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一个个星期、一个个月、一个个年头，像这个焦急不安的女人头顶上的悠悠白云，不知不觉溜走了，而她却是依然故我。然而，不管是多么地难以察觉，时间总是要改变人、改变周围世界的。玛丽·斯图亚特四十岁了——这是女人的危机年龄，而她仍然是犯人，仍然在囚牢里受罪。她不知不觉已经老之将至。头发里有了银丝；苗条的躯体发胖了，臃肿了；面容平板了，透出古罗马贵妇人的那种成熟；浑身上下都带着甘心在宗教中找寄托的苦闷的烙印。用不了多久（女人体会最深），恋爱的年月，生机蓬勃的时期，就要一去不复返了。至今尚未实现的，今后也永远不会再实现；黄昏已经来临，黑夜近在眼前。许久没有出现新的求婚者，想必也不会再有了：过不了多少日子，连生命都将永远消逝。既然这样，还值不值得苦苦等待奇迹，等待被释，等待冷漠而朝三暮四的世界来帮助她？在这几个夕阳西斜的年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落难女王腻味了斗争，愿意放弃王位，愿意妥协和解。她越来越频繁地暗问自己：没有乐趣，没有爱情，她像阴影中的一朵小花似的凋萎，是不是有点愚蠢？是不是不如脱下白头上的王冠，用这高昂的代价去换取自由？在这四十岁的时候，她越来越厌倦抑郁无欢、毫无希望的生活，强烈的权欲逐渐离她而去，让位给温顺的、神秘的想一死了之的愿望。大概是在这样的时刻，她在一张纸上用拉丁文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句，一半是怨，一半是祈祷：
你是我的希望，至高无上的主！
赐给我自由，对我温柔，
我在囚禁中痛苦，在病痛中衰弱，
日日夜夜思念你。
我跪在地上流泪诉说，
天主，求你给我自由！
既然救星们只是在那里犹豫，迟迟不来，她的目光便转向救世主。她宁愿死，但求摆脱这空虚、茫然、长期的等待，她愿意抛弃那希望、那苦恼、那必然的失望！但求有个了断，管它是喜是悲，是胜利还是失败！斗争不可阻挡地走向结局，因为玛丽·斯图亚特以她整个心灵的激情向这结局发出了召唤。
这场尔虞我诈、残酷无情、壮观而顽强的殊死斗争拖得越久，两个冤家对头——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便越发僵持不下。伊丽莎白的政策为她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她同法国签订了和约。西班牙始终不敢开战。她挫败了所有的不满分子。只有一个敌人，一个极端危险的敌人，就是这一个战败的女子，还逍遥自在地住在她的国家里。唯有消灭这个最后的敌人，她才能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胜利者。至于玛丽·斯图亚特，她除了伊丽莎白而外，也再没有其他仇恨对象了。在万般绝望的时刻，她再一次写信给她的亲戚、命里给她安排的姐姐，激烈万分地要求后者讲点人道。她在光明磊落的信中哀号：“我再也受不了罪了。我在临死的时候，对于那些一心害我的人，不能不提他们的名字。在您的监狱里，连怙恶不悛的恶棍都有机会说话，可以说说是谁诬陷、诽谤了他们。那么，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呢？我毕竟是位女王，毕竟是您的表亲和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呀。我不由得想到，我的敌人之所以至今如此残暴，正因为我是合法继承人……但是，唉！他们再也不必折磨我了，因为我拿我的荣誉起誓，我现在除了天国，不需要其他任何王国。我觉得我已做好了去天国的准备，因为我的苦闷和磨难只有在天国才能终了。”玛丽·斯图亚特以绝非做作的真挚的热烈劲儿，最后一次恳求伊丽莎白赐给她自由：“我以我的荣誉，以我们的救世主死前的苦难，向您恳求，发发善心吧，准我离开这个国家，随便到哪个穷乡僻壤去隐居，让我在那里调养疲惫的、被无可排遣的悲哀耗干了的身体，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妨碍我安安静静地准备去见每天召唤我的天主。……请您趁我未死之前赐给我这个恩典。到那时，既然我们的纠纷已经解决，我的灵魂就不至于在挣脱了尘世的镣铐之后向创世主告状，指控您是我在这个人世间受罪的罪魁祸首。”但是凄恻的哀号没有能够打动伊丽莎白的心。她兀自不理不睬，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去安慰苦难中的姐妹。玛丽·斯图亚特于是越发咬牙切齿，捏紧拳头。她从此只有一种感情——冰冷又炽烈、顽强而灼人的恨，恨那个女人；况且，自从她的其他敌人、其他对头自相残杀殆尽之后，她的仇恨更是集中到伊丽莎白一个人身上，更是激烈，更是势不两立。我们说过，玛丽·斯图亚特有一种神秘的死亡吸引力，爱她或恨她的人莫不身受其害。仿佛是为了充分显现她的这种死亡吸引力，凡是替她出过力的或者同她作过对的人，拥护过她或者反对过她的人，都先她而弃世。在约克郡出庭告过她的证人（梅里和梅特兰德）暴卒，奉诏审判她的问官（诺森伯兰和诺福克）在断头台上掉了脑袋；那些蓄意害达伦雷而后来又向博斯韦尔下手的人，彼此搞来搞去，一个个被收拾掉；寇克·奥菲尔德、卡尔贝里和朗赛德的叛徒们叛卖了自己。这帮为所欲为的苏格兰男爵和伯爵（一群疯狂的、危险的、野心勃勃的家伙）先后火并，同归于尽。战场肃清了。人世间再也没有别的她该仇恨的人了，只剩下伊丽莎白一个人。贯穿这二十年的民族大搏斗，而今归结到一对一的决斗。在这场由两个女子进行的决斗中，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为了进行拼个你死我活的最后一战，玛丽·斯图亚特需要最后一次振奋。她得再一次失望，失去最后的希望。她得再一次接受打击、切中要害的打击。这样她方能鼓足力量作最后的冲刺。因为玛丽·斯图亚特那种辉煌的刚强，她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历来是在一败涂地或者似乎一败涂地的时刻才迸发的。走投无路的绝境往往激发她的英雄气概。
她即将失去的最后一个希望，是希望同儿子达成协议。多少年来，抑郁苦闷，空虚无聊，一片空白，她只是等待着，倾听时钟不停地走动，仿佛砂粒从破败的塔楼上刷刷流下来。等不到头的时间使她身心交瘁，使她衰老。就在这段时间里，孩子长大了。她的亲生儿子长大了。当年，她撇下詹姆斯六世离开斯特林堡，在爱丁堡城门前遭到博斯韦尔率领骑兵拦截，被他携往毁灭的深渊。那时，詹姆斯六世还是个婴儿。这十年、十五年、十七年过去了。无知无识的生命，经过童年、幼年、少年，几乎成了人。詹姆斯六世继承了父母的不少特点，虽然是混合在一起，表现得不太明显。这个怪里怪气的孩子，笨口拙舌，身体肥硕，一颗畏葸的心灵优柔寡断，乍看来似乎理智不大健全。他不爱交际，看见刀子就发颤，害怕狗，待人接物粗暴而不得体。他身上既缺乏温文尔雅，也没有他母亲的那种天生的魅力。他不曾显露出爱好艺术的倾向，对音乐舞蹈都没有兴趣；也看不出他有进行轻松无拘束的谈话的天分。然而他有语言才能和出色的记忆力。而且，一旦涉及他的个人利益，他也表现出才智和顽强。非常不幸，他的性格流露出他父亲的卑下的小家子气。他继承了达伦雷的不坚定、不老实、不可靠。“这种言行不一的人，干得出什么好事来！”——伊丽莎白有一次在气头上这样说他。像达伦雷一样，他对任何影响都极容易接受。这个冷酷的利己主义者，他的心不知道什么叫高尚。他的一切行为全都由纯表面的虚荣心支配。他对母亲如此绝情，这样的态度只有抛开为人子者的责任、孝顺等观念才能理解。由玛丽·斯图亚特的冤家对头抚养教育，曾撰写臭名昭著的谤书《揭露》，诽谤玛丽·斯图亚特的乔治·布坎南，是他的拉丁文教师。关于自己母亲——那个在邻邦的牢狱里受罪的犯人，他大概只听说过，她曾经帮助别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而如今她又和自己——一个已经加冕登基的君主作对，想谋夺他的王位。人家从小就向这个孩子灌输，说他的母亲形同路人，甚至是他实现自己野心的绊脚石、眼中钉。即使孩子内心曾经希冀见到那个给了他生命的女子，那么，英国和苏格兰的狱吏们也是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不让两个犯人（伊丽莎白的犯人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列位勋爵和摄政的犯人詹姆斯六世）有一丁点儿接近的机会。许多年来，他们只有偶尔几次书信往来：玛丽·斯图亚特寄给儿子一些礼物、玩具，甚至送过一只挺好玩的猴子。但是，礼物和信件往往被退回，因为她坚决不承认儿子有权使用国王的尊号，而仅仅把詹姆斯称作王子的信件又被列位勋爵视为侮辱，拒不接受。因此，母子的来往从不越出冷漠的纯官方关系的范围。这两个人，都是权欲压倒了骨肉之情。她一心想当苏格兰唯我独尊的女王；他也是一心想当苏格兰唯我独尊的国王。
玛丽·斯图亚特后来终于容忍她的儿子被列位勋爵拥戴加冕的事实，表示愿意承认他对王位有一定的权利。这时，母子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近。自然，她也不打算放弃女王的尊号。不管是死是活，她都要头戴王冠，是一个合法的君主。但是，为了换取自由，她准备同儿子分享君主的名分。她第一次想到妥协。她想，就让儿子临朝施政吧，让他称王吧，只要也让她保持女王的名号，只要她的逊位能薄薄地镀上一层金，能有些许羞答答的光辉！于是，母子之间逐渐开始了秘密谈判。不过，詹姆斯六世在列位勋爵的压力下，举行谈判时像个老谋深算的赌徒。他恬不知耻地同时和双方做交易，向伊丽莎白打玛丽·斯图亚特这张牌，向玛丽·斯图亚特打伊丽莎白这张牌；并且把宝轮流押在两个教会上，准备皈依出价较高的那一方。对于他来说，这不是名誉不名誉的问题，要紧的是保住苏格兰的王位，同时还要保证自己将来能入嗣英国的大统。他希望继承两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女人的遗产。他不反对继续当新教徒，因为当新教徒有利；但他也愿意皈依天主教，如果天主教出得起更好的价钱。这还不算数，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为了取得英国王位，不惜做一笔很不体面的交易：他准备同陈年宿货的伊丽莎白结婚，尽管伊丽莎白比他的母亲大九岁，而且又是他母亲的前世冤家、多年对手。在小达伦雷眼里，这些谈判无非事关利害得失，然而，至今满脑子幻想、对现实生活全然隔膜的玛丽·斯图亚特，则是一腔热情，忐忑不安，为自己的最后一个希望激动不已——希望通过同儿子的协议脱出囹圄，同时继续当她的女王。
不过，伊丽莎白立刻警觉，她害怕这对母子达成协议，于是毫不迟疑，当即插手尚无头绪的谈判。她琢磨透了人的禀性，她知道该怎么抓住那个三心二意的小伙子：利用他性格上的弱点。年轻的苏格兰国王酷嗜狩猎；她给他送去了骏马和猎犬。她买通了他的几个谋臣，甚至提出给他本人每年五千镑的津贴。苏格兰宫廷历来入不敷出，这笔津贴自然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此外，伊丽莎白又使用了效验极灵的诱饵——英国王位继承权。金钱一贯决定一切。蒙在鼓里的玛丽·斯图亚特还在继续进行没有本钱的外交赌博，同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一起在那里做苏格兰重归天主教怀抱的清秋大梦，而詹姆斯六世却已悄悄同伊丽莎白签订了条约。条约详细规定了这桩交易给他带来哪些金钱利益和其他好处，但完全没有提到释放他的母亲，其实，条约中似乎极应该包含这一条款，却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詹姆斯六世对那个犯人根本无所谓，反正现在从她那里已经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儿子越过自己的母亲——仿佛世界上没有她这个人一样——同她的死对头勾结起来。那个女人虽然给了他生命，可如今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了，那就去她的吧！条约一签字，好儿子一拿到了钱，有了那些猎犬，立时三刻中止了他同母亲的谈判。对一个弱女子何必客气呢！于是，由苏格兰国王陛下交办，起草了一道措词严厉之至的敕书，以十分刺耳的官腔通知，永远褫夺玛丽·斯图亚特的苏格兰女王尊号及其全部权利。伊丽莎白夺走了对头的王国、王冠、权力和自由；没有子女的她，如今又夺走了对头的最后的安慰——儿子。她终于彻底报了仇。
伊丽莎白的胜利，意味着玛丽·斯图亚特最后的幻想完全破灭。继丈夫之后，继兄长之后，继臣民之后，她的儿子，她的亲骨肉也把自己抛弃了。整个世界只剩下她自己。她不胜失望，不胜愤慨。从此她同谁也没有关系了！她再也用不着管别人了！既然儿子抛弃了她，她也要抛弃儿子。既然儿子出卖了她的权利，她也得出卖他的权利。于是她把不肖子孙、逆子、忘恩负义的坏孩子等恶名加到詹姆斯六世的头上。她诅咒他，威胁他，说她将在遗诏中不仅剥夺他的苏格兰王位，还取消他的英国王位继承权。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与其传给这样的叛徒和异端，不如送给外国的君主。她下定决心，要把苏格兰和英国的王位继承权让给腓力二世，只要后者保证解救她，制伏那个毁了她一切希望的伊丽莎白。如今，管他什么国家，管他什么儿子！只求多活几年，只求恢复自由，赢得胜利！从此她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不惮作出最最冒险的决定。谁已经丧失了一切，便再也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
多年来，这个吃尽苦头、备受屈辱的女子蓄积了满腔的怨毒和怒火。多年来，她怀着希望，讨价还价，经营谋划，寻求达成协议的机会。如今，她的耐心到头了。一直忍在心里的对虐待者、篡位者、压迫者的仇恨突然迸发，像忽地蹿起的火焰。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女王对付另一个女王，而是一个女人对付另一个女人。玛丽·斯图亚特扑向伊丽莎白，仿佛拼命要挖她的眼睛。导火线是一件区区小事：施鲁斯贝里伯爵夫人——一个歇斯底里、好搞阴谋的悍妇，在火头上指责玛丽·斯图亚特同她丈夫胡搞。这自然是妇道人家的胡说八道，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但是伊丽莎白不放过这个机会给玛丽·斯图亚特泼污水，她竭力让秽闻传到外国宫廷；想当初，她曾把布坎南的谤书连同“首饰箱信件”分送各国君主，两事如出一辙。玛丽·斯图亚特当下火冒三丈。她夺走了她的权力、自由、最后的希望和儿子；这还不算，还非得阴险地败坏她的名誉！她的囚禁生活活似修女，没有乐趣，没有爱情的欢娱，可是人家还要糟蹋她，把她说成是破坏神圣家室的淫妇！她的被伤害的高傲顿时勃发，要求说个明白。施鲁斯贝里伯爵夫人跪在地上收回了她的不光彩的谎言。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心里清清楚楚，知道是谁在利用这谎言来把她搞臭；她感觉到是那个对头在阴险地做手脚暗算她，破坏她的名誉。暗箭来，明枪去。她早就急煎煎地要出气，早就想作为一个女人对付另一个女人，把赤裸裸的真相，向那个据说还是白璧无瑕的处女、一心以美德的化身自居的女王一吐为快。当下她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说是出于友好的情谊，把施鲁斯贝里伯爵夫人关于伊丽莎白私生活散播的诽谤和谎言报告给她，其实是为了把话捅到“亲爱的姐妹”脸上，让她明白她绝不该再装出冰清玉洁的样子，诋毁别人。在这封刻骨仇恨溢于言表的信中，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各种各样残酷的实话，只要是一个女人向另一个女人说得出口的，都在这里写成白纸黑字；伊丽莎白的各种各样的毛病，被写信人明目张胆地奚落一番；她的各种各样的女性秘密被无情地捅了出来。玛丽·斯图亚特说是出于“友好的情谊”报告伊丽莎白，其实是为了狠狠地给她一个刺激，让她知道，施鲁斯贝里伯爵夫人说她酷好虚荣，自以为美得像天仙；说她一门心思巴着听好话，要求她的那些马屁精不断奉承她，把她捧到天上，而她一发脾气就把宫内女官和侍女折磨得死去活来。一个侍女被她拗断了手指，另一个女官在侍候她进膳时没有称她的心，被她一刀砍在手上。不过，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些话，同她在伊丽莎白男女关系方面的揭老底相比，只是小小不言的攻击。据玛丽·斯图亚特说，施鲁斯贝里伯爵夫人透露，伊丽莎白大腿上有一处流脓的溃疡——暗示她父亲遗传的梅毒。说她已经是老太婆了，月经都快没有了，可还贪恋男人。她跟一个男人（莱斯特伯爵）睡觉的次数数不清。但她仍不满足，不放过任何机会同别人颠鸾倒凤，绝不肯放弃同越来越多的情夫寻欢作乐的自由——半夜里，她常常光穿内衣，裹一袭斗篷，钻到男人的卧室里去。这些风流韵事叫她付出的代价不低。玛丽·斯图亚特把名字都点了出来，把过程描叙得很详细。她对仇人毫不心慈手软，无情地猛击最致命的要害。她冷讽热嘲地告诉伊丽莎白（顺便说说，本·琼森也曾在大庭广众间对他的酒友们讲过），说她肯定同其他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所以，一切装模作样期待她同安茹公爵完婚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根本不可能完婚。是的，让伊丽莎白知道，她拼命保护的秘密已成为普天下的笑柄——那便是她的女性生理缺陷，只能泄火而不能真正满足性欲，是性倒错而不是彻底的占有，永远丧失了同帝王联姻并且生儿育女的欢乐。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对这位全球君王说过这样的话，只有这个犯人从她的囚所用不加掩饰的大实话一五一十地数落她。冻结了二十年的仇恨、郁积在胸中的愤怒、被束缚的力量，突然一齐爆发，奔腾咆哮；狂怒的老虎直扑虐待者的心脏。
信是这样的疯狂大胆，根本谈不上和解了。写信的女子和收信的女子从此不共戴天，不能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像西班牙人说的，Hosta al cuchillo，拼个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她们唯一的选择。经过二十年顽梗的敌视和持久不停的斗法，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之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终于到了万般炽烈的顶点，真可以说是到了捅刀子的地步。反改革派使尽了一切外交手段，但还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西班牙还在那里孜孜不倦、全力以赴地建造无敌舰队——尽管攫取了印度的珍宝，这个倒霉的西班牙宫廷照旧老是缺钱，又缺乏决心。虔诚的腓力想（同约翰·诺克斯一样）从肉体上消灭异教徒是顺应上天的善举——他想，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比较省钱的办法呢？收买两三个杀手，用不着长期的准备，就可以干掉异教徒的靠山伊丽莎白。在马基雅维里及其信徒的时代，事情涉及到权力，从来不讲多余的客气；而在这件事情上，发生冲突的是两种无比重要的方针大计，是两种宗教信仰之争，是南方和北方之争：朝伊丽莎白的心脏戳一刀，就能肃清世界上的异端。
政治激情一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道德障碍和法制障碍便会统统崩溃，最后一丁点儿正派诚实的良知也会泯没，连暗杀也被冒充成忘我的英雄功业。伊丽莎白于1570年被革出教门，奥伦治的威廉于1580年被开除教籍。此后，这两个天主教世界的头号敌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自从教皇赞同屠戮两千多人，把巴托罗缪之夜吹成是一宗值得揄扬的功业之后，每个天主教徒都知道，对这两个天主教的凶恶敌人，干掉他一个就算是建立了丰功伟绩。只要勇敢地、准确地捅一刀，或者一枪射中，玛丽·斯图亚特就能步出牢狱，登上宝座，英国和苏格兰就能统一在罗马公教的怀抱里。西班牙在这上面寄予了如此多的希望，那就不能拖延犹豫，西班牙政府没有丝毫的愧疚，把歹毒地暗杀伊丽莎白作为它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列入了日程。西班牙使臣曼多萨在紧急报告中把“暗杀女王”说成是十分适宜的办法。荷兰总督阿尔拔公爵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两个大陆的君主腓力二世也在建议暗杀伊丽莎白的奏章上批了“天主与我们同在！”已经不再寄望于外交计谋和军事行动，而是依靠刺客的利刃。彼此都是穷凶极恶：在马德里，枢密院同意暗杀伊丽莎白，并得到国王的批准；在伦敦，塞西尔、沃尔辛厄姆和莱斯特一致认为应该以强制手段结束玛丽·斯图亚特案件。再也不可能兜圈子，留后路了，早就过期未清的老账只能用鲜血来清算。问题无非是谁先发制人——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是玛丽·斯图亚特消灭伊丽莎白，还是伊丽莎白消灭玛丽·斯图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