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从利亚平夜店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印象说给一位朋友听了。这位朋友，一个城市居民，十分愉快地告诉我说，这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都市现象，只因为我自己土头土脑，才这么少见多怪。他说这种事情向来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还说本来就应该如此，这是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伦敦的情形更糟呢……可见，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对此不满是不应该的。我开始反驳自己的朋友，但我的话说得那样激烈，那样愤怒，连妻子都从隔壁房间跑过来，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原来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竟连哭带喊地朝我那位朋友挥舞两手。我叫喊着说：“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他们为我这种不必要的暴躁羞臊了我一番，说我根本不会平心静气地说话，说我的激愤令人不快。主要的是，他们向我证明，这样一些不幸者的存在绝不应该成为毒化自己亲友的生活的原因。
我必须承认，这话是有道理的，于是就沉默了。但在灵魂深处我觉得我是对的，因此又无法感到宽慰。
以前对于我就是陌生而奇怪的城市生活，现在更加使我厌恶，以至我原先当做快乐的奢侈生活的种种乐趣，现在对我来说成了痛苦。无论我怎样想方设法从自己内心找出一点能为我们这种生活辩白的理由，我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或别人的客厅、清洁而气派的酒菜、轻便马车、养得肥壮的车夫和马匹、店铺、剧院、俱乐部。我不能不看见，就在这一切的旁边，有利亚平夜店里的人在忍饥，挨冻，受辱。我不能摆脱一种想法，即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一件事是由另一件事产生的。我记得，我的这种负疚感一产生就始终留在我的心头，不过很快又有另一种东西掺进这种感觉之中并且淹没了它。
当我把我对利亚平夜店的印象说给我的好朋友和熟人听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全都和我曾向他叫喊的那第一个朋友给的一样。此外，他们还对我的善良和同情心大加赞扬，让我明白，这种景象之所以对我产生非常特别的影响，仅仅是因为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也就十分乐意地相信了这一点。一眨眼的工夫，我起初体验到的那种谴责和悔恨的感觉，就在我心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的美德十分满意的感觉和一种把这美德说给人们听的愿望。
我对自己说，的确，对此应负罪责的必定不是过着奢侈生活的我，而是各种必然的生活条件。要知道，改变我的生活并不能纠正我所看见的恶。我若改变自己的生活，只会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幸，而那些人的不幸依然如故。
因此，我的任务并不像我起初以为的那样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尽我所能地促使那些引起我怜恤的不幸者的处境得到改善。问题全在于我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为他人做好事。于是我开始考虑一个慈善活动的计划，以便在这种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全部美德。然而应该说，就是在考虑这种慈善活动的时候，我的心灵深处总是觉得这不对头。但是正像常有的情形那样，理智和想象的活动在我身上压下了这种良心的声音。这时开始了人口调查。[4]我觉得这正是实施那种我想借以表现自己的美德的慈善事业的手段。我知道莫斯科的许多慈善机关和团体，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全部活动比起我想干的那番事业来是既虚伪，又渺小。我想出了这样的点子：唤起富人对城市贫民的同情，收募钱财，征集有志于促进这一事业的人员，借人口调查之便走访所有的贫民窟，除进行人口调查工作之外，还要与不幸的人们交往，详细了解他们的需要，用给他们钱，帮他们找工作，把他们送出莫斯科，安排孩子上学，安排老人进养老院和福利院等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非但如此，我还想由参加这一事业的人组织一个常设团体，要它分管莫斯科的各个地区，留意不再让贫穷和困苦孳生出来，要它经常在贫穷刚刚露头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它将履行的职责与其说是医治城市的贫穷，不如说是预防城市的贫穷。我甚至已在想象，今后城里不要说是乞丐，就连普通的穷人也不会有，这一切都将是我的功劳，我们富人在这之后就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吃有五道菜的饭，坐轿式马车去戏院和俱乐部，再不必为我在利亚平夜店里看见的那种景象感到难为情了。
我制定了这个计划以后，写了一篇有关的文章[5]。在把它送去付印之前，我找过许多熟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对我在那一天见到的所有人（我特地去找了许多富人），我都说了几乎和我后来写在文章里的同样的话，建议利用这次人口调查弄清莫斯科贫民的情况，用行动和钱财帮助他们，使莫斯科再不会有穷人，而我们富人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我们所习惯的安乐生活了。大家全都专心而严肃地听我说话，虽然这样，在他们身上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只要听众一明白事情的关键，就都仿佛变得困窘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们仿佛觉得害臊，主要是为我害臊，因为我说的是蠢话，但又是一些他们怎么也无法直截了当地说它是蠢话的那种蠢话。仿佛有一种外部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迁就我的这番蠢话。
“是啊，是啊！当然啦。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他们对我说，“自然，对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不表示同情的。不错，你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自己也这样想过，但是……我们这儿的人一般都麻木不仁，恐怕很难指望会有多大成功……话说回来，从我这方面来说，当然，我还是很愿意合作的。”
大家都对我说了这一类话。大家都表示赞成，但他们之所以赞成，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说服了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自愿，而是有一种不容他们不表示赞成的外部原因。我觉察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那些答应用金钱来提供合作的人中间，竟没有一个是本人定出他打算捐献的款额的，总是必须由我来确定这个数目，并且问他：“那么我能指望您出三百卢布，还是二百卢布，还是一百卢布，还是二十五卢布呢？”没有一个人掏钱。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当人们掏钱买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们通常给钱给得很快。如果是订萨拉·伯恩哈特[6]的包厢，为了稳妥起见，他们会立刻把钱塞到别人的手里。可是在所有同意捐钱并表示了同情的人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提议马上付钱，他们只不过默认了我所定下的数目。在我那天晚上所到的最后一户人家，我无意中碰上了一个很大的团体。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好几年来一直从事着慈善事业。门口停着几辆轿式马车，前厅里坐着一些仆人，都穿着讲究的镶金边制服。大客厅里有许多身穿华贵的衣服和佩戴华贵的首饰的太太小姐，她们围坐在两张桌子和好几盏灯的四周，正在给一些小布娃娃穿衣服。有几个青年男子也在这里，伴在女士们身边。这些女士制作的布娃娃想必是要拿去让穷人抽彩的。
这间客厅和聚集在里面的人的模样令我感到极不愉快。且不说聚集在这里的人家资都有几百万之多，且不说花费在衣服、花边、青铜器、胸针、车辆、马匹、镶金边制服和仆役这些上面的钱所生的利息都要比这些女士制作的东西多一百倍，单是那些开销，即这些先生女士坐车上这儿来一次，他们的手套、内衣、车马费，以及女主人的蜡烛、茶叶、砂糖、点心等所花掉的钱，就比这里正在制作的东西多一百倍。我已领教过这一切，因此心里十分清楚，我的事业是不会从这里得到同情的。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无论这对于我有多难堪，我还是说了心里想说的话（我说的话和我写在文章里的几乎完全一样）。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女士表示愿意捐钱，她说，因为自己易动感情，无法亲自前去看望穷人，但钱是可以给的。至于捐多少钱，什么时候交钱，她却没有说。另一位女士和一位年轻人表示愿意走访穷人，但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而我前来求助的那位主要人物则告诉我说，帮不了大忙，因为资金不足。而资金不足的原因是莫斯科的富人已经全都上了帐，从他们身上已经要走了能要的一切，这些慈善家们也已全都获得了官职、奖章和其他各种荣誉，要使募捐成功，就需要向当局申请到一些新的荣誉，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非常难做到。
那一天，我回到家里躺下睡觉的时候，不仅有一种我的设想将会完全落空的预感，而且还觉得可耻，意识到自己整整一天干的都是非常可鄙可耻的事。但我没有使这件事半途而废。首先，事情已经开了头，单是一种不正确的羞耻心也会使我不能就此罢手。其次，不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功，致力于这件事本身就使我能够继续生活在我的生活条件中。然而失败却使我必须抛弃自己的生活去探索新的生活道路。那正是我无意之中害怕的。因此我没有相信内心的声音，继续做那已经开了头的事情。
我把文章送去付印以后，又在市议会上宣读了它的校样。我读它的时候，脸红得都流出了眼泪，而且结结巴巴起来，我觉得实在太难堪了。我看见所有的听众也都觉得难堪。当我读完了文章，问人口调查的领导者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提议，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当社会和穷人之间的中介时，全场报以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后来有两个很会说话的人发了言。他们的发言仿佛扭转了由我的提议引起的难堪局面。他们表示和我有同感，但又指出，我这个得到众人赞许的想法是无法实行的。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可是后来，由于我仍然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分别去问那些领导者是否同意在人口调查的同时考察一下穷人的需要，并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当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中介时，他们又都作难了。他们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真是的，别人因为尊敬你才给你打了圆场，可你又来了！他们脸上带着这样的表情，可是嘴里却对我表示同意，其中还有两位就像商量过似的，用同样的话分别对我说：“我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义务这样做。”我的意见对一些前来担任人口统计员的大学生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在做人口调查的时候，除了人口调查的目的，还应当力求达到一个慈善的目的。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仿佛都不好意思看我的眼睛，就像是不好意思看一个说蠢话的好心人那样。当我把文章交给报社的编辑时，我的文章对他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妻子，对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是这样。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难堪，但又都觉得必须赞成这个想法。在赞成之后，他们大家又立即对事情能不能成功表示怀疑，不知道为什么（但无一例外）还谴责我们这个社会和所有的人（他们自己显然除外）麻木不仁，冷酷无情。
我在心灵深处始终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头，都要落空。但文章已经发表了，我也就参加了人口调查。事情由我发端，现在它牵着我走了。