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古时候仅仅能容忍的或者完全被否定的那种艺术，现在只要它给人快感，就被认为是永远美好的？
这种情况是由于下述原因而产生的：
艺术，或者说，艺术所传达的感情的价值是根据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而加以评定的，是根据人们从中看到的是生活中的善抑恶而加以评定的；而生活中的善与恶是由所谓宗教来决定的。
人类不断地在运动——从对生活比较肤浅、比较不全面、比较不清楚的理解渐渐发展到比较高深、比较全面、比较清楚的理解。正像在任何运动中一样，在这一运动中也有一些先进的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理解生活的意义，而在这些先进的人当中总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清楚易解、更有力地用语言和生活说明这生活的意义。这个人对生活的意义所作的阐述以及通常环绕着对这个人的纪念而产生的传说和仪式合在一起，就称为宗教。宗教代表着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中的优秀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对生活的最高深的理解，这个社会中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常在接近这一理解。因此只有宗教在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总是评定人的感情的根据。如果感情使人们接近宗教所指示的理想，而且这些感情跟那理想一致，不相抵触，那么这些感情就是好的。如果这些感情和那理想背道而驰，不相一致而相抵触，那么这些感情就是坏的。
如果宗教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尊敬独一的上帝和实现人们所认为的上帝的意志，像过去希伯来人所做的那样，那么源出于对这个上帝和他的律法的爱而用艺术表达出来的感情，如先知书和诗篇中的神圣的诗歌、创世记的叙事文等便是美好的、崇高的艺术。凡是跟这相反的一切，例如对异教神的崇敬的感情以及不合乎上帝的律法的感情的表达，都将被认为是坏的艺术。如果宗教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俗世的幸福，在于美和力，那么艺术所表达的生活中的乐趣和奋发之情将被认为是好的艺术，而表达柔弱或颓丧的感情的艺术将是坏的艺术，这是希腊人的看法。如果生活的意义在于自己的民族的幸福或者在于继续祖先所过的生活和对祖先的尊敬，那么，表达出为民族的幸福或者为发扬祖先的精神和保持祖先的传统而牺牲个人幸福的那种欢乐之情的艺术，将被认为是好的艺术，而表达跟这相反的感情的艺术便将是坏的艺术，这是罗马人和中国人的看法。如果生活的意义在于使自己摆脱动物性的束缚，那么表达出提高心灵和压抑肉欲的感情的艺术便将是好的艺术，而一切表达增强情欲的感情的艺术将是坏的艺术，这是佛教徒的看法。
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人类社会中，总有这一社会中人所共有的关于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宗教意识，这一宗教意识就决定了艺术所表达的感情的价值。因此，在每一个民族中，凡表达出从这一民族的人所共有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的艺术总被认为是好的，并且受到鼓励。而表达出跟这一宗教意识相抵触的感情的艺术则被认为是坏的，而且遭到否定。可是艺术中人们借以互相交际的其余的一大部分却完全没有受到重视，只有当艺术中的这一部分跟当时的宗教意识相抵触时，它才被人否定。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民族中都有过，如希腊人、希伯来人、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这种情况在基督教产生的时候也有过。
初期的基督教认为只有传奇、传记、讲道、祈祷、赞美诗才是好的艺术作品，它们在人们心里引起对基督的爱、对基督一生的感佩、要以他为榜样的愿望、对俗世生活的厌弃以及对人的温顺和爱。而凡是表达出个人享乐的感情的作品，基督教都认为是坏的，因此基督教摈弃一切异教的造型艺术，而只容许象征性的造型艺术。
最初几个世纪内的基督徒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即使没有完全正确地接受基督的学说，至少也没有像后来的人那样按照歪曲的、异教的方式去接受它。但是除了这些基督徒以外，自从人民按照政权当局的命令不分皂白一律改信基督教（例如在君士坦丁时代、查理大帝时代、弗拉基米尔时代）的时候起，出现了另一种基督教，即教会的基督教，它更接近异教，而不是基督的学说。这种教会的基督教开始根据它自己的教义对人的感情和表达这些感情的艺术作品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这种基督教不承认真正基督教的基本的重要论点——每一个人和天父之间有直接关系，由此得出全人类的博爱和平等，并因此而产生用温顺和爱来代替任何暴力，相反，它建立起一种跟异教的神话相类似的天上的教阶制度，树立起对这种教阶制度，对基督、圣母、天使、使徒、圣徒、殉教者，以及不仅对这些神明而且对他们的画像的崇拜，然后把盲目信仰教会及其决议当作自己的教义的本质。
不论这种教义和真正的基督教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不论它同真正的基督教比较、或者甚至同尤里安[73]这样的罗马人的世界观比较是多么肤浅，但对于接受了这种教义的那些野蛮人说来仍然是一种比较高深的学说，高于那些野蛮人过去对诸神、英雄和善恶精灵的崇敬。因此，对接受这种学说的野蛮人说来，这种学说就是宗教。于是，对那个时代的艺术的评价也就是根据这种宗教而作出的。表达出对圣母、耶稣、圣徒、天使的虔敬，对教会的盲目信任和顺从，对苦难的畏惧，以及对来世的幸福的期望的艺术，被认为是好的。同这相反的艺术就都被认为是坏的。
这种艺术产生时所依据的学说是被歪曲了的基督的学说，但是根据这种被歪曲了的学说而产生的艺术却仍然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符合于当时人民的宗教观念。
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具有和人民群众相同的感情基础，即信奉同一种宗教，把自己所体验到的感情和心境表达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和戏剧中，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活动是以当时人所能达到的、全民共有的最高深的理解为基础的，对当代人说来虽然是低级的艺术，但仍不失为全民共有的真正的艺术。
这就是欧洲社会中比较有教养的富裕的上层阶级在尚未怀疑教会基督教对生活的看法的真实性之前的情况。可是在数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罗马教皇的政权高度发展以及这一政权滥用之后，在人们熟悉了古人的才智之后，富裕阶级中的人们一方面认识了古代圣贤的学说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另一方面也看出了教会的学说跟基督的学说不相符合之处，这些富裕的上层阶级中的人们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信教会的学说了。
如果这些人在表面上还维持着教会的学说的形式，那么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这种学说了，他们之所以维持这种学说，只不过由于惰性，只不过因为人民还继续在盲目地相信教会的学说，而上层阶级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认为有必要使人民继续相信这种学说。因此，教会基督教的教义到某一个时候就不再是所有基督教教民的共同宗教学说；有些人，比如上层阶级，也就是手中握有政权、财富，因而也有着产生并鼓励艺术的闲暇和手段的人，不再相信教会的宗教学说，而人民却还在盲目地相信它。
就拿对宗教的态度来说，中世纪的上层阶级所处的地位，跟基督教产生之前的有教养的罗马人相同。换言之，他们不再相信人民所相信的，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可以用来代替那种在他们看来已经过时、已经失却意义的教会的学说。
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罗马人对自己那些以帝王面目以及以家神面目出现的众神既已失去信仰，而从他们借自所有被征服的民族的复杂神话中也得不出什么来了，他们必须采纳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而那些怀疑天主教教会学说的真理的中世纪人却不必寻找一种新的学说。他们以歪曲的形式来宣讲的基督教教义，如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已经为人类指出一条那么遥远的前进的道路，只须把那些使基督创立的学说变得晦暗的不正确观点抛弃，而去掌握这一学说的真正意义就行了。即使不能掌握它的全部意义，至少掌握一小部分（但这已经比教会掌握的多了）。使这一工作部分地完成了的，不仅有威克里夫、胡斯、路德、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而且还有整个非教会基督教（这种非教会基督教的初期代表者是保罗派和鲍格米勒派[74]，后期的代表者是韦尔多派），以及其他所有的非教会基督徒（所谓教派分子）。但是能够做而且已经做了这一工作的是穷苦人，而不是统治者。在有钱有势的人中间，只有少数人（像方济各[75]等）从本质上接受了基督教教义，虽然这种教义损害了他们的有利的地位。可是上层阶级的大多数人虽然在心灵深处已经对教会的学说失去信仰，却不能够或不愿意这样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在放弃对教会的信仰之后所要接受的那种基督教世界观的实质，是一种主张人类博爱、因而也主张人类平等的学说，而这种学说否定了他们所处的优越地位——他们是在这种优越的地位上成长起来，得到教养，并且已经习惯于这种优越地位。这些富裕的统治阶级的人，即教皇、国王、公爵以及世界上一切有权有势的人，既然在心灵深处并不相信这种已经过时的、对他们说来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教会学说，又不能够接受真正的基督教，于是就只好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而只信奉宗教的外表形式，他们维护这种外表形式，认为这对自己不但有利，而且必不可少，因为这种学说证明了他们所享受的优越地位是正当的。而实际上，这些人什么也不相信，正像最初几个世纪的有教养的罗马人什么都不相信一样。但在这些人的手里掌握着政权和财富，而且是这些人在鼓励艺术和领导艺术。于是，在这些人中间开始生长出一种艺术，它的价值不是根据它在何种程度上表达出从人们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感情来评定的，而只是根据它有多美来评定的。换言之，只是根据它给人多大的快感来评定的。
这些富有的、掌握政权的人既然已经不再能相信那揭穿了自己的谎话的教会宗教，而又不能接受那否定他们的整个生活的真正基督教教义，他们对生活一直没有任何宗教观点。这样，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回复到异教的世界观，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个人的享乐。于是，在上层阶级中发生了所谓“科学和艺术的复兴”，这实际上不仅等于否定一切宗教，而且等于承认宗教没有必要存在。
教会的教理，特别是天主教的教理，是一种很有条理的体系，要把这种体系加以改变和修正而又不致把它全部破坏是不可能的事。一旦对教皇绝对无谬说发生怀疑（这种怀疑当时发生在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中间），那就不可避免地对天主教的传说的真实性也怀疑起来。而对天主教传说的真实性的怀疑不但毁灭了教皇制和天主教，而且也毁灭了教会的全部信仰及其全部教条，以及基督、复活、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毁灭了《圣经》的威信，因为《圣经》之所以被认为神圣，只是由于教会的传说作了这样的决定。
因此，当时上层阶级中大部分的人，甚至教皇和神职人员，实际上什么也不相信。这些人之所以不相信教会学说，是因为他们看出它是毫无根据的。他们不可能像方济各、海尔奇茨基[76]以及大部分教派分子那样承认基督的那种道德的、社会性的学说，因为这种学说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就这样一直没有任何宗教观念。而由于没有宗教观念，他们除了个人享乐之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评定艺术好坏的标准。欧洲社会上层阶级的人既然把享乐，换言之，把美认为是测定善的一个标准，那么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就回复到原始希腊人的粗浅的理解，这种粗浅的理解曾经受到柏拉图的斥责。根据这种理解，在他们中间就编出了一套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