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以叵测的轻率把玛丽·斯图亚特捧到了人间权力的顶峰；而她日后生活道路急转直下以致酿成悲剧，也以这叵测的轻率所起的作用最大。她的腾达，其疾速宛若火箭的升天：生后六天便是苏格兰女王；六岁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一位王子的未婚妻；十七岁当上了法国的王后。她的权势如日中天，而她的精神生活其实尚未开始。仿佛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一切都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没有费过自己的力气：既没有付出辛劳，也没有功劳，靠的是祖上的余荫、天赋和上天的恩赐。恍若身在梦中，一切都在色彩斑斓的轻烟中匆匆闪过，她看见自己忽而穿着婚礼的盛装，忽而身御王后的冠服。然而，还没有等到这过早的腾达能够被成熟的情感所接受，春天便已凋零，便已逝去，成为过眼烟云。王后醒来时，惊愕，茫然，失望，一无所有。在别人刚刚开始希冀、盼望、追求的年龄，她已经经历过胜利的种种喜悦，可是心灵还没有来得及品味。折磨她一生的烦恼，她的不满足，关键正在于这命运的早熟。谁要是过早地成为国内第一人、世上第一人，她便再也不能安于卑微的角色。只有软弱的天性才会屈服，才会忘却；而强有力的天性则不会安生，要向万能的命运挑战，作一番力量悬殊的搏斗。
她短暂的母仪法兰西的岁月果真像梦一般地逝去，那是一个迅速而又纷扰、难受、惊惶的梦。在雷姆斯大教堂，那苍白孱弱的孩子由大主教加冕，登上了王位；而美艳的小王后，在镶嵌王冠的奇珍异宝照耀下，一身珠光宝气，在朝臣命妇中间，像是一枝挺秀幽雅、含苞欲放的百合花。但是这仅仅是光华四照的一刹那。除此而外，史家没有记录下任何庆典和娱乐。命运没有给玛丽·斯图亚特充裕的时间，让她建立一个她梦寐以求的行吟诗人的宫廷，促进诗歌和各门艺术的欣欣向荣；没有给画家以充裕的时间，让他们把国王和他美丽的妻子身御帝后冠服的形象描绘到画布上；没有给史家以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描绘她的性格；也没有给老百姓以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认识他们的君主，更不必说爱戴了。仿佛两个来去匆匆的幽灵被厉风驱赶着，这两个孩童夹在一长串法国国王中间一掠而过。
法兰西斯二世体弱多病，一生下来就注定早夭，像一棵被森林管理员打上标记的树。惨白浮肿的脸上，厚厚的眼皮包着一对倦怠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人，仿佛才从梦中惊醒。这男孩突然开始的因而快得不正常的长个儿，更是戕害了他的体力。医生们老是围着他转，一个劲儿地劝他保重身体。但在这半大孩子的内心，有一种孩子气的好胜，要在各方面都赶上他那苗条而结实的、酷好狩猎和运动的伴侣。为了装出健康的、男子汉的样子，他强迫自己疯狂地驰马，从事力不从心的体力活动。但是老天爷是糊弄不了的。他的已经败坏了的、萎靡得无可救药的血液（祖先的该死的遗传）无精打采地在他血管里流动。他容易发寒热，所以每逢阴雨天气，只好在房间里受窝憋，被恐惧、焦躁和疲累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可怜巴巴，面容憔悴，老是被不计其数的医生照料着。这样窝囊的国王，叫他的朝臣怜悯而不是尊敬；至于在老百姓中间，倒反而恶名远扬，传说他有麻风病，为了治病，要杀婴取血来洗澡。农民阴沉地、横眉竖眼地看这羸弱的孩子半死不活地骑着高头大马从他们身旁过去。朝臣们赶在头里，抢先投靠王太后喀德琳·美第奇和王储查理。一双软弱的、有气无力的手是很难执掌权柄的。那孩子不时用他歪歪扭扭的笔迹在圣旨、敕令上签他的名字“François”。实际上却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亲戚吉斯家族在统治，法兰西斯只是在努力保护他日渐崩溃的健康和生命。
这被迫的独居，这永无尽头的担忧和惊惶，谈不上是幸福的夫妇生活——要是这也算夫妇生活的话。但也绝不是说这一对其实还是孩子的夫妻彼此不和。连那喜欢搬弄是非的宫廷（布朗当写作《风流娘儿们的生活》就是靠这宫廷提供素材的），也找不出理由指责或怀疑玛丽·斯图亚特有什么不成体统的事。虽然他们在圣坛前的结合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结合前很久，法兰西斯和玛丽·斯图亚特便已青梅竹马。在这小两口的关系中，情欲未必有明显的作用。几年之后，玛丽·斯图亚特才迸发出忘我热恋的本能。这种矜持、自我封闭的天性，它的觉醒绝不是备受热病煎熬的法兰西斯的功劳。玛丽·斯图亚特心地善良，能够体恤别人，性格温和宽厚，自然是体贴入微地照料患病的丈夫。因为即使不是情感使然，理智也告诉她：她的荣华富贵和煊赫的权势取决于这可怜的、病病歪歪的孩子，取决于他的气息和脉搏。卫护他的生活等于是捍卫她自己的幸福。再说，他们为时短暂的临朝，也委实没有可能自在地享受安谧的幸福。国内的胡格诺教徒正在酝酿起义，威胁到国王和王后安全的昂布瓦西阴谋败露后，玛丽·斯图亚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履行君主的职责。她得亲临刑场，观看处决谋反分子——感受至深，铭心刻骨，日后，仿佛是魔镜的反照，这感受在她大限来临之际又涌上她的心头。观看活生生的人，绑着手，被按倒在砧板前，双膝下跪，斧子一闪，发出闷而低沉的咯吱声，砍进脖子根，鲜血淋漓的脑袋滚到黄沙上。这情景十分可怖，足以冲掉她脑海中在雷姆斯大教堂加冕的辉煌的景象。接着，噩耗纷至沓来：在苏格兰代她摄政的母亲玛丽·德·吉斯于1560年6月去世；苏格兰国内由于激烈的宗教纠纷而分崩离析；边陲战火纷飞，英军深入腹地。玛丽·斯图亚特，像小姑娘一样一心想着穿节日盛装的玛丽·斯图亚特，如今不得不穿上孝服。她十分喜爱的音乐不得不沉默，舞蹈不得不停止。不久，死神的瘦骨嶙峋的手又揪住了心，敲响了门：法兰西斯二世愈来愈衰弱，败坏了的血不肯安生，冲击他的太阳穴，在他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骑马，只好躺在床上，让人家抬来抬去。最后，耳朵发炎流脓，医生们费尽心机，回天乏术。1560年12月6日，这不幸的孩子终于魂归西天。
悲剧性的象征在两个女人——喀德琳·美第奇和玛丽·斯图亚特之间重演。法兰西斯二世还没有彻底断气，失去了法兰西宝座的玛丽·斯图亚特在门口让喀德琳·美第奇先行——小太后给老太后让了路。她再也不是王国的第一夫人，而屈居第二，跟以前一样。仅仅一年，人去梦断，玛丽·斯图亚特再也不是法兰西王后，而只是苏格兰女王，那是她一生下来就有的名分，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按照法国宫廷的礼仪，丧夫的王后的首次重丧，服丧四十天。这四十天内，严格地闭门谢客，片刻不得离开她的寝宫；头两个星期，除了新王及其亲人而外，谁都不准探望她，进入她那人为的墓穴——一间烛光如豆的房间。平民百姓家的妇女居丧穿一身黑，这是公认的丧服的颜色。唯独她应穿白色的丧服。一顶雪白的包发帽衬着一张苍白的脸，白缎长袍，白色的鞋袜，这仪态万方的幽灵外面再裹上一袭黑纱——那些日子里，玛丽·斯图亚特就是这般模样，就是这样出现在雅奈的著名的画面上；龙萨在诗里也是把她描绘成这个样子的。
从头到膝，
你披上透明的黑纱，
透出精心设计、一丝不苟的乱，
巧妙地打出褶，
像风暴中的帆，
哀伤的纱罩裹住你的身。
穿着这样的装束，
你离开你的宝座和王国，
眼泪湿了你的胸，
你踏上陌生的路，
悲伤的目光看着一切，
最后一次欣赏美丽的宫苑，
那王宫的别称，
得自宫外潺潺的绿水。
小王后的美貌和魅力确实在雅奈的肖像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静观的神情赋予她的目光以非凡的明澈，而单调的、纯白的衣衫更突出了皮肤的大理石般的白皙，这身丧服更显出她那种王者的高贵，远远胜过一味表现她的风华和尊荣、周身珠翠、佩戴着权力标志的早期画像。
她亲笔写了一首哀歌以悼念夭殇的丈夫。诗中洋溢着高雅的忧郁。诗的圆熟比起她的老师、诗坛泰斗龙萨来也毫不逊色。这首短短的哀歌即使不是出于王后的笔下，也能以它的毫不做作的真挚感动我们。因为这丧偶的女子并不是倾吐她的热烈的爱——玛丽·斯图亚特在诗歌中和她在政治生涯中不同，是从来不说假话的——而只是诉说她的不幸和孤独：
白昼黑夜，
无休无止的思念，
心头沉重！
有时抬头看天空，
云间，
他的眼睛向我闪烁着光芒，
低头看池水，
他的眼睛
在那里把我呼唤。
深夜独自相思，
突然感觉到
手的触摸和激动的吻，
不管是睡还是醒
他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玛丽·斯图亚特对法兰西斯二世夭殇的哀痛，肯定不是诗歌里常见的陈词滥调，其中能使人感到真正的、发自肺腑的痛苦。她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善良的、随和的同伴，不仅是一个温情的朋友，她还失去了她在欧洲的地位、她的权势、她的安全。不久，年轻的寡妇便感觉到宫中第一人的王后和退居第二位当新王食客之间的区别。而她的婆婆、如今又成了法国宫廷第一夫人的喀德琳·美第奇对她心存敌意，使她处境更加困难。玛丽·斯图亚特过去曾鄙夷不屑地谈到过这“商人女儿”的出身（同玛丽的天潢贵胄身份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深深地得罪了美第奇家族傲慢奸诈的女儿。在女人之间，诸如此类的冒渎（这个任性的、冒失的小姑娘后来对伊丽莎白也屡屡这样）比公开的侮辱更能引起恶感。喀德琳·美第奇，漫长的二十年来抑制着她的虚荣心，先是为了狄安娜·普瓦蒂埃的缘故，后来则是为了玛丽·斯图亚特，如今刚刚当家作主，便以咄咄逼人的威风让两位谪到人间的女神一尝她的憎恨的滋味。
但是，玛丽·斯图亚特这时候鲜明地表现出她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倔强、刚烈、纯男性的高傲——决不待在她觉得屈居人后的地方；她的高傲的、炽烈的心决不满足于残羹冷饭和不上不下的名分。宁肯一无所有，宁肯死。一时间，她想到隐居，去修道院，放弃高贵的地位，既然在这个国家里最高的地位与她再也无缘。然而生活的诱惑毕竟太大了：永远弃绝人生的乐趣，对于这十八岁的女子来说，不啻是作践自己的天性。何况还有可能收之桑榆——获得另一顶同样珍贵的王冠。西班牙国王通过他的使臣为新旧两大陆未来的君主堂·卡洛斯向她求婚。奥地利宫廷派密使来见她。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也都愿意把心和宝座奉献给她。另外，她还有她自己家传的苏格兰王冠；同时，她对另一顶王冠即英国的王冠还抱着极大的希望。这年纪轻轻即已孀居的王后，这妙龄女子，面前仍然有着无限的机会。固然再也没有奇迹般的礼物自天而降，再也没有盛情厚意的命运把这样的礼物端给她，而需要用十分巧妙的本事和耐心从强大的对手那里夺过来。但是，有她那样的勇气，有她那样的美貌，有她那样的炽烈而生机旺盛的躯体和年轻的心灵，可以不怕下最大的赌注。玛丽·斯图亚特斗志昂扬，决心为她应得到的遗产作一番拼搏。
她对法国当然恋恋不舍。她在法国王宫里度过了十二个年头。对她来说，这美丽富饶的、充满了官能乐趣的国度，比起她失落的童年的苏格兰，更像是她的祖国。这里有她姥姥家的亲人保护着她；这里有她幸福地生活过的城堡；这里有歌颂她、理解她的诗人在吟唱；这里有合乎她心意的轻松明快的骑士式生活情趣。她回国的日期一个个月地拖下去，虽然故国的父老早在等着她回去。她到舒昂维尔和南锡去探望亲戚，到雷姆斯去参加她九岁的小叔子查理九世的加冕典礼；仿佛是怀着神秘的预感，她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归期。似乎她是在等待命运出现突然的转机，好让她不必回国。
因为这位十八岁的女王尽管对于处理政务还是少不更事，但心中很清楚，她在苏格兰会面临艰苦的考验。她的母亲本来以摄政的身份代她治理国家，但母亲去世后，她的死对头——新教的勋爵们占了上风。他们内心是不愿意把皈依可恶的弥撒的虔诚天主教徒请回国的；如今他们勉强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他们公开声称（英国的使臣兴高采烈地向伦敦报告）：“最好把女王的归期再推迟几个月，再说，如果不是有服从的义务，他们倒是非常愿意永远见不到她。”他们暗中早已在搞阴谋诡计。譬如说，他们向英国女王推荐最有权利继承苏格兰王位的新教徒阿兰伯爵做她的丈夫，以便把应属玛丽·斯图亚特的王冠非法塞给伊丽莎白。玛丽·斯图亚特也不大能信任苏格兰议会派来接她的异母兄詹姆斯·斯图亚特即梅里伯爵：他同伊丽莎白的关系太好了。他是否已被她收买，领取津贴而替伊丽莎白做事呢？只有立刻回去，才能及时扑灭这些暗中进行的卑鄙的阴谋；只有依靠世代相传的勇气——斯图亚特历代国王的勇气，才能确立她的统治。于是，心情沉重的玛丽·斯图亚特决定接受苏格兰人的并不诚心诚意而她自己也半信半疑的迎銮。
玛丽·斯图亚特在回国前，人家就给她颜色看，叫她明白同苏格兰接壤的英国是另一位女王的国度而不是她的疆土。伊丽莎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愿望去迎合她的竞争对手和王位的继承人；同时，英国的国务大臣塞西尔以毫不掩饰的恬不知耻支持她的每一项敌对行动：“苏格兰女王的事务乱糟糟的局面拖得越久，对陛下越有利。”这全怪玛丽·斯图亚特荒唐的、虚张声势的竞逐英国王位的野心（这正是她们之间纠纷的根源）至今没有收起。当初，苏格兰和英国双方代表倒是在爱丁堡缔结了一项条约，规定苏格兰代表以玛丽·斯图亚特的名义保证“for all times coming”永远承认伊丽莎白是拥有全权的英国女王。但是当这条约送到法国后，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法兰西斯二世再三拖延，不肯签字。玛丽·斯图亚特是永远不会伸出手去签这样的字的；她既然公开打出旗号，要求得到英国的王位，她既然已经扛着这旗号招摇过市，就永远不会把它收起来。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许会把这要求留待日后适当的时机再提出来，但决不会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放弃祖先的遗产。
但是伊丽莎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容忍两面游戏。苏格兰女王的代表既然以她的名义签订了爱丁堡条约，那么她就得签上自己的名字。伊丽莎白不满足于subrosa——默认；她作为一个新教徒（在她作为君主统治着的国家中足足有一半人口信奉天主教）不能不把一个窥伺神器的天主教徒视为威胁，这不仅会危及她的安全，而且会危及她的生命。除非对峙的那位女王干脆痛快地放弃自己的权利，否则伊丽莎白便不会觉得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女王。
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伊丽莎白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她竭力用渺小的、低级的手段去解决重大的政治冲突，以致她的正确也成了问题。在政治斗争中，女人经常有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用针刺去伤害对方，用个人意气去使纠纷越发激烈。高瞻远瞩的女王这一招也陷入了一切女性政治家不可避免的错误。玛丽·斯图亚特为了回到苏格兰，正式申请safe conduct，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过境签证。从她这方面说，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客气，是纯属形式的半官方礼节性的表示，因为她并不是不可以直接由海路回苏格兰，提出取道英国，仿佛是默默地给对手提供一个进行友好谈判的机会。然而，伊丽莎白马上抓住机会用针把对手刺一下。她对礼貌报之以粗鲁无礼，声称她决不给safe conduct，除非玛丽·斯图亚特在爱丁堡条约上签了字。她是想伤害一位女王，其实却侮辱了一位女性；她不是施用公开的军事威胁，却选择一种软弱无力而又恶毒的人身攻击。
于是，两位女王撕破了脸皮：眼睛闪烁着炽烈的愤怒，高傲与高傲针锋相对。玛丽·斯图亚特在火头上召见英国使臣，怒气冲冲地发泄了一通“我恨我自己，”她对他说，“我怎么会这样忘乎所以，竟去求你们的君主帮忙，其实根本用不着。我的行动并不需要她的批准，正如她不需要我批准一样，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没有她发的护照，没有她的恩准，我也照样可以回到我的王国去，什么也阻挡不了我。我当初到这里来、到这个王国来的时候，你们的先王曾想在半路中邀我去；但是，您，大使先生也知道，这并没有妨碍我顺利抵达法国。如今，我同样有办法有本事回去，只要我向朋友们求助。……您说，你们女王和我最好融洽亲善，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不过，我有理由认为你们的女王并不持这样的看法，不然，她对我的请求就不会这样不友好。大概她更愿意同我的那些不听话的臣民交朋友，觉得他们的友谊比同我的友谊更称心一百倍，尽管我是他们的君主，尽管我同她位份相当，就算我不如她聪明，不如她老练，可总是她最近的亲戚和邻居呀。……我只寻求友谊，我不去扰乱她那个国家里的和平，不同她的臣民举行谈判，虽然我知道她的臣民中有不少人会高高兴兴地响应我的任何建议。”
有力的威胁——有力但不那么明智。玛丽·斯图亚特还没有踏上苏格兰的土地，便已暴露她的秘密意图：必要时把她同伊丽莎白的斗争转移到英国的土地上去。使臣闪烁其词，谦恭地避免正面回答，他说：这些误会全是由于玛丽·斯图亚特把英国的国徽绘进她的纹章而引起的。玛丽·斯图亚特立刻把这个责备顶了回去：“大使先生，当时我处于我公公亨利国王以及我的君主和丈夫的影响之下，只能履行他们的愿望和命令。他们去世后，您也知道，我已不再使用英国女王的尊号和纹章。顺便说说，虽然我看不出我至尊的表亲有什么好委屈的——我同她一样是女王，使用英国的王徽也不致辱没了她，因为使用英国王徽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权利可比我小得多。您总不会否认，我的祖母是她父王的姊妹，而且排行在他前面。”
友谊的外衣下又露出了不祥的征兆：玛丽·斯图亚特强调她是长房的后裔，以此再一次肯定她的继承权。使臣锲而不舍地请求她消除误会，在按照她的旨意缔结的爱丁堡条约上签字，而玛丽·斯图亚特则一如既往，一谈到这项微妙的条款，便找出成百条理由把问题搁起来：不行，她得同苏格兰议会商量；没有商量之前她毫无办法。使臣同样回避以伊丽莎白的名义作出任何承诺。只要谈判一涉及这一棘手的条款，只要两位女王中得有一人无条件地、义不容辞地放弃某些权利，双方就会开始支吾躲闪，就会出现连篇的谎话。大家都把王牌留在手里。于是，游戏没完没了地拖下去，走向悲剧性的结局。玛丽·斯图亚特很不客气地中断了关于护照的谈判——你简直能听到哧啦哧啦撕布的声音：“我的准备工作如果不是已经做了那么多，你们君主不友好的行为或许会妨碍我回国。但是我现在决心已下，敢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希望我们一路顺风，不必在英国靠岸。万一发生这样的事，你们的君主就可以把我抓住了。那时候随她把我怎么办。如果她残酷得要我的命，那就拿我做她的专横的牺牲品吧。也许，对我来说，这样的下场比在人间漂泊强。这件事上，也悉凭天主做主吧！”
她的话语里又冒出了那种危险的、自负的、斩钉截铁的音调。玛丽·斯图亚特天性很和善、冒失、大大咧咧，比较喜欢寻求生活的乐趣而不那么喜欢斗争，但事情一涉及她的荣誉、她的帝王权力，便变得比铁石还硬，顽强而勇敢。宁死不屈；宁可表现帝王的乖僻，不愿叫人看出怯懦软弱。使臣忧心忡忡地向伦敦报告他的不克完成使命；伊丽莎白作为比较聪明比较灵活的君主，立即让了步。护照马上发出，送到加莱，但晚了两天。玛丽·斯图亚特其时已经冒险上路，虽然在英吉利海峡有同英国私掠船遭遇的危险：她宁肯勇敢地、我行我素地选择一条危险的道路，而不愿意付出屈辱的代价去选择安全的路线。伊丽莎白错过了她绝无仅有的机会，再也不能和平解决争端，赢得她害怕对垒的那个女子的感激。但是政治和理性难得并立：或许正是这一类错过了的机会决定了历史的戏剧性发展。
仿佛转瞬即逝的晚霞把山山水水染得金碧辉煌，法国朝仪的盛大和壮观，在欢送玛丽·斯图亚特的场面中，在她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一个当初以太子未婚妻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不能让她形单影只地离开她一度君临过的地方。得让众人知道，苏格兰女王回国时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孑然一身的寡妇，不是一个孤苦无靠的弱女子；法兰西的宝剑和荣誉捍卫着她的命运。从圣日耳曼宫起程，一队光彩夺目的骑士把她一直送到加莱。炫耀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一掷千金毫无吝色的阔绰，胯下全是鞍辔鲜明的骏马，武器叮当作响，披挂着镶嵌富丽的镀金甲胄，法兰西民族的精英全体出动，为小太后送行。前面是一辆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她的三位舅舅——德·吉斯公爵、洛林枢机主教和吉斯枢机主教。玛丽·斯图亚特由忠心耿耿的四玛丽、命妇、侍女、侍童、诗人和音乐家们簇拥着，在这五光十色的大队人马后面，是沉重的箱笼，装满了贵重的器物；在一只上了锁的小匣子里，是王冠上的珍宝。玛丽·斯图亚特和来时一样，仍然以女王的威仪，风光体面，在众人的尊敬和崇拜中离开她眷恋的国家。逝去的只是当初一个儿童眼睛里映现的欢乐。送行，向来只是无限好的夕阳，是黑夜来临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护驾的大队人马，多半在加莱留步。贵族们回去了。明天他们要在卢浮宫侍候另一位太后；因为对于朝臣来说，重要的是名分而不是那个拥有名分的人。他们人人都会把玛丽·斯图亚特忘掉。别看这些人此时此刻抬起充满激情的眼睛，向她下跪，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说，纵然远隔重洋也永生永世忠于她；一旦海风把这艘巨型帆船的帆篷吹动，他们便会变心。对于这些骑士，送行无非是一项盛大的仪式，类似加冕或者出殡。在玛丽·斯图亚特离去时，只有诗人感到真诚的悲伤和并非伪装的痛苦；因为他们的比较敏感的心灵具有未卜先知、预见和预言的能力。他们知道，这位女子一心想把宫廷变成欢乐和美的庇护所；而随着她的离去，缪斯也将离开法国；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于其他法国人，即将开始一个黑暗时期——政治动乱、内讧和纷争的时期，胡格诺教徒暴动、巴托罗缪之夜(1)、狂热分子和暴徒的时期。一切骑士色彩和罗曼蒂克情调，一切明朗欢快的、安逸美好的东西都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艺术的繁荣即将随着这个年轻的身影逝去而消失。“七星”这星座，这七星交相辉映的诗社，即将在被狼烟污染的天空中昏暗无光。诗人们黯然神伤：我们感到如此亲切的欢愉的心情同玛丽·斯图亚特一道消逝了：
那一天，海船把先前
在法国栖身的缪斯送走。
诗人龙萨每当青春和美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心便变得年轻；如今他又在他的悲歌《离别》里歌颂玛丽·斯图亚特的魅力，似乎是想把他那爱慕的目光永远失去了的东西留在他的诗中，他的发自肺腑的悲伤表现了真正绘声绘色的哀诉：
知道了你的离去和缪斯的沉寂，
满心忧伤的歌手怎么能歌唱？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春天转瞬即逝，百合匆匆凋谢。
你的美在法国辉煌
仅仅十五年，从此不再。
宛若电光石火，
只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留下难以泯灭的痕迹，
让我在余生永远忠于风华绝代的公主。
宫廷、功勋世家及高贵的骑士们会把那离去的女子忘怀；唯独诗人将始终忠于他们的王后。因为在诗人的眼里，不幸是一种真正的高尚。他们歌颂过那位女子的高傲的美，而她在不幸中，他们更是加倍地觉得亲切。作为忠实的送行者，他们讴歌她的生与死。一个心灵崇高的人如果能使自己的生活像一首诗、一出戏或一部叙事曲，在他生命终了时，总会有诗人们为了新的生活而一再描绘他的生活。
在加莱的港口，一艘装饰得富丽堂皇、周身雪白的巨型帆船等候着。在这艘飘扬着苏格兰和法国两国御旗的旗舰上，玛丽·斯图亚特由她尊贵的舅舅们、精心挑选的朝臣和她幼时嬉戏的忠实女伴四玛丽陪伴着，由另外两艘军舰护航。巨型帆船还没有驶出内港，还没有张帆，玛丽·斯图亚特凝望远方茫茫的洋面，第一眼瞥见的便是凶兆：一艘刚刚驶入港湾的小艇在海边岩崖脚下翻船，船上的乘员有葬身波涛的危险。总之，玛丽·斯图亚特离开法兰西回国亲政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景象成了阴暗的象征：一只船控驭不善，沉到了海底。
不管这凶兆是否使她情不自禁地战栗，不管她是否因为怀念失去的家园或预感到往事一去不复返而苦闷，反正玛丽·斯图亚特的模糊的泪眼离不开这片土地：她在这里曾是那样年轻、那样天真因而那样幸福。布朗当深情地描叙这个离别场面的动人心弦的凄恻：“船刚驶出港湾便起了风，水手们张开了帆。她在船尾的艄舵旁，叉着手，大声号啕，睇望着岸边我们起碇的地方，再三再四悲悲戚戚地喊道：‘别了，法兰西！’——一直到夜色笼罩了我们。人们请她下去进舱休息，她断然拒绝。后来在布篷上给她铺了床。去就寝时，她对舵师的助手下了一道严格的指示：天一亮，只要还能看得见法国海岸，就马上叫醒她，哪怕他得在她耳边大声呼喊。命运俯允了她的热切的愿望。风不久停了。不得不靠划桨行船，一夜的工夫船走出没有多远。日出时，法国海岸还遥遥在望。舵师刚刚执行了她的指示，她便从床上一跃而起，目不转睛地望着远方，不断重复：‘别了，法兰西！法兰西，别了！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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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72年8月23日夜（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巴黎天主教会突然向胡格诺教派发动袭击，杀死2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