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斯图亚特在英国上岸的消息自然着实叫伊丽莎白惊慌了一阵。不用说，这个不速之客叫她十分为难。固然，近一年来，作为一个女王对另一个女王，她出于义气，竭力保护玛丽·斯图亚特免遭乱臣贼子的毒手。在情意绵绵的信中——信纸不值几分钱，而外交文牍中表白友谊的词语又极为丰富——她曾一再申说她的关心、她的忠诚和爱。她以火热——火热过了头呵——的辞令叫苏格兰女王相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靠她，把她视为忠诚的姐姐。不过，伊丽莎白一次也没有邀请玛丽·斯图亚特去英国。相反，这几年来她一贯否定两人会晤的可能性。如今，平地一声雷，这个死乞白赖的女人突然出现在英国，出现在前不久还以王位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企图染指的英国。自作主张，不期而至，一开口就以伊丽莎白曾经答应支持、保证友好为借口。其实，人人都明白，那保证纯粹是隐喻。第二封信里，玛丽·斯图亚特甚至不问伊丽莎白是否愿意，要求会晤，以为这是她不容置疑的权利：“请您尽快帮我离开这里，因为我的处境不仅不合女王的身份，连普通贵族妇女都不堪忍受。我唯一保住的，只是我的性命：第一天我抄近路在田野上奔驰了六十英里。我深信您会体念我的至深至巨的苦难，届时您会亲眼看到我确实已失去了一切。”
伊丽莎白首先油然而生的感情确实是体念关怀之情。一个蓄意推翻她王位的女人，自个儿却被推翻了，完全是自己打倒自己，她伊丽莎白绝没有动过一个指头。这么一来，伊丽莎白的傲气自然得到了极度的满足。让全世界都看到她扶起屈膝下跪的骄傲女人，看到她居高临下地张开胳膊欢迎那个女人。所以，她最初的也是正确的冲动是宽宏大量地邀请那个女人来见面。法国公使写道，“我得到报告，说女王在御前会议上极力替苏格兰女王说话，并且明确表示打算按照玛丽·斯图亚特过去的身价和位分接待她，敬重她，而不去管她目前的处境。”伊丽莎白以她特有的历史责任感，愿意信守自己的诺言。倘若她率性而行，那么，不仅玛丽·斯图亚特能够活下来，她自己的名誉也将得以保全。
然而，伊丽莎白不是独自一人。她旁边还有个塞西尔。这个人，一双冷冰冰的眼睛泛出钢铁的光芒，是个冷静地运筹帷幄的政治家。神经质的、见风便是雨的伊丽莎白不是平白无故挑选这个冷酷、清醒、工于心计的实干家做她的股肱的。他的性子不近诗歌和浪漫，生就清教徒式的性格和气质，他鄙视玛丽·斯图亚特的冲动和情欲；作为一个信仰十分坚定的新教徒，他憎恨那个天主教的信女。此外，从他的私人笔记看来，他绝对相信她在谋杀达伦雷一案中参与同谋，是个帮凶。伊丽莎白刚刚动了感情，他立即阻拦她，不让她伸出关怀的手。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懂得，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多年来到哪里都要兴风作浪，一沾上她的边，英国政府就会惹出许多麻烦。在伦敦接待玛丽·斯图亚特，待之以帝王礼仪，等于是承认她对苏格兰的统治权；结果，英国将不得不糜费国帑，发兵征讨列位勋爵和梅里。塞西尔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唆使列位勋爵作乱的正是他自己。依他看来，玛丽·斯图亚特是新教的死敌，是威胁英国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他不难叫伊丽莎白相信。塞西尔把英国的贵族在英国的国土上如此这般恭而敬之地欢迎苏格兰女王的情况向伊丽莎白禀奏，这使伊丽莎白大为不快。信奉天主教的勋爵中势力最大的诺森伯兰邀请流亡的苏格兰女王去他的城堡；而新教勋爵中最有影响的诺福克也来觐见。明摆着，他们都被这女囚迷住了。于是，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多疑而虚荣到愚蠢的伊丽莎白，不久便收起了邀她入宫的雅量，因为这个邻邦女王的个人素质会使她相形见绌，是她国内不满分子理想的王位候选人。
总之，仅仅过了几天，伊丽莎白便已抛弃了仁爱之心，坚决不让玛丽·斯图亚特入宫，同时又不让她离开英国。不过，倘若伊丽莎白在某些问题上会明确表态，采取干脆痛快的行动，那她也就不成其为伊丽莎白了。在人际关系上，在政治上，态度暧昧为害最烈，因为它会混淆视听，扰乱世界。伊丽莎白对玛丽·斯图亚特是造了孽的，这罪孽正是肇始于她的首鼠两端。上天赐给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胜利：她的那位以骑士精神化身驰名于世的对手，完全不是出于她伊丽莎白的努力便被钉上了耻辱柱。觊觎她的王冠，却丧失了自己的王冠。自以为有继承权而趾高气扬，骄横地同她闹对立，如今低声下气地乞求她援助。如果伊丽莎白真想认真办事，她有两种可能的办法。玛丽·斯图亚特请求避难权。她可以给，英国一向是慷慨地给各国流亡者以避难权的。这样一来，她便在道义上把玛丽·斯图亚特打翻在地。她也可以从政治上考虑，不准玛丽·斯图亚特在英国居留。或此或彼，她都会同样得到法律的尊重。只有一种做法违背人间和上天的任何律条，那便是将那个登门求援的女子一把搂到怀里，然后又强行把她扣起来。伊丽莎白的没有心肝的诡谲，她的做法——尽管她的受害者明确表示希望离开英国，她就是不准，千方百计地留住玛丽·斯图亚特，用手段和欺骗，用说话不算数的保证和秘密的暴力，通过阴险的剥夺自由，迫使那屈辱的、失败的女子走得越来越远，远远超过了本人的意愿，直至走上了绝望和罪愆的死路。伊丽莎白的这种做法，没法叫人替她辩护，没法叫人原谅。
这样明目张胆地用最最卑鄙的、装模作样的办法践踏别人的权利，永远是伊丽莎白一生中的一个污点，甚至比日后宣判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和执行更不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在当时，还没有任何理由或根据强行剥夺玛丽·斯图亚特的自由。拿破仑（后人常常引用他的遭遇作为反证）逃到贝列娄封号舰船，援引英国的法律申请避难权，英国确实把他的请求视为故作姿态的闹剧，予以驳回。英国的拒绝完全有道理。英法两国处于公开战争状态，拿破仑是敌军的统帅，而且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一心要扼死英国。然而苏格兰绝没有同英国交战，两国之间有十分友好的睦邻关系。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长期互称是知己和姐妹；再说，玛丽·斯图亚特投奔伊丽莎白时，她可以拿出指环，那件出名的“纪念品”——伊丽莎白的友情的信物，她还可以援引伊丽莎白说过的话——“将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为同情而关怀地倾听她的陈诉”。她也可以援引先例——苏格兰所有的流亡者，伊丽莎白都曾经给过避难权，梅里和莫顿，那几个杀害李乔和达伦雷的凶手，尽管犯了罪，都在英国找到了栖身之所。说到最后，玛丽·斯图亚特到英国来并不是要求得到英国王位，而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让她安安生生、太太平平地住在英国的土地上；如果伊丽莎白不愿意，那么也别阻拦她转道去法国。伊丽莎白自然完全知道她没有权利扣留玛丽·斯图亚特。这一点，塞西尔也是知道的。他在关于苏格兰女王的备忘录中的亲笔记载可以作证。他写道：“势必要帮助她，因为她来此是出于自愿以及对女王的信任。”伊丽莎白和塞西尔两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没有半点权利如此粗暴地践踏法律。但是，天下之所以要有政治家存在，正是为了在最最棘手的情况下找到各种各样的花招和应变的手段，把“无”变成“有”或者把“有”变成“无”。不然又要他们干什么呢？如果没有理由扣留流亡的苏格兰女王，那就得造出一些理由来。即使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伊丽莎白的事，那也得给她编一些罪状。不过，必须干得十分隐蔽，世界上的人可没有打瞌睡，他们也盯着呢。你得悄悄地、蹑手蹑脚地去套住鸟，趁猎物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赶紧把绳子收紧。等它终于想起要振翅飞去的时候——可惜为时已晚——每一个急遽的动作都会导致自己灭亡。
这把戏，这圈套，是以周到之至的礼遇开始的。伊丽莎白驾前两位地位极高的贵人——斯克罗普勋爵和诺立斯勋爵，匆匆地（多体贴入微！）被派充荣誉骑士，赶赴卡莱尔去见玛丽·斯图亚特。但他们真正的使命是相当复杂而又不可告人的。他们代表伊丽莎白欢迎贵宾，向被废黜女王的不幸表示同情；他们还受命安抚那个激动的女人，让她安静下来，免得她过早惊觉而向外国宫廷求助。而他们最主要、最重大的任务却是在暗中交代的，即要严密警卫那个实际上已成为囚犯的女王，隔绝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收一切信件——无怪乎当天就调集了五十名刀斧手开往卡莱尔。此外，玛丽·斯图亚特的每一句话，要求斯克罗普及诺立斯立即报告伦敦。因为伦敦正伺机下手，待她稍有疏失，便给既成事实的囚禁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诺立斯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密探的任务。我们得感谢他的生花妙笔：对玛丽·斯图亚特性格的刻画，大概以他的最为生动，有声有色。看了他的记述，我们会相信，这女子虽然难得调动她的全部精神力量，但一旦调动起来，连聪明绝顶的男人都会赞美倾慕。弗兰西斯·诺立斯爵士给塞西尔的信中写道：“没话说，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不为奉承所动，同她什么话都可以直说，她绝不生气，只要她确信你规矩正派。”他赞赏她的才智和口才，对她“罕见的刚强”和“待人诚恳”作了公正的评价。她的异乎寻常的高傲也没有瞒过他的眼睛：“她最最渴望的是胜利。同这个最高目标相比，财富和尘世的其他诱惑都极为渺小而不足挂齿。”当多疑的伊丽莎白看到这几行描写她对手的文字时，她的心情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很快地变得心狠手辣。
不过，玛丽·斯图亚特的耳朵也挺尖。她不久便察觉两位专使亲切的关怀和恭敬的奉承只是他们的幌子；他们所以百般逢迎，只是为了惑人耳目。仿佛是拿恭维作甜甜蜜蜜的糖浆，渐渐地递给她一帖苦药，告诉她，伊丽莎白不想接见她，除非她先把种种罪名都洗刷干净。这些无聊的推托之词是伦敦在这个时候想出来的。他们无情且无礼，企图把玛丽·斯图亚特拒之于远处并且幽禁起来，但是为了脸面上说得过去，用了一块道德的遮羞布打掩护。他们推托拖延的险恶用心，玛丽·斯图亚特可能没有看出来，或者是装作没有看出来。她激动地说她愿意申辩——“不过，自然是只能在我认为出身同我一样高贵的那个人面前，只能在英国女王面前。”她立时三刻就想见到伊丽莎白，越快越好，“披肝沥胆地投入她的怀抱。”她坚决要他们“别浪费时间，快把她送往伦敦，好让她申诉，保护她的名誉，免遭诬蔑诽谤的玷污”。她甘愿接受伊丽莎白的审判，不言而喻，要审判，也只能由伊丽莎白亲自进行。
这些话正中伊丽莎白的下怀。玛丽·斯图亚特原则上同意申辩，使伊丽莎白有了下手的借口，一步步把这个到她的国家来寻求热情接待的女人拖进一场官司。当然行事要谨慎，靠奇袭是不行的，小心别叫这惊弓之鸟过早地惊动了全世界。在采取断然行动搞臭玛丽·斯图亚特之前，先得用种种诺言麻痹她，叫她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地任我宰割。于是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假若我们不知道阁议早就决定了扣留流亡女王，这封信的慷慨激昂的语调会叫我们上当。伊丽莎白拒绝同玛丽·斯图亚特面晤，但说得娓娓动听。滑得像泥鳅，她写道：“夫人，勋爵向我报告，说您希望面见我，就您蒙受的罪名作一番解释。夫人呵，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高兴听您解释的了，没有人比我更乐意恭听有助于您恢复名誉的每一句话。但我不能为了您的事拿我自己的声誉去冒险。实不相瞒，我已经受到人们的责备，说我汲汲于捍卫您的清白，而不愿睁开眼睛面对您的臣民指控您的那些事情。”伊丽莎白狡猾地拒绝了面晤，接着是更加顺耳的花言巧语。她信誓旦旦地以她的“王者之言”保证（这几行字应该特别注意），“不论是您的臣下还是我的顾问，他们的劝谏都说动不了我，我绝不会要求您去做可能危害您或者败坏您名誉的事情。”信里的措辞越来越来劲，越来越动听：“我避不见面，您会觉得奇怪，但我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一旦您把罪名洗刷干净，我会以应有的恭谨接待您；在这之前我可不能见您。但在这之后，我向上帝起誓，您找不到一个人比我对您更有好感，同您见面是我最大的快乐。”
话说得叫人宽心，温和委婉，感人肺腑；不过，言语遮掩着的是生硬苦涩的实情。赍信的使者奉命向玛丽说清楚，根本不可能面见伊丽莎白并向她解释一切，这就意味着对苏格兰事件即将开始一场真正的法庭侦查，虽然暂时还羞答答地把它叫作“会议”。
但是，一听到讯问、侦查、宣判之类的字眼，玛丽·斯图亚特好像碰到烧红的铁，傲气勃然发作。她愤怒地声泪俱下：“除了天主，我不承认其他任何法官。谁也没有权力审判我。我知道我是何等样人，也知道我的身份赋予我的种种特权。我确实曾经主动地、推心置腹地请我的姐姐英国女王在我的事情上当个法官。不过，她既然拒绝接见我，那么她又怎能当我的法官呢？”她以威胁的口吻预言（她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伊丽莎白把她扣在英国不会有什么好处。她当场拿起了笔。“唉，夫人呀！”她在激动中呼号，“哪儿听说过有谁能够指责一位君王，说他竟然倾听别人诉说横遭罗织罪名的冤屈。……别以为我到这个国家来是图个觍颜偷生。不论是苏格兰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抛弃我。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捍卫我的名誉，要求制裁那些诬陷我的恶棍，而不是来把他们当作平起平坐的人回答他们的指控。在我所有的友人中我选择了您，因为您是我最近的亲戚和最好的朋友，恳请您惩罚恶意诽谤我的小人，一心希望您以恢复一位女王的令名为自己的荣誉。”她不想逃出一座监狱又身陷“另一处差不多的地方”。她怒气冲冲地要求伊丽莎白做到的事，是明确的、干干脆脆的行事（至今尚未有人能叫伊丽莎白做到这一点），要么帮她忙，要么让她恢复自由。她愿意自愿地面见伊丽莎白申辩，但绝不在法庭上向她的臣民辩白，除非把他们捆起来押到她面前。她充分意识到她享有不可剥夺的神恩，拒绝同她的臣民平起平坐；如果这样，那还不如死。
在法律上，玛丽·斯图亚特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英国女王没有处置苏格兰女王的权力，谋杀案发生在别的国家，不是她分内该调查的事；别的国家的女王同自己的臣民的讼争，她不该插手。关于这些，伊丽莎白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她加倍努力用甜言蜜语把玛丽·斯图亚特从她的可靠的、固若金汤的阵地引诱到审判的泥潭里。不，她不是作为法官，不，而是作为姐妹和朋友，想把这场倒霉的官司弄个水落石出——她一心一意想同这个表亲见面，替这个表亲争回王位，可是这场官司是妨碍她实现愿望的唯一绊脚石。为了把玛丽·斯图亚特诱出安全的阵地，伊丽莎白不遗余力地作出种种保证，装作从不怀疑横遭恶毒诬蔑的苏格兰女王，一贯相信她的清白；审理的不是玛丽·斯图亚特的行为，而是梅里及其他乱臣贼子的叛逆。谎话一而再，再而三。伊丽莎白发誓在讯问中绝不提及任何可能牵扯到玛丽·斯图亚特名誉的事情——这保证究竟如何，日后便知。主要的是，她向居间调停的人担保说，不管事情如何结束，都让玛丽·斯图亚特继续当她的苏格兰女王。但是，正在伊丽莎白指天誓日地作这番保证时，她的宰相塞西尔却另干一套。为了安抚梅里，让他支持这次审判，塞西尔赌咒罚发地拍了胸脯：决不把他的异母妹妹重新扶上王位。由此可见，两面三刀并不是现代政治的发明。
这一切暗中设置的骗局和圈套，没有能够瞒过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固然不相信她，玛丽·斯图亚特对亲爱的表亲的真实意图也不再寄予任何幻想。她抵御抗拒，不断写信去，时恭时倨，而伦敦却再也不松开套索，越拉越紧。为了加强心理压力，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旨在表明，倘有反抗、争执或拒绝等情事，伦敦将不惜使用强制手段。她往常享受的各种待遇渐渐被取消，苏格兰来的客人不得入觐，出门必须由一队骑兵护送。到后来，一道命令几乎把她气昏。这道命令让她离开卡莱尔——卡莱尔就在大海边上，她可以任意远眺，也可能有朝一日来艘船把她救走。她被转移到约克郡工事坚固的博尔顿堡的一座建筑里——一座非常坚固、非常美丽、非常气派的建筑。不言而喻，这颗难以下咽的药丸也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利爪仍然怯懦地藏在天鹅绒手套里。伦敦叫玛丽·斯图亚特相信，伊丽莎白吩咐把她转移，是体贴入微的表现，是希望她离伦敦较近，信件来往较快。在博尔顿，她将有“更多的欢乐和自由，敌人的阴谋触动不了她”。玛丽·斯图亚特不那么幼稚，不会相信伊丽莎白对她如此厚爱，她还在挣扎抗争，虽然明知她已经输定。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苏格兰是回不去了，又去不了法国，而她的处境一天天越来越叫人难为情：吃着别人的饭，连衣服都是伊丽莎白从身上脱下来送给她的。孤零零一个人，与朋友们隔绝，周围全是对手的臣民，玛丽·斯图亚特挺不住了，她的反抗越来越没有劲。
到最后，塞西尔果然料中，玛丽·斯图亚特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叫万般焦急地等候着的伊丽莎白如愿以偿：玛丽·斯图亚特在心力交瘁的时刻答应了接受法庭侦查。玛丽·斯图亚特原来的观点是伊丽莎白无权审判她，也无权剥夺她的自由，她作为女王和贵宾，不属外国的仲裁法庭管辖。如今她背离了原来的观点，这是她一生中最大最不可原谅的失策。玛丽·斯图亚特的刚强只够短时间激烈的迸发，她一贯缺乏君主必须具备的坚定和毅力。她感觉到阵脚已乱，于是竭力亡羊补牢，事后提出了一些条件，在被人骗得她的同意之后，握住那只把她推向深渊的手。6月28日她写信给伊丽莎白：“只要您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我不去做的；我对您的人格和您作为君主的公正抱有坚定的信心。”
但是，谁要是一心指望敌人的恩典，乞哀告怜，到头来全成了与虎谋皮。胜利者自有他们的权利。这权利一向就是失败者的任人宰割。失败者有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