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城里的居民们谈起这些城市贫民时，他们总是对我说：“啊！您看见的这些还不算什么。您倒上希特罗夫市场去看看那儿的夜店。您在那儿会看见真正的‘叫花子连’。”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还对我说，现在他们已不是“叫花子连”，而是“叫花子团”了，因为人数太多。这个爱开玩笑的人说得不错，但是，如果他说现在莫斯科的这类人已不是连，也不是团，而是整整一支我想约有五万人的大军的话，他就说得更对了。一些城里的老住户向我说到城市贫民时，总是带着几分高兴，好像为他们知道这事而在我面前感到自豪。我记得，当我在伦敦的时候，[2]那里的老住户在说到伦敦的贫民时也仿佛是在夸口。他们说，瞧，我们这儿就是这样。
我很想见识一下我所听说的这种赤贫状况的全貌。我曾经几次动身去希特罗夫市场，但每一次我都感到可怕和内疚。一个声音说：“为什么我要去看那些我帮不上忙的人的痛苦？”另一个声音说：“既然你生活在这里，看到了城市生活的全部迷人之处，那就也去看看这个吧。”
于是，在一八八三年的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刮风的日子里，我到这个城市贫民的中心希特罗夫市场去了。那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时间是下午三点多钟。我才走到盐库街，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穿着一种不是自己的古怪的衣服和更加古怪的鞋子，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一种特别的不健康的脸色，主要是带着一种为他们所特有的对周围一切漠不关心的神情。穿着这么一身不三不四的古怪衣服，他们却走得十分自在，显然根本不去想他们在旁人眼里是什么模样。这些人全都朝一个方向走去。我不知路怎么走，但也不问，就跟着他们来到了希特罗夫市场。市场上有一些同样的女人，老老少少的，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衫、大衣、短褂、靴子和套鞋，尽管穿得丑，却照样从容自在，有的坐在那里做买卖，有的走来走去，相互谩骂。市场上人很少。显然是已经收摊了，人们大多从市场边上或穿过市场往山上去，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我也跟了上去。越往前走，汇集到同一条路上的这类人就越是多。在穿过市场沿街而上的时候，我赶上了两个女人，一个老，一个少。两人都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灰衣服。她们边走边谈着一件事。
在每个该说的词后面，她们总要再说上一两个没有用的，最猥亵的词。她们并没有喝醉，正在为什么事情发愁，而那些迎面走来的，以及走在她们前面或后面的男人，却对她们这种我听起来希奇古怪的语言不加任何注意。看来这一带的人向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左边有几家私人开的夜店，有的人进去了，别的人继续向前走。上山途中，我们来到街角一幢大房子跟前。和我同行的人多数在这幢房子门口停下来。在房前的人行道上，以及街上雪地里站着坐着的，全都是些这样的人。大门的右边是女人，左边是男人。我从女人们身边走过，又从男人们身边走过（总共有好几百人），在这条长龙的尽头停步。这幢让人们等在门口的大房子就是利亚平免费夜店。这群人是寄宿者，正等着开门。通常要到傍晚五点钟才开门放人。几乎所有那些被我赶上的人都是到这里来投宿的。
我站在男队的末尾。离我最近的一些人开始打量我，用目光追究着我的底细。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裳是那样五花八门，但他们投向我的一支支目光，表情却完全一样。所有的目光都流露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要在这里站在我们旁边？你是谁？是一个想用我们的贫穷来取乐，打发自己的无聊，然后再折磨我们一番的得意的财主，还是一个不常有也不可能有的人——一个怜恤我们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在这样问。他们不时瞟我一眼，一遇到我的目光，就转过脸去。我想找个人说话，却迟迟开不了口。但就在我们默默不语的时候，彼此的目光却使我们接近了。尽管生活把我们遥遥隔开，但在两三次交视之后，我们就感到了我们双方都是人，因此也不再互相害怕了。站得靠我最近的是一个农民，脸庞浮肿，留一把红褐色的大胡子，身上穿一件满是窟窿的长衣，光脚套着一双歪歪斜斜的胶皮鞋。而那时却是零下八度。当我第三次或第四次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我觉得和他已是那么亲近，因此不再不好意思和他说话，而是不好意思不说话了。我问他从哪里来。他很乐意地回答了我，也说起话来。其他人也走拢来了。他是斯摩棱斯克人，来莫斯科是为了找活儿谋生和纳税。“没活儿干，”他说，“如今活儿全让当兵的给夺走了。现在我就这样流浪。说实在的，都两天没吃啦。”他一边说，一边怯生生地试图笑一笑。有个卖蜜糖水的老兵就站在近旁。我唤他过来，让他倒了一杯蜜糖水。那农民把滚烫的杯子捧在两只手里，在喝之前，不肯把热气白白放跑，用杯子暖着两手。他乘暖手的工夫对我叙说了自己的奇遇。这些奇遇，或者说奇遇的故事，几乎全都一个样：干过一阵零活儿，后来活干完了，就在这里的夜店中被人掏了钱包和车票。现在是出不了莫斯科了。他说，白天他在一些小酒馆里取暖，靠吃点杂食（酒馆里的碎面包块）填肚子。有时人家给他点吃的，有时却赶他走。晚上就在这个利亚平夜店里免费过夜。他单等警察来巡视，好把他作为无身份证者关进监狱，解押到居住地去。“听说星期四会来巡视，”他说，“到时候就会抓人。但愿能挨到星期四就好了。”（监狱和解送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片乐土）
在他说话的时候，人群里有两三个人连声称是，说他们的处境也完全相同。
一个瘦削、苍白的长鼻子青年，身上穿一件两肩有洞的衬衣，头上戴一顶掉了硬檐的制帽，侧着身子从人群中向我挤过来。他不停地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但努力对农民们的话不屑地冷笑，以为这样会讨得我的好，并且用两只眼睛盯着我。我也请他喝了一杯蜜糖水。他同样捧着杯子用它暖手，但刚要开口说话，就被一个长鹰钩鼻子、穿花布衬衣和坎肩，但没有戴帽子的黑脸大汉推到一边。鹰钩鼻子也要一杯蜜糖水。接着是个细长条子的老头，留一撮山羊胡子，穿长大衣，腰里束着根绳子，脚下是树皮鞋，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是个小个子，浮肿的脸，眼里不停地流泪，穿一件褐色的粗布上衣，从他那条夏天穿的单裤的窟窿里，两只光光的膝盖很难看地鼓了出来，因为打哆嗦而不断地互相撞击。他由于哆嗦没能拿住杯子，把水洒到了身上。大伙纷纷骂他，而他只是可怜地强笑，继续打着哆嗦。再接下去是个独眼的残疾人，裹着一身破布，赤脚穿一双破鞋。往下轮到的是个当过军官的，再往下是个任过神职的，然后是个脸相古怪的没有鼻子的——所有这些又饥又冷、苦苦哀求而又恭恭顺顺的人都拥挤在我的周围，犹豫不决地想讨一杯蜜糖水喝。他们都喝到了蜜糖水。有个人向我要钱，我给了他。第二个、第三个也伸手要，一大群人把我包围住了。一片混乱和拥挤。邻屋的管院人为把这群人从他屋前的人行道上赶走，朝他们大喝了一声，这群人就乖乖地执行了他的命令。人群中出现了几个管理员，把我保护起来，想把我从拥挤的人堆里拉出去，可是先前沿着人行道排队的人，现在整个乱了，全都向我挤拢来。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向我伸出了手。他们的脸一张比一张更可怜，更疲惫，更屈辱。我带着的钱不多，约有二十卢布样子。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分光后，就和人群一起走进了夜店。
这个夜店相当大，由四个部分组成。上两层住男人，下两层住女人。我先走进女人住的地方。整个大房间里排满了床，很像是火车三等厢里的铺位。这些床铺分成两层——上铺和下铺。许多模样古怪而穿着同一类破衣烂衫的女人，有老有少，走进房间，各自占好了铺位，有的睡上铺，有的睡下铺。一些老妇人画着十字，为当年盖下这幢栖身之所的人做着祈祷，另一些人却在嬉笑和骂人。我走上楼去。那里的男人也同样占好了铺位。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一个我曾给过钱的人。一看见他，我突然觉得万分羞愧，就赶紧抽身走开。我怀着一种犯了罪的感觉离开了这幢房子，步行回家。到了家里，我踩着楼梯上铺的毡毯走进前厅，那里的地板上包着一层呢子，我脱去皮大衣，坐下来吃了一顿有五道菜的饭，由两个身穿燕尾服并戴着白领结和白手套的仆人服侍。
三十年前，我在巴黎见过人们当着几千个目击者的面用断头机砍掉了一个人的脑袋。[3]我知道那个人是个可怕的恶棍。我也知道千百年来人们为给这种行为辩白而写下的所有那些理论。我还知道人们是故意地、自觉地这么干的。可是在脑袋和身体分家并落进了木箱的那一刻，我还是惊叫了一声，并且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灵，而是用我的整个生命懂得了，我听到过的关于死刑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胡说八道；懂得了，无论有多少人为了杀人而聚集在一起，无论他们把自己称做什么，杀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而刚才就是在我眼前发生了一起这样的罪恶。我因为自己在场袖手旁观而赞成了这起罪恶，参与了这起罪恶。现在也是同样，看见成千的人在挨饿，挨冻，受辱，我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灵，而是用我的整个生命懂得了，当莫斯科有几万个这样的人存在的时候，我和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却在大吃里脊肉和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匹和铺地板，无论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说，这样的事是多么必要，我还是懂得了，这就是犯罪，并且不是一次性的犯罪，而是经常不断地犯罪。我还懂得了，过着这种奢侈生活的我不但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对我来说，这两次印象的区别仅仅是，在那里我所能做的只是对那些站在断头机旁边主使杀人的凶手们喊叫，说他们是在作恶，并努力使出一切手段去阻挠他们。但即使我那样做，也能预先知道，我的行为阻挠不了杀人。而在这里，我能给予的就不仅仅是蜜糖水和随身带着的一些零钱，我还能奉献出自己身上的大衣和家中所有的一切。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此当时我觉得，现在也觉得，并且还将不断地觉得自己是这种经常不断地犯罪的参与者，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另一个人完全没有食物，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连一件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