50万杜卡托。17

因此，正规的舰队战争，是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的动员。参战的人中有在西班牙招募时衣衫褴褛、在行军途中领到制服（如果发给他们制服的话）的士兵；有取道波尔萨诺步行到意大利，然后在斯培西亚拥挤成堆，等候登上帆桨战船的法国雇佣的德意志步兵；有被招募收罗来填补开小差和瘟疫为部队造成的减员空缺的意大利冒险家；特别有排成长队跋涉前往港口充当帆桨战船的划桨手的囚犯。对划帆桨战船的红色船桨这个差使来说，这种犯人的数量永远不会足够。因此，经常需要强迫穷人，18抓捕奴隶，招募志愿者。威尼斯收罗这种人，一直收罗到波希米亚这样的地方。在土耳其和埃及，大批捕人这种行动，使人力资源枯竭。不管是否出于志愿，大批人成群结队走向海边。

如果加上陆军本身也耗费巨大这一点（根据这个世纪末的统计，19一个约有兵员5000的西班牙步兵团进行一次战役——军饷、后勤和运输包括在内——费用为120万杜卡托），人们就会了解到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君主们的收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了。战争通过这些收入，最后与人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然而，战争的现代化和它的迅速发展演变，使它扯断缆绳，砸碎最坚固的弹簧，而且有朝一日，它自身也陷于停顿。和平的产生是缘于这种长期贫弱、军饷一次次迟发、军备匮乏，以及这种停顿不前；政府为之担心，但又骑虎难下，因为坏天气或暴风雨乃是天意，必须接受。

战争与各种文明

每个民族都经历过激烈的冲突。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战争。如果我们从各种文明——地中海冲突的主要参加者——出发来考虑问题，就必须把任何一种文明自身的“内战”和“外战”区别开来，把两个互相敌对的世界区别开来，换句话说，把十字军东征或者圣战放在一起，把基督教的或者伊斯兰教的内部冲突放在另外一边，因为这些伟大的文明在永无休止的内战中，例如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兄弟阋墙、互相残杀中自我焚毁。

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它们首先向我们提供了有规律的地理定位，因为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具有陆地边界或者海洋边界的特定空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奇怪的是：它们也向我们提供一个按年月顺序进行的排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内战”时期继一个“外战”时期之后而来，先后顺序相当清楚。这既不是一支配合完美的管弦乐队，也不是一场在细节上安排处理得很好的芭蕾舞。然而，接续交替的现象清晰可见。这种现象为研究一部混乱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观点。这部历史突然明朗起来，却并没有产生任何假象或者幻象。人们摆脱不了这样的信念：具有相反的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各种模式、格局首先建立起来，然后互相取代。在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的这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即外部战争，直到将近1570—1575年这个时期都居于主导地位。在要求进行这场战争的人中，有的热情较高，有的热情较低。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有人转弯抹角地逃避，巧妙地推脱，半心半意，不冷不热或者干脆拒绝：一方面是纳税人的拒绝；另一方面是头脑冷静清醒、抱怀疑态度的人的拒绝。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整个时期，难道没有它的狂热的辩护士和责难者吗？不和谐的音调丝毫不能掩盖富于战斗性的宗教的总的感情正在贯穿浸透1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这个事实。这在西班牙是不言而喻的。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同。尽管法国王室的政策巧妙灵活、妥协和解。很容易在例如龙沙的作品里找到这种染上希腊主义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痕迹。拯救希腊——“适于居住的世界的眼睛”——并且为基督尽力……这种精神甚至在已经转变为信奉新教或者即将转变为信奉新教的北欧仍然存在。在整个德意志都唱着来自东南方的遥远的战场的土耳其民歌。乌尔里希·冯·许滕在要求德意志从罗马的剥削和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要求人们把这样做收回的钱用于加强帝国、扩展帝国、打击土耳其人。同样，路德也一直在进行活动，赞助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战争。在安特卫普，经常有人谈到打算向非基督教徒发动进攻。在英格兰，人们一直对天主教徒在地中海的胜利惶恐不安，但与此同时，又对土耳其的失败兴高采烈，因此这次勒班陀战役使英格兰人即惶恐不安，又兴高采烈。20

但是，勒班陀战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十字军东征运动的衰落，很久以来就已经露出了先兆。1571年的胜利的光辉，给人以假象，奥地利的唐·胡安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迟来的参加者像他的侄子、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英雄东·塞巴斯蒂安后来那样极端孤立于他的同代人。他们的梦想落后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其部分原因至少是天主教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反抗的高涨。这次高涨至少从1550年起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个变化。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世界放弃一场战争以便进行另外一场战争。它的宗教狂热已经改变了方向。

在罗马，态度的彻底转变随着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1572—1585年）开始他的任期表露出来。这届教皇任期的确是以对信奉新教的德意志采取突然敌对行动作为它的开始。这个行动是教皇目前的重大任务和关切所在。他所继承的、并因威尼斯人的背叛而于1573年被粉碎的濒临死亡的神圣同盟，这时已经不再是他的重大关切了……罗马教廷的整个政策现在向北摇摆，它及时地促成了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谈判成功。当时在菲利普二世左右的人，不止一次对这些在1578年和1581年之间同素丹缔结的每年的停战协定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教廷仍然保持沉默。它的目标在于：从此以后对信奉新教的北欧展开斗争；并为此目的推动西班牙国王对爱尔兰的事务进行干预，以此来反对英格兰。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西班牙国王是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军队的追随者而不是以这支军队的旗手的角色出现……

由于在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风云突变，反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思想丧失了力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1581年，西班牙教会不对放弃土耳其战争表示抗议，却对缴纳变得漫无目的的捐税表示抗议。

然而，1600年以后，由于新教战争势头减缓以及基督教欧洲的和平恢复缓慢，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在1593—1606年的土耳其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进行期间的法国，十字军东征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和活力。一个历史学家指出21：“1610年以后，煽动公共舆论的对土耳其人的敌对思想，蜕化变质为一种真正的怪癖。”用计划和希望混合制成的焰火于是迸射出来，直到新教战争——“内部战争”——1618年再次使它终了为止。

我们无法有这样一张详尽细致的年表；它能够使人看见民众的激情狂热是否紧随或者先于——或者像我想的那样，既先于也紧随——这些突然的态度的改变，是否引起这些改变，为这些改变火上加油而且最后焚毁于由此引发的爆炸中。即使情况如此，以上这些一揽子的解释，也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一种仅仅考虑到交战者之一的解释很可能不充分。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西方的幼稚天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我们西方的说理方式仍然相当好笑。事实上，地中海的另外一半有它自己要过的生活，有它自己要创造的历史。一项最近进行的研究（因其简短而更堪为楷模22）提出，土耳其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阶段，即有一些同时产生的形势和机遇。基督教徒放弃战斗，突然对地中海感到厌倦不满。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是这样。不错，他们仍然关注匈牙利边境和内海的海战。但是，他们关注红海、印度、伏尔加……等地的程度也不稍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军事努力的重心和方向按照一场“世界”战争的各个阶段转变。这个思想弗里德利克·C.莱恩在他同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到。在这部充满从直布罗陀海峡、荷兰运河到叙利亚、土耳其斯坦的这片地区的战争的历史上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历史只有一个“电压”，只有一个节奏。它的变化程度在“电气学上”是相同的。在某个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圣战中和十字军东征中对抗，然后，又都转过身来发现了各自内部的冲突。但是，这种会合在一起的狂热激情的平衡，正如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结论中试图阐明的那样，23是经济形势的缓慢节奏产生的后果。这种经济形势在16世纪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开始了自己的存在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巴尔干半岛上的防御边界

面对土耳其人，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堡垒林立。这是这个地区的战争经常具有的形式之一。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在作战的同时，经常扩展它的遏阻线和保护线，把自己的身躯掩蔽起来，罩上铁甲。这是一项本能的和单方面的政策。在土耳其人方面，防御工事构筑得少而差；在阿尔及利亚人或者谢里夫那方面，情况也是这样。问题在于技术水平或者态度方面的差别吗？在这一边，这是一种对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对土耳其骑兵或者对帆桨战船的有生力量的信任吗？相反，在另外一边，这是一种安全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对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节省力量和支出的关切吗？同样，基督教国家之所以在黎凡特维持规模巨大的间谍机构，不仅仅出于恐惧，而且还为了准确地估量威胁着人的危险的严重程度，还为了使防御的努力与这种危险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土耳其人今年不会来临。于是，能够复员的部队都很快复员。新兵征募工作全部取消。班德洛说，24为了了解土耳其人或者索非将采取什么行动、将不采取什么行动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真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游戏。他说得有道理，因为他所指的那些才智不凡的嗜争好讼者虽然就强大的敌人的计划和秘密夸夸其谈，谈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实际上对这些计划茫然无知。对君主们来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游戏往往决定以什么样的规模把防御措施付诸实行。

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就这样拥有一系列对付伊斯兰国家的“帷幕”和加强的“前线”。这个世界在这些漫长的防线的后面意识到自己的技术优势，感到自己受到较好的保护。这些防线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界，中间经过一系列把两种文明分开的设防地区。

威尼斯的“罗马帝国长城”

威尼斯位于西方的海的边缘，自古以来就保持警惕。面对土耳其人，威尼斯市政议会沿着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的漫长的海岸线布设它的驻防地和海岸观察哨，这些防御设施一直延长到爱奥尼亚群岛，并且越过这群岛屿与干地亚和塞浦路斯连接起来。威尼斯市政议会1479年获得塞浦路斯这个最后据点，并且一直到1571年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威尼斯这个狭长的海洋帝国，这株生长在海岸上的寄生植物，受到土耳其连续不断的推进的伤害。1540年10月12日缔结的和约25从它身上切除了它布设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哨所：纳迪诺和洛拉纳，切去了它在爱琴海上拥有的那些小岛：希俄斯岛、帕特莫斯岛、卡西诺岛，切去了一些“封建的”岛屿：皮萨尼家族的采邑尼奥、基里尼家族的采邑斯坦帕利亚、韦尼埃家族的领地帕罗斯岛。就这样，它就无法再向北后退了。它也不得不放弃在希腊的马尔瓦西和纳波利·迪·罗马尼亚等两地的重要哨所。33年以后，根据用1575年的苛刻的协定26加以补充的1573年4月的单独和约，它又在达尔马提亚让出一些哨所，支付一笔战争赔款，放弃事实上从1571年起就已经失掉的塞浦路斯。威尼斯常常被比拟作大英帝国。16世纪末的威尼斯像失去了苏伊士以东的属地、疆域不再远达印度的大英帝国。但是，但愿比拟不会使人迷误，因为威尼斯的这些边境地区由极小的村落和往往很古老的要塞构成。那里有几千个居民的城市和岛屿为数很少。1576年扎拉的人口稍多于7000人；27斯普利特的人口稍少于4000人；28科托尔由于1572年发生过一场瘟疫，人口只有1000来人；凯法利尼亚岛的人口不到两万人；29赞特有15000人；30科孚有17517人。31只有干地亚因有居民20万人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新链条的主要链环。但是，人们知道，这个希腊岛屿并不可靠。这种情况1571年已经出现过。1669年还会再度出现。总的说来，这个小岛屿帝国就人口而论，与威尼斯和它的大陆部分相比的确无足轻重。估计威尼斯及其大陆部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总人口为150万。32

因此，这一道位于土耳其海岸外的海面上的屏障遏阻了土耳其的入侵，实在是个奇迹。让我们顺便提醒读者注意这件事：1539年，西班牙人无法在巴尔干海岸上的卡斯特尔努奥沃的桥头堡里坚守。33威尼斯防务的异常坚固，是适应能力的胜利，是再三考虑算计的结果，是精心养护维修堡垒的结果，是海军造船厂这个强大的工厂紧张备战、不停生产的结果，是大帆船和帆桨战船不断巡逻的结果。除此之外，让我们再加上边境居民所受的训练和忠诚、以市政会议的名义在边境地区担任指挥的人的良好素质和在该地服刑的流放犯人的勇敢等。至于炮兵训练效果良好以及在这些动乱不安的边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或者希腊人中容易征兵等因素就不用提了。

然而，威尼斯在这根防御的链条的两端却遇到困难。在东端，塞浦路斯筋疲力尽，难于防御，岛上的居民很不可靠。像罗得岛这样的岛屿有过分靠近小亚细亚的缺点，因此，任凭土耳其摆布。以后，1571年的失败迫使威尼斯把触角退缩到干地亚。1572年，干地亚在九死一生中侥幸得救。从那时起，威尼斯市政议会就一直感到这个岛屿经常处于贪婪的征服者的野心的威胁之下。在链条的另外一端，在北方，在伊斯特拉和弗留利的边界上，威尼斯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接壤并且几乎与土耳其的领土毗连。因此，形成了双重危险。这种危险因它威胁着威尼斯的命根子——大陆——而更加严重。早在1463年和1479年之间这段时期，土耳其的袭击和进攻已经远达皮亚韦河。34在面对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一侧，边界线从1518年起，35事实上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在法律上还并不如此，即在法律上还并非无可争议。威尼斯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在这个世纪末修筑了耗资巨大和坚固的帕尔马要塞。

威尼斯帝国的领土只不过是一条线、一系列前沿阵地而已。这个帝国虽然无法把庞大的土耳其帝国紧紧勒住，但却使这个帝国的行动受到阻碍和约束。威尼斯并非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极端脆弱性。威尼斯市政议会派出的大使和派驻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没完没了地在君士坦丁堡调解、说情，试图通过达成谅解、协定和行贿来保护这些阵地，使之不受可能发起的进攻。或者由于政治或贸易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发生了边境事件，或者由于一艘船未经许可装载谷物，或者由于一艘海上行劫船过于胆大妄为，或者由于一艘执行巡逻任务的威尼斯帆桨战船行事过于认真，过于生硬，事件没完没了地突然发生、恶化。1582年，锡南帕夏蓄意向威尼斯市政议会寻衅。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谴责威尼斯人并向他们索取那些是“素丹的国家的身上的脚”的岛屿的大好时机。36

但是，可能威尼斯这条线正是由于它的纤细脆弱才得以经久不断。土耳其人已经在这条线上打开了宽大的缺口，他们通过这些成为门窗的缺口能够到达西方。莫东虽然设防很差，但在1572年引人瞩目的包围中却坚持住了。早在1550年，该地就已经被勒芒斯的伯龙视为“土耳其的钥匙”。更向北的是纳瓦林。该地于1573年后设防。37最后是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这个地方虽然不幸处于一个动乱不止的国家的包围之中，但仍然是一个远征西方的海洋和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基地。可以认为威尼斯的帝国长城的这个裂口在削弱这座长城的阻碍作用的同时会使这座长城存留得更加长久吗？

多瑙河沿岸

在巴尔干半岛以北38，土耳其帝国扩张到并且超过多瑙河这条重要的但脆弱的边界线。它占有多瑙河流域各省的一半，尽管它从来就不是森林茂密、丘陵起伏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主人，至少从来就不是这个地区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在西边，它通过克罗地亚的纵向山谷向前推进，超越萨格勒布，直达库尔帕河、上萨韦和德拉瓦河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峡谷，面对贫瘠、多山和不易进入的地区。迪纳拉山脉通过这些地区同高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相连。因此，土耳其在巴尔干以北的边界的西端和东端一样，相当快就固定下来。它在这两端都受到地理障碍的限制。当然也有人为的障碍。鞑靼人的游牧部落不时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部地区，进行烧、杀、掳、掠，大肆蹂躏，无法抵御。在西边，一条德意志的边界线至少在中萨韦和中德拉瓦之间的温迪奇南德已经设防，由莱巴赫的大统领率军守卫。关于这道防线设防的敕令1538年在林茨颁布。在查理五世和费迪南时代，温迪奇南德和克罗地亚的边防军事机构和设施先后主动地自行建立。1542年的一项章程规定了整个区域的组织。正如不久以前尼古拉·兹里尼于1555年所写的那样，它是施蒂里亚的堡垒和前部屏障，因此，也是整个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堡垒和前部屏障。再者，难道不正是这个共同的、必要的，由当地筹款建成的防御体系逐渐把奥地利世袭领地这个早先由若干个小国和民族组成的混杂的集合体逐渐牢固地结成一个真正的、可以公认的统一体吗？391578年，卡尔施塔特的坚固的堡垒在库尔帕河河岸拔地而起。同一时期，汉斯·伦科维奇在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的边境上负责指挥防务。这个边境的行政管理由布鲁克敕令再次加以明确规定（1578年）。这个边境地区的最奇怪的特征，是无数逃避土耳其人的统治和逃离土耳其领土的塞尔维亚农民沿着边界扎根定居。这些农民得到土地和自由。他们聚集成大家庭。这种家庭是真正的族长制的和民主的团体。在这种团体里，由年长者分派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任务。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军事边区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人们或许可以根据布斯拜克的笔记认为，40这样一种边界之所以能够稳定下来，是因为它在长时期内，至少直到将近1566年，是宁静的。但是，和平和宁静都只是部分的。因为，如果说在这条边界线的两个侧翼可能进行防守、抵抗的话，那么在它的中央地带，在匈牙利的辽阔的、毫无遮掩的平原上进行抵抗就有危险了。关于这个不幸的地区的灾难、1526年以后它仍然经历的可怕的混乱、它内部的争吵、它内部的自相残杀、它的分裂、它于1541年几乎完全沦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等，我们已经谈得太多，因此不必再谈。匈牙利并入土耳其帝国后，还留在基督教徒手里一个狭窄的边境地区。匈牙利的平原和水流，特别是多瑙河，利于外国入侵。土耳其1529年向维也纳进军之后，为了保卫过去已经成为德意志世界的主要堡垒的东西，必须大大增加沿陆路和沿河流的人工障碍，必须建立和维持一支多瑙河舰队。根据维也纳海军造船厂的格罗尼莫·德·扎拉大将1532年的估计，这支舰队有舰船约100艘。格蒙登盐务局接到在它平时拥有的运盐船之外再制造这些船舶的命令。这些船叫Nassarnschiffe或者Nassadistenschiffe。在我们16世纪的法语里就是nassade这个词。但是，模仿土耳其语的Caïque这个词造成的Tscheiken这个名词最后占了上风。这样，一直到19世纪，在多瑙河上都有Tscheiken行驶。在这些船上有Tscheikisten搭乘。1930年，在一次在克洛斯特新堡举办的历史文物展览中，还展出了欧仁亲王统治时期的Tscheiken。

将近16世纪末，匈牙利漫长的边界线固定了下来。这条边界线从来没有完全安定平静过。尽管边境袭击、追猎奴隶、抢劫贡物等事件屡有发生，边界线还是以不同的程度固定了下来。一个地区内的遍布各处的监视塔、堡垒、古堡和要塞逐渐形成一张防御工事网。它的网眼有的窄密，有的宽稀，小股侦察队通过毫不费力。但是，密集的部队却被这张网拦阻，缠在网里，无法前进。这张网就是为了对付这种部队布设的。这里也同别处一样，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样，和平为建设提供了良好时机。特别在1568年以后和安德里诺普尔停战协定签署以后，情况更是这样。安德里诺普尔停战协定曾于1574—1576年和1584年展期。这个相对的和平直到1593年才遭到破坏。但是，25年的和平足以使这条漫长的、曾经多年未定的边界线固定下来。1567年，它显然还是脆弱的。维也纳的昌托奈写道41：“当然，基督教世界在这个方向设防掩护得很差。”富克沃特地添加说，这是因为在匈牙利的德意志士兵特别庸碌无能。土耳其人“把他们看成是女流之辈。每次同他们交手，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42以上是1567年的情况。1593年对土耳其的战争再起时，情况更是这样。1585年春季，访问了从拉包到诺伊特拉这段边境地区的法国人雅克·邦加尔43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基督教世界在防御方面采取的大量预防措施。仅仅在拉包这个县，就修筑了堡垒12座，并且在和平时期驻有步兵5000人和驻防骑兵300人。在科莫恩还建有工厂1个作为补充预防措施。这个工厂就在要塞内部制造子弹和火药。沿整条罗马帝国长城，袭击和小规模战斗每天都有发生。44

在地中海的中心；沿那不勒斯海岸和西西里海岸

把那不勒斯的海岸和西西里的海岸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把这两个地区同马格里布连接起来的马耳他岛，这样，一个迥然不同的军事区域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区域位于海的中心线的连结点上。这个地理位置使它具有战略价值。“它是意大利对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的海防前线”45，换句话说，它面对着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和在希腊拥有的瞭望塔。它的使命是：既向西班牙舰队提供基地，又抵御土耳其小舰队，又保卫它自己的领土使之不受海盗的袭击。

布林迪西、塔朗托、奥古斯塔、墨西拿、巴勒莫、那不勒斯都能够充当基督教世界的帆桨战船集结的中心点。布林迪西和塔朗托可能太靠东。巴勒莫和奥古斯塔朝向非洲甚于朝向近东。那不勒斯太靠北。墨西拿的地位压倒一切，在危险时刻，它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海军要塞。它俯瞰狭窄的海峡。它易于得到西西里和外国的小麦供应。它靠近那不勒斯。这一切都有助于它获得好运，成为地理位置最适宜的港口。人员、帆布、饼干、酒、醋、“灵敏”的火药、船桨、灯芯和火枪的“杆茎”、铁弹……从那不勒斯运到那里。至于城市的位置，让我们不要过分根据我们现在的思想去加以判断。在土耳其拥有优势的时期，对穆斯林的小舰队来说，强行打开海峡的通路始终是可能的。这是脱离舰队单独航行的帆桨战船或者海上行劫者的舰队在情况需要时冒险干的事。这是因为对当时大炮的射程来说，狭窄的水道是宽大的并且难于监视。

从16世纪开始起，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就和内地一样，都遍布堡垒和防御工事。这些堡垒和防御工事往往陈旧过时、堡墙倒塌。它们很少考虑要安装大炮，很少考虑为大炮设置炮手射台和配置骑兵的必要性，很少考虑为抵抗敌人的炮火袭击而加固堡墙和炮台的垒道，并把高出地面的重要设施降到地下。拆毁和修复这些过时的堡垒以及修筑新的堡垒，是好几代人的工作。从1541年起，46卡塔尼亚开始为中世纪修筑的堡垒添筑能使火力交叉的棱堡。这项工程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努力和花销，1617年始告完成。

将近1538年，这项规模巨大的防御工程在梅佐季奥尔诺全境开始。在那不勒斯，这项工程在彼得罗·迪·托莱多的推动下进行；在西西里，这项工程在费朗特·贡扎加的推动下展开。因为这一年是普雷维扎年，是在海上所向披靡的土耳其舰队开始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进行猛烈袭击的一年。这种袭击是无法防备的。未署名的著作《彼得罗·迪·托莱多的一生》47一书指出，总督下令开始修筑雷焦、卡斯特罗、奥特朗托、莱乌卡、加利波利、布林迪西、莫诺波利、特拉尼、巴列塔、曼弗雷多尼亚、维埃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同时他还致力于加强那不勒斯的防御设施。似乎从这个时期起，在那不勒斯海岸修筑了观察哨所。1567年，又在王国修建这种哨所313个。48彼得罗·迪·托莱多在那不勒斯所进行的工作，费朗特·贡扎加从1535年到1543年也在西西里完成。49费朗特·贡扎加命人在西西里东海岸和南海岸修筑炮楼137座。50后者还多多少少有些天然屏障；前者则充分暴露在土耳其人的打击下，不久就缩减为只是一条“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边界线”。51从1532年起，在位于这条敏感的边界线上的锡拉库萨，开始构筑防御工事。52正如费朗特·贡扎加本人在他给国王的报告中所说，53这是这个岛屿的唯一的一段暴露的海岸。北海岸群山起伏。南海岸的海滩“在这些海的海滩中最难登上、最难行走、最受海浪拍击、隐伏的危险最多”，54不再向敌人的舰队提供隐蔽港。东部因海岸低矮、肥沃，易于登上，情况就不一样。因此，有必要除了加强锡拉库萨外，还加强卡塔尼亚和墨西拿两地的防务。1535年，费朗特·贡扎加到达时发现卡塔尼亚和墨西拿已经“被人抛弃，无意防守，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了”。55但是，当他后来离开这两个地方时，这两个地方面貌依旧，仍然没有设防。

因此，并不是朝夕之间，甚至不是在一个总督的短暂任期内一切都会改观。在费朗特的继承人的统治下西西里的设防工程继续进行，正如在彼得罗·迪·托莱多的继承人的统治下那不勒斯的设防工程继续进行一样。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工程。56由于朝令夕改，时而停工，时而复工。在那不勒斯，据说每个要处理王国的20座堡垒的修建事务的总督（到1594年正好共有19个），无不拆毁自己的前任已经完成的工程。57鉴于这些总督遇到重重困难，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有失公允。施工负责人因资金缺乏而受到阻碍，不得不在一个地方把工程停下，去另一个地方开始另一项工程，或者对正要倒塌的设施进行维修（西西里的观察哨所1553年建成，须在从1583年到1594年这段时期重建），逐一彻底检查并使之现代化。最后，必须把防御工事更向西扩展。这证明人们想遏阻的来自西方的危险正在增加。柏柏尔人在进行海上行劫时，土耳其人在1558年以前进行大规模的出征时，都从背后进攻，攻占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阵地。事态发展得十分严重，以致以后必须在第勒尼安海这一边的巴勒莫58、马尔萨拉59、特拉帕尼60、索伦托61、那不勒斯62、加埃塔……设防。主要的来自东方的危险，并不因此而稍有所减。防务系统特别朝着这个方向发挥功能。以1560年的那不勒斯为例，这一年在佩斯卡拉63、布林迪西岛和塔朗托的大驻防城市等地64进行的设防工程正在进展。经过几次辩论，决定永远撤销那道先由阿尔贝公爵（他1557年任那不勒斯总督）下达，后来又由他收回的命令。这道命令的内容为：如果奥特朗托海角和巴里附近的诺尔塞塔、索维纳佐、维杰拉、加利纳诺和诺拉等一系列小城市自行设防、自行防御的话，就拆除原先已经修建在这些地方的一系列小型要塞。这个细节充分表明工程进展困难，防御线不够完善。上述命令撤销后，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这些各种各样的要塞得到加强。那不勒斯民兵提供了8000到1万人，必要时可提供两万人。由于这1万人穿过这个王国并且在行军途中宿营时被分配住在居民家里，居民发现他们是那不勒斯士兵，不是外国士兵，因此感到高兴。651560年5月，500名步兵被派往曼弗雷多尼亚；700名步兵被派往巴列塔；600名步兵被派往特拉尼；400名步兵被派往比斯切列；300名步兵被派往莫诺波利；1000名步兵被派往布林迪西（此外，又加派3连西班牙士兵进驻堡垒内部）；500名自卫队士兵被派往塔朗托；800名自卫队士兵被派往科特罗内。此外，全副武装的骑兵1000名和轻骑兵200名在阿普利亚驻扎。还征募了6000个意大利人来组建一支进攻时可以提供兵员的预备队。66人们在占有海岸线并加强海防要塞的同时，注意从海岸上没有设防的城市和村庄撤退。1573年，西西里岛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既然防御的帷幕不能展延遮护整个岛屿，67于是作出了只保卫墨西拿、奥古斯塔、锡拉库萨、特拉帕尼和米拉措并暂时放弃以下这些太易于受到攻击的地方的决定：塔奥尔米纳、卡塔尼亚、泰拉诺瓦、利卡塔、季尔詹蒂、夏卡、马扎拉、马尔萨拉、卡斯特拉马尔、特尔米尼、切法卢、帕蒂……

这些就是直到将近1580年这段时期，甚至在1580年以后，那不勒斯总督和西西里总督在夏季全力以赴的紧迫事务。冬季来临时，整个防御体系都已经拆除。由于这个时期土耳其的威胁减轻，人们更加感到这些军事负担沉重，在西西里情况更是这样。在这个岛上，骑兵（这是守卫这个丘陵起伏的岛屿的主要部队）的确大口吞食王国的收入。总之，人们如果很好地考虑到投入这个高级的、复杂的防御体系的力量，考虑到这个系统使用的大量部队，考虑到这个系统所包括的负责处理公文急报、交通联络以及信号等方面的事务的机构，就不会对土耳其人遇到这个柔韧灵活的障碍时遭到猛烈的突然袭击感到惊讶不已了。如果大致说来，1538年标志着这个弯弯曲曲的、适应性强的防御系统开始运转的话，那么只是在1558年以后它才充分发挥它的功能。68威尼斯人提到过这种功能并且加以承认。1583年，舰队的总监督官尼科洛·苏里亚诺的一项报告说：“不久以前，整个阿普利亚海岸，从圣玛丽亚角到特龙托，瞭望塔很少，因此，土耳其人的低舷长形船不断沿着这条海岸线来往逡巡，进行骚扰，对航运和领土带来严重损失。这些船只满足于在这里取得胜利，不深入海湾的心脏地区。现在，由于有了这些瞭望塔，海岸上的人看来得到保护……白天小船航行可以确保安全无虞。如果敌船出现，它们可以驶往塔下躲避，在那里受到架设在塔上的多门大炮的很好的保护，能够平安无事。由于这些情况，现在土耳其低舷长形船绕过安科纳山。这样它们就有把握大量掳获而不冒很大的危险。”既然在这段海岸之外的海面上被掳获的是威尼斯船只而不是驶往那不勒斯的西班牙船只，因此这个报告的作者的关切以及他作出的教皇、弗拉拉公爵和乌尔比诺公爵应该修筑像那不勒斯王国的瞭望塔那样的瞭望塔的结论就不难理解了。69西班牙总督的工作难道会这样受人轻视吗？

意大利海岸和西班牙海岸的防御

那不勒斯—西西里这条线经过基督教徒在马耳他岛上的强大的基地居中连接，一直延伸到柏柏尔海岸。土耳其舰队通常不越过这条线。在柏柏尔海岸上的拉古莱特的驻防地，一直到1574年都是西班牙的属地。土耳其舰队之所以不越过这条线，并不是因为这条线能够阻挡这支舰队前进，而是因为土耳其人一旦掠夺物收集到手，就很少关心继续推进。他们想继续推进时，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正如什么也阻挡不了船只在土耳其和柏柏尔之间驶行一样。当时，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也一直很活跃。因此，各个基督教国家必须认真采取措施来保卫全部海岸，为这些海岸配置瞭望塔和堡垒，在纵深进行设防。

像西西里的防御工事一样，这堵防御墙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升出地面来的。这堵墙修建后，要迁移，还要使之现代化。这些工程何时进行？如何进行？这很难确定。1563年，70人们觉察到必须用能够安装大炮的工事来代替巴伦西亚的古旧的瞭望塔。在巴塞罗那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该由谁来支付这笔费用？国王？城市？市场？711536年8月，72哨兵在马略卡从瞭望塔的顶上发现敌人的帆船。因此，这个时期，岛上肯定已经有了瞭望塔。这些瞭望台是什么时候修建的？1543年，防御工事开始在阿尔库迪亚特出现。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防御工事？同样，什么时候在科西嘉修建了必须使之有别于村庄防御工事的方形塔的圆形观察塔？73是从1519—1520年这段时期起按照圣埃芒达德74的模式组建了一支装备有“怪物”和警报系统的海岸卫队吗？既然1559年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对在阿利坎特的堡垒里只有6个人一事75感到惊讶，因此，这种卫队不会数量太大。1576年，卡塔赫纳的防务计划仍然在制订中。76相反，1579年，在格拉纳达有一支海岸卫队由海防大统领桑乔·达维拉指挥。77这是因为有更多特别的理由在这个地区采取预防措施。同时，撒丁岛不得不考虑它的防务（我们现在还保存有这个岛屿将近1574年时的详细设防计划78），并在将近1587年时，在总督东·米盖尔·德·蒙卡达的治理下，修建了一些塔楼。79沿着这个岛屿的珊瑚礁捕鱼的渔民在这些塔楼的后面躲避并且使用大炮自卫。80

当然，这些防御工事永远不会完工。经常需要添加一些东西以确保能够保护航海的贫民81和海岸上的居民。总的看来，这是一些规模大大小于我们在上面谈的工事的工事。西班牙的海岸经常遭到海上行劫者袭击，特别是遭到柏柏尔海上行劫者袭击，但不大惧怕君士坦丁堡的舰队。这毕竟大不相同。

在北非的海岸上

北非的防御设施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比别处清楚明了。82这并不是因为它比较简单，而是因为人们对它了解得比较清楚。排列得像一根链条那样的各个驻防地尽管十分狭窄，却同它们所包括的地区的历史有关联。它们是两种文明的汇集地。由此而产生多种阐述。这些阐述确切地说明了这个汇集地点的细节和整体，说明了西班牙在北非的阵地的总的历史和个别的历史。边界线确定于天主教徒费迪南统治时期，尤其确定于1509年和1511年之间，当时沿着一个古老的、不连续的、无法自卫的地带的边缘延伸。也许这个阿拉贡人过分受意大利的财富的引诱，因而全神贯注于这些财富。这就使西班牙不能占领马格里布地区的内地。但是，时机一旦丧失就不再来。1516年，巴巴罗萨家族去阿尔及尔定居。1518年，这个家族被置于素丹的保护下。1529年，他们的城市从西班牙人自1510年起就已经在佩农拥有的阻碍、束缚人的小堡垒下解放出来。甚至在这个时期以前，阿尔及尔就已经是中马格里布的贫瘠荒芜的地区的中心城市，它向这个地区派出它的快速纵队，配置它的卫戍部队，把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区的全部商业贸易都吸引到它这里来。从那时起，一个由当地内部的权威势力控制的国家，就同在北非的西班牙人对抗，并且威胁他们。查理五世1535年对突尼斯和1558年对穆斯塔加奈姆进行的大规模的远征，丝毫没有改变这个格局，此外，查理五世进攻穆斯塔加奈姆遭到的失败，导致放弃与摩洛哥结成联盟的庞大计划。在这次失败以后，另外一个时代，即驻防地的第三个时代，已经开始。

这个时代由菲利普二世开创，其标志是小心谨慎和深谋远虑，而不再是鲁莽冒险。当然，远征非洲的计划并没有一齐烟消云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讨论颇多而行动甚少。行动起来，就或者在已知的地点，或者在被认为特别脆弱的地点行动。远征的黎波里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次远征以1560年在杰尔巴遭到的灾难告终。这次远征是西西里总督梅迪纳·切利公爵和马耳他骑士团团长，而不是国王主动发起的。1564年，由100多艘帆桨战船进行的对佩农·德·贝莱斯的大规模的征伐，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1573年，奥地利的唐·胡安再度攻占突尼斯而且不顾他的兄弟和顾问的反对（他们只想撤出要塞和平毁要塞），顽固地保住他的这个战利品。这是狂妄自大症的突然发作，是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精神的短暂复活。谨慎国王统治期间，出现过几次这种复活……

1560年和1570年，人们耐心地执行一系列不事声张但久而久之显得卓有成效的政策。这的确加强并且发展了大量设防地。臼、砂浆、石灰、砖、梁柱、厚木板、石料、土方工程需用的盛土篮筐、铲子、鹤嘴镐等，成了在寄自设防地的信函中所谈到的器物。与要塞首领的权威并行的另外一种人物——粮食车马员这种“会计”、这种发放钱款司库——的作用和权威也在增长。工程师—建筑师这种平民的权威也在增长。这种情况并非从来没有引起任何矛盾或者冲突。例如乔瓦尼·巴蒂斯塔·安托内利被委以负责进行米尔斯克比尔的工程的重任。83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伊尔·弗拉蒂诺（菲利普二世也在纳瓦拉使用过他）把梅利利亚过去的驻防地连砖头都整个搬迁到这个驻防地的泻湖附近。他绘制的两幅图现在保存在锡曼卡斯。这两幅图显示出位于新址的小驻防城市的景象。这是一小群位于教堂附近，面对陡峭的、广阔的海岸的房舍。伊尔·弗拉蒂诺也在拉古莱特工作。84这使他和总督阿隆索·皮门特尔之间常有狂风暴雨，关系十分紧张。这是与世隔绝的人之间的典型争吵。这种争吵尖锐到互相告密检举；激烈到杀人行凶的程度85……但是，驻防地并不因此而不继续扩大发展。1573年和1574年的木版画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在“老拉古莱特”的原来的筑有棱堡的长方形工事的周围，有一列1573年夏季竣工的新建防御工事。86还有磨坊、弹药库、蓄水池、“搬运车辆”等。在车上架设有火力强大的铜炮，因为大炮是非洲堡垒的力量。

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驻防地一直在扩建。新的防御工事遍筑各地，耗费大量经常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建筑材料（一艘船在米尔斯克比尔卸下石灰），并且不断需要新“拓荒者”，即苦役犯。在奥兰和附属它的米尔斯克比尔，呈现出一幅宛如蚂蚁在辛勤劳作的生机勃勃的图景。1580年以后，米尔斯克比尔是这类地区的样板。本世纪末，这不再只是一个堡垒，而是一个用巨额费用和耗尽体力的劳动创建起来的设防地区。士兵像普通苦役犯一样，在那里用铲子和鹤嘴镐干活。迭戈·苏亚雷斯这个在青年时代曾经在埃斯科利亚尔劳动过的奥兰的士兵编年史作者，简直找不出言辞来赞扬这项完美的工程。他总结说，这项工程同埃斯科利亚尔同样壮丽。但是，这件独特的杰作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才告竣工，而且1574年并未免于遭到彻底破坏的威胁……西班牙政府的统治当时正处于第二次破产，即1575年的那次破产的边缘。在突尼斯，刚刚占领突尼斯城的奥地利的唐·胡安违抗国王的命令留住该地。87他的顽固导致1574年8、9月的那场使土耳其人得以同时占领拉古莱特和突尼斯两地的灾难。这个双重的失败表明，这两个分享从宗主国西班牙运来的供应物资的堡垒最后互相伤害。由此，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仅仅用一条1里长的、大炮无法通行的坑坑洼洼的道路来连接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的双重驻防地，也可能是个错误。那里只有一条通道。韦斯帕西亚诺·贡扎加1574年12月完成的现场调查报告88的结论是：必须放弃奥兰，拆除、平毁该地的堡垒以便把驻防地的全部兵力集中于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并有良港的米尔斯克比尔。这位调查者写道：“我们攻占突尼斯城的那一天，拉古莱特丢失了。”至于在奥兰修筑工事以巩固城防这件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工程师都能做成的，除非在那里兴建一座大城市。然而，警报解除后，西班牙人耐心地挖掉岩石，从事修建的正是这座“大”城。89他们挖掘时，准备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后来，小京都宫廷即这个在18世纪被不无夸张地称为奥兰的小马德里，在这个环境里繁荣兴旺起来……

1574年，突尼斯各个基地的陷落，并没有产生人们担心的后果。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灾祸。不错，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使用了留给它们的武器——帆桨战船舰队。901576年，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那不勒斯和马耳他的帆桨战船对突尼斯的萨赫勒的海岸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征讨，并在那里抢劫克肯纳群岛，抓走一些土著和大群牲畜，纵火焚烧房屋，造成两万杜卡托以上的损失。萨赫勒所有海岸上的居民逃离一空。1艘加强的荷兰圆头帆船把惶恐不安的情绪一直传到君士坦丁堡。91机动舰队有它的某些好处。这一点西班牙人当时似乎已经明白。他们还觉察到，保卫受到威胁的海岸的最好办法是派遣帆桨战船主动出击，而不是1570年以前过多采用的那种办法，即让这些船只小心翼翼地集中在墨西拿等待土耳其人前来袭击。突尼斯失陷后，人们提出了多项再征服这个地区的计划。其中一项制定于1581年，把海军力量是先决条件这一点作为原则提出92……至少有人有这种见解。终于从应该开始的地方行事了。

这种新防御方式，即通过发动侵略来进行防御的方式，由于马格里布的经济复兴，甚至很可能比以前更加有利。1581年的一则西班牙的报道93指出，波内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生产相当精美的珐琅瓷，输出黄油、羊毛、蜂蜜和蜡。布日伊或者舍尔舍勒是内地农产品输出的门户。这些农产品并不单独由阿尔及尔巨大的贸易市场吸收。证据是：甚至在更靠近元首的城市，在乌埃德·埃尔·哈拉奇河的小港湾，在马提福的顶端，也有船只驶来把羊毛、谷物、家禽运往法国、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这些详情细节酷似哈埃多叙述的将近同一时期的，即1580年的阿尔及尔的港口的活动情况……因此，今非昔比，在马格里布的险恶的而且无法停靠的海岸之外的水域航行、活动，大有猎物可获。此外，这种防御方法难道不比建立驻防地的办法更加经济省钱吗？一项大约在1564年和1568年之间拟定的财政报告94对从佩农·德·贝莱斯（1564年在西方收复）到拉古莱特（的黎波里于1551年丢失，布日伊1555年被阿尔及利亚人攻占，因此，这两个地方未包括在内）等一系列驻防地的总费用作了统计。各地卫戍部队的军饷分别为：佩农1.2万杜卡托，梅利利亚1.9万杜卡托，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9万杜卡托，拉古莱特8.8万杜卡托，共20.9万杜卡托。95可以看出拉古莱特开支较大。它的那支1000人的正规卫戍部队的耗费加上1支1000人的特别部队的耗费，约为奥兰驻防地耗费的两倍。奥兰驻防地当时由2700名士兵和90名轻骑兵驻守。拉古莱特的开支之所以为奥兰驻防地的两倍，是因为后者的步兵的军饷较低（每月1000马拉维迪），因为该地的生活费用低。96在西方，只有佩农的卫戍部队领取意大利的高额军饷97……

20万杜卡托这个数字只涉及花在人员方面的费用。还有多项其他费用，例如还有防御工事的修建费和维修费。1566年，菲利普二世为建设新拉古莱特拨出5万杜卡托，两年后再拨出5万杜卡托。这两次拨款还并非绝无仅有的两次。此外，还有耗资极为巨大的军火供应，例如1565年仅仅供给拉古莱特一地的物资98就包括铅200公担、火枪绳150公担、灵敏火药100公担（每公担值20杜卡托）、运土篮筐1000只、带柄铲子1000把。这些物资器材共值4665杜卡托，运输费用尚不包括在内。1560年，运输同等数量的物资需要帆桨战船8艘。每个驻防地为了进行建设都有自己的资金。当局需款时可以借用，然后偿还。这些收支值得仔细研究。这些收支使我们能够计算出维持这些经常需要维修、加固、扩大、供应粮食、供应其他物资的小堡垒所耗费的巨额费用。这还要撇开征服行动本身最先需要的费用。例如1564年，为攻占佩农花费了50万杜卡托，舰队的费用不包括在内。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同一时期，巴利阿里群岛（虽然受到严重威胁）的防务仅花费3.6万杜卡托。卡塔赫纳和加的斯之间的海岸的防卫费用与此相同。至于1艘帆桨战船每年的维修费用，当时则为7000杜卡托。在1564年和1568年之间，各个驻防地的防卫工作差不多占用了正规卫戍部队约2500人（2850人）、特别增援部队2700人（即春季运往该地，至少原则上初冬撤走，因为在到达时，特别在换防时，迟到情事屡有发生）。5000人这个数字比西班牙国王在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维持的兵员的数字还大。99如果不去研讨与一个热那亚代理人所谈到的那些投机活动适合的、相称的计算和考虑，能够认为保持30艘帆桨战船可能比保持在非洲的驻防地更值得吗？不管怎样，这些数字的好处在于：它们毫无疑问显示出西班牙面对柏柏尔的海岸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驻防地——“一种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罗贝尔·里加尔100曾经寻思过这个万不得已才采用的解决办法的使用是否已经超过有用的限度，是否已经不合时宜。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时焚毁了自己的船只：他必须破釜沉舟，因为不是获得胜利就是遭到灭亡。在北非，人们始终有运载水、鱼、布料或鹰嘴豆的船只可以依靠。行政部门还会对你加以照料……基督教徒的技术优势，在使他们能够建立并且维持“人们在那里用大炮进行自卫的”驻防地的同时，还使他们免除了更直接的、更有效益的努力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也利用它广大的幅员和干燥的气候来进行自卫。这里不可能像美洲的征服者那样用驱赶牛群、猪群的办法来生活。至于移民定居进行垦殖的办法，已经有人想过。从天主教徒费迪南在位时期起，就有人提议：让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移居城市；将近1543年时使奔角成为殖民地101。但是，怎样使移居者能够生活下去呢？在这个被新世界的诱惑力和意大利的佳肴美味弄得眼花缭乱的西班牙，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些人呢？也有人想到过让这些设防城市在经济上发达兴旺起来，想到过好好歹歹建立起同广阔的内地的联系，这些城市将能依靠广阔的内地生活。先在天主教徒费迪南时代，然后在查理五世时代有过一项发展北非的港口的奇特的经济政策。102这项政策打算使这些港口成为加泰罗尼亚的海运中心，并且迫使威尼斯的帆桨大战船在那里停泊。但是，这一切都枉费心机。……1516年，103西班牙的各个地中海港口的关税倍增，这并未能迫使威尼斯船只把它们在非洲进行的贸易集中于奥兰。马格里布的商业贸易潮流自动转移，避开西班牙的驻防地，并且宁可把塔朱拉、米苏拉塔、阿尔及尔和波内等地当作输出地点。这些都逃脱了基督教徒控制的港口或者海滩。这些自由港口的巨额贸易，标志着西班牙人在国外的驻防定居失败。正如摩洛哥的情况一样，16世纪末拉腊歇的各个摩洛哥港口：萨勒、盖拉海角等的好运突出了葡萄牙据点的崩溃。这些据点过去曾经长期是繁荣兴旺的商埠。西班牙和北非之间的贸易104——如果文献资料可信的话，这种贸易更主要是转而集中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而不是转而集中在柏柏尔海岸——在1580年以后能够再度繁荣起来，能够把布料（呢绒、绸缎、天鹅绒、塔夫绸、农民呢绒）、胭脂红、食盐、香水、漆、珊瑚、藏红花以及成千上万顶装有衬里的和没有衬里的帽子从科尔多瓦或者托莱多一直运到非洲海岸，并再从这些柏柏尔国家运回糖、蜡、羊脂、牛皮、羊皮甚至黄金。这些交易（除了有时通过休达和丹吉尔进行外）全都在驻防地外进行。驻防地几乎在商业流通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驻防地只能同市集商贩和随军小贩做些买卖，既不繁荣兴旺，也不扩大发展。这些驻防地像嫁接的枝芽，勉强成活，能够办到的仅仅是不死亡而已。

驻防地的生活只能是悲惨的：粮食离水太近易于腐烂；人员死于热病；105士兵终年饥肠辘辘；供应品长期由海外运来。后来，由附近地区供应肉类和谷物。据称巴勒莫的医院住满来自拉古莱特的病人。这种供应在本世纪末成了定期补给。106但这仅仅是在奥兰进行。卫戍部队的生活在很多方面类似船上生活。这种生活不能免于偶然的风险。

马拉加的供应调度站有它的物资供应员，107有时还得到卡塔赫纳的服务机构的帮助。这个供应调度站保证西部地区如奥兰、米尔斯克比尔和梅利利亚等地的供应。上述机构提供服务时，当然会发生错失和渎职等情事。这些都有真凭实据可查。相反，没有这类事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些轻微的错误。马拉加的贸易额是可观的。所有运往非洲的供应品诸如军火、粮食、建筑器材、士兵、苦役囚犯、挖土工、妓女等108都经由这里运走。供应和运输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小麦首先要收购，然后用费用奇昂的小驴运输队109从内地运来。从政府行政部门的仓库运往港口、再从港口运到驻防地，这意味着有新任务和有新耽搁。海上海盗麇集。因此，当冬季海上行劫活动暂时停止时，人们就冒险把1艘科尔夏班（corchapin）、两三艘小船、1艘单桅三角帆船甚至1艘马赛的或者威尼斯的大帆船110派往奥兰。这种大帆船被禁止出入港口，而且被征用来运输供应物资或者军火。这些船只多次被来自得土安或阿尔及尔的大帆船抓捕。西班牙人如果能够在海上行劫者根据习惯在福尔肯海角沿海停泊时把船从海上行劫者那里赎回，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因此，海盗也像工作粗枝大叶的政府行政部门一样，要对西方的驻防地一再发生的饥馑负责。尽管拉古莱特表面上十分幸运，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很近，容易从这两个地方得到取之不尽的面包、酒类、乳酪和鹰嘴豆的供应，但它的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些从西西里短途渡海成功的人，并不能总在他们认为最方便的时候渡海。1569年，当皮门特尔负责指挥驻守拉古莱特的军队时，这支卫戍部队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只能靠储备的乳酪活命。当然，意大利的后勤部门在这件事上也应该部分受到指责。这支卫戍部队难道不是从意大利的后勤部门或者从西班牙的后勤部门收到2000双用西班牙优质皮革制作的、却是小女孩穿的尺寸的鞋子吗？111

此外，驻防地的内部组织不利于驻防地的良好运转。这一点可以从米尔斯克比尔1564年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看出。112士兵的粮食由仓库管理员按商品运送清单上规定的价格供应，113并且往往用赊款方式供应。这就是危险的薪饷预支制度。对经常向过路的商人赊购货物的士兵来说，这就是他们债台高筑的原因。有时，在发生困难或者在有地方当局参与策划的情况下，物价飞涨，漫无节制。有的士兵为了逃避他们无法偿还的债款，就开小差溜之大吉，投奔伊斯兰世界。导致一切恶化的原因是非洲的薪饷低于意大利的薪饷。这就是在让开往驻防地的部队上船时不预先告诉它们此行的目的地，而当它们一旦到达目的地后，又不派人替换它们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在奥兰度过27年，尽管在这漫长的27年中他曾经多次企图像帆桨战船的偷乘者那样逃跑。只有病人可以从令人憎恶的海岸返回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医院就医（这种情况当时并不常有）。因此，驻防地是流放的场所。一些贵族和富人在那里服刑。哥伦布的孙子因犯三重婚罪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捕，被判处10年流放刑，1563年到达奥兰，1573年死于该地。114

赞同还是反对对部落的侵袭劫掠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些卫戍部队驻地的气氛吧！每个要塞都是要塞大统领的采邑：梅利利亚长期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家族的采邑；奥兰长期是阿尔考德特家族的采邑。1513年，的黎波里让与雨果·德·蒙卡达，由他终生拥有。115总督和他的家族以及在他周围生活的封建领主共同进行统治。这些统治者爱好的娱乐消遣，就是对部落进行侵袭劫掠。这是一种预先周密策划组织的出击活动。这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职业。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一种严格的需要。卫戍部队有责任管辖、控制堡垒周围的地区，驱逐入侵者，保护居民，收取抵押品，收集情报，征集粮食。以下种种活动仍然很有诱惑力：玩玩当兵打仗的游戏，在突尼斯城附近的花园设下埋伏并在那里绑架前来采摘他们的水果或者收割大麦的和平的、手无寸铁的、毫不提防的农民，在奥兰的时而发出蓝光、时而被水覆盖淹没的平原之外去突然袭击某个乡镇。雇佣的暗探早已提供了这个乡镇的情况。这是一种比猎捕野兽更加引人入胜、更加危险、更加有利可图的狩猎。掠夺物人人有份。大统领有时从猎获物中提取“五分之一”（或称“王室的五分之一”，这是王室的特权）。116不管对谷物、对牲畜或者对人都这样提取。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士兵对军队日常正规生活感到厌烦，于是自行外出冒险。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钱财和新鲜食物，或者因为他们感到百无聊赖。虽然这些侵袭劫掠活动可能像人们指望的那样，把西班牙的名字引起的恐怖传播远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内地和堡垒之间的必要的和平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迭戈·苏亚雷斯认为，必须进行这种袭扰劫掠，与此同时，还必须态度随和，还必须增加在堡垒周围躲避而自己也保卫堡垒的和平的摩尔人，即顺从的土著居民的人数。这位军人——年代史编者根据自己的意思重复这句平常的谚语：“摩尔人越多，就挣得越多。”这就是说，摩尔人越多，谷物就越多，“吃的东西”就越多，牲畜就越多117……但是，克制自己，不对可贵的供应者进行袭击、恐吓，因而不抛弃、疏远他们，与此同时却又不破坏构成驻防地的生活和防御的传统制度的事物，不破坏通过说服或者使用武力来完成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发展，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种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对西班牙的驻防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对在摩洛哥的葡萄牙的驻防地必不可少一样。没有这个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要塞就会停止呼吸。

这样一种制度并非没有产生过不幸事件和严重错误。1564年，从西班牙传来上级的命令：8、9两月暂停侵袭劫掠。土著居民被正式告知此事后，赶紧把谷物和粮食运往奥兰。就在这时，奥兰防区的司令安德雷斯·邦斯组织了一次侵袭劫掠，抓回11名俘虏。按当时市价计算，这次行动获利约1000杜卡托。这个数目当然可观。但是，当时在米尔斯克比尔担任指挥职务的弗朗西斯科·德·巴伦西亚拒绝参加这次行动。有人猜测这个弗朗西斯科不大喜欢他在奥兰的同僚。他不但拒绝参加这次行动，而且还写书面报告说，这次对上级抗命不从，使奥兰丧失了小麦和大麦供应。事实的确如此，土著从此不再来驻防地了。这是好事吗？他还更加笼统地写道：“我谨禀报陛下，在我看来，迄今进行的侵袭劫掠活动把土耳其人引入了特莱姆森王国。”118

这种指控言过其实。如果把侵袭劫掠活动列为驻防地的艰难困苦的和离群索居的生活的原因，那么这种活动丝毫不能说明为什么西班牙在非洲的土地上最后归于失败。这种活动不比衣衫褴褛的士兵的饥饿或者负责他们的思想教育的稀奇古怪的神父等更能说明这种失败。在这些神甫中有一个法国人。此人在梅利利亚临时充任神父，他很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神品。他还通过一个什么神迹始终过着终日好酒贪杯、半醒半醉、飘飘欲仙的生活。119上述的侵袭劫掠活动也不比土著居民的背信弃义更能解释这种失败。一个西班牙船长说：这些土著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一个意大利人高呼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忠诚老实的人”……这些对当时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理由在历史的面前分量减缩了。西班牙不充分使用非洲驻防地，只不过是哈布斯堡家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不过是天主教世界的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

防御心理学

基督教世界面对伊斯兰世界，处处设防自卫，这个宽广的景象是个重大标志，也是个重要证据。伊斯兰世界却宁肯使用大量骑兵打进攻战，而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正如纪尧姆·迪·韦尔120在谈到土耳其人时所说的那样，伊斯兰世界“总是把身子悬在空中”，以便向敌人猛扑下去。总之，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对这个现象能够作出解释吗？埃米尔·布尔热瓦121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基督教世界随随便便、满不在乎，放弃大片土地，特别听任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落入伊斯兰世界手中。尽管基督教世界在大西洋彼岸专心致志于扩张，但是，还有什么事物能比它对伊斯兰世界所采取的态度更加顺理成章的呢？这种态度就是：采取一种花最少的费用，使用大炮和复杂的防御工事来进行防御的政策。这是一种把背转向东方，对之不予理睬的政策。

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寻求接触，甚至在必要时寻求殴斗这样的绝望的接触，这是因为，正相反，它想继续进行对话或者把对话强加于人，而这样做的原因又是它需要分享它的敌人的高级技术。没有这种技术，就不会拥有威势；没有这种技术就不可能在亚洲玩弄基督教世界对它玩弄的那种手法。土耳其人在卡尔尼奥尔的边界上经受、体验过西方的炮火后，试图训练土耳其骑兵使用手枪对付波斯，122但未获成功。在这方面，土耳其人的航海词汇和基督教徒的航海词汇的接近和它们之间的明显的联系，更加具有结论的性质，例如kadrigha与galère（帆桨战船），kaliotta与galiote（荷兰圆头帆船），kalioum与galion（大帆船）123就有这种联系。东方的学生除了借用西方的词汇外，还借用西方的器物。

这个世纪末，东方人根据西方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的式样制造在黑海上航行的大型帆船。更有甚者，他们还仿造基督教世界的大帆船。124土耳其人拥有这种船只20艘。这种船只是吨位为1500波特的大型运载工具。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运载工具保证了埃及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运送香客、糖和大米。125我们还应该加上黄金。当然，黄金也从陆地运来。

相反，土耳其人面对波斯却修筑一道帝国长城。任何人对比自己更穷的人来说，始终是富人。

2.海上行劫——正规大战的一种补充形式

1574年以后，小舰队战、远征军战和大规模的围城战实际上都已经结束。1593年以后，这些战争在一定的程度上死灰复燃，但仅仅在地中海之外的匈牙利边界上进行。官方的大规模的战争被排除，就意味着和平到来了吗？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纷然杂呈，充分发展。毫无疑问，规律是行之四海而皆准的。

在法国，军队在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缔结之后的大规模复员，大大促成了宗教战争的爆发。这一系列战争最后发展演变为远比国外战争更加严重的动乱。相反，从1555年到1618年，德意志之所以安定平静，是因为它把它的寻求冒险的军队的多余力量向外派往匈牙利和意大利，尤其是派往荷兰和法国。17世纪开始时，对外战争的终结对德意志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乔瓦尼·博泰罗把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战争同西班牙的和平对比，提出法国为自己在国外的迟钝懒散、无所作为付出了代价，而西班牙则因同时卷入世界上的所有的战争而得到好处。126只要使别人家中兄弟阋墙、争吵不和，就可以使自己家中安宁平静和睦融洽。

1574年以后，地中海的大规模战争暂时中止。这肯定是发生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乱以及劫掠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大国之间的战争的停止，把海上行劫这种次等战争置于地中海的历史的首列。127从1550年到1574年，这种战争已经占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地位。它发展、蔓延、填补了正规战争的减缓所留下的空隙。在从1574年到1580年这段时期以后，海上行劫活动加剧，范围扩大，并且从那个时期起形成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引人瞩目的地中海的历史的主流。战争的新首都不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阿尔及尔；不再是马德里或者墨西拿，而是马耳他、里窝那或者比萨。今天的暴发户取代了昨天的有权有势的人物。国际冲突蜕变为群众斗殴。一部混乱不堪的历史代替了一部伟大壮观的历史。128

海上行劫——古老和普遍化的行业

地中海的海上劫掠的渊源和历史同样古老。在博卡瑟的著作中，129在后来塞万提斯的著作中，130同在先前的荷马的著作中一样，都有关于海上劫掠的描述。这种古老的性质甚至使海上劫掠在地中海比在别处具有更加自然的性质（我们能说这种活动更有人情味吗？）。16世纪，在同样动乱不安的大西洋上，有毫无疑问比内海的海盗更加凶狠残暴的海盗猖獗为害。此外，在地中海，海上劫掠（piraterie）和海盗（pirate）这两个词不大使用，至少在17世纪初期以前是这样。通常使用的是海上行劫（course）和海上行劫者（corsaire）这两个词。法律上的十分明确的区别在并不彻底改变问题的实质的情况下有它的重要意义。海上行劫是合法的战争。正式的宣战声明或者武装私人船舶许可证131、护照、委托、训令……等使这种活动成为合法行为。当我们回溯历史时，这些说法在我们看来不管多么离奇怪诞，海上行劫确有“它的法律、规章，它的生动的惯例和传统。”132德雷克没有受到任何委托出发前往新世界，这在他的很多同胞看来，似乎是不合法的行为。133的确，如果认为16世纪没有国际公法、它的惯例和某些强制性的力量，那就错了。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交换大使，签订条约，并且经常遵守签订了的条约中的条款。整个地中海都是两种邻接而又敌对的文明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恒久的现实，它原谅海上劫掠这种活动并为之辩护，而为这种活动进行辩护，就是把它列入与之邻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体面的海上行劫的类别中。西班牙人16世纪使用两个名词。他们谈到柏柏尔人在地中海上的海上行劫也谈到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荷兰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劫掠。134海上劫掠这个词之所以在17世纪展延到地中海的活动中，这是因为西班牙想为内海的这种抢劫活动标上耻辱的印记，并且了解到，过去的海上行劫已经变质，这种活动以后只不过是所有的基督教强国为了破坏它的贸易、它的疆土、它的威势和它的财富而进行的伪装的、不合法的战争而已。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135海上劫掠这个词，只在西班牙攻占马摩拉（1614年）之后，才应用于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这个城市被攻占时，该地的海上行劫者被从他们的基地赶走，逃到阿尔及尔避难。这个词便随同大西洋的船只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但是，这个细节纯系猜测臆断之词，并不可靠。

然而，读者会这样想：海上行劫和海上劫掠往往是同一个事物。类似的残忍行为和类似的压力，决定行动的方式以及对奴隶和掳获的货物的支配处理。尽管如此，在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区别：海上行劫是地中海本地的海上劫掠的一种古老的形式，有它自己熟悉的习俗、惯例、协议和谈判。抢劫者和被抢劫者没有像一出完美的艺术喜剧中的大众喜爱的人物那样在事前达成协议，但时刻准备谈判，然后谈妥。因此有很多中间调解人的网（没有里窝那的居中调解活动和它开的门，抢来的货物就会在柏柏尔的港口腐烂）。因此，对易受欺骗的历史学家来说，就产生了大量虚假的问题和危险的简单化的现象。海上行劫在16世纪不是任何海岸、任何集团、任何负责人物、任何罪魁祸首独占的活动领域。它是地区性的，经常猖獗为患。所有的人和物——坏人136和有权有势的人、富人和穷人、城市、领主和国家——都被网在这面撒到整个海洋上的网里。西方的历史学家过去教导我们只对穆斯林海盗进行观察研究，特别只对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进行观察研究。阿尔及尔发达兴旺的好运遮没了其他一切景物。但是，阿尔及尔的这个好运并非绝无仅有。马耳他和里窝那是基督教世界的阿尔及尔。它们也有自己的苦役犯、监狱、人口买卖市场、肮脏的交易……此外，这种阿尔及尔好运要求人们持最严肃谨慎的保留态度。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物特别在17世纪，在这种好运的日益增多的活动的后面起作用呢？哥德弗雷·费希尔在其优秀著作《柏柏尔传说》一书中使我们认清了事情的真相，这非常正确。因为不只是在阿尔及尔，而是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人们互相猎捕，互相关押，互相出售，互相严刑拷打，人们经历了、熟悉了各个“集中营世界”的种种苦难、恐怖、贪婪和圣洁行为。

此外，海上行劫活动往往与国家、信仰等并无多大关联，它只不过是一种谋生之道而已。如果海上行劫者在进行海上行劫后空手而返，阿尔及尔就会发生饥馑。137在这种情况下，海上行劫就根本不会去考虑被抢劫者是什么人、什么国籍、什么信仰，而成了纯粹的抢劫。塞尼亚和阜姆的乌斯科克人既抢劫土耳其人，也同样抢劫基督教徒。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西方的海上行劫者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外海上被这样称呼）的帆桨战船和西班牙运输掠得的金银的大帆船的所作所为也如出一辙。138他们抓捕他们能抓捕到的一切，其中包括威尼斯和马赛的船只，借口是没收船上的犹太人或者土耳其人的货物。威尼斯市政议会对此提出抗议，但白费气力。教皇是安科纳的保护者。他希望他的一面旗子就能保证船货一劳永逸地获得豁免。但是，船舶检查权不管是否滥用，仍然掌握在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手中。土耳其的帆桨战船也同样使用这种权利来没收船舶运载的西西里的或者那不勒斯的货物……检查云云，这在双方都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尽管威尼斯的帆桨战船不时给予各个民族的形形色色的海上行劫者以沉重的打击，海上行劫仍然继续发生。

1536年8月驶来抢劫伊比扎的船只是法国的还是土耳其的？139怎样知道呢？既然这些船只抢走几大块咸猪肉，它们无疑是法国的。甚至在基督教徒或者穆斯林内部，也发生火并和抢劫情事。1588年夏季，驻扎在阿格德的蒙莫朗西的士兵（没有军饷，至少他们声称没有军饷）开始驾驶一艘双桅横帆船进行海上劫掠，并且捕获来自海湾的一切。1401590年，卡西斯海上行劫者抢劫了两艘普罗旺斯的小船。1411593年，一艘法国船“浸礼会信徒让”号（它大概来自布列塔尼港）虽然有梅克尔公爵和西班牙驻南特的代理人唐·胡安·阿吉拉发给的必需证件和通行证，它的货物仍然被多里亚亲王没收、出售。142船员被带上脚镣手铐。1596年，一些法国的，特别是普罗旺斯的单桅三角帆船，抢劫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海岸。14320来年以前，1572年夏季，144一艘船主为安托万·邦迪夫的马赛船“圣玛丽亚和圣约翰”号自亚历山大港满载而归。狂风暴雨使这艘船同它所属的马赛船队的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它在大海航行时，遇到一艘来自干地亚的拉古萨商船。这艘商船驶往西西里岛装载谷物运往巴伦西亚。商船俘获了马赛船，把船上的货物抢劫一空之后，让它沉入海底，并把马赛船的船主、军官和中级船员全部溺毙。这就是海上生活的意外风险。1566年，一艘法国船的船长在阿利坎特处于困境。根据这艘船的法国水手的一大堆诉苦，西班牙人什么时候想制造巨大困难，就能够在什么时候制造。但是，上述的那个船长胆子很大。他把强行登上他的船的人统统抓了起来，而且还攀登城堡的围墙。145他倘若成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1575年，一艘法国大帆船在柏柏尔的的黎波里装载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摩尔人旅客和犹太人旅客。旅客中“男、女、老、少都有”。这艘大帆船的老板肆无忌惮地把旅客和行李运往那不勒斯，并在该地把乘客和货物全部卖光146……下述事件无疑属于社会杂闻，但屡见不鲜：1592年，马尔蒂格的一个名叫库蒂尔的船长的船在罗得岛装载土耳其人驶往埃及。但是，这个船长却不把这些土耳其人运往原定目的地，而是运往墨西拿。147还有纯粹的抢劫行为。1597年夏天，盗匪武装了几艘小船，并在热那亚海岸大肆抢劫，见到什么就抢什么。148这些各国水手习以为常的行为却被弄得在我们看来如此令人惊讶不置，人们过去是在怎样向我们讲述历史啊？

与城市有关联的海上行劫

正如儒尔丹先生注44整整一生都在无意之中把事情做成一样，肯定会有不少水手虽然按照海盗的习俗风尚进行航海活动，但在听见他们自己被描绘为海上行劫者时大吃一惊，在听见他们自己被描绘为海盗时就会更加惊讶不已了。例如，1563年，桑乔·德·莱瓦难道没有提议率领几艘西西里的帆桨战船前往柏柏尔海岸去带回一些充作划桨手的俘虏吗？149舰队经常派遣几艘帆桨战船去抓舌头，并且在猎物出现时进行海上劫掠。进行海上劫掠就是打仗，就是打一场必须同城市、村庄和牲畜等打的仗，就是靠吃别人的食物来养活自己，使自己身强力壮。1576年，圣克鲁斯侯爵前往突尼斯海岸进行一次治安巡视。另外一些人说得更简单干脆，这位侯爵是去抢劫贫瘠的克肯纳群岛150……人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海上偷盗抢劫活动。在这方面英国商人在1580年后特别臭名远扬。他们有冷酷无情和肆无忌惮的名声（是地中海水手为他们制造了这个名声）。但是，根据海上的习俗，近似海上劫掠的海上行劫，却是合乎风尚的，是海上传统的一部分。151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官方海运船队收纳、聚藏海上行劫者并进行海上行劫。这些船队有时就源出于海上行劫者。土耳其人的力量就是通过进行海上行劫从14世纪起在小亚细亚的海岸上开始展现的。152土耳其舰队在西征的航途中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海上劫掠”之外，还干过些什么呢？

海上行劫——或许应该称为“真正的”海上行劫——通常是在某个按照自身权力行事的或者只是勉强地附属于某个大国的城市的怂恿下进行的。这在16世纪和在路易十四时代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当太阳王在对英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无法继续进行正规舰队战时，就进行或者听任别人进行海上行劫战。圣马洛和敦刻尔克取代法国变成交战的一方。

早在16世纪，迪埃普，特别是拉罗舍尔，就已经成了海上行劫中心。后者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共和国。列举地中海的海上行劫中心等于列举几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略城市。在基督教世界方面有：瓦莱塔、里窝那、比萨、那不勒斯、墨西拿、巴勒莫、特拉帕尼、马耳他、马略卡岛上的帕尔马、阿尔梅里亚、巴伦西亚、塞尼亚和阜姆；在穆斯林世界方面有：发罗拉、都拉斯、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突尼斯、拉古莱特、比塞大、阿尔及尔、得土安、拉腊歇萨勒153……在这张表上，3个新兴城市显得特别突出。它们是：马耳他骑士团自1566年起开始修建的瓦莱塔、科西默·德·梅迪奇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重建的里窝那，最后，特别是居于首位的，是把上述城市全部概括、包含在自己的令人惊讶的命运中的阿尔及尔。

当然，这不再是本世纪初的那个柏柏尔人的阿尔及尔，而是一个突然兴建起来的“美洲式的”新城市。这座城市各种设施齐全，有防波堤、灯塔、古老但非常强固的堡垒以及远于这些堡垒的使这座城市的保卫工作得以完善的防御工事。海上行劫者在那里得到保护、供应，得到大批技术工人如捻船缝工、大炮铸造工和木工等。另外还有船帆、船桨、一个活跃的销售猎获物的市场、等待雇佣进行海上冒险的人和划桨的奴隶，最后还有港口的各种娱乐消遣活动。没有这些娱乐消遣，海上行劫者的大苦大乐的生活就毫无好处可言了。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从海上行劫归来马上就在瓦莱塔城内的妓院里同妓女把金币花个精光。瓦莱塔除了决斗和祈祷仪式之外，还以其他一些事物闻名。在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的首领们出海征伐归来，就在他们在城里的住宅或者在萨赫勒的别墅里大宴宾客。萨赫勒的花园之美，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

海上行劫必然需要一条贸易的路线和一个市场来销售赃物。阿尔及尔只有变成活跃的商业中心，才会成为海上行劫据点。将近1580年，当哈埃多用敏锐的目光注意观察这个城市时，这个转变已经完成。为了取得装备，得到粮食供应，出售掳获物，必须向商队、外国大帆船、赎回俘虏的人的船开放，必须向马赛、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科西嘉、意大利各地、英国、荷兰……等属于基督教世界的船只开放，让它们一直驶到城市。也必须使各国的领袖人物——伊斯兰国家的或者半伊斯兰国家的，有时还有北欧的——在客栈扑鼻的香味的吸引下乘坐他们的帆桨战船或者精巧轻捷的帆船蜂拥而来。

阿尔及尔当时是个强大的、行动自由的城市，是海上行劫者最好的集中地和首都。在16世纪，各国之间尽管存在着争端，但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并被认为遵守国际法，而当时的海上行劫者的城市有时却根本不把国际法放在眼里。这些城市形成一个社会边缘上的世界。在1580年和1620年间，阿尔及尔处于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它根据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否方便来决定服从或者不服从素丹的命令。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尔及尔海天阻隔、路途遥远，素丹鞭长莫及。马耳他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十字街头。它希望实行自治。1577年和1578年之间这段时期，154圣艾蒂安骑士团的团长托斯卡纳大公在同土耳其人的谈判中，为了使他自己个人的事业和利益有别于这个骑士团的事业和利益作出了努力。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些努力更加具有揭示性和启发性了。这是一个的的确确在行使真正的权力但同时又声称自己毫无权力的王侯。

以城市为基地进行活动的海上行劫者并非唯一的海上行劫者。在以城市为根据地的海上行劫这种大规模的海上行劫之下，还有一种低级的、往往微不足道的、与偷窃田间蔬果类似的海上劫掠。在食肉的大兽之外，还有一些很小的猛兽经常出没海上，在希腊群岛之间，在希腊的西海岸上，寻找它们力所能及的猎获物。他们只要一看见阿普利亚的海岸上的瞭望塔，就逃之夭夭，被迫从这些危险的海域回到东方的海岸和岛屿。他们地位低下，野心不大，只不过是抓走一个渔民，抢劫一座粮仓，绑架几个收割庄稼的人，从纳兰塔的河口的土耳其和拉古萨的盐田抢走盐……如此而已。勒芒斯的伯龙看见在希腊群岛活动的就是这种海盗，155“三四个人……对海洋十分习惯，大胆冒险，异常贫穷，只有1艘小船或者1艘三桅战船或者1艘装备很差的双桅横帆船，但是有他们的叫作bussolo的航海罗盘。他们也有作战工具。这是一种在短距离内射击的轻武器。他们携带一袋面粉、一些饼干、一皮囊油、一些蜂蜜、几串大蒜、洋葱和食用一个月的盐作为食物。这些东西准备好后，他们就开始冒险。如果被风暴阻留港内，他们就把船拖上陆地，盖上树枝，用斧头削砍树木，用火石撞铁点火，用面粉做圆形大面包。他们做面包的方式与罗马士兵过去作战时做面包的方式相同”。17世纪安的列斯海的冒险家或者海盗开始时的情况也是这样。156

不过，这些食肉动物对人的伤害并不总是最轻。它们最后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并不总是最少。海上行劫这个领域正像美洲一样，是个碰运气的世界，风云莫测、祸福难卜。昔日的羊倌或许会变成阿尔及尔的国王。卖彩票发财的幸运者的传记，充满这些奇妙的发迹史。1569年，西班牙人想争取和收买厄尔杰·阿里时，向他出的价是侯爵爵位。这种出价对一个出身微贱的平民来说应该是诱人的了。厄尔杰·阿里原来是卡拉布里亚的普通渔民，后来成了柏柏尔城市的“国王”。不久以后，他因振兴了素丹的海军而使全世界感到惊讶。

海上行劫和赃物

没有无赃物的海上行劫。赃物有时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把盐从科孚运往阿尔巴尼亚以便从阿尔巴尼亚运回五倍子的这种贸易，这个岛屿就会免遭阿尔巴尼亚的不间断的海上劫掠之苦。这就是1536年有人在威尼斯元老院作出的解释。157劫掠者和被劫掠者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特别因为被劫掠者进行自卫而发生变化。火炮很早就已经登上帆桨战船。它尽管碍手碍脚令人感到不便，但始终留在船上。接着商用大帆船也采用它。将近这个世纪中叶，158船只配备火炮已经十分普遍。1577年，即使最小的在塞维利亚停泊的船只也有自己的铁炮或者铜炮。炮的数量大致与船的吨位成正比。159海岸也进行自卫，而且愈益有效。海上行劫者根据每年的情况，某一年抢劫海上船只，另外一年又抢劫海岸。这只不过是粮食供应问题和时机问题而已。

从1560年到1565年，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使整个西方海域惨遭蹂躏。这几年内地中海西部关闭起来、无法通航的这种说法，几乎确有其事，并非虚构。基督教世界各国异口同声，抱怨不满，这就清清楚楚（或者过分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柏柏尔海盗这时甚至袭击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海岸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一点。160这是因为当时海上行劫的成功本身使赃物数量减少；这是因为海上行劫者没有赃物就不能吃饭，不吃饭就活不下去，甚至在朋友之间情况也是这样。对法国国王的臣民来说，这就活该倒霉了。17世纪，阿尔及尔仍然在发展中，但是为什么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仍然在东方冒险（可能比传说的少161）？他们向亚得里亚海猛扑，猎捕马赛船只，然后越过直布罗陀。他们在来自北方加入他们一伙的新成员的援助下，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大西洋，于1631年抵达英国海岸，奔袭葡萄牙的笨重的大吨位帆船，在冰岛、纽芬兰和波罗的海等地出现……这或许意味着他们能够定期在地中海获得的赃物日益减少了吗？总之，海上行劫处于自身的发展变化中，以它自身特有的直接的和快速的方式表明地中海生活的巨大发展变化。猎人跟踪猎物。我们在使用海上行劫这种“显示器”时，不幸的是，我们实际上无法求助于严肃的统计数据。我们收集到的种种描述、断言、抱怨、传闻和谣言都不可能使人能够进行任何严肃认真的计算、估量和分析。

海上行劫的年表

以下几个关键日期为海上行劫的历史定下标志并且左右了这部历史：1508年、1522年、1538年、1571年、1580年和1600年。将近1500年时，除了在威尼斯外，俘虏和苦役犯被用来替换到那时为止唯一地或者几乎是唯一地配备在帆桨战船上的志愿划桨手。1621522年罗得岛的陷落扫清了最后还在东面剩下的阻挡穆斯林的大规模的海上行劫的障碍。1631538年，普雷维扎战役使伊斯兰国家取得了制海权。1571年，基督教徒因在勒班陀战役中获胜又夺回这个控制。在这两个年代之间（1538—1571年），特别在从1560年起（在杰尔巴之后）到1570年止这10年间，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活动第一次迅速发展。在这10年里，除了马耳他包围战之外，比较而言，大型舰队进行的大规模战斗相当少。1580年以后，由于大型舰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海上行劫以同样的势头增加。最后，在1600年以后，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更新了全部技术装备，涌入大西洋。

基督教徒的海上行劫

甚至在最阴暗的时刻，基督教徒的海上行劫活动也从来没有在地中海中断过。这种活动之所以没有被历史学家详细记载，部分是由于某些心理上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它是诸如双桅横帆船、三桅战船、小三桅战船、小船等往往很小的轻便船只的惯常活动。西西里或者西班牙和非洲海岸之间距离很短，因而可能使用小型舟船进行活动；海上行劫的赃物不丰，因而必须使用这样的舟船进行活动。马格里布的海岸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土耳其人戒备森严。不错，过去在这些海岸附近的海域里行劫是有利的。过去的情况如此，15世纪的情况还可能如此。

一份1559年发自威尼斯的报告说164：“人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习惯于在柏柏尔的海岸附近的海域进行海上行劫了。”1560年前后，沿这些海岸抓获到些什么呢？几个土著、1艘小船、1艘载运baracan这种粗呢或者哈喇的黄油的双桅横帆船。这样微不足道的掳获，同一次收获不丰的海上行劫是相称的。我们的文献资料除了偶尔提起外，对这类事未作任何记载。哈埃多对巴伦西亚人胡安·卡内特165的记述，像投射到胡安·卡内特的事迹和功业上的一道光线。巴伦西亚人胡安·卡内特是一艘有14个座席的双桅横帆船的船主。他以马略卡为基地，是柏柏尔海岸的一名勤劳的猎手。他夜间驾舟直接驶往阿尔及尔的门户，在那里抓捕在城的护墙下熟睡的土著……1550年春季，166某天黑夜降临时，他冒险一直驶入阿尔及尔港内，打算纵火焚烧低舷长型船和看管不严的荷兰圆头帆船。这个企图归于失败。9年后，他在苦役犯监狱里被狱卒处决。1567年，另外一个名叫胡安·加斯孔的巴伦西亚人再次执行胡安·卡内特的计划。这个人连同他的双桅横帆船都受雇于奥兰的供应船队。他有时也为自己干海上行劫的勾当。167他比他的那个前辈幸运，能够深入港内，纵火烧毁了几艘船。但是，他接着就在大海上被阿拉伯人首领截获……

关于西班牙南部地区的水手的情况，这类社会新闻只打开了狭窄的天窗，向我们提供的情况很少。然而，我们有这样的印象：1580年，这些地区从沉睡中醒来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们比过去活跃得多，更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文献资料中。也可能它们从来就没有睡着过。当我们开始较好地觉察到它们的时候，这些地区的水手还在使用同样的高帆轻舟，他们始终那样胆大。一个名叫胡安·菲利普·罗马诺的人的第三次旅行的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此人是个为来自阿尔及尔的逃亡者效劳的“助人偷越国境者”。1681595年5月23日，他离开巴伦西亚的克拉多，可能搭乘的是一艘上一年掳获的柏柏尔人的三桅战船。1696月7日，他驾船来到阿尔及尔附近一个小海湾里的花园的旁边停泊。这个花园是预定的约会地点。但是，第一天夜里并没有人来会见他。情况既然这样，他就留在岸上，叫与他同来的伙伴回到船上去，命令他把船开到大海并且等待信号发出再回岸边。第二天，花园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果真来了。罗马诺很久以前就同他们订过协定。逃亡者是个马德里的名叫胡安·阿马多的人。这个人1558年在穆斯塔加奈姆被俘（因此早40来年）。在被俘后的时期内，他改皈伊斯兰教，但是仍然很想同他的妻子和1个7个月的孩子一道返回西班牙……在这艘那天夜里他登上的船上，还上来1个“公主”—女兵（穆斯塔法的女儿）、10个基督教徒俘虏和“公主”的两个黑奴，再加上1个22岁的摩里斯科人和马米海伊斯的妻子。后者是一个梅诺卡岛的副长官的女儿，也由黑奴伴随。这些奴隶之中有4个男基督教徒和1个女基督教徒。登上船的还有1个葡萄牙人。他是阿尔及尔的锁匠。这个葡萄牙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一齐上了船。最后，还有几个基督教徒也上了船。他们当时正在这艘船停泊的地方，于是利用这个意外的良机登上了船。罗马诺总共把32个人顺利地带到巴伦西亚。

这的确是个优美动人的故事。但是，这样的偶然行动极为罕见。个体手工业式的海上劫掠规模很小，例如特拉帕尼的渔民驾驶他们的liutelli船170进行的海上劫掠和1614年，甚至可能还更早一些，由撒丁的西班牙的政府171为了某些人的利益组织的海上劫掠就是这样。地中海西部唯一的重要猎物是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船只本身。但是，只有舰队的大型帆桨战船才能进攻这些特别可怕的猎物。另一方面，将近1580年时，阿尔及尔地区的渔船因为害怕基督教徒的三桅战船，172不敢驶离海岸半英里以上。

但是，对基督徒海上行劫者来说，地中海东岸地区是狩猎成果最丰的狩猎地。他们让加强的帆桨战船、双桅横帆船、大帆船、三桅战船173、适合在冬末或者春季波涛汹涌的海上艰难地航行的海上行劫帆船等川息不流地驶向东方。理由始终是同样一个：对海上行劫者来说，东部地中海是猎物丰盛的大海。这些猎物可以在希腊群岛的海域中找到，甚至可以在罗得岛和亚历山大之间的航线上找到更多。这条航线是进香朝圣者、香料货船、丝绸、木材、大米、小麦、糖……的航线，猎物当然丰富，但也守护很严。每年春初，土耳其人派出他们的警卫帆桨战船巡弋。这些战船用于保卫他们的船只甚于用于保卫他们的海岸。

将近这个世纪中叶，在东方积极活动的，只有马耳他的帆桨战船、几艘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和一些像热那亚人哲加拉的大帆船那样的海上行劫帆船。这艘大帆船1561年丧失作战能力。174此外还有1艘像总督自己1559年武装起来的大帆船，或者像前一年约瑟夫·桑托船长175装备的那艘荷兰圆头帆船那样的西西里船在到处航行。这个船长在阿列西奥掳获1艘价值1.5万杜卡托的土耳其船后，迫于恶劣气候逃到威尼斯人那里。威尼斯人立刻没收了这艘船。是这些事件使我们了解到有这艘船。1559年，1艘托斯卡纳帆桨战船“路帕”号和安德烈·多里亚的1艘荷兰圆头帆船都轻率、冒失地出航。后者被罗得岛的守备部队捕获；前者经过很多迂回曲折，历尽艰险之后，终于筋疲力尽，落入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的网中。176西方对威尼斯市政议会的这种准土耳其式的行径如何激怒、义愤填膺是不难想象的。佛罗伦萨公爵据理力争说，如果所谈的那艘基督教徒的船不进入威尼斯人的港口，威尼斯人难道有权阻止这艘船前去同非基督教徒进行斗争吗？大海难道不是属于众人的吗？177可怜的威尼斯人！与此同时，土耳其人难道没有责备他们未能控制住地中海西部的人吗？178土耳其人进行报复往往言之在先，并且往往言必信，行必果，威胁着所有在东方的和平的基督徒旅客和商人。179

图64 托斯卡纳的海上行劫活动

本图根据G.G.瓜尔尼埃里的著作（见其被引用著作第336—337页）绘制。本图显示在1563年和1688年之间这段时期圣艾蒂安骑士团的托斯卡纳帆桨战船的重大行动和战绩。人们不过分深入研究这张统计表也会看出这一点：在1584年以前，托斯卡纳的海上侵袭活动地区主要是地中海西部而不是地中海东部；在1584年以后，这种活动遍及整个地中海。

这个世纪中叶，西方最胆大的海上行劫者是马耳他骑士团。在将近1554年和1555年之间这个时期，这个团体由瓦莱塔率领；180将近1560年时由罗梅加斯率领。1561年，罗梅加斯在尼罗河口掳获奴隶300名和满满几船货物。1811563年，他率领两艘帆桨战船出发、182随后返回帕萨罗时，183带回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500名以及堆积在被他抢劫的8艘船上的货物。这些货物由被抢劫的船中的两艘运回（其余的被凿沉）。一些信函补充说：“这些掳获物既然来自亚历山大港，肯定是很丰盛的了。”1564年，罗梅加斯捕获3艘满载船桨、下脚麻、开往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的“科夏尔班”船和1艘载重量为1300萨尔马的从的黎波里开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大帆船。这艘大帆船载有113个黑人……这艘船被带往锡拉库萨；那艘“科夏尔班”则被带到那不勒斯184……

这些年代，第二把交椅已经归于不久以后同圣约翰骑士团争夺第一把交椅的托斯卡纳人。1562年，巴西奥·马尔泰里185一直推进到罗得岛，在叙利亚和柏柏尔之间的海洋巡回游弋，抢走了土耳其人和埃塞俄比亚摩尔人的1艘船。后者载有给素丹的赠礼：宝石、金十字架、缴获自基督教徒的军旗和一串按照宗教仪式割下的基督教徒的鼻子。1564年，186圣艾蒂安骑士用4艘帆桨战船以修会会士的身份出航，进行第一次海上行劫。这几艘船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在该地捕获两艘满载货物的土耳其船。毫无疑问，这张掳获物的统计表并不完全。在这个时代，地中海东岸地区还没有遭到残酷无情的劫掠。1564年初春，一份来自威尼斯的报告提到在希腊群岛海域有12艘地中海西部的帆桨战船。187这当然是个对之不可掉以轻心的数字。但是，在同一个时期，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是用二三十艘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这样大的力量来大口大口咬食西方的财富的。当时，在各方面进行的破坏的规模还不平衡。

基督教徒在黎凡特进行的破坏

相反，大约从1574年起，黎凡特被来自地中海西部的海盗侵入。马耳他骑士团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附近的柏柏尔海岸，来到东方的海面上进行远程巡弋征伐。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的活动也明显增加。它们经常以四五艘快速和强大的战船结成队伍，高速航行，进行活动。1574年，它们进行一次从意大利到罗得岛和到塞浦路斯的往返只需要29天（8月7日从墨西拿出发，9月9日抵达卡塔尼亚）。这并不妨碍它们有时也突然侵袭西方海域，进行劫掠。托斯卡纳大公的一艘大帆船也不时出航试试运气。188瓜尔尼埃里那本生动的颂扬这些野蛮行径的书189没有叙述圣艾蒂安骑士团的从不停息的航行的全部故事。从这些航行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土耳其海上贸易的情况。在这个海上，遍布小船、三桅帆船、双桅横帆船和西方的大帆船。这些船只穿梭往来，川流不息。保存在佛罗伦萨档案馆里的关于海上行劫的报告，是十分翔实准确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充满生动的详情细节。我们可以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再次读到威尼斯人怎样驾驶他们的帆桨战船在塞里戈和塞里戈托之间横冲直撞；这时有红十字标记的帆桨战船立刻改变航向，驶往意大利，在黑夜的掩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190在别处，平安无事的直接远航可以用下面这样一行话来概述：船顺风驶出，目的地不久出现，海岬、无数在夜间闪烁的灯火或者疾驶的帆船，这些都往往是陆地就在附近的迹象。其他航行则沿海岸慢速进行，从一个淡水补给点到另一个淡水补给点。船驶入小海湾或在沙滩附近抛锚。下面对掳获物的描述简短、语气冷漠无情：发现小船1艘，旗舰为摧毁这艘船的横桁或折断它的桅杆进行炮击，我方死亡人数、敌方死亡人数。接下去是船装载的人和物：希腊人、土耳其人、干鱼、大米数袋、香料、地毯。然后谈的是下一艘的情况。下面一句简短的话把传统的诡计说明得清清楚楚：如果敢于进入希腊群岛，“化装成土耳其人，在大陆靠岸”191，有时就可能不战而抓获到码头来上船的旅客。这时这些旅客还误以为基督教海盗的船是土耳其人的帆桨战船呢。海盗这个行业的惯常做法，人们也很了解：把遭到抢劫的船的主要东西搬走后，就把这些不再有用的船凿沉；残酷地拷打这艘威尼斯船的热那亚船长，在他脚上系上重物，直到他供认船上有犹太人或者土耳其人的“财产”为止；然后商定一笔赎金，192例如1000埃居可用大包的丝绸（每大包重250磅）支付，按每磅值1埃居计算；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刚刚抢来的满载大米或者小麦的船武装起来；在这艘船配备了希腊船员后，就让它驶往西西里，祈求上帝和他的圣徒让这艘船平安到达……在某艘被搬空了的土耳其船上配备前一艘大概已被凿沉的船的希腊船员。如果船上有某个希腊东正教神父对此过分抱怨不满，他就会被毫不客气地带到马耳他岛上193……

历史学家要了解这些残酷无情的远征的真相，就必须重新找到关于战争和掳获物的记述，就必须计算这些独特的贸易活动的收益和亏损，就必须研究海上行劫所创造的同样奇特的市场，特别是人口买卖的市场。人口买卖是马耳他、墨西拿和里窝那等地的专营行业。一张决定支付赎金的俘虏的名单（名单上列有出生地点。这些地点包括在非斯和波斯以及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地区）194或者一张载明年龄和原籍的帆桨战船的苦役犯名单，都足以使人能够估算出圣艾蒂安的海盗—骑士和他们经验丰富、思虑周密的头目大概获利多少。这些利益也可以从托斯卡纳大公在的黎波里和在阿尔及尔的对手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中了解到。195他愿意释放某个人来换回他想要的人吗？他同意倾听阿尔诺·马米的妻子用尊敬的态度对大公夫人本人提出的请求吗？……他不管怎样会屈尊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马吗？

在这方面，时间的车轮已经转动。1599年5艘悬挂红十字旗的帆桨战船攻下希俄斯岛要塞并在短时期内据有这个要塞。196圣艾蒂安骑士团的舰队更进一步于1618年在罗得岛附近掳获了全部运载前往麦加的香客的土耳其船只。197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的报复是半心半意、并不认真的。1609年，土耳其帝国政府内部有人提出要禁止去耶路撒冷朝圣进香，希望借此激起基督教世界对托斯卡纳的海上抢劫行为的愤慨。198当然，今非昔比，时代已经变了。托斯卡纳的圣艾蒂安骑士团和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等被一份1591年的文献资料称为希腊群岛的入侵者的人，199并不是唯一明白这一点的人。另外一些海上行劫者强行闯入黎凡特。他们是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的甚至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200至于那些黎凡特的人自己组成的可怕的零散小团伙，这里就不必提了。这些团伙同卫戍部队的人员勾结串通、沆瀣一气，搜刮还可能在可怜的希腊群岛上搜刮到的一点东西……如果来自威尼斯的情报正确无误的话，那不勒斯海上行劫者（在1575年和1578年之间这个短暂的间歇期内发生的穿插性事件除外）在这个世纪末之前没有大批出现。201仅仅在那个时期，总督才准许船只武装起来或者为公或者为私进行海上行劫。在海上行劫者中能够找到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和两个普罗旺斯船长，对这样的事人们会感到惊奇吗？孔特雷拉斯对劫掠海岛的描述特别冷酷无情、令人难受。至于两位船长则在巴黎被认为居心叵测。202

另外一方面，从1574年以前起，就有一大股海上行劫者开始从西西里扑向黎凡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大名鼎鼎：菲利波·科罗纳、季奥瓦尼·迪·奥尔塔、雅科布·卡尔沃、朱利奥·巴蒂斯塔·科尔瓦塔和彼得罗·科尔瓦塔。他们同其他一些海上行劫者，特别同侦察黎凡特的专家、超群出众的人物切萨雷·里佐，经常出现于勒班陀。切萨雷·里佐驾乘他那艘轻便的、张挂着过多风帆的三桅战船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他从这场战斗中带回一只土耳其人在上一年的战斗中从塞浦路斯抢走的钟203，并把这只钟作为战利品带到墨西拿的圣尼科罗·卡尔萨教区的美惠圣玛丽小教堂。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例如佩德罗·兰扎。他是科孚的希腊人，是三桅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威尼斯船和威尼斯的臣民的猎捕者。巴里和奥特朗托的总督里贝拉曾经从1576年到1577年雇佣他。204还有著名海上行劫者菲利普·卡尼亚达斯。1588年，他登上佩德罗·德·莱瓦的进行海上行劫的荷兰圆头帆船。佩德罗·德·莱瓦是西西里帆桨战船的将领，205同时也是威尼斯船只的抢劫者。

因为16世纪末整个海上行劫者的世界亟欲向圣马克共和国大兴问罪之师，找它算账，不断抢劫威尼斯人运输的货物，威尼斯共和国的帆桨战船提高警惕，加强巡逻，但徒劳无功。有很多办法可以使威尼斯市政议会松手罢休，例如可以对威尼斯在塔朗托的商人征税等。它在佛罗伦萨或者在马德里提出的外交抗议都不大被人理睬。它争取菲利普二世禁止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进行海上行劫，获得成功。那不勒斯人或多或少服从这项禁令。206西西里的百姓和总督本人却都继续从事他们有利可图的买卖。此外，菲利普二世的禁令从1578年起更主要着眼于他正在与之进行谈判的土耳其人，而不是着眼于威尼斯人。威尼斯人一再白费口舌争辩说，劫夺他们的大帆船运载的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的货品、财物，就是破坏他们的贸易，而且影响所及，最终间接地破坏他们与之有贸易往来的西班牙的贸易。他们还说，海盗采取这些行动骚扰“没有国家的”、被从西班牙赶出后仍然自认为是西班牙国王的子民的可怜的犹太人以及谦虚的、热爱和平的土耳其商人207……马德里幸灾乐祸，看见威尼斯市政议会遇到困难，感到十分高兴。马德里知道这个威尼斯市政议会对西班牙居心叵测，并且认为这个机构通过它精心维护的和平或者任何其他手段大发不义之财。在黎凡特，甚至土耳其人自己也抢劫威尼斯的船只，以致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全面高涨应该同威尼斯和同拉古萨联系起来加以仔细考虑。（拉古萨的大帆船也无法逃避对商船的检查。）有必要考虑一下，西方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成功难道不是拉古萨和威尼斯撤退到亚得里亚海的比较安全可靠的航路上的部分原因吗？这些航路远离骄横的“基督教船只”“骚扰的”和“使之挨饿”的海域和岛屿。208威尼斯的保险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很能说明问题：对通往叙利亚的航路，1611年这个保险率上升到20%；1612年上升到25%。209

阿尔及尔的第一个兴隆昌盛时期

在地中海的另一边，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同样兴旺。它长期以来就是兴旺的。这种活动有好几个中心。但是，它的命运全部集中体现在阿尔及尔的神奇的发展中。

从1560年到1570年，大批柏柏尔海盗，特别是阿尔及尔海盗在西地中海猖獗为害。他们之中有些向亚得里亚海或者干地亚的海岸推进……这些年代的进攻方法的特征，可能是大股海盗定期袭击，甚至是真正的舰队定期袭击。1559年7月，14艘海上行劫船驶抵安达卢西亚的尼埃尔布拉附近。210两年以后，它们还是14艘（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船）在塞维利亚的外海，211在桑提·皮埃特里附近活动。8月初，让·尼科报告说，葡萄牙的阿尔加维212有“土耳其式的帆桨战船17艘”。同一时期，德拉库特率领舰船在那不勒斯的近海活动，并且在这个海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一举掳获西西里帆桨战船8艘。213盛夏时节，他以35艘帆船封锁那不勒斯。214两年以后，即1563年9月（因此是在收割庄稼后），他率领舰船在西西里周围海域往返游弋，不怀好意，并且两次率领28艘船出现在墨西拿附近海上的圣让海沟。2151563年5月，9艘阿尔及尔船，其中有帆桨战船4艘，在加埃塔附近被人发现。2168月，9艘阿尔及尔船在热那亚和萨沃纳之间出现。2179月，阿尔及尔舰船在科西嘉海岸附近海域出现。218这次有13艘。9月初，有32艘船在卡拉布里亚的海岸附近的海域出现。219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些据传大约为30艘、一个晚上到达那不勒斯附近并在蓬察岛附近避难的舰船。220也是在9月份，有8艘船在普佐尔附近海域驶过，炮击加埃塔。221与此同时，25艘帆船在伊斯基亚岛的圣天使城前面出现。2221564年5月，一支由42艘帆船组成的舰队在厄尔巴岛附近海域出现。223根据一封法国人的信的说法，这次甚至有45艘。2241569年4月，富克沃报告说，又有40艘帆船沿朗格多克的海岸埋伏，窥伺意大利的帆桨战船。2251个月以后，25艘海上行劫船在西西里海岸前的海域鱼贯航行。由于它们全力以赴，猛追小船或大船，因此没有怎么袭扰和损害这个海岸。226。

以下的数字说明海上行劫者的袭击何等凶猛：某次海上行劫者一下子就劫夺了8艘帆桨战船；另外一次在马拉加附近海上劫夺了28艘比斯开船。227（1566年6月）仅仅一个季度，他们就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安达卢西亚和阿尔加维两地的海岸抢劫了50艘船。228他们在一次对格拉纳达岛的内地的袭击中，抓获俘虏4000名229……在这些年代，基督教徒说，海上行劫者胆大包天，不知餍足。230他们过去只在夜间活动，现在则明火执仗，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他们袭扰抢劫的范围远达马拉加的流氓歹徒聚集盘踞的地区。2311560年卡斯蒂利亚的国会谈到这个半岛的海岸232满目荒凉、人烟皆无的景象。1563年，当菲利普二世在巴伦西亚停留时，圣絮尔皮斯写道233：“谈的只是马上比武、骑马长枪比武、舞会和上流社会的其他娱乐消遣；而这时摩尔人却分秒必争，不失时机，无所畏惧，一直挺进到只离这个城市10里的地方去抢夺船只，把能抢走的全都抢走。”巴伦西亚受到威胁，那不勒斯遭到封锁（1561年7月，500人因海上行劫者肆虐无法从那不勒斯前往萨莱诺234），西西里或巴利阿里群岛被包围。所有这一切都可用地理环境和位置来解释：这些欧洲南部地区都就在非洲门前，近在咫尺。但是，海上行劫者也抵达到那时为止比较安宁的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利古里亚等地的海岸。1560年6月，在维尔弗朗什附近，235萨瓦公爵本人险些没能从海上行劫者手中逃脱。在同一个1560年的6月，热那亚谷物、酒类短缺，物价腾飞，原因是：往常从普罗旺斯和科西嘉运回谷物、酒类的小船，不能冒险在海上航行，因为惧怕那23艘居心叵测、在海上逡巡、虎视眈眈、伺机抢劫的海上行劫船。236这些都并非个别事件，因为每年夏天，热那亚的领土都遭到洗劫。1563年8月，轮到里维埃拉的策莱和阿尔比索拉遭殃。热那亚共和国当局致函它驻西班牙的大使绍利说：“这一切都缘于这些海上没有帆桨战船，没有一艘基督教徒的快艇在那里巡航。”237其结果是：无人再敢航行。次年一则菲利普二世自己批注的238来自马赛的报告说，阿尔及尔船50艘、的黎波里船30艘、波内船16艘、贝莱斯船4艘出海行劫（关闭这个港口的佩农岛1564年9月才被西班牙人攻占）。如果这则情报真实可靠的话，那么当时就有100艘船在海上进行骚扰活动。这些船中有帆桨战船、荷兰圆头船或者低舷长形船。同样一些情报员添加说：“大批可怜的基督教徒纷纷来到这个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

从1580年到1620年这段时期，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来临。这个兴隆昌盛时期和第一个同样引人瞩目并且肯定影响范围更广。阿尔及尔这个海上行劫活动的首都兼受海上行劫活动的集中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革新之惠。

海上行劫像它在将近本世纪中叶曾经取代过大型舰队战争一样，现在再次取代这种战争。南方岛屿被包围达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1578年6月写道：“海上行劫者对这个岛屿的缺少瞭望塔的沿海地区造成重大损失。”2391579年，在卡普里附近海域，几艘柏柏尔的低舷长形船劫走西西里舰队两艘帆桨战船。有关方面向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发出警报，但徒劳无功。这些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同平时一样停在港里，撤除了武器装备，没有士兵，船上的划桨罪犯正忙于从商船上卸货或者忙于从事另外一种同样和平的劳作。2401582年，西西里总督极其悲观地写道：“海上海盗麇集”241，随着岁月推移，局势日益恶化。单是海上行劫活动在海的北岸附近的海域已经经久不息、司空见惯这个事实，就很能揭示出问题来。甚至遥远的加泰罗尼亚（这个地方的确特别受到骚扰）、普罗旺斯或者马赛也不能免遭劫掠。1584年2月11日马赛市政议会242讨论赎回在阿尔及尔的马赛俘虏的问题。1585年3月12日马赛市政会议决定243“考虑使用最迅速的办法来终止柏柏尔海上行劫者在普罗旺斯海岸进行的破坏活动”。一年过去之后，局势没有丝毫改观。1590年冬季，马赛当局决定派遣代表前往阿尔及尔国王处商谈赎回俘虏事宜。244在因地理位置与非洲遥隔而在原则上本可安全无虞的威尼斯，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行政长官1588年6月3日选派一名驻阿尔及尔领事，其职务是专门照顾在被俘后沦为奴隶的威尼斯人。245

在这些恐怖的岁月里，海上行劫者比比皆是。必须在直布罗陀海峡同他们进行斗争。他们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加泰罗尼亚沿海246和罗马的海岸上。他们同时抢劫安达卢西亚的和撒丁的捕金枪鱼的建网。247早在1579年，哈埃多就惊奇地提到“62个教士俘虏被同时关押在阿尔及尔。这样的事过去在柏柏尔一向闻所未闻”。248但后来却变得司空见惯了。

对阿尔及尔的第二次繁荣颇不乏解释：它首先源出于地中海的总的繁荣。我们必须重复一下这个观点：没有商船就没有海上行劫者。以下是哥德弗雷·菲希尔的著作经常表达的观点之一：地中海的繁荣和经济生活的活力，不管客观环境如何，至少一直维持到1648年以后。249由此得出这个结论：既然尽管敌对行动增长，繁荣局面仍然保持，因此海上行劫并没有大量报道或者大量言过其实的诉苦所断言的或者使人联想到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海上行劫和经济活动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活跃上升，前者就受益迅速发展……简而言之，海上行劫是整个地中海空间的强迫交换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解释是250：海上行劫是大国明显的，日益加深的衰竭无力的表现。土耳其人像西班牙人松开手放掉地中海西部的海洋一样，也松开手放掉地中海东部的海洋。让·安德烈·多里亚1601年对阿尔及尔的远征251，只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最后，特别要指出这一点：阿尔及尔的活力被证明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城市的活力。阿尔及尔和里窝那、士麦拿和马赛等城市都是地中海的青春力量。当然，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海上行劫的规模和成功。甚至城市里最穷的赶驴人的口粮252或者由一支奴隶大军担负的街道清扫工作，尤其是建筑工地、耗资巨大的清真寺、富人的别墅以及似乎由安达卢西亚的难民的劳动完成的引水工程等，都取决于这种活动。然而，那里总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下。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虽然经常参加经营商业，但并非全都能发财致富。海上行劫这种主要产业是城市的内聚力。它在港口防御方面，以及在海洋、内地和大批奴隶等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都使整个城市协同一致起来。在阿尔及尔城内秩序井然。这种秩序是严格的司法秩序，并且俨然是一支驻扎在城市军营中的军队建立和保证的秩序。我想象到哈埃多在他整个一生中耳朵里都响着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在阿尔及尔街上行走时他们穿的钉了钉子的鞋子的声音……毫无疑问，海上行劫刺激、带动并安排其他部门，使粮食和其他商品汇集于阿尔及尔。远离这座白色的城市，一直到城市周围的群山和遥远的高原，都是一片宁静。对城市来说，随后就有了迅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以及它的外表的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

从1516年到1538年，阿尔及尔是柏柏尔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城市，是背教的希腊人的城市，是土耳其人的城市。一切事物好好歹歹、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这是巴巴罗萨兴起创业时期的阿尔及尔。从1560年到1587年，厄尔杰·阿里统治下的阿尔及尔日益意大利化。在从1580年到1587年这段时期以后，接着又在将近1600年时，北欧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个名叫西蒙·丹塞尔（Danser）253的人（意大利和法国文献资料中的Dansa），即有个Tantzer（跳舞者）。此人真正的名字是西蒙·西蒙森。他是多德雷赫特人。英国驻阿尔及尔领事看见他1609年乘一艘大吨位船到来。这艘船造于吕贝克，配备有由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混合组成的船组。船上还有该船这一年已经拥有的30来个俘虏。254关于丹塞尔这个人的曲折多变的一生：他如何返回基督教世界、如何返回马赛（他在该地有妻室儿女）、如何进入这个商业城市的行政部门、如何被俘、如何在被俘后几年、很可能于1616年根据台伊的命令被处决等我们对之毫无把握的详情细节，255都需要解释说明、讨论、研究。这是必要的吗？碧眼金发的入侵者并非空手而来。他们带来成船成船的风帆、厚木板、树脂、沥青、火药以及火炮等货物。他们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帆船，即那些在大西洋上航行并且长期以来比伊比利亚的巨大笨拙、难于驾驶的大吨位帆船和运载金银的大帆船速度快得多的帆船。里窝那也欢迎新到者。而阿尔及尔却懂得更好地使用他们。帆船在那里取代了细长的帆桨战船和传统的荷兰圆头帆船。荷兰圆头帆船船体轻而纤细，不是因大炮、行李和自重而超载，而是因被罚划船的奴隶而超载。这些被罚划船的奴隶在必要时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划桨以保持对基督教徒的重型帆桨战船的速度优势。无从比较的被罚划船的犯人，曾经是阿尔及尔国王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阿尔及尔人却采用轻帆船。这种船能高速行驶和进行突然袭击。

1580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桨战船35艘、三桅战船25艘，此外还加上双桅横帆船和小船若干艘。将近1618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船100来艘，其中最小的可能装备火炮18门到20门。1623年英国驻金角湾的商务代表托马斯·罗爵士提供的比较可靠的数字表明，这支舰队包括帆船75艘和其他快船数百艘。从那时起，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几乎全部集中在阿尔及尔。曾经一度令人胆寒的的黎波里（将近1580年时，在意大利对出海的人的临别赠言是：“愿上帝保佑你不受的黎波里的帆桨战船伤害！”）1612年只有帆船两艘；突尼斯1625年只有帆船7艘。256西方的情况难道是同样的吗？在西方，西班牙人先于1610年，后又于1614年，兵不血刃，占领了拉腊歇和马摩拉。257总之，阿尔及尔因为财富装得太满而爆裂了。一个葡萄牙俘虏258告诉我们，在1621年和1627年之间，阿尔及尔差不多有两万俘虏，其中一半属于“纯基督教徒世系”：葡萄牙人、佛兰德人、苏格兰人、英国人、丹麦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另一半是异教徒或者偶像崇拜者：叙利亚人、埃及人甚至日本人、中国人、新西班牙的居民、埃塞俄比亚人。每个民族当然都为这批人提供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背教者……我们应该考虑到证据有欠准确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阿尔及尔的百衲衣使它的颜色倍增。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遍布海上。他们的城市从此以后就具有支配整个地中海的能力了。1624年，阿尔及尔人抢劫亚历山大勒达，在该地掳获船两艘，其中一艘是法国船，另一艘是荷兰船。259此外，更有意义的是，他们驾船驶出直布罗陀海峡，1617年抢劫了马德拉，1627年抢劫了冰岛，1631年到达英国（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260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大西洋上（特别从1630年到1640年）进行劫掠。261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和在大西洋上的海上行劫活动结合起来……据说是别号西蒙·海伊斯的西蒙·丹塞尔本人可能从1601年起教会阿尔及尔人怎样迅速通过难于通行的直布罗陀海峡。262

能够作出结论吗？

这份关于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活动的材料概括得不好，不能使人作出任何不容置辩的结论。在我这方面，我倾向于把阿尔及尔的这种活动同仍然远非健康的地中海的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哥德弗雷·菲希尔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并不反对这一点，而是正好相反。但是，他不无理由地使问题复杂化了。在他看来，总的说来，穆斯林的海上行劫，特别是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所起的破坏性的、在西方人心目中是邪恶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同这个世界的保卫者和仆从一样，都常常心怀好意、行动真诚。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会评定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不对。但是，历史却习惯于拒绝公正的裁判。指出以下这一点是必要的：我和我的英国同行一致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海域里进行的海上行劫活动被过分高估了。我们过分注意倾听基督教世界海岸居民的抱怨、诉苦和论点。历史学家作结论有时过分仓促。

海上行劫并不是上帝给予大海的繁荣的天罚。G.菲希尔为了更好地证实他的结论，想修改我们的数字。对他来说，100艘阿尔及尔帆船似乎太多。事实上，我们也并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尤其不知道这个数字随着岁月的推移发生的变化。但是，这些帆船吨位很小，并且为了速度而牺牲了火力，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263这些帆船的所作所为往往只不过是攫取食品，从别的船上抢劫一两桶纽芬兰或者别处的鱼而已。1613年它们在英吉利海峡出现时，是它们的新奇性能，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危险对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264它们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人造成的创伤只不过一些针刺的小孔而已。

我们能够让自己被这种解释说服吗？也能够也不能够。能够，因为我们已经太快地而且片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因为阿尔及尔的情况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或者北非的奇异现象，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和国际性的奇异现象。不能够，因为在G.菲希尔使用的证据之外的一些别的证据让人听到另外一种说法。一些像阿尔贝托·泰嫩蒂所作的研究那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265为我们及时修复了一幅进行残暴劫掠的海上行劫者麇集的海洋的图画。他对在1592年和1609年之间这段时期离开或者进入威尼斯的船只所作的调查，显然并不能用之整个地中海而皆准。但是，既然威尼斯在海上行劫这种活动中拥有成为众矢之的的特权，这项调查也就不仅仅具有严格的地方意义了。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内遭到抢劫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地图上确定其被劫地点的250艘到300艘船的被劫案件中，我们确知90起的罪犯。穆斯林海上行劫者抢走船只44艘；北欧海上行劫者（英国的和荷兰的）抢走24艘；西班牙海上行劫者抢走22艘，基督教徒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和穆斯林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大体平衡。除了250到300艘船被掳获外，还有沉船事件360起。因此，人的为害程度和海上风暴的为害程度几乎相等。266……如果不过分相信但又承认威尼斯的贸易约为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在从1592年到1609年的18年内，就有2500艘到3000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即平均每年有138艘到166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在海岸上被抢劫的人、商品和其他财富不计算在内）。这倒也并不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既不要过分相信这些没有把握的数字之小，也不要过分相信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之差。267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足以战胜在小船过多但治安很差的海上所作的任何抵抗。此外，海上行劫就是强行登船，就是白刃格斗，使用刀、剑、火枪多于使用大炮。如果纯粹用船的吨位大小和武器装备作为标准对乌斯科克人的小船进行评价和鉴定，那么就会永远也想象不到这些小船曾经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危险和威胁，而它们也的的确确是一种危险和威胁。

显然，最主要之点仍然是海上行劫和地中海的经济生活之间的积极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种相互关系是积极的。它们同时兴起上升，同时衰落下降。有时海上行劫之所以很少冲击和平的贸易，这可能是因为供抢劫的物品很少。这个现象可能与贸易的总的衰退相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具有数字，而我们正好还缺乏数字。对进行海上行劫的船只的总数、被抢劫的货物的数量、俘虏的总数，我们都缺乏确切的概念。这些数字似乎在增大。

赎回俘虏

在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在创设赎回俘虏的机构。众所周知，富人安排他们自己的赎救事宜。1581年，罗马教廷作出了榜样。格里哥利十三世创设了赎救奴隶圣慈善会，并使之附属于古老的、积极活动的罗马的大旗手协会。有关赎救第一批俘虏的事宜的谈判于1583年举行。第一个使团1585年2月到达阿尔及尔。2681596年在西西里建立了赎救俘虏协会。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巴勒莫的新圣玛丽亚教堂。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旧有的、曾经在15世纪起过作用的机构的恢复而已。2691597年10月29日，270在热那亚建立了积极进行活动的赎救奴隶行政管理处。这个机构也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403年的机构——慈善事业管理处——的后续。还必须为这些暂时没有公民权的俘虏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和法庭。这些俘虏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被褫夺了公权。当他们返回家园时就遇到一些棘手得难以置信的需要解决的处境问题。他们失踪时间太长，并且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悬而未决的事留下得太多，以致他们的家庭不得不进行活动，让有关方面为他们的失踪立下正式文书。与此同时，“俘虏部”在它那方面，也插手干预，以保护失踪者的权益和财富。对那些想使有关这些关押监禁的史实清楚明白起来，而不是对生动的叙述感兴趣的人来说，保存在热那亚的长长的一系列文件是个多么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来源啊！

拯救俘虏是件好事。但是，首要的是必须拯救他们的灵魂。每个修会都积极热情地从事这项重大的工作。还必须在赎回俘虏这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下进入柏柏尔，必须和慈善组织进行合作，达成协议，取得通行权，从罗马、西班牙、热那亚或者从其他一些地方取得适当的、相应的施舍、钱款。阅读嘉布遣会修士弗拉·安布罗西奥·达·松西诺1600年12月7日从马赛致在热那亚的赎救行政管理处的一封信，会对这些困难的谈判有个大概的了解……嘉布遣会修士和加尔默罗会修士分担精神方面的工作。前者在阿尔及尔进行；后者在得土安进行。但是，为取得通行权的谈判是没完没了的，“对拯救灵魂来说，时间是需要的，因为人们追求的只是这个，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271

由于有这些赎救活动以及这些人同商品的交换，一门新的市场和贸易地理学出现了。赎救者的频繁来去旅行次数成倍增加。他们的船只装载硬币或者商品。一切都正式经过保险。272在阿尔及尔，自1574年以来，一切都在法国领事馆进行登记。从1574年起，突尼斯的情况与此相同。将近1600年，泰拜尔盖岛273是另一个对突尼斯和比塞大方面进行工作的赎救活动中心。被赎救的人返回时，人们举行盛大仪式并且有游行和赦免等活动。早在1559年274，一队获释的俘虏在里斯本城里散步，把黑面包系在他们的手杖的顶端，这是他们在苦役犯监狱中唯一的粮食……捕获俘虏、谈判释放俘虏事宜和释放俘虏等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一张联系网建立起来。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相互性，最后产生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局势。一份发自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馆的文件275提到一个撒丁岛的教士。他是海伊斯马米·阿尔诺的妻子的奴隶，而马米·阿尔诺本身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奴隶。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交换即使不能迅速进行，至少可能进行。

另外一方面，由于苦役监狱人满为患，越狱事件增多。我们已经注意到菲利普·罗马诺的帆桨战船的事迹。菲利普·罗马诺是巴伦西亚人，他为阿尔及尔的苦役犯偷渡布设了一条几乎是官方的逃跑路线。苦役犯自己组织集体逃跑和越狱的事已经屡见不鲜。276某次他们偷来一艘低舷长形船。另外一次，他们偷到一艘帆桨战船，驾船出海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这些不幸生活中比较使人感到快慰的枝节之一。逃跑之所以容易，主要是由于进行走私活动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通婚生下的混血儿的人数增加。这种混血儿住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这个交界地区处在友好的联合之中。如果国家没有在那里维持某种程度的礼仪的话，这种友好的联合还会更加明显。与敌对集团友好，可能是宗教信仰改变的结果，也可能（虽然这不是最高贵的事业，但却是最广泛的事业）是进行贸易交流的结果（不管在赎回方面或者商品方面）。在君士坦丁堡，赎救活动是意大利背教者的特别活动领域；在阿尔及尔，这是科西嘉角水手的特别的活动领域。这些水手对海伊斯和苦役犯监狱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他们有时是珊瑚采集者，是蜡、羊毛和毛皮的运输者。在突尼斯赎救活动几乎是法国领事垄断的事业。法国领事受到指控要想让谁获释就能使谁获释，并且在受贿之后保证使某个俘虏不会获释，永不返回。277在赎救活动中充当中间人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遇到。

从事这些活动都有利可图。一个受审问的热那亚商人说，在阿尔及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可以稳获30%的利润。因此，在西班牙，不得不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把被取缔的商品带到阿尔及尔和购买盗窃来的商品278或者海上行劫者出售的商品均在禁止之列。但是，这类商品很容易在意大利和里窝那找到买主。这些联系在17世纪仍然存在。有人叙述说，2791621年，一艘葡萄牙人的大帆船被海盗掳获。这起劫船事件使一批可使“整个意大利发财致富”的钻石落入阿尔及尔海伊斯手中。土耳其人对珠宝很不内行，贱价出售了这批钻石……这里，我们只不过对这些每天进行的、不引人瞩目的交易稍有觉察而已。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一样，是走私交易的会合处。也许那里的走私交易还更加活跃。一个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说，280突尼斯是发展中的上海。他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

一种战争驱赶，取代另一种战争

因此，当人们说1574年战争在地中海终止这句话时，必须确切说明这指的是什么样的战争。大规模的、正规的、被大国用来进行扩张的、用巨额费用维持的战争，的确已经终止。但是，进行这种战争的有生力量，即已经变得不足的报偿和薪饷无法使之再依恋舰队生活的人（1558年，这个事实没有逃脱目光敏锐的威尼斯人、海湾的船长菲利波·帕斯加利戈的眼睛），却因为这种战争的消除而闯荡江湖，从事冒险活动。帆桨战船的水手、有时甚至本身逃离舰队的帆桨战船、士兵或者在正常情况下会当兵的人、野心或大或小的冒险家等，全都被再度卷入正在陆上或者海上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一种战争驱赶另一种战争并取而代之。官方进行的大规模的、高级的、复杂的、现代的、耗资巨大的战争席卷欧洲和大西洋。因此，在地中海只进行次等的和小规模的战争。地中海的社会、经济和文明不得不尽量适应这些战争，即陆上的游击战和海上的劫掠战。老实说，这些战争在此点燃了种种力量、悔恨、恶意、报复和复仇……土匪战争也似乎预先耗尽了一场未爆发的社会战争。海盗战争燃起了在别的时候会煽动人们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或者一次圣战）的狂热激情：圣战也好，十字军东征也好，除了疯子和圣徒以外，无人对之感兴趣。

随着和平的普遍恢复（1598年、1604年、1609年），大规模的正规战争离开了北欧和大西洋，转而把它的威胁、图谋和梦想投向地中海……这种战争会再度爆发吗？不。奥苏纳公爵和西班牙发动的对威尼斯（1618—1619年）的那场流产的战争，提供了一次方便的验证。这场战争没有发展演变为广泛的冲突，这或许证明地中海不再能够支撑这个负担，即付不起这笔巨大的代价。但是，地中海并没有因此而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论述进行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结论定会是悲观的。如果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类侵略史既不是虚构的谎言也不是幻觉的话，那么，战争就通过它自身的变化、更替、伪装、复活和退化，再度肯定和表明它的永恒的性质。“战争是万事之父。”这句古老的格言16世纪的人很熟悉。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子，是万源之河，无岸之海。战争是万物之父，但不是人们朝思暮想的、极少得到的和平之父。每个时代都产生它自己的战争，甚至它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战争。对地中海来说，在勒班陀战役之后，官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完结了。这种战争从此向北、向西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几个世纪内停留在这些地区。世界的心脏在这些地区跳动。这次转移本身比任何一篇长篇演说、一次长时间的辩论都更好地表明和强调了地中海已经退出舞台的中心。1618年，当三十年战争的战火最初点燃时，大规模的战争重新开始，但这已远离地中海了。内海不再是世界上风雷激荡、动乱不已的心脏地区了。

图65 被俘基督徒被押解前往君士坦丁堡

（据1639年S.施魏格的绘画）

本部分原注

1.A.d.S.,Modène，Venezia 15，77.VI.104，J.Tebaldi au Duk，Venise，16 août 1522.

2.Jose ARANTEGUI Y SANZ，Apuntos histo，ricos sobr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IV y XV，1887；Jorge VIGON，Historia d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tomeI，1947.Décadence des fonderies de Málaga?Cependant voir Simancas E° 499，Cobre entregado al mayordomo de la artilleria de Málaga，1541-1453.Sur Málaga et son arsenal vers le milieu du siècle，Pedro de MEDINA，op.cit.，p.156.

3.Les historiens italiens ne marquent-ils pas trop volontiers la décadence des fonderies de Milan?L'expédition des pièces se faisait tantôt par Gênes （surtout arquebuses et armes blanches，30 août 1561，Simancas E° 1126）ou par le Pô et Venise （artillerie chargée à bord d'une nave portugaise pour Messine.Venise，25 avril 1573，Simancas E° 1332）.

4.Cf.un curieux texte de 1587 que je compte publier sur la tentative anglaise contre Bahia，A.N.，K.Pour la place，des pièces nordiques en Espagne，1558，E.ALBÈRI，op.cit.， VIII，p.259.

5.Nobili au Prince，mardi 6 juin 1566，A.d.S.,Florence，Mediceo 4897 bis.Bien entendu des Flandres arrivent aussi les autres armes et notamment les arquebuses，témoin ce navire venu des Flandres，chargé d'armes pour les présides et qui est enlevé en deça du détroit de Gibraltar par les corsaire d'Alger，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24 août 1561，B.N.，Paris，Fr.16,103 “...depuis dieu qermis qu'un bon et fort navire venu de Flandres pour munir tous les fortz de Barbarie d'armes a esté combattu et gaigné après avoir passé le destroict ou il s'est perdu cinq ou six mille harquebuzes，corselets，pistoletz et autres sortes d'armes offensives...”

6.Voir note précédente.Mediceo 4897 bis.

7.Op.cit.， I，p.167，4 janv.1567.

8.D.Francisco Sarmiento au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Rome，28 sept.1565，CODOIN，CI，pp.112-114.L'opinion rapportée est celle du Grand Maître de Malte.

9.F.C.LANE，op.cit.，pp.31-32.

10.E.Albèri，op.cit.， III，V（Matteo Zane），p.104（1594）.

11.Le succès des Tures y est dû à une concentration d'artillerie sur la ligne de combat.

12.Les perses craignent l'artillerie et les arquebuses turques，J.Gassot，op.cit.，p.23；“...car n'usent guère de bastons à feu...”

13.Georges Pagès，in：Rev.d'hist.mod.，1932，p.114.

14.Relatione fatta alla Maestá Cattolica in Madrid alli XV di luglio 1571...B.N.，Paris，Oct 1533，fos 109 à 124.

15.Voir pour le début du règne de Philippe II l'asiento à demi-solde pour les galères toscanes （Simancas E° 1446，f° 107），une galère reçoit par mois 250 ducats，à onze réanx d'argent le duecat.Pour le prix de construction，Relacion de lo que han de costar las XV galeras que V.M.manda que sé ha-gen en el reyno de Sicilia este año，1564，Sim.E° 1128；pour 15 galères on arrive à un total arrondi de 95,000 eseudos，sans compter les armes à distribuer aux mariniers.Ce prix est représenté comme très avantageux par le rapport que nous mettons en cause.Relevons que le corps brut de la galère，représente moins de la moitié du prix de revient，l'autre moitié étant représentée par les voiles，les rames，les antennes，les arbres，les cordages，les chaînes，les fers，les récipients，les bêches et autres outils de bord，les barils，le fil pour coudre les voiles，le suif pour espalmer...Sur un total，répétons-le，de 95，000 écus，les corps des 15 galères représentent 37，500，les cordages 9，000，les voiles presque 20，000，les arbres et antennes，3000，les rames 2，900，l'artillerie 22，500.On laisse ainsi dans ces calculs de côté le prix d'achat des forçats ou des esclaves.C'est là ，avec les indispensables ravitaillements en biscuits，la grosse dépense d'entretien.Sur les 22 galères de Sicile，il y a en mai 1576，1102 forçats，1517 esclaves，1205 rameurs volontaires；en mai 1577，les chiffres en décrue sont respectivement de 1，027，1440 et 661 （Simancas E° 1147），ce qui fait à la rame，par galère，dans le premier cas 173 hommes，dans le second 143. Or il est des galères renforcées.La galère d'un petit-fils de Barberousse （7 oct.1572，SERRANO，op.cit.， II，p.137）compte 220 esclaves.Aux chiourmes s'ajoutent les officiers，équipages et infanterie.En août 1570，pour 20 galères napolitaines，on compte un effectif total de 2，940 hommes，soit en gros un effectif de 150 hommes par galère.Donc chaque galère représente au moins 300 hommes entre forçats，mariniers et soldats.En 1571-1573 avec quelque 500 ou 600 galères，d'Islam ou de Chrétienté，c'estde 150 à 200，000 hommes que la guerre des escadres fait voguer，sans compter ceux qu'elle immobilise à terre，dans les ports et les arsenaux.Pour une étude des prix de revient，signalons les admirables ressources de l'Archivio di Stato de Florence et notamment：Nota di quel bisogna per armar una galera atta a navicare，Mediceo 2077 f° 128.Voir aussi Mediceo 2077，f° 60.

16.Voir note précédente.

17.Simancas E° 1141.

18.Voir ainsi le traitement des gitans espagnols emmenés sur les galères non pour leurs délits，mais por la necessidad que havia de gente por el remo...，Don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Carthagène，17 avril 1575，Simancas E° 157，f° 11.

19.MOREL FATIO，L'Esp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op cit.，p.218 et sq.；Nicolas SANCHEZ-ALBORNOZ，“Gastos y alimentación de un ejército en el siglo XVI segun un presupuesto de la época”，in：Cuadernos de Historia de España，Buenos Aires，1950.

20.Voyez encore les curieuses interprétations possibles de la politique d'Élisabeth vis-à-vis du Sultan，elle ne veut pas avoir trop l'air de pactiser avec les ennemis de la Chrétienté，W.A.R.WOOD，op.cit.，p.27.

21.L.DRAPEYRON，art.cit.，p.134.Sur toutes ces questions，G.de VAUMAS，op.cit.，p.92 et sq.

22.W.E.D.ALLEN，Problems of Turkish power in the XVIth Century，Londres，1963.

23.Voir infra pp.218-219.

24.Op.cit.，IX，p.138.

25.Giuseppe Cappelletti，Storia della Republica di Venezia，VIII，p.302 et sq.

26.H.Kretschmayr，op.cit.，III，p.74.

27.Relation d'Andrea Giustinan°，1576，B.W.，Paris，Ital.1220，f° 81.

28.Ibid.，f° 69.

29.Ibid.，f° 34 v° et 35.

30.Ibid.，f° 25 v°.

31.Ibid.，f° 39.et sq.

32.B.W.，Paris，Ital.427，f° 274，1569.

33.A.Morel Fatio，in：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t.XXXIX，1911，p.12 et sq.du tirage à part. Tentative aussi vaine，cinq ans plus tôt，à Coron，en Morée.

34.Fernand GRENARD，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sie，p.77.

35.Carlo SCHALK，Rapporti commerciali tra Venezia e Vienna，Venise，1912，p.5.

36.X.de Salazar à S.M.，V.24 mars 1582，Simancas E° 1339.

37.P.de CANAYE，op.cit.，p.181.

38.Pour tout ce paragraphe se présente à nous l'énorme et pas toujours saisissable littérature relative à la Hongrie.A.LEFAIVRE，Les Maggyars pendant la domination ottomane en Hongrie 1526-1722，Paris，1902，2 vol.Des livres allemands récents en partie orientés par des préoccupations actuelles，Rupert von SCHUMACHER，Des Reiches Hofzaun，Gesch.der deutschen Militärgrenze im Südosten， Darmstadt，1941；Roderich Gooss，Die Siebenbürger Sachsen in der Planung deutscher Südostpolitik，1941（politique et détaillé）；Friedrich von COCHENHAUSEN，Die Verteidigung Mitteleuropas，Iéna，1940，partial et sommaire；G.MÜLLER， Die Türkenherrschaft in Siebenbürgen，1923；Joh.LOSERTH，“Steiermark und das Reich im letzten Viertel des 16.Jahrhunderts”，in：Zs.d.hist.Ver.f.Steiermark，1927，au sujet de la mission de Friedrich von Herberstein allant，en 1594，demander secours au Reich，contre les Turcs.Sur la vie religieuse et la pénétration du protestantisme，une abondante bibliographie que l'on trouvera résumée au t.III du Manuel de K.BIHLMEYER，p.69；Mémoires de Guillaume du Bellay，op.cit.，II，p.178.Les soldats hongrois formant de la cavalerie légère “auxquels on donne parfois le nom d'Hussirer sont considérés par les Allemands comme des demi-barbares...”，G.ZELLER，Le si ège de Metz，Nancy，1943，p.15.Sur le ravitaillement de la guerre de Hongrie，Johannes MÜLLER，Zacharias Geizkofler 1560-1617，Vienne，1938.

39.F.von COCHENHAUSEN，op.cit.，pp.86-87.

40.Op.cit.，II，p.82 et sq.

41.CODOIN，CI.，7 juin 1567，p.229.

42.FOURQUEVAUX，op.cit.，I，p.239，17 juillet 1567.

43.L.ANQUEZ,Henri IV et l'Allemagne，p.XXI-XXIII.

44.Ibid.，p.XXII.

45.A.RENAUDET，L'Italie...，p.12.

46.Rosario PENNISI，“Le Mura di Catania e le loro fortificazioni nel1621”，in：Arch.st.per la Sicilia Orientale，1929，p.110.

47.Arch.st.it.，t.IX.p.34.

48.Simancas E° 1056，f° 30.

49.G.CAPASSO，“Il governo di D.Ferrante Gonzaga in Sicilia dal 1535 al 1543”，in；Arch.st.sic.，XXX et XXXI.

50.G.LA MANTIA，“La Sicilia e il suo dominio nell'Africa settentrionale dal secolo XI al XVI”，in：Arch.st.sic.，XLIV，p.205，note.

51.Hans HOCHHOLZER，art.cit.，p.287.

52.L.BIANCHINI，op.cit.，I.pp.259-260.

53.Milan，31 juil.1546，B.N.，Paris，Ital.772.f° 164 et sq.

54.Ibid.，f° 164 v°.

55.Ibid.

56.Simancas E° 1050，f° 136，3 déc.1560，et E° 1052，f° 10.

57.Arch.st.it.，t.IX，p.248；Simancas E° 1051.f° 68.

58.2 mai 1568，Simancas E° 1132；1576，Simancas E° 1146，la question est toujours à l'ordre du jour.

59.G.La Mantia，art.cit.，p.224， note 2.

60.L.Bianchini，op.cit.，I，p.55.

61.Après quélle eut été saccagée par les Turcs，31 janv.1560，Simancas E° 1050，f° 14.

62.26 févr 1559，Simancas E° 1049，f° 91.

63.Fourquevaux au courant，29 déc.1565，Fourquevaux，op，cit.，I，p.36.

64.G.C.Speziale，Storia militare de Taranto，Bari，1930.

65.10 janv.1560，Simancas E° 1050，f° 9；Ordenanzas de la milicia de Napoles（1563）， imp.，Simancas E° 1050，f° 54.

66.Simancas E° 1050，f°43（18 mai 1560）；dispositions analogues en 1561，Simancas E° 1051，f° 52 （5 avril 1561）.

67.E.ALBÈRI，op.cit.，II，V，p.483.

68.Voir ainsi un relevé des garnisons sôtières à Naples en mai 1567，Simancas E° 1056，f° 67；en Sicile，en 1583 ou 1585，Simancas E° 1154.

69.V.LAMANSKY，op.cit.，pp.600-601.

70.31 mars 1563，référence d'archive égarée.

71.A.de CAPMANY，op.cit.，IV，appendice, p.84，20 juil.1556.

72.29 août 1536，A.N.，K 1690.

73.P.B.，“Tours de guet et tours de défense.Constructeurs de tours”，in：Petit Bastiais，19 juin-14 juil.1937.

74.K.HÄBLER，Gesch.Spaniens，t.I，pp.26-27.

75.31 mars 1559，Simancas E° 137.

76.CODOIN，II，p.183.

77.CODOIN，XXXI，p.162，165，169.J.O.ASIN，articles in：Boletin de la R.Academia Española，1928，XV，pp.347-395 et 496-542 et Bulletin Hispanique，XXXV，1933，pp.450-453 et XXXIX，1937，pp.244-245.Cf.également Mariano ALCOCER MARTINEZ，Castillos y fortalezas del antiguo reino de Granada，Tanger，1941；A.GAMIR SANDOVAL，Organización de la defensa de la co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desde su reconaista hasta finales del siglo XVI，Grenade 1947.

78.Relacion de todas las costas del Reyno de Cerdaña（s.d.），Simancas E° 327，document d'une extrême importance，postéricur à 1574.

79.Francesco CORRIDORE，op.cit.，p.18.

80.F.PODESTA,op.cit.，p.18.

81.20 mars 1579，A.d.S.,Gênes L.M.Spagna 8 2417.

82.Fernand BRAUDEL，“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in：Revue Africaine，1928；“Les Espagnols en Algérie”，in：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 l'Alg-érie，1930.Depuis cet article，une seule contribution d'ensemble，Robert Ricard，“Le Problème de l'occupation restreinte dans l'Afrique du Nord （XVe-XVIIIe siècle）”，in：Annales d'histoire é conomique et sociale，1937，pp.426-437.

83.Juan Baptisth Antoneli à Eraso，Mers el Kebir，29 mars 1565，Simancas E° 486.En conflict avec F.de Valencia， F.de Valencia au Roi，Mers el Kebir，8 févr.1566.Simancas E° 486.

84.Sur les fortifications de la Goulette，Alonso Pimentel au Roi，29 mai 1566，Simancas E° 486；9 juin 1565，ibid.；Luis Scriva au Roi，7 août 1565，ibid.， la fortification “va de tel arte que a bien menester remedio”Philippe à Figueroa， 5 nov.1565， Simancas E° 1394，il a décidé de fortifier la Goulette，emprunte 56,000 écus à Adam Centurione；Fourquevaux au courant，21 déc，1565，annonce le départ du Fratino et de charpentiers op.cit.，I,p.10 et 19；lo que se ha hecho en la fortificacion de la Goleta；Instruction sopra il disegno della nova fabrica della Goleta，1566，Simancas E° 1130；Philippe II à D.Gar-cia de Toledo，Madrid，16 février 1567，ordre de remettre 50 000 écus àFigueroa pour les envoyer aussitôt à la Goulette，Simancas E° 1056 f° 88；Fourquevaux，30 sept 1567，op.cit.，I，p.273.

85.El Fratin au Roi，La Goulette，5 août 1566，Simancas E° 486.

86.20 mai 1573，Simancas E° 1139.

87.Voir infra，IIIe partie，chapitre IV.

88.Vespasiano Gonzaga à Philippe II，Oran，23 déc.1574，，Simancas E° 78， voir sur son retour，B.N.， Paris，Esp.34，f° 145 v°；Mediceo 4906，f° 98；consulte du Conseil d'État，23 févr.1575，E° 78（ou le repli sur Mers el Kebir ou la fortification d'Arzeu）.

89.Sur les travaux d'Oran et de Mers el Kébir，Diego SUÁREZ，op.cit.，pp.27-28（en 30 ans les fortifications d'Oran ont coûté 3 millions），pp.148-149，209，262.

90.Le fait bien vu par E.PELLISSIER de RAYNAUD，“Expéditions et établissements des Espagnols en Barbarie”，in：Exploration scient.de l'Algérie，t.VI，1844，in-8°，pp.3-120.Cf.aussi B.N.，Paris Ital.127，f° 72.

91.Relacion de lo que se hizo en la isla de los Querquenes，Simancas E° 1146.

92.Relation de todos los puertos de Berberia que deben de ganarse y fortificarse，Simancas E° 1339.

93.Ibid.

94.Relacion de lo que monta el sueldo de la gente de guerra que se entretiene en las fronteras de Africa，Simancas E° 486.

95.B.N.,Paris，Dupuy 22.

96.Philippe II à Peralte Arnalte Escorial，7 n° v.1564，Simaucas E° 144，f° 247.

97.En 1525，la dépense totale des présides estimée à 77,000 ducats，E.Albèri，op.cit.，I，II，p.43，En 1559，l'entretien estimé très lourd sans plus，E.Albèri，op.cit.，I，II，p.345.

98.Simancas E° 1054，f° 170.

99.Où le chiffre est variable：2826，avril 1571 Simancas E° 1060，f° 128；3297，11 mai 1578，Simancas E° 1077.

100.Art，cit.，supra，II，p.181，note 1.et Bulletin Hispanique，1932，pp.347-349.

101.Memorial de Rodrigo Cerbantes，Contador de la Goleta（vers 1540），Rev.Africaine 1928，p.424.

102.Les privilèges nord-africains accordés aux voiliers catalans；pragmatique du 18 déc.1511，donnée à Burgos，pragmatique nouvelle accordée par la Reine Germaine en 1512；Real executoria donnée à Logroño cette même année 1512 contre les officiers d'Afrique；nomination d'un consul catalan à Tripoli；protestations encore en 1537 aux Cortès de Monzon contre les gouverneurs d'Afrique...， A.de CAPMANY，op.cit.，I，2，pp.85-86，II，pp.320-322.Mais les courants nord-africains se détournent des postes chrétiens ou tripolitains，M.SANUDO,Diarii，XXVII，col.25（déviation vers Misurata ou Tadjoura）；vérité oranaise，CODOIN，XXV，p.425，Karl J.von HEFELE，op.cit.，p.321（massacre des marchands chrétiens à Tlemcen en 1509），caravanes allant vers Bône，en 1518，La PRIMAUDAIE，art.cit.，p.25.Je crois que pour la politique espagnole à l'égard du négoce vénitien entre l'Afrique du Nord et l'Espagne la note juste est donnée，jusqu'à plus ample imformé，par H.KRETSCHMAYR，op.cit.，II，p.178，l'Espagne essayant de faire passer en 1516 par Oran ce commerce entre Afrique et Ibérie.D'où le doublement des droits de douane dans les ports espagnols qui ruinerait le commerce vénitien.En 1518，Venise（C.MANFRONI，op.cit.，I，p.38）essaierait en vain de forcer la porte oranaise，le fait se rattache mal à ce que nous apercevons de la question.Plus tard，Charles Quint s'emparant de Tunis（1535）pratiquera la politique de la porte ouverte，J.DUMONT，op.cit.，IV，2e partie，p.128，Jacques MAZZEI，Politica doganale differenziale，1930，p.249，note，l.Sur ces questions économiques，en arrière de la “croisade”hispanique，toute une immense recherche reste à faire.Cf.la précieuse étude de Robert RICARD，“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commerce génois au maroc durant la période portugaise （1415-1550）”，in：Ann.de l'Inst.d'Ét.Orientales，t.III，1937.

103.G.Cappelletti，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VIII，pp.26-27.

104.Outre HAEDO，op.cit.，p.19，B.N.，Paris，Esp.60，fos 112-113；18 juin 1570，Simancas E° 334；CODOIN，XC，p.504，RIBAY GARCIA，op.cit.，p.293.Enquéte sur le commerce en Berbérie，1565，Simancas，E° 146，1598，Simancas E° 178；4 nov.1597，E° 179；26 et 31 janv.1597，ibid.，18 juil.1592，A.N.，K 1708. En 1565， de Cadix，30 navires partent vers le Maroc.En 1598，S'exportent environ 7,000 douzaines de bonetes.

105.Pescaire au Roi，Palerme，24 déc.1570，Simancas E° 1133，les hôpitaux de Palerme remplis de malade de La Goulette.

106.Le duc de Cardona au Roi， Oran， 18juin 1593， G.A.A. Série C 12，f° 81.

107.D'assez nombreuses lettres de ces proveedares conservées à Simancas dans les legajos E° 138，144，145：7，21，28 janv.，14 févr.，6 mars 1559；E° 138，fos 264，265，266，276，7 janv.， 14 sept.25 sept.，29 nov.，17 nov.，31 déc.1564；E° 144，fos 22，91，96，278；E° 145，fos 323 et 324.

108.Défense est faite de les emmener bien sûr，ainsi que les soldats contagieux，ou les prêtres déguisés en soldats.La orden ql Señor Francisco de Cordoba...Valladolid，23 juin.1559，Simancas E° 1210，f° 37.Une courtisane espagnole à la Goulette et à Tunis，Isabella de Luna，M.Bandello，op.cit.，VI，p.336.

109.simancas E° 145，fos 323 et 324，25 sept 1564.

110.R.de Portillo au Roi，Mers el Kebir，27 oct.1565.Simancas E° 486.

111.Vers 1543，rapport de Rodrigo Cerbantes，G.G.A.Série C.liasse 3，n° 41.

112.Relacion de lo que han de guardar los officiales de la fortaleza de Melilla，9 avril 1564，Simancas E° 486.

113.Diego Suárez，28 juil.1571，B.N.，Madrid，ch，34.

114.Alfredo GIANNINI，“Il fondo italiano della Biblioteca Colombina di Seviglia”，in：R.Instituto Orientale，Annali，févr.1930，VIII，II.Autres desterrados：Felipe de Borja，frère naturel du Maestre de Montesa，Suàrez，op.cit.，p.147；le duc de Veraguas Almirante de las Indias，ibid.，p.161；Don Gabriel de la Cueva，ibid.，p.107（1555）.

115.G.La MANTIA，art.cit.，p.218.

116.Diego SUÁREZ，Historia del Maestre ultimo de Montesa，Madrid，1889，p.127.

117.Diego Suárez，paragr.471，G.G.A.；en faveur d'une entente，para-gr.469 et 470，ibid.，481 et 482，mais ailleurs B.N.，Madrid，ch.34，les razz-ias sont utiles，c'est par la terreur qu'ils inspirent que les Espagnols dominent le plat pays，imposent seguros et suzeraineté.Une razzia，13-16 nov.1571，rapporte 350 prisonniers et un immense butin de chameaux，chèvres，vaches ...Par contre，d'innombrables correrias tournent mal et coûtent beaucoup d'hommes.Les razzias se font l'hiver pour profiter de la longueur des nuits，Diego SUAREZ，op.cit.，p.87，double avantage de cette politique frapper les uns，protéger les autres，p.69；ce que les Maures apportent à Oran，p.50；ce que lui livre parfois le royaume de Tlemcen，p.50，（blé parfois exporté versl'Espagne.Oran a besoin de 40,000 fanègues de blé et 12,000 d'orge par an）；soldats retraités à Oran，p.263；la technique des razzias，p.64 et sq.；le partage du butin，p.125 et sq.，exemples，pp.228-229，260，293.Le régime du partage a changé，au delà de 1565，p.90 et de façon curieusement favorable au soldat.

118.Francisco de Valencia à Philippe II， Mers el Kébir，8 févr.1565.Simancas E° 486.

119.12 févr.1559，Simancas E° 485；2 mars 1559，ibid.

120.Actions et traités， 1606，p.74，cité par G.ATKINSON，op.cit.，p.369.

121.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 trangère，t.I，Paris，1892，p.12.

122.J.W.ZINKEISEN，op.cit.，III，pp.173-174.

123.J.von HAMMER，op.cit.，VI，p.184，note 1.

124.E.ALBÈRI，op.cit.，III，V，p.404（1594）.

125.Ibid.，p.402.

126.Op.cit.，p.127.

127.Sur la piraterie，immense sujet sans frontières，voir les pages brillantes de 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1719-1833，1964，I，p.92 et sq.Ces pages mettent en cause au XVIIe siècle la “grande ceinture”de la piraterie des Antilles à l'Extrême-Orient.Cette montée et cette ubiquité sont mises en rapport avec la désorganisation des grands Empires：le turc，l'espagnol，l'Empire du Grand Mongol，la Chine finissante des Mings.

128.Les pages qui suivent s'appuient sur les résultats de trois livres essentiels：Otto ECK，Seeräuberei im Mittelmeer，Munich et Berlin（1re éd.1940.2e1943）que je n'ai pu me procurer que très tardivement（manque toujours à notr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Godfrey FISHER，Barbary Legend，War，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ica，Oxford，1957，plaidoyer en faveur des Barbaresques，oblige à reprendre les dossiers que l'on croyait classés une fois pour toutes.Enfin le livre riche de documents inédits de Salvatore BONO，I corsari barbareschi，Turin，1964.Les bibliographies copieuses de ces trois volumes，surtout du dernier，me dispensent de multiplier les références.

129.5e journée，2e nouvelle.

130.Et elle s'y trouve au complet dans le Quichotte，dans l'Ilustre Fregona，II，p.55；El amante liberal，I，pp.100-101；La española inglesa，I，p.249，255.

131.Peu de lettres de marque en Méditerranée.Un exemple，lettres de représailles de Philippe IV sur les Français，Madrid，2 août 1625，B.N.， Paris，Esp.338，f° 313.Sur l'Océan，la piraterie s'exerçant entre Chrétiens a de ce fait besoin de lettres de marque.

132.S.BONO，op.cit.，passim et pp.12-13，92 et sq.

133.G.FISHER，op.cit.，p.140.

134.Ibid.，passim et pp.84 et 139.

135.C.DURO，d'après G.FISHER，op.cit.，p.138.

136.S.BONO，op.cit.， p.7，d'après A.Riggio：“la course barbaresque avait pris en calabre la forme authentique d'une lute de classe.”

137.D.de Haedo，op.cit.，p.116.

138.Marin de Cavalli au Doge，Péra，8 sept.1559，A.d.S.,Venise，Senato Secreta，Constantinopoli，2/B，f° 186.

139.Bernard Pançalba，gouverneur de l'île à l'Impératrice，Ibiza，26 août 1536，A.N.，K 1690（orig.catalan，tr.en castillan）.

140.Barcelone，24 juill.1588，Simancas E° 336，f° 164.

141.A.Com.Cassis，E E 7，21 déc.1580.

142.Henri IV à Philippe III，Paris，févr.1600，Lettres de Henri IV à Rochepot，pp.3-4.

143.25 déc.1596，Simancas E° 343.

144.Les consuls de Marseille à Messeigneurs les ducs et gouverneurs de la ville et République de Gênes，Marseille，20 avr.1574，A.d.S.,Gênes，Francia，Lettere Consoli，1 2618.

145.Madrid，28 mars 1566，A.N.，K 1505，B 20，n° 91.

146.Henri III à Philippe II，Paris，30 sept.1575，A.N.，K 1537，B 38，n° 113，copie esp.

147.P.GRANDCHAMP，op.cit.，I，p.42.

148.A.d.S.,Florence，Mediceo 2845，Giulio Gotti à son frère，Gênes，22 aout 1597.

149.20 nov.1563，Simancas E° 1052，f° 44.

150.Simancas E° 1146 ou même relation，Simancas E° 1071，f° 78.

151.S.Bono，op.cit.，p.3.

152.F.Grenard，op.cit.，p.54；W.Heyd，op.cit.，II，p.258.

153.R.Coindreau，Les corsaires de Salé，Paris，1948.

154.A.d.S.Florence，Mediceo 4274，4279；Simancas E° 489，1450，1451；A.N.，K 1672，n° 22；G.VIVOLI，op.cit.，III，p.155.

155.Op.cit.，p.86 v° et sq.

156.Alexandre O.OEXMELIN，Histoire des aventuriers flibustiers...，Trévoux，1775，t.I，pp.124-131.

157.V.LAMANSKY，op.cit.，p.592，note 1.

158.BELON DU MANS，op.cit.，p.88 v°.

159.Voir ci-dessus I，chap.V，p.276 et sq.

160.A.Com.Marseille BB 40 f° 197 et sq；19 août 1561，Sim.E° 13；E.CHARRIÈRE，op.cit.，II，pp.659-661（27 juin 1561），pp.799-803（27 sept.1561）；Bayonne，28 juin 1565，A.N.，K 1504 B 19，n° 34；Venise，18 août 1565，Simancas E° 1325；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Orcamp，20 août 1566，FOURQUEVAUX，op.cit.，pp.48-49.

161.G.FISHER，op.cit.，p.144.

162.D'après M.Sanudo，cité par C.MANFRONI，op.cit.，I，p.37.De même en France，lettres royales de 1496，Alfred SPONT，“Les galèr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de 1496 à 1518”，in：Revue des Quest.hist.，1895；Alberto TENENTI，Cristoforo da Canal.La marine vénitienne avant Le，pante，1962，p.78 et sq.Venise n'aura de galères de condennati qu'a partir de 1542，ibid.，p.82.

163.Relacion de lo de Tremeti（1574）.Les îles Tremiti sont des position-clés sur le rivage adriatique du royaume de Naples.，Simancas E° 1333.“Despnes de la perdida de Rodas multiplicandose les cossarios en el mar Adriatico...”.

164.Relazione di Soriano，p.54.

165.Op.cit.，p.158.

166.Non pas en 1558 comme le dit C.Duro.op.cit.，II，p.16.Courses analogues，en 1562，d'un certain Francisco de Soto，basé à Majorque，D.de Haedo，op.cit.，p.163 v°.

167.Madrid，13 juin 1567，Simancas E° 333.

168.Relacion del tercero viaje q.ha hecho Juan Phelipe Romano a Argel（1595），Simancas E° 342.

169.Vice-roi de Valence à Philippe II，Valence，30 juill.1594，Simancas E° 341.

170.Salomone MARINO，in：A.st.sic.，XXXVII，pp.18-19；un brigantin de Trapani en course，17 nov.1595，Simancas E° 1158.

171.AMAT DI S.FILIPPO，Misc.di storia italiana，1895，p.49.

172.D.de HAEDO，op.cit.，p.44.

173.Avis de C.，octobre 1568.

174.D.de HAEDO，op.cit.，p.160 v°；Péra，9 avr.1561，A.d.S.,Venise，Senato Secreta Costant.，3/C，Venise，22 mars 1561，Simancas E° 1324，f° 83.

175.Venise，27 sept.1559，Simancas E° 1323.

176.A.de Herrera，Historia general del mundo...；Madrid，1601，I，p.15.

177.Ibid.

178.péra，13 juill.1560，A.d.S.,Venise，Sena Secreta Cost.，2/B f° 253.

179.Baron de BUSBEC，op.cit.，II，p.279，vers 1556.

180.J.B.E.JURIEN DE LA GRAVIÈRE，Les chevaliers de Malte...，1887，I，pp.16-18.

181.Ibid.，pp.63-64 et Simancas E° 1050，f° 27，28 mai 1562.

182.Ibid.，p.64.

183.Avis de Messine，1er juin 1563，Simancas E° 1052，f° 189.

184.Per lre（=lettere）di Messina，7 mai 1564，Simancas E° 1383.

185.G.MECATTI，op.cit.，II，p.723.

186.G.VIVOLI，op.cit.，III，p.53.

187.Daniel Barbaro au Doge，Péra，28 mars 1564，A.d.S.,Venise，Senato Secreta 4/D.

188.Silva à Philippe II，V，10 sept.1574，Simancas E° 1333.

189.Cavalieri di San Stefano...，Pise，1928.

190.Pour la police vénitienne，rôle considérable de la guette de Cerigo，à partir de 1592（E.ALBÈRI，op.cit.，III，V，p.430），la garde vénitienne de Cerigo aurait réussi à protéger la navigation turque.Cerigo，dit Cigala“... fanale e lanterna dell' Arcipelago e la lingua e la spia di tutti gli andamenti turcheschi...”.

191.Nota de vascelli presi（1575），A.d.S.，Florence，Mediceo 2077，f° 536.

192.Autre exemple，10 déc.1558，Corpo dipl.port.，VIII，p.78.

193.Tous les détails de ce paragraphe pris à une relation de 1574，A.d.S.，Florence，Mediceo 2077，fos 517 à 520 v°，et à une relation de 1597，ibid.，f° 659 et sq.

194. Notadellischiavi...（1579-1580），ibid.，f° 606 etsq. Listedeforçats，blessés ou morts，ibid.，f° 349.

195.Ibid.，4279，nombreuses missives d'Alger，de Mustafa Aga，15 avril 1585；de la femme d'Arnaut Mami，20 oct.1586；de Mahamat Pacha，“roi”de Tripoli，juin et juill.1587：d'arnaut Mami，9 oct. 1589；de Morat Bey ，capitan general de mar y tierra deste reyno de Argel，16 févr.1596，etc.

196.Les galères de Saint-Étienne portent la croix rouge dans la Levant，G.VIVOLI，op.cit.，IV，p.11.Prise de la forteresse de Chio，G.MECATTI，op.cit.，II，p.816.

197.G.VIVOLI，op.cit.，IV，pp.29-30.

198.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I，Venise，7 févr.1609，A.N.，K 1679.

199.C.19 avril 1591， A.N.，K 1675，“...para guardar el Arcipielogo de la imbasion de Malta...”.

200.Des fustes barbaresque pillent Candie，H° Ferro au Doge，Péra 12 nov.1560，A.d.S.,Venise，Sen° Secreta Cost，2/B f° 291 v°；Simancas E° 1326，12 août 1567；A.W.K 1677，7 juill.1600.Pour le XVIIe siècle，Paul Masson，op.cit.，p.24，33，380.

201.Fe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Venise，10 juill. 1601，A.N.，K 1677.

202.J.B.de Tassis à l'ambassadeur espagnol à Gênes，Paris，20 juill.1602，A.N.，K 1630.

203.Salomone MARINO，in：Arch.Stor.Sic.，XXXVII，p.27.

204.Relacion sobre lo del bergantin de Pedro Lanza ...，Simancas E° 1336，1577.Silva à Philippe II，Venise，20 nov.1577，ibid.

205.Relacion que ha dado el embaxador de Venezia ...，Simancas E°1342.Le document signale deux autres galiotes expédiees en caurse par P.de Leyva pour son propre compte，contrairement aux ordres du Roi.

206.Marcantonio Colonna à Philippe II，Messine，10 juill.1578，Simancas E° 1148.

207.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Venise，5 févr.1601，A.N.，K 1677.Important et long plaidoyer.

208.V.LAMANSKY，op.cit.，p.578（1588），également pp.592，599，601-602.Complicité des populations grecques.

209.G.BERCHET，op.cit.，p.130 et 139.

210.Simancas E° 138，7 juill.1559.

211.El Prior y los Consules de Sevilla à Philippe II，7 mai 1561，Siman-cas E° 140.

212.Op.cit.，p.69.

213.A.d.S.,Naples Farnesiane，fasc.II，2，f° 271，28 juin 1561；Simancas E° 1126，29 juin 1561；J.NICOT，op.cit.，p.70，17 août 1561.

214.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Madrid，12 août 1561，B.N.，Paris，Fr.16103，f° 33 et sq.

215.Relacion de lo que ha hecho Dragut，15-30 sept.,1563，Simancas E° 1127.

216.Simancas E° 1052，f° 182.

217.Simancas E° 1392，18 sept.,1563.

218.Ibid.

219.Simancas E° 1052，f° 212.

220.Ibid.，vice roi de Naples à J.André Doria，20 sept.，1563.

221.Ibid.，f° 214，9 sept.,563.

222.Ibid.，f° 217，10 sept.,1563.

223.Simancas E° 1393，24 mai 1564.

224.Oysel à Charles IX，Rome 14 mai 1564.E.Charrière，op.cit.，II，p.755，en note.

225.Op.cit.，II，p.69，7 avril.

226.Simancas E° 1132，Pescaire à Philippe II，18 juin 1569.

227.FOURQUEVAUX,op.cit.，I，p.90.

228.Ibid.，p.122.

229.Ibid.，p.135.

230.Simancas E° 1052，f° 184.

231.Pedro DE SALAZAR，Hispania victrix，1570，p.1 v°.

232.Cité par C.DURO，op.cit.，II，pp.45-46.

233.Cité par H.FORNERON，op.cit.，I，pp.351-352.

234.3 juillet 1561，Simancas，E° 1051，f° 108.

235.H.FORNERON，op.cit.，I，p.365；CAMPANA，op.cit.，II，XII，p.87 et v°；Pietro EGIDI，Emmanuele Filiberto，II，p.27 donne la date du 1er juin，Campana celle du 31 mai.Le raid conduit par Euldj Ali.La nouvelle arrive en Espagne，Maçuelo à Philippe II，Tolède，12 juil.1560，Simancas E° 139.

236.Figueroa à Philippe II，Gênes，19 juin 1560，Simancas E° 139.

237.A.d.S.Gênes，L.M.Spagna 3.2412.

238.Avisos de Marsella，2 mai 1564，Simancas E° 1393.

239.Marcantonio Colonna à Philippe II，Messine，26 juin 1578，Simancas E° 1148.

240.E.ALBÈRI，op.cit.，II，V，p.469.

241.A Philippe II，Palerme，6 juin 1582，Simancas E° 1150，“...el mar lleno de corsarios...”.

242.A.Communales Marseille BB 46，f° 91 et sq.

243.Ibid.，f° 228 et sq.

244.Ibid.， BB 52，fos 10 et 10 v° et f° 29.

245.A.d.S.Venise，Cinque Savii，26.

246.A.de Capmany，III，op.cit.，pp.226-227；IV，Appendice p.85；A.d.S.,Florence，Mediceo 4903，Madrid，3 juin 1572.

247.F.Corridore，op.cit.，p.21.En Corse，à la fin du siècle，61 villages détruitsou brûlés，Casanova，Histoire de l'e，glise corse，1931，I，p.102.

248.Op.cit.，p.153.

249.Op.cit.，p.158.

250.Voir supra，II，p.48.

251.Voir infra，pp.511-512.

252.O.Eck，op.cit.，p.139 et sq.Pour tout ce paragraphe，G.Fisher，op.cit.，passim et p.96 et sq.

253.E.MERCIER，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Paris，1891，III，p.189.

254.G.FISHER，op.cit.，p.174.

255.S.BONO，op.cit.，p.361 et note 21.

256.Ibid.，p.89.

257.20 nov.，A.BALLESTEROS，y BERETTA，op.cit.，IV，1，p.485.

258.Historia tragico-maritima，Nossa Senhora da Conceycão，p.38.

259.H.WÄTJEN，op.cit.，p.138，note 2；Paul MASSON，op.cit.，p.380.

260.S.Bono，op.cit.，p.178.

261.J.Denucé，op.cit.，p.20 et même plus tôt，ainsi Barbaresques（Turcs）en face de ...

262.Voir supra，I，pp.109-110.

263.G.Fisher，op.cit.，p.186.

264.Ibid.，p.138.

265.Naufrages，corsaires et assurances maritimes à Venise，1592-1609，1959.

266.Ibid.，p.27 et sq.

267.La difficulté est surtout de mesurer les importances relatives.J'aborde ce problème dans un autre ouvrage en cours d'impression：Capitalisme et civilisation materielle，XVe-XVIIIe siécles，vol.1，chapitre 1.Suivre de une série de chiffres du XVIe siècle，c'est retrouver une autre échelle.Tout dépendra de celle-ci.

268.Salvatore BONO，“Genovesi schiavi in Algeri barbaresca”，in：Bollemino Ligustico，1953；“La pirateria nel Mediterranéeo，Romagnnoli schiavi dei Barbareschi”，in：La Piê，Rassegna d'illustrazione romagnuola，1953.

269.G.LA MANTIA，in：Archivio storico siciliano，XLIV，p.203.

270.R.RUSSO，in：Archivio storico dei Corsica，1931，pp.575-578.Sur les rachats，énorme documentation inédite.

271.A.d.S.,Gênes，M° del R° degli Schiavi，Atti，659.

272.Ibid.，14 et 15 mai 1601，assurance sur 2,532 lire，à 4, p.100 （deux assureurs）.

273.Ibid.，très nombreux documents et ainsi，à titre d'exemple，Giacomo Sorli à Philippe Lomellini， Tunis，7 novembre 1600.

274.J.NICOT，op.cit.，p.25，21 sept.1559.

275.P.GRANDCHAMP，op.cit.，I，p.43，26 août 1592.

276.Relacion del tercer viaje que ha hecho J.Phelipe Romano a Argel （1594），Simancas E° 342.

277.G.ATKINSON，op.cit.，p.133.

278.Ainsi défense faite aux Valenciens，4 janvier 1589，B.N.， Esp.60，fos 441 et v°.Ènumération non moins fréquente des mercaderias no prohibidas，17 juillet 1582，Simancas E° 329，I.

279.H.tragico-maritima，N.Senhora da Conceycão，p.19.

280.Carmelo TRASSELLI，Noti preliminari sui Ragusei in Sicilia，article inédit，p.32 du dactylogram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