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550—1559年：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起和结束

从1550年到1559年，阴森可怖的岁月迅速推移。战争在中断了五六年之后，重新出现。它虽然不以地中海为主要战场，但却多次迅猛地穿越它的空间。这是一场进行得既违反潮流又违反心愿的战争。德意志、意大利和荷兰对欧洲来说，是吸引力更强大的场地。对土耳其来说，波斯是当时最使它对之全神贯注的地区。因此，在这些岁月里，地中海没有一部独立的历史。它的命运是和邻近的以及遥远的地区的命运相连的。在我看来，这些联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这种联系在从1558年到1559年的这些危急的年代中断绝时，地中海被弃置一旁，独自制造它自己的战争。它在这些战争中耗尽大量活力。

1.战争的根源

1545—1550年：地中海的和平

1550年，地中海已经多年平静无事。它的各次战争已经平息。1544年9月18日1，在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签订了克雷斯皮—昂—拉奥诺瓦条约。这是一项临时草草缔结的、作为权宜之计的、缔约双方都对之毫无诚意可言的协定。这项协定所安排的几个王朝的联合，不久以后就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它以后却建立了持久和平。一年后，1545年1月10日，经过比较容易的谈判，费迪南和土耳其人缔结了一项休战协定。2素丹坚持协定中的那些具有羞辱性的条款，其中包括向土耳其政府俯首称臣纳贡。但是，这项协定比任何其他措施更能使战争从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消除。1545年，法国能够从地中海撤出25艘帆桨战船。这些战船在保兰·德·拉·加尔德的率领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参加一次在北欧的怀特岛3的登陆。这些微弱的战争愿望接着也消失了，1546年，法国和英国达成协议。4

财政困难迫使人们恢复和平宁静。几个影响很大的偶发事件也促成了这个局面。这些事件就是这个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的伟大武士相继从这个世界消失。马丁·路德于1546年2月18日去世。同年7月，巴巴罗萨的传奇式的一生宣告结束。这位阿尔及尔的前“国王”从1533年起直到他死为止，成了卡皮坦帕夏，是他的各支船队的主人。51547年2月27日和28日之间的那个夜晚，6轮到英国的亨利八世去世。3月31日，轮到弗朗索瓦一世去世。7新人和他们的顾问登位掌权，意味着政策和思想都发生变化。由此出现了一个有利于和平的停战时期。

在地中海，这种暂时的平静紧接一系列灾祸之后而来。（这些灾祸为害程度之深为地中海几个世代以来所仅见。）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尽管有海上行劫者惯常的抢劫和陆上战争，秩序，至少是某种秩序，已经在地中海建立了起来。至少自12世纪以来，地中海是一个基督教湖。此后，基督教世界在北非通过它的商人和士兵，在黎凡特通过岛屿据点，在各地通过它强大的舰队，在面临一个被限制、闭锁在其大陆领土之内的、眼睛向内看的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为了它的贸易和它的文明的最大利益成功地维护它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的秩序最近崩溃了。障碍突破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罗得岛于1522年陷落；北非的阿尔及尔于1529年全部解放），大海的门户就向土耳其舰队洞开了。到那时为止，土耳其舰队除了进行过像在1480年对奥特朗托的洗劫那样的冒险之外，还没有在那里冒过什么险。但是，从1534年到1540年，并且还一直到1545年，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局势逆转。土耳其人和柏柏尔海上行劫者结成同盟，在柏柏尔海上行劫者中的最有名的人物巴巴罗萨的指挥下，成功地取得在整个地中海上的霸权。

这是一起重大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或者和德意志之间的引人瞩目的斗争，却把这起事件抛到查理五世一生的历史中的次要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由于土耳其开始在海上大规模地推进，由于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接近（1535年），最后还由于在第一个联盟的几年内（1538—1540年）威尼斯和查理五世勉强结盟，整个海上的命运危若累卵。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一盘棋几乎完全输掉了。这应该归咎于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四分五裂，归咎于安德烈·多里亚亲王这个生来就与圣马克共和国为敌的惯施诡计之徒，归咎于既不能也不愿忠实履行与威尼斯缔结的联盟的查理五世本人。哈布斯堡家族在外交上再次信赖卑劣低下的手段，试图收买巴巴罗萨，诱使他叛变。后者则止于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对这件事并不认真考虑。他会为这个不大不小的报偿背叛土耳其人吗？他如果背叛，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呢？是他所要求得到的整个非洲或者仅仅是基督教世界提出要给他的布日伊、的黎波里和波内吗？8最后，这些幕后活动并未能阻止任何事件发生。1538年9月27日，9多里亚的舰队不战而退，把普雷维扎的战场丢弃给巴巴罗萨的帆桨战船和低舷长形船。

有人说过，基督教世界1538年的失败没有任何可以同土耳其1571年的灾难相比拟之处。这次失败只不过是一次退却、一次丧失威信而已。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和影响历时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1540年，威尼斯背弃了同盟，同意为法国外交界为它周密安排的单独和谈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对西方同盟来说，没有威尼斯的舰队，就不可能对付土耳其的小型舰队。土耳其的这支小型舰队不久以后由于配备了法国帆桨战船而得到加强。这些法国战船迅速沿着加泰罗尼亚的海岸或者在巴利阿里的水域内抢劫。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国家的集体防御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土耳其向前推进，不再进行打击，而是超越马耳他和西西里的大门。基督教国家在海上被迫采取效能很差、耗资巨大的防守战略。冬季来临，它们只能进行海上行劫式的袭击或者仓促作战，对敌方舰队的后卫进行袭扰。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最后一次巨大的努力，即查理五世对阿尔及尔进行的远征，1541年在阿尔及尔城下和它的“神圣的”保护者的面前遭到失败。当土耳其舰队攻下尼斯，于1543年和1544年之间在土伦港作冬季停航时10，局势明朗而令人震惊。这使和法国国王同属一个教派的人群情激奋，深感失望，起而反对这位国王。

就这样，穆斯林在好几个世纪后重新占领了地中海全部富饶肥沃的海岸，远达甚至超过海格里斯石柱峡直至塞维利亚附近的海域。在这个海域，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货船航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船只在地中海航行时，都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注意提防，除非像土耳其人的同盟者马赛人那样，像土耳其的臣属拉古萨人那样，像在任何情况下都甘心情愿遵守中立的威尼斯商人那样，同土耳其人妥协，受到土耳其人的好意照顾。海上的冒险家、想卖身投靠最强的主子的背教者，都投奔穆斯林。穆斯林拥有速度最快的舰船，数量最多、训练最好的划船奴隶，最后还拥有当时地中海新兴城市之中最强大的城市、柏柏尔人的冒险中心——阿尔及尔。

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充分认识到并且衡量了这个胜利的重要性，必欲取得这个胜利吗？11土耳其1543年的政策似乎更使人认为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它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休战必要时可以用克雷斯比的和约来解释说明原因，因为没有法国的钳制，就不可能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因此，苏里曼必须暂时不再打算攻占尚未攻占的匈牙利的这一小块土地。但是，土耳其在海上也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和利用它的优势，这更加令人感到惊奇。1560年以前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斗。这是因为巴巴罗萨不再在这个地区出现，或者更是因为土耳其军队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不得不在远离君士坦丁堡几千里的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冬天休战、军队需要大量马队供应的地方进行艰苦的战争吗？1545年的波斯战争因苏里曼和他那造反的儿子穆斯塔法之间的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而复杂化。12再加上一场同葡萄牙人在红海和印度洋进行的真正战争（对第乌岛进行的第二次包围是1546年13）。这一切都迫使土耳其强大的战争机器从地中海转移开。

一些人的灾难就是另一些人的幸福。地中海的城市得到喘息机会。这些城市中，谨慎的，就利用这个休息机会来加强自身防务（在西西里就是这样14）。它们的舰船再次在海里巡航游弋。甚至那些在1535年左右几乎已经从地中海销声匿迹的北欧舰船中，也有一些不久以后再次南下旅行。15它们混在从英国返回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大帆船中。一旦时机到来，这些大帆船就毫不犹豫地、大胆地甚至一直驶到摩洛哥的海港。地中海南、北两岸之间的以及两种宗教之间和两种文明之间的再度联系往来意味着和平已经到来了吗？

阿弗里卡事件

是的，和平已经到来。但是，和平在地中海必然导致海上行劫死灰复燃。当然，不可能用统计数字来量度和平。但是，如果全部已知情况都已经编目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参考材料的数字就会清清楚楚地表明这种小规模的战争扩展到地中海的中部地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在当时的人佩德罗·德·萨拉扎尔所著的于1570年出版的书中，16人们可以读到这些劫掠者驾乘的船只中的几艘在夏天的一连串惊险离奇的经历。这是两艘土耳其低舷长形船和1艘双桅横帆船。它们隶属于配属给德拉库特的舰队，因而以突尼斯的萨赫勒和杰尔巴的南岸为基地。1550年6月——6月这个月份对海上行劫者来说是个大好时期——这3艘船在伊斯基亚岛附近，在那不勒斯的入口处驻守，监视刚刚驶向西西里的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的后卫。它们首先没有冒什么风险就掳获1艘军需供应船（帆桨战船总是由难于护卫的圆形军需供应船跟随）。接着，1艘基督教徒的三桅战船也被掳获。之后，仍然在那不勒斯沿海海域的文托莱内岛和蓬察岛之间，1艘满载香料开往罗马的船遭到袭击。上述3艘海上行劫船中的那艘双桅横帆船离开它的两个伙伴后，单独返回杰尔巴岛。两艘低舷长形船继续北驶，出现于台伯河口，然后向杰尔巴岛进发。但是，其中1艘情况不佳，于是返回波内，并从该地驶往阿尔及尔，在这个港口出售它的掳获物。另外1艘则继续航行。在一段时间内，它在皮翁比诺的海上和德拉库特的4艘荷兰圆头帆船并排驶行，但不久以后就让这些帆船开往西班牙。它自身则驶抵科西嘉海岸。它在该处掳获甚微，于是决定返航，沿撒丁岛的海岸航行，先到比塞大然后抵达波尼。这艘船于8月驶返阿尔及尔……如果我们用10或者20这个数字来乘这种航行事迹，并且想到也同样忙于劫掠的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的话，17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关于海上动劫在1550年的那些年代里在地中海的生活中所具有的分量和所占的地位的概念。

当然，海上行劫没有任何事物类似大型舰队的威胁。海上行劫者仅仅限于小规模的活动，对城市、堡垒和舰队则敬而远之。可以说他们从不在某些海岸附近冒险。但是，其他一些海岸，例如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海岸，则是他们喜爱的常去之地和猎捕奴隶的猎场。一种真正的猎捕人的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对非洲的海上行劫者来说，和猎捕奴隶这种活动同等紧迫、同样重要的是猎捕驶离西西里南部海岸的载货船运载的小麦。载货船本身有时受到袭击。

在这些捕食西西里的小麦的海上行劫者中，德拉库特是最危险的人物。他原籍希腊，年龄在50岁左右。他有过一段长期冒险生涯，其中4年是在热那亚的帆桨战船上当俘虏。1544年初，巴巴罗萨亲自交涉把他赎回时，18他还在船上划桨。1550年，他定居杰尔巴。19他每次进行海上行劫之后，就回到那里，并在那里过冬。过冬期间，他得到他的海伊斯们的照顾。他征募船员。由于杰尔巴的居民对他容忍，他便利用当地居民内部的争吵，于1550年不失时机地占领了位于突尼斯的萨赫勒的阿弗里卡这个小城市。阿弗里卡位于斯法克斯以北，差不多和凯鲁万在同一纬度上，是个狭长的寸草不生的岬角，既没有树木也没有葡萄园。这个城市过去在法蒂米特家族统治时代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它现在衰落了，与其说它是个城市，倒不如说是个村庄。然而，对德拉库特来说，这个小城市由于有它的水域和颓垣断壁的掩护，却是在通往西西里的航途中的一个有用的停泊场所，是他在等候更加美好运气期间的家。

这个地方更换了主人这件事，立刻使西西里的大门另侧的负责当局警觉起来。那不勒斯总督接到热那亚的专差信使的通知，立刻下令攻占这个小港。据说，在战略上，这可能是个比阿尔及尔更重要的地方。20我们不应该过快抱怨这是在夸大其词。受到德拉库特的推进威胁的不仅仅有对西部地中海的供应来说必不可少的安全，而且还有“突尼斯”——哈弗西德家族的衰落的、被突尼斯城的统治者控制掌握得很差的王国。西班牙之所以容忍突尼斯的这些统治者，是因为它能够（由于有在拉古莱特的驻防地）保护他们并在必要时使之就范。现在西班牙认为这个仍然富有而且被西西里人觊觎垂涎的突尼斯、这个伊弗里基亚，或许会被土耳其人改组成一个更加强大、团结的国家。1535年，查理五世御驾亲征，以便把突尼斯从上一年定居该地的巴巴罗萨的手中夺走。21基督教世界会袖手旁观，听任土耳其有朝一日会支持的德拉库特占据邻近的地盘吗？人们对阿尔及尔的迅速崛起记忆犹新。阿弗里卡可能是个开端。

4月12日，查理五世（他很快被人告知）在一封他从布鲁塞尔写给素丹的信中对德拉库特的所作所为大肆抱怨、提出抗议。海伊斯们难道没有破坏过休战协定吗？当时代表费迪南正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马尔维齐大使也同时收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训令。22

然而，从4月起，德拉库特就准备开始他的狩猎季节。他部署了一支由500名土耳其人组成的警备部队留守阿弗里卡后，于20日抵达法里纳港。一份西西里的公文急报报告说，他率领的3000艘帆船在西西里附近海域出现；还报告说，一旦把这些船的船底涂上动物油脂，一旦天气有利，他就出海抢劫。23那不勒斯顷刻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里的人正急切等待多里亚亲王率领帆桨战船到来。但是，亲王的舰船很晚以后才于5月7日到达。2410来天前，即4月29日，一份公文急报报告德拉库特在墨西拿附近埋伏，伺机抢劫运粮船只。25之后，他的舰船像前面我们曾经跟踪的那3艘战船一样，时而集结，时而分散，继续在基督教世界沿海海域巡弋。海岸哨兵未能每次都及时发出发现它们的警报。5月7日，26在那不勒斯获悉的关于海上行劫者的情况，只不过是他们的船只已经西驶并可能向西班牙方面进发而已。至于其他情况则毫无所知。

因此，自然要进行一次反击。查理五世的“卡皮坦帕夏”、年迈的多里亚亲王，5月7日率领他的那些装备很差、配员不足（至少缺划桨者1000名）但很能完成警察行动的帆桨战船抵达那不勒斯。这些舰船载有步兵2000名。27多里亚11日28离开那不勒斯时，他的意图是趁德拉库特不在阿弗里卡的这个时机占领该地。但是，他开始在阿弗里卡北面进攻小港摩纳斯提尔时，在那里遇到的困难大大超过他的预想。如果这个海港防守得再熟练巧妙一些，西班牙步兵会在这次战斗中全军覆没。29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因此他很注意发出的警告。他深知在阿弗里卡这个地方有大炮和火枪在等待他。在向该地发起进攻之前，他派遣24艘帆桨战船前往那不勒斯，其任务是在那里运载1000名西班牙增援士兵和进行包围战所需要的大口径炮。他还要求任命一名指挥远征部队的将军。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西西里的总督胡安·德·拉·韦加7月3日接到这项任命。30

这种种措施足以使那不勒斯在整个6月份都处于积极备战和激昂振奋的状态中。一些方济各会的教士加入运输队伍，他们佩戴着有耶稣像的大十字架，意志坚决，发誓要让这些狗胆战心惊。每个人都“怀着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最大决心”，31离开家园、奔赴前线。总之，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斗志昂扬。

6月28日，包围战开始。32这次围城之役历时近3个月。直到9月10日，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马耳他骑士才攻下阿弗里卡。33多里亚和他的水手们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一战役的前后经过。这项围城任务并不简单。在战斗间隙期间，不得不要求增援骑兵500名。佛罗伦萨公爵的军需物资供应官送往比萨的作战消耗物资总表表明，远征部队作战时毫不吝惜炮弹和火药。34

攻下阿弗里卡毕竟只不过是一次小胜而已。德拉库特构成的危险已经排除。西西里人保留这个遥远的前哨阵地仅仅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偶尔和南部游牧民进行几次接触，共谋采取行动。这是一项容易但并无多大效益的举动。35由于马耳他骑士团不愿负责防守这个前哨阵地，在警备部队发动的一次相当离奇的兵变后，小堡垒拆除，堡垒的围墙被用地雷炸毁。36 1554年6月4日，该地占领军撤到西西里37，并从那里投入锡耶纳战役，因为事物是互相关联的，任何部队都不能长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38

15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奥格斯堡正为其他事务焦头烂额、烦恼万分。在他看来，上述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交战而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其他要操心关注的事，例如皇帝家族的事务和德意志的政治和宗教局势。10月31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素丹。39在这封信中，他再次对德拉库特的所作所为大肆抱怨，声称德拉库特的行动违反了停战协定的条款。他还在这封信里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进行干预。总之，这差不多是一封道歉信，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来没有比1550年这一次更急于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对土耳其执行和平政策。不如此，他就不可能腾出手来在欧洲和德意志为所欲为。按照当时的惯例，惩罚一个海上行劫者、一个歹徒，并不一定意味着冒犯素丹。停战期间每天都不得不处理调解这类事，而且也的确处理、调解了这类事。因此，查理五世并不认为阿弗里卡事件特别重要。这在他那方面是一次失算，因为第二年土耳其人在那里发起强大的反击……其他一些比阿弗里卡事件更加重大的理由也在这次反击中起了作用。阿弗里卡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穆赫尔堡战役进行之后不久

要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就必须先回溯过去，先回溯1544年、1545年和1546年这些表面上和平的年代，然后回到1547年4月20日进行的穆赫尔堡大战上来。这个战役一下子就把德意志和欧洲的命运固定下来（如果这样变化无常的命运能够固定下来的话），因此也把地中海的命运固定下来。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说，这是一个甚至比帕维亚战役的胜利更重大的胜利。德意志终于属于他所有，而过去查理五世所缺乏的几乎总是德意志世界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这不仅仅是个胜利，而且还是个奇迹，因为正好像是为了使他易于实施一项长期构想的计划一样，他周围的一切困难全都已经克服。1544年9月18日，对法战争结束。1545年12月40，主教会议在特兰托再次开会，教会取得重大胜利。11月，对土停战协定签订。最后，罗马教廷于1545年6月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结联盟。41这是对一个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联盟的可贵的确认。这个联盟已经存在多年，其矛头指向德意志的新教徒。但是，尽管如此，它并不能阻止罗马经常提防查理五世对强大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执行的拖延政策，也不能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对时而与他敌对、时而同情他的罗马的奇特的强大力量经常谨慎行事。这次，在法尔内兹红衣主教于1545年3月42在沃尔姆斯的会议上进行谈判以后，前景比过去光明得多。罗马的支持意味着获得军队和金钱——一笔30多万杜卡托的巨款——，还姑且不谈西班牙教会收入的一半。在罗马，这笔收入被人称为半个果子。因此，这也是个财政胜利43……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很晚才决定进行第一次打击。其原因也许是它的掌玺大臣公署难于从大量公文中脱身出来处理国务，也许是军需供应缓慢。1545年9月，神圣罗马帝国驻罗马大使胡安·德·拉·韦加在罗马44眼见良机即将坐失，于是焦急烦躁起来。

由于法国保持中立，甚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半串通一气，由于土耳其即使不是保持中立至少也是不积极行动，因此进行干预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非常之好。9月，胡安·德·拉·韦加对他的秘书推心置腹，吐露衷情说，他紧急呈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篇要让人读给这位君主听的长文。这篇文章所包含的梦想和空想真是何其多。查理五世如果获得胜利，就必须把神圣罗马帝国改为王位世袭的国家，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仪式，使这个帝国变成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国家。之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结成联盟以便征服英格兰，并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匈牙利。法国将重新获得博洛尼亚以补偿它失去的米兰。由于费迪南的女儿的婚姻，被再度征服的匈牙利将归属她的丈夫奥尔良公爵。这篇长文虽然只不过是一个计划、梦想和泡影的混合物，却使人能够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观察到当时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的奇特的环境气氛的一些景象。16世纪的世界四分五裂，为害自身。在这个世界里，某些集团令人难以置信地朝思暮想，亟欲恢复世界的统一，无时无刻不在重温十字军东征的旧梦。查理五世本人如果竟置身于这种思潮之外，倒会是个不可理解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打算在研究一个世界——地中海世界——时，把注意力集中到另一个世界——德意志世界——上，不管这后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纪的中叶具有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这里，我的目标是让人看到，战争在经过德意志和德意志以外的环境的长期孕育培养之后，而首先又是在经过地中海的安定本身的孕育培养之后，最终如何在德意志爆发，战争怎样保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又怎样同时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各个对手互相接近。他们的共同努力再次破坏了欧洲的均衡，使之不利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战争先限定在德意志的范围内，然后才逐渐蔓延到与德意志邻接的欧洲的其他地区和地中海。这是1547年4月进行的、旷日持久的穆赫尔堡战役和在3年之后发生的地中海战争的再起之间的从来没有被人揭示出来的联系，虽然这个联系是明显的。

1547年4月24日在云雾笼罩的厄尔巴岛上获得的这次胜利，究竟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什么呢？这首先是一个威信方面的无可争辩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大大出人意料，而且得来之快使战胜者本人也大为惊讶。取得这个胜利并不是由于指挥有方。在战胜者方面，保密不严，部队集中缓慢，大炮运输无人护送，本会遭到截拦。45但是，新教徒本身四分五裂，最后时刻因莫里斯·德·萨克斯的背叛而丧魂失魄，于是他们的首领和数千名士兵落入敌人手中。他们的撤退变为崩溃。46查理五世一举而摆脱了“15年来最折磨他”的事物，即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这个所有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的诸侯的组织，这个向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造反的组织。47

这个德意志既然已被征服，查理五世就打算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把它组织起来。这就产生了引起激烈争论的奥格斯堡的职位空缺期（1548年）问题和引起同样激烈争论的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继承问题。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引起我们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确试图保证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将来能够统治德意志，并因而试图把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继承问题同勃艮第和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与德意志舆论的明显意愿背道而驰的。从1546年起，新教的宣传就宣称，没有外国人能够统治我们，因此，西班牙犹太人也不能统治我们。48非新教徒的德意志人的意见与此毫无二致。1550年9月，特里夫斯的选帝侯公开扬言他不愿意西班牙人支配德意志。49同年11月，奥格斯堡的红衣主教对西班牙人的骄横无礼大发雷霆，声称德意志只能容忍一个德意志君主在它自己的头上。50 1551年2月，威尼斯人说：“有很多选帝侯不愿选菲利普，声称他们宁可与土耳其和好。”51

置这些感情于不顾就是疯狂。但是，紧接穆赫尔堡战役之后，胜利者又有什么事不能下手干呢？只有少数几个自由城市还在继续抵抗。然而，它们又还能坚持多久呢？不能指望从国外得到任何支援，因为土耳其人把他们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之间的停战协定延续了5年（1547年6月19日52）。法国的确已经明确表示了一些微弱的行动愿望。但是，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在穆赫尔堡战役之前死去。法国的新国王已经卷入北欧的争端，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企图卷入这个争端。法英之间争夺布洛涅的战争1548年开始。53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说，在罗马出现了困难的、严重的、特别具有揭示性的关于教皇的地位的问题。但是，这些困难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其次，保罗三世于1549年11月10日死去。54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放手大干，为所欲为。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在那里争吵……

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忠心耿耿，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周围形成一个线束。的确，如果没有这个线束，查理五世的帝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如在一个最普通的家庭里一样，一旦继承问题来临，这个线束就松开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帝位继承问题早在1546年，可能还更早，在穆赫尔堡战役进行之前就已经提出。1547年，当议会在当时军人还满坑满谷的城市奥格斯堡召开时，这个问题再度被人提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需要思考他本身辞世的问题，于是自己把帝位继承这件事提出来讨论。他的这种对辞世的思考催促他留下大量遗言。

查理五世47岁难道不已经是个老人了吗？在那些峥嵘岁月任何一个经历过军旅征战的艰苦生活的军人50岁时就已经精力耗尽、衰竭不堪。后来蒙莫朗西的安娜的长寿使与他同时代的人感到极为惊讶。与查理五世同一时代的人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都在穆赫尔堡战役进行的那一年刚刚死去。亨利八世终年56岁，弗朗索瓦一世终年53岁。各国大使不时报告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饱受痛风病的折磨，已不久于人世。他们还指望这个老人尽快死亡。他们又说：“这个老人整天整天脾气很坏，情绪恶劣，一只手已经瘫痪，一条腿弯缩在身体下面，他拒绝接见任何人，把时间消磨在拆卸和装配钟表上。”55

然而，这个人仍然怀着一个热烈的愿望：把他的全部遗产传给他的儿子菲利普。这是一种既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也出于父爱的愿望。因为他喜爱这个很有条理、行事审慎、思考缜密、对人尊敬的儿子，这个他乐于或从远方或就近亲自培养教育的弟子。他现在是德意志和欧洲的主人。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儿子召唤到自己身旁。自从1542年起就统治着西班牙的菲利普，1548年10月2日离开巴利亚多利德，把他的堂兄弟、费迪南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留在他的职位上。这一年他21岁，第一次环游欧洲。一个即使并非笔触生动至少也是审慎细致的编年史作者，56向我们详细地叙述了此行的礼仪方面的所有细节。西班牙贵族的精英——从父亲到儿子57——随同菲利普做这次旅行。老多里亚的整个舰队执行勤务，把这些人从加泰罗尼亚的小港罗萨运往热那亚。帆桨战船的桨漆得五彩缤纷。饰金的船头灿烂夺目。船上奏着音乐。在陆上，在前往布鲁塞尔途中，凯旋门相继出现，欢庆、演说和盛宴接二连三举行。1549年4月1日，这个世界的继承人在布鲁塞尔再次同他的父亲会合。查理五世立即让人承认他的儿子是他在荷兰的继承人。这是个颇不寻常的步骤，因为当时荷兰在名义上仍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举行了“册封”这位太子为佛兰德伯爵和布拉邦特公爵的“册封盛典”。这位太子在南、北各个城市露面。这些城市自1549年春天到秋天轮流正式举行官方庆典，迎接这位太子。这次德意志巡行不久就激起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尖锐、激烈的关于继承帝位的争端。

在议会召开的地点奥格斯堡，哈布斯堡家族于1550年8月举行了一次真正的家族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在微笑和正式祝贺中连续进行，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这次会议历时6个多月。查理五世遭到他野心勃勃的兄弟，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遭到他的兄弟的家族——“费迪南分子”——的反对。费迪南家族中最顽强狂热的分子，是这个家族的长子、当时的波希米亚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侄儿和女婿马克西米利安。事实上，正是查理五世自己造成了费迪南家族的强大威势。1516年，在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时刻，费迪南在他哥哥面前退避三舍，销声匿迹，尽管他可能曾经为这件事争吵计较过。不久以后，他就得到报偿。他通过1522年的条约得到完完整整的奥地利世袭领地。9年以后，1531年1月，他升任罗马人的国王，并以这个名义在他兄弟长期离位期间统治德意志。这个“被授予亲王采地”的家族，已经懂得如何自力更生，扩大威势，于1526年兼并了中欧的堡垒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或者说得确切些，匈牙利的领土中土耳其人留下的未加占领的那一部分。1550年的局势对它有利。由于德意志既不愿屈服于外国统治，也不愿接受天主教，因而也不愿接受体现这两者的西班牙的管辖，所以转向维也纳的王侯。它希望继承费迪南的是马克西米利安，而不是菲利普。

查理五世有个同盟者——他的姊妹匈牙利的玛丽。这个玛丽对自己的家族感情热烈、忠诚虔敬。她自1531年以来就统治着荷兰。这项帝位继承的计划可能出自这位姊妹之手。58总而言之，是她对费迪南进行了说服。难道费迪南不是像受恩于查理五世那样也受恩于她吗？1526年，她的丈夫、匈牙利的路易在莫哈奇战役中阵亡。这个战役后，她帮助费迪南取得死者的继承权。9月，她前往奥格斯堡，在教务会议上耐心而坚决地严词谴责顽固不化的费迪南。当她回到荷兰时，在奥格斯堡留下一个缓和和平静的局面。不错，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暂时保持沉默，那是为了等待马克西米利安。他一到来，讨论就重新激烈起来，并且立即恶化。这些讨论是奇怪的秘密会谈，用法文进行，以纪念这个家族的埋葬在第戎的查尔特勒修会会址的勃艮第祖先。在讨论中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像狂热的普通继承人在公证人面前那样争吵。他们同时就德意志和欧洲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

马克西米利安来到时，会议的调子发生了变化。他的泄露秘密的言行，使到那时为止关起门来秘密进行的讨论公之于世。大使们的日记充满了耸人听闻的详情细节。查理五世大发雷霆，几乎绝望。1550年12月，他致函他的姊妹说：“我向你发誓，我不能再容忍了，不然我会死的。”59从来没有任何事物，即使是“死去的法国国王”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法国王军统领蒙莫朗西现在对他的“顶撞”，都不像他的兄弟国王的态度那样使他痛苦不安。玛丽接到这封信就于1月返回。这次所有进行调解的企图都成泡影。于是查理五世决定通过1551年3月9日的单方面的苛刻的解决条件，采取强制手段来贯彻他的旨意。这项单方面的苛刻的解决条件60的正文后来相当神秘地就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房间里由阿拉斯的主教执笔拟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保留给菲利普，但是，他在未来某个时期才能正式拥有这个称号，因为这顶金质王冠首先由他的叔父继承，而与此同时，罗马人的国王这个称号则由菲利普继承。费迪南以后一旦去世，菲利普就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则将成为罗马人的国王。在这之后不久，菲利普还另外得到被授予“封建的”权力的允诺。这项权力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意大利以意大利领土上的帝国代理人的名义拥有的。61

但是，这项协议后来成了一纸具文。62费迪南家族的人虽然受到谴责、威胁、恐吓，但知道他们能够指望有朝一日时来运转。马克西米利安不同法国国王眉来眼去卖弄风情时，就会是路德派教徒的朋友，就会是莫里斯·德·萨克斯的朋友。路德维希·普范德尔并不能很令人信服地论证说，63这甚至就是查理五世顽固不化的原因，因为他不愿意把帝国交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人，交给一个半异教徒。然而，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可行。奥斯斯堡议会甫告结束，一些诽谤性的小册子和侮辱性的煽动性招贴就警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们经常因这项计划的失败而指责年轻的菲利普。这个认真、冷漠、勤奋、对一个曾经被那个时代的人说成喜爱杯中物甚于喜爱路德教义64的国家的语言和习俗风尚都毫无所知的孩子可能输掉了他要参加的那盘个人的赌博。但是，难道他可能赢吗？奥格斯堡的裁决难道没有预先就遭到德意志和欧洲的谴责吗？

首先是遭到德意志的谴责。怎么能够期望使用南欧的、肆无忌惮的、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外国军队来控制德意志呢？德意志民众对这些外国团队的仇恨情绪立刻激烈起来并且与日俱增。此外，长期维持这些军队是不可能的。因为维持一支军队耗资巨大。1551年8月这些军队撤离德意志65已经意味着穆赫尔堡战役胜利之影响的极大衰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同盟者寥寥无几。即使南德意志的天主教城市也并非毫无保留地站在他那一边。它们珍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更珍视和平。至于那些德意志诸侯，则根本不应该指望依靠他们，特别因为这个瓜剖豆析、四分五裂、非常难于统治的德意志世界对它周围的欧洲国家来说，时时刻刻都能够提供进行干预的时机和借口，而欧洲本身也并不比德意志更希望神圣罗马帝国取得胜利。

就这样，战争的威胁在德意志和它附近的地区缓缓增大。之所以缓缓增大是因为缔结协定、征募军队和安排必需的供应等需要时间。外交官员在这些不祥的备战活动迟缓而困难地进行之前很久，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出警报。

神圣罗马帝国派驻法国国王处的大使西蒙·勒纳尔这次是最细心地汇报这一活动的人，因为法国在正准备发动的攻势中扮演首要角色。这个国家自从通过1550年3月24日缔结的条约66摆脱了对英战争以后，就腾出手来为所欲为。在这个日期以前，西蒙·勒纳尔早就对法国的外交阴谋深感不安，这是有理由的。停战协定在到期以前会遭到破坏吗？法国国王难道没有试图说服土耳其人在到期以前取消停战协议吗？（1550年1月17日的信67）。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来梅采取行动，在他的宫廷中养着一批西班牙逃亡者。甚至据说他企图朝着丰塔拉比这个方向发动进攻（见菲利普1月27日致勒纳尔的信68）。菲利普写道，法国人耍弄阴谋诡计。69而法国的外交函件也证明这些传闻确有其事。这些传来传去的新闻环绕着王军统领蒙莫朗西的无法预卜的政策和他本人。这位王军统领为人谨慎小心，但有时也会言辞粗鲁、行动暴烈。当然，这已不再是1540年的“合作”70了。

自对英战争所形成的障碍被清除之日起，法国的对抗作用就更加强大、更加有效。西蒙·勒纳尔注意到法国的行动所产生的反响。4月2日，法国代表奉派前往土耳其和阿尔及尔。布洛涅要塞不再需要的守备部队向皮埃蒙特方面转移。71 25日72威尼斯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宣布缔结法英和约一事感到高兴。在他们看来，这项和约似乎保证法国将不归还皮埃蒙特，并将继续在北欧、在整个意大利同西班牙的统治抗衡。在同一个4月25日，一个法国代表被派往谢里夫处。谢里夫由于入侵奥兰地区和据说他计划对半岛本身采取某些行动，使西班牙深感不安。73据说，法国代表提出用目前在对英斗争中已不需用的法国舰队来帮助他。瞄准的目标是格拉纳达王国。

显然，法国到底意欲何为，这是永远也无法得知的。西蒙·勒纳尔在4月25日这同一天写道：“陛下，在这个王国，事态和议论是如此变幻莫测，以致要发现、报告法国人的行动的真实情况，十分困难。”总之，多嘴多舌、滔滔不绝、喜好谈论——这是法国人的一个缺点——难道同西班牙人的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不同样是掩饰自己要玩弄的花招吗？然而，几个月以后，西蒙·勒纳尔作出结论说：“法国国王不相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为了粉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图谋，同德意志人、瑞士人、摩尔人以及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谈判。”74 9月1日，西蒙·勒纳尔添加说，法国国王还同那不勒斯的流放者、逃亡者，同阿尔布雷公爵，同摩洛哥的谢里夫75进行谈判。12月6日，丰塔拉比再次作为法国国王将要进攻的据点被提及，“法国国王知道丰塔拉比是西班牙的锁钥”。76威尼斯人最求之不得的莫过于看见这场法西之间的战争爆发。法国人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打这一仗了。“促使他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是他们在德意志的情报活动和秘密勾结。”一旦发生敌对活动，德意志就会起来造反。莫里斯·德·萨克斯难道没有在议会里直率地提出过吗？土耳其皇帝也进行怂恿。他答应“率领一支足以把陛下从柏柏尔、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赶走的舰队前往，之后把将被他攻占的地区交给法国人”。这些计划西蒙·勒纳尔通过各种来源和渠道有所风闻，并且由一个充当翻译（阿拉伯文—土耳其文翻译）、住在巴黎的名叫德麦蒂科的希腊人加以证实。阿尔及尔“国王”派驻法国国王那里的大使可能在亨利二世进入布卢瓦的同一天到达。他受到法国国王和王军统领的接见。他们谈到“陛下这一年在阿弗里卡取得的胜利”。根据最新消息，土耳其人将以在匈牙利修建堡垒违反缔结的协定为借口破坏停战协定。

第二年，西蒙·勒纳尔的信件77还详尽地叙述了关于丰塔拉比、某些德意志城市、意大利和柏柏尔等地的与上述情况十分类似的事。一个马耳他骑士报告说，桨、帆从马赛运到柏柏尔。在这之后，令人警觉的迹象倍增。法国大使4月12日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即将发生重大事件的征兆。5月27日，蒙特吕克乘船前往意大利。法国国王下令在马赛装备4艘帆桨战船准备出航。事实上，最后就在帕尔马问题上爆发了战争。教皇于勒三世在那里向法尔内兹家族发动进攻。法尔内兹家族的背后是法国国王。教皇的背后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这头几枪是中间人打的。这几枪的枪声低沉、微弱。但这是大战的开始。先是隆隆炮声在整个欧洲不断增大。最后，大战终于爆发。7月15日，人们在奥格斯堡获悉土耳其舰队最近驶抵那不勒斯沿海海域。78

2.地中海内外的战争

第一枪的确是土耳其人打的。他们怎么能够让基督教徒在从马耳他骑士团占据的的黎波里79到阿弗里卡和拉古莱特的这段非洲海岸上定居下来，沿着这条最重要的可以完全切断或者至少可以严重阻碍他们的通往西方的道路的线上稳稳当当地定居下来呢？德拉库特没有力量单枪匹马对抗安德烈·多里亚的几支舰队。1551年4月，他在杰尔巴岛的南部挖掘一条横贯退潮时露出的沙滩的运河80，用这种绝望时采用的计谋才使自己得以在这个岛屿上逃脱这几支舰队的袭击。德拉库特有被从非洲海岸连根拔除的危险。另一方面，据说马耳他骑士打算放弃他们的丘陵起伏、贫瘠荒凉的岛屿，一直迁往阿弗里卡和的黎波里，他们在那里可以控制附近海域。土耳其人会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就在柏柏尔的入口修建一座罗得岛的新的固若金汤、不可攻克的堡垒吗？81

的黎波里的陷落：1551年8月14日

然而，一切进展得如此之慢，以致土耳其人能够根据最站得住脚的外交准则，大胆断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违反停战协议的条款，沿匈牙利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他在特兰西瓦尼亚策划阴谋活动。82他进攻素丹的同盟者德拉库特。1551年2月，一个土耳其使者——这是一个拉古萨人（他取道君士坦丁堡和奥格斯堡之间的陆路）——前来觐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宣称：皇帝必须拆毁佐埃诺克的堡垒并且归还阿弗里卡，否则将会爆发战争。83这里有个很小的奇怪的细节：锡南帕夏抵达墨西拿的灯塔前面，他的整个舰队在福萨·迪·圣焦瓦尼集结。这时，他致函总督84,重申这项归还要求。这项要求当然遭到拒绝。人人都焦急地寻思素丹的舰队会采取什么行动。它将开往马耳他、阿弗里卡、的黎波里还是继续向西驶行以便同法国的帆桨战船会师？法国会采取什么行动？这就是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为之焦虑不安的事。85

土耳其舰队在进行佯攻之后，于7月18日抵达马耳他86，力图在该地登陆，然后一直推进到戈佐岛。该岛惨遭洗劫蹂躏。土耳其人从该岛抓走5000到6000名俘虏。877月30日，土耳其舰队扬帆启碇，驶往非洲海岸。马耳他和的黎波里的情况一样，8月初还存在这样的希望：这只不过是一次声东击西的佯攻而已。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阿拉蒙在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于8月1日到达那不勒斯。当时风传他是来这里寻找舰队以便随同这支舰队前往西方的。舰队将在西方停泊过冬。远征部队很快就开始在的黎波里西部的祖瓦赖和东部的塔朱拉登陆。

1510年7月，的黎波里曾被西班牙人攻占，并于1530年被西班牙人转让给马耳他骑士。这是个很小的土著城市，是个设防情况极差的驻防城市。城内住着为基督教徒服务的阿拉伯人。城区有一道残破的城墙围绕。城墙有的地方筑有城楼，但城墙基本上用泥土砌成。面对港口的是一座老式城堡。城堡有四座角楼和墙。墙小部分用石头砌成，大部分则用泥土砌成。最后，一座小城堡用炮火控制着海港的进口通道（海港宽大水深，足够停泊1，200萨尔马的大帆船）。这座小城堡修筑在伸入海中的狭长陆地上。这片陆地通向在西边掩护海港出口处的岛屿。这种小城堡或者阿拉伯人所叫的Bordj el Mandrik，是一种质量十分低劣的堡垒，之所以质量十分低劣，是因为这个贫瘠的地区缺乏木材、石料等。据说也由于骑士团团长胡安·德·奥尔梅德斯吝啬，不愿花钱修建得好些。在堡垒内有由说奥弗涅方言的元帅弗拉·加斯帕尔·德·瓦利埃统率的30名骑士和630名在最后紧急关头才征募来的、素质很差的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雇佣兵。这位元帅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显得庸庸碌碌。88

因此，尽管土耳其人在冬季到来之前可用来攻城的时间很少，但攻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次攻城，进攻者可以登陆、轻易取得供应、挖掘前进壕沟，部署3支各配备火炮12门的炮队来轰击城堡。被围困的士兵哗变，强迫司令投降。谈判十分简短。土耳其人要求把城防工事完整无损地交给他们。交换条件是：在已经同土耳其人会合的法国大使的干预下，守城的马耳他骑士保全了性命并且获得自由。他们搭乘大使的帆桨战船灰溜溜地回到马耳他，士兵们却留在敌人手中。这些士兵抗命不从，这是他们罪有应得89……

以上至少是博西奥这个马耳他的“有产者”的记述。他在内心毫无疑惧、十分安宁的情况下，把随后在马耳他审判负责的司令官时所用的论据作为他的材料来源提供出来。全部过错都加在不再在那里进行自我申辩的被俘士兵的头上。但是，这起案件当时产生了大量传闻。法国骑士加斯帕尔·德·瓦利埃像历史学家萨洛莫内·马里诺硬说的那样叛变了吗？至于对阿拉蒙大使的严重指控、污蔑就更不必说了。或许必须指控西班牙人德·奥尔梅德斯本人带来这场灾难吗？这个人至少表现得鼠目寸光、缺乏远见。

是谁的过错，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由于的黎波里陷落，土耳其人拥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战斗的和同柏柏尔联系的工具。这个城市是非洲内陆传统的出口，这次将恢复它过去的重要地位。基督教徒过去占领这个城市后，撒哈拉的贸易转向的黎波里附近的塔朱拉。塔朱拉是莫拉特·阿加这个粗暴的人的采邑。1551年的胜利使莫拉特·阿加得以高居的黎波里的帕夏管辖区的首要地位。于是，黄金和奴隶再次踏上这条通往这个“富有黄金的”城市的道路。

土耳其的这次突然袭击，也发出了正在欧洲酝酿准备的全面战争的信号。法国的挑衅和冒险行动变本加厉、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也采取预防措施，从8月份起夺取了法国在荷兰的全部船只。90遭到亨利三世和王军统领侮辱的教廷大使一遇到愿意听他讲话的人就宣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91有人已在加斯科涅征募兵员。92吉斯公爵的3万名官兵和7000匹马越过巴罗瓦和勃艮第的边界。但是，这些人马不会立即抵达意大利。西蒙·勒纳尔说，对法国人来说，在意大利的帕尔马和米兰多拉，事态发展得相当糟糕。93马赛的帆桨战船大概接到命令去同土耳其舰队会师。94

这种种危险沉重地压在施展谋略手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上。财政困难对他的压力也并不稍轻。在这个他必须应付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问题的困难时刻，财政困难是个严重问题。他担心西西里岛的命运，于8月份下令把西班牙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从符腾堡调往该岛。很少有什么行动比这个表面上十分简单的措施更加重要了。查理五世离开德意志时，让他的兄弟前去占领他自己将从那里撤出他自己的军队的要塞，但他的兄弟要自己为占领这些要塞支付费用并且在查理五世认为适于采取这一行动时这样做。费迪南这时却对匈牙利边境的情况忧心忡忡。那里的战争也在蔓延。而且他虽然在那里得到那时已经暂时转而赞助哈布斯堡家族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支持，但他觉得很难抵抗鲁梅利的省长穆罕默德·索科里95的对疆土造成巨大破坏的袭击。

查理五世这次让占领军换防这个举动，直接助长、促成、诱发了1552年德意志的叛乱。他过高地估计了土耳其的危险吗？如果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也并非他一人如此。8月15日，总督托马斯·德·维拉努埃瓦从巴伦西亚告知菲利普有敌军登陆的危险。968月24日，维尔格尼翁从马耳他请求安纳·德·蒙莫朗西说：“如果国王和您不愿在土耳其皇帝那里调停说项要他让我们过和平生活的话，我们就会处于被打败的危险中97……”

法国国王才不会关心拯救马耳他呢，他有很多其他要操心、关切的事。战争已经开始在帕尔马附近不宣而战，并且逐渐蔓延到欧洲，只差官方正式宣布了。法国国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他以帕尔马公爵的同盟者的身份在9月1日，即特兰托的主教会议恢复讨论的这一天，同教皇断交，以此作为第一步。12日，他遣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驻法大使西蒙·勒纳尔98，并召回自己的大使。99直接战争已经开始。布里萨克已经轻而易举地占领基耶里和圣达米昂的小要塞。100更早些时候，在8月份，指挥法国帆桨战船的将领保兰·德·拉·加尔德在意大利沿海海域俘获了西班牙舰船15艘，101并于同月恢复对巴塞罗那的进攻。法国海军从这个港口掳走大船4艘、新近下水的帆桨战船1艘和多里亚亲王的三桅战船1艘。102从那时起，法国就接二连三采取作战措施，例如派遣舰队去意大利，在布列塔尼把船只装备齐全103以及没收在法国港口停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臣民的船只104等。最后，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之间的最后协定的基础在10月份奠定下来。105

这个结局会使神圣罗马帝国方面感到惊讶吗？根据匈牙利的玛丽的信函，至少在表面上，神圣罗马帝国方面并不感到惊讶（不管富埃特对此有什么其他的说法106）。玛丽在荷兰异常不安，但头脑清醒，并且和平时一样，考虑采取这一断然措施：大胆打消英国的敌意，把它争取过来，从而在该国取得一个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舰船来说不可或缺的港口。她提出107：“有人甚至说上述王国易于征服，特别在目前当它陷于四分五裂和极端贫困的境地的时刻更是如此。”不管怎样，假装对费迪南的儿子信任和爱戴，暂时不再谈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是颇为得策、合乎时宜的。德意志人从这件事中可以找到某些可感欣慰满意之处，并受到鼓动去援助皇帝陛下。如果战争打赢，就容易保证帝国由得力的人来领导。但是，首先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匈牙利的玛丽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一切：法国会怎样得到信奉新教的英国的支持、怎样在德意志内部“挑拨离间”以及所谓的法国人与“莫里斯”·德·萨克斯公爵的协议的内容如何等。至于这位公爵，她提议说，既然在匈牙利又有同土耳其作战的前线，难道不可以给这个公爵一个在土耳其前线上的职位吗？108这是让他靠边的办法。如果他拒绝接受给他的这个职位，这就是迫使他暴露他耍的花招的办法。

查理五世始终不了解法国耍的这个花招。这是他唯一的策略错误。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幻想。不管他的痛风病的病情多么严重，他仍然坚持去因斯布鲁克定居，以便能够就近对意大利进行监视。因此，他准备再次进行同法国国王的战争。109

1552年的战火

下一年，即1552年，在长时期内逐渐积累起来的炸药，引起一场巨大的火灾。欧洲各地燃起熊熊烈火。虽然这些滚滚烈焰，或则相继燃起，或则同时燃起，而且起火的地方如此之多，以致它们之间的根本联系被遮盖了，但都是一场唯一的大火的一部分。1552年这一年，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战争。

最先爆发的是德意志的内战，即那场外莱茵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诸侯革命的战争，虽然这不仅仅是一场“诸侯战争”，而且还是一场宗教的110甚至社会的战争。对查理五世来说，这场战争以灾难告终。他被驱赶出因斯布鲁克后，不得不在4月19日先于莫里斯的部队逃跑，丢失德意志，丢失之快就同1547年他很快得到这个国家一样。用布塞尔的话来说，他的“暴政”在1552年2月初和同年8月1日之间的短短几个月内崩溃了。帕绍条约于8月1日缔结，恢复了德意志的自由，并且暂时恢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意志之间的一项协定。

在西方，德意志进行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法国国王履行他和德意志新教徒缔结的并被1552年1月15日签订的香波尔条约确认的协定，作了“莱茵之行”。他4月10日攻占图尔和梅斯，1115月抵达莱茵河河岸，然后在他的德意志同盟者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始谈判时，谨慎地向西撤退。这时，凡尔登5月份被后撤部队在返国途中占领。112在第二阶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同德意志达成协议后，重新集结他的军队，从南到北穿越德意志，再度占领梅斯。梅斯之围始于10月19日，以1553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失败及撤退告终。113第三次德意志战争在东面匈牙利边境进行，敌方是土耳其。这场战争特别艰苦。对费迪南来说，这一仗打得很糟，战局逆转，他直到年底才得到莫里斯·德·萨克斯率领的德意志各个诸侯的救援。7月30日，特梅斯瓦尔被土耳其人攻占。114

在卢森堡和荷兰的边境进行了另外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同上述各次战争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在意大利，战争零零星星地进行。这是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围城、皮埃蒙特的山地游击战以及时有时无的休战。4月29日的协定结束了法国国王和教皇于勒三世之间的战争。115但是，平衡立刻又要恢复。7月26日，在“法兰西！法兰西！”的呼喊声中，锡耶纳举行起义，驱逐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宣布独立。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事件，因为它切断了西班牙的交通线。直到1555年4月，锡耶纳陷落，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和科西默·德·梅迪奇攻占，这起事件才告结束。116

我们必须把地中海的海上战斗加进上述各次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去。地中海的海上战斗，只不过是总的欧洲战争的细枝末节而已。这些战斗在军事上绝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把它们同欧洲的总的战争联系起来，它们就很难被人理解，毫无意义可言。1552年，这些战斗的规模缩减为土耳其大舰队的调动和转移以及法国的帆桨战船的航行等。土耳其大舰队经由平时的航路，一直开到墨西拿，8月5日在蓬查和特拉契纳之间打败安德烈·多里亚的舰队。117法国的帆桨战船则由保兰·德·拉·加尔德率领，奉命前去同土耳其大舰队会合。

但是，土耳其大舰队却不顾法国的一切强烈要求，不继续向西驶行、压逼。巴伦西亚的总督及时报告西班牙的菲利普，黎凡特的大舰队1552年8月13日进入马略卡。但是，这一年和上年的情况一样，这是一场虚惊。118可能锡南帕夏为了他个人的私事和对波斯的战争，感到急需赶回东方。他无论如何也不等待法国的帆桨战船。法国的帆桨战船正如土耳其舰队1543年在土伦的情况一样，必须远离本土前去东方的开俄斯岛停航过冬。119一份文献资料表明，这些舰船开到那不勒斯沿海海域，在雷焦附近时让一些人登岸，并在当地以低价获得供应补给，杀猪宰牛，砍倒花园里的树作为木柴储备。两个当时在该地潜逃的见习水手——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尼斯人——说，这些帆桨战船正在航行途中，目的是前去追回土耳其大舰队以便占领那不勒斯或者萨莱诺。难道这一事件同萨莱诺亲王D.费朗特·桑塞维里诺的密谋有什么关联吗？这位亲王当时正在这支法国舰队的舰船上。威尼斯已经拒绝赞助这个密谋。这个密谋可能因舰队姗姗来迟而告失败。120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当时法国的政策仍然是对那不勒斯梦寐以求。土耳其的帆桨战船如果不那样急于返回，也许会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成果。热那亚和那不勒斯都抵挡不住法土两个盟国的联合努力。安德烈·多里亚也不会有空离港出海去供应和加强受到威胁的城市。

但是，土耳其人的目光没有这样远大。对他们的舰队来说，要做的就是进行小规模的出征抢劫活动。船的底舱一旦装满掳获物就向黎凡特返航。甚至也可能像一个不久以后就不胫而走、到处流传、却又无法核实、很难消除的传闻所说的那样，这支舰队驶离时带有大量西班牙人或者热那亚人送交的贿赂。

因此，这个戏剧性的1552年的主要政治问题并不存在于地中海。这些问题与德拉库特、锡南帕夏或者这时已经年迈的安德烈·多里亚都毫无关联。人们企图看透识破的人，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或者令人捉摸不透的莫里斯·德·萨克斯。后者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为人现实，很多人说他品德低下，行为不端。很少人像他那样神秘莫测。是他在导演反对查理五世的戏，迫使查理五世经过阿尔卑斯山一直逃到比不来梅更远的菲拉赫，用这个办法来让查理五世为穆赫尔堡战役付出代价。然后，他在取得圆满成功的时刻突然停止行动。据说他这时是有力量向意大利方面施加压力的。然而他为什么突然停止行动呢？是因为士兵对他抗命不从吗？是因为他不愿意自己让法国人牵着鼻子走，唯法国人之命是听吗？他是个稀罕怪异的人物吗？是个目光如炬、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吗？是个急于结束对德战争的人吗？或者他仅仅在这个风云变幻莫测之年同费迪南分子融洽相处，了解德意志在东方对抗穆斯林世界的斗争的困难吗？人们提出的上述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奇怪的人物突然带着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他自己的生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121

至于年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真的像爱德华·富埃特所说的那样，是他的外交机构的错误的牺牲品，或者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他自己的顽固不化性格的牺牲品吗？也许他认为既然在8年中他在法国前线避免了这类无保留地拼耗力气的事，他就能够不战而胜。所谓不战，即不解开腰包付出分文。他的财政困难很大。只是在逃离因斯布鲁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才决定作出巨大努力。或许正如理查德·埃伦贝格大胆提出的那样，查理五世1552年6月仅仅由于安通·富格向他提供了400万杜卡托才获救。122这笔贷款使他能够在帕绍谈判中口气坚定。来自佛罗伦萨（以一笔20万杜卡托的贷款的形式）、那不勒斯（以一笔80万杜卡托的贷款的形式），特别是来自西班牙的强有力的援助，使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大躯体重新有了活力。123从1552年起，西班牙的白银用船装运，从半岛向热那亚输出，特别向安特卫普的输出，第一次达到巨大的数额。124查理五世被人指责缺乏先见之明。但是，他怎么能够预见到费迪南分子的对他如此有害的、几乎无异于背叛的行径呢？他的大错在于他顽固地在奥格斯堡附近停留而不前往荷兰（他后来试图这样做但已经为时太晚）。荷兰是他进行最后防御的内堡，是他的强固要塞，现在甚至还是他的金库。125他本应在1544年就知道从那里，而且只能从那里打击法国。

亨利二世的政策也同样引起大量猜测，成了人们长期谈论的话题。亨利·霍瑟寻思德意志之行是否瓦卢瓦王朝的政策的颠倒。他自己立刻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126亨利二世几乎马上回到对意大利的挂虑关切上来，回到这个幻影上来，回到这个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上来。教廷大使圣克罗切1553年初写道：“法国国王的思虑关注完全转向意大利的事物上了。”127因此，这次征伐德意志只不过是一起偶然事件而已。事实上，法国国王在这方面并不怎么需要进行选择。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同哈布斯堡家族这个庞然大物对抗并因此和别人一起，同时最有力地在最要害的地方打击它。发生的事件就这样把他从一个方向引到另外一个方向。1552年发生的事件又把他带向东方，并且让地中海的历史学家亦步亦趋，也跟着到了东方。这是因为西班牙的强大力量已经在德意志占领阵地，定位扎根，并且把荷兰作为它的财源，有时还作为它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基地之一。

科西嘉投向法国人；英国投向西班牙人

第二年，即1553年，地中海和附属于它的陆上地区仍然不处于国际政治的中心。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呢？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出动过一次，一直推进到直布罗陀；土耳其舰队出战过一次，这次战斗进行得稍迟，与法国的帆桨战船协同配合，一直打到科西嘉岛；最后，在夏季这个美好季节的末尾，法国军队和这个岛上的流放者、因政见移居外国者，占领了科西嘉岛。128这虽然是三次引人瞩目的行动，但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重要。

萨拉赫海伊斯129是个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摩尔人”。他在巴巴罗萨的监护下被抚养成人。他从1552年起就是阿尔及尔的第七个“国王”。他4月份到达阿尔及尔这个城市时，首先就发起进攻，使拒绝缴付“贡税”的图古尔特和瓦尔格拉的首领就范。这些袭击非常奏效，他满载金银而归，并且还得到向他“纳贡”的允诺，即每年将向他交纳10个来自非洲的穷乡僻壤的黑种女人。在阿尔及尔，1552—1553年的冬天被用于精细地装备舰队。从6月初开始，萨拉赫海伊斯率领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双桅横帆船等舰船共40艘。全都装备精良。然而，在这个季节进行的首次袭击却以在马略卡的惨败告终。接着，在西班牙海岸，海军及时得到警报，海上行劫者扑了个空。他们在海峡才得到机会，掳获了5艘葡萄牙的小吨位帆船。这些船只碰巧运送贝莱斯的总督。这位总督是谢里夫王位的觊觎者，这次从西班牙半岛归来。他在这个半岛同他的党徒试图推进他的事业。整个船队：小吨位帆船、葡萄牙人、摩洛哥人都遭到劫夺，被运到贝莱斯。哈埃多说，萨拉赫海伊斯在那里把掳获物作为友谊和睦邻关系的保证赠送给谢里夫。他这样做还为了使谢里夫不要经常入侵邻近的奥兰。尽管如此，3个月后，新的边境事件又在特莱姆森附近发生。阿尔及尔的主人不得不再次利用冬季来准备远征。这次是同摩洛哥对抗……不错，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谨慎小心地把王位觊觎者巴·哈苏恩带回阿尔及尔。

当土耳其舰队由德拉库特率领（并由保兰·德·拉·加尔德和法国的帆桨战船伴随）驶抵意大利沿海海域时，萨拉赫海伊斯很可能已经返回他的基地。阴谋诡计，甚至可能已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收买的大臣鲁斯顿帕夏130的共谋串通，拖延了土耳其舰队的出发。这支舰队不如上一年的那支强大，首领已经易人，由德拉库特接替了锡南帕夏。此外，土耳其的舰船不立即径直驶往托斯卡纳的马雷马海岸，而把它们的时间浪费在劫掠上。8月，潘泰莱里亚岛遭到抢劫。然后，西西里海岸上的利卡塔小麦港也遭到劫掠。德拉库特和突尼斯人之间的谈判（突尼斯国王刚刚同拉古莱特的西班牙人绝交），使舰队滞留在西西里和非洲之间。这些延误使安德烈·多里亚能够在把他的舰队的主力配置在热那亚的同时还来得及对基督教的要塞进行供应补给，并沿意大利海岸部署足够数量的快速舰船，以便及时通报敌方舰船的调遣运动情况。

敌人8月3日才抵达第勒尼安海。131几天以后，敌舰袭击了厄尔巴岛，抢劫了卡波利维里、里奥·马里亚纳、马尔西亚纳和农戈内港等地。但是，主要目标是科斯莫波利斯，即费拉约港。该地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抵抗。也仅仅在那时，在考虑对皮翁比诺发动进攻后，舰队才帮助把法国军队从锡耶纳的马雷马运送到科西嘉。

法军首脑在卡斯蒂利奥·德拉·帕斯卡亚举行了军事会议。132法国驻帕尔马的部队的司令特尔姆元帅的建议占了上风。在保兰·德·拉·加尔德和科西嘉的流放者（萨姆皮罗·科尔索是他们的首领）的支持下，这位元帅决定在没有国王明确的命令的情况下就侵入这个岛屿。这件事轻而易举就完成了。巴斯蒂亚8月24日被攻占。德·拉·加尔德男爵26日抵达圣弗洛朗。然后轮到岛内的科尔泰被占。巴斯蒂亚的热那亚商人在位于岛的中心的这个城市避难。最后，9月初，博尼法乔在试图进行抵抗之后投降。133人们知道，这座城市和卡尔维是这个岛上热那亚人最多的城市。土耳其人掳获甚丰，而且已经得到德拉库特自己从保兰·德·拉·加尔德那里逼取来的付钱的承诺，因此拒绝延长对卡尔维这座热那亚人在岛上占有的最后一个要塞的包围，并返回本土。10月1日，134土耳其舰队穿过墨西拿海峡，12月抵达君士坦丁堡。

一个打击奥地利家族的大好时机丢失了吗？土耳其人没有竭尽全力打击，这是事实。135某些人说，他们被贿买腐蚀。但是，有另外一些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次所作的努力审慎有节。土耳其的这次行动从一开始起就是审慎有节的，因为这一年只有60艘帆桨战船从君士坦丁堡开出。在东方，波斯战争仍在进行。在这个1553年，136一个在阿勒颇安家落户的伦敦商人安东尼·詹金森，目睹苏里曼大帝及其服饰豪华奢侈的一行在前往波斯途中进入这个城市的情况：有轻骑兵6000名，土耳其近卫军士兵1.6万名，“全身穿金的”伴随素丹的侍卫仆役1000名；素丹骑乘白马，身穿绣金袍子，头戴丝麻混织宽头巾。30万名军内人员和20万头骆驼殿后担任运输……难道不正是这个景象抵消、限制、减缩了地中海的战争吗？

这时，法国人依靠土耳其人在科西嘉站稳了脚跟。夏季终了时，这个岛屿已经属于他们所有。在这个岛屿登陆的消息使热那亚政府目瞪口呆，使科西梅·德·梅迪奇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大为震惊，引起教廷一连串责备。这个岛屿很快就被征服。萨姆皮罗·科尔索和流放者在岛民的协助下已经单独完成几乎全部工作。不管对还是错，有理还是无理，科西嘉人憎恨热那亚人，憎恨这些外国主人和城市的高利贷者，憎恨这些原来身无分文的去殖民地发财致富的殖民者。整个科西嘉岛的居民都是这样吗？被热那亚人用武力降服的贵族家庭当然是这样。被荒年歉收和经济危机激怒、其正常生活被殖民者引进的新耕作方法打乱的平民大众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热那亚的统治是“永久的凶手”。137

尽管如此，在这个就其资源而论人口过多的岛上，战争仍然加深了贫困。法国人、热那亚人、阿尔及尔人、德意志的身强力壮的士兵、热那亚的意大利籍的或者西班牙籍的雇佣兵，还必须加上萨姆皮罗的徒众，这一大群士兵都需要生存下去。他们抢劫居民，糟蹋庄稼，烧毁村庄。科西嘉的不幸在于它对外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的内部价值，并且在这场瓦卢瓦家族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中是个交通枢纽。法国占领科西嘉比它占领帕尔马和锡耶纳更加阻碍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同它的同盟者之间的往来联系。“所有从卡塔赫纳、巴伦西亚、巴塞罗那（我们还应该加上马拉加和阿利坎特）开往热那亚、里窝那或者那不勒斯的船只，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在科西嘉的海岸的视野之内的海域。在16世纪情况更是这样。

在这个时期，柏柏尔海盗麇集于在撒丁岛和非洲海岸之间的这部分地中海海域。正常的航海路线绕科西嘉海角或者直接穿过博尼法乔海峡。当时，船的吨位很小，航行时不能中途不停直接横渡。从西班牙开往意大利的船只自然而然中途要在科西嘉的各个港口停泊。”138那个时代的人对法国人征服该岛不管感到兴高采烈还是惶恐不安，都马上认识到征服这个被萨姆皮罗·科尔索称为“意大利的制动器”139的地方的重要性。

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立即发起反攻。一俟恶劣的气候中断了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夏季合作，恢复了西欧各国的舰队之间平时的力量对比，局势就会颠倒过来。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现在具有互相邻接的这种优势，而这时法国的帆桨战船已经驶返马赛。140科西嘉岛远离这些战船，得不到它们的支援。再者，这个岛屿现在直接受到仍在卡尔维坚持、毫不退让的热那亚人的威胁，只由叛乱者和5，000名老兵防守。亨利二世似乎已经在9月份开始同热那亚间接谈判。141但是，后者在佛罗伦萨公爵的唆使怂恿下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出呼吁，142并且已经筹集了80万杜卡托，征募了1.5万人。多里亚派出的远征部队9月离城，在热那亚河畔滞留了一些时候，15日抵达科西嘉海角，16日进入圣弗洛朗海湾。海湾守备部队于下一年2月17日投降。143一场艰苦的战争开始了。

1553年是地中海风雷激荡、变幻莫测之年。但是，与席卷欧洲的大战相比，地中海的这些冲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一年的一大插曲是戏剧性的英国王位继承事件。1553年7月3日144，爱德华六世去世。以新教为官方宗教的英国也随着这位英国国王之死而消失了。其后的英国几乎对法国友善，并且肯定敌视哈布斯堡家族，以致在荷兰，人们同时为莫里斯·德·萨克斯（死于7月11日）的消失和玛丽·都铎的登基145而感谢上帝。然而，这次登基在一个四分五裂、动乱不已的国家里特别困难，而且立刻产生了也并不简单的女王的婚姻问题。年轻的菲利普亲王在克服了重重障碍并于最后时刻排除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求婚者——葡萄牙王子东·鲁伊斯、玛丽自己的叔父146——的候选资格后，向女王求婚成功。这一“非常令人嫉妒的成功”147应该归功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归功于格朗弗勒和西蒙·勒纳尔大使。它无可争议地是这位大使的杰作。女王的婚约于7月12日签订，两天后在王国全国公布。148

正当哈布斯堡帝国遭到沉重打击的时刻，命运通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成功重振了这个帝国的事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定居荷兰，放弃对已经四分五裂、而他自己又进一步任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的依靠，转而依靠英国。他把军队集中在北海附近。北海是北欧的地中海。它和从大西洋通向北欧的海运干线一样，几乎全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位皇帝把荷兰建成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要塞。149因此，对法国国王来说，1553年和1554年之间的冬季的前景是黯淡的。他能够像威尼斯大使所希望的那样阻止西班牙的君主前往他的新王国吗？（一个机会曾经出现在维尔格尼翁面前，但他没有抓住。）150这样做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在德意志，这项婚约的力量同样被人强烈地感受到。1553年12月30日，151威尼斯派驻查理五世处的大使写道：“德意志的各个诸侯仍然担心西班牙君主现在同德意志接近，担心他将来通过争取英国，接近英国，能够在这个新王国的帮助下，并且由于德意志人内部的分裂不和，再次用武力把他过去试图通过谈判取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共同助理职位’据为己有”。

英国女王的婚姻甚至在正式缔结之前就已经在外交的秤盘上产生了重量。152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敌人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这宗婚事没有办成，是英伦三岛受到严重动乱的震撼，是法国人想通过他们对伦敦民众发出号召使动乱的局势更加恶化。153后来甚至在1554年2月举行了关于把女王送往加来，送往安全可靠的地方的谈判。154这样，查理五世得到的就并不是英国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女王的好意和同情，而这个女王本身又只不过是一个别人对她的地位提出异议、并没有把握得到她自己的资财、甚至没有把握得到西班牙的援助的女统治者而已。这种援助法国人可以在英吉利海峡加以阻截。155最后，这个女王还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身或者他的儿子手头更加拮据。

查理五世的弃权让位：1554—1556年

缺乏金钱的问题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十分严重。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方面，他同富格家族、谢兹家族以及其他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热那亚等地的贷款者之间不断发生纠葛。在法国方面156，法国国王可以在里昂的交易所获得一笔贷款。1553年将是“盛大聚会”公债发行年。但是，借债必须偿还，而且为了偿还债款必须加征捐税。因此，在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由来相当久远的不安情绪。

早在1547年，157法国王军统领就不得不镇压在圭耶内镇征收人头税引起的骚乱。1552年4月，158一些传到西班牙的公文急报指出，法国既不缺乏小麦也不缺乏面包，但是，那里有一股对捐税极为不满的情绪，甚至圣安托万或者圣拉萨尔的修道院和医院都不能免缴捐税。在1552年这一年，重新开始的战争使平民百姓、商人和十分惧怕贵族敲诈勒索的农民破产。上述公文急报继续说：“每个贵族绅士难道不是到处拿自己需要的东西吗？这些人都像没有主子的摩尔人一样。”不错，这是一则西班牙人的公文急报，不一定可靠。但是，1554年4月，一则从法国发往托斯卡纳的公文急报159也指出：人们对战争厌倦；军队状况不佳；国王缺乏钱款，无法征募瑞士人入伍；捐税再度加重；私人所有的银器被熔化；贵族证书公开出售；教士要求捐助……此外，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德意志，都存在同等程度的厌战情绪。8月，教皇试图利用这种厌战情绪谋求和平。160

土耳其帝国因为自身的兵力投入波斯，情况也不妙。1555年，法国国王的大使科迪尼亚克不得不径直前往正在对萨菲作战的部队的司令部，亲自请求素丹派遣舰队。161

也许过去曾经被历史学家视为阴谋和算计的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资财和钱款的短缺导致的情况而已。在1554年和1555年这两年内，战争到处都打得松松垮垮，疲疲沓沓。在荷兰边界和皮埃蒙特边界上进行的是一场要塞战。1555年6月布里萨克162在皮埃蒙特发起一次突然袭击，攻占了卡萨尔要塞。小规模的海战在地中海进行。土耳其舰队在这个海域只是短期出现过。1554年，这支舰队由德拉库特率领，在都拉斯停留过久，迟迟不驶离该地。至少法国人有这种看法。法国人和阿尔及尔的荷兰圆头帆船协同行动，企图这时在科西嘉岛上和在托斯卡纳的马雷马的海岸上进行干预。163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主要是因为若干艘西班牙帆桨战船已被派往大西洋护送菲利普前往英国。但是，德拉库特到达迟了，并且几乎还没有沿那不勒斯海岸航行就立即返回东方。法国代理人指控德拉库特叛变164，并从那时起就千方百计把这个人物排斥出指挥岗位。总而言之，德拉库特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方面得到过钱财是可能的。但是，下一年，他在舰队里只担任第二把手，受新任舰队司令、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皮亚利帕夏的指挥。土耳其舰队不顾法国国王进行一次“激烈的和坚决的”战争165的要求，冷眼旁观，不参加对卡尔维的包围。卡尔维得到热那亚人的充分供应，使法国人进攻受挫。土耳其舰队对11月份进攻巴斯蒂亚的尝试同样马马虎虎。这座城市一年以前就已经再度落入敌人手中。最后，在对托斯卡纳的海岸和岛屿进行过几次徒劳无益的进攻之后，土耳其舰队借口粮食缺乏166、气候恶劣，掉转船头返回本土。人们难道没有权利认为这支舰队像上一年一样已经接到审慎行事的命令吗？

大国缺乏资财，临战逃避，不负责任，这使小国得以表现得比平时更有效能。大家已经看到，热那亚是在用一股什么样的热劲在科西嘉作战。在从1554年到1555年这段时期，它把法国人驱逐出该岛的大部分地区。167托斯卡纳公爵科西梅·德·梅迪奇所作的努力同样大。尽管安德烈·多里亚在海上对他支援不力，他仍然迫使在锡耶纳的法国人于1555年4月21日投降。安德烈·多里亚一方面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他作为热那亚人眼见托斯卡纳扩张，大为不悦。几个月后，科西梅·德·梅迪奇夺回马雷马海岸上的奥尔贝特洛。当时只剩下亚平宁山中的蒙塔尔奇诺“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本来是锡耶纳的爱国者和一些法国人168的避难所。但是，1555年底，科西梅就进攻该地，并以扫荡基亚拉山谷作为这次进攻的开始。169

在这两年中，比奥斯曼舰队更值得详细叙述的只有阿尔及尔国家。1554年，170萨拉赫海伊斯率领他的军队从海上抵达梅利利亚的“新”港，然后又从陆上直抵塔扎和非斯。他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该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袭击摩洛哥。摩洛哥的骑兵抵挡不住土耳其人的火枪。但是，胜利的袭击是无果之花，不能产生稳定的局面，因为胜利者在非斯把受他们保护的人扶植上台后（即那个上一年被他们俘虏的巴·哈苏恩。此人不久以前还是他们的奴隶），后者不久以后就被前谢里夫杀掉。那些满载掳获物、被受他们保护并对他们感恩戴德的人馈赠重金和乘骑摩洛哥人的驴、马回去的胜利者一旦离去，谢里夫就回到城里。这次远征为阿尔及尔人留下的一切，就是佩农·德·贝莱斯这个我们以后还要再谈到的遍布岩石的小岛。171

下一年，即1555年，阿尔及尔人转向东方进行反布日伊的活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西班牙驻防地的活动。因为这种驻防地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城市，而是在土著居民点以前的界限之内的一小块设防地区，呈三角形。每个角上有堡垒一座。帝国城堡是一种类似拉古莱特的原始堡垒的三角形工事。海上大城堡和小城堡是摩尔人的古老建筑，面对海岸。172在这些堡垒内部有百来个人和几十匹马。提供人、畜的给养，既要依靠驶来的供应船，也同样要依靠守备部队的出击。要塞司令、年迈的卢伊斯·佩拉尔塔正是在一次外出搜寻粮秣时中埋伏身亡的，他的职务由他的儿子阿隆索接替。1731555年6月，萨拉赫海伊斯率领几千名士兵离开阿尔及尔。这些士兵中有能使用喇叭口火枪的基督教背教者。与此同时，他又从海上派遣一支小舰队运输粮食和大炮。这支舰队包括帆桨战船两艘、小船一艘、在阿尔及尔征用的法国“箭船”一艘。这是一支很小的舰队，大部分海上行劫船已经出航前去与利昂纳·斯特罗齐的舰队会合。但是，这支力量已经足够，因为堡垒无法抵抗大炮的轰击。堡垒的防守者逃到附近实际上无法防守的城市。不久以后，阿隆索·德·佩拉尔塔投降，从敌方换得的是保证他本人和他挑选的40名同伴生命安全并让他们乘1艘法国“箭船”返回西班牙的诺言。这次失败在西班牙引起巨大反响。174在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卡斯蒂利亚等地都有人谈到要组织一次报复性的远征。托莱多的大主教西利切奥率先发起这次报复运动。175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路易斯·卡夫雷亚指出，这个情况如同在荣誉和名声之类的问题上需要大量金钱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远征延期进行，借口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在他自己的各个王国。但是，愤懑情绪始终非常强烈，以致阿隆索·德·佩拉尔塔回国时被逮捕，并受到审判，1556年5月4日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斩首。176他的罪行难道真是那样严重吗？布日伊受到攻击，他就及时向西班牙提出请求，恳请派兵增援。命令从西班牙下达到当时那不勒斯的总督阿尔贝公爵那里。但是，这项命令下达得如此之慢，以致当多里亚亲王被公爵提醒，1556年3月在那不勒斯率领帆桨战船准备启碇时，投降的消息已经传来177……

当小国正在处理它们自己的争端时，大国之间的外交花招照常耍弄。教皇于勒三世1555年3月22日之死178使查理五世失去无可争议的支持。在历时仅仅几个星期的马塞尔二世的统治之后179，当保罗五世于1555年5月23日当选时180,即正当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和平谈判181在马尔什进行之日，法国国王继承了他曾经失去的东西。开始时，没有任何事物使教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烈的敌对情绪显露出来。但是，这种情绪本身就威胁着将在北欧建立起来的和平。1555年10月13日缔结的一项秘密条约（当时威尼斯和布鲁塞尔的人都知道有这项秘密条约）保证，如果实现和平的希望破灭，法国能够与教皇正式结成联盟。182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出现同样重大的变化。菲利普已于1554年胜利到达英国。183各国外交信函纷纷对此大加猜测。女王爱他吗？他们会生儿育女吗？（早在1555年就有人说不会）。与此同时，人们获悉查理五世把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米兰公爵领地让给他的儿子、当时的英国国王。184毫无疑问，此举的特殊目的，乃在于提高新郎的身价。这个举动类似1551年让人任命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为波希米亚国王的费迪南的举动。这些问题是威信和礼仪问题。但是，在1551年的这些退位声明书中——这一点我们读读查理五世在同一个1554年拟定的遗嘱便会信服——已经潜藏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一个国家的弃权让位的可能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潜藏着他在几个国家弃权让位的可能性。人们通常只想到根特的动人的催人泪下的景象，想到他放弃荷兰。1555年10月25日，查理在这个国家首次对三级会议声明他遁世隐居的意愿。185事实上，这时他已经放弃了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内等地。1556年，他在远离西班牙的地方从西班牙的王位退下来，没有丝毫张扬。186他只在1558年死前不久才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金冠。这个最大的弃权让位行动被推迟了，其原因是对前景难卜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感到不安的费迪南本人一再坚决要求推迟187，也可能是在荷兰和意大利感到需要他父亲的支持和保护的菲利普一再坚决要求推迟。

像自从米涅特和加夏尔以来历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把这些弃权让位的事贬降为纯系宫闱失和以及个人冲突的结果，也许是错误的。也应该考虑到在1554年和1556年之间这段时期的战争气氛。查理五世也许想让他的儿子避免在紧接他的死产生的混乱中继位的危险。他之所以放弃他最珍视的计划，他之所以把驾驶德意志国家这艘大船的任务交给费迪南的朋党，是因为自从1552年和1553年以来，他就估计到驾驶这艘大船是不可能的。当他1555年把缔结奥格斯堡和约的工作和责任交给费迪南时，他就离开了这艘大船的船舵。奥格斯堡和约将使德意志在这个世纪还剩下的时间内得以明显地安宁度日。但是，他内心却憎厌这项和约。此外，这个很不可靠的德意志，英国——菲利普的结婚礼物——能够在力量的天平上取它而代之。抛弃这个德意志也许是结束战争和战争给他带来的巨额开支的唯一途径。

不管是什么原因，菲利普的帝国脱离德意志集团，对地中海世界来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1558年7月，当菲利普二世要求得到1551年的协议书188曾经允诺给他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教区时，最后的联系也断绝了。他派驻费迪南处的大使1558年7月22日从费迪南那里得到一个相当婉转动听的答复：“……在研究了你代表最尊贵的英国和西班牙国王、我们亲爱的和钟爱的侄子想要我注意的关于在意大利的帝国副长官的职务这个问题之后……你可以代表我们对殿下说，我们牢记曾经对他作过承诺；我们非常愿意履行这个承诺……”但是，事情非常微妙。“……殿下应该记得，当我的主人帝国皇帝、我自己以及殿下知道的那些人讨论让殿下和我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副长官这个问题时，我们向他们指出过可能随着这个步骤在帝国国内产生的烦扰、动乱和骚动。我们还向他们指出，这条道路不会成功。尽管如此，出于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敬，并且根据他的旨意，我们不得不做已经做了的事。以后不久，人们承认我比我们大家期望的更有预见，因为莫里斯公爵和其他王侯一旦被人告知我们的意图和计划，就拿起了武器……”189

那么现在人们是否在副本堂神甫的职位问题上要去冒同样的风险，进一步指控哈布斯堡家族想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王位世袭的国家？同德意志的强大力量进行斗争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殿下我们要承受来自法国以及土耳其方面的种种任务和需要，而我要承受土耳其和匈牙利叛乱分子方面的种种任务和需要，宗教和其他麻烦问题我们也少不了，这还没算在内”，更不要说教皇这个奥地利家族的敌人还要百般刁难。费迪南继续说：“这一切还要加上另外一个碍难之处：殿下为了履行职责必须住在意大利。我们的承诺正是以这一点为条件作出的。十分明显，我们的意愿从来就不是殿下可以远从佛兰德、英国或者西班牙来履行这项职责……”让我们删节这封毫无疑问在我们眼里比在菲利普眼里更加讽刺挖苦的信，赶快读读它的结尾吧！“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从现在起就答应：不管什么时候殿下前去意大利，我们都将以适当的形式向殿下送去我们的证书……”这是可以一风吹光的诺言。不久以后，菲利普就只不过是西班牙一个地方的国王了。

这或许是他放弃德意志。这个放弃行动早就暗含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先的那些弃权让位行动中了。这次放弃比任何事物都更加促进了欧洲的和平。在马尔什开始进行的、并且与广泛流行看法相反并没有中断的谈判，190以导致缔结沃塞尔的停战协定告终。这项停战协定由于英国女王从中斡旋，理所当然地在战争季节即将来临时，于1556年6月5日草草签订。191

毫无疑问，这项停战协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只不过承认了既成事实而已。但是，它使战争中止，换句话说，使巨额耗费中止，这正是人心所向的事。费迪南抱怨说：“这个季节世界各地都钱款短缺。”他那方面希望通过法国人来同土耳其人达成停战协议。192这时，查理五世在这种缓和的气氛中打算离开，193前往西班牙，最终放弃世界和权力，并且在他离去后让菲利普留在荷兰。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就将在不同的程度上，以同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以布鲁塞尔为它的政治和军事首都，以安特卫普为它的经济首都。这当然是个美妙的计划。的确可以从布鲁塞尔密切注视并统治欧洲。但是，欧洲愿意听任别人统治吗？

3.战争重起 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因素仍然来自北方

沃塞尔停战协定遭到破坏

沃塞尔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是个难于理解的问题。鉴于敌对双方都已精疲力竭，这项协定能在一个时期内相当好地满足了各方：法国保住它征服的地区，特别是萨瓦和皮埃蒙特两地；哈布斯堡家族正再度作为世界主人出现。这个家族拥有西西里、那不勒斯、锡耶纳、皮亚琴察和米兰等地。可以说意大利半岛属它所有，因为皮埃蒙特在16世纪还几乎不能说是意大利的一部分。最后，对罗马教廷来说，这显然是个尽力使这次停战转变为普遍和平的大好时机。这是它扮演的传统角色。194保罗四世感到至少不得不在嘴上讲讲漂亮话。于是他正式下令庆祝，195派遣代表拜访停战协定的签字各方。他甚至还当着威尼斯大使纳瓦杰罗的面，196把缔结协定的功劳归于自己，但是，他骗不了任何人，尤其骗不了威尼斯人。

的确，这项停战协定的宣布在罗马犹如一声晴天霹雳。197立即就有消息传出说，这项协定的缔结违反了教皇的意愿，置教皇的所有努力于不顾。198不管怎样，这项协定是由于他后来才废除的。一个人竟然能够单独并且这样快地重新点燃没有彻底熄灭的战火，这正好使人注意到个人在历史上的戏剧性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个已达耄耋之年（生于1477年，登上圣彼得的王位时79岁），但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宽厚虔诚得令人惊奇的人（他是德亚底安修会的创建者）的身上，教会找到一个坚忍不拔、毫不妥协的保护人。这位保护人使因1549年保罗三世之死而中断了的同查理五世的冲突再起。这是一场罗马同专制君主之间的、同1527年下令抢劫罗马的人之间的永恒的冲突。这个下令抢劫者使新教徒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他还接受了奥格斯堡和约。

这是当时保罗四世对查理五世的反感之一。这种反感是他作为教皇对查理五世的反感。这种反感不应低估。但是，他对查理五世还有另外一种反感。这是他作为那不勒斯人对查理五世的反感。他是亲法的卡拉法家族的首领。他憎恨查理五世，憎恨他是那不勒斯的主人并且是他的亲属的敌人。这些亲属积恨很深，渴望复仇。保罗四世的高龄足以使他亲身经历过意大利从前的自由时代。他还憎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外国占领者、西班牙人的代表，“这些异教徒、这些分立派教徒、该死的家伙、犹太歪种、摩尔人歪种、世界的渣滓”的代表。199意大利的自由思想在他的身上十分强烈。这一点从下面的话里可以得到证实（这些话是在教皇的政策失败之后对威尼斯大使说的）：“亲爱的威尼斯爵爷们和其他所有不愿抓住机会摆脱灾祸的人们，你们会后悔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是野蛮人，他们最好留在自己国内。”200

保罗四世是个根据自己的精神和内心的冲动行事的人。他作为讲道者和神学家，主要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幻梦中，而不是生活在包围他的世界中。马里亚克指出：“他像哲学家一样，是个只大致懂得如何领导国家事务的人。”201

通过对这些特点进行对照比较，我们可以比较好地了解教皇在1556年和1557年采取的政策和这项政策的爆炸性的力量。即使是这样，那也并不是全部历史，因为教皇并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他的政策不是一项，而是几项。他并不对这些政策全部负责。他的周围是他的亲戚和顾问，其中包括一个可怕的人物——卡尔洛·卡拉法红衣主教——一个奇怪的人。这个人像教皇一样狂热冲动，但缺乏教皇的优秀品质。这个红衣主教贪得无厌、脾气火暴，好把自己的旨意强加于人，行事无所顾忌。他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谈判像同法国人谈判一样，会在这种交往中走得很远。

1556年6月，他作为由红衣主教担任的教皇特使来到法国宫廷，然后带着从“爱好和平”的法国王军统领蒙莫朗西那里得到的正式干预的许诺202离去。科利尼制定了计划，其结果是自受其害。203几个月过去了。10月和11月，教皇和阿尔贝公爵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于11月18日达成停战40天的协议。204在谈判过程中，卡拉法红衣主教直接和进抵奥斯蒂亚的阿尔贝公爵接触。会谈的结果相当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卡拉法家族不但向西班牙人索要法国人还在托斯卡纳拥有的要塞，而且还索要锡耶纳邦。德拉·卡萨收藏的官方文献资料中有一篇珍奇的对红衣主教卡拉法的讲话。这篇讲话旨在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那里获得锡耶纳邦。205西班牙的档案资料中有一项1557年1月22日的备忘录。这项备忘录载有详细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将宽厚地把锡耶纳邦给予蒙托里奥伯爵（他是红衣主教卡拉法的兄弟），以履行正在和皇帝陛下谈判缔结的协定。206同一个卡拉法前往威尼斯，试图说服威尼斯市政议会加入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参加瓜分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财产。这个瓜分是可能进行的。但是，威尼斯人拒绝了。他们说，他们不愿手上沾满苍蝇。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手上全是臊臭味……

卡拉法是被某些历史学家肯定为保罗四世的政策和思想的忠实解释者的人物，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否定这种看法。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评定殊非易事。

肯定无疑的是：保罗四世很早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对哈布斯堡家族居心叵测。207甚至据说他准备召开主教会议来剥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显职高位。因此，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问题主要在于了解法国国王的意图何在。如果法国国王保持中立，它就完全能够使教皇就范。否则即使法国国王企图处于一种在以后的17世纪通常被称为“隐蔽”战争的状态中，战争也将重起。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了。主意已经打定。鲁伊·戈梅兹和法国王军统领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突然中断，原因是这位王军统领对关于俘虏问题的谈判和关于他被人索要的、已经增加的将为他的儿子付出的赎金的谈判不大满意。在布鲁塞尔人们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为了能够得到一星半点使谈判破裂的借口，他们正等待阿尔贝公爵干出些反对教皇的事来。”208

我们应该重复一下这一点：卡拉法家族的政策这样快就产生了这样重大的后果，令人感到惊讶。但是，法国人可能担心不站在罗马这一边就会使他们的敌人的地位和威望提高。他们力图使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力图转弯抹角地支持教皇而又不使停战协定遭到破坏。事实上，可能正是由于教皇的干预进行得十分迅速，因此这种干预才得以奏效。过去的冲突点燃的狂热情绪并没有熄灭。法国人仍然对那不勒斯和米兰内念念不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被人认为已经置身世事之外，但仍然对保罗四世的所作所为大发雷霆。他让人把快信急件念给他听，并于6月决定推迟他的西班牙之行。毫无疑问，在对很久以前进行的对罗马的激烈斗争的回忆的推动下，他命令阿尔贝公爵对教皇的备战活动进行反击。这是与菲利普的意见背道而驰的。菲利普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破裂。迫在眉睫的冲突显现出是一场狂热的激情偏见的冲突。这是一场被旧思想和旧争吵经常产生的纷争驱使卷带的老人希望发生的冲突。这些旧争吵只要有新的怨恨产生就会扩大。

圣康坦

这一点千真万确，以致在意大利复活并因意大利而复活的战争，违反常理，目前并没有在意大利半岛和邻接这个半岛的地区，即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不错，这可能是由于土耳其的强大舰队按兵不动，远离战场；由于法国在没有强大的盟国的情况下就无法在地中海尝试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只有几艘土耳其帆桨战船1556年由海上行劫者和哈桑·科索伴随曾经在短时间内前往包围奥兰。209在1557年这个战争胜负已决之年，土耳其人甚至连与这种小规模的钳形攻势相当的行动也没有组织。

1556年12月，弗朗索瓦·德·吉斯曾经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支军队有步兵1.2万人，重骑兵400人，轻骑兵800人。210根据传闻，他当时拥有的部队比这更多。211这支军队和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彼侧的唯一的同盟者弗拉拉公爵所征募的意大利军队212能作何用途呢？弗拉拉公爵被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部队的司令。这项任命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上他已经让军队的指挥权旁落他的女婿弗朗索瓦·德·吉斯的手中。进攻米兰内可能是明智之举。但是，弗朗索瓦·德·吉斯野心勃勃，亟欲征战杀伐并夺取王位（可能就是梦想为他自己取得那不勒斯的王位），因此难于对教皇保罗四世的呼吁充耳不闻。保罗四世刚刚谴责了1556年1月同西班牙签订的并于同年12月延长的停战协定。他大肆封官许愿，十分慷慨。1月12日，西蒙·勒纳尔报告说，教皇决心运用他的全部“教义”和教会的收入来继续进行战争。213因此，教皇可能计划把博洛尼亚和佩鲁斯交还法国人。人们可以以这两个城市为基地更加为害佛罗伦萨公爵。弗朗索瓦·德·吉斯为什么进军罗马，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到达罗马后，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花在玩弄阴谋诡计上，4月5日才对威尼斯发起进攻。进攻不很得手。5月，他不得不转攻为守。8月，他奉命返回法国。

教皇被人这样抛弃，不得不进行谈判，而且是为问题的彻底解决进行谈判。阿尔贝公爵用很大的克制缔结了和约。和约缔结后于9月14日公布。214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万众欢腾，普天同庆。我们可以举出这些欢庆活动中的两次盛大游行：一次9月份在巴勒莫举行，“人们张灯结彩，庆祝保罗四世教皇陛下和我们的国王菲利普二世之间缔结和约”；215另一次11月18日216在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举行时该地鸣钟不止，有宗教列队仪式，人们高唱感恩赞美诗。

没有必要谈这项西班牙—教廷和约的重要性。它标志着西方世界的一个历史转折，标志着罗马沦落到服从哈布斯堡家族的地步，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它标志着罗马—西班牙联盟（因为在保罗四世的统治下，这种服从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只消举出他1555年在承认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问题上制造的困难就可以知道）。这个联盟一直维持到从1580年到1590年这段时期，使天主教和教会受到保护217，使反宗教改革运动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只是因为有了这个世俗权与教权的联盟才得到保证。

弗朗索瓦·德·吉斯已经撤回米兰内，218但是，他在获悉圣康坦的灾难（1557年8月10日）后，不得不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人们知道科利尼在圣康坦被西班牙军队包围一天后，就设法钻进堡垒。8月10日，王军统领指挥的解围部队在索姆河沿岸遭到敌军主力的突然袭击，并被驱散。接着发生了一场屠杀，大批法军官兵被俘，其中包括王军统领本人。菲利普在殿后部队中不时收到捷报。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晚上11时，信使从战场到来，告诉我们敌军溃退，王军统领被俘。凌晨1时，另一名信使证实了失败的消息，没有证实王军统领被俘……我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到博雷瓦）以便明天前去现场。我的表兄弟（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的一个亲随肯定他见到了王军统领和俘虏。俘虏的名单陛下即将见到。”219

圣康坦攻下后，法国国王被解除武装。西班牙国王在法国国王的王国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呢？菲利普二世指出：“然而，要在法国为所欲为必须以不缺乏金钱为条件。”关乎国运的话已经说出了口。西班牙的财政状况却是灾难性的。2201557年1月1日的法令已经宣布西班牙国家破产。所有的宏伟计划都难于实现，除非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不顾任何准则扑向巴黎。这正是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想做的，也正是已经告老退隐的查理五世得到胜利的消息后想做的。谁知道他们如果自主行事，为所欲为，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发生的情况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把时间浪费于包围诸如哈姆、卡特莱、圣康坦和努瓦荣之类的小城市上，因而失去了他们的胜利已经为他们带来的好处，未能扩大战果。

法国国王还来得及采取反措施，调集人马，等待吉斯返回。奇怪的是，在欧洲的各个金融中心，战败的法国国王的信誉仍然高于他的战胜者。英国人由于过分自信，也可能由于没有得到西班牙军队的及时援救，失去了他们在法国的古老要塞和据点。不管怎样，根据法国的观点，局势恢复了原状。毫无疑问，1558年7月13日，特尔姆元帅在格拉夫林战败，由于英国舰队参战，败局相当严重。但是，吉斯公爵2216月末攻拔可能威胁梅斯的蒂翁维尔。这次胜利弥补了上述败局。

同一个1558年，在地中海，一支强大的舰队应法国人的请求从东方开来。2226月份的头几天，这支舰队在那不勒斯沿海海域出现。6月7日，它被人发现在卡拉布里亚的小港口斯奎拉切。22313日，它在那波勒斯口。224它不在平时的停留港停留，继续高速航行。225它突然袭击索伦托和马萨并获得成功，因为这些地方的居民虽然已经得到特别信使的通知，但没有想到危险迫在眉睫。6月26日，这支舰队一边航行，一边抢劫，抵达普罗西达沿海海域。它从普罗西达扬帆起航，驶往地中海西部。226在热那亚海湾，它没有发现法国的帆桨战船，于是向巴利阿里推进。皮亚利帕夏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米诺卡岛上的埃利亚227这座小城，使得巴伦西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时，巴伦西亚的人正担心摩里斯科人起来叛乱。228法国人说服这支舰队驶回土伦和尼斯。但是，皮亚利帕夏一到达那里，就拒绝采取任何对抗巴斯蒂亚的行动。这个拒绝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格拉夫林传来了这一消息：瘟疫使被罚划船的奴隶和犯人大批死亡并且使皮亚利帕夏不得不拖带几艘帆桨战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皮亚利已被热那亚人高价贿买。

图66 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在安特卫普金融界的借款，1515－1556年

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查理五世在安特卫普金融界的借款”〔载《查理五世和他的时代》（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1959年〕绘制

有三种欠债：对安特卫普城市的欠债、对金融界商人的欠债（短期借款）、对显要人物的欠债（无息贷款）。以厘计算的利率在下图列出。短期借款最终占优势。这种巨额浮动欠债的起伏波动随着战争的变化产生。晕线构成的部分代表战争时期。对德意志新教徒的战争记录在两个连续的阶段中。这里采用的对数计数法隐蔽了最后的急剧上升（从50万镑上升到500万镑）：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开始。要把这幅画补充完全，至少还需要关于坎波城的同样的记录资料。

皮亚利帕夏不顾法国人徒劳无益的反对，率领舰队返回本土。返回时，还有为西班牙效劳的帆桨战船紧随其后，但这些舰船在航行中同土耳其舰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次袭击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虽然代价高昂，但在战争的天平上却并没有什么大的分量。

因此，在罗马问题自从1557年9月以来已经得到解决的这个时刻，敌对双方能够恢复和平谈判。总之，1556年的局面恢复了，但发生了两起新的事件：一是1558年9月21日，查理五世死于于斯特，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的出现因而比过去更为必要（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二是玛丽·都铎接着也于9月17日去世，229这个对法国来说十分危险的英国同西班牙帝国的联盟于是分崩离析，宣告解体。王位继承问题在英国产生。这个问题构成的威胁和纠纷也随之而来。北欧再次成为所有外交人士瞩目关注之地。

卡托—康布雷锡和约

英国问题对最后导致在1559年4月2日和3日缔结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的谈判，或许比历史学家想象的更有影响。

毫无疑问，财源枯竭迫使敌对双方缔结和约。其次，事实证明，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用武力解决问题。在法国方面，国内问题成堆，形成重压。如果按照词义去理解所有发自这个王国的外交报告，那么要找出一个比法国更加怨声载道的国家，找出一个比法国贵族阶级更加穷困悲惨的贵族阶级，找出一个比法国平民阶级更加呻吟悲叹的平民阶级，就是件难事了。虽然对情况的描述难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但绝非纯系子虚乌有。这个国家整个的巨大身躯，都受到新教的困扰折磨。亨利二世的政府决心用武力对付这个教派。在两个签字的政府中，这个政府肯定最“信奉天主教”，打击异端更加坚决。它要这样做，和平对它来说就不可或缺。最后，还必须考虑到帮派的作用和影响。在亨利二世软弱无力的统治下，这种作用和影响十分强大。还必须考虑到吉斯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将在不久以后为宗教战争添薪加炭的政治争端。这些争端往往只不过是普通的权力之争。威尼斯的通讯报道指出：“如果和平存在，这位王军统领就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发生战争，他就是无足轻重的俘虏。”230这个事实太明显了。

这些事实、这些真实情况，在阿尔方斯·德·吕布勒的古老著作231和吕西安·罗米埃的光辉著作中232都已经经过详细的研审。但是，我们还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一些阐述。卡托—康布雷锡和约被法国历史学家，也被那个时代的某些人（我特别想到法国的皮埃蒙特的负责人布里萨克233）视为法国的灾难。或许值得对另外一种观点进行研究。在法国从这项条约得到的好处中，最主要的是两宗婚姻：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和玛格丽特的婚姻以及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的伊丽莎白的婚姻。伊丽莎白还是孩子，就必须成为西班牙的“和平的王后”。今天，我们倾向于低估这样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事实不容否认：16世纪的整个政治首先是家族政治。婚姻是重大的交易。深远的谋算、无穷的狡计、窥测和陷阱，都是缔结婚姻的诱因。一宗与西班牙缔结的婚姻，只要由于它排除了与西班牙另一宗婚姻的可能性，这宗婚姻就是法国的辉煌胜利。英国的伊丽莎白只要愿意，就会成为菲利普二世的妻子。1558年10月，菲利普二世最真诚地向她求婚，被她拒绝。234与法国人缔结的婚姻，除了这宗婚姻本身带来好处之外，还是防止英国和西班牙帝国进行新的联合的保证。

对法国来说，条约的消极方面在于确定了法国放弃意大利，在于归还了萨瓦和皮埃蒙特这些和法兰西王国邻接、易于为法国同化的土地，从而对以后可能来自法国的对意大利半岛的事务的干预形成一道障碍，条约的消极方面最后还在于法国违反正式作出的承诺，放弃科西嘉，从而失去了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阵地。但是，法国只归还了科西嘉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并不拥有科西嘉的全部土地。条约规定把包括都灵在内的五个皮埃蒙特的要塞留给法国。这是对最近的将来加以保护。不错，这些要塞将于1562年11月2日归还。235但是，甚至在这个日期以后，在山的彼侧还会留下一个法国的桥头堡。因此，当内韦尔公爵1574年9月获悉亨利三世途经都灵期间把1562年以赔偿名义交给法国的皮涅罗尔和萨维朗两处要塞送给“萨瓦先生”时，大发雷霆。236从那时起，在山的彼侧对亨利三世就只剩下萨吕塞侯爵领地上的无法防守的城市和乡村了。内韦尔公爵又说：“这对我会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陛下刚刚进入他的王国，就试图瓜分它，更有甚者，就试图在亲眼看见意大利的美丽之后永远关上通向这块土地的大门；我担心全世界看到陛下这样行事会大吃一惊，纷纷议论。”至于可怜的意大利，“它不幸眼见自己失去拯救自身的手段……眼见自己将永远屈从于西班牙的强大势力，会有正当理由来为自己的灾难悲叹。”之所以1574年，即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后15年，还能向意大利“关上大门”，可能是因为1559年所作的牺牲和放弃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大而明确。

不幸的是，法国牺牲的和放弃的，不仅仅有意大利，还有萨瓦，特别还有皮埃蒙特。后者是一个一半并入法国的、与瑞士各州邻接的、通过尼斯和维尔弗朗什狭窄的走廊在山的彼侧同意大利北部平原连接的邦国。当然，它并不是意大利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甚至在像班德洛237这样的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人怀疑有偏袒之嫌的意大利人的眼中，它也是一块单独的、特殊的土地。亨利二世统治下的法国急急忙忙寻求和平解决，却又显然不了解和平解决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且以不可原谅的残酷，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放弃了皮埃蒙特。它还无情地让锡耶纳人受科西梅·德·梅迪奇支配，让科西嘉受热那亚支配。锡耶纳的流放者试图用高价从菲利普二世那里赎买他们的自由，但白费力气。

然而，1559年的条约隐藏着法国自身的谋算。亨利二世表现出来的反对异端的热情本身，在法国国内和国外，难道不都是为了对付英国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吗？玛丽于11月死后，另外一个玛丽，即1558年4月24日与法国王太子结婚的玛丽·斯图亚特238，从王朝的观点看，显然享有取得英国王位的权利，特别由于这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谨慎地，但却明显地倾向新教，情况更是这样。在罗马，人们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另一方面，菲利普二世尽力防止可能给年轻的英国女王的开除出教的惩罚。这个惩罚有为法国的入侵打开通路的危险。这次入侵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诗人们已在谈论这件事。例如1559年龙沙就在一首他向亨利二世致贺的颂歌中以及稍早些时候，在玛丽·都铎死后不久，迪·贝莱在一首写得极为清楚明白的十四行诗中，都谈到这件事。239

没有什么事物比1559年6月递交给菲利普二世的那份长备忘录240更能显示出北欧和英国事务的重要性了。这份文件使菲利普二世十分惊恐不安，以致他放弃了他的西班牙之行。这份没有签名的文件，毫无疑问出自君主的非西班牙籍顾问之手。菲利普二世把它送交给他不在西班牙各个王国期间担任摄政职务的姊妹胡安娜。这是一份包含34点内容的陈情表。它敦促西班牙国王继续留住北欧各国的中心——佛兰德。法国人当时正计划侵入英国。“如果丧失英国，佛兰德各地就将陷入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否认这一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虽然某些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英国将在短时期内沦入敌手，这一点因各种理由已经被认为肯定无疑了。”这些理由包括：法国王太子享有权利；英吉利王国国势衰弱、四分五裂；英国国防状况不佳；英国天主教徒需要保护人；法国使用海军并以苏格兰为基地易于发动入侵等。至于教皇可以剥夺现在的英国女王的王位这一点，还不计算在上述理由之内。为了道义上的理由，西班牙国王显然不能支持天主教教会在英国的敌人。他如果这样做，就会发现自己遭到这个岛上大部分人的反对（这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在荷兰，人们认为英国人大多数信奉天主教）。他会让法国国王圆满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吗？从法律上讲，法国国王肯定将以他的名义宣布和平并维护和平，把远征英国的事交给法国王太子去进行。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不顾他自己签订的条约。但是，如果菲利普二世留在荷兰，法国国王就不会进攻。

对参谋部的文件永远不能句句当真。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这项计划也不只是炊烟一缕。菲利普二世之所以不愿意经过法国返回西班牙，之所以避开人们对他的阿谀奉承，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要避免自己卷入冒险的行动中。阿尔贝公爵在举行于巴黎圣母院的菲利普的婚礼上代表菲利普。他用密码写信给国王说：“法国人尽量在他们所有的谈话中向陛下表示他们深厚的友谊……法国国王的全体亲随左右说的三句话中就会有两句谈到法国国王对陛下表示的敬爱和友谊，以及他将在陛下的一切事业中帮助陛下。这或许是真情，因为这是合乎理智的。也可能这些人表示愿意参与陛下的事业只是希望让陛下承担义务而不让他们自己的事业失败241……”就在法国国王开始热切地希望同菲利普二世真诚谅解，提出愿意派遣帆桨战船同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合作，参加菲利普二世准备对阿尔及尔进行的远征时（至少法国方面这样认为），怀疑产生了。对这个怀疑，阿尔贝公爵的另一封信作了确切的说明。242在这封信里，他不无轻蔑地对法国宫廷里的每个人，甚至地位低如普通的马厩总管都了解国务会议的秘密讨论的内容感到惊讶。他对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可以对基督教世界发号施令，还说“如果陛下在法国国王反英行动中援助他，他就会帮助陛下成为意大利的主人。”243然而，他又在7月份写的并由鲁伊·戈梅兹副署的信中大体说，不能让法国人在英国住定下来。“鉴于从前在那不勒斯发生的事”，参加他们的事业是危险的、前途未卜的。“即使这样做并非陛下的意图，陛下现在就应该宣布，而且明明白白地宣布，一俟陛下离开荷兰，亲王大人（东·卡洛斯）就将前往该地，以使法英两国人知道，陛下并非在让这个战略要地毫无保护的情况下离开它。在我看来，这样做很好。”244

伊丽莎白在她那方面对法国在诺曼底各个港口厉兵秣马进行备战，深感不安，并且竭力针对苏格兰和法国采取行动。1560年的安布瓦斯密谋，是一出社会戏和宗教戏，但并非与外国毫无关联。245不错，在这个时期，亨利二世的法国向比它弱小得多的国家作了让步。这位签署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的国王1559年7月1日因意外事件亡故。246他的死孕育着动乱，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内使法国失去了扮演重大角色的可能性。

这是一起多么不祥的偶然事件啊！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多么大的打击啊！如果我们愿意对1559年缔结的条约产生的结果进行研究和总结，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将英国争取过来这个希望包括进这个总结中，以补偿历史学家经常详细举出的损失。这些损失是：丧失了意大利和科西嘉。将英国争取过来这个希望，已经接近实现，但是，未来却使之化为泡影。

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

菲利普二世从来没有喜爱过北欧国家。早在1555年，他就曾经打算让他的兄弟留住佛兰德，自己返回西班牙。247匈牙利的玛丽248为此暴跳如雷。难道北欧的“雾”适合老年，南欧的太阳适合青年吗？1558年，菲利普二世没有改变主意，想要他那个曾经在1556年秋季陪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去西班牙的婶婶在荷兰代替自己。但是，匈牙利的玛丽在终于接受之后249于1558年死去。直到1559年，即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后4个月，他的岳父亨利二世死后1个月，菲利普二世才得以成行。

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谈到这件事时语焉不详。250马里亚纳史的第二部分的作者251甚至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个作者的文章不作任何解释就一下子从荷兰的场景跳到西班牙的场景。由于这次旅行，菲利普二世个人的帝国，这个多年来稳定不变的单位，终于脱离了查理五世的继承系统。与此同时，欧洲的新秩序正在建立。1558年这位新君主未经战争就失去两个主要的战略要地：玛丽·都铎去世和他的父亲弃让神圣罗马帝国王位这两件事使菲利普二世丢失了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件属于历史的必然，易于为大家理解：菲利普二世不可能在对新教德意志、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的联合敌对行动进行的斗争中获胜。而几乎正当对菲利普二世来说德意志正在最终地形成一个关闭的、外国的、反对他的世界的时刻，一起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玛丽·都铎11月份出乎预料的死——打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联盟，并且终止了建立一个以北海为中心的英国—佛兰德国家的梦想。

要估量这些事件的深远影响，只要想想菲利普二世本来可能是个什么人物——德意志世界和英国的主人——就足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称号，即使被剥夺了它的全部实质性的内容，本来也会使令人不快的关于在先权的争吵得以避免，本来也会增加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权威，并且会使对土耳其的战争能够有一个单一的指挥权威，不管这场战争是在匈牙利平原或者是在地中海进行。另一方面，有了英国的支持或者中立，荷兰战争就会进行得迥然不同。将成为下半个世纪的主要事件的、为了统治大西洋而进行的搏斗，将不会在灾难中结束。但是，谁会看不到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重心由于实际情况和环境的力量从北欧转移到南欧呢？卡托—康布雷锡和约加强了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控制，靠更加紧急、更富成果的任务，促使欧洲南部成为西班牙国王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

菲利普二世1559年8月至9月的返回西班牙之行，结束了这一事态的发展。从此以后，菲利普二世就像西班牙的俘虏一样，在这个半岛上留住下来。毫无疑问，同把他描述成被囚禁在埃斯科利亚尔的轶事所说的相反，他以后还经常周游各地，252但始终都在这个半岛之内。

古农·卢邦253在一部他很久以前写成但至今仍然有用的著作中责备菲利普二世没有在征服葡萄牙后把他的首都从马德里迁往里斯本，没有认识到大西洋的重要性。乍一看，他1559年春季离弃布鲁塞尔，也是同一性质的错误。菲利普二世在他整个统治期间谨慎小心地故意置身于欧洲的中心之外。他在制订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一项在距离方面对他不利的计算。不难用统计数字来表明，消息无论从米兰、那不勒斯或者威尼斯，更不用说从德意志、英国或者法国，传到布鲁塞尔比传到马德里快得多。西班牙，而且只有西班牙，变成了菲利普二世下属的各个国家的心脏。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心脏，从这个心脏传出他的政策的强劲有力的推动。以后国王将从西班牙观察和评断各种事件；国王将在西班牙的道德氛围中制订他的政策；他的左右亲信以后一直扩大的，是西班牙的利益；以后聚焦在他的周围的将是西班牙人。

国王的归来对他的左右亲信的组成产生了影响。早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巡游出行，尽管为时短暂，仍然使他的这个或者那个大臣所受的恩宠和所居的地位发生变化。1546年，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谈到佩雷诺特时，附带指出25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离开西班牙居留德意志或者佛兰德期间，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了。”菲利普二世离开荷兰时同他的佛兰德顾问和弗朗什—孔泰顾问离别。正如佩雷诺特的儿子格朗弗勒的例子显示出的那样，这次离别产生了某种后果。流浪生活曾经使这位阿拉斯主教走遍查理五世的整个帝国。他后来在荷兰居留，地位令人羡慕。他是菲利普二世派驻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处的代表。但是，他的地位不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时期他在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也不能和1559年菲利普二世离开之前他在菲利普二世的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20年间，他就这样远离君主。这两个人最后一次会见的重要性大家都很了解。格朗弗勒1579年到达马德里。之后，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紧接着就开始了。255

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曾经长年累月完全信赖他的西班牙籍顾问。他在西班牙受到这个半岛上的各个王国的无限爱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没完没了地巡游旅行之后，菲利普二世长期持续在西班牙出现，这被西班牙当成一种恩典，真是感动了“西班牙人的肺腑”。256费理亚公爵1595年写道：“国王下属的邦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以致我怀疑他能否在别处像在西班牙的人心中那样全面地、完整地进行统治。”257

的确，这次不断计划、不断延期的旅行丝毫不像一出临时编成的戏。人们认为，菲利普二世的爱好在构成他的旅行的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不喜爱荷兰正如荷兰不大喜爱他一样。他“对这个居留地感到厌腻”，因此，据说他匆匆离开荷兰并且一去不复返。258以上说法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只有他匆忙离去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法国大使塞巴斯蒂安·德·奥贝斯皮内7月27日从根特城写信给他的主子说259：“这位君主如何匆忙出行，如何催办所有的事以便不出差错，不发生延迟或者阻碍他的出行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伊丽莎白的大使报告流传于西班牙各界的关于国王将永远不会返回荷兰和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谈到“陛下到达西班牙的愿望”等两则传闻。但是，这个愿望是以严肃的动机为依据的。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的西班牙籍顾问从1555年起就支持这个愿望，反对“勃艮第派”、格朗弗勒派、库尔特维尔派、埃格蒙特派和奥朗日亲王派。毫无疑问，这些顾问有他们个人的原因：重返家园、恢复习俗、重得利益等。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利用在他们家乡进行的公有财产的大规模出售。但是，他们也想到西班牙的利益。

君主长期离位使政府机构逐渐变得松懈怠惰起来。西班牙的各个邦国有三个首都和三个政府：布鲁塞尔、于斯特修道院和巴利亚多利德。国王从布鲁塞尔指挥战争并操纵外交的主线。查理五世在于斯特修道院很快就不顾他原来的决定，再度掌握统治的权柄。胡安娜在巴利亚多利德听取参议会的意见，并且肩负起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责。三个首都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相等。尽管有大批信使穿梭往来，这三个首都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完全。官方的来往信件经常抱怨这一点，而且这个协同配合方面的缺点很快就产生了后果。一件事在巴利亚多利德商妥之后，必须呈交君主审查批准。这种难以置信的迂回所引起的耽搁延迟是可以想象的。西班牙几乎不再有人治理国政。1558年9月，查理五世在于斯特去世，更使困难加深。胡安娜公主显然不能胜任控制局势的任务。

菲利普二世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离开布鲁塞尔。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代表聚集在菲利普二世的周围，向他献出钱财，提出请求。科西梅·德·梅迪奇这样做，是为了得到锡耶纳；马耳他骑士团团长这样做，是为了得到远征的黎波里所必需的命令；热那亚共和国这样做，是为了处理关于科西嘉的收复的细节；法尔内斯家族这样做，是为了驱逐洛林公爵夫人，把荷兰的统治管理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菲利普二世在一次又一次接见中，一阵又一阵的感恩赞美声中，把他最大的恩宠赐给佛兰德的领主们，划定了新总督的权限。8月11日，他在弗莱辛格。为了等待顺风来临，他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等待期间，他逐一参观游览了各个岛屿和城堡，借以消磨时间。最后，25日这天，王家舰队启碇。

让·德·旺德内斯的《日记》中有一篇很全面的关于这次返回之行的叙述。260这个日记又由年轻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兹的家庭教师阿尔丹盖利261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几封信加以补充。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是西班牙的政策的人质。他的母亲曾经同意让人在西班牙把他抚养大。他陪同国王做这次旅行。让我们顺便指出，传统的关于这次旅行的叙述（可以在沃森、普雷斯科特或布拉特利等人的著作中读到）和关于菲利普二世在拉雷多的富于浪漫色彩的登陆的叙述，通篇都是虚构。当这位君主的整个船队满载他的金银财宝、上千名跟随他的封建领主和他们的金银细软在他的后面沉下海底时，他并没有冒生命危险驾一叶扁舟单独一人到达。一场猛烈的风暴的确把跟随的船队中的沉重的荷兰双桅帆船刮得颠簸不止。但是，菲利普二世在一封他自己于1559年9月26日写的信中说，只有一艘船集合清点时未到。262至于国王，他已经上岸，并且毫无疑问已经在岸上一天。上述他的整个船队沉下海底，他单独一人到达等，都纯属虚构，可能出自格雷哥里奥·莱蒂的想象。此人详尽地叙述了这次所谓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所有以后降临到国王头上的耻辱和不幸的真正的预兆。”263

4.世纪中叶的西班牙

国王是在怎样一个西班牙登陆呢？当然是一个急切盼望再见到他的西班牙。多年以来，那里人人都要求他归来。摄政女王和参议会从1555年起264就提出这一要求；卡斯蒂利亚的国会，1558年开会265提出这项要求；查理五世和西班牙半岛的全体公职人员也提出同样要求。查理五世认为菲利普二世的归来是必要的。在弗朗西斯科·奥索里奥的通讯中266，几乎每一页都影射国王的归来。他说，当消息不好时，这次归来会雪中送炭，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消息好时，这次归来可以使情况变得好上加好。1559年5月17日，他写道：“和平的来临和陛下的到来，在这些王国所引起的喜悦和满意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我无法用笔墨来形容。”267

当然，局势是严重的。西班牙虽然逃脱了战争的直接打击，但是，它不断提供兵员、船只，金钱，而且是大量金钱。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上，它已经被推翻了，陷入极度混乱和不安之中。一场 看来非常令人忧虑不安的宗教危机加深了这种混乱状态。

新教引起的惊恐不安

1558年268，在塞维利亚、巴利亚多利德和好些小中心都发现“新教社会”。这种叫法虽然并不确切，我们也应该使用。总而言之，它们被认为是“新教社会”。这个消息使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惊恐不安起来，以致有时有人提出国王1559年的旅行和新教的爆炸有关。巴利亚多利德的中心广场上的第二次火刑的确是继国王在拉雷多登岸之后执行的。269这两起事件相隔一个月。丹麦历史学家布拉特利写道，菲利普二世收到来自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坏消息后，“只渴望有一个他能返回西班牙的时刻。”270他这样写只不过是遵循某种传统而已。

宗教裁判所组织的引人瞩目的镇压，难道真正意味着一场规模巨大的新教运动正在西班牙蔓延并且威胁着这个国家吗？人们细读马塞尔·巴塔荣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这个印象。《伊拉斯谟和西班牙》271一书的这位作者指出，所谓的1558年的“新教徒”基本上是其根源在西班牙已经古老并且与路德教义并无任何联系的精神运动的继承者。巴利亚多利德的精神火焰从近处看，正像各种不同的金属粉末同时燃烧时发出的那些五彩缤纷的火焰一样。这些金属中的某些十分贵重、稀有。谁能够精确地称出譬如奥古斯丁·卡扎拉或者康斯坦丁诺这样的改宗者通过他们神秘的犹太传统能够为这个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带来的东西的重量呢？谁能够秤出在这堆火里燃烧的属于光明派的教义的东西的分量呢？这种教义是一种奇怪的金属，是纯西班牙产品。它炼净后是西班牙的主要的神秘主义的材料。谁能说出这种合金中有多少是用一种精神上的宗教（这种宗教朝向内心生活）的伊拉斯谟思想制成的？在从1520年到1530年的这些年月，首先把伊拉斯谟教派的思想，然后把瓦尔德西教派的思想传到那时仍然向外部世界的精神货品敞开大门的意大利半岛……20年后，这些思想仍然存在，它们的位置虽然已经被调换，但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如果说在这些思想里搀和着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的话，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在西班牙没有有组织的新教的礼拜仪式，没有像法国的胡格诺教派那样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教派。西班牙的异端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反对天主教的传统的话，那就是它更加倾向于试图拯救，不仅拯救精神，而且也要拯救教会和它的组织，一句话，试图维护公认的教义。不管怎样，这就是它的希望。

如果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添进了新的宗教精神的炉火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1559年的镇压呢？根据马塞尔·巴塔荣的观点，272这是一种新的镇压方法。天主教徒懂得，他们的宗教应该毫不妥协，毫不容忍。他们渴望进攻，以此来证明他们充满自信；他们亟欲使用恐怖手段来惩一儆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有利于和平的政策以及弄乱所有的分界线和混淆各种立场的那种紧张局面的变化无常性，全都完结了。新教的不妥协性使事物变得明朗起来。在1555年后，在新教徒在德意志取得成功和查理五世退位后，对立的双方采取了严厉的、旗帜鲜明的立场。一场无情的镇压先在意大利进行，然后另一场在西班牙进行。两者互不相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独立自主的。菲利普二世和保罗四世虽然被卷入同一个运动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事态迅速发展。菲利普二世归返的西班牙已经转入反宗教改革运动，转入镇压。当然，这并不因此而是国王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结果，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产生的，结果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发生的事件产生的结果，这是日内瓦的兴起和罗马的反应产生的结果。这是一场卷带了菲利普二世的、菲利普二世自己并没有制造的巨大的精神冲突。然而，10月8日，国王出席在大广场上举行的火刑，通过他亲临刑场来突出对“路德派教徒”施加的惩一儆百的惩罚，此事并非偶然。

对菲利普二世的焦虑不安，我们不应该低估。他受到在德意志和在法国发生的事件的教育之后，1558年，忧心忡忡，疑惧重重。但是，正如1559年以后他和胡安娜公主的通信对宗教问题不关注，很少提及这一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他甚至在1559年返回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危险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大。6月26日，273他告知他已经收到关于5月份的第一次火刑的长篇报告，他补充说，他很希望“已经播下的邪恶会得到医治”。他的口气是平和的。已经播下的邪恶很大，但是，庄稼来不及成熟。

镇压意味着西班牙的异端的末日已经来临。也许胜利之所以能够轻易取得是由于这个事实：伊斯拉谟教派或者新教是从外国移植到西班牙的已经“接上”、发芽、开花的嫁接植物，但是它们成活的时间又有多长呢？在人类的文明史上，50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土壤不利于嫁接，树不适宜嫁接。最后，这种“新教”所剩下的一切，就是它那能够被吸收入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它那能够朝着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个人祈祷的避难处——的方向，朝着圣泰雷兹和十字兄弟会的圣让的方向延伸发展的那一部分。

其次，这个运动从来就不得民心，而且，情况正好相反。托莱多的大主教1558年10月宣称，看来民众并没有受到污染274。被拘捕者激起的公愤如此之大，以致不得不在夜间把他们转移到巴利亚多利德，275因为担心民众和儿童追赶、袭击他们，向他们扔石头。受控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的精英，也是西班牙领主的社会精英，大宗教裁判所法官1558年没有像他的历届前任那样对这些人加以宽恕。

可能这就是产生威尼斯散布的看来完全虚妄不实的传闻的原因。这个传闻说：“在宗教的外衣下与大领主勾结串通，合谋组织几次叛乱。”276达克斯主教1559年3月277从威尼斯写来的信说得更加清楚。这封信报告说，“几个月来在圣马克产生一个传闻。此后这个传闻得到证实。它的内容是：在西班牙，王国最大的王侯中有四个起来赞成路德异端。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顽强……他们将用武力强迫他们所有的封臣拥护他们。如果菲利普不及早补救这个局面，他就将有成为最弱方的危险。”但是，威尼斯和罗马一样，都是谣言滋生的城市。有一天，朗布伊埃红衣主教致函查理五世说：“从这里（罗马）传到威尼斯的消息和从威尼斯传到这里的消息在意大利并不被人当真，就像王宫里的闲言碎语在法国并不被人当真一样。”西班牙的“新教”似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但是，混乱可能产生，因为在宗教叛乱之外，西班牙还有政治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也令人忧心忡忡。

政治上的不安与不满

人们通常把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当作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来谈论。对于统一的西班牙这个名词，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并加以限定。在这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实施当然加深了，民众个人享有的特权和自由将近1559年时继续遭到蚕食。法律没有改变。对过去的叛乱人们记忆犹新。王室的权威并非毫无限制，并非毫无与之对抗的力量。它必须同司法部门，同教士的神话般的财富，同富有的贵族的闹独立，同摩里斯科人有时公开的违反法纪，同政府官员的抗命不从等进行斗争。在1556年和1559年之间这段时期，甚至出现了国家威信严重下降和违抗命令的危机。

问题不在于公开的叛乱，而在于不满的情绪和不忠的思想形成的那股浪潮。这股浪潮在历史学家略伦特278所收集的并且只在并排列出时才具有意义的那类详情细节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查理五世“年迈力衰、誉满名高、病弱体残”，于1556年在拉雷多登岸时，他发现只有几个贵族在那里迎候。这时这位年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此感到痛苦和惊讶。279不久以后，查理五世的姊妹、法国王后伊丽莎白和匈牙利王后玛丽来半岛旅行。在从哈伦迪利亚前往巴达霍斯途中要召几个领主来陪同她们，但是，这些奉召的领主却抗命不从，并且认为因为这件事为自己辩解是多此一举。280不久以前，希望在瓜达拉哈拉定居的这两位王后曾经要求因凡塔多公爵把他的房屋让给她们。这些房屋是以后庆祝菲利普二世的第三次婚礼的地方。281公爵拒绝了这两位王后的要求，这激起这两个妇女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极大愤慨。但是，这位皇帝却不管别人怎样议论，不愿强迫公爵。因为公爵是过去曾经为他效命的重要人物。1558年1月，普拉森西亚的市长决定在位于于斯特附近的库阿科斯村执行某些命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是个警官。市长和警官之间发生了争执。市长下令逮捕警官并且把他关押起来，从而结束了这场争执。282

人人都试图利用政府的缺陷、法官和大臣的无能来获得某些额外的特权。1559年10月，283菲利普二世对财政赤字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下定决心，设法革除弊端，厉行节约。一位年老的顾问、巴利亚多利德的司法部门的治安法官帕洛马雷斯学士就大领主在司法事务方面的过分要求写了一封奇怪的信给国王。这位年老的顾问提醒国王，国王在1548年和1550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德意志旅行时，七八个西班牙最高贵族曾经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帕布洛修道院开会，为全体有爵位的骑士要求以后享有只受君主审判的特权。他们也曾经要求在领主的土地里发生的刑事案件当由王家法庭审理时，判决应付的罚款应归领主所有。他们引用一项所谓瓜达拉哈拉的法律来支持他们提出的上述要求。这项法律开始制订于胡安一世在位时期。根据帕洛马雷斯的说法，这项法律不足凭信或者含糊不清。1556年（日期是有意义的，因为国王1554年前往英格兰，再次不在国内），在圣帕布洛修道院召开了一个同样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遭到胡安娜公主拒绝的要求。领主们于是想出一个迂回的办法：在出售领地的契约中，特别在1559年订立的契约中，契约的订立者据说根据瓜达拉哈达法律采用了对国家的法律来说具有危险性的条款。是王室官员胡安·德·瓦尔加斯学士第一个把这些令人生畏的语句塞进有利于他自己的关于出售事宜的文契中，其目的在于为自己保留下来在他购置的土地上进行刑事审判会带来的收益。他的例子自然群起效尤。帕洛马雷斯补充说：“陛下的某些仆从和国务顾问已经签订这样的出售。陛下应该密切注意这件事。”甚至连最高的公职人员也受到引诱，这一点已经被人看到。

领主的所作所为和封臣土地的购买者的所作所为表明国家无能、贫困和懦弱。这些情况怂恿人们侵越国家的权力。那时王权经常遇到的障碍日益巨大，这是容易理解的。城市在受到失去司法裁判权的威胁时，顽强自卫，向国王派遣代表并且往往得手。同样，往往是管理贸易的官吏自己帮助塞维利亚的商人逃脱政府的措施。1557年春季，政府没收了西印度船队带给个人的白银。查理五世气愤地说284：“鉴于在过去运到的七八百万杜卡托中我们曾经要来了500万，于是这次商人是如此狡猾，办法想得如此巧妙，结果只剩下50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发雷霆，亲自干预才使得司法机器运转起来对付罪犯。同年秋季，285派遣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小舰队去迎战西印度舰队的这一行动，被人认为更加审慎。这支小舰队9月7日抵达圣卢加尔，没收了硬币并把这些硬币运往桑坦德，然后再从该地运往荷兰。国王的权力机构沦落到采用权宜之计的地步。

国王的权力机构有时还丝毫不敢进行干预。例如，阿拉贡总督弗朗卡维拉公爵侵越司法部门的裁判权，下令绞死一个“示威者”，他的行动引发一场暴乱。国会未经国王召集就自行开会。这位总督被迫逃往阿尔哈费里亚。巴利亚多利德政府获悉此事后，否认授权给他，拒绝承担责任。286这个政府负担不起疏离阿拉贡这件事产生的后果，特别在对法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同样，在巴伦西亚对“塔加林斯人”，即对当地的摩里斯科人进行预审（这是他们的生计）的宗教裁判所法官收到谨慎行事的训令。一封1557年6月4日致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的信287写道：“去年9月4日……你们写信给我们说……由于局势如此危险，目前我们应当停止继续审理塔加林斯人的案件。”

可以想象，公职人员受到这些劝告后，真是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即使在奉命行事时也是如此。1559年2月28日，288宗教裁判所法官阿尔特亚加致函最高宗教裁判所，叙述巴塞罗那教廷圣职部的警官来要求他在巴伦西亚执行这个法庭作出的判决。“我之所以没有叫人逮捕检察官的公诉状中列出的人，是为了避免在当前的形势下，在被控告的人物大部分是这个城市杰出的官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城市中由此产生的巨大公愤和动乱。”鉴于目前的形势……目前这个时期当然是严重的，并且在考验王朝的统治。

财政困难

君主被捆住了手脚，无法自由行事。迫使他返回西班牙的各种忧虑中的最大的忧虑——关于钱的忧虑——支配他的全部所作所为。

他继承下来的帝国财政的赤字是如此巨大，以致他一支付由于战争重起而不得不支付的款项时，他的信誉就垮了。1557年1月国家正式宣布破产。289但是，这难道是真正的破产吗？菲利普二世的第一道著名法令只不过是流动债务的整理而已。王家国库依靠借贷和预支度日。这些借贷和预支是商人以高利率和其他苛刻要求为条件同意提供的。这些商人（鉴于西班牙帝国的分散性质和君主在荷兰）自己单独就能代表王家国库动用远处的和很久以后的收入。王家国库付给他们高额利息并且在定期的集市日期偿还欠债。国家的债务就这样由大量彼此极不相同的证券表示出来。法令并没有废除债务，而是规定用“胡罗”（juros）偿付。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或者终身性的年金，其利率原则上为5%。1557年1月1日被确定为清理债务的开始日期。

银行家们先是抗议，然后屈服。富格家族在进行了比其他家族更加激烈的抵抗之后也屈服就范。法令显然对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他们拥有的债券的利率降低；他们的资本冻结；他们还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出售终身年金而已。他们之中好些人的确这样做了。但是，他们的行动引起市价猛跌，使出售者蒙受损失。因此，在富格家族投降时，290“胡罗”下降到它票面价值的40%到50%。短期高利（12%和13%）债券和利率为5%的永久性年金之间的强迫性交换，不管为债权人造成多大的损失，并不是完全的破产或者严格根据法律意义的破产。

应急措施使国家好好歹歹维持到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缔结，但是，这种措施并没有消除全部困难。只有热那亚银行家还愿意贷款给西班牙国王。他们提出的贷款条件比过去更加苛刻。我现在举出1558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缔结的两项“合同”为证。通过第一项合同，热那亚银行家尼古洛·格里马尔迪291借给国王100万金币。“这个尼古洛·格里马尔迪保证负责在佛兰德以每埃居值72格罗的比价付给80万埃居，并以如下的方式付给：西班牙船只第一次自秘鲁到达时付30万；11月底付25万；1558年12月底付余下的25万。另外20万埃居他保证在这一年的11月、12月以每埃居值11里亚尔的比价在米兰支付，每月支付一半。”国王也作出一些保证作为回报：“陛下在西班牙以每埃居值400马拉维迪的比价并用下列方式偿还上述100万金币：30万立即用目前储存在拉雷多的钱款偿还；30万用将由首批来自秘鲁的船只运来的金、银偿还（如果这一年10月不偿还，上述格里马尔迪将无在11月底和12月底在佛兰德或者米兰付款的义务）；30万埃居用1559年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偿付，无息期票将交付格里马尔迪。400万马拉维迪中余下的166666埃居可以利率为10%的年金支付。将以下述方式偿还旧债54万埃居：11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0%；13.5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2%；17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4%；2.5万用矿业股份支付注46。这笔钱款的利息到1556年底按14%计算；1557年按8%计算。此外还准许格里马尔迪从西班牙输出100万金币。”

这些数字表明贷款条件异常苛刻。一篇法国的未署名的就此事进行的评论指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热那亚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出借他自己的一分一厘钱。然而，由于他使菲利普国王在安特卫普和在米兰的金融市场以与国王在这里被付给钱款的条件相同的条件得到钱款从而帮助了国王，因此，他就为每埃居赚得50马拉维迪，因为当1埃居只值350马拉维迪时，却以1埃居值400马拉维迪的比价偿还他。这是15%的差价。实际上，他在佛兰德也赚得同样多，因为当1埃居值78格罗时，他却以1埃居值72格罗的比价借钱给王室。”这个评论员对西班牙国王签订这样一项协定感到大惑不解。如果这位国王在拉雷多有钱，就让人把这些钱直接送来，事情不是更简单吗？这个评论员只看到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避免了海上运输的危险和旧债利率下降。高筑的债台对菲利普二世采取的对向他贷款者的政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同样是热那亚商人的康斯坦丁诺·真蒂来292在同一个1558年同意借出的一笔60万埃居贷款的条件也同样苛刻。这笔贷款的偿还方式如下：12.5万埃居立即在塞维利亚偿还；一笔数额相同的钱款1558年7月在塞维利亚偿还。35万埃居分配给卡斯蒂利亚的税收负担。对此还要加上通过兑换得来的过高的利润和140万埃居旧债的清偿。同样一个匿名评论员很容易就让人看到谁从这项交易活动中得利最多。

在以上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整个负担都落在卡斯蒂利亚身上（这正如1557年1月1日和富格签订的奇怪的合同一样。这项合同有一份现存于那不勒斯的法尔内兹家族的档案中293）。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感到惊奇。在这些艰难的年月中，商谈签订的贷款合同总是这个情况。这些贷款都用卡斯蒂利亚的普通税和特别税以及用来自西印度的船队带来的贵金属作为抵押发放。归根结底，菲利普二世的信用依靠西班牙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国家的确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在对保罗四世作战期间，政府的确不得不从高级教长那里勒索钱财。这些高级教长只是因为懒得对抗才拿出钱来。然后，由于需要面前无法律可言，政府就尽可能没收船队从西印度带回的钱财。这些钱应该是指预先决定给塞维利亚商人的钱或者从西印度归来的旅客身上找到的钱。这些没收行动1556年、1557年和1558年一再发生，给人留下很坏的回忆。1559年菲利普二世才决定归还过去没收的资本，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用胡罗支付。随后，在商界出现的喜悦情绪充分说明，这一措施虽然本身并不公平合理，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却是始料未及的294……

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后不久，菲利普二世似乎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他说：“……既不从（在西印度的船队上的）过路商人那里，也不从任何个人那里拿取任何东西。相反，让他们自由地收到寄送给他们的钱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合乎理智的。”295这是来得已晚的明智！10年以后，当传闻政府要恢复它早先的办法时，很多人却宁愿留在美洲而不愿冒他们的钱财被没收之险回到西班牙。296

至于正常的收入，除了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外，似乎都已经预支了。必须寻找其他税源。因此就产生了五花八门的财政应急办法。胡安娜公主1557年7月26日致国王的一封信297制订了一个表：西班牙出售末等贵族称号、承认教士的子女为婚生子女、设立市政官职，出售公有土地和司法裁判权……等。这种种出售比其他事物更使西班牙的各个王国陷于动乱之中。显然，这些出售有利于大领主，但是，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这些出售同1570年以后教会土地的出售一样，值得仔细研究。城市是第一批牺牲者，因为公有土地实际上往往是市镇的土地。这些土地就这样从城市落入贵族手中。但是，很多乡村却趁此机会赎买了它们自己，从而摆脱了城市的司法裁判权。锡曼卡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从巴利亚多利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

城市新官职的设置，是强使城市缴纳捐税的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国家收取官职出售费，随后则由城市支付薪金。298城市的抱怨不满是可以理解的。299城市保护它们自己的收入，毫不迟疑地把它们的代表一直派往佛兰德那样边远的地区。菲利普二世对城市的要求不能充耳不闻。他进行干预，取消了几笔几乎签订了的出售官职交易，最后还禁止出售某些低级官职。但是，这些明智的措施制订已晚。正如帕洛马雷斯学士和某些人的那封已经被人引用的信所说的那样，侵犯权利的事已经发生多起。关于这些侵犯权利事件中的某一些，例如发生在格拉纳达的对公有土地的侵占，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纪录留下。3001559年国库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直到该约缔结为止，还必须维持一支步兵。然后让这支军队复员。要做成这件事必须支付这支军队薪饷的欠款。由于缺钱付不起这些欠款，无法让这支军队复员，于是薪饷欠款的数额不断增加，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菲利普二世3月份向西班牙索要17万埃居。301但女摄政只筹集成功两笔借款：一笔80万，另一笔30万。她作的后一次努力，使负责西班牙国库支付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尔·坎波的信用濒于破产。为了保全他的信用，已经把巴利亚多利德集市的闭市时间推迟到6月份。1559年7月13日，302胡安娜公主致函她的兄弟说：“代理人准备去那里并且尽量履行关于支付马拉维迪的义务。其总额陛下将在呈交给陛下的备忘录中见到。他在这方面依靠的主要基础是期待中的由舰队从西印度运来的白银。这支船队刚刚到达。今天，我们刚刚获悉这支船队既没有为陛下也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东西。”据塞维利亚的市政官员说，303是新西班牙的总督决定不让船队装上任何锭性金属，原因是怕遭到海上行劫者抢劫。

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对付6月份这个最后期限。公主继续写道：“维利亚隆的集市贸易后来一直延长到圣詹姆斯节，304以便在这个期间找到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因为财政委员会已经决定一定要偿付集市的定期票据，即使不得不以（卡斯蒂利亚的）1561年的税收或者其他项目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也要这样做，虽然这些税款尚未获准征收。宁可承受任何高利贷款或者其他不利，而不愿让代理人的信用破产。多亏这个代理人才会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才会在今后我们能偿付集市的到期票据的情况下继续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人们能够依靠的财源是几次出售船只所得。但是，陛下约束、限制这些出售，特别在塞维利亚进行的那次出售。当时正在为阿尔卡拉公爵洽谈一项价值15万杜卡托的出售事宜。这位公爵想得到1500名封臣……”与此同时，女摄政派遣贝拉斯科博士等专家前往菲利普处，准确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305她生怕她兄弟还抱有幻想。

菲利普二世在荷兰没有找到任何补救办法。他在6月24日写道306：“我留在这里除了自己一筹莫展，遭到失败，丢掉这些国家（荷兰）之外，毫无所获。……最好是我们大家都来寻找补救办法……如果办法不在这里，我就去西班牙寻找。”他的目的是表达得清清楚楚了。菲利普二世不大相信胡安娜公主办事的能力。公主忙于慷慨布施、祈祷，念念不忘野心勃勃的梦想。他的兄弟克扣这些布施。她的梦想集中在她想与之结婚的东·卡洛斯王子身上，以便使自己继续位居首列。或许国王还记得鲁伊·戈梅兹1557年的半岛之行？307在他的亲信获得成功的西班牙半岛这个地方君主难道不能去碰碰运气吗？拯救之路应该在西班牙寻找，而且由君主自己去寻找。当逆风迫使国王在泽兰群岛作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次长达两周的停留时，他感到痛苦难受。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个人舒适的起居生活设备方面的原因。正如他8月24日写给阿拉斯主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到西班牙来，延迟了我能够为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找到必需的补救办法的时刻。”308

这些确切的说明，有助于了解菲利普二世1559年12月27日309在西班牙的真实形势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的时刻写给格朗弗勒的那封引人瞩目的信。这位君主写道：“你要相信，我很想用所有我所知道的对荷兰必不可少的东西来供应这个地区。但是，我对你发誓，我发现这里的局势比那里更糟。我们无法援助你，甚至无法在这里满足那些如此微小，你看了会感到惊讶的需要。我向你承认，当我在佛兰德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的情况会是如此之糟。正如你将从我写给我的姊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信中看到的那样，我除了嫁妆的钱以外，310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灵丹妙药来补救。”这封信显示出的醒悟清清楚楚、真诚坦率、不会被人误解。在西班牙再没有剩下什么了，因为人们从那里拿取的东西过多，也许人们愚蠢地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把神圣罗马帝国财富的源泉汲尽了。因此，菲利普二世很晚才恢复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稳重。他决定在自己剩下的有生之年留在西班牙，是因为他承认有必要把这些源泉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

1570年卡斯蒂利亚国会在科尔多瓦召开，第二年在马德里结束。埃拉索在首次会议上代表国王发言，并且简短地叙述了1566年上届会议召开以后的几年的情况。他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些年来，国王在西班牙居留。正如在上次国会开会时已经对议员团说明过的那样，他虽然有紧急的和严重的理由离开西班牙亲自前往他的其他一些邦国，但是陛下明白，他在这里的这些王国暂时停留是多么必要……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王国自身的好处和特殊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供应……上述其他邦国的需求，因为这里的这些王国在所有疆土中是中心、头和主要部分。在上述情况下陛下也考虑到对你们的厚爱，于是颁布命令，使得在充分寻求补救紧迫的危难和匮乏的同时又能避免离开西班牙。”311

我们体会出的这篇官方演说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是：除非发生特别的危险，菲利普二世不能远离他的各个邦国的心脏和珍宝——西班牙。大家同意布鲁塞尔是个很好的政治首都。但是，政治并不是最重要的。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帝国的金融首都。契约、合同等在那里签订。在它的门口，卡斯蒂利亚的集市贸易的节奏决定集市的闭市日期。情况必然是这样：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人把国家开支的主要负担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必须住在这个美洲白银到达的地方。然而，这一切国王只在他返回西班牙后才认识到。在这之前他从远方向西班牙的执政者下达的命令，毫无疑问表明他对情况很不了解，以致和他通信的人不止一次发现这些命令可笑之至。这种对事态的茫然无知，菲利普二世自己在他给格朗弗勒的信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自己提供了证据：他在批注一封胡安娜公主的来信312时在信旁写道（毫无疑问，某个恶语伤人者向他作了汇报）：“他们无情地嘲笑我。”公主的这封信说，在巴利亚多利德的顾问会议召开后，她应该告诉他，大家的意见都与他的意见截然相反；她还认为给他送来钱款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来。他们是谁？顾问和公主都了解半岛的实际情况并且都拥护他归来。

因此，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得知那里的局势比他原来想象的更糟。剩下的就是要了解由于什么差错这个精疲力竭的国家狂热地坚持不结束地中海战争，坚持让一场本可扑灭但相反日益激烈的斗争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谨慎的国王真正对此负责吗？

本部分原注

1.R.Busch-Zantner,op.cit.

一

1. Après le raid des Impériaux qui les amena jusqu' à Meaux Ernest Lavisse,Hist.de France，V,2,p.116.Le 18 septembre,Jean Dumont,Corps universal diplomatique,Amesterdam,1726-1731,IV,2,pp.280-287,et non 18 novembre,comme l'écrit à tort S.Romanin,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Venise,1853-1861,VI,p.212.

2. A.E.Esp.224,Philippe à Juan de Vega,Madrid,5 décembre 1545,sur la trêve entre le roi des Romains et le Sultan,minute,f° 342.Sur le renouvellement de la trêve en 1547,B.N.,Paris Ital.227.

3. E.LAVISSE,op.cit.,V,2,p.117;Georg MENTZ,Deutsche Geschichte,1493-1618,Tubingen,1913,p.227.

4. Ibid.,p.117（8 juin）, Henri HAUSER et Augustin RENAUDET,Les débuts de l'âge moderne,2e édit.,1946,p.468.

5. Pour sa nomination à la tête des flottes ottomanes,1533 et la date de sa mort,Charles-André JULIEN,H.de l'Afrique du Nord,Paris,1931,p.521.Sur sa vie ,le livre romancé,haut en couleurs,parfois très juste,de Paul ACHARD,La vie extraordinaire des frères Barberousse,corsaires et rois d'Alger,Paris,1939.

6. O.de SELVE,op.cit.,p.95; S. ROMANIN,op.cit.VI,p.23.

7. E.LAVISSE,op.cit.,V,2,p.122;S. ROMANIN,VI,p.222;O.de SELVE,op.cit., pp.124 et 126.

8. C.CAPASSO,“BarbarossaeCarloV”,in: Rivistastoricaital.,1932,pp.169-209.

9. Ibid.,p.172 et note 1;C.MANFRONI,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Rome,1896, pp.325 et sq.;Hermann CARDAUNS,Von Nizza bis Crépy,1923,pp.24 et 29;C.CAPASSO.Paolo III,Messine,1924,p.452; Alberto GUGLIELMOTTI,La guerra dei pirati e la marina pontificia dal 1500 al 1560,Florence,1876,t.II,p.5 et sq.

10. E.Lavisse,op.cit.,V, 2, p.112.

11. N.IORGA, G. des osm.Reiches,Gotha,1908-1913,III, p.76 et sq.Sur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turque à l'Ouest,sur les complications asiatipues,ibid.,p.116 et sq.

12. Ibid.,p.117.

13. Voir supra,I,p.496,note 6.

14. Voir supra,II, p.178.

15. Voir supra,I, pp.554-555.

16. Hispania victrix, Medina del Campo,1570.

17. Charles MONCHICOURT,“Épisodes de la carrière tunisienne de Dragut,1550-1551”, in: Rev. tun., 1917, sur les exploits de Jean Moret,tir.à part, p.7 et sq.

18. Ibid.,p.11.Sur la vie de Dragut,l'ouvrage de l'historien turc Ali RIZA SEIFI,Dorghut Re'is,2e éd.,Constantinople,1910（édition en alphabet turco-latin,1932）.

19. Ibid., p.11.

20. Archivio storico ital., t. IX,p.124（24 mars 1550）.

21. F.BRAUDEL,“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 de 1492 à 1577”,in: Revue Africaine,1928, p.352 et sq.

22. Carl LANZ,Correspondenz des Kaisers Karl V, Leipzig 1846, III, pp. 3-4（12 avr. 1550）.

23. Archivio storico ital., IX, p.124（20 avr. 1550）.

24. Ibid., pp.126-127.

25. Ibid., p.125.

26. Ibid., pp.126-127.

27. Ibid., p.127（11 mai 1550）.

28. Ibid.

29. Ibid., pp.129-130（10 juin 1550）.

30. Ibid., p.132（5 juin 1550）.

31. Ibid., p.131（16 juin 1550）.

32. Contrairement aux erreurs de E.MERCIER, Hist.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is,1891, III, p.72.

33. Archivio storico ital ., t. IX, p. 132, C. MONCHICOURT, art. cit., p.12.

34. A.S.Florence,Mediceo 2077, f° 45.

35. Accord du gouverneur d'Africa avec le sheick Soliman ben Said; 19 mars 1551,Sim.E° 1193.

36. E. PÉLISSIER DE RAYNAUD, Mém.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Paris,1844, p.83.

37. Charles MONCHICOURT,“Études Kairouanaises”, 1re Partie:“Kairouan sous le Chabbîa”，in: Revue Tunisienne,1932,pp.1-91 et 307-343; 1933, pp.285-319.

38. Évacuation des troupes en Espagne, Alphonse ROUSSEAU,Annales tunisiennes, Alger,1964, p.25, ce qui est erroné;E.PELISSIER DE RAYNAUD,op. eit, p.83; Charles FÉRAUD,Annales Tripolitaines, Paris,1927, p.56.

39. C.Lanz ,op. cit., III, pp.9-11.

40. S. ROMANIN,op. cit., VI, p.214; le 13 déc.1545,P.RICHARD, H.des Conciles,Paris, 1930, t. IX, 1, p.222.

41. P.RICHARD,op. cit., IX,1,p.214.

42. Ibid., p.209 et sq.

43. Ibid., p.214 et BUSCHBELL,“Die Sendung des Pedro Marquina...”,in: Span. Forsch.der Görresgesellschaft, Münster, 1928, I,10, p.311 et suivantes,Les concessions en 1547,J.J.DÖLLINGER,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Karls V...,Regensburg,1862, p.72 et sq.

44. Cité par BUSCHBELL, art. cit., p.316.

45. S.ROMANIN, op. cit., VI,p.221, d'après la relation de Lorenzo Contarini,en 1548.

46. Georg MENTZ, op. cit., p.209.

47. G.de LEVA,Storia documentata di Carlo V..., Venise,1863-1881,III, p.320 et sq.

48. Joseph LORTZ,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Fribourg-en-Bris-gau,1941,II,p.264,note 1.

49. Domenico Morosino et Fco Badoer au Doge, Augsbourg, 15 sept.1550,G.TURBA,Venetianische Depeschen,1,2,p.451.et sq.

50. Ibid., p.478, Augsbourg, 30 nov. 1550.

51. Ibid., p.509, Augsbourg,15 févr.1551.

52. B. N., Paris, Ital. 227,S.ROMANIN, op. cit.,VI, p.214.

53. Depuis le mois de mars 1548,cf.Germaine GANIER,La politipue du Connétable Anne de Montmorency, diplôm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Le Havre（1957）.

54. P.PICHARD,op. cit., IX,1, p.439.

55. Le détail est souvent signalé,Fernand HAYWARD, 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Savoie,1941,II, p.12.

56. Juan Christoval CALVETE DE ESTRELLA, El felicisimo viaje del...Principe don Felipe,Anvers,1552.

57. L.PFANDL,Philippe II, op. cit., p.170.

58. L.Pfandl, op. cit ., p.161.

59. C.Lanz,op. cit., III, p.20.

60. F. Auguste Mignet, Charles Quint,son abdication et sa mort, Paris,1968,p.39 et note l.

61. Convention du 6 octobre 1551,Simancas Capitulaciones con la casa de Austria, 4.

62. Dirons-nous avec Ranke que ce fut là un des chefs-d'œuvre de la diplomatie autrichienne?

63. L.PFANDL,Philippe II, op. cit., p.159.

64. Le Vénitien Mocenigo,en 1548, L. PFANDL, op. cit ., p.199.

65. Charles Quint à Ferdinand,Munich,15 août 1551,C. LANZ, op. cit., III, 68-71.

66. A. N .,1489; W. ONCKEN, op. cit., XII （édit. portug.）, p. 1047; S. ROMANIN,op. cit ., VI, p. 224.

67. A. N.,K 1489.

68. Ibid.

69. A. Simon Renard, 27 janv.1550, ibid.

70. J'utilise le travail déjà cité de MIIe Ganier.

71. A.N, K 1489,copie.

72. Ibid. Poissy, 25 avr.1550. Déchiffrement et trad. espagnole.

73. Sur l'invasion du l'Oranie par ce dernier,avis du 17 août 1550, Alxarife passa en Argel con un gruesso exercito por conquistar...,ibid.

74. Ibid.,Simon Renard au roi et à la reine de Bohême,31 août 1550.

75. Ibid.

76. Ibid.

77. Toujours sous la même cote,A. N., K 1489.

78. Fano à Jules III,15 juill, 1551, Nunt.-Berichte aus Deutschland, Berlin,1901, I, 12, p.44 et sq.

79. Depuis 1530.La ville prise en 1510 par Pedro Navarro, F. BRAUDEL, art. cit., in: Revue Africaine,1928,p.223.

80. C.MONCHICOURT,“Épisodes de la carrière tunisienne de Dragut”,in: Rev.Tunisienne,1917, pp.317-324.

81. Giacomo BOSIO,I Cavalieri gerosolimitani a Tripoli negli anni 1530-1531,p. p. S.AURIGEMMA,1937, p.129.

82. J.W.ZINKEISEN,op. cit.,II, 869.

83. G.BOSIO, op. cit., p.164.

84. G.TURBA,Venetianische Depeschen,12,p.507, Augsbourg, 10 févr.1551.

85. Le Nonce à Jules III, Augsbourg,15 juill. 1551...

86. G.BOSIO,op. cit., p.164.

87. E.ROSSI,Il dominio degli Spagnuoli e dei Cavalieri di Malta a Tripoli, Airoldi,1937, p.70; 6,000,dit Charles FÉRAUD,Ann, trip., p.40; 5,000, C. MONCHICOURT,“Dragut amiral turc”,in: Revue tun.,1930,tiré à part, p.5; 6,000,Giovanni Francesco BELA,Melite illustrata,cité par Julius BELOCH,op. cit., I, p.165.

88. Sur ces détails,C. Féraud, op. cit., notamment, p.40 au sujet de l'avarice d'Olmedes,E. Rossi et G. Bosio, op. cit.

89. Pour le récit du siège,outre les ouvrages déjà indiqués,Salomone MARINO,“I siciliani nelle guerre contro l'Infedeli nel secolo XVI”，in: A. Storico Siciliano, XXXVII, pp.1-29;C. MANFRONI,op. cit., pp.43-44; Jean CHESNEAU, Voyage de Monsieur d'Aramon dans le Levant,1887, p.52; Nicolas de NICOLAÏ,Navig.et pérégrinations...,1576, p.44.

90. Simon Renard à Charles Quint,5 août 1551,A. N., K 1489.

91. Ibid.

92. Simon Renard à Phinippe, Orleans, 5 août 1551,A. N., K 1489.

93. Cf. note 2, ci-dessus.

94. Simon Renard à S.Alt., Blois,11 avr.1551,A. N., K 1489.

95. J.W.ZINKEISEN,op. cit., II,p.869.

96. Valence, 15 août 1551,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editos（abréviation CODOIN）,V,117.

97. Malte, 24 août 1551,Guillaume RIBIER,Lettres et mémoires d'État, Paris,1666, pp.387-389.

98. M.TRIDON,Simon Renard,ses ambassades,ses négociations,sa lutte avec le cardinal Granvelle,Besançon, 1882, p.54.

99. Ibid., p.55 et 65, les ambassadeurs de Henri II sont l'évêque de Marillac et l'abbé de Bassefontaine.

100. S.ROMANIN,op. cit., VI, p.225.

101. Antoine de Bourbon à M.d'Humières,Coucy, 8 sept. 1551,Lettres d'Antoine de Bourbon,p.p. le marquis de ROCHAMBEAU,1877, p.26 et note 2.

102. Philippe à Simon Renard,Toro,27 sept.1551,A. N., K 1489,min.

103. Ibid.

104. Avisos del embassador de Francia,sept.1551,A. N., K 1489.

105. W. ONCKEN, op. cit., XII, p.1064,3 et 5 oct. 1551.

106. Eduard FUETER,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Mu-nich,1919, p.321.

107. Marie de Hongrie à l'évêque d'Arras, 5 oct.1551, C. LANZ, op. cit., III, pp.81-82.

108. Les événements y tournent mal pour les Impériaux,FcoBadoer au Doge,Vienne, 22 oct.1551,G. Turba,Venet Depeschen, op. cit.,I,2, p. 518 et sq.Temesvar est menacé par les Turcs.

109. Camaiani à Jules III, Brixen, 28 oct.1551, Nunt -Ber.aus Deutschland. Série I, 12, p.91 et sq;Fano à Montepulciano, Innsbruck,6 nov.1551,ibid., p.97 et sq,14 déc 1551, ibid, p.111.

110. Charles Quint à Philippe,Villach, 9 juin 1552,J. J. Döllinger, op. cit., p.200 et sq.

111. E.Lavisse, V, 2, p.149, G Zeller,La réunion de Metz à la France, 1552-1648, 2 vol., Paris-Strasbourg,1927, I, pp.35-36, 285-289, 305-306.

112. E. Lavisse, V, 2, p.150.

113. G. Zeller, Le siège de Metz par Charles-Quint, oct.-déc.1552, Nancy,1943.

114. J.W.Zinkeisen, op. cit., II, 873.

115. Accord accepté par Charles Quin, Innsbruck, 10 mai 1552,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 1527.

116. S.ROMANIN,op. cit., VI, p.226, Henri HAUSER,Prépondérance espagnole, 2e édit ., 1940, p.475.

117. Pour toutes ces dates, C. Monchicourt, art. cit ., tiré à part, p. 6, références à E.Charrièrs,op. cit., II, pp.167, 169, 179-181, 182 note, 200, 201. Sur la défaite de Ponza, Édouard Petit, André Doria,un amiral condottiere au XVIe s.,1887,p.321,Dans la nuit qui suit la défaite de Ter-racine, les Turcs prennent sept galères chargées de troupes, C. Manfroni, op. cit., III, p.382.

118. CODOIN, V, p.123.

119. C.MONCHICOURT, art. cité,p.7.

120. Relacion del viaje de las galeras de Francia despues del ultimo aviso s. d. （le jeudi 25 août ou 25 sept.1552）. A. N ., K 1489.Le refus de Venise, S. Romanin, op. cit.,VI, 226, à ce sujet documents dans V. Lamansky, op. cit., Difficultés d'une résistance éventuelle de Gênes et de Naples, C.Manfroni, op. cit.,III, 382-383.

121. Le 11 juill. 1553, W. ONCKEN,éd. portugaise, op. cit ., XII, 1084.

122. Richard EHRENBERG,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Iéna, 1896, I, pp.152-154.

123. G.TURBA, Venet. Depeschen, I, 2, p.526, Innsbruck,13 mai 1552.

124. Voir supra, I, p.436 et sq.

125. G,ZELLER, L'organisation dé fensive des frontières du Nord et de l'Est au XVIIesiècle, Nancy-Paris-Strasbourg, 1928, p.4.

126. La prépondérance espagnole. p.475.

127. Cité par H. Hauser, note précédente.

128. Henry Joly, La Corse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Lyon, 1942, p.55.

129. D.de Haedo, Epitome de los Reyes de Argel, f° 66 v° et sq.

130. C.LANZ, op. cit., III, p.576, G. de RIBIER, op. cit., II, p.436.

131. C. MANFRONI, op. cit., III, p.386.

132. Paul de Termes à Montmorency, Castiglione della Pescara, 23 août 1553, B. N., Paris, Fr. 20 642, f° 165, copie, cité par H. JOLY, op. cit., p.55.

133. J.CHESNEAU, Le voyage de Monsieur d'Aramon, op. cit., p.161.

134. H.JOLY, op. cit., 53. Le détour à l'aller pour éviter des pillages au royaume de Naples,considéré un peu comme terre française.

135. Ibid., p. 385,C. MONCHICOURT, art. cit.

136. R.HAKLUYT,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II, p.112.

137. Tommaseo, Proemio alle lettere di Pasquale Paoli, p.CLIII, cité par H. Joly, op. cit., p.28.

138. H. Joly, op. cit., p.8.

139. Ibid., p.9.

140. Ibid., p.71 et 72.

141. Ibid., p.117.

142. Ibid., p.14, note 1.

143. Le 17, H. JOLY, op. cit., p.106, et non le 27,C. MANFRONI, op. cit., III, p.389.

144. W.ONCKEN, op. cit ., XII, p.1086, le 6 juillet.

145. Da Mula au Doge,Bruxelles,29 juillet 1553 ,G. TURBA, Venetianische Depeschen,I, 2, p.617.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 Marie Tudor, comme reine d'Angleterre, Reconocimiento de Maria Tudor por Reina d'Inglaterra, Simancas E° 505-506, f° 7.

146. Enrique PACHECO Y DE LEIVA,“Grave error politico de Carlos I”,in： Rev.de Archivos, Bibl. y Museos,1921, p.60-84.

147. Granvelle à Renard, 14 janvier 1553, cité par M. TRIDON, op. cit., p.85.

148. M. TRIDON, op. cit., p.84. Dès novembre 1553,le résultat était acquis,Charles Quint à la reine de Portugal, Bruxelles, 21 novembre 1553, in: E. PACHECO, art. cit., pp.279-280.

149. W.ONCKEN, op. cit., XII, p.1086.

150. Ch. de la RONCIÉRE,H.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1934, III, pp.491-492.

151. Da Mula au Doge, Bruxelles, 30 déc.1553, G. TURBA, op. cit., I, 2, p.640.

152. Charles Quint à Philippe,1erjanv. 1554, A. E. Esp. 229, f° 79.

153. Le connétable au cardinal de Paris （à Rome）, Paris, 3 févr. 1554, A. N., K 1489（copie en italien）.Simon Renard à Charles Quint, Londres, 29 janv. 1554, A. E. Esp. 229. f° 79.du même au même,8 févr.1554, f° 80, 19 févr. 1554, mars 1554, ibid.; CODOIN, III, p.458.

154. E.Lavisse, op. cit., V, 2, p.158.

155. Ils postent à cet effet des troupes près de Calais,le connétable au cardinal de Paris ,Paris,3 févr. 1554, Copie italienne, A. N., K 1489.

156. Charles Quint à Philippe, Bruxelles,13 mars 1554, A. E. Esp. 229, f° 81; 21 mars 1554, f° 82; 1eravr. 1554, f° 83; 3 avr. 1554, f° 84. Da Mula au Doge, Bruxelles, 20 mai 1554, G. TURBA, op. cit., I, 2, p.648 et sq.

157. E.LAVISSE, op. cit., V, 2, p.137.

158. Avisos de Francia,Nantes, 26 juin 1552, A. N., K 1489.

159. Avisos de Francia, 3 avril 155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24, f° 5,cité par H. JOLY, op. cit., p.119.

160. H.JOLY. op. cit., p.118.

161. C. MANFRONI, op. cit., III, p.392 et références à E.CHARRIÉRE, op. cit.

162. H. JOLY, op. cit., p.122.

163. C'est au cours de ces opérations que périt Leone Strozzi.

164. C. MANFRONI, op. cit., III, p.391.

165. Ibid., p.392; E. CHARRIÈRE, Négociations...,II, p.351.

166. Marquis de Sarria à la princesse Jeanne, Rome, 22 nov. 1555, J.J.DÖLLINGER, op. cit., pp.214-216.

167. Durant l'hiver,la flotte génoise sort de sa tanière. Sur 12 galères qui lui sont confiées,Jean André Doria,dont ce sont les débuts,en perd neuf en janv.1556, par suite d'un coup de libeccio,sur les côtes de Corse, C. MANFRONI, op. cit., III, p.394.

168. Lucien ROMIER, Les origines politique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1914, II, pp.393-440.

169. COGGIOLA,“Ascanio della Corna”, p.114, note 1, déc. 1555.

170. D. de HAEDO, Epitome,...op. cit., fos 68 et 68 v°.

171. Voir infra, pp. 307-308.

172. Paule WINTZER,“Bougie,place forte espagnole”, in: B. Soc géogr. d'Alger, 1932, pp.185-222, spécialement p.204 et sq., et 221.

173. Diego SUÁREZ, Hist. del maestre ultimo que fue de Montesa...Madrid,1889, pp.106-107.

174. Luis de CABRERA, Felipe II, Rey de España, Madrid, 1877, I, p. 42.

175. Peticiones del Cardenal de Toledo para la jornada de Argel y Bugia y Conquista de Africa, Simancas E° 511-513.

176. Paule WINTZER, art. cit., p.221. En sa faveur, Diego SUÁREZ, op. cit., p.107.

177. Le duc d'Albe à la princesse Jeanne, 29 mars 1556 , Simancas E° 1049,f° 11.

178. G. MECATTI, Storia cronologic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op. cit., II, p.697.

179. COGGIOLA,“Ascanio...,”p.97.

180. H. JOLY, op. cit., p.122; S. ROMANIN, op. cit., VI, p.230.

181. H. JOLY, op. cit., p.120.

182. Simancas P° Real, n° 1538, 13 oct. 1555, COGGIOLA, art, cit., p.246.

183. Philippe à la princesse Jeanne, Windsor,9 août 1554, A. E. Esp. 229, f° 84.Viaje de Felippe II（sic）à Inglaterra quando en 1555 fué a casar con la Reina Da Maria, CODOIN, I, p.564.

184. Ici les dates sont difficiles à fixer avec exactitude.Le 25 juil. 1554,la minute de la renonciation de Charles Quint au royaume de Naples était présentéeà Philippe par le régent Figueroa （Simancas E° 3636, 25 juil.1554, G. MECATTI, op. cit., II, 693）.Le 2 oct.de cette même année,Jules III concédait l'investiture des royaumes de Naples et de Sicile à Philippe（Simancas E° 3638, 23 oct.1554）,puis,le 18 nov.,le Pape lui concédait en fief les royaumes de Sicile et de Jérusalem（Simancas E° 1533,Rome,18 nov.,1554）.Pour Naples,Lodovico BIANCHINI,Della Storia delle Finanze del Regno di Napoli, 1839,pp.52-53. La renonciation de Charles Quint au royaume de Sicile serait,à l'en croire,du 16 janv. 1556,mais cette renonciation est faite au nom de “Carolus et'Joana reges Castelle”donc forcément avant la mort de Jeanne la Folle en 1555.

185. Pour le récit abrégé,voir Charles Bratli, Philippe II,roi d'Espagne, Paris, 1912, p.87 et sq. ou L. Pfandl,op.cit., p.272 et sq.

186. Renuncia de Carlos V en favor de Felipe II de los reinos de Castil-la,Simancas E° 511-513.

187. Ainsi Ferdinand à Philippe II,Vienne, 24 mai 1556, CODOIN, II, p. 421 ou Charles Quint à Ferdinand, Bruxelles,8 août 1556, ibid., pp.707-709.

188. Cf. ci-dessus, I, pp.235-236.

189. CODOIN, XCVIII, p.24.

190. A ce sujet,la démonstration chez H. JOLY, op. cit., p.126, contrairement à l'opinion de Francis DECRUE de STOUTZ, Anne de Montmorency, Paris, 1899, II, p.1.

191. A. d'AUBIGNÉ, 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1886, I, p.125; E. LAVISSE, op. cit., V, 2, p.160, dit 15 févr., mais le roi de France publiela tréve dès le 13（13 févr.1556, A. N.,K 1489）,F.HAYWARD, op. cit., II, 18.

192. Ferdinand à Charles Quint, Vienne, 22 mai 1556, C. LANZ, op. cit., III, p.69, 702.

193. Il débarquera à Laredo,le 6 oct.1556, L. P. GACHARD, Retraite etmort de Charles Quint, Bruxelles,1854, p.137.

194.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Jeanne, Londres,13 avril 1557, A. E. Esp ., 232, f° 232.

195. Badoero au Sénat, Bruxelles,7 mars 1556, COGGIOLA, art, cit., p.108, note.

196. Navagero au Sénat, Rome, 21 févr. 1556, COGGIOLA, art. cit., pp.232-233.

197. Badoero au Sénat, Bruxelles,1ermars 1556, COGGIOLA, art. cit., p.108, note.

198. Ibid.

199. Relation de Bernardo Navagero, 1558, E. ALBERI, Relazioni..., II, 3, p.389.

200. Ernesto PONTIERI,“Ilpapato e la sua funzione morale e politica in Italia durante la preponderanza spagnuola”, in: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1938, t. II, p.72.

201. E.LAVISSE, op. cit., V, 2, p.163.

202. Henri II à Ottavio Farnese, Fontainebleau 29 juin 1556,COGGIOLA, art. cit., pp.256-257;F. DECRUE, Anne de Montmorency,II,p.186.

203. H. PATRY,“Coligny et la Papauté en 1556-1557”, in: Bul. de laSoc.de l'hist.du protestantisme franç ais,t. 41,1902,pp.577-585.

204. Le duc d'Albe est rentré à Ostie le 14 nov. : lo que refiere un hom-bre que fue a Francia estos dias a entenderlo que alla se hazia（déc. 1556）,A. N., K 1490. La trêve signée le 18 nov.（Sim. Patronato Real, n° 1580）, prorogée le 27 déc. 1556, ibid., n° 1591.

205. Opere, Milan, 1806, pp.119-131, cité par COGGIOLA, p.225 et sq.

206. Même date, Philippe II au cardinal Caraffa,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 1614.

207. Ainsi dans l'affaire des Colonna qu'il dépouille de leurs terres,alorsque les Colonna sont des partisan notoires de l'Espagne. Ainsi à propos des rapports toujours épineux avec Naples.

208. Lo que contienen dos cartas del embaxador en Francia de 9 y 13 de julio 1556, A. N., K 1489.

209. D. de Haedo, op. cit., f° 69 v° et 70;Jean Cazenave,“Un Corse, roi d'Alger（Hassan Corso）”,in: Rev. Afrique Latine, pp.397-404; Socorro de Oran, Simancas E° 511-513.

210. E.Lavisse, op. cit., v, 2, p.167.

211. Un hombre que se envio a Francia y bolvio a Perpiñan a los XXV de enero ha referido lo siguiente-28 janv. 1557-XA. N., K 1490. 30,000 fantassius,10,000 cavaliers en Piémont. Une note en marge:“todo es mentina”.Simon Renard mieux informe（Simon Renard à Philippe II,12 janv.1557）donne un total de 12,000 hommes, A. N., K 1490.

212. Simon Renard à Philippe II,12 janv 1557, A. N.,K1490.

213. Ibid.

214. Cavi, 14 sept.1557.Capitulación publica sobre la paz entre Felipe II y Paulo Ⅳ ortogada entre el duque de Alba y el Cardinal Caraffa.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 1626.Clauses secrètes sur les fortions de Paliano, ibid., n° 1625.

215. Palmerino B. Com.Palerme Qq D 84.Sa date du 11 sept. n'estelle pas fautive?

216. Juan Vasquez à Charles Quint,Valladolid,18 nov.1557, L P.GACHARD, La retraite...,I, doc. n° C XXI.

217. Paul HERRE，Papsttum und Papstwahl im Zeitalter Philipps II., Leipzig,1907.

218. Philippe II à Charles Quint, Beaurevoir, 11 août 1557, aut. A.N.,K 1490.Dans ce carton,nombreux documents sur la bataille de Saint-Quentin.

219. Philippe II à Charles Quint, cf. note précédente.

220. Ibid.

221. Philippe II au comte de Feria, 29 juin 1558,CODOIN, LXXXVII,p.68.

222. Cesaréo FERNANDEZ DURO, Armada española ,Madrid,1895-1903,II, p.9 et sq. Doge et gouverneurs de Gênes à Jacomo de Negro,ambassadeur en Espagne,Gênes.23 mai 1558,A. d. S., Gênes,Inghilterra, I, 2273. Sur le rôle de notre ambassadeur de la Vigne, Piero au duc de Florence,Venise, 22 janv. 1558, Mediceo 2974, f° 124.La flotte arrive plus tôt que d'ordinaire. Avis de Constantinople,10 avril 1558,Simancas E° 1049, f° 40.

223. Pedro du Urries,gouverneur de Calabre, au vice-roi de Naples,7 juin 1558, Simancas E° 1049,f° 43.Le 13,elle sera prise,ensuite pillage de Reggio, C. Manfroni, op. cit., III, p.401.

224. Instruction date Magco Franco Coste misso ad classem Turchorum pro rebus publicis,Gênes, 20 juin 1558,minute A. d. S., Gênes,Costanti-nopoli 1558-1565,1-2169.C.Manfroni, op. cit., III,p.401,note,mesemble citer une autre copie de cette instruction.

225. Elle passe devant Torre del Greco,le cardinal de Sigüenza à S.A.,Rome,16 juin 1558.Simancas E° 1889,f° 142,A. E.Esp. 290,f° 27.

226. Don Juan Manrique à S. A., Naples,26 juin 1558,Simancas E° 1049,f° 41.

227. C.FERNANDEZ DURO, Armada Española...,II, p.11.

228. Ibid., p.12.

229. G.Turba, op. cit., I, 3, p.81, note 3.

230. Marin de Cavali au Doge, Péra,16 déc. 1558, A. d. S.,Venise,Senato Secreta,Cost., Filza 2 B, f° 102.

231. Le traité de Cateau-Cambresis,1889.

232. Les origines politique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2 vol., 1913-1914.

233. Guy de BRÉMOND D' ARS,Le père de Mme de Rambouillet,Jean de Vivonne,sa vie et ses ambassades, Paris, 1884, p.14; Lucien ROMIER, Origines,op. cit., II, livre V, chap.II, pp.83-86; B. N., OC 1534, f° 93,etc.

234. Elisabeth à Philippe II,Westminster, 3 oct. 1558, A. N., K 1491, B 10, n° 110（en latin）.

235. Baron A. Ruble, op. cit., p.55.

236. A Henri III, 25 sept.1574, copie,Simancas E° 1241.

237. Op. cit., VII, p.198, 205.

238. T. A. D'Aubigné,op. cit., I, p.41.

239. “Ils veulent que par vous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changent en longue paix l'héréditaire guerre.”

240. Apuntamientos para embiar a España（s. d, mai-juin 1559）, Simancas E° 137,fos 95-97. Une copie de cet importaut document,A. E., Esp., 290. Sur la réunion des principaux personnages“di qsti paesi”et leur désir,à cause du “garbuglio” d'Angleterre et d'Écosse,de voir le roi rester cet hiver dans les Flandres,Minerboti au duc, 2 juillet 1559,A. d. S., Florence, Mediceo, 4029.

241. 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Paris, 26 juin 1559, A. N., K 1492, B10, f° 43 a.

242. Le même au même, juin 1559, ibid., f° 44.

243. Ibid.

244. Paris,11 juil.1559, ibid., f° 49.

245. J.DURENG,“La complicité de l'Angleterre dans le complot d'Amboise”, in: Rev.Hist. mod., t. VI, p.248 et sq.; Lucien ROMIER, La conjuration d'Amboise, 3e édit., p.73; E.CHARRIERE, op. cit.,II, p.595.

246. Ruy Gomez et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Paris, 8 juil.1559, A. N.,K 1492, f° 48,Henri II est perdu.

247. L. P. GACHARD, op. cit., I, p.122 et sq.,27 mai 1555.

248. Ibid.,p.124, la reine de Hongrie à l'évêque d'Arras, 29 mai 1556.

249. Ibid., I, p.XLI et sq; pp.341-352; II, p.CXXXVII et sq, p.390.

250. Historiae de rebus Hispaniae...,le tome I（le seul publié）de la continuation, par le P. Manuel José de MEDRANO, Madrid, 1741.

251. Ajoutons que les erreurs sont fréquentes et la chronologie généralement inexacte.Philippe II s'est embarqué le 25 août à Flessingue, il débarque le 8 sept.à Laredo. Pour Campana le Roi a mis à la voile le 27,pour Gregorio Leti le 26...Les historiens modernes dont la lignée commence avec Robertson et Prescott ont reproduit ces données anciennes.

252. Voyez le résumé de ces voyages dans C. BRATLI, op. cit., p.188,note 280,et, pp.101-102.

253. Essai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Castille au XVIe siècle,1860, pp.43-44.

254. E. ALBÈRI, Relazioni, I, 1, p.293 et sq., juillet 1546.

255. M.PHILIPPSON, 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Kardinal Granvella am spanischen Hofe,1579-1586, 1895.

256. Cf. article de C. PEREZ-BUSTAMANTE,“Las instrucciones de Felipe II à Juan Bautista de Tassis”, in: Rev.de la Biblioteca, Archivo y Museo, t. V, 1928, pp.241-258.

257. Simancas E° 343.

258. Louis Paris, op. cit.,p.42,note 1.

259. Ibid., p.42.

260. Voici le court récit de Jean de Vandenesse:“...le joeudy,jour de sainct Barthelemey,écrit-il, 23e en aougst, Sa Majesté soupa au dict Son-bourg; et après souppé vint à Flessinghe. Et environ les unze heures de nuict s'embarqua en sa nave,demeurant sur l'ancre jusques le vendredy sur le tardqu'il feit voille.Ledit jour environ les neuf heures du matin, les princes et seigneurs des Pays Bas prinrent congié du Roy et de tous;que ne fut sans re-gret,soupirs et larmes et pitié a veoir,voyant leur Roy naturel les habandonner...Et environ le midy arriva la duchesse de Parme,accompaignée du prince son fils et de plusieurs autres seigneurs,vint prendre congié de Sa Majesté. Et sur l'heure de vespres Sa Majesté feit voille,et passant avec assez bons vens les detroictz et dangiers des bancqz a veue de Dunckercke de Calaix et de Douvre navigea jusques au cannal près l'isle de Vicq（Wich）.Entrant en la mer d'Espaigne,nous prindrent les calmes de sorte que fumes quinze jours en mer. Et le huictième de septembre jour de Nostre Dame,Sa Majesté et aulcunes navieres prindrent port à Laredo où Sa Majesté désembarqua et fut ouyr la messe en l'église et y coucha ce dit jour,questoit un vendredy,et fut l'on empesché tout le jour à desembarquer ce que l'on peust.Les ulques que sont vasseaulx pesantz et aulcunes aultres navieres ne peurent prendre port si tost. Et le samedy Sa Majesté partist du dit Laredo environ une heure après midy pour aller à Colibre qu'est demye lieue plus enterre que Laredo. A la quelle heure s'en commença une si véhémente tormente en mer et en terre que les navieres qu'estoient au port sur l'ancre ne pouvoient résister qu'elles ne vinssent à périr et donner à travers;qu'est grande pitié à veoir perdre les naves gens et bagues. Et les aultres furent contrainctes courir la fortune par la mer .En terre les arbres desracinoient et les thuilles vouloient des thoiz des maisons et dura tout le jour et toute la nuict...”，in: L. P. GACHARD et PIOT,Collection des voyages des souverains des Pays-Bas,1876-1882, IV p.68 et sq.

261. Voici résumé le témoignage d'Ardinghelli: Ardinghelli suit en Zélande les déplacecements de Philippe II,assure la liaison avec lui. Le 23 août, il prévient Marguerite de Parme pour que celle-ci vienne faire ses adieux à Philippe II. Embarqué le 25, il profite en route des commodités qu'offrent les bateaux rencontrés pour donner des nouvelles de la santé du prince.Le 26 août,entre Calais et Douvres,il indique que tout marche à souhait et que des pilotes ont été pris à bord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e de la navigation à travers les bancs de sable.Philippe II ne voudra pas relâcher,écrit-il le 27, les précieux pilotes avant l'lle de Wight.Le Roi est peut-être responsable de la lenteur de la marche,le vent s'est levé mais le souverain ne veut pas se séparer des hourques,sinon les navires auraient déjà fait trente lieues de plus.“Le voyage ne peut être que prospère,conclut-il, tous les lieux dangereux étant dépassés, d'aujourd'hui en huit nous espérons être en Espagne”. Une barque espagnole rencontrée en route, emporte une lettre datée du 31.Le voyage se poursuit par très beau temps.“Nous serons cette nuit hors du canal...”.La corespondance s'interrompt ensuite jusqu'au 8 septembre.Ce jour-là,Ardinghelli écrit:“Louanges à Dieu qui nous a finalement conduits tous sains et saufs dans ce port de Laredo.Après notre sortie du canal d'Angleterre, le temps a été si variable qu'il a trompé les marins plus d'une fois,nous avons éeé incommodés tantôt par la honace tantôt par le vent contraire,mais grâces à Dieu nous n'avons pas eu de tempête.Hier soir enfin, s'est levé un mistral qui nous a conduits cette nuit à plaisir jusques à terre...”.De Laredo encore （il ne doit quitter le port que le 14） Ardinghelli écrit, le 10:“...samedi dernier（9 septembre） dans le milieu de la journée se déchaîna en mer une tempête si terrible que ce fut une grande grâce de se trouver à terre.Les navires qui étaient dans le port se sont sauvés avec la plus grande peine...trois d'entre eux ont donné par le traversdans le port même sans qu'il y ait toutefois perte d'hommes ni de marehandises.Les hourques qui sont demcurées en arrière auront forcément courru de grands dangers,on est jusqu'à présent sans nouvelles d'où des craintes très vives...”.Pourtant le 13,la “flotte des Flandres”arrivait“sans avoir aucunement souffert de la tempête passée...”.Joie de chacun: les hourques transportaient les serviteurs et les biens des seigneurs qui accompagnaient Philippe II.Ces lettres d'Ardinghelli aux Archives farnésiennes de Naples, Spagna fascio 2, du f° 186 au f° 251.

262. Philippe II à Chantonnay,26 sept.1559（et non 1560,indication du classement）,A. N., K 1493, B 11,f° 100（minute）“...des navires qui vinrent avec l'armada sur laquelle j'ai gagné ces royaumes,un seul manque qui n'ait pas paru jusqu'à présent.II appartient à un dénommé Francisco de Bolivar de Santander. II transportait la garde-robe des régents de mon conseil d'Italie et de quelques-uns de mes secrétaires et autres serviteurs,ainsi que vous le verrez d'après un mémoire joint à cette lettre...”.Certains bruits affirmaient que le navire avait gagné La Rochelle. Sur ce navire perdu, L. P. GACHARD,Retraite...,op. cit., II, p.LVII.

263. G. LETI. La vie de Philippe II , 1679, I, p.135.

264. L. P. GACHARD, Retraite..., op. cit., I, p.122 et sq.

265. Actas de las Cortès de Castilla,1558,I.

266. CODOIN, XXVII.

267. Ibid., p.202.

268. L. P. GACHARD, Retraite..., op. cit., II, p.401 et sq., mais surtout les ouvrages classiques d'E. SCHÄFER et de Marcel BATAILLON; E. ALBÉRI, op. cit., I, III, pp.401-402.

269. Juan ORTEGA Y RUBIO, Historia de Valladolid, 1881, II, p.57（premier autodafé）; p.58（second autodafé）; p.64: on avait réservé la moitié des victimes pour l'arrivée du Roi.

270. C.BRATLI, op. cit ., p.93.

271. P. 555. et sq. Voir le compte rendu de Lucien FEBVRE“Une conquête de l'histoire: l'Espagne d'Érasme”, in: Ann.d'hist. soc.,t. Ⅺ, 1939, pp.28-42.

272. Op. cit.,p.533 et sq. Faut-il tenir compte d'une économie en régression, manvaise conseillère? Voir supra, II, pp.218-219.

273. Simancas E° 137, f° 123 et 124.

274. Luis Quijada à Philippe II,1ermai 1558, p. p. J.J. DÖLLINGER, op. cit., p.243.

275. Mémoire de l'archevêque de Séville à Charles Quint, 2 juin 1558, p. p. L. P. GACHARD, La retraite..., op. cit.,II, pp.417-425:“Béni soit Dieu,écrit Vasquez à Charles Quint,le 5 juil.1558,le mal est moindre qu'on ne le pensait”,ibid., pp.447-449.

276. Relation de Marcantonio da Mula, E.ALBÈRI, Relazioni...,I, 3, p.402 et sq.

277. 6 et II mars 1559,E. CHARRIÈRE Négociations..., op. cit., II, p.563.

278. “La primera crisis de hacienda en tiempo de Felipe II”, in: Revista de España,I, 1868, pp.317-361.

279. Ibid.

280. Ibid.

281. L. P. GACHARD, La Retraite...,op .cit ., I, pp.206-207, 7 nov. 1557, et II, pp.278-279,15 nov.1557.

282. Ibid., I, pp.240-242, 5 janv. 1558.

283. Simancas, E° 137.

284. L. P. GACHARD,op. cit.,I, pp.137-139, 1eravril 1557; pp.148-149,12 mai 1557; sur ces questions et sur la punition des“oficiales”,A. E. Esp. 296, 8 et 9 juin 1557; sur le détournement d'un navire chargé de métal précieux au Portugal, L. P. GACHARD,op. cit.,I, pp.142-144.

285. Ibid., I, p.172, Martin de Gaztelu à Juan Vasquez, 18 sept.1557.

286. Juan A. LLORENTE, La primera crisis...,art.cit.

287. A. H. N. Inquisition de Valence, Libro I.

288. Ibid., ceci à propos de demandes barcelonaises d'exécution de jugements.

289. A ce sujet, voir 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K. HAEBLER et de R. EHRENBERG, et supra I, p.455 et sq.

290. Le texte de l'asiento avec les Fugger, A. d. S.,Naples,Carte Farnesiane, fasc.1634.

291. B. N., Paris, Fr.15,875, f° 476 et 476 v°.

292. B. N., Paris, Fr.15,875, f° 478 à 479.

293. A. d. S., Naples, Carte Farnesiane,fasc.1634.

294. Joie relative bien sûr,au début même mécontentement.Il y a eu annulation d'un tiers de la dette,le reste payé en juros à 20 p.100,Philippe à la princesse Jeanne, 26 juin 1559,Simancas E° 137，f° 121.

295.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Jeanne,Bruxelles,26 juin 1559, Simancas E° 137,fos 123 et 124.

296. Simancos E° 137,13 juli.1559.

297. Manuel DANVILA, El poder civil en España,Madrid 1885, V, p.364 et sq.

298. M. DANVILA, op.cit., V, p.346 et sq.

299. Ainsi de Burgos（10 févr.1559）,de Séville（Simancas E°137）,de Guadalajara（B.N.,Paris,Esp.278,f° 13 à 14,5 nov.1557）.

300. Sur l'enquête au sujet des terres usurpées de Grenade,je ne connais que le nom de l'enquêteur,le Dr Sanctiago,“oydor de Valladolid”que donne une lettre de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Jeanne,29 juillet 1559,Simancas E° 518,fos 20 et 21.Simple mention dans une autre lettre de Philippe II,27avril 1559,Simancas E° 137,f° 139.

301. Voir à ce sujet la réponse de la princesse Jeanne,27 avril 1559, Simancas E° 137,f° 139; M.DANVILA,op. cit.,V, p.372.

302. Simancas E° 137.

303. Voir note suivante.

304. 13 juil.1559,Simancas E° 137.

305. Nombreuses indications au sujet de la mission de ce personnage（Velasco et non de Lasco comme le disent les papiers du cardinal GRANVELLE, Papiers d'État, op. cit.,V, p.454）.Ainsi mention de la mission dans la lettre de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Bruxelles,18 juin 1559,Simancas E° 137 et du 20 mai, ibid.,f° 116.

306. GRANVELLE, op. cit.,V, p.606.

307. L. P. GACHARD, La Retraite..., op.cit., II, p.LIII-LIV; M. DANVILA,op. cit., V, p.351（1557）.

308. GRANVELLE, Papiers d'État, V, pp.641-644.

309. Ibid. ,Tolède, 27 déc. 1559, p.672.

310. De la nouvelle reine d'Espagne.

311. Il est fait ici allusion au voyage projeté de Philippe II aux Pays-Bas（1566-1568）, Actas de las Cortès de Castilla, III, pp.15-24.

312. Notes de Philippe II en marge de la lettre que lui a adressée laprincesse le 14 juillet 1559,Simancas E° 137,f° 229.Ce texte a été vérifié a ma demande par D.Miguel Bordonau,alors archiviste en chef de Simanc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