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不是在城市度过的。当我于一八八一年搬来莫斯科住时，城里的贫穷使我大吃一惊。我了解农村的贫穷，但城里的贫穷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在莫斯科，只要上街就会遇见乞丐，并且都是些和农村乞丐不同的特殊乞丐。这些乞丐不是那种背着讨饭袋以基督的名义求乞的乞丐，就像农村乞丐表明自己身份的做法那样，而是些不背讨饭袋也不以基督的名义求乞的乞丐。莫斯科的乞丐不背讨饭袋，也不伸手求乞。在遇见你，或者让你从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多半只是尽量和你的眼睛相遇。根据你的眼光，他们才决定是否乞讨。我认识这样一个出身贵族的乞丐。那老人走路很慢，每迈出一条腿都要弯一下腰。当他遇见你的时候，总是伸出一条腿弯下身子，仿佛是在对你行礼。如果你停步，他就会摘下那顶带纹章的帽子躬身乞讨。如果你不停步，他就做出一副只不过他的步态就是如此的样子，继续往前走，一边伸出另一条腿，一边弯下腰去。这是一个地道的莫斯科式的乞丐，有一套学问的乞丐。起初我不知道莫斯科的乞丐为什么不直接乞讨，后来明白了他们不乞讨的原因，但仍然不了解他们的处境。
有一次，我在阿法纳西耶夫胡同里走，看见一名警察正把一个患水肿病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押上马车。我就问：
“为什么事？”
警察回答我说：
“因为行乞。”
“难道这也禁止？”
“就是，是禁止。”警察答道。
马车把这个患水肿病的带走了。我雇了另一辆马车跟着他们。我想打听一下，是不是真的禁止行乞，又怎么个禁法。我实在想不通，怎么能禁止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讨东西。我更不相信，在莫斯科乞丐遍地的情况下会禁止行乞。
我走进了乞丐被带到的那个警察所。在警察所里，有一个佩带军刀和手枪的人坐在桌子跟前。我问道：
“为什么要抓这个农民？”
佩带军刀和手枪的人严厉地看了看我，说：
“关您什么事？”但他又觉得有必要对我做些解释，就又说，“上头吩咐收容这些人，因此得抓。”
我走的时候，看见那个把乞丐带来的警察坐在过道的窗台上懒懒地看一本记事册子。我就问他：
“真的禁止乞丐以基督的名义要饭吗？”
那警察一惊，看了我一眼，倒也没有皱眉，而像是又睡着了似的仍坐在窗台上说：
“上头有吩咐——就是说，该这么做。”他又重新看起那本小册子来。
我下了台阶，向马车夫走去。
“怎么样？抓起来了吗？”车夫问。看来车夫也关心这事。
“抓起来了。”我说。
车夫摇了摇脑袋。
“你们莫斯科怎么连要饭都禁止？”
“谁知道他们！”车夫说。
“怎么能这样，”我又说，“乞丐是以基督的名义，怎么能抓他们到警察所去？”
“如今不兴干这个了，不让干。”车夫说。
在那以后，我又好几次看见警察把乞丐带到警察所去，然后再往尤苏波夫贫民院里送。
有一天我在屠户街又遇到一群这样的乞丐，总有三十来人。在他们的前面和后面走着许多警察。我问道：
“为什么事？”
“因为行乞。”
你在莫斯科的每条街上都能遇到好几个乞丐。在做礼拜，特别是举行葬礼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地站在每座教堂的门口。原来根据法律是禁止所有这些乞丐在莫斯科行乞的。
但是，究竟为什么有的乞丐被抓起来，并且关到某个地方去，而另一些乞丐却没人管呢？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懂。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或者因为他们实在多得抓不完，还是因为关了一批又新冒出一批呢？
莫斯科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一些人以此为生，还有一些是真正的穷人，他们为某种原因来到莫斯科，的的确确陷入了困境。
在这些乞丐中间，常有穿着农民服装的普通农夫和农妇。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些在这里生了病，出院后，既无法养活自己，又无法离开莫斯科。此外，也有一些是在这里喝上了酒（那个患水肿病的看来就是如此）。有的人没有生病，但是遭了火灾，要不就是老人，或者拖儿带女的女人。还有一些则是完全健康而能够干活的人。我特别注意这种完全健康而求人施舍的农民。我之所以注意这种健康而能够干活的农民乞丐，还因为自到莫斯科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为活动身体上麻雀山去和两个在那里锯木柴的农民一起干活。这两个农民完全和我在街上见过的那些乞丐一样穷。一个叫彼得，当过兵，卡卢加人；另一个是庄稼汉，叫谢苗，弗拉基米尔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两只手，他们一无所有。就是用这两只手，他们干着很重的活儿，一天挣四十到四十五个戈比。两人就靠这攒钱，卡卢加人攒钱买皮袄，弗拉基米尔人是为凑齐了钱回乡下去。因此，当我在街上遇见同样的一些人时，就对他们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那些人在干活，而这些人在要饭？
每遇见一个这样的农民，我总要问他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有一次我遇见一个留一把灰白胡子的庄稼汉，一个健康人。他向我要钱。我就问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他说是从卡卢加来挣钱的。起初他们找到了工作——把废木料锯成木柴。他和一个同伴搭伙，把一家雇主的木料全都锯完了。接着就去找新活儿，可是没有找着。同伴撒手不干了，他苦苦找了一个多星期，什么都吃光了，连买锯子和斧子的钱也没了。我给他一些钱买锯子，并指点他上哪儿找活儿干。我事先跟彼得和谢苗说妥了，要他们收个伙伴，并给他找个帮手。
“你就上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这儿的活儿可多了。”
“我准来，怎么会不来呢！难道乐意要饭不成，”他说，“我能干活。”
这个庄稼汉发誓说他一定来，我也觉得他不是在骗我，而是的确打算来的。
第二天我去找我认识的那两个农民。我问他们那庄稼汉来了没有。没来。好几个人都这样骗了我。骗过我的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说，他们只要有买车票的钱就回家去，可是过了一星期，就又在街上让我碰上了。我已经认出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他们也认得出我来。有时他们把我忘了，就对我故伎重演；有时却远远地见我就走。于是我才知道，在这种人里有许多是骗子。但就连这些骗子也很可怜。他们都衣不蔽体，身无分文，瘦骨嶙峋，满脸病容。这些人，正如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当真冻死的冻死，上吊的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