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画空虚只能枉费力气，而摹绘单调也将徒劳无功。玛丽·斯图亚特的囚居生活正是这样的空虚单调，是没有星光的凄凄黑夜。宣判之后，她的热烈奔放的生活节奏变得消沉了。岁月像后浪推前浪的海水那样流逝，有时稍微喧闹一些，有时又慢悠悠而无精打采，但神圣的深处永远不再沸腾——这孤独者既与彻底的幸福无缘，也不去想痛苦。无所事事因而加倍的无谓，这个一度如此热烈的命运半死不活地入了蛰。这个如此渴望生活的女子心如死灰，度日似年地打发着日子。二十八岁、二十九岁、三十岁来了又去。然后又是一样凄凉无聊的十个年头，三十一岁、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三十四岁、三十五岁、三十六岁、三十七岁、三十八岁、三十九岁——这些数字叫人写着都累，然而还是得一年年写在这里，好让大家充分感受到这种精神濒死状态的难挨难受，折磨人、叫人身心交瘁的难挨难受。因为一年有好几百天，一天有好多小时，而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奄奄无生气，没有真正的激动，没有欢乐。接着是四十岁。这个女人到了四十岁的关口，已经不是绮年玉貌，而是委顿多病。四十一岁、四十二岁、四十三岁也慢慢逝去。最后，即使人不开恩，死神也会体恤，把这个衰惫的灵魂接出牢笼。这些年来有过一些变化，但都是些区区小事。玛丽·斯图亚特生病啦，病好啦。有时生出了希望啦（希望与失望是一与一百之比），有时人家对她坏些啦，好些啦；伊丽莎白的来信火气大些啦，亲热些啦。反正，总的来说，始终是那种难挨难受的不折不扣的单调，始终是没完没了的惨淡灰暗、白白在指缝间流走的时光。监狱在外观上有所变化，苏格兰女王软禁的地点忽而在博尔顿，忽而在契茨沃尔德，在设菲尔德、塔特贝里、温菲尔德和福特林盖，但只是地名的不同，只是石头和堡墙的不同。对她来说，这些城堡全都一样，因为它们全都一样地剥夺她的自由。在这个小天地外面，星星、月亮和太阳以近乎恶毒的一成不变，循着广阔的、乖戾的轨迹运转，黑夜和白昼交替不息，岁月悠悠没有尽头。帝国衰而复兴；君王立而又废，妙龄少女成了花信妇人，生儿育女，转眼韶华已逝。大海彼岸，高山那边，大千世界瞬息万变。只有这个生命在阴影中凋萎，没有一线希望。被砍断了根和茎，她再也不能开花结果。无可奈何的悒郁害得玛丽·斯图亚特渐渐憔悴，红颜老去，空耗了生命。
然而，尽管听起来多么奇怪，她的没有尽头的囚禁生活中最最艰难的，却是这囚禁生活在外表上从来不显得十分艰难。因为高傲的心智会同粗暴的强力对抗，会在受辱中变得激烈；心灵会在满腔激愤中成长。可是，面对空虚，面对它的那种叫人手足无措的破坏力，心灵只好退避三舍。橡胶做的牢房，墙壁任人拳打脚踢，不会产生回响。这样的牢房比四壁全是石头的地牢更叫人受不了。对于一颗高贵的心，摧残它的自由而同时又对它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地给它戴高帽子，要比任何鞭挞或任何辱骂都更叫这颗心痛苦。一本正经、礼貌周全的嘲讽比任何一种嘲讽都更螫人。但是，正是这种假惺惺的尊敬，对位分而不是对不幸者本人的尊敬，成为玛丽·斯图亚特命中注定应得的待遇，叫她备受折磨；正是这种低声下气的保护、隐蔽的监视、体面的警卫——帽子拿在手里，低眉垂眼，一副奴才相，亦步亦趋地跟着她——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年来，狱吏们须臾不曾忘记玛丽·斯图亚特是女王。各种各样的舒适应有尽有，她在各种各样的小事上也有充分的自由；缺少的只是神圣的、生活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东西——真正的自由。伊丽莎白热衷于保护自己作为仁君的声誉；她相当聪明，没有在对手身上发泄宿怨。她多关心亲爱的妹妹呵！只要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病，伦敦方面立即频频探询她的病情。伊丽莎白把自己的医生举荐给她，并且要求玛丽·斯图亚特的饮食由她贴身的人来料理，免得心怀不满之徒暗中非议伊丽莎白企图毒死对手，免得人家埋怨她让天命所归的君主饱尝铁窗风味。她只是坚决地（无比坚决地）求苏格兰女王离她远一些，到远一些的风光旖旎的英国庄园去做作客。当然，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把这个执拗的女子关进伦敦塔，要比替她在各个城堡安排奢靡的生活简单得多，保险得多。她的大臣们也确实一再建议她采取这样粗暴的措施。然而她在微妙的政治上远比他们成熟老到。她害怕招致泄愤报仇的恶名，坚持己见：应该把玛丽·斯图亚特当作女王供起来，不过得用绫罗绸缎把她紧紧裹住，用黄金锁链把她牢牢拴住。吝啬得要命的伊丽莎白狠一狠心，在这件独一无二的事情中甘愿破财：她叹着气，咬一咬牙，每星期耗费五十二镑去招待这个不速之客。历时长达二十年。另外，玛丽·斯图亚特又从法国得到一笔颇为可观的津贴——每年一千二百镑。所以，她的日子确实不是过不下去。她住在英国的城堡里，排场极大。她可以在她的接见厅中张起王冠华盖：每个客人一眼就能看出住在这里的是女王，尽管是被囚的女王。她用一色银餐具进膳；所有的房间全都点着价格昂贵的蜡烛，烛台也是银的；地上铺着当时十分贵重的土耳其地毯。她的器具极多，每次从一座城堡搬到另一座城堡时，需要几十辆四匹马拉的大车。为了侍候玛丽·斯图亚特，配备了一大群宫内女官、侍女、女仆。极盛时，她身边至少有五十个人；麻雀虽小，宫廷职司一应俱全——侍从长、神父、侍医、秘书、司库、近侍、尚衣官、裁缝、家具匠、厨师。吝啬的英国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拼命要精简这批随从，而她的囚犯却死死不放。
选择谁来充当长期看守她的警卫长一事，也足以说明并没有人打算把被废的女王瘐死在凄凉而富于浪漫情调的地牢里。施鲁斯贝里伯爵乔治·托尔博特，有资格跻身于贵族和绅士之列，而且一生顺利；但1569年6月，伊丽莎白选中了他，他的一帆风顺的生活从此结束。他在北方和中部各郡拥有大片领地，还有九座城堡。俨若封建诸侯，他住在自己的采邑，远离历史的喧嚣，远离功名利禄。富贵而没有政治野心，他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在宁静平和中自得其乐。他眼见自己的胡须已经有了银丝，以为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哪里晓得伊丽莎白突然交给他一个棘手的任务——保护她的野心勃勃的、身受许多委屈因而变得冷酷无情的对手。前任诺立斯得知施鲁斯贝里将接替他的没意思的职位，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老实说，我宁肯受任何处分，也不愿意管这伤脑筋的事情。”因为软禁（亦即臭名昭著的荣誉警卫）是一项十分吃力而又不讨好的任务，界限和权力都非常之不明确。这类任务必然具有的两重性，要求办事特别有分寸。一方面，玛丽·斯图亚特似乎是女王，另一方面，似乎又不是。形式上她是贵宾，实质上却是囚犯。因此，施鲁斯贝里作为殷勤多礼的东道主，应当千方百计地博得她的欢心。同时，他作为伊丽莎白的代表，又要处处对她加以限制。他被置于女王之上，但是，同她谈话必须下跪，他必须严厉，但表面上必须毕恭毕敬；必须迎合客人，同时又得不懈地看守她。这项任务被他的妻子搞得越发艰巨。他的妻子曾经给三个丈夫送过终，而现在又叫第四个丈夫懊恼万分——她没完没了的飞短流长，恶意诽谤，因为她老是在搞阴谋，一会儿拥护伊丽莎白，一会儿反对她，对玛丽·斯图亚特也是忽而拥护忽而反对。这可真难为了施鲁斯贝里这个好人，他不得不在三个肝火旺盛的惹不起的女人之间周旋，其中一个是他的主上——英国女王，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被无形而又无法除去的锁链同他捆在一起的女囚。这十五年间，把可怜的施鲁斯贝里说成是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狱吏，其实倒不如说是她的难友，是同她一样的囚犯。那神秘的诅咒也殃及了他——这女子在荆棘丛生的人生旅途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必受她的祸害。
玛丽·斯图亚特是如何度过这十几个空虚无聊的年头的？表面上，是非常平静而逍遥。从旁边看，她的日常活动丝毫无异于那些成年累月住在自己的封建采邑、不与外界往来的贵妇。身体好的时候，她常常喜欢走马驰猎，当然，那凶神恶煞——“荣誉警卫”始终随从在侧。或者，她以打球及其他体育锻炼来调养她的已经有些疲惫的肌体，恢复活力和生气。她交游颇广，常有邻近各城堡的城主来向这个有意思的囚犯致敬，因为这个女人虽然丧失了政权，却仍具有英国王位直接继承人的资格（这一点片刻也不能忘记），一旦伊丽莎白发生什么事（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听上帝的安排），接她班的可能是玛丽·斯图亚特。所以，聪明一些，眼光远一些的人，首先是长期担任她的警卫长的施鲁斯贝里，都竭力同她搞好关系。连伊丽莎白的知心朋友、面首赫顿和莱斯特，也愿意留条后路，背着他们的主子向她的狂热的仇人和竞争对手修书致意：谁知道明天是否就得下跪求她圣上开恩呢。玛丽·斯图亚特虽然被软禁在穷乡僻壤，消息倒相当灵通，朝廷的动静和天下大事她都了然于胸。又加上一个施鲁斯贝里夫人，老给她讲些她不如不知道的事情，讲了伊丽莎白生活中的许多隐私。各处都有关怀和鼓励的表示通过地下的渠道传到她那里。总之，不能把玛丽·斯图亚特的囹圄想象成低矮狭小的、不见天日的牢房，想象成彻底的孤独和与世隔绝。冬天的夜晚，堡中笙歌不绝。诚然，夏特利亚尔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青年诗人写些柔情蜜意的颂诗献给她，一度风靡霍利鲁德的高雅的“假面剧”也已盛况不再。这颗焦灼的心再也容不下爱和激情：倾心迷恋的时代已经随着青春逝去。在热烈倾慕她的朋友中，她只保留了在洛赫利文堡救过她的小侍童威廉·道格拉斯；随从她的男性（唉，其中再也没有博斯韦尔和李乔），她见面最多的是医生。玛丽·斯图亚特如今常常生病。她有风湿；腰间还有不知什么古怪的疼痛；腿脚有时肿得站不起来，只好长时间坐在安乐椅里，而且采用热水疗法。由于缺少精神抖擞的散步，她的一度婀娜绰约、亭亭玉立的身体逐渐变得臃肿虚胖。她如今很少有精力再去搞那些她过去搞惯的大胆的胡闹；在苏格兰的田野和草地上纵马狂奔，遍游各城堡寻欢作乐——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无回。她的囚禁生活一年年过去，这囚犯越来越喜欢在户内活动中找安慰。穿一身黑，像个修女，她能够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绣架前，那双依旧还很美的纤纤素手不停地刺绣精美绝伦的金线绣件。我们到今天还能欣赏到其中的精品。或者，她埋头读她心爱的书籍。她几近二十年的囚禁生活没有留下任何风流韵事。她内心深处蕴藏的热情，自从无法倾注到至亲至爱的博斯韦尔之后，便另找出路，变成了比较适度而平和的另一种爱——爱那些永远不会骗人的动物。应玛丽·斯图亚特的请求，从法国弄来了几条最聪明最温顺的狗——西班牙獚犬和猎犬。她在房间里养鸣禽，在花园里喂鸽子、浇花草，关心身边的侍女。谁要是对她了解不深，只是偶尔见到她而没有深入她的内心，可能真的以为她的不可遏止而曾经震撼世界的野心已经泯灭，她的尘世的欲念已经断绝。因为这渐渐老去的妇人时常（而且逐年越来越频繁）裹着翩翻的孀妇长袍去望弥撒，越来越频繁地在她的小教堂里跪在讲经台前，而极少把诗誊在她的祷告书或者白纸上。她的诗也已经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十四行诗，而是流露出虔诚的听天由命和忧郁的出世情绪。
我成了什么，为什么苟延残喘？
我是没有灵魂的肉体，是往日的影子，
被凶恶的旋风驱赶着，
我对生活的请求——让我死去。
肤浅的旁观者越来越强烈地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这多灾多难的灵魂已经不再以世俗权力为怀，只是虔诚而平静地等待着一了百了的死亡。
但是，我们莫要自欺欺人：这一切全都是伪装，全都是假象。实际上，这颗炽烈的心，这位高傲的女王，一心一意只有一个梦想——恢复自由，东山再起。她从来不曾俯首帖耳地安于命运。这刺绣，这读书，这些消消停停的谈话和悠悠忽忽的白日梦，无非都是幌子，用来掩护每天紧张的活动——阴谋活动。从被囚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她不停地谋划筹算。到哪里，她的书房都变成秘密政治办公室，日日夜夜起劲地工作着。关起门来，由两名秘书辅佐，玛丽·斯图亚特亲自草拟致法兰西、西班牙、教廷等各国使臣以及她在苏格兰、荷兰等地党羽的秘密求援信件。同时，出于谨慎，她给伊丽莎白写去一封封信，或祈求，或祛疑，或柔顺，或愤怒，虽然伊丽莎白早就对她的信置之不理。她的使者以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到巴黎、马德里匆匆来去，频频变换接头暗语，编制密码（月月翻新），不啻是正规运营的货真价实的国际邮局，供她同伊丽莎白的敌人联系。她的随从成了总参谋部（塞西尔深有所知，因此才致力于缩减她的随从人数），不停地为她策划脱出囹圄的行动。她的五十名亲随经常深入周围的农村交接各色人等，或做客或做东，以便传递或获取消息。附近的居民定时得到以赏赐为名的小恩小惠。靠这样的精心安排，外交专函邮递畅通无阻，直达巴黎和罗马。函件掖在内衣里，夹在书里，塞在凿空的手杖里，藏在首饰盒的盖子里甚至镜子背面的水银层里，偷偷过境。为了瞒哄施鲁斯贝里，不断发明新花样，拆开鞋底，塞进用隐显墨水写成的信函，或者制作假发，在发卷里加进纸条。玛丽·斯图亚特从巴黎订购的书籍中，按照一定的方法标出一个个字母，结果形成一篇篇连贯的文字。最最重要的信件则由她的忏悔师缝在法衣的衣襟里带过关卡。玛丽·斯图亚特在年轻的时候便搞过密码书写法，能够熟练地把信件译成密码或者把密码信件译出来。历次行动都由她亲自领导。这场引人入胜的游戏打乱了伊丽莎白的牌，也把女囚的全部精神力量都调动了起来，弥补了体力活动及其他消遣的不足。她以特有的那种热烈的冒失劲儿，沉湎于各种各样的阴谋和外交谋略。有时候，每当马德里、巴黎或罗马通过层出不穷的迂回的途径把一项项许诺和建议送到她的密室，这位备受屈辱的女王可能当真自以为是集中代表了全欧洲利益的力量呢。伊丽莎白明知存在着一种威胁，可是在这样的执着面前也无可奈何。她的女囚能够越过看守和警卫，在寂静的密室里领导这场斗争，参与决定世界的命运——一想到这，玛丽·斯图亚特不免自鸣得意。这也许是她在暗淡的悠悠岁月中唯一的乐趣，奇妙地支撑着她的精神。
这种百折不回的坚毅，这种在桎梏中挣扎的力量，委实值得惊奇。不过，这种坚毅和力量同时又显得徒劳无功，又叫我们心潮翻涌——不管玛丽·斯图亚特想出了哪些花样，使出了哪些法子，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她不停地筹划的不计其数的阴谋和计策，统统事先便注定要失败。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古往今来，单枪匹马反对整个组织的人，历来都是较弱的一方。玛丽·斯图亚特是孤军作战，而伊丽莎白背后却有整个国家——大臣、顾问、警官、士兵和间谍；再说，在政事厅里领导斗争自然要比牢房里容易得多。塞西尔要多少黄金都可以，国防经费归他支配，他的行动不受限制，他有千百个密探为他窥伺那个孤苦伶仃、没有经验的女子。当时的警务部门几乎把英国三百万人口的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调查在案，连鸡毛蒜皮都不放过。每一个在英国上岸的外国人都受到监视。客栈、监狱、到岸的船舶，都安插有密探，一切可疑分子都有细作跟踪。如果这些平和的手段无效，那就采取最见效的措施——严刑拷问。集体力量的优势立刻显示了出来。为玛丽·斯图亚特鞠躬尽瘁的朋友一个个被关进了伦敦塔里不见天日的囚室；那里的拷刑架上逼出了老老实实的口供，问出了同谋者的姓名。就这样，在行刑吏的拷打下，一起起阴谋灰飞烟灭。玛丽·斯图亚特固然有时能够把她的信函和建议通过某个外国使馆送出去，但是，信件需要好几个星期才好不容易送到罗马或马德里，又过好几个星期那里的政事厅才着手答复，然后，复信送达目的地又得好几个星期。到头来，他们的援助却是那么微不足道；对于一颗热烈的、焦灼的心来说，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的冷，冷得叫人感到屈辱——这颗心原是巴望着他们的海陆军星夜来援的。这样的期待也很自然：一个孤独的囚犯，日日夜夜思虑着自己的命运，以为她的朋友在遥远的充满生机的世界里也是一心只惦念着她。但是，玛丽·斯图亚特枉然把她的恢复自由竭力说成是整个反改革同盟刻不容缓的任务，说成是拯救天主教会的头等、首要的大事。她的朋友们只说不做，彼此间怎么也达不成协议。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并没有准备出动，玛丽·斯图亚特的主要靠山腓力二世善于祈祷而拙于决断。他不想为这个被囚的女王打一场结局难以逆料的战争，所以他和教皇敷衍应付，只是送去一些钱，以便收买两三个冒险家去策划暗杀或叛乱。但阴谋分子办事不力，沃尔辛厄姆手下那些惊觉的密探不费吹灰之力便逮住了他们。塔山刑场上几具遍体鳞伤、残缺不全的尸体时不时提醒民众：一个坚持自己是英国唯一合法君主的女子仍然被关在孤堡里，在那里受尽煎熬；同时，仍然有一些傻瓜或者英雄甘心情愿为她受苦受难。
这些阴谋终将把玛丽·斯图亚特推向灭亡。她一如既往地轻率，向全世界最强大的君王宣战，孤身一人从监狱里进行一场有输无赢的赌博——她的下场，当时人人心中有数。1572年，里道尔菲的阴谋败露后，玛丽·斯图亚特的小叔查理九世懊丧地说：“这个倒霉的傻瓜除非碰得头破血流，否则她是不会安生的。她总有一天要被杀头。而原因全在她自己的愚蠢。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帮她的忙。”这个查理九世在巴托罗缪之夜只敢躲在重重设防的房间里向窗外手无寸铁的难民放冷枪，对任何英雄气概都一窍不通——这样一个人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评论是如此的严酷。当然，从明哲保身的角度看，玛丽·斯图亚特的所作所为很不明智。她摒弃虽然懦怯但比较妥当的道路——投降，而选择了显然毫无希望的做法。或许，她放弃承嗣大统的权利之后，会换得她的自由；或许，这些年间，牢房的钥匙就在她自己的手里。只要屈服，只要郑重其事地自愿放弃她对苏格兰王位和英国王位的任何要求，英国就会松一口气，把她释放出狱。伊丽莎白曾经一再试图给她搬梯子（自然不是出于大度而是出于恐惧，因为危险的女囚近在咫尺，直逼帝座，叫伊丽莎白像做噩梦似的心神不宁）：不时重开谈判，条件相当公平。但玛丽·斯图亚特宁肯当个头戴王冠的犯人，不愿当逊位的女王。囚禁之初，诺立斯给她下过一个评语，说她只要还存一线希望，便有足够的勇气进行斗争。这个评语说得对。一种真正的庄严感告诉她：逊位女王在哪个穷乡僻壤苟延残喘以换得鸡零狗碎的自由，那是何等的叫人齿冷；只有顶住打击才能名垂青史。她起过誓，说她决不逊位，她到死都将以苏格兰女王的身份说话——这誓言的力量比囚禁强大一千倍。
缺乏理智的勇敢同疯狂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因为英雄气概总是有一种狂劲。桑乔·潘萨处世的明哲胜过堂吉诃德；从理智的角度看，忒耳西忒斯比阿喀琉斯(1)高出一筹。但是，哈姆莱特说过，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草之微，也要慷慨力争(2)。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是衡量真正英雄气概的准绳。当然，面对力量强大许多倍的敌人，玛丽·斯图亚特的反抗未必能有什么结果。尽管如此，仅仅因为这种反抗失利而把它说成毫无意义，那是不对的。这些年来（甚至与年俱增），这个看似柔弱的、孤苦伶仃的女子正是靠她义无反顾的决心一拼，才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因为她抖动锁链，才震撼了整个英国，使伊丽莎白心烦意乱。我们处在后世稔悉一切的地位上回顾历史，如果评点事件时把结果考虑在内，便会歪曲历史的景象。事后说风凉话，批评一个失败者竟敢去作一番没有意义的搏斗，那是再容易不过了。实际上，这两个女子的搏斗在二十年里一直相持不下，最后的结果始终在天平上摆动。某几起旨在拥戴玛丽·斯图亚特登基的阴谋一旦得逞，伊丽莎白可能性命难保。有两三次，刀光剑影已经在她头上盘旋。先是诺森伯兰发难。他纠集起天主教的众贵族；整个北方狼烟四起。伊丽莎白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动乱。后来是诺福克的更危险的阴谋。英国名门贵族的精英，其中包括伊丽莎白最亲密的朋友如莱斯特等人，支持诺福克谋娶苏格兰女王的计划。苏格兰女王激扬他的勇气，给他写过几封甜甜蜜蜜的情书（为了胜利，她什么都做得出来！）由佛罗伦萨人里道尔菲居间奔走，西班牙及法国的军队准备渡海登陆。诺福克过去已经懦怯地同她绝交过一次，表明了这个人的差劲。他的窝囊加上命运的偶然因素（风暴、气候恶劣、大海的阻隔和叛变）坏了事。不然，局面会完全不同，角色会对换，坐在威斯敏斯特宝座上的将是玛丽·斯图亚特，而伊丽莎白将在伦敦塔的地牢里受尽折磨或者一命归天。诺福克的血，诺森伯兰和历年来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的其他许多人的下场，都没有能够使最后一个竞争者望而却步。这最后一个竞争者便是奥地利王室的唐璜。他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弟，列潘多之战的胜利者，理想的骑士，基督教世界首屈一指的虎将。因为是私生子，他没法染指西班牙王位，于是竭力要在突尼斯建立一个王国。这时天赐良机，他有可能攫取另外一个国家即苏格兰的王位同时又能娶得被囚的女王。他在荷兰招兵买马；女王被释得救已近在眼前了。忽然之间（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助手们真不走运！），他得了一场倒霉的病，过早地呜呼哀哉。谁要是谋求娶玛丽·斯图亚特为妻，或者无私地为她效劳出力，历来都没有好结果。
不带成见，公平地说一句，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亚特之争归根结底无非是：伊丽莎白连年福星高照，而玛丽·斯图亚特却是灾星当头。就她们的力量，她们的性格而言，两人几乎不相上下。但两人的星象不同。一败涂地，被好运抛弃的玛丽·斯图亚特，不管从她的囚所采取哪些办法，都会失败。外国派来攻打英国的舰队在风暴中粉身碎骨，她的使者在路上失踪，向她求婚的人进了棺材，朋友们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勇气，每一个竭力帮她忙的人都是自己找死。
诺福克在断头台上说的话，正确得叫人吃惊：“不管她干什么，不管别人替她干什么，都事先注定要失败。”从她邂逅博斯韦尔开始，幸运之神便离她而去。爱上她的人注定死亡，她爱上的人只落得个不堪回首。谁为她好，反倒害了她；谁替她出力，结果却葬送了自己。好像童话中黑色的磁山吸引过往的船舶，她的命运吸引别人的命运而毁了他们。围绕玛丽·斯图亚特逐渐形成阴森森的传说——说她具有一种死亡的吸引力。但是，她的事业越没有希望，她的劲头越发猛烈。凄惨的长期囚禁没有能叫她屈服，反倒使她铁了心。她自己，主动地，明知一切全都白费，召唤必然的结局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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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忒耳西忒斯是希腊军队的士兵；阿喀琉斯是国王珀琉斯和海中神女忒提斯的儿子，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
(2) 见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