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土耳其霸权的最后六年：1559—1565年

从1559年4月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缔结到1565年5月至9月马耳他被围这段时期，地中海的历史单独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在这6年内，它不再拖在西欧和北欧的重大事件之后。占领地中海的两个半部的巨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摆脱了他们各自的其他任务之后，恢复了他们之间的决斗。这场决斗还不过分激烈。他们都想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吗？他们难道不都是短期的明确的图谋和行动的受害者吗？这些图谋和行动把他们卷带得比他们所希望的更远。人们可以从西班牙的模糊不清的政策想象到这一点。这项政策显然是因时因地权宜制定的，而不是本着坚定果敢的精神制定的。在苏里曼的伟大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土耳其采取了类似的对策。西欧的唯一重大行动是建立了一支为西班牙效劳的强大海军。但是，问题在于：西班牙能否有效地使用这支力量？这支力量是否足以控制海洋？

1.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是西班牙的疯狂和愚蠢的行动吗？

当西欧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战争仍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在西欧，在德意志内部签订了奥格斯堡内部和约；在西班牙帝国和教廷之间签订了1557年9月的协议；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缔结了卡托—康布雷锡和约。处处都在有效地恢复和平，只有地中海除外。战争仍然在那里继续进行，虽然在进行的过程中有时被突然的短暂停顿，有时被长期休战打断。战争的动机和活动都晦涩不明。从1559年到1575年的经济衰退，不能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

西班牙—土耳其谈判的破裂

西班牙和土耳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1558年，在菲利普二世的左右亲信中就有人持这种看法。同土耳其之间的持续多年的休战，对在西方更大胆放手、自由行动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1558年5月21日，菲利普二世派遣阿奎拉主教携带十分明确的指示前往他的叔父费迪南那里。1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于1月2日写信告知菲利普二世：同土耳其人的谈判已经在维也纳进行；已经决定付给土耳其苏丹政府每年贡金的过期未付款（1547年的协议规定了这笔贡金，这笔贡金自1550年起就未交纳）；甚至还同意增加贡金。菲利普二世也表示赞同，他说：“我现在了解到，在基督教世界使用必需的力量去对抗像土耳其人的力量那样强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很小。我不能背离你的臣民——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和奥地利人——向你提出的并得到选帝侯们赞同和支持的审慎的意见……”“一个经验丰富并在土耳其宫廷中有内应的”中间人，仅仅在几天以前保证，如果国王愿意的话，他能够争取素丹同西班牙缔结一项和约。国王继续写道：“为了几个特殊理由，我不希望以我的名义提出进行这样的缔约谈判的建议。我也不愿意把我们之间的桥梁全都焚毁。我心里记住这一点：土耳其人惧怕我在地中海的力量，如果他们知道我会被人说服把我自己包括进正在谈判的同陛下缔结的和约里去的话，可能会使他们提出的条件节制些、温和些。”这就是西班牙式傲慢的、坚持尊重荣誉攸关的原则的、但必要时并不拒绝迂回行事的外交手段。菲利普二世不愿主动向土耳其人有所表示。当他认为能够利用维也纳作为中间人时，行事便没有那样谨慎了。2

在1559年的头几个月，国王没有放弃这些谈判。我们找到一份可能是关于同土耳其为期10年或者20年的休战条件。3这份记录的日期是3月5日。国王在6日给他驻威尼斯的大使加尔西·埃尔南德斯的秘书的信中说，他“已经选定尼科罗·塞科，以便他由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陪同前往土耳其皇帝处进行停战谈判。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次谈判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已经使之开始进行了”。4上述的尼科罗·塞科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之后他应该前往塞萨公爵处领受这位公爵的指示。同样也在6日这天，伦巴第军队的财务官尼古拉斯·奇德奉命付给尼科罗·塞科2000埃居“以支付他将为我效劳而作的旅行的费用”，并且付给加尔西·埃尔南德斯5000埃居，他知道应该把这笔钱转付给谁。给尼科罗·塞科的指示5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似乎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他当时正第二次代表热那亚共和国途经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就对向鲁斯特姆帕夏（当时是首相）方面进行活动的可能性以及对这位帕夏馈赠什么礼品合适等问题同瓦尔加斯大使长谈。

尼科罗·塞科曾任驻土耳其大使。他这次将在威尼斯同弗朗基斯会合，然后由后者陪同前往拉古萨。以后，弗朗基斯将单独从该地继续上路。他将只在停战协定的批准差不多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刻才召来塞科。就这样，正如1558年的情况一样，6菲利普二世丝毫不想在和谈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塞科被授权同土耳其人签订一项为期10年、12年甚至15年的条约。在这项条约的延续期间，每年将向鲁斯特姆帕夏交付800到1000埃居。菲利普二世补充说，如果可能通过鲁斯特姆的好意斡旋得到土耳其舰队今年夏季不出航的承诺，“那么，立即并且一次付给他1.2万到1.5万埃居是适当的，付款地点在威尼斯或者在君士坦丁堡由他挑选。”

我只是为了很好地证实在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之前菲利普二世进行的谈判的真相和他的真正意图，才叙述这些细节。因为，和约一旦缔结，一切都会改变。1559年4月8日，菲利普二世在一封致塞萨公爵的长信中解释这些改变的原因。他写道：“你已经了解到我对你讲的关于……同土耳其休战的事……以及我向你发出的急件以便让尼科罗·塞科处理这件事。从那时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通知我，一项他同土耳其皇帝之间的为期3年的休战协定已经由他的使节签订。土耳其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把我包括在上述休战协定之内。我追求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某些对皇帝和对他的事务的好处是否能用这种办法得到。在我看来，这个目的似乎已经达到。此外，我们刚同法国国王签订了和约。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皇帝（在西方）丧失了援助，没有任何港口接待他的舰队，因此不会派遣这支舰队来和基督教世界对抗。除上述各点之外，他年事已高，据说意欲退休。土耳其国内宫闱不和。他的几个儿子之间兄弟阋墙，明争暗斗，使他苦恼不堪。”7因此，结论是：既然在这个形势下不可能进行任何尝试或者采取任何行动而不极大地丧失我们这方面的权力，就取消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和尼科罗·塞科的旅行。西班牙原文表述得更加强烈，用了“而不极大地丧失我们的权力”这句话。以下是真正的动机：菲利普二世为了不丢失面子，在摆脱了他在西方所处的困境之后，不再继续他的和平的尝试，这种态度并非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的确，早在6月份，菲利普二世就同意了马耳他骑士团和西西里总督进攻的黎波里的计划。他在致函佛罗伦萨公爵向他索要帆桨战船时说：“既然最终同法国国王签订和约使上帝高兴，那么，在我看来，在意大利的我雇佣的帆桨战船不是在这个夏季剩下的时间内无所事事，而是尽力消灭海上行劫者并保证自由航行，这就是为上帝效劳并且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有利……因此，我授权远征的黎波里……”8远征的黎波里，就是远征自1556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的省长的德拉库特。但是，人们难道不知道从1550年起任何反德拉库特的行动都会引起土耳其人的反击吗？

菲利普二世保全威信的政策，对战端重启负有直接责任，特别在局势有助于达成协议时更负有责任。塞萨公爵1559年12月4日指出：“土耳其皇帝由于他的几个儿子彼此不和，他的事进行得很糟。9”一个像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卡拉公爵那样沉着冷静的人，1560年1月10日，正当对的黎波里的远征使他的王国被抽调走大部分军队时，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我提醒陛下，这是同土耳其人谈判休战的大好时机，因为一则他的几个儿子之间争吵不和；二则陛下的各个邦国感到迫切需要和平。这里，在那不勒斯人人都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10

然而，菲利普二世不但拒绝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寻求休战，而且还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事务，劝说这位皇帝不要缔结当时几乎缔结成功的协议。根据威尼斯大使季阿科莫·索朗佐的说法，11和约条款10月底还没有送回维也纳。在这个期间，有人向菲利普二世请教。这位君主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要接受这些条款。他甚至自己提出要让土耳其素丹在地中海感到惶恐不安，他答应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提供兵员和钱款，暗示他能够通过葡萄牙国王请求巴雅泽特和索非。总而言之，大大小小的理由他全都举出。对费迪南来说，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比同土耳其素丹达成协议难道不更有价值吗？这个劝告似乎不会掉进聋子的耳朵里。12

土耳其人的海上霸权

菲利普二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和借口。理由是：自从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以来，亨利二世遣散了他的地中海舰队。直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在这个时期以后，在法国南部港口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什么舰队停泊。这就为宣布实施于地中海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和平条约13增添了附加的保证。西班牙人在地中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

借口呢？菲利普二世也可以借口他还从来没有掂量过土耳其军队的分量。如果说他在海上称过了土耳其的重量的话，这也几乎等于没有称过，因为普雷维扎战役在当时人的眼里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而且对他来说，这已经是过去古老的历史了。在陆上，西班牙人过去参加匈牙利边境战争时，只是以单个个人的身份参加。只有过两次西班牙人（查理五世先于1534年让一批西班牙人在科龙登陆、定居，然后于1538年让另一批西班牙人在卡斯特尔努奥沃登陆、定居。这些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地方过着驻防地的普通生活，定期处于戒备状态，向外出击）不得不同巴巴罗萨作战。后来，他们先于1534年，后于1539年两次遭到驱赶。但是，从遥远的并不势均力敌的遭遇战中能得到一些什么教益呢？只不过是西班牙步兵1560年在杰尔巴，1565年在马耳他岛得以充分掂量敌人的力量而已。

让我们再加上这一点：在土耳其，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各省地方主义，甚至各种社会冲突都乘素丹的儿子之间兄弟阋墙之机大肆泛滥，猖獗为害。法国大使德·拉·维尼1559年7月致函达克斯主教称14，奴隶都赞助苏里曼的造反的儿子巴雅泽特。巴雅泽特被苏里曼最宠爱的儿子塞里姆打败。但是，既然巴雅泽特逃往波斯，内战尚未完全熄灭，而且又和一场可能发生的外战联系起来，因此，问题并没有因为巴雅泽特被打败而得到解决。正如德·拉·维尼9月所写的那样，15土耳其人“由于他们的内部事务而陷于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境地”。因此，菲利普二世可能认为当时并不是同土耳其人谈判而是消灭他们的时机。16

1559年夏季的形势似乎证实菲利普二世是正确的。这一年土耳其舰队没有驶越阿尔巴尼亚海岸进行冒险，而且队形散乱。秋季开始后，它没有进行任何进攻基督教世界的尝试就返航回国。菲利普二世无疑过分相信这一点：这支舰队只能在法国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威胁基督教世界，没有这种协同配合，它就不得不限于在美好的季节快速窜犯、入侵。西班牙舰队尽管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能在冬季或者春季，在晴好的气候终了时即在敌人出现之前行动。首要的问题在于能使自身免遭突然袭击。如果打算在地中海中部海域行动，尤其应该如此。

事实上西班牙必须对付双重危险：一方面要在从的黎波里到萨勒这一线对付柏柏尔人；另一方面要对付土耳其人。这两个集团是独立自主的。它们冬季分散，天气晴好的季节则联合作战，互相支援。柏柏尔海上行劫者舒舒服服地在西地中海定居下来。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阿尔及尔在马格里布中央发展壮大，向周围扩张，建成一个直接威胁西班牙的帝国。这个“帝国”肯定不是政治上紧密团结、纪律严格的榜样。它被切割成一些分立的小块地区，正像卡比利亚的山被切割开了一样。但是，通衢大道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畅通无阻。我们已经谈到阿尔及尔的第七届国王萨拉赫海伊斯怎样一直推进到瓦尔格拉，1553年又怎样一直推进到非斯。非斯被再度攻占。1557年，谢里夫甚至曾经一度短期占领特莱姆森。他受土耳其人追击，被迫向首都撤退。但是，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多亏他那支人数很多的骑兵和“埃尔切”——这些逃避到摩洛哥的巧于使用弓箭的摩里斯科人——遏阻了巴巴罗萨的儿子哈桑帕夏的军队的推进。在西方，阿尔及尔—摩洛哥边境最终显得越过比改变其位置容易。但是，在东方，阿尔及尔国家1555年在海岸前线成功地清除了布日伊的西班牙驻防地。最后，它于1558年在奥兰获得巨大胜利。

从本世纪开始起，自1509年以来，西班牙就在奥兰周围谨慎行事，多次兼并特莱姆森成功。然而，马丹·德·阿尔考德特有意识地推行的这种神经战政策却于1551年，自一支土耳其的卫戍部队在特莱姆森长期驻扎之日起，停止执行。从那时起，这支部队对驻防地来说就形成一种长期的障碍和束缚。为了减轻这种束缚并重振他自己的卫戍部队的士气，这位年迈的东·马丹，这位“老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以便使之有别于他的儿子）使用他在他的位于安达卢西亚的领地征募的军队的一部分征伐位于奥兰以东12里的穆斯塔加奈姆。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穆斯塔加奈姆，就是切断他们和特莱姆森之间的联系。土耳其人经由这个港口运送他们在西部作战所必需的给养和大炮。这次作战指挥有方，攻克一处像穆斯塔加奈姆那样设防很差的要塞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但是，时间却浪费于派遣新兵在奥兰附近出击，以此作为练兵。这些出击使整个北非警觉起来。然后，“老人”缓慢而谨慎地着手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8月26日，他遭到阿尔及尔人和土人的突然袭击，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1.2万个西班牙人落入战胜者手中。阿尔及尔的房屋全都关满新俘虏。第二年，大批俘虏背弃宗教信仰，并加入哈桑帕夏的军队在卡比利亚作战。17

这些详情细节显示出新的土耳其国家在马格里布土地上为自己建立地盘时使用的力量和决心。在东到西西里的门户、北至撒丁、西抵直布罗陀以外的这个地区内，它那支日益壮大的海上力量就更加清楚地为人所知。法国国王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尼科1559年9月4日写道18：“土耳其人最近驾乘14艘或者15艘帆桨战船前往阿尔加维并对该地居民大肆劫掠。我到达时，他们已经撤退……”他们在卡斯蒂利亚造成的损失更大。他们“在卡利兹”19升起“一面白旗，让人来把他们掳获的人全部赎走。后来，这些俘虏都被赎走了”。可以看到这些是什么样的“土耳其人”……

但是，阿尔及尔国家虽然是柏柏尔国家中最强盛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在马格里布东部，的黎波里“王国”以阿尔及尔为榜样发展起来。特别自1556年德拉库特领导这个国家以来，情况更是如此。但它们之间有这样的区别：的黎波里国家只能靠损害贫困得令人绝望的和难于降服的内地地区来维持下去。达里昂地区尤其是这样的内地地区。那里的居民能够随意切断从苏丹运出黄金和奴隶的道路。的黎波里在内陆方面受到限制，因而更加转向海洋。它所有的财富都在海洋方面，在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西西里方面。在西西里另一侧，德拉库特威胁着西地中海的物质生活。西西里总督和对的黎波里进行的远征的倡导者梅迪纳·切利公爵1555年6月写道20：“一直威胁到包括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在内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快饿死了。”

远征杰尔巴21

这次远征的方向与最初决定的不同，并且在我们将在本章简述的世事变迁之后转向杰尔巴。

如果说，作出这次远征的日期正如从布鲁塞尔发出的命令和指示所证实的那样，可以判定为1559年6月15日的话22，那么，远征计划在这之前就已经提出，责任也不由菲利普二世一个人单独来负。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西西里总督梅迪纳·切利公爵和马耳他的长官让·德·拉·瓦莱特在这次远征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友好联系。23两人都要同可怕的的黎波里海上行劫者打交道。让·德·拉·瓦莱特过去为骑士们效劳，是的黎波里的杰出的总督。24在他的身上既有一个过去的“非洲人”的怀乡病，也有一邦之长的野心。如果的黎波里收复，毫无疑问，它将只能再归他的骑士团所有。对梅迪纳·切利公爵胡安·德·拉·塞尔达来说，除了西西里的利益之外，他还受到再度取得，甚至更加辉煌地再度取得他的前任胡安·德·拉·维加1550年取得的胜利的这种愿望的驱使。形势显得有利。的黎波里只有一支刚好有500名土耳其人的卫戍部队，设防情况很差。德拉库特经常不得不干预内地的事，因而与这个凯鲁万的国王，这个查比亚的酋长公开作战。根据拉古莱特的一份公文急报，这个酋长的军队打垮了德拉库特的军队。他的道义上的权威很高。坎帕纳说，25这个酋长差不多像教皇在基督教徒中一样。这样说是言过其实。最后，从游牧的“摩尔人”那里得到援助总是有把握的。土耳其人对待这些游牧民过于凶残，以致他们不会喜欢土耳其人。梅迪纳·切利公爵和他们暗中串通一气（甚至通过一个名叫雅费尔·卡塔尼亚的人在德拉库特周围亲近的人中有内应）。然而他自己也承认，尽管这些阿拉伯人首领有信给他并且公开发表了观点，但是，依靠这些人毕竟非审慎之举。26

一个马耳他骑士、有封地的骑士圭梅朗，前往布鲁塞尔，向国王呈交远征的黎波里的计划。这件事很快通过初步审查阶段。1559年5月8日，菲利普二世要求总督呈交一份报告。但是，这份报告还没有从西西里发出，国王就已经作出决定27并把这项决定通知梅迪纳·切利公爵。与此同时，国王在6月15日的信中授权公爵率军远征。他在这封信中阐述催促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同法国和平相处；可以从使意大利摆脱一个非常令人憎厌的邻国这件事中得到好处；德拉库特远征达里昂山归来几乎被仇视他的摩尔人包围时陷于困境；最后还有一点：在海上行劫者在他们的巢穴设防自卫之前，在夏天发动远征是轻而易举的。这位君主在他同一天给有封地的骑士圭梅朗的指示中，还提到另外一个有利的论据：根据各地向他的汇报，这一年土耳其人不准备派出一支大型舰队。国王让意大利的帆桨战船归梅迪纳·切利调遣指挥。相反，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却奉命驶回本土保护海岸使之不受海上行劫者袭扰。因此，后来西班牙帆桨战船的首领胡安·德·门多萨拒绝参加远征，28他只不过是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已。

因此，进行这次征伐使用的仅仅是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中的意大利舰船，即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从热那亚人、托斯卡纳人、西西里人和摩纳哥公爵那里租来的舰船以及教皇和圣约翰骑士团的联合舰队。让这些因为同法国签订了和约而得以抽调出来的舰船在通常十分方便的墨西拿港内集结并不困难。但是，集中军需给养以及进一步集中必需的人员却困难得多。菲利普二世预定8000名西班牙士兵登陆（其中5000名从米兰和那不勒斯的卫戍部队中抽调，2000名从西西里王国中调来）。再加上圭梅朗以马耳他的名义提供的人力，难道这还不够吗？29然而，梅迪纳·切利在获悉国王的决定之前，在6月20日的陈情表中要求调派给他2000来名士兵。虽然对他来说，两个炮兵中队似乎已经足够，但是，他却考虑到要塞设防很差，易于遭受攻击。这些数字说明，从一开始起，在国王的计划，即定于夏季立即出征的计划和总督渴望组织的大规模作战的计划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当从伦巴第撤出西班牙士兵这个行动显得困难时（皮埃蒙特的法国要塞尚未归还），国王便于7月14日立即下令30用阿尔卡拉公爵刚从那不勒斯派到墨西拿搭乘帆桨战船前往参加征伐的2000名意大利士兵来代替西班牙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帆桨战船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直上驶到热那亚去该地载运军队这个行动上。正如菲利普二世所写的31，“在天气晴好的季节还剩下的时间里完成事业。”迅速行动，这就是国王的指示。

但是，梅迪纳·切利要求增加兵员。这就迫使菲利普二世8月7日32最简略地重复从伦巴第调遣部队去西西里的命令。然而，塞萨公爵却及时从亨利三世去世这件事中找到不放走他的人员的新理由。33可以想象，由于信函缓慢地在根特、那不勒斯、米兰和墨西拿之间传递，因此每道命令都意味着进一步的拖延……8月10日，让·安德烈·多里亚上书国王说，34他把1艘帆桨战船托付给阿尔瓦罗·德·桑德。阿尔瓦罗·德·桑德将去热那亚，并从该地转赴米兰说服塞萨公爵不仅派出西班牙士兵，而且还派出在伦巴第征募的德意志士兵和意大利士兵各2000名。于是对帆桨战船来说，产生了新的运输问题，姑且还不谈对负责并从事供应的船只来说必不可少的护航这个问题。鉴于法国要塞已经按照商定条款归还萨瓦公爵和曼图亚公爵，8月11日35，塞萨公爵终于在米兰决定同意。但是，先后答应派来的西班牙的、德意志的和意大利的步兵姗姗来迟，1个多月后才抵达热那亚。369月14日，西班牙驻该城的大使菲格罗阿宣布这些部队登上几艘大帆船和11艘帆桨战船。“这全都是出色的、精锐的部队。如果它们不受阻于天气，会全部出发，一分一秒也不会延误。”但是，这时已经是9月14日了。

在那不勒斯同样产生了延迟和困难。9月14日37，让·安德烈·多里亚写道，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出发驶往那不勒斯，以便从该地运回骑士团刚刚在当地募集的意大利步兵。他本人则派遣帆桨战船去塔朗托以便在该地接领那不勒斯总督同意向远征军提供的5个意大利连队，并继续往奥特朗托装运火药、炮弹。但是，前一天晚上，他收到总督来信。总督在信中宣布不再愿意提供上述5个步兵连，因为他得到“一支由80艘帆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抵达发罗拉的确切消息。这支舰队在发罗拉载上1500名土耳其骑兵”。38让·安德烈·多里亚一下就为他的帆桨战船惊惶不安起来。“愿上帝把它们平安无事地带回……”这时，时间正不停地悄然流逝。菲利普二世感到胆战心惊。10月8日39，他写道：“我对征伐是否成功感到十分担忧，因为季节已经很迟了。”11月30日，指挥西西里的帆桨战船的东·桑乔·莱瓦从舰队刚刚集合的地点锡拉库萨写信说：“我从来没有忘记对梅迪纳·切利公爵说，并且曾经多次对他说，这次征伐成功的首要因素是行动迅速。拖延是成功的最大障碍……然而，人们正是在整个意大利寻找兵员和补给。”40

指出战备工作中的这种延误耽搁现象是重要的。41舰队终于在12月1日这个大好晴天42驶离锡拉库萨。这支舰队包括帆桨战船47艘、荷兰圆头帆船4艘、大帆船3艘（总共有作战船只54艘和运载船只36艘43）。舰队载有1万到1.2万人。44这是一支比曾于1550年进攻非洲的兵力更强大的兵力，仅次于查理五世亲自出征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时所使用的兵力。这支军队的规模本身就足以说明它为什么集合缓慢，而土耳其舰队8月份抵达发罗拉又进一步延缓了它的行动。45埃雷拉说，土耳其的这支由100来艘帆船组成的大舰队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向西驶行，是因为它受到集结在墨西拿的帆桨战船的威胁，不敢轻举妄动。46至少应该认为更加符合事实的说法是：这两支舰队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互相牵制。当土耳其人10月份再度起航东驶时，那不勒斯总督才同意提供最后的、对征伐来说必不可少的他保存在塔朗托的兵员。47基督教舰队于是从墨西拿开到锡拉库萨。

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谈不上什么进行突然袭击了。这次远征的消息传遍全欧。土耳其人和海上行劫者也已获悉。德拉库特设防自卫。9月25日，一艘法国大帆船驶离马赛，把关于一支在墨西拿停泊的舰队的消息48至少带到了米洛。秋季，德拉库特俘获了一艘从这支舰队派出进行侦察的船。49大量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的传闻充斥于威尼斯的外交函件中50，以致土耳其人开始匆匆忙忙在君士坦丁堡装备一支舰队。据说，这支舰队由250艘帆船组成。马克西米利安在维也纳的看法是：“这次远征公布过早，以致向土耳其人提供了准备一支如此庞大的舰队的理由和时间。”51

远征舰队是为了使自己这方面有进行突然袭击的这一招在12月份出航吗？每个海员都知道，选择这样一个时期出航简直就是精神错乱。但是，公爵是军人，不是水手。他坚持己见，力排众议。舰队驶离墨西拿。这支舰队一出海就几乎立即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唯一能脱险得救的办法是驶往马耳他。水手们的意见大概占了上风，因为恶劣的天气把他们阻留在马耳他达10个星期之久，直到1560年2月10日为止。在这次漫长的等待中，瘟疫使远征部队因士兵大量死亡严重减员。这支部队在作战之前就已经丧失士兵2000来名。

帆桨战船和大帆船分开，各自出发。会师地点定在祖瓦赖附近海域。大帆船迟到。帆桨战船绕过克肯纳和杰尔巴后，于2月16日到达。这些舰船在这个时机掳获了两艘满载油脂、粗呢绒和香料的船。52但是，有两艘荷兰圆头帆船却得以逃脱。这两艘逃脱的船载着厄尔杰·阿里，飞速驶向君士坦丁堡报警。这首先让当时正在杰尔巴的德拉库特来得及被告知这件事，警觉起来并前往的黎波里。可以毫不困难地想象到，的黎波里人心惶惶。让我们听听当时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总督的叙述吧（这时德拉库特的4艘帆桨战船已经开到土耳其首都）：“据说，这些战船除了带来奴隶之外，还带来上述德拉库特的大量财物。这表明他认为战斗已经绝望。他要求迅速援救他，说他现在只有1500名士兵，因为所有在的黎波里过冬的海上行劫者连同将近15艘船一听到宣布西班牙人到来的消息，都未经准许就逃之夭夭53……”

这支大舰队当时如果进攻的黎波里，就有可能攻占这个港口。没有在杰尔巴俘获德拉库特已经铸成大错，因为这个海上行劫者如果被围困在岛上无法逃脱，在的黎波里执行守备任务的400名土耳其士兵是无法阻止敌方轻易取胜的。梅迪纳·切利公爵后来承认了这一点。54但是，舰队在祖瓦赖附近的帕洛的退潮时露出的沙洲上，再次因为天气恶劣而在2月份的下半个月按兵不动。接着，事情又一再拖延，瘟疫再次猖獗为害，人员又有损失。3月12日，舰队起航。但是，这次是驶往杰尔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获悉德拉库特已经返回的黎波里。即使杰尔巴没有城市，舰队也会占领这个盛产棕榈、橄榄和羊的岛屿，这个出产羊毛和油料的岛屿。登陆于3月7日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4月初，热那亚领事洛梅利诺从墨西拿宣布（消息刚传到那里）：“我们的大舰队”——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措辞——“已经攻占杰尔巴”55……

梅迪纳·切利公爵俨然是一家之长，他已经在这个日期在新领土上建立了西班牙国王的政府。他授权给一个他挑选的酋长。他注意使杰尔巴人不受骚扰、虐待。他迫使他的士兵在当地购物付钱。此外，哈弗西德家族的和查比亚家族的人分别从突尼斯和凯鲁万运来给养。这时，在岛屿北岸一座堡垒已经动工修建。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因为，木料、石料和石灰都极其短缺。当地土人除了骆驼队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帮助。因此，军队在因寒热病流行而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仍然在这项艰苦的施工中耗损兵员。这时，船老板中最精明强干的，或者购买油料，或者购买马匹，或者购买骆驼，或者购买皮革，或者购买羊毛，或者购买粗呢绒。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从柏柏尔得到消息的同时，也从黎凡特得到消息。这是一些坏消息。那不勒斯总督4月初被告知土耳其舰队将大大早于往常出动。他于是请求国王下令帆桨战船，特别是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开到墨西拿集结待命。这些舰船不足以抵抗土耳其人，但可使土耳其人难于让兵员和大炮登岸。总督也致函梅迪纳·切利公爵，要他把他借给他的步兵连同帆桨战船一并送还，送还地点是塔朗托。5621日，他推心置腹地向国王谈他的恐惧和苦恼：如果不送还他这支步兵，他就不得不另外花钱募集意大利士兵。因此，他为部分或者全部送还这支远征军进行辩护。他又说：“我告知（梅迪纳·切利公爵），我认为，当陛下的舰队受到杰尔巴的堡垒的修建工程牵制束缚时，坐待土耳其的舰队到来并非良策。”几天以后，他从一个自君士坦丁堡归来的旅客处获悉土耳其舰队已经出发前往援救的黎波里。575月13日，58他被告知这支舰队已经离开莫东。他立刻通过陆路通知西西里并派遣三桅战船通知杰尔巴的占领部队。他报告国王说：“我认为陛下的舰队并非处于一般的危险中……”14日传来的公文急报表明，土耳其舰队已经在赞特海岸附近的水域被发现，正扬帆驶往柏柏尔。59但是，这时一切都已经在杰尔巴结束。

事实上皮亚利帕夏的舰队行驶得和消息同样迅速。5月18日，这支舰队抵达位于马耳他和戈佐之间的海域。它以最高的速度作直线航行，在20天内驶完君士坦丁堡和杰尔巴之间的这段距离，创造了航行记录。公爵一直预期这支舰队6月份开到，但却在5月11日就看见它抵达。在杰尔巴，谁也不打算战斗。正如后来奇里尼所说的那样，在大家看来，“英勇战斗不如迅速逃跑”。60要把这种态度归咎于某种“自卑心理”或者归咎于临危不镇定沉着、惊惶失措，或者归咎于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想把他们在岛上停留时堆放在船上的货物隐藏起来使之不受损害吗？这些货物后来被巡视官吉罗加指控为祸根。他说，没有这些财物，人们就不会操心在出发前装载这些财物，那不勒斯总督的指示就会被人遵从，土耳其舰队开到时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几天以前就已经坚壁清野，撤退一空了。61

然而，逃跑本身也并非易事。公爵不愿抛弃还留在岸上的意大利步兵和德意志步兵，因此浪费了10日和11日之间的一个夜晚。第二天土耳其舰队发起进攻时，顷刻之间人人惊惶失措，丧魂落魄。62为了赶快逃命而抛弃了一切，其中包括出名的货物：成包的羊毛、成罐的油、马和骆驼等。这些货物和所有可能增加船舶载重的物品全都扔进大海。哲加拉由于习惯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海盗生活，当时是少有的敢于同敌人对抗的人之一。他令敌人生畏，最后从敌人手中逃脱。但是，在进行遭遇战时，在组成基督教舰队的48艘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中，丧失了28艘。落入敌人手中的舰船还不计算在内。这样的溃败十分罕见。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西西里、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整个欧洲。5月18日凌晨2时，5艘幸免于难的帆桨战船开到那不勒斯。其中3艘隶属安东尼奥·多里亚，1艘隶属本迪内利·绍利，一艘隶属斯特凡诺·德·马里。这些舰船带来坏消息以及这些消息的种种详情细节。让我们注意，以下情况并非偶然：这些首批到达的是被租用的帆桨战船，或者如人们所说，是给养承包人的船只，即与西班牙国王订有合同的个人的船只，因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关心抢救他们的资本的人的船只……几乎与此同时，其他逃亡者乘坐更小的三桅战船和小船到达。在这些逃过了土耳其人的注意力的人中，有舰队司令让·安德烈·多里亚总督本人和他的几个亲随。“他们奇迹般地到达马耳他，并从马耳他到达墨西拿。”63

在这个期间，几千人留在堡垒里，备有充足的粮食，据说足够一年之需。对这些人应该怎样办呢？在拉古莱特人们迟至5月26日，64并且可能经由西西里，才被告知杰尔巴的败绩。10日，阿隆索·德·拉·库埃瓦从拉古莱特写信禀奏国王说，尽管那不勒斯的总督向他提出请求，他并不认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有关的那个人是土耳其人的走狗）利用陛下的封臣突尼斯国王来援救杰尔巴堡垒。如果这座堡垒不是修筑在老城堡那里而是修筑在舰队先前靠岸的罗切塔，被包围者本来会有个深水港和饮用水，本来有可能得到援助。但是，就这样……

在某个时期阿尔卡拉公爵继续想方设法，考虑采取种种措施。他以后获悉他的同事梅迪纳·切利公爵得救，就镇定下来。65后者还为他带来逃脱杰尔巴之难的意大利步兵的一部分以协助他保卫那不勒斯，直到在杰尔巴损失的西班牙步兵被从西班牙新征募的兵员补替时为止。66

至于菲利普二世，将近6月2日，消息经由热那亚传到他那里。67他接到报告：损失了帆桨战船30艘、普通船只32艘；68只有17艘安全抵达。这些数字接近实际情况。国王同阿尔贝公爵、安东尼奥·德·托莱多、胡安·德·曼里克、古蒂尔·洛佩斯·德·帕迪拉等人商议后立即决定派遣一位权威人物前往墨西拿接替生死不明的总督，并且决定把将在卡拉布里亚招募的5000名步兵以及将从那不勒斯后备队抽调的大炮和军火调往西西里。69根据传闻，菲利普二世要求法国国王用他的舰队进行支援70……6月3日，他任命当时加泰罗尼亚的总督东·加西亚·德·托莱多担任西西里政府首脑的职务。

菲利普二世就这样组织拯救这座堡垒。人们始终以为梅迪纳·切利公爵还被围困在堡垒内。6月8日，他接到关于西西里的令人放心的消息，兴奋地高声叫道，71这是另外一个应当关怀堡垒里的人的理由。拯救曾经为国王效劳的人是一项义务。他打算在墨西拿集中64艘帆桨战船，并且已经下令禁止装备精良的30艘巨型大帆船出港。在本地招募的意大利士兵以及后来被3000名高地德意志士兵替换的来自伦巴第的西班牙步兵总共1.4万人应登上救援舰队，由东·加西亚·德·托莱多指挥。最后，将运往热那亚大量小麦作生产饼干之用……

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但是，6月13日72，菲利普二世收到一封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的来信。这封信告诉他西西里的总督安然无恙73。15日，国王突然下令暂缓执行他已经下达的命令，理由是：根据各种意见，围城中的人有8个月的粮食储备，而土耳其舰队的粮食却只够吃两个月，因而无法延长包围时间。74战备工作全都取消。然而，在新的命令下达受命者之前，又过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杰尔巴的败绩引起的骚乱仍在继续。多里亚老亲王呈奏他的谏劝。在他看来，使用数量不足的帆桨战船直接进攻并非审慎之举。他更愿尝试向地中海东岸地区进行牵制性的袭击。热那亚市政会议为解堡垒之围提供帆桨战船4艘。皮翁比诺的封建领主派出帆桨战船1艘为国王效劳。他说，如果这艘船不被国王接受，他就派它去冒险。75萨瓦公爵宣称他有帆桨战船3艘；其中1艘完好无损，可供使用；第二艘上只有被罚划船的犯人奴隶；第三艘空空如也，但是，他等待法国国王将调拨给他的4艘帆桨战船。76斯特凡诺·德·马里刚从维泰利红衣主教那里购置了帆桨战船两艘。他准备把这两艘船租给西班牙国王。一个定居威尼斯的曾经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劳的名叫多梅尼科·哲加拉的人，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前往土耳其和波斯。77梅迪纳·切利公爵在西西里积极备战。在他的关怀下，6月份为巴勒莫、墨西拿和那不勒斯总督府78造好帆桨战船7艘。早在4月份，已有6艘下水，预先替换已在杰尔巴丧失的舰船。79

最后，下面这个事件再次表明了法西关系的现状如何：要法国提供帆桨战船的这项要求没有明明白白正式以菲利普二世的名义提出。正如米基耶尔1560年6月22日对威尼斯总督所说的那样，西班牙国王担心遭到拒绝甚于希望得到承诺。80怀疑和抱怨使这两个国家分离、疏远。菲利普二世不久以前教人辞退了年轻的王后的法国仆役。在有关英国的事务中，他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虽然在整个王国开始出现的、其规模多少有些被人夸大了的动乱，促使吉斯家族的政府与西班牙合作，但是法国方面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吃惊。6月25日81，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向蒂耶波洛宣布他已经向西班牙人提供了马赛的帆桨战船和军队。蒂耶波洛转而向威尼斯总督再次宣布这件事。但是，这发生在6月25日，即菲利普二世作出取消军事行动的决定之后10天。阿尔贝公爵没有忘记在9月份强调指出：“……最近，正当杰尔巴战役失败之际，我们从来不敢（向法国人）索要帆桨战船来进行陛下正在准备进行的援救，因为我在多次间接发出呼吁之后，从来没有得到足以促成我谏劝陛下向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答复。当时机已经过去之后……当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援助已经毫无用处可言之时，大使来对我说，如果我们需要帆桨战船，他们就准备提供。”82法国采取犹豫政策，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法西双方都继续忠于过去的政治路线，都觉得摆脱过去长期所抱的态度是困难的。法国国王难道不是仍然同他不想失去其友谊的土耳其素丹83，同向他派来使者以及马赛向他们运去武器的阿尔及尔人保持联系吗？84与此同时，虽然纳瓦尔国王亨利，或者西班牙人所说的那位旺多姆先生，当时并不在法国掌权，甚至还受到吉斯家族的迫害，但却同摩洛哥的谢里夫一起密谋策划。85

现在回到杰尔巴问题上来。我们看到，围绕着这个小小的事件产生的旋涡扩延到了什么地方。这起事件掀起的波浪几天之内就覆盖了整个欧洲。甚至在不久以前还渴望同土耳其人兵戎相见的维也纳，这次灾难性的事件也不断使费迪南和他的亲信左右深思熟虑起来。86虽然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的信声称他的主人采取的反措施甚至比在的黎波里取得的胜利更提高了他的主人的声望，但是，很难不相信菲利普二世的威信在这一事件中已经受到损害。

根据这个观点，西班牙国王突然作出的放弃杰尔巴岛上的被围困的人的决定是个好的解决办法吗？在杰尔巴，如果说水手们表现出明显的应该受到指摘的怯懦的话，那么陆军却在久经沙场的老兵阿尔瓦罗·德·桑德的指挥下光荣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他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7月11日，阿尔瓦罗·德·桑德还写信给西西里总督87。也许人们的确有某些理由认为土耳其舰队因在气候恶劣的季节来临时缺乏粮食而松手撤围。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告知那不勒斯总督，如果不进行援救性的远征的准备，土耳其舰队就会撤回。6月26日，总督把这一点通知拉古莱特的省长（因此是在他知道菲利普二世放弃远征之前），他设想：故意言行不慎泄露秘密让土耳其人以为援救的准备工作拖延很久，会是件好事。88那个时期，土耳其的各个首领对进攻杰尔巴岛并不积极，这是事实。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损失惨重。7月份，皮亚利帕夏的心腹纳苏夫·阿格哈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并不隐瞒他不十分相信堡垒已被攻占。89这时，一些相当令人忐忑不安的消息从波斯传来。据说索非已经死去。他的继承人像爱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爱巴雅泽特。907月15日，一个自称是巴雅泽特的大使的人甚至来到热那亚（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来自何处，何时到达，何时离开）。菲格罗阿在他自己在热那亚的家中接待了他，并且在让他乘坐一艘双桅横帆船前往尼斯之前对他阿谀奉承了一番。这个人到了西班牙才被人发现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91

所有这些希望不久全都破灭。土耳其人虽然没有使用武力进攻堡垒，但占领了附近的水井，迫使被包围的人饮用蓄水池的水。蓄水池因7月酷暑高温很快干涸。7月29日，阿尔瓦罗·德·桑德试图突围出击。他在突围时被俘。两天后，堡垒投降。8月6日，阿尔瓦罗·德·桑德写信给梅迪纳·切利公爵，92把这次失败诿过于他的士兵，以下至少是这个俘虏所作的解释：“我如果在这些士兵中能够找到从前曾经在我的统率下的其他部队的士兵所具有的那种素质，我们会取得多年以来的最大胜利。”对一次失败的突围出击来说，这样说是言过其实。大家很愿意相信不久以后布斯拜克在土耳其对这个人的描绘：“矮胖笨重，走路时气喘吁吁，特别是胆小如鼠。”过错在指挥。对杰尔巴的第二次灾难还可能作出上述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93，例如杜罗所作的解释：过错在于指挥。但是，最中肯的指控无疑是东·桑乔·德·莱瓦1561年94身系囹圄时在他那封从狱中写给国王的信里对远征的负责人进行的指责：“这双重的灾难是上帝的判决。如果进行新的征伐，那么但愿人们严密监视亵渎神明的人。但愿人们把征伐的领导权交给真正优秀的天主教徒……”这是一个对自己锒铛入狱的原因进行过反复思考的囚犯感情流露、如实道来的话，这是一个16世纪的天主教徒感情流露、如实道来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头脑清醒、思虑周密、我们以后将在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上发现已经获释的人。

堡垒投降后，土耳其舰队得以再次抽出身来在地中海上自由活动。在马耳他和非洲之间巡航游弋并为拉古莱特运送援军的让·安德烈·多里亚获悉上述情况后立即放弃远征的黎波里的计划返回。95是这支胜利的土耳其舰队在驶往戈佐之前曾经在城市的港口停靠。96它8月13日抵达戈佐97，接着又从该地出发进行抢掠袭扰，沿西西里海岸航行，攻占海岸上的奥古斯塔98，对阿布鲁齐海岸上的大、小村庄肆意烧杀掳掠99。但是，9月4日，一份公文急报报道说，这支舰队在普雷维扎休整，油漆船体的水下部分。100皮亚利帕夏在该地接到返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后，留下奥斯曼骑兵（他们后来经由陆路回国）并于9月1日启碇驶往纳瓦林。一系列公文急报证实了这些消息。那不勒斯总督准备遣返还在科特罗内和奥特朗托驻守的军队。10110月1日，皮亚利帕夏乘坐1艘漆成绿色的旗舰在礼炮轰鸣声、人群欢呼声、震耳欲聋的锣鼓和喇叭声中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这艘旗舰由15艘鲜红色的帆桨战船以及舰队的其他船只跟随。布斯拜克对这次到达，对排成长列的俘虏，102对欢庆的城市都作了描绘。在这个欢庆的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在此后一段时期内受到虐待……

事件证明这种热情是正当的。伊斯兰国家在符合它的利益的情况下，完成了为统治中地中海而进行的斗争103。土耳其的统治过去曾经在的黎波里受到很大的威胁，现在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地得到维护。基督教世界陷入痛苦之中。土耳其舰队刚刚驶离意大利海岸，基督教国家就已经想到一年以后随着这支舰队返回会发生什么灾难。蒙特勒奥内和那不勒斯总督两人都谈论土耳其皇帝将在1561年指挥的对拉古莱特的征伐。10412月28日105，当人们在维也纳获悉土耳其正在武装120艘帆桨战船时，就已经想象到这些舰船将开往拉古莱特。这种无法摆脱的困扰由于海上行劫者在伊斯兰国家取得胜利后肆无忌惮、猖獗为害而增加。尽管时值严冬，这些海上行劫者仍然溯流而上，直抵托斯卡纳。106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岸上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107根据君士坦丁堡方面的传闻，西班牙人被他们在杰尔巴得到的教训弄得惊惶失措，以致准备马上放弃奥兰。108

局势还没有发展到放弃奥兰这个地步。但是，杰尔巴的双重灾难引导人们去进行某些有益的思考，这一点倒是真实的。从高级官员到最低层的执行者，人人都向马德里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内容往往是：国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无法坚守他在地中海的各个邦国的海岸。阿尔贝公爵说，109必须加强意大利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肯定是弱小的。我们已经看到从这支部队抽调出几个人来是何等困难）。这支部队人数很少，杰尔巴战役后大量减员。这肯定促使意大利的阴谋活动“沸腾”起来。这些阴谋活动从秋季起就在积极进行。110但是，使自身在海上强大起来，乃是根本大计。

并不是人人都看到这一点。有些人还只关切陆上的防御措施。例如阿尔卡拉公爵就是这样。他关心加强伊维扎和米诺卡两个岛上的防务。他知道这两个岛屿设防情况很差。111另外一些人头脑比较清醒。1560年7月9日，梅迪纳·切利公爵在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中写道：“必须从我们的衰弱中汲取力量，让陛下把我们大家卖掉吧！首先把我卖掉吧！陛下只有使自己成为海的主人，才会得到安宁，陛下的臣民才会得到保护。否则一切都会对我们不利。”112“海的主人”这个称谓多次回到撒丁的总督阿尔瓦罗·德·马德里加尔的笔下，时而为了恳请国王成为海的主人，时而为了庆幸国王有这种愿望，“因为这是适合保持基督教世界的安宁的、适合保持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事物的”。113胡安·德·塞普尔维达博士114和古怪的布斯希亚博士在这同一个1560年向国王表达了类似的愿望。布斯希亚是西班牙在拉古萨的鲜为人知的代理人，是那些以论行数写稿的方式谋生的、经常叙述茶楼酒肆中的闲谈杂闻的情报员之一115……

外交家的种种梦想各自遵循对自身更加自然的途径，但却殊途同归。人人都转向威尼斯，因为人们将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基督教世界当前所处的困境中，只有威尼斯能够使海上霸权重归西方世界所有。但是，了解这个奉行利己主义的城市的人，只会对这种想法一笑置之，因为向威尼斯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通知它关店歇业。但是，并不受这些困难阻碍的笔继续在写。10月8日，卢纳伯爵在维也纳认为，“回到威尼斯人曾经一度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结的联盟，对陛下会最有助益。我的大人，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116在罗马，似乎组成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对抗土耳其的联盟的想法，的确在新教皇庇护四世和东·胡安·苏尼加的会谈中提到。后者和他的兄弟、卡斯蒂利亚的有封地的骑士，那时在罗马同时代表菲利普二世的利益。菲利普二世写信给这两兄弟说：“我在另外一封信中对你——东·胡安·苏尼加——写信告诉我的情况作了答复。你们会在那封信里找到我的关于你们就与威尼斯结成联盟对抗土耳其人这一问题同教皇陛下举行的会谈的意见。这里，我想特别通知你们兰德里亚诺伯爵就这一问题（以乌尔比诺公爵的名义通过鲁伊·戈梅兹的渠道）提出的两项建议。这位伯爵保证，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会使这个联盟缔结成功。对兰德里亚诺伯爵的这项建议，我回答说，鉴于这是一件大大有利于为上帝效劳，大大有利于基督教世界的利益的事，我感到很高兴。正在这时，共和国的总督去世的消息突然传到我这里。这个总督是现任总督的前任（因此这件事肯定在1559年8月17日以前进行过讨论）。我于是让这些会谈中断了几天。但是，兰德里亚诺伯爵告诉我，公爵将重新办理这件事。”117

杰尔巴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它使菲利普二世的帝国转而面对在地中海方面的种种任务。它迫使它对此作出反应，采取行动。杰尔巴战役和1560年，标志着奥斯曼的力量在地中海的鼎盛时期。这就是说，1560年以后，奥斯曼的力量开始衰落。这并不是它本身的过错，而是在同年开始的、并从巴勒莫和墨西拿扩展到西意大利的全部海岸，扩展到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的大规模的海上船舶制造作业所产生的后果。

2.西班牙的复兴

土耳其人如果不出人意料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予敌人以喘息之机，西班牙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无论1561年、1562年、1563年或者1564年，土耳其舰队都没有大举出战。连续4年以来基督教世界只受到过一场虚惊。重复上演这同样一出戏：在冬季几个月里公文急报大谈土耳其人在进行武装，从事战备，将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拉古莱特、撒丁……；然后，夏季出现极大的惊恐不安，接着这一切又烟消云散；于是冬季防御计划不必彻底执行，收回贷款，遣散军队，中止运输，忽视征兵。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政策如同两拍子的呼吸。由于它留下不计其数的文件，因此没有比用图表来标示说明它的节奏、它的阶段更加容易的事了。

1561—1564年

土耳其舰队会在1561年来犯吗？人们对杰尔巴的败绩记忆犹新。在 这个天气阴沉，有的地方粮食短缺，118有的地方瘟疫流行119的1560年和1561年之间的冬天，人人都对土耳其舰队会来犯这一点深信不疑。一个法国人碰巧同一个拉古萨人一道从君士坦丁堡归来。这个拉古萨人根据他们在旅途中的谈话，在1591年1月到达他的故乡时说，他从他的旅伴那里得知：土耳其军队已经从波斯返回；那一年出动的舰队将非常强大。120那不勒斯总督研究了所有向他发来的公文急报后，于1月5日作出结论，让人确信土耳其舰队将比往常更早出航来犯。20天或者30天后，他采取措施使海军处于戒备状态。已经答应给他派来的西班牙增援部队会给他派来吗？拉古莱特会及时受到照顾、保护吗？1211个月后，西西里总督声称，奥兰和拉古莱特受到土耳其舰队的威胁（2月11日122）。这里还姑且不谈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的出击袭扰。这些出击袭扰是千真万确的并且具有极大的威胁性，以致2月28日菲利普二世拒绝批准马略卡总督向他提出的离开岛屿的请求123。3月20日发自科孚的公文急报（5月2日在那不勒斯收到）还说，出现1支由100艘帆桨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124安东尼奥·多里亚4月份在拉古莱特旅行时担心会在海上遇到那些在等待同土耳其舰队会合期间可能决定包围驻防地的海上行劫者。125那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声称只会有一支小型的、仅仅用于保卫地中海东岸地区海岸的土耳其舰队出航的第一号公文急报的发出日期是1561年4月9日126。这个后来得到广泛证实的消息127最早也不会在6月以前传到那不勒斯。到那时为止，基督教世界的防御丝毫没有放松。拉古莱特关于蓄水池和大炮的一系列要求128，从4月到6月一一得到满足。那不勒斯总督5月份还要求教皇准许马尔坎托里奥·科洛纳参加可能进行的那不勒斯的保卫战。129但是，难道必须对一部沉重的政治和军事机器的所有的细小部分一一加以描述吗？这部机器在运转时比历史学家所谈的更有规律。

如果从那不勒斯的角度来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变化，那么在8月初只不过是紧张的局势缓和了，安宁恢复了，奉派负责守卫海岸的意大利军队复员了。130在西班牙，戒备状态也在9月初结束。9月5日，利摩日主教在他从马德里发出的信中写道131：“现在晴好的季节和对土耳其军队的恐惧都已经过去。”拥有50来艘帆桨战船的土耳其舰队，6月份驶离君士坦丁堡后只在这个城市和莫东之间迅速往返。这支舰队7月离开莫东，并于8月19日离开赞特返回君士坦丁堡。132为什么这是一次有限的努力呢？为什么犯下这个错误呢？

文献资料只让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人的印象和假说之间进行选择。难道这正如博瓦斯塔耶1561年6月7日从威尼斯写给卡德琳·德·梅迪奇的信所提出的那样，是由于波斯事件吗？133他5月11日的信134已经谈到这一点：“菲利普国王……没有比这条缰绳更加可靠的在这些王国里钳制上述土耳其皇帝的办法。他可以相信，土耳其皇帝今年不会让他像去年那样平平安安度过。去年土耳其皇帝只从君士坦丁堡派出40艘帆桨战船。”让我们顺便注意这一点：5月9日，威尼斯先于那不勒斯得到消息；6月1日，西西里总督还不知道是否有来自土耳其方面的危险。135然而，博瓦斯塔耶并不认为波斯事件足以解释土耳其舰队为什么这样不正常地匆忙行动，出巡时间如此短暂，7月就返回基地。1367月11日，他寻思皮亚利帕夏是否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真的死去。皮亚利帕夏并没有死，而是鲁斯特姆死了。阿里帕夏登上首相的宝座。137土耳其皇帝的大臣之间的敌对活动可能同这支舰队的行动有关。138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传闻，其中甚至还包括帆将战船需要在黑海采取行动的传闻。139

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9月14日的报告140更加详尽。这份报告说，土耳其皇帝并没有在同索非和解方面取得成功。这位皇帝为这件事极为愤懑，下令对波斯人作战。还据说，他将前往阿勒颇过冬，以便在该地准备下一战役。但是，另外据说（卢纳伯爵在这里提供的证明值得注意），“他不敢离开君士坦丁堡既是因为他不相信他的儿子塞里姆忠贞不贰，也是因为由于巴雅泽特在他众多的臣民中间享有威信，他担心某个叛乱会在这些地区爆发并且发展到他无法返回这些地区的地步”。我们可以对这个文件所提出的关于对巴雅泽特进行的战争的背景进行猜测，但不能因此而忽视这场战争的社会方面。这场战争使土耳其的领土从边境一直到中心地区都遭到灾难，甚至陷于瘫痪……我们将在这些基督教世界的观察家作出的解释之外加上一个我们自己的假设吗？在土耳其帝国，1561年似乎是个农业歉收年、与威尼斯人争夺谷物年和瘟疫流行年。这些也同样是产生最后结果的重要因素。

1562年，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比较令人放心。只有一些稍微耸人听闻的公文急报，例如叙述突尼斯国王的大使在土耳其皇帝面前撕破自己的衣服141的公文急报，或者叙述（但是这些公文急报只使热那亚感兴趣）萨姆皮罗·科尔索绕道阿尔及尔在君士坦丁堡旅行142的公文急报等。防御准备工作比上年开始得晚，中断得早。土耳其舰队没有试图进行任何袭击。143戒备状态5月底在那不勒斯宣布解除；6月上旬，144在马德里宣布解除。这真是一桩咄咄怪事。这桩怪事可以用上年过分的和毫无根据的恐惧来加以解释。这次土耳其没有发动进攻似乎十分自然。其原因人们不需要绞尽脑汁就能找到。那不勒斯总督简略地写道，素丹绝不会派遣他的舰队进攻拉古莱特，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几个儿子发生争吵，或许为了不让这支舰队离开土耳其的海岸，或许是因为他深知这个要塞固若金汤”。145

不管怎样，既然同一年土耳其皇帝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从1558年以来始终悬而未决的停战协定，上述情况就肯定有一些充足的、迫切的理由。146在这个时机，赎回了阿尔瓦罗·德·桑德、东·桑乔·德·莱瓦和东·贝伦格尔·德·雷克森斯等人。147既然素丹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海上强加给西方的事实上的和平对他来说并不足够，既然他也希望他的陆军从西方边境抽出身来，所以，可能是他想故意转向东方。

下个冬季，基督教世界逐渐习惯于这种平安无事的局面，同时也正式采取了预防措施。当然，又有了关于对拉古莱特和对撒丁的威胁的谈论。但是，早在1563年1月，威尼斯想同平时一样企图在希腊群岛上征收小麦并因此发生争端。这些争端表明土耳其的粮食远未库存充足。148人们也很早得知萨姆皮罗·科尔索的旅行突然中断。意味深长的是，菲利普二世本人从埃斯科利亚尔谨慎地敲响警钟，149并且下令向拉古莱特这个耗尽大量兵员和物资的要塞、这个永远无法填满的小无底洞供应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军用物资等。早在6月初，在那不勒斯，人们就肯定土耳其舰队不会到来。一个4月2日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情报员6月5日到达这座城市。他带来了谁也不会怀疑的好消息。150以后，所有的公文急报全都证实土耳其国王只让若干艘帆桨战船下水而不加以武装，并且限于让其中几艘出航。这几艘船对守卫希腊群岛是不可或缺的。

1564年，局势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1月份，有人谈到威尼斯人自己对之深感不安的土耳其进行武装这件事。151但是，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这一点，2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方面得到肯定。152将近这同一个时期，阿尔卡拉公爵正式进行部署，派遣1000人去拉古莱特。但是，他说，他是在不顾他得到的情报并且不把这些情报作为理由的情况下这样做的。153一切平静无事。萨姆皮罗·科尔索终于得以通过中间人士同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进行会谈。154他抱怨热那亚的统治，提醒大使注意这一点：科西嘉隶属于阿拉贡王国；科西嘉人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样，这两个这时来找他的科西嘉将领对黎凡特地区的事务了如指掌，能够使用他们来为国王效劳……

5月初可能还有过一次惊恐。鲁伊·戈梅兹对法国大使谈到这件事。155但是，这个月还没有过去，这些惊恐情绪就已消失。1565月27日和6月6日，一些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详细的公文急报说明了尽管渴望出航的海伊斯们提出抗议，157土耳其舰队仍然无法出海的原因：60艘正在捻缝的帆桨战船行将下水，但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安排来保证获得划桨手和干粮的供应。接着，船的龙骨涂抹动物油脂和装载卫戍部队的普通土耳其骑兵等两项工作又一直进行到8月。因此，很可能这些舰船根本不会驶往西方。菲利普二世于是在6月中明智地决定让他的舰队转而对付柏柏尔人。158从那不勒斯出发的部队不再向墨西拿和拉古莱特进发，而是向热那亚和西班牙进发，更确切地说向马拉加进发。159不安的阴影8月份仍然笼罩。8月2日，绍利向热那亚市政会议报告说：160马德里方面宣布土耳其舰队已经到达；但是，这个传闻被视为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因此，在科西嘉的造反这个问题上，人们感到的焦虑较少（因为科西嘉刚刚在萨姆皮罗·科尔索的领导下造了反）。”这是在这个1564年最后一次提及土耳其舰队。在这一年，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对东方很少感到惊恐不安。它主要关切的是地中海西部发生的事件，即首先是科西嘉事件，另外是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胜利地在摩洛哥海岸进行的对弹丸之地的佩农·德·贝莱斯的征伐。

在冬季有几个星期，甚至有几个月，又传闻复活，猜测四起。1564年12月29日，马克西米利安在维也纳同威尼斯大使莱奥纳多·孔塔里尼闲谈。161据说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一俟天气好转就马上出航。马克西米利安问道：“你们威尼斯人怎么办？塞浦路斯岛离土耳其很近，而土耳其人一看见这个岛就觉得很中意。”大使回答说：“威尼斯会在这个岛上修筑防御工事。”大使反转过来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关于科西嘉的局势。这个岛上的局势使热那亚人有大量问题要处理，并会因土耳其舰队出航而恶化。这位皇帝答复大使说：“可能萨姆皮罗·科尔索并没有公开援助他的人、公开的同盟者，但是，他和某个王侯秘密串通，这种串通极其秘密，以致无人知晓。”这是一次典型的冬天在欧洲地图前进行的谈话！但是，未来的事件至少在一个方面将证实这些谈话，因为1565年这个战斗年不会像刚刚过去的几年那样。

同海上行劫者和严冬进行斗争：1561—1564年

土耳其人给了西班牙帝国4年和平。这4年得到了很好的利 用。首先被用来同海上行劫者 进行斗争。海上行劫者没有和土耳其舰队同时销声匿迹。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西班牙海军每年使用过去土耳其的威胁迫使它集中起来的，而现在这种威胁的消失又使之变得闲置不用、无所事事的兵力来对付海上行劫者。

菲利普二世的新舰队在同长于海上行劫的敌人的艰苦斗争中得到锻炼。这些敌人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时，很难捕获；在他们的位于非洲的巢穴里时，很难袭扰。

海上行劫者的确给了西班牙人十分沉重的打击。1561年7月，西西里小舰队，共7艘船，全部在利帕里群岛附近海域中了德拉库特设下的埋伏。162这支舰队由马耳他的加泰罗尼亚骑士、有封地的骑士圭梅朗率领。利摩日主教写信给他的国王说：“这个圭梅朗在圣康坦备受尊敬。可是，人们称赞他在陆上比在海上更加精明强干、长于指挥。他在海上学习指挥舰队，但没有从德拉库特那里得到什么教益。他在海上受培养训练的生涯被德拉库特打断了。大人，正如你肯定已经毫无困难地通过来自意大利的信件得知的那样，不少人同这位将领都已经丧生。”163他又说，在这些损失中有人想“向我们隐瞒损失了另外1艘船。这艘船是在从那不勒斯开往西西里的途中丧失的，据称载有最近运到意大利的来自佛兰德的3个老连队。”德拉库特利用国王的帆桨战船调回西班牙海岸之机，“用34艘船使那不勒斯王国处境非常困难，以致半个月前上述那不勒斯的省长塔里法侯爵的使者步行到达，”恳请菲利普二世“把上述帆桨战船退还他，因为马耳他的、西西里的和其他邻近的港口的帆桨战船受到上述德拉库特的骚扰和包围的情况极其严重，以致在这些船中没有一艘能够从一个地方驶往另外一个地方”。利摩日主教又说，幸好土耳其舰队没有开来，“说实话，这真是上帝的极大的恩典，因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小撮海盗和强盗在从直布罗陀到西西里这段海域里使这位君主受到他们的束缚控制，以致除了堡垒之外异教徒想在君主所属的土地哪里登陆就在哪里登陆。”

从直布罗陀到西西里这段海域的这种恐怖统治的真实历史，只能通过对安达卢西亚、巴利阿里和巴伦西亚等地的档案资料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发现。在这些档案资料里，摩里斯科人的骚动和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活动的突然发展有联系。哈埃多在谈到舍尔舍勒的海上行劫中心的活动时，多次提出这一点。舍尔舍勒差不多全居住着还和他们的在西班牙海岸的亲友有联系的摩里斯科逃亡者。164

1561年夏天，海上行劫者肯定有过多次掳获。随着这一年行将结束，基督教徒报复的时刻来到。报道和评论发生了变化：9月份，西班牙人被认为打算攻克摩纳斯提尔。165这个时期，海上行劫者纷纷返回老巢，躲避波涛汹涌的大海。西班牙政府则绝不会打算让它的舰队留在安全处闲置不用。这是因为西班牙政府在军事上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梅尔菲亲王在安德烈·多里亚死时被授予西班牙舰队的指挥权。他对没有出过海的人发出的命令违抗不从。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帆桨战船冬天在地中海的航路上航行被颠来簸去时是怎么一个模样。他们对风暴会使狭小的桨船蒙受什么海损和磨损全然无知。166

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但是，当弱小的一方想采取行动并维持必不可少的交通联系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冬天恶劣气候条件下行动。这时，海上空空荡荡，敌人避进港内。西西里总督（这时仍然是梅迪纳·切利公爵）冷冷地提醒梅尔菲亲王，国王已经下令把帆桨战船调往墨西拿。命令就是命令。167规定的调动必须执行。拉古莱特10月份得到军火供应。16811月初，西班牙舰队还在特拉帕尼。尽管梅尔菲亲王没有表示过任何离开墨西拿的意愿，但是，西班牙舰队不再在该港这个事实表明这支舰队已经撤回自己的防线内。总而言之，天气是恶劣的。169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个时期（文件没有载明确切日期），一支由帆桨战船组成的船队不得不停止驶往拉古莱特。命令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西西里总督最后决定派遣一艘大帆船运载2000萨尔马小麦去应付其人员和机构都反常膨胀的卫戍部队的需要。1701月份，有人想把在驻防地的由胡安·德·罗梅罗统率的多余的西班牙部队装上船运走。171但是，装载这些人和供应他们粮食，同样都大成问题。梅尔菲亲王如果敢于这样做的话，就会发现很容易证明让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在海上游弋的这种耗费极其巨大的政策，在这个冬天，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

春季，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变本加厉。1562年3月1日，172一封来自拉古莱特的信表明，德拉库特已经出海寻找谷物供应。4月，阿尔及尔帆船企图突然袭击泰拜尔盖岛173。胡安·德·门多萨则在5月和6月成功地让一支大圆船船队由20来艘帆桨战船护航抵达拉古莱特174，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敌舰，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海上事故。在这同一个5月里，若干艘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船在马赛附近海域出现。175船上的海上行劫者声称在航行途中掳获一艘来自亚历山大的满载属于佛罗伦萨人的货物的船和一艘运送马尔瓦西葡萄酒的威尼斯大帆船。也有人说，这些海上行劫船攻下一座位于莫里泽奥港附近的城市并在该地俘虏了56人。“它们来马赛补充饼干储备和其他粮食并且恢复海上行劫活动。夜间，它们偷偷装上36桶火药和硝石。”后来，关于这些船上的海上行劫者的去向我们就一无所知了。6月，胡安·德·门多萨应罗马教皇的要求，176率领帆桨战船32艘在从那不勒斯到台伯河入海处这段海域维持治安。另一方面，7月，法国大使同萨姆皮罗·科尔索到达阿尔及尔。这位大使负有要求赔偿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造成的损失的使命。177既然存在着上述事实，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肯定坚持在地中海北岸继续活动。

西班牙人从9月份起进行反击。巴塞罗那方面宣布：3艘海上行劫者的荷兰圆头帆船在蓬察岛被掳获；几艘低舷长形船在托尔托萨被掳获。178但是，后面这件事并未得到证实。西班牙人在进行远航以供应其需求难以满足的拉古莱特的这个方面，取得新的成功。这次远航供应9月份由让·安德烈·多里亚负责进行。179胡安·德·门多萨这时已经率领增添了几艘私人帆桨战船的西西里和西班牙舰队返回西班牙海岸维持治安，并把给养和人员运到奥兰。180但是，这28艘帆桨战船在马拉加港内遭到一股狂暴的东风的突然袭击，被迫驶往埃拉杜拉海湾的背风处避难。根据《航海指导》，181在风从大海向岸上吹刮的情况下，在这种深20公尺和30公尺的淤泥中抛锚系泊是危险的。这些帆桨战船刚在那里避难就遭到一股狂猛的南风的突然袭击。182这场灾祸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支舰队：在28艘帆桨战船中，有25艘沉没；在5000人中，有2000人丧生；只能在难船的残骸中，回收一部分武器。

1562年11月8日，消息传到加埃塔，183再从那里传到那不勒斯。在杰尔巴那场灾祸发生后不久发生的这场灾祸，顿时激起轩然大波184。但是，菲利普二世的政府懂得怎样化衰弱为力量。1562年12月12日185，在特别召开的国会上，为非洲边界的防务和新帆桨战船的武装提出了给与特别补助的要求186。西班牙的海上振兴变得更加困难，只能加倍努力进行。刚刚在埃拉杜拉丧失的，是海军对半岛的海岸和对奥兰这个驻防城市的保护。根据利摩日主教的说法，奥兰是西班牙在非洲拥有的唯一配得上驻防城市这个名称的驻防城市。阿尔及尔人第二年对奥兰发起的强大攻势，当然同埃拉杜拉遭受的灾难有关。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与1556年哈桑·科尔索发动的攻势迥然不同。包围从1563年4月的头几天开始187直到6月8日为止，历时两月。西班牙卫戍部队事先在3月20日获悉4000名狙击兵抵达马扎格朗时，就处于戒备状态。这些狙击兵部署在阿尔及尔国王的营房前面。间谍又报告说，如果天不下雨，阿尔及尔国王本会和这些狙击兵同时到达。根据预测估计，这位国王将于3月26日星期五这天与40艘舰船同时进入穆斯塔加奈姆。在这些舰船中，有两艘小吨位快速帆船和一艘商用“纳维塔”（naveta）。这3艘船曾经在阿尔及尔港内停泊并在该地装载火药、炮弹、木制怪兽以及饼干。大炮由4艘帆桨战船运到。最后，10艘大型帆桨战船（这是在杰尔巴战役中从基督教徒那里缴获来的并在哈桑帕夏的率领下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阿尔及尔的那10艘帆桨战船吗？）188分为两支分舰队被派往西班牙海岸，调查研究从半岛派遣援军的可能性。189

阿尔考德特公爵的两个负责指挥奥兰的两处驻防地的儿子——长子马丹和次子阿隆索——得到这些情报后，本来可以在阿尔及尔人的海、陆两军来临之前发出警报。他们必须保卫奥兰本身和位于米尔斯克比尔的港湾外的半岛上的小堡垒。这个堡垒控制着港内的船舶系泊处。阿尔及尔人先是犹豫不决，然后集中兵力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更主要是进攻新近修建在朝内陆方向俯瞰米尔斯克比尔高地的圣萨尔瓦多要塞。这个要塞在被围23天后于5月8日被攻占。阿尔及尔人接着集中兵力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本身和驻守该城的那支只有几百名士兵的小守备部队。然而，这支部队尽管从5月8日到5月22日遭到敌军在步兵发起进攻之前进行的长时间的炮火轰击，却在5月22日击退进攻者的首次冲击并使之遭受重大损失。阿尔及尔人于是决定从5月22日到6月2日从另一个方向进攻堡垒。他们试图从老炮台和新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架设在船头的大炮也从海上射击。但是，这些进攻均未奏效。结果是土耳其人向阿尔及尔撤走8艘满载伤兵的荷兰圆头帆船。190

米尔斯克比尔就这样坚守住了。不错，西班牙海岸近在咫尺，这为这两处要塞提供了有价值的援助。一些性能增强了的帆桨战船，特别是一些小船钻进了阿尔及尔人的舰队布设的封锁线。这些小船的舵手例如加斯帕尔·费南德兹、阿隆索·费南德兹等人是被围困者的真正救星。他们为被围困者运去粮食、军火和援军。从5月1日到6月4日，200多名贵族就这样从西班牙前往奥兰。在伊斯兰国家人们听见他的名字就心惊肉跳的洛斯·贝莱侯爵在卡塔赫纳盛宴招待这些贵族，慷慨大方，酒席丰盛得使卡塔赫纳的肉、鱼出售一光，卡塔赫纳居民在市场上再也找不到。191这时，米尔斯克比尔的局势很糟。精疲力竭的卫戍部队除了一点熏驴肉和其他的人们平常不吃的动物的熏肉之外，几乎什么也吃不到。援救的舰队6月8日及时抵达，赶走了这些土耳其“狗”。

当人们了解到完成这项任务的帆桨战船几乎全都来自意大利时，觉得这支舰队在包围开始后两个月就到达那里，真是个奇迹。对历史学家来说，不言而喻，这次在西班牙引起巨大轰动（塞万提斯和洛普·德·韦加都把这一引起轰动的事件作为戏剧题材）的包围战的令人感到兴趣的事物，倒主要不是东·马丹和他的部属在米尔斯克比尔的英雄行为，而是援军的快速运送。这是西班牙的公文急报传递迅速所产生的作用的极少例证之一。

4月3日，在包围开始前，菲利普二世收到密探的报告后，曾经派遣一名特别信使到他派驻热那亚的大使菲格罗阿那里，责成他让让·安德烈·多里亚、马尔科·琴图廖内、博罗梅红衣主教、萨瓦公爵和托斯卡纳公爵等人的帆桨战船出发，并且以罗萨斯港为第一个重新集合的地点。国王叮嘱说，大家应该尽力“争取时间，因为我在看见它们来到这里之前，必然会始终处于一种理由充足的焦急忧虑中。”192这些4月23日就在墨西拿收到的命令，193意味着除了西西里和马耳他骑士团的舰队外把意大利的几支舰队全部召回西班牙。菲利普二世4月25日写信给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说：“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帆桨战船的到来。”194

在意大利，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不勒斯总督在4月25日给菲格罗阿的信中195对他谈到以下几点：他通过3月28日（因此在国王4月3日发出命令之前）发出的那些信了解到奥兰被包围的情况；他知道土耳其舰队这一年不会出航；在他看来，让·安德烈·多里亚用他能够率领的32艘帆桨战船和另外4艘来自王国的帆桨战船，共26艘来装载西班牙士兵2000名，并且经由撒丁、米诺卡、伊维扎和卡塔赫纳（因此作直线航行不绕罗萨斯）在卡塔赫纳等待陛下的命令，“这样做对为陛下效劳来说，是适当的和有价值的。”同一天，196多里亚禀报国王，他即将到达卡塔赫纳。菲利普二世5月17日197在马德里收到他的信，当天就回信通知他：将在卡塔赫纳生产饼干以便为帆桨战船的到来作好准备；此外，饼干还将从巴塞罗那和马拉加两地运来。他又说由于以下原因：意大利舰队可能迟到；人们普遍感到这是西班牙的内政；救援舰队从奥兰返回时将分为两支小舰队，其中一支将由多里亚率领返回意大利以保卫海岸不受海上行劫者袭扰等，他已经选定西班牙帆桨战船的大统领东·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为这次远征的统帅。

6月初，在卡塔赫纳集合了42艘帆桨战船，其中4艘为西班牙船。在这些船中，8艘留在港内（萨瓦公爵的4艘和热那亚的4艘），其余的34艘8日突然袭击并攻占奥兰。但是，这次出击只掳获了圆船3艘、小船12艘和法国萨埃特船1艘（这艘船被发现装载着铅、军火和锁子甲等），大型划桨船都来得及逃离。198根据一则6月3日发自波内并由马赛转传的公文急报，这也许是因为阿尔及尔舰队一直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驶离199。但是，这次作战仍然被视为一次重大胜利。6月17日，200国王向那不勒斯总督通报这件事。迭戈·苏亚雷斯在他有价值的奥兰的编年史中称赞这位总督是这次胜利的卓越缔造者。对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在赞扬的篇章里记载上菲利普二世的名字，把祝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西班牙的军事机器，岂不更加恰当吗？这部军事机器这次运转、配合良好，这或许是因为有过去的痛苦的教训，或许是因为行动的范围有限，靠近西班牙本土。201

然而，马德里甚至还有更大的抱负。舰队刚刚返回卡塔赫纳就奉国王之命出发突然攻占佩农·德·贝莱斯。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患病，让桑乔·德·莱瓦指挥这次战斗。这次战斗的方案是梅利利亚的总督制订的。桨声使土耳其驻扎在这个小岛上的卫戍部队警觉起来。在贝莱斯前面登上陆地的部队不够大胆果断。部队的大部分长官不坚持、不炮击、不挺进，相反却决定部队撤回船上，把行动推迟到以后某个日期。舰队在8月份的最初几天返回马拉加。202海上行劫者被告知这次失败后，对西班牙海岸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和袭扰。他们甚至一直推进到加那利群岛。这是他们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采取过的行动。这时，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完成了对奥兰的供应补给，于8月底向该地运去支付卫戍部队薪饷所需的两万杜卡托。几天以后，这些舰船通过海峡，驶抵塞维利亚的外港圣玛丽亚。203

总而言之，这一年的活动的成果并不太差。但是，下一年，即1564年，西班牙做的事更多，因为它认为能够转入反攻。这可能是因为东方更加安全，总的政治局势稳定，也可能是因为1564年2月10日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被任命为大统领。但是，更主要的是，西班牙开始感到自己更加强盛。一个思想变化的迹象是（在任命东·加西亚之前）：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的司令桑乔·德·莱瓦1月份请求菲利普二世准许他率领他自己的帆桨战船中的5艘、斯特凡诺·德·马里的1艘和西西里的可供使用的空帆桨战船前往柏柏尔的海岸掳获海上行劫者的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以及抓捕对需要加以武装的船只的划船人员配备来说必不可少的俘虏。204在这一年春季很早的时候，在惯常例行的任务，例如供应拉古莱特和奥兰之外，在政府上层还有人谈到要恢复过去没有成功的进攻佩农·德·贝莱斯的行动。4月，官方作出决定。205

整个作战行动是一项有条不紊、稳妥可靠的组织工作的杰作。历史档案留下的大量未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206。一切都安排得极其井井有条，以致6月12日菲利普二世得以向法国大使宣布207海军将用来对付非洲。准备阶段结束，东·加西亚忙着在意大利调集军队和帆桨战船以便派遣这些人员和舰船先去西班牙，最后前往非洲。20814日，他曾经率领帆桨战船33艘209胜利进入那不勒斯。210菲利普二世这次再度深入细致地参与指挥舰队的全部活动。他下令后勤部门满足东·加西亚的一切要求，并且“加速这次作战行动，因为风像现在这样吹刮，我想他很快就会到达。让人调查一下是否需要更多的士兵，因为阿尔卡拉写信说，他只能够提供1200名士兵。这1200名士兵将在统领卡利洛·德·克萨达的率领下到达”。211

东·加西亚经由热那亚到达西班牙，途中沿北部海岸迂回航行而不是取道让·安德烈·多里亚上年走过的那条在各岛之间穿行的捷径。舰队第一次在加泰罗尼亚岸边的帕拉莫集中。6月6日，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西班牙帆桨战船在该地同它会合。阿尔瓦罗·德·巴桑辉煌显赫的生涯从此开始。26日，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22艘帆桨战船在该地下锚。212接着到达的是帕甘·多里亚的帆桨战船和其他船只。这些舰船在斯培西亚停留以便在该地载运德意志士兵。8月15日，舰队抵达马拉加。213东·加西亚暂时离开舰队，前往加的斯，迎接已经有人答应为征伐提供的葡萄牙帆桨战船。东·加西亚的出现在从埃斯特波内和马尔贝拉到直布罗陀的沿海地区引起一片惊恐不安。这个地区的居民对海上行劫者的劫掠已经习以为常，以致他们认为敌人的帆船来临。在这之后，舰队十分缓慢地在附近的马尔贝拉和马拉加两个港口集中。8月底，舰队拥有舰船90艘到100艘，214再加上一些小吨位快速帆船、运载金银的大帆船和双桅横帆船，共150艘和士兵1.6万名。威尼斯有人不无恶意地说，215这是毫无用处的、虚张声势的炫耀武力。但是，不管怎样，它像扫帚那样，一下有力的横扫就把海上行劫者赶走了。敌方3艘帆桨战船和1艘武装运载金银的大帆船被掳获，6艘至7艘被驱赶，好容易才得以逃脱。

8月31日，舰队经过3天航行后抵达佩农沿海海域。该地居民像1563年那样弃城逃离。3艘加泰罗尼亚船在港内焚烧。这些船只是被贝莱斯的非常活跃的海上行劫者夺去的。这些海上行劫者已经同卡拉·穆斯塔法一道出发进行海上行劫。他们远未料到基督教舰队会来进攻他们的城市。东·加西亚并不因此而鲁莽行事，少用兵力。一座强固的大桥头堡垒朝着陆地这个方向掩护对小设防岛屿的进攻。这个岛屿的卫戍部队出乎所有意料之外，经过几天炮击之后于9月6日放弃了这个岛屿。西班牙人在那里构筑工事，留下大炮、粮食和人员，然后在夷平贝莱斯城的城墙后撤离桥头堡。在这个时机，9月11日，这里和当地土人有过几次交火。216

总而言之，可以说，这是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大事声张，耗费巨资。可能这样做是适宜的：大张旗鼓表演一番以便向罗马教廷证明：教廷答应为同摩尔人进行的斗争提供的补助并没有白给。正如菲利普二世所说，217教皇正在注视呢！那个时代的观察家都强调指出了这次征伐声势浩大、引人瞩目的一面。当然，进行这次征伐也有一些战略方面的原因，即：由一位新的首领来掌管西班牙舰队；企图粉碎贝莱斯的小而具有侵略性的海上行劫中心。这个中心离西班牙海岸和塞维利亚航道太近，对这个地方最终不会不构成阻碍。从那时起（正如从1508年到1525年一样）一支西班牙卫戍部队就在这个小岛上驻守。东·加西亚把那里的一切安排部署妥当后才离去。他匆匆离去，因为别的地方需要他。在科西嘉、热那亚的市政会议面临萨姆皮罗·科尔索的叛乱的爆发，正在大声呼救。

科西嘉暴动

科西嘉的暴动酝酿已久。卡托—康布雷锡条约使这个岛屿的岛民感到绝望。从1559年到1564年，萨姆皮罗·科尔索殚精竭虑，四处奔走，积极谈判。但是，种种努力悉付东流。1564年6月12日，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在瓦林科湾一登陆，这个岛屿就马上着火燃烧，因为这个岛屿一旦接触星星之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萨姆皮罗立刻扑向科尔泰并且攻占了该地。于是，这个岛屿曾经经历过的最令人悲痛的战争开始了：俘虏被杀，村庄焚毁，庄稼破坏。科西嘉历尽劫难。

对于热那亚来说，这倒并不是一件真正令人惊奇的事。不管官方的说法如何，市政会议很久以来就知道：这个岛屿很不安定；这个岛屿对统治当局十分敌视。热那亚的代理人已经密切地、周详地注视萨姆皮罗在法国和阿尔及尔，在托斯卡纳和在土耳其等地的旅行和密谋活动。热那亚的情报机构已经获悉他在马赛以及怎样在该地拥有一艘武装起来的帆桨战船。因此，他的登陆已经被人预见到。但是，这个叛乱首领揭竿而起后产生后果之快，他的宣传之立竿见影以及蜂拥前来拥立他的人之多等，则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他取得胜利时有人会问：萨姆皮罗的背后是谁？是向他提供登陆船只的法国国王吗？是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吗？218很快就有人低声埋怨说是佛罗伦萨公爵219……可能在萨姆皮罗的背后同时有这些强大的后台。但是，支持的方式是间接的、有分寸的。叛乱者得到的最好的支持来自科西嘉岛山区的贫困状态，来自这个岛上深受热那亚的收税官吏和高利贷者之害的庶民百姓。热那亚对这些因素当然绝不会承认。它强调科西嘉的大邻邦在叛乱中所起的作用，以此来争取菲利普二世对这件事进行干预，这对它大有好处。它绝不放过这样做的机会，特别当法国的作用过于突出时更是这样。7月7日，菲格罗阿写道：“科西嘉事件的基础比某些人最初所想的更多。萨姆皮罗煽起居民。这个岛屿的相当大一部分对他效忠。人们得到的消息说，卡尔塞斯先生在普罗旺斯征募7队步兵给他派去。虽然法国人声称征募这些步兵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海岸。”里昂的热那亚商人220也向市政会议报告法国人的活动和反应。

菲利普二世被告知这件事后，赞同东·加西亚的意见。东·加西亚主张率领30艘帆桨战船直抵科西嘉。与此同时，让·安德烈·多里亚和伊瓦拉将继续负责运载粮食和德意志军队。因此一封7月18日的信要求东·加西亚在接到国王的命令时，不管当时是什么时候，当时他在哪里，都立即前往科西嘉岛。国王写道，不能让已经控制伊斯特里亚并且威胁着阿雅克肖的萨姆皮罗占领整个科西嘉岛。萨姆皮罗这个法国的爱好者将使科西嘉成为一个“土耳其人、摩尔人——我们的神圣的天主教教义的敌人——的中途停靠站。”221他致函他的驻法大使说，法国在这件事中扮演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角色222。“我无法相信上述科尔索的所作所为得到国王和王后的赞同，甚至无法相信他们知道这些事，既然这是一起与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相悖的事件，是一起同遵守和约完全背道而驰的事件。但是，迹象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以致他们无法安于说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对菲利普二世来说，特别对热那亚人来说，不幸的是，当7月18日发出的要帆桨战船驶向科西嘉的命令下达给东·加西亚时，东·加西亚已经在西班牙海岸准备对贝莱斯进行征伐了。必须把他调遣回他原来驻守的地方吗？这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破坏对佩农的征伐行动。国王对菲格罗阿进行解释，还说：“已经有人警告他说，教皇正在密切注视他提供的用来武装帆桨战船的钱款是否真正对反抗非基督教徒的事业有用。”223由于所有这些情况，菲利普二世准许继续向直布罗陀和摩洛哥航行。在秋末而不是在这之前，西班牙才能考虑科西嘉的问题。

对佩农的征伐就这样使萨姆皮罗和他的拥护者得以长期歇息休整。热那亚散布的消息从那时起越来越令人惊恐不安。菲格罗阿在一封1564年8月5日的信中224谈到日益增多的法国的干预，谈到来往于这个岛屿和普罗旺斯之间的三桅战船，谈到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的热那亚人同一些科西嘉人在托马斯·科尔索（此人又以托马斯·朗什这个名字为人所知。他是阿尔及尔海岸的法国堡垒的修建者）的住宅中举行的秘密会谈。“托马斯·科尔索是经常向阿尔及尔人供应船桨、火药、帆船和其他走私商品的人。”然而，卡特琳·梅迪奇却宣称她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责任，甚至还提出由她来进行调停。她说，帆桨战船之所以在马赛布置得井井有条，这是为了准备国王即将进行访问。她甚至还通过朗布伊埃红衣主教对费朗塞斯·德·阿拉瓦吐露真情说，东·加西亚·托莱多的舰队的帆桨战船驶经法国各个港口的外海，数量如此巨大却不要求“补充新鲜食物”，这件事使她疑窦丛生。225她的这些言行丝毫不能阻止热那亚指控法国，丝毫不能阻止热那亚对埃尔贝夫侯爵在马赛使之准备就绪的10艘帆桨战船感到惊恐不安226……

当时西班牙的战争机器在佩农没有受到丝毫损坏。它能够在科西嘉再度取得它刚刚在非洲取得的成功。1564年8月31日，阿尔贝公爵写信给菲格罗阿说，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在完成了他在贝莱斯执行的任务后，在西班牙将只留下帆桨战船20来艘，他本人将立即返回科西嘉。菲利普二世同时向菲格罗阿保证，法国绝不会反对这次几乎正式公开准备的、众所周知的征伐。佛罗伦萨公爵的大使1564年9月22日把这件事通知他的主人。227菲利普二世自己第二天也这样做。228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太慢。绍利大使24日声称，他对大概在卡塔赫纳的舰队的情况毫无所知。2291月9日他的恶劣情绪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如果舰队迟迟不到，就请最有声望的爵爷责备这个国家的领主们遇事无动于衷和生性懒散拖拉，而不要责备我疏忽大意，因为，说实话，我一直在陛下和他的大臣跟前坚持，从来没有停止过。”230他的这些指责可能有失公允。8月，西班牙驻热那亚大使的儿子洛伦索·苏亚雷斯·德·菲格罗阿被派往米兰征募1500名意大利士兵，用于在科西嘉作战。26日，这些征募来的意大利士兵被装上3艘圆船。这些船只当时只因等待晴好的天气未能到达这个岛屿。洛伦索是这些意大利人的统领。

热那亚人却有理由焦躁不安。萨姆皮罗击溃了埃斯特法诺·多里亚的军队。231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担心秋季会有什么谈判对他们不利。菲利普二世自己也说，为了避免支付一场可能因科西嘉地势崎岖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需的费用，同萨姆皮罗达成一项协议是可取的。232当就这个问题向热那亚人进行试探摸底时，他们对菲利普二世的想法大发雷霆。最后，加西亚·德·托莱多10月25日抵达萨沃纳。233但是，这时天气晴好的夏季已经结束。他不打算让他的舰队去冒险。他提出派去20艘帆桨战船以及在西班牙和皮埃蒙特征募的步兵，而热那亚人却希望整个舰队在维基奥港234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演习。这一点他们没有成功。弗兰塞斯·德·阿拉瓦11月20日从阿尔勒寄发的信说，如果热那亚人在冬季到来之前还没有平息叛乱，最好是像法国方面已经向他建议的那样同叛乱者谈判和解。235但是，热那亚却不同意这样做。菲利普二世在他那方面拒绝了法国的调停。236

于是冬天来到，战争继续。外援不仅再度从法国（不一定得到国王和王后同意）而且也从里窝那源源不绝来到岛上237。满载军火和金钱的三桅战船从里窝那开出238。萨姆皮罗甚至和教皇暗中往来联系239。对热那亚人来说，战争的形势于是恶化240。20艘帆桨战船和西班牙士兵由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率领一直进抵巴斯蒂亚。241这些舰船和兵员足以使局势改观吗？恶劣的天气不仅妨碍海上行动（12月14日东·加西亚只能离开热那亚25里242），还妨碍了陆上行动。11月25日，人们获悉：远征军从巴斯蒂亚出发前往援救被包围的科尔泰，因天气恶劣以及瘟疫猖獗为害，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折回……这次退却并没有因为安德烈·多里亚将近12月中兵不血刃，攻占维基奥港或者攻占巴拉涅的某个村子，而得到很好的补偿……热那亚人沦落到只能掌握控制海岸上和内陆的几个据点的地步。海岛的其余部分都逐渐叛离。热那亚的士兵聚集在驻防地里，受瘟疫和恶劣的供应之苦甚于受敌人之苦。

欧洲的平静

萨姆皮罗的叛乱历时长久，但局 限在一个岛屿之内，总的说来，对欧 洲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西班牙世界之所以能够喘一口气，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重振颓局，乃是因为它在利用在土耳其前线出现的和平安宁的同时，也利用了它和欧洲之间的休战。总的说来，这种休战也许只不过是查理五世进行的各次令人筋疲力尽的战争产生的后果而已。从1552年到1559年，这些战争耗尽欧洲各国当时的全部资源，而且消耗量日益增大。因此，在西班牙、法国，并且影响所及，在整个欧洲，财政都陷于崩溃的境地。由此导致欧洲这个世界的大规模的战争暂时中止。多年以来，这个世界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选定的场地。

然后，查理五世帝国的分崩离析带来了相对的平静。费迪南分子统治下的德意志恢复了它的自治。欧洲因而忘记了它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全球王朝的恐惧。西班牙帝国主义当时还不构成一种威胁。一直到将近1580年，这个帝国主义都不存在。因此，继各次大战而来的是从未经使用的精力中吸取养料的地方性争端。在法国，使这个王国饱受苦难的内部冲突和军队的复员，与比在本世纪初更加贫困的、王朝在意大利不再使用的小贵族阶级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状态有密切关系。

只有一场重大的冲突在卡托—康布雷锡条约期满后仍然持续。这场冲突就是瓦卢瓦家族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至少可以溯源到1558年，溯源到法国王太子的婚事的旧争吵。法国政府对外的注意力大大远离地中海，转而朝向北欧。但是，这两个敌人都碍于自己国内的政治动乱和宗教动乱，不大能够真正大动干戈，而特别易于在罗马教廷或者是菲利普二世面前互相指责、辱骂。菲利普二世使事情长期拖延不决，不表态赞助任何一方，把维持北欧的这场来得正好的争吵视为自己取得和平安宁的手段。我们如果继续深入探究这种背信弃义的243和纯属国是的（虽然它归根结底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政策，就会远离我们的本题。法国没有从这种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西班牙这样行事，却拯救了或者有助于拯救伊丽莎白的十分弱小的英国。菲利普二世能够预见到它成长壮大得如此之快吗？

在菲利普二世看来，遏止法国对西班牙的和平安宁来说乃是当务之急。当时，这是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1560年已经开始了卡特琳·德·梅迪奇的统治，而且动乱突然很快发生。对坚持保护他所属各个邦国使之不受新教传染的菲利普二世来说，这是一个提供军队的时机。提供军队这个行动，使他得以长期控制这个邻接西班牙的王国。他甚至还认为，根据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的优良传统和这个世纪的整个外交界的习惯，他亲自在法国用钱收买一些法国人的合作、一些同盟者，是有用的、有价值的。

西班牙人就这样被引导同安托万·德·波旁进行长期谈判。在谈判中谁在欺骗对方呢？如果这份档案资料不再把我们引回地中海——首先是引向撒丁，然后又引向突尼斯——的话，我们就不设法再去打开、翻阅它了。

1561年，当安托万·德·波旁因拥有王国摄政官的头衔而可能要主要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占有优越的地位后，谈判马上就开始了。244被西班牙称为“旺多姆先生”的这个人，事实上就是纳瓦尔国王。这个纳瓦尔在西班牙的那一部分正被菲利普非法占领。收复位于比利牛斯山彼侧的领土，至少在那里进行阴谋活动、煽起叛乱245、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屏障插手西班牙的事务，进行这种种活动的诱惑自1551年以来，即自被西班牙征服以来，没有一个纳瓦尔国王能够抵抗得住，甚至以后的亨利四世也是这样。然而，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政策：如果不能收复西班牙所属的纳瓦尔，就争取得到另外一项补偿。旺多姆先生大胆进行这种活动。他要求得到撒丁王国，并且让他的这项要求远到罗马都为人所知。246他的一个以贝尔默若这个名字或者以韦尔默若这个名字在西班牙的文件上出现的代理人（因为保密的缘故这只是个假名），1562年1月在马德里受到鲁伊·戈梅兹和阿尔贝公爵的接见247。他们都对安托万·德·波旁的效劳和他明显地倾向异端分子十分不满。这两位大臣把希望寄托在上述“旺多姆”的野心上，向贝尔默若提出要他的主人接受突尼斯王国。他们还允诺以后帮助他的主人征服这个国家。但是，这个代理人却问道：这个王国究竟有些什么？阿尔贝公爵宣称：“我对他说，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好地向他提供情况，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经对这个王国有意了……并且特别对我详细地谈到这个王国。”接着是对突尼斯王国的田园牧歌似的描写：这个王国享有盛誉，以致“很少人不知道它”；它是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运往地中海西岸地区和从地中海西岸地区运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货物的转运站；它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油料、羊毛、牧畜；它有一系列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没有任何与贫穷的撒丁王国类似之处；况且撒丁王国有它自己的法律，国王不能凭恃一己的权威把它让与别人。

我们不知道纳瓦尔国王怎样接受了这个诱人的建议。相反，我们知道卡特琳对波旁家族和西班牙之间的谈判，对1562年9月在热那亚广泛流传的撒丁王国将被割让的传闻感到关切和不安。248菲格罗阿9日写道：“在这个城市传来了D.J.德·门多萨已经占领撒丁并将奉您的命令把它转交给旺多姆先生的消息。看来，这个消息在这里不值得相信。”谈判突然中断。旺多姆先生在鲁昂城下受伤，有可能因伤势太重丧命。菲利普二世很快就被告知“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都认为旺多姆先生毫无恢复健康的希望。”249他于是教人事先拟好唁函，在信上留下填写日期的空白。

这是一起无关紧要的小事件，但它表明法国受到外交界人士（这些人士高度警惕，花言巧语，行动稍慢；他们如果不需付出代价就会玩弄权谋、行事不择手段；他们骄傲自大、重视礼仪；他们即使并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办事有效，却始终十分活跃）的密切注视，因为如果说欧洲不再沉重地压在西班牙帝国身上，不再成为它的沉重的负担的话，难道全部功劳都归于鲁伊·戈梅兹的积极活动或者归于阿尔贝公爵的精明狡猾吗？这难道正如利摩日主教所写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可以不时让法国人“把嘴放在水里”吗？这难道是因为菲利普二世是大部分王位都属于孩子或者落到毫无经验的女人手中的欧洲的唯一的成年君主吗？这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欧洲感到疲惫不堪吗？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西班牙的处境和土耳其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此。土耳其被一场远离地中海海岸的战争缠身，无暇他顾；西班牙则行动自由，既不受欧洲阻碍，也不受欧洲困扰，至少目前是如此。西班牙懂得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几个关于西班牙的海上复兴的数字

用统计数字来示明16世纪海军军 备的真实状况是极其困难的。首先， 应该把什么船计算在内呢？除了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低舷长形船之外，还应该把由圆船组成的辅助船队计算在内。这些圆船是供应船只，情况需要时还是作战船只，因为它们装备有大炮。1563年末，1564年初，西班牙政府征用了100来艘属于比斯开和坎塔布连地区的小渔船和双桅船。双桅船是一种重70吨、配备有志愿划桨手和大炮的小船。上述辅助舰队当时在加泰罗尼亚由阿尔瓦罗·德·巴桑组建。剩下还需要了解的是：这支舰队在什么条件下组建，组建目的何在。这些专门为航海设计的小吨位船只，似乎只是作为运输船只卷入地中海的斗争。西班牙的战略决策人物不了解这些大西洋的轻型帆船当时具有什么价值，后来又具有什么价值。

如果紧紧扣住作战舰船这个范围，那么除了帆桨战船这种强大的船只外，还必须算上小型帆桨战船、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不错，主要是柏柏尔海上行劫者使用这些小船。归根结底，主要的困难来自这个事实：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实际上是各支不同的舰队的结合体，是4支分舰队的联合体。这4支分舰队是：西班牙分舰队、那不勒斯分舰队、西西里分舰队和西班牙雇佣的热那亚的帆桨战船队（主要是让·安德烈·多里亚的舰船），有时还加上摩纳哥、萨瓦、托斯卡纳和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这就使我们的计算十分困难了。

为了估计西班牙的军备武装，我们已经试图对在从1560年到1564年这段时期的每一年，在墨西拿或者在别处集结，但主要在墨西拿集结的帆桨战船的数目作了估算。实际上这等于清点被动员的舰队的数目。

1560年，即进行杰尔巴战役的这一年，基督教世界的舰队拥有战舰154艘，其中包括帆桨战船47艘和荷兰圆头帆船4艘，250即帆桨战船的数目和其他各种战舰数目为1∶3。除了这47艘帆桨战船之外，还应该加上需要用来负责海岸防务，没有参加征伐的西班牙舰队以及十来艘马耳他骑士团的、托斯卡纳的、热那亚的和萨瓦的帆桨战船。国王在考虑援救杰尔巴要塞时所采取的措施，使我们能够计算出这些后备力量来。1560年6月8日，菲利普二世251计算他能够集中的帆桨战船，认为这些帆桨战船可能多达64艘。252这个数字可以认为是准确的。但是，它显然包括已经逃离杰尔巴的20艘帆桨战船。因此，如果我们把另外44艘加进进行远征的47艘里，就共有91艘，我们就知道在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以后西班牙能够直接或者间接依靠的战船的总数。这是一个巨大数字，但是，杰尔巴战役的灾难使它减为64艘。这种大幅度的减少特别因为失去的舰船中的大部分增加了敌方舰船的数量而后果更为严重。1562年运载阿尔及尔的哈桑帕夏的大型帆桨战船，就是杰尔巴战役的部分战利品。

意大利海军造船部门的反应是迅速敏捷的。西西里决定征收新税来制造舰船。25310月9日，254在那不勒斯和杰尔巴两次战役中丧失的6艘帆桨战船得到替补。唯一严重的困难是收罗划桨囚犯这个问题。在同一个时期，科西默·德·梅迪奇和萨伏依公爵一样，加强他的海上实力。菲格罗阿1560年7月的信指出，菲利普二世能在热那亚港租用一些帆桨战船。255让·安德烈·多里亚则重新组建了他的舰队，并于1561年1月向圣菲奥尔红衣主教购买了帆桨战船两艘。256

进行武装首先意味着筹集钱款。对菲利普二世来说，这是在已经给他的圣战税之外再向罗马方面要求“补助”的时机。2571561年1月，他得到这笔补助。补助期限为5年；补助款额为每年30万金杜卡托。258他觉得这笔钱款不够。1562年4月经过多次谈判，教皇庇护四世出于好心把补助额增加到42万杜卡托，补助期限由5年改为10年（这引起了西班牙教士的强烈抗议）并从1560年起有追溯效力。259根据保罗·蒂耶波洛的估计，菲利普二世因为有这笔补助和圣战税，1563年就获得75万杜卡托，教廷准许在西班牙国内和国外征收的其他捐税还不计算在内。根据1565年罗马的备忘录，这些捐税的数额每年为197万杜卡托。260

钱款问题解决后，还剩下技术问题。菲利普二世拥有除普罗旺斯的造船厂之外的西欧所有的造船厂和造船的劳动力。但是，至少在1561年，他并没有对这项任务予以应有的关怀重视。西班牙教会的钱不是无法马上自由使用，就是被用来填补西班牙预算的巨大漏洞。国王和他的顾问特别不愿意承担意大利的“专制君主们”进行的重新武装所需的费用。进行武装，这自然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和保卫这个世界。从那时起，“专制君主们”作出和西班牙的努力相同的努力以及牺牲，并负担自己的费用。这是公平合理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561年3月，261西班牙政府要求葡萄牙的帆桨战船援助，以对抗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当4月1日西班牙政府派遣拉·法瓦拉侯爵前往意大利负责就它的同盟者的所有帆桨战船的动员会合问题进行谈判时，这位侯爵特别明确指出，他的政府不愿意租用帆桨战船。西班牙要求皮翁比诺爵爷、热那亚共和国、萨瓦公爵、曼图亚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佛罗伦萨公爵惠予援助，它提出的理由是：它现在只剩有很少几艘帆桨战船；正在它下属的各个王国建造的战船目前还不能使用。262热那亚驻西班牙大使的一封信指出，在所有表示愿意提供租用的帆桨战船的人中，只同马尔科·琴图廖内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1562年这一年提供帆桨战船4艘或5艘。263但是，让·安德烈·多里亚这个帆桨战船的主要出租人收到了应于10月的集市上付给他的10万克朗。这笔钱是因他补足船上的装备而应该付给他的13万克朗中的一部分。264如果考虑到船舶下水十分缓慢，新造的帆桨战船要进行装备，继而再考虑到6月份7艘西西里帆桨战船因被德拉库特掳获而丧失265，那么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1561年，西班牙舰队没有弥补上年的损失。梅尔菲亲王进行他的秋季战役只调集了55艘帆桨战船。266

直到1561年末，西班牙才开始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后来竟使巴塞罗那的海军造船厂得以恢复生产。邻国对西班牙的这种种活动都极为惶恐不安，以致卡特琳·德·梅迪奇派遣多藏斯先生肩负特别使命前去他的女婿那里。此行的唯一目的是清除可能产生的误会267。这件事发生于12月份。同年冬季，若热斯公爵奉国王的特别命令，让他的部队向西班牙边境进发。他写道：虽然我丝毫不相信这些边境上有什么危险。真实的情况是，“两个月以来，上述西班牙国王下令巴塞罗那海军造船厂加紧生产以造好几艘帆桨战船和另外一些海船。正如他现在仍然在下令一样，他还下令生产大量饼干。普遍流传，这是为了在今年夏季远征阿尔及尔。大人，我知道，西班牙国王的确被他的全体百姓苦苦恳求在阿尔及尔作战，因为上述阿尔及尔人的国王现在仍然统治着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经由海洋从事贸易活动要冒很大的风险”。2681个月以后，1562年1月17日，利摩日主教提供了类似的关于这些帆桨战船的详情细节：“到处都在制造这些帆桨战船；到处都在为这些舰船进行准备，在加泰罗尼亚和邻近的王国砍伐了4000多棵杉树以满足造船的需要，这里姑且还不谈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制造的帆桨战船；从日内瓦聘请来了造船师傅和工人。还有些来自我们的普罗旺斯。”269

然而，造船工程进展缓慢。砍伐的木材在干燥以前不能使用。因此，这项工程无法立竿见影。菲利普二世这一年和以前一样，不想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动员西地中海的所有能够立即使用的舰船。一份1562年6月14日的官方文件规定的供最高统帅部支配使用的舰船不到56艘：32艘在D.胡安·德·门多萨的指挥下作战；24艘在多里亚的指挥下作战。270然而，详细的统计表表明，西西里、教皇、托斯卡纳、热那亚以及最后诸如摩纳哥公爵、皮翁比诺爵爷等人的帆桨战船没有参加这支船队。提供这些未被使用的帆桨战船的准确数字是困难的。从前几年的统计材料看，可以设想，这个数字是在20艘和30艘之间。因此，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总的武装力量可能为80艘到90艘帆桨战船。如果说杰尔巴战役的损失得到弥补的话，也只不过是刚好得到弥补而已。这个损失刚刚弥补，又突然降临了埃拉杜拉的新灾难，丧失了25艘帆桨战船。西班牙的武装又回降到它长期以来从未降到过的水平。整整一年的努力的成果突然化为乌有。

重病要用重药医。1562年12月12日，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召开卡斯蒂利亚国会。在国会的开幕式上宣读的“提议”——切萨雷奥·F.杜罗指出，今天人们称这种“提议”为君主演说——陈述了在地中海和在大西洋两方面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种种理由。271可以猜出这项建议的结论：要求征税。

这些措施涉及并影响到前途。1563年，新船的制造只能部分弥补西班牙舰队遭受的损失。当作战季节来临时，菲利普二世再次向他在意大利的所有同盟者：萨瓦公爵、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公爵等发出呼吁。3月8日，他认为他已经拥有帆桨战船70艘。272和1560年一样，他把这些舰船的一半派往西班牙，把另外一半派往意大利。他的全部计划都被奥兰之围打乱。他大费周章才派出34艘帆桨战船前去拯救被围困的守备部队。这是因为在可以调动来进行国外远征的帆桨战船的数量和舰队船舰编制总数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差数，而之所以有这个差数又是因为一定数量的舰船要留作保卫海岸之用。

直到1564年，国王才见到他的这些努力的成果。9月份，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能够在西班牙海岸和非洲海岸之间调集90艘到102艘帆桨战船（这里只引用当时的人提供的最大数字）。即使是90艘，这也是个大跃进。不错，西班牙舰队的新首领对他收到的关于土耳其人的情报深信不疑，大胆决定把全部可以使用的帆桨战船调集到地中海的西部的单独一点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或者海岸卫队。萨姆皮罗·科尔索的登陆（这是巧合吗？）在这支向西进发的庞大的舰队驶离后留下的空空荡荡的后方进行。这一次国王毫不犹豫地向他的各个同盟者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各种有偿的或者无偿的援助。这也确有其事，因为贝莱斯的舰队不是西班牙国王的舰队，是除法国以外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舰队。这支舰队除其他舰船之外，还包括萨伏依公爵的帆桨战船10艘、佛罗伦萨公爵的帆桨战船7艘、葡萄牙的帆桨战船8艘。273如果再加上雇佣的船只，就总共约有30艘“同盟者的”帆船伴随菲利普二世的帆船驶行。

然而，一些新造舰船已经离开船厂。那不勒斯的小舰队1月份由正在服役的帆桨战船4艘、下水后尚待装备的帆桨战船两艘、已在海军造船厂造好的帆桨战船两艘和正在制造中的4艘组成。274这支小舰队6月份包括正在服役的帆桨战船11艘275（第12艘仅缺划桨犯人）。276另外下水4艘；4艘正在制造中。加在一起总共有20艘，其中11艘服役。经过缓慢的准备后，工作似乎进展得相当快速。1564年末，西班牙海军造船厂开足马力生产。巴塞罗那的海军造船厂受到加泰罗尼亚前总督东·加西亚的特别关心和照顾，其首批成果令人鼓舞。尽管遭到损失，但1559年的舰船、兵员总额不但达到，而且超过。

东·加西亚·德·托莱多

这种有益的反应是执行 一项自觉的、连贯的、表明 菲利普二世对他在地中海的利益和责任高瞻远瞩的政策的结果吗？也许这仅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杰尔巴战役和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迫使菲利普二世作出他先前没有想到要作的努力。他似乎满足于，并且长期满足于进行从1561年到1564年这段时期中的小规模战争，而不去冒大风险，去大量耗费。他的身上没有能够酝酿制订一项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政策的思想和狂热的激情。他朝向东方的视野，没有超过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海岸。甚至可能就在1564年，当那时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马克西米利安在君士坦丁堡就因费迪南之死而发生问题的1562年的停战协定的延长进行谈判时，菲利普二世如同1558年一样，试图参加这项谈判。在这方面，哈默提到保存在维也纳的文献资料中的“代理大使”，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驻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阿尔伯特·维斯1564年12月22日的一份报告。277

因此，在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既定政策，也没有任何能在几年后即使不能创造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光荣，至少也能使这种光荣成为可能的条件。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可能缺乏唐·胡安的青春活力和气质大量赋予唐·胡安的那种东西——对冒险的爱好。1564年，东·加西亚年迈力衰，备受痛风和风湿病的折磨，然而，却是他整顿了西班牙舰队并使之成为有效而强大的工具。

以铁腕统治王国并且曾经大大促使王国首都美化的那不勒斯的杰出的总督D.佩德罗·德·托来多的儿子东·加西亚·德·托莱多，似乎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威势的观念和大张旗鼓行事的思想。他的长兄死时，他是维拉弗朗卡侯爵。那时，即1539年，他已经开始率领自己的两艘帆桨战船在多里亚亲王麾下效劳。他21岁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分舰队司令。这个职位是给予他父亲的恩典。但是，这种恩典过早地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他在希腊、尼斯，当进行锡耶纳战役期间，他还在科西嘉，积极从事反对突尼斯、阿尔及尔、斯法克斯、克利比亚和梅赫迪亚等的活动。由于健康原因——至少他自己这样提出——1558年4月25日他放弃了他的职务，之后他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和鲁西永的总督和大统领。1560年那次警报之后，他在这里收到1564年2月10日发出的指派他为海军大统领的任命。278在这场警报中有关领导曾经打算把舰队和西西里王国交给他管理。同年10月7日，279根据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且为了奖赏佩农之战的胜利，他被任命为西西里总督。他就这样让他想使之变为海军造船厂和仓库的岛屿附属于他的海军司令部。

人们根据他的这一行动认为他是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人物。他知道他所效之劳的价值何在（他写道280：“我为了报效国王而战”）。他感觉自己在很好地效劳，因此敢于明确提出要求并且坦率陈述意见。1564年8月17日，他在担任司令职务之初积极效力，精忠报国，从马拉加写信给埃拉索说：“既无法描述，也无法想象我所发现的舰队的现状。”与此同时，他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如果希望我很好地履行我的职责并且保护陛下的财源的话，鉴于陛下的这支舰队当前的状况，我必须严格对待。我深知，我会因为不得人心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我坦率地说，我不能对在属于我管辖范围之内的贪污盗窃、管理混乱等现象熟视无睹。”281

他在书信往来中显得忠诚正直、要求严格282、目光远大、有条不紊。而且他还是个思维清晰、观察敏锐、精于谋略的人。1564年12月14日283，他在从加埃塔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巧妙地提出西班牙和教廷的关系问题。当加西亚和教皇会谈时，教皇庇护四世东拉西扯，把问题搅混，再次抱怨西班牙人，抱怨菲利普二世向他派去的人，抱怨这些人对他使用的言辞，抱怨卢纳伯爵和瓦尔加斯伯爵，抱怨国王对主教会议的态度。在整整四小时内，东·加西亚只是侧耳倾听，对这些抱怨不作任何答复，也不提他所负的使命的目的。两天以后，雷雨过去，他开始陈述过去那一年海军取得的成果。教皇不无意图地回答说，他终于看到他长期以来给予的补助产生的效果，感到高兴。他的对话者于是把话题转向技术方面。这位对话者说，一支舰队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成，前几年的不间断的工作只有这一年大规模的集结才能使之显现出来。但是，教皇是个无法说服的人，他除了谈远征阿尔及尔的事外，对别的事全都只字不提。相比之下，在教皇眼里佩农·德·韦莱又有什么价值呢？当我们知道教皇的这些意愿、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过去引证的菲利普二世的这句话：“教皇正在注视着呢！”的含义，现在清楚起来了。我们自然而然会把这句话译为“教皇监视着我们”。教皇注视着西班牙，他的目光里没有任何善意的东西……

3.马耳他：力量的考验（1564年5月18日—9月8日）

马耳他——这里我们指的是1565年5月土耳其舰队突然抵达马耳他这个行动——像一场风暴那样袭击了欧洲。我这样说，毫无耸人听闻、虚假浮夸之意。但是，这场风暴——这个因其后果而成了这个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的事件——只是部分地使有关政府感到吃惊。素丹怎样竟能武装、完善它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而使消息不传到欧洲呢？从1564年末起，在关于土耳其的消息一贯灵通的维也纳，马克西米利安就对威尼斯大使说，一支庞大的舰队将在不久以后驶出君士坦丁堡港。菲利普二世进行武装、准备舰船。但是，难道塞浦路斯就没有危险吗？284预测的游戏已经开始了……

发生过突然袭击吗？

1月初，东·加西亚致函国王 说285，在4月以前，即在土耳其人 到达以前，把科西嘉问题处理完毕至关重要。必须在西方不受拘束、确保无虞，才能腾出手来在东方更好地抵抗一次人们很快就了解到的十分严重的进攻。1月20日，佩特雷摩尔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卡特琳·德·梅迪奇说，很可能土耳其舰队将进攻马耳他。但是，这只不过是传闻而已。更多的关于这件事的情况他就不了解了。286每当人们考虑到土耳其的进攻时，马耳他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出现在脑海里。1月底，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考虑前去马耳他和拉古莱特。这两处要塞连同西西里（西西里过于广阔不会受到严重威胁），是基督教世界面对东方的防御据点，是土耳其必然进攻的防御据点。

整个冬季，然后又在春季，令人惊恐不安的传闻接二连三传来。根据2月10日的公文急报：287土耳其的海军造船厂开足马力，积极生产；4月中，140艘帆桨战船、10艘大型帆船（或者大型威尼斯帆桨大木船）、20艘圆船和15艘土耳其大帆船，肯定将装备完毕供作战之用……同这些警报相比，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西班牙帆桨战船在得土安河河口弄沉一些船只，成功地堵塞了这条河288，或者海上行劫者抢走3艘从马拉加出发的船只并根据习惯提出以法尔孔海角为赎回这些船只的地点289等情况都无关紧要了。即使是轰动一时、耸人听闻的巴约讷会晤，也不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290新完成的军备（在巴塞罗那下水的10艘帆桨战船和在马拉加下水的3艘荷兰圆头帆船）291也不足以使人心安定。因为使人感到焦虑不安的现实，是这样一个每天都得到证实的确定可靠的事实：这支即将开到的舰队是强大的；它还会得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地中海西岸地区的海上行劫船的增援。可能正如哈埃多所说，早在1564年冬季，哈桑帕夏就已经在阿尔及尔被告知要对马耳他发动进攻。所有的收听哨——君士坦丁堡的收听哨以及离本土更近的，例如科孚的和拉古萨的收听哨——搜集到的情报的内容是一致的。一则4月8日发自拉古萨的公文急报说，皮亚利帕夏的首批20艘帆桨战船已于3月20日驶出海峡；292又说，公众谣传马耳他是土耳其远征的目标。但是，还不能肯定任何传闻确实可靠。293

西班牙政府担心拉古莱特遭到进攻。2943月22日，当局采取了措施在西班牙征募步兵4000名，其中半数派往科西嘉，半数充作帆桨战船上的步兵。菲利普二世再三发出警告。4月7日，他写信给塞维利亚的隐修院院长和行政官说295：“土耳其舰队今后到来时，它拥有的帆桨战船将比往年多。”他告诉他们下达给阿尔瓦罗·德·巴桑的命令：前往卡塔赫纳装运开往科西嘉的西班牙军队，然后返回马略卡，在该地继续担任警卫以防海上行劫者进攻。4月8日，那不勒斯总督鉴于威胁十分严重，考虑征募1万名到1.2万名士兵，并亲自前往阿普利亚。296但是，关于土耳其正在佛罗伦萨公爵的帮助下计划进攻皮翁比诺的传闻，他并不相信。297

在有惯常的时差的情况下，西方开始获悉土耳其舰队推进的情况：4月17日，40艘帆桨战船抵达内格勒蓬特；19日，30艘帆桨战船在该地与上述40艘帆桨战船会合；舰队还剩下的舰船，即150艘帆船在希俄斯岛。298因此，这些舰船花了两周时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花得更多）才抵达希腊群岛。它们在途中补足了供应给养（特别是饼干）并且装载了一些部队。德拉库特坚持要舰队尽早出海，可能还要求这支舰队应该拥有帆桨战船50艘以阻止菲利普二世的舰队集中。在科孚，风闻土耳其舰队驶向马耳他。但是，情报员谨慎小心，不轻信这个传闻。他写道：“鉴于这支舰队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人们认为，它肯定驶向拉古莱特。”2995月，这支舰队抵达纳瓦林300，18日开到马耳他。301

土耳其舰队再次全速航行，以便从突然袭击中得到最大的好处。17日，卡洛斯·德·阿拉贡通过特别信使匆忙从锡拉库萨写给东·加西亚·德·托莱多一封短信：“今晨1时，卡西比尔的守备部队鸣炮30响。它打炮如此之多，我担心一定是土耳其舰队出现。”302这个消息不久就得到证实。17日，土耳其舰队在帕塞罗海岬附近海域被“发现”。22日，那不勒斯总督在一封附有东·加西亚提供的详细报道的信中向国王报告了这一情况。3036月6日，国王收到这首批准确的情报。304

防务负责人、西班牙人和骑士团团长，虽然早就被警告会有危险发生，但事件发展之快仍然使他们大吃一惊。骑士团团长尤其如此。他过去犹豫不决，迟迟不肯花钱，不愿在马耳他岛上进行必要的拆修工作。粮食和援军的运输发生延误。马耳他骑士团的5艘战备状态极佳的帆桨战船被封锁在港内，无法对基督教的舰队提供任何援助。305

骑士团的抵抗

但是，骑士团团长让·德·拉·瓦 莱特·帕里索特和他率领的骑士英 勇自卫，令人钦佩。他们的勇敢拯救了一切。

土耳其舰队5月18日抵达这个岛屿前面的海域后，立即使用位于东南海岸边的宽大的马尔萨·西罗科港湾。这是马耳他的仅次于马尔萨·穆塞特海湾的最优良的抛锚停泊场地之一。它后来充当拉瓦莱特的海港。在18日和19日之间的夜晚，这支舰队让3000人登陆，第二天又让两万人登陆。敌军铺天盖地而来，轻而易举就占领了这个岛屿。骑士们只剩下圣埃尔姆的小堡垒。这个堡垒居高临下，俯瞰马尔萨·穆塞特的入口、老城—布尔（这是一个宽阔的设防营地）以及圣米歇尔和圣昂热的强固堡垒。土耳其人考虑到海上的种种情况，5月24日首先包围这些堡垒中的最弱小的圣埃尔姆，企图通过攻占这个堡垒完全控制住港口。5月31日开始大炮轰击。但是，防御工事经过极端猛烈的炮轰后，6月23日才被攻拔。保卫者无一人逃脱。然而，他们顽强的抵抗拯救了马耳他。这次抵抗使这个岛屿得到准备击退敌军进攻和修完骑士团的建筑师M.埃万杰利斯塔所设计的布尔和圣米歇尔的防御工事必不可少的时间。这次抵抗也使西班牙人弥补了他们过去行动的迟缓。只是一些偶然发生的情况妨碍了西西里的帆桨战船的司令胡安·德·卡尔多纳在圣埃尔姆陷落之前把援助带到马耳他。他率领的1支由600人组成的小分遣队6月30日及时登陆并到达老城。这证明包围部队并没有完全控制住陆地和海洋。

圣埃尔姆被攻占后，土耳其人把他们的陆、海两方面的兵力集中起来进攻宽大的但部分是临时构筑的圣米歇尔的防御工事。炮击、冲锋、埋设地雷、用舰船进攻，真是无所不施。但到最后，仍然什么办法都不能制服防守者。由于8月7日骑士团团长亲自参战，骑兵从老城出击，阵地最后几乎奇迹般地得救。这支骑兵向土耳其人的后方猛扑，引起一片惊惶。一个月后，9月7日，土耳其军队没有获得丝毫进展。反复不停的进攻使土耳其军队遭到大量伤亡。瘟疫甚至粮食短缺也使土耳其军队严重减员。援军和粮食都没有从君士坦丁堡运来。被包围者和包围者实际上都同样被弄得筋疲力尽。这时，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进行干预。

援救马耳他

历史学家指责东·加西亚行动迟 缓。但是，他们合情合理地考虑过他 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环境吗？丧失马耳他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无疑会是个灾难。306但是，丧失刚刚重新组建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把自己暴露于无法逃脱的危险之下。307另一方面，当西地中海和东地中海对抗时，我们不要忘记后者比前者更利于航行。我们不要忘记，对西班牙舰队的集中来说，利翁湾是一个比岛屿星罗棋布的爱琴海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在不利于舰队迅速集中的各种事物中，不仅仅有空间和距离，还有西地中海上的治安、运输、供应等方面的多种任务。这个西地中海处处都同时受到海上行劫者的威胁。必须在热那亚、里窝那和契维塔韦基亚等地装载粮食、钱款和军队。最后还有科西嘉。那里的叛乱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并不断蔓延。

让我们根据西班牙舰队在阿尔瓦罗·德·巴桑的率领下所作的航行308来估计这种种困难吧！5月初，这支小舰队在马拉加。它在该地装载大炮和军火运往奥兰。之后，它从奥兰返回卡塔赫纳。它的19艘帆桨战船和两艘大帆船在卡塔赫纳载上运往米尔斯卡比尔的1500名士兵。6月27日，它才到达巴塞罗那。它7月6日到达热那亚，30921日到达那不勒斯。上述港口每个都有些琐碎事务滞留它。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西地中海的上千次类似的航运来往：运载征集的兵员、运载苦役囚犯、装货上运输船、发送钱款经费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上次调集远征佩农的舰队要等到1564年8、9月份。这一年也无法早些集中。6月25日，即圣埃尔姆堡垒陷落两天后，东·加西亚只拥有帆桨战船25艘。8月底，他有100来艘，好坏参半。在这些条件下，他按兵不动、坐待时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不用分散使用兵力的方式让他的舰队去冒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几乎全部舰船都开到墨西拿后，8月初在该地310就应该如何使用这些舰船的问题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胆大的人建议用6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运送救援部队。审慎的人和专家等人们所说的“实际的水手”，建议前往锡拉库萨，在该地等待事态发展。10天以后，由于让·安德烈·多里亚到来，东·加西亚的舰队最后得以补足。于是，东·加西亚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突然决定把一支登陆部队连同他的加强的帆桨战船投向海岛。8月26日，救援舰队驶离西西里。恶劣的天气使舰队偏航到岛的西海角，一直到法维尼亚纳。舰队从那里抵达特拉帕尼。1000来名士兵在那里乘机潜逃。接着，一股顺风把舰队带回兰佩杜萨，最后把它带回位于马耳他北部的戈佐岛。舰队出发时，突然袭击它的那场短暂的暴雨已经非常及时地使马耳他的“海峡”的船只全部驶离。但是，对基督教国家的帆桨战船来说，不可能及时在戈佐岛周围的海域会合。因此，东·加西亚不再坚持于9月5日返回西西里。这次失败的出航使他在历史学家对他作出不公正的评价之前就已经受到责备、轻蔑和嘲笑。但是，从第二天起，由于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的明确的干预，舰队再次出航。7日夜间，它驶过把戈佐岛和马耳他分开的那道海峡，并且在相当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驶抵弗留利海湾附近。东·加西亚想避免一次夜间登陆的危险，下令等待到天明。这次登陆进行得有条不紊，一个半小时内在梅利夏海滩上完成。然后，船队返回西西里。

登陆部队由阿尔瓦罗·德·桑德和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纳指挥，先缓缓推进。因为没有牲口驮重，士兵必须背着行李。行李成了部队的累赘。部队历尽艰辛抵达老城周围，然后在城墙外的大仓库里住下。应该继续推进吗？骑士团团长认为不应该，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他们的阵地，撤离圣埃尔姆堡垒，再度登船。在这种情况下，上策是不让已受病员拖累的远征部队推进到垃圾成堆、尸横遍野的土耳其军队的阵地以避开瘟疫侵袭的危险。然而，这时土耳其首领从一个投敌的西班牙士兵、一个摩里斯科人那里得到报告，据称基督教登陆部队人数不多（5000人），于是试图发起反攻。这些土耳其军队的首领让几千名士兵折返登陆，向岛屿内部推进，直抵老城。这些士兵在城内狭窄弯曲的街上被杀。脱险者急忙逃回皮亚利帕夏的归返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桨战船。舰队主力则驶往赞特。9月12日，土耳其的最后一艘帆船在马耳他的地平线上消失。在这之前已经率领6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在墨西拿装载一支新远征军的加西亚·德·托莱多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让这支部队在锡拉库萨登陆是适当的。这些人在一个已遭破坏、粮食短缺的岛上能有什么作为呢？14日，他率领舰队进入马耳他港以便再装载那不勒斯的和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并且迅速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希望在敌人后方至少掳获几艘大帆船。23日，他抵达塞里戈，311在那里埋伏了将近8天，但因天气恶劣没有达到目的。10月7日，他返回墨西拿。312

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12日传到那不勒斯，31319日传到罗马。31410月6日，也可能还更早一些，315这个消息使君士坦丁堡一片沮丧，惊恐万状。基督教徒“由于土耳其人向他们扔石块，无法在城里的街道上行走。这些土耳其人全都痛哭失声，有的失去兄弟，有的失去儿子，有的失去丈夫，有的失去朋友。”316这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则因这年年初曾经胆战心惊因而现在更加欢欣鼓舞。迟至1565年9月22日，人们在马德里还不很乐观。317大家可以看看一个又名布朗托姆的布尔德勒先生怎样兴高采烈。这个先生同其他很多人到达墨西拿太晚，无法登船前往马耳他。“从现在起今后10万年，西班牙的伟大国王菲利普二世将无愧于他享有的隆名盛誉和对他的颂扬，也将无愧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同样长的年月里为他的灵魂得救祈祷，虽然上帝还没有因为他非常卓越地在即将继罗得岛之后陷入敌人手中的马耳他拯救了如此众多的人而给予他一个天堂里的席位。”318罗马人这年夏天曾经万分恐惧，现在听到这个关于土耳其帆桨战船败退的消息于是赞颂骑士作战英勇，感谢上帝插手干预，但是，相反，对西班牙没有表示任何谢意。教皇定了调子：既不原谅西班牙延误耽搁，也不原谅自从他登基以来西班牙人为他制造的种种困难。帕凯科红衣主教得到胜利的消息后，请求教皇接见。这次接见非常令人不愉快。红衣主教提出这是授予国王五一税征收权的大好时机。他写道：“我提出这一点好像是用火枪向他开了一枪。”教皇最后说：“把五一税给他送去吗？他向我要求的时候，如果他得到，他就是幸运了……”不久以后，教皇在公开谈话中谈到胜利，但对西班牙国王的大统领和他的军队只字不提，把一切都归功于上帝和圣约翰骑士团。319他这样做是成功的。

西班牙和菲利普二世扮演的角色

然而，菲利普二世和东·加西亚 的功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容置 疑的。经常把马耳他比拟为塞瓦斯 托波尔的朱里昂·德·拉·格拉维埃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比其他历史学家的评价更加正确。曾经说过“我的包围已经完成”这句话的那个给人好感的修道院长韦尔托特指责东·加西亚为人拘谨，行事缓慢，他却不考虑这种缓慢在计算方面的原因。曼弗罗尼在其所著《意大利海军史》一书中把全部功劳归于意大利人。在他看来西班牙人似乎低于一切，不值一提。这是被历史学家一再重复的早期编年史作者的毫无意义的民族偏见和无稽之谈。

不管怎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马耳他的胜利标志着西班牙复兴的新阶段。这种复兴并非偶然取得。1565年，它一直被人积极追求。富克沃作为法国国王的代表这年年底到达马德里。他在11月21日写道320，40艘帆桨战船正在巴塞罗那制造，20艘正在那不勒斯制造，12艘正在西西里制造。可能（他又说，这里是纳博讷的总督在说）法国国王被请求准许从卡尔卡索内附近的基朗森林砍伐树木制作大量“长而尖的木桨”，用以装备巴塞罗那的帆桨战船。菲利普二世所作的巨大努力带动别人也作出努力。因此，佛罗伦萨公爵也着手进行组建一支新舰队。

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土耳其的危险已经因从马耳他的撤退而消除。这年年终这种危险甚至显得更有威胁性。素丹加快了他的舰船制造工作。9月25日，在君士坦丁堡（不错，那里的人还不知道大舰队遭到的失败）已经有人谈到采取新的重大行动，特别是进攻阿普利亚的行动。321海军“溃败”的消息正如法国大使所写的那样，只不过更使这些计划充满复仇的愿望而已。尽管木材供应困难，仍然准备在海军造船厂制造舰船100艘。素丹自己甚至提出要制造帆船500艘。10月19日一份公文急报说：“他已经下令5万名划桨手和5万名由帆桨战船运载的士兵必须在明年3月中在安纳托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地准备就绪。”马耳他、西西里或者阿普利亚将成为这些武装力量进攻的目标。11月3日，富克沃自马德里来信说，大家担心“如果土耳其素丹不死于他的军队在马耳他被击退这件事所引起的愤怒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下一年从海上和陆上作出巨大努力。”32211月21日323，人们在马德里从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得知，下一年素丹将使用他的全部兵力，其中包括土耳其近卫军和他的卫队，进攻菲利普二世。12月12日的公文急报宣称，苏里曼已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并将率领20万人马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攻。324此举被人理解为素丹用来反对他周围的顾问的劝谏的一种姿态。西方世界仍然深信土耳其舰队将由1565年的那些首领率领，被派出进攻马耳他，因为如果素丹听任这个岛屿设防，他以后就再也无法占领了。因此，有人认为素丹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达成协议……

这些传闻受到西班牙的认真对待。1565年11月5日，菲利普二世下令在拉古莱特设防，他致函菲格罗阿说，他决定为此事所需拨款5.6万杜卡托。325既然他要求马尔科·琴图廖内用签汇票的方式借入这笔钱款，这似乎是个确定不移的决定。在执行这些命令的过程中，在老堡垒的四周开始修建起一个新古莱特（新古莱特面对老拉古莱特）。另一方面，除了阿尔瓦罗·德·巴桑的被召回西班牙的12艘帆桨战船之外，国王让他所有的舰队留在西西里。326骑士团团长难道没有威胁说如果他得不到援救就要放弃这个岛屿吗？12月底，西班牙国王援助他5万杜卡托（其中3万杜卡托现款和价值两万杜卡托的粮食和军火），另外加上步兵6000名。这至少是托斯卡纳的代理人所提供的情况。3271566年1月6日，富克沃报告说，土耳其人只能进攻马耳他或者拉古莱特。如果袭击马耳他，西班牙国王将向该岛派去德意志士兵3000名、西班牙士兵和意大利士兵5000名。他们将在圣埃尔姆山上筑垒设防，因为布尔已经无法整修。如果土耳其人进攻拉古莱特，国王将派往该地1.2万人。这些人将在堡垒附近安营扎寨。

然而，这种种措施和努力，其本身无论怎样值得称道，也无法构成一项真正的旨在引导和左右事态发展的进程的政策。马德里有一项反土耳其联盟的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计划。据说菲利普二世寻求同威尼斯结成联盟。但这是认真严肃的吗？威尼斯人得知圣埃尔姆攻克时难道没有兴高采烈过吗？328他们作为善良的和诚实的商人，把马耳他骑士看成是东西贸易关系中令人扫兴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把西方发生的事告知土耳其人。因此，当富克沃去向他的同事威尼斯大使打听情况时，后者立刻让他放心：威尼斯市政会议丝毫无意同西班牙国王结盟……

法国和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也是同样的情况，除了空空洞洞的词句之外，别无其他。被大事宣扬的巴约讷会见，并不像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在比利牛斯山的法国一侧，是一个动乱不安、备受折磨、已经发生明显叛国事件的王国。在这个国家里，为首的是一个焦急不安的女人和一个孩子国王。这个女人卡特琳·德·梅迪奇着手让他的儿子在整个王国抛头露面，就像人们进行巡回宣传一样。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但进行得缓慢的巡回宣传。当巡回旅行宣传者到达南部时，就法国的统治者同西班牙的统治者的会见这件事进行商谈、安排的时机似乎是良好的。谁第一个想这个问题倒也无关紧要（可能是蒙吕克这个西班牙的半代理人）。但是，不管怎样，菲利普二世却拒绝亲自露面。只是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1565年1月他才同意让她同她的亲属作短暂的团聚。他认为让自己被别人恳求是正当合理的，这样做可能颇为得策。但是，这丝毫不意味他对这次会见漠然置之。329

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辽阔的西班牙世界的确仍然十分安宁。但是，在它的身上越来越沉重地压着帝国的责任和负债累累的国库。菲利普二世本身一个人就是这个帝国、这个帝国的力量和它的衰弱的总和。在他的左右，他的第三个妻子、在西班牙以“和平王后”为人所知的伊丽莎白·德·瓦卢瓦能够起一定的作用。她还只是个孩子，说不上是个少妇。她并不是人们有时高兴描写的那种不幸的妻子。她似乎已经相当快地西班牙化了。不管怎样，她在巴约讷圆满地扮演了人们教她扮演的角色。西班牙驻法国国王宫廷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7月1日致函菲利普二世，在谈到这位年轻王后时他写道：“我最真诚坦率地向陛下保证，王后陛下赢得了所有高贵善良的人的心，特别当她谈到有关宗教的事物和陛下现在对法国国王怀有的并将继续怀有的兄弟情谊和友好感情的时候更是如此。”330这可能是真实的。

年轻的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德·瓦卢瓦4月8日出发331，6月10日332到达圣让-德-鲁斯。她的母亲在那里同她会合。14日，她们一同进入巴约讷。伊丽莎白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直到7月2日，比预定的期限稍长333。对法、西两国政府来说，这种家庭团聚是进行这样一些活动的时机：互相作出保证，计划婚事（这一直是16世纪君主们聚会时的重要话题），最后双方空着两手分离，分离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怀疑对方的诚意。这是历史上一件被人期望但结果使人扫兴的事。当然，在我们的眼里是这样，在参加者或者当时的人的眼里并不是这样。

甚至在让阿尔贝公爵和胡安·德·曼里克以观察员和顾问的身份陪同西班牙王后的菲利普二世的眼里，也不是这样。正如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阿尔贝公爵左右了整个会谈。西班牙方面企求的是：使法国动弹不得、无法行动并使它深深陷入内部和外部的争吵中。这既非友好政策，也非恶魔政策。对西班牙帝国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必要，因为它位于法国周围，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法国所有的运动和事变的影响，它所属的荷兰尤其是这样。这个地区自从1564年发生动乱以来，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有上述的企求，是以保卫宗教的名义过多地要求法国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再次成了方便的面具，但却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法国的母后能够为了某个手法而放弃她的宗教宽容政策吗？这个手法很明显就是西班牙的手法，它将只能进一步分裂和削弱法兰西王国。

尽管谈判者满脸微笑，欢庆宴乐，觥筹交错，深刻的分歧仍然显露出来。甚至在会见前和会见中，就发生了一些令人警觉的事件。2月7日，当卡特琳·德·梅迪奇已经命令去巴约讷采购食品、为西班牙王后和她的女侍布置好西班牙式的房间时，弗朗塞斯·德·阿拉瓦从图卢兹送来报告：根据传闻，法国的统治者——摄政母后和国王——将带来“信仰异端的”旺多姆夫人、让娜·德·阿尔布雷。这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菲利普二世在这份报告的这几行字下面划了线。他还在这一页的旁边加上这句话：“如果情况属实，我不让王后前往该地。”334他立刻通知335法国大使336，他不愿意纳瓦尔王后和孔代亲王出席会见。6月，恰好在西班牙王后到达之前不久，当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获悉土耳其大使在马赛登岸时，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这真是奇耻大辱。卡特琳·德·梅迪奇受到大使指责，尽力为自己辩护。她立刻把兰萨克先生派往她的女婿那里。兰萨克先生在西班牙王后同她的母亲在圣让-德-鲁斯会合的当天，即1565年6月10日，到达阿兰胡埃斯。他带来如下的辩护理由：法国国王和母后不知道这位大使来的目的何在。他们已经派拉·加尔德男爵前去迎接这个大使以便查明情况。如果他的使命含有任何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成分，当然他不会获准接见……菲利普二世致函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说：“我复信说，我深信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人不会不对这位特使正好在土耳其素丹派遣舰队前来进攻我的这一时刻来到感到惊讶。我仍然相信将以使大家了解我个人和法国国王个人之间的友谊的方式对大使作出答复……”337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并没有消除西班牙人的疑虑。土耳其大使6月27日很快就向法国母后告辞。这时谈判正在紧张进行。母后赶紧向阿尔贝公爵解释说，她只同土耳其人谈在普罗旺斯进行的劫掠和造成的损失问题。338土耳其人答应赔偿和修复，条件是派一名法国特使前去素丹处。公爵认为，法国人的意图是在土耳其设法国使馆。他反驳母后说，既然土耳其舰队已经驶来西方，“事情就不会是派人去君士坦丁堡了。下一年西班牙国王的舰队将强大得使素丹舰队只能很小为害。”339

看来西班牙人在巴约讷认为法国将抛弃它和土耳其的传统友谊，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看来他们企图把法国拉入既反对异教徒又反对素丹的联盟中。几个月以后，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富克沃大使对母后说，这些谈判似乎企图把你塞进一个十分重要的同盟中。西班牙人利用了卡特琳·德·梅迪奇在巴约讷表示的愿望。母后谈到婚姻问题。这些婚姻可能导致缔结联盟。西班牙人主要谈联盟问题，正如富克沃所说，“从尾巴”开始。340富克沃大使警告说，当“土耳其人同母后陛下这样和平相处的时候，当法国人在土耳其港口和陆上受到的接待比在西班牙国王的各个王国的港口和陆上受到的接待更好，而法国的地理位置又使它不必十分惧怕土耳其人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同意缔结这样的同盟会有什么危险。假使我们要断绝和土耳其人的和平友好关系，牺牲你的臣民的全部商业贸易，那么西班牙国王陛下就应该同意母后陛下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然而，卡特琳所要求的，是有利于她的子女的婚姻。在富克沃看来，这些婚姻不大可能实现，特别是奥尔良公爵和菲利普二世的姊妹胡安娜公主的婚姻更不大可能实现，因为公主似乎不同意。玛格丽特和东·卡洛斯的婚姻也是这样。西班牙的外交只玩这些牌。如果说这不是控制法国的一种方式，至少也是抑制法国政府的一种方式。

然而，西班牙的图谋毕竟是目光短浅的手法。马德里像使用挡箭牌那样使用全球天主教方针这个想法和论据。但是，被人执行的方针却是西班牙的方针（全球天主教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来自罗马，教皇庇护四世刚在该地死去）。西班牙甚至还没有制订出一项地中海方针的愿望。这项方针要以冲劲、激情、狂热、利益、金钱的力量、行动的自由等作为先决条件。而审慎国王菲利普二世却没有或者至今还没有这些禀性。他感到自己处处受到危险的包围。不错，是地中海的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还有大西洋上的新教徒海盗的危险、荷兰边境上的法国的危险。这场动乱正开始威胁集中在安特卫普这个调度站的西班牙的财富资源。1565年12月，关于菲利普二世在佛兰德巡行的传闻已经到处流传，后来继续流传，若干年内还会再度出现。341

事实上，而且至少不是在短时期内，客观环境全都使菲利普二世无法执行他在政治上的这一或者那一宏图大略。在他的统治的头十年，他只能对付属于当务之急的事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必须用最小的代价去对付，以免过分影响未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还远非出现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末期的帝国主义愚蠢行径。这位君主在他的统治末期离弃了谨慎国王的形象。

本部分原注

1.Instrucciòn de lo que vos el Reverendo padre obispo del Aguila habéis de decir a la Majestad del Serenissimo Rey é Emperador, nuestro muy caro y muy amado tí o donde de presente os enviamos. Bruxelles, 21 mai 1558,CODOIN, XCVIII, pp.6-10.

2.Quant à la personne “qui a pratique et intelligence en la cour du Ture”et qui a été chargée, sans l'être de tâter le terrain à Constàntinople, ml doute que ce ne soit Francisco de Franchis Tortorino, un Génois apparenté à la mahome de Chio. Chargé de mission par Gênes à la suite des tractations corruptrices avec Piali Pacha durant l'été 1558, il a sans doute proposé en même temps ses services à Philippe II. Aux Archives de Gênes, un registre calligraphié raconte en détail le voyage de Francisco de Franchis（Costantinopoli, 1. 2169） et des lettres consulaires nous le montrent à Naples et à Messine, en diffcultés d'ailleurs avec les autorités espagnoles, puis gagnant Venise, A. d. S.，Gênes, Napoli, Lettere Consoli, 2,2635;Gregorio LETI, op. cit.， I, p.302, parle de sa mission en compagnie d'un certain Nicolo Gritti.

3.CODOIN, XCVIII, pp.53-54.

4.Bruxelles, 6 mars 1559, Simancas E o 485.

5.Instruction del Rey a Nicolo Secco para tratar con el Turco, Bruxelles, 6 mars 1559, Simancas E o 485.

6.Bruxelles, 8 avril 1559, Simancas E o 1210.

7.Sélim et Bajazet.

8.15 juin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295.

9.Résumé des lettres du duc de Sessa, des 1er, 4,7 déc. 1559（4 déc.）, Simancas E o 1210, f o 142.

10.10 janv.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9.

11.Au doge, Vienne,25 oct. 1559, G. TURBA, op. cit.,I, 3, p.108 et sq.

12.Le même au même, 22 nov. 1559,ibid., p.120 et sq.

13.Le roi au vice-roi de Sicile, Bruxelles, 4 avril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04.

14.E. CHARRIÈRE, op. cit., II, p.596, note.

15.Ibid., p.603.

16.Marin de Cavalli au Doge, Péra, 18 mars 1559, A.d.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ant. Filza 2/B.

17.D. de HAEDO, op. cit., p.73, 74. Sur la politique espagnole en Afrique du Nord voir notre article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Jean CAZENAVE,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Oran, 1933.

18.Jean NICOT,Correspondance..., p.p. E. FALGAIROLLE, p.7.

19.Cadix.

20.Au roi, 20 juin 1559, Simancas E o 485.

21.Pour tout le détail de ce paragraphe, Charles MONCHICOURT,L'expédition espagnole contrel'le de Djerba, Paris, 1913, modèle d'érudition minutieuse. En principe, nos références concerneront des sources non utilisées pour ce livre.

22.Au vice-roi de Sicile, même date, Simancas E o 1124, f o 300; instruction au commandeur Guimeran, même date, ibid., fos 278 et 279; au grand maître de Malte, même date, ibid., f o 302, etc.

23.Don Lorenzo van der HAMMENY LEON, Don Felipe El Prudente..., Madrid, 1625, f o 146 v o.

24.Jean de La Valette, de la langue de Provence, grand maître de l'Ordre, 1557 à 1568. Il avait gouverné Tripoli de 1546 à 1549. Cf. les extraits de G. BOSIO, I Cavalieri gerosolimitani a Tripoli, p. p. S. AURIGEMMA, 1937, pp.271-272.

25.Op. cit., pp.82-83.

26.Le duc de Medina Celi à Philippe II, 20 juil. 1559, Simancas E o l, f o 204.

27.Décision du 15 juin, rapport du 20.

28.C. MONCHICOURT, op. cit., p.93, laisse à penser que D. J. de Mendoza a agi de sa propre initiative. R. B. MERRIMAN（op. cit., IV, p.102） indique à titre d'hypothèse que D. Juan a pu recevoir un ordre. Le fait est établi par la lettre de Philippe II（voir notes précédentes, note 2, p.285 et note 1, p.282）. Voir également sur ce point et sur le désarmement des côtes d'Espagne, l'Aubespine au roi, 20 juil. 1559, E. CHARRIÉRE, op. cit., II, p.600, note; L. PARIS, Nég. sous François II, p.24; C. DURO, op. cit., II, p.46.

29.Curieuses remarques de A. de HERRERA, op. cit., I, p.14; partout se pose, après 1559, le problème de la démobilisation,l'expédition projetée, n'est-ce pas un moyen de débarrasser l'Italie espagnole des soldats qui “restaient de la guerre de Piémont et ne pouvaient mieux s'occuper que contre les Infidèles”?

30.Philippe II au com. Guimeran, Gand, 14 juil.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31.

31.Au vice-roi de Sicile, Gand, 14 juil.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21.

32.Au com. Guimeran, Gand, 7 août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30.

33.Figueroa à la princesse Jeanne, Gênes, 7 août 1559, Simancas E o 1388, fos162-163.

34.J. André Dori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10 août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35, en italien. Plus tard, J. A. Doria ne correspondra plus guère avec le roi qu'en espagnol.

35.Le due de Sessa au roi, Milan, 11 août 1559, Simancas E o 1210, f o 203.

36.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14 sept. 1559, Simancas E o 1388.

37.J.A.Dori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14 sept.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36.

38.Ibid.

39.Philippe II au duc de Medina Celi, Valladolid, 8 oct. 1559, Simancas E o 1124, f o 325-326.

40.A Philippe II, Simancas E o 1124, f o 270.

41.Sur cette lenteur, innombrables documents et notamment, Simancas E o 1049, fos 185,188,189,225,227,251,272.

42.Gio: Lomellino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Messine, 10 déc. 1559,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Napoli-Messina, 1-2634.

43.C. MONCHICOURT, op. cit., p.88.

44.Ibid., p.92.

45.Gio. Lomellino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Messine, 24 août 1559, même référence qu' à la note 9, page précédente.

46.Op. cit., I, p.15.

47.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27 oct. 1559, Simancas E o 1388, f o 16.

48.Marin de Cavalli au doge, Péra, 29 janv. （1560）, A.d.S., Venise,Senato Secreta, Cost. 2/B, f o 222 v o.

49.C. MONCHICOURT, op. cit., p.100.

50. Ainsi 31 janv. 1560, C.S.P.VII, p.150.

51.Giacomo Soranzo au doge, Vienne, 3 févr. 1560, G. TURBA,op. cit.,I, p.134.

52.Messine, 3 avr. 1560,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Napoli-Messina, 1-2634.

53.Le baile au doge, Péra, 30 mars 1560,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 2/B.

54.Dans ses notes au Memorial de D. Alvaro, C. MONCHICOURT, op. cit., p.100, note 2.

55.3 avr. 1560, A.d.S.,Gênes, Lettere Consoli..., 1-2634.

56.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4 avr. 1560, Simancas E o 1050,f o 28, au duc de Medina Celi, 20 avr., ibid., f o 32, au roi, 21 avr., f o 32.

57.Au roi, 5 mai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36.

58.Ibid., f o 39.

59.Au roi, 16 mai 1560, ibid., f o 40.

60.P.32 et 32 v o, cité par C. MONCHICOURT, op. cit., p.109.

61.Le visitador Quiroga au roi, Naples, 3 juin 1560, Simancas E o 1050,f o 63.

62.Bien vu par le fils de Machiavel, C. MONCHICOURT, op. cit., p.111.

63.La Sie de Gênes à Sauli, Gênes, 19 mai 156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2412.

64.Au roi, 30 mai 1560, Sim. E o 485.

65.Le duc d'Alcala à Philippe II, Naples, 31 mai 1560, Simancas E o 1050,f o 56.

66.Le même au même, ler juin 1560, ibid.,f o 60.

67.Par une lettre de Figueroa et des avis du cardinal Cigala et des ambassadeurs de Gênes,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2 juin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63. Sur le chiffre des pertes, Gresham, 16 juin 1560, parle de 65 bâtiments, Ms. Record Office, n o 194.

68.Tiepolo au Doge, Tolède, 2 juin 1560, C. S. P. Venetian, VII, pp.212-213.

69. Ibid.

70.Ibid.

71.Philippe II au duc d'Alcala, Tolède, 8 juin 1560, E o 1050, f o 69.

72.Barcelone, 9 juin 1560, Sim. E o 327.

73.D.Garcia de Toledo à Philippe II, Barcelone, 12 juin 1560, Simancas E o 327.

74.Philippe II à D.Garcia de Toledo, Tolède, 15 juin 1560, Simancas E o 327. Réponse de D. Garcia, de Barcelone, 23 juin, ibid.

75.Résumé des lettres de Figueroa, 3, 5, 10, 12 juill. 1560, Simancas E o 1389.

76.Ibid.

77.Ibid.

78.Le duc de Medina Celi au roi, 9 juill. 1560, C. MONCHICOURT, op. cit., p.237.

79.Le duc d'Alcala à Philippe II, Naples, 9 oct.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137.

80.Michiel au doge, Chartres, 22 juin 1560, C.S.P.Venetian, VII, p.228.

81.C.S.P.Venetian, VII, p.229. 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Alva, 19 sept. 1560.orig. Sim. E o 139, il en existe une copie.

82.B. N., Paris, Esp. 161, fos15 à 21. Voir E. CHARRIÉRE, op. cit.,II, pp.621-623, sur les bruits d'une collaboration franco-espagnole.

83.Le roi à l'évêque de Limoges, 16 sept. 1560, L. PARIS, op. cit., pp.523-530.

84.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2 févr. 1560, A.N., K 1493, f o 39; L.ROMIER, La conjuration d'Amboise, 1923, p.123. La reine d'Espagn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sept. 1560, L. PARIS, Négoc. sous le règne de François II, p.510.

85.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Melun, 31 août 1560, A. N., K 1493,f o 83; 3 sept. 1560, L. PARIS, op. cit., pp.506-509.

86.3 juill. 1560, CODOIN, XCVIII, pp.155-158.

87.Simancas E o 1389.

88.Simancas E o 1050, f o 84.

89.13 juill. 1560, E. CHARRIÈRE,op. cit., II, pp.616-618.

90.Constantinople, 17 et 27 juill. 1560, ibid., 618-621.

91.Figueroa à S. M., Gênes, 26 juill., 1560, Simancas E o 1389. Sonimposture, Sauli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Tolède, 14 déc. 1560, A. d. S., Gênes, Lettere Ministri, Spagna 2.2411.

92.6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445, copie.

93.Op. cit., II, p.36.

94.B. N., Madrid, Ms 11085, 9 avr. 1561.

95.C. MONCHICOURT, op. cit., p.133; J. A. Doria arrivait à Malte, le 8 août 1560. J. A. Doria à Philippe II, 8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1125. II était sur le point de tomber sur Tripoli quand la nouvelle de la chute du fort lui parvint. Le mêmeau même, 9 sept. 1560, ibid.

96.18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120.

97.C. MONCHICOURT, op. cit., p.134.

98.Ibid.

99.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1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1325.

100.Corfou, 4 sept.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129.

101.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Simancas E o 1050, f o 128.

102.Op. cit., II, p.245 et sq.

103.R.B.MERRIMAN, op. cit., IV, p.107.

104.Monteleone au roi, 30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1050, f o 121. Le duc d'Alcala au roi, Naples 3 sept. 1560, ibid., f o 124.

105.Comte de Luna au roi, le 28 déc. 1560, CODOIN, XCVIII, pp.189-192.

106.Florence, 10 juill. 1560, Sim. E o 1446.

107.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0 juill. 1560, Simancas E o 1324, f o 47.

108.H o Herro au doge, Péra, 12 nov. 1560;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 2/B, fos 290-291.

109.19 sept. 1560, B. N., Esp. 161, fos 15 à 21.

110.9 oct. 1560, Simancas E o 1850, f o 139. J. de Mendoza au roi, Palamos, le 1er sept. 1560, Sim. E o 327.

111.26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1058, f o 118.

112.C. MONCHICOURT, p.237.

113.Cagliari, 25 août 1560, Simancas E o 327.

114.CODOIN,VIII, p.560.

115.Sur le docteur Buschia, quelques-unes de ses lettres aux A. N.,Paris, série K, 1493, B 11, f o 111（20,28,30 sept., 4,8,13 oct. 1560）.Sur les informateurs fantaisistes du Levant,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31 janv. 1572, Simancas E o 1061.

116.CODOIN,XCVIII, p.182.

117.Philippe II au grand commandeur et à D.J. de Zuñiga, Madrid, 23 oct. 1560, Simancas E o 1324, f o 48.

118.Dolu au cardinal de Lorraine, Constantinople, 5 mars 1561,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652-653, cherté, misère, peste.

119.Ibid.

120.Raguse, 2 janv.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11.

121.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6 janv.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12.

122.Au roi, Trapani, Simancas E o 1126.

123.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Majorque, Aranjuez, 28 févr. 1561, Simancas E o 328.

124.Corfou, 30 mars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51.

125.Relacion que haze Antonio Doria..., 18 avr.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62.

126.Constantinople, 9 avr.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54.

127.12,14 avr.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55; Liesma, 16 avr. 1561, ibid., f o 56.

128.Alonso de la Cueva au vice-roi de Naples, La Goulette, 17 avr. 1561, E o 1051, f o 57.

129.Vice-roi de Naples à Marcantonio Colonna, Naples, 9 mai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78.

130.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9 août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119.

131.Madrid, 5 sept. 1561, B.N., Paris, Fr. 16103, f o 44 et sq.

132.“Lo que se entiende de Levante... de Corfu”, 10 août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120.

133.E. CHARRIÈRE,op.cit.,II,pp.657-658.

134.Ibid., pp.653-654.

135.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Messine, 8 juin 1561, Simancas E o 1126.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7 juill. 1561.

136.E. CHARRIÈRE, op. cit., II, p.661.

137.H o Ferro au doge, Péra, 10 juill. 1561, A. d. S., Venise, Secreta Senato Cost. 3/C. Roustem Pacha est mort le 9 juillet.

138.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 Madrid, 5 sept. 1561, B.N., Paris, Fr. 16,103, f o 44 et sq.

139.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657-658.

140.CODOIN, XCII, pp.240-244.

141.28 mai 1562, Simancas E o 1052, f o 27.

142.Sampiero n'arrivera d'ailleurs à Constantinople qu'en janvier 1563.Nombreux documents génois, A. d. S., Gênes, Spagna, 3 2412 et Costantinopoli, 1 2169.

143.Vice-roi de Naples à Marcantonio Colonna, 24 mai 1562, Simancas E o 1051, f o 87.

144.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le 14 juin 1562, Simancas E o, 1051 f o 96.

145.Voir avant-dernière note.

146.Daniel Barbarigo au Doge, Péra, 5 août 1562,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3/C; Venise, 20 août 1562, trêve conclue pour 8 ans, CODOIN, XCVII, pp.369-372, C. MONCHICOURT, op. cit., p.142.

147.Constantinople, 30 août 1562,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702-707.

148.6-17 janv. 1563, ibid., pp.716-719.

149.Philippe II aux ducs de Savoie et de Florence, Escorial, 8 mars 1563, Simancas E o 1393.

150.Simancas E o 1052, f o 169.

151.Narbonne, 2 janv. 1564, Edmond CABIÉ, Ambassade en Espagne de Jean Ebrard, Seigneur de Saint-Sulpice, Albi, 1903, p.212.

152.Constantinople, 12 févr.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19.

153.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17 févr.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22.

154.A Philippe II, Paris, 17 mars 1564, A.N., K 1501, n o 48 G.

155.Saint-Sulpice au roi, 11 mars 1564, E. CABIÉ, op. cit., pp.262-263.

156.Ibid., p.269, 29 mai 1564.

157.Simancas E o 1053, f o 54.

158.Début de juillet 1564, E. CABIÉ, op. cit., p.270.

159.Ibid., p.279.

160.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2412.

161.Au doge, G. TURBA, op. cit., I, 3, pp.289-290.

162.Diego Sàrez, d'après le Général DIDIER, Hist. d'Oran, 1927, VI, p.99, note 5.

163.24 août 1561, B. N., Paris, Fr. 16,103.

164.C. DURO,op. cit., II, p.44. Voir supra, 2e partie, chap. IV.

165.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 5 sept. 1561, B.N., Paris, Fr. 16,103, f o 44 et sq.

166.Simancas E o 1051, f o 131.

167.Ibid., f o 139.

168.Ibid., f o 49.

169.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8 nov. 1561, Simancas E o 1126.

170.Le même au même（s. d. dans mes fiches）,ibid.

171.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 Madrid, 3 janv. 1562, B. N., Paris Fr. 16,103, f o 129 v o. En juin 1562, les Espagnols sont encore à La Goulette. Relation de voyage de J. de Mendoza... Simancas E o 1052, f o 33.

172.Alonso de la Cueva au vice-roi de Sieile, 1er mars 1562, Simancas E o 1127.

173.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9 mai 1562, Simancas E o 1391.

174.Relation de voyage de J. de Mendoza..., Simancas E o 1052, f o 33;D. J. de Mendoza de retour à Palerme le 9 mai 1562, Simancas E o 1127.

175.Per lettere di Marsiglia, 21 mai,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2412.

176.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4 juill. 1562, Simancas E o 1052, f o 45.

177.Alger, 12 juill. 1562,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2412.

178.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Barcelone, 13 sept. 1562, ibid.

179.Au roi, La Goulette, 30 sept. 1562, Simancas E o 486.

180.Saint-Sulpice au roi, 26 oct. 1562, E. CABIÉ, op. cit., p.90.

181.N o 345, p.83.

182.Relacion de como se perdieron las galeras en la Herradura, 1562,Simancas E o 444, f o 217; C. DURO（op. cit., II, p.47 et sq.）ne semble pas être remonté aux sources.

183.J. de Figueroa au vice-roi de Naples, Gaète, 8 nov. 1562, Simancas E o 1052, f o 67.

184.C. DURO, op. cit., II, p.48.

185.Agostinho GAVY de MENDONÇA, Historia do famoso cerco que o xarife pos a fortaleza de Mazagão no ano de 1562, Lisbonne, 1607.

186.C. DURO, op. cit., II, p.49.

187.Le 3 ou le 4, d'après les récits traditionnels, peut-être pas avant le 8 avril. A cette date les Algérois sont encore à deux lieues de la ville, du côté de la terre.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Ségovie, 18 avr. 1563, Simancas E o 1392. Lo que ha passado en el campo de Oran y Almarçaquibir..., Tolède, 1563; Pièce, B. N., Paris, Oi 69.

188.D. de HAEDO, op. cit., p.75 v o.

189.Résumé des lettres du comte d'Alcaudete, mars 1563, Simancas E o 486.

190.Relacion de lo que se entiende de Oran por cartas del Conde de Alcaudete de dos de junio 1563 rescibidas a cinco del nismo, Simancas E o 486.

191.Lo que ha passado..., B.N., Paris, Oi 69.

192.Le roi rappelle ce détail dans sa lettre du 18 avril, Simancas E o 1392.

193.Le 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Messine, 23 avr. 1563, Simancas E o 1127.

194.Madrid, 25 avr. 1563, Simancas E o 330.

195.Simancas E o 1052, f o 156.

196.Cette lettre citée d'après la réponse du roi, voir note suivante.

197.Madrid, Simancas E o 1392.

198.Ibid.

199.Simancas E o 1392.

200.Indication donnée d'après la lettre du vice-roi à Philippe II, lettre de réponse, 23 juill. 1563, Simancas E o 1052, f o 207.

201.A ce propos,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110, parle d'efforts surhumains. N'est-ce pas trop dire?

202.Le 2 selon Salazar, le 6 selon Cabrera, d'après DURO, op. cit., II, pp.55-59.

203.Gomez Verdugo à Francisco de Eraso, 29 août 1563, Simancas E o 143, f o 117.

204.Sancho de Leyva au roi, Naples, 13 janv.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8. On sait cependant que S. de Leyva mettait à la voile pour La Goulette, vice-roi à S. M., Naples, le 17 févr.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22.

205.Philippe II à D. Garcia de Toledo, Valence, avr. 1564, CODOIN, XXVII, p.398.

206.Jusqu'à la mise en construction de chaloupes ordonnée aux proveedores de Màlaga, CODOIN, XXVII, pp.410, 17 mai 1564.

207.12 juin 1564, E. CABIÉ, op. cit., p.270.

208.D. Garcia de Toledo à Philippe II, Naples, 15 juin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64.

209.D. Juan de Çapata à Eraso, 15 juin 1564, ibid., f o 63.

210.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15 juin 1564, ibid., f o 60.

211.Note autographe du roi en marge d'une lettre que lui adresse D. Garcia de Toledo, Naples, 16 juin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65.

212.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Paris,1887, I, p.98.

213.Ibid., p.99.

214.Ce sont les chiffres de C. Duro. Le 29 août, Saint-Sulpice, pour Cadix seulement, parle de 62 galères （E. CABIÉ, op. cit., pp.291-292）. 70 et quelques galères, dit-on en France, 13 août 1564, A. N., K 1502, no. 296.

215.J.B.E.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 p.111, note 1.

216.Don Garcia de Toledo à S.M., Málaga, 16 sept. 1564, CODOIN,XXVII, p.527.

217.Philippe II à Figueroa, 3 août 1564, Simancas E o 1393 et non E o 931 imprimé par erreur, Fernand BRAUDEL, in: Rev. Afr., 1928, p.395, note 1.

218.Figueroa au roi, Gênes, 27 juin 1564, Simancas E o 1393.

219.A Venise, notamment, centre de nouvelles vraies ou fausses et de spéculations, 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12 sept. 1564, Simancas E o 1325.

220.Le même au même, ibid.

221.Philippe II à D. Garcia de Toledo, 18 juill. 1564, Simancas E o 1393.

222.2 août 1564, A. N., K 1502.

223.Philippe II à Figueroa, 3 août 1564, Simancas E o 1393.

224.Simancas E o 1393.

225.D.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13 août 1564, A. N., K 1502, n o 96.

226.Nuevas de Francia... reçues le 3 sept. 1564, Simancas E o 351.

227.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22 sept. 156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f o 36 v o.

228.Philippe II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23 sept. 1564, Simancas E o 1446, f o 112.

229.Sauli à la Seigneurie, Madrid, 24 sept. 1564, A. d. S., Gênes, L. M.Spagna 3.2412.

230.9 oct., ibid.

231.Philippe II à Figueroa, Madrid, 25 oct. 1564, Simancas E o 1393.

232.Ibid.

233.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27 oct. 1564, Simancas E o 1393.

234.Le même au même, 8 nov., Simancas E o 1054, f o 21.

235.A.N., K 1502, B 18, n o 51 à.

236.Philippe II à Francés de Alava, 31 déc. 1564, A. N., K 1502, B 18, n o 77.

237.Figueroa à Francés de Alava, Gênes, 1er déc. 1564, A. N., K 1502, B 18, n o 60.

238.Ibid. A bord d'une de ces frégates, un Corse ami de Sampiero, Piovanelo que les corsaires barbaresques capturent au passage.

239.Ibid.

240.Ibid.

241.Figueroa à Philippe II, 3 déc. 1564, Simancas E o 1393.

242.Le même au même, 21 déc. 1564, ibid.

243.Goûtons au passage cet argument, S. M. à Chantonnay, Madrid,10 nov. 1562, A. N., K 1496, B. 14, n o 126:Philippe II a déclaré à Saint-Sulpice qu'il ne pouvait se déclarer contre la reine d'Angleterre por causa de las antiguas alianças.

244.La conversation est déjà commencée en sept.;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Madrid, 24 sept. 1561, B.N., Paris Fr. 15875, f o 194;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Saint-Cloud, 21 nov. 1561, A.N., K 1494,B 12,n o 111; le même au même, Poissy, 28 nov. 1561, ibid., n o 115.

245.G. Soranzo au doge, Vienne, 25 déc. 1561, une conjuration découverte à Pampelune, en faveur du roi de Navarre, G. TURBA, op. cit., 1, p.195 et sq.

246.Morone au duc d'Albe, Rome, 2 oct. 1561, Joseph SUSTA, Die Römische Curie und das Konzil von Trient unter Pius IV., Vienne, 1904, I, p.259.

247.Le duc d'Albe à Chantonnay, Madrid, 18 janv. 1562, A. N., K 1496, B. 14, n o. 38.

248.Figueroa à Philippe II, 9 oct. 1562, Simancas E o 1391.

249.Saint-Sulpic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Madrid, 25 nov. 1562, B. N., Paris, Fr. 15877, f o 386.

250.C.MONCHICOURT, op. cit., p.88.

251.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Tolède, 8 juin 1560, Sim. E o 1059, f o 69.

252.Une estimation gênoise （Conto che si fa delle galere che S. Mta Cattca potrà metere insieme）.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2.2411（1560）fournit un intéressant décompte: galères d'Espagne （20）; de Gênes （6）, du Prince Doria, non compris celles qui sont à Djerba （6）, du duc de Florence （3）, du duc de Savoie（2）, du comte de Nicolera （1）, du roi de Portugal（4）, de Paolo Santa Fiore（2）,“delle salve”（23）. Total 67, un document sicilien de 1560（Simancas E o 1125） donne le chiffre total de 74 avec le décompte suivant:galères du Pape（2）, d'Espagne（20）, du prince Doria（10）, de Gênes （8）; de la Religion（5）, du duc de Florence（7）; du duc de Savoie（6）; d'Antonio Doria（4）, de Cigala（2）, du CalVitelli（3）, de Paolo Sforza（2）, de Naples（3）, de Bendineli Sauli（1）, de Stefano de Mari（1）.

253.L. BIANCHINI, op. cit., I, p.54.

254.Le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Simancas E o 1050, f o 137.

255.Résumé des lettres de Figueroa au roi, 3, 5, 10, 12 juin 1560, Simancas E o 1389.

256.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12 janv.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17.

257.L. von PASTOR,op. cit., XVI, p.256 et note 1.

258.Ibid.

259.Ibid., p.257.

260.Ibid.

261.Tiepolo au doge, Tolède, 26 mars 1561, C. S. P. Venetian, VII, p.305.

262.L'instruction de Fernando de Sylva, marquis de la Favara..., 1eravr. 1561, Simancas E o 1126.

263.Sauli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Tolède, 27 avr. 1561, A. d. S.,Gênes, L.M.Spagna, 22411.

264.Tiepolo au doge, 26 avr. 1561, C. S. P. Venetian, VII, p.310.

265.Le duc de Medina Celi au vice-roi de Naples, 30 juin 1561, Simancas E o 1051, f o 100, copie.

266.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 Madrid, 5 sept. 1561, B. N., Paris, Fr. 16103, f o 44 et sq. copie, et, du même au même, la lettre déjà citée du 12 août 1561.

267.Los puntos en que han hablado a S. M Mos. Dosance y el embaxor Limoges, Madrid, 10 déc. 1561, A.N., K 1495, B. 13, n o 96.

268.Joyeuse au roi, Narbonne, 28 déc. 1561, B. N., Paris, Fr. 15875, f o 460.

269.Mémoires de l'évêque de Limoges, 27 janv. 1562, B. N., Paris,Fr. 16103, f o 144 v o, copie.

270.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14 juin 1562, Simancas E o 1052, f o 96. La composition des escadres est la suivante:a） escadre de D.J. de Mendoza, 12 galères d'Espagne （dont 4 détaché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Prieur et Consuls de Séville）; 6 de Naples; 6 d'Antonio Doria; 4 du comte Federico Borromeo; 2 d'Estefano Doria; 2 de Bendineli Sauli; b） escadre de J. André Doria, 12 galères du dit J. André, conformément à son nouvel asiento; 4 de la Religion; 4 de Marco Centurione; 2 du duc de Terranova; 2 de Cigala.

271.C. DURO, op. cit., II, p.49.

272.Philippe II aux ducs de Savoie et de Florence, S. Lorenzo, 8 mars 1563, Simancas E o 1392.

273.C. DURO, op. cit., III, p.67.

274.Sancho de Leyv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3 janv.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8.

275.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15 juin 1564, Simancas E o 1053, f o 60.

276.29 juin 1564, ibid., f o 73.

277.J. von HAMMER, op. cit., VI, p.118.

278.C. DURO, op. cit., III, p.61, note 2 et p.62, note 1.

279.Ibid., p.64, note 3.

280.D.G. de Toledo á Eraso, Málaga, 17 août 1564, CODOIN,XXVII, p.452, cité par C. DURO,op. cit., III, pp.65-66.

281.22 août 1564, cité par C.DURO,op. cit., III, p.66.

282. Ainsi, pour les galères de Naples, G. de Toledo au vice-roi de Naples, 23 janv.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52.

283.D. G. de Toledo à Philippe II, Gaëte, 14 déc. 1564, CODOIN,CI, pp.93-105.

284.Leonardo Contarini au doge, Venise, 29 déc. 1564, G. TURBA,op. cit., I, 3, p.289.

285.D. G. de Toledo au roi, Naples, 7 janv. 1565, CODOIN,XXVII,p.558.

286.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774-776.

287.Constantinople, 10 févr.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64.

288.Alvaro de Bazan à Philippe II, Oran, 10 mars 1565, Simancas E o 486,voir E. CAT, Mission bibliographique en Espagne, 1891, pp.122-126.

289.Rodrigo Portillo au roi, Mers-el -Kébir, 13 mars 1565, Simancas E o 485.

290.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14 mars 1565, Simancas E o 1054.f o 70.

291.Francavila a S. M., Barcelone, 19 mars 1565, Simancas E o 332, Philippe II aux proveedores de Málaga, Madrid, 30 mars 1565, Simancas E o 145.

292.Constantinople, 20 mars, Corfou, 29 mars ,Raguse, 8 avr.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71: le 22, dit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 p.169.

293.A Madrid, le 6 avril, l'ambassadeur toscan Garces remettait à Philippe II les avis du Levant reçus par la voie de Florence: ils annoncent la puissance, non le but de l'armada. 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6 avr. 1565, A. d. S., Florence, Mediceo, 1897, f o 88. De même Pétrémol, dans sa lettre à Du Ferrier, 7 avr. 1565, E. CHARRIÈRE （op. cit., II,p. 783 à 785） indique le départ du gros de la flotte le 30 de Constantinople, mais ne sait si elle se dirige sur Malte ou La Goulette, Cette date du 30 mars donnée également par un avis de Constantinople, 8 avr.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85.

294.Philippe II au Dean de Carthagène （Alberto Clavijo, proveedor de Málaga）, Madrid, 22 mars 1565, Simancas E o 145.

295.Aranjuez, 7 avr. 1565, Simancas E o 145.

296.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8 avr.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80.

297.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8 avr. 1565, ibid., f o 81.

298.Ibid., f o 94, avis de Corfou, 30 avril 1565.

299.Ibid.

300.J.B.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 p.172.

301.Ibid.

302.Simancas E o 1125.

303.Simancas E o 1054, f o 106.

304.Recidiba a VI de junio, note sur le précédent document.

305.C. Duro, op. cit., III, p.76 et sq.

306.P. Herre, op. cit., p.53; H. Kretschmayr. op. cit., III, p.48.

307.J. B.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I, p.140.

308.En mai, Alvaro de Bazan a dix-neuf galères sous ses ordres, Tello à Philippe II, Séville, 29 mai 1565, Simancas E o 145, f o 284. Par suite son escadre va grossir, il arrivera à Naples avec 42 galères.

309.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I, p.167.

310.Ibid., p.172 et sq.

311.Por cartas del Duque de Seminara do Otranto a 29 de 7bre,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207. Le 22, Don Garcia était entre Zante et Modon, devant l'île déshabitée de Strafaria, étant parti de Cerigo, île vénitienne, avec l'intention d'y attendre l'armada turque “la qual forçosamante havia de pasar por alli”.

312.J.B.E. JURIEN DE LA GRAVIERE, op. cit., II, p.224.

313.Le duc d'Alcal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2 sept.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194.

314.Pedro d'Avila à G Perez, Rome, 22 sept. 1565, J.J.DÖLLINGER, p.629. A minuit le cardinal Pacheco a envoyé un courrier à S. M. avec la nouvelle de la victoire. Le card. Pacheco à Philippe II, 23 sept. 1565, CODOIN, CI, pp.106-107.

315.Constantinople, 6 oct.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210; Pétrémol à charles IX, Constantinople 7 oct. 1565,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804-805.

316.Voir note précédente.

317.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22 sept. 1565, orig. en esp. A.d.S. Florence, Mediceo 4897, f o 148.

318.Cité par J.B.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I, p.201.

319.Le cardinal Pacheco à Philippe II, Rome, 23 sept. 1565, CODOIN, CI, pp.106-107.

320.FOURQUEVAUX,op. cit., I, pp.10-14.

321.Constantinople, 25 sept. 1565, Simancas E o 1054, f o 205.

322.FOURQUEVAUX, op. cit., I, p.6.

323.Ibid., p.13.

324.Constantinople, 16 déc. 1525, Simancas E o 1055, f o 14.

325.Philippe II à Figueroa. 5 nov. 1565. Simancas E o 1394.

326.Fourquevaux au roi, 21 nov. 1565. FOURQUEVAUX, op. cit., I,pp.10-14.

327.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29 déc. 1565, FOURQUEVAUX, op. cit., I, 36, 25,000 écus plus 3,000 Espagnols.

328.Garci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6 juill. 1565. Simancas E o 1325.

329.Saint-Sulpice, 22 janv. 1565, E. CABIÉ, op. cit., p.338;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3 févr. 1565; 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A.d.S., Florence,Mediceo 4899, f o 64.

330.Bayonne, ler juill. 1565, A.N., K 1504, B 19, n o 46.

331.Luis CABRERA de CóRDOBA, op. cit., I, p.423, donne les dates des 8 et 14 juin.

332.Le duc d'Albe et D.J.Manrique au roi, Saint-Jean-de-Luz, 11 juin 1565, A. N., K1504, B 19.

333.Les mêmes au même, Bayonne, 28 et 29 juin 1565, ibid., n o 37（résumé）.

334.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Toulouse, 7 févr. 1565, A. N., K 1503, B 19, n o 33 a. Note autographe de Philippe II en marge.

335.II faut tenir compte, en effet, des délais de route.

336.Saint-Sulpic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16 mars 1565, E. CABIÉ, pp.357-358.

337.Aranjuez, 12 juin 1565, A.N., K 1504, B 19, n o 11.

338.II est bien possible, à la rigueur, que ces roberies soient fictives, H. FORNERON, Hist. de Philippe II, I, p.322.

339.Voir supra, note 5, p.327.

340.Op. cit., I, p.20, 25 déc. 1565.

341.D.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13 déc. 1565, aut. A.N., K 1504, B 19, n o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