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目的达到了：玛丽·斯图亚特落入了陷阱，表示了“同意”，违犯了法律。实际上，伊丽莎白再也不必费心，自有司法机关替她决定，替她行动。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终于结束。伊丽莎白胜利了，可以与民同乐了。她的子民欢天喜地，在大街小巷高声呼号，欢庆他们的女王幸免于难，欢庆新教的得胜。但是，欢乐之杯中一贯掺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汁。正在这个时刻，伊丽莎白只需要等待结局完成的时候，她的手颤抖了。把一个轻率的牺牲品诱进陷阱比较容易，而把一个迷惘的、无招架之力的女子杀死，却要困难得多，要难上不知多少倍。假若伊丽莎白想用暴力干掉这个眼中钉，那么她早就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悄悄地这样做。议会在十五年前就曾要求用刀斧来给玛丽·斯图亚特上最后一课。约翰·诺克斯在弥留之际恳求伊丽莎白：“砍树得齐根，不然会重新发芽，而且要比我们的预想快得多。”她始终回答，她“不能杀死到她这里来寻求保护免遭老鹰毒手的小鸟”。如今，她在赦免和处死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长期搁置而最终无法避免的决定摆到了她的面前。伊丽莎白忧心忡忡；她知道，她一旦宣布处以极刑，今后将会有非同小可的后果。我们今天大概想象不到这个决定的革命意义。这个决定猛烈地动摇了当时世界上仍然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把奉天承运的女王送上断头台，等于向当时仍然俯首帖耳的欧洲各国人民表明，对君主也能审判，也能处死。君主人身不可侵犯的神话从此烟消火灭。与其说伊丽莎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倒不如说她决定了一种思想的命运。她为后世几百年创立了一个先例，警告人世间的一切君王：戴王冠的头，已经有过一个掉在断头台上。没有这个先例，斯图亚特家族的后裔查理一世是不可能被处死的；而没有查理一世的被处死，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可能落个身首异处。伊丽莎白以她对世情的明见万里，以她深切的责任感，明白自己一旦作出决定，便无可挽回。她踌躇，她担心，她徘徊，她拖延，一天天拖下去。她心中的理智和情感再度交战（比过去激烈得多）——伊丽莎白同自己交战。人同自己良心交战的情景历来触目惊心。
伊丽莎白苦于进退维谷，充满了内心的矛盾，企图最后一次回避作出无法避免的决定。她曾经回避过不止一次，可问题一再回到她手里。她在最后关头，又想推卸责任，推给对手。她给囚犯写了一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要后者真心认罪，作为一个女王向另一个女王坦诚承认参与了阴谋，如今听凭她亲自裁夺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的判决。
伊丽莎白的建议确实是一条唯一行得通的出路。只有这样，玛丽·斯图亚特才能逃脱屈辱的公开审讯，逃脱宣判和处决。对伊丽莎白来说，这是她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保证。手上有了对手亲笔书写的坦白信，她可以在道义上把她讨厌的对手置于死地。玛丽·斯图亚特坦白认罪之后，再也无能为力，有生之年只能无声无息、老老实实地过日子；而伊丽莎白的不朽的光荣将达到巅峰，光焰万丈。角色的分配就此有了定论，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在历史上再也不是平起平坐的同侪，也不是斗来斗去的对手——罪人跪倒在恩人面前，被赦免一死的囚徒向救她一命的再生父母屈膝。
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已经不需要幸免一死了。高傲从来是她最可靠的支柱。她宁肯在刽子手面前跪下，而不愿向恩人低头；她宁肯说谎，不愿认罪；她宁肯慷慨赴死，不愿低三下四。玛丽·斯图亚特高傲地对这个既想救她命又想叫她出丑的建议不理不睬。她知道，作为君主，她已经输定；世上只有一件事她还作得了主——证明她的对手伊丽莎白的不是。既然她在生前已经无可奈何，没法叫她的敌人难受一番，那么只好抓住最后一个机会，让全世界都认为伊丽莎白是个铁石心肠的暴君。她要用她的光荣的死亡来羞辱伊丽莎白。
玛丽·斯图亚特推开了伊丽莎白伸过来的手。英国女王被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纠缠不休，只得走上了她其实满心厌恶的路。为了给未来的审判造成合法的假象，她先召集王室的法律顾问开会商议。王室法律顾问们的决定，几乎一贯有利于执政的君王。他们起劲地在历史上寻找先例，看看往昔是否有过这样的事（王者在普通法庭上受审），免得起诉过于明显地违背了传统以致出了格。好不容易凑了区区几个例子：其中有恺撒时代一个小小的地方长官卡耶坦斯，同样无藉藉名的里齐尼斯（君士坦丁的小舅子），康拉定·封·霍亨施陶芬和那不勒斯的约翰娜。根据传世的资料，被法庭判决处死的王公仅止于这些人。卖足力气献媚巴结的法律顾问们做得更绝——他们说，玛丽·斯图亚特案件没有必要惊动最高贵族法院，因为苏格兰女王“犯罪现场”在斯塔福德郡；根据他们的权威意见，被告交一般的郡民裁决会审判即可。但是，伊丽莎白对于这种把君王混同于平民百姓的做法很不满意。她把门面看得极重，希望都铎家族的外曾孙女兼斯图亚特家族的女儿被处决时仍保有至尊的身份，享有一切特权和尊荣，有适当的排场和气派，壮观而叫人肃然起敬，而不是按照贩夫走卒的意思办事。她火冒三丈，责备卖力过了头的各位法律顾问：“让这样的法庭来审判一位公主，想得真好！不行，这一类奇谈怪论（诸如由十三名平民对女王作出判决等）必须立即停止。我认为，如此重大的案件得交给我们王国最显贵的贵族和法官，人数要相当多，由他们去审理。因为我们两个女王是在世界舞台上活动，全世界都看着我们。”她替玛丽·斯图亚特要求王者的审判、王者的死刑和王者的葬礼；她召集了由本国最著名最显贵的人物组成的高级法庭。
但是，玛丽·斯图亚特根本不愿意出庭接受她女王姐姐的臣下对她的诘问或审判，虽然那些人的血管里流着英国最高贵的血。她准许特使走进她的房间，自己却端坐不动，不肯朝前走一步，而是劈头盖脑地责问一通：“怎么回事？难道你的主子不知道我生下来就是女王？莫非她以为我会同意这个建议，辱没我的身份、我的国家、我的荣耀的家世和继承我王位的儿子？莫非她以为我会辱没历代国王和外国的君主，我会忍气吞声以致损害他们的权利？不！绝不！我宁肯遭殃，我的心决不屈服，它忍受不了屈辱。”
话是这么说，然而，幸福和患难都不会使人的性格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是一条规律。玛丽·斯图亚特的傲骨一如既往，她的错误也一如既往。她在关键时刻，一贯表现出她的精神的庄严，但又过于心浮气躁，保持不了始初的坚定，抗拒不了持久的压力。就像在那次约克郡诉讼中一样，最后她在压力下从主权国家君主的立场上后退了，放弃了她的对手唯一害怕的武器。经过长时间的顽强的斗争，她终于同意向伊丽莎白委派的问官作出解释。
8月14日，福特林盖堡的礼堂里气象肃穆。礼堂尽头的丹陛上张着御用的华盖；华盖底下是金碧辉煌的宝座。在这个悲惨的日子里，宝座始终空着。无人落座的宝座仿佛是不出声的见证，似乎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隐身主持着这个法庭，意味着判决将按照她的意志、以她的名义作出。众多的法庭成员按照各自的官秩在丹陛左右两侧就座。礼堂中央放一张长桌，供总检察长、预审法官、几个法庭职员和录事使用。
玛丽·斯图亚特由宫内大臣搀扶着进了礼堂。这些年她一直穿一身黑，今天也是这样。进来后，她朝会场扫了一眼，鄙夷不屑地说：“那么多精通法律的专家，可没有一个替我说话的！”然后向指定给她的座位走去。她的椅子距华盖约有五步，比空着的御座低几个台阶。这微妙的安排，是想强调英国主张而苏格兰一贯反对的所谓宗主权overlordship。玛丽·斯图亚特死在眼前还对这种贬抑她尊严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她大声说，让大家都能听到，都能记在心里：“我是女王，还曾经是法国的王后，理该坐得更高一些。”
审判开始。同约克审判和威斯敏斯特审判一模一样，无非是做戏，把法制的最基本的概念践踏一番。故伎重演，不等开庭便把主要人证（那回是博斯韦尔的仆人，这次是巴宾顿和他的伙伴）匆匆处死，叫人们不胜惊愕；如今，只有他们屈打成招的供词放在审判席上。当局还违反了诉讼法，连那些据以起诉玛丽·斯图亚特的文字罪证，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拿出原件来，只拿来了抄件。玛丽·斯图亚特理直气壮地质问沃尔辛厄姆：“我怎么能相信我的信件没有被你们做过手脚以制造处死我的口实呢？”从法律上说，这确实是控方的一个弱点；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有辩护律师，见到法庭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她的权利，满可以提出抗议。但是，玛丽·斯图亚特是单枪匹马，既不了解英国的法律，也不清楚控罪的材料，不幸重蹈约克和威斯敏斯特的覆辙。她不是限于驳斥个别确实有问题的罪状，而是整个en bloc否定，连最最不成问题的情节她也矢口否认。起初，她声称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巴宾顿这样一个人；第二天，面对铁证又承认了原先否认过的东西。她就这样自己破坏了自己的信誉。到最后关头，她又回过头来说她是女王，有权要求庭上相信她的王者之言。这时，可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她了。她徒然地大声疾呼：“我是相信了英国女王的友谊和诺言才到这个国家来的。诸位爵爷，你们瞧，”她从手上褪下戒指，亮给法官们看，“这是你们女王给我的，作为亲善和保护的信物。”然而，法官们并不是着眼于保护永恒的、绝对的权利，而只是要捍卫他们的君主。他们希望国内太平。判决书早就在事先拟妥。10月28日，法官们在威斯敏斯特的星法庭举行会议。其中只有一人（苏奇勋爵）有勇气说他决不相信玛丽·斯图亚特蓄意谋害英国女王。他这一表示，法庭的判决便丧失了一致通过的美丽的门面。不过，其他人倒还是老老实实地认定被告有罪。于是，书记员就座，用一丝不苟的花体字在羊皮纸上写道：“该玛丽·斯图亚特，谋夺吾英国之王冠，屡次亲自拟定或赞同他人拟定之计划以推翻或弑害吾人之至尊君主英国女王。”犯这样的罪，该受哪样的罚，议会先前已经动过脑筋，那就是处死。
行使审判权并作出判决，是出席会议的众贵族的事。他们认定被告有罪，要求把她处死。但伊丽莎白作为女王，拥有另一项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权力——崇高神圣、合乎人性、宽大为怀的赦免权，可以赦免法庭认定的罪行。撤销死刑完全由她一人说了算。于是，她重新面临她所厌恶的由自己作决定、由她独自承担责任的决定；她躲不开，跑不掉。伊丽莎白又一次陷入自我交战。一如古希腊悲剧中受良心折磨的角色，两组歌咏队在他左右两边轮唱针锋相对的诗句，伊丽莎白的耳际响起外来的和发自内心的两个声音，一个要求无情，一个要求仁慈。而在这两个声音之上，是我们人间事业的审判官——历史，它对生者一贯保持缄默，只是在生者的人间道路结束之后向后世评说死者的事业。
右面的声音，无情而清晰，反来复去地要求：处死，处死，处死。宰相、御前会议、亲密的朋友、众勋爵和市民，举国上下一致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获致国家的太平和女王的安宁，那就是把玛丽·斯图亚特斩首。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慷慨陈词：“为了我们信奉的宗教，为了至尊女王的安全和国家的利益，恭请陛下立即下旨，宣布法庭对苏格兰女王作出的判决，并要求从速对该女王执行正义的死刑，因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够保证陛下安全的办法。”
这样的要求正合伊丽莎白的心意。她正急于向全世界证明，不是她要杀害玛丽·斯图亚特，而是英国人民坚持要执行死刑。这阵喧嚣越是震耳，传得越远，越张狂，对她越加有利。她如今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唱一段能叫人们喝彩的善与人性的咏叹调；作为一个高明的演员，她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议会的语重心长的劝告，谦卑地感谢上帝赐福给她，让她得救。然后她提高声音，目光射向远处，仿佛是对全世界对历史说话，推卸她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上所负的责任。“虽然我的生命遭到极大的危险，但我得承认，我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眼见一个和我同为女子、位分与出身同我相埒而且是我近亲的人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我心中没有任何仇恨。所以，谋害我的罪恶阴谋败露后我立即悄悄写信给她，说，如果她来信坦诚相告，真诚认罪，一切都可以私底下不声不响地秘密解决。我信上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套她的话——当时我已知悉全部案情，她即便认罪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甚至到现在，尽管已经走得太远，我仍愿意原谅她，只要她彻底认罪，只要从此再也没有人以她的名义向我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不仅我的生命，连我的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也系于此。因为，我珍惜生命只是为了诸君和我的人民。”她坦率承认，对历史的审判的恐惧，叫她煞费踌躇。“我们当君主的，仿佛站在一无遮挡的舞台上，吸引着全世界的视线和好奇。我们的衣服上略有污点便很显眼，我们的事情略有纰漏便立即会被察觉。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务使我们的行为一贯正大光明。”所以，如果她迟迟不作答复，请议会稍安毋躁，“因为我的脾气就是如此——一些事情远远不如这重要，尚且要考虑多时，然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通讲话是不是老实话？又是又不是。伊丽莎白内心有两个愿望在交战。她乐于除掉对手，同时又想在世界上博得宽容的美誉。十二天后，她再次询问宰相，是否有可能给玛丽·斯图亚特留条命同时又保证她伊丽莎白的人身安全。御前会议和议会再一次申说别无他法，坚持原来的要求。伊丽莎白又得说话。这一回的表白倒有几分真，表露了她内心的想法，相当实在，相当诚恳。“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话。说话，埋怨一通，那将是我的虚伪；不说话，那意味着我无视你们的努力。我的不满自然会使你们惊奇，但是，说实话，我原先希望另外找到一种办法来保证你们的安全和我的康宁。……现在断定只能以她的生命为代价来保证我的平安，我感到万分的难过，因为我曾经开恩宽宥许多乱党，对许多叛国行为置之不问，而对如此伟大的君王却不得不铁面无情。……”我们感觉得到她已经倾向于俯从廷议，只要她的臣僚坚持下去。不过，她以她特有的聪明和模棱两可，没有用任何“是”或者“不”来束缚自己；她的谕旨以这样一番话结束：“请诸君这次满足于这个没有答复的答复。我并不是驳回你们的意见，我明白你们有道理，我只是请求你们：接受我的感谢，原谅我心底的疑虑，别为这个没有答复的答复生气。”
右边的声音响起来了，响亮而清晰：杀死她，杀死她，杀死她。但左边的声音，心那边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昂。法国国王派了个特遣使团渡海来英游说，以各国君王的共同利益为说词。法国国王提醒伊丽莎白，保护玛丽·斯图亚特的人身不可侵犯权，等于是保护她自己的人身不可侵犯权；明智而顺遂的治国当以不流血为金科玉律。他提起各国民族都有好客的神圣的责任，伊丽莎白可别得罪天主，杀害天主祝福的君王。伊丽莎白一如既往的狡黠，拿半心半意的保证和含含糊糊的遁词来敷衍应付。于是，外国使臣的语气日益激烈。开始只是请求，后来却变成强硬的警告、公开的威胁。但是，伊丽莎白熟谙人情世故，临朝二十五年来通晓了各种政治诡计，因而听觉极好。她竭力在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词中捕捉一个信息：外国使臣此行是否有断交宣战的全权？不久她便深信，他们虽然调门挺高，话说得很刺耳，但听不出有刀剑铿锵的声音；如果刽子手的刀斧砍掉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头，亨利三世和腓力二世都不会当真拔剑相向。
对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恫吓，她只是冷漠地耸耸肩。而应付另外一些非难即苏格兰方面的非难，自然需要比较高明的艺术。不管别人怎么样，按说詹姆斯六世可是必定会反对外国处死苏格兰女王的。这是他的神圣的义务：将要流在断头台上的鲜血，是同他一样的血；将要处死的女人，是给了他生命的母亲。但是，在詹姆斯六世的心中，为人子者对母亲的感情相当淡薄。自从他成了伊丽莎白的食客和盟友之后，母亲拒绝给他国王的尊号，郑重其事地同他脱离关系，甚至把他的继承权奉送给外国国王。这样的母亲只能挡他的道，碍他的事。他一听说英国破获巴宾顿阴谋，便急忙向伊丽莎白道贺。他喜欢打猎，法国使臣在他打猎时喋喋不休地要求他运用他的全部影响去营救母亲；他恼火地对法国使臣说：“她自己造的孽。叫她自食其果吧！”他直言不讳，“她关在哪里，她手下那些卑鄙的仆人被绞死多少”，他全不在乎，“她早该安静下来忏悔她的罪孽”。去它的吧，这一切同他全没有关系。铁石心肠的儿子起初甚至拒绝派使团到英国去。但是，英国竟作出了伤害苏格兰民族感情的判决，一个外国婆娘竟痴心妄想要害死苏格兰的女王，于是，苏格兰各地掀起了愤怒的浪潮。只是到了这时候，詹姆斯六世才回过味来，明白他扮演的角色太不漂亮，再不说话就不成体统了，即使是为了做做样子，也得采取些措施。苏格兰议会要求，一旦苏格兰女王被害，应立即废除同盟条约甚至宣战。詹姆斯六世自然不像他的议会那样走得远，但也坐下来给沃尔辛厄姆写了一封措词尖锐、怒气冲冲、带有威胁性的信，并且派出了一个使团。
这件事的爆发，自然是在伊丽莎白意料之中。伊丽莎白这一回仍然侧耳倾听那些暧昧隐晦的声音。詹姆斯六世的代表团一分为二；一是明面上的，大声地、毫不含糊地要求撤销死刑判决，威胁着要废除盟约，挥舞着武器。这些在伦敦言词激烈的苏格兰贵族，不能否认他们确有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激情。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正在他们气势汹汹地在接见厅里大喊大叫的当口，另一位团员，詹姆斯六世的私人代表，却蹑手蹑脚地从后门进入伊丽莎白的内宫，在那里悄悄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在苏格兰国王看来，这个要求比她母亲的生命重要得多，那便是要求伊丽莎白承认他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据消息灵通的法国公使说，那个密使的使命是要叫伊丽莎白相信，如果詹姆斯六世如此这般激烈地威胁她，那只是为了他的名誉和面子才这样做的，务请她不要介意他的装模作样，不要把这视为不友好的行动。詹姆斯六世的心思，伊丽莎白当然早就看透，密使的这番话无非是证实了她的看法——詹姆斯六世会默默地把他母亲的被处死忍下去，只要保证（或者含含糊糊地保证）将来给他英国的王冠。一宗肮脏的幕后交易于是开始。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和她的敌人促膝密谈，推心置腹地说私房话，第一次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为共同的不可告人的利益携起手来。两人在内心深处都希望同样的结果。两人都想掩人耳目。两人都觉得玛丽·斯图亚特碍手碍脚，但两人都不得不装出似乎他们最重视最关切最神圣的任务便是援救和保护这个可怜的囚犯。伊丽莎白对于命里安排给她的妹妹，詹姆斯六世对于他的生身母亲，都绝不会出力救她的命。两人都无非是着眼于维护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事实上，詹姆斯六世早就明明白白地暗示，即使发生最叫人伤心的情况，他也决不提出任何要求。这话等于是事先原宥伊丽莎白杀害他的母亲。外国的敌人要宰割囚犯，囚犯的儿子不等敌人动手，先把她献了出来。
总之，伊丽莎白一万个放心；一旦她决定动手，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都不会干涉。似乎只有一个人还能救玛丽·斯图亚特。那便是玛丽·斯图亚特自己。倘若她去乞求赦免，伊丽莎白可能就此罢休。伊丽莎白内心深处正期待玛丽·斯图亚特来求她，因为这可以使她避免良心的责备。在这一段日子里，为了打掉苏格兰女王的傲气，她使出了百般手段。法庭刚宣判，伊丽莎白便把判决书全文送到犯人手里。冷酷且工于心计、浑身道学气而刻薄寡恩，因此特别令人憎厌的埃米亚斯·波立特，趁此机会把死刑犯羞辱一番——在他眼里，她已经是“行尸走肉”。他第一次忘了在她面前脱帽——这做法卑鄙下流，活脱一副小人嘴脸，对待别人的苦难不是同情而是幸灾乐祸。他吩咐她的侍仆撤掉缀有苏格兰国徽的御座华盖。但，忠心耿耿的侍仆拒不听命。于是波立特命令他的部下把华盖拽掉。这当口，玛丽·斯图亚特在原先缀饰苏格兰国徽的地方挂上了耶稣受难像，表示她得到神的佑护，那可是比苏格兰更加强大。敌人对她稍有不逊，她都有豪壮的发抒。她写信给朋友们说：“他们妄想用威胁来叫我哀求饶命，但我告诉他们，既然她要杀我，那就让她把错事干到底吧。”如果伊丽莎白杀她，那对伊丽莎白更加不利！宁肯用自己的死来叫敌人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抬不起头，也别让她以温文尔雅的面目出现，戴上宽宏大量的桂冠。玛丽·斯图亚特既没有对判决提出抗议，也没有请求赦免，她以基督徒的温顺感谢创世主的关怀。对伊丽莎白，她则以女王的傲气说了这样一番话：
“夫人，我衷心感谢创世主，因为他通过您的手腕降恩给我，让我得以摆脱生活的重负——生活于我已经成了一场疲惫不堪的长途跋涉。因此，我也就不求您延长我的生命了，我已经尝够了生的苦辛。我只是求您（求您而不求别人，因为我了解您的列位大臣，了解这些在英国位极人臣的显贵，深知我不必指望他们发善心）——求您答应我以下的请求：首先，我的敌人喝够了我的清白的血之后，请您允许我的忠仆将我的遗体运往任何一处我视为神圣的土地，葬在那里——最好是在法国，因为那里安息着我挚爱的母后的骸骨，在那里，我的可怜的、到处不得安宁的、至今被结实的绳索同灵魂捆绑在一起的肉体终将得到解脱，终将获致宁静。其次，您把我交给了您的臣下，听凭他们摆布，而他们的狰狞叫我产生了担心。因此，我求您陛下下旨别把我的死刑安排在偏僻的地方，而要让我的臣仆和其他见证在场，以便他们能够证明我始终忠于真正的教会，从而可以保护我，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死后造谣诽谤，糟践我的赴死、我的最后的气息。第三，我的那些在许多考验和患难中忠心耿耿服侍过我的仆人，请您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到任何地方去，让他们靠手头拮据的我所能赏给他们的区区几个钱自由地在那里生活。
“夫人，看在我们共同的祖先亨利七世的分上，也看在我身后仍将保有的女王尊号分上，恳求您别让我的正当的愿望落空，并请您亲笔写句话向我保证。一贯对您怀有好感的妹妹和您的犯人玛丽女王。”
我们看到，说来奇怪而不可思议，为时长达几十年的斗争，到最后的时日却对换了角色。玛丽·斯图亚特自从拿到了死刑判决书，反而生出新的信心和力量。伊丽莎白在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时候，手却颤抖不已；而玛丽·斯图亚特看死刑判决书的时候，心的颤抖倒并没有那么厉害。伊丽莎白惧怕杀她，而玛丽·斯图亚特倒并没有那么惧怕被杀。
或许，她内心深信伊丽莎白不敢命令刽子手下手杀害加过冕的女王；也可能，她的处之泰然只是一种伪装。但是，连埃米亚斯·波立特那样一肚子心眼的观察者都看不出她有一丝一毫的惊恐。她不闻不问，不怨天尤人，不求看守们给她什么小小的优待。她也不谋求同她的外国朋友秘密联系。她的抵抗、她的自卫和自我肯定到此为止。她自觉地听天由命，把自己交给了创世主：让创世主去决定吧。
如今她忙于准备，准备得很认真。她写遗嘱，把她在尘世的全部财产事先分赠给仆人；写信给世界各国的君王和诸侯，但不再是催他们发兵和索要战争的装备，而是告诉他们，她已经准备好视死如归，心怀天主教，身殉天主教。终于，这颗不宁静的心臻于伟大的宁静的境界：恐惧和希望，照歌德的说法，“人类两个最凶恶的敌人”，再也不能宰制这个坚定了起来的灵魂。一如后世同病相怜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对死神，才认识到她真正的使命。领悟了她对历史所负的责任，顿时辉煌地战胜了她身上一贯的轻率。支撑着她的，不是恳求赦免的念头，而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追求——希望她最后一刻将完成她功德圆满的正果。她知道，只有视死如归的戏剧效果才能在世人的心目中弥补她的悲惨的罪孽，知道这一生最后只有一个机会获取光荣，那便是英勇赴死。
福特林盖堡里被判死刑的囚徒沉着坚定，因为泰然自若而显得崇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伦敦城内伊丽莎白的犹豫动摇、极度的神经质和愤怒的茫然失措。玛丽·斯图亚特已经作出了决定，而伊丽莎白还在为作决定而同自己交战。如今，她的对手可以由她一手摆布，然而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的对手给她带来的苦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这几个星期，伊丽莎白夜不成寐，成天阴沉着脸，默不作声。感觉得出她是在苦苦思索，反复考虑那个叫她憎恶的决定——签还是不签死刑判决书？命令还是不命令执行那判决？她像西西弗斯推石头那样反来复去地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但这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叫她伤透脑筋。她的列位大臣的劝谏只是白费了口舌——良心的声音更加高亢。良心摒弃了大臣们的各项建议，要求他们提出新的设想。塞西尔发现她“像天气一样多变”：忽而要处死，忽而想赦免，不断要她的谋士“另行设法”，虽然她明知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唉！但愿事情能够绕过她，听任自流，不用她过问，用不着她发布明确的命令（不用由她发出，但却是为了她），那该多好呢！她越来越抑制不住她对责任的恐惧，反复掂量这旷古未有的举措，斟酌它的利弊，并且恶狠狠气呼呼以模棱两可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借口把决定一天天推下去，推到渺茫的遥遥无期，叫她的大臣们十分烦恼。“陛下谈这个问题谈累了，把它拖延到说不准什么时候”，塞西尔这样埋怨。他的冷酷的城府极深的心智，理解不了这颗激动的心。因为，虽然伊丽莎白派了个残酷无情的狱卒去看管玛丽·斯图亚特，可她自己也是日日夜夜处在监视之下，而且监视她的狱卒更加刚直更加无情，那便是她自己的良心。
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伊丽莎白默默的自我交战几乎持续了半年，反复思考着是听从理性的声音还是听从人性的声音。神经过度的紧张，结果自然是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宣泄。
1587年2月1日，星期三，海军上将霍华德在格林威治林苑找到了国务第二大臣戴维逊（沃尔辛厄姆不知是病了还是装病），命令他立即入觐女王。女王要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戴维逊拿来了塞西尔亲自草拟的判决书，连同其他公文一起呈上女王御案。但是，说也奇怪，伟大的演员伊丽莎白此时又不着忙了，装得若无其事，同戴维逊闲扯了一通，还眺望窗外，欣赏晶莹的雪景。过了一会儿，她仿佛无意中问戴维逊（莫非她已经忘了是她命令他来的？），他进宫觐见到底是为了什么。戴维逊说他带来几件公文请她批阅，其中包括霍华德勋爵特别交代的那一件。伊丽莎白拿起公文，不过，真是天晓得，她连看都不看，飞快地一一签字，那份玛丽·斯图亚特的判决书当然也在其内。敢情她是想装装样子，似乎她是不自觉地签署了那份夹在其他公文中间的叫人掉脑袋的文件。签过了字，这位像天气一样变幻无常的女子又变了一番心情，马上可以看出刚才的一幕纯粹是装腔作势，纯粹是做戏。她向戴维逊直言不讳：她之所以迟迟不作决定，无非是要叫大家看看她是多么为难。好吧，现在把签了字的判决书拿去给宰相盖国玺吧（不过可别跟任何人多嘴），再把命令交给指定执行的人。伊丽莎白的指示十分明确，戴维逊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女王主意已定。可以看出女王已经顺应了不愉快的意念，认真冷静地对所有细节都作了安排。最好在福特林盖堡的大厅内行刑，外院和内院都不相宜。她一再提醒戴维逊，命令务必保密。一个人经过长久的犹豫，一旦作出了决定，心情会立刻轻松下来。伊丽莎白也是如此。她有了信心，情绪大为好转。她明显地高兴起来，甚至开玩笑说：她担心这噩耗会叫可怜的沃尔辛厄姆咽气。
戴维逊以为（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上都会这样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他鞠了一躬，退向门口。但是，伊丽莎白真是优柔寡断，虎头蛇尾。戴维逊刚到门口，伊丽莎白就叫他回来。她的快活，她的真正的或者装出来的决心都已经无影无踪。她忧心忡忡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大会的成员可是起过誓的，要杀死每一个插手谋刺伊丽莎白的人。那个笨蛋埃米亚斯·波立特和他的助手在福特林盖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也是大会的成员呀，难道他们不能把一切都兜起来，让她这个女王脱身，免得公开的死刑给她抹黑。难道这不是他们的直接的责任吗？不管怎么样，叫沃尔辛厄姆写封信给那两个人，给他们开导开导。
可怜的戴维逊很不自在。正确无误的感觉告诉他，女王刚做罢便慌着撇清。刚才这样重要的谈话没有人在场做见证，他自然懊悔不迭，但也无可奈何。他接受的任务很明确，所以他首先去政事厅，要求在判决书上盖印，然后去见沃尔辛厄姆。沃尔辛厄姆当即按照伊丽莎白表示的愿望给埃米亚斯·波立特写了一封信。沃尔辛厄姆在信上说，很遗憾，女王认为她这个心腹臣仆的服务缺乏热忱，殊堪惋惜：由于玛丽·斯图亚特威胁到陛下的安全，他早该考虑如何“自作主张，不待明白的命令”，自行除去那犯人。他可以一力担当而问心无愧，因为他向大会宣过誓。这样一来，他替女王卸掉了沉重的包袱，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多么讨厌流血。
此信或许还没有送到，当然更谈不上等复信回来，格林威治已经又一次变了主意。第二天，即星期四的上午，女王派人给戴维逊送去一字条：如果他还没有把判决书交宰相盖印，那么，暂时先别忙，等女王同他再谈一次。戴维逊赶紧觐见女王，说明她交办的任务昨天当即完成，死刑判决书已经盖印。伊丽莎白似乎颇为不悦。但她默不作声，没有责备戴维逊。这个心口不一的女子一字不提她希望他交还那份麻烦的盖了印的文件。她只是向戴维逊抱怨，说那包袱一次又一次地落到她肩上。她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戴维逊一直等着她作出决定，下个命令，明确地、不含糊其词地说出她的愿望。但伊丽莎白始终不发一言，突然走出了房间。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又是一场莎士比亚风格的戏。不过，观看伊丽莎白演戏的只有一个人。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理查三世。理查三世向白金汉抱怨，说他的敌人还在人世。然而，他并不给个明确的命令，却要白金汉自告奋勇去杀死他的敌人。白金汉明白他的意思却一味装聋作哑，理查三世因此而极为不满。伊丽莎白同那会儿的理查三世一模一样，她那恼怒的目光简直叫倒霉的戴维逊无地自容。这可怜的笔杆子觉得天崩地裂，慌忙攀扯别人：在这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上，可别独自一人兜揽责任。他赶去见女王的宠臣赫顿，把自己的走投无路向赫顿数说了一番：伊丽莎白命令依法执行判决，但从种种情状看来，她将来准会否认她的隐约闪烁的指示。赫顿对伊丽莎白十分了解，自能看透她的两面游戏，但他也不愿意对戴维逊说个明确的“是”或者“不”。他们把皮球踢来踢去，竭力推卸责任：伊丽莎白想推给戴维逊，戴维逊想推给赫顿，赫顿急忙通报给宰相塞西尔。塞西尔也不想揽起来。他在第二天召开了一个会，类似秘密的国务会议。应邀赴会的，全是女王的密友和顾问：莱斯特、赫顿和其他七位贵族。人人都有亲身体验，知道伊丽莎白这个人靠不住。在这个会上，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提了出来。他们全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伊丽莎白为了挽救自己的道德声誉，打算置身事外，以便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她希望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决成了既成事实之后臣下才向她报告，“叫她措手不及”。因此，他们既然是她的忠臣，就应该在这出喜剧中配合她；这死刑本来是她孜孜以求的，如今却要说成是违逆她的意旨执行的。不言而喻，这种表面上是自作主张而实则是她要求的越权，可能要负重大的责任。所以，伊丽莎白一旦爆发真正的或者假装的愤怒，不能由某一个人独自承受。塞西尔提出，由他们共同下令执行死刑，共同承担全部责任。届时由肯特勋爵和施鲁斯贝里勋爵监刑。事先派秘书比尔赶往福特林盖，授以全权，布置一切。这么一来，虚幻的罪责由国务会议的十名成员分担，国务会议终于通过虚幻的“越权”卸掉了女王的包袱。
伊丽莎白一向好奇得要命。这几乎成了她的主要性格特点。在她的城堡范围内的乃至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她都想知道（而且得立刻知道）。但是，奇怪不奇怪，这次她既不问戴维逊，也不问塞西尔或其他任何人，压根儿不打听她签署的死刑判决书有什么下文。整整三天，她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把它抛到九霄云外，虽然好几个月来她全力措置的正是此案。似乎她喝了忘川(1)之水，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甚至到第二天即星期日的上午，当臣下把埃米亚斯·波立特致沃尔辛厄姆的复信呈交给她的时候，她都没有想起她签署的判决书。
埃米亚斯·波立特的答复叫女王颇为不悦。这位忠心的警卫长马上猜到人家要他扮演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他预感到人家会怎么样报答他，如果他把玛丽·斯图亚特干掉的话：女王会公开宣布他是杀人犯，交付法庭审判。不行，埃米亚斯·波立特既不指望都铎王室感恩戴德，也不想当替罪羊。不过，他不敢公然迕旨。这聪明的清教徒拿上帝（比君王更高一级）做他的挡箭牌。他拿满嘴的道德来掩饰他的拒绝。“我的心充满了痛苦，”他在复信中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就预见到有朝一日会有人借口我仁慈的君主的愿望，要我做上帝及法律不容的事情，因此十分苦恼。我在尘世的财富、我的功名和我的生命，一切都属陛下所有，我甘愿立刻全部放弃，只要她有这样的意思，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她的赐予，完全归功于她的仁慈和宽厚。但是，如果没有法律和正式命令作为依据，我擅自批准杀人，那么，上帝会叫我身败名裂，叫我整个家族蒙受洗不清的耻辱。希望陛下以一贯的仁慈，不吝厚爱，接受我诚惶诚恐的答复。”
这个可怜的埃米亚斯前不久由于孜孜不倦的勤勉和正确无误的行动博得女王的赞扬。但是这一回，伊丽莎白对他的答复绝不愿意给予厚爱。伊丽莎白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盘旋，大骂那些“假正经、假道学的家伙”。这帮家伙全是光说不练。她气呼呼地指责波立特背誓。他在“盟约”上签过字，起誓要为女王效力，即使去死也在所不辞。为了她能够赴汤蹈火的人还少吗，有个名叫温格菲尔德的，就是一个！她在似真似假的火头上骂了一通可怜的戴维逊（沃尔辛厄姆这个滑头算是运气，装了病），这怪物居然还劝她通过合法的途径。女王申斥戴维逊，说，凡是比他聪明的人，看法都和他不同；这个案子早该了结了，他们老是拖着不办，是他们全体的耻辱。
戴维逊不吭气。他本来可以吹一通，说他们早就着手办了。但他觉得，如果他老老实实地把事情告诉女王，只会惹她恼火——这事情大概她自己也知道，无非是不想老老实实地说出来。那就是一名专使负责送达盖有国玺的死刑判决书，已动身去福特林盖；与专使同行的还有一个粗壮敦实的汉子，将由他把言语变成行动，把命令变成鲜血。这个汉子是伦敦城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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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神话，地狱有条忘川，喝一口忘川之水就会忘却人间和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